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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进化论与伦理学》

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

摆在人类面前的路,就是通过不断地斗争,维持和改进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人为状态”,
从而与“自然状态”相对抗。在这种社会中并通过这种社会,
人类也许能发展出一种有价值的文明,使人类能够维持下去并不断地自我改进,
直到我们地球的进化开始走下坡路,到那时,宇宙过程重新掌权,
“自然状态”再次在我们这个星球的表面耀武扬威。

一

自然状态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一个暂时阶段,处在已经历无数年代且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之中。
对我来说,这一命题与近代史上所确立的任何命题一样,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古生物学让我们相信,古代哲学家们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提出过同样的学说,
但他们却错误地假定,各个阶段形成一个循环,丝毫不差地重复过去,预示未来,
处于轮回之中。与此相反,古生物学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让我们去思考,
如果这些最低等的本地植物的祖先系列的各个环节都能保存下来,并且为我们所发现,
那么整个环节将显示出一个复杂性逐渐减小、不断趋同的形态系列,
直到在地球史的某一时期——比已经发现的任何生物遗骸所处年代还要久远——
融入那些还分不清是动物还是植物的低等族群之中。

只要对事物性质的有限揭示——我们称之为科学知识——还在继续,它就会越来越有力地使人相信,
不仅仅是植物界,还有动物界,不仅仅是生物,还有地球的整个结构,
不仅仅是我们的星球,还有整个太阳系,不仅仅是我们的恒星和卫星,
还有作为遍布无限空间和经历无限时间的秩序的“证人”的亿万个类似星体,
都在努力完成它们预定的进化过程。

眼下,除了讨论那些居住在地球上的生命形态的进化过程外,其余的我一概不论。
第一,所有的动植物都表现出变异的倾向,不过变异的原因尚待查明;
第二,任一特定时间内的生存条件,总是有利于最适应它们的变种的生存,
而不利于其他变种的生存,于是产生选择;第三,所有生物都有无限繁殖的倾向,
而生存资源总是有限的,原因很明显:后代的数量总比前代的数量多,
但在保险精算的意义上,二者的预期寿命又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第一种倾向,
就不可能有进化。如果没有第二种倾向,就无法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一种变种会消失,
另一种变种会取而代之。也就是说,没有第二种倾向就没有选择。
如果没有第三种倾向,生存斗争——即在自然状态中推动选择过程的原动力——就会消失。

二

我在前面谈及的自然状态,如果只就一小块土地而言,
早在三四年前就因人类的干预而不复存在了。一堵墙把这块土地与其他土地隔开,
墙内受到保护的土地,原生的本地植物已被斩草除根,同时一群外来植物被移植过来,
在此扎根。简言之,这块土地被改造成了一块园地。现在,墙内墙外面貌迥异:
墙外的土地,仍然处于自然状态;墙内的土地,已经过人类的处理。
树木、灌木和草本植物,其中有许多来自异国他乡的野生种类,在园地繁荣昌盛。
此外,园内还生产大量的蔬菜、水果和花卉,这些品种在墙外不仅现在不存在,
过去也没有存在过,只有在诸如园地所提供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因此,这些品种,
就像栽培它们的棚架暖房一样,是人类技艺的成品。就这样,
“人为状态”由人类从野生状态中创造出来,由人来维持,靠人而存在。
如果没有园丁的精心管理,没有园丁对处处存在的宇宙过程的反作用进行顽强阻挡和反抗,
“人为状态”顷刻就会消失殆尽:围墙坍塌,园门朽坏;四足动物、两足动物入侵,吞噬、
践踏园中实用而美丽的植物;鸟类、昆虫、枯萎病和霉菌恣意妄为;
本地植物的种子借助风或其他力量迁徙过来,
这些曾遭鄙视的本地杂草凭着长期以来获得的对当地条件的特殊适应能力,
很快扼杀了园中精选的外来竞争者。再过一两百年,除了围墙、暖房和棚架的地基,
人工的痕迹所剩无几——显而易见,在自然状态中发生作用的宇宙威力,
消除了园艺家的技艺对它的至高权威造成的临时阻碍。

无可否认,与我们提到的任何人造物一样,这个园地也是一种技艺成品,或技巧制品。
蕴藏在人体内的某些能力,在同样蕴藏于体内的智力的指导下,
生产出一系列在自然状态下无法产生的物体。这一命题,对人类双手制成的所有成品——
从燧石工具到大教堂到精密计时器——来说,都是成立的。
正因如此,我们称这些成品为人工制造的,取名为技艺的成品或技巧制品,
从而把它们同在人类之外进行的宇宙过程的产物——我们称之为自然物或自然成品——区别开来。
在自然成品和人工成品之间作这种区分,已得到普遍认可,并且,
我认为,作这种区分既是有用的,也是合理的。

四

不仅自然状态与园地的人为状态相对立,而且园艺过程的原理,即建立和维护园地的原理,
也与宇宙过程的原理相对立。宇宙过程的典型特征是剧烈的、永不停息的生存斗争;
园艺过程的典型特征是通过铲除产生竞争的条件来消灭生存斗争。
宇宙过程倾向于对植物的生命形态进行调整,使之适应眼下的生存条件;
园艺过程则倾向于对生存条件进行调整,
使之能够满足园丁期望培育的植物生命种类的生长需要。

宇宙过程以不受限制的繁殖为手段,
使数以百计的生物为极为狭小的生存空间和极为匮乏的食物而竞争——
它还唤来严霜和旱魔消灭体力不济和运气不佳者。因而要生存下去,
不仅要强壮,还要有韧性,有好运气。

与此相反,园丁则限制繁殖,给每株植物提供足够的空间和养分,为它御寒防旱,
以各种方式尽力改善生存条件,
以使那些最接近园丁脑子里实用或美观标准的生物种类得以生存。

假如收获的果实和块茎、树叶和花朵达到或非常接近园丁的理想,
就没有理由不让现状保持下去。只要自然状态大致保持原样,
创建园地所费的体力和智力就足以用来维持园地。然而,人类对自然的控制,
仅限于狭小的范围。如果白垩纪环境重现,恐怕最灵巧的园丁也得放弃栽种苹果和醋栗;
同样,如果冰川时代的环境失而复得,龙须菜的露天苗床将是多余的,
修剪长在南墙旁最佳位置的果树也是浪费时间和自找麻烦。
但是,指出下面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即使自然状态保持不变,
但如果园地的产出不能让园丁满意,园丁也会想方设法使产出更接近他的理想。
虽然生存斗争可能停止,但进步可能不会停止。在讨论这些问题时,
很奇怪人们常常会忘记这一点,即生物改良或进化的必要条件是变异和遗传机制。
选择就是选定某些变种并使其后代保存下来的手段,生存斗争仅仅是选择得以实现的手段之一。
人工栽培的花、果、根、块茎和球茎的无数变种,就不是通过生存斗争进行选择的产物,
而是根据效用或美观的理想标准进行直接选择的产物。在园地里占据同样位置、
身处同样环境的一大群植物中,出现了变种,
其中那些朝着园丁指定的方向演变的变种被保存下来,其余的则被淘汰。
保存下来的变种又继续重复上述程序,直到诸如野甘蓝变成了卷心菜,
野生三色堇变成珍贵的三色紫罗兰为止。

五

殖民过程与园地的形成过程非常相似,这是发人深省的。我们假定,
英国殖民者乘船前往塔斯马尼亚去开拓殖民地,是在上世纪中叶。
登陆后,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除了最常见的自然条件外,
一切都与英国本土完全不同常见的植物、鸟类、四脚兽,还有人,
都与他们在地球那一边的出发地看到的完全不同。殖民者急于占领大量土地,
于是着手消除眼前的自然状态。他们清除本地植被,只要有需要就灭杀或驱赶动物,
并且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植物再生和动物回迁。他们还引进英国的谷物、果树,
英国的狗、羊、牛、马,还有英国人,以取而代之——事实上,他们是在原有的自然状态中,
新建了一个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同时引进了新的人种。殖民者的农场和牧场相当于大型园地,
而他们自己就像是侍弄园地的园丁,小心翼翼地同旧“制度”相对抗。
从整体上看,殖民地如同引进到原有自然状态中的一个综合体,
继而成为参与生存斗争的一个竞争者,不胜即亡。

在假定的条件下,如果殖民者能群策群力,肯定会取得成果,
但是,如果他们懒散愚笨、漫不经心,或者把精力浪费在内耗上,
那么原有的自然状态就很有可能重占上风。迁徙来的文明人,会被野蛮的土著人所消灭;
一些来自英国的动植物,会被本地的竞争对手所铲除;其余的则沦为野生状态,
成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再过几十年,殖民地的一切遗迹将消失得干干净净。

六

现在我们设想有一位行政长官,其能力才智远胜于常人,就像常人远胜于家畜一样。
他当上了殖民地的首领,负责管理大家的事务,以保证殖民地战胜其所处的自然状态的敌对影响。
他接下来的行事方式与园丁管理园地如出一辙。首先,他全面毁灭和驱赶本地的竞争对手,
不管是人还是野兽抑或植物,尽可能地制止外部竞争的影响。
同时,这位行政长官以成功的殖民地理想模型来挑选他的成员,
就像园丁根据实用或美观的理想标准来选择植物一样。

其次,由于成员内部会产生对生存资源的争夺,从而降低全体成员同自然状态斗争的效率,
因此行政长官会做出安排,使每一位成员都有必要的生存资源,
而且让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那一份会被精明强干的同伴夺走。殖民地集体通过法律,
将每个人的“自行其是”限制在不影响和平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宇宙中的生存斗争,
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斗争,都将遭到严厉禁止,而借助生存斗争而进行的选择,
也像在园地一样,完全被排除在外。

同时,除了上面提到的情况,自然状态还有一些条件阻碍了殖民者能力的全面发展。
因此,殖民者就通过创造一些利于自身发展的生存条件,来消除那些不利条件。
他们建造房屋,添置衣物,以抵御严寒酷暑;兴建排水灌溉工程,以防洪抗旱;
筑路修桥,开挖运河,设置舟车,使天堑变通途;制造机械,补充人力和畜力的不足;
采取卫生预防措施,以防止和消除可能引发疾病的自然原因。文明的步伐每向前迈进一步,
殖民者的生活受自然状态的影响便减少一分,而受人为状态的影响就增加一分。
为了达到目的,行政长官就必须利用移民的勇气、勤勉和集体智慧。
显而易见,使具有这些品质的人不断增多,让缺乏这些品质的人不断减少,
群体的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换句话说,就是按照理想标准进行选择。

如此看来,行政长官或许希望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一个真正的伊甸园,
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园丁们的福利。在那里,宇宙过程,这种自然状态中野蛮的生存斗争,
应予以废除;在那里,自然状态应被人为状态所取代;在那里,
每种植物和每种低等动物都要适合人类的需要,而且不能脱离人类的管理和保护而独立存;
在那里,每个人已成为执行完美社会的职能的工具,因此也应该按其社会效能经受选择。
要建立这种理想社会,不是靠人们逐渐去适应周围的环境,而是创造适应人类生存的人为环境;
不是允许生存斗争自由进行,而是排除这种斗争;不是通过生存斗争去实现选择,
而是按照行政长官的理想标准进行选择。

七

然而,伊甸园里也有蛇,而且还是非常狡猾的蛇。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具有强大的生殖本能,
因而也面临由此产生的后果,即趋向于过多繁殖。行政长官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越得力,
自然状态的淘汰作用被消除得越彻底,人类的繁殖就越难以控制。

另一方面,由于殖民地厉行和睦相处的原则,剥夺了人们恃强凌弱夺取他人生存资源的权力,
因而殖民者之间不再有生存斗争;只剩下对日用品的争夺,起不了调节人口的作用。

这样一来,只要殖民者开始繁殖,就会引起竞争,不仅为日用品竞争,还为生存资源竞争。
于是摆在行政长官面前的,就是宇宙斗争将重返他管理的人为社会。
一旦殖民地的人口增长到环境可承受的极限,就必须设法处理掉多余的人口,否则,
残酷的生存斗争必定卷土重来,毁掉维持人为状态对抗自然状态的基本条件——和平。

如果行政长官完全按科学思维的指导行事,那么他就会像园丁一样,
采取系统根除或驱逐过剩者的办法,来应对这个极为严重的困难。
患不治之症者,年老体衰者,体弱多病者,残疾者或智障者,还有过剩的婴儿,
统统被处理掉,就像园丁拔掉有缺陷的或过剩的植株,育种者杀死不称心的牲畜一样。
只有身强体健、精心配对的夫妻,才能孕育后代,因为这样的后代才最符合行政长官的期望。

八

一个专制政府,无论是个人专制还是集体专制,都应具备超凡的智力,
同时还须极度残忍,而且要残忍到恐怕让很多人认为是天理不容的地步;
这也是它要贯彻通过极端彻底——彻底依赖于成功的方法——的选择来改进社会的原则所需要的。
的确,经验没有向我们提供对单个的“社会救世主”的残忍进行限制的依据;
此外,基于“团体既没有肉体也没有灵魂”这句众所周知的格言,下述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
(的确,这种想法并不缺乏历史依据):集体专制,
即在传教士的煽惑之下相信其权力乃为神授的一群暴徒,比起任何独裁暴君
(他沉浸于同样的幻想之中),在这方面有能力做得更加彻底。但智力却是另一回事。
“社会救世主们”热衷此道,就足以证明他们没多少智力。他们仅有的那点智力,
通常都出卖给了财大气粗的资本家,因为他们要依赖资本家的物质资源而生存。
可是我怀疑,即使有这样一个人,他在鉴定人才方面具有最敏锐的判断力,
但要他在100个14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中,分辨出哪些肯定是对社会有用而应予以保留的,
哪些肯定是又懒又蠢、道德败坏而应该用氯仿杀死的,他的成功率将微乎其微。
辨别好公民和坏公民的“特点”,确实比分辨小狗或短角公牛的“特点”要难得多,
人的许多特点只有在生活中遇到实际困难时才能充分激发出来。不过到那个时候就晚了,
木已成舟。坏种,哪怕只留下一个,都已经赢得了繁殖的时间,因而选择就徒劳无用了。

十

我看没理由怀疑,人类社会在形成之初与蜂群一样,是功能需要的产物。
首先,人类家庭赖以产生的条件,与较低等的动物形成类似联合所需的条件,
完全是一样的。其次,显而易见,家庭关系的存续期每延长一段,
越来越多的子孙后代为了自保和防御,就越会进行合作,发生这种变化的家庭,
相比其他家庭来说,就获得了明显的优势。再次,如同蜂群一样,
逐步限制家庭成员内部的生存斗争,会提高整个家庭与外部竞争的效率。

不过,在蜜蜂社会和人类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根本性的差异。
在蜜蜂社会里,其成员在器官构造上,注定只能执行一种特殊类型的职能。
假如蜜蜂被赋予欲望,能够按其所愿做某项工作,它也只会选择特别适合其器官组织的任务。
从蜂群的整体利益来看,蜜蜂这样做也是非常合适的。只要没有新的蜂后出现,
蜜蜂社会里就不会出现敌对和竞争。

与此相反,在人类社会里,并不存在这种预先注定的对其成员的严格定位。
无论人类个体在智力高低、感情强度和感觉灵敏度上存在多大差异,
都不能说某个人只适合做农民,不适合干其他的,某个人只适合做地主,不适合做其他工作。
再者,虽说人们天资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人类天生都是趋乐避苦的。
简单说来,人类只做让自己高兴的事,丝毫不顾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的福利。
这种天性是人类从其进化已久的一系列祖先——人、猿、兽那里继承而来的
(原罪论的现实基础也源于此),而且这种“自行其是”的天性所具有的力量,
也是人类祖先在生存斗争中获胜的条件。正因如此,贪图享乐、永不餍足这种天性,
是人类在与外界的自然状态斗争时取胜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是,如果任由这种天性在人类内部发展,它就会成为破坏社会的必然因素。

人类“自行其是”的自由天性,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限制这种天性的自由发挥,
则是某些功能需要的产物,但和蜂群赖以形成的功能需要不是一回事。
人类对此的需要之一是,在漫长的幼年期得到强化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互爱。
但最关键的是,人类身上有一种倾向得以蓬勃发展,
即倾向于在自己身上复制出与别人类似或相关的行为和感情。
人类是动物界中最善于模仿的:除了人,没有哪种动物会画画和仿造;
论模仿声音,不管在范围上、种类上还是准确度上,其他动物都无可匹敌;
没有哪种动物像人一样,是个精通表情动作的高手;
而且人类去模仿只是出于模仿本身所带来的快乐。此外,再没有什么动物像人一样,
是情感的“变色龙”,说变就变。通过一个单纯的心理反射活动,
我们就能感染周围人的各色情感表达。通常所说的同情心,
并不总是靠有意地“将自己置身于”快乐或受苦的人的处境时才会产生。
的确,常常悖逆我们的正义感的是,不管我们是否情愿,“同情或者使我们出奇地仁慈”,
或者使我们出奇地残忍。尽管传说中的古代贤哲,能以冷静而理智的眼光对待公众舆论,
不为所动,但一直以来,我却无缘遇见一位真实存在的贤哲,能做到敌意当前而安之若素。
实不相瞒,我的确怀疑古往今来是否有这样的哲人,
可以做到明知自己被街边男童极端藐视却毫不动怒。
尽管我们不能为哈曼希望把摩迪开吊死在高高的绞架上进行辩护,但说真的,
当哈曼这个亚哈随鲁国王的大臣进出王宫大门时,想到摩迪开这个卑微的犹太人对他毫无敬意,
他心中一定极为恼火。

只需环顾四周,我们就会发现,最能抑制人类的反社会倾向的,不是对法律的恐惧,
而是对其同伴舆论的恐惧。传统荣誉感约束着那些破坏法律、道德和宗教规定的人,
人们宁可忍受肉体上的极端痛苦也不愿放弃生命,但羞耻感却能逼得最懦弱的人去自杀。

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
也使得因同情而生的苦乐感变得愈发重要。从孩童时代起,
每日每时我们都以自己的同情心来评判周围人的行为,也以周围人的同情心来评判我们自己的行为,
这样天长日久,直到我们在某一行为与褒奖或贬斥的感情之间建立起不可分割的联系,
就像语言文字之间的相互联系一样。无法想象存在着既得不到当事人褒奖也不受当事人贬斥的行为,
不论这个当事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人。我们开始用学来的道德言辞去思考问题。
人类除了天然的人格外,还有一种人为的人格被建立起来,即“内在人”,
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良心”。它是社会的看守人,
负责把自然人的反社会倾向限制在社会福利所要求的限度之内。

十一

那些只关注理想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的道德家们,不论他身处哪个时代或是秉承哪种信仰,
都一致认可“推己及人”这一“金科玉律”。换句话就是,让同情心成为你的向导,
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在某一情况下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
不管人们认为这条行为准则有多么高尚,
不管人们多么相信普通人可能彻底依靠这一无法将其全部的逻辑后果予以兑现的信条,
但还是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在这个世界上已有的或人们能够看见的一切情形下,
这些逻辑后果与文明状态的生活都是不相容的。

这是因为,我猜想,毫无疑问,每一个干坏事的人,
其最大愿望就是能够逃脱其恶行所带来的苦果。假设我遭人抢劫,
站在劫匪的位置上想,我发现我迫切希望的是不用罚款或坐牢;
假设有人狠狠打了我一巴掌,如果设身处地为这人着想的话,那么我应该感到满意,
因为没有出现比我转过头再挨他一巴掌更惨的结果。严格地说,
“推己及人”这一规则有否定法律的意味,因为它拒绝将违法者绳之以法;
从社会组织的外部关系来看,它也反对进行生存斗争。
只有在拒斥这一规则的社会的保护之下,我们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遵守这一规则。
若缺少这样的庇护,遵守这条规则的人就会沉溺于对天堂的向往,
但他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铁定的事实:其他人将成为尘世的主人。

如果园丁在对待杂草、鼻涕虫、鸟和其他入侵园地的动植物时,
也设身处地为它们着想,那么园地将会变成什么样呢?

十三

从伊丽莎白王朝到维多利亚王朝的3个世纪里,
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斗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广泛地加以限制(除了一两次短暂的内战),
因而生存斗争基本没有或完全没有起到选择的作用。至于其他可称得上是直接选择的行为,
也因为只在小范围实施,因而可以忽略不计。刑法将违反其条款的人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
就这点而言,它可以防止遗传性犯罪倾向的滋生;济贫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拆散婚姻,
而这类人的贫穷又源于品格上的遗传性缺陷。因此,刑法和济贫法毫无疑问是选择性力量,
因为它们有利于选出社会中遵纪守法和效率更高的成员。
但是,这类法律所影响的人口比例是很小的,而且总体来说,遗传性罪犯和遗传性贫民,
在法律对他们发挥作用之前已经繁育了后代。在大多数情况下,犯罪与贫穷和遗传无关,
而是部分因环境造成的,部分因本身所具有的品质决定的。不过,在不同的生活条件下,
这些品质可能激起他人的尊重甚至赞赏。说起脏物,有人曾说,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宝。
说这话的人真是世上少有的聪明人。这条千真万确的格言还可以用来解释道德问题。
仁慈和慷慨,可为富人增色,也能让穷人更穷;力量和勇气,是士兵飞黄腾达的阶梯;
头脑冷静、胆大心细,是金融家发家致富的法宝——但在不利条件下,
这些品质又可以轻易地将他们送上绞架、送进监狱。再者,一个“失败者”的子女,
极有可能在其他长辈的指导下有所改进,从而走上不同的道路。有时候我在想,
那些高谈阔论要淘汰不适者的人,是否曾冷静地思考过自己的过去。
的确,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在一生中会有一两次很容易陷入“不适者”的境地,
这个人真称得上是一个“适者”了。

第二部分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童话故事,名叫“杰克和豆秆”,在座的我的同代人可能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不过我们沉稳可敬的年轻人,是在更为严肃的精神食粮的哺育下长大的,他们中的很多人,
或许只是通过一些比较神话学的入门读物,才知道什么叫做仙境。
因此,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故事梗概。这是一个关于豆子的传说,豆子长啊长啊,
一直长到高高的天上,在那儿,豆秆的枝叶铺展开来,形成一个巨型的华盖。
故事的主人公受到鼓舞,顺着豆秆往上爬,发现宽阔茂盛的枝叶支撑着一个世界,
构成这个世界的各种元素和地上的世界是一样的,但又是那样的新奇。
至于主人公的奇遇,我就不多说了,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事物性质的看法。
由于这个故事不是哲学家写的,也不是为哲学家写的,因而在观点方面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现在要做的,有点像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个勇敢的冒险家所做的事。
我请求你们与我一道,借一颗豆子之力,尝试进入一个可能令大多数人感到奇异的世界。
大家知道,豆子很简单,看上去也毫无生气,但是,如果把它种在条件适宜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温度适宜、够暖和,那么它就会显示出惊人的活力。
一颗小小的绿色豆秧从豆子里长了出来,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这棵植物经历了一系列的形态变化,但由于我们每日每时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
所以它们一点也不像传奇故事里那样,让我们感到惊奇。

不知不觉地,这棵植物逐渐长大,形成由根、茎、叶、花、
果组成的一个巨大且形式多样的组织结构,每一部分的里里外外,
都是按照一种非常复杂但又异常精确细致的模型塑造而成。
每一个复杂的结构,及其每一个最微小的组成部分,都有一种内在的能量。
不同部分的能量和谐共存,且每一部分都不断为维持整体的存在而努力,
同时有效地发挥自身在自然系统中应当发挥的作用。但是,如此精致的构造,
刚一完成就开始瓦解。植物一点点地枯萎,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剩下一些或多或少看上去毫无生气、平淡无奇的物体,就像它从中蹦出来的那颗豆子一样。
然而,这些遗物也像豆子一样拥有同样的潜能,从而造成类似的循环过程。

对于这样一个不断向前发展又似乎回到起点的过程,要找到与之相似的事物,
并不需要太多诗意或科学的想象。它就像一块抛出的石头上升又下降的过程,
又如同离弦之箭的运动轨迹。或者可以这样说,活动着的能量最初时走的是一条上坡路,
然后走的是一条下坡路。或者更恰当的是,把胚芽发育成为一株成熟的植物的过程,
比作打开折扇的过程,或说像滚滚流淌、不断拓宽的河流,
由此得出“发育”,或说“进化”的概念。

在这一过程中,活着并生长着的植物,最初的形态是一颗种子,相对简单但蕴藏潜力,
然后过渡到一种高度分化的类型,本质完全显现出来,此后又回复到一种简单和潜伏的状态。

深刻而理性地把握这一过程的性质,其价值在于,它适用于种子,
也适用于所有的生物。动物界也和植物界一样,从非常低级的形式发展到最高级的形式,
生命过程表现出同样的循环进化。不仅如此,放眼望去,世界上的其他东西,
其循环进化也从方方面面显现出来。我们看到,水流入大海又复归于水源;
天体盈亏圆缺,绕行之后回复原位;人生年轮的不可阻挡的结局;
以及文明史上最突出的主题——朝代和国家的相继崛起、兴盛和没落。

正如没有人趟过急流时能在同一条河里落脚两次,也没有人可以准确断定,
这个感性世界中的事物当下所处的状态。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不,
当他在思考这些话的时候,谓语的时态已经不适用了,“现在”变成了“过去”,
“是”(is)变成了“曾是”(was)。我们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得越多,也就越明白,
所谓的静止不过是未被察觉的活动,表面的平静只是无声而剧烈的战争。
在每一个局部,每一时刻,宇宙所处的状态,都是各种对抗势力短暂协调的表现——
是战争的现场,所有的战士在这儿依次倒下。局部是这样,整体亦如此。
自然知识越来越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上的群星和地上的万物”
都是宇宙物体的过渡形式,沿着进化的道路前行。从星云状的潜能,到太阳、
行星和卫星的无止境的演变,到物质的全部多样性,到生命和思想的无限多样性,
也许还要经过某些我们既不可名状又无法想象的存在形态,再回到初始的潜在状态。
这样看来,宇宙最明显的特征是暂时性。它所呈现的面貌与其说是永恒的实体,
不如说是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能量的流动和遍布宇宙的合理秩序外,
没有什么东西是永久不变的。

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准确地说,
河还是那条河,只是河里的水发生了变化。就像人一样,他的本性没有发生变化,
但其躯体的所有物质却在不断地改变。

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塞涅卡说得好:“我们的身体似流水般急剧变化,
你所看到的一切都伴随着时间在流变,凡我们所见,没有什么是恒常的。
就连我自己,当我说这些东西在变时,也已经变了。这就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
‘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是因为,虽然河还是那条河,但水却改变了。
虽然这种情况在河流那里比在人体那里表现得更明显,但我们所经历的飞速进程也并不慢。”
(《书信集》,第57号,i,第20页,鲁柯夫编)


二

我们已经顺着豆秆爬到了一个奇境,在这里,普通熟悉的东西变得新颖和奇异。
在探索这个象征性的宇宙过程中,人类的最高智慧得到了无穷无尽的发挥,
巨人听任我们使唤,耽于冥想的哲学家的精神情感沉浸于永恒不朽的美之中。

宇宙过程,虽然像机械结构一样完美,像艺术品一样美丽,但也有其另一面。
创造宇宙的能量在哪儿对感性存在发挥作用,那儿就会产生各种各样我们称之为痛苦或不幸的东西。
随着动物组织的等级不断提高,进化产生的这种不祥之物,数量会越来越多,
强度也越来越大——到了人那里,它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且,仅仅在动物意义上的人那里,它还无法达到登峰造极,
在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人那里也不行,只有在作为有组织的社会成员的人那里,
它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人类试图以这种方式——
即拥有那些全面发展人类最高贵能力的必要条件——来生活的必然结果。

人这种动物,事实上在感性世界里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因在生存斗争中取胜而成为超级动物。
当环境处于井然有序时,人的机体通过自我调试,
比处于宇宙斗争中的其他竞争者更能适应环境。就人类而言,他的自行其是表现为,
不择手段地攫取一切可攫取的东西,占有一切可占有的东西;
正是这些构成了生存斗争的实质。在整个未开化时期,人类能够不断进步,
主要归功于他具有猿和虎的那些品质——他有着非同寻常的体质结构,既机灵又合群,
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模仿力,在被激怒时则暴跳如雷、凶猛无比。

但是,随着人类从无政府状态过渡到社会性组织,随着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
与之相应,上述根深蒂固、原本有用的品质就成了缺陷。
就像那些成功人士的所作所为一样,文明人也乐于做过河拆桥的事情——
他多么急于看到“猿与虎死去”。然而,猿和虎偏不让人如愿;
人类在火热的青春时代结交的这些亲密伙伴,令人讨厌地闯入井然有序的文明生活,
把无数难于估量的巨大痛苦与悲哀加诸宇宙过程的必然产物——还仅仅只是动物的人——的身上。
事实上,文明人对所有这些猿与虎的本能冲动,都冠以罪恶之名,
把源于这些冲动的许多行为,都当作犯罪加以惩处。在极端情况下,
他还竭力用斧头和绳索把那些幸存下来的原始时代的最适者置于死地。

四

2500年前,文明的价值与现在一样明显;那时和现在一样,
显然只有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园地里,才能结出人类能够结出的最美好的果实。
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文化所带来的福祉并不是纯粹的。园地很容易成为温室。
感官刺激和情感放纵,为寻欢作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由头。随着知识领域的不断扩大,
为人类所独有的思前想后的能力也相应发达,人类不仅关注转瞬即逝的现在,
还要关注过去的旧世界和未来的新世界;人类在其中逗留得越久,文化水平也就越高。
感官变得敏锐、情感变得细腻,为人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但也正因如此,
人类的痛苦程度注定也要相应加深。超凡的想象力既创造了新的天堂与新的尘世,
但也相应地给人们创设了地狱,使人类充满了对过去无益的悔恨、
对未来病态的焦虑。最后,过度刺激必然得到惩罚,走向衰竭,
文明向其大敌——厌倦——敞开大门;不论男女,凡事都毫无兴致,只有死气沉沉、
平淡无味的厌倦;一切皆空虚,一切皆烦恼;除了逃避死亡的烦扰之外,
人生似乎没有活下去的价值。

甚至纯知识的进步,也会招致报复。有些问题,只知行动的野蛮人,
原本已经用粗糙、现成的办法解决了,但当人类有时间开始思考时,
这些问题又重新引起注意,并显示出它们仍然是未解之谜。怀疑这种仁慈的魔鬼,
为数众多,本来藏身于古老信念的坟墓之中,如今却现身人间,从此便赖着不走。
神圣的习俗,也就是祖先中的智者制定的神圣法律,原本受到传统的尊崇,
并认为是永远有益的,也遭到了质疑。文化培育的反思能力要求他们出示证据,
并且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它们做出判断,最后,把自己认可的东西纳入伦理体系,
其中的推理不过是为采纳早就做出的结论而提出的体面托词而已。

在伦理体系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原理是正义的概念。
除非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同意相互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否则社会是不可能形成的。
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他们坚定地遵守这一协议;只要他们稍有动摇,
相互信任这一社会的纽带,就会遭到削弱和毁坏。除非狼群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
(尽管是默示性的),即在猎食时绝不互相攻击,否则它们是无法集体狩猎的。
最初级的社会组织,也就是根据类似默认或明示的协议而生活的一群人,较之狼群社会来说,
已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步,他们同意运用整体的力量来对抗违规者,保护守纪者。
这种对共同协议的服从,以及随之而来的根据公认的规则对赏罚进行分配,就叫做正义;
与此相反的,就叫做非正义。早期伦理学不太关注违规者的动机。
但是,如果对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的案件,对纯属错误的行为和犯罪行为,
不做严格区分,文明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不过,随着道德鉴别力的不断细致,
因上述区分所产生的赏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就算必须以命抵命,也要认识到,过失杀人犯不应一律处死;
通过对公共的正义概念与私人的正义概念进行折中,就为过失杀人犯找到了一个避难所,
使他免于“以血还血”者的报复。

五

有一些事实,由于天天接触变得稀松平常,其实它们都可以归在遗传的名下。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家族的或者远亲的明显印记。更为特别的是,
一定行为方式形成的总体倾向,即我们所说的“气质”,
往往可以追溯到漫长系列的祖先和旁亲。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气质,
作为一个人道德和智力的实质性要素,确实从一躯体传到另一躯体、从一代轮回到另一代。
在新生婴儿的身上,血统上的气质是潜伏着的,“自我”不过是一些潜能。
但这些潜能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从童年到成年,这些潜能表现为迟钝或聪慧,
羸弱或健壮,邪恶或正直。此外,每一特征由于受到另一气质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如果没有其他影响的话,这种气质就会传给作为其化身的新生体。

印度哲学家把上面所说的气质称为“羯磨(10)”。正是这种羯磨,从一生传到另一生,
并以轮回的链条将此生与彼生连结起来。他们认为,羯磨在每一生都会发生变化,
不仅受血统的影响,而且还受自身行为的影响。事实上,
印度哲学家都是获得性气质遗传理论的坚定信徒——目前,这一理论处于备受争议之中。
不容置疑的是,表现某种气质的种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条件的促进或阻碍,
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有无进行自我修行。但是,气质本身是否会因自我修行而发生变化,
并不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同样无法肯定的是,恶人遗传的气质比他得到的气质更差,
正直人遗传的气质比他得到的气质更好。然而,印度哲学不容许对这一问题有任何怀疑——
相信环境尤其是相信自我修行对羯磨的影响,不仅是印度哲学中报应理论的必要前提,
而且还是逃脱永无止境的轮回转世的唯一出路。

印度哲学的较早形式,与我们这个时代所流行的理论一样,
都假定在变动不居的物质或精神现象下面,存在一个永恒实在或“本体”。
宇宙的本体是“婆罗门”,个人的本体是“阿德门”,后者与前者的分离
(倘若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仅仅是由它的皮囊,由包裹着感觉、思想、
愿望以及快乐和痛苦等这些构成人生幻境的东西所造成的。无知的人把这一点当做实在,
他们的“阿德门”因此永远被幻觉所囚禁,被欲望的镣铐所桎梏,被不幸的鞭子所抽打。
但是,已经觉悟的人发现,表面的实在不过是幻觉,或者正如两千年以后所说的,
所谓的善与恶,不过是思想的产物。如果宇宙“是公正的,
而且用由我们的淫乐织成的鞭子来抽打我们”,那么避免我们遗传罪恶的唯一方法似乎就是,
铲除让我们流于堕落的欲望之根,不再充当进化过程的工具,并退出生存斗争。
如果羯磨通过自我修行得到改变,如果它那接二连三的粗鄙欲望能够被灭绝,
那么,自行其是的原动力即生存欲望就被摧毁了。那时,幻象的泡沫会破灭,
游荡着的个体的“阿德门”会自行消融于普遍的“婆罗门”之中。

这些似乎是佛教以前的拯救概念,这也是那些愿意获救的人所追随的方式。
在禁欲方面,没有比印度的苦行隐士做得更彻底的了——
在使人的精神萎缩到无感觉的半梦游状态方面,
后来的僧侣主义者中没有一个能够如此地接近成功,若不是其公认的圣洁,
就很难将它与白痴的状态分开。

必须认清的是,这种拯救,必须通过知识和基于知识的行为才能获得,
正如那些想得到某种物理或化学结果的实验者,必须具有相关的自然法则的知识,
以及足以完成一切操作所需要的久经考验的意志。在此意义上,超自然性完全被排除了。
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对引起羯磨的因果序列产生影响——
只有羯磨的主体自身的意志,才能使它终结。

我刚才已尽力对这一卓越理论作了一个合理的概述,在此理论基础之上,
只能得出唯一的一条行为准则。如果过多的痛苦是一种必然,那么继续活下去就是愚蠢的,
不幸会随着生命的延续而越来越多,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无法阻挡的。
消灭肉体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除了通过自愿地阻止灵魂的一切活动来消灭灵魂外,
别无他法。财产、社会关系、家庭感情、世俗的友谊,都必须抛弃;
最天然的欲望即便是饮食,也必须禁绝,至少要减至最少,直到一个人心如死灰、
清心寡欲,成为一个托钵僧,经过自我催眠进入一种死一般的沉睡状态。
走火入魔的神秘主义者误认为,这就是最终融入婆罗门的一种先兆。

毫无疑问,佛教获得惊人的成功,应归功于这些伦理特点体系。
佛教是这样一种理论体系:不相信西方人的上帝;否认人有灵魂;
认为相信永生是大错、渴望不朽是罪过;祈祷无用,献祭无用;
教人只靠自身的努力去获救;因其固有的纯洁,不知道何谓发誓效忠;
厌恶不宽容;从不寻求世俗力量的帮助。但是,它却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旧大陆
(the Old World)的相当一部分地方,而且尽管混杂了粗俗的外来迷信,
它仍然是大部分人的主要信仰。

六

米利都的智者被视为进化论者,而且,不论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
可能是乔答摩的同时代人——的一些格言多么隐晦,但就运用精练的格言和深刻的隐喻
来表达当代进化论的实质而言,无有能出其右者。的确,在座的听众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现,
这次讲演一开始,在简要说明进化论方面,我就借用了他的不少格言。

但是,当希腊智力活动的中心转向雅典时,主流学者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伦理问题。
由于放弃研究宏观宇宙转而研究微观宇宙,他们丢失了打开这位伟大的以弗所人的思想的钥匙。
我想,我们要比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更容易理解这些思想。尤其是苏格拉底,
他提倡一种倒退的不可知论,认为自然现象处于人的智力范围以外,
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纯粹是徒劳的,唯一值得探究的对象是道德生活问题。
他成为犬儒学派和新斯多葛派追随的榜样。即使知识渊博和富于洞察力的亚里士多德,
也没能认识到,当他认为世界在其目前的变化范围内具有永恒性时,他正在向后倒退。
赫拉克利特的科学遗产,既没有被柏拉图也没有被亚里士多德所继承,
只有德谟克利特继承了他的思想。但是,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接受这位
阿布特拉哲学家的伟大思想。直到斯多葛派出现,才回到早期哲学家开辟的道路上去,
他们自称为赫拉克利特派,系统地发展进化思想。在这样做时,
他们不仅失去了其导师学说的某些特色,而且还额外增加了一些纯属外来的东西。
在这些输入品中,最有影响的是已经风行的先验有神论。火的能量,按照自然法则运行,
永不停息,万物从中产生,又回到它那里,经历无限相继的“大年”之循环;
它创造世界,又毁灭世界,就像一个顽皮的小孩,在海边堆起一座沙丘,
又旋即将它推平;它被塑造成一个有形的世界灵魂,被赋予理想的神所具有的一切品质:
不仅具有无穷的力量和超凡的智慧,而且拥有绝对的善。

这种看法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如果宇宙是无所不在的、全能的、
无限仁慈的原因所产生的结果,那么显然就无法接受在宇宙中存在着真实的恶,
更不用说那种必然的固有的恶了。然而,人类的普遍经验已经证明,那时同现在一样,
不论我们去审视自己的内部还是我们身外的世界,恶都在四面八方直视着我们。
如果说有什么事物是真实的,那就是痛苦、悲哀和邪恶。

九

现代思想在印度哲学和希腊哲学的起点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起点。
在人的心智与2600年以前无甚差别的情况下,假如它显示出沿着旧路趋向同样结果的征象,
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对现代悲观主义,我们了如指掌,至少在思想方面是,因为我无法设想,
在当今悲观主义信徒中,还有谁穿着苦行僧的破衣,托着他们的钵盂,
或者披着犬儒主义者的斗篷,搭上他们的讨钱袋,来显示自己的信仰。
一个没有哲学头脑的警察,给一个倔强的流浪汉所设置的路障,或许已经证明,
要贯彻哲学的一致性,的确是太难了。我们也知道当代的思辨乐观主义,
在宣扬它那完美的物种、和平的世界、狮子变成绵羊的情景,
但人们不像40年前那样听得进去了。的确,我想在健康的人和有钱人的桌子上比在学者的集会上,
更能频繁地听到乐观主义的论调。据我体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既不是乐观主义者,
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既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坏,
就像我们能够想到的那样。而且,就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有时看到的,它就是这个样子。
那些无法体验到生活乐趣的人,大概同那些从不知道忧愁夺走了生活的乐趣,
而把丰饶的果实仅仅视为尘土的人一样,都只是少数。

再者,我认为我这样假定是不会错的:不论他们在哲学和宗教问题上的观点有多么的不同,
但大多数人会同意,生活中善与恶的比例显然受人的行为的影响。
我从未听说过,有人怀疑,恶会因此而增加或减少;我们还会看到,
善也多多少少受到行为的影响。最后,据我所知,没有人会怀疑:
只要我们拥有改善事物的力量,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运用它并训练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让它们为我们人类至高无上的事业服务。

我们彻底地想一想,就会明白,社会的道德进步既不是靠仿效宇宙过程,
更不是去逃避它,而是与之进行斗争。让微观宇宙去对抗宏观宇宙,
让人类去征服自然以达到其更高的目的,这似乎是一种鲁莽的建议,但是我斗胆认为,
在人类已经历的古代和当代之间,在知识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就在于:
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业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并且我们已经为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明的历史详述了人类在宇宙中成功建立人为世界的步伐。正如帕斯卡尔所说,
人是一株脆弱的芦苇,也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在他身上蕴藏着的丰富能量,
就像遍及宇宙的能量那样,一直在灵敏地运转,足以影响和改变宇宙过程。
凭着人的聪明才智,即使是一个侏儒,也能使巨人臣服。在已建立起的每个家庭和每个社会里,
人类自身中的宇宙过程,已经受到法律和道德的抑制和矫正;在周围的自然环境里,
宇宙过程同样受到牧人、农民和工匠的技艺的影响。随着文明的进步,
冲突的范围也相应扩大,直到高度发达的体系化的当代科学和艺术,
赋予人类一种比曾经赋予给魔法师还要大的支配权,去支配非人的自然过程。
在这些变化中,让人印象最深的、可以说是令人惊讶的变化,
是在最近两个世纪里发生的,但是,在正确理解生命过程以及影响它的表现方式方面,
对我们而言,还只是曙光初现。除了一些笼统的看法外,
我们还没有看清自己的方向——我们被鲁莽的错误类比和粗糙预测弄糊涂了。
不过,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在它们达到成为影响人类事务的重要因素的阶段之前,
也都曾经历同样的阶段。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也必须经受这样严峻的考验。
然而,在我看来,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会在实践领域掀起一场伟大的革命,
没有理由对这一点产生怀疑。

科学与道德

(灰姑娘)发现,这个貌似混乱的世界渗透着秩序;进化这部宏大戏剧,
既充满遗憾和惊惧,又充满善良和美丽,一幕一幕在她眼前铺开。
她在内心深处记下这一教训:道德的基础在于坚决不说谎,不假装相信没有证据的东西,
也不转述那些对不可知的事物提出莫名其妙的命题。

笛卡儿和贝克莱曾论证过,我们获得的知识不可能超出我们的意识之外。
大约在半个世纪前我第一次接触这些论证时,就觉得他们是无法驳倒的,现在看来依然如此。
所有我知道的唯物主义者都想啃一啃这一铁证,其结果无非是把牙齿给咬崩了。
不过,如果这一论证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一方面可以肯定精神世界的存在,
另一方面还可以肯定,力和物质的存在将沦为一种假设,至多是可能性很高的假设。

再者,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本该嬉戏玩耍,却反常地乐于思考。
我总是在想,如果事物失去了它们的性质,会变成什么呢?
我的心智因为思考这道难题而得到了极大的锻炼。由于性质并不是客观存在,
而没有性质的事物就什么也不是,于是坚固的世界似乎被一片片地削掉了,
这让我大为惊骇。当我长大一些,学会使用“物质和力”这两个术语,
那个孩子气的问题换个名称后再度出现了。一方面,不承认力只承认物质的论调,
似乎把世界变成了一组几何学幽灵,毫无生气;另一方面,博斯科维奇的假设倒是挺诱人的,
即物质被分解为力的中心。但如细究一下,当力被视为一种客观实在时,力又到哪里去了呢?
关于力的问题,即便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会同意最坚定的唯心主义者的看法,
力不过是引起运动的原因的代名词。如果同意博斯科维奇的假设,把物质分解为力的中心,
那么物质就会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质的实体。
这样一来,人们倒不如坦率地接受唯心主义,也就完事了。

尽管很丢脸,但我必须坦承,我没有形成一丝唯物主义者所谈论的那些“力”的概念,
倒是他们多年来似乎就拥有装在瓶子里的那些“力”的样品。
他们告诉我,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而原子散布在虚无一物的真空里——而且在这个虚空中,
原子发出吸引力和排斥力,并且相互影响。如果谁能够清晰地构想出那些不但存在于
虚无之中而且还具有强劲引力和斥力的事物,
我会羡慕他拥有一种不仅高于我而且高于莱布尼兹或牛顿的理解力。
在我看来,经院哲学家所说的“在虚空中嗡嗡直叫、吞噬第二种思想的凯米拉”,
同这类“力”比起来,还算是一种熟悉的家养动物。此外,根据上面提到的假设,
可以推出:力不是物质。这样一来,在一定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世界上的任何事物,
都不属于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物质。不要误认为我在怀疑使用“原子”和“力”这两个术语是否恰当。
它们是自然科学的初步假设,作为公式,它们在解释自然方面十分精确且简便易行,
因而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如果把原子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真正实体,
是一种占据空间且又不可分割的粒子,的确让人难以想象。至于那种无处藏身的原子,
其运动是靠寄身于虚无中的“力”,也实在让我无法想象,我想其他人也会有同感。

在没有人为我消除所有这些怀疑和困难之前,我认为我有权对唯物主义敬而远之。
至于唯心主义,当我想用现实中实实在在的硬币来兑换唯心主义的本票时,难度就更大了。
因为那个假定的物质实体,精神,被认为属于意识现象,就如物质属于物理性质的现象一样,
当这些现象被抽离的时候,连几何学的幽灵也不存在了。而且,即使我们假定,
存在着这样一种没有任何特性的实体——也就是说,一种空洞的存在——那么,对心灵而言,
有谁知道这种实体与同样不具备任何特性的构成物质基础的另一实体有何不同呢?
总之,唯心主义与倒置的唯物主义好不到哪儿去。如果我试图将那个“精神”,
即根据这种假说,人将它藏在脑子里的那种东西,看作是即使在思维中也与空间没有任何关系、
不可分的,与此同时,又假定它就在空间之中而且具有六种不同的本领,
那么我坦言,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以前就说过,如果我不得已要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我应该会选择后者,但我的的确确与软弱无力的唯心主义神话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我觉得现在没有人逼迫我进行选择。有先哲说,人类是宇宙的尺度。
对此,我总是抱有强烈的怀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而且这种信念并没有因为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有所削弱。论及上述这些猜想,
让我回忆起了年轻时做船员的经历。在接受训练时,只要特别小心且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
你就可以十分安全地把罗盘转动一圈。如果你心猿意马,忘记了这些限制,
假如不是太糟的话,等着你的是气急败坏的几声责骂。我守在甲板边,
不时将救生圈丢给因走到船的边缘而落水、在海中挣扎的同伴,
而我的善行所得到的回报是,只要他们之间相互停止咒骂,他们就一起骂我。

我年纪尚小的时候,就发现一种为多数人所不容的罪过:一个人竟敢不给自己贴标签。
这种人在世人眼里,就像警察带着没有戴嘴套的狗,缺乏有效的控制。
我发现没有适合自己的标签,而我又渴望给自己排队,以获得人们的尊重,
于是我自己就发明了一个。由于我最确信的一点是,我对周围公认熟悉的各种
“主义”和“分子”知之甚少,故而我把自己称为不可知论者。
确实,再没有比这更稳妥、更恰当的名称了。然而,我不明白,
为何我还是时常被赶出避难所,有时被称为唯物主义者,有时是无神论者、
实证主义者,呜呼哀哉,有时还被称为是胆小怕事或保守反动的反启蒙主义者。

我相信,现在我终于澄清了自己的问题;我相信,从此以后,我便可以落个清静了。
不过,我还得再做一番解释——因为利利先生的看法说明,我还是有必要再解释一下的。
可以看出,关于“实验室”和“化学”的含义,我的这位出色的批评家有一些独创性的观点,
而且不管在我还是在他自己看来,他对“唯物主义者”的定义尤为不同寻常。
尽管我已尽力避免对他的误解,但他还是把我放在唯物主义者的名下
(这种推断建立在我已表明没有任何基础的基础之上)。他的理由如下:
第一,我曾经说过,意识是大脑的功能;第二,我坚持决定论。
至于第一点,我不知道有谁会怀疑,在“功能”这个词的恰当的生理学意义上,
意识至少在某些形式上是大脑的功能。在生理学上,
我们把功能称为由器官活动所引起的结果或一系列结果。
因此,它是引起动作的肌肉的功能——当神经受到刺激并传导到肌肉时,肌肉就产生动作。
如果将人的手臂的某一神经束暴露在外面,刺激其中某些神经纤维时,
那只手臂就开始动起来。如果刺激其他的神经纤维,结果就产生“疼痛”这种意识状态。
现在,如果我追踪神经纤维后面提到的那些,会发现它们最终与大脑的部分物质相连,
就像前面那种神经纤维与肌肉物质连在一起一样。如果在第一种情形中产生的动作,
可以称为肌肉物质的功能的话,
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把在第二种情形下产生的意识状态称为大脑物质的功能呢?
从前,确实存在一种假定,认为一种特定的“动物精神”栖身在肌肉之中,
是真正的能动者。既然我们已经不再提这种虚构的纯粹多余的肌肉器官名称,
为什么还要保留一个相对应的虚构的神经器官名称呢?

如果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一个生理学家,不管他多么偏爱心灵,
会去设想简单的感觉需要一种产生它们的“精神”,那么我必须指出:
这就是说,我们一致同意,意识是物质的一种功能,
而且不能把这一特殊原则作为唯物主义的标志。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取决于下列问题,
即不仅要弄清楚意识是否是大脑的一种功能,而且要弄清楚所有意识形式是否都是如此。
再者,即便唯心主义假设有什么根据,但我还是认为,说物质变化是引起精神现象的原因
(而且作为一个结果,在器官中发生的这些变化,就产生了这种对应于器官功能的现象),
还是十分正确的。人人都会毫不犹疑地说,事件A是事件Z产生的原因,
即使在这一因果链条中,存在许多已知和未知的中间事项,
就像在A和Z之间还存在许多字母一样。一个人将子弹上膛,
把手枪对准另一个人的头颅并扣动扳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引起后者死亡的原因。
尽管严格地说,那个人除了手指在扳机上动了一下,没有“引起”其他任何事情发生。
同样,我们说,通过刺激人体某个很远的部分,引起大脑物质的某个特定部分发生分子变化,
就产生感觉这一结果,也是恰当的。就这一过程而言,不论在生理作用和实际的心理产物之间,
还可加入什么尚不知名的术语,把分子变化称作感觉产生的原因,都是恰如其分的。
因此,除非唯物主义拥有正确使用语言的专利权,否则我看不出,
我所使用的语词有什么唯物主义的特征。

真实的情况是,当利利先生狂热地在任何他讨厌的东西上涂上“唯物主义”几个大字时,
他忘记了一个极为重要且是每一个关注人类思想史的人都明了的事实,
即困扰康德的三个理论难题——上帝的存在、自由意志和不朽。在所谓的自然科学诞生之前,
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而且即使将现代自然科学予以消灭,
这些问题仍将继续存在。自然科学所做的一切,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使一些以前难以理解的难题看得见、摸得着了。
这些难题不仅在唯物主义的假说中存在,而且同样在唯心主义的假设中存在。

研究自然的人,如果从因果律的普遍公理着手,那他就不会拒绝承认有一种永恒的存在;
如果承认能量守恒,就不会否认有可能存在一种永恒的能量;
如果承认以意识形态出现的非物质现象的存在,
就无论如何必须承认可能存在这种现象的永恒连续;如果他的研究结出了探究自然的最好果实,
他就会彻底明白斯宾诺莎所说的:“神,我理解为绝对无限的存在,
亦即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实体。”这样设想出来的上帝,只有超级白痴才会否认它的存在,
确实他也只敢在心里否认。自然科学不是无神论,也不是唯物主义。

利利先生像所罗门的鹰那样,到处宣告“悲哀将降临到这个邪恶的城市”,
抨击自然科学是当代社会中邪恶的天才——即唯物主义、
宿命论和其他该受谴责的各种主义——的根源。我斗胆请他去指责当受指责的人,
或者至少把自然科学那些罪孽深重的姊妹们——哲学和神学——一同推上被告席,
因为她们更为年长,长期统治各种学院和大学,应该比可怜的灰姑娘懂得更多。
无人怀疑,当代社会已疾病缠身,而且与那些古老的文明社会没有什么不同。
人类社会如同正在发酵的一团物体,就像德国人称为“奥佰赫夫”(Oberhefe)
和“安特赫夫”(Unterhefe)的啤酒一样;与此同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每个社会,
上部都会冒泡沫,底部都会沉渣滓。但我怀疑,是否任何“信仰时代”都极少泡沫或渣滓,
或者相应的,啤酒桶里完全有益于健康的东西格外多。
我想,会让利利先生或其他人迷惑不解的是,可以列举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
世界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比我们当今英国社会更具有责任感、正义感和互助意识。
呀!不过,利利先生说,这些全都是我们基督教传承的产物,如果基督教义不存,
美德必将随之绝迹,到时唯有从祖先猿和虎那里遗传的兽性横行。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显而易见,基督教也从异教和犹太教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
如果斯多葛派和犹太人收回他们的遗产,那么基督教可变卖的道德财产就很少了。
如果发现道德被数次扒掉特别不合身的几套外衣之后尚能存活,
那它为什么就不能穿上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亮丽轻巧的衣服阔步前进呢?

但这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如果社会的病因在于弱化了对神学家所说的上帝存在的信仰,
对未来状态的信仰,对无因直觉的信仰,那就得像医生们所说的那样,禁止神学和哲学,
因为神学家和哲学家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事情争吵不休,
正是罪恶的怀疑主义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和赖于生存的不竭动力,
而怀疑主义则是乱闯不可知的领域应得的报应。

灰姑娘谦卑地意识到她对这些高深问题的无知。她点起火炉,打扫房子,准备饭菜,
而这一切的回报是,别人说她是只关心低级物质利益的下贱东西。
然而,在她的阁楼里,她能看到童话般的世界,而楼下吵架的两个泼妇则根本无从想象。
她发现,这个貌似混乱的世界渗透着秩序——进化这部宏大戏剧,既充满遗憾和惊惧,
又充满善良和美丽,一幕一幕在她眼前铺开。她在内心深处记下这一教训:
道德的基础在于坚决不说谎,不假装相信没有证据的东西,
也不转述那些对不可知的事物提出的莫名其妙的命题。

她知道,保证道德安全既不在于采纳这种或那种哲学思想,也不在于采纳这种或那种神学教义,
而是在于切实、强烈地相信自然固有的秩序,这种秩序把瓦解社会的行为视为罪恶行径,
就像坚定地把身体上的疾病归因于身体受到侵害一样。
正是出于这种坚定而真实的信仰,成为女祭司是她的天职所在。

资本——劳动之母

现在让我们假定,孩子是在居无定所的原始状态下长大成人。他的食物来源,
就像澳大利亚土著人那样,靠捡摘野果和捕捉动物获得。为孩子提供生命资本的原料,
就是那些水果、种子、根茎和各种各样的野物。
只有这些东西含有能转化为人体做功要素的物质储备,
含有除空气和水以外的其他补给资本消耗和维持身体运转所需的物质。
但是,这个原始人却没有为生产这些物质付出一丝一毫。
相反,无论这个小孩对蔬果和野物投入了多少劳动,都是对这些东西的破坏。
有时他付出了很少的劳动而收获很大,如碰到了搁浅的鲸鱼,
有时付出了很多的劳动却一无所得,如碰到了延续很久的旱灾——不论哪种情况,
他的劳动都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原始人就像这个小孩一样,从自然界借得了所需要的资本,
但故意不给一点回报。很明显,用“生产”一词来形容他们的劳动,就不是很适当了,
不管他们是刨树根、摘果子,还是捡鸟蛋,捉蛇虫等,
都不是在“生产”或者帮助“生产”这些东西。更高级一点的部落,比如爱斯基摩人,
也是如此,他们仍然是单纯的猎取者。虽然他们可能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与技巧,但都只是去破坏。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南美草原牧人、亚洲游牧部落这样过着单纯放牧生活的人们时,
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让我们假设羊群的所有者依靠它们产出的奶、奶酪、肉类生活。
很明显,羊群与人的经济关系,就像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一样,因为羊群向人提供了食物要素,
足以弥补人每日每时做功要素资本的消耗。我们再设想一下,
如果羊群所有者有一个很大的牧场,既不受野外食肉动物的侵扰,又没有其他牧羊人的竞争,
那么他放牧劳动所消耗的体力几乎不会超过保持身体健康所需要的活动的限度。
即使我们将最初驯化羊群的麻烦考虑进去,他也不会消耗多少体力。
如果不是在极为有限的意义上,若牧羊人说羊群是他劳动的产物,那分明是在自我吹捧。
事实上,他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是一种生产过程的附属。在既定环境下,
给公羊和母羊几年时间,他们就能繁衍一大群羊,牧羊人在羊群上投入的劳动,
可能还比不上他们从树丛中采摘黑莓的体力消耗。羊群的增量,
大部分根本不是通过劳动得来的。如果“所有人无权享有非劳动所得的收益”
是绝对的政治道德信条的话,那么牧羊人可能至少对其九成的新增羊群没有收益权。

如果牧羊人无权享有“生产者”这个名号的话,那么谁又能呢?
难道公羊和母羊才是真正的“生产者”吗?如果借用化学的旧术语,
只将公羊和母羊们视为生产的“最近原则”(proximate principles),可能更为合适。
如果进一步深究的话,羊儿们也不过是采集者和分配者,而非生产者。
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做了采集、简单改造和使食物更容易吸收的工作,
生命资本本身已经存在于它们进食的绿色草本植物中了,
只不过绿色植物中的这些生命资本是以不适合于人类直接吸收的方式存在罢了。

如此一来,从经济视角看,羊儿们更像是食品加工商,而非生产商。
以饼干为例,其有用部分已经蕴含于面粉之中了,只是面粉不适合人类直接进食,
而饼干适合而已。同样,羊肉的有用部分是它含有一些重要的化学成分,
羊儿们只不过把它们从草中提炼出来而已。我们不能直接靠吃草生活,但我们可以靠吃羊肉生活。

现在看来,在陆地上的这些自然物体中,草本植物和所有其他的绿色植物确实是无与伦比,
因为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和一定的氮、矿物盐,
可以合成供动物们吸收为做功要素的物质。实际上,草才是生命资本主要的生产者,
实际上,甚至是唯一的生产者。而生命资本又是我们实施劳动行为的必要前提。
每一株绿色植物都是一个实验室,只要有阳光照耀,矿物质、空气、水、
盐分被加工成动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要素。由于到目前为止,
合成化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这么高超的水平,绿色植物就成为唯一的“生产工人”,
它们的“劳动”直接促成了生命资本的生产,而生命资本又是人类劳动的必要前提。
这里绝不存在一个永动机的悖论,因为植物进行工作的能量来源是太阳——
目前我们能够认识到的最初始的“资本家”。阳光、空气、水,
还有地球表面最有用的土地竟能同时存在,对此再怎么惊叹都不过分,
但如果没有植物,就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将它们合成,生产出动物必须赖以生存的所谓“蛋白质”。
不仅植物如此重要,而且特定的动物还需要特定性质的植物。比如,如果陆地上只有柏树、
苔藓这样的植物,草原和田野上就不可能有动物存在。实际上,很难想象有什么大型动物存在,
因为它们需要有足够的食物贮备,而从这些植物中提取到的食物要素,
几乎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支持。

我们假定牧羊人和农夫孤身一人,只是为了便于研究,对现实经验做了取舍简化。
让我们再从日常经验出发,设想无论是牧羊人还是农夫,出于某种现实理由,
需要一个或更多的帮手。这些帮手付出一年劳动,作为交换,
牧羊人或农夫提供他们相应数量的羊、牛奶、奶酪,或是谷物。
我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先验的“劳动权利”存在,赋予人们在不被需要时仍有坚持被雇佣的权利。
但是,我想只有在如下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愿意接受这份“薪水”,
即这份薪水至少能够补偿他们一年劳作所耗费的生命资本。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地接受必然要挨饿的工作条件。
这就是最低工资的刚性,就是工资要足以弥补雇员不可避免的生命资本耗费。
毫无疑问,这些工资无论是等于,还是高于最低工资水平,
都是从满足羊群或土地所有者的需要后剩余的可支配资本中支付。
这就引出了我们已经谈过的另外一个问题:羊群和土地所有者拥有的资源能够养活的人数,
无论是雇佣的还是从其他方式获得的,都是有限的。既然在特定作物达到最大产量后,
在最合适的条件下,这些条件已不能通过人为改变,再投入多少劳动力,
也不会增加一盎司的食物。此时,如果需要养活的人数无限制地上升,
总有一天会出现有人挨饿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原理的本质内涵。
在我看来,这一原理如一般命题那样浅显,只要数量持续上升,
总有一天,会超过某一个固定数值。

前述的讨论明白无疑地说明了人类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有组织的社会
(不管是单纯的游牧社会、农业社会,还是混合的农牧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
一个社会的存在,必须预先拥有一定量的生命资本储备,
同时必须有补充社会成员因劳动而消耗的生命资本的手段。
假设一个国家占据了地球表面上一块完全孤立的土地,
其人数不可能超过每年这块土地上的绿色植物的最大食物要素产出量除以每人
每年维持生命所需食物量的商。但是,这个国家还可能有第三种模式,
可能它既不是纯牧业国家,也不是纯农业国家,而是纯制造业国家。
假设有三个小岛,如加那利群岛中的格兰加纳利、坦纳利佛和兰隆鲁特三个岛屿,
完全与世隔绝。假设格兰加纳利岛的居民种植谷物,坦纳利佛岛的居民牧养牛群,
兰隆鲁特岛(假设这个岛土地贫瘠,寸草不生)的居民则完全由木匠、毛纺匠和鞋匠组成。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兰隆鲁特岛的居民不预先带着食物要素储备上岛的话,
他们根本无法生存。一旦这些食物要素储备消耗完毕,如果其他两岛不及时提供补给,
兰隆鲁特岛的居民将无以为继。此外,兰隆鲁特岛的木匠除非能从其他岛上获得木材,
否则也无法干活;羊毛纺织工和鞋匠除非能从其他岛上获得羊毛和羊皮,否则也无法干活。
实际上,木材和皮毛是手工业的基本原料,没有这些东西,
他们各自所在行业的手工活就没法进行。
所以,格兰加纳利和坦纳利佛在生命资本和其他资本上的供给,
毫无疑问地成为兰隆鲁特手工业活动的必要前提。而且,当这些木材、羊毛、
皮革运抵兰隆鲁特时,这些产品已含有砍伐、剪毛、去皮、运输等大量劳动。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格兰加纳利和坦纳利佛岛上的绿色植物才是唯一的“生产者”,
是两岛居民得以生存的基础。绿色植物生产出了运往兰隆鲁特用于手工业加工的原料,
如果不是两岛居民正好想要兰隆鲁特岛居民的产品,并愿意付出一些生命资本交换的话,
格兰加纳利和坦纳利佛岛的居民为这些原料所付出的劳动,
以及买卖另一方兰隆鲁特岛居民所付出的劳动,
并不能向任何一位兰隆鲁特居民提供哪怕是一顿饭。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格兰加纳利和坦纳利佛两岛消失,或他们不再需要木器、
衣服或鞋子的话,兰隆鲁特的居民就会挨饿。如果他们愿意购买,
则兰隆鲁特的居民通过“养育”购买者,也间接促进了对购买者农产品的“养育”。

既然如此,那么如果问,兰隆鲁特岛上制造过程中的劳动到底是不是“生产性”劳动?
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任何人愿意以生命资本,或以任何可以换来生命资本的东西,
来交换兰隆鲁特的货物,那制造过程中的劳动就是生产性的,否则就不是生产性的。

对手工业者而言,与放牧者、农耕者相比,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关系更为紧密。
后者一旦开始生产,就可持续进行下去,不用费心考虑其他人的存在。
而对手工业者来说,不仅劳动过程的开始依赖于预先存在的资本,
而且劳动过程的结束也同样存在这种依赖性。无论他投入了多少的劳动与技艺,
如果没有一个顾客愿意而且有能力以食品交换他的劳动与技艺的产品,
那么从维持生计的角度来说,他就等同于什么事也没有做。

牛之所以成为“资本”,因为它们是“能够带来收益的存货”。
这就是说,牛可以供给其拥有者想要的东西。在这一特定意义上,
“收入”不仅是为人所需,还极为重要,因为它能维持人类的生命。
牛可以产生多种收益,如牛奶、牛肉等食物要素,牛皮、粪肥、畜力,
还有将以上这些或活牛本身当做商品交换而带来的收益。在任何一项或所有的这些特性上,
牛都可以称做资本。反过来说,任何具有上述一项或全部特性的东西,都是资本。

能想象,财富放在雇主手里,就是资本,而放在工人手里,就不再是资本了呢?
假设一个工人工作了6天,在星期六晚上得到了30先令的报酬。这30先令出自于雇主的资本,
只因为是用来交换工人的劳动的,就被称做“工资”。当工人回家时,
放在这工人口袋中的30先令,是他的一部分资本,就像半小时前是雇主的资本一样,
意义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工人也是资本家,像罗斯柴尔德那样的资本家。
假设他是个单身汉,在一间屋子里租了个房间,做饭等所有家务是由房屋主人料理,
那么他把30先令拿出来支付租金,而其中也包括了为他做家务的人的工资。
因此,他也就成了一个雇主。如果他从30先令里面省出1先令,
那么在下一个星期天到来的时候,他的资本就增加了1先令。
然后他把每周攒下的1先令存放在银行里,那么他与那些傲慢的银行家们只不过存在程度上的差别。

船只、房子、钟表在完工之前几乎没有价值,这就是说,没有人会为了现时之用而买这些东西,
哪怕只需付出四分之一便士。除了原材料,这些东西的唯一价值在于有人愿意完成它们,
或有人愿意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建造其他东西。比如,有人愿意买一座未完工的房子,
是想用房子的砖。有人愿意买一只未完工的钟表,是想用其零部件制作其他机械。

因此,为了生产某件产品,在每个步骤中都对原材料投入了劳动,都增加了产品的价值,
但也只是制作这件产品的人自己的估算。在生产过程的任一阶段,累计增加的价值量,
相对于成品的价值的比例是极不稳定的,而且通常很小。对其他人来说,
未完工的产品可能一文不值,甚至价值为负。比如,房屋木材商可能认为,
将木头做成船舶的肋材后,损坏了木材的价值,因此其价值还比不上它是个木头的时候。

人类社会中的生存斗争

原始的野蛮人,拜伊什塔尔为师,凡是自己喜欢的,全都据为己有;
凡是与其作对的,只要能力所及,一律杀死。相反,伦理人的理想是,
把他的行为自由限制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范围之内,追求公共福利如同追求自己的福利,
把公共福利真正视为自身福利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平既是他的目的,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他把生活建立在或多或少彻底的自我克制之上,即反对不受限制的生存斗争。
他尽力从非道德的进化原则自由驰骋的动物王国中挣脱出来,
努力去建立一个受道德进化的原则约束的人的王国,因为社会不仅有一个道德目标,
而且完美的社会生活就是道德的化身。

如果说在鹿的身体组织结构里,可以看到大量在人类手工制品中可被称为技艺的东西,
这些技艺使鹿能够成功地逃脱猛兽的袭击,那么至少在狼的机体装置中也含有同样的技艺,
使狼能够跟踪鹿,并迟早把鹿逮住。在科学冰冷的灯光下,鹿和狼是同样美妙的。
此外,如果说二者都是无意识的机械装置,那么赞赏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就站不住脚了。
可是当狼伤害鹿时,却会唤起我们的道德同情心。我们把像鹿的人说成是天真善良的,
把像狼的人说成是邪恶歹毒的;我们称赞保护鹿并助其逃生的人勇敢而富同情心,
而批评帮助狼虐杀鹿的人卑鄙残酷。可以肯定,
如果我们把这些判断移植到完全处于人的世界之外的自然,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不偏不倚。
这样一来,善良的右手帮助鹿,邪恶的左手纵容狼,善良与邪恶相互抵消。
自然过程似乎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

感性世界的每个部分存在的类似事实,迫使我们接受这一结论。
然而,由于它不仅与普遍存在的偏见相左,而且唤起了人们对痛苦的本能反感,
于是有人匠心独运,发明种种逃避之法。

神学的观点告诉我们,这是一段考验期,大自然表面上的不公平和不道德,
不久以后就会得到补偿。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在大量感性生物存在的情况下,
如何去实现这种补偿。在人类出现之前,食草动物就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
而且一直遭受食肉动物的折磨和吞食。我觉得,没有谁会当真相信,
一代又一代的食草动物的灵魂会幸福永生,并因此而得到补偿,
而食肉动物的灵魂则住在狗窝一样的地方,既没有一点水,也没有一丁点带肉的骨头。
此外,从道德的观点看,事物的最后阶段总不如最初阶段。
如果确有证据表明世界是设计出来的,那么无论食肉动物多么残忍嗜血,
它们的行为也不过是服从其特定的构造而已。再者,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同样承受着衰老、
疾病和过度繁殖所带来的不幸,因此二者都完全有权利要求得到补偿。

另一方面,进化论告诉我们,生存斗争虽然残酷,但最终结果还是好的,
并且祖先遭受的痛苦也因后代的不断完善得到了补偿——这样一想,
我们就得到了安慰。如果按中国人的说法,今世能还前世的债,
那么上述论证还是有点道理的,否则我们就不清楚,在数百万年后,
始祖马的后代在德比马赛中获胜,始祖马遭受的不幸会从中得到什么补偿。
此外,把进化想象为一种稳定的不断完善的趋势,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进化的确是生命体不断改变以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但改变的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
取决于环境的性质。倒退的变异与前进的变异,同样是有可能的。
如果确如自然哲学家所说,我们的星球处于熔化状态,而且像太阳一样正在逐步冷却,
那么总有一天,进化意味着适应普遍的冬季。除了在南北两极冰雪里生长的硅藻,
以及能把雪染红的雪衣藻这类简单的低等生物体外,其他各种生命形态都会灭绝。
如果地球是从太热而只能供养最低等生物的状态,朝向太冷而不允许其他生命体存在的状态演化,
那么地球表面的生命过程,与迫击炮射出的炮弹的轨迹就没有什么两样。
因而,下行的部分与上升的部分同属于进化的总过程。

从道德家的角度来看,动物世界所处的阶段,与古罗马角斗场的情形大致相当。
精心喂养的生物被派去角斗,最强壮、最敏捷、最狡猾的活下来改天继续角斗。
观众不必表示不满,因为不用给钱。观众必须承认,
角斗士展示出来的技巧和训练水平是令人惊叹的。但是,如果他不能明白,
角斗士必须忍受的或多或少的痛苦,对失败者和胜利者来说都是一种奖赏,
那么他最好闭上眼睛。

这个世界也许不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但说它是最坏的也是在胡说八道。
一个精疲力竭的酒色之徒,可能觉得太阳底下没好事;一个未经世事的自负少年,
可能因得不到天上的月亮,就悲观呻吟,发泄不满。但是,在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看来,
不容置疑的是,尽管人生苦多乐少,但人类能够过着、也愿意过着、
而且事实上也的确过着相当满意的生活——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所努力寻求的生活。
假如每24小时中有1小时,神经痛或极度的精神忧郁光顾我们所有的人——
许多精力相当充沛的人在吃过苦头之后就知道,这种假设并不是多余的——
生命的重负将陡然增加,而生命的一般过程却无大碍。但凡有点人性的人,
都会发现,与上述痛苦比起来,再坏的境况也是值得过下去的。

还有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提出“感性自然的过程受恶的支配”这一假设,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太多的快乐,即便是那些最纯粹、最美好的快乐,也是奢侈品;
作为生命动因的那一点点善,显然是多余的,可以说,它们已变成了生命中讨价还价的东西。
对体验过快乐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快乐比自然美、
艺术尤其是音乐所带来的快乐更加令人神魂颠倒。但是,它们是进化的产物,
而不是进化的因素,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它们可能只为一小部分人所知。

整个问题的结论似乎是,假如在这个世界上善神不能想怎样就怎样,那么恶神也不能。
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一样,是与感性存在的种种事实不相符的。
如果我们期望按人的想法去描绘自然过程,假定它原本就想成为现在的样子,
那么我们必须说,它的统治原则是理智的而不是道德的,它是一个伴随着快乐和痛苦的、
物质化的逻辑过程,其作用方式在多数情形中,与道德赏罚毫无关系。
落在正直的人和不正直的人身上的雨是一样的,西罗亚楼倒塌时压死的人,
并不比其邻居更有罪——东方人在表达同样信念时,似乎也是这种腔调。

人类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过程,与狼和鹿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过程相比,
看不出有什么更高的道德目标。不论人类留下的史前遗迹多么不完整,
但其提供的证据可以明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已知的最古老文明还没有产生之前的成千上万年里,
人只是极为低等的野兽。他们同敌人和竞争者作斗争,捕食比他们更弱小、更笨拙的动物。
历经上千代,他们出生,不加节制地繁殖,然后死去——与獴犸、野牛、狮子、
鬣狗一道,以同样的方式求生。从道德的立场看,他们与那些尚未直立而多毛的同胞一样,
既不应该受到赞扬也不应该受到责备。

原始人也和野兽一样,最弱小、最愚蠢的人被淘汰,而那些最强壮、最精明的人,
由于最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但在其他意义上不一定是最好的),得以生存下来。
生活就是无休止的不受限制的斗争。在有限且短暂的家庭关系之外,
个体对全体的霍布斯式的战争,是生存的常态。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
在进化大河中,用力击水、奋力挣扎,尽全力将头部伸出水面,既不去想从哪儿来,
也不去想往哪儿去。

从另一个角度说,文明史,也就是说社会史,记录了人类为摆脱这种状态所做的各种尝试。
当人们第一次用和睦相处的状态取代相互作战的状态,且不论推动他们迈出这一步的动机是什么,
社会由此而产生了。但在建立和平的过程中,人们显然对生存斗争进行了限制。
在社会成员之间,不论怎样,是不准决一死战的。在接下来的所有社会形态中,
几近于完美的社会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受到最严厉的限制。

原始的野蛮人,拜伊什塔尔为师,凡是自己喜欢的,全都据为己有,凡是与其作对的,
只要能力所及,一律杀死。相反,伦理人的理想是,
把他的行为自由限制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范围之内,追求公共福利如同追求自己的福利,
把公共福利真正视为自身福利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平既是他的目的,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他把生活建立在或多或少彻底的自我克制之上,即反对不受限制的生存斗争。
他尽力从非道德的进化原则自由驰骋的动物王国中挣脱出来,
努力去建立一个受道德进化的原则约束的人的王国,因为社会不仅有一个道德目标,
而且完美的社会生活就是道德的化身。

然而,伦理人追求道德目标的努力,绝对没有消除(或者几乎没有改变)
驱使自然人踏上非道德之路的根深蒂固的机体冲动。引起生存斗争的必要条件,
是那种人与其他生物共有的倾向,即无节制地进行繁殖,尽管它不是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增长与繁殖”是一条比传统的“十诫”还要古老得多的戒律。
这也许是绝大多数人出自本能、发自内心服从的仅有一条戒律。
但是,在文明社会,这种服从的必然结果是,生存斗争——个体对全体的战争——
以最激烈的方式卷土重来,而减少或废除这种战争原本是社会组织的首要目的。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传说的亚特兰蒂斯历史上的某个时期,食品充足,
正好能够满足全部人口的需要,生产日用品的工匠数量,
恰好是农夫生产的剩余食品能够养活的人口数量。由于在上述传说的基础上添加一些特异的想象,
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是极为善良的,
把整体利益视为个人的最高目标。在那块幸福的土地上,自然人最终臣服于伦理人。
那儿没有竞争,人人勤劳,为大家效力;无人爱慕虚荣,也无人贪得无厌,
也不存在相互敌视;生存斗争被彻底消除,太平盛世终于到来。但是,显而易见,
这种状态只有在人口数量固定的情况下,才能永久地维持下去。假如增加10张嘴,
按照最初的假定,以前的食物仅够养活那些人,这样一来,必然会有人挨饿。
亚特兰蒂斯社会也许是一个人间天堂,整个民族也许都是些不需忏悔的正义之人,
但最终肯定有人挨饿。不顾后果的伊什塔尔,非道德的造物主,会撕裂这个伦理结构。
我曾经和一个非常出色的内科医师(11)谈到过自愈力,他说:“胡说!
自然十之八九不想救活人类,她想把人类送进它的棺材里。”造物主伊什塔尔对社会的结局,
同样没有什么同情心:“胡说!她什么都不想要,只想为她心爱的最强者要一个公平的场所,
让他自由驰骋。”

亚特兰蒂斯社会也许是一个“乌有之乡”,但是,这个传说描述的对抗性倾向,
存在于曾经建立的任何一个社会之中,而且显然在未来的社会组织中依然会赢得上风。
历史学家把矛头指向统治者的贪婪和野心、被统治者的恣意暴乱,
指向财富和奢华的消极影响,指向占据人类大部分时间的毁灭性战争,
认为这些是国家衰落、古老文明没落的原因,显然这是用道德观念来看待历史。
毫无疑问,各种不道德的动机曾大量出现,但只是构成这些事件的次要原因。
其实在表面的混乱之下,隐藏着根深蒂固的冲动——不加节制的繁殖。
在腓尼基和古希腊派出的大批海外殖民中,在拉丁人的祭祀中,
在冲破欧洲古老文明边境的高卢人和条顿人的人流中,
在近几个时期大批蒙古游牧部落的来回迁徙中,都凸显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古罗马一直存在的耕地问题和波利尼西亚岛上的武士社会,
同样彰显了其中存在的人口问题。

在古代社会,杀婴是一种惯例和合法行为,在现今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如此。
饥荒、瘟疫和战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生存斗争的常见因素,
它们以粗野、残忍的方式来减轻人口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但是,在更高级的文明中,私德和公德的进步已在稳步清除这些障碍。
我们宣布,对杀婴者,要按谋杀罪予以惩处;颁布法令(尽管不是非常完善),
不许有人饿死;把各种可预防的原因造成的死亡推定为谋杀,并竭尽所能消除瘟疫;
谴责战争,视尚武精神为邪恶,不厌其烦地宣扬和平的福祉和勤勉的纯真德行。
在文明扩张时期,连政治家和商人都能做到这种程度。净化了的心灵,
期望着理想的“上帝之城”——当每个人都达到无我的境界,一心追求道德完善的时候,
和平真正成为世界的主宰,各民族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都能和平相处,
生存斗争彻底绝迹。

人的本性,在一定的环境中,是否能够达到这种理想状态,乃至是否能够确实朝着这种状态迈进,
这个问题根本不必讨论。但是我承认,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我的职责是把握现在。
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只要自然人不加限制地增长和繁殖,
只要和平和勤勉还没有得到认可而且成为必需,
那么生存斗争就会总是像在战争体制下那样惨烈地进行。
假如伊什塔尔统治人类,她也会同时要求人祭。

让我们看看国内的情况。70年来,由于我国相比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国家,
干扰少一些,有利的条件多一些,因而和平和勤勉在我们这里得以弘扬。
克利萨斯的财富,在我们积聚的财富面前根本不算什么,
而我们的繁荣也令世界上其他国家十分羡慕。但是复仇女神并没有忘记克利萨斯,
难道她把我们给忘了?

我想不会。现在,我们岛上住着3600万人,每年大约增加30万人。
也就是说,大约每100秒增加一个新生儿,要求同我们一起分享维持生存的共有物品。
目前,本国的土地产出养活一半的人口都不够,另一半人口的供给必须从粮食生产国那里购买。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以换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能够生产为他们所需要的,又比他们自己生产的更好的东西,
主要就是制造品——工业产品。

拿破仑一世的无礼指责,是有切实根据的。我国是一个店铺之国,
而且在饥饿的威胁下,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店铺之国。然而,其他国家也有开店铺的需要,
有些店铺还出售与我们一样的商品。我们的顾客自然希望自己的产品能换到最多和最好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商品不如我们竞争者的商品,又假如顾客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神智健全,
那么顾客就没有理由不更青睐竞争者的商品。假如后一种情形持久大量地发生,
那么不久就会有五六百万国民没有饭吃。我们清楚棉花灾荒是什么情形,
因此,我们大致能想象,缺少顾客会是什么样子。

按伦理标准来判断,没有什么比我们目睹自己所处的境况更让人不满意的了。
尽管不彻底,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实现和平共处这一社会组织的主要目标。
为论证起见,可以假定,我们想要的只是无害且值得称颂的东西,即享受诚实劳动的成果。
瞧,事实上,我们不由自主地在和可能跟我们一样和平友好的邻居进行生存斗争,相互残杀。
我们追求和平,但不为和平去奔波。我们的道德本性不过是要寻求与整体利益相协调,
而我们的非道德本性公开宣称按照古老精妙的苏格兰家训行事:“在我挨饿之前,你应该先饿死。”
那好,让我们走出幻想。只要不受限制的繁殖继续下去,没有一种社会组织——不论它是曾经被设计,
还是可能被设计的,即便严格分配财富——能将趋于毁灭的社会解救出来,
因为内部繁殖所引起的生存斗争,会以最剧烈的方式进行,达到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
另外,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这种永无休止的竞争,将对人的道德感造成巨大的冲击。
位于社会负极的一方,其痛苦越积越深;与之相反,位于社会正极的一方,其财富越积越大,
这是多么令人厌恶的现象。只要伊什塔尔还在为所欲为,那么这种状态一定会保持下去,
而且会持续恶化。这就是真正的斯芬克斯之谜,凡是没有解开谜底的国家,
迟早会被自己生出的怪物所吞噬。

依我之见,现在对我们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似乎是如何赢得时间。
正如日耳曼人的格言所说:“时间会给你忠告。”我们子孙中的聪明人,
可能知道怎样从我们眼下的绝境中走出来。

我们的邻居和对手跟我们一样,都是伊什塔尔的奴隶,因此对他们心怀仇恨是很愚蠢的;
但是,假如必须有人饿死,现代社会也没有特尔斐神殿的神谕,可以让各国求得指示,
知道谁是牺牲者。我们都可以去碰碰运气,假若我们逃脱了厄运,总会有个理由让我们相信,
原本就该我们逃脱,“一切皆由前定”。

为此,还是好好考察一下靠劳动获救的必要条件才是上策。必要条件有两个:
一是家喻户晓的,几乎没有必要刻意去坚持;另一个表面上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在理论和实践上,它经常在我们的视线之外。那个显而易见的条件是:
我们的产品应该比别人的产品更好。消费者挑选我们的商品,而不是竞争对手的商品,
理由只有一个:我们的商品在价格上更便宜。这意味着我们在生产商品时,
必须利用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必须更加勤勉,而且生产成本并没有相应的增加。
由于劳动力的价格在产品成本中占很大比重,因而工资的比例必须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的确,廉价产品和廉价劳动力绝不是同义语;但产品要保持廉价,
工资增长就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也是事实。因此,廉价,以及廉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适度的劳动力价格,是我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取得成功的根本条件。

如果人们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显然第二个条件与第一个条件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条件就是社会稳定。当生活保持原样,社会成员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
与人们合情合理的期待一致,社会就是稳定的。
一般说来,人类极少关心统治方式或思考各种理想模式——
除了大众认为他们成长起来的环境可能给他们造成现世的痛苦或来世的惩罚,
或两者兼而有之,否则没有什么真正能够激起他们去打破常规,铤而走险地进行反抗。
但是,一旦他们有此想法,社会就将危机四伏,犹如一包炸药,
只需一点火星就会爆炸,那时社会又重新陷入野蛮的混乱状态。

不言而喻,当劳动力的价格降到临界点以下,
工人必然陷入法国人用强调语气所说的“la misère(处于悲惨之中的)”状况,
我实在想不出与之完全对应的英语单词。在这种境况下,食品、
保暖品和衣服等这些仅仅能够维持身体正常运转的东西都不能得到;
在这种境况下,男人、女人和小孩被迫挤在窝棚里,斯文扫地,
甚至连维持健康生存的起码条件也不可能得到;在这种境况下,
能够获得的快乐也只有酗酒和滥交而已;在这种境况下,饥饿、疾病、发育迟缓、
道德堕落纷纷出现,痛苦以复利的速度累积;在这种境况下,即使老老实实地不停劳作,
其前景也不过是过着无法战胜饥饿的穷苦生活,最后以一座草坟了此一生。

只要社会上有天生懒惰、生性恶毒的人,有因病或因意外事故而丧失劳动力的人,
有父母双亡在世上无依无靠的人,那么,在每个大的人类集合体中,
不可避免地总会有一定比例的社会成员生活在“绝望的泥沼”。
只要这个比例是在可容忍的限度内,人类就能够妥善处理;即使比例有所上升,
但只要是上述原因引起的,那么人类可以也必须耐心忍受。
但是,如果社会组织不但不去减缓这种趋势,反而予以保持和强化,
如果某一社会秩序明显地在惩善扬恶,那么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琢磨,
是尝试一种新试验的时候了。动物人一旦发现伦理人使其陷入绝望的泥沼,
就会重新恢复古老的统治,宣布无政府状态。实质上,这种建议将使社会秩序重返混乱状态,
再次开始残酷的生存斗争。

凡是了解所有大型工业中心人口状况的人,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
都知道,这里人口众多而且还在不断增长,极度悲惨的状况占绝对统治地位。
我并不自诩具备慈善家的品质,我也极为厌恶各种煽情的说辞——我是一个博物学家,
只是努力去研究那些多少在我知识范围之内的事实,以及被丰富的证据进一步显示的事实。
在工业发达的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大型制造业城市不是聚集着大量生活在上述悲惨境况下的人群,
还有更多的人在社会泥沼的边缘挣扎,一旦对他们产品的需求下降,
他们就极易陷入绝望的泥沼之中。而且,身处泥沼中的人数以及正向泥沼下滑的人数,
虽然数目已经十分庞大,但随着人口的每一次增加,还会持续不断地上升。
在我看来,以上这些不过是清楚明白的事实。

无需论证就很清楚,一个正在如此迅速稳步地积聚腐烂的社会,
是没有希望在工业竞争中获胜的。

智力、知识和技能毫无疑问是成功的条件,但是,除非它们立于诚实、
活力和善意等人类必备的体能和德性之上,除非它们受到人们渴望得到的奖赏的激励,
否则会有什么用呢?如果一个人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身心发育不良,
意志消沉,信心尽失,难道还有理由指望他具备上述品质吗?

因此,工业人口的生产能力要获得充分而又持久的发展,必须有一个与之匹配的社会组织,
并以这个社会组织为基础——这种社会组织向工业人口提供必要的身心福利,扬善抑恶。
自然科学和宗教热忱很少能够携手合作,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倒是志同道合。
再缺乏同情心的博物学家,也不得不钦佩已故的沙夫茨伯里伯爵
这样的社会改革家的洞察力和献身精神。在最近出版的遗著《生平与书信》中,
沙夫茨伯里伯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五十年前工人阶级状况的生动图画,
也描绘了一幅我国工业由于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而正在自掘坟墓的生动图画。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好像没有鼓舞人心的进步迹象,旨在改进贫民阶层身心福利的投入,
过去和现在也都没有稳步的增长。卫生方面的改革家,像大多数我有幸认识的改革家一样,
似乎需要给他们注射一针大剂量的诸如道德古柯那样的狂热剂,好让他们尽职尽责地工作。
此外,他们无疑犯过许多错误。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应该着力改善我国工业人口的生活环境,
改进人口稠密街区的排水装置,提供浴室、洗衣房和健身场馆,培养节俭习惯,
提供公共图书馆等教育和娱乐设施。这些措施不仅在慈善家的眼里是值得称道的,
而且是工业稳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我看来,只能凭借这些手段,
我们才有望控制工业社会不断滑向极为悲惨的状态的趋势,
直到智力和道德的进步引领人们去消除引发这种趋势的根源。
如果说实现上述安排肯定会增加生产成本,由此使生产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那么我斗胆说,首先我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但是,如果真是那样,其结果就是,
工业社会不得不面临一种两难选择,选择其中任何一种,都预示着有毁灭的危险。

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能付给国民充足的劳动报酬,可能国民身心健康,
社会安定,但是也可能由于其产品价高而在工业竞争中失利。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付给国民充足的劳动报酬,那么国民身心一定变得不健康,
社会也不安定——尽管在工业竞争中,由于其产品廉价,这个国家可能获得暂时的成功,
但在历经可怕的痛苦和退步之后,它最终必然会落得一个完全毁灭的下场。

假如人们身心健康和社会秩序稳定这两个工业持久发展的必要条件都具备,
那么剩下要考虑的就是获取知识和技术的方法,因为没有它们,即使具备上述条件,
在竞赛场上也不能获胜。请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做。
一个庞大的初等教育体系在我国已经实施60年了,除极少数人外,
大多数都接受了初等教育。我认为不用怀疑,从整体上看,这一体系运转良好,
其间接作用和直接作用都十分巨大。但是,正如我们所预料的,
它也显示出了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缺陷:似乎它们只是为了满足以往社会状况的需要。
有一种普遍而且在我看来是极为公允的抱怨,即与书本打交道太多,而实践得太少。
我是最不愿意缩减早期教育,把小学变成商铺的附属品的。我之所以响应大家的意见,
批评我国初等教育书本气和学究气太重,与其说是为了工业利益,
不如说是为了拓宽文化的范围。

(1)传授特别适用于工业事业的相关科学及艺术的基本原理,可称为初级科学教育;
(2)传授与技术教育相关的应用科学和艺术的内容;(3)培养传授上述两方面内容的教师;
(4)人才发现机制。

在严格意义上,技术教育变得必不可少有以下两个原因。古老的学徒制已经坍塌,
部分是由于工业生活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部分是由于职业不再是“手艺”活,
不再是靠师傅传给徒弟的行业绝活了。发明不断改变着我国工业的面貌,
结果“绝活”、“老经验”等越来越不重要,
而掌握可以成功应对新环境的知识原理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在整个社会中,
带四五个徒弟的“师傅”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手下有40个、
400个甚至4000个工人的“雇主”;以前可以在店铺学到的那些零零碎碎的技术知识,
工厂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于是,以前由师傅提供的指导,
完全被技术学校的系统教学所取代。

一种意见认为:应效仿国外所采取的方法,敦促国家负起责任来,
建立起庞大的技术教育体系。然而,许多个人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则持另一种意见。
他们费尽口舌,不仅谴责和反对中央政府插手这类事情,
也谴责和反对将地方征收的那一点点税金用于技术教育。无论如何,
我国政府最好不要干预纯粹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对此我深信不疑。
尽管我个人坚决倾向于个人主义者,但我得出上述结论纯粹是基于现实的考虑。
事实上,我的个人主义是属于有点感情用事的那一类,有时候我想,
如果它不是被倡导得那么强烈,我会更加坚定地拥护它。我没能看到,
文明社会仅仅只是一个为实现道德目标——也就是社会成员的利益——而成立的社团,
所以它采取的措施应该要有利于实现公意所认定的整体利益。
而靠多数人投票无法对社会中的善与恶进行科学的检验——很不幸,这句话太正确了。
但是,在实践中,它是我们能够适用的唯一的检验方法,拒绝采用它就意味着实行无政府主义。
有史以来,最专制的政权与最自由的共和国一样,
均建立在多数意志的基础之上(通常屈服于一小撮人的意志)。法律是多数人意见的表达,
而且它是法律而不仅仅是意见,因为多数人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将它予以实施。

与最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一样,我坚信,每个人在各个方面都享有行为自由,
只要其行为不影响他人的自由。但是,我无法把政治学的这一伟大归纳与通常
从中得出的这个实际结论联系起来:政府——人民的法人——没有权利干预任何事情,
除非是为了实施审判和对外防御。在我看来,每个社会都会适当地让其成员享有一定量的自由,
但这个量不是一个常量,不是“先验”地从所谓“自然权利”这一虚构的东西中推演出来的——但是,
它一定是被环境决定的,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深信,很明显,社会机体的组织越高级、
越复杂,每个成员的生活与社会整体生活的联系就越紧密;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不再仅仅是利己主义的,也不再或轻或重地干涉他人的自由,
那么他的自由度就越大。

假如一个垦荒者,他家方圆十英里内都没有邻居,为了消灭害虫,
他决定一把火将房子夷为平地。这时,如果没有保险部门的介入,
法律没有必要干涉他的行为自由,因为他的行为无损于其他任何人。
但是,如果住在大街上的居民做同样的事情,政府就应该毫无疑义地将其定为犯罪,
并进行相应处罚,因为这种行为确实妨害了邻居的自由,而且后果严重。
所以,下面这种说法也许站得住脚:在人口稀少、出产富庶的农业国,
强制人们接受教育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一种暴政。但是,当一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制造业国家,
正与竞争者进行着生存斗争时,无知的人就会变成一种负担,
因此就对其同伴们的自由造成了侵害,也成为阻碍他们成功的障碍。
在这种情形下,教育费用实际上就是一种为了防御目的而征收的战争税。

政府行为经常出错,一直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我相信,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我不觉得,这一说法只适用于描述“人民的法人”的行为,而不适于描述个人的行为。
世上最睿智、最冷静的人,即使他只想从一块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
他也不可能走一条笔直的路——他总是会犯点错误,而且总是在自我纠正。
如果一个个人主义者有底气说,他的人生轨迹不那么波澜起伏,我只能诚心恭喜他了。
无论掌舵人怎么做,船总会有点偏航。如果因为政府行为只能做到大致正确就要废除政府行为,
那在我看来,这与彻底废除掌舵人没有什么两样。个人主义者质疑:
“为什么要剥夺我的财产让别人的孩子受教育?”人们经常提出这种质疑,
似乎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也许确实如此,但我发现很难明白为什么应该如此。
我所在的教区要我为很多我从未路过的马路支付修路费和路灯费,那我也可以申辩说,
这是在剥夺我的财产给其他人铺平道路、驱走黑暗——恐怕地方当局不会采纳我的申辩。
我必须承认,我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要采纳。

按照现在普通师范学院里时兴的方式,是培养不出称职的科技教师的——再怎么强调这一事实,
都不会过分。满脑子的书本知识,并不是讲授科学科目的教师所需要的——事实上,
与其说这种知识是有害的,不如说它是无用的。毫无疑问,教师的脑子里应该装满知识,
但不仅仅是学问;他的知识应该是在实验室里学到的,而不是在图书馆里学到的。
令人欣慰的是,在伦敦市和首都以外的一些地区都开展了这类培训,目前最紧要的事情,
首先是要让这种培训变得可亲可爱,然后让它变得必不可少。
但是,当这些训练有素的人去当教师的时候,我们就得想到,
教师这一职业并不是一个有利可图和在其他方面富有吸引力的职业,因此,
要把好的教师留下来,明智的做法就是为他们提供特别的优厚待遇。
不过,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细节,就没有必要深入讨论了。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问题是,要建立一种人才机制,
让那些天生就特别适宜在工业生产的高级部门工作的人,担任一定的职位,从而服务于社会。
假如我们所有的教育经费,即便只是每年从伐木汲水者中挑选一个具有科学或发明天赋的人,
使他有机会将其天赋发挥到极致,那也是一笔丰厚的投资。
假如从我国每年新增的数十万人口中找到这样一个小孩,
把他从悲惨的深渊或豪宅的温床中拖出来,教育他献身于服务公众的事业,
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为此,我们已经采取设立奖学金等措施,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迈进。

或许,我有必要补充一句。技术教育不是医治社会疾病的万能药方,
它不过是帮助病人脱离生命危险的一剂药物而已。

眼外科医生会建议即将失明的白内障患者做手术,但他不会向病人保证,

这也会治好他的痛风病。我可以将这一比喻作进一步引申,那位外科医生告诉病人,
一份猪排和勃艮第红酒可能使他丧命,尽管他完全可以向病人建议,
改变生活方式以摆脱体质紊乱,但他没有这样做,也是情有可原的。

社会疾病与糟糕疗方

社会的祸害,莫大于无知和无节制的宗教狂热;腐蚀良知和心智的个人习性,
莫过于盲目地、毫不迟疑地从不受限制的权威。……然而,还有一种最大的祸害,
就是让一个国家的心智受制于有组织的宗教狂热,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听命于立志使宗教狂热盛行于世的暴君,
坐视本来应该对他自己和他的国家的命运负责的人彻底堕落成为残暴的工具,
乐于听从主子的随意使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