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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5蒙田随笔全集》

第一卷

致读者

“读者啊，这是一部真诚的书。一开头就提醒你，我没有预设什么目标，纯然是居家的私语。
我决不曾有任何普济天下与追求荣名的考虑。我的才分达不到这样一个目的。
只是寄语亲朋好友作为处世之道而已。当他们失去我时（这将是他们不久要面对的事实），
还能在书中看到我的音容笑貌，以此对我逐渐保持一种更完整、更生动的认识。
若要哗众取宠，我自应更用心思涂脂抹粉一番，矫揉造作地走到人前。
我愿意大家看到的是处于日常自然状态的蒙田，朴实无华，不耍心计：
因为我要讲述的是我。我的缺点，还有我幼稚的表现，让人看来一目了然，
尽量做到不冒犯公众的原则。有些民族据说还是生活在原始的自然法则下，享受温馨的自由，
假若我身处在他们中间，我向你保证我很乐意把自己整个儿赤裸裸地向大众描述。
因此，读者啊，我自己是这部书的素材，没有理由要你在余暇时去读这么一部不值一读的拙作。
再见了！蒙田，一五八年三月一日。”

论懒散

正如我们看到一些闲地要是肥沃富饶，就会长满千百种无益的野草；若要加以利用，
就必须翻地播种，才能使其对我们有用。正如我们看到妇女独自就会生育一堆不成形的葡萄胎，
若要培育新一代优秀人才，必须接受外来的播种。思想也是如此。如果不让思想集中在某一事物上，
对其不加指引，不加约束，它就会漫无目的地迷失在幻象的旷野中。

王者待客之礼

在这部大杂烩里，任何题目都不嫌琐碎，可占一席之地。

按照习俗，一位平辈，尤其是一位重要人物，事前告诉你要来造访，来了你却不在家等候，
这是个极为失礼的行为。在这方面那瓦尔的玛格丽特王后说，对于一位贵族，
不论客人如何尊贵，不能像现在经常的做法，走到街上去迎接他，这极为失礼；
为了表示尊敬与客气，除非怕他找不到路，要等在自己家里接待，在他离去时送一送也就可以了。

而我经常忘记这两种虚礼，在家里从不讲究任何规矩。若有人感到被冒犯，我会做什么呢？
我宁可冒犯他一次，也不要天天受冒犯；这将会是没完没了的煎熬。
如果在自己的窝里也受这样的奴役，那摆脱宫廷生活的束缚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也是芸芸众生与人相处的共同规则，就是地位稍低的人先到场，地位稍高的人则让别人等待片刻。
可是克莱芒七世教皇与弗朗索瓦国王在马赛会晤时，国王命令做好一切接待工作，
然后离开马赛，让教皇有两三天的余暇进城安顿，然后他再来会见教皇。
同样，当教皇与查理五世皇帝在布洛涅会谈时，皇帝有意让教皇先到，接着他再来。

据他们说，亲王们约会都是这样安排礼节的，尊贵者要比其他人，甚至是约会地点的主人，
先到约会地点。从这个做法来看，表示地位较低的人去找尊贵的人，
因而他们造访他，而不是他造访他们。

不但每个国家，而且每个城市和每个行业都有它们自己的特殊礼仪。
我童年时受过周到的礼仪教育，我又生活在有教养的人中间，不会不熟悉法国各种规矩，
还可以言传身教。我喜欢遵守这些规矩，但是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受拘束。
有些是繁文缛节，若是有意而不是因不懂而不去遵守，依然还算是从容有礼的。
我经常看到有的人过分有礼反而成了无礼的人，过分客套反而成了讨厌的人。

总的说来，人与人相处是一项非常有用的学问。就像文雅与美丽，
都有助于交际与熟悉者的最初接触；从而向我们敞开大门，向其他人的楷模行为学习，
若学到了有所启发和值得交流的东西，也可培养自己成为别人的楷模。

善恶的观念主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看法

古希腊的一句格言说，人不是受事物，而是受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所困扰。
如果这个论点可以到处通行，这对人类不幸的处境极有裨益。
因为如果说坏事只是由于我们的判断而出现在我们中间，
那么我们也就有能力去对它们不屑一顾或避凶趋吉。如果事物可以由人支配，
为什么就不能掌握它们，为我所用呢？如果我们心中的恶与烦恼，本身不是恶与烦恼，
只是来自我们任意对它们的定性，那也由我们来改变吧。

如果不受任何束缚做出选择，还让自己终日烦恼不已，被疾病、贫困、
嫌弃弄得愁眉不展，我们真是蠢得出奇了；我们可以乐观对待，命运仅是提出内容实质，
形式则可由我们确定。那样，我们所称的恶事，本身不是恶，哪怕就是恶，
至少也可由我们使其不成为恶，因为原来就是一回事，从另一个角度和体会来对待罢了。

如果我们害怕的事物，从本质上说都使我们无可奈何地接受其支配时，
那么大家都处于同一种境地。人人属于同一物种，程度上虽有不同，
却都具备同样用于思考与判断的机能和天赋。但是我们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看法，
这清楚说明事物进入我们内心后有了重新组合。纵使有一人接受了事物真正的本意，
还是有千人会给予它一个新的相反的歧义。

我们视死亡、贫困、痛苦为大敌。

有人称死亡为怕中怕的一件事，不是还有人说它是苦难人生中的唯一避风港？
大自然的善良主宰？自由的唯一支柱？医治百病的速效医方？有人心惊胆战地等着它来，
有人却觉得它比生更好受。

有一人抱怨死亡来得太容易：

死神啊，但愿你放过懦夫吧，只向勇士索取生命的代价！
——卢卡努

且不说这些光荣的勇气。狄奥多罗斯面对以死亡相威胁的莱西马库斯说：
“你再厉害，也不过是斑蝥一刺！”大部分哲学家不是对死亡早有准备，就是加快促成死亡的到来。

大家几曾看到多少普通人，像苏格拉底一样走向死亡，不是一般的死亡，而是掺杂耻辱、
有时甚至怨愤的死亡，那么从容不迫，或出于顽强，或出于磊落跟平时一样神态自如，
处理家事，嘱咐朋友，唱歌，向大众宣传主张相互交谈，有时甚至谈笑风生，向相识的人敬酒。
有一人要被押往刑场，还提出不要走某条路，因为很可能有一位高人来揪住他的衣领讨一笔旧债。
还有一人对刽子手说不要碰他的脖子，他怕痒痒，会颤得笑起来。
还有人听到忏悔师说他那天可以与天主一起用餐，对他说：“您自己去吧，因为我守斋。”
另一人要求喝水，见刽子手先喝了再给他，就说不愿意在他后面喝，怕传染梅毒。

大家都听说过庇卡底人的故事，他已上了绞刑架，
有人带来一个少妇（我们的法律有时允许这样做），他若娶她，就可以被赦免不死。
他对她细看了一会儿，发现她走路时跛脚，就说：“套绳子吧，套绳子吧，她是个瘸子！”

据说同样在丹麦，有个人被判斩首，已上了高台，有人向他提出同样的条件，
被他拒绝，只因为送来的那个姑娘脸太扁，鼻子太尖。图卢兹的一个仆人被人指控为异端，
说他这样信仰的唯一理由是参照了他的主人、一个与他同牢的青年学者的信仰而来的。
仆人宁可去死也不听信人说主人犯了教规。我们还读到阿拉斯人的故事，
当路易十一攻下该城时，许多市民宁愿被吊死也不愿喊：“国王万岁！”

在纳森克国，即使今日还是，教士的妻子要随同死去的丈夫被活埋。
其他妇女则在丈夫葬礼上被活活烧死，不但要神色平静，还要高高兴兴的。
当国王驾崩被火化时，他的所有后妃、宠姬，一大批官员奴仆，兴高采烈地扑向火堆，
跳入火中，他们觉得给先王伴驾是极其光荣的事。

在阿谀奉承的弄臣中间，有人临死前也不放弃装疯卖傻。有一个人，当刽子手要推他时，
大叫道：“开船啦！”这是他的口头禅。还有一人躺在火炉前的草褥上快要断气时，
医生问他哪儿痛，他回答：“板凳与火之间痛。”那位神父要给他做终敷仪式，
摸到他因病而缩回的双脚好涂上圣油，他说：“您可以在我两腿的头上找到啊。”
那人劝他把自己托付给上帝，他问：“谁上那里去？”

“上帝愿意的话，您不久就可以去了。”另一人回答。
“那我明天晚上到那里……”

“您要把自己托付给他，您不久就要到了。”

“那样的话，”那个人说，“不如我自己给他说吧。”

我听父亲说，最近跟米兰的几次战役中，城市几次失而复得，老百姓实在忍受不了命运反复无常，
决心不惜一死，盛传至少有二十五个家族族长在一周内自杀身亡。克桑西城也发生了相似的事，
在布鲁图围城时期，城里人不论男女老幼，纷纷冲出城门，怀着那么急切的欲望，
一心想着赴死，决不苟且偷生；以致布鲁图斯好不容易才救出一小部分人。

任何观念都很强烈，让人不惜一死也愿意去接受。在米底亚战争中，
希腊人立下和遵守的庄严誓言，第一条就是每个人愿意以死亡换取生命，
也不以希腊法律换取波斯法律。在土耳其与希腊的战争中，我们看到多少人宁可接受残酷的死亡，
也不愿放弃割礼而改行洗礼？

这说明没有事情是宗教做不到的。

卡斯提尔国王把犹太人赶出了国土，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向他们出让避难所，一人收八埃居，
约定在某天要离开；他答应提供船只把他们运往非洲。到了日子不服从的人沦为奴隶，
但是船只提供不足，上了船的人受到水手的粗暴虐待，除了各种各样侮辱以外，
水手还有意在海上戏弄他们，船只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后退，直至他们吃完随身所带的干粮，
被迫向水手购买，价格昂贵，行期拖延又长，当他们终于上岸时，除了身上的衬衣以外已一无所有。
这一非人待遇的消息传到还在陆地上的人的耳朵里，大多数人决定做奴隶，
一部分人做出样子要改宗。

曼努埃尔一世继承王位，首先让他们恢复自由，后来又改变了主意，限定他们时间离开，
指定三座港口供他们出海。据近代最杰出的拉丁历史学家奥佐里乌斯说，
国王让他们恢复自由，却没能叫他们皈依基督教，于是希望他们像同胞那样走上艰难的旅程，
遭受水手的掠夺，离开他们习惯奢华生活的故乡，到异乡僻谷去过日子，这会使他们回心转意。

但是他哪里知道，那些犹太人都决心渡海，他又撤去他已答应的两座港口，
让旅程的时间长而不便，促使有的人重新考虑；还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
以便更容易实施他已拟定的计划。这就是他下令从父母手里夺走全体十四岁以下的儿童，
送到他们看不到、接触不到的地方，在那里让他们接受我们的宗教教育。
他们说这种办法造成的景象惨不忍睹。父子亲情，再加上对他们古老信仰的热诚，
让他们抗拒这个粗暴的命令。到处可见父母自杀身亡，更为可怖的是在爱心与同情的冲动下，
把他们的孩子推入井内逃避法律。这时他给他们预设的期限已到，还是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他们又沦为奴隶。一部分人做了基督徒。至今一百年过去，
尽管习惯与时间长久会比任何压制更叫人俯首帖耳，
还是有很少的葡萄牙人相信这些犹太人及后裔改了宗。“多少次不但我们的将领，
还有全体士兵，奔向肯定的死亡！”（西塞罗）

且说哲学家皮浪，有一天在船上遇到大风浪，
对周围最惊慌的人指出并鼓励他们要以船上的一头猪为榜样，它毫不在乎风吹雨打。
所以敢不敢说我们那么自豪和尊敬的理智，自夸有了它成为万物之灵、众生之王，
其优点就是让我们在心中产生恐惧？对事物不认识时内心恬静安宁，认识后会惊慌失措，
这使我们的处境比皮浪的猪还糟糕，那又何必去认识呢？我们获取知识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
而今用来违背自然法则和打乱宇宙秩序，岂不是在毁灭自己吗？
宇宙秩序是要每个人利用自身的工具与手段得到福祉。

好吧，有人会对我说，您的规则适用于死亡，但是对贫困您又有什么说的呢？
还有病痛，亚里斯提卜、希罗尼姆和多数哲学家都认为病痛是最后的苦难，他们嘴上不说，
实际上是这么认为的，您又怎么说呢？波西多尼乌斯患了一种痛苦的急性病，
受到极大的折磨，庞培来看他，道歉说选择了这么一个不合适的时间向他讨教哲学问题。
波西多尼乌斯对他说：“感谢上帝，还不致让病痛压倒我，让我连哲学也探讨不了。”
于是他大谈蔑视痛苦这个哲学命题，可是疼痛还是不停地发作，使他难以忍受。
他对着它大喊：“疼痛，我不说你弄痛了我，你就是发作也白搭。”这则故事被后人传为佳话，
但是对疼痛的蔑视又带来什么呢？他只是在口头上论证，如果这阵阵疼痛让他没感觉，
为什么他不继续讲自己的课呢？为什么他认为不把疼痛称为苦难是件不了起的事呢？

其实这一切并不都出于想象。我们对其他各抒己见，这却是确凿无疑的科学在扮演自己的角色。
就是我们的感觉也在做出判断，

感觉若不可靠，理智也就完全不成立。
——卢克莱修

只有疼痛而无其他危害的病，我们都说是不碍事的；牙痛、风湿痛不管怎样痛，
只要不危及生命，谁把它看成是病呢？那就让我们假设，我们在死亡中看到的主要是疼痛。
就像贫困使人害怕的，也只是一旦摆脱不了贫困，就会受饥渴、冷热、难眠之苦。

那么让我们只谈疼痛。把疼痛看作是人生最大的祸害，我是太乐意了；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那么害怕疼痛，逃避疼痛。到现在为止，感谢上帝！
——还没有大病大痛过。但是病痛还是在我们体内，即便不能消除它，
至少通过隐忍可以减轻它。当肉体受苦时，让心灵与理智保持刚毅。

如果不这样，我们之间还会有谁去崇尚德行、勇敢、力量、宽宏和决心？
如果不去挑战疼痛，这些品质又在哪里得到展示？“勇敢者渴求危险。”（塞涅卡）
如果不需要露宿野地，全身披挂忍受中午的烈日，吃驴马肉充饥看到自己遍身鳞伤，
从骨头里取出子弹，忍受缝合、烧灼、用导管之苦，又从哪里去培养超过凡人的优良品质呢？

贤人的教诲就是不要躲避坏事与痛苦，那些有益的事情中愈是艰难的愈值得去做。
“寻欢作乐、声色犬马是轻浮的伙伴，与它们为伍其实并不快活；
处于逆境坚定平静，经常更为幸福。”（西塞罗）

此外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从生理上说，疼痛愈强烈时间愈短；疼痛时间愈久也愈轻，
“疼痛愈强愈快，愈久愈轻”（西塞罗），你若感觉痛过了分，你就不会痛太久；
它不是自己消失，就是使你消失；这两者过头来是一码事。你若对它不能承受，它就把你带走。
“你要记住，剧烈的疼痛会被死亡结束，轻微的疼痛有许多断续，中等的疼痛我们能够应付。
可忍受的我们忍受；不可忍受的我们可以像离开一家戏园。离开不愉快的人生躲避。”（西塞罗）

我们所以那么不耐烦去忍受疼痛，是不善于去发现心灵中的主要满足，对它没有足够的期待，
其实它是我们处境和行为的唯一至高无上的主宰。身体只有一种状态和一种反应，
除了程度上的不同。而心灵多姿多彩，变化无穷。身体上的感觉与其他一切外界事件，
不论是什么样的，心灵感受到之后都会做出反应。然而必须对它探讨研究，
激发它内在的强大活力。任何理智、规章和力量都不能牵制它的倾向与选择。
它具备成千上万种感应，让它做出一种最有利于我们太平无事的感应，
这样的话我们不但能够免受任何冲击，若适当的话还要欢迎，甚至鼓动冲击与痛苦。

心灵可以一律从中得到好处。即使谬误与梦想也可像一件好事为它妥善利用，
保我们安全，令我们满意。

不难看到刺激我们内心痛苦与肉欲的是精神的尖刺。动物的精神是封闭的，
由身体来表达它们自由与直接的感觉，因而从它们行动的相似性中看到，
差不多每个兽种都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不去干扰，让肢体来自由地支配自己，可以相信我们处境会更好些，
大自然会让它们对痛苦与肉欲有一种适度正确的脾性。

大自然对一切一视同仁，也就不会不恰如其份。可是由于我们已经脱离了自然的规范，
任凭自己的想象力恣意妄为，至少让我们自救，把想象力朝向愉悦方面发挥。

柏拉图担心我们陷入痛苦与肉欲而不能自拔，从而把心灵束缚得不能动弹。
而我有相反的看法，这会使肉体与心灵两下分离。

这样就像敌人见我们逃跑变得更嚣张，痛苦看到我们不寒而栗也更猖狂。
谁迎着它不服输，就会压下它的气焰。必须奋起反抗。畏惧退缩，反而受到威胁招致毁灭。
身体绷紧了更勇敢抵挡冲突，心灵也是如此。

但是让我们谈一些更适合我这个心灵脆弱的人的例子，我们从中看到疼痛就像宝石，
全凭把它衬托在什么样的金属片上显得更亮还是更暗，全看我们认为它多痛就是多痛。
圣奥古斯丁说，“他们对疼痛想到多少，也就疼痛多少。”外科大夫的剃刀一划，
我们会比激战时中了十剑还痛。医生，即使是上帝，都认为分娩的痛苦是巨大的，
我们奉上了许多仪式，而在有的国家丝毫不当它一回事。

斯巴达妇女我不谈，且说随我们步兵出征的瑞士兵的妻子，您发现有什么不同吗？
就是看到昨天还在她肚子里的孩子，今日挂在脖子前，自己跟着丈夫在小跑行军了。
这些冒牌的埃及妇女，沿途接收进来的吉卜赛人—
—她们自己到附近的河流里给刚出世的婴儿和自己洗澡。
除了那么多少女天天都在偷偷怀孩子和养孩子以外，还有那位罗马贵族萨比努斯的贤淑妻子，
为了他人的利益，独自生了一对双胞胎，没有人帮助，不喊叫，不呻吟。

一个斯巴达男孩偷了一只狐狸（他们一时糊涂偷了东西，害怕受辱，更甚于我们害怕受罚），
把它藏在斗篷里，为了不被人家发现，宁可忍受它在咬他的肚皮。
另一个人在献祭时烧香，炭火跌落到他的衣袖内，为了不惊扰圣事，宁愿让火烧到骨头。

还看到许多斯巴达人，根据他们的培育制度，只是考验一下品德，在七岁时经受鞭打，
打死也不改变脸色。西塞罗看到他们成群结队相互拳打脚踢，用牙齿咬，决不认输直至昏倒。
“习俗从来不曾征服过天性，因为天性是不可战胜的，但是我们由于好逸恶劳，游手好闲，
毒化了心灵，用成见和恶习又软化与腐蚀了心灵。”
（西塞罗）每个人都知道穆西乌斯·塞沃拉的故事，他潜入敌营去刺杀敌酋，没有成功，
他想到了一个奇异的方法为自己立威，给国家解围，向他的谋杀对象波塞那国王坦白了自己的计划，
还说在他的兵营里还有一大批罗马人，都像他一样是这项计划的同谋。
为了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一条汉子，叫人拿来一盆火，看着自己的胳臂烤焦，
直到敌人也看不下去，命令把火盆撤走。

还有人在手术开刀时，不是不愿放下手中读的书么？有人不停地尽情嘲笑人家加在他身上的痛苦，
惹得给他上刑的刽子手恼羞成怒，发狠对他施加各种各样的酷刑，接二连三，还是不得不承认他赢了。
这还是一位哲学家呢。还有恺撒的一名角斗士，总是脸带笑容让人掰开伤口疗伤。
“哪个平凡的角斗士发出过呻吟或变过脸色？哪个不论站着还是倒下，
让人见到过畏畏缩缩？哪个倒在地上接受死亡时扭转过脖子？”（西塞罗）

女人也可在此谈一谈。谁没听说过巴黎一位妇女为了追求肌肤娇嫩鲜艳，宁愿换上一身皮？
有的人把自己健康完整的好牙拔掉，只是要使声音更加温柔动听，
或者是要使其他牙齿排列更加整齐。这类不怕痛的例子还有多少？她们什么做不成？
她们害怕什么？只要这样做了能够增添美丽。

她们细心拔去白发，消除皱纹换上新颜。

——提布卢斯

我还看见有人吞沙子，咽香灰，处心积虑要败坏食欲胃口，求个脸色苍白。
为了有个西班牙式的苗条身材，她们不是吃尽了苦头，束腰夹板，
两侧勒紧嵌进了肉里？是的，有时几乎昏死了过去。

当代许多国家里，有人为了表示言而又信，任意自残也是很普遍的。我们的国王亨利三世，
说了许多他在波兰做国王时见到当地发生这类轰动的事。但是，
我知道在法国也有些男人在模仿，此外我见过一个少女，为了证明誓言的真诚与坚定不移，
从头发上取下簪子，在胳膊上扎了四五下，扎得皮开肉裂，鲜血直流。

土耳其人为了情人在自己身上扎个大口子，取了火猛地贴在伤口上，摁上好长时间让血止住，
结好伤疤留下来。亲眼目睹的人写信告诉我，并发誓这是千真万确的。
为了几个小钱，土耳其每天都有人向手臂或大腿上深深捅上一刀。

我们的理念给事物定出价值，这从许多事情中都可以看出；我们不是看了事物，
而是看了自己定出价位，那就不妨先看自己。我们不考虑它们的品质、它们的用途，
而是我们得到它们所花的代价；仿佛这才是它们的实质，并不是把它们所具有的东西称为价值，
而是把我们带给它们的东西称为价值。在这方面我承认我们对自己的付出很善于管理。
付出多大，就当多大的付出来使用。我们的理念从不让它白白流失。
金刚钻的价值在于有人买，美德的价值在于实行难，虔诚的价值在于痛苦，
而良药的价值在于难以下咽。

某人为了当个穷汉，把金币抛入海中，在同一片海面上其他人四处打捞聚钱财。
伊壁鸠鲁说，富裕的本质不是减轻烦恼，而是变换烦恼而已。
说实在的，产生吝啬的不是匮乏，而是富余。在这个题目上我要说一说自己的经验。

童年以后，我在三种状况中生活过。第一阶段差不多历时二十年之久，生活来源很不稳定，
依靠别人的施舍赈济，得过且过，无固定收入。我花钱也按照得到的难易程度，
无忧无虑，随缘而定。我从来没有活得这样好过。我也没有遇到朋友向我关上他们的钱袋子，
因为我下决心做到，有事再急也急不过我在定下的期限之前把债还清。
朋友看到我为还债做出的努力，成千次同意我延期再付。以致我以诚实可靠、
不欺不瞒回报他们。

从我的天性来说，我觉得还债自有其乐趣，仿佛从肩上卸下一只讨厌的包袱，
不再是一个受奴役的人。因而我暗喜自己做了一件使别人满意的正当事。
然而那些必须讨价还价和编造理由的还债不在其内。这些事我要是找不到别人代劳，
也就难为情地也无礼地尽量拖延，害怕引起争执，那是我这个脾气，
这个说话方式绝对应付不了的。

我对讨价还价深恶痛绝。这完全是一种尔虞我诈、不讲廉耻的交易，
经过一小时的争论与砍价以后，总有一方为了五分钱的便宜做出失信和食言的事。
所以我借债经常吃亏，毫无心思登门催讨，就写信碰运气，这种做法很不得力，
也更易遭到拒绝。安排事务，我更高兴依靠星辰，也比后来依靠天命和感觉更为自在。

持家的人大多数认为朝不保夕的生活很吓人。首先他们没有想到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过日子的。
多少老实人放着安定的生活不过（还是天天有人这样做），而去追求国王与财富的飘忽不定的宠幸。
恺撒投入了全部家产，还欠了百万黄金的债，为了去做恺撒。
又有多少商人变卖庄园，筹了款子到印度去做生意？

读书对于懒汉，戒酒对于酒鬼，都是一桩苦事。节俭对于挥霍的人是酷刑，
锻炼对于虚弱好闲的人是体罚，其他事也一样。事物本身不是那么痛苦，那么困难；
但是我们的软弱与怯懦使事物看来如此。要评判事物伟大高尚，必须有一个同样的心灵，
否则我们把它们看成是卑微的，这卑微来自我们自身。一支直的船桨在水里好像是弯的。
重要的不是看事物，而是如何看事物。

以上说了那么多道理，从不同方面劝说大家要蔑视死亡、忍受痛苦，
为什么我们就不去找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道理呢？想出那么多方法去劝说别人，
为什么每个人不根据脾性选择一个用于自己身上的呢？
要是他不能消化有腐蚀作用的烈性药去根除病痛，至少他选用镇静剂去缓解病痛。
“不论对待欢乐还是痛苦，我们总受一种缺乏刚强、没有价值的偏见支配。
当我们的心灵崩溃软弱的时候，给蜜蜂蜇一下也忍不住要叫喊，最主要是有自制力。”（西塞罗）

论习惯与不轻易改变已被接受的法律

我发现我们身上的最大恶习都在幼年时已见端倪，最主要的教养是由乳母一手造成的。
母亲看到孩子拧断鸡的脖子，追打一条狗和一只猫，只当是种消遣。而父亲更是愚蠢之至，
看到儿子对着一个无以自卫的农民或仆人又打又骂，当成是尚武精神的好苗子；
看到他对同伴刁滑欺骗，当成是机灵的表现。

这些实在是残酷、暴戾、不讲信义的种子与根源。在那时候发芽，茁壮成长，
成了恶习后难以铲除。以年幼无知或鸡毛蒜皮小事为由而原谅这些不良倾向，
这是后患无穷的教育方法。首先，这是天性在说话，声音还尖细，因而也更纯更响。
第二，欺骗的丑恶并不在于骗取的是金币还是别针，而是其本身。
因而我认为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既然他会骗别针，怎么就不会骗金币呢？”
这要胜过另一种说法：“他只是骗别针，要是金币就不会这样做了。”

应该细心教育孩子从情理上去憎恨罪恶，识别它们本质上的丑陋，不仅在行动上，
而且在心灵上都要远远躲开；不论罪恶戴着什么假面具，一想到就厌恶。

我从小受教诲要走正道，厌恶在游戏时弄虚作假（必须指出儿童的游戏决不是游戏，
应该看作是他们最严肃的行为），因而我知道，不论怎么消闲的娱乐，
我总是率性自然地去玩，绝对厌恶从中作弊。我玩牌赌小钱，就像赌大钱时那么认真，
跟妻子与女儿玩赢了还是输了，根本不在乎，也玩得挺高兴。我的眼睛无处不在，
监督自己规规矩矩，没有人会看得我更严格，更较真。

我刚才看到家里来了一位南特人，身材矮小，生来缺少胳膊，他训练双脚做手该做的事，
动作娴熟，以致两脚大半儿忘了天生的功能。而且他称脚为手；他使用刀切东西，
上膛打枪，穿针引线，缝纫写字，脱帽子，梳头发，玩纸牌掷骰子，熟练程度不输于别人；
我付他钱（因为他靠表演为生），他用脚就像我们用手接一样。

习惯在我们的心灵中一往无前扎下根，产生的奇特印象使大家更可看出它的效果。
它对我们的判断力与信仰还有什么做不到吗？若有什么离奇的思想
（我且不说宗教中信口开河的欺骗伎俩，多少大国、多少自以为是的大人物对此沉湎不醒；
因为这部分的信仰是人类理智解释不清的，那些没有受神明圣恩照耀的人迷失在里面还情有可原），
也离奇不过人心中建立的这个思想，正应了古人的这句感叹：
“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观察和探索大自然，却去要求受习惯蒙蔽的人为真理提供证据，
这岂不难为情！”（西塞罗）

奇迹的存在是根据我们对大自然的无知程度，不是根据大自然的本身。
习惯蒙住我们判断的眼睛，或使我们丧失判断力。野蛮人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
就像我们也没有更多理由值得他们这样。一个人要是亲身经历了这些新事例，
设身处地考虑，正确地比较，也会承认这一点。

人的理智是一种颜料，差不多剂量均衡地注入了我们所有的看法与习俗，
不论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的，物质上无穷无尽，花色上也无穷无尽。

我再回头来说。有的民族，除了他的妻儿以外，谁对国王说话都要通过传话筒。
在这同一个国家，处女把私处露在外面，而已婚妇女则小心遮盖。
另一个地方存在一种风俗与此相仿，贞操只是婚后才须遵守，而未婚女子可以随便委身于人，
怀了孕用土方堕胎，从不隐瞒。

从前克里特岛岛民要诅咒一个人，他们祈告神让他养成坏习惯。

然而习惯的最大威力就是抓住我们不放，蹂躏我们，以致我们靠自身力量很难摆脱，
恢复自我，对它的种种霸道做法进行反思与理论。说来也是，
我们随着生后喂奶的同时也在吮吸霸道的汁液，第一眼看到的世界就是这副面目，
也就好像我们生来凡事就要按此办理。看到四周颇受重视的普遍想法，
被父辈灌输到心灵中，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了。

从而认为不符合习俗的，就不符合理智。上帝才知道十之八九情况下是多么没有理智。

我们这些研究过自己的人已经学会了这样做，谁听到一句格言，立即考虑如何适用于自身，
不是看它说得机智聪明，而是对自己平庸愚蠢的判断来说是一个良好鞭策。
但是大家听到具有真知灼见的话，都觉得这是针对他人而不是自己而言的。
不是运用到习俗中去，而是保留在记忆中，非常愚蠢，非常无用。让我们继续谈习俗的霸道吧。

受自由与自律思想培育的人民，认为其他一切政体都是不近人性、违反自然的。
受君主制统治的人民也一样。不论命运提供他们多么顺利改变处境的机会，
当他们千辛万苦摆脱了一个君主的暴政，又会同样千辛万苦去扶上一位新的君主，
因为下不了决心去仇恨君主制。

相同建议产生不同结果

奥古斯都皇帝在高卢时，得到密告说柳希厄斯·秦那正在密谋反对他。他决意报复，
为了这事要在第二天召集朋友商议，但是当天夜里他辗转不安，
考虑到他不得不处死一位望族的青年、庞培的侄子。他也提出不少理由感到自己很委屈，
他说：“怎么，人家会说我自己终日提心吊胆，却让要杀我的凶手逍遥法外？我身经百战，
在陆上打，在海上打，保留下了这颗头颅，而他对它攻击了以后就可一走了事吗？
现在我给全世界带来了普遍和平，他不单是要谋杀我，还要把我作为祭品，
难道就该宽恕了吗？”因为这场阴谋要求在他祭祀时把他干掉。

这样说完以后，沉默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说，声音更响，责怪自己：
“有那么多人要你死，你又为什么活着？你又会没完没了地复仇和施虐？
你的生命就值得做出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来保存吗？”他的妻子利维娅见他焦虑不安，对他说：
“要不要听一听女人的忠告？学医生是怎么做的，当常用的方子不起作用，他们会试一试相反的药。
你手段严酷，至今没有见效，萨尔维迪努斯谋反以后接着是李必达，李必达后是穆雷纳，
穆雷纳后是凯庇奥，凯庇奥后是埃格纳提乌斯。不妨试一试用温和仁慈的方法后看会怎么样。
秦那认罪了，那就宽恕他，今后他不会伤害你，会赞扬你的光荣。”

奥古斯都为找到了一位说话正中心意的辩护士十分高兴，谢过妻子以后，取消跟朋友的议事会，
下令叫秦那单独前来见他。把其他人都请出房间，给秦那一个座位坐下，对他这样说：
“秦那，首先我要求你静静听，不要打断我说话，我会给你留出充裕的时间回答。
秦那，你知道你是我从敌营中带过来的。你不只是与我为敌，而且从身世来说也是我的敌人，
我却救了你，还把你的全部财产悉数归还给你，让你的生活安逸舒适，
连得胜者也羡慕你这位失败者的境遇。你向我要求大祭司一职，我给了你，
其他人我都不给，而他们的父亲还曾跟着我南征北战，你欠了我那么多恩情，
却密谋要暗杀我。”

秦那听了大叫，说他头脑里从来没有闪过这样的恶念。奥古斯都接着说：
“秦那，你没有遵守你答应我的诺言；你向我保证不会打断我的话。
是的，你密谋要暗杀我，某地，某天，在某个战役中，用某种方式。”
他听他说出这些事惊骇不已，不出一声，这不是遵守不说话的诺言，而是良心在受拷问。
奥古斯都又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想当皇帝吗？
假若只有我在阻挡你得到帝国，国家大事真是糟糕。
你连自己的家也保护不了，最近还把官司输给了一个普通公民。
怎么，你除了暗算皇帝以外就没有其他事可做了吗？如果只是我阻碍你实现希望，我就离开帝国。
你以为波勒斯、法比乌斯、科萨人和塞尔维利乌斯人会容忍你吗？还有一大批贵族，
不但门第高贵，而且德高望重，会容忍你吗？”
还说了许多其他的话后（因为他独自说了整整两个小时），
对他说：“走吧，秦那，你是叛徒，杀人犯，我饶你一命，就像从前你是敌人，
我饶了你一命。但愿从今天起我们开始产生友谊；看看咱们两人谁更讲信义，
我这个饶了你一命的人，还是你这个捡了一命的人。”

他说了这话就跟他分手了。不久以后，他任命他为执政官，还怪他不敢开口向他要。
此后他们成了生死之交，秦那还是奥古斯都唯一的财产继承人。
这件事发生在奥古斯都四十岁时，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密谋反对他，
他的宽容得到了公平的报酬。但是我们的亲王的遭遇就不同了。
他的宽宏大量没能使他日后不落入类似的背叛者的罗网。人的谨慎都是空费心机，
无济于事。命运可以透过我们所有这些计划、忠告与预防去左右事件。

每件事物都有不同的特点与境况，要看清和选择其中最有利的去做实在无能为力，
这就使我们举棋不定和手足无措。当一切考虑都对我们不合适时，最可靠的方法以我来看，
是采取最诚实与最正义的做法；既然看不清最短的路，永远走最直的路；
在我刚才提出的那两个例子，毫无疑问，那个受到冒犯的人给予原谅，
要比采取其他做法更为高尚慷慨。如果第一例的那个人被害了，那也不能责怪他的好心。
他若采取相反的做法，是否能够逃过命运的安排，也在未定之天；若那样做了，
他也失去了做大好事的荣耀。

综观历史，心怀这种恐惧的人不少，大多数人赶在针对他们的阴谋实施以前进行报复和大施酷刑。
但是我看到这个做法收效甚微，那么多罗马皇帝可以为证。
身处这种险境中的人切不可太相信自己的力量与警惕。
因为要提防的敌人往往就是我们身边假仁假义的朋友，要识破这样的面具，
要看清我们左右辅弼的意图与城府，真是谈何容易！

有一个外国人到处说，如果叙古拉的僭主狄奥尼修斯给他一大笔钱，他可以传给他一个方法，
正确无误地察觉和发现他的臣民针对他在搞什么阴谋诡计。狄奥尼修斯听到报告，
叫他进宫说一说这门对他那么有用的统治术。这个外国人对他说，这门法术其实不是别的，
就是给他一大笔钱，并向外界放风说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种奇术。

狄奥尼修斯觉得这是个聪明的创意，赏给他六百埃居。给一个陌生人付了那么一大笔款子，
那就不会不是学到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本领，这样一传使他的敌人不能轻举妄动。
君主得到有人图谋他们生命的情报，总是明智地公之于众，让人相信他们消息灵通，
若有风吹草动他们不会不知道。

雅典公爵在佛罗伦萨建立他的专制统治初期，做了许多蠢事，最大的莫过于下面这件事。
雅典人正在密谋反对他，其中一个参与者马代奥·迪·莫罗佐，给他发出第一声警告，
他却下令把他杀了，抹煞这个事实，不让外界知道雅典城会有人不满意他的正确统治。

这使我想起从前读到的一个罗马人的故事，他是个显贵，在逃避三头政治的暴政过程中，
全靠足智多谋屡屡逃过追捕者的掌心。有一天一队骑兵奉命来抓他，
跑过了他藏身的一片矮树林，没有发现他。但是他在这个时刻，
想到自己长期以来为了逃脱官府的天罗地网，东躲西藏，这样的生活实在少乐趣，
与其永远处于惊魂不安之中，还不如一死了之，他自己去把他们叫了回来，
说出自己的藏身之地，任凭别人千刀万剐，他们与他双方都不用再相互折磨了。

向敌人自首，这个做法不够男子汉气概。然而我相信，终日提心吊胆，面对一个无法走出的困境，
还不如采取那个做法。但是，既然一个人所能采取的预防措施充满不安与不确定性，
那就不妨镇定自若地戒备一切可能发生的坏事，若发生没料到的好事多少也是安慰了。

论学究式教育

我们学习只是让记忆装满，却让理解与意识空白。犹如鸟儿出去觅食，
不尝一尝就衔了回来喂小鸟，我们的学究也从书本里搜集知识，
只是挂在嘴边，然后吐出来不管被风吹往哪里。

妙的是我这人本身何尝不是蠢事的例子。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么？
我从书籍中随时摘录我喜欢的警句名言，不是为了记住，我这个记性不好，
而是为了用到这部书里，说实在的，不论在这里还是在源文本里都不是我原创的。
我相信，我们不是依靠过去的也不是依靠未来的，而是依靠现在的知识才做上个有学问的人。

但是更糟的是，他们的学生和孩子都不以知识充实自己、营养自己；
只是把知识辗转相传，唯一的目的是炫耀自己，娱乐大众，当作谈话资料。
像一枚不流通的筹码除了计个数扔掉以外，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我们接受了他人的看法与学问，仅此而已。必须把这些看法与学问化为自己的。
正像那个到邻居家去借火的人，看到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就留在那里烤火了，
却忘了取火回家这件事。肚子里塞满了肉而不把它消化，不转化为自身的养料，
不健壮体格，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卢库卢斯没有经验，通过书本成为一名大将，
我们怎么相信他会像我们这样学习的吗？

我们让自己重重靠着人家的胳膊走路，也耗尽了自己的力气。我要武装自己去克服死亡的恐惧吗？
去向塞涅卡讨教。我要为自己成为别人找些安慰话吗？去向西塞罗讨教。
我若早已融会贯通，就不用向谁讨教了。我不喜欢这种时时求助于人的依赖性。

虽则可以用别人的知识使自己长知识，可是要聪明那只有靠自己才会聪明。

第欧根尼嘲笑语法学家，他们只关心打听尤利西斯的毛病，而不知道自己的毛病；
音乐家调谐自己的笛声，却不会调谐自己的习惯；演说家头头是道讲正义，却不会贯彻正义。

如果我们的心灵不走向健康，如果我们的判断力不改进，我宁可让学生打网球消磨时间；
至少身体可以更矫健。看看他从那里学了十五六年回来，没有什么是用得上的。
在他身上多了的只是，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使他比离家前更神气与尖刻。
他原该带回一个充实的心灵，而今却是虚空的；没有茁壮长大，只是浮肿虚胖。

这样的教书先生，就像柏拉图说的诡辩学家——他们的叔伯兄弟——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切人中间对人类最有用的人，其实是一切人中间唯有他们不把人家交付的工作，
像木匠、泥瓦匠那样做好，反而做坏，还要对他们做坏的事付报酬。

普罗塔哥拉给他的弟子立下规矩，他们要么按照他的定价付学费，要么到神殿去宣誓，
按照从他的教学中得到的好处来交束脩。如果遵照后一个办法，
我的那些教师在听了我的经验之谈必然会感到失望。

我用佩里戈尔方言把这些小文人戏称为“Lettre-ferits”，就像大家说的“Lettre-ferus”，
从意思来说，就是“打印在脑子里的文字”。说真的，他们好像经常被打得失去了常识。
因为农夫和鞋匠，你看他们简单朴实地过自己的生活，说他们知道的东西；
而那些人靠着脑海中漂浮着的一些知识抬高自己，神气活现，不断地陷入尴尬境地，脱不了身。
他们说出来的漂亮话，要由别人去做。他们知道罗马名医盖伦，却一点不了解病人；
他们会在你的脑袋里填满法律条款，却找不出案件的症结。他们知道一切事物的理论，
却要找人付诸实施。

我看到来做客的一位朋友，为了消磨时间，跟这样一个人交谈，造怪句子，前言不搭后语，
意思生搬硬套，时时又穿插一些辩论用语，就这样纠缠着那个蠢人玩了一天，
而那人还真以为在回答人家对他的反驳。那人还是颇有声望的文人，穿一件华丽的长袍。

这类学究遍布各地，谁对他们仔细观察，就会像我一样发现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懂自己说什么，
也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他们记的事很多，判断力很差，莫不是他们这方面天生就是与众不同。

我见到阿德里亚努斯·图纳布斯，他除了文学以外没有做过别的事，
在这方面依我看来是千年一逢的大人物，他没有一点学究气，不过他穿长袍，
从社交观点来看外表不够正规，这都是些小事。他讨厌我们这些人，
认为长袍比扭曲的心灵还更受不了，凭行礼方式、仪表和靴子来判断一个人。
从内心来说他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我有时有意引他谈一些他陌生的话题；
他目光敏锐，悟性高，判断正确，仿佛他的事业向来都是指挥战争，治理国家。
真是经邦济世之大才，

虽然教育不良也是顶天立地存在。然而不让教育腐蚀我们还是不够的，更要它培育我们。
我们的法院招聘人才，考官只测试他们的知识；另一些法院还加试一桩案例考查他们的判断力。
我觉得后者的做法要好得多。其实这两种考试都不可或缺，应该并存，
实际上对知识的要求不及对判断的要求重要。有判断可以不要知识，有知识不可不要判断。
因为像这句希腊诗说的：

缺了理解力，知识有何用？
——斯多巴乌斯

知识是良药，但是不管什么良药因药罐保存的质量差，都会变质失效。一个人可以看得清，
不一定看得准，从而看到好事不去做，学到知识不会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主要条例，
按照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能做一切，一切也由天性去做。脚跛的人不宜做体力运动，
心灵跛的人不宜做智力运动；劣质与庸俗的人不配学哲学。看到一人脚上穿双破鞋，
我们就会说他是鞋匠谁都不会奇怪。同样经验好像也在告诉我们，与常人相比，
经常还是医生不好好服药，神学家不好好忏悔，学者不好好充实自己。

从前，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说得有道理，谁听了哲学家的话都会贻误终生，
尤其是大多数人都不知如何应用他们的教益，不会用于好处，而会用于坏处：
“可以说从亚里斯提卜学派出来的是淫棍，从芝诺学派出来的是野人。”（西塞罗）

在色诺芬提到的波斯人教育中，我们发现他们培育儿童品德，就像其他民族培育儿童文艺。
柏拉图说他们继承王位的长子就是这样教育的。太子一生出来，不是交给妇女，
而是交给国王身边德高望重的太监。太监负责锻炼他有一个健美的体魄，七岁教他骑马狩猎。
到了十四岁，给他配备国内最贤达、最正义、最节俭、最勇敢的四个人，对他进行培训。
第一人教他宗教；第二人教他做人真诚；第三人教他如何清心寡欲；第四人教他大无畏精神。

论儿童教育

我还从未见过哪个父亲，因儿子是癞子或驼背而不愿认他的。这不是因为过于钟爱而看不到这个缺陷，
而是因为这总是他的骨肉。我也是比谁都看得清楚，
我的这些文章只是在儿时对学问学了些皮毛的人在说梦呓而已，只记得一个模糊不全的印象，
东扯西拉，一知半解，倒是十分法国式的。

因为，总的来说，我知道有一门医学，一门法学，数学分四学科，以及它们大致针对的是什么。
可能我还知道学问一般是为人生服务的。但是我从没深入探讨，
苦心孤诣研究现代知识之父亚里士多德，或者对哪门学科锲而不舍。也没能对一门艺术进行概括。
中级班的哪个学生都可以说比我懂得多，我甚至没有资格用他的第一课书去考他这里面说什么。
若要逼我这样去做，我只能勉强出些一般性题目，以此考查他们天生的判断力，
这课目对他们是陌生的，就像他们的课目对我也是陌生的。

我从来不曾扎扎实实读过一部有分量的书，除了普鲁塔克和塞涅卡；
我从他们的著作中汲取知识，但像达那伊得斯，不断地往无底洞里灌水与放水。
我有什么领会写在纸上，很少记在心里。

历史是我的狩猎目标，还有诗歌我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如克里昂特斯说的，
声音钻过狭窄的喇叭管，出来时更尖更响，我觉得名句受到诗韵的种种束缚，
挣脱出来更有力量，对我的冲击也更大。至于我的天赋——这部书对它是一场考验——
我感到它在重压下弯下腰来。

我的观点与看法只是在摸索中渐渐形成，犹豫摇摆，趔趄不前。当我尽量往前走远时，
没一次感到满意。可以看到远处的城的轮廓，但是也如坠云雾中模糊不清。
在使用自己的语言如实表达偶然出现在思想中的东西时，
经常我会在名家的著作中碰巧遇到我已尝试谈论的主题，
例如不久前在普鲁塔克作品中正好读到他对想象的论述，我必须承认与这些人相比，
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麻木鲁钝，也不由得自怜自贬起来。

但是也使我感到欣喜的是，我的看法有幸与他们的看法相遇在一条路上，虽则我远远落在后面。
我还知道——不是人人都这样明智——我与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然而我还是照样发表我的一得之见，
浅薄孤陋，不因在比较中发现缺陷而用他们的话来粉饰和掩盖。
跟这类人物并肩而行必须有挺直的腰板。我们这个世纪里那些下笔轻率的作家，
在他们不值一提的作品中整段照抄古人文章炫耀自己，效果适得其反。
因为这两者的文采高下悬殊，判若云泥，反使抄袭者显得更加苍白丑陋，实在是得不偿失之举。

我发现那些人在做的事，就是穿上别人的盔甲，连个手指头也不露出来，
把古人的思想东拼西凑来实行自己的计划，这对于有知识的人做这类人云亦云的题目还不易如反掌？
对那些人偷偷摸摸窃为己有，首先是不正义和怯懦行为。他们自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见解，
千方百计盗用别人的来标榜自己，更为愚蠢的是乐于用欺诈去骗取庸人的盲目赞扬，
在有识之士面前自贬身价，其实只有他们的称颂才是重要的，而今他们对于剽窃的文句只会嗤之以鼻。

我做什么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我引用别人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
我不是指那些诗句集，这本来作为汇编出版的，我见过除了古人以外，当今也有编得很精致的集子，
尤其是卡庇鲁普斯主编的那部书。从这些著作中处处看出时代的智慧，
利普修斯在那部博学的巨作《政治》中也这样。不管怎样，我想说的是不论什么荒谬的想法，
我都不会去有意掩饰，就像我的一张秃顶灰发的肖像画，画家画上的是我的脸，
不要是一张十全十美的脸。因为这里写的是我的想法与意见；我写出来的是我信仰的东西，
不是要人相信的东西。我在这里的目的是袒露自己，要是新学的东西使我改变的话，
这个自己到了明天可能会不同了。我没有权威到要人相信我，也不奢望这样的事，
觉得自己学识浅陋，不配去教育别人。

有的教师不停地在我们的耳边絮聒，仿佛往漏斗里灌水，我们的任务只是重复他跟我们说的话。
我要他改正这种做法，一开始，根据他所教的人的智力，因势利导，教他体会事物，
自己选择与辨别；有时给他指出道路，有时让他自己开拓道路。我不要老师独自选题，
独自讲解，我要他反过来听学生说话。苏格拉底，后来的阿凯西劳斯都是首先让弟子说话，
然后再是他们对弟子说话。

执教的人高高在上，大部分时间损害要学习的人。
——西塞罗

教师不但要学生记住课本中学过的词，还要理解词的意义与要旨；
评估学生的成绩不是去证明他记住了多少，而是生活中用了多少。按照柏拉图的教学法循序而进，
对学生刚学到的知识，要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检查他是否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的东西。
吞进的是肉，吐出的还是肉，这说明生吞活剥，消化不良。吞进胃里的东西是需要消化的，
胃没有改变它的内容与形状，那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受五花八门思想的影响，受书本权威的束缚，我们的心灵都是在限制中活动。
脖子套了绳索挣不脱，也就不会有轻快的步伐。我们失去了活力与自由。

让他语言中闪烁良知与美德，唯理智作为指引。让他懂得，若在论说中发现错误，
虽然别人尚未发现，也要改正，这是判断与诚实的表现，也是他追求的主要品质；
坚持与否认错误是常人的素质，愈庸俗的人中愈明显；补偏救弊，知过必改，
当机立断放弃坏主意，这都是一种罕见的、强有力的哲学家风度。

要关照他，与人相处时要时刻留个心眼儿；因为我发现最前面的位子往往被平庸之辈占据，
大富大贵的人不一定有才华。

我看见坐在餐桌上座的人，闲谈的是某块挂毯的华丽或希腊马姆塞葡萄酒的醇厚，
而另一端的许多妙言隽句却没有人听到。

他要观察每个人的特长：放牛人、泥瓦匠、过路人；应该懂得利用一切，学习各人之所长；
因为一切都是有用的，即使从别人的愚蠢和弱点中也可学到东西。仔细观察一个人的举止风度，
心头就会产生想法，羡慕优雅的，鄙弃低俗的。

广泛接触世界，有助于对人性的判断，可以做到洞若观火。我们都自我封闭，目光短浅，
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东西。有人问苏格拉底从哪儿来。他不回答说“从雅典来”，而是说“从世界来”。
他经天纬地，把宇宙看作自己的城市，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议论他的学问、
他的交往与他的感情，不像我们只顾到自己的眼前。

接近过哲学的人，相反会认为它是种植在一片美丽肥沃、繁花如锦的平原上；
从那里看下面事物一目了然。你若熟悉地址，也可通过绿树成荫、花草点缀的道路，
愉快地走在一条平坦的缓坡上，犹如走上了天穹之路。崇高的品德，美丽，昂扬，
令人生爱，既温存又勇敢，跟尖刻、乖戾、害怕和束缚水火不相容，它以本性为指引，
与机缘与快活做朋友；还有人跟品德从来无缘，因这个缺陷，于是把哲学说成是个愚蠢、
愁眉苦脸、爱吵架、痛苦、凶相毕露、阴沉的怪物，伫立在偏僻山顶的荆棘丛里吓唬过路人的鬼魂。

说了这么多，我可不愿意人家把这个孩子当成了囚犯。我不愿意把他交给一位喜怒无常的教师。
我不愿意损害他的心灵，像时下的要求，约束他每天十四五小时工作，像个脚夫那样辛苦。
由于生性孤僻忧郁，不知爱惜地过分专注于学习，而我们听之任之，我认为这也不好。
这会使他们拙于辞令与人交谈，错过更好的工作机会。

我见过多少同时代的人因贪求知识而傻了脑袋？卡涅阿德斯就是书读得疯疯癫癫，
连刮胡子修指甲也无暇顾及。我不愿意别人的不文明与粗野损及他的仪表堂堂。
法国的智慧在古代早有定论，历史悠久却不长久。说真的，我们今日看到的法国孩子，
其温雅举世无双；但是他们一般都够不上我们所抱有的期望；长大成人后毫无出众之处。
我听到那些有识之士说那样的学校遍地皆是，孩子送了进去都被教得傻里傻气。

对我们那个孩子来说，一间书房、一座花园、桌子与床、独处时、有伴时、白天与晚上，
一切时间、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用来学习的。因为哲学作为判断与习惯的培训师，将是他的主要课目，
也就有融入一切的特权。演说家伊索克拉特在一次宴会上，有人请他谈谈自己的艺术，
他回答说：“现在不是做我会做的事，现在是做我不会做的事。”大家都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因为大家相聚在宴席上是为了说说笑笑、品尝美食，在这时候发表演说或者引起修辞学辩论，
岂不是不伦不类，大煞风景？

其他的学科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哲学有一部分谈的是人与他的义务职责，
这是所有聪明人一致的评语，因而为了使交往融洽，在宴席和游戏中都不应拒绝谈哲学。
柏拉图把哲学请到了他的餐桌上，我们看到它如何使宾主都感到轻松，
时间与地点十分合适，虽则实际上是在讲述最高尚、造福大众的理论：

对穷人与富人同样有用，老的小的忘了它皆要受损。

——贺拉斯
因此，毫无疑问，他不会比别人悠闲。但是就像我们在藏画室里慢慢欣赏，
走的步子即使比走往一个既定的目的地要多上三倍，也不会叫我们疲惫；我们的授课也是这样，
都像是不经意间谈了起来，不限定时间与地点，天南地北海聊，将在不知不觉中结束。

游戏与运动将占一大部分学习：跑步、角斗、音乐、舞蹈、狩猎、骑马、练习刀枪。
我希望在塑造他的心灵的同时，也培养他的举止、怎样待人处世与体魄。
这不是在锻炼一个心灵、一个身体，而是在造就一个人；不该把这两者分离。
如柏拉图说的，不应该在训练中顾此失彼有所偏重，而是同样训练，就像一根辕木上同时驾驭两匹马。
听他这么说，好像没有给予体格锻炼更多的时间与关注，
还认为精神与身体可以同时进行，而不是相反。

此外，这类的教育要宽严结合进行，不是像时下所做的那样，不是让孩子去接近文艺，
而是让他们看到的尽是恐怖与残酷。请不要给我谈暴力与强权。依我之见，
没有东西比它们更加戕害和迷误善良的天性。您若想要他懂廉耻，怕惩罚，
就不要让他对此麻木不仁。但是要让他对他应该蔑视的汗水、寒冷、狂风、烈阳和各种风险
麻木不仁。在穿着、床铺、饮食方面不要让他娇生惯养；让他适应一切。不要他做个娘娘腔的小男人，
而是强壮的青少年。

不论童年、中年、老年，我一直这样相信，这样判断。
但是特别令我不悦的是我们大部分学校的这种教育法。若多一点宽容，说不定危害性要减去不少。
这是一座真正的少年犯拘留所。在他们没有堕落以前就惩罚他们的堕落，才使他们真正堕落了。
不妨在他们上课时候去看看，您只听见孩子的求饶声和教师的怒吼声。
对着这些幼小害怕的心灵，面孔铁青，手执鞭子赶着他们，这算是什么样的启智求知的好方法？
这种方式极不公正和有害。

在此还可以加上昆体良的精辟见解，他说这种专横的师道尊严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特别是体罚的使用。教室里放满花草，要比悬挂鲜血淋漓的柳条合适得多！
我让教室洋溢欢乐喜悦，出现花神与美惠之神，就像哲学家斯珀西普斯在他的学校里所做的一样。
什么对他们有利，要愉愉快快去做。有益孩子健康的肉加的是糖水，有损孩子健康的肉加的是苦水。

有人问泽克斯达姆斯，斯巴达人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勇武条例写成文字，给年轻人阅读，他回答说：
“这是他们要让年轻人去对照行动，不是去对照书本。”拿我们中学的拉丁语学生比一比，
到了十五六岁，花了那么长时间只是学习说话！
世界上充塞着废话，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会话说得太少，
而总是会话说得太多。我们半生岁月就随之而去了。他们让我们用四到五年听单词、写句子；
然后又用同样长的时间写成一篇长文，内分四五个部分；
然后又至少再用五年学会把这些编制成一篇精雕细刻的文章。这种事还是让那些以此为生的人去做吧。

一天去奥尔良的路上，我在克莱里这边的平原上遇到两位艺术教师正往波尔多去，
一前一后相差五十步。在他们身后较远处，我发现一群人，
为首的那位主人就是已故的德·拉·罗什富科伯爵大人。我的一名随从向走在前面的教师打听，
在他后面过来的贵族是谁。那人没有看到随后还有一大帮人，以为是指他的同伴，
风趣地说：“他不是贵族，他是语法学家，我是逻辑学家。”

而我们这里相反，要培养的不是语法学家或逻辑学家，而是贵族。让他们闲着就闲着吧，
我们其他地方还有正经事呢。但是我们的弟子要懂的是事情，懂了事情话自会来的，
即使话不是立即跟上，他也会慢慢说出来的。我听过有些人谦称自己不善于辞令，
装得满腹经纶，但是缺少口才，无法把它们表达出来。这是个托词。您知道我对此是怎么看的吗？
这是他们学到的观念不完整，理解也不清晰，没法梳理和领会其中的道理，
也就不能够阐明：这是他们还没有做到心中有数。

世上就有一些愚人，为了一句妙言，不惜跑出一里路去追。“有的人不是让词句去适应题目，
而是离开题目去寻找词句可以适应的东西。”（昆体良）另一人说：
“有些人为了用上他们喜爱的一个词，不惜去做他们本来无意去做的题目。”（塞涅卡）

再让我们言归正传，重要的莫过于激发孩子的渴求与热情，否则培养出来的只是驭书本的驴子。
对驴子才要用鞭子抽，以保住满口袋的学问；学问要做到有用，
不是让它留在我们的房间里，而是要与它成亲。

论友爱

子女对待父辈，不如说是尊敬。友谊靠交流而培育，他们之间差别太大不可能存在交流，
交流也可能妨害亲情的责任。父辈的一切秘密思想并不是都可以向子女直说的，
否则会过于随便有失体统；还有规劝与指正是友谊的第一要素，子女对父辈很难这样去做。

以前有过一些民族，根据习俗孩子杀死父亲；还有一些民族，父亲杀死孩子，
这是为了扫除双方有时可能彼此造成的障碍，从自然规律上一方的存在取决于另一方的毁灭。
古代有些哲学家唾弃这种天然习俗，可以以亚里斯卜提为证。有人逼着他说，孩子是他生的，
应该对他们有亲情，他开始吐口水，说这确是他生的，但是我们身上也会生虱子和小虫。
另有一个证人，普鲁塔克劝他跟他的兄弟和解，
他回答说：“我不会因跟他出自同一个洞里而重视兄弟之情。”

兄弟这个名字确实美好又充满情意，也出于这个原因他与我联结在一起。
但是财产分与不分，一个富一个穷，这都会大大损害和疏远这种兄弟情谊。
兄弟并行等速去在同一条道上前进，还免不了经常磕磕碰碰，产生冲突。
此外，志趣相投，脾性默契产生这些真正美好的友谊，这怎么会一定存在于兄弟之间呢？
父子的性格可能截然不同，兄弟也会如此。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亲戚，但是会是个凶恶的人，
讨厌的人，愚蠢的人。还有，自然法则与义务要我们保持友好关系，
我们的选择与自由意志也就更少。最能表明我们自由意志的莫过于感情与友爱。

爱情进入友爱结束阶段，就是说不再意志投合，爱情会消退，会厌倦。
肉欲的目的是容易满足的，爱情也会因它享受到了而失去。友爱却相反，期望得到它，
则会享受它，因为这种享受是精神上的，友爱在享受中提高、充实、升华，心灵也随之净化。

在这种完美的友爱之下，也曾有飘忽的感情在我心里停留，更不用提拉博埃西，
他在那些诗篇已做了太多的表白。因而这两种情欲我都有过，彼此并不排斥，
但是两者也不能相比：友爱展翅高飞继续前进，鄙夷地瞧着爱情远远地在底下踮着脚走路。

至于婚姻，这是一个交易市场，
只有入市是自由的（期限受到约束和强制，绝非我们的意愿所能支配），
这个市场一般是为其他目的设立的，其中需要清理千百种外来的纠纷，弄不好联系就会切断，
热情之路就会转方向。而友爱除了友爱本身以外，没有其他闲事与牵连。

这种神圣的友爱是靠默契与交流滋养的，老实说，女人资质平庸，达不到这样的默契与交流；
她们的心灵也不像坚强得可以忍受那么紧的套结，那么久的束缚。当然，如果没有这个，
如果可以建立这样一种串连自由与自愿，不但心灵得到完全的享受，身体也参与结合，
整个人全身心投入，这样可以肯定友爱会更丰富更完满。但是还没有例子说明女性达到这一点，
古代哲学流派也一致同意把女性排斥在外。

另一种狎昵的希腊式爱情也理所当然地为我们的习俗所不容。
那种爱在习惯上情人之间的年龄差别很大，宠幸程度也不一样，也不符合我们这里要求的情投意合、
和谐一致：“这种友好的爱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一个丑的年轻人有人爱，一个美的老头儿就没人爱？”
（西塞罗）当我对此这样说时，我想柏拉图学院提到的情景也没有对我否定。
维纳斯的儿子在情人心中燃起对花季少女的初恋，这一种毫无节制的热情剧烈澎湃，
造成一切鲁莽行为，也为他们所容许；
但是这种初恋仅仅建立在以身体生殖作为假象的一种外表类上。
这在精神上是不可能的，精神表现是隐藏的，它还只是刚刚诞生，处于萌芽的前期。

品行低下的人有了迷恋，他追逐的手段会是财富、礼物、封官许愿，以及其他卑劣的交易，
这里柏拉图派所唾弃的。心灵高尚的人有了迷恋，采用的手段也会是高尚的：
哲学教育，学习尊重宗教，服从法律，为国捐躯，宣扬英勇、谨慎与正义的范例。
爱的人用心修饰自己的灵魂，使之美丽高雅，能被对方接受，身体已渐渐失去风采，
盼望以精神交流建立一个更为密切长久的联络。

当这种追求达到成熟，那时被爱的人通过一种精神美的媒介，心中孕育对精神的欲望。
（他们并不要求爱的人在追求爱的时候从容慎重，而要求被爱的人在这方面做得一丝不苟，
因为他要对内心美做出判断，这是很难识别与不易发现的。）精神美是主要的，
肉体美是次要的、偶然的；这恰是爱的人的反面。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更推重被爱的人，
证实奥林匹斯诸神也偏爱被爱的人，高声斥责诗人埃斯库罗斯在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的恋爱中，
把爱的人这个角色给了阿喀琉斯，让这个青春年少的小伙子当上了希腊第一美男子。

达成相互一致后，友谊中最有价值的核心部分发挥作用，占主导地位，
他们说从这里产生对己对人都非常有用的果实。这也是接受这种习俗的国家的力量所在，
公正与自由的主要捍卫者。阿莫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顿之间健康的爱就是证明。
他们于是称之为神圣崇高的。在他们看来，暴君的残暴与民众的懦弱才对它充满敌意。

总之，要说到学院派的主张有什么称道之处，就是认为爱最后归结为友爱，
这跟斯多葛派对爱的定义倒也并不相违：“我们被一个人的美吸引时，
爱就是要获得其友谊的一种尝试。”（西塞罗）再来说我对友谊更平易更公允的描述：
“当性格与年龄达到成熟与稳定时，才能对友谊做出完整的判断。”（西塞罗）

目前，通常所说的朋友与友谊，只是认识与交往，由某种机会或偶然性促成的，
通过它我们的心灵进行交谈。而我说的友谊，则是两人心灵彼此密切交流，全面融为一体，
觉不出是两颗心灵缝合在一起。如果有人逼着我说出我为什么爱他，
我觉得不能够表达，只有回答：“因为这是他，因为这是我。”

除了我理解以及我能够予以明确说明的东西以外，促成他与我成为知交的还有我说不清的缘分。
尚未谋面，只在别人嘴里听到对方的消息就超出常情地促进彼此的好感，
就相互希望结识，我相信这里面有什么天意。我们听到彼此的名字就先拥抱了。

偶然在城里的一次大集会上，我们初次相遇，真是一见如故，说话那么投机，
彼此那么仰慕，从此以后，再也无人比我们更加知心了。他写了一首杰出的拉丁语讽刺诗，
后来发表了出来。诗中对我们相认不久就心领神会，那么迅速默契无间，都做了辩解与说明。
生命那么易逝，相见又恨晚，因为我们两人都快近而立之年，他还比我长几岁，
不能再让时光虚度，按照正常慢悠悠的交友模式，事前要有长时间小心翼翼的交谈。

我们的友谊就是自成一格，除了友谊以外别无他想。这不是一种特殊的因素，也不是两种、
三种、四种、一千种，而是所有这一切混合而成的精髓。我也说不清是什么，
它控制了我的全部意志，带着它陷进和消失在他的意志中；它也控制了他的全部意志，
带着它陷进和消失在我的意志中，怀着同样的饥渴，同样的激情。我说的消失，
是真正的消失，属于我们自己的什么都没留下，不分是他的还是我的。

罗马执政官对提比略·格拉库斯定罪以后，追捕所有与他有过密谋的人；
当列里乌斯在执政官面前问盖乌斯·布洛修斯（格拉库斯的最主要的朋友），

他愿意为朋友做什么事，布洛修斯回答说：“任何事。”
“任何事？”他又问，“假如他命令你放火烧掉我们的神庙呢？”
“他决不会命令我做这样的事，”布洛修斯反驳说。
“要是他命令呢？”莱利乌斯又追问一句。
“我会服从命令的。”他回答。

史书上说，如果他真是格拉库斯的密友，他就犯不上最后说出这句大胆的心里话去顶撞执政官，
他不应该放弃他对格拉库斯的意愿的信任。然而，指责这是一句煽动性回答的人，
没有领会到这其中的奥秘，没有料到他其实对格拉库斯的意愿能做什么，知道做什么，
都了如指掌。他们不是因为是同胞而成了朋友，不是因为做朋友而成了朋友，
不是因为都与国家为敌，都为了实现野心、制造混乱而成了朋友，他们就是朋友。
他们完全情投意合，也完全掌握彼此脾气性情的缰绳，靠美德与理性行为操纵这辆马车
（就像不装上这个是不能够驾驭的），因此布洛修斯的回答恰到好处。

如果他们的行动不协调，他们就不是按我所说的朋友，也不是他们这样的朋友。
在这方面，我的回答不会比他更好。如果有人问我：
“假如您的意志命令您去杀自己的女儿，您会杀吗？”我只有同意。这并没有证明我同意这样做，
只是我毫不怀疑我的意志，也毫不怀疑朋友的意志。我对我的朋友的意图与判断是确信不疑的，
任何人说任何理由都不能推翻我的信念。他的任何行动不论以什么面目出现在我面前，
我都不会不立即找到它的动机。我们的心灵步调一致地前进，相互热忱钦佩，
这样的热忱出自彼此的肺腑深处，我不但了解他的心灵犹如了解自己的心灵，
而且还更乐意相信他超过相信我自己。

但愿不要把一般人的普通友谊归于我这一类；我对这些友谊，甚至其中最好的友谊，
也像别人有同样的认识。但是我劝大家不要混淆了它们的规则，不然就会犯错。
身处在那四种友谊中，要缰绳在手，谨慎小心。情谊不是密切得可以让人不必担心疏远。
开伦说，“爱他时想着有一天会恨他，恨他时想着有一天会爱他”。
这个警句用在我说的至高无上的友谊上是可恶的，用在普通平常的友谊上是清醒有益的；
针对它们，必须引用亚里士多德的那句老话：“我的朋友啊，朋友是没有的！”

欧达米达斯在需要时向朋友求助，看作是对他们的好意与恩惠。
他让他们做了他这份慷慨赠与的继承人，即是授予他们如何给他做好事的方法。
毫无疑问，他做的事要比阿雷特斯做的事更显出友谊的力量。
总之，对于从来没有体验这种友谊的人是很难想象其威力的。
尤其令我称道不已的是那位士兵对尼鲁士一世的回答。士兵的马刚才在比赛中获奖，
国王问他那匹马想卖多少钱，愿不愿意去交换一个王国，士兵说：“陛下，当然不会的，
不过要是我找到值得交心的人，我很乐意换来跟他做朋友。”

他说得不错：“要是我找到”；因为要找泛泛之交的人有的是。但是我说的那种，
遇事商量要推心置腹，毫无保留，一切心机都必须开诚布公。

人与人的关系只须顾及一头时，于是大家也仅仅防止这一头出现任何不足之处。
我的医生、我的律师信什么宗教无关紧要。他们好意给予我的服务与这层考虑都扯不到一起去。
我跟为我做事的人的主仆关系也是如此。我从不过问一个仆人近不近女色，
我要知道他是不是勤劳。我担心赶驴的不是赌钱，而是笨手笨脚，担心厨师的不是爱骂人，
而是做不好菜。我不会出头跟大家说该做什么——出头说的人已够多了——而是我做的是什么。

论节制

我们身上仿佛有邪气，凡经我们触摸的东西，原本是美好的，也都成了丑恶的。
美德是好事，假若我们怀着过分急切强烈的欲望去抓住它，就会变成坏事。
有人说美德不能过分，因为过分就不是美德，他们玩起了文字游戏：

追求美德过了头，理智的人可成疯子，正常的人可成痴子。
——贺拉斯

男人的道德规范，如同神学与哲学，渗透到一切领域。没有一件私人和秘密的行为，
能逃过它们的视线与管辖。批评它们恣意妄为的人真是少不更事。那些女人，
交欢时什么部位都可以让人看，要脱衣就医时则羞得不愿暴露。所以在这些规范方面，
我要向丈夫说的是，任何人要是热情太旺盛了，不加节制，即使跟妻子行房事也是应该排斥的。
这也会像在私通中让人误入歧途，放浪，纵欲过度。初尝禁脔后迷恋肉欲而不能克制，
不但荒唐，对妻子也是有害的。至少她们从别人那里学会了不怕难为情。
其实我们需要时她们总是能满足的。在这方面我只是听其自然，简单行事。

婚姻是一种宗教的神圣结合；因而从中得到的乐趣也应该是节制严肃，还带点古板。
这应该完全是一种谨慎、有意识的肉欲。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有的人就产生这样的疑问，
当我们已不存在得到这个果实的希望时，还有她们过了妊娠年龄或者已经怀孕时，
是不是还允许寻求她们的怀抱。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是行凶杀人。有的民族，
尤其是穆斯林憎恶跟怀孕女子做爱，也有许多不跟月经期女子同房。
叙利亚王后齐诺比娅只是为了受孕才接受她的丈夫；有喜以后，怀孕期内让他自由行动，
再要受孕时才让他有权利进入房内；这真是婚姻的崇高好榜样。

柏拉图还从一位好女色的穷诗人那里听来这个故事。朱庇特有一天欲火难熬要跟妻子行房事，
还没等到她躺上床，就迫不及待把她按倒在地板上，
兴头上根本忘了他刚才在天廷与诸神做出的重大决定，
还夸说他真是干得过足了瘾，就像第一回背着他们的父母夺去她童贞的那次。

人的智慧在愚蠢地卖弄聪明，想方设法去删减属于我们的情欲的数目与快乐。
就像它乐于勤奋地施展诡计去粉饰我们的痛苦，麻木我们的感情。如果我可以做主，
我就会创造另一条更自然的道路，说实在的也就是方便纯洁，我也因此可能足够坚强去做到适可而止。

虽然我们精神与肉体方面的医生，
仿佛经过串通密谋似的找不到治愈的道路以及医治身体与精神的良药，却会施用折磨、
痛苦和苦难来代替。节前守夜、斋戒、穿粗毛麻衣、远地单独流放禁闭、终身监禁、
苔杖和其他刑罚，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引进的，只要它们是真正的苦刑，让人痛彻心扉就可以。

有一个加里奥就遇到这样的事，他被送到莱斯博斯岛上流放，在罗马有人得到情报说，
他在那里日子过得很好，施加在他身上的刑罚却被他用来过得乐滋滋的；
这样罗马改变主意把他召回，在家里跟妻子一起过，命令他待在那里，
让他感觉这是他们强加的一种刑罚。

因为对于斋戒能够增强体质感觉轻松的人，吃鱼比吃肉更有胃口的人，这对他们不再是良方。
就像在医学上，把药吃得津津有味的人，药对他是不起作用的。苦药难咽才对他们的病情有帮助。
对于用惯大黄的体质，使用大黄就是糟蹋。必须使用触动胃的药才能治愈胃病；
这里就有一条共同规则，物反相克，也就是以毒攻毒。

论食人部落

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看过罗马人派来迎战他的军队的部署后，进入意大利时说：
“我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样的野蛮人（希腊这样称呼所有的外族），
但是我看他们的布阵一点也不野蛮。”
希腊人对弗拉米尼率领进入他们国家的军队也说过同样的话。
腓力从一座小山头看到普布利乌斯·苏尔比修斯·加尔巴指挥的罗马军队，
在他国土里的驻兵营秩序井然，也这样评价。以此说明，必须防止自己轻信世俗之见，
用理智的思考去做出判断，不要人云亦云。

古代还有一则文献记载了这个发现，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
如果那部小书《旷古奇闻》确实出自他的手笔的话。他在书里说一些迦太基人走出直布罗陀海峡，
横渡大西洋，行驶了很长时间，最后发现了一座物产丰富的大岛，
森林密布，河流宽深，远离所有陆地。
他们，后来又有其他人，被岛上的温和气候和适宜耕种所吸引，携带家眷前来开始定居。
迦太基的领主看到他们国内人口逐渐减少，正式颁布禁令，谁都不能再迁往那里，违者处以死刑，
还把新移民赶走，据说害怕他们一代代繁衍生息，取代他们，损害他们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说的这座岛也不符合我们的新大陆。

我在文章开头说的那个人朴实单纯，这样性格的人说的证词不会是假的，因为思想灵活的人好奇心大，
观察到的东西也更多，但是他们妄加评论；为了说得振振有辞，让人信服，禁不住会对历史稍加篡改，
他们不会向你说出事物的原来面目，他们眼中看到了什么总是要把它偏向一点和遮盖一点。
为了使自己的见解有分量，吸引你的注意力，不惜添枝加叶，夸张渲染。

所以必须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或者非常单纯的人，他胡编不出东西，
也不会把一件胡编的事说成像真的似的，也不借用什么道理。我说的那个人就是这样，
除此以外，他还好几次给我介绍了他在旅途中认识的水手与商人。所以我很满意他提供的情况，
也就不去打听那些宇宙学家是怎么说的了。

我们需要地形学家给我们专门讲述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但是，他们见过巴勒斯坦，
这点胜过我们，却往往利用这个优势要给我们讲述世界的其他地点。
我要的是各人写各人知道的东西，知道多少写多少，不但在这方面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因为某个人可能对一条河或一处泉水的自然状态有特殊的研究与经验，
对于其他东西就只是掌握了一般知识而已。然而他为了让人走一走这块弹丸之地，
却着手描写地球全貌。许多弊端都是从这个毛病而来的。

现在言归正传，我觉得，根据我听说的情况，那个国度里没有什么是野蛮和残酷的，
除非大家把不合自己习俗的东西称为野蛮；就像事实上我们所谓的真理与理性，
其标准也只是借鉴我们所处国家的主张与习俗而已。我们这里的宗教是完美的，
政体是完美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的。而他们都是野蛮的，
就像我们把天然环境中按照自身进程成长的果子称为野生的一样。其实，应该称为野蛮的，
倒是被我们人工歪曲、脱离共同秩序的那些人。在前面所说的那些人身上，真正的、
有益的、天然的美德与特性更加强烈活跃；在后面所说的那些人身上，
这些美德与特性都被磨灭了，而去迎合恶俗的情趣，追求欢乐。

生长在这些地域中的野生水果，味道鲜美可口，绝不比我们的逊色，完全符合我们高尚的口味。
人工创造会胜过伟大万能的大自然母亲，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用自己的想象胡乱添加在美丽丰富的自然创造物上，已把它们闷得窒息。
只要那里还闪烁着它纯洁的光芒，可使我们那些虚妄低俗的装饰黯然失色，令我们汗颜无地。

他们还有一些我说不出名分的祭司和占卜师，很少在百姓中间露面，住在高山上。
他们一到，好几个村子（我说的一座粮仓，也就是一个村子，中间相隔约为法国一里地）
举行庄严隆重的大集会。这位占卜师当众讲话，鼓励大家保持美德，尽到职责。
但是他们全部伦理只包括这两条：英勇作战，热爱妻子。
占卜师为他们预测未来和他们应对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鼓动他们去打仗还是不打。
但是遇上他的预言不准，事情的发展跟他的预言不符，那时他若被大家逮住就会遭千刀万剐，
被指控为伪师。由于这个原因，占卜师只要出错一次，就再也看不见了。

预言术是神的恩赐，因而胡说八道是一个必须惩罚的欺骗行为。在斯基泰人中，
占卜师说话不灵验，就被人四肢捆绑，躺上装满野蕨的大板车，被牛拖走烧死。
管理凡人凡事的人，做了什么事总还可以原谅。但是另一些人在我们面前吹嘘自己超凡入圣，
神通广大，是不是应该对他们说话无信，胆敢欺骗而严惩不贷呢？

他们跟高山后边、内陆地带的民族发生战争，全身赤裸上阵，携带的武器就是弓箭和木头剑，
一头削尖就像我们的长矛。他们作战的坚定性令人吃惊，不死伤流血决不收兵，
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溃败与害怕。每个人把他杀死的敌人首级作为战利品，
挂在自己的房屋门口。对于俘虏，关押时期只要自己能想到的尽量予以优待，
过了一段日子后，俘虏的主人召集朋友开个大会，他把一根绳子系在俘虏的臂上，
他拿住一头，隔开几步远，害怕被他袭击，把另一条手臂也这样交给他的至友，
他们两人当着大家的面，用剑把俘虏砍死。然后再把他烤熟，共同享用，
还留下几块送给缺席的朋友。从前斯基泰人这样做，人们认为是为了果腹，
这里是一种极端的复仇方式。

事情所以如此，那是看到葡萄牙人跟他们的敌人联盟，抓获他们以后用另一种方法处死，
那就是把他们下半身埋在土里，用箭射他们上半身，然后再把人吊死。
因为他们认为从另一个世界来的这些人，在他们的邻国散播了许多作恶的鬼主意，
在耍阴谋搞诡计方面远远胜过他们，有机会也不会不报复，而且比他们还厉害，
所以也就放弃了原有的方式而用了这个方式。

我们看到这种行为实在骇人听闻，我认为这不应该，
但我还真心认为不应该的是我们在评论人家的错误时，
对自己的错误熟视无睹。我想吃活人比吃死人更加野蛮，把一个还有感觉的身体千刀万剐，
一片片烧烤，让狗和公猪咬他啃他（这个我们不但在书本中读到，还亲眼看到，记忆犹新，
不是发生在宿敌中间，而是在邻居与同胞之间，更可恶的还是以虔诚与宗教作为借口），
比他死了以后再烤再吃更野蛮。

斯多葛派首领克里西波斯和芝诺，确实曾认为在我们需要时把尸体当作食物充饥，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就像我们的祖先，被恺撒围困在阿历克西亚城中，
为了忍住围城带来的饥荒，决定食用老人、妇女和其他在战争中无用的人的肉体。

我们可以称这些民族野蛮，但要从理性的规则来看，不要从我们的规则来看，
我们在各种野蛮方面超过他们。他们的战争高尚慷慨，也可同样得到对这个人类通病的溢美之辞。
他们之间的战争，唯一起因是比谁更勇敢。他们不会为了征服新土地而打仗，
因为他们享受着这天赐的富饶，不用辛苦劳作就可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
物质那么充足根本无须去扩展边界。

他们也知道幸福所在，大自然给他们多少，也正是他们希望得到的多少。
超过需要的也是多余的。他们对同辈的人相互称兄弟，对小一辈的人称孩子，
而老人是大家的父亲。他们让共同的继承者完全掌握他们的未分财产，也无特殊权利，
只是大自然在土地上的出产归于它的创造物。

如果邻近的民族跨过山头进攻他们，并且战胜了他们，其胜利成果是荣誉，
是继续做个勇武美德的主人，因为战败者的财物是用不上的，班师回到自己的家园，
那里什么必需品都不缺，还不缺少这份大智慧，就是会幸福享受自身的处境，别无他求。
这些人反过来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不向俘虏要求赎金，只要求对方承认自己是战败者并进行忏悔。

可是整个一个世纪，个个俘虏都是宁愿死，也不愿在态度和语言上收敛不可战胜的豪气。
没有一个俘虏不是宁可被杀被吃，也不讨饶要求不死。他们毫无顾忌地虐待俘虏，
为了让他们觉得保命重要，时常以眼前的死亡相威胁，今后要受怎样的折磨，会上怎样的酷刑，
砍断四肢，送上人肉宴吃掉。做这一切的唯一目的是从他们嘴里说出讨饶的软话，
或者引起他们要逃跑的想法，从而可以神气地认为把他们吓着了，逼得他们丑态毕露。
若仔细理解，真正的胜利也在于这一点：

战败的敌人承认对方赢了，这时才确立了胜负。
——克劳迪乌斯

匈牙利人骁勇善战，并不乘胜把敌人逼得走投无路。因为敌人认输以后，他们就放他走了，
不侮辱，不要赎金，最多要他保证从那时起不再用武力与他们为敌。

我们在敌人身上占了不论多少好处，这些好处都是一时的，算不得是自己的。
拳头大胳臂粗，这是脚夫的需要，不是美德的需要。身手灵活是一种死板的、肉体的能力；
使敌人失足倒下，或借阳光使他眼睛发花，这靠的是机缘；剑术高明，这是一种技艺，
有时懦夫、草包也能掌握。人的声望与价值在于心气与意志；这才是真正的荣誉所在；
勇，不是四肢结实，而是心灵坚毅；勇，不存在于你的马匹和武器的价值上，
而在我们自身的价值上。那个人倒下了，还英勇不屈，“他跌倒了，就跪着战斗。”
（塞涅卡）死亡迫在眉睫的人不丧失一点信心；气息奄奄时还瞪着轻蔑的目光注视着敌人；
他不是被我们而是被命运击败的；他被杀了，但是没被征服。

最勇的人常常命运多舛。

所以壮烈失败抵得上胜利大捷。萨拉米斯、普拉提亚、迈卡莱和西西里，
这四场性质相近的胜仗，也是阳光下难得见到的辉煌战果，但是它们的荣耀即使加在一起，
也很难跟列奥尼达斯国王以及他的士兵在温泉关壮烈牺牲相比。

在战斗中谁的求胜心比得上伊斯科拉斯将军的求败心更加豪放，更加引以为荣呢？
谁求生比他求死还更加机智巧妙呢？他受命守卫伯罗奔尼撒的某处峡谷，抵挡阿加迪亚人。
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悬殊，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决定与敌人对阵的一切兵力必须留在原地不动；另一方面，如果完不成使命，
不但有辱于他自己的，还有辱于斯巴达的恢宏英名。他不走两个极端，而采取如下的折中方法：
把部队中的青年精兵保存下来送回后方以备日后为国报效，保卫社稷；
其余的人若牺牲了也损失不大，他留下来跟他们同守隘口，以死抵抗，
即使失守也要给敌人造成最大的伤亡。

事实果然如此，阿加迪亚人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团团围住，一番大屠杀以后，
把他与他的部下都用剑刺死。若要给胜利者竖立丰碑，不是更应该献给这些失败者吗？
真正的凯旋，其任务是战斗，不是逃命；勇者的荣誉在于痛击敌人，不是殴打敌人。

再回头来说我们的故事，这些囚犯不管人家怎么虐待，根本没有投降之意，
反而在这两三个月的监禁期间表现得很快活，还催促监守快快给他们考验；
向监守挑战、谩骂、侮辱，责备他们胆小，数落他们以前几次战役中是他们手下败将。

我手里还有一名俘虏作的一首歌，唱的就是这类嘲讽：他们有种的话就过来吧，
围在一起把他吃掉；别忘了他们吃的也有自己的老爷和老爹，这些人统统都被他吞下肚里当养料。
他说：“你们这些可怜的疯子，这些肌肉、筋络、血都是你们自己的，
难道认不出这里面有你们祖辈的五脏六腑吗？仔细尝尝吧，还可以尝出你们自己的肉的味道。”

说到这类事没有一点野蛮成分。有的人说到他们在临死以前被押到刑场的执行情景，
他们对着施刑者吐口水，表示轻蔑。
事实上他们在咽气以前没有一刻不在语言上或态度上进行挑衅对抗。
按我们的标准来说，这些人确实很野蛮；因为，要么是他们存心野蛮，
要么是我们野蛮，两者必居其一。他们的表现与我们的表现相差之大令人吃惊。

这些男人有好几个妻子，勇敢的名声愈大，妻子的数目也愈多。他们的婚姻中有一件好事值得称赞，
那就是我们的妻子醋性大发，往往不许我们去接受其他女人的好意，
而他们的妻子同样妒忌时却是帮他们去获取这样的好意。她们关心丈夫的荣誉胜过一切，
也就处心积虑地去结交尽可能多的友伴，这也是丈夫的美德的一种标志。

不惜一死逃避逸乐

我看到大多数古训在这点上是一致的：生活中苦多于乐时，那是到了该死的时刻；
活下去只有遭罪与受苦，那是违反自然法则，正如这些古希腊谚言说的：

要么活着无忧愁，要么死去挺快活。
生活累人时，就要想到死。活得辛苦不如死得干脆。

荣誉、财富、地位，以及其他我们称之为福气的种种恩宠与好处，
在理智好像无法说服我们把它们放弃，
不要去承受这份新的重担时，竟然不惜去死以求摆脱，我还没有见过谁主张和做过这样的事，
直到我偶然读到了塞涅卡的那一段话为止。
他劝皇帝身边一位有权有势的重臣卢西里乌斯改变骄奢淫逸的生活，不贪恋尘世的功利，
退居山林，过平静超脱的生活。卢西里乌斯对此提出一些困难，塞涅卡就对他说：
“我的意见是你放弃这种生活，或者放弃人生；我劝你采取一种最温和的方法，
慢慢解开而不是切断你打的死结，除非解开不了，那就把它切断。
没有人会胆子小得宁可一直摇摇晃晃，而不愿意一下子跌倒在地。”

我原以为这个劝诫很符合斯多葛的苦行主义，没想到出自伊壁鸠鲁，
他在给伊多梅纽斯的信中说过完全相同的话。

我还想起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有过类似的做法，但是带着基督徒的克己态度。
普瓦蒂埃的主教圣奚拉里，是埃里厄斯异端邪说的死敌，在叙利亚时听到报告说，
他的独生女儿阿布拉，被他随同她的母亲留在国内，还被当地最有名望的贵族追着求婚，
因为女儿有教养，美丽，富有，还正当花季。

（我们看到）他是这样写给女儿的，要她对对方向她提出的荣华富贵都不要放在心上；
他在旅途中已为她物色到一门地位更崇高的亲事，一位具有另一种权势与气度的丈夫，
他将送给她的长袍与珠宝，其价值是无法计算的。他的意图是让她对世俗的享受都不感兴趣，
而全身心奉献给上帝；但是要实现这个目的，最便捷可靠的道路，他觉得就是让女儿去死。

于是他日夜许愿、祈祷，恳求上帝早早让她离开尘世，召到神的身边去，果然天遂人愿
，因为他回家以后女儿不久也就过世，他表现出一种奇异的喜悦。

这人做得显然比别人过分，一开始就采取这样的办法，
在别人最多是一番附加的心愿而已，这到底是他的独生女儿。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说故事的结尾，虽则原本不打算这样做。
圣奚拉里的妻子从他那里听到女儿的死亡完全是按照他的意图与计划进行的，
女儿又多么高兴离开而不是留在这个尘世，对天堂的永福产生一种强烈的向往，
竭力恳求丈夫也为她这样做。上帝在他们共同的祈祷下，也在不久以后把她召了去，
这样的丧事正是皆大欢喜，非同寻常。

论管理中的一个弊端

先父，从他只是依靠经验与天性这点来看，可以说是个明辨是非的人；从前他对我说，
他一直想把城市建设得什么都有一定的机构，谁有什么事要办，就去找专门的官员，
把你的事务记录下来办理。比如说，我有珍珠要出售，我要找出售的珍珠。
某人要找个伴一起去巴黎；某人要找个有某种专长的仆人；某人要找个东家；
某人要找个工人，某人这个，某人那个，人人都按照他的需要。
这种互通信息的做法给大众交往带来不少方便。因为大家随时随地需要别人的帮助，
若互不了解，人会陷入绝境。

我听到下列这件事，感到是本世纪的奇耻大辱。有两位非常杰出的学界人士，
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就在我们眼皮下活活饿死，
那是意大利的李流士·格雷戈里乌斯·吉拉尔都斯，德国的塞巴斯蒂亚努斯·加斯塔里奥。
我相信若知道他们情况的话，会有成千个人用非常优厚的条件聘请他们，或者前去帮助他们。

世界到底还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使我不相信有人愿意诚心诚意利用继承的财富，
在尽情享受的同时，也去帮助具有特殊才能、有时被厄运逼得走头无路的奇人做到衣食无虑。
他们至少可以提供适当帮助，没有理由不使这些人感到满足。

在持家方面，我的父亲用这套办法，我只知道赞赏，却从不去照办。
管家手里有一本账簿，上面记载着不必由公证人代劳的小笔收支交易；
除此以外，他还要一名手下人当秘书，在一本日记簿上记下所有值得保留的家事，
日复一日，成了家史回忆录，当时间开始抹去这些记忆时回头来看非常有趣，
当需要查阅时又非常方便，省去我们不少麻烦。某工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哪些大人带了扈从来家里做客？住了多久？我们的旅行、我们的外出、婚礼、
丧事、听到的好消息、听到的坏消息；主要工作人员更动；诸如此类的事。
这样的老习惯，我认为恢复是很有意思的，各人可以各做。而我真是个傻子，居然把它中断了。

论名声不可分享

在人世种种痴心梦想中，最普遍认可的是名望与荣誉，为了得到它们甚至不惜抛弃财产、
安宁、生命与健康。其实后面这些才是实际有用的财富，而追求的只是没有形体、
不可捉摸的虚影与空谷回响：

名望用甜蜜的声音迷倒了多少英雄好汉，那么美好，其实只是一个回声、
一个影子、一场梦，风一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塔索

这属于人的劣根性，即使哲学家好像也对它情有独钟，迟迟不能摆脱。

这是最难治的顽疾：“对心灵正在提升的人也从不放过诱惑。”
（圣奥古斯丁）理智也从未这样明白地指责名声是一种虚荣。但是虚荣的根子在我们身上扎得那么深，
不知道哪个人能够真正彻底摆脱。当你说出一切理由，信誓旦旦地否定它，
它会对你的理由进行紧迫迂回战术，使你难以应付。

因为，像西塞罗说的，那些批判名声的人还是要在他们作品的书名页写上自己的名字，
要以蔑视荣誉的手法给自己赢得荣誉。其他东西都可以成为交易对象，
朋友需要时我们交出财产与生命；跟别人分享名声，让别人分沾光荣，这还是很少见的。

卡塔鲁断·卢塔蒂乌斯，在与辛布赖人作战时，煞费苦心地要制止士兵在敌人面前逃跑，
自己混到逃兵中间假装胆小怕死，为了让他们觉得是在追随自己的将官，
而不是逃避敌人。这是牺牲自己的名声来为他人遮丑。

当查理五世皇帝在一五三七年进军普罗旺斯时，
有人说安东尼奥·德·莱瓦看到他的国王决心御驾亲征，
本人也认为这是无比荣耀的大事，还是表示反对意见，劝他放弃此行，
其目的是让做出这个英明决断的荣誉全归于他的主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而国王力排众议，高瞻远瞩，完成了这场英雄业绩；他牺牲自己来提高国王的威望。

色雷斯的使节为布拉齐达斯的逝世向他的母亲阿基利奥尼斯吊唁，过分颂扬他，
甚至说当今没有第二人可以与他匹敌。母亲不接受掺有私人情谊的过誉之词，当众宣布说：
“请不要对我说这样的话，我知道在斯巴达城内有好多人比他更伟大、更英勇。”

在克雷西战役中，威尔士亲王还很年轻，率领一支先锋部队。主要战事也是在这里发生的。
随行的领主感到这场硬仗不好打，要求爱德华国王就近驰援。国王打听儿子的情况，
得到的答复是他还活着骑在马上，他说：“这场战局已经持续了很久，我现在跑去抢了他的战功，
这对他只有害处；不论遇有什么不测，胜与败都是他的。”他依然按兵不动，知道自己若去参战，
有人会说若没有国王的增援就会全军覆没，把胜利的荣光归于他：
“全部的功劳总好像是最后的增援者独立完成的。”（李维）

论德谟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

判断是处理一切问题的工具，无处不用。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写随笔时，
也利用任何机会进行判断。即使对一点不懂的问题，我也要试用一下，探测蹚水可以蹚到多远；
接着发觉水太深要把我淹了，我就回到岸边；认识到不能再往前去了，
这就是判断的一种效应，而且还是最值得一提的效应。

有时遇到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题目，我试图找论据使它有血有肉；
有时判断一个重大、有争论的问题，会找不到任何属于自己的观点，那条路已有那么多人走，
只能踩着别人的脚印过去。这时判断要做的就是选择它认为最佳的道路，
从千百条道路中说出这条还是那条才是最好的选择。

我是命运提给我什么就议论什么。对我来说一切论点都是好的。我也决不企图把它们说透，
因为我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全貌。那些答应让我们看到全貌的人也做不到。
每件事物都有几百副面孔和几百条肢体，我只能抓住其中之一，有时一眼带过，
有时略加触摸，有时紧紧摁到骨头。我不往最宽处，但尽我所知往最深处探索。
经常喜欢从前人未加注意的方面着手。我对一个我不熟悉的命题，也会大胆深入探讨。
这里写一句，那里写一句，算是各篇文章拆下来的样品，零零星星、没有计划，
也不做承诺，也不在乎一定要写得好，也不因做来有趣就一成不变做下去。
我还是依然怀疑与不确定，保持我的根本宗旨——这就是无知。

一切活动都暴露我们的本性。这同一个恺撒的心灵，从他组织和指挥法萨卢斯战役看得出来，
从他安排声色犬马的豪宴也看得出来。判断一匹马，不但要看它在练兵场上操练，
还要看它走步，甚至看它在马厩里休息。

心灵的功能有高尚的也有低下的，谁看不到这点，就不能对它有所认识。
心灵平静时，或许对它观察得最清楚。情欲的风暴会吹着它向高处飘升。
此外，它会专注在一件事上，全力以赴，从不会同时处理两件事。
心灵处理事情不是根据事情本身，而是根据它自己本身。

事情可能都有它本身的重要性、尺度和条件。
但是事情临到我们，心灵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任意修饰。
死亡对于西塞罗是可怕的，对于加图是可盼的，对于苏格拉底是无所谓的。
健康、良心、权威、知识、财富、美，以及与以上这些相反的东西，
在进入心灵时都脱去了自己的衣衫，而接受心灵给予的新衣衫和它喜欢的花色：
褐色的、绿色的、浅的、深的、刺目的、柔和的、深刻的、表面的。每个心灵都是各选各的，
因为它们不是共同去检验它们的风格、规则和形式：各个心灵在自己的领土上都是王后。
所以不要在事情的外在品质上找借口，责任在于我们本身。

我们的善与恶也全在于我们自己。烧香许愿要面向我们自己做，不必面向命运做，
命运对我们的品行是毫无作用的。相反我们的品行会影响命运，会塑造命运。
我为什么对餐桌上唠唠叨叨、吃吃喝喝的亚历山大不做评论呢？他下象棋时，
这种幼稚可笑的游戏触动和使用了他的哪种脑神经？（我讨厌和躲避下棋，
这实在算不上是种游戏，要玩又过于严肃，费那么大的精力不去做些正经事那才是难为情。）
在准备那场光荣的印度远征时也没那么忙碌；
还有另外那个人在讲解《圣经》中那段有关人类永福的章节时也是如此。

且看这类可笑的娱乐在我们的心灵里会膨胀和重要到何种程度；它的每根神经是否都绷紧了；
它如何给每个人充分认识自己、正确判断自己的依据。
在任何其他时刻我都不能把自己审察得那么透彻。哪种情欲不在搅动我们心灵？
愤怒、伤心、仇恨、急躁、急于求成的野心，在这件事上更可原谅的倒是急于求输。
把旷世奇才用在雕虫小技上，这不是大丈夫所为。我在这个例子上说的话也适用于其他一切。
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突出和显示这是怎么一个人。

德谟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是两位哲学家，前者认为人生虚妄可笑，
公开露面时总带着嘲弄的笑脸；赫拉克利特，对这同样的人生悲天悯人，终日脸带愁容，两眼含泪，

跨出门槛离家时，一个笑来一个哭。
——朱维纳利斯

我更喜欢第一种品性，不是因为笑比哭更讨人喜欢，而是因为它更瞧不起人，更严厉谴责我们；
我觉得根据我们的所作所为，怎么轻视也不为过。对于惋惜的事，惋惜与同情之中又带有几分欣赏；
对于嘲讽的事，又认为它无比珍贵。我不认为我们心中的苦恼会多过虚荣，机灵会多过愚蠢；
我们没那么多不幸，但是实在空虚，我们没那么可悲，但是实在下贱。

论言过其实

从前一位修辞学家说，他的职业是把小事物说得大，显得大。
这就像鞋匠给一对小脚丫做上一双大鞋子。在斯巴达靠吹牛说谎为职业就会挨鞭子抽。
我相信阿基达默斯国王听到修昔底德·德·米莱的回答不会不表示惊讶。
国王问他与伯里克利角斗谁更强，他回答说：“这不好验证；因为我在角斗中把他摔倒在地，
他却说服在场观看的人说他没有倒地，于是他赢了。”

有人让女人戴上面纱，涂脂抹粉，这为害不大；因为不能看到她们处在自然状态，
不是大不了的损失；而其他人要欺骗的不是我们的眼睛，而是我们的判断，
要歪曲和败坏的是事物的本质。像克里特、斯巴达这样的城邦，
局势稳定，治理有方，并不重视雄辩家。

修辞学的发明，是为了操纵和煽动一群乌合之众和暴徒。这个工具专门用于病态政体，就像是药。
在那些庸人、无知的人或任何人独占一切的国家，如雅典、罗得岛和罗马，
在那些局势纷争不已的地方，演说家才应运而生。的确，在这些共和国里，
很少人是不靠口才而平步青云的；庞培、恺撒、克拉苏、卢库卢斯、兰图卢斯，
都是慷慨陈词以后得到极大的支持，最后登上权柄的高位，他们依仗口才更多于军队，
这与太平盛世的看法恰恰是相悖的。

因为L.沃卢姆努斯当众演说，支持Q.法比乌斯和P.德基乌斯当选为执政官，
他说：“这些人是为战争而生的，建功立业的大人物，打嘴仗也毫不示弱，是真正的执政人才；
头脑精明、说话服众和博学多才，可以管理城市，当副执政主持民事裁判工作。”

当政局一片混乱，内战的风暴搅得人心惶惶时，罗马城内雄辩家如沐春风，
就像一块没有开垦的荒地野草丛生。这样看来，
由君主控制的政府没有其他政府那样需要这种东西；
因为百姓大众愚昧轻信，耳边听了甜言蜜语，很容易受到操纵和误导，
不会用理智的力量去审察和认识事物的真相；这种轻信态度，我要说，在个人身上是不容易存在的；
良好教育与好言规劝也较为容易使他免受这种毒药的危害。
在马其顿和波斯就没出一个有名气的雄辩家。

论寿命

我不能接受我们对寿命长短的看法。我注意到贤哲看待寿命比时下一般短得多。
加图对那些劝他不要自杀的人说：“我到了现在这把年纪，怎么还能怪我过早放弃生命呢？”
那时他才四十八岁。

他认为这个年纪已很成熟，也算高寿，没有多少人达到这个岁数。有人议论我不知什么生命过程时，
谈到他们所谓的天然寿命，还可以期望多活几年。人人在自然环境中都会遭到种种不测，
使原本的期望生命戛然中断；如果运气好，躲过这些意外事件，就可以做到这点。
让人活到年高力衰，然后寿终正寝；在我们的一生中确立这样的目标，
那是多么美妙的梦想！因为这种死亡其实在人生中极为罕见。

只是这种死亡我们称之为自然的，仿佛看到一个人跌落折断脖子，在河里溺死，
染上瘟疫或胸膜炎，都是违背自然的，仿佛我们日常的情境不会向我们提出这种种不便之事。
我们不要听了这些好话而沾沾自喜，而是应该把一般的、共同的、普遍的东西称为自然的。

寿终正寝，这是一种少见的、特殊的、非一般的死亡，不及其他死亡自然；
这是排在末位的终极死亡，是离我们最远，因而也是我们最难期盼的。这其实是我们越不过的界限，
也是自然法则设定禁止通行的界限。让我们一直等到那个时刻，已是极少给予的一种特权。
这是命运格外开恩，才把这一个豁免权在两三百年间赐给一个人，
让他穿越漫长一生两头之间布下的重重障碍与困难。

因此，我的看法是我们达到的年龄，乃是很少人能达到的年龄。既然大家一般来说达不到这条线，
也表明我们已经活得够长的了。一般的界限也是我们生命的真正尺度，既然越过了，
就不应该希望继续超越。人生中有那么多死亡的机会，看到别人颓然倒下，而自己幸运逃过，
应该认识到还活着是鸿运高照，不同寻常，也就不太应该再继续。

我们保持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法律的一个弊病。
法律不让一个男人在二十五岁以前能够支配自己的财产，
此后恐怕还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支配自己的生活。
奥古斯都把罗马旧法令中的规定提前了五年，宣布男人到了三十岁就可担任法官职务。
塞维厄斯·塔利厄斯让年龄超过四十七岁的骑士免服兵役之劳。奥古斯特又把它减为四十五岁。
让男人在五十五岁或六十岁以前退休，我觉得这没有多大道理。
我的看法是从公众利益出发尽量延长我们的工作与雇用年限；但是我发现错误出在另一方面，
就是没有更早投入工作。这位奥古斯都自己在十九岁已当上了万国大法官；
却要一个人家到了三十岁才有资格去判决一根排水管该装在什么地方。

我个人则认为，我们的心灵在二十岁时已趋于成熟，今后能做的事也都该会做了。
在这个年纪还不明显具备资质，此后也不会有所表现的了。天生的品质与美德，
在这个阶段内可以淋漓尽致发挥，否则也就无望了。

刺儿长出来时不扎人，多半儿也永远不会扎人了。

这是多菲内地区的民间谚语。

第二卷

论人的行为变化无常

对于惯常观察人的行为的人，最难的莫过于去探索人的行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因为人的行为经常自相矛盾，难以逆料，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小马略忽而是战神玛斯的儿子，忽而又是爱神维纳斯的儿子。据说卜尼法八世教皇当权时像只狐狸，
办事时像头狮子，死时像条狗。谁会相信残暴的象征尼禄皇帝，
当有人按照惯例把一份死刑判决书递给他签字时，竟会说：“上帝啊，我真愿意不会写字！”
判处一个人的死刑竟叫他心里那么难过？

在这件事上，在每个人身上，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
有些聪明人居然费心把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优柔寡断是人性中最普遍、
最明显的缺点，这有滑稽诗人普布利流斯的著名诗句为证：

只有坏主意才一成不变。

——普布利流斯·西鲁斯

我们一般的行动，都是根据自己的心意，
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听任一时的风向把我们吹到哪儿是哪儿。
我们只是在要的时候才想到自己要的东西，然后却像变色龙一般，躺到什么地方就变成什么颜色。
我们在那时想到要做的事，一会儿又改变了主意，一会儿又回到那个主意，优柔寡断，反复无常：
我们是木偶，听任强劲的手操纵和摆布。

——贺拉斯

我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漂流；受到河水的挟制，根据潮水的涨落，时而平静，时而狂暴。

我们不是总看到：人不知要什么，永远在探索，在寻求一片土地，仿佛能够放下沉重的包袱？
——卢克莱修

天天有新鲜事，我们的情绪也随时间的推移而变换。
人的思想闪烁不定，犹如神圣的朱庇特布满大地的雷电。

——荷马

一位古人说，我们的出生完全是偶然的，那么偶然对我们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个人不对自己的一生确定一个大致的目标，就不可能有条有理地安排自己的个别行动。
一个人在头脑里没有一个总体形状，就不能把散片拼凑在一起。对一个不知道要画什么的人，
给他看颜色又有什么用呢？没有人可以对自己的一生绘出蓝图，就让我们确定分阶段的目标。
弓箭手首先必须知道目标在哪里，然后搭弓引箭，调整动作。我们的忠告所以落空，
是因为没有做到有的放矢。没有船驶往的港口，有风也是徒然。
我不同意人们对索福克勒斯的看法，我认为读了他的一部悲剧，可以驳斥他的儿子对他的指控，
索福克勒斯完全是有能力处理家务的。

论饮酒

柏拉图告诫孩子在十八岁前不要喝酒，在四十岁前不要喝醉；但是对于过了四十岁的人，
他又劝他们尽情享用，在宴饮中大肆宣扬狄奥尼修斯的主张，这位好心的神，
给青年人带来快乐，给老年人恢复青春；他使灵魂的情欲变得温柔婉约，像火使铁软化。
在他的戒律中，这样聚在一起畅饮是有益的（只是要有一位头儿加以调节），
因为醉酒对每个人的性格实在是一种良好积极的考验，同时也可鼓动上了年纪的人的勇气，
参加歌舞作乐，这是些有益的、然而在他们心情平静时又不敢做的事情。酒可以调节心灵，
增强体质，然而，如军事远征时期杜绝饮酒，官员和法官在执行公务或谈论国事时不得开禁，
要做正事的白天和生儿育女的夜晚都必须避免，这些部分从迦太基人那里学来的限制，
他也乐于遵守。

我们常爱沾沾自喜，变得多么虚荣！天下最循规蹈矩的人为了克服头重脚轻、
飘飘然不知所以的缺点，已足够自己忙的了。千人中难得有一人，一生中有一个时候站得笔挺，
坐得笔直；甚至还可怀疑的是人的本性可不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说做到始终如一，
这是他的最终的完美；我说即使没有大事，也有千百桩偶然事件把完美破坏。
大诗人卢克莱修徒然用哲学词藻夸夸其谈，一旦饮下爱情的甜酒就失去了理智。
谁不认为苏格拉底遇到中风还不是跟脚夫一样昏昏沉沉？
有些人遭到疾病打击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起来，有些人受了一点轻伤就失去判断能力。
人不管如何智慧总是人，还有什么比人更易衰老，更可怜，更虚妄的吗？
智慧对人的处境也不能强求。

在恐惧中，全身湿透，脸色苍白；舌头抖索，声音微弱；
目光模糊，耳朵嗡鸣；四肢无力，总之一切都垮了下来。

——卢克莱修

人在威胁之下眼睛眨个不停，推到深渊边上像孩子似的会哭。这全是天性使然；
天性保留了这些细微的反应，也象征了自己的权威，
是我们的理智无法克服和斯多葛派的道德无法取代的，
说明人的易朽性和我们的虚妄性。他害怕时脸白，
害羞时脸红，患上急性痢疾不是呼天抢地，就是鬼哭狼嚎。
人的一切对他都不陌生。

——泰伦提乌斯

诗人可以在诗歌中虚构一切，却不敢让主人翁不落眼泪：
他边哭边说，放开缆绳任其漂流。

——维吉尔

人只能控制和压抑天性，却无力消灭天性。即使我们的普鲁塔克评论人的行为鞭辟入里，
看到布鲁图斯和托尔夸杜斯杀死亲生子，也不禁怀疑人的德操会含有这样的结果，
这些人物是不是受其他情欲的操纵呢？对所有这些异乎寻常的行动往往说得阴暗可怕，
是因为我们的看法既不接受超过常性，也不接受低于常性的行为的缘故。

论父子情

如果有什么真正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说普遍和永久存在于动物和人中间的某种本能
（这点不是没有争议的），以我的看法来说，每个动物在自我保护和逃避危险的意识以后，
接下来的感情便是对自己后代的关心。这仿佛是大自然为人间万物繁衍和延续对我们所做的嘱咐。
若回头来看，孩子对父辈的爱不是那么深也就不奇怪了。

此外，还有一种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那就是真心相待的人，付出的爱总比得到的爱要多；
赐惠于人的人总比受惠的人爱得深；作品若有灵性的话，也不会爱作者胜过作者爱作品。
尤其我们都很珍惜自身，自身又是行动与工作组成的；由此每个人多少存在于自己的作品中。
赐惠的人完成了一件美好和诚实的工作，而受惠的人只是得益而已。得益远远不及诚实可爱。
诚实是稳定的、长存的，做事诚实的人心里永远感到满足。得益很容易消失；
留下的回忆也不是新鲜和温柔的。愈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愈亲切；
赐惠要比受惠难。

既然上帝赐给我们理智，为了我们不像动物那样盲目接受一般规律的束缚，
而是以自由意志和判断力去适应情况，我们应该向自然的权威做出让步，
但是不是听任自己受自然专横的摆布。唯有理智才可以指导我们的天性。

我本人对于不经过理性判断而在内心产生的这些意向，表示格外的淡漠。
因为，在我所谈的那个问题上，有人抱着初生婴儿充满热情，而我对这个心灵既没有活动、
形体还未定型也就谈不上可爱的小东西，决不会产生感情。我也不乐意有人在我面前给他们喂奶。
随着我们对他们有了认识，才会有一种真正的合宜的感情产生和发展；他们若值得爱，
天性和理智相互推进，那时才会以一种真正的父爱爱他们。他们若不值得爱，
尽管有天性我们还是以理智作为准则。

经常，事情是逆向而行的；我们对孩子的喧闹、游戏和稚拙，
仍然较之于他们长大后循规蹈矩的行为更感兴趣，仿佛我们爱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消遣，
当作小猴子，而不是当作人。有的父亲在他们童年时不惜花钱买玩具，
对他们成长后所需的费用却很吝啬。甚至可以这么说，当我们即将离开尘世的时候，
看到他们成家立业享受人生会产生一种妒意，使我们对他们锱铢必较。他们跟在我们后面，
好像催促我们让道，我们会感到生气。因为，说实在的，他们能够存在和生活，
会损及我们的存在和生活，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物规律；如果对此害怕，那就不应该当父亲。

我自己则认为，当他们有能力时不让他们分享和过问我们的财富，掌管我们的家务，
这都是残酷和不公正的，既然我们养育他们是为了他们很好地生活，
而又无须节衣缩食去满足他们的需要。

一个年迈衰老、奄奄一息的父亲，坐在火炉旁独自享受足够好几个孩子培育之用的财产；
而孩子苦于经济拮据而虚度青春年华，无法为大众服务又不能阅历人生，这是很不公正的。
因此，他们陷入绝望，通过各种方法——即使是不公正的——也要满足自己的需要。
我就见过许多好人家出身的青年，偷窃成性，任何惩罚都无法挽救他们。
我认识一名青年，还跟我沾亲带故，我应他的兄弟——一位非常正直自尊的贵族——
的要求为此跟他谈过一次。他向我坦诚承认他走上这条邪路，完全是父亲的刻板和吝啬，
但是他已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那时，他跟其他人一起在早晨访问一位贵夫人，
偷窃她的指环时被人逮住。

这使我想起另一位贵族的故事。他青年时代沉溺于做这项不光彩的行当；日后他有了家产，
决定洗心革面，然而，每当他经过一家商店，里面有他需要的东西，
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行窃的欲望，宁可以后派人再去付钱。我也认识好几个积习难返的人，
平时甚至偷同伴的东西，然后又去归还原主。

我是加斯科涅人，对这一种恶习也最不能理解。我在感情上感到厌恶，要多于从理智上去谴责；
只是我从来没想过从谁那儿去偷东西。说真的，这个地区比法国其他地区更加斥责偷窃行为；
可是我们现时好几次看到其他乡镇的良家子弟犯下可怕的偷窃罪落入了法网。
我觉得这类不轨行为中，父亲的恶习难辞其咎。

如果有人对我说，有一天一位明白事理的贵族守着自己的财产，不是为了别的，
仅仅以此让儿辈尊重他和对他有所求；当岁月剥夺了他的其他一切力量时，
这是他唯一掌握的手段让自己在家庭内保持威严，不遭人唾弃（其实，亚里士多德说过，
不但是老年，一切方面的软弱，都会使人吝啬）。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也是一种药，治疗一种我们必须避免的病痛。

一个父亲只是因为孩子对他有所求而爱他——若这也称为爱的话——也是够惨的了。

应该以自己的美德、乐天知命、慈爱和善而受人尊敬。贵重物质成了灰也有其价值，
德高者的遗骸我们一向对之敬重异常。一个人一生光明磊落，到了晚年也不会成为真正的老朽，
他依然受到尊敬，尤其受到他的儿辈的尊敬，要他们的内心不忘责任，
只有通过理智来教导，而不是以物质相诱惑，也不能以粗暴相要挟。

我对男孩的教育还要细致，男孩天性不易屈居人下，更加追求豪放；
我喜欢他们头脑机灵，心地坦诚。我看到鞭打是产生不了效果的，
不是使其心灵更加孱弱，便是更加让他冥顽不化。

我们不是愿意得到孩子的爱吗？我们不是愿意他们不要祈祷我们早死吗？
当然这种可恶的祈祷在任何场合下都是不正确的和不可原谅的：
“任何罪恶都不是建立在理性上的。”（李维）那么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理性地协助他们生活。
为了做到这些，我们不能结婚太早，使我们的年龄与他们的年龄相差不大。
因为这个弊病会使我们遇到许多困难。这话特别是针对贵族而言的，贵族悠闲自在，
像大家说的，靠年金过日子。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依靠收入，家庭需要许多的子女维持，
子女也是发财致富的新工具和手段。

我三十三岁结婚，我同意三十五岁结婚最佳，据说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意见。
柏拉图不主张在三十岁前结婚；他也有理由嘲笑那些在五十五岁后才想到结婚的人；
认为他们的子女不值得糟蹋粮食，不配生活。

还有一种习俗我也不敢苟同，就是不许孩子叫父亲，而用另一种奇怪的更为尊敬的称呼，
仿佛这种自然的称呼不足以表示我们的权威；我们称上帝为至高无上的天父，
却鄙视孩子对我们用父亲这个称呼。不许长大的孩子跟父亲怀有亲密的感情，
要大人保持一种严肃高高在上的态度，以为这样可使他们敬畏服从，这也是不正确的和没有理性的。
因为这简直是一场无意义的闹剧，让孩子看来自己是讨厌的、甚至是可笑的父亲。
他们青春焕发，精力充沛，享有人生的机遇和赐予；对于一个心脏和血管内已没有多少热血，
还摆出一副傲慢暴戾的神气，若大麻田里的稻草人，他们只会嗤之以鼻。
在我能够令人敬畏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叫人爱戴。

人到老年有那么多的缺点，又那么无能为力；他容易受人唾弃，
能得到的最好的报偿是儿辈的温情和爱，颐指气使、以势压人再也不能成为武器。
我见到一个人，他在青年时代盛气凌人。当他上了年纪，虽则过得尽可能地理智，
还是打人、咬人、赌咒人，简直是脾气最急躁的法国大老爷；他时时处处窥探四周，
非常警觉，然而这一切只是一出喜剧。他的一家串通一气瞒着他；尽管他把钥匙放在兜里，
须臾不离，看得比眼睛还贵重，别人照样任意取用他的粮仓、库房、甚至钱柜里的东西，
他自奉甚俭，三餐简单，可是他家的其他房间里花天酒地，吆五喝六，把他的怒气和小气作为笑柄。
人人都望风防着他。如果哪个胆小怕事的仆人向他打小报告，只会引起他的怀疑；
这是老年人常犯的通病。他多少次在我面前夸耀他对家里人订下各种规矩，
家里人对他如何顺从和尊敬；他看事情多么眼明心亮。

唯有他一人被蒙在鼓里。
——泰伦提乌斯

我不认识还有谁比他有过更高的天赋和才学，善于自持，却又一蹶不振地回到了孩提时代。
这说明我为什么在许多同类故事中选择这个故事作为典型来叙述。

他是否可以不致如此或者成为另外一个样，这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
在他的面前，大家什么事都让着他。没有人违背他，都让他的权威得到虚妄的满足。
大家相信他，怕他，全心全意尊敬他。他辞退一名仆人，仆人卷了铺盖走；
但只是走出他的视线而已。老人的腿脚不灵，神志不清；
不会发觉那名仆人依然长期生活在大院内当差。然后时机来到，从远地方发来几封信，
仆人低声下气，苦苦哀求，口口声声答应以后好好干，这样他又得到他的宽恕。

老爷要做一件事或发一封信，凡不合别人心意的就被扣住，然后编造许多理由，
不是说传递出了问题，就是得不到回音。外界的信没有一封是由他先看的，
他只能看到别人认为他看了无碍的信。有的信凑巧先落到他的手里，他习惯交给别人给他念，
别人就随口胡编，有人在信里骂他，也说成是向他求情。
到了后来他看到的有关自己的事无一不是虚假的、事前布置的；
为了不引起他的烦恼和愤怒，一切都叫他称心如意。

我看到许多家庭成年累月搬演这类喜剧，形式不同，效果却相似的。

妻子跟丈夫意见相左，司空见惯。她们决不会放过机会去对付他们；
任何借口都可作为她们驳不倒的辩护。我见过一位夫人从丈夫那里骗了大量钱财，
只为了——据她说——向忏悔师献上更多的施舍。你们能相信这一笔虔诚的消费么，
凡是丈夫同意的让步，她们都觉得不够称心，非得狡黠或自负地，然而总是不正当地耍些花招，
这样得来的东西才有意思和刺激。在我提到的这件事上，她们是以孩子的名义去反对一位可怜的老人，
她们以此作为招牌，公然为自己的私利打算；仿佛她们都是受奴役的人，
奋起反抗她们的奴隶主和官府。如果那些男孩长大成人，他们也会不加节制地恩威并施，
去收买总管、账房和其他人。

无妻无儿的老人遭到此种不幸，较为少见，然而也更残酷更丧失尊严。
老加图在他的时代说过，多少仆人就是多少敌人。如果把那时代的风俗淳朴与今日相比较，
岂不是在警告我们妻子、儿女、仆人个个都是敌人吗？幸而，人到了老朽，耳聋眼花，
麻木不仁，任人欺侮而不知，这也是天赐之福。如果我们斤斤计较，在这个时代法官可以用钱收买，
判断是非经常站在年轻人的立场，我们会得到些什么呢？

我即使看不到这类欺骗行为，至少我不会看不到我是非常容易受骗上当的。
人家不厌其烦地说朋友是多么可贵，而家庭关系完全是另一码事。
我看到动物中间这种纯洁的关系，多么肃然起敬！

如果有人欺骗我，至少我不欺骗自己说自己是不会受骗的，也不绞尽脑汁去这样做。
我只有依靠自己逃过这样的背叛，不是疑神疑鬼担心不安，而且抱定决心不以为然。

当我听到某人的事，我关心的不是他；而是回过头来想到自己的处境。
他遇到的一切都与我有关。他的遭遇是对我的警告，也促使我清醒。
如果我们知道回顾自己和扩大思路，每天每时每刻谈论其他人，其实也是在谈论我们自己。

有许多作家，当他们鲁莽地勇往直前攻击他人的事业，殊不知这也是在损害自己的事业，
这些攻击也可被敌人利用进行反击。

我还发现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种不适当的做法，父亲不但过完漫长的一生前剥夺孩子享有的财富，
还把身后处置遗物的权力交给妻子，由她们随心所欲地支配。我还认识一位贵人，
还是王国最高将领之一。他从继承权来说每年可以有五万埃居的年金，
然而在五十多岁逝世时债台高筑，贫困潦倒；而他的母亲风烛残年，
却在享用他的父亲八十高龄寿终时遗赠的全部财产。我觉得这点毫无理性可言。

所以在我看来，一个事业顺利发展的人，去找个要付一大笔聘礼的女人，这对他并无帮助。
俗语说：外债最叫人倾家荡产。我们的祖先一致遵守这句箴言，我也是如此。

但是有人劝我们不要娶有钱人家的女儿，怕这样的妻子娇贵，不好侍候，
这完全是为了一个不足为信的猜测而失去一个真正的机缘，他们这样说是不对的。
对一个不通情理的女人来说，任何一条理由都是说服不了她的。她们愈输理的时候愈是自我欣赏。
歪理就是吸引她们；而贤淑的女人，以自己的品行为荣，愈富有愈愿意做好事，
就像愈美丽的女人愈要高傲地保持贞节。

根据法律，孩子没有到达成年自立以前，由母亲管理家务，这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女性有女性的弱点，父亲不能期望孩子成年时在智慧和能力上超过他的妻子，
这就是父亲管教不严了。可是，让母亲完全遵照孩子的性情行事，这更有违于天性。
女性必须享有更好的物质条件，按照她们的门第和年龄去维持他们的地位，
尤其拮据和匮乏对女性比对男性来说更难忍受得多。所以负担应该落在儿子身上，
而不是母亲身上。

总的来说，我觉得人在临终时对遗产最正当的安排是遗赠给家乡。法律比我们想得更周到，
就是选择不当，由法律来承担，也比由我们在匆忙中贸然承担为佳。财产到头来不是我们的，
既然从民法来说，在我们死后财产必须留给后人。虽然我们尚有自由支配的权利，
我认为必须有十分明显的重要理由，才能剥夺一个人按照出身和一般情理应该享有的继承权。
随心所欲和任意安排，这是违情悖理，滥用自由。

叨天之幸，我一生中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时刻，诱使我的爱心违背法律和常情。
我善于识人，知道跟谁是犯不上长期真心对待的！说错一句话，使十年恩情前功尽弃。
谁能在最后时刻对他们曲意奉承，这算是他做到了家，关键是做得恰到好处；
不是最经常、最善意的关心，而是最近期、最实在的关心才会功德圆满。

有的人利用遗嘱，如同一手拿苹果，一手拿藤条，对于意欲染指的人每个行动都在其赏罚之中。
继承是一件事关重大的、后果深远的行为，不能随时间的变换，出尔反尔。
在这件事上，贤人一旦根据理智和大众意见做出决定后不再更改。

我们太看重男性继承权，企图让自己的姓氏永留人间，未免可笑；
我们也爱对天真的孩子的未来妄加猜测。无论在知识还是在体育课程方面，我当年不但在兄弟中间，
也在全省少年中间，是最笨、最迟钝、最无精打采的一个，如果从而把我排斥在我的圈子以外，
那就有欠公平。我们做出这些往往不准确的猜测并信以为真，据此做出事关重大的选择，
这是疯狂的行为。如果我们要打破这条规则，纠正我们的继承者受命运安排的命运，
首先可从外表来考虑，排斥那些重大的生理缺陷，这是永久不可改变的瑕疵，
在我们这些欣赏美的人来看，也是严重有害的。

柏拉图的立法官和他的公民们有一段有趣的对话，转述如下：他们说：
“我们感到末日来临时，为什么不能把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遗留给我们喜欢的人呢？
在我们的病榻边，在我们年老力衰时，在我们的事务中，我们的亲人曾经给过我们不同程度的帮助，
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思或多或少地分赠给他，哦，神啊，这是多么残酷！”

立法官对此做出下面的回答：“我的朋友，你们无疑将不久于人世，根据德尔斐城阿波罗神谕，
你们很难了解自己，很难了解属于你们的东西。我是立法官，认为你们不属于你们，
你们享有的东西也不属于你们。你们的财物和你们，不论过去与未来都是属于你们的家庭的。
还可以说你们的家庭和你们的财物是属于集体的。如果阿谀奉承的人趁你们年老多病，
或者趁你们自己一时热情，唆使你们不恰当地立下一张不公正的遗嘱，我会加以阻止的。
但是为了城邦的公众利益和你们的家庭利益，我会订下法律，
让大家合情合理地感到个人的财产应该归于集体。你们悄悄地、
心甘情愿地去到人类需要你们去的地方。而由我，对事物一视同仁，
尽可能从大众利益出发照应你们的遗物。”

回到我的话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女人在一切方面不应该控制男人，
除非从天然的母性一面来说，去惩罚那些脾气暴躁、又乐意听候她发落的人。
但是这不涉及我们正在讨论的老年妇女的问题。显然出于这样的考虑，
我们才那么乐意制订和实施这条剥夺女性继承王位权利的法律，然而这条法律谁也没有见过。
世界上没有一块领地像这里一样，不得到类似理智的批准而援引这条法律。
但是命运赋予它的权威性则各地不同。

把继承权交给母亲分配，并由她们对孩子做出选择，这充满了风险。她们的选择常常怀有私心，
变幻不定。因为怀孕期喜怒无常的病态心理，时时出现在她们的心灵上。
一般常见的是她们偏爱最懦弱、最鲁钝或者——若有的话——那些还搂在怀里的孩子。
因为她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实事求是地对待事物，她们就听任感觉和印象的摆布；
就像动物，只认识挂在奶头上的小崽子。

总之，从历来的经验也不难看出，这种天生的热情没有深厚的根基，
虽然我们对此非常郑重其事。我们可以用小小一笔钱叫做母亲的天天抛下自己的孩子，
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她们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我们不愿托付的体弱的保姆，
或者由一头奶羊喂养。不管她们的孩子会遇到什么危险，就是不许她们喂养，
还不许她们照看，要全心全意为我们的孩子服务。这样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看到久而久之会产生一种私生的感情，这种感情比天生的感情更强烈更操心。
要保存人家的孩子更甚于保存自家的孩子。我提到奶羊，这是因为在我家附近的村妇，
在不能喂养自己的孩子时习惯上用羊奶喂养。我还有两名仆人，喂母奶都没有超过一周。
这些奶羊训练有素，当婴儿啼叫时，认得出他们的声音，赶过来喂他们。如果换了另一个婴儿，
它们就不肯喂；婴儿换了一头奶羊也会不肯吃。从前我还见到一个婴儿不肯吃另一头奶羊的奶而饿死，
因为原来那头奶羊是他的父亲向邻居借来的。
牲畜跟我们一样，天生的感情也会衰退，让位于私生的感情。

希罗多德提到利比亚有一个区域，男人与女人杂居一起，孩子到了会走路的年纪，
靠了天性的指引，会走到人群中找出自己的父亲，我相信经常会出错。

只因为孩子是我们生育的，我们爱他们，把他们称为另一个自己；那么另有一样东西也是来自我们的，
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心灵产物，它们是我们的智慧、勇气和才干孕育的
，比肉体孕育的更加高尚，更可以说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在孕育它们时既当父亲又当母亲；
这些产物叫我们花更大的代价，如果是有益的话，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光荣。
因为我们其他孩子的价值更多来自他们自己，而不是来自我们；我们在其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第二类孩子的一切美、典雅和价值都来自我们，
因而，它们比其他的一切更能代表我们自己，使我们激动。

柏拉图还说，这是一些不朽的孩子，使他们的父亲名留青史，
甚至被奉为神明，如利库尔戈斯、梭伦、米诺斯一样。

论书籍

我当然愿意对事物有一番全面的了解，但是付不起这样昂贵的代价。
我的目的是悠闲地而不是辛劳地度过余生。没有一样东西我愿意为它呕心沥血，
即使做学问也不愿意，不论做学问是一桩多么光荣的事。我在书籍中寻找的也是一个岁月优游的乐趣。
若搞研究，寻找的也只是如何认识自己，如何享受人生，如何从容离世的学问：

这是我这匹马应该淌汗朝之奔去的目标。
——普罗佩提乌斯

阅读时遇到什么困难，我也不为之绞尽脑汁；经过一次或两次的思考，得不到解答也就不了了之。
如果不罢休，反会浪费精力和时间，因为我是个冲动型的人，一思不得其解，
再思反而更加糊涂。我不是高高兴兴地就做不成事情，苦心孤诣、
孜孜以求反而使我判断不清半途而废。我的视觉模糊了，迷茫了。必须收回视线再度对准焦点，
犹如观察红布的颜色，目光必须先放在红布上面，上下左右转动，眼睛眨上好几次才能看准。

如果这本书看烦了，丢下换上另一本，只是在无所事事而开始感到无聊的时候再来阅读。
我很少阅读现代人的作品，因为觉得古代人的作品更丰富更严峻；
我也不阅读希腊人的作品，因为对希腊文一知半解，理解不深，无从运用我的判断力。

在那些纯属是消闲的书籍中，我觉得现代人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作品，
以及让·塞贡的《吻》（若可把他们归在这类的话），可以令人玩味不已。
至于《高卢的阿马迪斯》和此类著作，我就是在童年也引不起兴趣。我还要不揣冒昧地说，
我这颗老朽沉重的心，不但不会为亚里士多德也不会为善良的奥维德颤抖，
奥维德的流畅笔法和诡谲故事从前使我入迷，如今很难叫我留恋。

我对一切事物，包括超过我的理解和不属于我涉猎范围的事物，自由地表达意见。
当我有所表示，并不是指事物本身如何，而是指本人见解如何。
当我对柏拉图的《阿克西奥切斯》一书感到讨厌，认为对他这样一位作家来说是一部苍白无力的作品，
我也不认为自己的见解必然正确，从前的人对这部作品推崇备至，我也不会蠢到去冒犯古代圣贤，
不如随声附和才会心安理得。我只得责怪自己的看法，否定自己的看法，
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法窥其奥秘，或是没有从正确角度去看待。只要不是颠三倒四、语无伦次，
也就不计其他了；看清了自己的弱点也直认不讳。对观念以及观念表现的现象，
想到了就给予恰如其分的阐述，但是这些现象是不明显的和不完整的。
伊索的大部分寓言包含几层意义和几种理解。认为寓言包含一种隐喻的人，
总是选择最符合寓言的一面来进行解释；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寓言的最肤浅的表面；
还有其他更生动、更主要和更内在的部分，他们不知道深入挖掘；而我做的正是这个工作。

还是沿着我的思路往下说吧；我一直觉得在诗歌方面，维吉尔、卢克莱修、
卡图鲁斯和贺拉斯远远在众人之上；尤其维吉尔的《乔琪克》，我认为是完美无缺的诗歌作品，
把《乔琪克》和《埃涅阿斯纪》比较很容易看出，维吉尔若有时间，
可以对《埃涅阿斯纪》某些章节进行精心梳理。《埃涅阿斯纪》的第五卷我认为写得最成功。
卢卡努的著作也常使我爱不释手，不在于他的文笔，而在于他本身的价值和评论中肯。
至于好手泰伦提乌斯——他的拉丁语写得妩媚典雅——我觉得最宜于表现心灵活动和我们的风俗人情，
看到我们日常的行为，时时叫我回想起他。他的书我久读不厌，也每次发现新的典雅和美。

稍后于维吉尔时代的人，抱怨说不能把维吉尔和卢克莱修相提并论。我同意这样的比较是不恰当的；
但是当我读到卢克莱修最美的篇章时，不由也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他们对这样的比较表示生气，
那么现在有的人把他和阿里奥斯托做不伦不类的比较，更不知对这些人的愚蠢看法说些什么好了。
阿里奥斯托本人又会说什么呢？

哦！这个没有判断力、没有情趣的时代！
——卡图鲁斯

我认为把普洛图斯跟泰伦提乌斯（他很有贵族气）比较，比把卢克莱修跟维吉尔比较，
更叫古人感到不平。罗马雄辩术之父西塞罗常把泰伦提乌斯挂在嘴上，说他当今独步，
而罗马诗人的第一法官贺拉斯对他的朋友大加赞扬，这些促成泰伦提乌斯声名远播，受人重视。

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写喜剧的人（意大利人在这方面得心应手），
抄袭泰伦提乌斯或普洛图斯剧本的三四段话就自成一个本子，经常叫我惊讶不已。
他们把薄伽丘的五六个故事堆砌在一部剧本内。他们把那么多的情节组在一起，
说明对自己本子的价值没有信心；必须依靠情节来支撑。他们自己搜索枯肠，
已找不出东西使我们看得入迷，至少要使我们看得有趣。这跟我说的作者泰伦提乌斯大异其趣。
他的写法完美无缺，使我们不计较其内容是什么，自始至终被他优美动人的语言吸引；
他又自始至终说得那么动听，

清澈见底如一条纯洁的大河。
——贺拉斯

我们整个心灵被语言之美陶醉，竟至忘了故事之美。
沿了这条思路我想得更远了：我看到古代杰出诗人毫不矫揉造作，
不但没有西班牙人和彼特拉克信徒的那种夸大其词，
也没有以后几世纪诗歌中篇篇都有的绵里藏针的刻薄话。
好的评论家没有一位在这方面对古人有任何指摘。
对卡图鲁斯的清真自然、隽永明丽的短诗无比欣赏，远远超过马提雅尔每首诗后的辛辣词句。
出于我在上面说的同样理由，马提雅尔也这样说到自己：他不用花许多工夫；故事代替了才情。

前一类人不动声色，也不故作姿态，写出令人感动的作品，信手拈来的都是笑料，
不必要勉强自己挠痒痒。后一类人则需要添枝加叶，愈少才情愈需要情节。
要骑在马上，因为两腿不够有力。就像在舞会上，舞艺差的教师表达不出贵族的气派和典雅，
就用危险的跳跃，像船夫摇摇晃晃的怪动作来引人注目。对于妇女来说也是这样，
有的舞蹈身子乱颤乱动，而有的舞蹈只是轻步慢移，典雅自然舒展，保持日常本色，
前者的体态要求比后者容易得多。我也看过出色的演员穿了日常服装，保持平时姿态，
全凭才能使我们得到完全的艺术享受；而那些没有达到高超修养的新手，
必须面孔抹上厚厚的粉墨，穿了奇装异服，摇头晃脑扮鬼脸，才能引人发笑。

我只要求做人明智，而不是博学雄辩，这些逻辑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药方对我毫无用处；
我要求作者一开始先谈结论，我已经听够了死亡和肉欲，不需要他们条分缕析，津津乐道。
我需要他们提供坚实有力的理由，指导我事情发生时如何正视和应付。
解决问题的不是微妙的语法、四平八稳的修辞文采；我要求他们的文章开门见山，
而西塞罗的文章拐弯抹角，令人生厌。这类文章适宜教学、诉讼和说教，那时我们有时间打瞌睡，
一刻钟以后还可以接上话头。对于不论有理无理你要争取说服的法官，
对于必须说透才能明白道理的孩子和凡夫俗子，才需要这样说话。我不要人家拼命引起我的注意，
像我们的传令官似的五十次对着我喊：“嗨，听着！”罗马人在祭礼中喊：“注意啦！”
而我们喊：“鼓起勇气。”对我来说这是废话。我既来了则早有准备，就不需要引动食欲或添油加醋：
生肉我也可以吞下去；这些虚文浮礼的作用适得其反，不但提不起反而败坏了我的胃口。

我认为柏拉图的《对话录》拖沓冗长，反使内容不显；柏拉图这样一个人，
有许多更有益的话可以说，却花时间去写那些无谓的、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叫我感到遗憾。
我这样大胆亵渎不知是否会得到时尚的宽恕？我对他的美文无法欣赏，更应该原谅我的无知。

我一般要求的是用学问作为内容的书籍，不是用学问作为点缀的书籍。
我最爱读的两部书，还有大普林尼和类似的著作，都是没有什么“注意啦”的。
这些书是写给心中有数的人看的，或者，就是有“注意啦”，也是言之有物，可以独立成篇。

我也喜读西塞罗的《给阿提库斯的信札》，这部书不但包括他那个时代的丰富史实，
还更多地记述他的个人脾性。因为，如我在其他地方说过，我对作家的灵魂和天真的判断，
历来十分好奇。通过他们传世的著作，他们在人间舞台上的表现，
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作为，但是不能洞悉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为人。

我不止千百次地遗憾，布鲁图斯论述美德的那本书已经失传：
因为从行动家那里学习理论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说教与说教者是两回事，我既喜欢在普鲁塔克写的书里，
也喜欢在布鲁图斯写的书里去看布鲁图斯。我要知道布鲁图斯在阵前对士兵的讲话，
然而更愿详细知道他大战前在营帐里跟知心朋友的对白，我要知道他在论坛和议院里的发言，
更愿知道他在书房和卧室里的谈话。

至于西塞罗，我同意大家的看法，除了学问渊博外，灵魂并不高尚。
他是个好公民，天性随和，像他那么一个爱开玩笑的胖子，大凡都是这样。
但是说实在的，他这个人贪图享受，野心虚荣；他敢于把他的诗作公之于众，
这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写诗拙劣算不得是一个大缺陷，
但是他居然如此缺乏判断力，毫不觉察这些劣诗对他的英名有多大的损害。

至于他的辩才，那确实举世无双；我相信今后也没有人可以跟他匹敌。
小西塞罗只有名字和父亲相像。他当亚细亚总司令时，一天他看到他的桌上有好几个陌生人，
其中有塞斯蒂厄斯，坐在下席，那时大户人家设宴，常有人潜入坐上那个位子，
小西塞罗问仆人这人是谁，仆人把名字告诉了他。但是小西塞罗像个心不在焉的人，
忘了人家回答他的话，后来又问了两三回；那名仆人，把同样的话说上好几遍，感到烦了，
特别提到一件事让他好好记住那个人，他说：“他就是人家跟您说过的塞斯蒂厄斯，
他认为令尊的辩才跟他相比算不了什么。”小西塞罗听了勃然大怒，
下令把可怜的塞斯蒂厄斯逮住，当众痛殴了一顿。他真是一个不懂礼节的主人。

历史学家的作品我读来更加顺心；他们叙述有趣，深思熟虑，一般来说，我要了解的人物，
在历史书中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更生动、更完整，他们的性格思想粗勒细勾，
各具形状；面对威胁和意外时，内心活动复杂多变。研究事件的缘由更重于研究事件的发展，
着意内心更多于着意外因的传记历史学家，最符合我的兴趣，
这说明为什么普鲁塔克从各方面来说是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

我很遗憾我们没有十来个拉尔修的第欧根尼，或者他这类人物没有被更多的人接受和了解。
因为我对这些人世贤哲的命运和生活感兴趣，不亚于对他们形形色色的学说和思想。

研究这类历史时，应该不加区别地翻阅各种作品，古代的，现代的，文字拙劣的，
语言纯正的，都要读，从中获得作者从各种角度对待的史实。
但是我觉得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是恺撒，不但从历史科学来说，就是从他这个人物来说，
也是一个完美的典型，超出其他人之上，包括萨卢斯特在内。

当然，我阅读恺撒时，比阅读一般人的著作怀着更多的敬意和钦慕，
有时对他的行动和彪炳千古的奇迹，有时对他纯洁优美、无与伦比的文笔肃然起敬。
如西塞罗说的，不但其他所有历史学家，可能还包括西塞罗本人，也难出其右。
恺撒谈到他的敌人时所做的评论诚恳之极；若有什么可以批评的话，
那是他除了对自己的罪恶事业和见不得人的野心文过饰非以外，就是对自己本身也讳莫如深。
因为，他若只做了我们在他的书上读到的那点事情，他就不可能完成那么多的重大事件。
我喜欢的历史学家，要不是非常纯朴，就是非常杰出。纯朴的历史学家决不会掺入自己的观点，
只会抱细心搜集的资料罗列汇总，既不选择，也不剔除，实心实意一切照收，
让我们对事物的真相做全面的判断。这样的历史学家有善良的让·傅华萨，他写史时态度诚恳纯真，
哪一条史料失实，只要有人指出，他毫不在乎承认和更正。他甚至把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
道听途说也照录不误。这是赤裸裸、不成型的历史材料，每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领会各取所需。

杰出的历史学家有能力选择值得知道的事，从两份史料中辨别哪一份更为真实，
从亲王所处的地位和他们的脾性，对他们的意图做出结论，并让他们说出适当的话。
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我们接受他们的看法，但是这只是极少数历史学家才享有的权威。
在这两类历史学家之间还有人（那样的人占多数）只会给我们误事；他们什么都要给我们包办代替，
擅自订立评论的原则，从而要历史去迁就自己的想象；因为自从评论向一边倾斜，
后人叙述这段历史事实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们企图选择应该知道的事物，
经常隐瞒更说明问题的某句话、某件私事；把自己不理解的事作为怪事删除，
把自己无法用流畅的拉丁语或法语表达的东西也尽可能抹掉。
他们尽可以大胆施展自己的雄辩和文才，
尽可以妄下断言，但是也要给我们留下一些未经删节和篡改的东西，
容许我们在他们之后加以评论；也就是说他们要原封不动地保留历史事实。

尤其在这几个世纪，经常是一些平庸之辈，仅仅是会舞文弄墨而被选中编写历史，
仿佛我们从历史中要学的是写文章！他们也有道理，既然是为这件事而被雇用的，
出卖的是他们的嘴皮子，主要也操心在那个方面了。所以他们从城市十字路口听来的流言蜚语，
用几句漂亮的话就可以串联成一篇美文。

好的历史书都是那些亲身指挥，或者亲身参加指挥，或者亲身参加过类似事件的人编写的。
这样的历史书几乎都出自希腊人和罗马人之手。因为许多目击者编写同一个题材
（就像现时代不乏有气魄有才华的人），若有失实也不会太严重，或者本来就是一件疑案。
由医生处理战争或由小学生议论各国亲王的图谋，会叫人学到什么东西呢？

若要了解罗马人对这点如何一丝不苟，只需举出这个例子：
阿西尼厄斯·波利奥发现恺撒写的历史中有些地方失实，
失实的原因是恺撒不可能对自己军队的各方面都亲自过问，对记下未经核实的报告偏听偏信，
或者在他外出时副官代办的事没有向他充分汇报。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了解真相需要慎之又慎，打听一场战斗的实况，
既不能单靠指挥将士提供的信息，也不能向士兵询问发生的一切；只有按照法庭的审讯方法，
比较证人提供的证词，要求事件的每个细节都有物证为凭。说实在的，
我们对自己的事也有了解不全面的地方。这点让·博丁讲得很透彻，与我不谋而合。

不止一次，我拿起一部书，满以为是我还未曾阅读的新版书，其实几年以前已经仔细读过，
还写满了注释和心得；为了弥补记错和健忘，最近以来又恢复了老习惯，
在一部书后面（我指的是我只阅读过一次的书籍）写上阅读完毕的日期和我的一般评论，
至少让我回忆得起阅读时对作者的大致想法和印象。我愿在此转述其中一些注释。

下面是我十年前在圭契阿迪尼的一部书内的注释（我读的书不论用什么语言写成的，
我总是用自己的语言写注释）：他是一位勤奋的历史学家；依我看来，
他的著作内提供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性，是其他人不能比拟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自己就是身居前列的参与者。从表面上也看不出，他会由于仇恨、偏心或虚荣而篡改事实，
他对一时风云人物，尤其对那些提拔他和重用他的人，如克莱芒七世教皇，
所做的自由评论都是可信的。他好像最愿意显山露水的部分，那是他的借题发挥和评论，
其中有精彩的好文章，但是他过分耽迷于此；又因为他不愿留下什么不说，资料又那么丰富，
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就变得啰里啰唆，有点像多嘴的学究。

我还注意到这一点，他对那么多人和事、对那么多动机和意图的评论，
没有一字提到美德、宗教和良心，仿佛在世界上这些是不存在的；对于一切行动，
不论表面如何高尚，他都把原因归之于私利和恶心恶意。他评论了数不清的行动，
居然没有一项行动是出于理性的道路，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不能说普天下人人坏心坏眼，
没有一个人可以洁身自好；这叫我怀疑他自己心术不正，也可能是以己之心在度他人之腹吧。

在菲利普·德·科明的书中，我是这样写的：语言清丽流畅，自然稚拙；
叙述朴实，作者的赤诚之心油然可见，谈到自己时不尚虚华，谈到别人时不偏执不嫉妒。
他的演说与劝导充满激情与真诚，绝不自我陶醉，
严肃庄重，显出作者是一位出自名门和有阅历的人物。

对杜·贝莱两兄弟撰写的《回忆录》写过这样的话：阅读亲身经历者撰写的所见所闻，
总是一件快事。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这两位贵族身上，
缺乏古人如让·德·儒安维尔（圣路易王的侍从）、
艾因哈德（查理曼大帝的枢密大臣），以及近代菲利普·德·科明，
撰写同类书籍时表现的坦诚和自由。
这不像是一部历史书，而是一篇弗朗索瓦一世反对查理五世皇帝的辩护词。
我不愿相信他们对重要事实有什么篡改，但是经常毫无理由地偏护我们，回避对事件的评论，
也删除他们的主子生活中的棘手问题。比如忘记提到德·蒙莫朗西和德·布里翁的失宠；
对埃唐普夫人一字不提。秘事可以掩盖，却是人所共知的事，
尤其这些事对公众生活产生这样大的后果，
忌口不谈是不可饶恕的缺点。总之，要对弗朗索瓦一世和他的时代发生的事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不妨听我的话到其他地方去找。这部书的长处是对这些大人物亲身经历的战役和战功有特殊看法，
还记载他们这个时代某些亲王私下的谈话和轶事，朗杰领主纪尧姆·杜·贝莱主持下的交易和谈判，
这里面有许多事值得一读，文章也写得不俗。

论残忍

我觉得德操不同一般，比我们内心滋生的善意更为高贵。
懂得自律和出身良好的灵魂总是遵循同一步伐，行为跟有德操的人难分上下。
但是跟禀性善良、温情平和、依照理性办事相比，德操中自有一种我说不出的高贵和奋进。

有的人天性温良宽宏，不在乎遭受凌辱，自然是一件好事，值得称道；然而有的人遭受凌辱勃然大怒，
在理智的劝导下，压制了复仇的怒焰，经过一番思量终于自我克制，岂不是更值得称道？
前者做事好，后者做事有德操。前者的行为是善良的行为，后者的行为是有德操的行为。
因为德操这个词是以困难和对比为前提的，不可能不经过思想交锋而去完成。
我们可以任意称颂上帝是善良的、强大的、慷慨的，还有公正的；
但是我们从不称上帝是有德操的；上帝的作为都是天生的，不需花费一点力气。

在哲学家中间，包括斯多葛派，还有伊壁鸠鲁派——容我插一句：
这个“还有”我取自一般的看法，其实是错的——有人嘲笑阿凯西劳斯，
说有许多人从他的学派改信伊壁鸠鲁学派，而从来没有人从伊壁鸠鲁学派改信他的学派，
阿凯西劳斯说：“我相信是的！可是要明白公鸡可以成为阉鸡，阉鸡绝不能成为公鸡。”
不论他这句话说得多么机智，事实上，从看法和信条的坚定性与严格性来看，
伊壁鸠鲁派决不输于斯多葛派。斯多葛派中的好斗者，为了打倒伊壁鸠鲁，自鸣得意，
不惜把伊壁鸠鲁从没想过的事也算是他说的，还有意歪曲他的原话，用语法修辞篡改原意，
把明知他心中与行为中没有的事强加在他的身上。有一个斯多葛派的信徒比那些好斗者更真诚，
宣称他放弃成为伊壁鸠鲁的信徒有众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考虑到他的道路高不可攀。
“那些热爱肉欲的人，其实是热爱荣誉和正义的人，他们尊重和实践一切德行。”（西塞罗）

我说，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中间，有许多人都认为心平气和、循规蹈矩、
乐于行善是不够的；回避一切命运的抗争而做的决心和推理也是不够的，还应该寻找考验的机会。
他们愿意追求痛苦、困难和轻蔑，然后再把它们打垮，使斗志保持不懈。
“在斗争中德操更趋坚定。”（塞涅卡）

伊巴密浓达属于第三学派，他拒绝接受命运通过合法的途径交到他手中的财富；
据他说是为了向贫困抗争，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矢志不渝，其中也有这一条原因。
我还觉得苏格拉底对自己的训练还要严厉，他用妻子的凶悍作为对自己的考验：
这简直是在钻刀阵。

萨图宁，罗马的保民官，企图强制通过一项有利于平民的不合理法规，抗拒者将遭到极刑。
罗马元老院中唯有麦特鲁斯一人以他的道德力量，独力抵制萨图宁的压力，从而遭到镇压，
他在最后关头还对押他上刑场的人说这样的话：“做坏事既容易又卑劣，
不冒险而做好事则稀松平常，只有冒了险做好事，才是一位有德操者的本分。”

麦特鲁斯的这些话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我要证实的信念，就是有德操的事不是一蹴而成的；
只因本性善良，循规蹈矩，轻松愉快完成的事，决不是真正的德操要完成的事。
德操要求一条艰苦曲折、充满荆棘的道路。德操或者是去克服外界的艰难，像麦特鲁斯，
命运骤然断送了他的前程，或者是去克服内心的艰难，它使一个人生活中坐立不安、茶食不思。

我行文至此，非常顺利。但是，推论到了这个地步忽生奇想，苏格拉底的灵魂，
据我所知，是公认的最完美的灵魂，然而以我的推论来看则是不值得推荐的。
因为我不能想象这位人物有丝毫做坏事的念头。他施行德操，
我也想象不出对他有任何为难和任何克制。我知道他的理智坚强无比，主宰一切，
决不会让任何邪念有萌芽的机会。像他那么高尚的德操，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比拟的。
我觉得看着这样的德操跨着胜利的步伐一往无前，大模大样，轻盈自在；
如果说德操只有与邪恶的欲念做斗争时才会发光，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德操不可能没有罪恶的参与。德操在罪恶的托衬下愈加显得辉煌。

那样的话，伊壁鸠鲁派的这种堂而皇之、毫无顾忌的情欲又会成为什么样的呢？
情欲自负地认为德操会在它的怀抱中娇生惯养，玩乐嬉闹，把耻辱、狂热、贫穷、
死亡和痛苦作为玩物。如果我认为完美的德操通过耐心克服和战胜痛苦，
忍受风湿痛而决不怨天尤人而完成，如果我说德操必须有艰苦和困难作陪衬，
那么伊壁鸠鲁的德操又会怎么样呢？那种不但以蔑视痛苦，并且以痛苦本身为乐，
把痢疾的病痛作为挠痒，他们中间许多人还留下行动给我们作可靠的证明。

还有其他人我认为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学说所立的规矩。比如说小加图，
当我看到他死时撕裂自己的五脏六腑，我不能认为他那时的灵魂没有丝毫惶惑和恐惧，
我不能认为他坚持这样做的目的仅是遵守斯多葛派的规定：沉着、冷静，没有激情。
我觉得这位青年的德操中充满青春朝气，决不会就此罢休。
我无疑相信他在这次高尚的行动中感到快乐和陶醉，超过他一生中任何其他行动：
“他很高兴找到了脱离生命投入死亡的动机。”（西塞罗）

我对此深信不疑，以致我怀疑他是否愿意被剥夺这个建立丰功伟绩的机会。
就是有机会让他去关心群众利益而不是关心个人利益，也不会使我改变主意，
我依然很容易相信，他感谢命运让恺撒这个盗贼乘机把国家的自由传统踩在脚下，
从而对他的德操进行这样高尚的考验。我仿佛在这种行动中看到，
当灵魂认识到行为中的高尚和自豪时，自有一种我说不出的愉悦、极度的快乐和大丈夫气概：

抱了死的决心更骄傲。
——贺拉斯

他并不企求什么光荣，像某些庸俗和没有骨气的人的看法，因为这样的想法太卑下了，
决不能触动一颗那么慷慨、高傲和坚硬的心，他企求的是这件事本身的壮烈。
他善于掌握其中的奥妙，比我们更清楚看到这件事中的完美之处。

我很高兴，依照哲学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这么一个高尚行为除了小加图以外，
是不会出现在其他人的生命中的，唯有他的生命才会这样结束。
因而他按照理智告诫儿子和伴随他的元老，说他们有他们完成业绩的道路，
“加图生来具备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严厉禀性，加以长期来不断地锻炼自己，
坚持自己的原则屹然不动，宁死也不愿见到暴君出现。”（西塞罗）

死与生其实是一致的。我们不会因死而变成不同的人。我总是以生来解释死。
如果有人跟我说某人死得很坚强，而活得很脆弱；我认为这也是他生命中原有的脆弱性造成的。

他依靠灵魂的力量，死得满不在乎，从容不迫。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样使他的德操黯然失色了呢？
头脑里有点真正哲学思想的人中间，有谁会满足于想象苏格拉底遇到灾星，身陷囹圄，
饱尝铁窗风味时仅仅是不害怕和不忧虑呢？有谁会不承认他既固执又坚定（这是他的日常态度），
还有对自己最后的学说有一种新的满足和欣喜呢？当他在赐死前脱去镣铐时，
他搔自己的双腿，高兴得心里发颤，他不是感到灵魂中有一种极度的愉悦，
他终于摆脱了从前的艰辛，要去认识未来的事物么？小加图必须原谅我这样说，
他死得很悲壮，而苏格拉底则死得更美丽。

苏格拉底死得令人惋惜，而阿里斯提卜对惋惜的人说：“但愿神让我也有这样的死！”
这两位人物以及他们的摹仿者（我十分怀疑是否有人得到其真谛），那么习惯于德操，
德操成为他们感性的一部分。这已不是孜孜以求的德操，也不是理智的约束，
而使灵魂保持紧张状态；这是他们心灵的本质，这是他们天性的自然流露。
他们天性善良宽厚，又加上哲学信条的长期熏陶，才培养出这样的心灵。
我们内心的邪念找不到走入他们心灵的道路，
他们心灵的力量和坚定在邪念蠢蠢欲动时已把它们堵住，压了下去。

一种是通过高尚和神圣的决心，使诱惑不致萌生，以德操教育自己，把罪恶的种子连根拔掉；
另一种是受到情欲的刺激，放任自流，然后又发奋图强去克服情欲的进展；
相比之下，前者可能比后者更美；然而后者的行为又比天性随和温良，厌恶荒唐纵欲更加了不起，
我相信这是不用怀疑的。因为第三种即是最后一种做法，只能造就一名无辜的人，而不是有德操的人。
不做坏事并不意味会做好事。再加上这样做人的方法十分接近于有缺陷和软弱，
我也不知道如何确定它们的界限而加以区别了。所谓善良和无辜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贬义词。
我还看到许多德行，如贞洁、简朴、节制，当我们年老力衰时，人人都是可以做到的。
临危不惧（如果用词没有不当的话），蔑视死亡，困境中不急不躁，那是对意外事件缺乏判断，
不懂得实事求是的人也是可以做到的。麻木与愚蠢偶尔也会产生道德的效果，
就像我时常见到有人原来应该惩罚而竟得到了表扬。

一名意大利贵族在我面前说这个不利于自己国家的话：意大利人感觉敏锐，思想活泼，
对于降临他们身上的危险和意外事件很有预见。如果在战场上当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时，
见到他们已经在想安全措施，也不必大惊小怪。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就没有那么细致，
行动迟缓，要眼睛看得到危险，手摸得着危险，这时才会感到害怕，临了就慌作一团。
而德国人和瑞士人还要粗鲁和迟钝，就是挨到打也不知道改变主意。这可能仅仅是说笑。
有一点是真的，就是战争中往往是新兵奋不顾身扑向危险，吃过亏以后才会多加思索：

谁不渴望首战告捷，立下辉煌战功。
——维吉尔

因而，判断某一个具体行动时，应该考虑到许多因素，
全面了解做这件事的那个人，然后才能定论。
再就我个人来说一说。我好几次听到朋友称道我这个人谨慎小心，其实是我运气好；
称道我勇敢和耐心，其实是我判断和看法正确；说到我的事总不得要领，有时对我过誉，
有时对我中伤。以目前来说，我已经达到第一阶段的涵养，把德操视为习惯；
然而还无法证实我达到了第二阶段。我有什么迫切的欲念要克制还不用费多大力气。
我的德操是一种偶然或意外的德操，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只是一种无邪行为。
如果我生来脾气浮躁不定，我怕我的行为就不堪设想。因为如果我的情欲稍为激烈，
我决不会下狠心去抑制。我不知道如何反复斟酌或思想斗争。
因而，我对许多恶习都没有沾边，只能说是叨天之幸：

如果我的缺点不多不大，如果我天性善良，像美丽的脸上有零星的小瘢疤。
——贺拉斯

这是靠运气多于靠理智。从以贤明著称的家族和一位非常善良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
我不知道是父亲把一部分脾性遗传给了我，还是童年时家庭的榜样和教育对我的帮助；
或者我生来就是这样的。

看着我诞生的是天秤宫，是目露凶光的天蝎宫，还是像暴君坐镇西海的摩羯宫？
——贺拉斯

不管如何，我对自己大部分恶习讨厌之至。有人问什么是学习人生的最好途径，安提西尼斯说：
“把坏事忘掉。”好像说的就是这个思想。我说我讨厌恶习，这种看法出于自己的天性，
从襁褓时期就带来的本能和性格一直保留着，任何时刻都不曾使它改变，即使我本人的言辞也不能够；
我的言辞若是摆脱惯例中某些事物的约束，也会使我轻易去做我天性憎恨的一些行为。

要说不中听的话，我还是会的，然而在许多问题上，我的作风也会比我的意见接受更多约束和规矩，
我的欲念不及我的理智强烈。

阿里斯提卜对欲念和财富的看法那么大胆，整个哲学界群起而攻之。
但是至于他个人的生活作风如何，狄奥尼修斯暴君派来三名美女供他挑选，
他回答说三个都要，如果他选了其中一名而怠慢了其他两名，会给帕里斯带来厄运；
但是把她们领到家里以后，手指也没动一下就把她们送了回去。
他的仆人一路跟着他，带的银钱太多背不动，他吩咐他把背不动的钱都扔了。

伊壁鸠鲁的教条是非宗教性的，讲究安逸，然而他在生活中却非常虔诚和勤奋。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用黑面包和清水果腹，请他送一些奶酪来以便他有时做一顿美餐。
是不是可以说，为了做个好人，我们必须依靠隐藏在内心的天然潜质，
没有规律，没有理由，没有先例地做到这点？

叨天之幸，我曾经有过几次放荡行为，都不算是最糟糕的。
内心已对这些行为根据其不同程度而有所谴责，因为我的判断力没有受到这些行为的影响。
我狠狠责备自己要比责备别人严厉得多。事情就是这样；因此，目前来说，我顺其自然，
轻易地落到天平的另一头，除非为了克制自己的恶习，不受其他恶习的玷污；
若不小心，恶习与恶习大多数都会互相联系，互相蔓延。我对自己的恶习尽量予以隔离孤立，
不引发其他的恶习。

我不放纵我的恶习。
——朱维纳利斯

然而，斯多葛派认为贤人行动时，他的所有的德操都在行动，
虽然根据行动的性质其中一种德操更为明显（若举身体为例，可能更说明问题，
人在发怒时，身体内所有体液都帮助它起作用，虽然怒气是占主要地位），
如果以此类推，认为坏人做坏事时，他的所有恶习都同时发作，我相信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或者是我不明白他们的原意，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说事情恰巧相反。

这是一些无从捉摸的细腻之处，在哲学中往往是略而不提的。

有些恶习我是沾上的，有些恶习我是回避的，圣人也不过如此。

可是逍遥学派否认这种不可分解的错综复杂关系，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谨慎公正的人也可能是贪酒纵欲。

对于有的人认为他的面孔带有恶相，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
他的天性确实有这样的倾向，但是他通过学问得到了纠正。

熟悉哲学家斯蒂尔波的人说，斯蒂尔波生来喜爱酒色，他通过学习渐渐跟这些疏远了。

我则相反，身上若有什么优点，都来自先天；不是来自法律、学说和其他学习途径。
我心灵的无辜是一种先天的无辜；既不强求，也不虚伪。我在一切罪恶中最痛恨的是残忍，
不论是直觉上还是判断上，都看作罪恶。我的心地是那么懦弱，甚至看到杀鸡也会满心不快，
也忍受不了兔子在我的猎犬口中的吱叫声，虽然打猎是一大乐事。

雷蒙·塞邦赞

骄傲自负的人

自高自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病，所有创造物中最不幸、最虚弱、最自负的是人。
他看到自己落在蛮荒瘴疠之地，四周是污泥杂草，生生死死在宇宙的最阴暗和死气沉沉的角落里，
远离天穹，然而心比天高，幻想自己翱翔在太空云海，把天空也踩在脚下。
就是这种妄自尊大的想象力，使人自比为神，自以为具有神性，自认为是万物之灵，
不同于其他创造物；动物其实是人的朋友和伴侣，人却对它们任意支配，
还自以为是地分派给它们某种力量和某种特性。
他怎样凭自己的小聪明会知道动物的内心思想和秘密？
他对人与动物做了什么样的比较就下结论说动物是愚蠢的呢？

当我跟我的猫玩时，谁知道是它跟我消磨时间还是我跟它消磨时间？柏拉图在描述萨图恩黄金时代说，
那时人的主要长处中有一条是他懂得与动物交流，从它们那里学到东西，
知道每个动物的真正品质和特点；人由此养成一种充分理解和谨慎的态度，
也使自己的生活过得远远比我们幸福。还需要更好的证据来说明人对动物的冒失行为吗？
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赞成这个看法：大自然赋予动物的形体，大部分是作为预测使用的，
以使人到时候可以利用它们预测未来。

动物与人不能交流，为什么不说成既是动物的缺点也是人的缺点呢？我们不能相互了解，
这是谁的错也只能靠猜测。因为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不比它们对我们的了解多。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把它们看作动物，它们也可能把我们看作动物。
我们听不懂它们的话，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我们不是也听不懂巴斯克人和洞穴人的话吗？

可是有人自夸听得懂动物的话，如蒂亚那的阿珀洛尼厄斯、墨兰普斯、蒂勒西亚斯、
泰勒斯和其他人。还据宇宙学家说，有的国家还有立狗做国王的，
他们就必须对狗的吠叫和动作给予某种说明。我们应该注意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
我们对动物的意思有点了解，动物对我们的意思也有点了解，两者程度相差不多。
动物喜欢我们，威胁我们，需要我们；我们对它们也是这样。

目前，我们显然发现它们之间的交流是全面充分的，不但它们同类之间如此，
在不同类之间也如此。

不会说话的动物，甚至那些野兽，发出不同的叫声是表达畏惧、痛苦，或快乐。
——卢克莱修

总之，人的哪一种长处不可以在动物的行动中找到？还有什么比蜜蜂的工作更加按部就班、
有条不紊的？这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协作，我们怎么能够想象没有理智、
没有策划也可以进行的呢？

还有燕子到了春天飞回来，在我们房屋的各个角落探测，
在千百个地方寻找和选择最适宜筑窝的地方，
难道是没有判断和识别力的吗？再看那些美丽迷人的鸟窝结构，
这些飞禽选择一个方框而不是一个圆框，
选择一个钝角而不是一个直角，难道不明白其中的特点和效果吗？它们有时含水，有时含泥，
难道不知道泥掺上水会发软吗？它们在窝里铺上青苔或绒毛，
难道不是预见到小鸟的细爪子躺在上面更加舒适柔软吗？它们把窝筑在东方，避风遮雨，
难道不知道各种风有各种风的情况，某种风比另一种风更有益于鸟的成长吗？
为什么蜘蛛织网一处厚而另一处薄？在这个时刻打这样的结而不打那样的结，
难道它们会不讨论、不思考和不下结论吗？

在大多数生物工程中，我们看到足够的例子，说明这些动物的智慧超过我们，
我们的技术无法摹仿它们。我们运用全部的心智和技巧，做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及它们的细致。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它们那样？为什么我们把超越我们天赋和技能的工作，
归结于什么无法理解的天然性和盲目性呢？

这样，我们无意中承认了它们比我们优越得多，
大自然像慈母一样，在生活各方面和各种场合陪伴它们，
携着手指引它们；大自然对我们则任其自生自灭，要我们为了求生存费尽心计去做一切。
就是靠勤奋和用心也不让我们达到动物生来就有的本领，
就是它们的鲁钝愚昧也远远超过我们的天赋智慧。

说实在的，在这方面，我们有理由说大自然是一个非常不公正的后娘。但是这没关系。
人的组织不是完全杂乱无章的。大自然把所有创造物放在一个宇宙内；
没有一个创造物不充分具备为了自身生存而必需的手段。

大家的意见众说不一，时而把人捧到九霄云上，时而把人贬得无地自容；
但是我听到人的普遍抱怨是：我们是唯一的动物，赤裸裸地被抛弃在赤裸裸的土地上，
四肢受到束缚，没有武器自卫，只靠其他动物的皮毛蔽体；而所有其他创造物，
大自然都根据生存的需要，赐给它们贝壳、厚皮、毛发、羊毛、针芒、裘皮、茸毛、
羽毛、鳞片、浓毛、丝；给它们装上尖爪、利齿、长角，作为冲击和自卫之用；
还教它们必需的本领，泅水、飞翔、唱歌；而人一出世既不会走路，
也不会说话，也不会吃，倒是天生地会哭。

此外，受到天性的指引而走正道做正事，这更接近上帝，比仓促任意地自由行事更加光荣，
我们的行为由上帝指导比由自己指导更加可靠。
妄自尊大的虚荣心使我们更愿意把我们的知识归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上帝的慷慨；
说到其他动物多亏得到了先天的好处，而自己全凭后天的才能而显得高贵荣耀；
我觉得这纯然是天真幼稚的想法，从我个人来说，我看重与生俱来的品质，
也看重我通过学习讨教得到的素养。舍上帝和大自然的恩泽而要得到更好的人生指导，
这不是我们之力所能做到的。

因而，色雷斯的居民要通过一条水面结冰的河流时，就把狐狸赶在前面引路。
我们看到狐狸走到河边，把耳朵贴在冰块上，从水流声听出水面离冰块有多少距离，
探测冰块的厚度，决定往后退或往前走，我们不是可以认为像我们所做的一样，
狐狸也在动脑子推理吗？这是从天然感觉得出的推理和结论：有声音，表示有动静；
有动静，表示没有结冰；没有结冰，表示水在流动；水在流动，就经不住重量。
若把这些仅仅归结于听觉的灵敏，没有推理，没有结论，这是胡说，我们不能这样去想。
同样，我们捕捉野兽有种种做法，野兽也就有保护自己的种种诡计和创造。

如果我们有能力捕获野兽，驯服野兽，按照我们的意志利用野兽，就认为我们比它们优越，
其实人与人之间也有这种优越。我们的奴隶也是听从我们使唤的。
叙利亚女奴克利玛西特人不就是匍匐在地上，给贵妇人上马车时当脚蹬和阶梯使用么？
大部分自由人为了蝇头小利为别人卖命，听任别人使唤。
色雷斯人的妻妾争着要在丈夫的墓前殉葬。暴君从来不愁没有足够的人对他们忠心耿耿，
还有人自告奋勇愿意在暴君死后像在生前那样侍候他们。

为什么因为人能够辨别什么东西可以养身治病，什么东西不可以养身治病，
了解大黄和水龙骨的药性，就说人由于聪明和思考就有了知识呢？让我们看看康迪的山羊，
它受了箭伤，就会在千百种野草中寻找白鲜来治伤。乌龟吞下了毒蛇，立即寻找牛至来清理肠胃；
蜥蜴用茴香明目；鹳用海水灌肠；大象不但会拔掉自己同类、
甚至主人在交战时身上所中的标枪和箭矢（以被亚历山大大帝所杀的波鲁斯国王的大象为例），
而且动作熟练，连我们也做不到那样毫无痛苦。我们为什么不说这也是知识和谨慎呢？
为了贬低它们而说它们知道这样做是受之于天赐的教育，这没有否定它们有知识和知道谨慎，
反而更有理由认为它们从这么可信的教师那里学得比我们还好。

还有，野兽不是不会依照我们的方式接受教育。乌鸫、乌鸦、喜鹊、鹦鹉，我们教它们说话；
我们看出它们的声音和呼吸那么舒展自在，可以对它们进行训练，发出某些字母和音节，
这说明它们内心也有思想，驯顺好学。
我相信每个人都很高兴看到街头艺人教他们的狗玩那么多的花样，
用语言指挥它们做各种动作和跳跃，狗跳舞从来不会踩错一个拍子。

我看到这件虽说是常见的事感到更加钦佩，那就是在乡村和城市给盲人引路的狗。
我注意到它们怎样停留在一些习惯得到施舍的门前；它们怎样带了主人避过马车和大车的冲撞，
虽然这中间有足够的空隙可以供狗自己通过；我也看见过，有的狗沿着城里的一条沟，
自己走一条坏路，给主人留出平坦的路，防止跌进沟里。
这条狗怎么会知道它的责任不仅是保护主人的安全，还不顾自己不便也要侍候主人呢？
它又怎么懂得这条路对它是够宽的，对它的主人又是不够宽的呢？这一切没有思考和推理会懂吗？

教育别人比受别人教育还需要更多的理智。根据德谟克利特的判断和证实，
我们许多技术还是动物教会我们的：蜘蛛教编织，燕子教盖屋，天鹅和夜莺教音乐，
许多动物用实例教治病。亚里士多德认为夜莺教小鸟唱歌，要花费时间和心思，
而被我们关在笼子里的夜莺，没有机会跟父母学习，歌声就逊色多了。
从这件事也可看出通过学习和钻研才会取得进步。

即使野生的夜莺，歌声也不是一模一样的，每头夜莺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学唱；
它们在学习时还相互嫉妒，争吵得不亦乐乎，有时失败者还死在地上，咽气也比唱得不好听强。
那些小鸟若有所思地蠕动身子，开始学习某些唱腔；学员听着教员的讲授，
用心记住；它们轮流停顿不唱，使人觉得它们在听教员的纠错和训斥。

论自命不凡

的热情把钟情的对象说成花容玉貌，丽质天姿，使热恋中的人糊里糊涂，
在他看来他所爱的那位总跟实际不一样，更为完美。
我并不是要一个人生怕这方面看不准，从而误解自己，贬低自己。
评判应该自始至终保持不偏不倚，这说明他看待这件事也像看待其他事，以实事求是为准。
如果是恺撒，那就不妨让他大胆自认为世上最伟大的统帅吧。

我们讲究的只是些礼仪，礼仪支配着我们，而我们忽视了事物的实质。我们抱住的是枝条，
抛弃的是树身和躯干。我们教导女士在听到她们并不怕做的事情时要脸红；
我们不敢直呼我们的器官的名称，却不怕使用它们从事各种淫乱活动。

礼仪禁止我们口头表达某些自然明白的事情，我们照做；理智禁止我们做任何不明不白不好的事情，
没有人照做。在这里我就感受到礼仪条律的束缚，因为它不允许一个人说自己好，
也不允许一个人说自己坏。我暂且把这事放在一边。

命运（好与坏都是这样称呼的）使某些人一生养尊处优，可以在人前以行动表明他们是怎样的人；
但是命运使某些人在人群中默默无闻，他们自己不说也没有人会说起。
如果他们大着胆子对有兴趣了解他们的人说起自己，那也是情有可原，
可以以拉丁诗人卢西里乌斯为例：

从前他对着他的本子，就像对着好友，倾诉他的秘密，
不论事情顺利或不利没有其他知己：因而他漫长的一生好似写在还愿板上明明白白。
——贺拉斯

我不知道人家在我身上看到的这些姿势是否属于这第一种情况，
是否我身上真有这样的天生缺陷，肢体无法协调活动；但是说到心灵的活动，
我在这里坦陈自己的想法。

这种虚荣包含两个部分：视自己过高和视他人过低。

说到第一部分，我觉得首先必须考虑这样的前提，我总是感到心灵的迷失，
这种压力使我不愉快，因为说不出理由也就更加令我烦躁。我尝试改掉它，但是无法根除。
这就使得东西到了我手里，我就会贬低到手的东西的价值；东西不在我手里，
不在我眼前或者不是我的，那时我会抬高它的价值。这种心态流传很广。
犹如权威思想的作祟，使丈夫对自己的妻子，许多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带着恶意的轻视；
我何尝不是这样，同样两部作品，我总是对自己的作品吹毛求疵。

这不是急于求全求好，妨碍了判断力，使我对自己感到不满意，
就像占有使人不重视自己掌握与支配的东西。远方国家的制度、风俗吸引我；
语言也是这样，我发现拉丁语由于严谨而令我入迷，超过应有的程度，使我犹如孩子和庸人。
邻居的财产管理、房屋与马匹，尽管价值相同，在我看来也胜过我的，
因为这些不属于我。尤其我对自己的家庭状况一无所知。

我欣赏每个人对自己抱有的信心与期望，而我对事情几乎总是不知道如何去做，
也不敢回答说自己会做。我对自己的能力也没有做过系统的估计，只是在事情做成后才有点明白。
同样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做其他事。从而遇上我工作进行顺利，
会认为是我的运气好多于我的能力强。尤其我在计划时全凭偶然，还提心吊胆。

此外，我一般还有这个特点，古代对人的总体看法中，我最接受和最注意的是贬低、
轻视和打击我们最厉害的看法。我觉得哲学在攻击我们的自负与虚荣，
揭露我们的优柔寡断与软弱无知时切中要害，发挥最精彩。我觉得人自视过高是助长一切——
社会与个人的——谬误思想的根源。那些骑在墨丘利的本轮上，对天庭一览无遗的人，
像拔错牙的庸医那样叫我受不了。因为在我以人为对象的学习中，发现人的判断五花八门，
疑窦重重，简直是一座深不可测的迷宫，即使是同一研究智慧的学派中也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你可以想一想，既然这些人对自己本身与处境的认识不能取得一致——
这些还是日夜展现在他们眼前、存在于他们心中的事。
既然他们对自己掀起的讨论是怎样掀起的也说不清，对自己掌握、
玩弄的学术机关不知如何描述解说，我怎么还能相信他们论述尼罗河潮涨潮落的原因呢？
据《圣经》说，让人对事物产生好奇，这是神强加于人的一种“劳苦”。

我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除了以下这点认识与众有所不同：那就是会犯普遍存在的低劣错误，
但是不否认，也不找借口原谅；知道自己有多少价值也说多少价值。

若有什么荣耀，脸上也会有所流露，这仅是表面现象，不会积淀于心，影响我的判断。

我只是被浇湿了身子，但没有被染上颜色。

说实在的，我的精神产物中不论在哪一方面都还没有创造出让我满意的东西，
别人的称赞不会使我听了坦然。我的情趣细腻挑剔，涉及自己尤其如此；我不断否定自己，
觉得自己处处犹豫不定，软弱退却。我也没有什么才能可以提出高见。
我的观察力较为清晰准确，但是使用时就会模糊不清，尝试写诗时更为明显。
我热爱诗歌，评论别人的作品颇有见地；但是自己动手写时，实实在在变成了个孩子，
连自己也无法忍受。在其他事情上可以做傻瓜，在诗歌上万万不能。

我的心灵只顾自己，习惯于独断独行。至今还没有一位统领和严师强求于我，
我也总是信步往前走。这使我娇气，不懂为他人着想，做事只对自己有利。
对我来说也没有必要去改正这种迟钝、懒惰、无所事事的天性。因为看到自己生来那么幸运，
也就没有理由去重新考虑；还有那么一点小聪明让我知道这个境况不差，
也就不用再追求什么，得到什么：

顺风不会使我扬帆远航，逆风也不会使我船只转向，
论力量、才智、美貌、美德、门第、财富，我在大人物中最小，在小人物中最大。

我所需要的只是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也就是心灵的调节，
要在各种境遇中处理得好同样也是困难的，我们从经验看到在富裕时比在贫困时更难做到；
可能是这个原因，按照我们其他情欲的轨迹，挥霍成性比贫寒更刺激对财富的渴望，
节制的美德也比忍耐的美德更少见。

我所需要的只是静静享受上帝慷慨赐予我的财富。我从没做过任何无聊的工作。
我也不积极管理自己的事业，就是管理，也是由别人提出后，在我的时间内、
以我的方式去做，他们信任我，理解我，不催我。因为出色的马师傅才能叫一匹喘气的劣马干活。

我童年也受到宽松自由的教育，从不强制约束。这一切形成我的性格温顺，受不得烦恼。
我甚至喜欢人家把我的损失与麻烦都对我瞒着不说。
我还把因我漫不经心而多花的府上日常开销都打在账目预算上，

这笔冤枉钱溜过主人的双手，落进了盗贼的腰包。
——贺拉斯

天下从来没有纯一的事

伸张正义的法律不包含若干不正义的成分就不能存在。柏拉图说，
谁声称要剔除法律中的一切不通不适当的东西，无异是在砍七头妖蛇许德拉的头。
塔西佗说：“一切惩罚都对个人包含某种不公正，但公众由此得益则是对此事的补偿。”

同样，在世事处理与公众交往中，我们的思想会显出过分的纯洁与聪敏。
凡事洞察秋毫也只是太多心与太好奇。应该使思想迟钝舒泰，更适应世俗规则，
懵懂糊涂更匹配混浊人生。不慌不忙的平常心其实更善于、更适宜处理各种事务。
崇高卓越的哲学思维遇到实际问题时一筹莫展。心计敏锐，多疑善变，使商量难以进行。
人世间大事的安排不妨粗枝大叶，让其中一部分由天命去决定其结果。
没有必要把事情都解释得那么透彻细致。由于世象万千，那么多的角度与形式都各不相同，
人人都会无从入手：“由于把矛盾的因素在脑海中前思后想，他们这些人都变成了傻瓜。”（李维）

古人对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就是这样说的：（希伦一世国王问他上帝是什么，
为了做出满意的答复他要求几天时间进行思考）因为他愈想愈远，提出好几个玄妙深奥的说法，
又不知道哪个最接近可能，为提不出真相而绝望。

谁把所有情况与后果考虑得头头是道，谁就做不出选择。
智力中等的人完全有能力去平稳处理各项大小事务。
且看那些优秀的行政官是不会向我们说出他们是如何如何的人，
而那些能说会道的人往往做不出什么好事。我认识一个人口若悬河，
说起不论哪种理财本领都头头是道，却可怜巴巴地让一笔十万年金从指缝间滑过。
我还认识一个人，出谋划策比哪名谋士都高明，世上简直没有更加博学的英才了；
然而做起事来，他的手下人都觉得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从不把坏运气计算在内。

无病不要装病

马提雅尔写有各种体裁的诗，其中有一首讽刺诗不失为佳作，幽默叙述凯利乌斯的故事。
为了不想去讨好罗马的权贵，参加他们的起床礼仪，侍候他们，跟随他们，
凯利乌斯假装患有风湿病，为了装得煞有介事，在两腿上涂了油，上了绑带，
做出来的姿势完全像个风湿病人；后来命运讨好他真的让他得了风湿病：

模仿痛苦的本领那么到家，凯利乌斯的风湿病再也不用装假。
——马提雅尔

在阿庇安的著作中，我好像也读到过类似的故事。某人被罗马三执政政府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为了逃避跟踪者的耳目，东躲西藏，乔装改扮，更别出心裁地装成独眼。
当他重新获得一点自由时，要把长时间贴在眼睛上的膏药揭掉，
他发现那只眼睛在眼罩下真的失去了视力。

可能由于长期不使用，这只眼睛的视力变得模糊不清，转移到另一只眼睛上去了。
因为我们显然感觉到蒙上的那只眼睛会把部分功能转移给它的同伴，
使那只不蒙的眼睛看得更清更远。同样，马提雅尔提到的那个风湿病人，
由于不活动，再加上绑带与敷药的热量，引起他身上生出致病的体液。

有一群英国青年贵族蒙上左眼，发誓要进入法国，打败我们建立军功后再揭去眼罩。
我在傅华萨的著作中读到这则故事，我心里不免在想，他们为了情妇不惜远征，
要是他们也得了别人同样的病，跟情妇相逢时岂不是一个个都成了独眼龙？

当孩子装独眼、瘸子、斜眼，以及人体上的其他缺陷时，母亲斥责他们是很对的。
因为除了他们身体娇弱会养成坏习惯，我不知什么道理还觉得，命运会罚我们弄假成真；
我听说过好几起例子，说有人装病装得成了真病。

从前我一直有这样的习惯，不论骑马和步行，手里拿根手杖或棍子，甚至假装风雅，
矫揉造作地撑着。许多人警告我总有一天命运会使我离开不了这样的装模作样。
我安慰自己说，这样我将会是家族中的第一个风湿病人。

为了让这一章增加篇幅，添上另一个失明的故事。大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说到一个人，
睡觉时想到自己成了盲人，第二天醒来果然瞎了眼睛，而以前并无这类病史。
就像我在别处说的，是想象的力量带来了这样的结果；看来大普林尼同意这个观点；
更有可能的是身体感到的这些活动引起大脑做梦。医生若要找是可以找出这些使他眼瞎的活动的。

再来加一则与此相关的故事，这是塞涅卡在他的一封信中提到的。他在给卢西里乌斯的信中说：
“哈帕斯特是陪我妻子作乐的女丑，是从上代留下来住在我家的，因为以我的情趣来言，
我讨厌这些妖怪；若有意要一个弄臣取乐，我不用到远地去寻找，可以拿自己鲜嘲。
这个女丑突然双目失明。我给你说个怪事，但是真实的。

“她一点不觉得自己眼睛瞎了，不停地催促她的看护人把她带去，因为她说我的屋子漆黑一团。
我们笑她做的事，我请你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做的。没有人承认自己吝啬，
自己嫉羡。瞎子至少会叫别人领着走，而我们则自己去上歧路。

“我们说我不是个野心家，但是在罗马不是野心家就没法活；我不追求挥霍，
但是这个城市要求大家花大钱；要是我动辄发火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要是还未成家立业，
这是青春的过错。不要在我们身外去寻找病源，病源在我们体内，它钻在我们的内脏里。
我们若不觉得自己病了，这会使治愈更难。若不及早开始想到，那时全身都是伤与病又怎么办？
然而我们还有一种良药，那就是哲学。因为其他的药要等治愈后才让人感觉快乐
，而这个药治愈的同时就给人快乐。”

以上是塞涅卡说的话，这使我有点离题；但是换个话题也有好处。

胆怯是残暴的根由

我常听人说胆怯是残暴的根由。
根据切身体会，我觉得这种伤天害理的暴虐每每伴有女性的软弱。
我见过一些人心狠手辣，却动辄为了一些无聊的小事痛哭流涕。
菲里暴君亚历山大不能上剧院看悲剧，害怕演至赫卡柏和安德罗玛克受害时，
让臣民听到他发出呻吟与叹息，然而他天天毫不怜悯地下令残杀多少人！
他们这样容易走向各种极端是不是心灵有缺陷呢？

看到敌人听任我们摆布时，一个人的英勇也到此为止了（英勇只有表现在遇到抵抗的时候）。
戮杀拼死命的牛才有乐趣。
——克劳迪乌斯

且说这到底也是一场庆祝啊，胆小鬼既然没能参加第一场演出，就扮演第二场角色，
那就是血腥屠杀。战胜后的屠杀往往是老百姓和后勤官兵执行的。
在全民战争中见识了那么多闻所未闻的残暴行为，原本庸俗的小民既然找不到用武之地，
也变得杀气腾腾，双手沾满鲜血，把脚下的人体踩得粉身碎骨：

豺狼、可恶的狗熊、阴险的野兽，都凶猛扑向垂死的人。
——奥维德

就像那些缩头缩脑的癞皮狗，没有胆量在野外攻击猛兽，只会在房子里撕咬它们的毛皮。

我知道剑术本身是很有用的技术，据李维称，在西班牙有两个姑表兄弟亲王决斗，
年长的那位靠剑术精湛和运用妙计，轻易地战胜了那个猛打猛撞的年轻人。
我从经验知道，除了天性以外，艺高也使人胆大。这不是英勇不英勇，
而是技艺使他内心踏实，也就使他有了除自己本人以外的其他依托。

决斗的荣誉是对勇气的嫉妒，不是对武艺的嫉妒。我认识一个朋友，素以剑术大师闻名遐迩，
在争端中从不选择可以发挥他长处的武器，而是完全依靠运气与信心的武器，
免得人家把他的胜利归功于他的剑术而不是勇敢。在我的童年，
贵族把好剑客的美誉作为一种侮辱而躲开，要学剑术也是偷偷摸摸，
仿佛这是一门靠暗算的技艺，有悖于真正与率性的勇敢。

躲躲闪闪往后退，他们都不屑一为。在血战中从不使用伎俩。从不虚晃，都是真招式，
愤怒与勇猛也不是装的。铁剑相碰听在耳里心惊肉跳，他们决不会松动一步：
脚始终站稳，手始终挥动，记记劈刺击中敌人。

——塔索

射靶、马战、冲城门，这些武士战争中的实例是我们祖先的练习；另一种比武涉及的只是个人，
要我们学习相互毁灭，违反法律与正义，不管怎样产生的效果总是不好，也就不那么高尚。
更值得称道与合宜的是在一些有关国计民生、民族荣誉的事情上培养自己，
去安定而不是破坏我们的制度。

罗马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卢提利乌斯，是教导士兵掌握武器使用技艺的第一人，
结合了技巧与英勇，不用于个人仇杀，而用于罗马人的战争和争端。这是作为公民义务的全民练剑。
在法萨罗战役中，恺撒命令他的部下打击庞培士兵的脸部；除了他的这个例子以外，
其他千百个军事将领也处心积虑根据事态的需要，去发明新型武器，新型攻击与防卫方法。

菲洛皮门擅长格斗，但否定格斗；因为格斗的训练过程跟军事技术所需要的训练过程是不同的；
他认为正直的人只需要关注军事训练，那样我也觉得在新式学校训练青年这类伸展四肢、
灵活动作的技术，不但是无用的，还与上阵打仗的要求是背道而驰且有害的。

因而我们通常使用专为打仗设计的特殊武器。一位贵族约好去赴一场宝剑和匕首的决斗，
却穿了军人的盔甲出场，我曾看到大家不觉得这太合适。在柏拉图的书中拉凯斯的话很值得重视，
他提到一种跟我们很相近的武器使用训练法时，说从没见过从这样的学校，还特别从这些教官中间，
曾经培养出一个伟大将领。说到这些人，从我们的经验也可说出同样的话来。
至于其他，我们至少可以说的是这些技能毫无任何关联，完全是不同的。
谈到他的共和国中儿童教育问题，柏拉图禁止进行拳斗教育（以阿密科斯和厄佩乌斯为例）、
角斗教育（以安泰俄斯和凯尔西奥为例），因为这些技巧都有其他目的，
不会让青年在战争中更加吃苦耐劳，对战斗也毫无帮助。

但是我看到自己有点儿跑题了。

拜占庭皇帝莫里斯受到托梦和不少预言的警告，说他将被一个名叫福卡斯的人杀死，
那是个谁都不认识的士兵。他问他的女婿菲利普谁是这个福卡斯，他的性格、
地位和习惯怎样；菲利普特别提到他是个胆怯怕事的人，皇帝立即断定他是个毒辣残暴的人。
是什么使暴君嗜血成性的呢？这是关心自身的安全，他们卑怯的心无法使他们得到安宁，
连抓伤也怕，于是把可能冒犯他们的人都杀光，连妇女也不放过。

他们害怕一切，于是打击一切。
——克劳迪乌斯

最初是为了施暴而施暴，随之而来的是害怕正义的报复，为了掩盖从而又展开新一轮的施暴，
如此循环不已。马其顿国王腓力，跟罗马人有数不清的账要算，他下令屠杀后又惊恐万状，
面对不同时期被他伤害的那么多的家庭，不知如何是好，决定把他曾屠杀的人的遗孤统统抓走，
今后一天天把他们先后杀死，这样来求得安宁。

好东西不论散播到哪里，总是适得其所的。我这人重视言论的分量与用处，更多于条理与连贯，
不怕在这里横插一则美丽的故事。在被腓力判处有罪的人中间，有一位叫希罗迪库斯，
是帖萨里亚的一位亲王。在他以后，腓力又下令处死他的两个女婿，每人都留下一个幼子。
泰奥克塞娜和阿尔科成了两个寡妇。泰奥克塞娜尽管求亲的人很多，不思再婚。
阿尔科嫁给了波里斯，埃尼亚一族中的第一人，两人生了许多孩子，阿尔科去世时孩子都还年幼。

泰奥克塞娜对她的外甥辈有一种母爱，为了要亲自管教和保护他们，嫁给了波里斯。

这时颁布了国王的诏令。这位勇敢的母亲料到腓力的残酷，
他的臣子会对这几个美丽温柔的少年起邪心，
大胆说她就是亲手杀死他们也不会把他们交出去。波里斯听到这样激烈的话感到震惊，
答应她会把他们偷偷带到雅典，寄养在他的亲信家里。趁一年一度的埃涅阿斯节在埃尼亚召开之际，
他们准备逃跑。白天参加庆典仪式和公共宴会，到了夜里登上一艘做好准备的船只，从海路前往雅典。

风朝他们迎面刮来，到了第二天，还是可以看到他们上船离开岸边没多远，身后有海港警卫在追赶。
快要追上的时刻，波里斯忙着催促船工快摇，泰奥克塞娜被爱情与复仇心理逼得发疯，
又要实现她最初的计划，她取出武器和毒药，放到他们眼前：“听着，我的孩子，从此以后，
能给你们保护与自由的唯有死亡，死亡是神伸张正义的方法；这些出鞘的剑，
这几杯药将为你们打开大门。勇敢！你，我的儿子，你是长子，握住这把剑，要死得轰轰烈烈。”
一边是诤言相劝的母亲，另一边是以死相逼的敌人，兄弟俩发疯似的各自奔去抓住近在手边的东西；
还未等到气绝他们就被扔进了海里。泰奥克塞娜那么大义凛然，使孩子得到了安全，非常自豪，
热烈拥抱丈夫：“我的朋友，让我们追随这些孩子去吧，跟他们共享一个墓穴。”
他们就这样拥抱着一起跳进海里，让那艘船失去了主人，空着被带回岸边。

暴君要杀人，又要让人感到他的愤怒，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就要挖空心思出主意延长死亡时间。
他们要敌人命归阴，但是又不要太快，让他们来不及品味复仇的滋味。这时候他们遇到了难题。
因为，如果用刑太酷，用刑时间就会很短；如果用刑时间长，又怕不够痛苦。
所以他们要有分门别类的刑具。我们看到古代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我不知道，
我们是否没想到就留不下这类野蛮的痕迹。

我觉得凡是在平常的死亡上再加些什么都是纯然的残酷。有人尽管怕死、怕砍头或怕绞刑，
还是免不了要做错事，我们的法律不能希望这样的人因为想到了幽幽的火光、
烙钳或车轮就会不去做了。但是我知道我们只会使他们陷入绝望，因为一个人四肢断裂捆在车轮上，
或者用古法钉在十字架上，等待二十四小时后死亡，他的心灵会处于什么状态呢？

犹太史学家约塞夫叙说，罗马人在犹地亚用兵时，他经过三天前有几个犹太人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认出其中有他的三个朋友，获准把他们放下，他说其中两个死了，第三人后来活了下来。

卡尔科康迪勒斯是个可信的人，在回忆录里记述了他的时代以及在他身边发生的事，
提到穆罕默德二世经常采用的极刑，在犯人的横膈膜处用弯刀把身子切成两爿，
这样他们就像两个人同时在死；据他说，大家看到这两爿身子里都有生命，还要挣扎很久才死，
真是痛苦不堪。我不认为这样扭痛还有多少痛苦的感觉。最惨不忍睹的苦刑不一定是最难忍受的。
我觉得其他历史学家提到穆罕默德二世对付伊庇鲁斯领主的方法更为可恶。
他下令把人活活地一块块剥皮，经过严密计算，让他们处在这种惊恐状态中活上十五天。

还有这两个例子。克罗伊斯下令逮捕了一位贵族，是他的兄弟潘塔莱翁的宠儿，
把他押到一间梳毛工坊，用梳毛工的刮毛器和梳子刮他梳他，直到他死去。
波兰农民领袖乔治·塞谢尔，借了十字军的名义干了不少坏事，
在一次战斗中被特兰西瓦尼亚省长击败并俘虏，把他赤身裸体绑在一座木架上三天三夜，
谁想出什么折磨花样都可施加在他身上。这期间不给其他囚犯送吃送喝的。
最后，趁他活着还能看见的时候，用他的血去让他亲爱的兄弟吕卡喝下。
他为了救他的兄弟而求饶，把一切坏事都揽在自己身上。
接着让他的二十名宠将用牙齿来啃他身上的肉，吞了下去。
他死后余下的残体与内脏被放在水里煮，分发给他的其他部下吃。

论英勇

我从自身经验体会到，内心的瞬间冲动与日常的稳定习惯两者相去甚远。
我看到的是我们无所不能，甚至超过神性，如塞涅卡说的，人已对自己麻木不仁，
而不是处于自己的原生状态；还把神的决心与信心掺和到人的愚蠢中去。

但这是断断续续的。在这些古代英雄的生平中，有时带上神奇色彩，好像远远超出我们的自然力量。
这是闪光的时刻。在崇高的情境下心灵会激越飞扬，要成为自然的日常状态，那是很难相信做得到的。
我们只是血肉之躯，受到别人的言辞与榜样的鼓励，有时也会慷慨激昂，与平时相差很多。
但是这是一种激情在推动和鼓舞我们的心灵，兴奋迷乱不能自已。但是这阵风暴过去后，
我们看到它不知不觉就会松弛萎靡下来，即使不致你迷徘徊，至少有失风范；
若在那时看到一只鸟飞走了，或一只玻璃杯打碎了，我们也会心情激动，差不多像个俗人了。

我认为一个有缺陷、不完善的人什么都能做，就是做不到有条理、节制和坚持。

贤人说，为此要正确判断一个人，主要是观察他平时行为，以及在无意中看到他的日常习惯。

印度妇女则另是一回事。因为他们的习俗准许丈夫有好几个妻子，最宠幸的在丈夫死后要自杀殉葬。
她们每个人一生费尽心机，要压倒其他女伴。
她们悉心伺候丈夫，换来的酬谢就是被选中陪伴他去死亡：

当火炬终于点燃灵床，妻子披头散发都在一旁；开始虔诚的战斗，谁将活着，随丈夫去死，
没选上的感到惭愧，选上的欢喜若狂，纵身跳入火中，把发烫的嘴贴在丈夫的嘴上。
——普洛佩提乌斯

今天还有人写道，在这些东方国家亲眼这种习俗还在流行，随着丈夫下葬的不仅有妻子，
还有生前为他服务的奴隶。过程是这样的。丈夫去世后，寡妇要是愿意（很少人愿意）
可以要求两三个月时间安排自己的事情。那天来到，她像出席婚礼那样打扮，跨上马，喜气洋洋，
照她说像去跟丈夫同房，左手拿一面镜子，右手握一支箭。在亲友和参加庆典的人群簇拥下，
声势浩大地在街上游走，不久就被引到举行这个群众观礼的地方。

这是个大广场，中间一个大坑堆满木柴，就近是一个有四五级台阶的土台。
她被带到台上，有人向她献上一顿丰满的美餐。之后她开始跳舞唱歌，
到了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命令人家点火。然后她走下土台，拉了丈夫最近的亲属的手，
一起走向邻近的河边，她全身脱光，把首饰和衣服分赠给她的朋友，走去钻入水内，
仿佛去洗涤自己的罪孽。

从水里出来，她披上一块十四尺长的黄布，又把手交给丈夫的这个亲戚，再回到土台上，
向老百姓说话，若有孩子就托付给大家。在土台与大炕之间有意隔上一道布帘，
不让看到熊熊燃烧的大炉子。有的妇女表示勇敢不许装这道帘子。等她把话说完，
一名妇女给她端来一满罐油涂在头部和全身，涂完后她把罐子扔进火里，接着她自己也跳了进去。
这时，大家向她身上扔过去大量木柴，不让她多受煎熬，场面也由欢庆转向哀悼与悲哭。

如果死者地位不高，尸体就被运到安葬的地方，让它保持坐的姿势，寡妇跪在他面前紧紧搂住他，
保持这样的状态，这时有人在他们四周砌一道墙，砌到妻子的肩膀高度，
她的一名亲属从身后抓她的脑袋，掐她的咽喉。等到她断气后，墙迅速筑高封住，
把他们合葬在里面。

在这同一个国度里，他们祼体修行者（无衣派）也有类似的做法。这并非受人所迫，
也非心血来潮，而是信奉自己的教规。一般做法是他们到了一定年纪，看到自己已有病难治，
就让人给自己摞起一堆木柴，上面放一张花床；给至亲好友喜气洋洋一顿款待以后，
抱定决心过去躺在那张床上，火点着后看不到他挪动一下手脚。
无衣派中的加拉努斯就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全军面前这样死去的。

他们这个宗派的人，谁在人世中走了一遭，没有在火中洗涤和纯洁自己的灵魂后死去，
就不被认为是神圣的、幸福的。

论一个畸形儿

这个故事简单叙述一下，因为我要留给医生去讨论。

前天我看到一个小孩，由两个男人和一个乳母带着，自称是他的父亲、叔叔和婶婶，
到处给人家看他身上的畸形博取几文钱施舍。小孩其他方面跟常人无异：能够站立、
走路和牙牙学语，几乎与同龄儿童一样；他除了吮吸乳母的奶头外，其他食物都不愿接受。
他们在我面前试过把东西放到他嘴里，他嚼了一嚼，不咽而吐了出来。
他的叫声好像有点儿特别，他才十四个月。

在他的奶头下粘连着一个无关婴儿，背脊不全，其他是完整的。他的一条胳膊较短，
是出生时出事故折断的。他们两人正面对着，仿佛小的要搂着大的。
他们连接的部位仅有四指左右宽。若把身残的孩子举起来，可以看见另一个孩子的肚脐，
这就是说粘连的部分是在奶头与肚脐之间。残疾儿的肚脐看不见，
肚皮的其余部分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胳膊，屁股、大腿与小腿摇摇晃晃挂在另一个身上，
一直垂落在他的半条腿的地方。乳母对我们说他从两个排泄口撒尿。
这样这个残疾儿的四肢可以吸收到营养，是活的，跟大的那个一样，只是他的更小更细罢了。

这个重叠的身体与这些众多的器官，都连接在一个头脑上，对国王倒是提供一个吉兆，
把我国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都置于他的法律体系下；但是只怕事情发生与此不符，
还是不去管它为妙，因为只有对过去的事才能做预言：“为了事后给它做出解释，
这种解释也就成了预言。”（西塞罗）就像大家说到埃庇米尼德斯，他都在事后进行预测。

我不久前在梅多克看到一名牧羊人，三十岁左右，表面没有生殖器。身上有三个洞，
他不停地从这里排尿。他长胡子，有欲念，喜欢抚摸女人。
我们所谓的畸胎，从上帝说来不是畸胎，他看到自己创造的万物中也有无穷的形态。
应该相信这个叫我们吃惊的形态，也属于人类尚不认识的同类别的一个形态而已。
上帝智慧无边，创造的一切都是良好的、正常的和有道理的，只是我们看不到其中的协谐与相通之处。

“常见的东西既使不明白其原因，不会使他诧异。但是出现什么没见过的东西，
他就大惊小怪。”（西塞罗）

我们把违背惯例的东西称为违背自然；其实不论什么都是按照自然规律存在的。
但愿这条万物皆出于自然的道理，驱除我们心中对新奇事物的错误认识与惊讶。

第三卷

论悔恨

在我这个时代，那些人试图用新观点来纠正社会风气，只是从表面上去改变罪恶。
那些实质性的罪恶，他们若没有去增加，也是根本没有触动。增加倒是必须担心的。
他们要去做其他好事，还是更乐意停留在这些夺人耳目的外表改革，代价更小，
更易讨好；这样也就不费多大工夫就满足了其他共生共灭的天然罪恶。

从我们自身经验就可以明显看出。谁若愿意审视自己的话，
没有一个不会发现自己的内心有一种固有的占主导地位的脾性，
抗拒外界的教育和一切相反的情欲引起的风暴。至于我自己认为较少受到阵阵冲击、
几乎总是稳稳当当留在自己位子上，像那些笨重的躯体。我若失去常态也不致太离谱。
做荒唐事也不会太过分。行为不极端也不怪异，也常作清醒与深刻的反省。

真正应该谴责的是，我们这些人一般在退思生活中也充满污秽与堕落；改过的想法属于空谈；
补赎的方法是病态和错误的，与他们的罪恶相差无几。有些人，或是不能摆脱天性的罪恶，
或是由于长期的沉湎，已不觉其丑恶。另一些人（我也在其中）感到罪恶的沉重，
但是会找乐趣或其他机会去减轻，还会付出一定的代价罪恶地、卑怯地去容忍，去接受。

因而，一有欢乐就原谅了罪恶，就像我们对待功利一样，完全可以想象这个措施是那么不成比例。
不论是那种偶一而为、算不得罪恶的小偷小摸，还是那种如跟女人睡觉这类冲动强烈，
有时还说是无法抗拒的犯罪行为。

那天我在雅马邑一位亲戚的领地上，遇见一个农民，大家都叫他小偷。
他对自己的身世是这样说的：他一生下来就当了乞丐，他看到靠双手挣面包，
怎么也摆脱不了贫困，于是想到去当小偷。他靠体力以偷盗为生，青年时代过得太太平平。
因为他到别人的地里去收割庄稼，路程远数量大，人家设法想象一个人用肩膀在一夜间扛
得回那么多东西。此外他还细心把作案的损失均匀分散给各家，因而每家每次受害不是太大。

现在他已年迈，作为农民他是富裕的，他公开承认这是靠了他的偷盗；
为了要上帝谅解他的所作所为，他说每天去给他偷过的人的后代做好事；
他若做不完（因为他不可能一次都做了），他责成他的继承人，
根据只有他知道给每人造成的损失去给他们做补偿。从他这番不论是真还是假的叙述来看，
他还是认为偷盗是不诚实的，恨它，虽然不及恨贫困那样。悔恨也很直率，
但是这样使这件事得到了平衡与弥补，他也就不悔恨了。
这不是让我们对罪恶摆脱不开执迷不悟的恶习，
也不是使我们的心灵迷乱的阵阵狂风，一时失去了判断和一切，卷进了罪恶不能自拔。

我做事习惯上一个心眼儿做到底；也没有什么行动需要向理智隐瞒和回避的，
差不多都是得到全身心各部分的同意才干的，不会引起分裂和内乱。
事情的对错与褒贬全在于我的判断。判断一旦错了，就永远错了，因为几乎生来它是这样的：
同样的倾向，同样的道路，同样的力量。对待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我从童年就站在了我那时必须保持的立场上。

有一些来势凶猛、猝不及防的罪恶，让我们暂且撇在一边。但是另一些罪恶，屡犯不改，
有计划，有预谋，甚至可以说是职业性的天赋，我不相信没有理智和心计时时刻刻的醖酿和支持，
怎么可能在这些有罪恶意识的人的心中存在那么久。他们宣称在某个时刻幡然醒悟、
我对他们大谈悔恨的话是很难想象与苟同的。

我们常把脾气执拗、不满现实称为“智慧”。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抛弃罪恶，只是改变罪恶，
按我的看法，还愈变愈坏。愚蠢老朽的傲慢，令人生厌的唠叨，难以相处的倔脾气，
迷信，对于用不着的钱财锱铢必较的可笑心态，除了这些以外，我还觉得比从前更嫉妒、
更不公正、更狡猾。岁月在我们精神上留下的皱纹比面孔上的还多。人到老年不变得更加尖酸刻薄，
那是看不到或者很少看到的。人总是整个儿走向成长与衰退的。

看到苏格拉底的智慧以及几次对他判决的情境，我敢相信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有意渎职去迎合的，
他年届七十古稀，敏捷丰富的思维到底迟钝了，素来明晰的头脑也糊涂了。

我天天在许多熟人身上，看到老年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变化！这是一种势不可挡的疾病，
在身上自然地、不可察觉地扩散。必须仔细观察、小心预防去避免它在我们身上造成的缺陷，
或者至少延缓其势头。我觉得不论我们如何设防，它还是步步进逼。我竭力支撑。
但是我不知道它何时把我逼入绝境。不管怎样，让人知道我在哪里跌倒的也就心满意足了。

论三种交往

对于懂得自省与努力奋发的人，思考是一种深刻全面的学习，我喜欢磨砺我的头脑，
而不是装满我的头脑。根据各人的心灵保持思想活动，这比什么工作都费力，也都不费力。
最伟大的心灵都把思考作为天职，“对于它们，生活即是思想。”
（西塞罗）因而大自然赋予心灵这样的特权，没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得那么长久，
要做又可以那么方便容易。亚里士多德说：
“这是神做的事，他们的幸福与我们的幸福都是从中产生的。”
书籍中的各种内容主要是启迪我的思维，促进我的判断，不是推动我的记忆。

有些缺乏生气与活力的议论使我读不下去。文笔清新美丽使我满足与思考，
确也至少不亚于内容深刻与有分量。对于其他的交流，我都昏昏欲睡，心不在焉。
遇上这类无精打采的谈话与应酬，我经常会说出孩子才会说的可笑梦呓与蠢话，
或者固执地沉默不言，更加僵硬无礼。我自有一种在一旁出神的傻样，
还对许多日常事物的极端幼稚无知。靠了这两个优点，我承蒙别人给我编了五六则故事，
哪一则都傻得可笑。

再接我的话往下说，我的这种怪脾气使我跟人来往很挑剔（必须由我精心选择），
处理日常事务很笨拙。我们是跟老百姓一起生活打交道的。假若我们讨厌跟他们交谈，
假若我们不屑跟市井小民混在一起，市井小民跟有识之士同样都有他们自己的规则
（不能跟大众的愚昧打成一片的智慧是愚昧的智慧），
那么我们对自己的事还是对人家的事都不应该去管了，因为不论公事与私事都必须跟这些人一起做。

让我们的心灵最放松与最自然的做法是最美的做法，最不勉强人的工作是最好的工作。
我的上帝，智慧若使人能够量力去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才是对人做了一件好事！
没有比这更有用的哲理了。“量力而行”，这是苏格拉底最爱最常说的一句话，内涵丰富。
应该把我们的欲望导向和定位在最近最易的事上。我的命运让我接触到的、
我的生活中又不可或缺的千百件东西我都不乐意，偏偏要去追求一两件我鞭长莫及的东西，
或者甚至是一个非我所能冀求的怪念头，我岂不是愚蠢到了家？

我天性软弱，厌恶任何粗鄙刻薄的事，因而也不难摆脱嫉妒与敌意的困扰。
被人爱我不敢说，但是不被人恨，那是没有人有过更多的机会。但是我这人说话冷冰冰，
理所当然辜负了不少人的好意，他们把我的话往坏处去想也情有可原。

那些珍贵的友谊我则很有能耐去获得和保持。尤其我对情投意合的友谊如饥似渴，我采取主动，
慕名相交，自然流露出珍惜之情，给人留下印象。我经常有这样幸运的体验。对于泛泛之交，
我就显得冷淡，找不到话说，因为若不能坦诚我的举止就不自然。何况从青年时代以来，
命运使我有过一次完美的友谊，至今念念不忘，也使我说真的不思跟其他人结交，
那位古人（普鲁塔克）说的话给我留下的影响太深：友谊是人与人相伴，不是兽与兽合群。
再加上我天生不会语气婉转，说话只说一半，像人家嘱咐那样在没有深交的众人面前要心存戒备，
开口谨慎。当前人家尤其关照我们：谈论世事就会有风险，就要说假话。

我还清楚看到，像我这样的人生活目的只是享受舒适（我说的是必要的舒适），
就应该像避开瘟疫那样避开挑剔的坏脾气。我赞赏通权达度的人，张弛有度，能上能下，
随遇而安，能与他的邻居谈房屋、打猎、跟谁吵架，也饶有兴趣地跟木匠和园丁聊天。
我羡慕那些人，他们会跟最低层的人接近，还用他们的腔调说得很投机。

柏拉图的看法我并不喜欢，他说跟仆人说话，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要用主人的语言，
不随便亲近。因为，除了我上述的理由以外，
用命运赐予的这么一个特权来摆威风这是不合人性和不公正的；
尽量消除主仆之间差别的做法，我觉得最公平。

其他人竭力发挥和炫耀自己的思想，我则压低和收敛自己的思想。张扬是有害的。

你大谈埃阿科斯家族，特洛伊城下的鏖战。但是希俄斯岛的葡萄酒价钿多少？

由谁给我烧水？何时在何家，我能栖身躲过佩里涅的寒风？怎么就不说啦！

——贺拉斯

因而，斯巴达的崇武精神需要克制，在战时需要悠扬柔和的笛声来中和，
不然只怕会发展成鲁莽与狂暴，而其他民族一般都用尖锐响亮的声章与呐喊，
竭力鼓动士兵的勇气。同样我觉得——这跟一般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在许多情况下需要的是稳重的铅而不是会飞的翅翼，是冷静与休息，
而不是热情与煽动。尤其，在两个合不来的人中间装得挺懂事，说话拿腔拿调，
像意大利人说的“站在叉子尖上说话”，我才觉得是蠢到了家。应该跟你身边的人处于同一水平，
有时还可以装傻。暂且收起你的力量与机智，日常交往中保持有条有理已是足够了。
若有需要，还得爬地上呢。

有学问的人就是乐意撞上这块石头。他们总是炫耀自己满腹经纶，把他们的书撒得满地都是。
到了现在，贵妇人的闺房里、耳膜里都是他们的叫嚣声，即使她们抓不住他们要说的内容是什么，
至少要装得领会的样子。谈到无论什么再基本与通俗的题材，
也摆出一副学究的派头，采用时髦的说话与书写方式。

与正派的美女交往对我也是一大乐事：“因为我们也有一双慧眼。”（西塞罗）
如果说心灵不像在第一种交往中那么满足，感官享受对第二种交往很起作用，
虽然据我看还不能把这两种交往拉到相等地位，但也可是相近程度。
但是这种交往还得留一点心眼儿，尤其我这样肉体很会受冲动的人。我在青春期突然钟情，
受尽了诗人所说滥情男子身上产生的一切苦楚。这记鞭笞说实在的此后被我当作一个教训，

希腊船要避免在卡法雷触礁，必须在优卑亚海面转舵。
——奥维德

在这件事上朝思暮想，热情贯注，爱得死去活来，也是疯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如果没有爱情，没有意愿，只像演戏似的凑在一起，因年龄与习俗的需要共同扮演一个角色，
只是在嘴上说得好听，这样做万无一失，却是懦夫行为，就是害怕风险而甘愿放弃荣誉、
利益或欢乐的人。

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实行这种做法的人决不可能期望一颗高尚的心灵会感动，会满足。
真心实意渴望得到的东西才会真心实意享受其带来的欢乐。

我说这个话只是命运可能会不公正地垂顾她们的外貌，因为女人不管长得怎么丑，
没有一个不觉得自己妩媚可爱，不会以青春年华或一颦一笑而显得楚楚动人。
这也是常见的事。其实世上没有完全丑的女人，也没有完全美的女人。婆罗门种姓的姑娘，
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推荐的时候，会应群众高声怪叫走到广场上，露出自己的私处，
光凭这点看看她们是不是该得到个丈夫。

因而，谁第一个起誓要侍候她，没有一个女人不是轻易相信的。今日男人偷香窃玉已司空见惯，
我们也必然看到这样的事实，她们自发聚会，彼此倾诉，就是为了躲开我们。
或者按照我们给她们做出的榜样，抱成一团，玩她们自己的把戏，也跟人眉来眼去，
没有激情，不动心，也谈不上爱。“不论自己与别人的激情，都体会不了。”
（塔西陀）就像柏拉图笔下利齐娅的论点，认为我们愈是不爱她们，她们愈是对我们大开方便之门。
好比在舞台演戏时，观众得到的乐趣至少不亚于演员。

就我来说，我认为不存在丘比特就没有维纳斯，不生孩子就没有母爱。
这两者在本质上是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这样骗人者反受自己骗。
不费工夫的人也得不到有价值的东西。把维纳斯当作女神的人看到她本质的美不是出自肉体，
而是出自精神。这些人寻求的美不完全是人间的，也不是野的。
动物追求的美未必那么粗鄙庸俗！

我们看到想象与欲望经常使动物发热，在身体以前感到兴奋。我们看到不论雄性还是雌性，
在群体中同样有所选择，有所钟情，相互保持长期的恩爱关系。那些年老而体力不济的动物，
还会因爱情而发抖、嘶鸣、寒战。我们看到它们在交配前充满期望与欲念。
当身体履行职能后，心里痒痒的还沉浸在回忆的甜蜜中；我们看到它们这时昂首阔步，
非常神气，发出吼叫好似欢庆节日，高唱凯歌，表示疲劳与陶醉。谁只是满足肉体的天然需要，
何必挖空心思施展奇招去麻烦别人呢。这又不是去填满欲壑的一块肉。

青年时代我学习为了炫耀；后来有点儿为了明白事理；现在为了自娱；倒从来不为了谋利。
从前我到处搜集这类家具（图书），不是为了提高修养的需要——与此还差得很远——
而是为了布置墙头装门面；很久以前也就放弃了。

对于善于选择的人来说，书籍有许多可爱的品质；但是没有不费工夫的好事。
书的乐趣跟其他乐趣一样，不是明白的、纯的。它有它的困难，还是不小的困难。
头脑随着书本的内容在转动，但是身体——我可没有忘了去照顾——则保持静止状态，
变得萎靡不振。我知道过度沉湎对我最为有害，但不知道年老力衰之际如何避免。

论维吉尔的几首诗

有益的思想日趋充实与稳定的同时，也愈加成为羁绊与负担。罪恶、死亡、
贫困和疾病都是重要的主题，令人感到沉重。必须让心灵接受教育，
学习承受和战胜这些苦难的方法，学习好好生活与好好信仰的规则，
经常还要在这种美好的学习中启发它，锻炼它。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心灵，
还必须有条不紊地进行，如果操之过急，会使它急得发疯。

我年轻时需要敦促、激励，才会安于职守。有人说，性格活泼，身体健康，
不适宜于进行这类严肃与隽智的思考。我现在处于另一种状态。迟暮之年对我屡敲警钟，
也使我安分听话。我从轻举妄动陷入老成持重，反而更加有害。故而此刻有意稍稍放纵自己，
有时让心灵停留在年轻人的虚无中想入非非。此后我只会是太沉着、太稳重、
太成熟。年岁天天教育我要冷静，要节制。肉体对越轨行为又是躲又是怕。

现在轮到肉体带领着精神去进行改造了。轮到它更粗暴、更专横地管教。不论睡着或醒着，
不让我有一小时不听到关于教育、死亡、耐性与悔罪的训诫。
我防止自己克制就像从前防止自己冶乐。克制把我往后拉到了发呆的程度。
我要在各种意义上做自己的主人。明智也有过分的时候，也像疯狂一样需要节制。
因而，在病痛留给我的间歇时刻，只怕自己精神枯竭，思想断流，谨小慎微得不敢有所行动了，

怕只怕对病痛终日提心吊胆。
——奥维德

我讨厌满腹牢骚、愁眉苦脸的人，他们对生活的乐趣视而不见，牢牢抱住苦难不放；
犹如苍蝇，在平洁光滑的物体上站不住，专找粗糙崎岖的地面停下；
犹如水蛭，专门吮吸脓血。

此外，我还要求自己敢做的事就要敢说，不能公之于众的事想了也不舒服。
我最坏的行动与做法还不至于丑恶得连自己也不敢说。大家在忏悔时谨慎小心，
其实应该在行动时谨慎小心。大胆做坏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大胆忏悔的制衡与阻止。
谁有义务把一切都说出来，也有义务不去做必须隐瞒的一切。但愿我这种毫无顾忌的言论，
引导大家超越了自身缺点造成的那些怯懦有害的美德，而走向自由；
凭我个人不加节制的想法，把大家带往理智的起点！

个人的罪恶应该看到，研究了以后再去否定它。对别人隐瞒罪恶的人，通常也是对自己隐瞒罪恶。
他们看到了，只是想到没把它遮盖好；在良心上回避掩饰。“人怎么会不承认自己的罪恶？
这是他依然在当罪恶的奴隶。梦都是在醒了以后才会去叙述的。”（塞涅卡）

肉体的病痛愈重愈明显。原以为是感冒与扭伤，其实是痛风。精神的病痛愈深愈隐蔽；
病得愈重的愈不承认。这就需要经常用无情的手把病痛抖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把它们从心底挖出来进行剖析。对待好事与对待坏事都一样，有时唯有一吐为快。
有什么丑事是我们不应该说出来的呢？

我这人不善于作假，因而避免代别人保守秘密，因为没有勇气矢口否认自己知道的事。
我可以不说出来，但是予以否认，就会很为难，很不开心。会不会保守秘密，这是出于天性，
不是出于义务。为君王效忠，不要求说谎，只要求不说，这还是容易做到的。
有人问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他是不是应该郑重声明他没有通奸；他若问到我，
我就会回答说他不应该这样写，因为在我看来撒谎比通奸还要不得。而泰勒斯给他另一种劝告，
要他发誓，用较小的罪恶掩饰较大的罪恶。然而这样的劝告不是在选择罪恶，而是让罪恶增多。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句，向一个有心人提出做一件难事去抵消他的罪恶，
这对他是一桩便宜的交易；但是要他在两桩罪恶之间选择，这就叫他左右为难，
就像有人向奥利金说，要么他进行偶像崇拜，要么把他交给一个埃塞俄比亚大无赖当肉体玩物。
他接受第一个条件，据说痛苦无比。那些改信新教的女人如今向我们抗议说，
她们宁可在良心上压着十个男人，也胜过压着一场弥撒；按照她们信新教的错误戒律，
她们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若不慎把一个人的错误公布了出来，也无须担心它会成为仿效对象；因为阿里斯顿说，
最令人害怕的风是暴露人的风。必须把遮盖我们行为的这块愚蠢的破布往上拉。
他们把良心送进了窑子里，表面上却道貌岸然。即使是叛徒与杀人犯也遵守礼仪，
作为应尽的义务。也不必由不公正来指责不文明，狡诈来指责冒失。可惜的是坏人不全是傻子，
用体面掩饰罪恶。这些镶嵌装饰只值得用在保存或翻新的精致墙壁上。

胡格诺振指责我们只是在私下用耳朵听忏悔，遵照他们的意见，我就公开地、虔诚地、
专心地做忏悔。圣奥古斯丁、奥利金、希波克拉特把他们言论中的错误都发表了，
我就把我行为中的错误也发表出来。我急于让世人了解我，不在乎多少，只在乎真实。
或许说得更恰当一些是我不急于做什么，但是令我心惊肉跳的是，
偶尔听到我名字的人把我错当成了另一个人。

一生以荣誉与名望为目的的人，若戴了一副面具混迹人间，不让大众见到他的真面目，
那他想获得什么呢？夸奖一个驼背身材好，他听了必然认为是侮辱。你若是个懦夫，
被人当作勇士，大家说的是你吗？那是把你当成另一个人了。
我还觉得有趣的是那个人见到人家向他举帽致礼，以为自己是什么头儿，
其实他只是个卑微的随从而已。

论交谈艺术

把我的缺点公之于众，有人见了就会害怕。最叫我自鸣得意的，自责比自吹还感到光荣。
这说明我为什么常常乐此不疲。当一切都昭然若揭，再谈论自己也不会损失什么。
说自己差，人家就会信你；说自己好人家就不会信你。

有人可能跟我的气质相同，从反例中比从范例中，从回避中比从追随中学到更多东西。
这类教益来自大加图，他说贤人得益于愚人，更多于愚人得益于贤人。
波萨尼亚斯说到那位古代里拉琴师，老是强迫他的弟子去听他家对面的一位拙劣的乐师演奏，
学会听到荒腔走调就发恨。我讨厌凶狠，也就使我偏向于宽大，甚至比宽大为怀的范例还走得远。
一名优秀骑师要纠正我的骑马姿势，还不如坐在马背上的检察官或者威尼斯人有效。
一个错误的说法比一个正确的说法更能改正我的说法。

我天天都把别人的愚蠢举止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难过的事比开心的事更容易触动我、惊醒我。
时间只有回头来看才能改进我们，冲突比协调，差异比相似更有效。我得益于好事不多，
于是就从坏事中去汲取一般的教训。我看到别人讨厌，就努力让自己讨人喜欢；
看到别人软弱，让自己坚强；看到别人态度僵硬，让自己和气。我
还给自己制订不做到誓不罢休的措施。

依我看，训练思想最有效与最自然的方法是与人交谈。
我觉得这是我们生活中比什么行为都要温和的做法。所以我若被逼做出选择，
我相信就是失去视力也不要失去听力与说话能力。雅典人，还有罗马人，
在他们的学院中这种训练居于光荣的主课地位。在我们这个时代，意大利人还保留了古代遗韵，
这对他们大有裨益，这从他们与我们的理解力比较上就可以看出。

书籍阅读，这个行动迟缓，叫人冲动不起来。而讨论让人学到东西，同时又锻炼口才。
我若跟一位有主见的人和强手讨论问题，他就会不断出手，令我左右难以招架；
他的想象力会刺激我的想象力，嫉妒心、荣誉感、凝神专志会催促我，推动我超越自己。
在讨论中你唱我和意见一致，那是最没劲的。

由于我们的思想在跟俊彦人士切磋中得到磨炼提高，
决不能说很凡夫俗子日常不断的交往会使我们变得迟钝与衰退。这方面不存在传染与扩散。
我从切身经验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喜欢思想交锋与讨论，但是这是跟少数人，
是为了我自己。在权贵面前拿腔作势，唯恐不能卖弄自己的才学与三寸不烂之舌，
我觉得一位有识之士是不屑这样去做的。

愚蠢是一种坏品质；但是像我这样不能忍受，为之气恼与心烦，这也是另一种病，
绝不比愚蠢少叫人讨厌。这是我现在愿意自责的地方。
我这人非常自由随意地就会与人交谈与争论，尤其是在一种意见难以在我心中扎根的时候。
什么建议都不会叫我吃惊，什么信仰都不会叫我生气，不管它们与我多么格格不入。
我认为不论如何荒谬离奇，毕竟都是符合人类精神成长过程的产物。我们这些人，
不让判断力拥有决定的权利，对不同意的看法就会软弱无力；我们若不做出判断，
也可轻松地伸出耳朵。如果天平的一个秤盘上空无一物，我就让另一秤盘在老妇人的梦想下摇晃。
我若更喜欢的是单教而不是双教，星期四而不是星期五；
在宴席上第十二或十四座位而不是第十三座位，
在旅途中更愿看到一只兔子沿着而不是横穿我的路走；穿鞋子时先穿左脚再穿右脚，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原谅的。

所有这些怪念头在我们周围很流行，至少值得大家去听听。
对我来说，它们总还聊胜于无，但也只是聊胜于无。
同样民众偶发的看法还是要比实际的虚无更有分量。人若为了避免迷信之嫌什么都听不进去，
则会犯上顽固之症。

意见相左不会冒犯我，也不会损害我；只会惊醒我，磨砺我。我们躲避改正，
其实应该挺身而出，迎头而上，尤其当改正以讨论的方式而不是训斥的方式提出来的时候。
每次遇到相反的意见，我们不去注意这是不是正确，而是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
我们不是伸开双臂，而是张开爪子。我可以忍受朋友对我粗声粗气说：
“你是个蠢人，你在做梦吧。”我喜欢文人学士之间说话要有勇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应该增强听话能力，善于辨别语言中的虚情假意。我喜欢豪爽随便的交往，
友情深重，直来直去，不怕得罪对方，就像爱情，难免会咬一口抓一把弄出血来。

友谊若不发生口角，若讲究文明与客套，若害怕冲突与缩手缩脚，就不够豪爽跌宕。

因为不争吵是争论不起来的。
——西塞罗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生活在活人中间，让河水在桥下流过，不用我们操心，
至少不用我们去改变。毕竟，我们遇见身体畸形的人不激动，
为什么遇见精神有障碍的人就不能忍受，要大光其火呢？
这种暴虐的态度来自人的判断而不是那人的缺陷。让我们永远念念不忘柏拉图的这句话：
“我觉得什么不正常，岂非是我自己不正常？”不是我自己有错吗？
我的责怪不会是针对我自己的吧？智慧神圣的老话鞭挞的是众人共同普遍的错误。
不但我们相互的指责，即使我们在争执中提出的理由与论证一般反弹到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会被自己的武器刺穿身子，古代给我们留下不少意义重大的例子。
这句话实在是说得太巧妙太合适了：

人人都觉得自己的大便也是香的！
——伊拉斯谟

有一天，安提西尼敦促雅典人，要他们下令让他们的驴子也像马那样下地耕田，
他得到的答复是这个动物生来不是干这个活的，他反驳说：“这都一样，这要看你怎么带领。
你指挥战事时使用最无知最无能的人，就是因为你用了他们，很快就变得非常胜任了。”

这跟许多民族的习俗有关，他们从自己人中间选出国王，加以神化，若不崇拜他就认为对他不够敬重。
墨西哥人在国王加冕授圣以后，再也不敢正视他的面孔。但是，人民授以王权使他成为神，
同时也要他起各种誓言，其中有保持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法律、他们的自由，要勇敢、
正义和仁慈，他还要起誓让太阳沿着历来的轨道旋转发光，在适当季节使乌云变成雨，
河水长流不改道，给大地带来老百姓的一切必需品。

我这人跟大众的看法还有所不同，看到精明能干的人，还伴有大量财富和得到百姓爱戴，
会更加起疑。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有多么重要，就是说话要及时，内容要恰当，
架子十足地打断话头，或者改变话题，摇一摇头，笑一笑或者不说话就把别人的异议挡了回去，
周围的人无不诚惶诚恐，毕恭毕敬。

当大家正在宴席上谈笑风生之间，一位平地青云的家伙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这样开头：
“只可能是个骗子或无知者才会不这样认为……”那时你就抓起匕首跟着去搞哲学斗争吧。

下面还有一个注意事项使我得益匪浅：在争论与商谈中，我们觉得正确的话并不一定立即被人接受。
大多数人都是拾人牙慧，而装得很有学问。某人可能会说上一句俏皮话、一句妙对和一句格言，
在人前用时又不知其分量。借来的东西并不一定好使，有时还得自己核实。
不论这包含什么真与美的东西，不应该总是退让。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进行抵制，
或借口没有听明白往后退一步，四下揣摩作者到底是什么用意。
也可能我们撞在他的剑头上，反而被他刺得更加深。

从前我在争得难分难解时突然出其不意反击，取得意外的效果。我反击时以数量让他们感到分量。
就像我跟一位强者辩论，我喜欢先声夺人，不让他有充分表达的机会，
把他刚冒出来尚不完整的想法抢先说了出来（他的思维一旦形成条理则会给我警告，远远构成威胁）。
对其他人我采取相反的办法，一切按他们说的去理解，不要预测什么。如果他们泛泛评论：
“这个好，这个不好，”居然又说中了，那就要看是不是命运替他们说中的。

让他们对自己的评语说得更具体更集中一点：为什么好？哪里好？
这些到处可用的评语我认为是太平常了，完全言之无物。这就像面对一个民族集体致敬。
对他们真正有认识的人向他们致敬，就会指名道姓个别对待。但是这样做有风险。
我无日不看到那些根基浅薄的人要附庸风雅，阅读中要发现某部作品的精华，
却对糟粕唱起了赞歌，不但没有向我们介绍作者的长处，而暴露了自己的无知。

当你看完维吉尔的一页，可以放心地喝彩：“这才是美！”机灵的人借这句话躲过去了。
但是要一步步深入阅读，得出精辟的见解，看到一位好作家在哪些方面擅长，又如何字斟句酌、
新意迭出，提高了自己，那就得扩大研究！“不但要研究每人说了什么，
还要研究他的看法，甚至看法的根据。”（西塞罗）

就我来说，我带来的自由不拘氛围多于隽智，语言恰当于多创意，但是我忍受能力无懈可击，
因为经得住反击，不论尖刻还是不讲道理的话，听了都不会心烦。针对他人对我的进攻，
我若仓促间不能马上予以还击，也不会随随便便顺着他的话锋，进行有气无力、
烦闷的争论，显得顽固不化，我不纠缠不清，高高兴兴认输，时机来时再理论。
天下没有只赚不亏的生意人。

大多数人理屈词穷时，都会变脸和拔高声音，恼羞成怒，不但不能报复，
反而暴露自己的弱点与急躁。趁着兴致好的时候，我们有时揶揄自己的缺点，
拨动几根秘密的心弦，对彼此的缺陷可以好意暗示一下，这类事在敛容正色时谈到不免有点冒失。

论意志的掌控

跟一般人相比，让我感动的事——或者说得更确切——使我留恋的事不多。
事物只要不控制我们，而只是感动我们，那还是理智的。我通过学习与思考，
花了很大心思去提高无知无觉的这份特权——这在我的天性中原本已很突出了。

我常做的事不多，因而热心的事也不多。我目光清晰，但专注在少数事物上；
感觉细腻不敏锐。理解与处事能力则鲁钝迂拙，进入状态缓慢。我对自己的事全力以赴；
可是在这个题目上，我要克制一下感情，乐意不让它陷入太深，
因为这个题材可由我控制但也受制于人，命运对此比我更有权利。
从而，就是我十分珍视的健康，我对它也不要过于祈求，竭费苦心注意，
让我觉得生了病就非同小可。人应该在怕疼痛与爱滛乐之间保持克制。
柏拉图主张生活中要走两者的中间道路。

但是对于那些使我不顾自己、分心他事的感情，我当然不遗余力地抵制。
我的意见是为别人应该效劳，为自己才应该献身。如果说我有意愿乐于仗义执言，
一言为定，但是我坚持不了，我的天性与为人都太软弱，

见事就躲，生来是享清福
——奥维德

人总是出租自己。他们的天赋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奴役他们的人用的。
这样住在家里的不是自己而是房客。我不喜欢这种普遍心理。心灵的自由应该爱惜，
只有在正当时机才可以把自由暂时抵押，我们若懂得明辨的话，这样的时机是很少的。
且看那些只学会冲动与仓促做主的人，他们到处抵押心灵的自由，不管大事还是小事，
跟他们相干还是不相干的事；只要那里有事有义务，他们不加区别都参与进击，
只要他们不手忙脚乱，就好像不是在活着。“他们为忙而忙着。”
（塞涅卡）他们为了找事做而找事做。

他们并非要这么做，其实是他们停不下来，恰如一块石头下坠，不落到地面上是决不会静止的。
工作对某种类型的人是能力与尊严的标志。他们的精神在行动中寻找休息，
犹如婴儿在摇篮中能够入睡。他们可以称为对朋友很讲义气，对自己充满怨气。
没有人会把钱分给别人，但人人会把时间与生命分给别人，我们拿什么也没拿这两样东西那么挥霍，
其实只有在这上面吝啬才是有益和值得提倡的。

大自然的规律使我们学到我们必须学习的东西。贤哲告诉我们，按照自然的规律没有人是贫困的，
按照人的意见人人都是贫困的，他们还细致区分从自然而来的欲望和因我们胡思乱想而来的欲望。
大家看得到底的欲望来自自然的，在我们面前躲闪、让我们追赶不上的欲望是来自我们的。
钱财的贫乏易治，而心灵的贫乏则不可治。

若说满足生活就是够，那我是够了。但是不！那又是什么样的财富，可以多得满足我的欲望呢？
——卢西里乌斯

有谁为了看医生治病而希望自己生病的呢？若有医生为了表现他的医术而让我们得上瘟疫，
不是应该挨鞭子抽吗？我决没有这种不健康但颇为普遍的心理，希望这座城市动荡不安、
百业凋敝，来显示我施政高明。我踏实地为市民安居乐业贡献力量。我工作时按部就班、
冷清清、静悄悄，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他无法改变我有幸担任此职位属于我的工作作风。

论跛子

世上许多弊端，或者说得更大胆，世上所有弊端的产生都在于我们害怕暴露自己的无知，
我们被迫接受自己无法驳斥的事。我们谈到一切事物都对照教条和禁令。
在罗马法庭的文件里，就是证人亲眼目睹的事情，法官根据确凿无疑的案情做出的判决，
也是以这样的形式拟文：“我认为”。有人非要把可能的事说成确定的事，
就会使我对可能的事也不想听。我喜欢这些字眼：“也许”“在某种情况下”
“据说”“我认为”，诸如此类缓和语气、减轻唐突的话。

我若教育孩子，就会让他们养成这样回答的习惯，不是决定式的，而是询问式的：
“这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可能是这样。真有这回事吗？”宁可他们六十岁时还保持学徒的模样，
不要十岁时装出博学之士的派头，像他们现在这样。谁要治愈无知，先要承认无知。
彩虹女神伊里斯是奇术师陶玛斯的女儿。惊异是一切哲学的根本，探索是进步的基础，
无知则是死胡同。但从此也可看出，有一种强烈探索愿望的无知，
在荣誉与勇气方面决不输于追求学问，理解这样的无知并不比理解学问更少学问。

伊索和另两个奴隶一起被放到市场出卖。买主问第一个他会做什么；
那个人为了卖弄，说得天花乱坠，无所不能。第二个奴隶也吹嘘自己同样能干，或许还更厉害。
轮到伊索被人问到会做什么，他说：“什么都不会，因为那两位把一切都占了，他们什么都会。”

哲学学派也是这个情况，有人认为人的智力无所不能，这种气势促使其他人出于气恼和竞争，
索性提出人的智力一无所能的看法。这些人在无知上抱这种极端态度，
那些人在知识上也抱这种极端态度。从而不能否认的是人在一切方面都不知节制，
除非万不得已和实在不能再往前走，他才会停止。

论相貌

我们只看到显眼、胡闹和装腔作势的矫情。掩盖在天真纯朴之下的美，
在我们这样粗俗人的眼里很容易一溜而过。这样的美精致隐蔽。
必须以清纯的目光才能发现里面深藏的闪烁。在我们看来，天真不就是愚蠢的姐妹，
应该受指责的缺点吗？

苏格拉底的心灵活动是自然的、世俗的。就像一个农民的说话，一个女人的说话。
他嘴里谈的只是马车夫、木匠、鞋匠和泥瓦工。这些话都是从人的最平凡、
最熟知的劳动中得出的归纳与比喻，谁都能听得懂。在这么一篇俚俗的文章里，
我们绝对挑不出他高尚思想中的大智大慧；我们认为教义中不取的都是平庸低下的，
只有高谈阔论才是丰富的。我们的世界到处是招摇撞骗：人人吹足了气，一碰蹦蹦跳，像皮球。
而苏格拉底决不无谓地胡思乱想，他的目的是向我们提出真正贴近生活、服务生活的金玉良言。

我们各人都比自己想象的更富有；但是大家又催促我们向别人借贷与乞讨；
被人摆弄着求人多于求己。于是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知道满足需要后适可而止，
如欲念、财富、权力总是贪多务得；贪婪是无法控制的。我觉得在寻求知识上也是如此，
他给自己确定的任务超过他的能力，超过他的需要，把知识用到穷尽为止。
“我们在学问和其他一切方面都在受放纵之苦。”
（塞涅卡）阿格里科拉的母亲限制儿子过分热衷于求学问，塔西陀表扬这位母亲是有道理的。
学问是一件好事，若用正眼看它，它像人的其他好事有许多虚荣与固有天然的弱点，代价很高。

享用学问要比享有其他鱼肉风险大得多。因为其他东西我们买了以后，装在篮子里拿回家，
有权利检验其质量，决定什么时候吃多少。但是学问，
我们一拿到手没有别的篮子只有装到我们的脑子里，我们一买到就吞到肚子里，
离开市场时不是已经腐败就是成了营养。有些学问不但不能营养我们，
反而妨碍和阻挡我们，在治疗的名义下毒害我们。

我以前很高兴在某地看到有些人虔诚地许愿保持无知，就像许愿保持贞洁、贫困和进行补赎。
这也是阉割我们凌乱的邪念，减轻我们在阅读时闪烁不止的欲望，
不让学术观点引动心灵痒痒的沉湎逸乐。加上心灵的贫困才使贫困的许愿功德圆满。
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知识就能活得自在。苏格拉底告诉我们说知识就在我们身上，
还有寻找与运用知识的方法也是如此。我们所有超过天然需要的知识，差不多都是无谓多余的。
如果它给我们的负担与混乱不超过它给我们的好处，已经是上上大吉了。
“培养一个健全的心灵只需要不多的学问。”（塞涅卡）

我们的头脑是混乱不安的工具，学问使它负荷过热。静心思考，
就会在心里找到自然对抗死亡的真正论据，在需要时最适宜为你使用。
这使一个农民、整个民族也像一位哲学家那样镇定自若地死去。

大部分励志类教育都是花样多、力量少；表面文章多，实质内容少。自然指导我们顺利安全，
但我们放弃了自然，却要去指导自然。可是在质朴无华的乡下人生活中还保存着自然教育的痕迹，
以及受惠于无知而遗留的淡薄形象。学问不得不天天求之于乡野，以它作为坚定、
无辜与沉静的楷模教育弟子。这就很有意思地看到那些博学之士必须模仿平易稚朴，
必须学习最基本的德操；我们的智慧要向动物学习我们生活中最重要、最必要的实用课，
如我们应该怎样生与死，管理我们的财富，爱护和扶养我们的孩子，
维护正义——这对人类的疾病也是一个奇异的证明。还有这份理智对着我们指手画脚，
总是反复好变，更把自然的最后痕迹抹得一点不留。

人对待自己的理性，犹如香料师配制香油。他们给理性掺进许多外来的论据与推理，
弄得成分复杂，变来变去，各人一套，失去了它原来稳定普遍的面貌，
让我们必须到动物身上去寻找证据，这个证据是不会屈服于恩赐、腐败和意见分歧的。

虽说动物并不总是切切实实走在自己的自然之路上，但是走偏也是微乎其微，
始终可以把辙道辨别出来。也像牵在手里的马，虽又跳又蹦，总不超越缰绳的长度，
还是跟着赶马人的步子走。也像鸟要飞，但冲不出樊笼。

“多想流放、酷刑、战争、疾病、海难事故……免得遇到了手足无措。”
（塞涅卡）操心人在自然中的种种祸害，辛辛苦苦防范以后未必会触及我们的灾难，
这样的好奇心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可能发生的痛苦与痛苦本身，
对于受过痛苦的人都一样痛苦。”（塞涅卡）棍棒会袭击人，风与屁也会袭击人。

苏格拉底在一切品质上堪称完美的典范。我难过的是他生来——据说——体貌奇丑无比，
跟他心灵之美无法相称，而他这人又是那么迷恋肉体之美。大自然对他很不公平。
照理说体貌与心灵应该一致和有相互关系。“长在什么样的身体内对心灵至关重要；
因为许多身体特点可使心灵敏锐，许多其他特点又可使心灵迟钝。”（西塞罗）

西塞罗说的是相貌异常和肢体畸形。但是我们说的丑也是指第一眼看了不顺心，
主要是指脸部，经常是一些瑕疵引起我们厌嫌，如脸色、斑点、态度生硬、
四肢正常但有种说不清楚的原因。拉搏埃西心灵很美人很丑，属于这一类。
这种外表的丑陋虽很严酷，但很少损害心灵，以此评定一个人也不大可靠。
另一种丑陋，更恰当的名字是畸形，更多是气质性的，对内心确是一种打击。
显示脚型的不是一双擦得光亮的鞋，而是做得合适的鞋。

苏格拉底谈到自己容貌丑陋时说，他若没有以修养来弥补的话，他的心灵也会受影响变得那么丑。
但是我认为他说这话只是他一贯的自嘲而已，这么美好的心灵决不是后天培养的。

我怎么说也不嫌多的是，我认为美貌真是强大和占便宜。苏格拉底称为“短期的暴政”，
柏拉图说它是“自然的物权”。我们还没有什么比美貌更威风的。在人际交往中它占第一位。
它先声夺人，给人印象威严美妙，迷得我们判断也随之左右。
雅典名妓弗里内若不是解开裙子美艳照人腐蚀了法官，她的官司原要败在一位精明讼师的手里。
我看到大流士、亚历山大和恺撒这三位世界霸主，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也没忘了美色。
大西庇阿也是如此。

在希腊语中，“美”与“好”是同一个词。圣灵称好人的时候往往是指美貌的人。
古代有一位诗人写过一首歌，柏拉图说流传很广，歌中对好事的排列是健康、美貌和财富，
我很支持这样的分法。亚里士多德说指挥权属于美貌的人，谁的美貌接近诸神的形象，
也应该同样受到崇拜。有人问他为什么跟美貌的人来往更长久更频繁，他说：
“这个问题只有瞎子才会提出来。”
大哲学家中大多数都是靠美貌的媒介与付出缴付学费和学习知识的。

不但对侍候我的人、就是对动物来说，我的看法是美的也差不离会是好的。
我还觉得人们根据脸型、五官和线条来推测内心气质与未来命运，
这些不能直接或简单地归在美与丑范围来说。就像香味与清新空气并不促进健康，
瘟疫时期气味恶浊未必传播疾病。

那些人责备女人品行有负美貌，这话也不一定都说中了。
因为在一张五官不是端正的面孔上也会带着真诚的正气，另一方面，我有时看到一双美目，
但是凶光四射，充满狡诈与威胁。有的相貌给人好感；当你处在一群胜利者敌人中间，
这些都是陌生人，你会立即选择这人而是那人向他投降，把生命托付给他；
这不是考虑美与不美的问题。

相貌是不牢靠的保证，然而还是必须加以考虑。若让我来执行鞭刑，
我打得更凶的是脸上一看就知道天生说话不算数的那些坏人。
我更痛恨的是隐藏在一脸善相下的狡诈。看来长相有幸运的也有不幸运的。
我也相信有相术可以辨别厚道与傻气，严肃与严厉，狡猾与忧愁，傲慢与忧郁，
以及其他相近的神情。有些美人不但倨傲，还有凶相；有温柔的，还有毫不诱人的。
凭此来预测今后的命运，这是我留待后人解决的事。

我还像在其他场合说过的那样，对我自己来还是简单明白地采用这句老话：
我们不可能离弃自然，最高准则是顺应自然，我不像苏格拉底，用理智的力量来纠正我的天性，
用习惯来扭转我的偏向。我怎么来的，也就怎么走下去，不为什么穷凶极恶。
精神与肉体这两根支柱彼此投缘，和睦相处；乳母的奶汁——感谢上帝——还算健康和温和。

我是不是顺便把这事说一下，有一种经院式道德观念，只是流传在我们之间，
在希望与恐惧的压力下权作格言使用，我看它是不是被捧得过高了？
我喜欢的不是由法律和宗教创造出来的，而是完善和批准的品德。
任何天性正常的人身上都有这种普遍理性的种子，无需外界的帮助就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这个理性防止苏格拉底去做坏事，要他服从在他的城里发号施令的人与神，英勇就义，
并不是因为他的灵魂是不朽的，而是他是个会死的凡人。劝人说宗教信仰不需要道德的帮助，
自身足够去伸张神的正义，这种学说对于任何制度都是毁灭性的，易致伤害，
而又不够巧妙严密。从人生实际上来看，虔诚与良心存在极大的差距。

论阅历

没有一种欲望比求知的欲望更自然。我们尝试一切可以达到求知的方法。
当理智够不上时，我们就使用经验。

不同的实验积累经验，产生知识，范例指引道路。
——马尼利乌斯

经验是一种较弱、较不受重视的方法；但是真理是这么一件大事，
我们不应轻视任何指引我们通往真理的媒介。理智的形式五花八门，使我们不知道怎样取舍，
经验的形式也不见得更少。看到事物的相似就从中得出结论是不可靠的，尤其因为事物总是不相似的。
事物的面目中若说有什么普遍性的话，那就是它们各有差异，互不相同。

希腊人、拉丁人和我们，都拿鸡蛋形状作为最明显的相似性例子。然而也有人，尤其那位德尔斐人，
辨别得出鸡蛋的不同之处，决不会把两只鸡蛋认错。他养了不少母鸡，还知道哪只蛋是哪个鸡生的。

我们的作品在形成过程中就产生了相异性，人工绝对达不到相同模样。
扑克制造商贝罗泽和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扑克牌的背面做到光洁无疵，
让赌徒眼睛盯着发牌时认不出区别来。相像不会完全一样，相异则完全两样。
大自然必然承诺过不一样的东西不创造。

从来没有两个人对同一件事做出相同的判断，也不可能见到两个意见是一模一样的，
不但在不同人身上，就是在不同时间的同一人身上也见不到。一般来说，
评论家不屑谈论的事我会对之怀疑。我更容易在平地上跌跤，
就像我知道在康庄大道上有些马更会失前蹄。

谁不说注解增加疑问与无知，既然不论是关于人和神的任何哪部书，全世界都在忙着阐述，
从没提出过什么解释把困难解决了的呢？第一百位注疏者把书交给下一位时，
那部书比第一人读的时候更多疑点、更难懂。什么时候我们一致同意说这部书的注解已经够多，
再也不用对它谈论什么了呢？

在诉讼中这点看得还更清楚。我们把法律权威交给了无数的博学之士，做出无数的裁决、
同样数目的阐释。我们是不是找到办法不再需要阐释了呢？是不是朝着太平时代有些许进步和接近呢？
是不是律师与法官没有大批法律颁布初期那么需要多用了呢？相反，我们模糊和掩盖了其中的真意，
我们不去发现它，只是听任栅栏与障碍竖在面前。

人认识不到自己精神上的天然疾病，他一味东张西望，到处寻求，不停地原地旋转，
陷在工作中不得脱身，像我们的春蚕作茧自缚，窒息而死。“老鼠跌进了松脂堆。”
（拉丁谚语）他以为远远看到了不知什么光明迹象与理想真理；但是当他往前跑去，
许多困难一路上阻碍他去进行新的追求，致使他迷路和发昏。这跟伊索的狗也相差无几；
它们看到海面上漂浮着像个尸体的东西，走近不了，企图喝干海水留出一条道来，
把自己都灌注死了。无独有偶，某位克拉底说到赫拉克利特的著作：
“读这样的作品需要善于泅水”，这样他的学说的深度与广度才不致把他淹死在水底。

让我们对别人或自己猎取到的知识感到满足，这只是个人的弱点使然；更有能耐的人是不会满足的。
对于后来者总有空白要填补，是的，就是对于我们自己也可另辟蹊径。我们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我们的目的完成于另一个世界。当一个人满足时，这是智力衰退的表现、颓废的标志。
心胸宽阔的人从不停顿，他总是有所求，奋力勇往直前，有了成就再接再厉；
他若不前进、不紧迫、不后退、不冲撞，他会半死不活的。他的追求没有期限也没有固定形式；
、他的养料是赞赏、追逐与朦胧的向往。阿波罗就是持这样的主张，他对我们说的神谕总是一语双关、
模糊不清、转弯抹角，使我们得不到要领，但是很感兴趣，忙个不停。这是一种不规则的行动，
永远不停歇，没有先例，没有目标。有所发现会相互鼓动，接连不断，层出不穷。

苏格拉底问梅诺什么是德操。梅诺回答说：“有男人和女人的德操，有官员和公民的德操，
有儿童与老人的德操。”苏格拉底大叫：“这妙极了！我们以前只是追求德操，原来德操有一大堆。”

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人家回敬我们一大串问题。如同任何事与任何形式不会跟另一个完全相像，
也没有任何事与任何形式跟另一个完全不像。神奇的自然融合。我们的面孔若不相像，
就分不出人与兽了；我们的面孔若不是不相像，就分辨不出人与人了。

一切事物都靠某个相似性存在，一切例子都有偏差，从经验得出的事物关系总是靠不住和不完善的；
我们总是从某一方面来做比较。法律就是这样为人服务，用迂回、
勉强和旁敲侧击的解释凑合用到每个案件上。

道德规范，只涉及各人本身的责任尚且那么难于制订，那么管理众人的法律更是难上加难，
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妨想一想管理我们的这套法律体制，那里面错误百出，充满矛盾，
真是人性愚蠢的好样本。我们在审判中有从宽与从严，这样例子比比皆是，
我不知道居于中间公正的又有多少。这是身体的病态器官与畸形肢体，却是法律的本质。

有几位农民刚才过来匆匆告诉我，他们把一个人留在了我的树林里，他伤得很重，挨了上百刀，
还有气，他求他们可怜给些水喝，把他扶起来。他们说他们不敢走近他，都溜了。
害怕法院的人会抓住他们跟这事联系起来。
就像以前有过这种事，有几个人被撞见在一个被杀的人身边，
由于没有证据、没有钱打官司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就要对这件事故负责，弄到倾家荡产为止。
我能跟他们说什么呢？肯定的是这种人道援助会使他们陷入困境。

我们发现多少无辜的人受到了惩罚，我说这话还不包括法官的错判；
又有多少这样的事我们没有发现的？这事就发生在我的时代。有几个人因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判决书虽未宣布，至少做出了结论和决定。这时，法官们得到邻近下级法院的官员报告，
说拘留了几名罪犯，他们直言不讳干了那件凶杀案，此案无可置疑地出现转机。
于是对于是否中止和延缓执行上述几个人的死刑判决进行了讨论。大家考虑这件案子重审，
其后果会拖延判决；既然定罪已经法庭通过，法官也就无悔无愧。总之一句话，
这些可怜虫成了法律官样文章的牺牲品。

腓力皇帝还是另一个人，也提供了一桩相似的冤案。他通过一项终审判决，
罚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支付大笔赔款。事后不久真相大白，是他判得极不公正。
一方面要维护法律的公正，一方面要保持司法的程序。他于是维持原判，
同时用自己的钱去补偿被判罚者的损失，这样使双方满意。然而他办的是一件可以弥补的意外；
我说的那些人却是无可挽回地绞死了。我曾见过多少判决比罪恶还要罪恶？

中国这个帝国的制度与人文习俗，跟我们未曾有过交往与借鉴，在许多方面则比我们的做法优越；
它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世界是多么广阔，多姿多彩，不是古人也不是我们所能窥透的。
那里的官员受皇帝委派，作为钦差大臣巡视各省，体察民情，惩罚渎职的官员，
也重赏那些尽了本职工作义务以外再有良好政绩的官员。老百姓到他们面前不单是要求保护，
也为了传达民情；不单是获酬，也为了受礼。

感谢上帝，还没有一位法官作为法官跟我谈话，不论是什么案件，我的还是他人的，
刑事的还是民事的。我即使连散步也没去过任何监狱。一想到它即使从外表看也很不舒服。
我那么酷爱自由，谁若禁止我前往西印度群岛的任何角落，我也会在生活中明显地开心不起来。
只要觉得哪里天地宽阔，我就不会甘心待在我必须躲藏的地方。

那么多人就因为跟法律发生了冲突，限制在王国里的一块方寸之地内，不许进入大城市和庭院，
使用公共道路，我的上帝！看到这种情况叫我如何忍受！我为之服务的法律只要伸出指头威胁我，
我立即离开去寻找其他法律，不论在哪儿。我们处在内战时期，我煞费苦心谨小慎微，
其目的就是不要失去四处走动的自由。

法律所以有威信，不是因为它们是公正的，而是它们是法律。这是它们权威的神秘基础；
它们没有其他基础。这已够了。法律经常是蠢人制订的，更经常是仇恨平等又缺乏公道的人制订的，
但又总是人，那些无能的、优柔寡断的笔杆子起草的。

法律有错误比什么都要严重危害四方；法律有错误也比什么都要稀松平常。
谁要是因为法律是公正的而服从，那正是说他不应该服从时是不服从的。
我们法国法律缺乏一致性不成系统，助长了在免除与执行时的混乱与腐败。
法律的命令那么模糊与不连贯，在法律解释、行政管理和司法执行方面的违法乱纪都可以原谅。
不管我们从经验中可以得到怎样的效果，只要我们不会好好利用自己的经验，
从外国范例里学到的经验不会对我们的制度有多大帮助；因为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最熟悉，
也就足够指导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每门知识的困难与晦涩之处，只有进入堂奥的人才能窥知。而且还要有一定的聪明，
知道自己毕竟是无知的，要推门才知道门对我们是关闭的。于是产生这句柏拉图妙言：
知者不用探索，因为他已知；不知者也不会探索，因为要探索必须知道探索什么。
然而在认识自己这个问题上，人人都那么自信和洋洋得意，人人都自忖理解得足够深刻，
这说明没有人真正懂得。在色诺芬的作品中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告诫欧提德莫斯的。

我这人不宣扬什么，只觉得学问深奥无比、变化无穷，我学习只学得了一个收获，
那就是体会到学无止境。我的软弱人所共知，这也造成我性情谦卑，对规定我遵守的信仰唯命是从，
表达意思始终冷静克制；憎恶这种令人讨厌、找人吵架的狂妄，自以为自己什么都对——
这才是教育与真理的大敌。且听他们是怎样教育的，他们最初提出的馊主意，
就是给艺术风格订立清规戒律。“在感觉与认识以前先做出论断与决定，
那是最见不得人的事。”（西塞罗）

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说，从前世界上仅有七位贤人，今天仅有七位愚人了。
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是比他更有理由说这样的话吗？断定与顽固是愚蠢的明显特征。
愚人会跌在地上狗吃屎一天一百次，立刻又趾高气扬，跟以前一样坚决与自满；
你可以说有人给他注入了新的灵魂与理解力，犹如那位大地之子安泰俄斯，
倒在地上即可恢复精力重新强壮，

当他接触大地，疲劳的四肢又获得新的力量。
——卢卡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