网络上对一件事情充斥着大量的评论和不同的组词方式。这是现时代人情感的体现。

也是大数据的体现方式。分析玩游戏的,听歌,看电影,书评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体现

着不同的思想逻辑。在我眼里逻辑是这样的,西方教育和东方教育,个人与集体意识的展现

造成了想法的不同,这就是逻辑的不同,而支持这种逻辑的想法是怎样的,所体现的。

体现引发的行为,语言,肢体,外表,美观差距等。事实使得我的判断和预见更加精准。

并不能说一个在网上吐脏话的人在现实中就是一个恶劣的人。人是伪装自己的行为和语言的。

或许在现实生活中所体现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只能从数据中得到人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切勿在数据中带入自己的感情和逻辑,因为无从知道人物经历过什么,由信息差引发的逻辑差。

一个人先天接受的信息的方式有这几种,学校和影视,音乐。

为什么街上的杀马特和古惑仔不复存在?我猜想和影视经济息息相关的。

影视所传播的逻辑已经无法满足现时代的发展,它是现时代的需求并且在不断变化。

这些信息不断的向人的大脑灌输逻辑。


影视历史

为什么我爷爷会喜欢看老版西游记和一些比较很多年前的电视。

我妈妈喜欢看一些抗日战争家庭爱情勾心斗角片。

我喜欢看网飞和HBO所谓的高成本片,迪士尼作品。

要我去看那些催泪战争爱情片,我难以接受那种逻辑。为什么呢?

就好像要我妈妈看西游记,她也肯定也不喜欢看,但是我爷爷喜欢看。

我也无法保证网飞和HBO拍的片子放到以后就会有逻辑错误,但是我就是喜欢看。

中国的战争片和四大名著从电视机传进来就一直在翻播,也不考虑一下人们的审美疲劳。


从1838年的法国画家达盖尔的银版照相法,照出黑白照片。

从1861年的第一张彩色照片,苏格兰皇家学院的《苏格兰花格呢缎带》

从1888年的法国人路易斯·普林斯拍摄的《朗德海花园场景》短片

我家是在1997年花了1000多块钱才有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机,那时候大家都是黑白电视机。

早期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_1949年以前孙晓天

目前来看,中国有关电影的描述性文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年前后,但最初的电影史意
识的出现却要延后至年。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中,法、美、日等国都有了严格意义上的长
篇电影史研究文章和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大部头电影史出版物诞生,美国从年到年间
出版了《汤默斯爱迪生的一生及其发明》、《电影摄影机、电影放映机与有声电影摄影机的发
明史》、《爱迪生,他的一生和发明》、《娱乐世界的商业巨子》、
《卡尔莱默尔的一生及其历险记》、《年电影年鉴》、《电影历史》、《科学的戏剧》、
《电影的历史》、《电影世界名人录》等

考证出拍摄第一批国制影片的上海亚细亚影片公司在
年前后的出品至少有“新闻短片《上海战争》、《上海万国商团体操》;家庭或滑稽新剧短
片《难夫难妻》(两本)、《三贼案》(两本、《风流和尚》、《横冲直撞》、《赌徒装死》、
《滑稽侦探》、《老少易妻》、《滑稽爱情》、《风流和尚》、《活无常》、《熊吓人》、
《慧儿》、《救女得妻》、《顽仆戏主》、《滑稽决斗》、《孤儿恨》、《苦力(人)发横财》
(两本、《杀子报》(三本)、《汽水沐浴》、《侦探私情》、《巧幕妙术》、《新茶花》、
《黑籍冤魂》、《五剑光》、《脚(踏)车闯祸》、《乡下人》、《悦伯和牙疼》、《呆仆》、
《醉汉结果》、《怕妻聚会》、《一夜不安》、《痴心梦想》、《马四得梦》;
风景短片《杭州(西湖)风景》等部影片


瘦月所记录的部影片中涉及的社会问题相对集中,基本可分为政府及其权力机构的不作
为(《老少易妻》、《三贼案》、《熊吓人》);封建婚姻制度(《难夫难妻》、《老少易妻》、
《滑稽爱情》、《救女得妻》;阶级分化(《顽仆戏主》、《苦力人发横财》;
偷盗抢(《三贼案》、《活无常》、《慧儿》、《救女得妻》;赌博、彩票(《难夫难妻》、
《赌徒装死》、《苦力人发横财》;通奸(《滑稽侦探》、《风流和尚》、《孤儿恨》)六类。
这六类问题在影片中多有交叉,而每部影片又反映出了每一个社会问题中的不同侧面,
其中很多问题都是对于影片所产生的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关于政府及其权利机构不作为,
影片均用讽剌的口吻加以表现,《老少易妻》中官员断案
仅看外貌,以致配错了夫妻;《三贼案》中警察破案靠“求佛”和运气;《熊吓人》中的巡士居
然仅因卖艺者养的熊闯入警署而吓得魂飞魄散、落荒而逃。关于影片中所反映的封建包办婚姻
问题,在以军事或朝代更迭为主线的历史书写中一般都被寥寥带过,但在瘦月所记录的部影
片中,却分别从媒灼之言、父母之命、卖女抵债等几个角度形象、生动的描绘了当时的婚姻制
度问题。虽然影片以喜剧的形式将这类问题加以表现,并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尾,但其中却
明显地蕴含着社会悲剧的内核。关于赌博、彩票、装鬼吓人等话题,表面看是作为影片噱头而
出现的,但在陈伯熙所作的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之一《上海轶事大观》中却将同样的问题作为清
末、民初市井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加以记录。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西人用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得先进与宪杂的西洋文化同时蜂拥而至。
于是,在电影还未进入中国之前的半个世纪中众多西洋娱乐形式,如乘火车、吃冷饮、看马戏、
溜冰、赛船、拍婚纱照、办西式婚礼、庆祝西洋节曰等就己经逐步被资本家、暴发户、
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等享受阶层的中国人所接受

在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中,不论是电影,还是报刊业,其生存环境都并非一帆风顺。
报刊业不仅承受要竞争压力大、资本不稳定等客观风险,就连报贩都“可以挟制报馆”,
甚至“操各报生死之大权”。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就曾提到:“新开报馆,
先要与他们讲条件,或者请一次客。”报馆要想通过报贩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就必须接受报贩开出的各种条件,包括压低报价和变更内容等等。
在这样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市民化和娱乐化就成了小报赖以生存的必然选择,
使其能够在艰难的生存境遇中保证最大的读者群体。

电影的商品性决定了电影杂志与生俱来的牟利取向,
而报刊业的艰难处境则决定了娱乐化倾向在电影杂志的牟利行动中所占据的重大比例。
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明星”在电影刊物中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文本,它由电影而来,
同时指向电影观众和杂志读者了两个受众群体,
又意图通过受众的想象将一个个银幕形象与文字描述连接起来,
赋予“明星”这个语汇以双重的吸引力,并最终使两个读者群体相互作用、合二为一,
从而达到互惠的宣传效果,既能吸引电影观众,又能将读者变成观众的关键点。

“明星小传”在电影刊物中拥有固定的版面起始至年创刊的《电影杂志》。从
年的十三期杂志中,可以找到近百篇类似的文章。在最初的一两期中,多为简短的人物介绍,
如第期中的《古井重波记中之》、《海誓中之》、《韩芸挣女士》、《耐梅女士》、
《王汉伦女士》、《郑職聘君》,第期中的《王君元龙》,第期中的《张君织云小传》、
《余琪女士》等人物小传,多为字左右的短文,简要介绍了人物的人生经历和从影经历。

“余瑛女士者,生于苏之吴县,为上海启秀女学毕业生,姿态秀丽,举止端庄,而尤富演
剧之天才。民国十一年,明星公司成立,登报请演员,女士与其未婚夫郝君金生,及其友余瑗
女士,通往应选。彼之戚属,当时颇有阻其行者,女士则曰:电影为人生艺术,演员即艺术家,
吾人不可自薄,亦不可失却自成之机会女士既入明星公司,即与郝君金生同饰该公司第
一剧《滑稽大王游沪记》中之懒夫妻其后又摄《劳工之爱情》,女士饰剧中之医女,表
情益见进步”

(一)徐耻痕的“鸳蝴情结”
发端并兴盛于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鸾鸯蝶派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兴起的新文学
阵营眼中,是一个诞生于十里洋场,坚守着固步自封的旧道德,以娱乐、消遣为旨趣的饱受批
判的文学流派。其作品则多沉迷于“才子佳人”、“偷香窃玉”、“侦探武侠”等缺乏进步意义的
“小市民胃口”之上,丝毫无益于革命事业和社会教育。这些激烈的批判随着新文学阵营的不
断壮大而与日俱增,直到这个曾经轰动于旧上海繁华景象中的文学流派彻底消失。这些批判之
词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后来的很多人将鸾鸯蝴蝶派文学作为“声色名利”、“香艳浮
华”的旧派文艺的代表。事实上,鸾鸯蝶派文学创作的确是注重文学的娱乐性和消遣性,也
的确是多含传统文化和旧道德的成份。但它作为一个特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也具
有不少的积极意义,有的作品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社会问题,有的作品则蕴涵着丰富的现代性元
素,在继承和保守传统观念的基础上,为民国时期的读者带来了西方的现代思维方式和生活习
惯。有的鸳糊文人还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并与后来的“左翼作家”来往繁多,
徐耻痕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对于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继承来看,首先是《中国影戏大观》全部采用文言形式编撰
而成,其次是在其介绍和论述中多以伦理道德观念,甚至是封建伦理道德观作为评价的依据。
该书常常在介绍影戏从业人员时,以其品质作为最基本的评价标准。前文提到过的对导演张石
川的评价就是以其“少失怙,事母以孝闻”为开端,后又赞扬了宣景琳的“出游泥而不染”。而
在《电影演员联合会之今昔》一文中则对电影联合会因某女演员挂名女招待,有损演员人格与
声誉,不许会员与其配戏一事大表赞同,并誉此为“一段佳话”。除此之外,该书对于影片公
司和影片的评价也常常以“是否具有一种主义”和“是否有伤风化”为标准。但是,与此同时,
《中国影戏大观》也表现出其现代性的一面。且其现代性特征并不与其对旧文化、旧思想的传
达相对立,反而能够融洽处之。在《中国影戏大观》中,“新”与“旧”基本上可以说是两个互
不干涉却又血脉相通的“个体”,就像一个家族中的两代人,尽管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不同,但
却有着剪不断的亲缘关系。

《中国影戏大观》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作者的“职业作家”的身份,
体现出了现代文人的特征;二是通过通俗化和娱乐化的表征再一次预示了消费意识在文化领域
中的崛起;三是向往真情与自由的爱情观和强烈的民族意识等新思想的出现。


可以说中国对于电影与社会教育之关系的认识在年代之前就已产生,但是到了国民党南
京政府成立之后,这一理念才得以官方的名义被强化。年月日,为增强“教育电影”
的社会作用与响应“国际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中国政府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主席,以郭有守、
徐悲鸿、陈翰室、欧阳予倩、陈立夫、田汉等电影界、文化界、
教育界名流为代表的“中电影协会”,并被教育部制定为中国教育电影的代表机构。

就对电影意识形态的要求而言,“国民党力图通过电影检查建构对三民主义一元意识形态之
尊奉和‘党治’下的民族国家认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除了利用审查这种常规手段控制电影创作之外,国民党政府还一方面对“对各电影公司老板、
经理和主要创作人员进行拉拢、利诱,威胁不要拍摄鼓吹阶级斗争的影片”,并指派专员进入明星、
联华等民营电影公司中任职,“迫使电影公司拍摄符合他们意志的电影”;
另一方面则直接使用暴力手段恐吓、捣毁进步电影的创作基地。

因此,这一时期中只有《电影》杂志中的《发明影片华纳兄弟的成功史》(年),
《电影论坛》中的《中国电影四十年——中国电影的史的发展过程》(、《香港电影论》(、
《论美国电影》(、《中国女明星的轨迹》(、译文《现阶段的苏联电影一一苏联电影业三十年》,
以及《青青电影》中的《中国电影史记》(等,
不足十篇电影史研宄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

我看到很多论文一边写着让文艺家大胆创作,不过前提要坚持4个思想。

也就是说电影不能违背政治的意图,必须符合政治的需求,这很讨厌。


华语电影历史

华语电影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中国大陆电影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未成年时期:我妈喜欢看苦情剧,我爸喜欢看战争剧,我喜欢看武侠剧

白天我掌握动画电视权,晚上我妈掌握苦情电视权,天气预报和新闻联播我爸掌权。

电视剧历史

要知道当时打开电视只有一个台可以看,那就是江西电视台。

江西卫视_百度百科 (baidu.com)

江西卫视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70年代-到现在播放过什么电视,没有找到记录

我大脑里面的记忆,还有很多电视和动画印象不是很深

电视剧 动画片 电影
2002风云2005风云二 2004迪迦奥特曼 2010铠甲勇士之帝皇侠
2003苏有朋倚天屠龙记 2004神龙斗士
2005亮剑 2005喜羊羊与灰太狼
2005仙剑奇侠传 2005猪猪侠
2006武林外传 2007数码宝贝
2006七剑下天山 2009电击小子
2007新上海滩 2009铠甲勇士
2007魔剑生死棋 2011星游记
2011爱情真善美 2012魔角侦探
2011爱情睡醒了

母亲的记忆,苦情剧。值得一提的是也是我喜欢我的同桌9年之久易琳琦,2009年我就喜欢她。

电视里面也在宣传爱情,高安的09年《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在电视经常播放的歌曲。

我曾经唱出来,看来电视对人的影响不小。

唐嫣(中国内地女演员)_百度百科 (baidu.com)

电视剧 饰演
爱情真善美 女主角夏天美
爱情睡醒了 女主角刘小贝
仙剑奇侠传三 紫萱
风云二 楚楚

我对女性的审美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她,唐嫣所扮演的角色的共同特点

单纯善良,痴情女子,环境优越、个性率真

机灵纯真
机灵纯真
电视剧
1961刘三姐斗地主
1984昨夜星辰17集
1986林海雪原10集
1990渴望50集
不知道哪个版本的 武则天

我母亲说她父亲是这样说她”你天天就知道看电视,等你长大以后,就嫁给家里有电视机的人家”

我认为我也遗传了我母亲爱看电视的这个显性特点(好奇心)

从我母亲的观影特点来看,喜欢看带有女性角色的封面影视,记忆也是偏向女性为主角的影视。

1977至1995年主要在诉说文革的痛苦,伤痕文学的推广

这导致我母亲喜欢看这种苦情剧的一个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是生产大队的黑白电视机的完善。

1996至2000改革开放的深入,商业电影开始出现


教科书历史

从汉朝刘彻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影响到今天。

儒学为主-到现在依旧是主流思想。

我想知道校园教育到底输入 了什么潜意识逻辑,组词方式的根源。

巴金的漫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还有孔老二贴吧真是大开眼界。

四书五经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部编语文1到6年级教材目录大全 - 百度文库 (baidu.com)

人教版小学语文1-6年级目录 - 百度文库 (baidu.com)

1-6年级的教科书开始部分是识字阶段和动植物阶段,少部分的国家思想。

我有记忆的是一年级的小松鼠找花生,听写找字和窗字写错了,深深的恐惧。

还记得我系着黑不溜秋的红领巾对着类似苏联国旗宣誓成为一个少先队员

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

小燕子来了,春天来了大致就是这些记忆。

6年级我玩耍不小心把王钟秀的课本封面搞落下了,和她争吵了,的确是我跑步把封面卷下来了。

《拔苗助长》,《亡羊补牢》,《守株待兔》,《爬山虎的脚》,《爱迪生救妈妈》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雅鲁藏布大峡谷》,《詹天佑》,《伯牙绝弦》,《卖火柴的小女孩》

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目录(七至九年级) - 百度文库 (baidu.com)

7-9年级有记忆

有个外来的流氓到学生宿舍抢了打了丁文彬一巴掌,拿了他的20块钱和20多块钱黑白游戏机,

他一个个问我们有没有钱搜我们的身,最后被警察抓住了。

《论语十二章》,《皇帝的新装》,《爱莲说》,《中国石拱桥》

《桃花源记》,《岳阳楼记》,《孔已己》,《出师表》,《海燕》,《记念刘和珍君》

高一到高二的记忆

最新人教版高中语文目录 - 百度文库 (baidu.com)

《再别康桥》,《荷塘月色》,《兰亭集序》,《窦娥冤》,《蜀道难》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林黛玉进贾府》,《滕王阁序》,《堂吉诃德》,《高老头》

寄情山水,英雄义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

为什么会记得那么多古文,因为要求全文背诵。语文课本记录上面的白话文章大部分感觉是

从不懂外国作品,翻译抄过来的,而白话文改革刚开始,影视媒体未诞生,所以写作如此僵硬。

从白话文作者的人生经历来看,难怪教科书大量的白话文学不接地气。

旧时代社会的映射,国家豪情壮志,忠义,寄情风水居多

对中学语文教材价值取向的研究与反思_郑雅琴2008

I.在中美语文教材价值取向方面

本文认为教材的价值取向主要分为人文性价值取向和工具性价值取向两大类。
美国语文教材的人文性价值取向主要有 追求个人进取、自由、平等;多元的文化及价值观;
宗教情怀;直面战争渴求和平,追求民主法制;民族精神几个部分组成。
工具性价值取向则主要体现在教材的问题设置部分
着眼于培养学生的文学综合素质和思想实践能力。
我国语文教材的人文性价值观向主要分为社会中心;人与自然的和谐亲近;重视传统文化;
对生命的体验与思考这几个部分组成。工具性价值取向则主要强调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中美语文教材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相同之处, 
就是注重民族自豪感,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重视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培养。
也存在不同之处,就是在育人目标,问题模式,对阅读方面的要求,
对多学科融合的重视,能力培养,个人与集体以及宗教关怀上面有所差异。
而中美语文教材在 价值取向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异,
本文认为主要是由中美在语文教育中的指导思想的不同
和对语文学科性质的侧重方面不同而决定的。
因此,中国的语文教材有必要吸取美国语文教材的各种优势,从人的培养目标、
教材编写的多元化、教材编写提供的阅读背景上以及
在课后问题的设置上来改进我国的语文教材,
使我国的语文教材更具时代性、实践性、丰富性和灵活性。

美国是一个教育分权的国家, 价值多元化, 理性主义教学方法流行, 
教材种 类繁多 。全国并没有一个统一使用的 《语文教学大纲 》 或 
《语文课程标准》。美国通常是由各州 自行确立课程的基本要求, 
学校酌情决定使用的教材 。政府只能通过研究 、 
协调的方式宏观影响学校的课程和教材方面的工作 。
而且美国教育非常 重视学生个性发展, 整个社会不提倡学校和教师使用统一教材 。
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编写制度, 
每一个州可以依据本州的法令就教材的有关 问题做出规定 。
某一学区使用何种教材, 由学区根据州的有关规定进行选择 。
一 般是由教师投票决定, 而不是靠什么行政命令。当然, 在教师的背后是家长, 
因此竞争在高中语文教材编写中相当激烈。

II.中国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概况

我国教材编写主要有国家统一教材编写和地方教材编写两种编写体制,
在2002年以前中学教程以人教社牵头的国家统编教材为主,2002 新课标实施后,
地方性教材开始在一些省市流行。统编教材的编写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5)解放初期的中学语文课本。1950年,选用解放区的中学语文课本。
195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出版。
它适应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的需要,
继承了解放区的中学语文课本的优良传统,以老解放区的一些语文课本为蓝本,
突出课本的思想政治性,并紧密配合当时的革命形势,
选入大量反映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的文章。
这套课本基本上肃清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反动思想对教材的各种影响,
在思想教育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缺点是在语文教育方面没有来得及作周密的考虑,
语文能力训练和语文知识没有系统、具体的安排,忽视文言文,课本分量偏轻。

第二阶段(1956〜1957)文学、汉语课本。这是新中国中学语文课本的第一次改革。
1954年开始编写,1955年开始试教,1956年在全国推广,1958年这项改革在全国停止。
这套课本的文学教学目的任务和各年级教学要求比较明确,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文学教学体系,
选文绝大多数是名家名作,编排方式灵活多样。 但是过分强调纯文学教学,忽视作文教学,
忽视一般语文能力的培养;按照文学 史系统由古到今的编排方式,违反了由浅入深的原则;
偏重思想内容和文学形象 的架空分析,忽视课文的语言文字教学;
分量偏重,一些课文过长等。

第三阶段(1958〜I960)重新编写的语文课本。1958年,人教社开始重编综合性的语文课本。
这套课本选材面广,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和 文学作品。
课文按思想内容组成单元。语文知识性短文穿插在各单元之间。
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过多选入结合政治形势的文章,使课本几乎成了报纸杂志的文章汇编。
1959年的语文课本修订本与1958年本相比,增加了课文篇数,补充了语文知识性短文,
增选了文言文,比较注意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但仍然偏重课文的思想政治性,
对语文的工具性重视不够。1960年,语文课本的修订本修订 幅度较大,继续增加课文篇数,
并增加课文难度;课文按记叙、说明、议论的顺 序编排,分精讲、略讲两种;
语法知识分散在各册的练习里。但仍然存在不恰当 的强调政治的倾向,
有些课文篇幅过长,单元的编排缺少计划性,对语文训练重视不够。

第四阶段(1961〜1965)新编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试用本)
和新编十二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
十年制中学语文课本(试用本)是人教社根据中央关 于缩短年限、提高质量的指示编写的,
1961年开始编写,1964年完成,初中6册, 高中4册。这套课本注意思想政治教育,
选了不少政论文和表现现实生活的文章; 
注意培养读写能力,选文力求典范;课文的编排试图以培养读写能力为序。不足
是缺少实用性的课文,没有应用文,说明文很少;在编排上,各年级的语文训练的重点不明确。
新编十二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是根据《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 纲(草案)》的精神编写的。
1962年开始编写,到1964年编出初中一至四册,没 有编完。这套课本突出了语文的工具性;
扩大了选材范围,提高了语文质量;重 视多读多写。不足是忽视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
排斥文学教学,编排缺少严密的 系统性和科学性。

第五阶段(1966 - 1976) “文革”时期。这一时期全国没有统一教材,
由各 省、市、自治区以至基层学校自编。,这些自编教材在当时的思想政治路线下,
完全置语文教学的规律于不顾,突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些地方还将政治、 
语文教材合二为一,编为“政文课本”,就更加违反语文教学的规律。

第六阶段(且1977-1988) “文革”后重新编写的语文课本。
十年制中学语文课本(试用本)是根据《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诗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
的精神编写的。1977年开始编写,1979年编完,初中6册,高中4册。
这套课本对肃清 “四人帮”在语文教学中散布的流毒,
拨乱反正,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起了积极作 用。不足是“时文”多了一些,课文总数偏少,
编排的系统性不够严密。这套课 本于1981年开始修订,改为正式本,
同时新编高中语文课本第五、六册,全套共 12册,供全日制六年制中学使用。
这套课本进一步排除“左”的影响,扩大选材 范围,提高了课文质量;增加了课本分量;
编排有序,由浅入深;加强了语文练 习。但教学目的任务仍不够明确,
编排的系统性仍不够严密,对实用性仍注意不够。

第七阶段(1989〜    )义务教育初中语文课本和新编高中语文课本。根据《九
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和1992年颁布的试用稿的
精神,从1989年开始,编写“六三”制、“五四”制各一套初中语文课本。
三年制教材的总体结构分三个阶段,课文阅读分三种类型,课文练习分三个层次,
对语法教材作三点改进,全套教材既有明确要求又有较大弹性。四年制教材除总体 
结构多一个阶段,其他都与三年制教材一致。
普遍反映这是人教社编写出版的几套初中语文教材中较好的一套。当然,
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逐步解决。近几年来,语文教材建设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
配合课程改革诞生的新教材,更是开启了语文教材建设的新篇章。

III.美国中学语文教材人文性价值取向

第一、追求个人进取、自由、平等
首先,个人主义是美国人性格中很重要的一点。强调个性解放与自由,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美国人在对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 
把“自我”、“个性”和“追求成功”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这一价值取向在美国 语文教材当中也体现了出来。

妇女同黑人一样,争取平等的斗争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道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
妇女开始对自己的处境提出异议,并展开了争取平等权利的女权运动。 
在教材中,美国选取了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来表现对两方面平等的争取, 
一方面是对民族平等的争取,另一方面是对妇女平等权利的争取。
作为一个典型的女权主义文本,《女勇士》讲述了几个华人女性的故事,
反映了第一代华裔美国 人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确立自我的艰难历程,
表现了被压抑的女权意识的觉醒和 向男权社会的挑战与复仇。
表达了女性应自立、自尊、自强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的思想。

第二、多元化的文化及价值观

林肯这个形象,在美国人眼里,几乎是神圣的。但美国语文教材在选取他的
《葛底斯堡演说》的时候,同时选取了了他的“敌人”罗伯特•E•李的文章《给儿子的信》。
《葛底斯堡演说》代表的是战争中的北方,而《给儿子的信》却代表 的是战争中的南方。
虽然美国历史教科书也承认,南北战争中的北方阵营代表着 正义力量,
南方阵营代表着反动势力。但即便是这种无论如何看都己泾渭分明的历史事件,
在“主流价值观”面前,与它有关的不同类型乃至截然对立的历史人物,
仍然能够有其各种各样的历史观来诠释。教材在选取这两篇文章时,
并不强求学生要达成一个统一的历史观,
这便是美国教材中体现出来的多元化历史观。

最后,在美国繁荣发展的时候,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却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
《前七年》这篇课文正是体现了父母与孩子之间价值观的鸿沟。上一代人努力工作,
追求物质财富,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下一代人认为上一代
人为自己创造下来的物质舒适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更追求的是精神生活。
教材当中并没有对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进行评价,而是让学生自己去体会与讨论,
更加体现了美国多元化的价值观。

第三、宗教情怀

其次,18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次宗教改革运动一一“大觉醒”运动席卷了北美殖民地。
该运动打破了官方教会对人民思想的枷锁,促进了 13个殖民地走上 统一的道路,
加速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从而为几十年后爆发的独立战争奠定了 思想基础。
此次以传道方式来激发信徒的宗教情感。
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爱德华滋和怀特菲尔德均强调宗教感情和个人对上帝的爱,
大大促进了宗教生活的自由化、 个人化和民主化。在教材中,
选取了在“大觉醒”运动中,乔纳森•爱德华兹最 著名的布道辞《罪人在愤怒的上帝手中》,
在这篇课文当中,作者充分描述了不悔改的人将会经受怎样的恐怖折磨,
从而激励人们回头走向通往天堂的道路。这一篇布道辞完全地展露了在当时环境下宗教的力量。

第四、直面战争渴求和平,追求民主法制

其次,美国从国家诞生开始,人们都在追求民主与法制。
首先从《独立宣言》 中就可以看出人们对民主的强烈表述:
“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
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则激励人民反抗他们不同意的政府政策,
体现了人民对政府的不同意见及要求政府有所改 进的民主精神。《在立宪大会上的演讲》
则通过富兰克林对宪法的看法,反映出人们对为宪法的斗争,
从而为美国宪法的确立作出了贡献。

第五、民族精神

其次,美国中学语文教材的每个主题时代都先讲述时代故事,
介绍这个时代 发生的大事以及这个时代文学的变迁与发展的特征。
例如,讲述美国文学传统的 开端时说,“最初的移民们被当地的土著居民迷住了,
但他们起初并没意识到这些 更早的美洲人像欧洲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传统。
因为北美洲的部族 还没有发展自己的文学,所以他们的文学全都是口头文学。
多样的口头文学和殖 民者的早期作品就形成了美国文学传统的开端。”这样的表述,
既尊重了殖民的客 观事实,更透露了美洲人的自尊一
“像欧洲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传统”。又如,讲述美国文学时代到来时说:
“1800年以前,美国作家作品并没有 很多人重视一甚至在美国也没有。
然而那种情况很快就开始改变了。这个时期 的作家们将要标榜美国的声音——个人化、特殊、
大胆——以及它的基本主题; 个人对于标榜自己的渴求。”此时此刻,美国已脱胎于欧洲各国,
开始张扬民族个性。在讲述20世纪美国文学时说:
“进入20世纪的美国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优势的国家……美国文学的一个新纪元到来了。
20世纪早期的剧变预示了一个 充满艺术实验和不朽文学成就的时代。
”显然,这不仅是自信,而且传递出傲视世 界的信息。
这套教材正是要把美国中学生培养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让他们有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傲视世界。

IV:中国中学语文教材人文性价值取向

第一、社会中心取向

其一从人物形象与事迹方面体现爱国主义。
如《记念刘和珍君》通过对刘和珍生平事迹的记述,
体现了刘和珍等爱国青年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
“刘和珍是我的学生,她是为中国而死的。”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记叙了闻一多先生的主要事略,
展现了他的崇高品格,高度赞扬 了他的革命精神以及民族的英雄气概的爱国之情。
其二从展现祖国的大好河山方面体现爱国主义。如《鼎湖山听泉》、《飞红滴翠记黄山》、
《画山绣水》、《岳阳楼记》用优美的语言介绍了鼎湖山、黄山、桂林、 岳阳楼等绮丽的风光。
祖国壮丽的山河,欣欣向荣的面貌可以激发学生对祖国、 对家乡的热爱。
《雨中登泰山》中赞美祖国好山好水的倾向十分鲜明,作者极尽笔 墨描绘的由山岗烟云、
飞泉瀑布、古祠翠柏所构成的奇伟景观去激发学生热爱祖 国壮丽河山和悠久文化传统的情感。
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古时就有“以大局为重”、“顾全大局”、“个人事小, 国家事大”等等,
可以说,它是一种中国本身的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 人。

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古时就有“以大局为重”、“顾全大局”、“个人事小, 国家事大”等等,
以说,它是一种中国本身的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打破和谐之后人的孤独感。如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当时由于日寇入侵,中国北方烽烟四起,
当作者辗转回到故都,面对熟悉的一草一木时,更增添了作者的愁绪。
作者眼中的秋景是“清、静、悲凉”的,正是在社会和谐被打破之后,
就算是故乡的秋景也打上了作者个人主观感情的印迹——孤独、悒郁。
又如《我 的空中楼阁》作者因为对现代社会的不满,而虚构了一个美好的楼阁,
把自己对生活的理想和人生的追求寄托其中。作者竟力渲染“楼阁”遗世而独立的“空中”
感,表现对这种远离喧嚣的、恬静安宁的生活的向往,实际上隐含了想解脱而不 可得的孤独感。

第二、人与自然和谐的亲近

首先,对自然美景的亲近。如朱自清的《春》,
作者借孩子的眼睛对春天作了 全面细致的观察,
准确生动地描绘了江南春天特有的景象,抒发了对春天的赞美, 表达了热爱生活,
积极进取的情怀。再如老舍的《济南的冬天》,济南的冬天是美 的,
老舍先生笔下济南的冬天更美。那山、那水、那阳光、那白雪……都给人一 种美的享受。
特别是浸透在如诗如画美景中的浓郁情致,更使作品带有了一种神 韵,一种悠长的味道。
还有《苏州园林》、《故宫博物院》则是把自然景观与人的 创造结合在一起,
从而带给我们一种美的,震憾的感觉。

第三、重视传统文化

然后,通过写景来抒发情怀。如《三峡》通过对三峡四季美景的描绘,
表达了作者对山水风光的热爱,寄予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与 黑暗社会现实相对立的风光人伦的美好境界,
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表达了广 大人民的意愿。
《醉翁亭记》通过描写滁州山间的美妙景色以及他和滁州百姓一起 游乐的情景,
展现出一幅“官民同乐"的图画,委婉含蓄的表达了作者借游山水 来排遣苦闷的特殊心理。
《兰亭集序》通过宴游之乐的渲染、铺垫来引发自己对生 命本体的思考,通篇迷漫着人生难再,
如电如雾,似幻似真,不可预知,不可挽 留的无奈和无助的情绪。
《滕王阁序》文中铺叙滕王阁一带形势景色和宴会盛况, 意境开阔,大气悠远。
结尾更是抒写羁旅之情,寓怀才不遇的感恨。

其次,托物言志。如:《陋室铭》借对陋室的描写,
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
或表达了作者“不慕名利,不与权贵同流合污” 的品德和精神追求。
《爱莲说》借助莲的形象的描写,表现了作者“不慕名利,洁 身自好”的生活态度,
批判了当时“趋炎附势,追逐富贵”的恶浊世风。《五柳先 生传》托五柳先生为名写自传,
从思想性格,爱好,生活状况等方面塑造了一个 独立与世俗之外的隐士形象,
赞扬了他“不慕荣利,安贫乐道”的精神。

最后,明理励志。如《师说》通过古今师风、学风的对比,
论述了教师的作用 和从师求学的原因,说明了能者为师的道理,
批判了士大夫耻于从师的风气,也 赞扬了劳动者乐于从师的风尚。
《论语》六则选取孔子的这六则言论,对学习和个 人修养作了一个评价和总结。
《报任安书》作者虽然遭受了不幸遭遇,但仍提出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的比较进步的生死观,并表现出了他为实 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
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劝学》系统地论述了学习的目 的、意义、态度和方法,
反复论证人的知识、才能、品德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 通过学习和积累取得的。
即使是圣人的思想,也可以在不断的学习和积累中具备。 
所以,任何人都应当持恒专一,脚踏实地,不断学习。

第四、对生命的体验与思考

其次,高中课文中对生命的体验与思考。如《兰亭集序》,作者先把人生纵情山水、
放浪形骸的欢愉快乐之境.出神入化、意味隽永地写出来。然而,
当读者尚沉浸于风光旖旎的江南山水、神往那文人雅士的诗酒人生之时,
作者却笔锋骤 转,突发对人生的幽思玄想。
在文中作者用大段的议论,表达他对人生的思与悟。 
而这思悟的深远,是直指人类的生命本相的,反思生命存在的境遇。又如《我与 地坛》,
所讲述的是有关生命本身的问题:人该怎样来看待生命中的苦难。
史铁生对生命的沉思首先是属于由于自身经历的残酷事件,
即“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 地残废了双腿”。之后他将视野超出了自身的范围,
变成一个众生的问题。最后他 看到了包容任何孤独的个体生命在内的更大的生命本相。
关于怎样活着和怎样达 到自我救赎的困扰,也终于为所有生命永恒的欲望所涤净。
个体苦难以及一切不 幸命运的自我超越就都变成了一种必然,
这便是一种洋溢着生命本色之美的境界。

V:中美中学语文教材价值取向的不同点

第一、育人目标的不同。美国人认为语文教育是“实现培养有见识,
能思考的公民”之终极目标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
因此语文教材的育人目标重在对学生的思想启蒙、
综合素质的培养,鼓励实践和创新,发挥学生的自主独立创新意识。 
而中国语文教材的育人目标是如何培养一个对社会,对集体有用的人,
如何培养一个合格的公民,思想政治性较浓。

第二、问题模式不同。美国语文教材的问题设置极富启发性,
不局限于理解课文所要表达的主旨,
而是侧重于引导学生置身于时代事件作者身处环境,多角度全方位地思考,激发探讨的兴趣,
把文学和生活拉到零距离,让学生充分发挥想 象力,有自己独特的体验,
并运用有趣的方式帮助学生轻松的学习。
在“作品累积”的“点子库”中还设计了多种多样的“连线",
如媒体连线,音乐连线,表演 艺术连线,社会研究连线等等,
引导学生置身于现实生活之中,体验,感悟,锻 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对阅读方面的要求不同。虽然两国对于通过阅读,
发展学生的批评性思维和创造性方面,
都有一定的要求。但是,美国的标准在这方面比较具体。比如, 
为故事写一个不同的结尾并评估对主题的影响;或者把故事变成戏剧之类,
就比我国“用现代眼光”来评乍品的局限或通过合作学习来“展示读书成果”来得 更具体,
也更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第四、对多学科知识融合的重视程度不同。美国语文教材注重跨学科性,
重视学科内的各个部分以及学科外的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渗透和联系,
以适应学生未来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中国语文教材对这方面的重视不够。

第五、能力培养方面的不同。美国语文教材注重思维能力、研究能力、现实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应变能力的培养。语文教材中哪怕很小的一个问题也要求学 生通过设计问卷、
实地调查、分析推理等一系列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以凸现学生 的自主性、实践性。
在范文之后的“点子库”、“微型写作课”等,更是紧贴现 代生活的、富于创意的,
充满趣味性的。着眼于培养创新思维和能力,启发、
提升学生在面对高度现代化的实际生活时,所需的各种应变、应用能力,注重。
要求学生付诸实践。

第六、美国语文教材更重视个人,而中国语文教材更重视社会与集体。

第七、美国语文教材包含有浓厚的宗教情怀,而中国语文教材基本不涉及宗教。

游戏历史

我接触的第一款游戏是小学同学的黑白游戏机,黑白的坦克大战,俄罗斯方块,

同学彩色手机的坦克大战。

六年级的电容屏切水果(同学手机)

初中同学手机的植物大战僵尸,CF,4399创世兵魂,造梦西游3(在网吧和姑姑家玩的)

高中的天天酷跑,部落冲突,英雄联盟(网吧)

电脑学校的生化危机, 英雄联盟, 求生之路,使命召唤7(网吧)

出来工作后的等等盗版游戏,只狼, GTA5(自己电脑玩)

从文化的视角看我国儿童游戏的历史演变_贾莎莎2013

我都玩过,除了踢毽子
我都玩过,除了踢毽子
I.农业文明背景下 游戏的特点

1938年出生在四川省青川县曲河乡蚕庄村的程登文老人算是
何其秀口中所说的旧社会的“有钱人”,
小时候家里专门为他和他的两位姐姐请来了教书先 生,当问到他们小时候读了哪些书时,
他说:“我们以前念的都是'土书',从《三 字经》开始念,念到《四书》,
就是《大学》《中庸》《孟子》《论语》之类的,等 我把四书念完了之后还会念一些杂书,
像是讲梁惠王啊之类的一些典故。”当问 到当时请先生教书的费用如何时,
老人回答:“那阵念书也不简单,一家人请个先 生教书,要组织学生、学董。
像我们直接请老师的这一家子一年除了给先生不少银钱之外
还要负责先生一年四季的衣服和饮食”。


社会大众对读书考试的这种淡泊宁静的心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于1977年出生在上海的王奕说“我觉得小时候上大学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大学,招的人很少,所以不是你一直念书就都可以上
大学的,如此一来父母也就不会过于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我们这一代的人很少会 念高中、考大学,
一般都是念了初中之后就读中专之类的学校,毕业之类就欢欢 喜喜上班了啊。
所以我们小时候课业一般都不是很重的。
而且当时大多数父母就是觉得如果孩子上普通的高中浪费三年时间,
还不如念中专直接出来工作。”

1.生活平淡无奇 缺乏新异刺激
“我们那时候没啥好玩的”,这句话频繁地出现于80年代以前的受访者口中。
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不同时期的受访者们提藏到的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可谓相差无几:
放牛、割草、做农活。当被问到“觉得什 么时候最开心”这一问题时,
答案竟是高度的相似“过年最开心”。

2.协助料理家务, 儿童玩性不减
在二十二位受访者中,除了 6位出生在80年代之后的青少年,
其余的16位都提到了各自童年时期忙农活做家务的情境。
出生于青川黎家山的何其秀(1922)说:
“我爸爸死的早,家里穷的叮当响。8、9岁的时候就开始卖点工(类 似于现在的钟点工),
刚开始没力气就只有给人家引(照顾)姓儿、洗衣衫、跑 腿,
后来稍微大一点有本事了就给人家做农活、扯猪草、做手工。忙活一整天也 不说挣钱,
就只是为了混顿饭吃”。杜大秀(1931年)“帮家里人收过租金”,程 登文(1938年)、
贾模元(1940年)、贾崇华(1977年)等人都“帮家里放过牛”。 
出生于上海的张伟敏(1934年)、王志仁(1944年)、沈幼藕(1947年)、王奕(1977
年)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自己“照顾过弟弟妹妹,帮父母洗过衣服煮过饭”。

1.地形复杂、 地貌多样的天然游乐场
2.约定俗成的 “游戏暗号” 和 “公共游戏场”
3.多元的游戏材料
4.徒手游戏显真章
5.众多亲密的玩伴,兄弟姊妹人数众多

关于由此场地的论述,来自四川青川的几位受访者在回忆儿时游戏时提到 
“老林(深林)"“水田”“坡上(旱地)” “公社晒坝” “石拱桥上” “虚楼龄” 
“院子里” “上学路上” “坪上”“河边”等花样繁多的游戏场地。
来自上海地区的同 时代受访者提到最多的是“弄堂"和“石库门”。

II.工业明背景下儿童游戏的特点

当背问起自己的孩子周末两天如何度过时,她说:“上课呀,周六上午请了英语家教,
下午去培训班参加作文写作的培训,周末早上去学习双簧管,下午嘛就可以休息一下。
周六周末的晚上一般就做做学校布置的作业。”我疑惑了,问:
“我记得你家小朋友成绩很好的呀,为什么参加这么多的培训班了还要请家教?”
王奕无奈的笑着说:“我儿子他们班每次统考在全区的排名都是数一数二的。
上周他月考,他们班英语平均分96,我儿子只考了 95;数学平均97,
他只超过平均分1分,语文平均90,他刚好在线上。老师说他不会写作文。
学双簧管这件事我儿子一直不高兴,但没办法,学校说学习这个中考可以加分的,
人家都在学,你不学不就落后了吗?他表哥读高中更搞笑,
教育局明令禁止不准学校利用寒暑假补课,他们学校就组织了寒、
暑假夏令营,规定全体高三学生必须参加,夏令营的活动其实就是在学校教室里补课。”

1.游戏空间紧缩,城市化进程导致公共游戏场的减少
2.游戏玩伴减少, 1982年 “计划生育政策” 成为了我国的基本国策。


III.信息文明背景下儿童游戏的特点

肖仰恩(2003年,上海)说:“我周五下午放学、周六、周末在家可以玩电 脑游戏。
其实就是随便找一些网页游戏,一个游戏玩腻了就换下一个。
我热衷于火柴人系列的游戏.,还有恐怖直击,敌对狙击,要塞防御、保卫要塞。
傲世遮天、 御剑、还有些玩过的游戏忘掉了。还有CF (穿越火线)、飞车、海域,
还有QQ 炫舞之类的游戏玩过一次觉得不好玩儿就删了。
有时候玩到一半如果有其他的事 情要离开电脑一会儿我就暂停一下,
回来接着玩儿。如果要出门或者应该去学校 了我就关掉游戏,
下次有空再找到我玩的那一关继续,有时候备妈在用电脑,
我瞅着他们去洗手间或者去接电话的空档,也能去玩一会儿,很方便的。”

1.游戏时间切片化
2.游戏空间虚拟化、 随意化
3.游戏材料载体化

陈鹤琴认为“凡是儿童可以玩的、看的、听的和触摸的东西,都可以叫玩具, 
玩具不只限于街上卖的供儿童玩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把电脑、游戏机、
手机这些电子产品按照固定的模式划入玩具范畴的话,不仅会缩小电脑、
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功能范围,还会颠覆我们对玩具的既定印象。
以玩橡皮泥为例,小朋友们一 般是在桌子上玩橡皮泥,
将其揉捏捶打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但此处的桌子,仅仅是一个玩橡皮泥的平台,而不能算玩具本生。
介于此,本文在电子产品的分析 部分提出了 “游戏载体”的概念:

4.游戏玩伴概念化

信息文明背景下的游戏玩伴从传统意义上的活生生的“人”,虚化成了一个 概念:
可能是虚拟游戏空间中一个陌生人的代号,可能是电子游戏里面设置的能说会道的虚拟人物,
甚至还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电子合成平面图。

5.信息文明背景下电子游戏普及化和规范化的发展趋势

电子游戏的发展从来不缺乏关注,但无论家长是痛恨也好喜欢也罢,电子游戏都在那里,
不偏不移。我们虽不能斩钉截铁地高呼“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但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一一电子游戏的普及化和规范化,
是近期发展的大趋 势,2013年3月中旬国家体育总局决定成立一支17人的“电子竞技国家队”, 
出战第四届亚洲室内和武道运动会的消息,更是很好地佐证了这一发展趋势。

手机,电子产品普及化
监管规范化


IV.中国儿童游戏婕变的文化归因

1.时间和地域因素对 游戏的演变有显著影响
是不同年代的玩具来源分布图,
由图可知,“动手做玩具”和“买玩具”这两项的发展趋势正好相反。
近85%的60年代及之前的人们 玩的玩具是自己动手做的,买的玩具所占份额仅为1L1%。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 2000年之后,买的玩具份额增长到46. 9%,
而自己动手做的玩具所占份额急剧下 降到17.7%,减少了 66%。除此之外,
跟别人换来的玩具和别人送的玩具所占的份额也有大幅度提高,
尤其是别人送的玩具所占比例几乎比之前翻了一倍。

不同时代的玩具来源存在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时代对玩具是有影响的, 
玩具是游戏顺利开展的物质基础。 所以, 我们可以安全地得出 以下结论: 
时间对游戏有显著的影响。

2.物质文化对減游戏的影响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游戏的特征” 一章中,我们不难发现,70年代及更早时,
人们玩的多为踢键子、跳皮筋、捉迷藏这类游戏,
农村地区出现跳皮筋的时间比城市地区要晚几乎一个时代(10年)。

对穷苦人民来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20年代,连根补衣服的棉线都没有, 
一块破布二斤麻绳对穷苦人家来说都是些“奢侈品”,
又怎么会有成年人专为孩童精心制作的玩具呢? 
20年代的农村孩子玩娃娃家游戏用到的玩具材料不过就 是路边的泥土、树叶、石板和瓦片儿。

30、40、50、60年代的所有的玩具材料用“泥、沙、水、石、草、木、竹; 
破桶、烂布、裤腰带”几乎就能概括全面,那时候就算是乡野农村的孩子只要是
心灵手巧也能自己用几根鸡毛几个铜钱做只鸡毛健子,用竹筒打洞做水枪,
拿坟头的清明纸做纸炮,路边捡些稻草就能拧跟草绳跳,如果恰好连稻草都没有,
也不用着急,天热了什么都不用直接往河水里一跳,就能疯玩儿上大半天,
至于掏 鸟窝、黏知了、放牛割草找她蝴儿,那是再好玩儿不过的事了。

70年代,橡皮筋开始出现,一些简单的带发条的玩具业开始走向了人们的 视野,不过,
这都尽限于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访谈中只有上海老知识分子褚政 元(1932年)、
张伟敏(1934年)夫妇提到:解放后50年代,就出现了带发条 的玩具(小车、小鸡啄米),
不过不是我们买的,是我们在北京做大学教授的亲 戚托人带来上海的。

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经济水平有所提高,尽管买烟买酒买肉买布,
哪怕是买盒火柴都要票,但至少说明商品开始流通了。儿童玩具开始在供销社的柜台里出现。
人们在满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之后,终于用眼 角的余光瞄到了儿童对玩具的需求。

1.生活资料的丰富与商品玩具的兴起
2.科技水平对游戏载体和游戏玩伴的影响
3.居住环境的改变对游戏场地的限制,居住环境对游戏者的影响
4.教育制度的演变对儿童游戏的全方位影响
5.教育制度的演变对游戏时间的影响

观念文化对游戏的影响

个人观念对儿童游戏的影响
1.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更喜欢传统游戏
2.绝大多数人认为:传统游戏更适合少年儿童的发展
3.超过一半的人平时在玩电子游戏
4.时政格局对游戏的影响

V.讨论

1.传统游戏更有利于 心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

>传统游戏大多为运动游戏, 有助于儿童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的提高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例如工业文明背景下的游戏过于依赖形象逼真的成品玩具,
这极大地限制了孩子动手能力和想象力的发展;而电子游戏是一种半静止的游戏,
紧靠一双较为灵活的手和眼睛便能操控游戏顺利开展,而玩电子游戏的人只要乐意,
一两个小时保持同一姿态不变是常有的事情。
长时间地维持同一个姿势看同一个物体对儿童机体、视力等方面的发展会造无法弥补的损失。

>传统游戏多为参与人数较多的规则游戏, 能有效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

>传统游戏场地多在户外’ 空气清新视野开阔, 能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2.传统游戏更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

>传统游戏蕴含着文化的密码,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悠久的历史

>传统游戏是我国古代诗歌、 绘画及其他文化作品的重要命题, 
理解了传统游戏能够更好地理解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

>本土游戏的保护、 开发与传承有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促使中国儿童游戏产生历史演变的原因

儿童游戏来源于日 常生活, 儿童游戏的内容反映着人们的生活、 生产方式,
儿童游戏的规则体现着不同时代人们的价值观。 通过对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
和信息文明这三种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儿童游戏的特征分析和文化归因 ,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农业文明的衰颜导致了部分传统游戏的消逝
2.工业文明的发展促使了儿童游戏的蜕变
3.信息文明的出现加速了电子游戏的发展


音乐历史

初中高中时期:

从手机铃声到DJ电音到电视剧主题曲,高安,格格,

到节目选秀到陈奕迅,周杰伦, 莫文蔚,邰正宵,张学友,周华健,林志颖,邓紫棋,SHE, 

范玮琪,朴树,那英, 斯琴高丽,孙燕姿,李宇春

职校到现在:

凤凰传奇, 许巍,赵雷,逃跑计划, 梁静茹,安室娜美惠,中岛美嘉,taylor swift

SUPER EURO BEAT, JOJO, 物语系列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思潮研究_冯长春_2005

第一章    清末民初音乐新思潮的兴起

一,音乐思潮是属于艺术思潮范畴的、
由音乐这一特殊精神存在物而引发或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
它集中反映了人们在音乐这一特定对象上的主张与要求, 
是社会化了的关于音乐的集体意愿的表现。

二,音乐思潮有着多样化的存在方式,但它主要以理论化的观念形态而存在, 
同时又可在音乐创作中得到间接的反映,
而社会生活中的音乐风尚同样是某种音乐思潮的生动体现。
也就是说,音乐思潮既可主要以抽象的理论观念而存在,
亦可在音乐创作与音乐生活中得以感性地显现——音乐作品与音乐生活是音乐思潮的物化或外化。
但是,就音乐作品与音乐思潮的关系而言,它们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
体现某种思潮影响的音乐作品不可能一概具有模 式化的形式特点,
不能将音乐创作与音乐思潮机械地一一对应起来,
一种思潮下的音乐创作可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及其内容。总之,
不能局部地看待音乐思潮的存在,必须尽可能全面地考察音乐思潮可能体现与存在的每一环节,
这是完整把握某一音乐思潮的实质、特点、目的与影响的关键。
这一点也体现出音乐思潮 存在的特殊性及其研究的繁难之处。

三,音乐思潮生长在一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中,
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反映出这些环境因素的影响。音乐思潮不是一个封闭独立、
自律自约的存在物,并 非仅仅是音乐艺术内部规律自身演变的结果,
音乐思潮与其它艺术思潮等外部 “语境”密切相关,它像生长在大自然中的树木一样,
从树干到枝叶都会刻下环境的烙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表现得尤为鲜明。
比如,“五四”时期的学习西乐 思潮以及与之相对的国粹主义音乐思潮,
无不是这一时期以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 主、科学思想为代表的新文化,
与固守传统或带有封建思想性质的中国旧文化之 间相互斗争的影响使然。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思潮的发展无不鲜明地体 现了这一规律。
从这种意义讲,音乐思潮又是一定社会思潮或文化思潮在音乐领 域里的反映或折射。

第一节中国传统音乐思想的延续与音乐新思想的萌芽

一、对西方音乐的新奇与欣赏
二、中华礼乐观的坚守
三、对中国音乐与国民性的批评

在游历西洋的部分清廷官员中,也有人通过对西方社会及其歌舞生活的观察,
开始有意识地比较中西方社会风气的巨大反差,
对西方音乐、舞蹈的社会功能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
同时对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张德彝在谈到西方舞会时有如下一段评论:
“西人之跳舞,谓男女搂腰抚肩,双双驰骋,似不雅观。然细思之,
当跳舞之时,步武疾徐,踊跃先后……各合乐之节奏,即比以 中国古礼,缀兆进退之仪文,
亦奚以异。且其于未跳之先及已跳之后,男女咸有 送迎交接之礼。当跳时仪容整肃,
不事轻佻。由此观之,是皆藉以行乐也。当时 既赏心而悦目,更活络而舒筋,
心无异想,意在畅情,不至神疲力倦,似觉有益 无损也。
”他由此联想到国人的精神生活:“华人之行乐,每于金粉堆中,趋之若 鹫,
遂至陷于迷楼,沉于欲海……迷途不返,苦境难离,是乐在一时而害在毕世, 
其乐安在哉?反不如西人之取乐,择其有益而无损者行之也。望吾人之欲养性陶 情,
随时取乐者察之(1901: 52) 20世纪初叶,音乐启民思潮中人们对音乐在改良社会、
改造落后的国民性与塑造新民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认识,
是否可以从张德彝对西方音乐社会生活的肯定中即已窥见到一丝端倪呢?

第二节 音乐启民思潮的兴起与新音乐的肇始

音乐启民思潮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所谓“启民",即启蒙新民或启发民智之意。
“启蒙” 一词,《辞海》的解释是:“开发蒙昧。……指通过宣传教育,
使后进的人们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辞海》编辑部1989: 1777)
本文 "音乐启民思潮"中的“启蒙”,自然是指“通过宣传教育,
使后进的人们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少”之意。启蒙的同时必然包含着批判。
十八世纪法国进步资产 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
即是针对当时的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进行怀疑与批判,
同时推崇理性、主张开明政治或民主政体的一次进步思想的教育与宣传。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批判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与愚昧的国民精神,
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文明、采纳西方民主制度、开启民智的思想解放与舆论鼓吹,
成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但中国的启蒙运动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有着很大的不同,
西方启蒙思想中首先强调的是个性解放、个体自由,从而进行民主革命或改良,
进而建立民主制度。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其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救亡图存,
启蒙成为工具,是为了达到救亡图存而采取的必要手段。
救亡图存最根本的问题是新的国民精神的锻铸、新的国家人才的培养,
即梁启超所谓"新民八的缔造。因此, 
音乐在思想启蒙中的作用被当时的人们提升到了事关民族前途的高度。
为与“五 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相区别并与清末民初有关“新民”学说的语境相一致, 
我们不妨把这一时期以音乐为工具进行思想启蒙
与锻造新的国民性的思潮称之为“音乐启民思潮”。

一、学校音乐教育的兴起

救亡图存,富国强兵,首要问题便是人才孔亟。新式人才的培养、新的国民精神的陶铸,
必然要求新式学校教育的施行。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
即撰文论及开设学校的极其重要性:“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 治天下之大本也”,
(1894: 265)同时还提到了作为日本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 的东京音乐学校。
梁启超甚至认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 之,条理万端,
皆归本于学校(1896: 19)创办新式学校、提倡新式教育,已经是事关民族命运、
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尽管鸦片战争之后,在华的一些传教士即已在其创办的学校中开设了音乐课,
但其影响毕竟只限于少量的教会学校中。从前述可以看出,学校音乐教育在
中国受到关注进而逐渐普及于全国,并非晚清政府的自觉行为或一时的开明之举,
而是在于维新派和新兴知识分子的吁请与鼓吹,
尤其是留日学生对日本学校音乐教育的热情介绍以及在国内开设音乐课的身体力行。
因而,学堂乐歌的最初 原动力来自民间而非政府。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1902年后,乐歌课始在各地一些中小学堂中逐渐开设起来。

二、学堂乐歌的编创

总之,“学堂乐歌”的出现是近代音乐新思潮兴起的直接推动与反映,
而非某个偶然事件或几个历史人物的独特贡献,I它是这一时期人们表达新思想的音乐载体,
也是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初步启蒙,是20世纪中国新音乐历史发展中的 草创期。
萧友梅曾说这个时期“是我国学校音乐的下种时期”。(1937: 450)可 以说,
以东洋日本为媒介、在西方音乐泊入中国的语境里、于新式教育中诞生的学堂乐歌,
在20世纪前两个十年中一领风骚,并从此掀开了 20世纪以来中国新音乐萌生、
发展的崭新篇章。学堂乐歌也因而与当时文学界兴起的“诗界革命”、 “文体革命”、
“小说界革命”一样,成为新世纪文化革新与艺术新思潮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三、音乐启民思潮的主要内容及其目的

1.以音乐塑造新的国民性

所谓“国民性”,应是指一国之民的整体的精神面貌及其深层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
晚清以降,中国的国民性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曾痛切陈词: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
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云,正使人自知其本性, 
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转宋志明1994: 9)

2.以音乐为载体的精神教育

3.救亡图存与音乐救国

综上所述,音乐启民思潮是以乐歌编创为载体,以音乐教育为渠道,
以音乐的精神激刺为实施手段,通过乐歌中所负载的启发民智、
塑造新民、改良社会的 新思想、新内容,达到提升社会风气,培育新民,
唤醒民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 从而最终实现富国强兵、
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音乐是社会启民思潮宣传中的一 种最为强有力的精神工具。

4.音乐启民思潮在学堂乐歌中的体现

第三节 学习西乐思潮的迅速形成及其主要观点

1.全盘西化

这也同时再次提示我们,彼时国人对西乐的推崇,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将西乐视为
“正教化挽颓风”的有力武器。那么,当时的学校音乐生活中对中西音乐究竟是怎样一种态度呢?
民国初年正在上小学的缪天瑞先 生的回忆很能说明问题,
他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就有风琴等乐器,老师也是挺好的。
可是我记得课外活动时是不允许学生拉二胡、吹笛子的。
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不好。这可能跟温州比较开放有关系。
”缪天瑞先生六岁开始上小学, 小学读四年,这已是民国年间,
不难看出当时学校音乐生活中对中国传统音乐的 鄙视。“不过这种现象时间不长,
到我上中学时就没有了,上中学时我们就可以 自己组织业余音乐活动,
用民族乐器演奏音乐都可以。” 1缪天瑞先生读中学时 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
此时文化思潮的多元兴起以及音乐生活的日趋丰富,已与清末民初的情形不尽相同了。

2.西乐为主 改造中乐

曾志恋以西乐为主,改造中乐、创造新音乐的主张,
代表了当时多数有志于发展中国音乐的知识分子的共识。1904年,
竹庄在《论音乐之关系》一文中说:
“今中国办理学堂,尚在萌芽时代。唱歌一科,多付缺如。实因古乐之既亡,
而俗乐尤万非可用于学校也……且音乐感人之深,关系之大,尤非若他种学科,
可权用外国成法也(1904: 214)传统俗乐不可用于学校,
权用外国音乐亦非万 全之策,同样是呼唤着中国新型音乐的诞生。

3.复古与袭西并进

“五四”运动前期,各种思潮纷呈迭起,复古与袭西相并重的思想同样得到发展。
这种思想在很大一方面也是因为学堂乐歌后期,
人们对以乐歌作品为代表的新音乐的检讨而引起。
比如,孙时在《音乐与教育》一文中说:“中国近年维 新,窃取西方的调子,
编为学校唱歌,以为便可借以陶育学子。据我看来,效力 是很薄弱。因为选择唱歌的人,
无判断音乐的知识,好者不知采取,所采者大半 是坏的。
即如现下所唱的《孔子歌》或《黄帝歌》,都是外国很卑劣的调子。
孔子、黄帝是中国何等的人物,乃杂采外国最卑劣的调子而附丽之,
这可真算吾国教育上的大缺点了。”笔者无以得见孙时提及的《孔子歌》等乐歌作品,
对其观点不好做出评论,但从其后文可以看出,
像《孔子歌》这样的作品在他看来似乎应是以古乐风格来谱写的。
他说:“我并不是反对新乐,我是反对卑劣的新乐。 若有价值的新乐,我是非常赞成。”
那么,什么样的新乐才能算是有价值的新乐 呢?作者认为,“现时学校里重要的音乐,
当注重修养的。一方面提倡中国的古 乐,藉以保存因有的国粹;一方面旁采西方的新乐,
藉以吸收国外之文明,融会 贯通,编出适当的谱表,由学校传达于家庭,蔓延于社会。
久之成为一种风气。” (1919: 298)
作者希望能够吸收外来音乐并与中国古乐融会贯通的愿望当然是好的,
但从中所透露出的崇雅抑俗的观念却反映了其音乐思想的局限之处,
而古乐沦亡的现状也无法使他的理想得以实现。

4.音乐新思潮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受当时社会思潮与文化思潮的影响,清末民初,
音乐启民思潮与学习西乐思潮同时登上了中国音乐历史的舞台,
并成为这一时期导引或影响音乐实践的主流 思潮。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而归根到底,其实质是以新音乐作为启民与救 亡的重要工具。
学习西乐思潮是以音乐启民思潮为诱因并作为这一主张得以实施 的必要途径而出现,
但在新思想的宣传与乐歌编创的音乐实践中,中国传统旧乐与新的历史条件所不相适应的遭遇,
以及人们对西方音乐的进一步接受,
使得学习西乐思潮也同时获得了音乐发展的内部动力的推进。
这两股音乐思潮所反映出 的历史特点及其意义,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功利主义音乐价值观的凸显;二是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初步启蒙。

第四节 音乐新思潮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一、功利主义音乐价值观的凸显

历史的原因,则是由于中国传统音乐思想、特别是儒家礼乐思想的深刻影响。 
带有鲜明入世色彩和强调音乐与社会、政治相关的儒家音乐思想,
成为支配整个封建时期音乐文化进程的主流思想与权威话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文以载道”,“审音而知政”,“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启民思潮之所以会在学堂乐歌中
成为最主要的主题内容并得到广泛的宣传,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述传统音乐观难以割断的生命力。

二、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初步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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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年代的音乐美育思潮

1.第一节美育与音乐美育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一、美育与音乐美育思潮的初步形成

“美育” 一词在中国的出现,目前所见最早是由王国维提出。1903年,
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说:“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
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1903: 10)王国维把人的能力分为内、
外两部分,外即身体之能力,内指精神之能力,而完全之人物须具备将二者调和与发达的能力。
精神能力又分为三部分,即“知力”、“感情” 和“意志”,此三者所对应的是真、善、美的理想,
因而,完全之人物又必须具 备这三种理想的养成,而实现它的途径便是教育。于是,
教育又可分为三部分, 即“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1903: 11)
从王国维所论 述的这“三育”来看,其哲学基础显然来自德国哲学家康德关于人之心理结构的
“知”、“情”、“意”的三分法。在王国维关于美育的具体论述中,
又可明显看到康德所谓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审美无功利说”⑦的影响:
“德育与智育 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
无不束缚于一己之 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
此最纯粹之快乐也。 孔子言志,独与曾点;又谓'兴于诗','成于乐'。
希腊古代之以音乐为普通学 之一科,及近世希痕林、希尔列尔等之重美育学,
实非偶然也(1903: 12)王 国维将完全之人物的培养最终归纳为“体育”与“心育”两个方面,
后者则具体 包括上述智育、德育、美育三者。由此可见,王国维不但“
是我国近现代第一个提出四育并举的主张的教育家,
同时也是第一个提出美育应成为教育内容的重要 组成部分的教育家。”(伍雍谊1999:36)

二、美育与音乐美育思潮的进一步发展

(一)对美育与音乐美育思想的大力宣传
(二) 新型艺术社团与专业艺术教育机构的成立

综观这一时期的美育与音乐美育思潮,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即人们一方面把美育与德育的作用互相区别,认识到二者在教育目的上的不同,
同时又认为美育(包括音乐美育)是辅助德育的重要手段,是完善德育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因 此,美育实际上被赋予了浓厚的道德色彩。
这一点在民国肇造后的《教育宗旨令》中被明确提出。
美育与德育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需要加以调节的矛盾,过于强调美育为德育服务的作用,
就有可能淡化美育自身所特有的目的。这一点,王国 维在《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
一文中即已提到,蔡元培后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认为“从前将美育包在德育里……晚近人士,
太把美育忽略了”,“为要特别警醒 社会起见,所以把美育特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四育”。
(1920: 80)因此,这一 时期的美育与音乐美育思想,也并非简单一个“涵养美感”所能概括,
它实际上 还是包含了 “寓教于乐”或''寓德于乐”的教化思想,
即通过美育达到改造国民性从而达到社会进步的理想。这一点,
我们在后文关于音乐美育思潮具体实施的 介绍中也可发现。美育与德育矛盾的出现,
是与20世纪初以来的启民思潮分不开的,新文化、新思想的出现,往往被赋予了改良社会、
改造国民性的社会职责。就这一点而言,
“五四”新文化的启蒙运动是前期启民思潮的进一步深入。

第二节    音乐美育的实施与音乐美育思潮下的新型音乐创作

美有的实施途径,按蔡元培主张,“可分为三个范围”,即“家庭教育”、
“学 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方面。对于个人来讲,美育则是从胎儿至终老的终生教育。
无论在哪一阶段、何种教育范围内,在美育的实施手段中音乐都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
(蔡元培1922b: 113-118)事实上,音乐美育的实施也基本不外乎 这三个方面,
但其主要途径与所见收效还是在学校的音乐教育中,社会教育中的影响次之,
而当时的一般家庭教育中则几乎很难得以施行。

一、音乐美育的具体实施

(一)学校教育中的音乐美育

音乐美育思潮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影响,直至抗日救亡思潮兴起的30年代依然可见。
1933~1936年,在黄自、应尚能、韦瀚章、
张玉珍等受商务印书馆委托而合编的《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中,
黄自负责撰写了该教科书的全部 音乐欣赏内容,其中在第六册课文《音乐与人生》一文中,
黄自写道:“我们听 了许多名曲,唱了许多好歌,并且学得了不少的音乐常识。
可是我们究竟为什么 必须来研究这样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课业?要解答这个问题,
定要晓得音乐在 人类生活上,具有什么作用。”黄自认为,
音乐与人生之作用最重要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满足生活的需要、德性的培养、
团结精神的促进、国家特性之发 扬及民族意识之唤起和安闲时间的利用等。
其中在谈及“德性的培养”时,黄自 说:“从科学昌明后,宗教已失其警惕人们恶邪行为的效能,
一切的礼制格言, 也很难导引人们身心渐近到崇高的意境。于是美感教育之说兴。
假艺术熏陶能力 来作化恶向善的工具,这种认识,在音乐方面,中外的名人哲士,
都曾经表示过。” (1936: 130)黄自此番论述,
依然可以见出“五四”时期音乐美育思潮在他成长中的影响。
实际上,“五四”后成长起来的音乐家,没有不受到音乐美育思潮的影响的,
黄自在“五四”运动期间自然也不例外。

(二)社会生活中的音乐美育

20年代的音乐会演出中,许多业余音乐社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上海中华音乐会即是如此。该会也是“五四"后成立的一个业余音乐团体,
主要以国乐的研究、演出与雅集为主,其章程中也明确提出音乐美育的宗旨:
“本会以研 究音乐陶养性灵提倡美感教育养成高尚人格为宗旨”。(中华音乐会1924: 1)
据 当时的一些资料可以得知,该会经常面向公众举办音乐会,
这无疑是其实现提倡美育宗旨的重要手段。有人曾经这样热情地赞誉上海中华音乐会:
“音乐一道, 陶抒性情,移风易俗,其感人也至深,其为用也至广。吾国今日风俗日坏,
人心不古,不能不从事通俗教育。而中华音乐会者,则以纯粹高尚之音乐为美感教育之辅助,
洵通俗教育之一大助力也。故成立四年而成效大著。”
(李海燕1923: 7~8)更有溢美之辞谓:“中华音乐会集古乐、今乐一炉而共冶之,
小之可以理性 和情,大之可以变俗救国。”(陈觉是1923: 8)
可见上海中华音乐会在当时有着极大的影响,
对社会大众的音乐美育的确做出了令人注目的贡献。

二、音乐美育思潮影响下的新型音乐创作

美育是学校音乐教育的根本目的,它的实施对象也主要是青少年学生。因而,
这一时期反映美育思想影响的音乐作品,主要是为儿童、青少年创作的作品。但是,
为美育而创作的音乐作品究竟应具有怎样的特点,却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1921年,陈独秀在《新教育是什么》一文中谈及音乐在新教育中的作用时说:
“唱歌是发育儿童美的感想;合唱比单唱好听,可以养成儿童共同协作的 精神;
按节拍比不按节拍好听,可以养成儿童遵守纪律的习惯。惟选用歌词不可文雅,
哥哥妹妹,小狗小猫,树著花,蝴蝶飞,这些眼前事象都是歌词底好材料。
现在有许多小学底唱歌中,填满了国家,人群,社会,互助,平等,自由,博爱,
牺牲,种种抽象名词,这班人对于小学教育完全是门外汉,
完全是迷信教训式的教育之结果(1921: 387)
陈独秀指出的小学唱歌中所存在的歌词内容问题, 
反映了清末民初以来音乐启民思潮下音乐教育和乐歌创作中所存在问题的延续, 
这样的歌曲作品是与音乐美育思想不相适合的:同时,
他对于歌词创作材料的主张以及音乐教育作用的认识,
反映了音乐美育思潮下对歌曲创作的新要求。

20年代的美育与音乐美育思潮,是“五四”时期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们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思潮的重要体现。
黎锦晖的儿童歌舞音乐创作及其音乐美育思想也正是这种时代思潮激荡的产物。
黎锦晖在儿童歌舞剧 《神仙妹妹》的“旨趣”中曾说道:“其实我们表演戏剧,
不单是使人喜乐,使 人感动,使自己愉快光荣,我们最重要的宗旨,是要使我们人类时时向上,
一切文明时时进步……凡人都有一种理想……所以一切的人都是为着真理而奋斗,
为着自由平等而劳动,任凭怎样辛苦艰难,总不愿退避,总希望理想有实现的一天, 
因此绵绵不绝地向前进取,因此人类常常进化,因此文化日日昌明(1925b) 
可以看出,上述“宗旨”从根本上反映了黎锦晖儿童歌舞音乐创作的最终目的, 
也是音乐美育实施的最终目的。

三、第三节音乐美育思潮的式微及其历史意义

音乐美育思潮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音乐思潮之一,对新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一音乐思潮并没有得到顺利的继续发展,随着30 年代的到来,
音乐美育思潮逐渐走向衰落。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流行音乐的冲击;
二是救亡音乐思潮的崛起。

一、音乐美育思潮的式微

30年代后,随着救亡音乐思潮的日益高涨与左翼音乐运动、“新音乐”运动的蓬勃开展,
人们对音乐功能的要求已不再是强调它作为涵养美感与美育的手 段,
而是将其视为抗日救亡大潮下一件最为重要的精神武器而存在。
在这一决定性的目的制约下,音乐的形式与内容都有着明确的目标乃至限定,
所有与抗战、 救亡无关的音乐创作都遭到批评。不仅是黎锦晖的流行歌曲遭到严厉的批判,
他早期创作的儿童歌舞音乐作品也一并遭到口诛笔伐。40年代,
麦新对黎锦晖儿童歌舞音乐的批评可谓是黎锦晖批判文章的代表之作,
他说:“庸俗化、神秘化、 堕落的、向下的,黎锦晖的歌曲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
什么’仙子'呀,'神' 呀,把孩子们弄得糊里糊涂;每个歌舞剧没有一个中心意义,
也并没有灌输给孩 子们一些科学知识或生活知识更说不上怎样警发孩子们的情感了。
曲调方面则是 将中国旧的民歌原封不动地不切合地搬移过去,没有创造,
没有新的东西放进 去。”这样的评价显然是有失公允、无视黎锦晖儿童音乐创作的价值,
也与当时 这些作品广为流行、深受儿童欢迎的实际不相符合。不但如此,麦新甚至认为:
“黎锦晖的《葡萄仙子》、《月明之夜》、《三蝴蝶》等儿童歌曲剧,
虽然这些东西曾经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占据了孩子们的心灵,
但实际上是帮了当时的反动统治者 对下一代的主人们起了相当的麻痹作用(1941:244、242)
黎锦晖儿童歌舞音 乐的价值遭到了彻底的否定,
他在20年代的音乐美育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也被一笔勾销了。

二、音乐美育思潮的历史意义

清末民初的音乐启民思潮中,人们对音乐的认识主要是以功利主义为目的, 
通过乐歌作品表达社会集体意志,以音乐作为实现某种社会理想的工具,
美育意识并不突出,音乐美育功能附庸于音乐的教化功能。
20年代的音乐美育思潮则使人们开始注重音乐本身的美,注重个体对音乐的审美体验,
尽管也有以美育辅 助德育的观念,但毕竟已有了纯粹的美感教育的认识,
美育既是德育的辅助,又 是独立存在的,对音乐综合美感的关注超过了以往对教化功能的强调。
清末民初 的音乐启民思潮,其主题在于启民救国,
20年代的音乐美育思潮则将这一主题置于背景的地位,
以音乐美化人生的思想得以凸显。将音乐与美育视为人生重要内容之一的认识,
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思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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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40年代学习西乐思潮的深入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援引尼采的话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
在他看来,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一种“新态度”,他称之 为"评判的态度”,
也就是一种怀疑与批判的态度:“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 
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 理的工夫”,
“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而“新思潮的唯一目的” 则是“再造文明”。
(胡适1919; 132)向两千年来旧的封建文化告别,再造新时 代精神的现代文明,
这就是“五四”时期新思潮的根本精神所在。于是,文学、 艺术、道德、学术,
旧有的一切都成为批判的对象,传统文化的价值几乎遭到彻 底的怀疑与否定,
一切旧的东西几乎都被认为应加以改良甚至毫不足惜的抛弃。 比如,
对于中国旧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将傅斯年僦认为:“就技术而论, 
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的价值”。至于旧戏中的音乐,也是“躁音浮响,
乱人 心脾”。“旧戏的音乐,胡琴是头脑,然而胡琴竟是如此不堪”,“毫无价值可言”, 
“所以专就音乐一道评判旧戏,也是要改良的(1923: 229)

1.第一节中国音乐落后论的进一步发展

学堂乐歌时期,最早从日本学习西方音乐的国人首先开始批判旧有国乐的落后,
鼓吹学习西乐,创造中国新音乐,匪石则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基本上作了全盘的否定
随着“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以及一些留学欧美、学习西乐人 士的归国,
人们对中国音乐落后的指摘更为理性,同时也进一步明确到中国音乐 文化的诸多方面,
其主要表现是音乐理论、音乐教育、音乐观念和音乐创作等几 个方面的落后。
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中国音乐文化整体结构的落后,
我们不妨对这几个方面的主要观点进行一番简要的考察。

一、音乐理论的落后

(一)音乐学的落后

极力提倡与支持美育的蔡元培,认为中国音乐比之西方音乐的落后主要表现 
在音乐学的落后上。在他看来,中国乐理“转涉肤浅,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进步之迟,良有由也。”相反,西方乐理则以科学取胜:“求声音之性质及秩序与夫乐器之比较,
则关乎物理学者也;求吾人对于音乐之感情,则关乎生理学、 心理学、美学者也;
求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

(二)记谱法的不精确与不统一

远在德国但却极为推崇中国古乐的王光祈,也同样认为中国音乐在记谱法方面
较之西洋近代音乐缺点甚多:“我国古代乐谱,常用宫、商、角、微、羽……, 
或黄钟大吕等字。近代乐谱,则多用上、尺、工、凡、六、五、乙等字。
然用字虽有变更,而根本形式则始终属于'字谱'一类。字谱用法太简单,
不能适应复杂音乐的要求,而且一眼望去不能立刻看出全谱音调升降的大势,
是一个最大缺 点……吾国自设立学校以来,教师多采用简谱……其缺点与字谱无异。
吾人万不 可采用,宜直接改用五线谱o" (1926: 88)王光祈的观点与李荣寿基本一致,
即认为中国古代记谱法应该加以废除而代之以西方的五线谱。

(三)多声思维及其表现技术的阙如

中国音乐理论落后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多声思维及其表现技术的阙如。
萧友梅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中国音乐的落后,在他看来,中国音乐的落后表现在诸多方面,
但“根本缺陷便是没有和声,没有转调”。(1934a: 380)这实际上指 出了与西方音乐相比,
中国音乐缺乏多声思维,没有相关多声创作的技术理论的 根本问题。当然,
至于中国音乐“没有转调”之说,只能认为是没有西方音乐创作中的转调技法,
中国传统音乐有其自身的转调特点。

综观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音乐落后论的矛盾焦点,就音乐的表现手法而言,
主要就是一个单声思维和多声思维的问题,多声思维的阙如,
已成为中国音乐落后的主要问题与制约其发展的瓶颈。由单声思维向多声思维迈进,
就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新发展中首先需要解决的矛盾。王光祈时代以单线进化论
衡量文化发展的观点,在今天已遭到“文化价值相对论”的批判,但是,
仅就音乐的表现技术而言,中国传统音乐缺乏多声思维,
长期以来习惯于以单线条为主发展音乐的手法,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尽管我们的民间音乐中也有多声部民歌 等体现多声思维特点的音乐,
但与西方成体系的多声音乐理论及其作品相比,
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多声思维不能不说是极为简单或欠发达的。
在多声音乐复杂而微妙的声部比较,以及由此而体现出的更为丰富的形式美感方面,
多声织体的确更 能反映出音乐思维及其表现技术的复杂与丰富,就这一点而言,
单声音乐有其所 不及之处。因而,学习西方音乐的多声思维及其系统化的表现技术,
正是中国音 乐长期以来缺乏这些因素、而在发展中又需要这些因素的自觉追求,
这是对中国 音乐的补充与丰富。当然,
它的前提应是建立在尊重中国固有音乐的表现特点而非妄自菲薄地鄙夷民族遗产的基础之上,
中国单声音乐中独特的音腔、旋法、韵 味等,同样是西方多声音乐所不具备之处,
但这些因素在20世纪上半叶学习西 乐思潮的发展中,
并没有被中国音乐家们所深刻地认识到。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 
只有对西方音乐文化的认识达到较为深入的程度时,
才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之处。

二、音乐教育的落后

中国音乐落后的又一重要方面——毋宁说是造成中国音乐之所以落后的重要原因,
是音乐教育的落后。作为中国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奠基人与开拓者的萧友梅,
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萧友梅认为,中国古代的音乐教育,
要么是“国立的音乐教育机关或作或辍,不能继续维持;”要么是“进去教坊的学徒,
多半没有受过普通教育,而且常有身家不清白的”;而最为严重的则是“我国向来尊孔”, 
一些“假性理家表面上是讲道德”,而事实上却是在“阻止音乐的进步”,
我们的 “国民已经受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诡辩家骗了一千多年”! (1920: 147)
因而,萧友梅疾呼:“我们今天若还不赶紧设一个音乐教育机关,我怕将来于乐界一方面,
中国人很难出来讲话了。”(1920: 147)
在《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一文中,
萧友梅将中国旧乐之不振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以前吾国乐师无发明制造键盘乐器与用五线谱的能力”,
这是造成中国音乐没有复音的主要原因;二是“以前乐师过度墨守旧法,缺乏进取的精神, 
所以虽有良器与善法的输入,亦不愿意采用或模仿”;三是“吾国向来没有正式的音乐教育机关,
以致音乐教授法未加改良,记谱法亦不能统一。”(1934b: 416) 很显然,
上述后两条原因都与音乐教育相关。正是由于音乐教育的落后,
导致了中国音乐在诸多方面的落后,从音乐教育的内部因素着眼,
这几乎是造成中国音乐落后的总根源。

三、音乐观的落后

所谓音乐观,是指在一定哲学、美学观念和相关文化、历史背景的制约下, 
人们对音乐本质的认识。这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美学命题,
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和问题。在中国音乐落后论的观点中,
音乐观的落后也成为这一时期个 别音乐家所强调指出的一个方面,
其代表人物是作为音乐美学家与作曲家的黎青主。

在青主看来,音乐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音乐不能做礼的附庸:
“中国旧日是极端推崇音乐,但是,普通说起音乐来,都是把它和礼用在一块。
……乐不过是礼的附庸,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就是要用崇德的乐完成礼的全体大用。
”(1933: 2)批判的矛头直指古代礼乐制度及其思想。
青主的确看到了传统儒家礼乐思想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严重束缚,
其主要表 现就是音乐为政治统治服务,音乐的艺术性与主体性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
即便是民间音乐,在儒家礼乐观看来,也多被鄙夷为“郑声淫”的俗乐而遭到贬抑。 
因而,青主认为,音乐如果要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便不能够把它当作是礼的附庸。
乐是礼的附庸,只在中国音乐史上面是有研究的价值,
在音乐的艺术上面是没有研究的价值。”(1933: 3)
音乐成其为音乐的第二个条件是:"音乐不可以由文人包办气而“中国旧日的文人是包办一切的”,
文人包办音乐的结果“势必 会把音乐当作是礼的附庸,音乐做了礼的附庸,
即是做了道的一种工具,因为在 文人看来,道是造分天地、化成万物的一样东西,
凡属可以行道的诗书易礼,都 是道的工具,固不仅音乐是如是。
你们要把音乐的独立生命夺回来,自然要把'乐 是礼的附庸'之说打破,
即是要把'音乐是道的一种工具’之说打破,必要把这 一类的学说打破,
然后音乐的独立生命才有着落。”(1933: 3-4)可见,
文人包办音乐的结果仍是使音乐沦为礼的附庸、道的工具,
根本上还是音乐主体性的缺失。这种音乐观在青主看来是戕害音乐艺术生命的罪魁祸首。

四、音乐创作的落后

综上所述,在“五四”后的一些音乐家看来,
中国音乐文化的全面落后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
这是否是一种无视传统音乐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呢? 并非如此。指出中国音乐文化的全面落后,
并不等于彻底否定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的发展历史,这样的论断也并不多见。
讳疾忌医甚至抱残守缺绝不是发展音乐文 化所应有的态度。
人们之所以认为中国音乐文化落后并不断指出这一点,
正是反映了他们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充满着憧憬与希望。萧友梅曾真挚地道出了这一点:
“在我们中国,则或因不学而不能著书,或因自夸秘诀而不愿传授,所以虽有绝技,
亦往往不能流传……我们此后要本着大公无我的精神把艺术当作一件神圣的事业。
有何成就不单是一己而亦是整个民族的光荣,有了这样的心思再加以继续的努力,
然后在世界音乐上才有与人争一日之长的希望。我说这一番话,好象是 自扬家丑。
但是我正以爱之深,故不觉责之切,我们要对症下药,
中国的音乐才有办法(1934a:381)应该说,
这一时期的音乐家们大都是怀着这样复杂的民 族情感来审视中国音乐的发展问题,
他们大都是因为对中国音乐“爱之深”才会 “责之切”,
同时都在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寻求“对症下药”的良方。

第二节 全面学习与借鉴西方音乐
1.学习以多声思维为核心的西方音乐表现技术
2.学习西方的音乐教育体制
3.学习西方的音乐艺术观

针对中国儒家礼乐观对音乐主体性的严重束缚,青主道出了一句令中国人至今还在咀嚼的话题:
“你要知道什么是音乐,你还是要向西方乞灵。”(1933: 5) 向西方乞灵什么呢?
那就是“希腊人对于音乐的根本理解。”什么是希腊人对于 音乐的根本理解?
青主说:“希腊人要把音乐当作是一种的语言”。这语言并非日 常交际的语言,
而“是用来补救说话的缺乏的一种语言,这就是希腊人对于音乐 的根本理解。
”所谓语言停止的地方正是音乐开始的地方,
音乐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能够表达语言所难以确切形容的内容,
这种认识自西方浪漫主义音乐以来, 一直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
青主进一步说道:“我们顺着希腊人这个对于音乐 的根本理解推想下去,
便可以见得:音乐是一种灵魂的语言,只在这个意义的范 围内,
我们亦可以把音乐当作是描写灵魂状态的一种形象艺术。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灵界当作我们的上界,那末,
我们亦可以把音乐当作是上界的语言(1933: 11)通过一番层层推进的论述,
青主实际上提出了向西方音乐乞灵的具体内容, 那就是“把音乐当作是上界的语言”、
表现人的灵魂世界的音乐艺术观念。
青主在他的许多文章与书著中不止一次地提出这种观点:“
音乐是由灵魂说向灵魂的 一种语言,用来改善我们的精神生活,
并非是只用来刺激我们的耳朵疽'(1931b: 77)

四、学习与引进西方乐器


第三节创造中国新音乐

一、国民乐派蓝图下的新音乐发展观
二、新音乐的创作实践
I.西方音乐体裁的全面尝试
II.多声思雄的广泛运用
III.民族风格的自觉探索

第四节学习西乐思潮的历史缺憾

一、对旧有国乐的淡漠
二、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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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30年代的国样主义音乐思潮

一、国粹主义音乐思潮的萌发
二、国粹主义音乐思潮的发展

30年代初期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兴起,并没有使国粹主义音乐思潮销声匿迹,
而是依然得以延续。这与蒋介石的大力提倡有关。1934年7月,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提议,
明令公布以8月27日孔子生日为国定纪念日。
当时南京、上海等地曾举行过盛大的“孔诞纪念会”,
郑觐文和他的大同乐会曾去参加该会,他们所演奏的“中和韶乐”成为尊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一些报刊上也 开始鼓吹“礼乐立国”思想:“礼乐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治国施政的大法,
五千年来与日月齐辉的国魂。所以,复兴民族的前提,首要提倡礼乐。
”(仑:1934: 9/10)不过,与20年代国粹主义音乐思潮的强劲势头相比,
30年代抗日救亡思 潮的到来,已经预示了国粹主义音乐思潮即将走向衰落。

三、国粹主义音乐思潮的余响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抗日救亡音乐与歌咏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
国粹主义音乐思潮已失去它本就脆弱的生存环境,其影响日渐式微,
最终被抗日救亡 新音乐运动的浪潮所淹没。犹如中国古乐一样,
国粹主义音乐思潮日渐微弱的声 音再也无法担负起救亡的崇高历史使命,
毕竟,是时代造就音乐,而不是音乐造就时代。

国粹主义音乐思潮的主要观点
一、    排斥西乐,复兴古乐。
二、    西乐中源,以中化西。
三、    复兴雅乐,振兴国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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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20〜40年代的国乐改进思潮

王光祈自称是“孔子的信徒”,(1934a: 122)考其国乐思想,
也恰恰是建立在传统儒家礼乐思想之上,
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整个音乐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 基础之上的。
王光祈对孔子学说以及儒家礼乐思想倍加推崇,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正是来自于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性的象征:“吾国孔子学说, 完全建筑于礼乐之上,
所谓六艺亦以礼乐二字冠首,吾人由此以养成今日中华民 族之'民族性'。”
这一由礼乐文化养成的中华民族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更是中华民族盛衰胜败的关键:“昔日吾族之所以繁衍一时者,以保有此'民族性'之故。
今日吾族之所以奄然一息者,以将失此'民族性'之故。吾国昔日之屡为外族征服,
而终能自拔者,亦以保有此'民族性'之故。”那么,究竟什 么是“中华民族性”呢?
王光祈认为,所谓中华民族性“即爱和平,喜礼让,重 情谊,轻名利是也”。
这种民族性“来自孔子学说”,而孔子学说又是“凭于礼乐”, 
所以礼乐与中华民族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礼乐不兴,则中国必亡(1923a: 21)

首先,王光祈并没有明确说要复兴古代礼乐,他的本意是希图保留儒家礼乐思想中的音乐精神。
虽然他一再强调“唤醒民族改良社会之道”“自礼乐复兴始”, 但他也同样指出:
“至于古礼古乐之不宜于今者,吾党自应起而改造之,以应世界潮流,
而吉制礼作年之徵意,.则于审不摩也。”(1923a: 29)(着重号为引者 所加)
这是我们理解王光祈音乐思想扇关键之处,也是正确评价其推崇礼乐思想的实质所在。
王光祈并非是试图将中国古代礼乐照搬、复演一遍,而是希图经过将其改造之后
“以应世界潮流",至于作为中华民族特性之体现的礼乐精神,则是永不可丢却的民族性的象征,
也是复兴中华民族的根本所在。

二、改进旧器旧谱创造新的国乐

对旧有乐器的改良,刘天华率先作出实验,最为重要的是对二胡和琵琶这两件乐器的改进。
刘天华曾说:“胡琴当然不能算做一件最完美的乐器,但也不如一般鄙视它的人想像之甚。
我以为在这音乐奇荒的中国,而又适民穷财尽的时候, 不论哪种乐器,哪种音乐,
只要能给人精神上些少安慰,能表现人们一些艺术的 思想,都是可贵的°”(1928f: 183)
正是希望二胡能够成为一件完美的乐器,身 为二胡演奏家的刘天华对二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
经过他的努力,原来“仅限 于使音区翻高一均或两均的简单三把演奏法,发展到七把,
与小提琴相比,达到 了小提琴把位的极限。”(刘育和1994: 226)此外,
他还借鉴了小提琴的固定音 高定弦法、演奏弓法等,二胡的音域、音质、
音色都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表现。关 于琵琶,1926年刘天华即开始着手改革,
使其成为十二平均律乐器。在刘半农 先生的帮助下,
他成功地实现了十二平均律在琵琶上的应用。(刘育和1994: 227)
刘天华曾认为中国音乐记谱法的不完备,是造成国乐垂绝的致命伤。因而, 
在乐谱的改进方面,刘天华同样走在了国乐界的前面。
他不但使用五线谱记写他收集的一些传统音乐和自己的新作,
同时还借鉴简谱对传统工尺谱进行改进,使其更易于理解。
比如在字谱的左方加上直线用以表示时间长短,由直排改为横排等。(刘育和1994: 224)

三、内容大于形式表现时代精神

四、无分国乐西乐但求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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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30〜40年代的救亡音乐思潮

“五四”运动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
从此登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日益深刻地影响着
文艺思想及其创作的发展,反帝反封建、
谋求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革命斗争主题逐渐成为无产阶级文艺发展中的重要内容。

一、从左翼音乐运动到新音乐运动

上述论争表明,在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兴起的背景下,
有关音乐的本质、功能等音乐的根本问题的认识,
在左翼音乐家与音乐院中的部分专业音乐学习者之间 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汀石的文章依然可以看出20年代以来音乐美育思潮的影响,
他对音乐教育与音乐功能观中所存在的实用主义思想的批评,
正是反映了音乐美育中反对功利主义,强调涵养美感的思想特点,
吕骥提出的“适应进步的大众要求的中国新音乐”的观点,
则反映了音乐应作为解放大众与争取民族独立之 武器的思想观念,正逐渐发展起来。

二、救亡音乐运动的全面展开

“革命风暴的伟大时代必将产生伟大的音乐。”(卢那察尔斯基1927: 3)
从 《旗正飘飘》到《义勇军进行曲》,从《抗敌歌》到《歌八百壮士》,
从《洪波曲》 到《黄河大合唱》……
无需在此赘述抗战期间究竟有多少为抗日救亡而诞生的音乐作品,
直到今天,在20世纪中国音乐的经典作品中,最为激动人心、
最能振发民族情感的依然是那些在波澜壮阔的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抗战音乐!
抗战音乐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它是否具有高超的创作技巧,
而在于其中所表现出的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斗争精神。
中华民族在反抗侵略、争取独立与解放的伟大 斗争中所发出的呐喊与怒吼,
已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最为光荣与辉煌的篇章。

第二节 新音乐的理论基础及其美学原则

抗战胜利前,作为抗战文化之一部分的新音乐创作始终是与救亡思潮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为救亡而存在的新音乐就必然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及其美 学原则,
详细地考察与分析这些思想理论与美学观念,
不但是全面认识救亡音乐思潮的表现特征及其本质的根本所在,
也是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这一时期新音乐创作及其发展道路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音乐作为武器的功能观
二、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四、大众化与民族化的美学要求
1.利用民间音乐的旧形式
2.继承一切优秀的民族音乐遗产
3.借鉴西乐创造新的民族形式

—、音乐是革命斗争的武器
二、音乐必须为政治服务
三、音乐创作应植根民族传统
四、音乐创作应以声乐为中心

尊重历史、学习历史、超越历史

历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寻求历史现象与现实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总结历 史的发展经验,
为新的历史进步提供有益的参照。在尊重历史的起点上学习历史, 
生学习历史的基础上超越历史,是中国音乐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思潮中的许多合理精神,理应得到继承与发扬。
学习西乐、吸纳外来音乐文化遗产的胸怀不可丢却,
现代中国音乐应继续学习一切优秀的外来音乐文化成果,只有不断汲取异质文化的新鲜血液,
才能激刺中国音 乐的嬉变与更新,才能符合现代中国人B益开放、多样化的音乐审美需求;
音乐 美育思潮尊重音乐的艺术性、提倡以音乐涵养美感的思想,
对于促进音乐创作中 注重音乐的主体性,促进音乐艺术的健康发展,
依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国粹 主义音乐思潮中尊重与保护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积极合理之处,
以及国乐改进思 潮中借鉴外来音乐因素,创造符合新时代的新国乐的理论与实践,
同样值得充分 的尊重与学习;救亡音乐思潮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
其中许多理论纲领己经不适合今天的音乐发展,但以音乐作为凝聚民族意志,
激发爱国主义思想的深 意却永远值得提倡与发扬。



阅读历史

初中高中时期:小学生之友,意林,小说选刊,诺贝尔作品,

职校到现在:有相同人生经历的思想作品,儿童成长史

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现代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_刘绍峰2014

第一章通过扫描古代文化,
从专制国家与文化统治的关系透视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统治的精神实质。
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该民族国家实践和创造精神成果的总和。
隋朝幵科取士,中国建立起了文官统治制度,自此后,封建国家以文治国,文化国家化。
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天人合一”、
以“德”“孝”治天下、“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观念,与
封建国家统治要求高度一致,是封建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
中国古代文化有“道统”传统,以吏为师、文以人传、尊重传统、重视传承,
有影响的文学家大多又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不分,
习惯上将“文学”当作文化思想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内容,文学体裁序列等级森严,功能分工严密。
各文体都有严格的艺术规范,创新创造空间狭小,表达受到极大限制。
诗文等是文学正宗,讲求遣词造句和音韵声律,备受推崇;小说、戏曲等为“邪宗”,
不登大雅之堂。在朝向近代的进程中,正统文学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严苛禁锢,
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走向穷途末路;“邪宗”的小说、戏曲虽受到民间大众欢迎,
获得较大发展,但却不被认可,发展遭遇困境。
民族国家与文化思想的生命力逐渐丧失,双双进入衰亡阶段。

第二章阐述近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变动引起的文学新变。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
的自然延续发展,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是文学重建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持续一百多年的侵略掠夺,闭关锁国政策
被打破,国家危亡,呈现末世景象,“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性的思潮,引起社会
生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变化。近代诗歌承续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热情歌
颂国家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明清诗文的纯文学风格
相比有明显变化,走在了变革前列。这种转变由于受到诗歌严重的形式化桎梏,
难以转向现代,文学的重心由诗歌向“文界”、“小说界”转移。

第三章论述在现代思想文化催生下文学最初的重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
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文学为切入口,从革新文学的思想、内容、语
言形式和传播方式、对象等方面,否定旧文学的主体性,将文学革命与改造社会、
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建设现代思想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呼吁建设新文学,掀起
了文学革命思潮,确立了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朝向,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彰显
了文学的极端重要性。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以西方文学为正宗,崇尚科学民
主和理性精神,呼唤人的自由解放,重视对文学语言、形式、主题思想等文学表
层的革新,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激发变革热
情。人文主义思潮兴起。

第四章论述随着民族国家危机加深,现代思想理论不断引入,中国现代民族
国家意识不断生成,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自信持续增强,现代文学日益成熟,积
极追求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重建需要作大量理论与创作实践准备,,
过程注定曲折漫长。现代文学与世界多种文艺思潮互动,弘扬人道主义,倡导个
性解放,书写新思想,描绘新人物,营造新意境,拓宽了艺术空间和审美范围,
作了多样探索实践。由于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激烈对立中转向现代的,现代文明和
资本主义是被强行植入的。中国社会对此充满了异己感和强迫感,在多个向度上
展开批判。受世界左翼文学运动影响,现代文学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后,复归理性,
摆脱对西方文学的亦步亦趋,在文学上实践中体西用,扬弃五四时期的“欧化”
倾向,系统地批判西方和资本主义,从混杂西方、日本、俄苏等多种观念,转向
认同苏俄,追求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复古与进步,民族民间形式与欧
化、世界化,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等理论与实践的争执。

第五章阐明由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下产生发展的,形成了文学的
战时体制,党派文艺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从不同时代要求出发,规
范引导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拉扯,不是以统一的国家意志为基
础的,现代政党主导了文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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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专制国家文化与文学重建的基础

封建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围绕巩固封建统治需要建
立起来。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设立有
专门的文化机构,如唐宋时期的翰林院等;有文化官员,如史官、大学士、历史
编修等。这些机构和官员按照统治需要对文化进行选择、郵别、修订、编纂、保
存、传承,文化的选择、保存、传承得到封建国家制度的保障,成为国家权力的
一部分。这使传统文化受到国家主导和支配,是封建国家统治的衍生品。文化与
统治相互支持,文学思想与统治思想结合在一起,政治、文化一体化,成为封建
国家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延续性很强,被称为“邦本”,具有鲜明的封建主义
思想特征。

秦朝的焚书坑儒开启了以国家力量进行愚民统治的先河。汉代董仲舒提出
“罢點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以封建国家力量钳制思想文化发展合法化、
常态化,确立了封建国家文化发展的核心观念和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从“焚书
坑儒”到“独尊儒术”,文字狱以不同形式在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有所体现。
思想传播受到甜制,独立思想因为不符合封建大一统的要求,也被当作异端邪说、
标新立异,可能动摇统治根基而被严加禁止。从此,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成
为封建社会主导性的统治思想规范,“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统慑中国人的意识
形态数千年……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每一个细部”。《史记》、
《汉书》等历史巨著,也被当作记述类文学作品。它们系统地总结封建国家的统
治经验,为封建国家大一统提供了哲学和史学的解释。封建国家实施严格的文化
思想统治,排斥异己,与正统文化相违背的思想文化被视为异端学说,传播保存
需要冒极大风险。文化形成了正统与邪统、国家与社会、民间的对立与分野。隋
朝首创“幵科取士”,建立了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文官制度,通过设科考试选拔
官吏,举贤任能,人才选拔国家化、制度化。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封建
统治秩序中,受到严格控制。唐朝后,中国开始形成比较稳定的封建统治制度,
四夷咸服,外部威胁小,根本无法与朝廷相抗衡。由于周边没有可与匹敌的力量,
王朝更替往往是以内部争斗的形式进行,武装力量是对世袭皇权的最大威胁。隋、
唐、宋等朝都是体制内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实现了朝代更替。这种历史认知,
为形成“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提供了坚实的现实政治基础。明、清统治者引以
为训,军队作用被严格节制,受到持续削弱。国家制度由重武力统治向文化统治
转变。它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削藩”。此后,削弱武装力量,限制武
将、藩属的军事能力成为和平时期巩固皇权的一种习惯性操作。通过思想控制形
成牢固的封建专制思想文化,巩固封建统治成为省时省力的通行做法。文化日益
国家化。这也导致在封建道德伦理和思想意识中,严重缺失竞争精神,缺失以竞
争与选择为基本规则、以人的权力和自由为基本价值追求的思想基因,迟迟无法
转向现代。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学而优则仕”,对马上得天下的君主政权威胁小
受到重用。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形成了独立的士大夫阶层,通过文官体系发挥作
用,对军事强人及其军队起到了强有力的制衡作用,是封建国家统治结构的关键
环节。

中国传统上崇文轻艺限武,以文立国、垂文而治。传统文化“以吏为师”、
“为王者师”,文以人传,有政治家为文、以文立身的传统。文学创作主体与政
治活动主体有很大交叉,文学圈子与政治圈子几乎是同一的,有影响的文学家大
多又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如孔子、孟子、老庄诸子,李斯、贾谊、
错、张衡,曹操、曹不、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南北朝时期的王谢文学世家、
庾开府、鲍参军,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拭、
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唐宋八大家,辛弃疾、陆游、岳飞等。文学史上留名的篇
章大多数都是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官员的作品。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基本上就是政
治家的思想史、活动史和创作史。

传统道德强调“忠”,把“忠君”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追求,但“义”在清代的民间潜滋暗长,
甚至超越了对“忠”的强调,等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会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
传统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强调血缘、宗亲、家国一体,与国家统治保持着密切联系。
文学与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
密切互动,封建主义传统牢不可破。

总的来说,传统文化在哲学思想上是唯心的,在功能作用上是教
化的,是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在文化教育上是落后愚民的。
古代文化尊重传统,重视传承。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荀子说:“善
言古者,必有节于今。”陆贾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这
使传统文化强调学术传承,尊重首创,认为传统、先贤的就是好的,却又忽视个
性,不接受创新,甚至连“标新立异”这个词到现在都还是贩义的,重大的创新
只有借复古名义进行。封建文化是面向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基本上不考虑让更
多人接受教育,倒是有明确的愚民传统,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有
意无意地设置重重障碍,阻碍文化知识传播。如繁体字笔画繁复,文言文无标点、
不断句,即使对于接受良好教育的现代人而言,也如同读天书。汉语语言文字相
分离,诗文讲究声韵平、起承转接,高度程式化,书写顺序从右至左,不合乎
人的行为习惯,无形中筑起了一道高墙,壁鱼森严,把劳动大众隔绝在外。再加
上封建国家实施系统的文化垄断,文学作品较多纯粹的文人式情感表达,传播范
围局限于文人圈子内,通过一对一的单线传承,缺少社会传播的渠道,很难社会
化,只有少数达官贵人的作品才能较好地得到传播。普通人的文学作品很难进入
流通和传播渠道产生社会影响,发挥社会作用。大众被阻隔在文化之外,被剥
夺了思想权、受教育权。社会文化、民间文化更多以大众为对象,以娱乐为目的,
相对而言,较少封建教化的思想内容。它们依靠口口相传、民众自发保存,缺少
正统文化严格的传承、管理制度,被压制和摧残,始终处于断续的存续状态,不
成体系,自生自灭,与正统文化不成比例。封建正统文化一支独大,形成单一的文化。

第二节    古代文学的体裁序列及其功能分工

“文学”概念在古代有狭义和广义之别。广义的“文学”涵盖所有文字记录,
与狭义的“文化”内涵基本相同相通。狭义的“文学”则指用语言文字形象地反
映社会生活的作品,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记录个人生活体验、情感、思考和艺术
想象的一种创作,既可以叙事,也可以行情,是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构成和最重
要载体。古代文学经历数千年发展,体裁众多,文体不断发展演变,主要包括以
不同形式存在的诗、辞、词、曲、赋、散文、小说、杂剧等,涵盖广,影响大,
具有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形成了严格的内部层级和序列。

正统文学不与谋生养家糊口相联系,不与世俗社会生活相连接,与凡夫俗子相去甚远,
认为雅的文学才是高尚的、正宗的;面向市民,与普通民众为伍的就是俗的。
“颂”则是歌颂国家、祖先歌功颂德的作品。
这三类作品各有特色,以“国风”的思想性、艺术性最高。从《诗经》开始,文
学创作已经形成了民间与庙堂、缘情与教化、社会与国家的分野,民间、文人、
国家三种文化和谐共融。楚地兴起楚辞,以民歌为基础,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形
成新的诗体。屈原《离骚》是其中的佼佼者,开创了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风”、
“骚”并称。屈原的《离骚》表达了强烈的政治理想,用文学深度介入国家政治,
高扬爱国主义旗峡,形成了诗歌创作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创作源头。


第三节    文化沉论与民族国家迷失

战国时期,战乱频仍,封建国家体制不完善,长期的社会动荡和战争极大地
促进了知识分子思考。他们纵横捭阖,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迸发出自
由思想的光芒,形成了各种思想竞相奔涌,各样学说百家争鸣的宏大局面。这些
思想学说虽各有自己的合理性,能解决局部的问题,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论基础,
众说纷纟云,给封建国家治理带来了困难。统治者总结教训,把规范文化思想提上
了日程。在这种过程中,儒家思想相对而言比较全面、科学,经过孔子及其门徒
的大力宣扬,得到统治阶层的强力推崇,影响增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
是基于这样一个社会现实被提出来,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儒家思想经过
历代统治阶级的全释、改造,集中体现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主张。

封建专制主义延续数千年,日益巩固,束缚人的思想。传统文化重视传承,
墨守成规,缺失创新精神,封建礼教根深蒂固,道德伦理等级森严,有严格的秩
序,是不平等、不自由的,是违背伦常和人性人情的。封建道德伦理秩序与每个
人密切相关,反映封建人际关系,是对人桎梏最深的领域,这些观念渗透进国家
政治、民族心理、社会伦理、文化文学等各个方面,传统思想文化日益沉沦。创
作被当作一种作者私人化的精神活动,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承担
教化责任,排斥恰情消闲,浸透着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要求,表现出鲜明的
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在对象上,文学在士大夫的圈子内封闭运行,是士大夫身份
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和重要标志,读者圈子小,没有市场支持,持续式微。文化调
弊与国家衰颓成为大趋势。封建思想文化积重难返,变成妨碍社会进步的痼疾,
越到后来越明显。宋以后,汉唐以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封建国家昂扬向上的进取
精神几乎荡然无存。在儒家文化束缚下,中原民族日益衰颓;与此相映衬,周边
少数民族没有受到中原文化的束缚,保持了强悼性格和作风,往往起于萍末,在
对经济富庶、文化先进的中原的征伐中,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以势不可挡之势席
卷而来,逐鹿中原,最终凭借晓勇善战、孔武有力入侵并统治中原。作为中华民
族主体构成的汉民族的文化思想和精神甚至已经根本无力抵抗来自偏僻、落后,
但却强健、剽得、靠临时拼凑起来的边地少数民族的武力征服。这也证明,思想
观念一旦进入文化层面,被接受传承,就会对社会产生持久而强大的规范作用。
这在中国文化中有诸多例证。

一是“多难兴邦”。传统文化有“多难兴邦”一说。它既指在国家遭遇灾难
时,传统文化的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观念,如爱国主义、以民为本等思想观念得
到激发,能够凝聚人心,形成战胜灾难和困难的巨大力量;也指国难当头往往给
牢固的旧体制以强烈冲击,严密的思想控制松动,为体制外知识分子介入国家政
治、发挥个人潜能提供机会,从而冲破旧体制的束缚,给思想文化和体制创新带
来空间。体制外文人介入政治,站在时代前沿,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忧国忧民,关心国事民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积极参与政治,
追求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给社会思想带来新气象,国家重组,社会
重构,给统治思想带来质的飞跃,为国家振兴创造机会。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
后者的作用其实远远超过前者。反过来看,它也表明,封建专制阻碍中国社会进
步发展已经成为常态。

二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家不幸诗家幸”反映了文学与国家关系的另一
个侧面。国家遭遇灾祸时,往往能激发仁人志士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创作冲动,迸
发出激烈的思想情感。他们表达救世济民情怀和政治思想抱负,发出时代最强音,
成为民族国家团结奋斗的鼓手和精神旗峡。同时,由于朝代更替,具有前朝意识
形态色彩的正统文学、文化和一些相关观念往往被否定。虽然其内容和实质变化
不大,但政治和社会变动的过程还是能给非正统的文学创造短暂的时间和一定空
间,引发新的创作思想观念和文学变革。

古代社会重农抑商,商业发展长期受到压制,传统文学主张存义去利、讳财
忌利,作品的商业价值得不到体现。汉代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
不计其功”,《使文化文学发展完全与物质利益脱钩,立足于封建国家统治和社会
教化的基础上,缺少商业的根基。这种思想与“重农抑商”观念结合在一起,形
成了排斥商业活动和商业文化的传统。正统文学畸形发展,一枝独大,日益纯粹
化、文人化。此后,唐宋、明清经济繁荣时,虽有人试图扭转这一觸向,却始终
收效甚微,无法打破封建文化大一统的僵局。人的个性丧失,民族思想力衰退,
民族国家持续没落,江河日下。这种趋势在唐宋后期己经显现,在元、明、清得
到充分展示和验证。

受自然经济制约,中国社会有浓重的因循守旧、固守田园的小农心理。从宋
明理学开始,儒学日益僵化,社会思想禁锢森严,蹈空务虚,形成了“无事袖手
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清谈学风,思想文化受到严格钳制。明清两朝更是
将这种桎梧国家化制度化,强化专制统治,直至提出“存天理,去人欲”这样违
反基本人道精神、灭绝人性的思想观念,受到普遍尊崇,并在文化上深入实践。
封建国家文化彻底税化为统治工具,朝着追求人的自由的发展方向逆行,走上了
反人性、反进步、自我禁闭的道路,犬儒主义盛行,民族国家活力丧失。

传统“忠”、“义”关系的倒置与民间正义性的获得是封建统治进入末期的一
个重要现象。“忠”、“义”是传统文化中两个重要的价值观念。“忠”强调下对上、
个人、小团体与集体、国家、封建帝王的忠诚。“义”则侧重人与人之间平等、
个人与小团体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关系。“忠”常用于庙堂之上,是封建权力结构
的一个核心概念;“义”则更多用于民间、江湖,是非官方的,反映了一种社会
关系。中国封建统治者一直热衷宣扬“忠”,忠于皇帝、忠于朝廷是对臣子的最
高评价。传统道德伦理秩序是“忠义”并提,“忠”在前,“义”在后,“忠”与
“义”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孔子主张“仁”“义”,如“君子义以为上”、“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孟子倡导“舍生取义”。其中“仁”是对治阶
级而言,“义”则更多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崇“义”是传统文化的道德原则,
普通民众崇尚“义”,有崇“义”的传统。

“义”含义非常复杂,不同时代理解不同,同一时代不同阶层中也会有不同
理解。封建统治者与普通民众对于“义”的理解有很大差异。古代民众将民间一
切正当、正义的行为都归结为“义”。“义”的观念是传统文化中授予民行为正
义、正当性的思想理论根源。因此,压迫者的造反被称为“起义”、“举大义”,
英雄好汉称为义士,做好事、舍己救人、抑强扶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被称为
见义勇为。古代社会有义侠、义仆、义丐,救苦救难的设施称为义庄、义田、义
学等。封建统治后期,专制主义日甚,公理正义丧失,较少强调“忠”而较多重
视“义”,社会思潮转向追求个体的“道义”责任,突出表明了民间社会在正统
体制之外对“道义”和“公理”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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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旧国家败亡与传统文学式微

封建国家的衰微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国家与革命中也得到验证。中原地区是
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受到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文化思想的严密控制,是其辐射
最强、禁锢最严的地域。文化思想僵化,丧失活力。而在落后、边远、沿海地区,
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弱,辖射力、整合力逐步下降。因此,近代以来中国开风
气之先、领袖群伦的人物,如魏源、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
毛泽东、蒋介石等,多出自偏僻、离正统文化中心区域距离较远的地方;具有现
代性质的思想、进步文化、革命队伍大多产生在广西、广东、湖南、浙江、江西、
四川、安徽等地;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等
革命多自南方起。而在北京、西安这些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城市,既没有产生本
土的文化大家,也没有产生一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与此类似,在上海、天津、
广州、香港这些领资本主义风气之先、深受殖民文化影响的城市,近代以来也少
有本土的思想文化大师、巨匠。这不是偶然的。过去人们更多强调这些地方偏僻
落后,容易产生革命思想。这种观点隐含着中原中心主义的立场,有很大偏颇。
其实事实远不是那么简单。从文化思想角度来看,这些地方既不像沿海地区,如
上海、广州、天津、香港等,很快被西方文明、殖民思想所滲透、征服、同化,
折服于西方思想,彻底认同,呈现一面倒的状况。也不像北京、西安等传统文化
根基深厚的城市那样,抱残守缺,缺乏灵活性。它们大多处于西方文明向内陆强
势扩散,与传统文化保持强大影响力的中原地区之间的中间地带,新思想既得到
比较充分传播,传统文化又保持着较强影响力。在二者的激烈对峙争锋中,这些
地方文化阶层的思考选择既保持了民族国家的文化主体意识,有强烈的文化自
觉,又不像传统文化核心区域文化人那样惟我独尊、冥顽不化,保持了一定灵活
度,能从实际出发,更容易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从而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在
接受现代文化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坚持和保有民族国家的文化主体立场,从而
得到各方认同,被普遍接受。因而在这些地方往往能迸射出朝向现代文明的思想
文化之光,为民族国家新生带来转机。

近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批判
揭露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积极启蒙救国。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通过五十多
个主要人物活动,牵引出六十一个小故事,勾画了清末官场的生活实况,展示封
建社会末期吏治腐败和人性堕落。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叙述者的
所见所闻为线索,采用回忆牵出系列故事,全面地反映了晚清社会从官场、商场、
洋场到士林、平民百姓的现实生活,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反映晚清官场社会的堕
落,官场腐败。批判调侃、议论占有很大成分,反映时人爱国情绪,强化了小说
的谴责主题。刘鹤的《老残游记》通过两个类似公案故事揭露当时所谓丨青官”
的“廉政”实际上是害民的暴政,批判清王朝吏治腐败。这些作品用见闻组织情
节,打破传统文学统一的故事框架,简化叙述头绪和过程,叙事方式线索更为集
中、精练,积极介入现实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尝试进行社会批判,形
成了新的创作规范,但也存在思想内容浅薄,艺术形式模仿西方文学,较少创新,
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不足等问题。


第三节“武化”实践与“文化”的救赎

制度缺失也加剧了社会分化。1905年清王朝废除了科举制度,科举取仕途
径被取消,堵塞了知识分子通过制度性安排进入国家权力系统的渠道,封建文官

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多重压迫和盘剥,民众迷信愚昧,难以
承担建设新国家重任。陈独秀批评说:“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
家于世纪,诚不能无所怀疑!”他批判旧民族精神,不惜自贩、自斥、自责,
毁灭旧的文化自尊和盲目自信,以建立现代精神人格与民族个体新的自尊自信。
他重申:“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与强敌,乃民族之
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
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毛泽东也说:“中国
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谜信物像,迷信命运,
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
结果。”他指出:“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若说这话没
有根据,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人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认得清字,懂得
清道理?”他精确分析道:“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
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
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
民。”②认为必须通过革命扫除旧传统、旧观念、旧思想,为现代化扫除障碍,为
文学重建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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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现代政治发端与新文学发生

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内的激进革命主张占据了上风,有急躁冒进情
绪,他们批判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
提出“无间断革命”,把改良主义作为最危险的敌人,排斥打击中间力量。“要相
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实行关税自主等”,在
广大群众中都发生了相当的影响。②出国留学归来的青年聚集在一起,形成不同
思想文化群体。受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驱使,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文学方面的目
标基本一致,对传统文学普遍持全盘否定态度,对西方文明普遍持折服的心态,
有很强的文化挫折感,失去了辨别和判断,盲目接受。受国际“左”倾思潮和国
内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他们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论争,把政党理论贯彻到文学实
践活动中,给现代文学增添了新生力量,也给文学注入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他们自认为掌握了拯救国家民族的思想武器,有服务国家的强烈冲动,却在现实
中报国无门,对国家、民族和自身命运深感焦虑,有着情不自禁的表达冲动,容
易激动、情绪化,急于“破”疏于“立”。他们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激
烈批判现实,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他们这种批判精神与社会思潮合拍,成了文
化、政治组织和派别的旗手、领军人物,年纪很轻就掌握了话语权,主导了现代
文化发展。但他们对中国实际并不了解,对文学的了解也是片面、理念的,对文
学的连释多有偏激倾向和理想色彩,否定新文学实践,也造成了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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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政党分立对抗与文学的选择

在大城市和租界,官僚、资本家、地主等却亡国犹唱后庭花,
依然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有闲文人坐在豪华包间里喝洋酒品咖啡抽洋烟,
或继续高谈阔论“为艺术而艺术”,或孤芳自赏,
谈风弄月,自得其乐,写个人闲情和欲望,创作闲适文学。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
立、国家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斗争,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艰苦斗争,具有长期
性、艰巨性、残酷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闲适文学宣扬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
生活,强调和重视个人的爱和欲望,在进步人士看来,无疑是无视国家民族的痛
苦、压迫,对此冷眼旁观,漠不关心。哪怕这些作品将爱与情感表现得流光溢彩,
也是脱离现实人生,是缺乏爱与温情的,是虚幻的。他们激烈批判这类创作,有
关题材受到抑制。上海、天津等资本家的安乐生活在文学中也被激烈批判。

    中国社会缺乏现代原则与规范,社会规范是在战争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如要
求道德至上、纪律严明。这种要求也被带到文学创作中来。现代文学的主要原则
几乎都是在战争环境下形成产生的,严酷的战争环境要求作家从个人主义转向集
体主义,战时原则极大地规范了现代文学。社会各方面都以不同方式与革命建立
起联系,个人恋爱、家庭婚姻是现代文学的一个母题,也被纳入到革命的序列中,
不可避免地与国家革命、政党政治建立了联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四文学
浪漫的、为个人幸福可以抛弃一切的个人恋爱、婚姻自由,此时变成了恋爱让位
于革命,个人服从组织,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党派、国家利益,以适应时代社会
对个人严格的思想道德规范要求和创作审美规范。对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
闻天做过精辟论述。他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第一,恋爱的对象必须是革命
的;第二,恋爱的双方必须是两相情愿的;第三,恋爱的工作万万不能够妨碍革
命的工作……”。“青年同志们!当我们中华民族高举起解放的旗帜的那一天,
当我们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每个青年男子
会得着一个漂亮的老婆;同样每一个青年女子会得着一个漂亮的老公,那是不成
问题的~·…”。①这就将爱情置于了革命规范下。在革命年代,这种逻辑有着普
遍的适用性,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一体遵循。

批判性论文感觉太过激动,导致事实理论偏少

逻辑

从我的过去看,我的逻辑标准不断在变化。并且组词方式不断在改变。

我认为逻辑的改变很大一部分是对于现实的需要,而更新不符合现实需要的逻辑。

什么时候逻辑的更新会停止?

从我的母亲语言行为表现,她看人的逻辑停留在分家的那时,我猜想是经济独立后。

从农村父母教育孩子的行为看,出其一致,都是一种谴责棒棍教育。

我猜想这种行为是从上一代的爷爷奶奶学来的。

什么逻辑永不过时?

儒家思想能流传至今是其所谓的仁:对人友善(目前只了解这个)


11月26日爷爷生日,我唱了一首生日歌


逻辑更新:

过去

我是一名网购人,我相信网上买到的东西更加便宜,优惠

我认为衣服,裤子,袜子,等等用品只要买贵的,买品牌好的就是质量好的。

实际情况呢,只有极少部分的服装质量表示物有所值,但是我心里还是暗许是值得。

我心目中缺少一个对服装的标准,什么样的材料是好的,是值得我花的钱

还沉浸在一个角色宣传时代,盲目的相信的对方文字,语言,图像。

我母亲做过衣服,比我多出20年的服装经验,她看到一件服装可以给出合适的价格,

可以说出材料怎么好,褪色,洗球,变形,耐脏这是她积累的经验。

而我缺少这些经验,拥有这些经验肯定是好的,可以跳过这些坑。

现在

一个想法得到多个有经验的人的看法,我还可以得到提升。

重点是上哪去找富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士去扩充视野。

买贵重的东西应该和富有经验的人商量,要不然会吃很大的亏。

下次我买东西不能太相信标题党好评党,应该多看看差评,确定自己需要的是怎样的。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解广告的推销历史。用合适的钱买到合适的物品。

从网络上买家电有个缺点就是镇里的人不给你提供服务,因为你不是从他那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