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l von Clausewitz - Wikipedia
《1834战争论I》
论战争的性质
战争的性质
二 定义
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三 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
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
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
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
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
像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
是最为有害的。物质暴力的充分使用决不排斥智慧同时发
挥作用，所以，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
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样一来，
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向极端，这
种趋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
何限制。
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不断改进已经充分地表明，文明
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
人的倾向。
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论点：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
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因此，交战的每一方都使对
方不得不像自己那样使用暴力，这就产生一种相互作用，
从概念上讲，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极端。
四 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
我们已经说过，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现在我们还要指出，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
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
们的要求做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
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
服了。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
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
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
如果要以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
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地步。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
如何，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二十一 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
如果我们再看一看战争的主观性质，也就是进行战争
所必需的那些力量，那么我们一定会更觉得战争近似赌博。
军事活动总是离不开危险的，而在危险中最可贵的精神力
量是什么呢？是勇气。虽然勇气和智谋能够同时存在而不
互相排斥，但它们毕竟是不相同的东西，是不同的精神力
量。而冒险、值心、大胆、蜜干等等，则不过是勇气的表
现而已，它们都要寻找机遇，因为机遇是它们不可缺少的。
由此可见，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
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在这里只有各种可能性、盖然性、幸
运和不幸的活动，它们像织物的经纬线一样交织在战争中，
使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
二十二 一般说来，这一点最适合人的感情
虽然人的理智总是喜欢追求明确和肯定，可是人的感
情却住往向往不肯定。人的感情不愿跟随理智走那条哲学
探索和逻辑推论的狭窄小道，因为沿着这条小道它会几乎
不知不觉地进入陌生的境界，原来熟悉的一切就仿佛离它
很远了，它宁愿和想像力一起逗留在偶然性和幸运的王国
里。在这里，它不受贫乏的必然性的束缚，而沉溺在无穷
无尽的可能性中。在可能性的鼓舞下，勇气就如虎添翼，
像一个勇敢的游泳者投入激流一样，毅然投入冒险和危险
中。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难道可以不考虑人的感情而一味
追求绝对的结论和规则吗？如果是这样的理论，那它对现
实生活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理论应该考虑到人的感情，应
该让勇气、大胆、甚至蛮干获得应有的地位。军事艺术是
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
到绝对和肯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无论
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它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有了偶然
性，就必须有勇气和自信心来利用它。勇气和自信心越大，
偶然性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所以，勇气和自信心是战争中
十分重要的东西，理论确立的定则，应该使这些不可缺少
的最宝贵的武德能够自由地以各种不同形式充分发挥出来。
但是，甚至在冒险中，也还有机智，有谨慎，不过它们要
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罢了。
二十三 但是战争仍然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
的严肃的手段。进一步说明战争是什么
战争是上述那样，指挥作战的统帅和指导作战的理论
也是上述那样。但是，战争不是消遣，不是一种追求冒险
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乐，也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
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战争由于幸运的
变化，由于激情、勇气、幻想和热情的起伏而表现出的一
切，都只不过是这一手段的特色而已。
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
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
治动机引起的。因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只有战争真
的像按纯概念推断的那样，是一种完善的、不受限制的行
为，是暴力的绝对的表现时，它才会被政治引起后就好像
是完全独立于政治以外的东西而代替政治，才会排挤政治
而只服从本身的规律，就像一包点着了导火索的炸药一样，
只能在预先规定的方向上爆炸，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变。直
到现在，每当军事与政治之间的不协调引起理论上的分歧
时，人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看法
是根本错误的。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现实世界的战争并
不是极端的行为，它的紧张并不是通过一次爆炸就能消失
的。战争是一些发展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的力量的活动，
这些力量有时很强，足以克服惰性和摩擦产生的阻力，但
有时又太弱，以致不起什么作用。因此，战争仿佛是暴力
的脉冲，有时急有时缓，因而有时快有时慢地消除紧张和
消耗力量。换句话说，它是有时迅速有时缓慢地达到目标
的，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战争都有一段持续时间，足以
使自己接受外来的作用，做这样或那样的改变，简单地说，
战争仍然服从指导战争的意志的支配。既然我们认为战争
是政治目的引起的，那么很自然，这个引起战争的最初的
动机在指导战争时应该首先受到极大的重视。但是政治目
的也不是因此就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它必须适应手段的
性质，因此，政治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尽管
如此，它还是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所以，政治贯穿
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
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
二十四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
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
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
段特殊而已。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
治意图不同这一手段发生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可以这
样要求\而且做这样的要求确实不是无关紧要的。不过，
无论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
仍然只能把它看做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而已，因为政治意
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像
的。
二十六 一切战争都可看做是政治行为
现在我们再回到主要问题上来。即使政治真的在某一
种战争中好像完全消失了，而在另一种战争中却表现得很
明显，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前一种战争和后一种战争
都同样是政治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可以比作一
个人的头脑，那么，产生前一种战争的各种条件必然包括
在政治要考虑的范围之内。只有不把政治理解为全面的智
慧，而是按习惯的概念把它理解为一种避免使用暴力的、
谨慎的、狡猾的甚至阴险的计谋，才可以认为后一种战争
比前一种战争更是政治的。战争中的危险
当人们在没有经历战争危险以前，通常总是把它想像
得不是怎样可怕的，而是吸引人的。在热情激励下猛然扑
向敌人，一谁还管它子弹和战死者呢，—— 在瞬间把眼
睛一闭，冲向冷酷的死神，—— 不知道是我们还是别人能
逃脱它的魔掌；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胜利的桂冠近在眼前，
荣誉的美果伸手可得的时候，难道这是困难的吗？这并不
困难，尤其从表面看来，更不是困难的。但是，这个瞬间
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像脉搏一跳，而是像吃药那样，必
须有一段时间把它冲淡和融化开，而且，我们说，就是这
样的瞬间也是很少的。
让我们陪同没有上过战场的人到战场上去吧。当我们
向战场接近时，隆隆的炮声越来越响亮，随后夹杂着炮弹
的呼啸声，这就引起了初来人的注意。炮弹开始在我们身
前身后不远的地方落下来。我们急忙奔向司令官和他的许
多随从人员所在的高地。在这里炮弹在附近纷纷落下，榴
弹不断地爆炸，这样，严肃的现实就打破了初来人的天真
的幻想。忽然间，一个熟人倒下去了-----一颗榴弹落在人
群中间，引起一阵骚动，—— 人们开始感到不十分平静和
镇定了，就连最勇敢的人也至少有些心神不定了。我们再
向前进，来到就近的一位师长那里，激烈的战斗几乎像戏
剧场面一样展开在眼前。这里炮弹一个接着一个落下来，
再加上我方火炮的轰鸣，就更加使人心神不定了。我们再
从师长的所在地来到旅长的身旁，这位大家公认很有胆量
的旅长，小心翼翼地隐蔽在小山岗、房屋或树木的后
面，一 这充分说明危险越来越大了。榴霰弹纷纷落在房
顶上和田野里，炮弹在四周呼啸，从我们头上和身边飞过，
同时不断响起了枪弹的尖叫声。我们再向前走，来到以无
法形容的顽强精神坚持了好几个钟头火力战的步兵部队。
这里到处是枪弹的嗖嗖声，这种短促而尖厉的声音，说明
枪弹近在咫尺，就在我们耳边、头上、胸前掠过。此外，
由于看到人们受伤和倒毙而产生的怜悯心，更使我们跳动
不安的心感到悲痛。
初来人在接触到上述不同程度的危险时，没有不感到
思考之光在这里同凭空臆想时是不同的，在这里，它通过
不同的介质运动并产生不同的折射。一个人在接触到这些
最初的印象时，如果能够不失去当机立断的能力，他必然
是一个非凡的人。固然，习惯可以很快冲淡这些印象，半
小时后，我们就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比较无所谓了（这种无
所谓的心情有的人多些，有的人少些）。但是，一个普通人
在这种情况下总不能完全泰然自若。由此可见，一个人只
具有普通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是不够的，而且需要他担负的
责任越大，情况就越是如此。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一切
活动要想取得在室内活动时看来是一般的效果，人们就必
须具备巨大的、百折不挠的、天生的勇气，强烈的荣誉心
或久经危险的习惯。战争中的劳累
如果让一个人在冻得四肢麻木或渴热难当、饥饿难忍
和疲劳不堪的时刻来判断战争中的事件，那么能够得到的
在客观上是正确的判断就更少了。但是，这些判断至少在
主观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它们确切地反映了判断者与
被判断事物的关系。当我们看到，不幸事件的目睹者，特
别是当他还身临其境的时候，对这一事件的结果所做的判
断往往是消极悲观的，甚至是言过其实的，我们就会理解
这点了。我们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劳累会产生多大的影
响，以及在判断劳累时应受到多大的重视。
我们在这里特别谈到劳累的问题，是因为它像危险一
样，也是产生阻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它没有一定的
衡量标准，它很像弹性物体，大家知道，弹性物体的阻力
是很难计算的。
为了避免滥用上述论点，避免过分强调战争中的各种
困难条件，我们天生有一种指导判断的感觉。正如一个人
受到诽谤和侮辱时，提到他自己的弱点并没有什么好处，
而当他成功地驳斥了或反击了这种诽谤以后，提到他的弱
点倒很有好处一样，任何一位统帅和任何一支军队用描绘
危险、困难和劳累的办法是消除不了可耻的失败所造成的
印象的，但在胜利时，这些危险、困难和劳累却能无限地
增加他们的光彩。由此可见，我们的感觉阻止我们得出我
们的判断容易得出的表面公正的结论，因为我们的感觉是
一种更高的判断。
战斗
战斗概论
这里有个众所周知的经验，在战斗过程中，胜利者和
失败者在物质损失方面很少有明显的差别，往往根本没有
差别，甚至有时胜利者的损失还可能大于失败者。失败者
的决定性损失是在开始退却以后才出现的（而胜利者却不
会有这种损失）。剩下的精神沮丧的部队被骑兵冲散，疲惫
不堪的士兵倒在地上，损坏了的火炮和弹药车被抛弃，剩
下的火炮和弹药车也因道路不好不能迅速前进，因而被敌
人的骑兵所追获。在夜间，零星的部队迷失了方向，毫无
抵抗地落入敌人手中。胜利的这种结果，多半是在胜负决
定后才出现的。这种情况，如果不作如下的解释，就会是
难以理解的。
双方在战斗过程中不仅有物质方面的损失，而且精神
也会受到震撼、挫伤，甚至一蹶不振。要决定战斗是否还
能继续，不仅要考虑人员、马匹和火炮的损失情况，而且
还要考虑秩序、勇气、信心、内部联系和计划等方面受到
挫折的情况。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这些精神力量，
特别在双方物质损失相等的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就只
是这些力量。
会战过程中的损失主要是人员的伤亡，而会战后的损
失却主要是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前一种损失对胜败
双方来说都是存在的，只是数量不同而已，后一种损失却
不是这样，通常只是失败的一方才有这种损失，至少失败
一方的这种损失要大得多。
因此，缴获的火炮和俘获的人员在任何时候都被看做
是真正的战利品，同时又被当作是衡量胜利的尺度，因为
根据这一切可以确实无误地看出胜利的大小。甚至胜利者
精神优势的大小，从这方面看也比从其他方面看更为明显，
特别是把它同伤亡人数对比着看，就更为明显。因此，缴
获的火炮和俘获人员的数量也是产生精神效果的一种新的
力量。
我们曾经说过，在战斗过程中和在战斗后的退却中受
到挫伤的精神力量是可以逐渐恢复的，有时甚至可以不留
下丝毫痕迹。但这只是就整体中的一小部分说的，至于整
体中的大部分，却很少能这样。对军队的大部分来说还有
这样的可能，但对军队所属的国家和政府来说，却极少、
甚至根本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在国家和政府里，人们判断
问题时是从较高的角度出发的，做出评价时个人的偏见较
少，根据敌人夺得的战利品的数量，以及把这些战利品同
伤亡人数做对比，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自己军队软弱无力的
程度。
如果我们现在再研究一下胜利的总的概念，那就可以
发现它包括三个要素：
(1) 敌人的物质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
(2) 敌人的精神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
(3) 敌人放弃自己的意图，公开承认以上两点。
双方关于人员伤亡的报道从来不会是准确的，也很少
是真实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故意假报的，甚至公布的
战利品的数目也很少是完全可靠的。因此，如果报导的战
利品的数目不很大，那么是否真获得了胜利还是值得怀疑
的。至于精神力量的损失，除了把战利品作尺度以外，就
根本没有适当的尺度可以衡量了。因此，在许多情况下，
只有一方放弃战斗可以作为另一方获得胜利的惟一确凿的
证明。所以垂下军旗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错误的，就等于承
认敌人在这次战斗中是正确的和强于我们的。失败一方的
这种屈服和耻辱同失去均势引起的其余一切精神后果是有
区别的，它是构成对方胜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对公众
舆论以及对交战国和所有盟国的人民和政府产生影响的，
恰好是这一部分。《战争论II》
军队
各兵种的比例
1. 步兵是各兵种中独立作战能力最强的兵种。
2. 炮兵是完全没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兵种。
3. 几个兵种结合作战时，步兵是最重要的兵种。
4. 缺少骑兵的影响最小。
5. 三个兵种结合，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
既然三个兵种结合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那么人们自然要问，什么样的比例才是绝对最佳的呢？
然而对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回答的。
如果能够比较一下建立和维持每个兵种所要消耗的各种力量，
然后再比较一下每个兵种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那么也许可以得出一个表示各兵种最佳比例的完全抽象的结论。然而这不过是个概念游戏。
这个比例的第一项就很难确定。虽然其中的一个因素，即财力消耗是不难算出的，
但是另一个因素，即人的生命的价值却是谁也无法用数字来表示的。
此外，三个兵种中的每一个兵种都是以国家的其他力量为基础的，
例如步兵是以人口数量为基础的，骑兵是以马匹数量为基础的，炮兵是以现有财力为基础的。
这种情况给确定各兵种比例带来了陌生因素。人们只要概略地看看不同民族和不同时期的历史，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因素能起主要的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完全没有可用于比较的标准，因此我们不得不用可计算的一个因素，
即所需费用来整个代替这个比例的第一项。在这方面，一般来说，人们可以相当精确地指出：
根据一般经验，一个有150匹战马的骑兵连，一个800人的步兵营和一个有8门6磅
火炮的炮兵连，其装备费和维持费差不多是一样的。
炮兵可以增强火力，是各兵种中最可怕的兵种。部队如果缺乏它，
就会显著地削弱自己的威力。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是最不便于运动的兵种，
会使部队变得不灵活。此外，炮兵因为不能进行单个战斗，所以经常需要部队保护。
如果炮兵过多，导致配属的用于保护它的部队无法处处抗击敌军的进攻，
炮兵往往就会落入敌人之手，从而带来一个新的不利（三个兵种中唯有炮兵有这种不利）：
炮兵的主要装备——火炮和弹药车可能很快被敌人用来对付我们。
骑兵可以提高部队的运动能力。如果骑兵过少，一切行动就会变慢（徒步），
对各种行动就必须更为谨慎地加以组织，从而使战争要素的燃烧速度变慢。
这样，胜利的丰硕果实就不能用大镰刀，而只能用小镰刀来收割了。
骑兵过多，固然不能被视为对部队的直接削弱，也不能被视为部队的内部比例失调，
但是会增加部队在给养方面的困难，从而使部队受到间接的削弱。
要知道，少用1万名过多的骑兵，就可以多用5万名步兵。
炮兵过多必然导致作战带有更多的防御性和被动性。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更多地利用坚固的阵地和大的地段，甚至是山地阵地，
以便让地形障碍来防卫和保护大量炮兵，让敌军前来自取灭亡。
整个战争将以生硬而又拘谨的小舞步进行。
相反，在炮兵不足时，我们将主要遵循进攻的、积极的和运动的原则。
行军和吃苦耐劳成为我们特殊的武器。于是战争变得更多样、更活跃、
更曲折，大的军事行动化为很多小的军事行动。
在骑兵特别多的情况下，我们将寻找广阔的平原并乐于采取大规模的运动。
我们可以与敌人保持较远的距离，使自己得到较长时间和较为舒适的休息，
而不让敌人有这样的条件。由于我们拥有空间，
因此敢于进行比较大胆的迂回和比较冒险的运动。
只要牵制性进攻和奔袭还是有用的辅助手段，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运用它们。
如果骑兵严重缺乏，则会像炮兵过多那样削弱部队的运动能力，
但不会像炮兵过多时能增强部队的火力。在这种情况下，小心和慎重就成了战争的主要特点：
应始终接近敌人，以便可以一直监视敌人；避免做快速的，尤其是紧急的运动；
处处以集中的兵力缓慢推进；偏重防御和选择复杂的地形，必须进攻时就直捣敌军的重心。
上述这些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自然倾向。
第一，依靠后备军和国民军进行的人民战争，自然只能组建大量的步兵，
因为在这种战争中，装备比人员缺乏，而且装备也只能是一些最必需的东西。
因此，人们很容易想到，组建一个炮兵连（8门火炮）的费用不只可以组建一个，
而是两三个步兵营。
第二，弱小的一方与强大的一方作战时，如果不能求助于民众武装或与此近似的后备军制度，
那么增加炮兵自然就是使其数量较少的军队接近均势的最快捷的手段，
因为这样既增加了人员，又提高了其军队最重要的因素，即消灭敌人的因素。
兵力少的一方本来就大多受限于一个小的战区，因此炮兵这一兵种更适合他。
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七年战争的最后几年就曾采取过这种手段。
第三，骑兵是适合运动和大规模决战的兵种。因此，在战区辽阔、
需要广泛机动以及意图进行大的决定性打击时，使骑兵数量超过一般的兵种比例是很重要的。
拿破仑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1. 步兵是主要兵种，其他两个兵种是从属于它的；
2. 当骑兵和炮兵不足时，可以在作战指挥上通过更高超的艺术和更积极的活动
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但前提是步兵比对方多得多，而且这些步兵越是精良，
就越有可能弥补其他两个兵种的不足；
3. 炮兵比骑兵更加不可或缺，因为炮兵是主要的消灭敌人的因素，
而且炮兵战斗是与步兵战斗更多地融合在一起的；
4. 总之，由于炮兵在消灭敌人的行动中是最强有力的兵种，而骑兵是最弱的兵种，
因此人们必须经常考虑：在不至于产生不利影响的前提下，炮兵可以多到什么程度，
以及骑兵可以少到什么程度。
部队的战斗序列
一个20万人的军团分为十个师，每个师又分为五个旅，则每个旅为4000人。
在这里，我们看不出任何不协调。当然人们也可以把这个军团分为五个军，
每个军分为四个师，每个师分为四个旅，从而使每个旅有2500人。但是抽象地来看，
我们认为还是第一种划分更好，因为采取第二种划分，除了多一个指挥层级外，
分为五个军对一个军团来说太少，使军团不灵活；分为四个师对一个军来说，
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一个2500人的旅，兵力太少。采取这种划分，整个军团将有80个旅，
而采取第一种划分只有50个旅，更简单。人们放弃第一种划分的所有这些优点，
只是为了使统帅要指挥的将领减少一半。显然，兵力较少的军团分为军就更不合适了。
以上是对划分的抽象的看法，在具体情况下可能有理由做出其他决定。
首先人们必须承认，如果说对八个或十个集中在平原上的师还是可以指挥的，
那么在非常大的山地阵地中，对它们也许就无法指挥了。如果一条大河把一个军团分成两半，
那么一个指挥官就无法指挥另一半。简而言之，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局部和具体情况数不胜数，
抽象的规则必须服从它们。
（1）如果一个整体划分出的部分太少，那么整体就不灵活；
（2）如果一个整体的各部分太大，那么最高指挥官的权力就会受到削弱；
（3）每增加一个新的下传命令的层次，就会从两方面削弱命令的效力，
一是每经过一个层次，命令的准确性就会受到损失，二是传达命令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尽量增加平行部分的数目和尽量减少上下的层次。而为迎合这一要求，
就只有：在军团，便于指挥的部分不超过8～10个；在较小的部队，
便于指挥的部分不超过4～6个。
部队的一般部署
唯一的目的就是维持军队和保障军队的安全。使军队在没有特别不利的情况下保持存在，
使军队在没有特别不利的情况下能够集中起来打击敌人，这是两个条件。
如果把这两个条件与涉及军队存在和安全的内容进一步结合起来，那就必须考虑以下几点：
1. 便于取得给养；
2. 便于部队住宿；
3. 背后安全有保障；
4. 前面有开阔地带；
5. 阵地本身位于复杂地形上；
6. 有战略依托点；
7. 合理的分兵。
一个8000～1万人组成的普通师一般要持续战斗数小时，乃至半天，才能决出胜负，
因此人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将这样的师部署在距大部队数小时行程，即1～2普里以外的地方。
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由3～4个师组成的军，可以部署在距大部队一日行程即3～4普里的地方。
部队之所以必须分开部署，大多是暂时的，是当时部队的处境要求的。
如果敌人已经向我军接近，以便通过一场全面的战斗决定胜负，那么战略部署的阶段即告结束，
一切就都要集中到会战的这一时刻上来，分开部署的目的就已经达到和不存在了。
如果会战开启，就不能再考虑宿营和给养问题了；在正面和两侧监视敌人，
以及通过适当的阻击减缓敌人的运动速度等任务也已经完成。
这时一切就都要转向主力会战这一大的整体。是否把分开部署只视为条件，
视为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而将其目的视为集中力量作战，
是判定这种部署价值大小的最好标准。
前卫部队和前哨部队
如果指定一支专门的部队担任前卫部队，那么它的任务说到底只是确保在中央行进的主力部队的安全。
如果主力是沿多条相距较近的道路行进，这支前卫部队自然是控制了这几条道路，
因此也就保护了这些道路，那么侧面的几路部队当然就不需要专门的保护了。
但是在距离主力较远的道路上行进的真正独立的部队则必须自己解决其先头部队的问题。
甚至位于中央的主力的那些恰好由于道路位置而距中央太远的部队，也会遇到同样问题。
于是一支大部队分为几路部队并列前进，就会有几支前卫部队。
如果每支前卫部队的兵力比有一支共同的前卫部队的兵力小很多，
那么它就更多地属于战术部署，在大部队的战略列表上就根本不会出现前卫部队。
而如果中央的主力有一支兵力大很多的部队用作其先头部队，
那么这支部队就是作为整个部队的前卫部队出现的，而且在很多方面确实也是这样。
给中央配备比两翼强大得多的先头部队的可能理由有以下三个：
1. 在中央行进的通常是一支人数较多的大部队；
2. 一支大部队根据其宽度所占领的地段，其中心点显然总是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一切行动计划大多是针对中心点制订的，因此战场距中心点通常也比其距两翼近。
3. 一支在中央前出的部队，即使不能作为一支真正的先头部队直接保护两翼，
但毕竟能间接对两翼的安全做出很大的贡献。也就是说，
敌人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在一定距离内从这样一支部队的侧面通过，
去对两翼中的一个采取大的行动，因为敌人不得不担心其翼侧和背后会受到进攻。
即使中央的前出部队对对手的威胁不足以完全保障两翼部队的安全，
但这种威胁还是适合消除两翼部队所担心的很多不利情况。
因此，如果中央的先头部队比两翼的先头部队强大得多，即是由一支专门的前卫部队组成，
那么它就不再是简单地完成一支先头部队确保后面部队不受袭击的任务，
而是作为一支前出部队在更广泛的战略关系方面发挥作用。
使用这样一支前出部队可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这些目的也决定如何使用前出部队）：
1. 在我们需要很多时间部署战斗的情况下，派出一支前出部队可以进行更有力的抵抗，
迫使敌人在推进时更谨慎，也就是说可以提升一支普通先头部队的行动效果。
2. 如果部队的主要部分很庞大，可以把这一行动不便的主要部分部署在稍靠后的地方，
把一支灵活的部队留在敌人附近。
3. 即使有其他原因迫使我们部队的主要部分远离敌人，但仍有一支部队在敌人附近对其进行观察。
有人认为，一个小的观察哨或者一支小部队同样可以很好地完成这种观察任务。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观察哨或小部队是多么容易被敌人击退，而且与大部队相比，
它们的观察手段又是多么有限，那么就会知道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了。
4. 在追击敌人时，用一支专门的、配属了绝大部分骑兵的前卫部队，比起用整个部队来，
可以更快地运动，晚上可以迟一些宿营，早晨可以早一些出发。
5. 最后，在退却时可将这支部队用作后卫部队，用于险要地区的防御。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是特别重要的部分。尽管初看上去，
这样一支后卫部队总是有两翼被迂回的危险，不过人们不应忘记，
即使敌人向我们的两翼推进了一些距离，但如果他真的要威胁我军的中央部分，
就还必须走完通往中央的那段路程，而后卫部队此时总是可以为中央进行较长时间的抵抗，
并且在退却时可以留在后面。相反，如果中央比两翼退却得快，情况马上就会令人担忧，
就会立刻出现被突破的印象，而这个印象本身就已经是很可怕的了。
在退却时，人们对集中和团结在一起的需求是最迫切的，对此的感受也是最鲜活的，
因此一般规定两翼最后仍回到中央会合。如果给养和道路条件迫使部队以相当大的宽度退却，
那么退却通常仍要以在中央的一个集中部署来结束。此外，如果我们再考虑到，
敌人通常的确是以主力向我军中央推进的，主要是对我军中央施加压力，
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后卫部队对中央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由此可见，在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时，派出一支专门的前卫部队都是合适的。
但是如果中央的兵力并不比两翼大，那么一般就不应派出这种前卫部队了。行军
行军只是部队从一个部署地点向另一个部署地点的移动，其中包含两个主要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部队的舒适性，以避免无谓地消耗本应有效使用的力量；
第二个要求是运动的准确性，以便部队准确无误地抵达目的地。如果让一支10万人的部队成唯一一路，
并沿着一条大路不间断地行军，那么这路部队的首尾绝不可能在同一天抵达目的地。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要么不得不非常缓慢地前行，要么像落下的水柱溅成很多水滴一样，
四下散开，加上这路部队很长，会使最后的部分过度劳顿，使全军很快陷入混乱状态。
与这种极端情况相反，一路部队的人数越少，行军就越容易和越准确。
于是就产生了分兵的需求，这种分兵行军的需求与分兵部署所引起的那种分兵毫无关系，
因此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部队分为若干路行军是根据部队部署的需要进行的，
但并不是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是如此。要把一支大的部队集中部署到某一地点，
在行军时就有必要分兵。但即使是分兵部署导致分兵行军，
在行军过程中也可能有时以满足部署的要求为主，有时以满足行军的要求为主。
例如，如果一支部队的部署目的只是休息，而不是在休息中等待战斗，
那么行军时满足行军的要求就是主要的，而这些要求主要就是选择路况良好、
已经开辟出来的大路。考虑到这些不同情况，人们有时要根据舍营和野营的情况选择道路，
有时则根据道路的情况选择舍营和野营的地点。如果人们预期要进行一次会战，
问题的关键是要以一支大部队抵达合适的地点，
那么必要时就得毫不犹豫地让这支部队通过最难走的小道前往。
相反，如果大部队尚在通往战区的途中，那么就应该为各路部队选择最近的大路，
并尽量在大路附近寻找舍营和野营地点。
不管是上述两种行军方式中的哪一种，近代军事艺术的一个总的原则是：
在可能发生战斗的任何地点，即在真正作战的整个范围内，
组织行军时必须使每路部队能够独立作战。为满足这个要求，就要把三个兵种结合起来，
就要对整体进行有机的划分，而且要任命合适的总指挥官。由此可见，
主要是行军促使产生了新的战斗序列，并且从新的战斗序列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
而近代军事艺术允许部队进行有机的划分，各主要部分可被视为小的整体，
在战斗中能发挥大的整体所能发挥的一切作用，唯一的区别是小的整体的活动持续的时间较短。
自那以来，各路部队在行军时不必再靠得很近，以达到在战斗开始以前就能够集中的程度，
而只要在战斗过程中集中起来就够了。
甚至为了进行一次集中兵力的打击行动也不必事先在行军时集中了。
一支部队的人数越少，就越便于运动，就越不需要为避免大部队行动不便而进行分兵
（这里指的不是为分兵部署而事先进行分兵）。一支小部队沿一条大路行进时，
如果要成数条散兵线前进，会很容易在附近找到数条小路，完全可以满足这支小部队的需要。
但是部队的人数越多，就越需要分兵，行军纵队的数目就越多，
就越需要有开辟好的小路甚至大路，各路部队的间隔也就越大。
这种分兵需求与分兵带来的危险，用算术术语来说就是成反比。分兵越多，
各部分就越需要相互支援；分兵越少，各部分独立行动的时间就越长。
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前一篇涉及该问题的有关论述，并考虑到在耕作区内距主要大路数普里的范围内，
总可以找到几条平行的开辟好的小路，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在组织行军时，
没有什么非常大的困难会使部队的迅速前进、准确抵达与适当的兵力集中发生矛盾。
在山地，虽然平行的大路最少，各条大路之间的联系也最困难，
但是每路部队的抵抗能力也大得多。
为使这个问题更加明确，我们想举个具体例子说明一下。
根据经验，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8000人的师连同其炮兵和其他一些车辆行进时所占道路
长度相当于1个小时的行程。因此如果两个师沿一条大路前进，
第二个师将在第一个师抵达1小时后抵达指定地点。我们在第四篇第六章中已经说过，
一个兵力这样大小的师即使对一个优势之敌也应该有能力抵抗数小时。
因此甚至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第一个师被迫立即开始战斗），
第二个师在1个小时后抵达也不算太晚。而且在欧洲中部的耕作区，
在大路1小时左右的行程内，部队大多能够找到可供行军用的小路，
而不必像七年战争时期那样常常需要穿越田野行军。
此外，经验告诉我们，对一支由4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预备队组成的部队来说，
即使在不好走的小路上行军，其先头部队通常在8小时内也可以行军3普里。
如果每个师的行军长度按1小时行程计算，
骑兵预备队和炮兵预备队的行军长度也同样按1小时行程计算，
那么整个行军时间将是13个小时。这个时间并不算太长，但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有近4万人要沿同一条道路行进。当然对这支大部队来说，他们也可以寻找和利用其他小道，
从而很容易缩短行军的时间。假如沿一条大路上行进的部队比上述部队还多，
那么整个部队就不一定都要在当天抵达目的地，
因为现在这样的大部队绝不可能在遭遇敌人后立即进行会战，而是通常要到次日。
行军（续一）
对于我们现在的军队来说，一般一日行程为3普里(十八公里)，这是早就明确了的；
长途行军时，为了在途中有一些必要的休息日进行休整，一日行程甚至要减至2普里。
一个8000人的师，在平坦地形上沿中等路况道路行军时，走完一日行程需要8～10小时，
在山地则需要10～12小时。如果数个师编成一路行军纵队，即使不算后面数个师的出发时间，
行军时间也要多出数个小时。
由此可见，走完这一行程几乎要占用一整天；士兵负重行军10～12小时的劳顿程度是不能
与平常徒步行走3普里相比的（单个人沿着普通的道路步行3普里只要5小时就够了）。
在不是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一日行程5普里，最多6普里；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
一日行程4普里。这些都属于强行军。
一次5普里的行军，中间就已经需要停下来休息数小时了，而一个8000人的师要走完这一行程，
即使有状况良好的道路，也不会少于16小时。如果行程为6普里，
而且是数个师在一起行军，那么至少需要20个小时。
如果部队每天都要以师，甚至以军为单位集结在一起，而且还要行军去舍营，
那么这种行军花费的时间最多。只有在富庶的地区和部队人数不太多的情况下才建议这样行军，
因为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得到较好的给养和舍营地，足以补偿长途行军带来的劳顿。
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退却途中为了取得给养，每夜都进行舍营，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其实部队如果野营（露营），同样能够搞到给养，
部队就不至于在过度疲惫的情况下在14天内行军大约50普里。
在难走的道路和山地行军时，上述关于时间和行程的一切规定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以至在某一特定情况下，人们难以有把握地估算出一次行军所需要的时间，
更不用说做出一般的规定了。因此理论只能提醒人们注意有犯这种估计错误的危险。
为避免犯这种错误，必须特别谨慎地进行计算，为无法预料的耽搁多留出一些时间。
同时还要考虑到天气和部队状况对行军的影响。
自取消帐篷以及自部队采取就地强征粮秣的给养方式以来，部队的辎重显著减少了。
这一情况的最大影响自然首先表现为部队的运动加快了，也就是说部队的每日行程加大了。
当然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这样。
战区内的行军很少因为辎重减少而得到加快，众所周知，
在行军的目的要求行军速度超过一般标准的所有情况下，人们或者把辎重留在后边，
或者让其先行，通常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总是与部队保持一定的距离。
因此辎重一般来说对部队的运动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只要辎重不再是部队的一个直接的累赘，
不管它在部队运动过程中可能受到多大的损失，人们一般不再去考虑它。
因此在七年战争中有几次行军的速度是很快的，就是在今天也很难超过。
我们可以拉齐1760年的行军来证明这一点。他当时是为支援俄国人对柏林的佯攻而进行这次行军的。
他从施韦德尼茨出发，穿过劳西茨，抵达柏林，在10天内行军45普里，平均每天4.5普里。
一支1.5万人的大部队能够达到这样的行军速度，就是在今天也是很不寻常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由于给养方式的改变，近代军队的运动又有了一个迟缓的因素。
部队不得不自己解决一部分给养，这是经常出现的，
而这比起从面包供应车上领取现成的面包自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此外，在长途行军时，为了更容易让部队得到休整，不能让大量部队在一个小地方宿营，
而是必须让各师分开设营。最后，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一部分部队，具体说就是骑兵，
是必须舍营的。所有这一切总的来说会导致行军速度显著减慢。因此我们看到，
1806年拿破仑追击普鲁士军队和欲切断其退路时，以及1815年布吕歇尔带着同样的意图追击法军时，
在10天之内都只走了约30普里。而弗里德里希大帝自萨克森前往西里西亚，
再返回萨克森时，尽管携带着全部辎重，其行军也达到了这一速度行军（续二）
一次适度的行军并不会使军队这一工具受到什么损害，
但是连续数次这样的行军就会使军队受到损害，如果是连续数次困难的行军，
那么对军队的损害自然就更大。
在战争这个舞台上，缺乏给养和宿营地，道路条件差或破损严重，
部队不幸地要一直做好战斗准备，这些都会造成部队力量的过度消耗，
从而使人员、牲畜、车辆和被服受到损失。
人们习惯说，长时间的休息并不利于一支部队保持体力，
此时的病员人数比采取适当行动时的病员人数更多。当然，如果让士兵挤在狭小营舍的上下铺里，
可能而且必然会使他们患病，但是士兵在行军途中的营舍里也是会患病的，
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从来不是患这些疾病的原因，因为人们行军时是很容易得到新鲜空气和运动的。
人们只需要考虑一下，一个士兵在野外泥泞的道路上冒雨负重行军时生病，
与在营房里生病相比，身体受到的损害和削弱会有什么不同。
一个士兵即使是在营垒中生了病，也还是可以很快被送到附近村镇的，
不至于完全得不到医治。但如果他在行军中生了病，则先要在路旁无助地躺倒数个小时，
然后成为掉队者，拖着病体行走数普里。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小病被耽误成了重病，
又有多少重病导致了丧生！请再想一想，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和夏日灼热的阳光下，
即使是一次适度的行军也会使士兵感到酷热难当，使他们在极度口渴的折磨下扑向生水而狂饮，
从而患病甚至死亡。
我们做这一考察的意图，不是要减少战争中的活动。工具就是为了使用的，
而使用就会造成损耗，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我们只是想看到一切都做得恰如其分。
我们反对那些理论上的空谈，这些理论宣称，高度的出敌不意、最迅速的运动、
毫不停歇的行动不会付出任何代价，把这些运动描述成丰富的矿藏，
称统帅们由于懒惰而未利用它们。这些理论家对待挖掘这些矿藏的态度，
就像对待金矿和银矿一样，只看到产品，而不问开采这些矿藏要付出多少劳动。
在战区外长途行军时，尽管行军的条件通常比较好，每天的损失比较小，
但是即使是最轻的病号通常也会长时间地落在后边，因为初愈的人不可能赶上不断前进的部队。
在骑兵方面，受鞍伤的马匹和蹶马会不断增多；在车辆方面，
会有一部分因损坏而无法前行，出现混乱。因此我们经常看到，
一支部队行军100普里或者更远，抵达目的地时已经受到很大的削弱，特别是马匹和车辆。
如果部队必须在战区内，即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长途行军，
那么战区行军和长途行军的两种不利情况就会同时出现。在人数较多，
而且其他条件不利时，部队的损失就可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舍营
在近年的战争中，也就是在我们过去25年来所看到的全部战局中，
战争要素以其全部能量发挥了它的威力。凡是在战争中可能进行的活动和可能发挥的力量，
在这些战局中大多都发生了。但是这些战局持续的时间都不长，很少有达到半年的，
大多只需数月就达到了目的，也就是说失败者很快就被迫停战甚至媾和了，
或者是胜利者很快就用尽了力量。在这样高度紧张的几个月期间，很少谈得上什么舍营，
因为即使是在乘胜追击的过程中，如果不再有什么危险，部队运动速度就会很快，
不可能进行这种舒适的舍营。
如果战事的进程由于某种原因不是很激烈，如果双方力量更多是在进行较平稳的较量，
那么把部队安顿在屋舍内，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
这种对舍营的需求对于作战指挥本身也有一些影响：一方面，
部队在舍营时会试图部署兵力较强的前哨系统，以及前出更远和规模更大的前卫部队，
以赢得更多的时间和安全；另一方面，部队在舍营时会更多倚重当地的富庶和农作物，
而较少倚重战术上的地形优势或者线和点的几何关系。一座有两三万居民的商业城市，
一条沿途有很多大村庄和繁华城市的大路，是如此地便于大部队集中部署，
而这种集中部署给部队提供的便捷性和活动余地又是如此之大，
以至其足以抵得上一个有更好位置的地点所能带来的好处。
关于舍营部署的形式，我们只做几点说明，因为这一问题大多属于战术范畴。
部队的住宿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部队的主要事务，另一类是作为部队的次要事务。
如果部队在战局中仅仅是出于战术和战略上的原因进行部署，
并为便于这一部署而要求部队在部署地点附近舍营（特别是经常要求骑兵一同舍营），
那么舍营就是次要事务，是用来代替野营的，
因此部队必须在能够保证及时抵达部署地点的范围内舍营。如果部队是为了休整而舍营，
那么住宿就是部队的主要事务，其他举措（当然也包括部署地点的选择）
就必须以这个主要事务为准。
这里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整个舍营区的形状。它通常是一个拉得很长的矩形，
等同于把战术上的战斗序列扩大了；部队的集结点设在舍营区的前面；
大本营设在它的后面。但恰恰是这三项规定非常妨碍整个部队在敌人到来之前进行可靠的集结，
几乎是与之对立的。
舍营区越是接近正方形乃至圆形，部队就越能迅速地集中到一个点即中心点。
集结点越靠后，敌人抵达这个点就越迟，留给我军用于集结的时间就越多。
设在舍营区后面的一个集结点是绝不会陷入危险的。而反过来，大本营越是前移，
我军就越能早一些得到情报，指挥官就越能更好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尽管如此，上面讲的三项规定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也还是多少值得考虑的。
有人主张通过扩大舍营区的宽度来保护可能被敌人用于征用物资的地区。
不过，这一理由既非完全正确，又非很重要。这一理由对舍营部队的最外翼来说还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各部队大多在集结点周围舍营，那么对两个部队之间出现的中间地带来说，
这个理由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敌军的小部队是不敢进入这个中间地带的。
我们之所以说这个理由不是很重要，是因为要防止敌人在我们附近地区征用物资，
有比分散部署部队更简单的方法。
把集结点设在舍营区前面的意图是保护舍营区。这与下述理由有密切联系：
首先，如果把集结点设在舍营区的后面，那么当部队匆忙拿起武器跑向集结点时，
总会在舍营区留下一个很容易落入敌手的尾巴，即掉队的士兵、病员、辎重、物资等等；
其次，舍营部队应防备，如果敌人以骑兵绕过其前卫部队，或者干脆突破了前卫部队，
那么敌人就会攻入其分开舍营的团和营。而如果敌人遇到的是一支部署好的部队，
那么即使这支部队人数少，最后肯定会被敌人打垮，
但它毕竟可以阻挡住敌人，赢得一些时间。给养
随着军队的部署和不断的兵员补充所出现的变化，军队的给养也必然发生同样的变化。
如果某些阶层的人为免除兵役已经缴纳了赋税，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再让他们负担军队的给养了，
因此政府、国库必须负担军队的给养，在本国内不能让地方负担军队的维持费用。
政府必须把军队的给养完全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这样，军队的给养在两方面变得更加困难了，
一方面，给养已成为政府的事情；另一方面，军队又总是面临敌人的威胁。
这样，不仅形成了专门从事战争的军队，而且形成了专门的军队给养制度，
而且这种制度正在尽可能地趋于完善。
给养所需的粮食，无论是采购来的还是国家的领地提供的，不仅要由远方运来，
储存在仓库里，而且还要借助专门的运输队从仓库运送到部队，
在部队附近由专门的面包房烤成面包，然后再借助部队自己的另一支运输队从面包房取走。
我们之所以考察这种制度，不仅是因为它可以说明实行这种制度的战争的特点，
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制度绝不会完全废止，其中的个别部分还会一再出现。
这样，军事组织就趋于减少对国家和民众的依赖。
结果，战争虽然因此而变得更有规则，更有内在联系，更加从属于战争目的，
也就是更加从属于政治目的，但它的运动却受到更大的限制和束缚，
其威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因为这样一来，部队受到物资库和运输队活动范围的限制，
在整个活动中很自然地要考虑尽量节约给养。只能吃到可怜的一小块面包的士兵，
经常虚弱得像个影子般晃来晃去，在这一挨饿的时刻，
没有任何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来安慰他们。
如果有人认为士兵得到这样可怜的给养是件无所谓的事，
只看到弗里德里希大帝依靠这种缺乏给养的士兵也成就了很多事，
那么他就是没有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能忍饥挨饿的确是士兵的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如果没有这种素质，军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尚武精神。但是忍饥挨饿必须是暂时的，
只能是迫于环境，不能成为一种可怜的供给体系或对部队必需品抽象和苛刻计算的结果。
否则每个士兵的身心一定会不断地受到削弱。
我们不能把弗里德里希大帝用他的军队所获得的成就作为标准，
这一方面是因为与之对峙的一方采用的也是这种给养制度；另一方面，
假如条件允许他像拿破仑那样供给军队，不知道他能多做多少事情。
人们只是从来不敢把这种复杂的给养制度用到马料的供应上，因为马料的量大，
在运输上有更多的困难。一日份饲料比一日份口粮重约10倍，而军中马匹的数量不是人数的1/10，
而是仍占到人数的1/4～1/3，在以前更是占到1/3～1/2，也就是说马料要比口粮重3倍、
4倍或者5倍。因此人们力图用最直接的方法，
即就地自行收割鲜饲料或掠走干饲料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
但是这种方法以另一种方式使作战受到很大的限制：一方面，统帅在制订行动计划时，
由于受到这种方式的限制，就要考虑尽量在敌占区作战；另一方面，由于采用这种方式，
部队就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其间，在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已经很少采用这种方法了，
因为人们发现用这种方法会使部队所在地区受到很大的破坏和消耗，
远不如通过供货和征用的方法能更好地满足需要。
近代军队在取得给养方面，尽量利用当地所能提供的一切，而不考虑它的所有权。
方法共有四种：屋主供给、部队强征、定期征用以及仓库供给。
这四种方法通常是综合使用的，通常以某一种方法为主，但有时也只采用其中的一种。
1. 屋主或村镇供给，这两者是一样的。如果考虑到，
一个村镇即便像大城市那样居住的都是消费者，也一定会存有几天的粮食，
那么就不难看出，即使是人口最稠密的城市，
无须特别准备也能供给几乎与居民人数相等的部队一天，
如果部队的人数少很多，就可以供给好几天。这样，在大城市中可以取得令人非常满意的结果，
因为一支大部队可以在一个地点取得给养。然而在较小的城镇甚或农村中，
是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因为在这里平均每平方普里有3000～4000居民已经相当稠密了，
但只能供给3000～4000名军人，这就要求人数多的部队分散到很广的范围，
以至部队很难顾及其他条件。不过在平坦的地区，甚至在小城镇中，
战争中极为需要的给养的数量却比大城市多得多。一般来说，
一位农民的面包储量平均起来可供其全家食用8～14天，肉类每天都能得到，
蔬菜通常可以吃到下季收获期。因此在还没有驻过部队的地方，
居民供给相当于自己3～4倍的部队数日是没有困难的，这又是个令人非常满意的结果。
由此可见，一路3万人的部队如果不能在较大的城镇宿营，
那么它在每平方普里平均2000～3000人口的地方宿营时，大约需要4平方普里的地区，
即每边宽2普里。因此，如果一个9万人的军团（其中约7.5万人是战斗人员）
分三路并列前进，在有三条道路的情况下，只要有6普里的宽度就够了。
如果环境不是很有利，当地居民并不是很多，或者手工业者比农民多，
土地贫瘠或者已经多次驻过部队，那么取得给养的结果当然会差一些。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把一路部队的舍营区每边从2普里提高到3普里，
舍营区的面积就立刻可以增加1倍以上，即不再是4平方普里，而是9平方普里，
而且这种营区的大小在一般情况下仍可保证共同进行战斗，那么就可以知道，
即使在不间断运动的不利情况下，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仍然是有可能继续存在的。
但是如果部队要停留多天，而又没有采取其他方法早做准备，那就会发生极大的困难。
即便是现在，一支较大的部队如果不采取下列两项举措早做准备，也是无法停留多天的。
第一项举措是给部队配属运输队，携带数天（3～4天）最必需的给养——面包或面粉。
这样，再加上士兵自己携带的3～4天的口粮，那么8天最必需的给养总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第二项举措是设置适当的军需机关，以便任何时刻都能从远方给正在休整的部队运来粮食，
以至部队可以随时由屋主供给的方法改用另一种给养方法。
2. 部队强征。如果一个单独的步兵营要进驻一处营垒，那么它应尽量选在一些村庄附近，
这样就可以指定这些村庄为其提供给养。从这一点看，
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实质上与前一种方法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像常见的那样，
如果在一个地点设营的部队人数非常多，那么为了供给一个较大的整体
（如一个旅或一个师）所需要的给养，除了集体从一些地区强征，然后再分配外，没有别的办法。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用这种方法不可能为较大规模的部队取得必要的给养。
在一个地区强征到的粮食比部队在该地区舍营时所能得到的粮食要少得多，
因为在舍营时三四十个士兵进入一户农民家，必要时能够把农民家最后一点粮食都弄到手；
可如果派一名军官带领几个士兵去强征，他们既没时间，也没办法把一切存粮都搜出来，
而且经常缺乏运输工具，因此只能搞到现有粮食中的很少一部分。从另一方面来看，
如果大量部队如此密集地在一个地点野营，那么对整个部队的需要来说，
很快能够征到给养品的那些地区就显得太小了。一支3万人的部队，在半径为1普里的范围内，
也就是在3～4平方普里的面积内强征给养品会有多少收获呢？即便是这样的强征，
他们也很难做到，因为大多数邻近村庄已有零星部队宿营，他们是不会让村民把给养交出来的。
最后，这种方法造成的浪费是最严重的，因为个别的部队得到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需要，
很多东西没有食用就扔掉了，等等。
部队越是适于采取定期征用给养的方法，时间和环境越是允许采用这种方法，
取得给养的结果就越好。但是部队大多没有时间定期征用给养，
而部队用强征的方法直接取得给养可以快得多。
3. 定期征用。无可争辩，这是筹备给养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一切近代战争的基础。
这种方法与前一种方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定期征收是在地方当局参与下进行的。
这时，部队不再是恰好找到存粮后即以暴力强取，而是借助于合理的分派，
要民众有序地交出存粮。这种分派只有地方当局能做好。
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时间。时间越多，分派范围就越广，压给民众的负担就越轻，
征收的效果就越理想，甚至也可以把现金采购作为辅助手段。这样一来，
这种定期征用就接近于第四种方法了。在本国内集结部队时，采用这种方法是没有困难的，
一般在部队后撤时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相反，部队在进入一个尚未占领的地区时，
留给这种征用的时间就很少。前卫部队通常只比大部队先到一天。前卫部队对地方当局提出要求，
要求其在这里和那里准备多少份粮秣。由于这些粮秣只能从附近地区，
即某地周围数普里的范围内筹集和征收到，因此对人数较多的部队来说，
如果自己不携带数天的给养，而只靠在匆忙中征收的粮秣，是远远不够用的。
因此，军需机关的任务就是掌管这些粮秣，把它们只分发给那些没有任何粮秣的部队。
但是困难是会逐日减少的，因为随着能够征收到粮秣的距离一天天地扩大，
地区的面积也随之扩展，收获也会随之增加。如果可以提供粮秣的地区在第一天只有4平方普里，
那么在第二天可能有16平方普里，在第三天可能有36平方普里。也就是说，
第二天比第一天增加了12平方普里，第三天又比第二天增加了20平方普里。
无论采用何种供给方法，在富庶和人口稠密的地区总比在贫瘠和人烟稀少的地区更容易取得给养，
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在此提到人口疏密的问题，是因为它与当地现有的存粮有两方面的关系：
首先，人口多、粮食消耗大的地方，存粮也一定多；其次，人口多的地方，
通常产出也比较多。当然在这方面，以工人居多的地区是例外，特别是位于山谷之中、
周围土地十分贫瘠的工人居多的地区更是如此（这种情况还不少）。但是一般情况下，
人口稠密的地区总比人烟稀少的地区更容易满足部队的给养需求。
住有40万人口的400平方普里的地区，即使土地非常肥沃，
也一定不如住有200万人口的400平方普里的地区更容易为10万人的部队提供给养。
再加上在人口很多的地方，陆路和水上交通也更发达和便利，运输手段也更丰富，
商贸联系也更容易和可靠。一句话，在佛兰德供给一支部队，比在波兰要容易得多。
此外，在战争中，缺乏给养与劳顿和危险一样，统帅在这方面可能对部队提出的要求，
是没有固定界限的。一位性格强硬的统帅会比一位柔弱而重感情的统帅提出
更多的要求而且部队的表现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士兵的意志和力量不同
（这取决于战斗习性、作战精神、对统帅的信赖和爱戴或者对祖国事业的热忱）。
但是以下这一点大可作为一条原则提出来：无论给养的缺乏和困苦有多么严重，
永远只应将此视为暂时的状态，这种状态应促使人们给部队提供充足的给养，
甚至要提供绰绰有余的给养。如果我们想到，成千上万的士兵穿得破破烂烂，
背负三四十磅重的行李，不顾天气和道路的好坏，一连数天拖着疲乏不堪的脚步行军，
冒着健康和生命的危险，为此却无法以干面包充饥，还有比这更令人感动的事吗？
人们即使知道，这在战争中是屡见不鲜的，但实际上几乎无法理解，
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更多地引起意志和力量的衰竭，
为什么单凭人们心中的一种理想就能够长久地激发和支持这样不懈的努力。
行动基地
无论在敌国还是在本国，给养大多存放在不设防的地方，
因为一方面没有那么多的要塞用于接纳大量的不时在这里或那里需要、而且消耗很快的给养；
另一方面给养即使有了损失，也比较容易得到补充。相反，各类补充品，例如武器、
弹药和装具不能轻易存放在战区附近不设防的地点，而是宁可从较远的地方运来，
但在敌国境内则只应存放在要塞内。这一情况也说明，基地对补充品的重要性大于对给养品的重要性。
这两类必需品在运抵使用地以前，越是集中到大的仓库里，
从各方面来的补给品越是汇集到大的储存地，这些储存地就越可以被视为整个国家的代表，
基地这个概念指的就越是这些大的储存地。但是人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储存地本身就是基地。
如果补充品和给养品的来源十分丰富，也就是说，如果有些地区广阔而富庶；
如果为使这些补充品和给养品更快地发挥作用，已将其集中到几个较大的补给点；
如果这些补给点受到某种方式的保护；如果补给点距大部队很近，有良好的道路通达，
而且分布在大部队的后面，甚至部分就在大部队的周围，
那么这样一方面可以给部队带来更大的生命力，一方面可以给部队的运动带来更大的自由。
有人曾想用唯一的一个概念，即行动基地的大小来概括部队的这一有利位置，
想以基地与行动目标的位置关系，即基地两端与这个目标（把目标想象为一个点）所形成的角度，
来表达给养品和补充品来源地的位置和特点等给一支部队带来的全部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然而很明显，这种几何学上的奥妙不过是一种游戏，因为它是以一系列的概念替换为基础的，
而这些替换是以损失真理为代价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一支大部队的基地依该部队所处位置分为三个层次：当地的补给物资，
在各个地点上建立的物资库，以及这些物资出自的地区。这三个层次就其地点来说是分开的，
不能合而为一，更不能用一条代表基地展开宽度的线来表示，
因为这条线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是随意想出来的，要么是从一个要塞到另一个要塞，
要么是从一个省城到另一个省城，要么是沿国境线，等等。
而且这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也是无法确定的，因为它们的本性实际上总是或多或少地混合在一起的。
有时一些原本只能从远方运来的补充品在部队周围地区就可以获得；
而有时甚至连粮食都不得不从远方运来。有时部队附近的一些要塞是大规模的点兵场、
港口和商埠，可以容纳整个国家的部队；而有时要塞不过是一个物资匮乏、几乎不能自给的土墙围子。
结果人们从行动基地和行动角的大小所得出的全部结论，以及根据这些结论建立的整个作战理论，
只要它们是几何学本性的，则在实际的战争中从未受到过任何重视，
在理论界也只是导致一些错误的研究方向。但是由于这些概念的基础是真实存在的，
错的只是研究过程和结论，因此这种见解往往很容易反复出现。
因此我们认为，人们在此必须承认基地对部队行动的影响，不管基地是大是小，
以及以什么方式产生影响。但没有一个手段除了提供几个概念外，
还能把这一影响简化成有用的规则，而是应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同时考虑我们列举过的几个方面。
如果人们在某一特定地区已经为部队某一特定方向的行动做了补充和给养准备，
那么即使是在本国境内，也必须只将该地区视为大部队的基地。
由于变换基地总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因此即使是在本国境内，
大部队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即变换基地，因此大部队的行动方向也总是或多或少受到限制的。
在敌国境内行动时，如果想把本国毗连敌国的全部边疆视为部队的基地，
那么一般只有在到处都能够建立各种设施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但是边疆并不是到处都有这样的设施，
因此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部队的基地。在1812年战局初期，
当俄军在法军的进攻面前退却时，由于俄国幅员辽阔，部队转向任何方向都有辽阔的区域，
因此当然可以把整个俄国视为俄军的基地。这种设想并不是幻想，
当后来其他俄军大部队从数个方向反击法军时，这一设想也的确成了事实。
但是就战局的每一个具体时间段来说，俄军的基地并没有那么辽阔，
而是主要位于部队来往运输物资的大路上。俄军由于受到这种限制，
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交战三天后不得不继续退却时，除了向莫斯科退却外，
无法退向其他方向，无法像人们此前建议的那样突然转向卡卢加，以便把敌人从莫斯科引开。
只有早就预做准备，才有可能如此突然地改变方向。
我们说过，部队的规模越大，其依赖基地的程度和范围就越大，这是不言而喻的。
部队好比是一棵树，从它借以生长的土壤中汲取生命力。如果是棵小树，
或者只是一簇灌木，那么要移植它还是很容易的；但是树长得大，移植它就很困难，
而且越大越困难。一支小部队也有其生命源泉，但在任何地方都容易生根，
而一支人数众多的大部队就不是这样了。因此在谈到基地对行动的影响时，
所有设想都必须总是考虑到部队规模所给出的尺度。交通线
这些道路在其两种意义中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它们的长度、数量、位置
（它们总的方向和它们在部队附近时的方向）、状况，以及地形上通行的难度、
当地民众的情况和情绪，最后还取决于它们有无要塞或地形障碍保护。
然而并不是所有从部队所在地通往其生存和力量源的道路都是其真正的交通线。
当然这些道路必要时可以用作交通线，可被视为交通线体系的辅助，
但是这一体系只限于那些为此建有专门设施的道路。只有那些设有物资库、医院、
兵站和邮局，指定了负责沿线警备的指挥官，派有宪兵队和守备部队的道路，
才可被视为真正的交通线。在这个问题上，部队的交通线是在本国境内还是在敌国境内，
这之间有一个十分重要但却容易被忽视的区别。部队在本国境内固然也有专门设置的交通线，
但它根本不受这些交通线的限制，必要时可以离开这些道路，选用任何其他现有的道路，
因为部队在本国境内到处都像在自己家里，到处都有自己的政府机关，
到处都可以得到善意的帮助。即使其他道路不太好，对部队不太适用，
但仍然是可以选用它们的，因此如果部队认为被敌人迂回，必须转向时，
也不会认为不可能利用这些道路。相反，
部队在敌国境内通常只能将自己推进时走过的那些道路视为交通线。
在这方面，一些微小的、至少是不起眼的原因可能就会导致极其不同的结果。
在敌国境内推进的军队，只能在大部队前进过程中和在大部队的保护下设置一些构成交通线的设施，
使当地民众出于害怕军队的心理而产生一种印象，觉得这些设施是不可改变和无法避免的，
甚至使他们把这些设施看作是对普遍存在的战争灾难的一种减轻。
大部队沿途不时留下小规模的守备部队，以支援和维持整个交通线。
相反，如果大部队把它的军需官、兵站指挥官、宪兵、战地邮局，
以及其他维持秩序的机构派往大部队没有到过的偏远的道路上去，
那么当地民众就会把这些设施和人员看作是原本完全可以摆脱的负担。
如果敌国还没有彻底失败，还没有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那么这些派出的官员就会被当作敌人对待，
就会头破血流地被赶走。因此要想控制新的道路，首先要有守备部队，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守备部队的规模要比一般情况下更大，
但守备部队仍然面临当地民众反抗的危险。
总之，在敌国境内推进的部队没有能使当地民众服从的任何工具，必须首先设置自己的行政机关，
具体是通过以武力树立起来的权威，但它无法随时随地做到这一点，也不是没有牺牲和困难的。
由此可见，大部队在敌国境内比起在国内更不能通过变更交通线体系来变更基地
（在国内必要时还是可能的）；一般来说，大部队在敌国境内运动时会受到更大的限制，
更担心被敌人迂回。
即使是选定交通线和沿交通线建立设施，也从来就是有很多条件限制的。
作为交通线的道路一般来说不仅要比较宽阔，而且从很多方面的要求来看，
道路越宽阔，沿线人口稠密和富裕的城镇越多，可提供保护的要塞越多，就越为合适。
此外，作为水路的河流和作为渡河点的桥梁，对交通线的选择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因此交通线的位置和大部队进攻时选择的道路只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的自由，
其具体位置则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
上述因素共同决定一支大部队与它的基地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
如果我们把得出的结论与敌军和基地之间的联系程度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出，
交战双方中哪一方更有可能切断对方的交通线甚至退路，那么用常用的术语来说，
谁就更有能力迂回对方。除了精神上或物质上的优势以外，只有交通线比对方优越的一方，
才能有效地迂回对方，因为否则的话，另一方就会以迂回进行报复，
从而以最快捷的方式确保自己的安全。
由于道路有双重的意义，因此这样的迂回也可以有双重的目的：
一是可以袭扰或切断敌交通线，以削弱和困绝敌军，迫其退却；二是可以切断敌退路。地形和地貌
林地主要是妨碍视线，山地主要是妨碍通行，深度耕作地则取两者中间。
在一个多林地的地区，大部分地带都不便于运动（因为除了通行困难以外，
还完全不能进行监视，不能利用每一个通过的手段），这一方面使行动简单了，
但另一方面也给行动造成了同样多的困难，因此在这种地形上，
统帅很难在战斗中充分地集结兵力，但也不必像在山地和极其复杂地形中常见的那样过于分兵。
换句话说，在这种地形上，分兵是不可避免的，但分散的程度比较小。
在山地，主要是通行受到妨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不是到处都能通行；
即使在可以通行的地方，部队的运动也一定比较缓慢，比较费力。
因此在山地，各种运动的速度受到很大的限制，整个行动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但是山地地形也具有一个其他地形没有的特点，即从某一地点可以瞰制另一地点。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专门谈论制高，在这里只是指出，
正是山地的这种特点促使统帅在山地中很分散地用兵，
因为有些地点不仅是由于其自身而重要，而且也由于它们能够对其他地点产生影响而重要。
正如我们在别处所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三种极具特点的地形和地貌都会起到一个作用，
即使最高统帅对战斗结果所起的作用降低，同时使下属军官直至普通士兵的作用提高。
不言而喻，分兵程度越高，观察越困难，每个行动者就越要独立行动。
在部队层级划分比较多、行动方式比较多样、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
智者的影响一般来说虽然是应该增加的，
而且最高统帅此时也应该有能力展示其较他人更强的判断力，
但是在此我们也要回到此前说过的一点：在战争中，
各个成果的总和比这些成果相互联系的形式更有决定意义。
因此，如果我们把这里的考察一直进行到最大限度，设想一支大部队分散成一条长长的散兵线，
每一位士兵都在发起他的小会战，那么这支大部队能否取胜，
更多地取决于每位士兵所取得的单个胜利的总和，而不是这些胜利相互联系的形式，
因为良好的综合举措只能从积极的结果中产生效果，而不能从消极的结果中产生效果。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勇气、机敏和士气能决定一切。只有在双方军队的素质相同，
或者双方军队的特点不相上下时，双方统帅天分和判断力的高低才又有可能变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一来的结果是：民族战争和民众武装等
（在这里尽管每个士兵在勇敢和机敏方面并不一定占优势，
但是他们每个人的士气至少总是十分高昂的）在兵力十分分散，
即地形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往往拥有优势，但他们也只有在这种地形上才会是这样，
因为这类武装通常缺乏一支较大部队集中作战时所不可或缺的一切特点和素养。
军队的属性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也是经过很多层次逐渐变化的，
因为在保卫本国的情况下，一支大部队即使完全是一支常备军，
也会带上一些民族武装的特点，因此也就更多地适合于分兵作战。
一支军队越是缺乏这些特点和条件，对手在这些方面越是优越，
那么这支部队就越害怕分兵，就越要回避复杂地形。不过能否避开复杂地形，
很少能够由它自己选择，人们不能像挑选一件货物那样试来试去地挑选战区。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根据其特点，在集中兵力作战上具备优势的部队总是
千方百计地尽量按自己的这一战法作战，而违背地形的特性。
这时，他们不得不忍受其他方面的不利，例如给养不足和困难，宿营条件差，
在战斗中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进攻等。不过，如果他们完全放弃自己本来的长处
（集中兵力作战），则会带来大得多的不利。
在所有很难通行的地区，无论是山地、林地，还是耕作区，都不便使用大量的骑兵，
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密林区不适于使用炮兵，因为这里往往缺乏充分发挥炮兵威力的空间，
缺乏可供拖炮通行的道路和缺乏马匹所需的饲料。深度耕作区对炮兵来说，
不利的因素要少一些，而山地对于炮兵的不利因素最少。
山地和深度耕作区这两种地形虽然针对火力可以提供保护，
从而对主要靠火力发挥作用的兵种是不利的，而且这两种地形也使处处畅行无阻的步兵
得以让笨重的火炮常常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不过在这两种地区从不缺乏可供大量使用炮兵的空间，而且炮兵在山区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敌军运动较慢，从而加大了炮兵的使用效果。
不可否认，在每一种难以通行的地形上，步兵都比其他兵种拥有明确的优越性，
因此在这种地形上，步兵的比例可以显著超出一般的兵种比例。
制高
制高在战略上有三个有利方面：战术上更具优势、敌人难以抵近，以及自己便于观察。
其中前两个有利方面实际上只是对防御者而言的，因为只有谁停下来，谁才能利用它们，
而另一方在其运动中是无法带走并利用它们的。至于第三个有利方面，
则是进攻者和防御者都可以利用的。
在这里有一点要区别清楚，即我们谈的不只是一个点（例如一处阵地）的制高问题，
否则战略上的有利方面就几乎只表现为一次有利的会战这样一个战术好处了。
如果人们把一片较大的地区（如整个省）想象为一个斜面，就像是常见的分水岭的斜坡一样，
人们可以在上面行军数日而始终瞰制前面的地区，那么战略上的有利方面就加大了，
因为这时制高不仅有利于单个战斗中的兵力运用，而且有利于多个战斗的综合运用，
而防御往往就是由多个战斗组成的。
防御
要塞
在大规模常备军出现的时代之前，要塞（城堡和设防城市）只是为保护当地民众而设置的。
贵族在受到各方威胁时，就进入自己的城堡避难，以赢得时间，等待有利的时机；
城市则力图凭借其防御设施使自己不至于受到掠过的战争风暴的侵袭。
这是要塞最原始和最自然的防御设施的使命，但它并未就此止步。
要塞所在的这样一个点与整个国土以及与在国内各处作战的民众是有关系的，
这些关系很快使要塞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具有了超出其城墙以外的意义，
对占领或保卫国土，对整个斗争胜利或失败的结局都有了影响，
并以这种方式甚至成了一个将战争更多地联结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的手段。
于是要塞就有了战略意义，这种战略意义有一个时期受到高度重视，
以至要塞对战局计划的基本轮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使战局计划更多的是以夺取一个或数个要塞为目的，而不是以消灭敌军为目的。
后来，人们想到当初使要塞具有这种战略意义的原因，即想到一个设防地点与地区和军队的关系，
于是就认为，在确定应设防的地点时，把要塞的使命想象得再全面、细致和抽象也不为过。
要塞有了这种抽象的使命以后，它本来的使命就几乎被完全忘掉了，
于是人们就产生了在没有城市和居民的地方设置要塞的想法。
要塞的效果显然是由两个不同的因素构成的，一个是被动的因素，一个是主动的因素。
要塞通过被动的因素保护某地点和该地点内的一切，
通过主动的因素对要塞炮火射程以外的周围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主动因素体现在要塞守军能够对接近到一定距离的任何敌人发起进攻。
守军的规模越大，可以用于出击的部队规模就越大；出击部队的规模越大，
其出击的范围通常就越广。由此可见，与小要塞的主动影响程度相比，
大要塞的主动影响程度不仅更强有力，而且影响的范围也更大。
但是主动因素本身一定程度上又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要塞本身守军的行动，
二是其他不属于守军，但与守军有联系的大小部队可以实施的行动。
这些要塞之外的大大小小的部队力量较弱，无法单独对抗敌人，
但是有了要塞的保护（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可以退入要塞），
他们就能够在要塞周围的地区立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个地区。
一个要塞的守军所能实施的行动总是相当有限的。即使要塞很大，守军兵力多，
其能够派出去行动的部队与野战部队相比大多还是比较小的，
它们活动范围的直径很少超过两日行程。如果要塞很小，那么派出的部队就会非常小，
其活动范围大多限于邻近的一些村庄。然而那些不属于守军的部队由于不必返回要塞，
其受到的束缚要小得多；当其他条件有利时，
通过这些部队就可以极大地扩展一个要塞主动影响的范围。
因此当我们谈到要塞一般所具有的主动影响时，必须特别注意这部分主动因素。
但是即使是最弱小的守军所起的最小的积极效果，对要塞要完成的一切使命来说，
也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因为严格地说，即使是要塞所有活动中最消极的活动
（进攻时的防御），如果没有上面所说的积极效果也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显而易见，
在要塞一般的或者某一时刻所能完成的不同的使命中，有的更多要求发挥消极效果，
有的则更多要求发挥积极效果。这些使命有些是简单的，有些是复杂的，在前一种情况下，
要塞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要塞的效果则或多或少是间接的。
我们准备先谈前者，再谈后者，但是先要说明一点，
即一个要塞自然可以同时或至少在不同时刻担负多个或全部使命。
因此我们说，要塞是防御首要的和最大的支柱，具体是通过以下方式：
1. 作为有安全保障的仓库。进攻者在进攻期间只需考虑其一两天的给养，
而防御者通常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也就是说他不能仅从其所在地区获取给养，
因为这本来是他欲保全的地方，因此仓库对防御者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进攻者在前进时，其各种物资留在后面，这些物资因此不会面临战区内的各种危险，
而防御者的物资是在战区内的。如果防御者的各种物资不是存放在设防地点，
那么这想必会对野战行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为保护这些物资，
部队往往不得不进入非常迫不得已选定的、范围极大的阵地。
一支没有要塞的防御部队就像一个未穿铠甲的人，有无数的部位会被击伤。
2. 用以保护富庶的大城市的安全。这一使命与前一项使命非常接近，
因为富庶的大城市，特别是商业中心，是部队的天然仓库。作为这样的仓库，
其得失对部队有直接的影响。此外，花费一些力量来保护这部分国家财产毕竟总是值得的，
因为一方面，从这里可以间接地汲取力量；另一方面，
一个重要的地点本身在媾和谈判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
3. 作为真正的堡垒。要塞可以用来封锁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用来封锁流经要塞的江河。
进攻者要找到一条可以用来迂回要塞的小路，并不像人们通常想的那样容易，
因为这种迂回不仅必须在要塞炮火射程以外进行，而且由于守军可能出击，
因此还必须在距要塞较远的范围以外进行。
如果地形稍难通行一些，那么即使进攻者稍微离开大路也往往会使其行动迟缓，
可能耽误一整天的行程。如果这是一条必须经常使用的大路，这种耽误就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至于利用要塞封锁江河上的航行如何妨碍进攻者的行动，则是不言而喻的。
4. 作为战术上的依托点。由于一个不算太小的要塞的火力控制范围通常就已经达到数小时行程，
而出击的活动范围无论如何还要更大些，因此永远可以把要塞看作一处阵地某一翼的最好的依托点。
一个数普里长的湖泊肯定可以算是极好的依托点，但是一个中等要塞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阵地的一翼不必靠近要塞，因为进攻者不会在阵地这一翼与要塞之间行动，否则他将失去退路。
5. 作为兵站。如果要塞位于防御者的交通线上（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往来这条路上的一切，要塞就是便利的兵站。交通线受到的威胁往往来自敌方袭扰部队，
其影响只是短暂的。一支重要的运输队在这种彗星般的袭扰部队接近时，
只要加快前进或迅速返回要塞，就得救了，等危险过去后就可以再次行动。
此外，一切来来往往的部队都可以在这里休息一天或数天，由此更会加快余下的行军速度。
而休息期间恰恰是部队受到威胁最大的时候。因此一条长30普里的交通线，
如果中间有一个要塞，这条交通线在某种程度上就缩短了一半。
6. 作为弱小部队或败退部队的避难地。任何一支部队在一个不太小的要塞的炮火保护下，
即使没有专门构筑设防营垒，也不至于受到敌人的袭击。当然这样一支部队如果想留驻在这里，
就不得不放弃继续退却。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不能继续退却并不会带来大的损失，
因为继续退却也许只能以全军覆灭而告终。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要塞可以保障部队停留数日，而且不会让部队因此而失去退却的可能性。
特别是对那些早到的战败部队中的轻伤员和溃散的士兵来说，
要塞是他们的避难地，他们可以在那里等候自己的部队。
7. 作为抵挡敌人进攻的真正盾牌。防御者设置在自己前方的要塞就像大冰块一样断开敌人进攻的洪流。
敌人不得不包围这些要塞。如果要塞守军作战勇敢，那么敌人为达成包围，
大致需要比守军多一倍的兵力。此外，大部分要塞的守军几乎一半可以或者就是由那些
如果不用于要塞就根本无法带上战场的人员组成的，例如未经充分训练的后备军、半残军人、
武装民众、国民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敌军因包围我要塞而被占用的兵力大概为我军的四倍。
敌军受到这种不成比例的削弱，是受到围攻的要塞通过其抵抗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好处，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好处。从进攻者突破我们的要塞线的那一刻起，
他的一切运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他的退路受到限制，
而且总是不得不考虑如何直接保护他所进行的围攻。
因此，要塞在这方面对防御行动起着巨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必须把这一点看作一处要塞能具有的所有使命中最重要的使命。
8. 用以保护延展较大的舍营地。一个中等的要塞可以封锁通向它身后舍营地的接近地，
宽度可达3～4普里。这是由于要塞的存在而产生的一个很简单的效果。
但是至于说这样一个要塞能够保护一条长15～20普里的舍营线（在战史上经常谈到这一点），
如果确有其事，则需要加以探讨，而如果只是幻想，也需要加以指出。
在这里需要考察以下几种情况：
（1）要塞本身可以封锁一条主要道路，并确实可以保护宽3～4普里的地区。
（2）可将要塞视为防御者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前哨，或者它能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当地的情况。
由于一个大城镇与周围地区之间的社会关系，防御者还可以通过秘密情报的途径增加这种了解。
人们在一个6000、8000到1万人口的城镇，自然比只在一个村庄
（一个普通前哨经常利用的舍营地）能更多地了解到周围地区的情况。
（3）一些较小的部队可以依托要塞，得到要塞的保护和保障；他们不时可以对敌出击，
以获取情报，或者在敌途经要塞的情况下，在其背后采取些行动。
因此，尽管要塞是固定的，但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起到一支前出部队的作用（见第五篇第八章）。
（4）防御者集结其部队后，正好可以在要塞后面进行部署，
以致进攻者无法推进到防御者的这一部署地，否则其背后就会受到防御者要塞的威胁。
9. 用以保护未设防的地区。如果在战争中某个地区根本没有军队驻守，或者没有大部队驻守，
多少有受敌袭扰的危险，那么人们就会把位于这个地区的一个较大的要塞看作对该地区的保护，
或者，如果愿意的话，把它看作对该地区的安全保障。人们当然可以把要塞看作对这个地区的保障，
因为敌人在攻占要塞以前是控制不了这个地区的，这样我们就赢得了时间，
可以赶来对这个地区进行防御。但是人们对这种保护当然只能理解为一种非常间接的保护，
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保护，因为要塞只能通过它的主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敌人的袭扰。
如果人们只靠要塞的守军来发挥这一作用，就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
因为这种要塞的守军大多兵力薄弱，通常只是由步兵组成的，而且还不是精锐的步兵。
如果有一些小部队在要塞周围活动，同时与要塞保持联系，把要塞作为它们的支撑和基地，
那么要塞发挥保护作用的现实性就会更大些。
10. 作为民众武装的中心。在一场人民战争中，给养、武器和弹药不可能有正规的供应，
而是由民众尽自己所能在这方面想办法，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去唤醒数以千计的、
点点滴滴的、如果没有人民战争就将始终沉睡的抵抗力量，这正是人民战争的本性。
不过，如果有一个储存这类物资可供救急的大要塞，就会使整个抵抗更加严密和可靠，
更有相互联系和连续性，这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要塞是伤员的避难地，是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是贵重物品的保管库，
是较大行动的集结地等，最后是抵抗的中心，
使敌军在其围攻期间处于一种容易受到民众武装袭击的状态。
11. 用于江河和山地防御。大江大河沿岸的要塞比其他地方的要塞能达成更多的目的，
扮演更多的角色。在这里，要塞可以随时保障我军安全渡河，
阻止敌军在要塞附近数普里的范围内渡河，控制江河上的运输，收纳一切船只，
封锁桥梁和道路，使防御者有可能以间接的方法，即在对岸敌占区进入一处阵地来防守江河。
显然，要塞通过这种多方面的作用，大幅减轻了江河防御的难度，
应被视为江河防御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上述情况类似，在山地的要塞也是重要的。山地要塞构成路网的枢纽，
控制着整个路网，并因此而控制着这些道路所通过的整个地区。
因此，山地要塞应该被看作山地防御体系的真正支柱。
要塞（续）
1. 当连接两国的主要道路很多，不能沿每一条道路都设置要塞时，应该选择沿哪条大路设置要塞？
2. 要塞应该仅仅设置在边境附近，还是应该分布在全国？
3. 要塞应该平均分布，还是应成组分布？
4. 设置要塞时应考虑当地的哪些地理条件？
在敌国通往我国的多条大路中，我们应优先在那条最径直通往我国心脏的道路上构筑要塞，
或者在那条由于穿过富饶的地区或靠近通航的河流而最便于敌人行动的道路上构筑要塞，
然后我们要确定，敌人或者会遇到这一要塞的阻拦，或者当敌人欲绕过要塞时，
要塞会为我们提供一个自然和有利的从翼侧向其采取行动的手段。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问题：要塞应该仅仅设置在边境附近，还是应该分布在全国。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对小国来说，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在战略上可以称之为边境的地方，
在小国几乎就是整个国土。而国家越大，就越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要塞更应平均分布，还是更应成组分布。如果人们对各方面的情况都进行了考虑，
那么很少会出现这一问题。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枝节问题，
因为由两个、三个或四个要塞组成的要塞群，距一个共同的中心只有数日行程，
当然能极大地加强这一中心和在该地的部队的力量，以至只要其他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
人们必然会力图组成这样的战略棱堡。
最后一点涉及选择要塞地点时应考虑的其余地理因素。要塞设置在沿海、
大江河的两岸和山地，能加倍发挥作用。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
因为这是人们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但还要考虑到其他一些地理因素。
如果一个要塞不能设置在江河畔，那就最好不要把它设置在江河附近，
而是设置在距江河10～12普里的地方，
因为江河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一切方面都会分割和干扰要塞的作用范围。
在山地就没有这种情形，因为山地不会像江河那样把大小部队的行动限制在个别点上，
但是在山地迎向敌人的一面（距敌人较近处）设置要塞是不利的，因为这样的话，
自己的援军很难为该要塞解围。而如果把要塞设置在山地背向敌人的一面，
则会加大敌人围攻的难度，因为山地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山地防御
一路部队蛇行前进，费力地穿过狭长深谷，攀登上山，然后蜗牛般翻过山头继续前行，
炮兵和辎重兵边走边骂，抽打着筋疲力尽的骡马通过崎岖不平的山路，每损坏一辆车，
都要费尽力气才能清掉。清障期间，后面的一切都会被堵住去路，导致怨声载道，
骂声不绝于耳。这时人人都会想：这里只要出现200个敌人，就一切都完了。
因此历史著作家们在谈到隘路时，总是把它描绘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样子。
但是每个熟悉战争的人都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
这种穿过山地的行军与山地进攻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共同之处，
因此从这种山地行军的困难推论出山地进攻会有更大的困难，是错误的。
一个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很自然会得出这种结论，
甚至某个时期的军事艺术几乎也同样自然地陷入这种错误。
当时山地作战对有战争经验的人来说就像对新手一样，几乎同样是一种新现象。
在三十年战争以前，由于战斗序列具有纵深大、骑兵多、火器不完善以及其他种种特点，
因此利用险要地形障碍的做法还很不普遍，几乎不可能进行正式的山地防御
（至少是用正规部队进行的山地防御）。大约到了战斗序列展开较大，
步兵及其火器占了主要地位时，人们才想到利用群山和谷地。百年以后，
也就是到18世纪中叶，山地防御的思想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上面提到的第二种情况，即一个小哨所部署在难以接近的山地某处，
能够由此获得大的抵抗能力，这更容易让人得出山地防御力量强大的结论。
有人甚至认为，似乎只要把这种哨所的兵力增加若干倍，
就可以使一个步兵营起到一支大部队的作用，使一座山起到一道山脉的作用。
毫无疑问，一个小哨所如果在山地选择了有利的部署地，就可以获得不同寻常的力量。
一支小部队在平原上被数个骑兵连追击，这时如果它能迅速逃掉，不被击溃和被俘，
就已经是万幸了。而这支小部队在山地却能以一种从战术上来看可以说是狂妄的姿态
出现在一支大部队的眼前，迫使后者郑重其事地采取正规的进攻或迂回等行动，
从而得到军事上的荣耀。至于这支小部队应该如何利用通行障碍、两翼依托点，
以及在退却途中找到的新阵地来赢得这种抵抗能力，那是战术应该阐明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通过经验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当敌对双方较量时，暴露的侧面（其中一方的弱点）总是会招致对方的打击。
如果防御者一动不动像钉子一样守在本身坚固和无法攻克的哨所中，
那么进攻者就可以大胆地进行迂回，因为他对自己的侧面就不必再有任何顾虑。
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所谓的迂回包抄不久就会被提到进攻者的日程上来。
为了应对迂回，防御者的阵地越来越向两侧延展，于是正面相应地被削弱了，
而这时进攻者突然采取相反的方法：不是对防御者展开的阵地进行迂回，
而是集中兵力进攻一点，进而突破整个防线。现代战争中的山地防御大体上就处于这样的节点。
于是进攻又取得了完全的优势，这是借助于日益提高的机动性而取得的。
防御也只能求助于这种机动性，但是山地就其本性来看是与机动性相反的，
因此整个山地防御遭到了一次大败（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
那些迷信山地防御的部队在革命战争中就曾多次遭受类似的大败。
人们会认为，一排正面十分坚固的小哨所，其翼侧同样坚固，因为一处深谷、
一道悬崖等对一个小哨所来说是非常好的依托点。但这些险要地形为什么能发挥这样的效果呢？
不是因为它们能让敌人无法迂回，而是因为它们能使敌人在迂回中受到与直接进攻哨
所差不多的时间和兵力损耗。由于这种哨所的正面是坚不可摧的，
敌人就会（而且只得）不顾地形的困难，对哨所进行迂回，而要实施这样的迂回，
大概需要半天时间，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会有人员伤亡。如果这样的哨所此时要依靠援军，
或者打算只进行一段时间的抵抗，或者自己的力量足以与敌人的力量相抗衡，
那么哨所两翼的依托就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哨所不仅正面是坚固的，
而且两翼也是坚固的。但是如果人们说的是一排哨所，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因为它们是正面展开的山地阵地，上面所说的三个条件就都不存在了。
敌人可以优势很大的兵力攻其一点，而防御者从后方可得到的援军数量极为有限，
而且还要进行绝对的抵抗。在这些情况下，这些哨所两翼的依托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山地防御（续一）
人们可以把山脉看成一条河流，是一道带有一定通路的屏障。这一屏障把前进中的敌军隔开，
把他们限制在几条小路上，使我们能够用集中部署在山后的大部队袭击敌军的某个部分。
这样，这一屏障就给了我们取得战斗胜利的机会。进攻者在穿过山地前进时，
即使他想排除其他所有顾虑，也无法保持一路纵队，
因为他要避免陷入在只有一条退路的情况下进行决定性会战的极大危险。
因此，这种山地防御是以敌军分兵前进这个十分重要的情况为前提的。
但是由于山地和山地出口的概念是很不确切的，因此在采用这种山地防御手段时，
一切取决于地形本身的情况，只能认为这种手段是有可能被采用的一种手段，
而且还应该记住，采用这种手段时还有两个不利之处：第一，敌人在受到进攻时，
可以很快在山地中找到保护；第二，敌人占有较高的地势，
这对防御者来说虽不是决定性的不利因素，但毕竟是不利的。
在山地，撇开设置在通路上的工事和民众武装的影响不提，
仅是糟糕的山路在恶劣的季节就能使一支部队陷于绝望，它们把部队弄得筋疲力尽，
往往迫使其退却。如果再有小股部队频繁袭扰，甚至出现人民战争，
那么敌军就不得不派出大量部队，最后不得不在山中部署固定的哨所守军，
从而陷入进攻战中所能有的最不利的境地。
山地防御（续二）
山脉的主山脊都难以通行，不适合宿营，因此不能在上面部署大部队；
次要山脊往往也是这样，经常不是太短，就是太不规则；而台地并不是所有山脊上都有，
即使有，也大多狭窄，不适合宿营。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
甚至那种主山脊延续较长、两面大体上是斜坡或者至少是阶梯状山坡的山脉也是很少见的。
主山脊蜿蜒曲折，分支众多，大的支脉呈曲线伸入原野，往往恰恰在其终点又高高耸起，
形成高出主山脊的高地；山前余脉与这些高地相连，形成与山脉体系不相称的大的深谷。
此外，在多条山脉交汇处，或者在多条山脉外延的起点，根本不存在狭长的条状或带状山脉，
而是被放射状分布的水流和山脉替代。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人如果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来观察山地，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到，
在山地按地质结构系统地部署部队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就会认识到坚持以这种想法作为部署部队的基本思想是多么不切实际。
但是关于山地的进一步运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注意。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山地战的战术现象，那么就会看到其中有两个要素：
一是对陡坡的防御，二是对狭窄谷地的防御。
谷地防御经常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发挥较大的抵抗效果，
但这种防御不便与在主山脊上部署力量结合进行，因为这经常要求占领谷地本身，
而且往往是要占领谷地出山的部分，而非占领谷地在山中的起点，因为谷地出山的部分更深。
此外，即使在山脊本身根本无法部署部队，这种谷地防御仍为山地防御提供了一个手段；
山体越高，越难以通行，谷地防御所起的作用通常也就越大。
从所有这些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人们应该完全抛弃那种必须沿一条与某一地质线相重合、
多少有些规律的线进行防御的想法，而只应把山地看作高低不平和有某些障碍的地面，
对这种地面的各个部分，只要情况许可，应尽量尝试加以利用；
即使某一地区的地质线对防御者清楚了解山体的形态是不可缺少的，
但它们在防御举措中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较高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脊既不便通行，又不宜歇宿，以至不可能用大量部队去占领。
如果人们为控制山地而一定要派部队去那里，那么只有把部队部署在山谷里。
初看起来，这样做似乎是荒谬的，因为根据一般的理论观点，人们会说，
山谷处于山脊的控制之下。不过实际情况并没那么糟糕，
在山脊上只有很少的小路和小径可供通行，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只有步兵可以通行，
因为所有的车道都分布在山谷里，因此敌人只能用步兵登上山脊的个别点。
但是在这样的山地里，双方军队相隔的距离太大，远远超出步枪的有效火力范围，
因此实际上把部队部署在山谷里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危险。
当然这种山谷防御也有另一种大的危险，即有可能被切断退路。
虽然敌人只能用步兵缓慢而非常费力地从几个点下到山谷，也就是说他无法进行袭击，
但是由于从山脊通往山谷的小径的出口处没有部队防守，因此敌人可以陆续将优势兵力调下山，
然后展开，进而突破防御者单薄的、从这一刻起非常无力的防线。在该防线上，
部队除了一道不深的山间河流的多石河床以外，找不到其他任何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山谷防御线上的很多部队就无法撤出，因为防御者在找到撤出山区的出口以前，
在山谷只能分批后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奥地利人在瑞士几乎每次都有1/3或1/2的部队被俘。
1. 山越高，越难通行，兵力划分的程度就可以越大，而且也必须大，
因为一个地区的安全越是较少能通过机动战斗来保障，就越必须依靠直接的保护。
对阿尔卑斯山脉的防御与对孚日山脉或者里森山脉的防御相比，
兵力划分的程度就必须大得多，因此更接近于哨所线防御。
2. 凡是进行山地防御的地方，兵力上均是这样划分的：主要哨所大多只有一个列阵的步兵，
在第二列阵中有数个骑兵连；只有部署在中央的主力才在第二列阵中有数个步兵营。
3. 在正面延展很大的情况下，人们已经觉得处处兵力薄弱，
因此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留有战略预备队，以增援受到进攻的点，
因此受到进攻的哨所的援军，大多是从防线上未受到进攻的哨所中抽调的。
4. 即使兵力划分的程度尚小，各哨所的兵力尚多，
这些哨所进行的主要抵抗也总是局部的防御。某一哨所一旦被敌人完全占领，
就不能再指望增援部队帮上什么忙了。
江河防御
如果敌人架桥需要24小时，在这段时间内能够用其他手段渡河的部队不超过2万人，
而防御者能够在约12小时内以2万人出现在任何地点，那么敌人就不可能强渡，
因为进攻者将其2万人大致渡过一半时，防御者就能够赶到。由于防御者在12小时内
（已经算上通报情况和传达命令所需时间）可以行军4普里，故如果防御24普里的河段，
每隔8普里需要2万人，共需要6万人。假如防御者有这样的兵力，
即使敌人试图同时在两处地点渡河，防御者也足以向任何一地调去2万人；
假如敌人只在一处渡河，防御者甚至可以调去4万人。
在这里有三个决定性的因素：1. 江河的宽度。2. 渡河手段。
这两个因素不仅决定架桥所需的时间，而且也决定架桥期间能够渡河的部队数量。
3. 防御者的兵力。对敌军本身的兵力，这时尚可不加考虑。根据这个理论，
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个点可以使敌人，甚至使任何优势之敌都不可能强行渡河。
就整条江河来说，不言而喻，不是所有地点都同样程度上适于渡河。
对于选择渡河地点，我们虽然可以总体上提出更详细的要求，但并不能明确做出规定，
因为即使是当地一些极细的特点也往往比书本着重强调的东西更具决定性。
而且做这种规定也是完全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只要观察一下江河，
从当地民众那里了解些情况，就几乎可以直观地知道哪里适于渡河了，
没必要去回想书本上的东西。
进攻者在这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过江河与其谷地形成的狭窄水道。
也就是说这里不仅取决于水量，而且取决于狭窄水道的整个情况，
而通常一处深陡的谷地比一段较宽的江河所起的作用大得多。
一支大部队通过一条较长的狭窄水道时所遇到的困难，在现实中比纯粹考虑到的要大得多。
通过这条水道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通过时，敌人有可能控制周围的高地，
这一危险会令人非常不安。通过后的首批部队如果前行得太远，就会过早与敌遭遇，
有被优势之敌击败的危险；而如果首批部队停在渡河点附近，就要在极为不利的处境下作战。
因此进攻者只有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和在指挥上有很大把握时，
才能通过这样一处地形到对岸去与敌人较量，否则就是一个冒险的行动。
江河防御（续）
每一条大的江河连同其主流的和支流的河谷，构成一个很大的地形障碍，
因此总的来说对防御有利，其特有的影响可以从几个主要方面来进一步说明。
首先，我们必须分清这条大的江河与国境（总的战略正面）是平行的，还是倾斜的或垂直的。
如果是平行的，我们还必须分清江河是在我军（作为防御者）的前面，
还是在进攻者的前面，并弄清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军与江河之间的距离。
如果在一支进行防御的大部队后面不远处（但不少于平常的一日行程）有一条大河，
而且在这条河畔有足够数量的安全的渡河点，那么防御者的处境无疑比在没有这条大河时有利得多。
这是因为，虽然防御者要顾及各渡河点而在行动上失去了一些自由，
但是由于战略后方（主要是交通线）安全了，因此获得的好处更多。
不言而喻，我们这里设想的是在本国境内进行的防御，因为在敌国，
即使敌军主力在我们前面，但我们作为防御者总还是或多或少地担心在
自己背后的江河的另一岸出现敌人。这时，由于江河对道路通行有限制作用，
它对防御者处境的影响更多是有害的，而不是有利的。江河在防御部队背后越远，
对部队的好处就越少，到了一定距离，它的影响就完全是零。沼泽地防御
沼泽地防御的举措虽然与江河防御的举措相当一致，但是毕竟还有几个特点应该特别注意。
沼泽地的第一个和最主要的特点是，除了堤道以外，步兵在沼泽地中根本无路可走，
通过它比渡过任何一条江河都困难得多。这是因为：首先，筑一道堤坝不像架一座桥梁那样快；
其次，没有临时的通过沼泽地的手段，无法把保护筑堤的部队先运到沼泽对面去。
在江河上，可以用部分船只把前卫部队先运到对岸，再开始架桥，
但在沼泽地没有相应的辅助手段。即使只是步兵要通过沼泽地，
其最简便的方法也是要铺设木板，但是如果沼泽地有一定的宽度，
那么铺设木板这一工作所需的时间比第一批船只渡河的时间要多得多。
如果沼泽地中间还有一条没有桥梁就过不了的河，那么把首批部队运过去的任务就更困难，
因为在只有木板的情况下，单个人也许可以通过，但架桥所必需的沉重器材无法运过去。
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困难是无法克服的。
沼泽地的第二个特点是，人们通过后不能像毁坏渡口那样彻底地破坏沼泽地上的通路。
人们可以断开桥梁，或者将其破坏到根本无法再利用的程度，但对堤坝充其量只能将其挖开，
而这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沼泽地中间有一条小河，固然可以拆掉小河上的桥梁，
但整个通路并不会因此而像大河的桥梁被破坏后受到那样大的影响。
因此，要想使沼泽地对自己有利，就必须用相当多的兵力占领现有的所有堤坝，
并且进行认真的防守。
于是在沼泽地防御中，人们一方面不得不进行局部的防御；另一方面，
由于堤坝以外的其他地点难以通行，又减轻了这种防御的难度。
上述两个特点使沼泽地防御必然比江河防御更局限在一个地点，从而更为被动。
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人们在沼泽地防御中投入的兵力相对要比直接的江河防御多一些。
换句话说，人们无法设置较长的防线，特别是在耕作发达的欧洲。
在这里，即使是在对防御最有利的情况下，通道的数目通常也还是很多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沼泽地不如大江河有利。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所有局部防御都有一些极为棘手和危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
这种沼泽地和洼地通常都很宽，欧洲最大的江河也无法与之相比，
因此防守通路的哨所绝对没有被对面火力消灭的危险，
而哨所本身的火力效果却由于这样一条非常狭长的堤坝提高了很多，
而且通过这样一条1/4普里或1/2普里长的隘路比通过一座桥梁要耽搁更多的时间，
那么人们就不能不承认，在其通路并不太多的情况下，
这种洼地和沼泽地是世界上可能有的最坚固的防线之一。
《战争论III》
进攻
进攻力量的削弱
进攻力量的削弱是战略上的一个主要问题。进攻者在具体情况下能否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
决定他能否正确地判断应该做什么。
绝对力量之所以会削弱，是由于：
1. 进攻者要达到占领敌人国土的进攻目标，这种削弱大多在第一次决战后出现，
但进攻并不随着第一次决战的结束而停止；
2. 进攻的部队需要派出力量占领自己身后的地区，以保障自己交通线的安全和维持生存；
3. 进攻者在战斗中的损失和疾病减员；
4. 进攻者远离补充来源地；
5. 进攻者需要派出力量围攻、包围敌人要塞；
6. 进攻者在努力程度上逐渐懈怠；
7. 盟友退出。
但是在这些削弱进攻力量的因素对面，也有一些可以加强进攻力量的因素。
很明显，只有把这些不同的因素加以对比，才能得出总的结论。
例如，进攻力量的削弱可能部分或全部为防御力量的削弱所抵消，甚至小于防御力量的削弱。
不过后一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人们不应总是将双方在战场上的全部部队进行比较，
而是应该对双方在最前面的或者在决定性地点对峙的部队进行比较。
例如法军在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的情况，联军在法国的情况，法军在西班牙的情况。对山地的进攻
一次山地进攻的部署绝大部分是战术属性，我们认为在此只需对山地进攻的一般情况，
即那些与战略关系最密切并且与其交汇的部分做以下说明：
1. 由于部队在山地不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一有紧急情况要求分兵即可离开道路，
由一路变成两路或三路行进，而是大多只能拥塞在长长的隘路上，
因此部队一般应该一开始即沿多条道路推进，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在一个较宽的正面上推进。
2. 针对防御者展开很宽的山地防御，进攻者当然应该集中兵力。在这里，
进攻者包围整个敌军是不可想象的。进攻者要想取得大的胜利，
就应更多地采取突破敌防线和挤压敌两翼部队的方法，而不是采取大范围切割敌军的方法。
沿敌人的主要退路快速和不停顿地推进，应是进攻者此时自然的追求。
3. 但是如果进攻者要对山地中兵力较为集中的敌人发起进攻，
那么迂回就是进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正面突击会遇到防御者最有力的抵抗。
但是迂回必须更多以真正切断防御者退路为目的，而不是以战术上的侧面或背后进攻为目的，
因为即使是从背后发起进攻，如果防御者不缺少兵力，那么借助山地阵地仍能够进行顽强的抵抗；
只有让敌人担心失去退路，进攻者才有望以最快的速度取得战果。
这种对失去退路的担心在山地中产生得更早，效果也更大，
因为人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用手中的剑杀出一条血路的。
但是进攻者单纯的佯动在此不是一个充分的手段，它最多是把敌人引出阵地，
但不会带来任何特别的成果，因此进攻者必须以确实切断敌人退路为目的。
对要塞的进攻
在目标有限的战局中，攻占要塞通常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攻占要塞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小规模攻占行动，与其他攻占行动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 攻占要塞是一个有明确限定的小行动，不需要花费较大的力量，
因此不必担心一旦失败会使战事倒退。
2. 要塞在媾和时可以作为很好的交换物。
3. 围攻要塞是对进攻的一个有力推进，或者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它不像进攻中的其他推进行动那样会使力量不断受到削弱。
4. 围攻是一种不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行动。
由于攻占要塞具有上述优点，
因此攻占敌人的一个或多个要塞通常就成为那些无法设定更大目标的战略进攻的一个内容。
在难以决定围攻哪个要塞时，做出选择的根据是：
1. 要围攻的这个要塞在攻占后应便于守住，这样在媾和时就可以把它作为高价值的交换物。
2. 攻占手段的多少。手段少时只能围攻小的要塞，确实攻占一个小要塞，比在一个大要塞前失利好。
3. 要塞的坚固程度。要塞的坚固程度与要塞的重要性显然并不总是成正比。
如果放着一个不是很坚固的要塞不去攻占，却把力量浪费在一个非常坚固但不重要的要塞上，
那么这是再愚蠢不过的了。
4. 要塞装备和守军的强弱多寡。如果要塞守军少、装备差，那么攻占这个要塞自然就更容易；
但是在此必须指出，守军和装备的强弱多寡必须同时计入一同决定要塞重要性的那些因素，
因为守军和装备直接是敌人作战力量的一部分，不能与筑城工事同等看待。
因此，攻占一个有众多守军的要塞有可能比攻占一个工事特别坚固的要塞更值得付出代价。
5. 运输攻城辎重的难易。大多数围攻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缺乏攻城辎重，
而缺乏攻城辎重大多是由于运输困难。1712年欧仁围攻朗德勒西和
1758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围攻奥尔米茨失利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6. 保护围攻的难易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保护围攻有两个根本不同的方法：一是通过围攻部队的防御工事（设置一条围攻环线）；
二是通过一条所谓的监视线。第一个方法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
尽管有一个重要理由仍明显支持它的存在。这个重要理由就是，以这种方式保护围攻，
进攻者的大部队就不会再因分兵而受到削弱了（这种削弱对围攻者肯定是很不利的），
但是进攻者的大部队还是会以其他方式受到很明显的削弱：
（1）进攻者环绕要塞的位置通常要求部队相对于自己的实力部署得过于展开。
（2）要塞守军（还应把他们的实力计入前来解围的部队）除了最初与我军对峙的部队以外，
一般不再分兵，在这种情况下可把它看作位于我方营垒中间的一支敌军，
但是它受到要塞城垣的保护，不会受到损伤，或者至少是不可制服的，
其行动效果从而得到很大的提高。
（3）对一道围攻环线的防御只能是最绝对的防御，
因为正面向外的环形部署是所有部署形式中最弱和最不利的，最不便进行有利的出击，
因此围攻环线内的部队只能在其工事中拼死抵抗。容易理解的是，
这种防御占用兵力对防御力量造成的削弱可能比使用一支监视部队造成的削弱大得多
（组建一支监视部队也许会使大部队减少三分之一的兵力）。如果我们再看到，
自弗里德里希大帝以来，人们普遍偏好实施所谓攻势（其实人们并非总是处于攻势）、
运动和机动，而不喜欢防御工事，那么我们就不会为围攻环线完全不再时髦而感到奇怪了。
不过，在围攻环线的防御中，战术抵抗能力的削弱绝不是其唯一的缺点。
我们在提出这个缺点的同时之所以立即列举了一些对围攻环线的偏见，
是因为这些偏见与这个缺点关系十分密切。
一道围攻环线实际上只能保护整个战区中被它围起来的那个地区，其余所有地区，
如果没有专门派出分遣队保护，就等于或多或少地让给了敌人，而如果派兵保护又要分兵，
而这正是人们要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围攻者对围攻所必需的运输已经总是担心和感到困难了，
如果攻城部队的规模比较大，对攻城辎重的需求量比较大，而敌人在城外的兵力又很多，
那么用围攻环线来保护运输就只有在尼德兰那样的条件下才是可以设想的，
即由靠得很近的要塞和要塞之间设置的战线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来保护战区的其余部分，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交通线的长度。在路易十四世时代以前，
人们还没有将部署一支部队与战区的概念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三十年战争中，
部队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来到正好附近没有敌军的某个要塞前，就停下来对其进行围攻，
直到带来的围攻辎重用尽，或者前来解围的敌军靠近。围攻环线在当时是符合事物本性的。
对运输队的进攻
对一支运输队的进攻和防御是一个战术问题；
假如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先要证明对运输队的进攻和防御是可行的
（而这只有根据战略上的理由和因素才能做到），我们在此对这一问题本来是根本没必要谈的。
对这个问题可谈的很少，若不是可将对运输队的进攻和防御合在一起谈，
而且对运输队的进攻更重要的话，我们在讨论防御时就已经可以谈到这个问题了。
一个有300～400辆车的中等规模运输队（不管车上装载的是什么）长半普里，
一个大的运输队长数普里。人们怎么能够设想以通常指定护送的少量部队能保护这么长的运输队呢？
除这个困难外，运送这么大量的物资，行动不便，前进缓慢，而且总要担心发生混乱；
最后，关键是要对运输队的每个部分进行局部保护，因为一旦它的某个部分被敌人追赶上了，
整个运输队就会立刻堵塞在路上，陷入混乱。如果人们考虑到上述种种困难，
自然就会问：怎么可能对这样一支运输队进行保护呢？这样一支运输队怎么可能进行防御呢？
或者换言之：为什么不是所有受到进攻的运输队都被制服了呢？
为什么不是所有本应受到保护的（也就是敌人可以接近的）运输队都受到了进攻呢？
很明显，所有战术上提出来的办法（例如滕佩尔霍夫建议的通过不断地让运输队行
进和停顿以缩短队伍长度的极不实用的办法，
或者沙恩霍斯特提出的比这好很多的把运输队分成几路以缩短队伍长度的办法），
对克服运输队过长这一根本缺点来说，帮助都不大。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大部分运输队由于其拥有的战略条件就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安全保障，
远优于其他暴露在敌进攻面前的部队，这一普遍存在的安全保障也使运输队拥有的
较少防御手段能够发挥大得多的作用。这一战略条件就是：
运输队总是或多或少地在自己军队的后面，或者至少是远离敌军。
结果是，敌人只能派出小部队去进攻它们，而且这些小部队还必须有大的预备队保护，
以防其翼侧和背后因受到赶来的敌人的其他部队的进攻而损失掉。如果人们再考虑到，
正是由于运输车辆十分笨重，进攻者很难把它们弄走，大多只能满足于砍断挽具、
牵走马匹、炸毁弹药车等，整个运输队虽然会因此而受阻和陷于混乱，但不会真正失去，
那么就会更多地认识到，这样一支运输队的安全更多是依靠这些普遍存在的条件来保障的，
而不是依靠其护送部队的抵抗。如果再加上护送部队的抵抗
（他们通过果敢地扑向敌人虽然不能直接保护运输队，但是能干扰敌人的进攻步骤），
那么对运输队的进攻最后看来并非容易和万无一失，而是相当困难和结果难料的。
是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敌军或者敌军的一支部队可能报复对其运输队发起进攻的对手，
用事后的一场大败来惩罚其行动。人们在很多情况下，正是由于有这种顾虑才未敢进攻运输队，
但是大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以至认为运输队之所以未受到进攻，是因为有部队保护，
并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兵力少得可怜的护送部队会如此令人生畏。
人们只要想一想1758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围攻奥尔米茨后穿过波希米亚的著名的退却，
就会明白我们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时，普军有一半兵力分成多支小队，
保护一支由4000辆车组成的辎重队。是什么阻止了道恩去进攻这支辎重队呢？
是因为他害怕弗里德里希大帝用另一半部队扑向他，将他卷入一场他不希望发生的会战。
是什么阻止了劳东在齐施博维茨更早和更大胆地进攻一直在他侧面的普军运输队呢？
是因为他害怕受到惩罚。劳东的部队距其主力10普里，
而且其与主力的联系已经完全被普军切断，因此劳东认为，
如果丝毫没有受到道恩牵制的国王用大部分兵力对付他，他就有大败的危险。
战争计划
第六章
一、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人们永远不会看到一个国家在参与另一个国家的事务时，会像处理其本国事务那样认真。
它会派出一支兵力不大的援军，如果这支援军失利了，它也会认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尽到了义务，
并寻求尽可能廉价的脱身之计。
欧洲政治中的一个惯例是，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
但是一个国家并不因此就必然与另一个国家同仇敌忾、利害一致，
它们只是在并未考虑战争的对象和对手使用多少力量的情况下，
彼此预先约定派出一定兵力的、通常兵力很有限的部队。在履行这种同盟义务时，
盟友并不认为自己与对手已经处于必须以宣战开始和以媾和结束的真正的战争之中，
而且同盟这个概念也从来不是十分明确的，在运用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假如盟友把此前答应提供的这1万、2万或3万人的援军完全交给正在作战的国家，
以至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可以把这支援军看作是雇来的部队，
那么事情就会有某种内在联系了，战争理论在这方面也就不致完全陷入窘境了。
不过事实上远非如此。援军通常都有自己的统帅，他只听命于本国宫廷，
而宫廷给他规定的目标总是和宫廷的意图一样摇摆不定。
甚至当两个国家的确在针对第三国进行战争时，
也并不总是意味着这两个国家都必然会把第三国看作你死我活的敌人，
而是常常会像做生意那样行事。
每个国家根据它要冒的风险和可期得到的好处而投入3万至4万人作为股金，
行动时则注意除了这些股金外，不能再有任何损失。
不仅一个国家为一些与己无关的事去支援另一个国家时是这样，
甚至当两个国家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时，支援也是按上述方式进行的，而且还要有外交上的保证。
同盟者通常也只提供条约中规定的少量支援，
而将其余的军事力量用于追求通过结盟可能会达到的自己的特殊政治目的。
这种考察同盟战争的方式曾十分普遍，只是到了现代，当极端的危险驱使某些国家
（例如那些反抗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自然的道路时，当不受限制的暴力让某些国家
（例如那些追随拿破仑的国家）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时，人们才不得不采取自然的方式考察同盟战争。
过去那种考察方式是不彻底和不正常的，因为战争与和平从根本上讲是两个无法划分程度的概念。
但是这种考察方式并非出于纯粹的、理性可对其佯作不知的外交习惯，
而是深深地源于人类固有的局限性和弱点。
最后，即使在一个国家单独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政治动机对战争的进行也有强烈的影响。
如果我们只要求敌人做出不大的牺牲，那么我们就会满足于通过战争赢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
并认为通过不大的努力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对手大体上也会做同样的考虑。
一旦这一方或另一方感到自己的估计有些错了，发现自己不像原来希望的那样比敌人稍强，
而是比敌人弱，那么此时他通常就会感到缺少财力和其他各种手段，
缺少可激起更多干劲的足够的精神动因，于是他就尽量应付，希望未来发生对他有利的事件
（虽然他根本无权抱这种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像一个久病的患者无力地勉强拖延着。
- 人们越冒险，获胜的把握即确定性就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