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间打开了《罗素文集:第6卷-意义与真理的探究》,随手一翻,发现写的不错。

伯特兰·罗素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看到后面,看不下去了,因为不好看。

《意义与真理的探究》

词是什么

对于对象词的最初的学习是一回事;当言语这种工具已被掌
握时,对言语的使用又是另外一回事。在成年人的生活中,所有言
语 ,比如对某个名字的呼唤,从意图上来说都是祈使语气,尽管这
不是非常明显的。当它似乎只是一个陈述时 ,它就应该以 “知
道……"(know that)这些语词作为开始。我们知道许多事情 ,
而我们只是断言其中的一些。我们断言的那些事情就是我们希望我
们的听者知道的那些事情。当我们看见一颗流星,并简单地说一
声“瞧!”时 ,我们希望这一个词会让旁观者也能看到它。如果你有
一位不受欢迎的来访者,你可能会把他踢下楼,或者你可能会说
“滚出去! ”由于后一种包含较少的肌肉运动,所以如果它能和前一
种做法产生相同的效果,那么它将是更可取的。


因此,在成年人的生活中,当你使用一个语词时,你之所以使
用它,通常不仅是因为这个词所“指称”的东西出现在感官之前或
者出现于想象之中,而且也是因为你希望你的听者做出一些与它
有关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学习说话的儿童来说,情况却并
非如此;而且即使在后来的岁月中,情况也并非始终如此,因为在
有趣的场合使用语词成了一种自动的习惯。如果你突然看到了你
误以为已经死去的一个朋友,那么你很可能会说出他的名字,即使
他本人以及任何别的人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但是,这类情况属
于例外。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说:除了在某些例外情况下,言语就是由
人们所发出的声音构成的,而发出声音的人指望别人做出他所期
望的行为。然而,它的指示的及断言的能力仍然是基本的,因为正
是有了这两种能力,当我们听到言语时,它才能导致我们以一种与
环境中的某种特征相符合的方式去行动,而这种特征被说话者而
非听者感知到了,或者由说话者从过去的知觉中所记起。当你在
夜晚领着来访者走出你的房屋时,你可能会说“这里有两个向下的
台阶。”你这么一说,就使得他在做出反应时好像自己也看到了这
些台阶一样。然而,这意味着你对来访者有某种程度的善意。陈
述事实绝非总是言语的目的;通过说话来骗人同样也是可能的。
“语言被给予我们,是为了使我们能够隐瞒我们的思想。”因此,当
我们把语言看成陈述事实的工具时,我们就不言而喻地假定了说
话者身上的某些愿望。有趣的是,语言是能够陈述事实的;同样有
趣的是,它也能够陈述谬误。当它陈述事实或者谬误时,其目的是
希望在听者身上引起某种行为。假如听者是一个奴隶、一个儿童
或者一条狗,那么通过比较简单地使用祈使语气,就可以产生效果
了。然而,在说谎的效果和真话的效果之间存在着差别:只要人们
期待着真理,谎言就只能产生人们想要的结果。事实上,除非假定
说真话是一种通常的情况,没有人能够学会说话:假如当你的孩子
看到一条狗时,你很随便地说出“猫”、“马”或者“鳄鱼”,那么当它
不是一条狗时,你将不能通过说“狗”来欺骗他。因此,说谎是一种
派生的行为,它预设了说真话是一种通常的规则。

句子 、句法和词性

接下来,考虑像“如果你将生病,我会难过的”这样的句子。这
个语句无法分成“我会难过的"和“你将生病”这两个句子。它具有
我们要求语句所具有的那种统一性。但是,它具有某些语句所不
具有的一种复杂性。如果不考虑时态的话,那么它陈述了在“我难
过”和“你生病了”这两个句子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可以把它解
释成断言了下述情况的语句:不管何时,只要这两个句子中的第二
个是真的,那么第一个也是真的。相对于作为它们构成成分的语
句 ,这样的句子可以被称为“分子式的”;根据同样的对比关系,这
些作为它们构成成分的语句则可称为“原子式的七在一种非相对
的意义上,某些语句究竟是不是“原子式的",在眼下可以作为一个
尚容争论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在考虑什么东西产生了语句的统
一性时,只要发现一个语句是分子式的,我们最好还是把注意力首
先转移到它的原子上。大致地说,一个原子语句就是只包含一个
动词的语句。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在一种严格的逻辑语言中才是
精确的。

这个问题绝不简单。假设我先说出“A”,然后说出“B”,
你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声音'A‘,先于声音但是,这含有声音'A',
出现了和“声音'B,出现了”这两层意思,并补充进另外一层意思,
即一个现象在另外一个现象之前。因此,你的陈述实际上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陈述:“在我出去之后,我把衣服弄湿了。”
它是一个分子陈述,其原子是“A出现了”和“B出现了”。
那么,当我们说“A出现了”,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意味着:存在着一种属于某个类的声音,这个类被称为“A”。
因此,当我们说“A先于B”时,我们的陈述就包含了一种隐藏的逻辑形式。
这种逻辑形式和以下这个陈述的逻辑形式是相同的:
“首先出现了狗吠的声音, 然后出现了马嘶的声音。”

包含了“所有”或者“没有”这些语词的命题可以通过经验材料加以否证,
但是除了在逻辑和数学中,它们是不能被证实的。
我们能够证明“除了2以外的所有质数都是奇数",
因为这是由定义而来的。但是,我们不能证明“所有人都是有死的",
因为我们无法证明我们没有看漏任何一个人。事实上,
“所有人都是有死的”是一 个关于所有事物的陈述,而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所有人的陈述。
它陈述了这一事实:对于每一个X来说,要么X是有死的,要么X不是人的。
在我们检查完毕一切事物之前,我们无法确信未经检查的某种事物是人的并且是不死的。
由于我们不能检查一切事物, 所以我们无法从经验上知道一般命题。

描述经验的句子

所有学习说话的人都能使用句子来描述事件。事件就是语句为真的证据。
在某些方面,整个事情是如此显然,以至于不易发现任何问题。
在另外一些方面,它是如此晦暗,以至于难以发现任何解决的途径。
假如你说“天在下雨”,你也许知道你所说的是真的, 因为你看到了雨,并感觉到了它,
听到了它;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一旦我们试图分析在我们根据当下经验作出这种陈述时所发生的事情,困难就出现了。
在什么意义上我们“知道”一个事件,并且该事件独立于对与其相关的语词的使用?
我们如何 能够把它与我们的语词相比较,以便知道我们的语词是正确的? 
为了让我们的语词可以是正确的,在所发生的事件与我们的语词之间必须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这种关系是否存在?
就语词所应用于其上的事件而言,在不拥有关于它的非语词的知识的情况下,
也许有可能知道我们的语词是正确的吗?

假设在一个潮湿的日子你在外面步行,而且你看见了一个池塘并绕过了它。
你不太可能对自己说,“有一个池塘,不踏入进去将是明智的。”
但是假如有人说“为什么当时你突然绕道一边了?” 
你会回答“因为我不希望踏入那个池塘”。经过回顾,你知道你曾有一种视知觉,
并且你对它做出了适当的反应。在所设想的这种情况下,你用语词表达了这种知识。
但是假如问你的人并未使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件事情上,
你知道了什么,并且你是在什么意义上知道的?

当你被问时,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而且你是根据记忆来回答的。
一个人能够记得他从未知道的东西吗?这依赖于“知道”这个词的意义。

“知道"这个词是极其模糊的。在其绝大多数意义上,“知道”
一个事件是一种与被知道的事件不同的现象。但是,“知道”有一种意义;
而在这种意义上,当你拥有一种经验时,在此经验与知道你拥有此经验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
也许人们会认为,我们总是知道我们的当前经验。
但是,假如这种知道是某种不同于经验的东西,
情况就不可能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假如经验是一件事情, 而知道它是另一件事情,
那么这样的假定即当一种经验发生时我们总是知道它,就要把每个事件无穷无尽地往上累加。
我感觉热; 这是一个事件。我知道我感觉热;这是另外一个事件。我知道我知道我感觉热;
这是第三个事件。如此等等,直至无穷;而这是荒谬的。因此,我们必须要么说,
在我当前的经验出现时,它无法与我知道它区分开来;
要么说,我们通常并不知道我们当前的经验。
总体说来,我在使用“知道”这个词时,宁愿要它蕴含着知道行为与被知道的东西是不同的,
而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即我们通常并不知道我们当前的经验。

那么我们将会说,看见一个池塘是一件事,而知道我看见一个池塘是另外一件事。
“知道”可以定义为“以适当的方式行动;
当我们说一条狗知道它的名字或者说信鸽知道回家的路时,
我们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在这种意义上,我知道池塘就意味着我绕道一边。
但是,这一点是模糊的,这既是因为其他事物也可能使我绕道一边,
而且因为“适当的”只能通过我的各种愿望来定义。我也许希望自己被弄湿,
因为我刚刚买了一笔很大数目的人身保险, 并且认为死于肺炎是合适的。
既然那样,我绕道一边就会表明我没有看见这个池塘。而且,假如愿望被排除了,
对某种刺激所做的适当反应将由科学仪器来显示。但是没有人会说,当天气变冷时,
温度计会“知道"。

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说出“这里有一块黑的色片”这个
句子。事实可能非常有趣,以至于我们不加思考地喊出来;我们可
能希望提供信息;我们可能希望吸引某人注意正在发生的事情;我
们可能希望进行欺骗;我们可能像在引用诗歌时那样,说出一些不
断言任何事物的语词。假如我们愿意的话,我们能够知道这些情
况中的哪一种是我们说出这些语词的原因,而且我们是通过观察
即被称之为内省的那类观察而知道这一点的。

对象语言

在日后的生活中,当我们学习一个新词的意义时,我们通常是
通过词典而学习的;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一种定义来学习的,而
这种定义是根据我们已经知道其意义的词作出的。但是,由于词
典是通过别的语词来定义语词的,因而一定存在着某些这样的语
词 ,对于它们,我们不是通过文字的定义而知道其意义的。在这些
语词中,有一小部分不属于初阶语言,它们就是“或者”和“并非”。
但是这些语词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初阶语言,而且我们现在必须考
虑关于这些语词的意义的学习过程。词典词可以被忽略,因为从
理论上说它们是多余的。这是由于,不管它们出现在什么地方,它
们都可以被它们的定义所代替。

在学习一个对象词的过程中,有四件事情要加以考虑:在对象
出现时对被听到的那个词的理解,在对象没有出现时对它的理解,
在对象出现时说这个词,在对象没有出现时说这个词。大致说来,
这就是儿童获得这四种能力的顺序。

可以用行为主义的方式或者根据个体心理学,来界定对一个
听到的词的理解。当我们说一条狗理解一个词时,我们有权利去
意味的一切东西就是:当它听到这个词时,它会以适当的方式去行
动 ,我们不知道它所“想”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考虑一下教一条狗
去了解它的名称的过程。这个过程由叫它、当它过来时奖赏它,以
及当它不来时惩罚它这样的几个环节所组成。我们可以想象,对
于这条狗来说,它的名字意味着:“要么由于我来到了主人面前我
将得到奖赏,要么由于不来到主人面前我将受到惩罚,'哪一种选
择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将由它的尾巴来表示。既然如此,联
想就是一种愉悦-痛苦的联想,而且祈使语气因而就是它最易理解
的东西。但是,它能够理解一个陈述句,只要其内容具有足够的情
感意义。比如,“晚餐!”这个句子。此句子意味着“你现在即将接
收你所想要的食物”,而且它也被理解为具有这样的意思。当我说
这被理解时,我的意思是说,当这条狗听到这个词时,它的行为非
常类似于当你手中有一盘食物时它会做出的那种行为。我们说这
条狗“知道”这个词,但是我们应该说的是,这个词产生了某种行
为,且这种行为类似于当看到或闻到一顿无法得到的晚餐时将会
产生的那种行为。

只有当对象出现时频繁地听到一个对象词被人说出来,人们
才能学会该词的意义。语词与对象之间的联想恰好类似任何其他
的习惯联想,比如说发生在视觉和触觉之间的联想。当这种联想
既被建立时,对象就会使人想起语词,而且语词会使人想起对象,
这正像一个被看见的对象使人想起触觉,以及黑暗中一个被触到
的对象使人想起视觉一样。联想与习惯并非专门和语言有关,它
们通常也是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特征。当然,如何解释它们是一个
困难的且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它并非一个专门涉及语言理论的
问题。

一旦一个对象词与它所意指的东西之间的联想被建立起
来 ,这个词就在对象未出现的情况下“被理解”了。这也就是说,
完全是在视觉和触觉相互暗示的意义上,它使人联想到了这个
对象。

假设你和一个人在一起时,他突然说“狐狸”,因为他看见了
狐狸;而且假设,尽管你听到了他,但你并没有看见这只狐狸。当 
你理解了“狐狸”这个词时,对你来说实际发生了什么呢?你会环
视左右。但是,假如他说的是“狼”或者“斑马”,你也会这么做。你
可能拥有关于一只狐狸的意象。但是从观察者的立场来看,可以
表明你理解了这个词的意义的东西,是你(适度地)做出某种行
为 ,而且这种行为就像当你自己看到狐狸时你将做出的那种行为
一样。

一般说来,当你听到一个你所理解的对象词时,你的行为在
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象自身所引起的行为。这种情况可能因为通常
的条件反射规则而无须任何精神的媒介就可以出现,因为该词已
经与那个对象之间获得了一种思想上的联系。早晨,你可能被告
知“早餐好了”,或者你可能闻到熏肉的味道。二者可能会对你的
行为产生同一种影响。味道和熏肉之间的联想是“自然的”,也就
是说,它并非任何一种人的行为的结果。但是“早餐"和早餐之间
的联想是一个社会性的事件,并且仅仅对于说英语的人才存在。
然而,仅当我们思考作为一个整体的社群时,这才是有意义的。
每个儿童像学习走路一样地去学习他的父母的语言。语词和事物
之间的某些联想是通过日常经验在它身上产生的;而且正像鸡蛋
或者火柴的特性一样,这些联想也拥有自然法则的外观。事实上,
只要这个儿童未被带到陌生的国度,它们就完全处在同一水
平上。

何种类型的简单性使得对一个语词的理解代表着对一种对象
语言的理解呢?因为可以观察到,一个句子可以在对象语言中被
说出,而在更高阶的语言中被理解,或者是反过来。假如在没有兔
子出现时你通过说出“兔子! ”而使一条狗兴奋,那么你的话由于不
是由兔子引起的,因而属于一种高阶语言。但是,这条狗对它的理
解则属于对象语言。一个听到的词属于对象语言,当它引起一种
与该词所意指的东西相一致的反应时。假如有人说:“听,听 ,云
雀 ! ”你可以听,或者你可以说“在天堂的门口唱歌”;在前一种情况
下 ,你听到的东西属于对象语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不是。每当
你怀疑或拒绝你被告知的东西时,你的听不属于对象语言;因为在
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在语词中逗留,而在对象语言中,这些词是透
明的,即它们对你的行为的影响仅仅依赖于它们所意指的东西,并
且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它们所称呼的东西出现于感觉中时所产生
的影响。

在学习说话时,有两种因素:首先是肌肉的敏捷,其次是在适
当的场合使用一个语词的习惯。我们可以忽略肌肉的敏捷,它是
鹦鹉也可以习得的。儿童自发地发出许多清晰的声音,而且有一
种模仿成年人声音的冲动。当他们发出一种成年人认为与环境相
符合的声音时,他们发现结果是令人愉快的。因而,通过在训练演
出动物时所使用的那种常见的愉悦-痛苦机制,儿童及时学会了发
出一些与以可感的方式出现的对象相符合的声音,然后,他们几乎
立即学会了在想要这些对象时使用同样的声音。一旦这种情况既。
已发生,他们就拥有了一种对象语言:对象使人想到对象的名称,
对象的名称使人想到对象;而且不仅这些对象的出现可以使人想
到它们的名字,对对象的思考也可以使人想到它们的名字。

现在假如在某种情况下你不得不说“猫”,那是因为——只要你被限定在对象语言的范围内
环境中的某个特征让人联想到“猫”这个词;
这必然意味着这个特征类似于引起这种联想的先前的那些猫。
它类似于它们的程度可能并不足以让动物学家满意; 这个动物可能是一只山猫,
或者一只豹仔。直到你已经看过许多不是猫但看起来像猫的动物,
并且已经看过许多是猫但看起来不像猫的其他动物之后,
在词和对象之间的这种联想才是“正确的"。
但是,“正确的”这个词在这里是一个社会性的语词,它指称正确的行为。
一旦某些事物让你联想到“猫”这个词,并且其他事物没有让你产生这种联想时,
你就拥有了一种语言,尽管它可能不是正确的英语。

逻辑语词

再次,并非初阶语言中的所有句子都能正确地被说成描述了一个单个的经验。
假如你发现了某种事物,并说“那是一条狗”,那么你就超出了当下所能看到的东西。
一条狗有过去和未来,它有听觉的和嗅觉的特征,等等。所有这些都由“狗”这个词所暗示,
该词是许多归纳的一个压缩。幸运的是,动物合于自然种类。
假如你的狗接下来像猫一样咪咪地叫,
并且产出了一窝小狗与小猫的混合动物,你就用错语词了。
把盐错当成糖的人也在以类似的方式作出归纳:“看起来像这个事物的东西尝起来是甜的。"
既然如此,这个归纳就是假的。假如他只是说“这是白的",他就不会出错。
甚至假如他说“这是灰的”,因为他用“灰的”来指其他人用“白的”所意指的东西,
那么他也并非在犯一个知识上的错误,而只是在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使用语言。
只要一个人避免使用作为被压缩了的归纳的语词,
并且把他自己限于能够描述单个经验的语词上,
那么一个单个的经验就有可能表明他的语词是真的。

当我说类似“狗”这样的语词体现了被压缩的归纳时,
我并不是指这样的归纳是有意识的或者说故意的。
某些情况向你暗示着 “狗”这个词,而且这些情况和这个词都唤起了某些期待。
当你说出“那是一条狗”时,随后的事件也许会让你吃惊。
但是当你说出 “那是白的”时,在你的陈述中,
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你提供根据使你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
或者使你设想在你说你所看到的东西是白的时你就是在出错。
只要你的语词仅仅描述了当前的经验,唯一可能的错误只是语言学意义上的,
而且这些错误仅仅包含着被社会所认定的错误的行为,而不是假。

《1930幸福之路》

除了罗素全集,发现了这一本幸福之路,觉得蛮好看的。

不幸之源

什么使人不幸


动物只要不患疾病,食物充足,就会快乐满足。人也应该如此;然而现实并非这样,
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这样。假如你是不幸的,你或许就会承认,
自己在这一方面并不是个例外。假如你是幸福的,请自问一下,你的朋友中有几个是幸福的。
当你对自己的朋友作了一番评论之后,你就应该学会察言观色之术,
使自己更善于感受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人们的各种情绪。布莱克说:

我见过的一张张脸孔,斑斑懦弱,点点愁怨。

虽然不幸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你却不难发现,它无处不在。上班时间广立繁忙街头,
周末闲暇盘桓通行大道,或者良宵时光留连于歌堂舞厅,这时,请把自我从灵魂处放空,
让周围的陌生人的性情—一占据你的视野。你将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群体都有着各自的烦恼。
在赶着上班的人流里,你会看到焦躁不安。过度紧张、消化不良,
那种除了生存斗争以外对一切缺乏兴趣的态度,对游戏娱乐兴味索然,
以及对人类同伴的冷漠无情。在周末的通行大道上,你会看到男男女女,轻松悠闲;
那些很有钱的人,则致力于追逐快活享乐。这种追逐完全以同样的速度开始,
像长长的车队缓缓爬行。从车里根本看不见道路或是周围的景象,
因为稍一旁视便会引发交通事故。所有坐在车里的人时刻都在设法超越前面的车辆,
但是道路如此拥挤,以致他们徒自白费心力。如果他们的心绪由此游离开去,
就像那些未握驾驶盘的人那样,一种难以名状的厌烦就会攫住他们,
使他们的表情打上微微不满的印记。有时一辆满载黑人的车上会爆发出真诚的快活来,
但是他们的乖戾行为又引起不满,到最后由于交通事故而落入警察手中:
假日里的快乐是非法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欢度夜晚的人们。人人都想来此逍遥一番,这种决心之坚定,
就像某人去看牙医时确保轻松镇定一样不可动摇。人们一致认为饮酒和吻抱是通向欢乐之路,
于是他们开怀畅饮,根本不在乎同伴如何讨厌自己。一阵狂欢滥饮之后,
他们开始泪流滂泪,埋怨自己太对不起母亲的养育之恩。
酗酒给他们带来的不过是犯罪冲动的宣泄,而这在人清醒的时候,往往被理智所压抑。

这种种不幸的根源,一部分在于社会制度,一部分在于个人的心理素质——当然,
后者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前者的产物。我以前曾有著述,
讨论如何为促进人的幸福而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因而在本书中我不准备讨论战争、
经济剥削、恐吓教育的废除等问题。

我们文明时代的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寻求一种没有战争的社会制度;
然而人类如此不幸,以至于相互杀戮比持久地享受生活的阳光显得更为诱人。
在这种情况下,再美好的制度也是难以实现的。
假如机器化大生产是为了增进那些有最大需要的人们的利益的,那么防止永久的贫困就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连富人们都是不幸的,使所有的人变富又有什么意义呢?
诉诸棍棒的恐吓教育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施教者自己本就是这种热情的奴隶,
他们就不可能施予其它形式的教育。然而,在此时此地,在我们这个普遍怀旧的社会里,
一个人如何去获得自身的幸福?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得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类人身上,
他们没有遭受过外来的任何巨大的痛苦。我假定他们有足够的收入,解决了温饱和起居问题;
他们足够健康,有可能从事日常的各种活动。
我不考虑那些巨大的灾变,如儿女尽亡、当众受辱等。
这类事情确实值得讨论,而且确实重要;但它们属于与我想说的是不同的另一类事情。
我的目的在于、为现代文明国家里大多数人遭受的日常不幸提供医治的处方。
这类不幸使人不堪忍受,因为它没有任何明显的外在原因,它一旦到来,任何人都无法逃避。
我相信,这种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世界的错误看法、
错误的伦理观、错误的生活习惯所引起的。
其结果导致了对那些可能获得的事物的天然热情和追求欲望的丧失,而这些事物,
乃是所有幸福——不管是人类的还是动物的——所最终依赖的东西。
这些事物的获得是在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我因而提出这样一些转变方法,
只要我们有一般的好运气,便能通过这些转变获得幸福。

自我专注有多种形式。在我们看来,有三种最普通的类型:罪人、自恋者和夸大狂。

我说“罪人”时,并不是指犯了罪过的人。我指的是那种精神专注于犯罪意识的人。
这种人不停地责难自己;如果他是一个教徒的话,就把这种有罪意识解释成上帝的责难。
他按照他自以为应该的那样的去想像自我,而这与他所了解的实际的自我总处在一种持续的矛盾中。
如果在有意识的思维中,他老早就抛弃了他在母亲膝下时学得的那些道德信念,
那么他的负罪感就应该已被埋藏于无意识深处,只在酒醉或睡眠时才浮现出来。
但是这已足够使一切事物失去诱惑力了。在灵魂深处,他仍然接受了儿时所得的所有禁律。
骂人是邪恶的;而首要的是,性是邪恶的。当然,他并没有禁止自己去享受所有这些快乐,
但这一切在他的思想中都受到了毒化,他感到自已被这些东西拉下了堕落的深渊。
他全部身心追求的一种快乐就是受到母亲的抚爱,此时所经历的快乐至今记忆犹新。
然而这种快乐之门不再向他开放,他因此感到一切都无所谓了:既然总要犯罪,
就干脆深陷到罪恶之中去吧。恋爱时,他仍在寻求着母性的温柔,但又不能接受这种温柔;
因为母亲的形象犹在,使他对任何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女人都不可能产生尊重之情。
于是他失望并开始变得冷酷;而当地为自己的冷酷开始后悔时,
便又开始了一轮想像中的犯罪和真诚的悔恨交替变换的过程。
这就是许多表面上强硬的放荡者的心理。使他们误入歧途的,
是对不可企及的目标(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
的追求以及童年时代受到的荒谬的伦理准则的灌输和教诲。
对这些母性“贞洁”的牺牲者来说,走向幸福的第一步就是,从早年信仰和情感之中解脱出来。

自恋,在某神意义上,是习惯化了的负罪感的对立物。
它包括对自我的爱慕和希望得到别人的爱慕的习惯。
当然,某种程度的自恋是正常的,人们也不必为之哀叹;然而一旦这种自恋发展过头了,
它就会变成一种恶习。在许多妇女、特别是富裕阶层的妇女身上,
那种感受爱的能力早已干涸并被一种希望所有的男人都爱她的强烈愿望所代替。
当这种女人确信某个男子爱上她时,她便觉得他对自己不再有用。
同样的现象也会发生在男人身上,虽然比较少见。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小说
《危险的私通晔中的主角
(该书描写了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几位贵族的爱情故事人当虚荣达到这种程度时,
对任何他人都不再会有真正的兴趣,因而从爱情中也不可能获得丝毫满足。
其它的兴趣关落得更加迅速。例如,一个自恋者被人们对大画家的崇敬所激励,他也会变成一位美
术专业学生;然而,由于绘画风不过是他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而已,
因而绘画技法从来没有变成他的真正的兴趣;除了与己有关的以外,他看不到任何别的主题。
结果自然是失败和失望,没有预期中的奉承,却只有一连串的奚落。
同样的情况也常常发生在小说家身上,如果这位小说家总是把自己当作理想的英雄。
无论何种劳动,它的真正的成功有赖于对这一劳动的对象的真正兴趣。
一位接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们,其最终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原先对社区活动以及施政方针的兴趣,
逐渐为自恋情绪所取代。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是不值得称道的,
人们不会如他所自认为的那样去看待他。
因此,如果一个人对这世界唯一所关心的只是这个世界应该对他表示崇敬,
那么他往往不大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就算他达到了这个目标,他仍然不能获得完全的幸福,
因为人类的本能永远不会完全地以自我为中心,自恋者只不过是对自己加以人为的限制,
正如一个为负罪感所压抑的人一样。原始人可能会为自己是个优秀猎手而自豪,
但是他也喜欢狩猎活动本身虚荣心,一旦超过一定的极点,
便会由于自身的原因扼杀任何活动所带来的乐趣,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倦怠和厌烦。
一般情况下,虚荣心的根源就在于自信心的缺乏,疗法则在于培养自尊。
但是这只有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兴趣,激发起一连串的成功的行动才能达到。

夸大狂与自恋者的区别在于,他希望自己声威显赫而不是可爱迷人,
希望自已被人畏惧而不是被人迷恋。属于这一类型的有疯子和多数历史上的伟人。
对权力的爱,就像虚荣心一样,是正常人性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因此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在它过度膨胀或是与不充分的现实感相联系时,它才变得令人惋惜。
这时,它就会使人不幸、令人愚蠢,甚至两者兼而有之。自以为头戴皇冠的疯子,
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幸福的,但他的幸福不是那种任何清醒的人都会羡慕的幸福。
亚历山大大帝与疯子在心理上同属一类人,哪怕他拥有实现疯狂梦想的才能,也是如此。
然而,他并未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随着他的战绩的扩大,他的梦想也不断膨胀,
当他知道自己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时,便自封为大帝。他真的幸福么?
他的嗜酒如命,他的狂躁脾气,他对女人的冷酷无情,他的自命上帝,这一切的一切,
都表明他并不幸福。为了开发人性中的某一部分而以牺牲所有其它部分为代价,
或者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为了个人自我的伟大高贵而创造出来的,这是不可能得到最终的满足的。
夸大狂,一般来说,不管是精神错乱的还是精神健全的,往往是由过份羞辱受屈所致。
拿破仑在求学时期曾为自卑感所折磨,因为他的同学大都是富有的贵族子弟,
而他家境贫寒,靠奖学金才得以维持学业。在他后来允许那些流亡者归来时,
面对昔日同学的卑颜屈膝,他才获得了满足。这真可谓至福!
这种满足感进一步导致他去征服沙皇以便得到同样的满足,而这满足却把他送上了圣赫勒拿岛。
由于没有人是全能的,一个被权力欲所彻底攫住的人,迟早总会碰到那些无法逾越的障碍。
只有某种形式的疯狂才会阻止这种认识深入人的头脑,就像一个人权力足够大时,
他可以把向他指出这一点的人监禁起来或者处以极刑。
政治意识的压抑和心理分析意识中的压抑是密切相关的。不管以何种明显的方式,
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出现了心理分析上的压抑,就不可能再有真正的幸福可言。
权力,当它被保持在适当的限度以内时,也许会极大地增进幸福;
然而,如果把它当作生活的唯一目的,它就会给人的外部世界或者内心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典型的不幸福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青年时期被剥夺了一些正常的满足,
于是便把这种满足看得比任何一种其他方面的满足更为重要,一生只朝着这一方面苦心寻求;
他仅仅对成功、而不是对那些与此相关的活动本身,给予足够多的、不洽当的重视。
然而,在今天,另外一种现象发展得极为普遍。一个人也许感到自己彻底失败了,
以至于不再寻求任何形式的满足,只求消遣放松、陶然忘情。他因而成了“快乐”的爱好者。
也就是说,他减少自己的活力以便使生活变得更易忍受。例如,酗酒就是一种暂时的自杀;
它带来的幸福仅仅是一种消极的、暂时的忘却不幸的幸福。自恋者和夸大狂相信幸福是可能的,
虽然他们为了得到它采取了错误的方式;但是寻求精神麻醉的人,无论采取哪种方式,
他都已失去了希望,只求默默无闻。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他的首要之点就是告诉他:
幸福是值得争取的。不幸的人,同失眠的人一样,总是对此表示自豪。
也许他们的这种自豪与狐狸丢了尾巴时的感触是一样的。如果真是这样,
医治的疗法便是向他们指出,怎样才能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
我相信,如果人们看到了通向幸福的道路,就很少会有人再去存心选择不幸之路。
我当然并不否认这种人的存在,但这类人肯定为数不多,难成气候。
因此我假定读者诸君都宁愿幸福而不是愿望不幸。能否帮助他认识到这种愿望,我不敢肯定;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尝试总是不会有害处的。

拜伦式的不幸

像人类历史的许多时期一样,今天,
在我们中间有许多聪明的人总以为自己已经把所有早年的热情看透,
从而确信再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活下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正在变得极为普遍。
他们虽然并未得到真正的幸福,却为这不幸感到庆幸;他们将这归之于宇宙的本质,
认为这是开明人士应持的唯一可取的理性态度。他们对自己的不幸的夸耀,
使那些较少世故的人对其真诚表示怀疑,认为对痛苦表示欣赏的人实际上并不痛苦。
这种看法过于简单。这些受难者无疑在他们的优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一定的补偿,
但这不足以弥补纯朴快乐的丧失。我个人从不认为,不快乐还有理性、优越可言。
聪明的人只要情势许可,是会感到快乐的,
如果他发现对宇宙的思考一旦超过了某一极点就会使人痛苦,
那么,他就会转而考虑别的问题。这就是我在本章所要说明的观点。
我想奉劝读者请君,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理性都不会将禁令加诸幸福;
不仅如此,我还坚信,那些真心诚意地把自己的哀怨归之于自己对宇宙的看法的人,
是本末倒置了。事实是,他们之所以不幸,是出于一些他们并不了解的原因,
而这种不幸便使得他们去思索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那些惹人不快的方面。

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会觉得不快但你不会感到一切都是空虚;你感到,
孩子的康复是讲理所当然要关心的大事,而人生是否有终极价值这类问题,
你根本不会去理会。一个富人可能会、而且常常会觉得一切皆空虚,不过要是他正巧丢了钱,
他就会感到,下一顿饭绝不是空虚的了。这种情感来自于自然需要的太容易满足。
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对一定量的生存竞争较为适应,
而在占有巨大的财富却不需付出任何努力时,在他的一切奇怪念头极易得到实现时,
单是生活中这一努力的缺失就使他失去了幸福的一个根本要素。
一个很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往往会认为,愿望的满足并不能带来幸福。
如果他有点哲学思辩的气质,他便会得出结论:人生的本质就是不幸,
因为拥有了自己所要的一切的人并不幸福。他忘记了,需求对象的残缺不全,
正是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如果河水具有感情的话,它们很可能会像雪莱诗中的云一样,享受着这种冒险性的循环的乐趣。
于把财物留给后代的痛苦的问题,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从继承人的角度看,
这显然并不是什么大的损失或灾难。
所有的事物在自身内部不断承传这一事实也不能成为悲观论的理由。
如果继之而起的是更坏的事物,那倒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如果随之而来的事物是更美好的,
那就应该是乐观论的理由了。然而,就像所罗门所认为的那样,
如果继承的事物同原来的事物一模一样,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它呢?
这不是使整个过程都失去了意义么?当然不是,除非循环的各个阶段本身是令人痛苦悲伤的。
只注视着未来,认为今天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它将产生的结果,这是一种有害的习惯。
没有局部性的价值,也就没有所谓的整体性的价值。生活不应被看作这样一种情节剧,
剧中的男女主角经历难以想像的不幸之后,最终以圆满的结局作为补偿。
我活着有我的活法,儿子继承了我,他有他的活法,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
这一切又有什么悲剧可言?相反,如果我永生不死,那么生活的乐趣必定最终会失去吸引力。
代代相继,生活将永远焕发青春活力。我在生命之火前烘暖了双手;
火焰渐渐熄灭,于是我准备离去。这种态度与对死亡的愤接态度一样,是很合乎理性的。
因此,如果情绪决定于理性,快乐和绝望就都有着同样的理由。

我想,要是把今天的成功的年轻人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这种人作一比较,就会发现,
比起60年前来,今天的青年享有更多的爱情幸福,对爱情价值也有更为真诚的信仰。
某些人走向债世嫉俗的原因是,旧观念对无意识的压抑统治,以及理智的伦理道德的缺失,
而今天人们正是据此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解决的办法不在于对过去的哀悼、怀念,
而在于以一种勇敢的态度去接受现代世界的现状,下定决心,把各个阴暗角落里的、
已为人所摒弃的迷信思想铲除干净。

竞争

令人奇怪的是,人们似乎很少认识到,他们并没有处于一架无法摆脱的机器的支配下,
而是处于一架踏车上;他们没有注意到是踏车未能把他们送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去,
所以依然处于原来的位置。当然,我这里所指的实际是那些获得成功的大商人,
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只要他们愿意,就能依赖这些收入生活下去。
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不光彩的,就像面对敌人临阵退却。如果你问起他们,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何种公益事业时,他们在对紧张生活中那些广告的陈词滥调寻思苦索一番之后,
依然哑口无言。

商人的天命和荣誉感促使他去挣更多的钱;因此,像印度寡妇一样,
他是非常惬意去接受痛苦折磨的。如果这个美国商人要想使自己幸福,
首先他得改变自己的信念。只要他在追求成功的同时,还完全相信男人的职责就是追求成功,
否则就是一个可怜虫;只要他的生活依然如此紧张、如此令人焦躁不安,
他就不可能得到幸福。以投资为例。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选择利润率百分之八的风险投资,
而不要百分之四的安全投资。结果是,金钱不断地丧失,人则为之担忧烦恼不已。
就我来说,我希望从金钱中得到安逸快活的闲暇时光。但是典型的现代人,
他们希望得到的则是再多的用以炫耀自己的金钱,以便胜过同自己地位一般的人们。
美国的社会等级是不确定的,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所有的势利意识,
较之那些社会等级固定的地方,更显得波动不已。而且尽管金钱本身很难使人声名显赫,
但要达到声名显赫,没有金钱也不行。再者,一个人挣钱多少成了公认的衡量智商水平的尺度。
大款一定是个聪明人,反之,穷光蛋就肯定不怎么聪明,没有人愿意被人看成傻瓜,
于是,当市场处于不景气局面时,一个人便会像年轻人在考场上一样惶惶不安。

我认为应该承认,破产所带来的真正的,虽则是非理性的恐惧感常常会进入商人的焦虑意识里。
阿诺德·贝奈特笔下的克莱汉格,无论他变得多么富有,却总在担心自己会死在工场里。
我毫不怀疑地相信,那些在童年时饱受贫穷折磨的人,
常常为一种担心自己的孩子遭受同样的命运的恐惧所困扰;他们还常常产生这种想法,
即很难积聚百万钱财来抵挡这一灾难。在创业者一代中,这种恐惧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但对于从来不知一贫如洗为何物的人来说,则很可能没有什么影响。
不管怎样,他们只是问题中一个较小的例外而已。

问题的根子在于,人们过分地强调竞争的成功,以至于把它变成幸福的主要源泉。
我不否认,成功意识更容易使人热爱生活。比方说,一个在整个青年时期一直默默无闻的画家,
一旦他的才华得到公认,他多半会变得快乐幸福起来。我也不否认,在一定的意义上,
金钱能大大地助于增进幸福;而一旦超出这种意义,事情就不一样了。
总之,我坚信,成功只能是幸福的构成因素之一,如果不惜以牺牲所有其他一切因素以得到它,
那么这个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

问题的根源在于流行于商界的那种生活哲学。客观地讲,在欧洲,
仍然存在着一些享有崇高声誉的职业。在有些国家,贵族阶层依然存在。
在欧洲,除了少数几个小国之外,那些需要学问的职业,如陆军和海军都受到极大的尊敬。
的确,不管一个人的职业是什么,成功中总有竞争的因素。同时我们应该看到,
为人们所尊重的不仅仅是成功,还有那优异的表现。不管其形式如何,
成功都得依赖于这种表现。一个科学工作者也许会去挣钱,也许不会。
如果他去挣钱,他不会因此受到更多的尊敬。看到一位著名的将领或舰队司令生活清苦,
没有人会感到惊奇。在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贫穷还真是一种荣誉呢。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在欧洲,真正完全为了金钱的竞争仅限于部分职业内,
而且它们大多影响不大,也不是最受尊敬的。在美国,情况正好相反。
根据他们的标准,军队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是很小的,影响也不大;
至干说到那些需要学问的职业,外界没有人能知道一个医生懂得多少医学知识,
或是一位律师是否确实精通法律,因而判断他们成就大小的简便方法,
便是根据他们的收入以及生活标准。说到教授,他们不过是商人的雇工,
同那些古老的国家相比,他们受到的尊敬要少多了。这一切的后果是:
在美国,专家紧随在商人后边,亦步亦趋,而不是像在欧洲那样自成一家。
因此,在整个成功者阶层,没有什么东西有这种功能,
它能减少那些完全是为了金钱成功的竞争。

现代生活中对于竞争的过分强调,同文明准则的普遍堕落是有关的,
这种情况开始于奥古斯都时代之后的罗马帝国。
男男女女们已显得没有能力欣赏那些志趣更为高尚的娱乐了。
例如,一般的谈话艺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沙龙里已发展得臻于完善了,
四十年前依然为人们所继承。这是一门非常精致的艺术,为了某种几乎是转瞬即逝的事物,
将人的最高潜能发挥到极致。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谁关心这等闲事?
十年前,中国的这门艺术还很繁盛,不过在我看来,从那时起,
国民党人的如传教土般的狂热早已把它一扫而空了。美好的文学知识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很普及,
可是今天只有少数几个教授才对此通晓。所有高雅的娱乐都被抛弃了。
春天里,几个美国学生带我到他们的校园边上的树林里散步,那里鲜花灿烂,
可是我的向导中没有一个能叫出哪伯是其中一种花的名称。
这样的知识有什么用?它又不能给任何人带来收入。

把竞争看作生活中的主要事情,这种观点太残酷、太顽固,使人的肌肉太紧张,
使人的意志太集中,以至于如果将它当作人生的基础的话,连一二代人都难以延续。
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它一定会引起神经疲劳,各种形式的逃避,
对快乐的追求同对工作的追求一样紧张艰难——因为松驰宽裕已经不可能了——最后,
因为不育症,导致整个家族消亡。不仅工作受到竞争哲学的毒害,休息也一样深受其害。
那种安逸闲适、神经松驰的悠闲生活也令人感到厌烦无聊。这一切必然导致连续的加速运转,
其自然的结局便是吸毒和崩溃。治疗之方无他,就是承认在一种平衡的生活中,
理智的、安适的快乐享受是必要的。

厌烦与兴奋

对于兴奋的追求欲望常常扎根于人的心灵之中,特别是男性之中。我认为,这种欲望在狩猎时代,
比起以后的各个时代来,更容易获得满足。狩猎是令人兴奋的,战争是令人兴奋的,
求爱是令人兴奋的。一个野蛮人会在一个女人身边正躺着她的丈夫时设法和她通好,
哪怕他清楚地知道,只要这个丈夫醒来,自己就是死路一条。这种情境,我想是不会令人生厌的。
然而,随着农业时代的来临,生活开始变得枯燥无味了(当然,贵族是个例外,
因为他们处在且一直处在狩猎时代)。我们听到过许多关于机械劳动单调乏味的抱怨,
不过我想,比较起来,采用旧的耕作方法的劳动才是最沉闷单调的。
真的,同大多数慈善家的观点相反,
我认为,机器时代大大减少了全世界人们的厌烦的总量。
在雇佣劳动者方面,工作时间里他并不孤独,
晚上地可以在各种娱乐活动中度过时光,这些在旧式的乡村却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看看在中下层阶级的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吧。以前,晚饭过后,当妻子和女儿把一切收拾停当,
大家便团团围坐,开始所谓的“大团圆”的快乐时光。这意味着家长去睡觉,妻子忙编织,
女儿们要么盼望早日死去,要么梦游江巴克图。她们不许看书,不许离开屋子;
因为当时通行的做法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对她们讲话,她们都应为之快乐万分。
要是运气不错,她们最后也结了婚,于是便转而折磨自己的孩子,
让她们的青春年华同自己所经历过的一样,在沉闷无趣中流逝。要是运气不好,她们便做老处女,
或者最后当个老奶奶的女佣人——这种命运正像野蛮人给予牺牲者身上的命运一样,令人害怕。
在我们评价百年前的世界时,别忘记这一厌倦的重负。历史越往前,厌烦的压力也越重。
试想一下中世纪农村的冬天,那单调的生活吧。人们不会读书写字,
黑暗中只有蜡烛给了他们微弱的光明,柴火的烟雾弥漫着唯一的屋子,室内依然寒冷如冰。
屋外,道路实际上不能通行,因此几乎看不到来自邻近村庄的行人。
一定是这类厌烦产生了搜捕巫者的风俗,这种风俗后来成了晚上唯一有点生气的活动。

20岁时人们以为30岁生命将会结束。我已经58了,不可能再持这种观点。
把人的生命当作货币资本来花费也许是不明智的。一定量的厌烦也许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希望摆脱厌烦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实际上,各个民族只要一有机会,都会表露出这一愿望。
当野蛮人第一次从白人那里尝到酒的滋味时,他们至少找到了一种摆脱单调乏味的生活的良方,
因此,除非政府干涉,否则他们便会酷配大醉,一死方休。战争、屠杀以及迫害等,
都是企图摆脱厌烦的一些方式,甚至与邻居吵一架也比无所事事要强。所以说,对于道德家来说,
厌烦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类的恶行中,至少有一半是由于对厌烦的恐惧引起的。

我不喜欢玄乎隐秘的语言,但是如果我在这儿不用听起来有点诗意的而不是科学的语言,
我就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我们怎样认为,我们总是大地的造物,就像动植物一样,
我们的生命是大地的一部分,我们也从它那儿汲取乳汁。大地生命的节奏是缓慢的。
对它来说,秋冬同春夏一样重要,休息同运动一样重要。
儿童比成人更应该同大地生命的起伏节奏保持某种联系。经过无数世代的更替,
人和躯体已经适应了这种节奏,基督教的复活节就体现了这一节奏适应。我见过一个两岁的孩子,
他一直生活在伦敦,有一回他第一次被带到绿意葱定的乡村去散步。这时正是冬季,
一切都是湿滚滚的,道路泥泞难行。在成人看来,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
但是这孩子的眼里却闪现出惊喜的神采,他在潮湿的土地上跪了下去,把脸理在青草里,
嘴里发出欢快的呼呀叫声。他所体验的欢乐是原始的、素朴的和巨大的。
这种得到满足的机体需要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说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的人,
其精神很少是健全的。有许多种快乐,它本身和大地的生命没有联系。例如说赌博吧。
这类快乐一旦终止,人就会感到无聊和不满,渴望着什么,却又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
这种快乐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不能叫做幸福的。另一方面,
那些把我们与大地的生命紧紧连在一起的快乐里,则有着能使人得到极大满足的东西,
这种东西即使停止了,它们带来的幸福仍然长驻不去,尽管比起那些更易使人兴奋的放荡胡闹来,
它的强烈程度要低些。这中间的差别,在我看来,
存在于从最简单的职业到文明程度最高的职业的全部范围内。
刚才我提到的那个两岁的孩子就表现了与大地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最为原始的可能形式。
但是在更高的形式上,同样的事情可以在诗歌中发现。使得莎士比亚的抒情诗超乎一般的东西,
就是那种充满了字里行间的。使两岁的孩童拥抱草地的同一种欢乐。请读一读“听、听,云雀”,
或者“来到金黄的沙滩上”;你会发现,那两岁的孩子只能以口齿不清的叫喊表露出来的情感,
在这些诗里以更为文明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请再考虑一下爱情和纯粹性爱之间的区别。
爱情是一种使我们整个的存在得以复苏新生、光彩焕发的体验,恰像植物久旱逢甘霖一样。
没有爱情的性交,全然没有这种体验。在这种暂时的满足停止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疲倦。
厌恶如生命空虚的意识。爱情是大地生命的一部分,没有爱情的性爱却不属于它。

现代城市居民所遭受的一种非同一般的厌烦,与他们同大地生命的分离密切相关,
它使得生命变得炽热、肮脏而又饥渴,就像沙漠中的朝圣一样。
在那些富裕得使自己可以选择生活方式的人中,他们遭受的那些难以忍受的厌烦,
正像它看上去显得很荒谬一样,是他们对厌烦的惧怕。为了逃避挫折型的厌烦,
他们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厌烦之中。
幸福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是一种平静安逸的生活,
因为只有在平静的环境里,真正的快乐才能得以存在。

疲劳

通过认识到那些引起焦虑的事物的非重要性可以消除大部分忧虑。一生中我曾经作过多次演讲,
开始时,每一位听众都使我恐惧万分,神经是如此紧张,以至于我讲得极不成功。
我非常害怕这种情景,以至于常常在演讲之前,恨不得自己的腿被跌断。演讲结束后,
往往因过度紧张而感到精疲力尽。后来,我渐渐地教会了自己。不管说得成功与否,
都没什么大的关系,事情无论怎样糟糕,地球依然在运转。
后来我发现,我对演讲的成功与否担心越少,
演说得越好,神经的紧张随之渐渐减少到零了。许多种神经疲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疗。
我们的行为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样重要,成功或失败归根结底关系不大。
再大的痛苦都可以忍受克服,那些似乎使人的幸福一去不复返的困难,
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渐渐消失,
以至于到后来人们都很难回忆起当时的困难有多么巨大了。除了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
更为重要的是要记住,个人的自我并不是整个世界的最大的一部分。
一个能够自我超越于自己的思想和希望的人,也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为自己找到安静闲适之地,
而这对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来说是不可能的。

有的人怕得癌症,有的人担心经济上破产,第三个人担心自己不光彩的隐私被人发现,
第四个人受着猜忌的怀疑心理的折磨,
第五个人则在夜晚时想到儿时听到的地狱之火的故事可能是真的,而辗转反侧,
思绪察绕,挥之不去。也许以上这些人用的是一种错误的对付恐惧的方法。
无论何时恐惧进入了他们的头脑,他们都试图去想别的东西,试图用娱乐、
工作或其他方式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种不敢坦然面对现实的做法反而加剧了各种形式的恐惧。
转移自己思考目标的做法是由于对于鬼怪幽灵的恐惧引起的,人由此转移了自己注视的目光。
正确的对付它的恐惧的方法是去理智地、平静地、全神贯注地思考,直到这种恐惧完全不再陌生。
最后,熟悉削弱了恐怖可怕,整个对象因此变得令人厌烦,我们的思想由此而转移开去;
但不是像以前那样由意志的作用引起,而纯粹是由于对该事物的厌恶所致,
当你发现自己喜欢对任何事物都苦思冥想时,别担心。对付最好办法是,
用比自己平时更认真的态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直至最后它失去了令人恐惧的特征。

现代道德中最为缺少的东西便是对付恐惧的方法态度。确实,人在体魄上的勇敢,
尤其是战争中的勇敢是社会对男人的期望。但是社会却并不期望他们具有其他方面的勇气,
也不希望女子具备任何勇气。一个勇敢的女人如果她希望男人喜欢她,
就不得不把这种勇敢掩藏起来。一个男人除了在身体上受到攻击时应表示勇敢以外,
如果在其他方面也有这种表示,便会被当成坏毛病。例如,对公众舆论的冷漠态度,
就被认为是一种挑衅,公众便会尽其所能对哪个敢于败坏公共权威的人予以惩罚。
所有这些都与正常的情况相反。所有形式的勇气,不管是在男人身上还是女人身上,
都应该像体魄上的勇气在战士身上一样,得到颂扬。
年轻男人身上普遍具有的体魄方面的勇气就证明了,公众舆论可以激发并培养勇气。
勇气越大,忧怨就越少,疲劳也就因之更为减弱,因为男男女女现在所遭受的神经疲劳的绝大部分,
无论是意识层次的还是无意识层次的,都是由恐惧引起的。

疲劳的最为常见的原因是对兴奋的爱好。一个人如果把闲暇时间用于睡眠,他便会身体健康,
但是他的工作却烦闷单调,他觉得在自由支配的时间里有一种娱乐放松的需要。
问题在于,最容易获得的、表面看来最吸引人的娱乐活动,多半是一种消磨神经的活动。
追求兴奋的欲望,过了某一极点后,就成了或是扭曲的本质或是某种本性不足的标志。
在以前的幸福婚姻中,大多数男人并没有兴奋的需要,但在现代世界,
婚姻常常被推迟如此长的时间,以至于当最终经济条件具备时,兴奋却变成了一种习惯,
它只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抑制。如果舆论允许男子在21岁便结婚,
而又不需负担如现代婚姻所要求的沉重的经济负担,
那么很多人就决不会再去寻求与自己的工作一样使人疲劳的娱乐活动了。
然而提倡这么做是被认为不道德的,这或许从林德森法官的命运就可以看出来。
尽管他长期从事这一光荣的职业,
却因为试图使青年人不再遭受由于他们的兄长的固执偏狭而导致的不幸,
他因此受到了谴责。不过这一问题现在我打算不再谈下去了,
因为这属于忌妒这一大题目下,这将在下一章中集中讨论。

神经疲劳的最为糟糕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是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一道障碍。
可以说,它使人得到的印象模糊不清,悄无声息。这个人不再去注意周围的人,
除非被某些小骗术和怪腐习气所激怒。从食物中或者从阳光中,他得不到任何乐趣,
但却倾向于对少数几件事物表示强烈关注,而对其他一切视若无睹。这种精神状态使人坐立不安,
以至于疲劳不断增加,到最后不得不求助于药物治疗。从根本上说,
这一切都是对我们前一章谈到过的,与大地失去了联系的惩罚。
但在今天城市人口大量集中的情况下,我们到底能与大地保持多大的联系,
绝对不是一件能轻易看得明白的事。不过,这里我们又再次发现自己处于重大的社会问题的边缘上,
但这类问题我不准备在这本小册子里加以讨论。

嫉妒

在普通的体面妇女中,忌妒起着一种相当大的作用。如果你正坐在地铁中,
一位打扮入时的妇女正巧沿着车厢走过,这时请看其他妇女的眼光吧。
你会看见,每一个女人,除了那几个打扮更为入时的女人以外,都会用带着恶意的眼光看她,
会绞尽脑汁地想法贬损她。对流言蜚语的爱好就是这种普遍的恶意的表现;
只要是有关别的女人的坏话,即便没有丝毫根据,也会马上被人相信。
一种高尚的道德也起着同样的作用:那些有机会去触犯这一道德的人被人忌妒,
并且对他们的恶行的惩罚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这种特殊形式的美德是对忌妒的一种奖掖。

然而,同样的情况确确实实也可以在男人中间看到,不同之处在于,
女人把所有其他的女人都看作自己的竞争对手,
而男人一般只对那些与自己同一个职业的男人有这种情感。读者们,你们是否也曾如此冒失,
以至于在一位艺术家面前称赞另一位艺术家?
你是否曾经在一位政治家面前称赞与他同属一个党派的另一位政治家?
你是否曾经在一位埃及学家面前称赞另一位埃及学家?如果你这么说过,那么十有八九,
你会引起那种猜忌情感的爆发。在莱布尼茨和惠更斯的通信中,
有一部分信对传闻的牛顿患精神病一事表示悲叹。他们互相写道:
“无与伦比的天才牛顿先生竟然失去理智,变得糊涂起来,这岂不令人伤感?”
这两位著名的人土,在一封接一封的信中,显然是在幸灾乐祸同时掉下几滴鳄鱼泪来。
事实上,他们所假心假意为之哀叹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
只不过是牛顿的少数古怪行为引起了这样一些谣言。

儿童时代的另一个不幸是,孩子虽有父母却得不到父母的疼爱,这也会导致相同的结果。
在自己家里虽然没有受到过分庞爱的兄弟姐妹,但孩子会发现别人家的小孩比起自己来,
受到了更多的父母之爱。这会引起他忌恨别的孩子,仇恨自己的父母;长大以后,
他便会认为自己成了依希玛利。有几种幸福是八八天生的自然权利,
要是被剥夺了这些幸福,人人都必然变得乖戾暴躁。

不必要的谦虚与忌妒有着相当大的关系。谦虚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是在我看来,
我很怀疑,谦虚在其更为极端的形式上是否仍值得如此看待。谦虚的人需要一连串的安抚保证,
而且常常不敢去尝试他们本来有能力去完成的任务。
谦虚的人相信自己比不上那些与自已经常相处的人。因此他们容易产生忌妒心,
并由忌妒心导致不幸和敌意。就我来说,
我认为,抚养一个孩子,让他知道自己是个好孩子非常重要。
我不相信哪一只孔雀会去忌妒另一只孔雀的羽尾,
因为每一只孔雀都认为自己的羽尾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结果是,孔雀成了和平温顺的鸟类。
试想一下,如果一只孔雀被告知,对自己评价很高是一种邪恶的行为,那它会变得多么不幸啊!
每当他看见别的孔雀开屏时,他就会自言自语:“我可不能去想我的羽尾去它的更漂亮,
因为这样想是骄傲自满。但是,唉!我多么希望自己更漂亮些!那只丑鸟大自以为漂亮了!
我扯下它几把羽毛怎样?这样我就不用再害怕与它相比了。”或许他会去没个陷饼,
去证明那只孔雀行为不端、邪恶可恨。于是它会在头领会议上谴责那只孔雀。渐渐地,
他会立下这样一个规定:凡是羽尾特别漂亮的孔雀几乎总是邪恶的,
孔雀王国中那位聪明过人的统治者就会选出那只仅有几根秃羽的孔雀当头领。
在这一规定被接受后,他就会处死所有最美丽的孔雀,到最后,
真正光彩夺目的尾羽将会变成只在腰陇的记忆里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忌妒假冒道德获得的胜利。
但是当每一只孔雀都认为自己比其他的同类更漂亮时,就没有这种压抑的必要了。
每一只雄孔雀都想在这一竞争中赢得第一名,并且由于它们尊重自己的雌性伴侣,
所以都会认为自己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

所有的坏事情都是互相联系的,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成为另一个的原因。
疲劳尤其是引起忌妒心的一个经常的原因。当一个人对自己要去做的步感到力不从心时,
地便产生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一旦过于充分,
便会以一种对那些工作较为轻松的人的忌妒的形式出现。
因此,减少人的疲劳乃是减少忌妒心的方法之一。但是最为重要的贫倩在于,
寻得一种能使自己的本能得到满足的稳定的生活。
许多看起来是纯粹职业上的忌妒实际上有一种性方面的根源。
一个在婚姻或子女抚养方面较为幸福的人,
是不怎么会因为别人更富裕、事业更成功而去忌妒的;只要他自己有足够的钱,
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抚养孩子,他就再无所求。人类幸福的本质是很简单的,
简单到连那些老于世故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所缺少的是什么。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那些对每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都忌妒的女入,
她们的本能生活肯定不会幸福。在英语国家中,尤其是在这些国家的妇女中,
本能生活幸福的人是很少的。在这一点上,文明似乎走上了歧途。要减少忌妒心理,
必须找出能弥补这种状况的办法来;如果找不到这种办法,
那么我们的文明就会在仇恨的泛滥中濒临毁灭的危险。从前,人们只忌妒自己的邻居,
因为他们对其他人一无所知。现在,通过教育和新闻传播等手段,
人们对社会中各个等级的人都有了相当的了解,尽管并不一定认识这些等级中的个人。
通过电影,他们了解了富人的生活;通过报纸,他们知道了别的的民族和国家的种种不足;
通过宣传,他们得知了与自己肤色不同的种族中人们的凶残行为,黄种人仇视白种人,
白种人憎恨黑种人,等等。你也许会说,这一切仇恨都是由宣传煽动起来的,
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的解释。为什么宣传激起人们的仇恨心理比激发人们的友善感情更易成功?
原因很清楚,因为现代文明造就的人的灵魂更倾向于仇恨而不是友善。
因为他感到不满,所以趋向于仇恨;因为他常常地,甚或无意识地感到自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所以他感到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得到了大自然给予人的欢快幸福。
现在人在生活中享受到的快乐,在总体上肯定要比原始社会时多得多,
但对可能快乐的追求也就更为强烈。不管在什么时候,你只要带孩子到动物园去,
就不难发现类人猿的眼睛里,在它们没有表演体操动作或是嗑坚果时,
会显出一种使人惊讶的紧张和悲哀。我们几乎可以想像出它们感到它们自己是应该成为人的,
可是没有发现成为人的秘密。在进化的道路上,它们迷失了方向;
它们的堂兄妹们赶了上来,它们被抛在了后面。
与这种紧张、怨怒的情绪似乎也进入了文明人的灵魂。
他知道几乎就在自己的掌握中,有一种比自己更为优越的事物。但他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它,
或如何去寻找它。绝望之中,他向自己的同伴发泄怨怒,但是同伴和他一样感到失落和不幸。
我们已经在进化的道路上达到了一个阶段,但又不是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迅速穿越过去,
因为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大多数的人就会在路上死去,其他人则会在疑惑和恐惧中迷失方向。
因此,尽管忌妒是邪恶的,它的影响也是可怕的,但它并不完全是个魔鬼。
它一方面是英雄式的痛苦的表现,这种痛苦是在茫茫黑夜中艰苦跋涉者的痛苦,
是那些走向更好的安息之处、甚或死亡和毁灭之处的人的痛苦。
要在这绝望之中寻觅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文明人必须象开阔自己的视野一样,开阔自己的心胸。
他必须学会超越自我,并因而获得普遍的自由。

负罪感

婴儿期的道德教育大多缺乏理性基础,因而很难适用于普通人的普通行为。
例如,一个讲所谓的“粗话”的人,从理性的观点看,就不一定比不讲粗话的人更坏。
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想像为圣人的人都会认为禁止骂人是极重要的。
然而从理性的角度看来,这是很愚蠢的。同样的情况还有饮酒和吸烟。
谈到饮酒,南方一些国家并不存在这个观念,因为人人皆知上帝和他的门徒是喝酒的——
这种想法还真有点不敬呢。至于说到吸烟,人们更易采取一种反对的立场,
因为所有的大圣人根本不知香烟为何物,在这一点上任何理性的争辩都是不可能的。
认为圣人们都不会去吸烟的观点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说到底,
圣人仍是不会为了快活享乐而去做某件事的。
一股道德中的这一禁欲主义因素几乎渗入了人的无意识之中,
而且以各种方式起作用,使得我们的道德准则缺乏理性。在理性的道德中,
只要不给别人也不给自己带来痛苦,那么给任何人,哪怕是给自己带来快乐都是应予赞许的。
如果我们抛弃了禁欲主义,那么,一个会享受各种美好事物而又不带消极后果的人,
就是一个理想的道德高尚的人_我们再来看说谎。我不否认世界上谎言太多这一事实,
如果大家能多讲真话,那对我们会更有好处。但是我确实否认,
而且我认为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否认,说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正当的这一看法。
有一次我在乡间散步,一只已经精疲力尽的狐狸仍然拼命地向前跑着。
几分钟以后,我碰到猎人,他们问我有没有看见那只狐狸,我说看见过;
他们又问我,它朝哪个方向逃走了,我指了另一条路。我想要是我讲了真话,
我不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对儿童的传统性教育带来的危害,现在人们对之已经开始有了较为广泛的认识,
不过在公众权威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正确的方法很简单:在一个小孩还没有进入青春期以前,
不要向他或她进行任何性道德教育,更不要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即在自然的身体机能中,
有些东西是令人厌恶的这种思想。随着需要向他们进行这方面的伦理教育的时间的到来,
这种教育也要注意符合理性,在谈及的每一点上都要有充分明确的根据。
不过,在这本书里,我不准备谈教育问题,
而主要想探讨一下对于引起非理性的负罪感的不明智教育,
成年人怎样才能尽可能减少它的消极影响。

同前几章我们的讨论过的一样,这里的关键问题是,
如何使无意识接受那些统治意识思维的理性信仰。人不应该受情绪操纵,一时相信此物,
另一时又相信波物,没有定见。在人的有意识的意志由于疲劳、疾病、
饮酒或其他一些原因而减弱时,负罪感显得更为突出。这时人的感觉(除非由酗酒引起的以外)
可以看作是更高的自我显示。“魔鬼生了病,一样成圣人。”但若以为比起人的强健时刻来,
人在虚弱的时刻具有更深刻的洞察力,那就是荒谬的了。人在虚弱的时候,
确实很难抵制地时受到的教育的暗示,但这却不意味着,在成年人的身体器官得到充分发展时,
这类暗示就一定比那些信仰更占上风。相反,在一个人心力充沛的时候,
运用自己的全部理智而得到的那些信仰,应该成为他任何时候都不加以拒绝的准绳。
消除此时的无意识暗示是可能的,我们甚至可以用正确的方法来改变无意识的内容。
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你开始对某一行为感到后悔,而你的理智又告诉你它并不是邪恶的时候,
你就应该反思一下产生这些后悔感的起因,使自己明白这一切为什么是荒唐的。
让你自己的有意识的信仰明显突出,让它们在你的无意识里刻下深深的印象,
使它们足以对付你在儿童时期母亲或保姆留给你的那些印象。
不要满足于理性时刻与非理性时刻的交替作用。认真审查非理性意识,决不屈服于它,
决不让它左右你自己。无论何时,在它将愚昧的思想或感情注入你的意识层次时,
就把这一切彻底排开,审视并拒绝它。不要让自己一半被理智,一半被儿时的愚昧所制约,
结果使自己变成一个左右摇摆不定的生物。对那些控制着你儿童期发展的那些人,
不要因为对他们的记忆印象不恭而感到害怕。他们在那时对你来说可能显得强大无比、
智慧无朋,这只是因为你那时还软弱、愚昧,现在你已经摆脱了软弱和愚昧,
你应该重新审视他。们表面的力量和智慧,考察他们是否仍然值得尊敬,
而这种尊敬本来是由于习惯使然,你才向他们表示出来的。你应该严肃地拷问自己,
传统给予年轻人的那种道德教育,是否能使这世界变得更美好。清思考一下,
那些真正的迷信思想有多少进入了传统的、有道德的人的性格中;再想一想,
所有那些假想的道德危险由那些非常愚蠢的律令所防范时,一个成年人所面临的真正的危险,
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般人受到诱惑的那些真正有害的行为究竟是什么?
商业行为中那些未受到惩罚的欺诈行为,对雇员的横蛮粗暴态度,对妻子儿女的残暴行为,
对竞争对手的恶毒攻击,
以及政治冲突中的残忍行为——这些才是那些声望颇高的公民所犯下的真正有害的行为。
通过这些可耻的作为,一个人在他生活的周围圈子里撒播着痛苦,
向着毁灭人类的路上跨进了一步。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他在生病时,
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失去了神灵保佑的人见人恨的恶人,
也没有使他在恶梦中看见自己的母亲那斥责的眼光。
为什么他的潜意识中的道德与理智相差这么远呢?
这是因为抚育他的人所信仰的道德观念是愚不可及的;
是因为这不是来自于个人对社会承担的义务责任的研究;
是因为这是由那些非理性清规戒律杂乱拼凑而成的;
还因为其中包含着一些来自于困扰着垂死的罗马帝国的精神病中的病态因素。
从名义上说,我们的道德观念由牧师和受奴役的女人形成。
现在该是让在正常生活中发挥着正常作用的人们开始学会抵制这一病态的、荒唐的信念的时候了。

但是,如果这种抵制要取得成功,要使个人获得幸福,使一个人在生活中奉行不变的准则,
那么,他就需要更深刻地思考和感受他的理智告诉他的一切。
大多数人在他们表面上放弃了儿时的迷信思想时,常会认为一切都完成了。
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迷信思想仍然潜伏在心灵底处。当一个理性的信念来临时,
需要对它进行认真的思考,观察它的后果,
寻找出自己头脑里可能存在的与这一新的信念不一致的任何其他信念,
并且当负罪感日渐强烈时,正如它时常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别把它当作一种启示和向着更为高级事物的召唤,而应该把它当作一种疾病,
一个弱点,当然,除非它是由理性的道德观念所谴责的行为引起的。
我并不主张,人可以不要道德观念;我只是说,人不需要迷信的道德观念,
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实际上,负罪感是一种十分无益的情感,而远远不是美好生活的一种成因。
它使人不幸,造成人们的自卑感。正因为不幸福,他便可以向别人提出过份的要求,
这样做又妨碍他去享受人际关系中的那种幸福。正因为自卑,
他就会对那些比自己优越的人表示敌意。他发现对别人羡慕是困难的,而忌妒却是容易的。
他将变成一个到处不受欢迎的人,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独。
一种对待他人的大方豁达态度不仅给他人带来快乐,也是持这一态度的人的快乐的巨大源泉,
因为它使他受到普遍的喜爱和欢迎。但是对于那些被负罪感所困扰的人来说这种态度是极不可能的。
它是人的自信和自我依靠的结果;它需要一种人的心理整合,通过这种整合,
我的意思是说,人性、意识、潜意识、以及无意识等各个层次的心理因素共同协调作用,
而不是处于无休止的争斗中。要取得这样一种和谐,在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明智的教育来达到,
但是在教育本身并不明智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加困难了。
这是一种心理分析学家尝试了的过程,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情况下,
病人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除了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需要专家来帮助。
别说这种话:“我没有时间去从事这种心理劳动,我的生活忙于应付各种事务,
我不得不让我的无意识去随意作祟。”当一个人的人格分裂的时候,
没有什么比它更加减少人的幸福和效率了。
把时间花在使自己的人格各部分之间产生协调,是值得的。
我并不是说,一个人应该每天抽出一个小时来检查自己。我认为这决不是最佳办法,
因为这样做会强化人的自我关注,而自我关注本来就是需要治疗的疾病之一,
因为和谐健全的人格是直接外向型的。
我的主张是,一个人应该将它的心思重点放在他所理性地信仰的东西上,而决不允许相反的、
非理性的信仰不受到质问就进入自己的头脑,甚或控制自己,不管时间如何短都不行。
这是一个在人受到引诱回返到婴儿期状态时,同自我展开推理的问题,
如果这种推理足够集中,其过程是非常短的。因而所用的时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虐待狂

非理性的最常见的形式之一是,几乎人人都有一种对待恶意的流言蜚语态度。
很少有人不说一些相识的人的闲话,乃至一些朋友的闲话,
但是一旦人们听到任何对自己不满的话时,
便会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似乎他们从未想过,人家会在背后议论自己,
正像他们自己也总在背后议论人家一样。这是一种比较轻微的非理性形式,
但是如果这种形式进一步发展,便会导致虐待任。我们希望所有的他人都象我们对待自己一样,
对我们抱着温和的爱和深深的尊重。我们没有想到过,我们不能期望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能比我们对他人的评价更高;而我们之所以想不到一点,是因为,
我们总觉得自己的优点伟大而显著,而别人的优点,
如果真有的话,也只有非常宽厚的人才能发现。
当你听到有人在背后说你闲话,你会记起自己曾有九十几次忍住没有说出对他的最公正、
最恰当的批评,而忘记了在这第一百次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你说出了自以为是的对他的看法。你难道认为,这就是你自己对长时间克制的报偿么?
然而从对方的角度看来,你的行为同你眼中的他的行为如出一辙。
你那么多次没有讲过他什么,他并不知道,他只知道第一百次那回你讲出的话。
如果我们都具有能够一眼看透别人心思的神奇的魔力,我想,第一个影响也许是积极的,
因为一个没有朋友的世界是不可忍受的,我们应该懂得相互去爱,
而不需要用一层幻想的面纱遮住自己,声称自己原来就没有把对方看得完美无缺。
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是有缺点的,但总体上说还是可以接受的、值得喜爱的。
然而,当我们发现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时,就觉得不可忍受。
我们希望他们把我们当成与众不同的、毫无瑕疵的人。当我们不得不被迫承认自己的缺点时,
我们把这看得过于严重。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要因为自己有点缺点就不必要地感到烦恼。

虐待狂的根子始终在于对自我价值的过分夸大。我呢,我们会说,是一个剧作家;
对于每一个毫无偏见的人来说,我是现时代最优秀的剧作家,这点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然而,出于某些原因,我的作品很少上演;即使上演了,也并不怎么成功。
这种奇怪的现象如何解释?显然,是那些经理、演员和评论家们出于某种原因联合起来反对我。
这一理由,对我来说当然是千真万确的;我拒绝向那些戏剧界的巨头们屈膝下跪;
我没有阿腴奉承那些评论家们;我的剧本反映的是切实的真理,
这对于那些攻击真理的人来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这样,我的卓越天资、
非凡才能得不到承认,凋谢了。

还有一种发明家,他从来没有能够请别人来检验他的发明成果;工厂主不愿意考虑任何发明革新,
照旧组织生产;那几个发明家,继续保存着他们的小团体,抵挡住了那些尚未得到公认的天才侵入;
知识界,则奇怪得很,不是把人家的手稿弄丢了,就是原封不动地把它退还;
那些人们向他提出请求的人,不知何故,就是纹丝不动。这种现象该怎样解释呢?
显然,社会上存在着那么一些关系密切的人,他们只想在他们自己中间分享发明的成果;
那些不属于他们这一小圈子里的人,他的意见当然不会被听取。

虐待狂的另一种比较常见的牺牲者是某一类慈善家,他老是违背人们的意愿去为他们做好事,
而当人们并没有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时,便感到可怕、不可理解。
我们行善的动机很少象我们自己想像的那么纯洁。热爱权力是阴险的,这种爱好有许多伪装形式,
它并组是我们从自己做的、自以为对别人有益的事情中获得的快乐的源泉。
然而,常见的是,这里又掺进了另一因素。为别人“做好事”常常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某些快乐,
如饮酒、赌博、消闲等。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种较为社会化的道德观的典型特征,
即对那些处于犯罪情况下的人的忌妒,
那些罪恶我们是为了保持朋友们对我们的尊敬不得不尽量不犯的。再打个比方说,
那些提议制定禁烟法的人(这类法律在美国的许多州存在,或曾经存在过),
显然是不抽烟的,对他们来说,别人从吸烟中享受到的乐趣乃是他们的痛苦的源泉。
如果他们希望那些以前是烟鬼的人选派代表来向他们表示感谢,
感谢他们帮自己戒除了这一恶习,他们反而很可能感到失望。于是他们会开始这么想,
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公共利益,那些最应该对他们的善行表示感激的人,
反而好象对这一点毫无认识。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了四条普遍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的真实性得到充分认识,
它们将是预防虐待狂症状的有效手段。
第一条是:记住你的动机并不是始终象你想像的那样绝对无私公正。
第二条是:切勿过高估计自己的优点。
第三条是:不要指望别人会同你一样对你那么感兴趣。
第四条是:不要假想大多数人会存心盯着你,专门想来迫害你。下面我对这四条原则依次稍加说明。

舆论恐惧症

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同情的环境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对于多数人来说,
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富有同情心的。这种环境把流行的偏见灌注到青年人的头脑中,
使他们本能地同到处都能接触到的信仰、习惯相适应。但是对于少数人,
其中几乎包括了全部具有聪明才智、艺术才华的人来说,这种默认态度是难以认同的。
例如,一个人生长于某一乡村小镇,在年纪很轻时就发现自已被一种敌对态度所笼罩,
这种态度对一切有益身心发展的东西都加以敌视。如果他想读一些严肃正经的书,
其他的孩子会瞧不起他,而老师则告诉他这些书籍是乱人心神的。
如果他对艺术感兴趣,他的同伴们会认为他没有男人气概,而长辈们则认为他品行不佳。
不管他向往的职业如何受人尊敬,只要在他生活的圈子里是很少见的,
别人就会说他想出人头地,甚至会说,他父亲的老行当才真正适合他。
要是他稍微流露出一点苗头,企图批评父母的宗教信仰或政治倾向,他很可能会遇上大麻烦。
由于这种种原因,青春期,对于那些具有独特才华的大多数青年男女来说,都是一个不幸的时期。
对那些显得更为普通的伙伴来说,这一时期却是一个高兴快乐的时期,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说,
他们则希望学到一些正经严肃的东西,然而,在他们偶然地出生的特定社会阶层中,
不管在长辈那儿,还是在同辈人那儿,这种东西都是遍寻不着的。

当这些年轻人上了大学,他们可能会找到志趣相投者,并一起度过几年幸福时光。
大学毕业后,如果他们非常幸运,就可能会找到一份在其中能寻到志趣相投的朋友、
伴侣的工作。一个有才华的人,在伦敦、纽约一类的大城市中,
一般都能找到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在那里他不必故作虚伪约束自己。
不过如果他的工诈迫使他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
尤其是这种工作要求他对普通的人表示出尊敬恭顺,比方说,一位医生或律师,
他或许就会发现自己整整一生,都不得不在自己天天见面的人跟前隐瞒自己的真正兴趣和信念。
在美国,由于土地辽阔,这种情况尤为普遍。在那些极为偏僻的地方,不管东南西北,
都有那么一些孤独的人,他们从书本上得知,在别的地方他们不再会感到孤寂,
可是他们没有机会去那儿生活,结果只是希望能有机会同人作一次志趣相投的交谈。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比布莱克和艾米莉·勃朗特的气质稍显脆弱的人来说,
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如果要使幸福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某种方法,
使舆论的独断专横得以减轻,或得以消除,只有这样,那些有才华的少数人才能相互了解,
并从各自的社会交往活动中找到乐趣。

在很多情况下,不必要的怯弱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有的人对舆论不置一顾;
有的人则对之恐惧万分,因为对他们来说,舆论总是一种独断专横的东西。
狗在人害怕时而不是对它表示蔑视时,叫得更凶,也更会咬人,人类社会也同样有这种特点。
要是你害怕这个社会,你等于给了别人捕获你的机会,而要是你对它不屑一顾,
它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力量,因而倾向于对你放之任之。

但是,对于那些兴趣观点完全不可能得到大众同情的人来说,
这种躲避非难指责的办法是毫无用处的。
这种缺乏同情的状况使得他们内心不快,并采取一种挑衅的态度,
即使表面上他们恭顺服从或尽力避免任何尖锐的冲突。
因此,那些和自己的阶层群体的传统习惯不谐调不一致的人,往往显得很刺人,不安宁,
缺乏广泛的幽默感。同样这些人,如果让他们处于另一个别人不因其观点不同而责怪他们的群体中,
他们就会彻底改变个性特征;使他们从原来的严肃、怯弱和谦恭转变为愉快、轻松、自信;
从顽固不化、刚愎自用转变为平易近人;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为善于社交、性格外向。

因此,只要有可能,那些发现自己与周围环境不相适应的年轻人,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
应该努力选择一种能给他们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提供机会的工作,
哪怕这种选择会给自己的收入带来很大的损失。他们常常很少知道这样做是可行的,
因为他们对世界的了解非常偏狭,并且极易想像,他们在这里已经习惯了的这种偏见,
全世界到处都有。在这方面,老一辈的人可以给年轻人很多指导,
因为这需要相当多的社会阅历。

在如今的心理分析时代,人们很习惯于假定,任何一个年轻人,
他之所以与他的周边环境不相谐调,
是因为某种程度的心理紊乱。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
举例来说,有个年轻人,他的父母认为进化论是邪恶的,在这种情况下,
使他失去父母的同情的唯一原因只是知识问题。不错,一个人与周边环境不相和谐一致是不幸的,
但是这种不幸并不一定总是值得花一切代价去加以避免。当这一环境充满了愚昧,偏见和残忍时,
与它的不和谐反而是一种优点。从某种程度上看,几乎所有的环境下都会产生上述情况。
伽俐略和开普勒有过“危险的思想”(在日本是这么说的),我们时代最有才华的人也是如此。
以为社会意识应该变得如此强大,如此发展,
以至于使得那些叛逆者对由他们的思想所激怒的社会普遍敌视态度表示恐惧,是不可取的。
真正可取的是:找到一些方法,使得这种敌视态度尽可能得到减弱,尽可能失去其影响。

在今天,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青年人那儿。如果一个人处在了合适的职业和合适的环境中,
他很可能会摆脱社会的迫害;但是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在他的优点还没有经过考验的时候,
他往往处于那些无知者的掌握中。这些无知者自以为能够对那些一无所知的事情作出判断,
但是,当他们知道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竟然比自己这些阅历广泛、经验丰富的人懂得还要多时,
不禁怒从心起。许多最后摆脱了这些无知者的独断专横的年轻人,
经过长期的艰苦抗争和精神压抑后,感到痛苦失望,精神大受挫折。
有这么一种颇为轻松的说法,似乎天才注定会成功,根据这种观点,
对年轻人的能力的迫害就不会造成多大的危害。但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充分的理由接受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就像那种说杀人者必露马脚的观点一样。
很显然,我们知道的所有的杀人者都是已经被发现了的;
但是谁知道到底还有多少杀人者没有被人发现?
同样,我们听到的那些天才都是在战胜重重困难之后才获得成功的,但是没有理由说,
许多天才并不是在青年时期夭折消失的。进一步说,这并不仅仅是有关天才的问题,
还是有关于对社会同样需要的才能的问题。而且这不仅仅是个出头冒尖的问题,
也是一个既出头冒尖,又不令人失望,不过分损耗能力的问题。
如此看来,年轻人的成长道路不宜规定得太死板刻薄。

老年人应该尊重青年人的愿望,这是可取的;年轻人如果也应该尊重老年人的愿望,
这就不可取了。原因很简单,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考虑的实际上只有年轻人的生活,
而并没有老年人的生活。如果青年人企图去干涉长辈的生活,如反对丧偶的父母再婚,
这与长辈企图去干涉青年人的生活一样是不对的。无论老人还是青年,
一旦他们到了不惑理智之年,都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如果必要的话,还有犯错误的权利。
如果告诫年轻人在任何大事上都唯老一辈之命是从,这是错误的。
例如,你作为一个青年人,很想学习舞台表演,但是你的父母都表示反对,
其理由是表演不光彩或是社会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
他们也许会施加种种压力迫使你放弃这一想法;他们说你过不了几年肯定会反悔的;
他们会举出一连串的事例试图说明,某些年轻人因为轻率地作出自己的选择,
最终落得个不幸的下场。他们认为舞台演出并不适合你,这当然可能是对的,
因为你可能没有表演天赋、音色不佳。如果真是如此,过不了多久,
你就会从演员身上发现这一点,这时,你还有足够的时间选择另一种职业。
父母的意见不应该成为你自己放弃努力的主要理由。如果任凭他们怎么劝诫,
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就会很快地转变想法,
而且这一转变往往比你或他们自己料想的还要来得快些。
另一方面,如果你听到那些内行的人不赞同你的想法,那就该当别论了,
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种内行的意见往往是值得听取的。

我觉得,一般说来,人们对除了专家之外的他人的意见太关注了,而且事无巨细都是这样。
在不受饥饿、不进监狱这类事上,我们当然应该尊敬公众的意见,但是除此以外,
在任何事上都对那种不必要的独断专横意见表示自愿屈从,这就很可能从多方面影响到人的幸福。
以消费为例。许多人花钱的方式同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大异其趣,
这往往只是由于他们出于这种想法,即以为要赢得邻居的尊敬,
办法只有看自己能否拥有一辆漂亮的小汽车,能否办得起盛大的宴席。
其实,任何一个有钱买得起汽车的人,如果他宁愿徒步走路,或者用这批钱建造一个图书馆,
比起他像太人那么去做的来,最终会受到人们更大的尊敬。
当然,我们不必有意去嘲弄舆论,这样将被置身于一种更加混乱的情况之中。
但是对它采取真诚的公允的冷淡态度,就会成为幸福的力量和源泉。
一个由这样的人们组成的社会,他们对传统习俗没有过分的谦卑和顺从,
这比起人人行动划一的社会来说,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当所有的人的个性都得到了发展,
各种类型的特征都得以保留,这就使我们值得去会见各色新人,
因为他们不是我们已经见过的人的复制品而已。这曾经是贵族阶层的一个待权,
他们被自己的出身所决定,允许自己作出怪癌无常的行为。
在现代世界,我们正在失去这种社会自由的基础,
因此很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整齐划一的危险。
我并不主张人们应该有意去做作出什么怪僻行为来,因为这同保守一样是毫无意义的。
我只是说,人应该顺乎自然,只要他的自发的兴趣爱好不是反社会的,
就应该让他自然地表现出来。

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带,一个人应该熟悉自己的隔壁邻居的观念已经消失,
但是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依然存在。这种观念现在已经显很愚昧了,
因为在社会交往中已经没有必要依靠近邻了。现代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
而不仅仅根据地理位置来选择朋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幸福,随着志趣。见
解方面相同的人们的交往,已经增进了不少。
有理由期望,社会交往会越来越沿着这一方向向前发展,
并且有理由相信,通过这种方式,现在尚在困扰着许多不墨守陈规的人们的孤独,
必将逐渐减少,以至于最后消失。无疑地,这一定会增进人们的幸福。
但是这对现在那些通过任意摆布人们来得到快乐的保守分子来说,
这样做无疑会减少其虐待狂的快乐。
然而,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我们必须给予极大的关注,以便加以存留的快乐。

舆论恐惧症,像其他形式的恐惧一样,是压抑性的,并对人的成长造成妨碍。
如果这种恐惧感仍然很强烈的话,就很难取得任何伟大成就;
并且根本不可能取得那种构成真正的幸福的精神自由,因为幸福的本质在于,
我们的生话方式是出于自己心底的冲动,
而不是出于偶然性的兴致以及那些偶然成为我们的邻居、甚至于亲友的愿望,
对近邻的恐惧无疑比过去少了,但是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恐惧。即对报纸的恐惧。
这同中世纪的搜捕行巫者一样令人可怕。当报纸刻意把一个也许根本无害的人当作替死鬼时,
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幸运的是,绝大多数人通过他们的湮没无闻摆脱了这一命运,
但是随着宣传手段的日益改进和完善,这种新的社会迫害形式的危害性也越来越大。
这对于作为它的牺牲品的个人来说,绝不是一件只靠轻蔑鄙视就能解决的界情。
我认为应该制订出一套比现存的诽谤罪更为严厉的法律来,
不管人们如何看待新闻自由的原则,任何使无辜者的生活难以忍受的事情都应该予以禁止;
即使他们的言行是偶然作出的,也不允许恶意地宣扬公开而使他们蒙受名誉上的损失。
然而,医治这种恶行的唯一方法是,提高公众的宽容度。而提高宽容度的最好的方法又是,
使这样一种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他们享受着真正的幸福,
因此不会对自己的同伴进行痛苦的折磨以便从中获得快乐。

幸福是可能的吗

幸福有两种,当然,这中间还有许多层次。我说的这两类,也可以被称作现实的和幻想的,
或肉体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当然,在这些不同的名称中选择一种恰当的名称,
这主要视论点而定,在这儿,我不打算证明任何论点,而仅仅打算去描述。
也许描述这两种幸福的差异的最简单方法是:一类幸福是对所有的人都敞开胸怀,
另一类幸福则对能读会写的人情有独钟。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认识一个掘井工,
在他身上充满了幸福。他身材极为高大,肌肉极为发达,但是既不会读又不会写。
当他在1885年得到一张国会选票时,他才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机构存在,
他的幸福并不来自于知识,也不是基于对自然法则、物种完善、公共设施公有权。
安息日会的最终胜利,或知识分子认为的人生乐趣所必不可少的任何信条,
而只是基于躯体的活力,足够的劳作和对石块这类并非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征服。
我那位花匠的幸福也是与他同种类型的,他一年四季与野兔作战,他说起这些小动物,
就像伦敦警察厅提起布尔什维克分子一样;他认为它们行事诡秘,诡计多端,凶恶残忍,
只有同样的精明伶俐的对手才能和它们作一较量。正像那些聚集在凡尔哈拉大厅里的英雄门,
他们每天都在追捕一头野猪,这头野猪每天晚上被他们杀死,可是第二天早上又奇怪地复生了。
我的花匠也能捕杀其死敌,而并不担忧第二天那死故重新复生。
那花匠虽然已经有70多岁的年纪了,可地从不停息,为了干活,
他还得每天骑车跑上16英里的山路,但欢乐之泉是取用不尽的,
那源头恰恰来自“那些兔崽子们”。

你也许会说,像我们这类读书人,是体验不到这种单纯的快乐的;
如果我们对兔子这般小的动物发动战争,我们能从中体味出什么快乐来呢?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实在肤浅。一头兔子要比黄热病杆菌大得多,
但一个拥有知识的人尚且能够从与后者的搏斗中得到快乐。从情感的内容这一方面说,
那些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的快乐,与我的花匠的体验到的快乐并无不同;
教育造成的差异仅仅是快乐的形式不同而已。成功的快乐需要困难跟随,
即使在最后这种困难得以克服,但它必须使得成功在开始时没有把握。
这也许就是别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乃是幸福的源泉之一的原因了。
那种自我评价偏低的人不断地为自己的成功感到惊奇,反之,
那种自我评价过高的人则往往为自己的失败感到惊奇。前一种惊奇是令人高兴的,
后一种则令人沮丧。因而明智的做法是既不无端地自负,也不自卑得连进取心都没了。

在科学家的生活中,幸福的全部条件都得到了实现。他有一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的活动,
他获得的成就,不管是对他自己来说,还是对那些甚至有时并不理解他们的普通大众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点上,他比艺术家幸运。当公众不能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歌时,
他们的结论往往是:这是一幅糟糕的画或这是一首糟糕的诗。当他们不能理解相对论时,
他们都下结论说(这倒在理),他们受的教育不够。结果便是:爱因斯坦受到景仰,
而画家却在阁楼中饥肠键限,爱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画家则是不幸福的。
以一贯的我行我素来对抗公众的怀疑态度,在这种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
除非他们能自己关在一个排外的小圈子内,忘记外面的冷漠世界。
而科学家,由于除了同事,其他的人都器重自己,因而不需要小圈子。
相反,艺术家则处于要么选择被人鄙视,要么做卑鄙无赖的人的痛苦不堪的处境之中。
如果这位艺术家具有惊人的才华,那么他必定会招致非此即彼的厄运:
如果他施展了自己的才华,结局便是前者;如果他深藏不露,结局便是后者。
当然事情并非永远如此。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优秀的艺术家们,
甚至在他们年纪尚轻时,便为人们所尊重。于勒二世虽说可能对米开朗基罗是不公平的,
但他从不贬低米开朗基罗的绘画才能。现代的百万富翁,他可以给才华耗尽的老艺术家万贯钱财,
但他绝不会认为,艺术家所从事的活动,与他的一样重要,
也许这些情况与下述事实有关,即:一般而论,艺术家比科学家更不幸福些。

热情

也许理解热情意味着什么的最佳途径是,观察人们坐下来吃饭时的各种不同的行为,
对干一部分人来说,吃饭仅仅是一件厌烦的事情;不管食物如何精美,他们总是提不起兴致,
他们吃过山珍海味,或许餐餐如此。直到饥饿变成一种令人不可忍受的感情,
他们是永不知道挨饿的滋味的。但即使在这时,他们仍然把吃饭仅仅看作每天都要重复的刻板之事,
这种事情只不过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作了规定。像所有其它事情一样,吃饭令人厌烦,
但抱怨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没有别的事情比它更少让人心烦。接下来的一部分人是病人,
他们吃饭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因为医生告诉他们,为了恢复健康,进补些营养品是必需的。
还有一部分人则是美食家们,进餐前,他们怀着厚望,结果发现没有一道菜烧得是够格的。
还有一种感谷之徒,他们俄鬼般地扑向食物,暴饮暴食,并且长得太胖,爱打呼略。
最后还有一种人,他们进餐前食欲旺盛,对眼前的食物心满意足,直吃到饱嗝连天,
他们才会停下来。在人生的宴席前,人们对生命所奉献的好东西也有着相同的态度。
幸福的人对应于最后一种进餐者。热情与生活的关系,正如饥饿与食物的关系。
厌食者对应于苦行者,警谷之徒与骄奢淫逸者呼应,而美食家则对应于爱挑剔者,
后者将生活的一半乐趣指责为缺乏美感。令人惊讶的是,也许除了暨谷之徒外,
所有这些类型的人都看不起具有良好胃口的人,反而认为自己是优越的。
因为饥饿所以进食,或者因为生活绚丽多彩,乐趣无穷所以热爱生活,
这对他们来说似乎俗不可耐,他们从自己的幻想的高峰俯瞰那些他们认为头脑简单的人,
对他们予以鄙视。我个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对于我来说,
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意味着一种弊病,这种弊病,确实在某种环境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
但是不管如何,当它产生时,应该尽早地给以医治,而不应该把它作为智慧的更高形式。
如果某人喜欢革每,而另一个则不喜欢,那么后者优越在什么地方呢?
这里不存在草毒是否好坏的纯粹抽象以及非个人的证明,爱吃的人说它们味道好极了,
不爱吃的人则说它们味同嚼蜡。然而,爱吃草毒的人比不爱吃草毒的人多了一种快乐,
就这点而言,前者的生活就多了乐趣,他更完美地适应了另一个人也得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在这个小例子中是真实的东西,在更为重大的事情里也同样是真实的。
爱欣赏足球赛的人在这一方面就胜过不欣赏的人,而爱好读书的人则远胜于讨厌书本的人,
因为,比起欣赏足球赛,读书带来的快乐机会要多得多。一个人的兴趣越广泛,
他拥有的快乐机会就越多,而受命运之神操纵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为即使失去了某一种兴趣,
他仍然可以转向另一种。生命是短暂的,我们不可能事事都感兴趣,
但对尽可能多的事物感兴趣总是一极好事,这些事物能令我们的岁月变得充实圆满。
我们都容易患内省者的弊病,世界向他呈现出万千姿态,他却把自己的思想专注于内心的空虚。
我们千万别把内省青的忧郁看得过高。

热情的形式是数不胜数的。人们也许会记得,
歇洛克·福尔摩斯有一次偶然发现了一顶躺在大街中央的帽子,
他把它捡了起来。经过一番打量,他说,这顶帽子的主人因为酗酒而毁了自己的前程,
他的妻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爱恋他了。如此普通的物品都能引起他的极大的兴趣,
因而对于他这种人来说,生活将永远不可能是无聊乏味的。在乡间野外的散步途中,
有多少不同的东西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某个人或许会对鸟儿感兴趣,
另一个则关心草不,还有的人留心地质地貌,也有的人注意农事庄稼等等。
如果你有兴致,那么上述其中任何一项都会是有趣的,其它的也一样。
一个人,只要对其中的一种感兴趣,就比不感兴趣的人更好地适应了这个世界。

同样地,不同的人对待自己的同类,态度的差异何其惊人!在一次长途火车旅行中,
一个人会对同车的旅客视而不见,而另一个则会对他们进行归纳,分析他们的性格,
并对他们的状况作出相当准确的判断,甚至他也许会了解到其中几个人的个人隐私。
人们在弄清别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也同样地反映在人们对别人的感觉之中。
有些人总是发现所有的人都让自己受不了,而有些人则会很快地、
很容易地对那些与自己接触的人产生友好的感情,除非有某些明显的理由,
他们才会产生别种感情。再以旅行为例:有一些人将游遍好几个国家,
但他们总住在最好的旅馆,吃着与在家中吃的东西一样的食物,约见那些在家中见到的同样的富翁,
谈的话题也与他们在自豪餐桌上谈的相同。这些人一旦回家,
他们唯一的感受只是为结束了昂贵旅行的烦恼而感到如释重负。而另外一些人,
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在寻找那些独特的东西,并结识当地的典型人物,
观察任何有历史或社会意义的东西,品尝当地的食物,学习当地的风俗和语言,
回家时给冬夜带去一大雅新的快乐欢愉。

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人比那些没有热情的人更加优越。
即使那些不愉快的经验对那些热爱生活的人来说也有益处。
我为见过一群中国人和一处西西里村庄而感到高兴,虽然我不能说当时的心清是极为愉快的。
爱冒险的人喜欢诸如船只失事、兵变、地震、大火灾等所有这类不愉快的经历,
只要它们不危及其健康。举地震这个例子来说,他们会惊呼:“地震原来如此!”
由于这是一桩新鲜事,增加了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因而他们为此感到高兴。
如果认为这些人不受命运的摆布,这并不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他们失去了健康,
很可能在同时,也会失去热情,——但也并非一定如此。我曾经认识一些长年累月受尽折磨的人,
但直到临死的最后一刻,他们仍对生命保持着热情。有些疾病能摧毁人的热情,有些则不一定。
我不知道生物化学家现在能否区分这两类疾病,也许当生物化学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以后,
我们都会有机会服用那些能确保我们对一切感兴趣的药片。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我们还得依赖对生活的常识性观察,以便判断哪些因素使得一部分人对一切均感兴趣,
而使另一部分人对一切全无兴趣。

真正的热情,不是那种实际上寻求忘却的热情,而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
除非它被种种不幸给扼杀了。小孩子们对他们看到的和听到的任何事情都充满兴趣;
世界对他们来说充满了新奇;他们不停地以热烈的情感追求着知识,当然,
这种知识不是那种学者式的知识,而是那种对引起他们注意的事物的熟悉过程。
只要身体健康,小动物即使长大了,也会保持着这种热情。
一只被关在陌生房子里的猫是不会躺下休息的,
除非它嗅遍了房子的每个角落也没有闻到一丝毫老鼠气味。一个从来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的人,
将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天生兴趣;而只要他保持这一兴趣,他就会发现生活充满了快乐,
如果他的自由没有受到不适当的限制的话。
在文明社会中,热情的丧失大部分是由于自由受到了限制,
而自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原始人一旦感到饥饿,便会去打猎充饥,
这当然是受着直接的冲动的摆布。
一个每天早上按时上班的人,在根本上也受同样的冲动的驱使,
这一冲动即为了生存的需要。不过在后者的情形中,这一冲动不是直接的,
也不是当下就会产生作用的,它是间接地通过抽象词语、信念和意志发生作用的。
当一个人去上早班的时候,他并不感到饥饿,因为他刚吃完早饭,他仅仅知道饥饿会再度光临,
只有工作才是解救这一未来饥饿的手段。冲动是毫无规律的,而文明社会中的习惯是有规律的。
在原始人那儿,甚至集体的活动(如果确实有这种活动的话)都是自发的和冲动的。
当部落要去作战时,锣鼓声便振起军威、激起斗志,激励着全体成员从事必要的活动。
而现代冲动则不能这么对待。当一列火车必须于某一时刻启动时,
人们不能用土著人的音乐来激励服务员、驾驶员和信号工。他们必须做着各自的工作,
仅仅因为这些工作必须有人做;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是间接的,
他们对活动本身没有产生任何冲动,
而仅仅着眼于活动的报酬。大部分社会生活都存在着同样的弊端。
人们相互交谈,并不是出于任何交谈的愿望,而只是为了从合作中获得原先期待的最后的益处。
在生活中,文明人的冲动时刻面临着束缚:一个人偶然感到欣喜,他不能在大街上手舞足蹈;
而当他感到悲哀时,他又不能坐在台阶上哭泣流泪,以免妨碍行人交通。
年轻时,他的自由在学校受到限制;成年时,他的自由又在工作时,公司内遭到约束。
所有这些,由于不断的束缚会产生疲乏和厌倦,因而都使得热情无法维系。
尽管如此,如果不对自发的冲动加以某种程度的约束,一个文明社会便不可能存在,
因为自发的冲动仅仅造成最简单的社会合作,
而不能产生那些现代经济组织所要求的高度复杂的合作。
为了排除这些抑止热情的障碍,一个人需要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或者,如果他幸运的话,
拥有一种他感兴趣的工作。从统计数据来看,
所有的文明国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其健康状况都得到了稳步改善,但个人的精力是否如此,
则难以定论。不过,我怀疑现在的健康者的体力是否与以前的一样强壮。
由于这个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因而我不准备在此对它作深入的探究,
然而它也有个人的或心理的一面;对于后者,我们已在有关疲劳的章节中作了探讨。
有些人不顾文明生活的种种障碍,拼命地维持着自己的热情,而有一些人,
只有当他们从耗费了大量精力的内心冲突中挣脱出来后,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热情比起必要的工作来,需要更为充分的精力,并且这又反过来要求心理机器的平稳运转。

缺乏热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感到自己不被人爱,相反,
觉得自已被人爱的感觉比其它任何东西都更能提高人的热情。
一个人感到自己不被人爱有多种原因。
他也许认为自己是个可怕的人,因而没有一个人会喜欢;
他也许从孩提时代起便不得不习惯于得到比其他孩子更少的爱;
或者事实上他就是一个谁也不爱的人。
但是在最后这种情况下,其原因很可能在于早期不幸引起的自信心的缺乏。
感到自己不被人爱的人会因此而采取不同的态度。为了赢得别人的喜爱,他也许会不遗余力,
做出种种出人意料的亲呢举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不会成功,
因为这种亲眼举动的动机很容易被对方识破,
而人类天性却偏偏容易将爱给予那些对此要求最低的人。
因此,那种试图通过乐善好施的行为追逐爱的人,最终会因人们的忘恩负义而生幻灭之感。
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试图去购买的爱,其价值远远大于他给予的物质恩惠,
因为实际上两者的价格是不平等的,他反而以这种错觉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
另一个人,也发现自己不受欢迎,也许就会对世界报复,通过挑起战争和革命,
或者通过运用犀利的笔杆,像斯威夫特一样。这是一种对厄运的英勇反击,
它的性格要如此坚强,以至于可以与整个世界作对。极少有人具备如此高强的本领。
绝大多数的人,不论男女,如果感到自己不被人爱,只能陷入怯弱的失望之中,
仅仅在偶然的一丝羡慕和怨恨之中叹吁一番,于是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极端的自私自利,
爱的缺失使他们缺乏一种安全感,而本能地回避这一感觉,
结果造成了他们任凭习惯来左右自己的生活。对于那些使自己成为单调生活的奴隶的人来说,
他们的行为大多由对冷酷的外在世界的恐惧所激起,
他们以为如果他们沿着早已走过的路走下去,就能避免撞上这个世界。

比起那些在生活中总感到不安全的人来,那些带着安全感面对生活的人要幸福得多,
只要这种安全感没有给他们带来灾难。在绝大多数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
安全感本身有助于一个人逃脱危险,而另一个人也许会屈从于它。
如果你要走过一块狭窄的不板,而底下是万丈深渊,如果你这时害怕了,
反而比你不怕时更容易失足。生活之路也是如此。
一个无所畏惧的人当然也会遭遇到突发的灾难,但在经过了一番艰苦的拼搏之后,
他可能会安全无恙,毫毛本损,而另一个人则可能在荆棘之中暗自悲伤。
不言而喻,这种有益的自信心具有无数的形式,有的人对高山充满信心,
有的人对大海不屑一顾,也有人在蓝天上翱翔自如。然而对生活的一般自信,
更多地来自人们需要多少爱就接受多少爱的习惯。
我打算在本章讨论的就是这一作为热情之源的心理习惯。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爱都具有这种促进冒险精神的作用。被给予的爱本身必须是坚强的而非懦弱的,
希望对方优越多于希望对方安全,虽然决不是彻底不顾安全。一个胆小的母亲或保姆,
她总是告诫孩子们要警惕灾祸,她总认为所有的狗都咬人,所有的母牛都是公牛。
这么做会使孩子们产生与她自己一样的胆怯心理,会使他们感到,除非她近在咫尺,
否则他们就不会安全。对一个占有欲过度膨胀的母亲来说,孩子的这种感觉也许使她高兴,
因为她希望孩子依赖自己,而不希望看到孩子有自立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
她的孩子在以后的岁月里会愈来愈糟,远甚于他没有得到半点爱的结局。
早期形成的心理习惯往往会延续到生命的结束。有不少人在恋爱时,
就开始寻找一处远离尘嚣的所在,在那儿,他们自信能让别人羡慕、称赞,
而事实上他们并不可爱,也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对于许多男人来说,家是躲避现实的避难所:
正是在家里,他们不再有各种恐惧和胆怯的心理,而尽享天伦之乐,
他们想从妻子那儿得到以前在不明智的母亲身上可以得到的东西,
但是当妻子把他们看成大孩子时;他们又会惊诧莫名。

家庭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是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典型例证之一。
父母不再肯定自己拥有针对孩子们的特权,孩子们也不再感到自己有义务对父母表示尊敬。
服从的美德以前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它不再流行了,而且理当如此。
精神分析学使得受过教育的父母惊慌失措,生怕在不知不觉中对孩子造成伤害。
如果他们亲吻孩子,这可能造成恋母情结;假如不亲吻,又可能引起孩子们的嫉妒。
如果做父母的命令孩子们去做什么事,可能产生负罪感;假如不命令,
孩子又会架上不受父母欢迎的习惯。当他们看见婴儿吮吸大拇指时,他们得出无数可怕的解释,
但又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去阻止他c一向威严的父母,现在变得软弱无能、
焦虑不安,内心充满了惶惑犹疑。古老而纯朴的欢乐一去不复返了。
而且由于单身女子的新型自由,女子在决定做母亲的时候,要比以前作出更大的牺牲。
在这些情形之下,谨小慎微的母亲对孩子要求太少,而唐突莽撞的母亲又要求太多。
前者抑制着自己的本能的爱而变得羞羞答答;后者却想在孩子们身上补偿自己忍痛舍弃的快乐。
在前者的情况下,孩子的爱没有得到满足;在后者的情况下,孩子的爱又受到过度的刺激。
总之两者都不存在那种唯有完美无缺的家庭才能提供的朴实无华的幸福。

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官方的道学家们试图通过规劝和柔情来解决这一问题。
一方面,他们宣称,每对夫妇都应该按照上帝的意愿生育孩子,
不管这些孩子是否拥有健康和幸福。另一方面,身为男性的教士们妄谈母性圣洁的快乐,
谎称一个全是瘦骨嶙峋、贫困交加的大家庭是什么幸福之源。政府也加入到这个规劝行列,
说什么相当数量的炮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人用于毁灭,
所有这些精良的武器又有什么用?奇怪得很,一个做父母的即使承认这些主张能用于别人,
但是一旦要用到自己身上时便充耳不闻了。教士和爱国主义者的心理学完全是错误的。
教上只有在用地狱之火来吓唬人们并见有效时才会取得成功,但现在相信这种威吓的人已经不多了。
任何威吓,如果力度不够,那么它根本不可能左右人们的最为隐秘的行为。
至于政府的言论,确实太残酷无情了。人们或许会同意让别人去充当地灰,
但决不会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充作此用。这样,政府能采取的唯一对策,
便只有尽量使穷人处于愚昧之中了。但是根据统计数据表明的,这种努力,
除在一些西方最落后的地方外,是完全行不通的。即使真的存在什么公共责任,
也很少会有人出于这种责任感而生儿育女。他们之所以生孩子,
或者是因为相信孩子会给他们带来新的乐趣,或者是因为对如何避免孩子出世一无所知。
后种情形至今仍较普遍,但在慢慢减少。政府也好,教会也罢,不管它们采取什么行动,
都阻止不了这种人口萎缩的势头。因此,白人如果想要继续延种续族,
就必须使做父母这件事能重新给人带来幸福。

在所有的人类交往关系中,确保某一团体的幸福是较为容易的,但要确保每个人的幸福则极为困难。
狱卒可能以看守囚犯为乐;雇主也许以威胁雇员为乐;统治者往往以压制臣民为乐;
而古板的父亲可能会以棍棒教子为乐。不过,这都是单方面的快乐;在另一方,这是难以接受的。
我们感到这些单方面的快乐不会令人满意,因而相信真正好的人际关系应该使双方都感到满意。
这特别适用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双方满意的结果只能是,父母从孩子身上获得比过去更多的快乐,
孩子在父母那儿受的罪也比以往的少。找不认为真有什么理由,
认为父母不该从孩子身上获得比过去更多的快乐,虽然现在的确如此。我也不认为有什么理由,
认为父母不该为孩子增添更多的幸福。但正如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所有平等关系一样,
这需要某种相当的敏感和温柔,以及对他人个性人格的相当的尊重。
凡此种种,却不为日常生活的好斗性所倡导。让我们考虑身为父母的幸福,
首先从其生物本质上考虑,其次考虑当父母以尊重他人人格的平等态度对待自己的孩子时,
所能获得的快乐。

工作

工作应该被看作是幸福的源泉,还是不幸的源泉,尚是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
确实有很多工作是非常单调沉闷的,工作太重也总是令人痛苦的。然而,在我看来,
假使工作在数量上并不过多的话,即使是单调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比无所事事要好。
按照劳动的性质和劳动者的能力来说,工作确实可以分为各种不同层次,
从仅仅是沉闷的放松到最深刻的快乐。很多人都得从事的许多种工作本身并没有多大乐趣,
但即使是这种工作也包含着某种极大好处。首先,一个人无需决定什么,
工作便可以让他消磨掉一天中的好多时间。有许多人,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时,
竟然想不出什么够快乐的事值得一做。不管他们决定做什么,
他们总感到一定有其它某种更快乐的事可做,这使他们非常苦恼。
能够自觉而明智地充实空闲时间是文明的最后产物,但是目前还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个程度。
另外,进行选择本身也是很烦人的。除了特别富于创造性的人以外,
很多人都喜欢由别人告诉他一天中的每个小时该做些什么,只要这命令不是太令人不快。
许多有闲的富人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烦闷,似乎这是免干苦役的代价一样,
有时他们可以在非洲追捕猛兽,或者乘飞机环游世界,从中找到轻松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的数量是有限的,特别在青春逝去以后。
因此之故,许多聪明的富翁简直象穷人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而有钱的女人,
大多忙于难以计数的琐碎小事,似乎她们追求的东西是极端重要的。

因而,工作首先是作为一种解除烦闷的手段而被人们称道的。一个人在从事必要的、
但不怎么有趣的工作时,也会感到烦闷,但这种烦闷比较起他整天无所事事所感到的烦闷来,
就不值一提了。除此以外,工作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使得节假日格外充实愉快。
假使一个人并无必要拼命工作以至于损及体力的话,
他很可能比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能够在空闲时间里找到更多的热情。

使工作变得有趣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技能的运用,二是建设性。

每一个获得了某种特殊技能的人,往往乐于运用这种技能,
直到它变得不再特殊或者他不再能提高它。
这种行为的动机早在儿童时代就已产生:一个能够倒立的男孩,是不愿意用脚立地的。
许多工作给人的乐趣,与技巧游戏给人的乐趣不同。律师或政治家的工作,如同打桥牌一样,
一定包含了妙不可言的乐趣,当然,这不但包括技能的运用,也包括高明对手的明争暗斗。
不过,即使没有这种竞争的因素,仅仅是这些绝技的施展就足以令人乐不可支了。
一个能在飞机上表演特技的人,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会在表演中获得极大的快乐。
我猜想,一个干练的外科医生,虽然其工作环境令人不快,
但仍然能从其极为成功的手术中获得满足。
这种乐趣还可以来自许多并不显眼的劳动,不过强度略差一点。
我甚至听说管道工人也喜欢他们的工作,虽然我无线结识他们。
只要习得的技术能不断地变化或不断地得到完善,一切技术性的工作都会是令人愉快的。
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那么一旦这件技术变得完美无缺,它便不再能给人带来乐趣。
一个万米跑运动员,一旦过了破其纪录的年龄,就再也不会感到这赛跑还有什么乐趣。
幸好在相当多的工作中,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技能和技术,于是一个人便可以不断地、
不同程度地对此加以完善。在象政治之类的技术性工作中,
工作者的最佳年龄大概在60一70岁之间,因为这类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见闻广博、
阅历丰富。因此,成功的政治家们在70岁时一般比同龄人更幸福些。
在这方面,唯一可以与他们相媲美的是那在企业家们。

在今日的知识界中,不幸的原因之一是,许多人,特别是那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人,
找不到独立运用自己的才能的机会,而只得受雇于由庸人、外行把持的富有公司,
被迫制作那些荒诞无聊的东西。如果你去问英国或美国的记者,
他们是否相信他们为之奔走的报纸政策,我相信,你会发现只有少数人会相信,
其余的人都是为生计所迫,才将自己的技能出卖给自己认为有害无益的事业的。
这样的工作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的满足,并且当它勉为其难地从事这种工作时,
他会使自己变得如此玩世不恭,以至于他从任何事物中都不再能够获得完全的满足,
我不能指责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因为舍此他们便会挨饿,而挨饿是不好受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只要有可能从事一项能满足一个人的建设性本能冲动的工作而无冻馁之虞,
那么他最好还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去做这种劳动。没有了自尊,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而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耻的人是没有自尊可言的。

非个人兴趣

现代高等教育的缺陷之一,是变得太侧重于某些技能的培训,
而没有教会人们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以便极大地拓展人类思维和心灵的空间,
举例说,你全副身。动地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并且拼命工作以便为自己的党派赢得胜利。
这当然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在斗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种机会,
它使你觉得运用了某些在世界上增加仇恨、暴力和猜疑的方法,就能取得胜利。
比如,你发现了取得胜利的最佳途径是去欺辱他国。如果你心中的视野仅仅局限于当前利益,
或者你已经接受了效率至上的学说,你就会采取这种令人起疑的手段。
依赖这些手段,目前你可能取得计划中的胜利,而未来的结局很可能是一败涂地。
反之,如果你头脑中装满了人类的过去,人类从野蛮状态进化出来的缓慢而片面的过程,
以及与天文年龄相比之下人类的短暂的存在——如果,我想,这些思想已经变成了你的习惯性感受,
那么你将认识到,你所从事的暂时的斗争,
其重要性决不至于值得我们去冒如此之大的危险,
以至于有可能重新退回到我们奋斗至今才得以慢慢伸出头来的黑暗中去。
同时,你还能承受住眼下的失败,因为你知道失败只是暂时的,
这样你就不愿使用那些卑鄙无耻的武器了。在你当下的活动之上,
你应当具有某些虽然遥不可及,但却会渐渐清晰起来的目标,在这些目标中,
你不是孤独的个人,而是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生活的大军中的一员。
如果你拥有了这神看法,那么某种伟大的幸福便会永远伴随着你,而不管你个人的命运如何。
生命将变成与历代伟人共享的圣餐,而个人的死亡只不过是首小小的插曲。

哪怕是在最幸运的生活中,事情有时也会变糟。除了单身汉,很少有人不曾和自己的妻子吵过架;
很少有父母不曾为自己的孩子的疾病而忧心冲仲;很少有商人不曾遇到过经济难关;
也很少有专业人员不曾面对过失败。在这种时候,能把自己的兴趣转向忧虑事情以外的品质,
是一种极好的品质。在这种时候,即除了忧虑之外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便去下棋,
有人去读侦探小说,有人迷恋上普通天文学,还有的人去阅读关于巴比伦发掘情况的材料。
这四种人的行为都是明智的。反之,那些不以消遣来分散心思,任凭焦虑紧紧攫住自己的人,
其行为是不明智的,一旦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刻来临,他却再也无力应付了。
类似的观点也可以用于某些无法弥补的创伤,如至亲至爱者的死亡。
在这种时候,使自己沉浸在悲痛之中,并无什么好处。悲痛是不可避免的,也在意料之中,
但我们应尽可能地将之减轻到最小的程度。旨在从不幸中提取最后一滴悲伤的做法,
只不过是一种感伤情绪。我当然并不否认一个人可能让悲伤压垮,痛不欲生,
但我仍然相信每个人都应尽其所能地逃避这种厄运;应该寻求消遣,以便分散心思,
而不管这种消遣如何琐碎,只要它没有害处或使人堕落就行。在我看来,
所谓有害的或使人堕落的消遣是包括了酗酒或服用毒品的,它们以毁灭(至少暂时地)思想为目的。
恰当的做法不是去毁灭思想,而是将它引入新的渠道,或至少是一条远离当前不幸的渠道,
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向来只沉溺于极少数的兴趣,而这少数的兴趣现在又充满了悲伤,
那么他就很难转移其思想。厄运降临而能承受,
明智的方法莫过于在快乐的时候便去培养相当广泛的兴趣,使心灵能找到一处宁静的所在,
在此它能唤起别的联想和思绪,而不是那些使现在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联想和思绪。

努力与放弃

对于西方国家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仅仅温饱的生活不足以带来幸福,
因为他们还需要有成功的感觉。在某些职业中,例如科学研究中,
那些并无丰厚收入的人可以获得这种感觉,但在大部分职业中,收入成了成功的尺度。
在这一点上,我们触及到了一种事实,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
只有少数人才能取得耀眼的成功,所以,适度的放弃是必要的和可接受的。

在婚姻中,努力可以是必要的,也可以是不必要的,这要看不同的情形而定。
在那些某一性别的人居于少数的地方,例如男人在英国和女人在澳大利亚,
这个性别的人一般无须努力,便可以如愿以偿地结婚。不过,如果这一性别的人居于多数,
那情形就会相反了。谁要是研究一下妇女杂志上的广告,就不难发现,在女子占多数的地方,
如果她们中的某人想要结婚,就得花费较大的力气和心思。在男人占多数的地方,
他们为达到结婚的目的,往往采用更加直截了当的方法,如采用手枪。
这很自然,因为大多数男人是经常处于文明的边缘的。
如果有一场瘟疫只让男人幸免而使他们在英国成为多数,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办,
他们也许又会回复过去的殷勤而又豪爽的风度。

花费在成功地哺育孩子上的努力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没人会否认它的。
信奉放弃主义以及被误解了的所谓“精神至上”的生活观的国家,其儿童死亡率是极高的。
不依靠世俗的职业,就不可能获得药物、卫生、无菌操作、合适的食物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能够使人获得应付物质环境的能量和智慧。凡是将物质看成幻象的人
,也往往无视灰尘的存在,结果导致了孩子的死亡。

有些人不能忍受那些小麻烦,而它们,如果我们任其自生的话,构成了生活的绝大部分。
如果这些人误了火车,他们会雷霆大发;如果饭煮坏了,他们会怒火冲天;
如果火炉漏烟,他们会陷入绝望;如果洗衣店设有及时送还衣物,
他们会发誓要对整个工业体系进行报复。这些人在小麻烦上所浪费的精力,如果用得其所,
足够聪明的话,足可以建成或毁灭一个帝国。明智的人则不会注意到女仆没有拂去灰尘,
厨子没有煮好土豆,扫帚没有扫去烟垢。我并不是说他即使有时间,
对之也不采取办法加以补救。我只是说他不动感情地对待它们。焦虑、烦躁、恼怒,
都是没有用处的办法。那些强烈地感到这些情绪的人,也许会说他们无法克制这类情绪,
而我也不知道,除了前已述及的那一根本的放弃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克制它们。
集中精力于实现伟大的、非个人的希望,不仅能使一个人承受住个人工作中的失败、
或婚姻生活的不幸,而且也使他在误了火车或将雨伞掉在泥沼中时不再烦躁不安。
如果他生性暴躁,那么除此办法以外,我也无能为力。

许多充满活力的人认为,哪怕是最轻微的放弃、最雅致的幽默,都将消耗他们借以工作的精力,
同时,正如他们相信的那样,损及他们借以取得成功的决断力。
这些人,在我看来,他们是不对的。那种值得一做的工作,即使那些在工作的重要性上,
或者在完成工作的难易程度上并未自我欺骗的人,也可以顺利地完成。
而那些只有靠了自我欺骗才能工作的人,最好在开始工作前先学会如何接受真理,
然后才继续其工作,因为靠骗人的鬼话来支撑的需要,或迟或早会使他们的工作变得有害无益。
既然有害,就不如干脆什么也不做了。世上一半的有益的工作,是在与有害的工作作斗争的。
把少量的时间用于学会鉴别事实,这不是浪费,因为以后所做的事便不大可能是有害的,
而那些需要自我的一贯膨胀来刺激其精力的人,他们做的工作就不同了。
在面对自我的真相时,虽然开始时会有一定的痛苦,但最终却给予你一种保护——
实在是唯一可能的保护——使你免遭自欺者常有的失望和幻灭感。
没有什么比天天试图相信越来越变得不可信的东西更令人疲倦了,如果长此以往,
那就是更令人恼怒的了。放弃这一努力,乃是获得可靠而又持久的幸福的必要条件。

幸福的人

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的最大缺陷之一是,它们很少使生活丰富多彩。一个只爱自己的人,
当然不会由于爱的杂乱而受人指责,但到最后他必然会感到烦闷之极,
因为他热爱的对象永远没有变化。一个受着负罪感折磨的人,必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在整个广大无垠的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在他看来,莫过于自己的品性高洁。
某种形式的传统宗教,其最大的缺憾在于鼓励了这一特殊的自我专注。

一个幸福的人,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具有自由的爱和广泛的兴趣,凭着这些爱和兴趣,
同时凭着它们使他成为他人的爱和兴趣的对象,他获得了幸福。能成为被爱的对象,
固然是幸福的一大源泉,然而索取爱的人并不就真的能够得到爱。广义说来,
得到爱的人正是给予爱的人。不过,如果象为了利息而放债那样,
一个人在精打细算之后才给别人以爱,这是无益的,因为有算计的爱不是真诚的,
得到爱的人也不会感到它是真诚的。

那么,一个被囚于自身之内因而感到不幸的人,又该怎么办了?只要他继续念叨着自己不幸的原因,
他就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而跳不出这一恶性的循环。如果他要跳出来,
他就得借助于真实的兴趣,而不是指望那些被当作药物一般接受的做作的兴趣。
虽然困难确实存在,但如果他能正确地诊断自己的问题所在,他能够做的还是很多的。
例如,如果他的问题在于意识或无意识中的负罪感,那么,他首先可以使自己的意识明白,
他没有理由感到自己罪孽深重,然后按照我们前几章指出过的方法,
把合理的信念深植于无意识之中,同时使自己关注于属于中性的活动。
如果他成功地消除了负罪感,那么真正客观的兴趣是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如果他的问题在于自怜,那么他首先可以让自己明白.在他周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幸,
然后再用上述方法去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他的问题在于恐惧感,
那么让他做一些有助于培养勇气的练习。自古以来,战场上的勇敢就被认为是一种美德,
而且对于男孩和男青年的训练,主要是培养那种视打仗如此戏的品格。
然而道德的勇气和智慧的胆略却不曾引起人们同样的重视,虽然这些品质,也有自己的培养方法。
每天你至少得承认一个令你痛苦的真理,你会发现这与童子军的日课一样有益。
你得学会去如此感受:即使你在道德上、才华上远不如你的朋友们(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人生依旧值得体验。这种练习,如果能持续几年,最终必定能使你坦然地面对事实,
并且在你这样做时,使你从大范围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当你战胜了自我专注的毛病,至于以后能有什么样的客观兴趣,
那只能是你的天性和外界环境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你就不必为此徒费心神了。
不要一开始就对自己说:“如果我能迷上集邮,我准会幸福。”并因而开始收集邮票,
因为你结果也许会发现集邮并无多大乐趣。只有真正让你感兴趣的东西才会对你有益,
不过,一旦你学会了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时,真正客观的兴趣就会产生,
对此你完全可以相信。

悠闲颂

序言

自文明之初直到工业革命前,一般来说,一个人辛苦劳作所生产的东西,
除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所需外,所剩无几,即使他的妻子也像他一样拼命工作,
他的孩子稍大一些也成了附加的劳动力,也不会有多少剩余。
在维持权简单的生活所需之外的微小节余,
并不为生产者所拥有,而被那些武士和僧侣们侵吞。遇到饥荒没有剩余之时,
武士和僧侣却依然像平时那样索取,其后果只能是迫使许多劳动者饿死。
这种制度在俄国持续到1917年为止,而在东方各国直至今日仍有存留;
在英国,虽有工业革命兴起,
但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制度仍全盛不衰,直到一百年前新的工厂主阶级得势时为止。
在美国,这一制度随着大革命而告终,而南方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
一种制度延续长久,而且直到新近才得以结束,很自然地会在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人类孜孜不倦工作的愿望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制度。
然而适用干前工业化社会的并不适用于现代世界。
现代技术则可以使闲暇在一定限度内不为少数特权阶级所专有,而均等地分属于整个社会。
努力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世界不需要奴隶制度。

很明显,在原始公社里,农民享有自由,
他们不愿意把生产上的一点结余分给以此为生的武士和僧侣,
因而或者少生产点或者多消费点。起初他们纯被强制去从事生产,并奉献出结余。
但是逐渐地,发现了能够诱使大多数人接受一种道德观,
这种道德使他们相信辛勤劳作乃是他们的义务,即使拿出生产所得的一部分去供养那些闲散之八,
也应毫无怨言。依靠这一方法,所需的强制份量得以减弱,政府的费用也缩减了。
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提出国王的收入不应比一个工人多,99%的英国工人都会感到震惊。
从历史上来说,义务这一概念是掌权者用以诱使人们为他们的主人的利益而生存,
而不是为自身利益而生存的一种方式。当然掌权者也在自欺欺人,他们尽力使自己确信,
他们的利益同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过有时这也是真的,例如:雅典奴隶主利用一部分闲暇,
对文明事业作出了永久的贡献。如在不公正的经济体制下,这是办不到的。
对于文明来说,闲暇是不可或缺的,过去少数人的闲暇只能靠大多数的劳动来给予。
而多数人的劳动之所以是可贵的,并非因为劳动本身有多好,而是因为闲暇是有益的。
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把闲暇公平地分配给大家已成为可能,而无损于文明的发展。

穷人也应有闲暇,这种观念一直为富人所害怕。在19世纪初的英国,男人一般每天工作15/h时;
儿童通常工作12/h时,有时干15小时。
如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一天工作时间太长,人们会对他说:
工作能防止成年人酗酒,防止儿童做坏事。当我还是孩子时,在工人取得选举权后不久,
按照法律他们也有一般公民享有的假期,这件事却引起上流社会极大的愤慨。
我记得曾听到一位年老的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日做什么?他们只应该工作。”
今天的人虽然不像过去那么直言不讳,但这种看法仍很顽固,这也正是许多经济纠纷的根源。

必须承认,明智地利用空暇时间是文明与教育的成果。一个人一辈子习惯于长时间劳作,
一旦空下来,定会深感厌烦。但一个人如没有充分的闲暇,就和许多美好的事物无缘。
今日已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多数人应享有的这种权利;
只有一种往往是替人受苦的愚昧的禁欲主义迫使我们疲于奔命,而现在已毫无必要了。

在过去,有闲阶级的人很少,大量的人是劳动阶级。有闲阶级享有的种种权利,
是没有社会正义上的根据的;因而必然出现压迫、冷漠以及制造各种谬论,以维护其特权。
这些事实大大地减弱了有闲阶级的优势,然而尽管有这类缺陷,
它却为我们所说的绝大部分文明有所贡献。例如艺术的培养,科学的发现,写书,
阐发哲学和提出文雅的社会礼仪等,甚至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也常常发动于上述文明的事业。
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决不能摆脱野蛮阶段。

无论何处,知识渐渐被看作是自身无益的东西,也不是开拓整体人生的博大仁慈襟怀之工具,
而被看作只是工艺技巧的一要素而已。
这是科学技术和军事需要而带来的较大的社会一体化的一部分。
当今比以往存在着更为紧密的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因此迫使个人生活要迎合其同胞所认可有用的方式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比以往更大。
教育制度,除了那些专为富人设置的,或者像在美国自古以来保存下来的惯例外,
不允许自作主张去支配经费,而必须服务于传授技艺和灌输忠诚等有用目的,以使国家满意。
这正是导向建立义务兵役制、童子军、
政治党派组织和靠新闻媒体散布政治情绪此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现在比过去更了解我们的同胞,如果是有美德的人,我们更想为他们行善,
而且无论如何也使他们为我们行善。我们不想有谁过着懒惰逸乐的生活,
无论他过的这种生活多么高贵文雅。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做些有益于伟大事业的事情
(无论这种事业可能是怎样的);有许多坏人愈来愈反对这种事业,我们应该加以制止。
因此我们没有闲心去获取任何知识,除非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于我们有益而值得为之奋斗的知识。
对于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有许多话可说。在开始谋生之前,人们没有时间去事事都学,
无疑“有用的”知识是最有用的。它建立了当代世界。
没有它,我们就没有机器、摩托车、铁路、飞机;
进一步说,我们就不会有现代的广告和宣传事业。现代知识已带来人们普遍健康状况的大大改善,
与此同时也发现了如何使用毒气去毁灭大城市的方法。同以往比起来,
我们今日世界最明显的特点在于“有用的”知识。迄今没有一个社会充分拥有这类知识,
但不可置疑,教育必会不断增进它。

培根在世时,英国的文艺复兴达到高峰,它包含一种对功利主义的知识概念的反抗。
希腊人之熟悉荷马,有如我们熟悉音乐厅的歌曲,由于他们欣赏荷马,而不觉得是在忙于追求学问。
但16世纪的人若不首先具备相当的语言学知识,就不能着手研究荷马。
他们敬佩希腊人,并且又不愿意置身在他们的欢乐之外;因此在读那些古典著作时,
他们总在仿效希腊人。在文艺复兴时,学习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如同饮酒或性爱一佯。
不仅对文学是这样,对那些较严肃的学科来说也是如此。
人们都知道霍布斯首次接触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故事:一次他偶然翻开书,读到毕达哥拉斯定理,
他大声叫道:“上帝,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回头继续读它的证明,直至读到公理时,他才信服了。
没有人会怀疑,对霍布斯来说,这一时刻如同耽迷酒色,
然而想到几何学在测量土地中的效用,这种情绪被纯化了。

在法国和英国这样具有传统教育制度的国度,关干知识的功利主义的观点,只是在某些方面盛行。
例如它们的大学虽然有中文教授,会读中文古典作品,而对开创现代中国的孙逸仙的著作并不熟悉。
也有些人知道古代史,因为记叙古代史的作者的文体是高雅的,
这就是指止于亚历山大在希腊和尼禄在罗马的历史,但他们拒绝去了解后来更为重要的历史,
因为记叙后来历史的作者文笔太拙劣了。即使在法国和英国,这种古老的传统也濒临消逝,
而在俄国和美国这种新兴的国家,这一现象是完全过时了。例如在美国,
教育委员会指出有1500个单词是大多数人用于商业交往的,
因此他们提议在学校课程中所有其他单词要避免使用。美国人发明的基础英语走得更远,
把必备的字数减化为800个单词。把语言看作具有某种美学价值的概念正在消失,
而且人们逐渐会把单词的唯一目的视为传递实用信息。在俄国,追求实用的目的比美国更为明确:
教育部门所传授的都是服务于教育或政府的某种明确的目的。
逃避这种目标的唯一方式是由神学提供的:宗教圣经必须由某些人从德文原本进行研读,
又有少数教授必须研究哲学,以便为辩证唯物主义辩护,抑制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家的批评。
但由于已比较稳固地建立了正统模式,即使这点微窄的逃路也将被封闭。


同样必须承认许多传统文化教育是愚蠢的。儿童花很多年的功夫去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法,
而终究既不能也不想(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去读希腊文或拉丁文著作。从各方面考察,
现代语言和历史比拉丁文和希腊文更可取。
它们不仅更有用,而且能在更少的时间内给予更多的文化知识。
对于一个15世纪的意大利人来说,由于事实上每一点都值得阅读,如不用他自己的语言,
就要用希腊文或拉丁文,这些语文都是文化入门必不可少的关键。
但此后,各种现代语文的伟大文学作品出现了,文明的进展如此迅速,
使得古代知识在解释当今问题上,比起现代国家和关于这些国家的最近历史的知识更少用。
知识复兴时值得赞扬的古典教师的观点,逐渐变得过分狭窄,
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15世纪来世界的变更。因而可以说,不仅是历史和现代语言,
连科学在正确的指导下也对丈化有所贡献。从而,教育除了直接的实用目的外,还应有其他目的,
不必为传统课程辩护。当我们对实用和文化这两方面作充分的考虑时,
会发现这两者并不像它们的狂热拥护者所认为的那样不相容。

在少数人获得支配多数人权力的地方,某种迷信一直帮了他们的忙,这种迷信使大多数人俯首贴耳。
古埃及的祭司发现预言回蚀的方法,一见到日蚀,就阻战心惊;从此他们就可以勒索礼品和权力,
否则他们便得不到这些。帝王被认作“天平’,当克伦威尔割掉查理一世的头颅,
人们认为他犯了亵渎之罪。在我们时代,金融家依靠的是对黄金迷信式的敬拜。
当百姓一听到黄金储备、纸币发行、通货膨胀、紧缩通货、通货再膨胀和其他这样的行话的时候,
就会惊颤得目瞪口呆。他觉得准能侃侃而谈这类事情,一定聪明绝顶,对人家告诉他的那些事情,
他也木敢加以询问。他没有认识到在现代的交易中黄金实在只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
可要解释它的功用的话,他就木知所措了。他模糊地感觉到如果他的国家有了大量的黄金,
可能比较安全,因此当黄金储备增加时,他就心安理得,而当储备减少时,他就犯愁。

社会主义体制中可以期望的长处——
假如无需一场摧毁性的革命战争就能实现社会主义——是多方面的,
并且绝不局限在以工资为生的这一阶层之中。我无法确信在长期艰辛的阶级冲突中,
社会主义政党的胜利能够带来这些好处的所有或任何部分,这种冲突只能惹发脾性,
上升到残酷的军事形式,在死亡、放逐、监禁的苦役中浪费许多可贵的专家的才智,
而最终给得胜的政府带来的是只是精神上的茅屋。我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优点都有一定的先决条件,
即依赖说服达成其实现,即使必须使用武力,也应仅限于对付一小撮不满分子之内。
我这样被说服过,如果社会主义的宣传方式带着少一些的憎恨与苦难,
不是诉诸嫉忌而是诉诸对经济组织的明显需要,那么其说服任务就会容易得多,
而对武力的需求也会相应地减少。我反对诉诸武力,
除了在通过说服后对已经合法建立起来的事物的保护中,因为:
(1)它可能岌岌可危;
(2)斗争必须是灾难性地破坏的;
(3)在顽强的斗争之后,胜利者有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们最初的对象,而代之以某种完全不同的、
可能就是一种军事上的暴政。所以,我预先设定,成功的社会主义的条件,
是对大多数人的和平说服,让他们接受其信条。

(一)谋利动机

当前谋利动机的挫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商品的短缺。
某些种类的商品能以低价大量生产,而不是因为价格低廉而紧缩生产,这是常见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最经济的生产模式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由一家工厂生产一类型的商品。
然而,由于这种生产状态形成缓慢,事实上是许多厂家生产同一种商品。
他们都很清楚,假如自己在世界上单独经营某种商品,那么就能向每一个人提供自己的商品,
由此而获取巨额利润。但事实上竞争者大有人在,每个人都留有一手。
因而没有人获取稳定的利润。这就产生了经济帝国主义,
因为营利的唯一可能性在于独家控制大规模的市场。与此同时,弱小的竞争者破产失败,
而这些破产的厂家规模愈大,倒闭时出现的转让也愈大。竞争引起同类产品的大量生产,
结果这些商品难以获利销售;而削减商品供应则没有及时进行,
因为大量昂贵的机器设备的存在,
使得一年赔本生产也比根本不生产的灾难性损失更少。

(二)悠闲的可能性

由于有了机器生产,现在仅需比以往少得多的工作就可以维持人类舒适生活的一般标准。
一些认真的作者认为,一天工作一小时就够了,但这一估计也许没有充分考虑亚洲的状况。
从安稳的方面看,我认为一部分成年人一天工作四小时
就足以生产通情达理的人们所想望的物质享受。

然而,当前由于谋利动机的作用,悠闲的分配难以公正:有些人劳作过度,有些人无事可做。
其结果是:对于雇主说,雇佣劳动者的价值取决于其劳动量,只要工作时间木超过七或八小时,
雇主就认为劳动量对工作日长短是相称的。另一方面,假如工资高,雇员就愿意延长时间,
而工资较低,就希望工作日缩短。这样,较长的工作日适合于双方,其结果,
使那些失业者遭受饥饿,或由社会当局以公共基金去照顾他们。

(三)经济的不稳定

在当今世界的状况中,还许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上,而且,
大多数没有落到这一境地的人们被一种完全是合理的恐惧所缠绕:他们时刻都可能沉沦困境。
雇佣劳动者始终有失业的危险;长期雇员明白他们的公司可能倒闭或必须削减人员;
商人,甚至那些被称为巨富的人,知道他们丢失所有的钱财不是不可能的。
为了自己的子女的教育做出巨大牺牲后,
他们发现具有孩子们所获技艺的那些人已不再有往日的用武之地。
如果他们是律师,他们发现人们已付不起求之法律的费用,尽管一些不公正仍未纠正;
如果他们是医主,他们发现原先有利可图的疑难病症的病人已不再有钱治病,
许多真正的患者不得不摒弃许多必需的医治。人们发现受过大学教育的男男女女在商店里站柜台,
这样可以把他们从贫困中救助出来,但要以原来受雇于此的那些人为代价。
在所有阶层中,从最低层到最高层,经济恐惧在白天统治着人们的思想,
在晚上作同祟干人们的梦境,使他们为工作担忧,为闲暇心烦。
我想,这一常见的恐慌是遍布文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疯狂情绪的主要原因。

谋求巨富并不是工作的必要刺激。目前,大多数人工作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避免饥饿。
一个邮递员并不期望比他人更为富裕,一个士兵或海员亦不奢望在为自己国家的服务中发大财。
确实,有一些人——这些人能量过人,举足轻重——对他们来说,
钱财上的巨大收获是他们的主导动机。有些人与人为善,有些人则损害他人;
有些人做出或应用某种有用的发明,另一些操纵着股票交易或是堕落的政客。
然而他们所谋求的主要是成功,金钱不外是其象征。假如只能在其他形式中获得成功,
比如荣誉或重要的管理职位,他们仍将具有足够的动力,
且可能发现比现在他们所做的更必要以有益于社会的方式去工作。
对财富本身的欲望,相对于对于成功的欲望,并不是一种对社会有用的动机,
与过度饮食之欲望相比,有之而无不及。因此,一种社会制度不给这种欲望以出路,
并不是不好的。另一方面,一种制度消除了不稳定,也就基本消除了现代生活的歇斯底里。

(四)无业富民

无业富民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祸害。世界满是懒散之辈,其中大多数为妇女,她们缺少教育,
拥有大量钱财,而自信心十足。由于拥有财富,她们就能够为自己的享乐启用他人大量的劳动。
尽管她们很少有真正的文化修养,却是艺术的老主顾,而除非是一种低劣的艺术,
否则就不可能取悦她们。无一是处驱使她们矫饰造作、多愁善感,
也就导致对热情的真诚的唾弃,并且对文化施加一种令人悲痛的影响。
特别是在美国,男人赚钱大都忙得不亦乐乎,
因而文化基本上由那些独钟自己丈夫拥有发财艺术的女人所控制。
有些人坚持说,较之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更加青睐艺术;但我认为,
他们只是铭记以往的贵族阶层而忘记了现在的富豪统治。

无业富民的存在还有其他不幸的后果。尽管在更为重要的工业里,
现代的倾向是为数不多的大企业,而不是众多的小公司,不过这一规则还有许多例外。
例如,考虑一下伦敦有关多余的小商店的数量。在贵妇人购买商品的地区,
到处是数不清的商店,这些商店通常由俄国的伯爵夫人经营,
每一家都声称自己的商品比其他各家的都要精致高雅。
她们的顾客从一家商店转到另一家商店,使本来只需几分钟的小事却花费了好几个小时。
店员的劳动和顾客的时间同样给浪费了。更为糟糕的是,许多人的生计成了徒有。
富豪的消费能力使他们中间的大批人沦为附庸,而财富对于他们仍是遥不可及,
他们也担心如果无业富民不来购买他们的商品,他们的生计也就没有指望了。
所有这些人依赖于愚蠢之流不可抵御的消费能力,他们在道德、精神和艺术上蒙受着苦痛。

(五)教育

当前的高等教育,虽不是全部,仍主要局限于富裕家庭的孩子。
确实,时有劳动人民的儿女通过获得奖学金进入大学,但一般来说,
他们在学习期间不得不拼命工作,结果精疲力竭,无法实现他们的夙愿。
我们这种体制的结果是能力的巨大浪费:一个雇佣劳动者的儿女可能在教学、
音乐或科学上具有第一流的水准,但他(她)不太可能有机会一展自己的才智。
而且,至少在英国,教育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受到势利的侵袭:
在各私立小学,每一分钟的学校生活都在向学生灌输阶层意识。
而且,由于教育主要受到国家控制,它必须维护其地位,因此必须尽可能地阻塞年轻人的激进能力,
防止他们产生“危险的思想”。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在任何不稳定的政体下是不可避免的,
而在俄国,较之英国或美国,情况更为严重。
但是,在社会主义政体能够及时变为十足稳定而不畏批判的同时,
如今这要在资本主义政体发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一种工人根本得不到教育的奴隶国家的建立。
因此,不改变经济体制,也就不能期望当前教育的各种弊端能够得以救治了。

(六)妇女的解放和儿童的幸福

近来上尽管在提高妇女地位匕已做了不少工作,但大多数妇女在经济上仍依赖他们的丈夫。
从各方面看,这种依附比雇佣劳动者对雇主的依附更加糟糕。雇员可以丢弃他的工作,
但对一个妻子,这就很难了;而且,无论她工作如何艰辛,料理家务,却不能要求分文报酬。
只要还存在这状况,就不能说妻子有任何与丈夫达到经济平等的资本。
没有社会主义的建立,难以看到这种局面能有任何改观。国家应该承担孩子的养育费用,
而不应由男人承担,而已婚妇女,除了哺乳期和怀孕后期外,应该在家庭外的工作中谋生。
这就要求某种结构上的变革,以及为婴儿建立托儿所。对于儿童,同样对于他们的母亲,
这将是一种巨大的福利,因为孩子们需要空间、光线和饮食的环境,
而这条件在一个雇佣劳动者的家庭里是难以具备的,但可由托儿所并不昂贵地提供。

(七)艺术

在介绍社会主义时,我已谈过建筑中可望的改进。以前,绘画随附与装饰着广大的建筑,
并且可能在由我们邻居不断的恐惧所引发的悲惨退缩而转向对共有的美的渴求中重视光彩。
现代电影艺术有着广阔的可能性,而一旦制片商的动机商业化,这些可能性就无法得以发展;
事实上,许多人的观点认为,苏联已近乎实现这些可能性。文学如何遭受商业动机的折磨,
每位作家都知道:几乎所有富有生命力的创作触犯某一群体,因此销售发行量自然降低。
对于作家来说,不根据自己的忠诚之心去衡量自己的成就是很困难的,
而在低劣的作品获取巨额金钱酬报时,
要求作家们要有非同寻常的坚定人格去创作优秀的作品,却甘守清贫。

(八)无利可图的公共事业

公共事业日益增长的数量和复杂性已经成为过去一个世纪的典型特征之一。
其中最大部分是教育。在政府实行普遍教育以前,早有各种动机,
去组建类似现在的中小学和大学。有源自中世纪的宗教教育机构,
有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倡导者创建的世俗学校,
如法兰西学院,也有专为贫困者设立的慈善学校。
其中没有一种是为赢利而开办的。然而,为了获利而创办的学校也有:
道瑟鲍尔学校和萨尔姆学校就是例子。现在仍有这种为着获利的学校,
尽管教育当局的存在防止了他们去仿效道瑟鲍尔学校,他们仍可能依靠富贵阶层的名声,
而不顾高标准的学术成就。总之,谋利动机对教育影响较小,但即是微小的影响也危害了教育。

即使社会当局没有实际去实施各项工作,他们也感到有必要对这些工作加以控制。
道路照明可由一家私人公司承担,但是,不管是否有利可图,这工作必须去做。
房屋可由私人企业建造,但其建造应受法规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普遍认识到需要一个更加严格的规范。统一的城市规划,
如大火之后克里斯多夫·莱恩爵上所设计的伦敦城,也许可以消除贫民区和市郊的污秽丑陋现象,
使现代化的城市展现出美丽、健康。宜人的景象。
这一例子说明了另一种反对我们这个高度变化的世界中存在私人企业的主张。
作为单元考虑的区域太大,甚至最大的富豪也难以应付。
例如,伦敦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因为大量的市民生活和工作分隔两地。
许多重要的问题,如圣·劳伦斯水路系统,涉及横跨两个国家不同地区的广泛利益;
在这些情况下。仅仅靠一个政府是无法完全解决问题的人员,
货物和动力的传送比以往容易得多,结果是,
一些小地方就比马是最快的交通工具的年代里所拥有的自足更少了。
发电站显示出其重要性。假如落到私人手中,就可能出现一种新形式的暴政,
不亚于中世纪城堡中巨商的残酷行为。很明显,如果发电站毫无顾忌地充分利用其垄断利益,
离不开发电站的社会就不能获得最基本的经济稳定。货物运输又导致对铁路的依赖;
人的交通也部分回复到对公路的依赖。铁路和汽车已使城镇的隔绝不复存在,
飞机也在对国家地域产生同样的作用。通过这些方式,随着各种发明的进展,
越来越大的区域,越来越多的社会控制,正逐渐成为大势所趋的方向。

(九)战争

当橡胶的价格高涨时,每个人都会去种橡胶树,其结果是,几年以后,价格暴跌,
因而也就有必要达成协议,以限制橡胶的产量。中央权力掌握所有这些数据,
能够防止这种错误估算。不过,一些意外的因素,就如新发明,
也许会使最为细致的估算出现差错。在这种情况下,
在整体上就会仍可以通过逐步地向新生产过程的转移来获得。关于失业者,
社会主义有可能采取措施,而这些措施现在尚无实施的可能。由于害怕失业,
雇主和雇员间又存在相互的怀疑。当一种工业衰弱,而另一种工业强大起来时,
可把年轻人抽离衰退的工业,放到强盛的工业中给以锻炼培养。
大多数失业可以通过缩短劳动时间来加以防范。当一个人没有工作可做时,
他的工资应分文不少,因为他的报酬是根据他的劳动意志支付的。
如果必须强制劳动,那要通过刑法,而不是通过经济制裁。

在舒适和悠闲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将由那些做出计划的人执行,这些人最终是一般的大众。
如果每人每天工作4小时,其产生的舒适要比每人每天工作5小时更少。
人们也许期待技术的改进,一方面将提供更多的舒适,另一方面将提供更多的闲暇。

经济的不稳定将不再存在(除非仍有战争的危险),因为,只要一个人不是罪犯,
他就能得到一份工资,而孩子的费用将由国家承担。妻子将不再依附于丈夫,
儿童也不再国家长的缺陷而大大受苦。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经济上的依赖,
只有个人对国家的依靠。

如果社会主义存在于某些文明国家,而不在其他国家,那么仍有战争的可能,
这种体制的优越性也不能充分地实现。但是我认为,这可以完全确信:
每一个采纳社会主义的国家将不会在军事上恣意扩张,
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防止其他国家的侵略。
一旦社会主义盛行于整个文明世界,
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机将不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去战胜追求和平的理由。

(九).西方文明

确实,现代社会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古埃及人在尸体防腐中所显现的有更多的远虑,
他们这样做是希冀若干万年后死者的复活。这使我们想到文明的另一个基本要素,即知识。
建立在迷信基础上的远虑不能说是完美的文明,尽管它也许可为真正文明的成长带来必需的。
动灵习性。比如,清教徒将欢乐延伸至来生的习惯,
无疑地促进了工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资本积累。由此,我们可以把文明定义为:
由知识和远虑组合成的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我们回溯西方文明的起源,可以发现,它从埃及和巴比伦得来的东西,
在主体上已成为所有文明的共同特征,而不是西方独有的。西方别具一格的特性始于希腊人,
他们创立了演绎推理方法和几何科学。他们的其他成就,或者不太明显,
或者在中世纪销声匿迹。在文学艺术领域,或许他们曾经辉煌一时,
但与其他古老的国家相比,并没有什么调异之处。在实验科学中,他们产生了几个人,
特别是阿基米德,他率先运用了现代方法,但这些人没能成功地建立一个学派或一种传统。
希腊人对文明所作出的一个杰出贡献就是演绎推理和纳数学。

(十)论青年大儒主义

自然和自然法则隐藏在夜慕里;

上帝说:“随牛顿去吧。”测量还可方便些。

这种态度似乎少了点正气。当斯宾诺莎相信某件事时,他总想着自己在享用上帝的神明之爱。
现代人,或同马克思一道,相信自己受经济动机的支配,或同弗洛依德一样,
相信在对指数方程或红海区域动物分布的信仰背后潜藏着某种性欲动机。
无论哪种境况,现代人都无法获致斯宾诺莎的欢悦。

假如这一诊断正确的话,治疗现代犬儒主义就不能仅仅通过说教。
仅仅向青年灌输一些这样的思想,并不比他们的长辈那些陈腐的开导高明多少。
开导只有当知识分子找到可以充分体现他们创造力的事业,这一治疗才会有效。
我看不到任何处方,除了迪斯累利提供的那份古方:“教育我们的主子。”
但它应该是一种更加切实的教育,而不是目前对无产阶级或贵族阶级惯用的那种教育,
它必须是一种多少考虑真正文化价值的教育,
而不是那种只是生产诸多商品而没人有时间去享用的带着功利主义的欲望的教育。
一个人除非了解某些人体知识,否则就不许他行医,而一位金融家,除了只是关心银行核算外,
即使对自己商业活动的各种影响连一点知识都没有,也还可以自由地操作经营。
如果不通过经济学和希腊诗歌考试不能进行股票交易,
如果政治家们必须掌握完备的历史和现代小说知识,这个世界会是多么赏心悦目!
想像一下一位工业巨头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时的情景:“如果你用小麦筑一个角落,
这将对德国诗歌产生什么影响?”现代世界中的因果关系在细节分辨上,
比以往更为深远复杂,其原因在于大量的组织机构的不断增加;
但支配这些机构的那些人都是根本不懂自己行为后果的无知者。
拉伯雷匿名出版他的著作,只是担心失去他的大学职位。现代的拉伯雷决不会写这样的书,
因为他意识到匿名终究会被高明的大众手段给戳穿。世界上的统治者一直是愚蠢的,
但是,过去的权力较之今日就小得多了。因此,与过去比照,
今日寻找某种途径去确保统治者们具备学识与理智就更为重要了。
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吗?我并不这样认为,但我将谨慎行之。

(十一).人与昆虫

在战争和战争谣言里,当“裁军”建议及互不侵犯条约以空前的灾难威胁着人类的时候,
另外一种冲突,甚至更为严重,较少得到人们应有的的注意——我指的是人与昆虫的冲突。
我们习惯于做万物之主,我们不再有机会像穴居人那样惧怕狮虎、野象、野猪。
除了互相对抗外,我们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但是,大动物虽不再威胁我们的生存,
仍有些小动物咄咄逼人。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颗行星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向小动物让步的状态。
若干世纪前,恐龙遍布于沼泽与森林。除了自相残害外,无所忧惧,坚信自己王国的绝对优势。
然而,它们最终消逝了,让位给微小的动物——老鼠、刺狠以及与田鼠不相上下的小动物等等。
恐龙何以灭绝尚无解说,但据估计是由于其脑容量太小,而且过度生长多角状的进攻性武器。
无论如何,生命并没有沿习它们的样式而进展。成了兽王之后,哺乳动物便开始壮大其体形。
但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巨象也已灭绝,其他大动物也变得稀少了,
只剩下人类及所驯养的动物。尽管人类的身材并不见大,
但以其才智成功地为大众找到了赖以生存的食物。倘若没有小动物——昆虫和微生物,
他是绝对安全的。昆虫最根本的优势是其数量。小小的一片丛林可以滋生如全人类数量的蚂蚁。
另外一个优势在于我们的食物成熟前,它们就进行侵占。
许多原本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内生存的有害昆虫,被人类无意地带到新的环境当中,
结果是又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旅行对昆虫及微生物是有利的。
黄热病以前仅存于西非,但在贩卖奴隶中传到了西部欧洲。
当前,由于非洲的开放,这种病又穿越非洲大陆逐渐向东蔓延。
一旦传到东海岸,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可以包括世界一半人口的国家就几乎难免遭受其害。
昏睡病是非洲一种有着更大危害的疾病,目前它也逐渐地扩展蔓延。

有幸的是,科学发现了许多控制昆虫的方法。大多数昆虫受制于寄生虫,
这些寄生虫杀害了无数昆虫,而幸存的那些昆虫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而且昆虫学家正致力研究和繁养这种寄生虫。有关他们的研究,
官方的报道令人振奋;报道中满是这样的话语:“他应千里达种植者之邀去巴西了,
以寻找甘蔗蝗虫的克星。”人们也许可以说,在这一对抗中蝗虫不会有胜利的可能。
不幸的是,只要战争不断,所有科学知识都具有两重性。
如,刚去世的哈勃教授发明了一种固氮方法。他的目的是增加土地的肥沃,
但德国政府却以它去生产高含量的炸药,并在最近因哈勃教授要肥料不要炸弹而把他逐出国门。
在下一次大战中,双方的科学家将向对方的农作物施放害虫。即使和平到来,
也将证明不可能消灭害虫。如果人类的争斗在恼怒之下动用昆虫和微生物,
就像面临另一次大战时他们必定会做的那样,那么昆虫将成为唯一的最高战胜者,
这不是不可能的。也许,从宇宙观来看,这不必加以追悔;
但是,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只能为自己的同类对天长叹。

(十二)教育与规纪

我们所需要的,既不是驯服,也不是反叛,而是良善的性情以及对人对新思想的友好态度。
这些品质部分地归于自然原因,这方面旧式的教育者注意得大少;
但更多地归因于举足轻重的冲动受到挫折后,困顿的感觉需求的自由。
假如年轻人要成为友善的的成人,在多数情况下,有必要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环境是友善的。
这就要求对孩子的重要欲望要有同情心,而不只是有利用他为某种抽象的目的奋斗的企图,
如为了上帝的荣耀和祖国的伟大。在教育中,应该努力使学生感到值得去了解所教的东西——
至少在这些知识是真实的情况下。一旦学生自觉合作,其学习就能事半功倍。
所有这些理由有力地阐明了高度自由的意义。

然而,这一观点很容易走过场。儿童在避免奴性时沾上贵族的恶习,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考虑别人,不仅是在大事上,而且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是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没有它,
社会生活将不堪忍受。我指的不只是那些礼貌形式,如说“请”和“谢谢”;
正统的言行举止在野蛮人中发展得最充分,但随着文化的每一次前进就慢慢消失了。
我是指自愿参加一定要的必要工作,在一些免于麻烦的小事之处要自制克己。
给孩子一种全能的意识,或者一种成人之存在只是服务于年轻人的快乐的信念,
都不是人们所乐于见到的。那些赞成存在懒散之客的人,
如果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毫无工作意识、没有孜孜追求的习惯,他们都将自食其果。

另外,自由的拥护者过分轻视了其危害性。在没有成人介入的儿童团体中,较强者为暴
力者,并且很可能比成人暴君更为残忍。假如两个二三岁的孩子在一起自己玩耍,
几次打架之后他们就发现谁是胜者,而另一个孩子就成了奴隶。在孩子较多的地方,
有一二个人获得完全的支配权,其他人的自由比成人出面干涉保护弱小者时他们拥有的要更少。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为别人着想并不是自发的,而必须给予教养,
而除了运用权力,它是很难教会的。这也许就是反对成人退出教育的最重要观点。

我认为现代教育家倾向于过分重视不干预儿童生活这种消极的品性,
而过分轻视乐于陪伴他们的积极作用。如果你以许多人喜欢马和狗的方式去对待孩子.
他们就会很容易对你的建议作出反应,并且接受禁令,也许带有和善的抱怨,但绝无怨恨。
把儿童看作是有价值的社会发展的领导,或——毫无差别地——作为权力冲动的出口,
包含着这些态度的溺爱形式是没有用处的。如果你认为孩子将为你的党派获得一票或为国王。
祖国指定的思想而对他产生的兴趣,对于这种态度,没有一个孩子会感激的。
令人愉悦的兴趣,蕴含在孩子面前自发的快乐之中,不带任何隐秘的目的。
具有这种品质的教师将很少需要去干涉儿童的自由,
但一旦需要,也有能力去做,却不导致心理上的损害。

不幸的是,工作繁重的老师对儿童要保持一种本能的喜欢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们对儿童的感觉肯定无异于出名的糕点师的徒弟对待蛋糕那样。
我认为教育不应是一个人的全部职业:教育工作者一天至多工作两小时,
其余时间应该离开儿童。青年人的社会是令人疲乏的,尤其当没有严格约束的时候。
疲乏最终产生颁燥,而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把老师教过的而让他们去相信的理论放在一旁。
必要的友善是不能单靠自制来维持的。但只要它存在,
就不必事先为如何处理“淘气的”儿童去制定各种纪律,因为冲动可能导向正当的决定,
而假如儿童感到你喜欢他,几乎所有的决定就是正确的了。
无论怎样明智,没有一种规约可以成为感情和策略的替代物。

(十一)斯多葛主义和心理健康

当与儿童关系密切的人死了,情况就不同了。例如,假定这个孩子失去了一个哥哥。
父母都会很哀痛,而且尽管他们可能不想让这个孩子知道他们是如何悲痛,
而使他感觉到他们遭受了某事件,这是可取而且必要的。自然的情感是极其重要的,
儿童应该体会到他长者的这种情感。况且,如果父母以超人的努力,
在儿童面前遮掩他们内心的悲痛,那儿童就可能认为:“如果我死了,他们也会不在乎的。”
这样的想法会导致各种病态的发展。因此,尽管在儿童后期(在早期这种感觉不会太深)
因这种事而引起的打击是有害的,但如果发生了,我们也不必过于抑制。
这个问题既不必加以回避,也不必过多注意;
应尽可能不带任何过于明显的意图去做些以引起新兴趣的事情,特别是引起新的情感。
我认为孩子对于某个人怀有深厚感情,并不是偶尔的错误在某件事上的标记。
如果父母中有一个是冷酷的,孩子就会把这样的感情倾注于另一个人,而如果父母都对他不好,
他的感情可能就会倾向他的老师。一般来说,这正是恐惧的结果:
因为他所爱的人只能是给他带来安全感的人。在孩童时期,这一感情并不是健全的。
当儿童所爱之人死去,可能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即使在各方面看来都很正常,
但后来的爱中会充满着惧怕。丈夫(或妻子)和孩子将为过度的忧虑所煎熬,
只要他们只为自己活着,就会被认为是无情的。
因此,父母不应以自身作为这种感情的对象而感到高兴。如果孩子一般有和睦的生活环境,
而且很幸福,那在失去某一亲人时他就会毫无困难地克服他的苦痛。
假使存在成长和幸福的正常条件,就应使追求生命与希望的动机得以充分发展。

过去,人们认为妇女分娩时不应使用麻醉药;在日本,这一看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男医生认定麻醉药是有害的;这种意见并无理由,它无疑是由无意识的虐待狂引起的。
但是分娩的痛苦愈减轻,富妇们甘愿忍受的意志也就愈弱;
她们的勇气比对勇气的需要消失得更快。显而易见,这里有一种平衡。
要使整个人生过得舒适、愉快,是木可能的,因此人类必须具有一种应付逆境的态度;
但我们必须力求尽可能地少鼓动残忍性。

任何一个与儿童相处的人会很快明白,过多的同情是错误的。当然,太少的同情更是错误的,
在这方面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走极端都是不好的。一个总是受到传爱的孩子,
稍有不如意的小事就会哭个木停;而通常成年人养成的自制,只是通过这样的知识达到的:
大惊小怪也不能得到同情。儿童很容易认识到,一位有时稍微严肃点的成年人对他们是最好的;
他们的本能会告诉他们自己是否为人所喜欢,
从那些他们感到是慈爱的且希望他们正常发展的人那里,他们能忍受任何的严厉。
因此在理论上这种方案是简单的:让教育者为明智的爱所促动,他们就会做出正确的事。
但是,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疲惫、苦恼、忧虑、焦躁缠绕着父母亲和教师,
但有一种教育理论是危险的,那就是允许成年人为了儿童的最终幸福,
把这些情绪发泄到儿童的身上。不过,理论如果是正确的,它必须为人所接受,
而把这些危险展现到双亲和教师的良知面前,以便做出尽可能的事来加以抵御。

(十三)、何谓灵魂

近来科学进展中最令人心痛的情形之一,
就是每一项发展都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懂得的要比原以为的少。
当我年轻时我们都知道,或自认为知道,人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
肉体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而灵魂仅存在于时间。人死后灵魂是否继续存在,
这是个看法各异的问题,但灵魂之存在,则被视为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肉体,常人认为它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从事科学的人也认为如此,
但哲学家却倾向逐一加以剖析,通常把它简约为一些观念,
这些观念存在于有着肉身的人和其他偶然注意他的任何人的心灵中。
然而,哲学家并没有受到认真的看待,而科学舒适地停留在物质主义上,
即使它是掌握在十分正统的科学家手中也是如此。

当下这些良好的陈旧的朴素思想已不复存在:物理学家使我们确信不存在物质这种东西,
而心理学家向我们证实没有心灵这种东西存在。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谁曾听见皮匠说过根本没有皮靴这类玩意,或者听过裁缝宣称所有人实际上都是裸体的?
然而较之物理学家和某些心理学家所做的,这无甚怪异之处。先从心理学家说起,
他们中有些人试图把任何看来是精神上的活动归之于肉体的行为。
然而,要把精神活动归为物理行为,确是困难重重。我并不认为我们能断言这些困难能否被逾越。
我们所能说的,在物理学本身的基础上,由此称为我们肉体的实际上是一种精妙的科学构造,
而不对应于任何生理实在。现在所谓的唯物主义者由此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怪异的位置,
因为当他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将心灵的活动归为肉体的活动时,他无法解释清楚这一事实:
肉体本身只是心灵构造的随意概念。我们发现自己在在这样的圆圈中不断地循环:
心灵是肉体的体现,而肉体是心灵的创造。显然这不能完全正确,
而我们必须寻找某种既非心灵也非肉体,且产发这两者的东西。

不过,现代科学并没有灵魂或心灵作为实体的存在给以证明;实际上不相信其存在的理由,
与不相信物质存在的理由是同样的。心灵和物质有些像争夺王冠的狮子和独角兽;争斗
的结局并不在谁胜谁负,却发现双方只是纹章的发明而已。世界由事件构成,
而不是历时长久、性质不断变化的事物。事件可以通过他们随机的关系集成群体。
如果随机关系属于一类,所产生的事件集合就可以称之为物体;
如果随机关系属于另一类型,其事件集合就可称为心灵。
一个人大脑中出现的任何事件属于两种类型的集合;从属于此类型的一个集合考虑,
它是他大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属于另一类型的集合考虑,它是他心灵的一个组成部分。

怎样才能自由和幸福

正如人人皆知的那样,中国文明是建立在早于耶稣500年就已经盛极一时的孔子学说之上的。
孔子像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一样,不相信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进步的;
相反,他相信在远古时,统治者是贤明的,人们的幸福所达到的程度,
是衰落的今天徒自称羡而又难以企及的。这种看法当然是荒谬的。
但它实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它使孔子像其他的古代导师一样,志在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
维持一种最好的水平,而木是总去争取新的成功。在这一点上,孔子比任何古今之人都要成功。
时到今日,他的人品一直铭刻在中国文明当中。在孔子生活的年代,
中国的领土只占它现在的一小部分,而且分裂为许多相互谋战的诸侯国。
在最近的300多年时间里,他们建成了现在版图上的中国,而且领土之广大,
人口之众多,直到最近50年存在的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
中国尽管遭受过野蛮民族的入侵——即蒙古和满洲人建立的王朝的统治,
还有或长或短时期的混乱和内战,但孔子的思想体系以及与之有关的艺术、
文学和教化的生活方式却得以保存下来。只是到了我们今天,
由于同西方以及西方化了的日本思想相接触,这一思想体系才开始衰落下来。

事实上我们有两种并存的道德:一是虽然人们加以宣扬但却不付诸实践的,
二是人们付诸实践但口头上很少宣扬的。基督教象摩门教之外的一切宗教一样,
起源于该死的亚洲。在最初的几百年中,
它同样强调个人至上主义和具有亚洲神秘主义色彩的来世说。
依此看来,不抵抗主义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是一旦基督教成了强大的欧洲君主的名义上的宗教时,
他们发现必须对其教义作出修改,有的原文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有的原文,
如“把君主所有的东西归之于君主”,则受到他们的极大欢迎。今天,在工业制度的竞争的影响下,
只要稍微涉及到一点不抵抗主义,人们都会投之以鄙弃,对于所有的人,
人们都希望他们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和西方的主要差别,我会说大体看来,中国人的目标是享乐,
而我们的目标是权力。我们喜欢的是支配他人的权力以及支配自然的权力。
为了前者,我们建成了强大的国家,为了后者,我们创立了科学。
中国人对这些事,显得懒惰而又温顺。当然,说他们懒,这只在一定的意义上才是真的。
他们不是像俄国人那样的懒惰,也就是说,他们为了生活是愿意努力工作的。
在劳动时雇主就会发现他们非常勤劳。然而他们也不愿意像美国人和西欧人那样,
仅仅由于不工作也会感到厌烦,也不是由于要满足自己的好动感才投入工作。
只要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他们就不再想通过艰苦的工作来改善生活,依此为生已足够。
他们在闲时的娱乐能力是很强的——看戏、聊天、鉴赏古玩或在优美的环境中信步游荡。
在我们看来,这种消磨一生时光的方式,有点过于轻松乏味;
我们更尊重那些整天往办公室跑的人,哪怕他们在办公室中的所作所为是为害非浅的也罢。

在中国,直到最近还未有过这类事情。他们的工业太无能了,既不能生产汽车,
又不能生产炸弹;他们的国家太无能了,既不能教育自己的国民,又不能杀害别国的国民;
他们的警察太无能了,既不能捕捉盗贼,也不能捕捉布尔什维克。
其结果是,同任何白种人的国家相比,中国确确实实存在着全体的自由和普遍的幸福,
而且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部分的人都很贫穷——从这一点来看不能不令人惊奇。

如果把普通中国人的实际眼光与普通西方人的眼光加以对比,
人们便立刻可以发现两点显著的差别:
第一,中国人并不称赞活动性,
除非这种活动是为了某个有益的目的,
第二,他们并不认为道德就是要抑制自己的冲动和干涉别人的冲动。

在我们中间,那些被人当成是道德的先知的人,
是那些抛弃了自己的日常快乐和用干涉别人的快乐来寻求补偿的人。
在我们的德行观念中,有一种适合于闲事佬的活动范围:
除非某人把自己变成了大多数人所讨厌的人,否则我们就不认为他能成为一个特别好的人。
这一态度起源于原罪慨念。这种概念不仅引导人们去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且使人变成伪君子,
因为大多数人都很难真正达到这些传统的道德标准。在中国,情况可不是这样。
在那里,道德教化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人,作为一个人,对父母要孝敬,对子女要慈爱,
对穷亲戚要慷慨,对一切人都要礼貌。这些都不是很难实行的义务,
而是大多数人实际上已实行了的。从大体上说,中国人的这些道德准则,
比起我们西方大多数人想做而实际做不到的道德准则来说,要更好一些。

让一个人尽力戴上一个视野狭小的眼罩,这样他便只能沿着一条小径奔跑,
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是败坏这个人的形象,
因为每个想看其结果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发育不全的人口数在增长,
他们享受不到友谊的乐趣、艺术的乐趣,也享受不到使人生充满意义的那些事情的乐趣。
因为,毕竟终生拼命敛财并非真正是每个人的目标。

俄国政府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目的概念。个体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是可以牺牲掉的。
只有政府才是重要的,才是神圣的,其自身具有一种利益,这种利益并非由个体利益所组成。
这一看法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的,它从根本上是与基督教伦理相对立的,
在西方,这种基督教伦理不仅被基督教徒所接受,也被自由思想家们所接受。
在苏联的社会中,人的尊严等于零。

过去,大自然强加给人的限制常被人以一种迷信的方式加以对待,世上有神灵,
也有魔鬼,还有能唤起邪恶精神的巫师;并且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满足,
他们将引来恶劣天气。时至今日,大主教们还认为干旱和洪涝可以通过祈祷去消除。
迷信所要求的各种方式往往助长了邪恶势力。在中世纪,当瘟疫流行时,
人们却被召集到教堂里作祈祷;这当然为病毒扩散提供了理想的途径。
这些邪恶行为,如果它们真能被根除的话,那也只能由科学来根除。
在寻找根除的手段时,促使人们承认罪恶与知识的科学态度本身也有一定的两面性。
世界上现在依然还有许多罪恶,它们中最可怕的也许就算人口过剩了。
由此可知,大部分哪怕是最发达的国家从总体上说,也是缺乏科学精神的。

母权的社会

我不清楚野蛮人怎么样,只是文明人必须去学习如何进行性行为。
有些结婚多年的夫妇去向医生请教怎样才能生儿育女,一经查问,才知道这些夫妇不懂得如何性交,
像这样的情况并非罕见。因此,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性行为并不是本能的,
尽管人们对性的行为有天然的倾向,没有它,人们的情欲就得不到满足。
是的,我们不能在其它动物中找出可以加之于人类的确切的行为模型,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本能就被某种有所不同的东西取代了,在人类之中我们观察到的,
起初是一种不满足,这种不满足引起了或多或少有些随意而不完善的举动,
但是偶然地渐渐有些达到一种能使人满足,并情愿不断重复去做的行动。
那种可以称之为本能的行为,就不像那种由于冲动而学习的活动那么圆满,
而能够使人感觉满意的活动,却往往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
不过,如果我们在相反的习惯未养成之前就学好了某种动作。而此动作对于人类又是非常有益的,
那么,按照常规,生物学意义上最有益的活动,就会产生最令人满意的满足感。

卖淫

要是一个男子嫖妓成为习惯,那会对他的心理产生不良的影响。他渐渐就会觉得,
一个人要性交时,用不着去求对方的欢心。假如他尊崇通常道德上的典则,
则他对与他发生过性关系的妇女,就会有轻视之心。这种心境在婚姻上的反应,
可以是非常不幸的:对婚姻和卖淫持有类似的见解,固属不幸;反之,把婚姻和卖淫截然分开,
也属不幸。有些人要是对一个女子深深爱慕并尊崇,就不能产生与她性交的欲望。
依弗洛依德派学者的意见,这是因为俄底浦斯情结的作用,
但我想这多半是因为他们心中想把娼妓和这类妇女截然分开的缘故。
许多男子、尤其是旧式的男子,虽然不至于这样极端,却过分地尊敬他们的妻子,
这种态度使得她们心理上有如贞女,不能去享受性的乐趣。
反之,假若男子猜想他的妻子和娼妓相类似,结果就会产生相反的坏处。
他会忘却性交需要两方面都情愿才能发生,并且事前应当先经历一番求爱的手续。
于是他粗鲁地野蛮地对待他的妻子,从而引起她一种很难消除的憎恶心理。

论教育尤其是孩子教育

前言

但是如果一种教育方法不能成为普遍的、面向大众的,我们就不能认为它是一种好的方
法。富人的孩子除了母亲之外,还有保姆或者家庭教师的照顾,有时家中的仆人也来帮忙,
这么多的关心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不可能让所有的孩子都拥有。
它会把孩子培养成为社会不需要的寄生虫,他们究竟能获得些什么知识呢!
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如先天智力缺陷或者是天才,正直的人不会要求给少数富人特殊的照顾。
目前,一些明智的家长可能会选择不太普及的教育孩子的方法,
从实验的角度也该让家长们有尝试新教育方法的机会。一旦发现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就应加以推广。好的教育方法决不应该在本质上只限于少数特权阶级。
值得庆幸的是,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精华都有着民主性的来源。
例如蒙特梭利女士是从贫民区的幼儿园开始起步的。
较高层次的教育为特殊的孩子提供特殊的机会是必要的,
此外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一个孩子失去大众教育的机会。

教育当然具有实用价值,因为教育过程是通往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目的。
但某些宣传教育事业的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极力主张教育的结果应是有用的。
简单说,他们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就是懂得如何制造机器的人。如果问机器有什么用处,
他们会肯定地回答机器能产生生活必需品如衣,食、住等等。
这样我们会发现他们往往把教育的内在价值和人的生理需要相联系。
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实用”对他来说只是满足身体的渴望和需要。
身体的需要是首位的。在许多人忍饥挨饿的地方,持这种观点的人会和政治家一样正确。
但如果把这种观点当作一门重要哲学加以宣扬那就大错特错了。

幼儿心理学在过去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智力学家们的方法风行一时,
人们几乎根本没注意到它。以睡觉为例,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好好睡觉,
这样既能说明孩子健康也能给母亲带来方便。她们找到了很多方法:摇摇篮或唱催眠曲。
结果是男人仔细研究了整个事情并发现这些方法全错了。因为它尽管在某一天可能奏效,
但却使孩子养成了坏习惯。每一个孩子都希望得到过多的注意,这样使他获得重视的愿望得到满足。
如果他发现不睡觉能得到更多的重视,就会很快采用这个方法。
结果对孩子的健康和性格培养都有害处。这时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习惯:
即将婴儿床和睡觉联系起来。经常出现这种联系,孩子就不会不睡了,除非是病了或感到疼痛,
但是建立这种联系需要一些纪律。只靠溺爱是不能形成的,那样只会和不睡联系起来。
培养其它好的或者坏的习惯也是如此。整个研究只是在幼儿期进行,
但意义却很大而且将来肯定会更大。很明显,性格教育应该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
并且需要很多与不懂这些的保姆和母亲的行为相反的做法。
同样,一些教育可以开始得比以前认为的早,因为这样可使孩子高兴并且不需要更多的注意力。
近些年来,教育理论在上述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带来了很好的效果,
它们在将来会越来越明显。因此,下面我将首先具体地谈到幼儿的性格培养,
然后再谈谈后期的教育。

教育的目的

政治和爱国主义为希腊人的过多精力提供了发泄的机会。如果一个政治家被驱逐出境,
他会领导着一群流放者对他的祖国发起攻击。而如果一个中国官员失宠子皇上,
他会退隐到乡间并且写些田园诗歌。因此,正是希腊文明本身毁了它自己,
而中国文化却没有受到打击。上述不同好象不能完全归结于教育。
比如日本的孔夫子式教育就不会产生那种只有中国文人才具有的闲散、
高雅的怀疑主义情绪。当然,京都的贵族可以除夕。

中国式教育带来的是稳定和艺术,却没能带来进步和科学。
也许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爱产生怀疑。热情的信仰可能会带来进步也会带来灾难,
但不会带来稳定。而科学虽然冲击了传统的信仰,但它有自己的信仰,
不过也只能在自由怀疑主义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在一个为现代发明统一了的动荡的世界里,
要想保存自己的文化,需要的是活力。没有科学就不会有民主;
中国文化只限于很少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希腊文化也只能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
正因如此,中国传统的教育已不适应现代世界而被中国人自己抛弃;
也正因如此,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文人相似的18世纪的绅士们也不可能存在。

现代日本教育清楚地说明了当前在所有大国中都很突出的倾向——
认为教育的最主要目的是使国家强大。
日本的教育目的是通过培养公民的爱国热情使之愿意为国家献身,
同时通过传授知识使公民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尽管这两项目的都达到了,
我对其方法却并不是很赞赏。自从可蒙德·佩里的军队进入日本,
它就处在一种很难保存自己的文化的状况。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保留自己的文化,
那么日本人的成功便证明了它们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
但只有这种极其危险的状况才能证明某种教育方法的正确,
除此之外这种教育方法在任何一个没有面临危险的国家都会受到责备。
甚至连大学教授也不能表示异议的神道教,其历史与《创世纪》一样可疑;
代顿案件在日本的神学专制面前也自愧不如。还有其他伦理上的专制如对民族主义、
孝道、尊奉天皇等决不可怀疑。因此就很难取得各方面的进步。
这种体制的最大危险是可能引起革命成为进步的唯一途径。
它虽不会立即发生,却实际存在,而且主要由于教育制度所造成。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日本教育有一个与古代中国教育正好相反的缺点。
中国文人容易产生怀疑并且比较懒散,而日本教育出的人往往又太死板并且工作特别卖力。
而真正的教育应既不赞成怀疑主义也不赞成教条主义。它相信知识是能够掌握的,
虽然有一些困难,也认为某个时间的知识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错误,
但可以通过细心和刻苦加以纠正。在信仰方面,我们必须小心翼翼,
因为任何一个哪怕很小的差错都会意味着灾难性的毁灭。然而我们又是根据我们的信仰行事。
做到这二者兼顾就很难了,它要求掌握高度的文化知识同时又没有一点道德上的沦丧。
但尽管存在困难却不是没有可能。死板。顽固的人认为容易,容易怀疑一切的人认为没有可能。
二者都是错误的,当它们的错误广为传播时就带来社会性的灾难。

出生后第一年

现在,每个受过教育的母亲都明白,喂饱婴儿的关键在于定时,而不是一哭就喂。
这样更有利于婴儿的消化,而且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出发,这也是可取的。
婴儿的机灵狡猾已远出成人意料之外(并非在美国人的观念里);
如果发现哭能产生愉快的结果,他们就会哭。长大后,当埋怨的习惯使他们招人厌恶,
而不是把人宠爱时,他们会感到惊讶和木满,继而认为世界冷酷无情。
如果长成迷人的姑娘,她们发牢骚时仍受到宠爱,则儿时养成的坏习惯必定有增无减了。
富人的情形也是如此。除非婴儿期采用正确的培养方式,否则长大后他们将视自己能力的大小,
要么怨气冲天,要么巧取豪夺。必要的道义教育应从婴儿出生时就开始。
因为那时方可避免令人沮丧的期望。在以后的任何时候,
道德教育都会与相反的习惯发生冲突,结果引起极大的不满。

正规和常规训练在儿童早期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一岁期间。一开始睡觉、吃饭、
排泄都要养成按时的习惯。另外,熟悉环境在智力上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助孩子认知、
避免过度紧张、产生安全感。我有时觉得,自然统一的信念(有人认为是科学的假设,
是完全源于对安全的期望。我们能处理意料之中的事,但如果自然法则突变,
我们就会无法生存下去。婴儿因为弱小,需要安全的保证,可以预料,
如果所发生的事似乎都按没有变化的法则来进行,孩子会感到更愉快一些。
在儿童后期,冒险欲得到开发,但是出生第一年的孩子对每个异常的事都感到恐慌。
如果能帮助孩子,就不要让他感到害怕。假如孩子生病了,你又很焦急,
你一定要小心地隐瞒好这种焦虑感,否则会经过联想而传给孩子。要避免一切可能产生刺激的事。
让孩子看出你担心他是否睡觉吃饭排泄的问题,这会助长他妄自尊大的习惯。
这点不仅适用于出生第一年,而且对以后更适用。像吃饭这类应该很愉快的必需做的一般行为,
千万别让孩子认为是你渴望他做,而他这样做是使你高兴,
如果这样,孩子很快就认为自己得到了一个权力的新来源,本该自觉去做的事也要哄着去做。
别以为孩子没有这类行为的智力。他的权力不大,知识也有限,但除这两点以外,
他的智力决不在成人之下。
孩子在出生头12个月所学的东西比以后相同的时间里所学的东西要多得多,
说明他如果没有很活跃的智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玩耍和想象

教育主要在于本能的培养,而不是压抑本能。人类本能非常模糊不清,
并在各种各样的方式中得到满足。许多本能的满足需要某些技能。
板球和棒球可以满足同一种本能,但孩子总是玩他所学会的任何一种技能。
因此,就品格个性的教育来说,其教育的秘诀在于给孩子提供一些益于他充分利用本能的技能。
在孩提时代通过装扮黑胡子得到粗略满足的权力本能,
在以后的生活中可以发现得到了更高级的满足,
比如科学研究发现、艺术创作、优秀儿童的教育或培养以及任何大量的有益的活动。
如果孩子所知的唯一的事就是打仗,那么他的权力支配欲会使他以战争为乐。
但是如果他还有其他技能,他就会以其他方式感到满意。
然而,如果把他的权力支配欲在儿童时期就消灭在萌芽状态,他就会冷淡且懒洋洋的,
不做好事也不伤害他人;这种善良的懦夫不是世界需要的人,也不是我们要努力培养出的孩子。
在孩子还小木能造成破坏时,应该顺应他自然的天性,在想象的王国里过着远古野蛮祖先的生活。
不要害怕孩子将总是保持在这一水平上,
因为你会给他提供获得更多高尚的满足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我是个小孩子时,特别喜欢翻跟斗。但是现在我从不翻了,尽管我认为这么做没有什么邪恶之处。
同样的,喜欢扮演黑胡子的孩子也将会改变口味,而学习以其他方式寻求权力。
如果在孩提时代孩子的想象力通过适合各个年龄的刺激保持得很活跃,
那么当它以适合大人的方式发挥作用时,则以后想象力会更加活跃。
在孩子对道德没有任何反应的时期,在他们还不需要进行行为控制的年龄段,
强迫孩子们接受道德观念是没有用的。唯一的效果是引起孩子厌烦,
到以后那些道德观念可能发挥作用时,孩子们却滴水不进,灌不进道德观了。
因此研究儿童心理对于教育是如此至关重要,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政府是喜欢集体精神的,因为集体精神使他们利用坏的动机来进行人们看来是好的活动。
如果要人们付出努力,只要轻松地激起人们产生超越某个团体的愿望就有好的结果。
困难在于不能给没有竞争的努力提供动机。令人吃惊的是,
竞争性动机竟然深入渗透到我们的各种活动之中。
如果你希望劝说一个市政府改善护理儿童的公共设施,
你就不得不指出某个邻近的市区的婴儿死亡率较低。
如果你想劝告一个制造商采用一种明显很先进的新工序,你就得强调竞争的危险性。
如果想劝说战争办公室里的高级指挥员应该懂点军事知识——那是没法办到的,
即使到处充满了失败的恐惧也无济于事,因为“绅士派头”的传统太强了。
即使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也不会为建设起见,来加强建设,
或者使人们把兴趣投入到有效率的工作中。我们的经济制度与学校的游戏更有关系,
但是现存的学校游戏都体现着竞争精神。如果以合作精神来取代,则学校的游戏有必要更换了。
然而更深入这个问题,会使我们脱离主题太远。我不是讨论美好国家的建设,
而是就现行国家可能的情况下,讨论美好个人的建设,改善个人和改善社会应该同头并进,
但是在这里,笔者特别关注的是教育的问题中的个人教育。

建设

消除无头脑的残忍的最容易奏效的办法,是激发孩子建设和成长的兴趣。
几乎每个孩子只要到一定岁数,就想杀死苍蝇和其它昆虫,然后杀死较大点的动物,
以至最后想杀人。在英国上层社会的普通家庭里,打死鸟可以受到高度称赞,
而在战场中杀敌人则是最崇高的效忠表白。这种态度与未受培养的本能是一致的,
这种本能属于没有任何建设性技能的人,因而他们能力的愿望不能找到良好的体现形式。
他们会弄死野鸡和欺压佃户。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向犀牛或德国人射击。
但是他们完全缺乏更善良有用的才能,因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认为足够可以把他们培养成英国绅士。
我不相信他们一生下来就比其他孩子笨,他们的不足完全是后天教育不当所致。
如果在很小的时候,通过用爱心来观察生命的发展,并引导他们感受生命的价值;
如果培养他们建设性技能;如果使他们从心底认识到破坏一件用尽心血缓慢取得的成果,
是多么快速而容易——如果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他们早期道德培养的一部分,
那么他们就不会这样随心所欲地破坏他人所创造所管理的一切了。
在这一方面,父母是他们以后生活的伟大教育家,并要充分唤起人的本能。
但在富人身上就很少发生,因为他们要把孩子托付给雇用的专人照看。
因此,我们不要坐等到这些人成了父母之后,才开始面对他们的破坏性倾向。

把社会制度想象成树木的人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坏的机器可以拆毁,并用另一部来取代。
但如果一颗树砍倒了,新树长成和原来一样的强度和粗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机器或模子是其制造者可以选择的,但树木有它特殊的自然性,只能变成好的种型或坏的种型。
适合生物的建设与适合机器的建设完全不同,生物建设有更加低级的职责,需要同情。
由于这个原因,在给年轻人进行建设的教育时,他们不仅只建设砖块和机器,
而且更应该有机会练习植物和动物的建设。自牛顿时代以来,物理学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
而自工业革命以来,物理学又在实践中占支配地位,然后产生了社会机械化概念。
生物进化论又介绍了一个新的思想,但是自然淘汰论却给生物进化论投下了阴影,
而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优生、人口控制和教育来把自然淘汰从人类事务中排除。
树木体的社会观比模型体或机械体的社会现好一些,但仍有缺陷。
我们必须依赖心理学来弥补不足,心理上的建设是新颖而特殊的建设,至今仍很少有人理解。
它对于教育、政治和纯人类事务的正确理论的制定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人们没有被错误的理论误导,则心理建设应支配人们的想像。
有些人害怕在人类事务上的建设,因为他们担心成为机械式的建设,
因而推崇无政府主义和“回归自然。我将尽力用具体的事例,
以便在本书上说明心理建设和机械建设是怎样的不同。
应使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熟悉这种思想富于想像的一面,假使能办到,
我相信我们的政治将不再僵硬、尖刻和具有破坏性,而变得轻快且真正科学化,
并以便利优秀男女的充分发展为目的。

对孩子极为不利的另一种撒谎形式,是威胁孩子要惩罚他,却不真地施行。
巴拉德博士在他那本非常有趣的书(变化中的学校》②中,着重阐述了这个原则:
“不要威胁孩子,如果你威胁了,就必须实施你的惩罚。如果你对孩子说:‘再这样我就杀了你。’
如果他真的再这样了,你就必须杀了他;否则,你将失去对他的威信。”(页122)
保姆和不明事的父母对婴儿威胁的惩罚的程度要轻得多,但这条原则仍然适用。
没有极好的理由就木要坚持威胁。若已经坚持,就要继续下去,然而你会后悔陷入这种对抗中。
如果你威胁说要惩罚,就要做好惩罚的准备。不要侥幸地认为你的吓唬被人遗忘。
奇怪的是未受过教育的人们很难理解这个原则。以令人恐惧的事进行威胁是首先要禁止的,
例如让警察锁起来或让怪物抓走。这一开始会让孩子产生危险的精神恐惧,
然后完全不相信大人的一切声明和威胁。如果从来就是坚持说话算数,则孩子不久就会认识到,
在这种情况下抵抗是没有用的,他要是不愿招麻烦就乖乖地听话,
这种方法成功的要点在于,除非有某个真正充足的理由,否则就不要执意威胁惩罚孩子。

另外一种不可取的欺骗的方法是把无生命的物体当作活着的东西来对待。
孩子自己在椅子或桌子上碰痛了,保姆就教孩子拍打碰痛他的地方,
并说“讨厌的椅子”或“讨厌的桌子”。这种方法使孩子偏离了自然法则有用的根本。
碰痛了不管孩子,他不久就会意识到对付无生命的东西只靠熟练的技巧,而生气或哄骗无济于事。
这样有利于孩子获得技巧,同时也有助于孩子认识到人的权力是有限的。

我们生活在充满欺骗的世界里,在没有欺骗中成长的孩子会蔑视普通认为值得尊敬的事。
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因为轻视是一种不好的情感。我不必把他的注意力引到这类事上,
但只要他遇到了,我会解释、满足他的好奇心。诚实在这个伪善的世界里是有些不利,
但是大胆无畏的优势要高于这种不利,没有这点,人间就不存在诚实。
我们都希望孩子们正直、公正。坦率和自重。就我自己来看,
我宁愿看到人们因这种品质而遭失败,
也不愿看到人们因屈服于这种欺诈的习惯而用欺骗的手段来获胜利。
对一个优秀的人来说,内在的自重和正直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种品德是不可能撒谎的,
除非是出于某种宽怀善良的动机。我要努力使我的孩子在思想上和言语上诚实,
即使他要承受社会上的不幸遭遇,也在所木惜。
因为,在世界的存亡攸关中比财富和声望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诚实。

惩罚

性格上的重大缺点,如残忍,很少能通过惩罚来克服。或更准确地说,惩罚应尽量少使用。
对动物残忍或多或少是男孩子的天性。若想防止,则需特殊的教育。
一直等到你发现孩子虐待动物,你就虐待孩子,这是很不好的方法。
这只会使他希望在虐待动物时不被你撞见。你应当谨防他以后可能发展为残忍的萌芽。
要教育孩子尊重生命,不要让他看见你杀死动物,即使杀死黄蜂或蛇也不应让他看见。
如果你无法不让孩子看到,你必须向他解释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如果他对比他小的孩子稍有虐待,你就马上同样对待他。他抗议,你便向他解释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道理。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也有他一样的情感这一事实能直观地引起他的注意。

对轻微的虐待极早采取这种方式明显是很重要的。仅仅是轻微的虐待,你才能同样对待他。
当你采用这种方法时,不要显得你是在惩罚他,而是在开导教育他:
“看,这就是你对你妹妹的所作所为。”
当他抗议时,你便对他说:“既然这不好,你就不该这样对待她。”
只要事情简单,孩子会马上明白,并懂得必须尊重他人的情感。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绝木会发展成极度残忍。

如果不顾你的一切努力,孩子以后发展到很残忍,
那就必须像对待疾病一样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
这样的孩子必须受到惩罚,使他感到将来他也会遇到木愉快的事,就像他出麻疹时的感觉一样。
但不要使他产生负罪感。应当将他和其他孩子和动物隔离一阵子,
并向他解释他和他们在一起是不安全的。应尽可能地使他认识到,如果别人残酷地对待他,
他会何等痛苦;还应使他认识到,如果他有残忍的冲动,他必定会大祸临头,
他的长辈正在设法使他将来免遭这种不幸。我相信,除一些病理学情形之外,
这种方法是完全成功的。

我相信体罚是不对的,轻微的体罚尽管无益却也没有多少坏处;
我深信,严厉的惩罚会产生残忍和暴行。诚然,孩子们对给他严厉惩罚的人往往并不怨恨;
如果滥用这种惩罚,孩子们会习以为常,并将它视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但是,久而久之,孩子们会以为为了保持权威,
使用体罚是对的——这种教训对将来有可能掌权的孩子是特别危险的。
它也破坏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及老师与学生之间应有的开诚布公的关系。
现代的父母们希望自己的子女无论他在不在场都无拘无束;希望子女看到他们来时就高兴;
不希望他们一看孩子们时,孩子们便装作安息日般的安静,而他一转身,孩子们就无法无天。
获得孩子的衷心爱戴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我们的祖辈们木知道这种快乐,
因此也不知道他们失去了这种快乐。他们教育孩子爱父母是他们的“义务”,
但随后却使得这种义务无法履行。在这一章开头所援引的那几句诗中。
卡罗琳是木会对她父亲奔到她跟前“毫木犹豫地鞭打她”感到快乐的。
只要人们坚持爱可以被责令为一种义务的观点,他们无论如何也木会获得这一真正的感情。
因此人类关系是生硬、严厉和残酷的。惩罚是这整个观念的一部分。
很奇怪,那些做梦都不想动手打女人的男人们竟会随意对毫无自卫能力的孩子施以体罚。
的确,近一百年来,人们对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观念不断更新,
并且惩罚的全部理论也随之改变。我希望在教育方面所盛行的开明观念,
也能逐渐扩展到人类其它关系中去:在人类其它关系方面,
和对待我们的孩子一样,同样需要开明观念。

性教育

回答问题是性教育的重要内容。需要遵守两条规则:第一,永远真实地回答问题;
第二,把性知识看成任何其他知识一样。如果孩子问你一些智力方面的问题,
如太阳、月亮、云彩、汽车和蒸汽机是怎么回事,你一定会尽孩子所能理解的程度,
很高兴地作出回答,回答这些问题是早期教育的一部分。但他要是问及有关性的问题,
你会试图使他停住:“嘘!安静点!”即使你不这么做,你的回答也会是简短而干巴巴的,
也许你的举止还有一些窘迫不安。孩子很快就注意到这种细微的差异,
从而就为他对淫秽之事特别感兴趣打下了基础。你应该就好像回答其他问题一样,
也作出充分而自然的回答。木要让你自己感到,甚至是下意识地感到性是丑恶而肮脏的,
如果你这样做,就会把你的感觉传给孩子。孩子必然会认为父母的关系是下流的,
以后他会断定他的出世也是令人作呕的行为的结果。
幼年的这种感觉使得令人愉快的本能情感几乎不可能愉快,
不仅年轻时如此,成年人生活也一样。

在生育问题上父亲承担的任务不多,因而不容易涉及回答的内容,除非孩子生活在农场里。
但是孩子首先获得生育知识应该是来自父母或老师,而不是来自肮脏下流教育不当的孩子口里,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在我12岁时,有个男孩绘声绘色给我讲叙整个经过,
他以下流淫秽的语调把它描绘成肮脏的趣闻。那是我们那一代男孩子普遍经历。因此,绝大多
数人继而认为性是滑稽下流之举。结果,他们不尊重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人,
虽然她是他们孩子的母亲。虽然父母记得他们初次获得性知识的体验,
但是,他们总是追从这种怯懦的政策:相信吧,将来的命运总会给他安排的。
我无法想像,这种方法怎么可能有助于心智健全和道德完美。性应一开始就视为自然的、
快乐的和合乎礼仪的,不然就会不利于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性的最好形式是处于彼此相爱并爱他们的子女的父母关系中。
孩子首先知道父母间的性关系远比从下流脏活中获得的最初印象要好得多,
如果孩子发现父母间的性关系是向他们隐瞒的一种罪恶下流的秘密,那是极其糟糕的事。

如果没有其他孩子对性进行下流的解释,那么听任孩子对性的好奇心自然发展,
父母只需回答他们的问题——在青春期之前当然要让孩子了解一切,这自然是绝对必要的。
一旦青春期来临,让男孩和女孩毫无准备地承受青春期身体上和情感上各种变化,
是件残酷的事情,因为他们可能会感觉自己得了某种可怕的疾病。
此外,青春期到来之后,整个性方面的变化让他感到震惊,
使得孩子无法以科学的态度接受性教育,而这一切在孩子青春期之前是完全可能避免的。
因此,除了要尽量避免下流肮脏的交谈,还应让孩子在青春期之前就了解性行为的本质。

男孩和女孩在性问题上都应同样接受教育,我想这点现在已无争辩的必要。
我小时候,“教养良好”的女孩在出嫁前,对婚姻的实质一无所知,结婚之后才从丈夫那里获得,
这种情况是十分普遍的,但是近些年来,我很少听说此类事情。
我想大多数人都承认当今社会,崇尚无知的美德是毫无价值的,
女孩应该有男孩同等的权利获得性知识。如果还有谁不承认这点,
他就没必要看此书,也就不值得与他争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