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quis de Condorcet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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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绪论
一个人生来就有可以接受各种感觉的能力，
有可以知觉和辨别它们所由之而组成的那些单纯的感觉的能力，
可以保存它们。认识它们、组合它们，可以在它们之间比较这些组合，
可以掌握它们的共同之处和它们的不同之点，
可以对所有这些对象加上各种符号以便更好地认识它们并促成各种新的组合。
这种能力在他身上是由于对外界事物起作用而得以发展起来的，
也就是说是由于呈现有某些组合而成的感觉；
而这些感觉的守恒性——无论是在感觉的同一性方面，
还是在它们的变化规律方面，——乃是独立于他本人之外的。
它同样地也是由于他和与自己相类似的那些别人相交往、
最后也是由于这些起初的发展引导人们发明了各种人工的方法而得以发展起来的。
感觉伴随有快乐和痛苦；
而人又有同样的能力可以把这些暂时的印象转化为甜美的或悲苦的持久情绪，
并根据观察或回忆而体验到别的有感觉的人的种种快乐和痛苦。
最后，由这种能力与人们可以形成并组合各种观念的能力相结合，
便在他本人和他同类的人之间产生了各种利益与义务的关系，
而大自然本身则一直是要把我们幸福中最珍贵的那部分
和我们苦难中最悲痛的那部分加在那上面的。
如果我们把自己只限于观察和认识这些能力的发展
所表现出来的全人类每个个体所共有的普遍事实和永恒规律，
那么这种学问的名字就叫做形而上学。
但是如果我们就其在同一个时间的某一空间之内
对每个个人都存在着的那些结果来考虑这同一个发展过程，
并且如果我们对它的世世代代加以追踪，
那么它就呈现为一幅人类精神进步的史表。
这种进步也服从我们在个人身上所观察到的那些能力之发展的同样普遍的规律，
因为它同时也就是我们对结合成为社会的大量的个人加以考察时那种发展的结果。
但是每个时刻所呈现的结果，又都取决于此前各个时刻所提供的结果；
它也影响着随之而来的各个时代的结果。
因而这幅史表便是历史性的，因为它受着永恒的变易的制约，
是由于对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各个不同时代的持续观察而形成的。
它应该显示出这些变化的秩序，展现出每一个时刻对随后时刻所施加的影响，
并且还应该表明当人类在无数的世纪之中不断地更新其自身而接受种种改造时，
他们所遵循的进程、他们对真理和幸福所迈出的步伐。
对于人类曾经是什么样子和今天是什么样子的这些观察，
于是便会引导我们找到保证并加速我们的天性所容许我们还能希望有的新进步的种种办法。
这就是我所从事这部著作的目的，而它那结果将是要显示：依据推理并依据事实，
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
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
除了自然界把我们投入在其中的这个地球的寿命而外，就没有别的限度。
毫无疑问，这种进步所经历的行程可能或快或慢；
但是，只要大地在宇宙的体系中仍将占有同样的地位，
只要这个宇宙体系的普遍规律不会在这个大地上产生一场整个的天翻地覆，
或者产生那样一些变化，
以致人类在其中不再能保存并运用他们的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这些资质，
那么这种进步就决不会倒退。
我们观察到的最初的人类文明状态乃是一种人数很少的社会状态，他们靠着渔猎为生，
只懂得制造他们的武器和某些生活用具以及构筑或挖掘居处的粗糙技术；
但已经有了语言可以交流他们的需要，有了少数一些道德观念，
在那里面他们找到了行为的共同规则；他们生活在家庭中，
遵守某些起着法律作用的普遍习俗；甚至还有了一种粗糙形态的政府。
人们感到维持自己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艰难性、极度疲劳和绝对闲逸两者的必然交替，
决不会让人有闲暇可以委身于自己的思想，使他有可能以各种新的结合来丰富自己的智能。
满足自己的需要的种种手段甚至于是大有赖于偶然和季节了，而不能有效地刺激一种行业，
使它那进步得以传递下去；每个人都只是把自己限于完善自己的技能和自己个人的技巧而已。
因此，人类这时候的进步乃是异常之缓慢的，它只能是一点一点地做到，
并且是在特殊环境的垂青之下。然而，我们已看到，
取代了以渔猎或由大地所自发提供果实来维持生活的，
乃是人类懂得了加以保养和繁殖并使之转化为畜牧状态的那些牲口所提供的食品。
继而在这种手段之上，又加上了粗浅的农业；人类已不再满足于他们无意中遇到的果实或植物了；
他们学会了怎样储存它们，把它们收集在自己身旁，
种植它们，并以耕作的劳动来促进它们的再生产。
财产在最初的状态，只限于他们猎杀的动物、他们的武器、他们的渔网、他们所掌握的工具，
这时便转变成为了他们的牧群，然后又成为了他们所开垦和耕种的土地。
主人死后，这笔财产就自然而然地转移给了家庭。某些人便享有剩余，可以保存起来。
如果这种剩余是绝对的，它便产生了更多的新需求；如果它只发生于某一种物品，
而其他的却感到缺乏，这种需求就产生了交换的观念：从此，道德关系就繁多而又复杂化了。
更大的安全性、更可靠的和更经常的闲暇，就使人能从事思考了，或者至少是从事持续不断的观察。
对于某些个人来说，这种办法就导致了他们以剩余品的一部分来交换他们自身可以免掉的劳动。
于是人类就出现了一个阶级，他们的时间没有被浸没在体力劳动之中，
而他们的愿望则伸展到他们单纯的需要之外。工业觉醒了，已有的工艺得到了扩大和完善；
机会向人们更加专心致志的观察所提供的各种事实，就产生出来了各种新工艺；
随着生存手段变得越发安全和越发稳定，人口就增长了；
农业在同样一片土地上可以养活数量更多的人，
便取代了其他的生活资源：它有利于人口增殖，而这又反过来加速了他们的进步；
人们所获得的各种思想，在一个已成为更为定居的、更为接近的和更为密切的社会里，
就更加迅猛地交流着而又更加确实地持续着。科学的曙光已经开始呈现了；
人类表明自己已经脱离了其他的物种，并且看来不再像是它们那样地只局限于纯属个体的完善化了。
人类中间这时所形成的种种更加广泛、更加纷繁、更加复杂的关系，
就使得他们感到必须有一种办法能向不在场的人们传达他们的思想，
能以比口头传说更大的准确性来延长对事情的记忆，
能比证人的回忆更确切地确定某种约定俗成的条件，
能以一种更不受各种变化的约束的方式来认定那些备受尊敬的习俗，
它们是同一个社会中各个成员所同意据以规范自己的行为的。
于是人们便感到有书写的需要，并且发明了书写。看来最初那是一种真正的图画，
但尔后就被一种约定俗成的图像所取而代之，它只不过保留下事物的特征而已。
随之，由于一种与已经被引人语言中相类似的隐喻方式，
一种物理对象的形象也就表达了道德的观念。
这些符号的起源，也像文字的起源一样，终于被人忘怀了；
于是书写就成为加在每一种观念。每一个字之上的、
从而也就是加在这些观念和这些字的每一种变种之上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
自从拼音书写在古希腊为人所知的时代以来，
历史就以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事实和观察而和我们的世纪、
和在欧洲那些最开化的国度中的人类的当前状态相联系着；
而人类精神进步行程的史表就成为了真正的历史。哲学就不需要再做任何的猜测、
再构造任何组合的假说；只要搜集和排比事实，
并表明由它们的链索和它们的整体之中所得出的有用的真理，这就够了。
末了，还剩下有一个最后要加以追踪的史表，即我们的希望的史表、
或者说留待给未来世代的进步的史表，而那看来是自然律的守恒性向他们做出了保证的。
这里就必须要表明：在什么程度上，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一种幻觉的希望，
将会逐步地变成为可能，甚至于还会是轻而易举的；何以尽管各种偏见也曾有过眼烟云的成功，
并且得到腐化了的政府和民族的支持，但唯有真理才能获得持久的胜利；
自然界是以什么样的纽带来把知识的进步和自由、德行、
对人的自然权利的尊重的进步都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惟一真正美好的事物是如此之经常地被分割开来，以致于人们竟然曾相信它们是互不相容的，
然而恰好相反，它们又怎样地应该成为不可分割的，
只要知识一旦在大多数的国家里将达到一定的地步并且渗透到了整个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
他们的语言就会普及，他们的商业关系就会包括整个的大地在内。
这种结合一旦在整个启蒙了的人类中间起着作用，那时我们就只能期待着它会是人道的朋友，
同心协力在促进自己的完善和自己的幸福。
我们将要揭示它那根源，我们将要追溯这类普遍错误的历史，
它们或多或少地延缓了或者阻碍了理性的进程，它们往往也像政治事件那样，
甚至于曾把人们推回到愚昧状态。
把我们引向错误或把我们留滞于其中的那种悟性的运作，经过一番巧妙的、
似是而非的推论，竟可以掌握最开明的人们，使之陷入了精神错乱的梦境；
但这却也同样地是属于对我们个人能力的发展理论的正确推理方法或发现真理的方法。
并且根据同样的理由，把普遍的错误引人到人民中间并且在那里传播、在那里蔓延、
在那里持续的方式，也构成为人类精神进步的史表的一部分。
正如使人类的精神完善化并照亮着它的那些真理一样，这些也都是它的活动的必然结果，
是在它所知道和它所愿望的东西与它相信有必要知道的东西
这二者之间所永远存在着的那种比例失调的必然结果。
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按照我们能力发展的普遍规律，
我们的进步的每一个时代都是要产生某些偏见的，
但是它们却远远延伸到了它们的诱惑力或它们的领域之外；
因为人们仍然保留着自己幼年时的种种偏见、自己国家的和自己时代的偏见，
哪怕是在已经认识到了全部必要的、足以推翻它们的真理很久以后。
最后，在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代，都有各种不同的偏见，随着各个不同阶级的人的教育程度，
以及随着他们的行业而异。哲学家们的偏见有害于真理做出新的进步；
那些不开明的阶级的偏见则延缓了已经为人所知的真理的传播，
而某些有权有势的职业偏见则对真理设置下了种种障碍：
这就是理性所不得不与之进行不断战斗的三种敌人，
并且它往往只是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之后才能取得胜利。这类斗争的历史以及各种偏见的产生、
胜利和失败的历史，因而就将占有本书的一大部分，并且将不是其中较不重要的部分，
也不是其中较为无用的部分。
[假如能有一门预见人类进步。能指导进步。促进进步的科学，
那么人类所已经做出了的进步的历史就应该成为这门科学的主要基础。]
[哲学无疑地应该禁绝这种迷信，亦即相信除非是在已往世纪的历史里就不可能发现行为的准则，
除非是研究古人的见解就不可能发现真理。
但是难道不应该同样也禁绝傲慢地在摒除经验的教训的那种偏见吗？
毫无疑问，唯有思索才能通过各种幸运的组合，把我们引向有关人的科学的普遍真理。
然而如果对人类的个体的观察对于形而上学家。对道德学家来说是有用的话，
那么为什么社会研究对于他们以及对于政治哲学家就更没有用呢？
如果观察同时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社会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用的话，
那么为什么就各个时代的顺序来观察它们就会是没有用的呢？
哪怕是假设这类观察在研究思辨的真理时是可以忽略的，
但是当涉及把这些真理应用于实践并从科学中推导出应该成为它的有用的结果的艺术时，
难道它们也应该被忽略吗？我们的偏见以及由之而来的恶果，
是不是在我们祖先的偏见中有着它们的根源呢？
使我们免于受这类的欺骗而同时又防止另一类的最可靠的办法之一，
难道不就是要去发掘它们的根源和作用吗？]
人类结合成部落
家族社会对于人类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起初它是由于孩子需要父母、
母爱以及（尽管不那么普遍和热烈的）父爱而形成的；孩子们这种需要的长期延续，
便有了充分时间产生并发展出一种恰当的情操，适合于激发想要延长那种结合的愿望。
这同一期间已经足以使人感到它的那些便利了。
位于一块能提供一种方便的谋生之道的土地之上的一个家庭，就繁殖成为了一个部落。
制造武器的技术、加工食物的技术、取得进行这种加工的必要器具的技术、
在一段时期保存这些食物的技术，储存食物以备不可能取得新的食物的那些季节的不时之需的技术；
——所有这些技术都是为了极其简单的需要，它们乃是这种延续的结合的最初果实，
并且是区别人类社会和其他各种动物所组成的社会的最初特征。
为了能够共同行动，无论是为了自卫还是为了更加不费力地获得更可靠和更丰富的生活资料，
就需要有一个领袖，这便给这些社会引进了最初的有关政治权威的观念。
在关系到整个的部落而应该采取一项共同决定的那些情况下，就应该咨询所有那些要参与执行的人。
妇女们的柔弱把她们排除在远征狩猎和战争之外，
也同样地把她们排除在以狩猎和战争为通常议题的讨论之外。由于这些决定需要有经验，
所以就只允许那些可以被认为是有经验的人参加。
同一个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各种争执是会扰乱它的和谐的，它们会毁灭它；
所以大家很自然地都同意，
决定应该是委之于那些由于其年龄或由于其个人品质而最能鼓舞人们信心的人。
被树立为美德的对敌人的报复和残暴，把女性贬低到一种奴隶地位的那种见解，
被视为某一个家族的特权的那种在战争中的号令权，最后还有各种迷信的最初观念，
——这些都是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各种错误，而我们就必须探讨它们的根源并阐明它们的动机。
因为人是决不会没有任何动机便采取自己最初的教育
所不曾使之对他成为了某种自然形态的那种错误的；假如他接受了一种新的错误，
那正是因为它和儿童时代的某些错误是有联系的，那正是因为他的利益、他的感情。
他的意见或者种种事件使得他倾向于接受它。
某些粗浅的天文学知识、某些对于草药用于医治疾病或创伤的知识，
便是野蛮人的惟一科学了；而它们都已由于混杂了迷信而受到腐蚀。
游牧民族——由这种状态过渡到农业民族的状态
把狩猎中所捕获的动物存养起来这一观念，应该是很容易出现的；
只要是驯化这些动物使得它们易于看管，只要是居处周围的土地能供给它们以充分的食料，
只要是家庭能有剩余，并且是可能害怕由于另一次狩猎的不成功或者由于时令不调而沦于匮缺。
在保存了这些动物作为简单的储存品之后，人们便注意到它们是可以繁殖的，
并由此而可以提供一种更为持久的资源。它们的奶则提供另一种新食品；
于是这些牧群的产品，起初只不过是对狩猎品的一种补充，这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更为可靠，
更为充裕和更加省力的生活手段。这时狩猎就中止其为首要的谋生手段，
然后甚至于不再被列入谋生手段之内了；它只是作为一种娱乐而被保留了下来，
同时也作为保卫牧群对抗凶猛野兽的一种必要的防范措施，牧群的数量已变得非常之多，
在居住地的周围已经不能再找到充分的食物了一种更为定居的、劳累较少的生活，
就对人类精神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有利的闲暇。
人们的生活有了保障而不再为自己起码的生活需要而感到不安时，
便要寻求可以满足感官享受的新的办法。
技术做出了某些进步；人们获得了饲养家畜的某些知识，
可以促进它们繁殖，甚至可以改善它们的品种。
人们学会了用羊毛做衣服，穿着织物的习惯就取代了穿着兽皮的习惯。
家庭社会变得更加平稳了，却并未因此而疏远。由于每个家庭的牲畜不可能同等地繁殖，
于是就出现了财富的差别。这时人们就想到和另一个没有畜群的人分享自己畜群的产品，
而这另一个人则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牲畜所需要的照料。
这时人们便看到一个体质良好的青年人的劳动，比起维持他自己生存的严格所需来，
要值得更多；于是人们就采用了保留战俘当奴隶的办法，代替了屠杀战俘。
对于已经日益繁多而又日益复杂的各种争端，
就要由家族领袖们和部落领袖们所组成的会议来做出决断了，
他们或是根据天然的正义或是根据公认的习惯。这类决断的传统就认定了习俗并延续了它们，
不久便形成一种更正规的、更经常的而且是社会的进步使之成为了必要的一套法系。
财产及财产权的观念，就获得了更大的范围和精确性。继承权的分配就变得更加重要，
并且需要被纳入固定的准则。日愈频繁的各种约定，就不再限于那么简单的对象了；
它们就需要服从种种形式；而为了保证它们的执行，公布它们存在的方式也要有其自身的法律，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骗人的艺术也在完善着，
为的是要剥夺人民并以一种建立在恐惧和虚幻的希望之上的权威来篡改民意。
已经建立了更加正规的宗教崇拜，结合着更为精微的各种信仰体系。对超自然的力量的观念，
在某种程度上是精炼了；并且随着这些见解，我们就看到出现了教会诸候，
这里是一些祭司的家族和部落，那里又是另一些教士集团；
然而总是有着肆无忌惮地运用特权的某些人的一个阶级；他们脱离人民以便更好地奴役人民；
他们力图独占医学和天文学，以便把征服人类精神的种种手段都结合一起，
不让任何人来揭穿他们的虚伪。砸烂他们的暴政。
自从无法记忆的时间起，某些民族就一直停留在我们所描述过的这两种状态之一。
不仅是他们并没有把自身提高到新的进步，
而且他们与其他已经达到更高程度的文明民族的关系以及双方之间所开辟的商业，
也并未能产生那样一场革命。这些关系、这种商业带给了他们某些知识、某些工艺，
但尤其是大量的罪恶，然而却未能把他们从那种静止不动的状态中牵引出来。
气候、习惯、附着于几乎是完全的独立性之上的那种甜美
（它是唯有在一个比我们的社会更为完美的社会里才可能重新发现的）、
人们对儿童时期所接受的种种见解和对自己乡土的种种习俗的天然依恋、愚昧无知、
对于一切新事物的天然反感、肉体的怠情，尤其是精神的怠情之战胜了还很脆弱的好奇心、
述信对这些初民社会所已经发生的作用，——凡此种种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此外还必须再加上贪婪、残酷、腐化和开化民族的偏见。这些开化的民族比起其他那些民族来，
显得更强大、更富裕、更有教养、更活跃，然而却更为邪恶、尤其是更为不幸。
其他民族往往倒不是惊讶于这些开化民族的优越性，反而是对他们的需求之繁多和广泛。
对他们所受贪欲的折磨、对他们总是活跃着的、总是无法餍足的种种激情的永恒动荡感到恐惧。
有些哲学家抱怨这些民族，另有些哲学家则赞美他们；
前者所称之为愚蠢和懒惰的，后者则称之为智慧和德行。
农业民族的进步——下迄拼音书写的发明
农业把人束缚在他所耕种的土地上。人们再也不用运输他的人、他的家庭、
他的狩猎工具了；他甚至也不再驱赶他的畜群在自己前面走。
从前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现在不再在他的征途之中
向他本人或向为他供应食物的那些牲畜提供食品了。
然而，当有人不劳动而获得自己土地的产品，而另有人收受前者所付给他的报酬时，
当劳动成倍地增长时，当技术过程变得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时，
共同的利益马上就强迫人们进行分工。人们觉察到，当一个人的劳作是用之于较少的对象上面时，
它就会越发完善；当长期的习惯使人更加熟练地动作时，
双手就能更加迅速而精确地操作少数的动作；
当人们越发经常反复地做一件工作时，就越发不需要智慧把它做得更好。
于是，当一部分人从事耕作劳动时，另外的人就制造工具。照料家畜、管理家务、
制作织物，就同样地成为了专门的职业。有的家庭只有不大的地产，
单独这样一种职业不足以占用一个人的全部时间，所以他们就几个人来分享一个人的劳动和工资。
不久，工艺所使用的材料也增多了，它们的性质要求有不同的工艺，
于是要求相同工艺的那些就形成了专业，其中的每一种都附着有一个专门的工人阶级。
商业扩大了，包括有更多数量的物品并把它们运至更广阔的地区；于是就形成了另一个阶级，
专门从事购买、保存、运输和出售货物以取得利润。
［在最初的时代里，教育纯粹是家庭的。孩子们跟着自己的父亲受教育，
无论是在共同的劳动之中，还是在父亲所操作的技术之中；孩子们从他那里接受的，
既有关于形成了本部落的历史和家族历史的少量传说，也有他们中间所流传下来的各种神话，
以及对构成为他们的粗糙的道德的那些民族习尚、原则或偏见的知识。
人们在与朋友的社交中创造了歌唱、跳舞和军事操练。]
［在我们这里所达到的这个时代，更富有的家庭的孩子们就接受了一种共同的教育，
或是在城市里由老人来教诲，或是在他们所依附的一个领袖的家中。
就在这里，他们被教导以本国的法律、他们的习俗与偏见，而且他们学会了歌唱，
其中包括有他们历史在内的诗篇。]
［一种更为定居的生活习惯，就在两性之间确立了一种更大的平等。
妇女不再被当作是一种单纯的用具，就像是奴隶那样，只不过更与主人亲近而已。
男人把她们看成伴侣，并且终于懂得她们可以使他们幸福。
然而，哪怕是在她们最受尊敬的国度里，那里是禁止多妻制的，
理性和正义也都没有在义务方面或在离婚权利方面达到全面的相互对等，
或在对于不忠贞加以惩罚方面达到平等地位。]
在这个时代，凡是掌握着武器的人都是军人，拥有优良武器的人、能够出色地使用武器的人、
能够向别人供应武器的人，由于聚集了贮备，便发现自己是处于可以供给别人之所需的那种状态，
也就必然地变成为一个领袖；然而这种几乎是自愿的服从并不会引向奴隶式的依附。
由于人们很少需要制订新的法律，由于公民们不是必须缴纳国库开支，
而且假如那有必要的话，领袖们的财产或公共所保留的土地也会支付的，
由于以规章限制工商业这一观念还不曾诞生，由于攻击性的战争是由普遍的同意所决定的，
或者是纯粹由那些自愿受到爱光荣和好掠夺所吸引的人们进行的；
所以人们就以为在这种粗糙的统治之下自己是自由的，尽管首脑们几乎普遍是世袭的，
尽管其他下级领袖们也篡夺了特权来分享政治权威井执行政府职能以及行政职能。
然而一个领袖往往醉心于个人的报复，醉心于为所欲为的暴力行动；
往往在这些特权家族之中，傲慢、世仇、爱欲和贪财增多了罪行，
而聚集在城市里的领袖们则成为君主的情欲的工具，他们挑起派系和内战，
以不公正的判决压迫人民，以他们的野心的种种罪行和他们的强盗行为来折磨人民。
而在征服者所建立的各个帝国中，我们所看到的各种风尚的史表，
却相反地向我们提供了专制主义和迷信可能把人类导向各式各样腐化与堕落的阴暗景象。
正是在这里，我们便看到产生了各种情况：对工商业的赋税，
强使每个人去购买按自己的意愿来使用自己能力的权利，
限制人选择自己的工作和使用自己财产的法律，强使孩子们依附于他们父亲的行业、
没收财产的和酷刑的法律；总之，包括对人类的鄙视所可能发明的一切肆无忌惮的行为。
合法的暴政和迷信的专横都在内。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伟大革命的部落中间，
文明的进步被滞留在非常落后的地步。可是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
新观念和新感觉的需要乃是人类精神进步的首要动力；已经认识了，对那些奢侈的、
多余物品的兴趣乃是对工业的刺激；已经认识了，
那种好奇心正以贪婪的眼光在穿透自然界用以遮蔽起她自己秘密的那层幕慢。
然而到处在出现的几乎都是，
人们为了逃避这类需要而以一种狂妄的心情在寻求并采用种种生理的办法，
为自己获得可能使自己不断有新奇感的种种官能作用，诸如使用酿造的酒、热饮料、
鸦片、烟草、萎叶等等。很少有哪个民族是我们不曾见过有任何这类的习惯的，
由此所产生的快感可以充满整个的日子或随时都可以重复，使人感不到有时间的重担，
它满足了人的消遣或兴奋的需要；
它终于麻痹了人们并延长了人类精神的幼稚状态和无所作为的期限。
同样是这些习惯——它们曾经是愚昧的或受奴化的民族的进步的障碍——
在开化的国度里也仍然在反对真理在各个阶段之中传播平等的和纯粹的知识。]
在指出社会最初这两个时代的工艺是怎样的状况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制造木器、
石器或兽骨，制作兽皮或制造织物等技艺之上，
这些原始民族又怎样地加上了各种更为困难的染色、
陶器乃至开始金属制作的技艺。
这些技术的进步在各个孤立的国家里应该是很缓慢的，然而各国之间所确立的交通，
哪怕是很微弱的，却加速了它的进程。一个民族所发现的新工艺方法，
就为它的邻居们所共有。征战往往是破坏技术的，但开始时却是传播技术的，
并有助于它们的完善化，后来才阻碍了它们并促成了它们的衰落。
［我们看到有许多这类的技术在那些民族中间达到了更高度的完美，
在他们那里长时期的迷信和专制主义的影响已经耗尽了人类的全部能力。
然而如果说我们看到了这类奴役式的工艺的奇迹，
我们却也看到其中并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天才的存在；
其中一切的完美看来都不过是一场缓慢而苦痛的漫长陈规陋习的作品而已；
尤其是伴随着这种令我们惊异的工艺品的，我们还觉察到了无知和愚蠢的痕迹，
这就向我们泄漏了它们的根源。]
在和平定居的社会里，天文学、医药学、最简单的解剖学概念。
对某些矿物和植物的知识、对自然现象研究的最初因素，都得到了完善，
或者不如说是由于时间本身的效果而得到了开展；它们增加了人们的观察，
并以一种缓慢而确凿的方式引导着人们很容易，
并且几乎是在一瞥之下就掌握了从这些观察之中所应得出的某些普遍的结论。
然而这类进步却是极其脆弱的，而各种科学将会更长期地停留在其最初的幼稚状态；
——假如不是某些家族。
而尤其某些特殊的世袭等级使之成为了他们的光荣和他们权势的主要基础的话。
人们已经可以在对自然的观察之上，再增加对人和对社会的观察了。
已经有少数实践道德的政治准则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来，并由这些世袭的等级所垄断；
宗教观念、偏见和迷信仍在扩大着他们的领域。他们继承了最早的社团。
最早的骗子家族和巫师家族；但是他们却运用了更多的技术来引诱那些较为细致的人的精神，
他们那些真正的知识、他们生活表面上的严肃性。
他们对于俗人所愿望的那些东西所持有的那种虚假的鄙视，
这些在人民的眼里都赋予他们以威望，
而他们的威望则使他们薄弱的知识及其伪善的德行具有一种神圣性，
这类社会的成员从一开始就以差不多同等的热情在追求着两项大为不同的目的：
一项是为自己获得新的知识，另一项是运用他们所具有的知识来欺骗人民并统治他们的精神。
科学的进步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目标，是一种延续或扩张自己权力的手段而已。
他们追求真理只不过是为了扩大谬误；所以元须奇怪他们很少能够发现真理。
然而，这种进步尽管是很缓慢的而又很微弱的，如果这些人不懂得书写的技术的话，
还是不可能的，——自从知识开始增多以来，书写就是确保传统、
固定传统、交流与传递知识的惟一手段。
因此，象形文字的书写或者是他们最初的发明之一，
或者便是在教育者的世袭阶级形成之前就已经被人发明了。
既然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要进行启蒙而是要进行统治，
所以他们不仅不把自己的全部知识都交给人民，反而在以谬误败坏他们要想宣示给人民的东西；
他们教给人民的并不是他们信以为真的东西，而是对于他们自己有利的东西。
他们向人民所显示的，没有什么是不掺进莫名其妙的超自然的、圣洁的、神明的东西的，
使得人民认为那是超乎人道之上的、赋有一种神圣特性、
甚至是从上天接受来而为凡人所不可能接触到的知识。
因而，他们就有了两套学说，一套是给他们自己的，另一套则是给人民的；
往往甚至于是，他们既然划分为若干等级，所以每一级就都为自己保留了某些奥秘。
所有各个下层的等级全都同时既是骗于又是受骗者；
而这一伪善的体系只有在某些秘密宗传者的眼前才会全部展现出来。
最能促成奠定这种双重学说的人，莫过于语言的变化了；那是时间的产物，
是各个民族的交往和混合的产物。这种双重学说的人们，
在给自己保存了古代语言或另一个民族的语言的同时，
也就保证了自己掌握有另一种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语言的优势。
在语言的起源时，几乎每个字都是一个比喻，而每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
人类的精神同时既掌握着其象征的意义，又掌握着其实际的意义；
一个字在提供观念的同时，也提供了人们用它来表现的那种相类似的形象。
然而由于在象征的意义上使用一个字的这一习惯，
人类精神通过对最初的意义进行抽象作用的结果，终于就此止步；
而那种原来是象征的意义的，就一步一步地变成为同一个字的通常的、实际的意义了。
保存着最初隐喻的语言的祭司们与人民群众一起在使用着它，
人民群众己不再能掌握其真正意义了，他们已习惯于只以惟一的一种含义在使用这些字，
于是那就变成了它们的本义，所以他们就只了解一些莫名其妙的荒唐神话；
而同样这些说法对祭司们的精神说来却无非是表示异常之简单的真理而已。
祭司们对他们神圣的经文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人民群众看到的是人、
动物、鬼怪，而祭司们所想要表现的则是一种天文现象，是一年之中的历史事实。
［祭司等级霸占了教育，以便塑造人们更加忍耐地负担起可以说是被认同为自己生命的种种枷锁，
乃至于竟放弃了要打碎枷锁这一愿望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类体制——
即使是不乞灵于迷信的恐怖——能够把它们那摧残人类能力的权力推向什么地步，
那么我们就必须暂时把目光转到中国，转到那个民族，
他们似乎从不曾在科学上和技术上被别的民族所超出过，
但他们却又只是看到自己被所有其他的民族一一相继地超赶过去。
这个民族的火炮知识并没有使他们免于被那些野蛮国家所征服；
科学在无数的学校里是向所有的公民都开放的，惟有“它才导向一切的尊贵，
然而却由于种种荒诞的偏见，科学竞致沦为一种永恒的卑微；
在那里甚至于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元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
那些其利益只在于骗人的人们，很快地就会厌恶对真理的追求的。他们满足于人民的驯服，
并相信不再需要新的办法来保证它的延续。
他们自己也就一点一点地忘记了在他们的隐喻之下所掩盖着的部分真理；
他们所保存的他们那古代的科学，只是限于为了维持自己信徒们的信心所严格必需的东西；
而他们终于也以自己成了自己神话的受骗者而告结束。
从此以后，科学中的一切进步就都停顿了；甚至于以前各个世纪所曾经验证过了的科学知识，
有一部分也在后世消失了，而人类的精神沦于愚昧和偏见之后，
就会在这类广大的帝国中注定成为一种可耻的无所作为，这类）
一大帝国之从不间断的存在，长期以来已经沾污了全亚洲。
人类精神在希腊的进步——下迄亚历山大世纪各种科学分类的时期
希腊人厌恶那些国王，国王们自称是神明的子孙，却以他们的暴行和他们的罪恶玷污了人道；
他们分为若干共和国，其中惟有拉西第蒙承认世袭的领袖，但要受到其他行政官的权威的箝制，
并也像所有的公民一样地服从法律，
而且还由于王权分别掌握在赫拉克里底斯家族两支的长子之间而削弱。
一切良好的哲学的首要基础之一，就是要对每种科学都形成一种严谨而精确的语言，
其中每一个符号都代表着一种十分确定、十分明晰的观念，
并以严格的分析而能够很好地确定、很好地明确各种观念。
希腊人却相反地在滥用日常语言的各种弊端，以便玩弄字词的意义、
以便在可悲的模棱两可之中困搅人类的精神，
并以同一个符号接连不断地表示不同的观念来迷惑人们的精神。
可是，这种诡辩却也赋予了人类的精神以一种精致性，
同时它又耗尽了他们的力量来反对虚幻的难题。
于是，这种字词哲学，在填补人类的理性似乎要在超乎自己力量之上的
某种障碍面前止步的那种空隙的时候，决不会当下就有助于它的进步，
而是它在为此做着准备；并且我们还会有机会再来重复这种看法。
正是使自己纠缠于种种或许是永远不可解决的问题，使自己被对象的重要性或宏伟性所诱惑，
而没有梦想到我们是否有办法可以达到那一步；正是在收集到事实之前就要建立理论，
在我们还不懂得观察宇宙的时候就要构造宇宙；——正是这种（尽管是很可原谅的）错误，
从它最初的一步起就阻碍了哲学的进程。所以苏格拉底在与智者派做斗争时，
在嘲笑他们虚饰的诡辩时，就号召希腊人要把在天上消失了的那种哲学最后召回到地上来；
他既不鄙视天文学，又不鄙视几何学，也不鄙视对自然现象的观察；
他也没有那种幼稚而错误的观念，要把人类精神归结为仅仅是研究道德而已；
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的学派和他的弟子们，数理科学才取得了它们的进步；
我们在喜剧中看到的对他进行的嘲笑和带有大量讥讽的谴责，都是在谴责他们攻读几何学、
研究气象、探索地图、观察聚光镜，而他那个时代却由于一种可惊的纯朴性，
只根据阿里斯托芬的一篇笑剧就把最遥远的东西传给了我们。
苏格拉底只是想告诫人们，要把自己限于自然界置诸他们的能力范围以内的东西；
要对自己的每一步都确有把握，然后再去尝试新的一步；要研究自己周围的领域，
然后再冒险去把自己投入未知的领域。
苏格拉底之死是人类史上一桩重大的事件；
它成为标志着哲学与迷信之间的那场战争的第一次罪行；那场战争仍在我们中间继续着，
那是同一个哲学在反对人道的压迫者的战争，而焚烧一座毕达哥拉斯派的学园就标志着那个时代。
这类战争的历史会成为人类史表中有待于我们继续去探索的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祭司们怀着阴郁的心情看到：人类在努力完善自己的理性和追索根本的原因时，
认识到了祭司们的教条的全部荒谬、他们那些仪式的全部夸诞、
他们的神谕和他们的奇迹的全部欺诈。
他们害怕哲学家向与他们的学派频繁接触的学生们揭穿这个秘密；
害怕它从哲学家们那里传给所有要想获得权威和威信而不得不赋予自己的精神以某些文化的人们；
而且害怕这样一来，祭司的帝国就会很快地缩减到那类最粗鄙的人民，
而且那类人本身也将以不再受蒙骗而告结束。
虚伪受到了震惊之后，就赶忙控诉哲学家们不敬神，
为的是使哲学家们没有时间可以教导人民说，这些神原来都是他们祭司的制造品。
哲学家们要躲避这种迫害，就按祭司们自身的先例而采取了一种两面派的学说的办法，
仅只是向经过考验了的弟子们传授倘若过分公开便会刺伤流俗的偏见的那些见解。
希腊人政治科学的进步，就不能全然归功于哲学了。
在那些汲汲于保全自己的独立和自己的自由的小共和国里，人们几乎通常都有一种想法，
要把编纂并向人民提出法律的这一职能（而并非制订法律的权力）委托给一个个人，
人民在加以审查之后便立即批准。
（这样，人民便把一项工作赋予了以其德行或智慧而博得了人民信任的哲学家；
但是他们并没有赋予他以任何权威。他仅仅是由他自己一个人在行使我们后来所称之为的立法权。
那种如此之致命的惯例，即召唤）迷信来支持政治体制，
往往污染了非常之适宜于赋予一个国家的法律以一种系统的一致性的那一观念的履行，
而只有这一点才可能使得行动稳妥而简便并能维持其持久。然而政治还没有经久不变的原则，
足以使人们不必害怕看到立法者把他们的偏见和他们的感情带到里面去。
他们的目标还不可能是要在理性之上、
在人人都平等地得之于自然的那些权利之上以及最后是在普遍正义的准则之上，
建立起来一座人人都平等而自由的社会的大厦；而只是要确立那些法律，
使一个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世袭成员可以根据它们来保存自己的自由，
生活在不正义的掩护之下，并且发挥出一种超乎保障他们的独立之外的力量。
既然人们假定这些法律——它们几乎总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
并且是被盟誓所神圣化了的——的寿命应该是永恒的，
所以人们就更少关心要向一个民族保障以和平的方式修改法律的办法，
而更多地是关心要预防改变这些根本性的法律，
并防止对细节的修改会改变整个的体系和腐蚀人们的精神。
人们寻求适宜的体制来提高和培育爱国主义，其中就包括热爱它的法制、
乃至热爱它的习俗；人们寻求一种权力组织，它可以保证法律的执行以防行政官的疏忽或腐化、
有权势的公民的威望和群众的动乱。
富人们（这时候只有他们能够获得知识）掌了权，
就可以压迫穷人并强行把穷人投入一个暴君的怀抱。
人民的愚昧和轻浮、他们对有权势的公民的嫉妒，
就可以给予后者以建立贵族专制主义的愿望和手段，
或是把贫弱的国家付之于邻国的野心。被迫要保全自己同时免除这两种危险，
希腊的立法者们便求助于各种多少是幸运的结合，
但它们几乎总是带有那种精巧性和那种机智性——
那从此就成为了这个国家普遍的精神特征——的烙印。
几乎希腊人所有的制度都假设了奴隶制的存在以及在一个公共场地之上集合全体公民的可能性；
而为了很好地判断它们的效果、尤其是为了能预见它们在近代的大国中所能产生的效果，
我们的眼中就必须一刻也不可失掉这两种如此之重要的差别。对于前者，
我们不能不满怀忧伤地想到，当时哪怕是最完美的政体结合，
最多也只是以人类半数的自由或幸福为其目标的。
［在希腊人中间，教育乃是政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造就人是为了国家，
更有甚于是为了他们自身或为了他们的家庭。这条原则是只能被小国寡民所采用的，
对于他们我们更有借口可以假设有一种脱离了人类共同利益的民族利益。
那只有在最艰苦的耕种和手工劳动都是由奴隶来进行的国度里，才是行得通的。
这种教育几乎完全限于体育锻炼、风尚的原则或适于激发排外的爱国主义的习尚等方面。
其余的一切都可以在哲学家的或修辞学家的学园里。
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自由地学习到；而这种自由也是希腊人的优越性的原因之一。]
在他们的政治中，也像在们的哲学中一样，我们发现有一条普遍的原则，
历史对于它差不多只出现过极少数的例外；那就是在法律之中要使各种原因彼此相对立，
从而力求铲除坏事的效果更有甚于要消灭坏事的原因；
它毋宁是要从制度之中抽除各种偏见和罪恶的部分，更有甚于要消除它们或压制它们；
它更经常地在关心着使人非人性化的办法、激发和转移人的感情，
有甚于要完善化和纯洁化种种成为人类道德体制的必然产物的倾向和偏好：
这些错误都是由于把文明的实际状态向他们所提供的人——也就是说，被偏见、
被矫揉造作的情绪或兴趣并被社会习惯所腐化了的人——
认作就是自然人这一更为普遍的错误的产物。
［如果我们以东方人中间的立法来比较希腊的立法、而尤其是他们审判的形式和规则，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东方人那里，法律乃是用强力以压制奴隶的一付羁轭，
而在希腊人那里，则是人与人之间订立一项公约的条件。在东方人那里，
法律形式的目标在于使主人的意志得以完成；而在希腊人那里，
则在于使公民的自由不受压迫。在东方人那里，法律是为了那些强加于人的人而制订的；
而在希腊人那里，则是为了那些服从法律的人而制订的。在东方人那里，是要迫使人们害怕它；
而在希腊人那里，则是要教导人们爱护它；——这些区别我们仍可以在近代人中间，
在自由民族的法律和奴隶民族的法律之间重新发现。最后，我们还可看到：
在希腊，人们至少对自己的权利已经有了感受，如果说他们还未曾认识到它们的话，
如果说他们还不懂得深入探索它们的性质、掌握它们并划定它们的领域的话。]
科学的进步——从它们的分类到它们的衰落
数学科学和物理科学单独形成了一大类。因为它们是建立在计算和观察的基础之上的，
因为它们所能教导的东西与划分为各个派别的各种意见无关；所以它们就脱离了哲学，
而派别则仍然在支配着哲学。从而，数学和物理科学就变成了学者们的专业，
这些学者们几乎都同样地有此智慧置身于各个学派的论战之外；
而在这些论战中人们是从事于一场更有助于哲学家们短暂的名望之争，
而不是有助于哲学的进步之争。于是哲学一词就开始仅只是表示宇宙秩序、
形而上学、辩证法和道德学（政治学也构成其中的一部分）的普遍原理而已。
幸而这种分类的时代，是在希腊经过长期风暴丧失了她自己的自由那个时候之前。
各门科学在埃及的首都找到了一个庇护所，
那是统治着那里的专制君主们本来或许会拒绝给予哲学的。
从连接地中海和亚洲海洋的贸易中获得了他们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的君主们，
就来鼓励那些对航海和商业有用的科学。
这些科学从而就逃避了在哲学上很快地就为人感觉到了的那种更迅速的衰落，
哲学的光辉是随着自由一道消失的。对知识的进步是如此之漠不关心的罗马人，
其专制主义只是很迟的时候才扩展到了埃及，
而那时候亚历山大城对于罗马的生存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了；
亚历山大城据有一个科学之都的地位，正如它是商业的中心一样；
它由于自己的人口、由于自己的财富、由于与外国人的大规模交往、
由于托勒密王朝所做出的建设（而那是征服者不会想要破坏的），
所以就足以使自己保存下来科学的圣火。
何况，仅仅有观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验，实验就需要有仪器；
而且看来人们当时还不曾搜集到足够多的事实，也还不曾看到足够多的细节，
使他们感到有必要具有以那种方式去追问自然界并强迫自然界作出回答的那种想法。
在那个时代，物理学的进步史也只不过是把自己局限于一份少数知识的史表，
它们出自工艺的实践所导致的机遇或观察，更多于出自学者的研究。
水力学，而尤其是光学，呈现出一片不那么太荒芜的收获；
然而它们却仍然不如说只是被人注意到了的事实，因为它们是由它们自身所提供出来的，
而不是由实验所发现、或深思所推测的各种理论或物理学的定律所提供的。
［农业一直到这时候为止，还只局限于简单的常规，
而且局限于教士们在向人民传授农业时以他们的迷信所败坏了的某些规则。
农业在希腊人那里，而尤其是在罗马人那里，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和受人尊敬的技术，
最有学问的人都热心于搜集农业的方法和教诫。这些观察汇编做得很准确、
收集得很仔细，可以向人们阐明农业的实践并传播有用的方法；
然而人们仍然距离实验与计量观察的世纪非常之遥远。]
因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也像其他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一样，就只是一种空洞的学说，
时而是建立在滥用文辞之上，时而又是建立在简单的假设之上。
然而正是由于他，我们才得出了这一重要的真理、这一对人类精神的知识的第一步，
即我们哪怕是最抽象的、最纯属智力的观念，可以说也都在我们的感觉中有着它们的根源。
但是他并没有据此做出任何发展。它倒不如说是一个天才人物的洞识，
而非经过精确分析的、并且其中结合了可以得出普遍真理来的一系列观察的结果。
于是这粒种子便被弃掷在一片不毛之地上，直到二十多个世纪以后才结出有益的果实来。
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每一种德行都处于两种恶之间，这两种恶的一种是不及，
另一种则是过分；在某种程度上，德行只不过是我们的天然的倾向之一，
而理性则防止我们对它过分抗拒以及过分顺从。
这条普遍的原则可能是按照当时哲学中极其常见的那种对秩序与合宜性的朦胧观念而呈现给他的；
但是他却使用了在希腊语中是表示人们所称为的德行的那些字汇而证实了这条原则。
差不多就在同时，有两个新派别依据着至少在表面上是原则相反的道德，
瓜分了人类的精神，把他们的影响远远伸张到了他们学派的界限之外，
并且促进了希腊迷信的衰落，于是希腊的迷信不幸就很快地被一种更阴暗的、
更危险的、更加敌视知识的迷信所取而代之。
斯多噶派认为灵魂所拥有的德行与幸福对逸乐与对忧伤是同样地无动于衷，
他们解脱了一切感情，高出于一切恐惧和一切柔弱之上，除了德行而外就不知道有任何真正的善，
除了内疚而外也不知道有任何实在的恶。他们相信人有能力把自己提升到这个高度，
假如他对此有一种坚强的而又持之以恒的意志的话；
这时他就不为幸运所左右而永远是自己的主人，他就不可能接触到罪恶或者不幸。
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在鼓舞着全世界；它是无所不在的，哪怕它并不是任何事物，
哪怕在它之外还有别的事物存在。人的灵魂就是它的流射。圣哲的灵魂，
一点都没有玷污它那原来的纯洁性，死的时候就会重新结合于那种普遍的精神。
因而死亡就会是一桩好事，假如圣哲顺从于自然，能忍受一切俗人称之为恶的东西的话，
——那么就再不会有比把死亡看作是一桩漠然无关的事更加伟大的了。
伊壁鸠鲁把幸福置诸于享受快乐和没有痛苦里面。德行就在于要遵循自然的倾向，
但却要懂得净化它们并指导它们。节制可以预防痛苦，并在保存我们的自然能力的全部力量时，
保证了我们享受自然界为我们所准备好的一切；要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避免忿懑的或激烈的情绪，
它们会折磨并撕碎一颗沉沦于悲苦和愤怒之中的心灵的；反之，要小心翼翼地培育温柔和顺的感情；
要慎重对待随着实践仁爱而来的快感；
要保持自己灵魂的纯洁以便避免耻辱和悔恨对罪行所做出的惩罚，
以便享受可贵的情操对美好的行为所做出的补偿；——这就是同时能通向幸福和德行这二者的道路。
粗暴的，骄傲的和不正义的人们，都隐藏在斯多噶主义的面具下面。
纵欲的和腐化的人们则往往都钻进了伊壁鸠鲁的花园里。人们诽谤伊壁鸠鲁派的原则，
人们谴责他们把至善放在了粗鄙的享乐之中。人们对有关芝诺的智慧的说法嗤之以鼻，
芝诺是个奴隶，推过磨，得过风痛病，却居然还能幸福、自由而自主。
那种要求把自己提高到自然之上的哲学，和那种只是要想服从自然的哲学；
那种除了德行而外就不承认有其他的善的道德，和那种把幸福置之于快乐之中的道德；
——这两者从如此之背道而驰的原则出发，采用了如此之互相反对的语言，
却引向了同样实际的后果。一切宗教、一切哲学派别的道德教诫中的这种相似性就足以证明，
它们具有着一种真理是独立于这些宗教教条和这些哲学宗派的原则之外的；
并且我们必须是向人类的道德构成之中
去寻找人类的义务的基础以及人类的正义观念和道德观念的起源。
伊壁鸠鲁派要比任何其他的派别都更为接近这一真理；
或许没有别的什么使得他们更让一切阶级的伪君子仇视的了，对这些伪君子来说，
道德只不过是一桩交易品，他们都在争夺对它的垄断权。
罗马人的野心引导他们向希腊去寻找雄辩艺术的大师们，
雄辩在罗马人那里乃是通向幸运的大道之一。那种追求独特而精致的享受的乐趣、
那种对于新奇的寻欢作乐的需要，
都是由富有和闲适而产生的，它们使得罗马人要去研究希腊的艺术，
乃至希腊哲学家们的谈话。但是科学，哲学和造型艺术，
永远都是从国外移植到罗马的土壤上的。
征服者的贪婪把意大利堆满了希腊的杰作，
那些都是从希腊人用以装饰他们的神殿和他们的城市那里、
从以奴隶制自慰的那些民族那里以武力掠夺来的。但是任何罗马人的作品都不敢混迹其中。
西塞罗、卢克莱修和塞涅卡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写出了雄辩动人的哲学，
但他们谈的都是希腊人的哲学。
而为了改革努马的野蛮的历法，恺撒还是不得不引用亚历山大城的数学家。
罗马长期被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的派系所分裂，一心在关怀着新的征服，不然就是被内哄所搅乱，
终于她就从那种动荡不安的自由堕入了一种更为狂暴的军事专制主义。
既然如此，哲学或科学的宁静的思索，在那里又能找到一个什么位置呢？
那里的领袖们渴望着暴君制，并且那里不久就处于专制君主之下；专制君主们害怕真理，
他们同样地憎恶才能和德行。何况，
凡是在能导致财富和高官的荣誉行业对于所有对研究有着天然爱好的人都是开放着的国度，
科学和哲学就必然是被人所忽视的；而在罗马，法学研究便是如此。
当法律像在东方那样，是与宗教相联系在一起时，
法律的解释权就成为祭司暴君制的一个最强而有力的支柱。
在希腊，它们构成为每个城市由其立法者所制订的法典的一部分；
它们是和已经确立了的体制和政府的精神相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没有经历什么变化。
行政官往往滥用法律；特别不正义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但是法律的弊病却从未导致一种经常性的和老谋深算的掠夺体系。
在罗马，除了习惯的传统而外，人们长期就不知道有别的权威；在那里，审判官每年都要宣布，
在他们任职期间，他们所据之以判决争端的都是些什么原则；
罗马最早的成文法乃是由十人会议所编纂的一部希腊法律汇编，
而十人会议关心着保留自己的权力更有甚于要以提出一套良好的立法来尊重法律；
在罗马，自从那个时代以后，法律就被以元老院为一方和以人民为另一方双方交替地所独断，
各种法律迅速地彼此相继，不断地被推翻或被肯定，被新的安排所缓解或者加重；
不久，法律的繁多性、复杂性及其模糊性和语言变化的必然结果，
就使得对法律的研究和理解成为了另外一门科学。元老院利用人民对古老制度的尊敬，
很快地就感到了解释法律的特权与新法律的制订权几乎是相等的；
于是他们就自行充当了法学专家，他们的权力超过了元老院本身的权力，
而那在皇帝的统治之下就更加增长了；因为立法越发古怪和越发不确定，它也就越发加大。
［罗马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政治学的著作。西塞罗论法律的著作，
仿佛只不过是希腊人作品的加工摘要而已。在自由的垂死痉挛之中，
社会科学是不可能自我同化并自我完善化的。在罗马皇帝的专制主义之下，
对它的研究看来只会表现为一场反对皇权的反叛。
最后，没有什么比看一看迄今为止在历史上是惟一无二的那个例子，
能更好地证明罗马人对它始终是怎样地一无所知了：
从涅尔瓦到马尔库斯·奥勒留一连串相继不断的五个皇帝都兼有着德行、才干、
知识、爱光荣、热心公益，而他们却没有一个订立过一项制度，
标志出要限制专制主义和预防革命的愿望、
要以新的联系来凝聚起那个硕大无比的整体的各个部分的愿望，
而一切却都在预告它的解体即将临头了。〕
（大家都信仰有一个基督，有一个受上帝差遣的弥赛亚要来为人类赎罪。
这就是这整个教派的基本教条，他们想要在古代各种宗教派别的残余之上提高自己。
人们争论着他的来临的时间和地点和他在世上的名字；
但是有一位先知据说是在提贝留斯的治下出现在巴勒斯坦，
他的名字盖过了所有其他的名字；于是新的狂热信徒就在玛丽亚之子的旗帜之下聚集起来了。］
罗马帝国越是衰弱，这个基督宗教就越发做出了迅速的进步。
世界的古代征服者的堕落也蔓延给了他们的神祇，这些神祇在主持过了他们的胜利之后，
就只成为了对他们失败的软弱无能的见证人。这个新教派的精神更适合于衰落和不幸的时期。
他们的领袖们尽管有种种欺诈和罪恶，却都是准备为自己的学说而牺牲的热诚者。
哲学家们和伟大人物们的宗教热忱，无非只是一种政治热诚；
而作为一种对引导人民有用的信仰而需要加以维护的宗教的全部，
则只能是希望有一段苟延残喘而已。基督教很快地就成为一个强大有力的派别；
它参与了皇帝们的争执；它把君士坦丁扶上了皇位，并且把它自己也摆在那里，
就在他那些孱弱的继承者的身旁。
鄙视人间的科学，乃是基督教最初的特色之一。它必然向哲学的冒犯进行报复；
它害怕那种考察和怀疑的精神、那种对自己的理性的信心，那对一切宗教信仰都是一种灾难。
自然科学的知识对于它甚至是可憎的和可疑的；因为那对奇迹的成就是非常之危险的；
而且绝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是不强迫它的信徒们去吞噬某些物理学上的荒谬的。
因此，基督教的胜利就是科学和哲学全面衰落的信号。
假如印刷术已经为人所知的话，科学或许能使自己防止这场衰落。
但同一部书的手抄本为数极少：为了取得构成一门科学整体的全部著作，
就必须费尽心力、往往还要旅行和花费，这些都是只有富有的人才能做得到。
统治者在这方面则很容易销毁那些刺痛了他们的偏见或揭穿了他们的骗局的各种书籍。
野蛮人的一场入侵，一天之内就可以一举而永远剥夺整个一个国土上的种种教育手段。
毁掉一份手稿孤本，对于整个国家往往就是一项无可弥补的损失。
当时人们仅仅抄录那些由于其著者的大名而为人推崇的著作。
所有那些只能是由于相互的结合而获得其重要性的研究、
可以用来维持科学在同一个水平上并准备好了它们的进步的那些孤立的观察和细节的改进、
所有各时代所积累的有待天才来运用的那些资料，——它们始终都注定了会永远湮没无闻的。
学者们的协作和他们的力量的结合是那么有益，在某些时期甚至是那么必要，
这时都还不存在：每一个个人都必须是能够开始并且完成一项发现；
于是他就不得不独自一人去和自然界之对抗我们努力的全部阻力进行作战。
促进科学研究的著作、解说其中疑难的著作、以更简便的各种形式表述真理的著作、
那些观察的细节和那些常常可以阐明结论错误的发展
以及读者所掌握的作者自己还根本没有觉察到的东西；——这些著作都不可能找到抄写者或读者。
因此，科学已经达到了一种境地，使它难以进步，甚至难以进行深入的研究，
所以就不可能再维持它自己井抵抗把它迅速引向衰落的那种倾向了。
于是，我们就不必惊异，在发明了印刷术以后，基督教就全然无力阻碍科学再度焕发出光辉来，
尽管它当时有力量足以耗尽科学的余烬。
在罗马和希腊，具有讲坛上和法庭上的本领的那种重要性，长期以来扩大了修辞家阶级。
他们的工作有助于那种艺术的进步，他们发展了它的原则及其精致性。
然而他们还教导了另一种被现代人所非常忽视的艺术，
而它今天却应该从口说的作品输入到印刷的作品里来。
那就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轻松地就准备好讲演辞的艺术，其中各个部分的安排、
驾驭它的方法和善于发挥各种修辞，至少也要使人可以接受；那是几乎临场就能够发言的艺术，
而能不使他的听众由于他的思想杂乱无章、由于他的文风混淆而感到疲倦，
并且能不以浮夸的文词、不以无聊的粗鄙、不以怪诞的前后不一而使他们反感。
凡在一种职位、一种公共义务、一种个人的利益，
可能要求人们讲话和写作而又没有时间来思索自己的讲话或写作的一切国度里，
这种艺术将会是何等之有用啊！它那历史之格外值得我们关心，
乃是由于现代人往往十分需要它，却似乎只认识到了它那可笑的一面。
自从我们这里谈到了它那史表的这个时代以来，书籍是大大地增多了；
时间的遥远已经给希腊早期作家们的作品蒙上了相当多的阴影，
使得对那些书籍和见解的研究——即被人称之为学术的——构成为精神劳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则挤满了语法学家们和考据学家们。
在他们所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当中，我们看到有一种倾向，是要根据一部书的古老性、
根据发现它和理解它的困难程度来衡量其可称赞和可信赖的程度；
这种心态并不是要根据这些见解本身。而是要凭其作者的名气来判断这些见解，
是要信赖权威、而不是要信赖理性；
最后还有那种如此之虚伪而又如此之阴暗的有关人类堕落的观念以及古代的优越性的观念。
人们所赋予已成为他们的专业目标那种东西的重要性、曾使他们付出了努力的那种东西的重要性，
就一举而阐明了并且宽恕了各个国度和各个时期的研究者们都多少会分享的那些错误。
我们可以谴责希腊和罗马的研究者们，
乃至于他们的学者们和哲学家们都那么缺乏把事实
及其证明置于理性的严格考察之下的那种怀疑精神。
当从他们的著作中看到事件和风尚的历史时、看到生产和自然现象的历史时、
看到工艺的产品和制作的历史时，我们就会惊讶地看到他们是在泰然自若他讲述着最明显的荒谬、
最令人反感的奇谈怪论。在句子一开头放上了一个“人们说”、“人们报导说”，
他们就仿佛足以把自己置于一种幼稚可笑的可信赖性的荫蔽之下了。
我们应该把那种冷漠态度特别归咎于人们不幸尚未能懂得印刷术，
正是那种冷漠的态度败坏了他们的历史学研究并阻碍了他们在自然知识方面的进步。
对每一桩事实都确实收集到所有可以证实它的或推翻它的权威根据，
比较各种不同的证词并阐明产生了它们问的分歧的那些争论的那种能力——
所有这些确定真理的方法，惟有在有可能拥有大量的书籍、
无限地重印这些抄本而不是怕它们流传太广的时候，才能够存在。知识的衰落—下迄十字军时期知识的复兴
基督教的虔诚，几乎没有打倒使西方沦为野蛮人的战利品的那场胜利的神坛。
野蛮人接受了新宗教，但是根本没有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只有教土们才把它保存了下来；
并且正是由于他们的愚昧、他们对人类文献的鄙视，
我们便看到我们可能期待于研究拉丁书籍的一切东西都消失了，
因为除了他们便再没有人能阅读这些书籍。
我们十分清楚征服者的愚昧无知和野蛮的风尚；
然而正是在这种愚蠢的凶暴性之中才着手摧毁了家内奴隶制，
这个奴隶制曾使得希腊的智慧和自由的美好岁月蒙受了羞耻。
土地农奴在耕种征服者的土地。这个被压迫的阶级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家内奴仆，
奴仆的依附性满足了他们的骄做和放肆。因而，他们在战争之中追求的就不是奴隶了，
而是土地和隶农。
况且，他们在被他们侵入的国土上所发现的奴隶们，
大部分或者是战胜者民族的某个部落的人沦为俘虏，或者是这些俘虏的子孙。
在征服之际，这些奴隶们大多数都逃亡了或者是参加了征服者的队伍。
最后，构成为基督教道德一个部分的普遍博爱原则，是谴责奴隶制的；
而教士们并没有任何政治的利益要反对使自己的事业得以尊荣的那些格言之中的这一点，
所以他们就以言论来促进这场由历史事件和风尚所必然引起的奴隶制的破坏。
［这一变化是人类命运中一场革命的胚胎；它将使人类认识到真正的自由。
然而这一变化，起初对个人命运只产生了几乎难以觉察的影响。
假如我们把古人的奴役比作我们今天对黑人的奴役，
那么我们就对古人的奴役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斯巴达人。
罗马的显贵、东方的高官显宦事实上都是野蛮的主子。在矿山劳动中，
贪婪把他们的残酷性发挥得淋漓尽至；然而在各个家庭中，
他们的利益几乎到处都缓解了奴隶制。但对土地农奴施加暴力而不受惩处，
却是越演越烈，因为法律本身已经规定了它的价格。依附性几乎是照旧不变，
却没有那么多的照顾和帮助作为补偿了。屈辱虽然少了一些，但是骄横却更加肆无忌惮。
奴隶是一个人受到偶然性的惩罚而沦入一种状态，
而战争的命运有朝一日可能也把他的主人投入那种状态。
农奴则是一个下等的和不光彩的阶级中的一个个人。]
意大利经常遭受野蛮人的入侵；但是野蛮人没有能在那里形成持久的根据地，
因为意大利的财富不断在刺激着新的征服者的贪欲，
并且希腊语民族长期都怀着要把它收复到他们的帝国里来的愿望。
意大利从来也不曾整个地或以任何持久的方式被任何民族所奴役过。
拉丁语是人民惟一的用语，它在意大利腐化得也更迟慢；愚昧也并不那样完整，
迷信也并不那样愚蠢，像是在西方其余的地方那样。
罗马承认了主人，只是为了要改换主人，所以就保存有一种独立性。
它还是宗教领袖的居住地。因而，当东方俯首听命于一个惟一的君主时，
教士团体时而是操纵皇帝，时而是阴谋反对皇帝，但仍维护专制主义，
哪怕是在与专制君主进行斗争，
也宁愿利用一个绝对主人的全部权力而不愿向他们争夺一部分权力；
相反地，我们看到在西方，教土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领袖之下，
提高了与国王的权力相竞争的权力，
并在这些分裂的国家中形成了一种惟一无二的和独立的君主国。
［我们将要表明，这个统治者的罗马城试图以一种新暴君制的枷锁加之于全世界；
它的教皇们以粗制滥造的法律汇编来掠获愚昧无知的信任；
他们把宗教掺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交往之中，以便自己可以任情地享受自己的贪欲和虚骄；
他们以一种可怕的诅咒来惩处人民的信心对他们律法的最微小的反对、
对他们无聊的装腔作势的最微小的抗拒；他们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拥有一支僧侣大军，
时刻准备着以他们的欺骗来提高那些迷信的恐怖行径，为的是更加有力地增高人们的狂热性；
他们剥夺了支持着各个国家自己的宗教热望的那些宗教崇拜和仪式，以便激发他们去打内战；
他们搅乱了一切以便统治一切；他们以上帝的名义裁决叛变和作伪、谋杀和弑亲；
他们一步一步把国王和战士造成了他们报复的工具和牺牲品；
他们支配武力，但从不掌握武力；他们对敌人是凶恶的，但却在自己的保卫者面前发抖；
他们是全能的，直到欧洲的边缘，甚至于可以在自己神坛的脚下胡作非为，不受惩罚；
他们在天上早已找到了可以推动全世界的杠杆的支点，
但在地上却找不到一个调节器可以随意地指导和保持自己的行动；
最后，他们树立了一尊巨像，但却是站在泥足上，它在压迫了欧洲之后，
还会长时期以它那残骸的重量使得欧洲精疲力竭。]
［每一次当暴政极力要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那一小部分人的意志之下时，
它在自己的手法中都要利用受害者的偏见和愚昧；
它力求以少数人力量的集结与活跃来弥补看来是不可能不属于大多数人的真正力量的优势。
但是他们希望的最终目标——那是他们很少能够达到的——
乃是要在主人和奴隶之间确立一种实实在在的区别，
那在某种意义上乃是要把自然本身也转化为政治不平等的同谋犯。]
［这就是遥远的时代东方祭司们的技术，我们看到他们同时是国王、
大祭司、法官、天文学家、土地测量家、艺术家和医生集于一身。
但是他们对知识能力的垄断性的占有，
都是从我们软弱的祖先们的那些粗鄙的暴君由于他们的制度和他们的好战习惯而获得的。
他们穿着刺不透的甲胄，一味骑在也像他们自己一样地无懈可击的马上作战；
除非是经过长期而艰苦的训练，
是不可能获得必要的力量和敏捷来装备和驾驭他们的马匹并维持和使用他们的武器的；
所以他们就可以不受惩罚而压迫别人、不冒危险而屠杀人民，
人民却没有钱财足以取得这些昂贵的盔甲，而他们的青年被有用的劳动耗尽了精力，
也无法献身于军事训练。]
我要指出穆罕默德的宗教——它那教条是最简单的，它那实践是最少荒谬的，
它那原则是最宽容的——是怎样地仿佛把他的帝国所囊括的全部广阔的大地
都罚入了一种永恒的奴隶制、一种不可救药的愚蠢之中；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最荒谬的迷信之下。在最野蛮的不宽容中间，
却闪耀着有科学和自由的天才。中国向我们提供了一付同样的现象，
尽管那种愚民政策的毒害的效果在那里，其致命的程度要小一些。
科学在西方的复兴——从科学最初的进步下迄印刷术的发明
政治、立法和公共经济，还都不是科学；人们还根本没有从事探索、
钻研和发挥它们的原则，但是人们已经在开始用经验来阐释它们，
积累了由经验可能导致的种种观察；人们已经认识到利益使得他们感到有此需要。
起初，人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仅只是根据阿拉伯人所做的翻译；
而在起初他的哲学是受查禁的，但它很快就在所有的学校里占有了统治地位。
它根本没有带来什么知识，但它却给了人以更多的准则性、更多的论证术的方法，
而论证术却是神学争论的产物。这种经院哲学并不引导人去发现真理，
它甚至也无助于讨论并更好地评估证据；但是它却使人的精神变得尖锐了：
而且那种辨析入微的趣味、那种无休止地对观念进行区分的需要、
要把握其中稍纵即逝的翳影并以新的词句来表达它们，
——所有这些办法都是用来在论战中困惑敌人或是用来逃脱敌人的陷阱的，
它们后来都成为我们进步之资源丰硕的那种哲学分析的最初起源。
在意大利，到了十四世纪，语言达到了几乎是完美的地步。但丁永远是高贵的、
精确的而又生气勃勃的；薄伽丘则具有优美、纯朴和典雅。
聪明而善感的佩脱拉克是决不会老的。在那个国土上，气候的美好有似于希腊，
人们阅读着古代的范本；人们力图把它们的一些优点也带到新的语言中来；
人们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模仿他们。
某些尝试已经使人希望艺术的天才们会被这些古代巨著的景象所唤醒、
被这些沉默的而又雄辩的课程所教导，它们将要再度刷新人类的生活，
并为人类准备好那些纯洁的欢乐，——对它们的享受是人人平等的，
并且会随着它们之被人们所分享而在不断增长。
欧洲的其余部分还在遥遥尾随着，
但是对文艺和诗歌的兴趣至少是已开始在修改着那些还是野蛮的语言了。
这些迫使人类精神脱离自己长期昏睡状态的同样原因，也在指导它们的努力方向。
凡是相反的利益所强行激发的问题，理性并不可能被召请来做出决定：
宗教远不肯承认理性的权威，而是自命要降服理性并且自诩要屈辱理性；
政治则把凡是被传统观念、被经常的习惯和古老的风俗所神圣化了的东西，
都看作是正当的。
人们并不曾疑问过，人权是可以写在自然这部书里的，
而要去请教别的什么便是误解人权或是侵犯人权了。人们是在圣书里、
在可敬的作者那里、在教皇的圣谕里、在国王的敕令里、在风俗集成里、
在教会的编年史里，寻找可以被允许得出他们结论来的那些准则和范例。
并不发生一个原则是要就其本身来加以检察的问题，问题只不过是要根据另一些条文来解释、
来讨论。来推翻或者来加强人们原来所依赖的那些条文。人们之接受一个命题，
并不是因为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它是写在这样一部书里的，
并且因为它是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并且自从这样一个世纪以来就一直被人承认的。
于是，人的权威就到处都取代了理性的权威。人们研究书籍远甚于研究自然，
人们研究的是古人的见解而不是宇宙间的现象。因此，人类精神的这种奴隶状态——
人们处于其中甚至于还没有进行一次启蒙性的批评的能力——
在败坏人们的学习方法这方面，就要比由于它的直接效果，更加有害于人类的进步。
人们要达到古人的水平，那距离是如此遥远，以致于企图要纠正古人或超过古人还不是时候。
在这个时代，各种风尚仍然保持着它们的腐化和它们的残暴；
宗教的不宽容甚至于更加活跃了；而国内的纷争、一大群小诸侯们永远不断的战争，
就代替了蛮族的入侵以及更为悲惨的私人战争的灾难。的确，云游歌手和行吟诗人的温馨、
骑士任侠的制度都在宣扬着慷慨和真诚，都在立誓要维护宗教和保卫被压迫者以及为妇女服务，
这些看来应该是给予风尚以更多的温柔、礼貌和高尚的。
然而，这一变化只限于宫廷和堡垒之内而并没有达到人民群众。
它只在贵族中间造就了多一点的平等，在他们相互关系之间少一点阴谋和残酷；
但是他们对人民的鄙视、他们暴政的暴力、他们掠夺的肆无忌惮，却依然如故；
而那些同等地受到压迫的国家则仍然是同等地愚昧、野蛮和腐败。
这种诗情的与尚武的温馨、这种骑士风格——这大部分有负于阿拉伯人，
他们天性的慷慨在西班牙曾长期抵御了迷信和专制主义——毫无疑问是有用的；
它们散布下了人道的种子，一到了更顺利的时刻必能开花结果；
并且正是这一时代的普遍性格，就为人类精神准备好了由印刷术的发明所带来的那场革命，
而且准备好了后来的世纪将会堆满如此之丰饶富足的收获的那片大地。
从印刷术的发明——下迄科学与哲学挣脱了权威的束缚的时期
印刷术无限地（而且花费很小地）增多了同一部著作的印数。
从此，凡是懂得阅读的人就都有能力可以有书并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得到书；
而且这种读书的便利又扩大并且传播了进行教育的愿望和手段。
这些大大增多了的印本就以更大的速度在传播着，不仅是各种事实和发现获得了更广泛的公开性，
而且它们还是以更大的敏捷性而获得的。知识变成了一种积极的、普遍的交流的对象。
人们曾不得不寻求各种手稿，正如我们今天寻求珍本著作那样。
已往仅只是被某些个人所阅读的东西，这时已经有可能被所有的人都阅读了，
并且几乎是在同时触及到每一个懂得那同一种语言的人。
每种新的错误从其一诞生就受到驳斥，甚至往往是在它得以传播之前就遭到打击，
它根本就没有时间能在人类的精神之中生根。
从幼年时起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接受并被认同为每个个人的理性的那些错误，
以及恐惧或者希望使之对于脆弱的灵魂成为了可爱的东西的那些错误，
现在都被如下的这一点所一笔勾销了：即，要禁止对它们加以讨论、
要掩饰它们是可以被驳斥和被摒弃的、要反对真理——真理从一个结果到另一个结果，
终于会使人认识谬误——的进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正是由于印刷术，人们便有可能传播涉及到当前局势或流行意见的种种著作；
因此，在任何一个地点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引起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的普遍关注。
不求助于这种艺术，
人们又怎么能够成倍地增加那些针对着每一个阶级的人和针对着每种不同教育程度的书籍呢？
唯有长时期的讨论才能够对各种疑难问题带来确凿的知识，
并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确切肯定那些过分抽象、过分微妙、
过分远离人民的偏见或学者们的共同意见的真理，而不致于很快地被忘掉或被误解；
纯基础性的书籍、字典和仔细收集有大量事实、观察和经验的那些著作，
其中展现了一切的证明，讨论了一切的疑问；那些珍贵的集成所收罗的，
或是人们对某一个特殊的科学部门所曾观察的、写过的或思想过的一切东西，
或是同一个国度所有学者们每个年度劳动的成果；那些各种各样的图表之中，
有些是把人类精神非经历艰辛的劳动就无从掌握的成果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另有一些则可随我们的意而展示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实、观察、数字、公式和事物，
而最后还有一些则是以方便的形式、
以有规则的秩序提供了天才们可以从中得出新的真理来的资料；
——所有这些能使人类精神的进程更加迅速、更加确实和更加便利的手段，也都是印刷术的恩赐。
当我们来分析民族语言之取代了各个国度的学者在科学上
使用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那种共同语言的作用时，我们还将再次指明这一点。
最后，印刷术不是把对人民的教育从一切政治的和宗教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了吗？
这一种或那一种的专制主义枉然地想要侵犯所有的学校；
专制主义枉然想要严酷的体制永恒不变地固定下来以规定以哪些错误去污染人类的精神，
哪些真理是应该下令予以保存的；
专制主义枉然严命那些从事于对人民的道德教育或对青年在哲学或科学方面的教育的讲席，
除了有利于这种双重暴政的学说而外，其他一律都不得传播；
——但是印刷术却仍然能够散布出一道独立而纯洁的光明。
每个人都可能在沉默和孤寂之中从书上接受到那种教育，他们是不可能普遍地被腐蚀的；
只要还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业在那里可以发行它的印张，这就够了。
有那么大量的不同书籍、同一部书又有不同的印本和重印本，
——它们顷刻之间就可以重新成倍地增长，——
人们又怎么可能充分确凿地封闭起真理得以被引进来的所有门户呢？
当只不过是要毁掉一部手稿的几个抄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它的时候；
当禁止一种真理、一种意见过了若干年之后就足以把它浸没在永远的忘却之中的时候，
——即使在那时候也都是很困难的事，而今天需要的却是保持永无休止的、
不断更新的警惕和永不息止的活跃，那岂不是就变得不可能了吗？
即使假设人们能抛弃那些十分明显是直接伤害了异端裁判官的利益的真理，
人们又怎么可能防止深入和传播那些包含有被查禁的真理不太被人察觉地在做着准备、
并且有朝一日会把人们带到真理那里去呢？人们能否不被迫摘掉虚伪的面具，就做到这一点？
——而虚伪的灭亡几乎也正像真理之对错误的势力是同样地致命的。
我们也将看到理性会战胜这类徒劳无益的努力；
我们将在那种总是重新出现而且往往是残酷的战争之中，
看到理性会战胜暴力和欺诈，会藐视屠夫们并抵抗诱惑；在理性的全能的手下，
将会逐一地粉碎那种宗教虚伪——它要求人们对其宗教教条真心诚意地加以崇拜，
以及那种政治虚伪，它卑躬屈节地劝诱人们和平地忍受对它有利的那些错误，
而人民（如果相信它的话）在其中也会有助于他们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大无畏的人们被爱光荣和对新发现的热情所引导着，推广了欧洲的宇宙边界，
向她展示了新的天空并开辟了未知的土地。
达.伽马以不知疲倦的坚忍力在沿着漫长的非洲海岸航行之后，深入到印度；
而哥伦布投身于大西洋的波涛，到达了那个横亘欧洲西部与亚洲东部之间的迄未为人所知的世界。
如果说这种情操——它那动荡不息的活动一直囊括一切的对象——预示了人类种种伟大的进步的话，
如果说一种高尚的好奇心激动了航海的英雄们的话；那么一种卑鄙而残酷的贪婪心、
一种愚蠢而凶残的狂想，就引导国王们和盗匪们要从他们的劳动之中坐享渔利。
居住在那些新土地上的不幸的人们，根本就不被当作人看待，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
这种偏见对于暴君们的腐蚀更有甚于对于受害者们，它扼杀了任何一种内疚之情，
使这些从欧洲内部呕吐出来的野蛮而贪婪的人们肆无忌惮地
纵情于他们对金钱和流血的无法熄止的渴望之中。有五百万人的骸骨，
布满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带来了他们的贪婪、他们的迷信和他们的恐怖的这些不幸的大地上。
他们陈尸在这里直到一切世纪的终了，在抗议着宗教具有政治效益的那种学说：
而今天，那在我们中间也还有它的护教者呢。
只是到了这个时代，人们才有可能认识自己所居住的地球，
才有可能研究各个国度中由于自然原因或社会制度的长期影响而被改造了的人种，
才有可能观察各种温度和各种气候的大地和海洋的物产。
因而，这些物产向人们所提供的各种资源还远远不曾枯竭，
它那广阔的领域甚至还远远无从设想，——
所有对这些事物的知识都能为科学增添新的真理并扫除被人相信的错误；
商业活动给工业、给航海，并且由于一种必然的链索关系，也给所有的科学以及所有的艺术，
都装上了新翅膀，这种活动也赋予了自由国家以抵抗暴君、
赋予了被奴役的人民以打碎他们的枷锁（至少是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的力量：
这些发现的幸运的后果便是如此。然而，
惟有到了欧洲放弃了她那种压迫别人而又可鄙的垄断性的商业体系的时刻，
惟有到了她想起了各种不同气候之下的人们由于自然的愿望都是平等的并且都是兄弟，
而绝不是天生来就是为了要喂养某些特权民族的虚骄和贪欲的时刻，
惟有当她更好地明白了她自己的真正利益之后，还要号召所有的人都来共享她的独立、
她的自由和她的知识的时刻；——惟有到了那个时刻，
这些好处才能够补偿它们为人道所付出的代价。不幸的是，我们仍然必须追问，
这场革命究竟是不是哲学进步的可敬的成果，还是它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那样，
只不过是民族猜忌与过分的暴政之可耻的后果而已。
直迄这个时代，教士阶级的横暴一直都没有受到惩罚。
备受压迫的人道以及备受侮辱的理性的种种抗议，都在血和火之中被扼杀了。
支配着这些抗议的那种精神并没有熄灭，但是对恐怖的沉默却鼓动了新的丑事。
终于，让僧侣们在酒馆中、在公共场所中推销赎罪券的丑事，就造成了一场新的爆发。
路德一只手擎着圣书，另一只手则揭示教皇已经取消了其自身的赦免罪行与销售免罪券的权利；
教皇长期以来对与他平等的主教们施行了肆无忌惮的专制主义，
早期基督徒的兄弟式的最后晚餐，已经在弥撒的名义之下变成了一种巫术活动和一种商品；
教士们已沦于无法挽救的独身状态的腐化之中；
这种野蛮而丑恶的法律扩及到那些僧侣们和修女们，他们的教权野心已经淹没并且玷污了教会；
俗人的种种秘密都通过忏悔而被贡献给了教士们的阴谋和情欲；最后，在那些对面包、
对人、对圣骨或对圣像的奢靡无度的崇拜中，就连上帝自身也得不到多少崇拜了。
路德向惊讶不已的人民宣布，这些颠倒黑白的制度根本就不是基督教，
而是基督教的堕落和耻辱；他并且宣布，要忠诚于耶稣基督的宗教，
就必须是从抛弃这些教士们的宗教而开始。他同等地运用了辩论术和学术研究作为武器，
用同样有力的讥讽作为投枪。他同时以德文和拉丁文在写作。
这已经不再是阿尔比派或冉·胡斯的时代了，
那些人的学说在他们自己教会的界限之外便不为人所知，所以十分容易受到中伤。
而新使徒们的德文书籍，却同时深入到帝国所有的村落；而他们的拉丁文书籍，
则把欧洲从迷信把它投入进去的那场可耻的迷梦之中挽救了出来。
自己的理性虽已预见到了这些改革者但恐惧却使得自己保持沉默的那些人、
虽受到了一种秘密怀疑的激动但甚至于对于自己的良心也战栗得不敢加以承认的那些人、
那些更为单纯而从不知道整个神学荒诞的领域的人、那些从不曾反思过这类反对意见的人，
——他们都惊讶地获知，他们必须要在不同的意见之间作出抉择；
所有的人都如饥似渴地投身于这些讨论之中，他们看到了，
他们世俗的利益和他们未来的真福全都有系于此。
真正启蒙了的哲学家们与野心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把自己仅限于极端小心翼翼地来为人民解惑，
而不允许自己把人民滞留在他们的错误之中；这些哲学家本来是会被引向拥护宗教改革的；
然而由于发现到处都遇到同样的不宽容而大感失望，
所以他们大多数人都不认为应该把自己卷入某种转变的困境之中，
假如转变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仍会受着同样的束缚。
既然他们始终不得不装作是相信他们所摒弃的种种荒谬，所以他们就觉得，
减少了一点点荒谬也并没有很大的好处；他们甚至于害怕由于自己背弃宗教
会给自己加上一副心甘情愿的虚伪面貌；而他们继续依附于旧的宗教，
却又以他们的名望而加强了旧宗教的权威。
鼓动了宗教改革家的那种精神，并没有导致真正的思想自由。
每种宗教在它自己所统治的国度里，都仅只容许某些见解。
然而由于这些不同的信仰之间是彼此相反的，
所以很少有什么见解是不在欧洲的某些部分受人攻击或者为人拥护的。
此外，各种新的宗教团体也被迫放松了一点教义的严格性。
它们不可能把探讨的权利缩小在过分狭隘的界限之内而又没有重大的矛盾，
因为它们就是根据那种同样的权利而确定自己分离出去的合法性的。
如果它们拒绝给予理性以其全部的自由的话，它们却同意使它那座监狱不再那么狭隘了：
枷锁并没有被打碎，但是它却没有那么沉重了而是更放松了。
终于，在某种宗教已不可能压制所有其他宗教的那些国度里，
就确立了统治教派的高做所敢于称之为宽容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说，
某些人允许别人去相信他们的理性所接受的东西，去做他们的良心所吩咐他们要做的事，
并对他们共同的上帝去做他们认为是最能使上帝高兴的礼拜。
到了这时，人们才能够以或多或少是完全的坦率来拥护各种已获得了宽容的学说。
有些慷慨志士激愤于看到人民被国工们、
迷信的奴隶们或教会的政客们一直压迫到人民良心神龛的深处，
终于竟敢要检查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且向人民揭示了这一伟大的真理：
即他们的自由乃是一项不可转让的财富，根本就不存在有任何可以袒护暴政的规定、
任何可能把一个民族和一个家族无可更改地绑在一起的约定；而所有的行政官，
不管他们的头衔、他们的职务、他们的权力是什么，都是人民的公务员而不是他们的主人；
人民保留从他们那里撤回惟有人民自己才能授予权威的权力，
无论是当他们滥用权威的时候，
还是甚至当人民不再认为保留他们的权威对自己的利益有用的时候；
最后，人民还有惩治他们以及撤销他们的权利。
［历史向我们表明，在这个时代很少有朝着自由的真正进步，
但在政府中却有了更多的秩序和更大的力量，
而在各个民族中间则对自己的权利也有了一种更强烈的，尤其是更正当的感情。
法律被更好地编订出来，它们看来往往更不像是环境的与心血来潮的飘忽不定的产物；
它们是由学者们所制订的，假如说它们还不是由哲学家们所制订的话。]
激发了意大利各共和国、英国和法国的那些群众运动和革命，
当然要吸引哲学家们注意到政治这一部分的内容，其中包括观察与预见宪法、
法律政治体制对人民的自由、对繁荣、对国家的力量、
对保存自己的独立和自己的政府形式所可能起的作用。有些人，如摩尔和霍布斯，
就模仿着柏拉图，要从某些普遍的原则中推导出一整套社会秩序的方案，
并提出一种人们的实践必然会不断在趋近着的模型。另有些人，如马基雅维里，
就从深入地考察历史事实之中寻找规律，人们按照这种规律就可以自诩能掌握未来。
［经济科学还不存在；君主们并不计算人口的数目而只计算兵士的数目；
财政则只不过是掠夺人民而又不把他们推向造反的那种艺术而已；
政府都不关心商业，除了是以征税来勒索它，以特权来妨害它，
或者是争夺对商业的垄断权。]
欧洲各国所关心的乃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以及它们认为是彼此相反的利益，
它们感到有需要承认它们之间有某些规则，这些规则即使是独立于条约之外，
也会主宰着它们之间和平的关系；而另一些规则则即使是在战争中也是要受到尊重的，
它们可以缓解残暴，减少洗劫并且至少是预防无益的祸害。
因而就有了一种国际法（droit des gens）的科学；但不幸的是，
人们并不是在理性和自然——它们是各族独立的人民所能承认的唯一权威——之中，
而是在既定的习惯之中、在古人的意见之中，去寻找这些有关各个国家的法律，
人们更关心的倒不是人权、对个人的正义，而是各个政府的野心、虚骄和贪欲。
因此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根本就看不到道德学家在追问人心、分析人的能力和情操，
为的是要从中发现人性、人的责任的起源，规则和对它的认可。
然而他们却懂得使用经院哲学的全部玄妙，
要对其合法性显得不确定的各种行为来找出无辜由此而告终、
罪恶则自此而开始的那条精确界限；
要决定是哪种权威才在实践上具有足以论证某种这类可疑的行为的必要分量；
要时而是根据类型和品种，时而是按它们相应的重量来有系统地区分各类罪恶；
而尤其是要能很好地分辨那类罪恶，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得到永恒的天惩。
毫无疑义，有关道德的科学还不可能存在，因为教士们享有解释它们和判断它们的独占的特权。
然而正是这些既可笑而又丑恶的玄妙，
却引导人们要去研究并且有助于他们去认识各种行为以及它们的动机的道德性的程度、
义务的等级和限度、当它们看来互相冲突时人们所应该据之以做出抉择的那些原则：
就正如研究一架偶然落到了一位巧匠手里的粗糙的机器，
往往会使他得以制造出来一架更完美的而真正有用的新机器来。
［宗教改革由于取消了忏悔、赎罪、僧侣和教士独身制，从而净化了道德的原则，
并且甚至于减少了那些接受宗教改革的国家中的风尚的腐化程度。
它使得他们免除了教会的赎罪制（它是对罪行的危险的鼓励）和宗教的独身制
（它是一切德行的破坏者，因为它是家庭美德的敌人）。]
这个时代要比任何其他时代都更加浸透了巨大的邪恶。它是宗教大屠杀的时代，
是神圣的宗教战争的时代，是新大陆人口绝灭的时代。
［这个时代看到了古代奴隶制的重建，但却更野蛮、更充斥着违反自然的罪行；
它看到了商业的贪欲竟致以人的血肉之躯作交易，以欺诈、抢劫或谋害把他们买来之后，
又把他们作为商品出售，把他们从一个半球运到另一个半球去献身，
生活在屈辱和暴虐之下，忍受着漫长的、迟缓而残酷的毁灭之苦。]
同时，虚伪便把屠夫和杀人犯布满了欧洲。狂热主义这个魔鬼受到了创伤的刺痛后，
似乎是加倍地凶残，并急于要把它的受害者堆积成山，
因为理性不久就会把他们从它的手中夺走的。
然而我们终于看到出现了一些具有温良和勇敢的美德的人，他们尊重并安抚了人道。
历史提供了它可以毫无愧色而加以宣布的那些名字；纯洁而坚定的灵魂、
与卓越的才能相结合的伟大性格，就跨过这些背信弃义、
腐化堕落和残杀的场景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展现了出来，
人类仍然在抗拒着观照这幅图景的哲学家，但是人类已不再侮辱哲学家了，
而且还向他展示了未来不久的希望。
伽里略把新发现的、并由他所完善的望远镜应用于天文学，
就为人们的眼光开辟了新的天地。他在太阳表面上所观察到的黑子，
使他认识到太阳的旋转，他还确定了太阳旋转的周期和定律。
他指出了金星的各相，他发现了环绕着木星有四个卫星，
它们循着巨大无比的轨道在伴随着它。
他学会了以单摆的振动来准确地测定时间。
因而人们有负于伽里略的乃是最早有关运动的数学理论，
即运动并非同时既是均匀的而又是直线形的，还有有关自然界的力学定律的最初知识；
人们有负于开普勒的乃是有关这些经验定律之一的知识，这些定律的发现有着双重的好处，
既导致了对这些定律表达了其结果的力学定律的知识，
又对那种知识补充了尚未容许人们获得的许多东西。
空气重量的发现和血液循环的发现，
标志着由伽里略学派诞生的实验物理学的进步和已有长足进展
而且不能与医药学相分离的解剖学的进步。
人们开始感到形而上学和文法学的用处；
开始认识了从哲学上分析和解释由字和词的构成习惯所确定的各种规律或各种程序的方法。
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里，理性与权威到处都在竟相争夺自己的帝国，
这场战斗准备了并预告了理性的凯旋。
正是这时候便产生了那种批判的精神，惟有它才能使得学问真正有用。
人们仍需要去认识古人所曾做出过的一切；但他们开始懂得，如果他们要崇拜古人，
他们却也有评判古人的权利。理性有时候要依靠权威，同时又是如此之经常地被用来反对权威；
理性所欣赏的是：人们希望在理性中能找到某些支持的价值，
或是人们要求为理性做出牺牲的动机。凡是把权威当作自己意见的基础、
当作自己行为的向导的人，都感到要确保自己武器的力量，
而不把自己暴露在理性的最初打击之下并看到它们被粉碎，这一点对于自己是多么重要。
对于科学、对于哲学、对于法理学以及差不多对于历史学一无例外地都用拉丁文来写作的习惯，
一点一点地让位给了使用各个国度的日常口语的习惯。
而现在就是应该考察这一变化对人类精神的进步有着什么影响的时刻了，
它使得各种科学更为通俗，然而对于学者们来说却减少了追踪其普遍进程的便利；
它使得一部书在同一个国度里被更多的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们所阅读，
而在整个欧洲却更少地被更有教育的人们所阅读；
它免除了大量渴望受教育的人要学拉丁文之苦，这些人既没有时间。
也没有办法获得一种广泛而深入的教育；
然而它却迫使学者们消耗更多的时间从事研读更多的不同的语言。
我们将要表明，假如不能使拉丁文成为全欧洲通用的一种俗语的话，
那么在科学中保留以拉丁文书写的习惯，对于那些钻研科学的人来说，
就只有一种暂时的用处；而存在着对所有的国家都是同样的一种科学的语言，
同时每个国家的人民又都说着另一种不同的语言，这就会把人划分为两类，
在人民中间把偏见和错误延续下去，这对于真正的平等。对于同等地使用同样的理性、
对于同等地认识必然的真理，就会设置下一道永恒的障碍；
而且在这样阻碍了人类整体的进步的同时，
它就会终于也像在东方一样地结束各门科学本身的进步。
在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国度里，教士们丧失了这种影响力。事实上，普通教育尽管要依赖政府，
却并未停止要受神学精神的指导；只不过它已经不再清一色地被托付给教会团体的分子罢了。
它继续以宗教的偏见在腐蚀人的精神，但是它已经不再使人的精神屈从于教会权威的羁轭；
它仍然塑造狂热的信徒、通灵者和诡辩家，但是它已经不再造就出膜拜迷信的奴隶们了。
然而教育处处都受到奴役，处处都腐蚀了群众的精神，
它以自己本国宗教偏见的重担压抑着所有的孩子们的理性，
并以政治的偏见窒息着有志于更广阔的教育的青年们的自由精神。
不只是每一个人都要留待自己去发现介乎他本人与真理之间的
那座他本国的和他那时代的种种错误的、稠密而可怕的战阵；而且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已经使得这些错误的最危险的部分成为了他们自身的一部分。
每个人在能够清除别人的错误之前，就应该首先认识自己的错误；
并且在与自然界为了反对发现真理而设下的种种困难进行斗争之前，
有必要在某种意义上先改造自己的智能。教育已经给了人某些知识；
但是要使它们有用，就必须净化它们，使它们摆脱迷信和暴政给它们设置的那层迷雾。
我们将要表明，都有哪些或多或少是有力的障碍、哪些公共教育的弊害、
哪些互相反对的宗教信仰、哪些不同政府形式的影响，是带来了人类精神的进步的，
我们将要看到，服从于理性的对象越是触及政治的和宗教的利益时，
这类进步就会越发缓慢；而普遍的哲学、形而上学——它们的真理直接打击了所有的这些迷信，
——在它们的进程之中，还要遭到比政治学更加顽固的阻滞，
而政治学的完善化则只不过是威胁到国王的或贵族元老的权威而已；
这一看法也同样地可以适用于物理科学。
这个时代里的真理的保卫者们所遭受的种种迫害的历史，是决不可以忘却的。
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迫害从哲学的和政治学的真理一直扩展到医药学的、
博物学的、物理学的和天文学的真理。在8世纪，有一位无知的教皇迫害了一个助祭教土，
因为他曾主张地球是圆的而违反了修辞学家奥古斯丁的见解。在17世纪，
另一位教皇的更为可耻的愚昧，
竟把深信已经证明了地球的日运动和年运动的伽里略交付给了异端裁判所的法官们。
近代意大利所曾奉献给科学的这位最伟大的天才，在年迈体衰的重担之下，
不得不为了避免折磨或监禁而要求上帝赦免他曾教导过人们更好地
认识上帝的作品并以上帝用以统御宇宙的那些永恒规律的简捷性来崇拜上帝。
有三位伟大的人物标志着从这个时代过渡到继之而来的时代：培根、伽里略、笛卡尔。
培根揭示了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界所赋给我们可以窥探她的奥秘的那三种工具的真正方法，
即观察、实验和计算。他要求侧身于宇宙中间的哲学家们，
首先要摒弃自己所曾接受的种种信仰、乃至于自己所曾形成的种种概念，
以便在某种意义上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解，其中仅只容许有精确的观念、
严谨的概念和其准确性或概然性的程度是经过严格测定的那些真理。
但是培根虽然具有最高度的哲学天才，却并不具备科学的天才；
而对这些发现真理的方法，他并没有做出过任何示范，
它们虽然受到哲学家们的称赞，却并没有改变科学的行程。
伽里略以有用的而又辉煌的发现丰富了科学，
他以自己的范例教导人们以一种确切而丰富的方法去改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的手段，
它绝不要求人们为了怕犯错误而牺牲成功的希望。他为科学奠定了最初的学派，
在那里研究科学决没有为了偏见或为了权威的缘故而掺杂任何的迷信；
在那里人们以一种哲学的严肃性摒弃了除实验与计算而外的其他一切手段。
然而在他把自己全然局限于数理科学时，
他却未能给人们的精神留下他们似乎是在期待着的那种行动。
这项荣誉就留给了笛卡尔这位聪明而勇敢的哲学家。他在科学上秉有一种伟大的天才，
他做出了一种典范的教诫，制订了发现和认识真理的方法。
他展示了怎样把它应用于发现折光定律和物体碰撞定律；
另外还有一门新的数学分支，是要开拓数学的全部疆域的。
他想要把他的方法扩大到人类智力的全部对象上：上帝、人、宇宙一一
地成为他的思索的主题。如果说，在物理科学中，他的前进不如伽里略的那么确凿，
如果说他的哲学不如培根的那么聪明；
如果说人们可以责备他不曾充分学习到后者的教导和前者的范例，
不信任自己的想象力，只根据经验来盘问自然，只相信计算，只观察宇宙而不是构造宇宙，
只研究人而不是预测人；那么笛卡尔那些错误的大胆，其本身便有助于人类的进步。
他激发了人类的精神，那是他的对手们的智慧所未能唤醒的。他呼唤人们挣脱权威的羁轭，
除了自己的理性所认可的而外，绝不再承认任何东西；而且人们服从他，
是因为他以他的勇敢征服了人们，他以他的热忱引导了人们。
人类的精神还不曾自由，然而人类懂得了自己生来就是为了要自由的。
凡是敢于坚持要保留对自由的枷锁或者是力图向人类加上新枷锁的人，
都不得不向人类证明，人类是应该保持或者应该接受这些枷锁的；
然而从这时起，人们就可以预见到，它们不久就将会被打碎的。
从笛卡尔——下迄法兰西共和国的形成
宗教的不宽容仍在持续着，但仅只是作为人类审慎的一种创造物、
作为对人民偏见的一种敬意或者是对抗他们的激动的一种防范。
它已经丧失了它的种种暴戾，火刑架已经很少点燃了，而是被另一种往往是更加随心所欲的、
但却不那么野蛮的压迫所取代；晚近以来，人们实行的迫害是越来越少了，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那只是出于习惯或出于阿谀奉承。在各种问题上，
政府的做法到处都是在追随着舆论的进程、乃至于哲学的进程，
但却是缓慢地而且是令人遗憾地。
事实上，假如说在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中，
在哲学家们所已达到的知识高度和培养自己的精神的人们所达到的中等水平这两者之间，
无时无刻不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的话，
而它们共同的学说就形成了那种通常被人所采纳而被称之为舆论的信仰的话；
那么那些指导着公共事务的人们、那些直接影响着人民的命运的人们，
不管他们的体制是哪种，都远远未能把自己提高到那种舆论的水平上；
他们跟随着舆论，但未能赶上舆论，更远未能超过舆论；
他们总是发现自己落在舆论以及许多年代和许多真理的后面。
这样，对哲学以及对知识传播的进步的这一史表——
我们已经阐明了它那最普遍的和最易于察觉的作用——就把我们引到了一个时代：
这时，这些进步对舆论的影响、舆论对各民族的或对他们领袖们的影响，
突然之间就不再是缓慢的和不可察觉的了，而是在某些民族的整体之中就产生了一场革命，
这就确凿地保证了会有一场席卷全人类整体的革命。
这样，对哲学以及对知识传播的进步的这一史表——
我们已经阐明了它那最普遍的和最易于察觉的作用——就把我们引到了一个时代：
这时，这些进步对舆论的影响、舆论对各民族的或对他们领袖们的影响，
突然之间就不再是缓慢的和不可察觉的了，而是在某些民族的整体之中就产生了一场革命，
这就确凿地保证了会有一场席卷全人类整体的革命。
每一个人确实事先都可以使自己受到这种大多数人的意愿的约束，
这时那种意愿就成为了一致同意的意愿；但是他只能使自己一个人受到约束；
即使是对于这一大多数，他也只能是当其决不会损害每个个人的权利。
在它们得到承认之后）时，才能订立契约。
这既是大多数人对于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利，同时也是对于这些权利的限制。
这便是那种一致同意的根源，它使得惟有大多数人所采取的决定对所有的人才成其为契约；
当由于这些个人有了改变，那种一致同意的裁决其本身已经中止存在时，
这种义务就不再是合法的了。毫无疑问，对有些事物，
大多数人所宣布的往往或许是更有利于错误的，并且是违反所有的人的共同利益的；
但是仍然要由大多数人来决定，什么才是根本不应该直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事物；
正是要由大多数来决定哪些人才是所有的人可以信赖代替他们的理性的，
并且也要由大多数来规定他们要更准确地达到真理所应该遵循的方法；
他们也不能放弃进行宣告他们自己的决定并不会损害人人所共有的权利的那种权威。
于是，在如此之简单的这些原则之前，人们便看到一族人民和他们的行政长官之间有一项契约——
它只能是由一项相互的同意或者由一方的背信而告作废的——的那些观念就告消失了；
还有那种虽不那么奴役人、但并非就更不荒谬的见解，即一族人民一旦确立了宪法形式，
就要受它的束缚，就仿佛改变宪法的权利并不是其他一切权利的首要保证；
就仿佛人类的各种体制——它们必然是有缺陷的，并且是随着人类的启蒙而得到新的完善化的，
——可以注定了是处于一种永恒的幼稚阶段。于是，
人们便看到自己不得不放弃那种奸诈而虚伪的政策，
那种政策忘记了人人根据自己的天性本身就有平等的权利，而是时而根据领土的大小、
根据天气的温度、根据民族的特性、根据人民的富裕、
根据商业和工业的完善程度来衡量所应该留给他们的权利的范围；
并且时而又在人们的各个不同阶级之间，按照他们的出身、
财富和职业来不平等地划分同样的这些权利；从而便创造出了相反的利益、相对立的权力，
为的是随后在他们之间好确立一种惟有这些体制才能使之成为必要的平衡，
而且哪怕是这样也无法纠正各种危险的影响。
于是，人们就不再敢把人分成为不同的两种，其中一种是注定了要来统治的，
另一种则是注定了要服从的；一种是来骗人的，另一种则是受骗的；他们不得不承认，
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来了解自己的全部利益、来认识全部的真理；
而且他们自己对自己所确立的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得有权向他们自己隐瞒任何的真理。
这些原则是那位大节慷慨的悉德尼曾付出过自己的鲜血而洛克则把自己名字的权威加之于其上的，
后来又经卢梭以更大的精确性、广度和力量加以发展；
卢梭配得上把它们置于永远不会再被人遗忘、也不会再受到反驳的那些真理之中的那份光荣。
人有着各种需求，并有着可以满足它们的那些才能；
从那些才能以及从它们经过不同加工与分配的产品之中，
就得出了目的在于供应各种共同需求的大量财富。但是，据以形成和分配、保存和消费、
增殖和消耗那些财富的规律又都是些什么呢？哪种倾向于在需求与供给之间不断地确立平衡，
并且因此当财富增长时便产生了更大的能力可以满足需求，随之是更多的福祉，
直到财富达到了它增长的极限为止；以及反之，当财富减少时，就会产生更多的艰难、
因而就有更多的困苦，直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又恢复了持平为止；
——那种平衡的规律又是什么呢？在劳动与生产、需求与供给的这种惊人的变异之中，
在把一个孤立的个人的生存和福祉与整个社会体系联系起来的各种利益的那种可怕的复杂性之中，
——那使得他要依赖自然界的全部偶然性，依赖全部的政治事件，那把他体验欢乐或困苦的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扩展及于整个的大地，——在这种外表的混乱之下，
我们又怎么能够通过道德世界的一条普遍规律而看到每个个人为着自身而努力会有助于全体的福祉；
而且尽管有着各种相反的利益的外部冲突，
但共同的利益却迫使每一个人都懂得去理解自己的本份并能够毫无障碍地去服从它呢？
笛卡尔已经使哲学重新与理性的领域相结合，
他敏感到哲学应该完全从只要对我们精神作用进行观察便会
向我们显示出来的那些明显的基本真理之中得出。然而他那缺乏耐心的想象力，
不久就把他抛离了他所追踪的那条途径；而哲学之在某个时候看来似乎是重新获得了自己的独立的，
却只不过是要在新的错误之中误人歧途而已。
最后，洛克把握住了那条应该引导着哲学的线索；他指出了对观念的严谨的、
精确的分析，可以连续地在它们的起源上把它们归结为各种更直接的观念，
或者是在它们的构成上把它们归结为各种更简单的观念；
这是使得我们自己不致于迷失在偶然性杂乱无章地提供给我们、
而且被我们不假思索加以接受的那些不完整的、不连贯的、
不确定的种种概念的混乱之中的唯一办法。
我们迄今只是表明了哲学在受过哲学的教养、深化和完善化的人们中间的进步；
下面有待于我们来看清楚它对一般见解的作用都是什么，以及当理性终于上升到认识了发现真理、
识别真理的可靠方法时，理性又是怎样学会了保护它自己以免对权威的尊敬
和想象力曾经如此之经常地把它引人的那些错误；
它同时也就摧毁了各个人的总体之中所曾经如此之悠久地伤害了和腐蚀了全人类的种种偏见。
在英国有柯林斯和波令布鲁克，在法国有贝尔、丰特内尔、伏尔泰、
孟德斯鸠和由这些名人所形成的各个学派，他们都在为了拥护真理而战斗，
他们逐一地运用了学术、哲理、精神和文采所可能向理性提供的全部武器；
他们采取了各种语调，运用了各种形式，从戏谑到悲怆、
从编纂最博学的巨帙到小说或日常的小册子；
他们布置下一张使人们的目力变得非常之微弱的幕慢来遮蔽真理，而留给人们猜测真理的乐趣；
他们巧妙地安抚偏见，以便更确凿地予以迎头痛击；他们几乎从不进行威胁，
既不同时针对着许多人，也甚至并不完全针对着某一个人；他们有时候宽慰理性的敌人，
仿佛只不过是想要求宗教上的半宽容和政治上的半自由而已；当他们对宗教的荒谬开战时，
他们就迁就专制主义，而当他们投身于反对暴政时，他们就迁就宗教崇拜；
他们是从原则上攻击这两种祸患的，
哪怕他们看起来仿佛只不过是要针对那些颠倒黑白的或荒谬绝伦的滥用权力；
他们砍伐那些不吉利的大树的根本，但他们看来却好像是只限于要剪掉某些杂生的枝叶的样子；
他们有时候教导自由之友说，迷信是以一块穿刺不透的盾牌在掩护着专制主义的，
所以是应该处死的首要牺牲品、是应该打碎的首要枷锁；
有时候他们又相反地向专制君主们谴责迷信，说它们才是他们的权力的真正敌人，
并以它们那些阴谋诡计和血腥的恐怖来恐吓专制君主们；
但是他们从不休止地在要求作为人类的权利与解放的理性独立和写作自由；
他们以永不疲倦的精力投身于反抗宗教狂热与暴政的种种罪行；
他们在宗教中、政府中、风尚中和法律中追踪着一切带有压迫、残忍和野蛮的特征的东西；
他们以自然界的名义告诫国王们、战士们、官吏们和教土们要尊重人血；
他们还以一种激昂的严厉在谴责这些人在战斗中或在酷刑中滥用政策或冷酷无情；
最后，他们采用了理性、宽容、人道作为战斗口号。
这便是这种新的哲学，它代表着公众对为数众多的、只是靠偏见而存在、
只是靠错误而生活、只是靠盲从而有力量的那些阶级的仇恨；
这种新哲学几乎到处都受到欢迎，但也遭到迫害，有许多国王、教土、显贵、
官吏都是它的信徒或它的敌人。它的领袖们虽然暴露在敌意之前，
却几乎总有办法逃脱报复；他们虽然充分表现出了他们的光荣而毫无损失，
却也在躲避着迫害。
政府往往是一只手奖励他们，另一只手又犒赏他们的诽谤者；一方面禁止他们，
而另一方面又为命运使得他们出生在它的国土上而感到荣耀；
一方面为了他们的见解而惩处他们，
而另一方面又因被人怀疑没有分享他们的见解而感到羞辱。
这些见解于是很快地就成为所有启蒙了的人们的见解，有些人是直认不讳的，
另有些人则以一种多少是透明的虚伪在矫饰着，这要视他们性格懦怯的多少而定；
而且他们还要屈从于他们的主张与他们虚荣心这两种相反的利益。
但是他们虚荣心的那种利益，
却已经强而有力得足以使人们不再要以往时代的那种深刻的伪装，
就可以满足于以一种审慎的保留态度来对待自己并且往往也这样对待别人。
印刷术已经在那么多的地方传布开来，它已经那样成倍地增多了书籍；
人们学会了把它们那么美好地分配给各种不同程度的知识、实际应用、乃至于财产；
人们非常熟练地使它们投合各种趣味、各种各样的精神；它们提供了一种如此之简易、
甚至于是如此之惬意的教育；它们向真理已经打开了那么多的门户，
以致于再要把它们全都封锁起来，已经变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以致于再没有一个阶级、
一种行业是可以防止他们获得真理的。
因此，尽管总是仍有很大数量的人沦于自愿的或被迫的愚昧无知状态，
但是划分人类中间粗野不文的那部分人和启蒙了的那部分人之间的那条界线，
却几乎是全然泯灭了，在区分天才与愚蠢这两极的空间中填满了一连串不可察觉的级差。
于是，对人的自然权利的普遍认识，
这些权利乃是不可转让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这一见解本身、
一种强烈声明的愿望要拥护思想与写作自由、要拥护工业与商业自由、
要拥护缓解人民的负担、要拥护废除针对宗教上持不同意见者的一切刑法、
要拥护废除肉刑和野蛮的拷打，要求一种更温和的刑事立法、
一种给予无辜者以完整的安全保证的司法制度，一种更简单的、
更符合理性的与自然的民法法典、不过问宗教（宗教最后己被列入迷信或政治发明之列）；
对宗教虚伪与狂热的敌视、对偏见的鄙视、对传播知识的热忱，
——所有这些原则都一点一点地从哲学家的著作里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阶级，
在他们那里教育已经远远超出了教义问答和简单的读写而变成了公共事业；
——这便是所有那些既不是马基亚维里主义者也不是笨伯的人们的象征。
在某些国度，这些原则形成了一种十分普遍的公共舆论，
足以使人民群众自身看起来都准备着要接受它的指导并且服从它。
人道的情操，也就是说，那种对伤害了人类的一切灾祸有着一种温良的、
主动的同情的情操，那种对公共体制之中、政府行动之中、
私人行为之中在自然界的种种不可避免的苦痛之上又增加了新的苦痛的一切东西感到恐惧的情操，
——这种人道的情操乃是这些原则之一项自然而然的后果；它弥散在所有的著作、
所有的言论之中，而它那可庆幸的影响就已经表现在法律中、
甚至于是在屈服于专制主义之下的那些民族的公共体制之中。
政府的暴力或引诱、教土的不宽容、民族偏见的本身，
都已丧失了其扼杀真理的声音的那种致命的权力；
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理性的敌人或压迫自由的人
可以逃避一种马上就会变成为整个欧洲判断的判断。
最后，我们还看到发展起来了一种新学说，
它要向各种偏见的那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发动最后的一次打击：
那就是有关人类的无限可完善性的学说，杜尔哥、
普莱士和普里斯特利便是这一学说的最早的和最卓越的使徒，这种学说属于第十个时代，
我们到时候再广泛地展开。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阐明一种伪哲学的起源和进展；
依靠上面那种学说的支持来反对这种伪哲学，对于理性的胜利乃是十分必要的。
有些人生来是傲慢的，另有些人生来是唯利是图的，
他们的秘密目标都是要延续愚昧无知和延长错误在位的统治；
我们看到了他们有很多的党羽，有时候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悖论来败坏理性，
或是以绝对的怀疑主义那种方便不过的怠情来诱惑理性，有时候是十足地鄙视人类，
乃至于宣称知识的进步对于人类的幸福以及人类的自由都是无益的或危险的，
最后有时候还以一种对伟大或对虚假的机智的热情来迷惑人，
那使得德行竟可以不要启蒙井使常识不靠真正知识的支持；
他们对一个有局限的人以高不可攀的理论——
那远远超越了被需要所包围着而又屈服于日常种种艰辛之下的义务，
——在谈论着深奥的哲学和科学；在别处，他们又在鄙薄哲学和科学是一堆无从确定的、
夸大其词的思辨废话，应该在国务活动家的事物经验和机智的面前销声匿迹。
就在知识的进步中间，我们听到他们不停地在抱怨知识的衰落，
随着人们重新想到了自己的权利并运用自己的理性之际，他们却在叹息着人类的堕落；
他们甚至于声称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摆动的时代，它应该是恢复到野蛮、愚昧和奴役，
而这个时刻却正是一切都在结合起来证明着人类无需再怀疑它们什么。
他们仿佛是受到了人类完善化的屈辱，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分享过曾经对它做出贡献的那份光荣；
不然便是被人类的进步给吓坏了，因为那向他们宣告了他们的重要地位和他们的权力的减亡。
(可是比那种以笨拙的手法极力在支撑其基础早已被哲学
所摧毁了的古代迷信的大厦的人们更机巧的某些江湖骗子，
却试图要利用那些废墟来建立起一种宗教体系，其中只要求已经重建了自己权利的理性做到半服从，
而在它自己的信仰上却几乎仍然是自由的，只要它同意相信某种不可理解的东西；
同时又另有人力图以秘密结社来复活已经被遗忘了的古代巫术的神秘，
他们在把人民留置于他们古老的错误之中时，又以新的迷信在束缚他们的信徒，
他们居然希望为了某些徒众的好处而重建古代印度和埃及的国王-大祭司的那种暴政。
但是哲学依靠着科学为它自己准备好了的不可动摇的基础，面对着他们树起了一道屏障，
他们那些无能的努力很快地就在它的面前破碎了。)
政府的腐化和愚昧是偏爱第一种办法的，而理性和自由的迅速胜利则为人类复了仇。
简单的常识教给了英国殖民地的居民：
出生在大西洋另一边的英国人也从自然界接受了恰好与
其他出生在格林威治子午线之下的英国人同样的权利，
而经度上的七十度之差并不能改变这些权利。他们或许比欧洲人更好地懂得，
什么是人类每个个人所共有的那些权利，而且其中包括不得到同意就不纳税的权利。
但是英国政府却好像是要相信，上帝创造了美洲，也像亚洲一样地只不过是为了伦敦居民的欢乐，
而事实上则是想要在大洋的彼岸把一个臣服的国家掌握在自己手里，
到时候可以用来镇压在欧洲的英国本土。
英国政府勒令英国人民的那些驯服的代表们破坏美国的权利，
并强使他们缴纳并非自愿的捐税。美国便声称这种不正义破坏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并宣布独立。
这时我们便第一次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摆脱了它那全部的枷锁，
和平地赋予它自己以它认为是最适宜于造就自己的幸福的宪法和法律；
而且既然它的地理位置和它那古老的政治形态要求它形成一个联邦共和国，
我们便看到在它的体内同时制订了十二部共和制宪法，全都庄严地承认以人类的天然权利为基础，
并且以保护这些权利为首要目标。我们将要追溯这些宪法的史表；
我们将要表明它们有负于政治科学的进步的都是些什么，
以及教育的偏见得以掺人其中的古老的错误又都是些什么：
例如，何以权力平衡的体系仍然是改变了它那单纯性；
何以它们更加是以利益的一致而非以权利的平等为原则。我们将要证明，
这一利益一致的原则，如果使之成为政治权利的准绳的话，
就会怎样地不仅对那些无法完全行使它的人来说是对权利的破坏，
而且恰恰在它成为一种真正不平等的那一刻，这种利益的一致就不再存在了。
我们将要坚持这一点，因为这一错误乃是仍然会有危险性的唯一错误，
因为它是真正启蒙了的人们还不曾从中觉醒过来的唯一错误。我们将要表明，
美国共和国是怎样地实现了这一当时在理论上几乎是全新的观念的，
即有必要依法确立并指导一种正规的与和平的方式来修改宪法本身，
并区分开这种修改宪法的权力与制定法律的权力。
但是，在两个启蒙了的民族之间所进行的这场战争中，一方是维护人类的天然权利，
另一方则以一种不信奉人类天然权利的学说来反对他们，那种学说使人权屈服于命令、
屈服于政治利益、屈服于成文的约定；这场伟大的事业就在整个欧洲的面前诉之于舆论的法庭；
人权在毫无限制地、毫无保留地从涅瓦河畔到瓜达基维尔河畔
所自由流传着的著作中为人高举着和发扬着。这些讨论深入到最受奴役的国土、
深入到最偏远的乡镇，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吃惊地了解到他们是享有权利的；
他们学会了认识权利；他们懂得了别人也敢于恢复它们或者保卫它们。
自从笛卡尔的天才赋予了人类精神以那种普遍的推动力（它是人类命运的革命的第一原理）
的时刻开始，下迄完整的而纯粹的社会自由的幸福时代
（那时人们只是在经过了一系列漫长世纪的奴役与不幸之后，才能重新获得自己天赋的独立）为止，
数理科学的进步史表向我们提供了一片广阔无垠的视野；如果我们想要很好地把握其总体、
很好地观察其关系，我们就必须安排并理顺其间的各个部分。
不仅是把代数学应用于几何学，成为了这两门科学中各种新发现的一项丰富的资源；
而且在以这一伟大的例子证明了对量值的计算方法
一般地怎样可以扩大到所有以衡量广袤性为目标的问题上面时，
笛卡尔预先就宣告了这些计算方法将会以同样的成功运用到
其关系是可以精确加以衡量的一切对象上；这一伟大的发现第一次指明了，
科学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一切真理都服从于计算的精确性，
这种精确性给了人们以达到那里的希望，并使人们窥见了它那手段。
这一发现不久就继之以对一种新演算的发现，它教导人们去发现一个可变量连续增长或减小的比例，
或者是根据对这一比例的知识来重新发现该数量本身，——无论我们假设这类增长是一个有限量，
抑或我们所寻求的只是当这类增长等于零的那一瞬间的比例；
——这一方法当扩大到所有的变量组合、所有的有关它们变分的假说时，
就同等地导致我们可以决定一切其变化是可以进行精确衡量的事物，
无论是它们元素之间的比例，还是事物之间的比例
（当我们仅只知道它们的元素的比例的时候，这要视我们对它们自身之间的比例的知识而定）。
人们已经知道了并且测定了空气的重量；人们发现了光的传递并不是瞬时的，
人们测定了光的速度，人们计算出了天体的表观位置所应产生的效应；
太阳光线已被分解成折射度不同的、色彩各异的、更简单的光线。彩虹已经得到了解释，
产生了它那各种颜色或使之消减的办法都可以计算出来。
电已经被人认识到只不过是由于某些物质受到摩擦后，可以吸引很轻的物体的那种性质而已，
它现在成为了宇宙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打雷的原因已不再是一桩秘密了，
富兰克林向人们揭示了避免它和按自己的意愿来驾驭它的办法。
人们采用了新的仪器来测量大气重量的变化、空气湿度的变化和物体温度的变化。
一门叫做气象学的新科学，教给了人们认识、有时候是预报大气的现象，
它总有一天会使我们发现尚未为人认识的大气规律。
物理学所要加以反抗的，仅只是经院哲学的偏见和对于懒惰
是如此之具有诱惑力的那些普遍假说的吸引。其他的障碍则延缓了化学的进步。
人们曾想象过，化学应该能得到点金的秘密和使人长生不老的秘密。
巨大的利益使得人迷信。人们并不相信能够安慰庸俗的灵魂的这两种最强烈的感情
（以及还能激发对光荣的感情）的那类允诺，是可以由通常的办法来完成的；
于是对狂想的轻信所曾创造出来的各种异想天开，就似乎都结合到化学家的头脑里面来。
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
我们对人类未来状态的希望，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三个重要之点：
即废除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一个民族内部平等的进步以及最后是人类真正的完善化。
所有的国家都将有一天会趋近于最启蒙的、最自由的、最摆脱了偏见的民族
（例如像法国人和英裔美国人）所已经达到的那种文明状态吗？
把这些民族和屈服于君主之前的那些国家的奴役状态、
非洲部落的野蛮状态以及野蛮人的愚昧状态分隔开来的那种广阔无垠的距离，
会一点一点地消失吗？
在所有的开化了的民族中，
在构成它们每一个民族的不同阶级之间迄今为人所观察到的那种知识上的、
手段上的或财富上的差别，以及被社会的最初进步所扩大了的、
或者可以说是所造就了的那种不平等，——究竟它们是出自文明本身呢，
抑或是出自社会艺术的现实缺陷呢？它们会不会持续不断地削弱，
以便让位给那种事实上的平等、那种社会艺术的最终目标，
那在缩小人们才能的天然差别的作用时，
只能是容许对所有的人的利益都有用的那样一种不平等继续存在，因为它将促使文明、
教育和工业进步，而不会带来依附、屈辱或贫困；总而言之，人们是不是在趋向于那种状态？
——在那里，人人都将掌握有必要的知识在日常生活的事物中按照自己固有的理性指导自己，
保持它没有偏见，以便更好地懂得自己的权利并按照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良心来行使自己的权利；
在那里，人人都能由于自己才能的发展而得到保障自己需求的可靠手段；
最后在那里，愚蠢和悲惨将只不过是偶然的事，而不是社会一部分人的常态。
在检阅社会的历史时，我们将有机会使人看到，
在法律所认可的公民权利和公民所实际享有的权利这二者之间、
在由政治体制所确立的平等和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平等这二者之间，
总是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的：我们将要使人注意到，这种差距乃是古代共和国中自由的沦亡，
乃是困扰他们的那些风暴、把他们交忖给异族暴君之手的那种脆弱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差距有三大原因：即财富的不平等，
那些其自身的有保障的谋生手段可以传给家庭的人和那些其谋生手段有赖于自己生命
（或者不如说，有赖于自己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生命）的时段长短的人双方状况的不平等，
以及教育的不平等。
因而，我们就必须表明，这三种实际的不平等应该不断地缩小而又并不消灭；
因为它们有其自然的和必然的原因，要想消灭它们将会是荒谬的而又危险的事；
而且我们甚至于不能试图使它们的作用全然消失而又不开辟更多的不平等的来源、
而又不对人权带来更直接的和更致命的打击。
我们很容易证明，财富天然地就倾向于平等，
而且它们过度的不成比例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是会迅速停止的，
如果民法并没有确立人为的办法来延续它们和聚集它们的话；
如果贸易自由与工业自由使得一切限制性的法律
和一切税务的权利所给予既得的财富的优势都消失了的话；
如果契约税、对契约自由所加的限制，
它们所要服从的种种束缚性的规定以及要实行它们对种种必要的风险和花费，
都并未阻止穷人的活动，也并未侵吞他们微薄的资本的话；
如果公共行政根本就没有向某些人开辟对其他公民是封锁起来了的丰富的财源的话；
如果已往时代所固有的偏见与贪婪精神绝未主宰婚姻的话；
最后如果由于风尚的纯朴和体制的智慧，财富不再是满足虚荣或野心的手段。
而同时一种没有被人很好理解的严厉性（它不再容许把金钱作为追求享受的一种手段）
又不强迫人要保存已经一旦积累起来了的财富的话。
我们所能希望获得于教育平等的，——而那就应该足够了，
——便是排除了一切被迫的或自愿的依附关系的教育。我们将要表明，
在人类知识的目前状态下达到那一目标的简易办法，
——哪怕是对那些只能对学习付出他们少数的最初几年并且在他们其余的一生中
只能付出几个闲暇小时的人。我们将要使人看到，
由于人们对知识本身和对教会它们的方法做出了很好的选择，
他们就能够教给整个人民群众以每个人对家庭经济。对事务管理、
对自己的勤劳与自己的能力的自由发展、对认识自己的权利。
保卫自己的权利和使用自己的权利、对受到有关自己义务的教育以便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对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
而且对任何尊崇人性的高尚精微的情操都不会陌生、
对绝不盲目依赖那些自己有必要不得不把操劳自己的事务和行使自己的权利都委托给他人的人。
对自己要处于一种可以选择他人和监督他人的地位。
对不再作那些以迷信的恐惧和虚幻的希望在折磨人生的流行错误的受骗者、
对以自己的理性这一唯一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反对偏见、最后对避免江湖骗子的骗局（
他们借口要使他致富、要医治他和挽救他而在陷害他的财产、他的健康、
他的意见和他的良心的自由）等等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没有人曾经想象过，人类的精神既能够穷尽自然界的一切事实，
又能够穷尽测定与分析这些事实的精确性的最后手段，
以及这些事实之间的全部关系和各种观念的全部可能的组合。单单是广度关系、
单单是这一观念的各种组合、数量或广袤等等，就形成了一个过分庞大的体系，
那是人类精神所永远不可能全部掌握的，
即使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也永远都要比它所可能深入钻研的
更加庞大得多而且始终也不可能为人所知。然而人们却能够相信，
人永远只能认识他那智力的本性所能允许他达到的那一部分对象；
他终于会遇到一个限度，这时他已经知道的那些对象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已经消耗了他全部的精力，
所以一切新的进步对他就变得确实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随着种种事实的增多，人们也学会了对它们做出分类、把它们简约为更普遍的事实；
同时用于观察它们、准确地测量它们的种种工具和方法就获得了新的精确性；
随着人们认识了更大量的对象之间种种更复杂的关系，
人们就学会了把它们简约为更广泛的关系并把它们纳入更简单的表达方式，
把它们表现为种种形式，使人能掌握其更大的数量，
哪怕自己所拥有的仍然只不过是同样的脑力而自己所运用的仍然只不过是同等的注意力；
随着人类精神上升到各种更复杂的组合，更简单的公式就使得它们对于他们更加容易了；
曾使人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发现的、并且起初只能是有深刻思索能力的人才能理解的那些真理，
不久之后就被只不过是普遍的智力之内的各种方法所发展了并且证明了。
假如导致各种新组合的方法被用尽了的话，
假如把它们应用于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有超乎学者的时间或力量之外的劳动的话；
那么更普遍的方法、更简单的手段立刻就会为天才们开辟新的用武之地。
人类头脑的实际活力和范围将始终是同样不变的；但是他们所能使用的工具则会增多而且完善化，
明确并固定他们观念的那种语言则会获得更大的准确性和更大的普遍性；
在力学中，人们要增大力量就只能减低速度，——与此相反，
指导天才们发现新真理的各种方法，是同等地在增加它那运作的力量和速度的。
但是很容易看出，对人类的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分析还是多么地不完备；
对他的义务的知识，——那假设了他的行为对他同胞的福祉、
对他是其中的一员的那个社会的影响的认识，——还可以怎样地由于对那种影响更明确的、
更深入的和更精密的观察而得到扩大；
为了要确切地认识人的个人权利的范围以及社会状态所赋予每个人对人人的权利，
还留下有多少问题是有待解决的、有多少社会关系是有待考察的。迄今为止，
我们甚至于是已经以某种精确性肯定了这些权利的限度吗？
——无论是在战争时期各个不同的社会之间的权利，
或是在混乱与割据的时期那些社会对自己成员的权利，
或是在一种自由而原始的形态的情况下或在一种已成为必要的分裂的情况
下那些自发地相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的权利。
如果我们现在过渡到应该是指导着这些原则的应用并成为社会艺术的基础的那种理论，
难道我们看不到有必要达到一种精确程度，
其中的基本原理是不可能以其绝对的普遍性而为人所接受的吗？
是不是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点，可以以正义、
或是以一种已被证明的和被公认的效益性而并不是以所谓政治权宜的那类朦胧的、
不确定的、随心所欲的观点，作为一切法律意向的基础呢？是不是我们已经规定了精确的准则，
可以有把握在平等与自然权利的普遍原则会受人尊重
的而为数又几乎是无限之多的各种可能组合之中，
选择出来了最能确保这些权利并容许它们的行使和享用有着最大的范围，
最能确保个人的安宁与福祉和国家的强大、和平与繁荣的那类组合呢？
组合和概率的计算之应用于同样的这些科学，就向我们许诺了更重要的进步；
因为它既是赋予它们的结果以一种几乎是数学的精确性而同时
又是评估其确凿性或者或然性的程度的唯一手段。支持这些结果的事实，
很可以是未加计算的，而一经观察之后就把人引向普遍的真理，
就教给人某某原因所产生的效果是否有利；然而，假如这些事实既不能加以计算，
又不能加以衡量，假如这些效果不可能得到准确的测定，
那么这时我们就无法认识这种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好坏如何了；
而且假如好坏双方大体平衡而互补，假如双方差别不大，
我们便甚至无法多少肯定地宣称天平会倾斜到哪一边。不应用计算，
我们往往就不可能多少确定地在两种都是为了获得同一个目的而形成的组合——
而它们所表现出的优点又都不是显然可见地不成比例——之间做出选择。
最后，没有同样的这种帮助，这些科学便缺乏精密的工具足以把握转瞬即逝的真理，
便缺乏可靠的机械足以达到埋藏着它们一部分财富的矿藏的深处，便会始终都是粗糙的和有限的。
人类将不能使自己懂得自己道德情操的本性和发展，将不能使自己懂得道德的原则，
将不能使自己懂得以自己的行为与之相符合的那些天然动机，
将不能使自己懂得自己的利益，无论在作为个人的、还是作为社会成员的，
而又不在道德实践上也做出像是在科学本身上那些同样真实的进步。
被错误理解的利益，难道不正是违反普遍福祉的各种行为的最常见的原因吗？
情绪冲动，难道往往不正是人们由于计算错误或对抵制自己原来的行动、
平息它们、转移它们、指导它们的行为的各种手段的无知而投身于其中的习惯所形成的效果吗？
习惯于反省自身的行为并在这上面请教和倾诉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良心，
习惯于把我们自己的幸福和别人的幸福合为一体的那种美好的情操，
——难道这些习惯不正是研究引导得良好的道德。
研究社会公约的条件之下的一种更大的平等之必然的结果吗？
这种属于一个自由人自身尊严的良心、一种以对我们的道德构成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教育，
——难道它们不正是使得几乎人人都在共享着严格而纯洁的正义的那些原则的、
以及活跃的而又启蒙了的善意和精致而又慷慨的感性的那些习惯的运动吗？
自然界把它的科学置之于每个人的心中，而它们仅只有待于知识和自由的美妙的影响，
便可以发展。正犹如数理科学能使我们用于我们最简单的需求的那些技术得以完善化一样，
道德科学与政治科学的进步对于引导着我们的情操和我们的行动的那些动机所起的同样作用，
难道不也是同等地属于自然界的必然秩序吗？
在人类精神的种种进步之中，我们应该把彻底扫除偏见——它在两性之间
奠定了一种权利上的不平等，那甚至于对它所垂青的那一方，也是致命的，
——当作是对普遍的幸福最关重要的。人们徒劳无益地在寻找各种动机，
以他们生理机能的不同井以人们要在他们智力大小上、
在他们道德感受力上所发现的不同来论证这一点。这种不平等除了力量的滥用而外，
再没有别的根源，而后来人们力图以种种诡辩来辩解它，都不过是枉然。
我们将要表明，扫除被这些偏见所认可的种种习俗、所规订的种种法律，
可以怎样地有助于增进家庭的幸福、有助于使得成为其他一切德行的最初基础的家内德行可以普及，
有助于促进教育的进步，而尤其是使得教育真正普及，
无论是因为人们以更大的平等把教育扩大到两性，还是因为没有家庭中母亲们的协助，
教育即使对男人们也不可能变得普及。这种对公正和善意终于是姗姗来迟的臣服礼，
难道不正是由于消除了一种对立——由于消除了最活跃的、
最难以压抑的自然倾向与人类义务或社会利益双方之间的如此之危险的一种对立，
——便从而中断了种种不正义、残酷和罪行的一个异常之丰富的根源了吗？
最后，它难道不是产生了迄今为止一直只不过是一幕海市蜃楼的那种甜美而纯洁的民族风尚吗？
——这些风尚不是由足以骄人的艰苦、
伪善的外表或是由害怕受侮辱或宗教的恐怖所强加于人的节制而形成的，
而是由被自然所鼓舞的、被理性所认可的自由缔约的习惯而形成的。
启蒙了的人民在恢复自己有处置自己的生命和财富的权利时，
就一点一点地学会了把战争看成是最致命的灾难，是最大的罪行。
人们将看到，首先消失的是国家主权的篡权者为着自封的世袭权利而驱使人民去参加的那些战争。
各族人民将会懂得，他们不可能变成为征服者而不丧失自己的自由；
他们将会懂得永久的联盟乃是维护自己独立的唯一办法，而且他们应该追求的乃是安全而不是威力。
商业的偏见将会一点一点地消失；
一种虚假的商业利益将会输光足以使大地血流成河并使他们在发财致富的借口之下
可以毁灭各个国家的那种可怕的力量。随着各族人民在政治的和道德的原则之中终将互相接近，
随着每一族人民为了其自身的好处终将号召外国人来更加平等地分享他们所得之于
自然界或得之于自己的勤劳的财富，所有那些产生、
毒化和延长民族仇恨的原因都会一点一点地消逝；它们将不会再向好战的狂热提供任何养料或借口。
谈到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的美术时，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他们作品之中必须区别什么是真正属于艺术的进步的，
什么仅只是有赖于艺术家本人的才能的。我们在这里将要指出艺术所仍然应该期待着的进步，
无论是哲学的和科学的进步，还是对于这些艺术自身的对象。效果和手段的更多的、
更深刻的观察的进步，或是在清除局限了艺术的范围并把艺术
仍然束缚在已被科学和哲学所砸烂了的那种权威的羁轭之下的种种偏见方面的进步。
我们将要考察，那些手段是否像是有人所相信的，已经是用尽了；
因为最崇高或最感动人的美都已经被人掌握了，最幸运的题材都已经被人处理过了，
最单纯的而最惊心动魄的组合方式都已经被人运用过了，最慷慨激昂的、
最恢宏大度的人物都已经被描写过了，最活跃的感情、对它们的最自然或最真实的表现、
最扣人心弦的真理、最辉煌的形象都已经被放进作品之中了，
所以不管我们设想它们的手段有着怎样的丰富性，
艺术都被注定了是要沦于模仿前人典范的那种永恒的单调状态的。
我们将要使人看到，这种见解只不过由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习惯于
评价人物而不是欣赏作品所产生的一种偏见；我们将要使人看到，
如果说人们丧失了由于比较各个不同的世纪和国度的作品和由于赞美刺激了天才们
的努力与成功而产生的那种反思的乐趣，那么这些被考虑的作品本身所给予人们的享受
却应该是照样活泼泼的，哪怕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这些作品的人们已经
不大配得上被抬高到那种完美的境地了。
随着这些真正值得保存的作品的数目在增多并变得更加完美，
每个世代都要把自己的好奇心和敬慕心放在那些值得偏爱的作品之上，
而其他的作品就会不知不觉地被人遗忘的；对这些更单纯的、更动人的、
被前人已经掌握了的美的享受，其存在对于后代也不会减少，
尽管它们只是在更为现代的作品中才会被人发现。
科学的进步保证了教育技术的进步，而教育技术的进步本身随后又加快了科学的进步；
这种其作用是日新又新的交相影响是应该列入人类精神完善化的最活跃的。
最有力的原因之中的。今天，一个青年离开学校时所懂得的数学，
就超过了牛顿以深入的研究所学到的或者以其天才所发现的一切，
他懂得怎样以一种前所未知的轻松愉快来操作计算工具。
同样的观察也可以多少不等地适用于所有的科学。随着每一种科学都在提高，
把大量真理的种种证明收缩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之内并使之容易理解的各种办法，
也同等地将会完善化。于是，尽管科学有着种种新的进步，
具有同等天分的人们不仅发现自己在他们生活的那同一个时代里都处于科学现状的那同一个水平上；
而且对每一个世代来说，凡是人们以同样的脑力、
同样的注意力在同样的一段时间内所能学到的东西，都必然地会增多，
而且人人都可能获得的每一门科学的基础部分都在变得越来越扩大，
它将以一种完备的方式囊括每个人为了在共同生活中指导自己。
为了以一种更完整的独立性运用自己的理性所可能必须知道的一切。
植物或动物物种的有机体的可完善性或者退化，可以看作是自然界的一条普遍的规律。
这条规律也扩展到人类；毫无疑问，没有人会怀疑：保护性医疗的进步、
采用更健康的饮食和居室、通过锻炼发展体力但又不因过度以致损伤体力的那种生活方式、
最后还有清除两种最活跃的退化原因，即贫困与过分的财富，——
这些对于人类将会延长他们的平均寿命，将会保证他们更持久的健康和更茁壮的体质。
人们会感到，预防性医学的进步会由于理性与社会秩序的进步而变得更为有效，
将会终于消灭遗传病和传染病以及那些起源于气候、食物或劳动性质的一般疾病。
将会不难证明，这种希望也应该延伸到几乎所有其他的疾病，
看来人们很有可能有朝一日认识到它们的远因。
现在就设想人类的这种完善化应该看作是有着无限进步的可能的，设想有一个时候会到来，
那时候死亡只不过是特殊事故或生命力慢慢衰亡的结果，
而且生与死的中间值的期限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指定的限度，——这难道会是荒谬的吗？
毫无疑问，人是不会永远不死的；但是在他开始生存的那一瞬间和他没有疾病、
没有意外而自然而然地经历到难以生存下去的那个大家所共有的时刻这两者之间的那段距离，
难道不是能够不断地扩大的吗？既然我们这里是在谈可以用数量的或线性的精确性来表示的进步，
所以现在就是时候，适宜于我们来发挥无限一同为人所接受的这两种意义了。
事实上，这一生命的平均长度——它应该是随着我们深入到未来而不停地在加大——
可以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规律在增加，即它连续不断地趋近于
一个没有限制的范围而永远不可能达到那里；或者也可以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规律，
即那同一个长度在无数的世纪之中可以获得一个比任何事
先所曾指定其限度的固定数量都要更大的范围。在后一种情况中，
那种增加在更为绝对的意义上实际上就是无限的，
因为并不存在一条那种增加在其限度之内就必须停止下来的边界。
这些便是我们结束对最后这个时代的考察的问题。人类精神在解脱了所有这些枷锁、
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以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
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它的这份史表对于哲学家是怎样地呈现出仍然被错误、
罪行和不公所污染——而哲学家又往往是它们的受害者——的大地之上的一副令人慰藉的景象啊！
正是在观照这幅史表之中，他就接受了他为理性的进步、为保卫自由所做的努力的奖赏。
这时候，他就敢于把它们和人类命运的永恒枷锁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里，
他就找到了对德行的真正补赎和做出了一桩持久的好事的快乐，
那是命运以一种要使偏见和奴役卷土重来而致人于死命的抵销行动再也摧残不了的。
这种观照对于哲学家乃是一个隐蔽所，在那里面对他的迫害者的回忆是无法跟踪他的，
在那里他在思想上和恢复了自己天赋的权利和尊严的人们生活在一起，
他遗忘了那些被贪婪、恐惧或忌妒所折磨和腐蚀着的人们；
正是在这里他才真正地和他类似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堂里，
这个天堂是他的理性懂得怎样为自己创造的，
而且是他对人道的热爱以最纯洁的欢乐精工细做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