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书笔记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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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文字》

大自然的文字

字母A——每个有学问的人踏上自己通往科学之国的道路，就是从它开始的。

然而还有一种文字，它是每一个希望自己真正有学问的人应当认识的。

这张字母表就是认识大自然的指南。它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字母。
天上的每一颗星星就是一个字母。你脚下的每一颗石子就是一个字母。

对于没有学问的人来说，所有的星星彼此都很相似。
可是有学问的人却知道每颗星星的名字，而且能说出它和别的星星有什么区别。
就如字母组成了书本里的单词那样，天上的星星组成了星座。

从古代起海员在需要找寻海上航道的时候就观察星星这本书，
因为水面上没有船舶留下的痕迹。那里没有画着箭头和写着指路文字的标杆：“此路向北。”

但是海员们不需要这样的标杆。他们有仪器——罗盘，上面有永远指北的指针。
即使没有罗盘，他们照样不会迷航。他们抬头望天，会在众多星座中间寻找小熊星座，
再在小熊星座的星星中间寻找北斗星。北斗星在什么方位，那里就是北方。

有时在夏季炎热的白昼天空会出现像山峰一样的白云
云层也是天空这本书的字母。它们不仅告诉现有的情况，还会告诉将要出现的情况。
在最好的天气云层会预示雷雨或连绵的阴雨。

在阅读天空这本书的时候，可以认识许多令人惊异的东西。

还有我们脚下的大地，对于会阅读的人来说，也是一本有趣的书。

有一次在建筑工地一个挖土工的铁锹刨到了一块灰色的石头。对你来说这就是块石头，
然而对于认识大自然文字的人来说，这是石灰岩。它是由居住在大海里的小贝壳生成的。
这就是说，很久以前，如今耸立着一座城市的地方，曾经是大海。

有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在森林里走，突然发现树木中间有一块巨大的花岗岩，
上面长满了像毛毛一样的苔藓。它怎么会来到这里？
谁有足够的力气将这样一块巨石搬到森林里来？再说它怎么能穿过这难以通行的密密丛林？
会读大自然文字的人立马会说，这是漂砾，它不是人带到这里的，而是积冰。

遇到任何事物都要向了解的人请教：这是什么石头？这是什么树？
这叫什么鸟？雪地上是什么动物留下的脚印？


帆船上的水手为自己助手的出现而喜出望外。他们早就期待着它的来临了。
然而隐身者过于卖力了，使得水手们反而害怕起来，担心它折断了桅杆。
他们只好爬上桅杆，收起风帆，使它无物可抓。

一个助手叫风向标，它安装在一根高高的杆子上。
风向什么方向吹，它就往什么方向转。只要你看看风向标，马上就知道风往何处吹。

另一个助手叫温度计，它会报告天气暖和还是寒冷。
第三个助手湿度计显示天气干燥还是湿润。
第四个助手雨量计显示降了多少雨。
第五个助手是晴雨表。这也是一件非常聪明的仪器。
如果它的指针向右偏转很多，就表示将会是晴朗的天气。
如果指针向左偏转很多，就表示将有降雨或暴风雨。

如果你也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你就必须学习有关水和风的科学，
使你的飞机在雷电大作的时候不被狂风折断，在寒冷的云团里机身不裹上一层冰壳，
使你自己能在空中的航道上胸有成竹地驾机飞行。

水灌溉田间的庄稼、牧场的青草

因为如果任凭水为所欲为，它就会造成许多祸害。如果不在它经过的路上拦起土坝，
那么到春汛的时候它就会淹没城市。它会冲走桥梁，假如这座桥梁不牢固的话。

每一场解冻时的流冰都是对桥梁的考验。
水能毫不费力地将一座蹩脚的桥梁从它立足的桥墩——木桩上冲走。
如果桥梁被某几丛灌木或某一个小岛带住，那倒还算好，否则水会把它冲成一根根原木。

如果桥梁是完全按照规定，按最高水位设计的，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它不怕任何春汛。

所以，即使是工程师，如果不知道介绍水、土地、空气、雪、
云的关于大自然的文字，也行不通。

夏天河水很浅，所以水性好的人没有地方可以游泳。

然而到了春天，河水又嫌太多。河水每天源源而来。住在高岸上的人倒并不感到可怕。
但是低岸却被水淹了，河水泛滥到牧场上，成了一个辽阔的湖泊。房屋和树木立在了水里。
人们从一家到另一家只能坐船。他们就这样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直接坐到船里。

农庄里人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只有小河无所事事。

成年人在劳动。娃娃们在上学，玩耍，帮助干家务，到森林里去采蘑菇、浆果。
马匹驮运木柴、干草、粪便——任何要求它们运输的东西。
农庄果园里的苹果树每年向人们馈赠整堆整堆又大又甜的苹果。
田地和菜园、牧场和森林也忠实无欺地为人们效劳。没有田地和菜园，
庄员们就没有面包和蔬菜、燕麦和亚麻。没有森林就没有造房子的木材和烧炉子的柴火。

假如向河上望一望，马上就会发现它的力量非常大。春季里它甚至如此轻而易举地把大树冲走，
仿佛冲走的不是大树，而是小木片。你在泅水过河时不得不与它抗争：
本应笔直游，它却把你往自己要流去的方向带。

现在你坐在桌子边看书。桌子和书本是用树木制作的，
树就是由落到地上的一颗小小的种子长成的。

你的衬衫是亚麻布做的。亚麻是由放进土里的种子长成的。

春天仓库被打开了——用尖利的犁开垦土地。

然后把种子放进土里——在田间播种谷物。与此同时，将仓库关闭——在播下的种子上面撒上土。

放进仓库的不仅有谷物，还有土豆和秧苗。

到秋天主人来了，便来收取仓库里储藏的东西：堆成山一样的谷物、土豆、胡萝卜、黄瓜、白菜。

不过神奇的仓库只听从操心的主人吩咐，对糟糕的主人却不理不睬。

糟糕的主人来了，他没有收到粮食、胡萝卜、白菜和其他蔬菜，收到的只是杂草。

杂草从哪儿来？
它从那儿来。

在需要播种粮食的时候，糟糕的主人没有挑选良种，把什么都混在一起播了下去：
既有用得着的粮食种子，也有杂草种子。

杂草可乐啦，因为把它也播了下去，仿佛它也就是黑麦和小麦。

它开始生长，但速度不是按天计算，而是按小时计算，
于是把粮食作物的穗子压倒了，夺取它们的水分，挡住它们的阳光。

许多地方建立了帮助农民的拖拉机修理站，这些站里有许多功率强大而且干活灵巧的机器。

一台机器管耕作，另一台管播种，第三台管收割，第四台管脱粒——把谷粒从穗子上打下来。

但是打下的麦粒里会混杂着灰尘、穗子的碎屑、麦秸和泥土。
这时第五台机器——风谷机——把灰尘吹走，将麦粒从筛子里筛出，
从而与麦秸、泥土和瘪穗分离。

还有将杂草种子从麦粒里检出的机器。

需要耕地的时候，从拖拉机站开来装有大犁的拖拉机。

需要收割的时候就招康拜因来帮忙，这可是一位干活十分麻利的劳动力，
一下子担当起了许多工作：割麦子，脱粒，风谷，将麦子装袋。

我们的工程师还发明了其他令人叫绝的机器。

土豆一般是手工种植的。工程师却发明了土豆种植机。机器在地里开，自动开出了犁沟，
自动从箱子里取出土豆，自动把土豆扔进地里，自动盖上泥土。

工程师还发明了能种秧苗的机器。它一次能种下六棵小幼苗，而且当时就给每棵幼苗浇上水，
使幼苗能吸收到水分。它再向前一步，就又栽下六棵秧苗。

你看，这是多么好的保姆，一下子照看六个小宝宝。

工人们也制造了许多新机器。

农庄的田野上工作一年比一年做得更好更协调。

以前农民们从来都无法知道土地能不能让他吃饱饭，粮食的收成好不好。
如今人们不必等待大自然的馈赠，而是命令它提供人们需要的一切。
人们培育出许多优良的植物新品种，把沼泽变为旱地，灌溉无水的沙漠。

为了奖励人们的劳动，神奇的仓库——土地——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粮食、
苹果、梨子、蔬菜、亚麻、棉花。

科学家知道，凡是平坦的草原中间耸立起一座翠绿丘岗的地方，那里就是千年以前的草原的景象。
古代的草原居民在埋葬自己首领的时候，他们把他的坟墓堆成高高的丘岗，
以便能从远处发现它。森林里就没有这样的丘岗。为什么要在那里堆土丘呢？
因为反正被树木挡住，什么也看不见。

留在地下的草原啮齿动物的洞穴，在科学家看来也是此地在古代曾是草原的标记。

溪水欢乐地奔流，然而人却因此而欢乐不起来。溪流不仅把水带走，
而且把泥土、土团以及土壤的微粒也带走了。

溪流不是偷偷地窃取，而是公开地抢掠，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把土壤带走，将河流弄脏。
河流尽其所能把一切带入了大海。

当然对海草来说，这是非常有益的。可是长在地里的野草和麦穗日子却很不好过：
它们能吸收的养分所剩无几了。

溪水沿着大大小小的沟壑奔流，使它们变得越来越深，冲成自己的河床。
你看，小沟变成了冲沟，冲沟变成了峡谷。峡谷变得越来越宽，它的两边变得越来越陡。
整个夏天峡谷都从田间吸收水分，那里的黑麦和小麦本来水分就不够。

十年前——国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旱灾。草原上所有的庄稼都枯死了。
农民们没有了糊口的东西。

人们将一种叫滨藜的野草用开水煮。煮出来的东西像泥浆。往这泥浆里撒上少量面粉。
要知道每一撮面粉都必须十分珍惜，因为面粉快用完了。
再往里面加入泥土和草木灰，以便使面团发得大些，就去烤面包了。

你吃上一口这样的面包，准会吐出来。连鸡吃了这样的面包也会死。
人吃了野草做的面包，接着就生病，死亡。

为了使土壤保持团粒，有时应当在田间播种多年生牧草来代替庄稼。
在草的作用下，田地暂时重新变成了芳草萋萋的草原。你一看，土壤得到了恢复，
变成了有团粒结构土壤，这时又可以播种庄稼了。

但是地主认为这不合算。他们觉得年复一年地播种庄稼，出售粮食，好处要多得多。

而农民却没有文化，他们不知道有关土地和土壤的学问。
再说就是知道，凭那一把木犁，在自己可怜的一小块地上歪歪扭扭地耕地，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他们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可别饿死。

我们城市里的事

通常街道两旁房屋的门牌号是按顺序编排的。
一边用的是奇数：1，3，5，7，9……另一边用的是偶数：
2，4，6，8，10……可是我们这儿所有号码都是两个数字编排的：
1—5，7—17，19—25。

为什么会这么编排？

如今耸立着高楼大厦的地方，往昔只是一座座小木屋

这事儿说来可有年头了，一下子是说不清的。

如今高大的新楼林立的地方，若干年以前都是些矮小的木屋。

这些木屋存在已经很久，由于又老又旧，难以再为人们效劳了。
一座小屋的四壁歪斜了；另一座的屋顶摇摇欲坠：它再也无力抵挡雨雪的侵袭了；
第三座门口的台阶朽烂了，人们不得不越过两级台阶跳上第三级。
娃娃们对此倒满不在乎，大人却牢骚满腹了：“这样走路还不叫人累死！”

你要是和老住户聊上一会天，他们会告诉你从前住在这些小木屋里的人日子是多么艰辛。

只有在主要的街道两旁，市中心，才建造有敞亮的房间、有电灯、
有自来水的好房子。那里的住宅价格昂贵，工薪阶层买不起。

在这些屋子里成长的孩子生活贫困、瘦骨伶仃。他们没有玩耍的地方：
院子里垃圾满地，露天的污水坑臭气熏天。马路的路面未经铺砌，到秋季就无法走路。
取水得用扁担和水桶到河边去挑，弄不好在河岸的泥地上失了脚，就把桶里的水泼了。
电灯压根儿就没有。夜晚人们坐在白铁皮煤油灯下，灯火放出的亮光还没有冒出的烟黑多。

看他们盖房子的情形可有趣哩！

首先要着手的事是挖土。要挖好一道道沟——房屋的基坑，因为房屋不能直接建在疏松的土地上。
房屋很重，而土却很软。你刚开始盖房子，它就开始坍塌，一边比另一边下沉得快，
便向一边倾斜，出现裂缝。结果是盖起的房子成了一堆废墟。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发生，他们就把房子盖在地基上：
盖在由砖块或大石块或人造岩石——混凝土做成的承重物上。

建造这样的承重物还得用脑子。如果把它造得窄窄的，它就支撑不了整座房子。
你自己也知道乘雪橇就是在松软的积雪上也不会陷下去，
可踩着薄薄的冰刀就是冻硬实的雪也会被划出一道道口子。

从前挖土用的是铁锹、铁钎或十字镐，把土运走靠的就是这样的木头独轮手推车

但是光把地基造宽还不够。还得把它挖深，使它不是压在地表疏松的泥土上，
而要压在下层压实的坚固的泥土上。表层的泥土不可靠：它的内部有来自雨水和融雪的水分。

冬季，当严寒骤然降临大地时，土壤含蓄的水分就会变成冰，冰则把房基从土壤里往外挤。
于是房子和屋基一起开始松动。

这一点建房子的人心里一清二楚。因此他们把基坑挖得相当深，
使每一面墙壁的下面都有建立在牢固干土上的可靠石质支柱。

从前在建筑工地上挖土用的是铁锹。遇到土很坚硬，又多石块的地方，
铁锹就不起作用，这时只好使用铁钎和十字镐。

这是件很吃力的工作，它要占用大量时间，尤其在建造大房子的时候。
现在有一种功率强大的机器——抓斗掘土机帮助挖土。

混凝土在刚拌成时是很软的，可以做成任何形状。比如说把混凝土灌进一个模子，
将它压实，再让它凝固，结果就得到了和模子的形状正好一样的石块。

不过这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们谁没有玩过用沙子做馅饼！什么样的模子，
就得出什么形状的馅饼。但是沙子馅饼放不长久，会散掉。而混凝土块却越久越硬。

这一切，当混凝土浇注工在街上工作时每个人都能看到。
他们为地基做一个木模——模壳，然后把混凝土灌进这个巨大的模型。

接着，混凝土浇注工转移到第二个地块，那里挖土工已经把基坑准备好了。

混凝土浇注工造第二幢房子，而挖土工却已经开始第三幢了。

建筑工人就这样沿街一幢接一幢地前进：接着挖土工的是混凝土搅拌工，
接着混凝土搅拌工的是泥瓦工。

在地下城里永远是既不下雨，也不下雪，既无炎热，也无严寒。

地面上风雪大作。人们竖起了衣领，把帽子压得低低的，匆匆赶路。
而在地铁里却平平静静，安安宁宁。假如你没有在街上挨过冻，你也许不会说现在是冬天。

夏季刚好相反。地面上又热又闷，地铁里却一片清凉。这儿天气听人的话。

地铁里的空气新鲜又清洁。那里有这样一些机器——通风机，帮助地下城通风。

不光是人，河流自己也会把水弄脏。它冲刷着河岸，带走小土块、泥土和沙子。
往往在春季河水尤其浑浊。这时候各条溪流四面八方奔向河流，将其沿途夹带的东西都带进河水。

在净化站有一个房间，那里的桌子上放着显微镜和其他各种仪器。
桌子边一些穿白大褂的人——实验员在工作。他们在检查水质，
看它是否偷偷地带进了对人体有害的来敌。

然而电灯没有一下子在大城市夺取胜利。它有竞争对手，被迫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
这个竞争对手就是瓦斯灯。

瓦斯至今还在为我们服务，但完全是履行另一种职责：煮茶，在厨房的炉子上做饭，
给浴室的水加热。从前它的主要任务是给街道和室内照明。

十月革命以前我国还没有乡村邮递员。不仅村子里，就是大的乡村里邮箱也是稀罕之物。
为了从乡下寄信，需要乘车赶往城里的邮局。在没有铁路和轮船的地方，
邮局的递送不是用汽车，也不是用飞机，而是靠马匹和骆驼、狗和鹿。
往往一个人去往偏远的北方或沙漠，一去就杳无音信。家里人甚至不知他是死是活。

如果更远地追溯到过去的年代，我们会发现那样的时间离我们还并不怎么遥远，
当时即使在大都市里城市邮局还是新鲜事物。

“我已经活了一大把年纪了，”钟表匠说，“可是没见过从来不慢也不快的钟表。
没有这样的钟表，也不可能有。”

科学家笑了。

“不对，”他说道，“您搞错了，这样的钟表有。”

“在哪里？我倒想见识见识！”

“您自己就站在那块表上。”

老钟表匠不由自主地看了看自己的脚下，耸了耸肩：

“您怎么想到来嘲笑我？”

“我根本没有嘲笑您，”科学家说，“我和您都站在地上。
地球和星空是世上最精确的钟表：它们从来不慢也不快。”

搬运工的年龄没有超过四十的。活儿是那么繁重，干不了多长时间。

世间万物都有历史。

学校也有自己的历史。

你也许认为学校里总是有课桌、教室的黑板、大礼堂、宽敞的走廊、
图书馆、存放物理仪器和其他仪器的房间。

不是的，在古代，学校是另一番模样，读书的方式也不一样。

让我带着你一下子回到四百年以前。

让我们走近一间小木屋，也许能看出一点什么。

一张长长的桌子旁边，几个孩子坐在长椅上，他们穿着怪怪的衣服，长得拖到了脚后跟。
靠近门边坐的是年纪比较小的，越往里坐的年纪越大。

在前面的角落里坐着一个蓄着白色大胡子的老头。他也穿着下摆很长的长袍。

他面前站着一个手捧书本的小孩，正在连珠炮似的念书。

“别念得这么快！”老头威严地打断他，“来，后面的再念一遍。”

这就是学校！不是我们今天的学校，而是古代的学校。

让我们看一眼桌子上放在一个学生面前的书吧。书页上有大大的字母，旁边有带题字的图画。
显然，这是识字课本。字母和今天的不一样，词汇也是老的，不过还是能看懂。

这所学校里根本没有课桌。年纪大的和小的同时在一张长桌旁边上课。
在那个时候年幼的学生在按音节学字母表，年纪大的已经告别识字课本，
正在死记硬背接下去的祷告书，或者从字母表临摹《字帖》——各式各样的训诫和格言。

当时称老师为师傅。能讨得老师欢心的不仅要勤奋，举止得体，逢时过节还得送礼。
支付给老师的不仅是钱，还得有食品：面包和奶油、鸭子和小猪。

学生学完一本书，开始学下一本的时候，他在椅子上向老师的方向移近一个位置。
这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升了一级。这一天他给老师带来一罐粥、
包在一张纸里的十戈比银币。

一个新生被带进学校，这便是所有学生最大的开心事。

在古代，学校是另一番模样，读书的方式也不一样

父亲牵着儿子的手走进小木屋，对着圣像画过十字，再低低地弯腰向老师行礼。
然后他们开始“谈条件”，谈老师给小孩教什么，老师的报酬是多少。

谈妥以后双方击掌，仿佛一个在集市上卖出了一件商品，另一个买进了它。
新生向老师叩过头，便拿出藏在怀里的教鞭。老师交给他识字课本，
让他坐在长桌的最末一端，离门不远的地方。

第一天的功课新来的学生觉得长得没有尽头。
学生们跑回家吃过午饭，又回到了学校。不布置回家作业。
不过在各自回家以前，还得把书扣扣上（当时硬皮书上有金属锁扣），放到架子上。
书不带回家。然后应当扫地，揩灰尘，从井里打水。

那时候读书累得很，什么都死记硬背，逐字逐句地背下来。

我们现在谁学会读一本书了，就能读另一本。可那时候有人，
比方说，背出了一本课本，可能看不懂另一本。

因为这些书不是印刷厂里印刷的，而是手抄的，抄写的人很少想到自己的读者：
手抄本里有时不仅词与词之间不分开，而且整个整个的句子中间没有逗号和句号，
毫无停顿，一句连着一句。

这样一本书要毫无停顿地读下来，又不尝教鞭的滋味，你倒试试看。

那个时代识字的人不多。

不过对于几个世纪以前的事有什么好说呢！如果向老人们打听，
他们会说，就是几十年以前也并非每个孩子都能上学。

有一个我们熟悉的老太太。她是不久前刚学会阅读的。
她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年轻的时候记性才好啊。为什么她童年时没机会上学呢？

附近没有学校吗？

这倒是真的，学校离他们村子不近，有七俄里（1 俄里等于1.06 公里。），
还得经过一块沼泽地。

可问题不在这里。

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经常缠着母亲求个不停：

“让我上学去。”

“你凭什么去上学？你既没有靴子，大衣又破旧。”

“不管怎么着，我还是要去。”

“哪儿见到过女孩儿家上学的！男孩儿也没有都去上学。女孩儿家上学更没有用。
你长大了还不是嫁人？带孩子现在就会。女孩儿家要识字干吗？”

但是母亲经不住她死乞白赖的纠缠，最终还是答应了。

“得！等你学会了，就给死人祷告去。”

这时倒是女孩自己放弃了上学的念头：她害怕给死人做祷告。

她有个弟弟，也一直缠着要上学。开头家里就连他去上学也不肯。

“你要当兵去的，那里会教你识字。家里就是不读书事情也够多的了。”

但是弟弟不退让。于是给他准备了上学的用品。虽然困难，还是置办了靴子，
买了石板和石笔，母亲用碎布给他缝了书包，用来装石板和识字课本。

小男孩开始上学。可学校却叫他喜欢不起来。稍有什么不对，老师的戒尺就打到了头上。
要不就跪沙包。袋子里装了很粗的沙粒，还有小石子，就让他跪这样的沙包。
痛得很。有多少次同学们把这可恨的沙包扔进了哪个灌木丛里！可河边有的是沙。
新的沙包又代替了被扔掉的。

男孩上了三年学，当时乡村小学只有三个年级。他想继续上学，可没有地方。

如今大家都上完八年级，或者十一年级。谁要是喜欢科学，以后还可以上学院，上大学。
那个时候乡村学校就像一条死胡同，从它那儿出来，再也没有路可走。

打个比方吧，你勉强会算，会读，会写了，你能签上自己的名字，
而不必用十字来画押，行啦，你够啦。

那时候农民和工人的孩子是很难走上通向科学之路的。
中学里难得能见到一个工人的儿子，至于农民的孩子就谈也不要谈了。

稀有图书不直接交到所有希望看到它的人手上，因为这样很容易将书损坏。
不过每个人仍然能阅读它。

那是怎么做的呢？

图书馆里有一个厅，那里珍稀图书像在电影院里一样，在银幕上展示。
为此用相机将书翻拍成照片。如果看照片，你就什么也看不清，那上面的字太小了。
可在银幕上看到的是一本大书，所以全部内容能轻松地阅读。

现在你坐在马戏场里观看魔术师和杂技演员的表演，观看这些人在圆顶下面飞翔，
走钢丝，彼此爬上肩膀叠罗汉，组成人体的立柱和金字塔，让狗熊骑自行车和摩托车，
让海狮用鼻子抛彩色的小丑帽和皮球。你感到既有趣又高兴。但是你甚至没有想到，
为了做到这一切，需要付出多少顽强而耐心的劳动、知识、充满热情的思想。

就拿海狮来说吧。你知道吗，为什么偏偏让这种野兽来做抛帽子和皮球的杂耍，
而不是别的野兽呢？这里没有科学知识，没有对动物生活的研究，是做不到的。
观察大自然的人发现海狮喜欢戏耍自己的猎物：它们用鼻子把鱼抛上去，再把它抓住。
驯兽师利用了这个观察所得，就教会了海狮灵巧地表演杂耍。

海狮有时会发出类似笑声的声音。

著名的驯兽师杜罗夫（姓杜罗夫的两兄弟弗拉基米尔（1863—1934）
和阿纳托利（1864—1916）是俄国著名的驯兽师和马戏演员， 
由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组成的杜罗夫家族是俄罗斯的马戏世家。
如今在俄罗斯尚有于1912 年在莫斯科创建的杜罗夫驯兽场，以科学方法驯兽。）
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做到了当他对它说“笑”时，海狮就哈哈笑起来了。

弗拉基米尔•列昂尼多维奇•杜罗夫使动物服从他的意志，一生都在研究它们的习性和癖好。
虽然他从不给动物施加痛苦，它们却对他服服帖帖。

为了使观众不感到枯燥，一个可笑的人物来给大家逗乐了，他头戴一顶小帽子，
身穿一件短上衣，还有一条过肥过长的裤子。他做出帮助马戏场工作人员的样子，
实际上只是给他们帮倒忙。他用自己皮鞋翘起的脚尖抛撒锯末。
他在所有人身边绊脚跌倒，爬起以后又跌倒。与此同时他努力表现得比别人做得多。
他筋疲力尽地坐下来，口吐大气，连连擦汗。观众哈哈大笑。他们清楚地知道，
这个可笑而笨拙的人在塑造什么形象。他在嘲笑无所事事的人，
他们什么事也不做，却装出做事的样子。

他在佯装傻里傻气的时候，是教育人们做事要聪明理智：
他嘲弄的是偏见和迷信，揭露的是恶习和缺点。

操劳的事不少，但是你在仔细观察自己饲养的小动物时，
每天会对兽类、鱼类以及鸟类的习性和生活有新的认识。

可是如何近距离地认识那些在学校生物园地你看不到的动物呢？
家养的动物，像狗啊，猫啊，奶牛啊，鸡啊，鸭啊，这些是你的老相识了，有时还是朋友呢。
但到哪儿去看大象、鳄鱼、豹子？难道只能在图画上看到吗？
毕竟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是不可能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它们的啊。当然不是。
你可以安安心心地继续自己的学业。你哪儿也不用去，因为野兽自己会来到你跟前。
要知道不仅每一所学校有生物园地，每一个大城市也有自己的生物园地。那便是动物园。

动物生病的时候要给它吃药。这时不使点儿诡计不行，而且诡计还得会使：
对付每一头野兽的诡计各不相同。对爱吃美食的熊要把药物放在果酱或蜂蜜里。
对大象要把药物添加在伏特加酒里，因为它非常喜欢伏特加。
对猴子有时只好几个小时不给水喝，使它们感到非常口渴，
这时它们才会连带药物把水或糖水水果一起吃下去。

动物园里有专门的动物医院，那里有用于检测和治疗的Х光机及别的器械。
还有用于分析的各种实验室。给野兽治病的是兽医。
可是给猴子治病有时也请来给人治病的医生。

给驯养的猴子听诊和叩诊并不困难，可对老虎怎么办呢？
它可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医生撕成碎片呵。这时不使点儿诡计同样办不成事。
人们把野兽赶进一个特别的笼子，它的两壁距离很近。
当老虎被逼到贴着笼壁的时候，它只好乖乖地接受听诊。

日常用品来自何处

你是个好奇的人，在看到新东西时总是问：它是用什么制作的？

有时对这样的问题很容易回答：桌子是木头做的，床是铁做的。

但是物件往往和制作它的原料毫不相似。

水罐很少跟泥土有相似之处；为了使泥土成为水罐，先得把它做成水罐的形状，
然后放进大窑里去烧制。

还有书跟云杉树相似吗？你也许脑子里想也没有想过书是云杉树做的。

人类曾经有过用兽皮缝制衣服的时期

或者我们就以你自己的衬衫为例吧。有什么比衬衫更贴近身体的？
可你知道吗，它是用什么制作的？

大衣、长袜子、手套，这些都是帮助你御寒的朋友。可它们是从哪儿来的？
它们是用什么做的，又是怎么做的？看来这些问题你想都没有想过……

很久很久以前，有过一个时期，当时人类还不是住在房子里，而是洞穴和窝棚里。
他们用兽皮缝制衣服。他们的针不是钢做的，而是骨头做的。
当时他们还不知道钢是什么东西。他们用石头做成刀，骨头做成针。

在你家里，准备缝纫用的线轴、针和布料都放在一起——在同一张桌子上。

但是这些东西的年龄却并不相同。针比线和布要年长得多。
人类在学会用布，而不是用兽皮做衣服以前，经过了不止一千年的时间。

为了制作布料，首先得纺线。为了有线，就得有兽毛。

人在驯养山羊以后想到，没有必要把羊杀死再从它身上剥皮。
羊皮只能剥一次，羊毛却每年可以剪。用羊毛可以纺成任何粗细的线。
有了线什么东西不能做！

如果你曾到过农村，也许亲自见过如何用纺锤纺线。

纺线女从一团羊毛里抽出几缕长长的纤维，用手指将它捻紧，
然后绕到纺锤上，纺锤是一根两头细中间粗的圆形小木棒。

纺锤这个名称的来历也许是因为它的本职就是转动和把线捻紧。
（俄语里“纺锤”的词根就是“转动”的意思。）线要捻得匀称而牢固。
如果就把线简单地从羊毛里抽出来，那一拉就断了。

纺线女转动纺锤并把线绕到上面。

纺锤一直使用到我们的时代。最老的织布机只有在古物博物馆才能找到。

这种纺织机构造很简单。用四根棍子做成一个方框。按照它的整个长度把线绷上去。
在织布的时候用手指把横向的线从纵向的线之间穿过去。

布是由线编织而成的，就如篮子由麦秸编织而成一样。
你自己就可以做这样的一台纺织机。

一本古老的书里说过，衬衫是田里长的。这话没错，因为它是用棉花做的，而棉花是田里长的。

在讲述衬衫故事的时候，我们回忆了古代——用兽皮制作衣服的那个时代。

人们至今仍在穿戴兽皮，只是不像以前那样制作罢了。

你的帽子和冬季大衣的领子就是用兔皮缝制的。

脚上穿的也是动物的皮。

你当然知道自己的皮靴是皮革做的，而皮革是用牛皮或羊皮做的。

可是兽皮是怎么变成皮革的？

它们两者相似之处很少。兽皮表面都是毛毛，皮革表面却一根毛也看不到。

生皮是做不了靴子的。它不牢也不韧。放久了就开始腐烂。干了就变脆。

在制革厂里把生皮变成皮革。

很久很久以前用手磨磨粉：把麦子撒在一块圆而平的石块上，再用另一块石块碾磨它。

往往每天一大早女主人就开始磨面了。于是整个村子都能听到磨盘石跟磨盘石碾磨的吱吱声。

这种石磨的遗迹至今还能找到。

石磨的中心是一个小孔。它干什么用呢？为了让上面的磨盘石能套到轴心上。
为方便它转动，上面装了一个手柄。

但是手磨磨不了很多麦子。只够一家人吃一天。
当城市里的面包房烤的面包一下子要供应许多人时，就需要巨大的磨子了。
石头磨盘开始做得又大又重，一个人推不动这样的磨盘。
于是给磨盘装了很长很长的摇柄。这个摇柄由两个或三个人动手推。
他们把身子压在上面，走着圆圈，让磨盘转起来。这个转动的磨盘就在另一块固定的磨盘上碾磨麦子。

后来为了让工作轻松些，还拉了马来帮忙。把它套到手柄上，开始赶着它走圈儿。
这种马拉的磨子一天能磨几袋麦子。

但是人还是觉得这太少。他们想替自己寻找力气更大、干活更好的帮手。

于是他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工人，干活能一个顶十个，却不用吃饭。
这是个什么样的工人呢？叫什么名字？
它叫“水”。
人用手劳动，马用腿劳动。水既没有手也没有腿。可是人却教会了它磨面。
他们拦河筑起了一堵墙——堤坝，使河水满起来成为一个池塘，
在水坝旁边——紧靠磨子的地方放置一个大转轮。在这个轮子的整个外缘，装上木头的水斗。

水从水塘里顺着斜槽流动，落到转轮上，灌满了一个接一个的水斗。
在水的重力作用下水斗向下降落，使轮子转动起来。
一个水斗刚刚到达下面，里面的水便倒了出来，它又升上去接水。

这样，水就使磨车的轮子转动起来了。轮子又带动了磨车上圆圆的大磨盘。
这个上面的磨盘自古以来就叫“转盘”，因为它不是躺着不动，而是在绕着轴心转，
并且快步跑着磨麦子。下面的磨盘则叫“躺盘”，它的任务就是躺着不动。

但是它们都在工作。麦粒从上磨盘石中间的孔内撒落到上下两块磨盘之间狭窄的间隙。
它们是不光滑的，上面还凿了一道道小沟槽。小沟槽把麦粒磨碎。
麦粒已经不可能以没有磨过的完整形态从这里出去。

水磨

然而人们需要的是到处——每个村子——都能工作的帮手。

可是什么东西到处都有呢：无论森林里、田野里，还是草地上？

到处都有的是空气。空气流动的时候，就产生了风。

风儿在大地上空游荡，摇晃着田间的黑麦和林中的树木，鼓起白帆把船舰吹向大海。

为什么不让它来磨面？

人们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了风车。

当你从远处看风车的时候，仿佛觉得它是有生命的。它耸立着，鼓动着风翼，
似乎眼看着就要起飞的样子。可是它没必要起飞。它另有事情要做——磨面。

风车并非自己会转动风翼，是风吹得它转。

风翼转起来，带动了磨盘的转动。

然而风是个很任性的工人。水总是往一个方向流。而风有时从这边来，有时从那边来。

人们只好随着风向转变风车的方向，然后用绳子把它拴在桩子上，
使它不至于无缘无故地转变方向。风车的四周有这样几个打进地里的桩子。

常有风干脆撂挑子的情况发生。风车越来越慢，越来越懒地转动风翼，接着完全睡着了。

现在你等它醒来吧。

你看现在糟透了。

水不会到处工作，只在有河的地方。风不会永远工作，只在它吹起来的时候。

可就是到了我们的时代人们找到了更好的工人——电流。
它能召之即来，只要你打开开关或把手。它随时随地都能工作，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

工厂里到处都有电流在工作：锻铁、造机器、纺纱、印刷图书。
现在它连麦子也磨了：最大最好的磨坊不是水磨，不是风磨，而是电磨。

大型磨粉厂是有几百台机器的名副其实的工厂。所有机器靠来自电站的电流驱动。

土地提供的粮食越多，畜群的数量越多，对器皿的需求也越多。
它的制作便成了陶工师傅的事情了。在大田作业之余，利用几个月的时间，
他能制作出供全村人需要的陶罐。如果附近有城市，
陶工就把自己的彩绘陶器制品装上小船，运到集市上。通过水路运输如此易碎的商品，
要比用大车在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旱路上行驶平稳得多。

为了使工作进展得更快，陶工们发明了专门的机床——陶盘。
不是机床本身有几多巧妙，而是制作方法的巧妙。

不过首先得说一说它的构造。长凳上插进了一根木棒，竖立在一边。
木棒上，如同在轴心上似的，转动着一个厚厚的木盘。陶工骑坐在长凳上，
用左手转动木盘，右手将泥团塑成罐、钵、碗的形状。
现在工作的时候就不必将制品这面那面地转动了。
它自己会在陶盘上转动，在陶工的手上做出规整、滚圆的形状。

最先制作瓷器的是中国人。他们将一种白色的黏土——
高岭土和捣成很细粉末的石头以及水搅和在一起，
然后把这种混合物放在陶盘上做成器皿的形状。最难的事是烧制。
为了使与石粉混合的黏土变成瓷器，应当用很高的温度烧制。

但是通常放到病人口中的温度计标示的最高温度是摄氏四十二度，
而烧制瓷器的炉子里温度高达摄氏一千三百度。
这样的高温无法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玻璃会熔化，水银会变成蒸汽。
这里最主要的是配置瓷器的成分和烧制的方法，使器皿在高温下不至于熔化、变形和倾斜。

此前不久沙皇俄国的统治者写信从国外请来一个叫贡格尔的工匠，他说自己知道瓷器的秘密。

贡格尔提出要几千普特的黏土，花费了许多金钱和时间，想尽一切办法建造烧制的炉子，
一次次砌了再砌，但是最终他只好承认自己不会制作瓷器，于是羞耻地被打发回家。

这时他的俄国助手维诺格拉多夫着手做起了中间事。
他没有吹嘘掌握了自己确实并不知道的秘密，然而他是个有学问的人，
而且善于为达到目标而顽强努力。他的朋友和多年的同学是伟大的物理学家、
化学家、地质学家和诗人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第一个世界驰名的自然科学家，
现代俄罗斯标准语的奠基人。1755 年在他倡议下创办莫斯科大学，
对自然科学、语文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做出过巨大贡献。），
他一个人知道的东西比整所大学的人知道的还多。罗蒙诺索夫看重并且尊敬自己的老同学。
而沙皇的官僚们却对他讽刺挖苦，因为他为人桀骜不驯，这一点与他们的脾性格格不入。

工厂中央耸立着一种圆圆的炉子，炉壁四周是一排小窗。炉内的一只只大罐子里熬着玻璃。
周围的窗边，高高的木板台架上站着一个个手持长长铁管的人。
玻璃吹制工用管子的一头从罐子里取出一小团熔化的玻璃，
开始竭尽全力向管子的另一头吹气。空气进入玻璃液滴，把它吹成一个发亮的火球。

吹肥皂泡是既省力又好玩的。然而玻璃吹制工的劳动和这种儿童的有趣玩意儿毫无相似之处。
炉子散发出巨大的热量，使人汗流浃背。眼睛被炫目的亮光灼得生痛。
为了吹出一个玻璃泡，需要用尽平生之力鼓起肌肉和肺部。

工匠做瓶子的时候，把铁管的一头伸进铁模，吹出一个玻璃泡。等玻璃冷却下来，再卸下模子。

制造窗玻璃的那些玻璃吹制工做的工作更复杂。这时已经没有任何模型，完全靠工匠的本事。
工匠将沉重的铁管时而向上时而向下地挥动着，把它放到嘴边，然后继续摇晃着它，
使玻璃球变成越来越长的玻璃泡。这个玻璃泡要做得又直又平整，
以便接着把它切下并展开，从而得到一块平整的玻璃板。

我们对电灯已经那么习以为常，所以并不把它当回事。其实它是多么不同凡响的东西！
它发出的光是那么明亮！而且打开和关闭它又是那么方便！

七百年前一位德国诗人甚至写诗歌颂“神奇的玻璃”：

老之将至的时候，
四周变得模糊难辨，
书本——我们的老朋友，
也开始对我们叛变，
我们拿起神奇的一片玻璃，
它给阅读带来了便利。

科学家们开始观察来到他们眼前的一切。在观察蝌蚪尾巴的时候，
他们看到血液沿着很细的管道——血管流动。解剖蜜蜂以后，
他们发现它的构造根本不像他们以前认为的那样简单。他们惊讶地说，它有心脏、肠子和胃。

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天空时，发现了月亮上的高山。观察木星时他发现木星有四颗卫星，
它们仿佛彼此在你追我赶。他观察了银河，原来银河里雾蒙蒙的流水是散布其中的许多恒星。

你会问：工厂里用什么做颜料？
蓝颜料用非常非常黑的煤炭做。
那么绿的呢？
绿的用非常非常黑的煤炭做。
那么紫的呢？
紫的用非常非常黑的煤炭做。

无论蓝的绿的紫的颜料都用同一种煤炭制造，这怎么可能呢？

这里没有化学家是做不到的。化学家会做的不仅是这些变化。

不过首先着手这件事的是矿工。他们从地下的矿井里把煤开采出来。

铁路工人把煤炭运往工厂。

在工厂化学家从煤里提炼黑色的煤焦油，从黑色的煤焦油里提炼出一种像水一样的无色的液体，
再把这种无色的液体做成色彩最为鲜艳的各种颜料。

这就是如此奇妙的科学——化学：它把黑色的变为无色的，把无色的变为蓝色的、
绿色的、紫色的！在古代，颜料从植物提取。现在人们学会了人工制造，
不用借助于植物。

从前人们从鹅身上拔取羽毛做笔。如今笔在工厂里生产。
在土地里寻找矿石，用矿石提炼钢铁。钢铁被轧成薄板，运到钢笔厂。

那里钢板身上发生了长长的一系列变化。

一台机器把钢板切成很窄的条条，另一台机器把条条冲成一个个小片片。
冲过以后留下一个个小孔的条条已经没有用处，就被打发回原地的化铁炉，
重新熔炼。小片片则用来制造笔尖。

每一个小片片已经像笔尖了，但是它还不能用来书写。
它是平的，所以墨水像在平板上一样留不住。为了让墨水滴能在上面留住，应当把它弯成槽形。
还有把笔尖劈成两半，形成一条缝——墨水流淌的小道。

这一切仍然不是手工操作，而是由机器完成，因为钢质的笔尖用羽毛笔刀是削不了的。

“也许那里写着我的名字，”锯子说，“因为板是我锯出来的。”

“不，那里写的是我的名字，”说话的是刨子，“木板可是我刨光的。”

“不对，”榔头说，“挂木板的钉子是我钉的。”

“你们这就想歪了！”眼镜说，“这个名字不属于工具，而属于人。
因为如果没有人我们都一钱不值。是人发明了我们，是人制造了我们，是人用我们工作。

《十问：霍金沉思录》

上帝存在吗？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像我一样的残疾人是生活在上帝的诅咒之下的。
好吧，我想我可能使那里的某位感到不高兴，但我更愿意认为，
一切都可以由自然定律给予另一种解释。如果你像我一样相信科学，
你就会相信存在永远得遵守的一些定律。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这些定律是上帝的杰作，
但那更是对上帝的定义，而非对其存在的证明。大约公元前300年，
一位名叫阿利斯塔克的哲学家被日食、月食迷住了，特别是月食。
他很勇敢地质疑它们是否真的是由神造成的。阿利斯塔克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先驱。
他小心翼翼地研究了天穹并获得一个大胆的结论：他意识到月食其实是地球的阴影越过月球，
而不是一个神圣的事件。这一发现使他心灵解放，他能够弄清他的上空真正发生的事情，
并绘制显示太阳、地球和月球的真实关系的图。从那里他得出了更为非凡的结论。
他推断出地球不像众人以为的那样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围绕着太阳运行的。
事实上，理解这种安排就解释了所有的日食和月食。当月球在地球上投下阴影时，
就会发生日食。当地球遮挡月球时，就会发生月食。但是阿利斯塔克又更进了一步。
不像他同时代的人以为的那样，他认为星星并非天穹上的缝隙漏下的一缕光，
那些星星是其他的太阳，就像我们的太阳一样，只不过离得非常远。
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发现啊！宇宙是一个受原理或定律制约的机器。
这些定律是人类头脑可以理解的。

我相信这些定律的发现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因为正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这些自然定律将告诉我们究竟是否需要一位神来解释宇宙。
自然定律描述了事物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际运行方式。
在网球比赛中，球总是准确到达自然定律预告的位置。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定律也在起作用。
它们控制着正在发生的一切，从在运动员肌肉中如何产生射击的能量，
到他们脚下的草的生长速度。但真正重要的是，这些物理定律以及定律之不可变是普适的。
它们不仅适用于一个球的飞行，还适合于一个行星，
以及宇宙中的其他一切的运动。与人类制定的法律不同，自然定律不能被打破。

根据科学定律，我认为宇宙是自发地从无创生出来的。
科学的基本假设是科学决定论。在给定某一时刻的宇宙的状态后，科学定律就确定宇宙的演化。
这些定律可由也可不由上帝颁布，但他不能干涉使之违反定律，否则它们就不算是定律。
这就留给上帝选择宇宙的初始状态的自由，但即使在这里似乎也可能存在定律。
所以上帝也许根本就没有自由。

不管宇宙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制造一个宇宙其实只需要三种成分。
试想象我们可以在某种宇宙食谱中列出它们。那么我们烹饪宇宙所需的三种成分是什么？
首先是物质——有质量的东西。物质就在我们身边，脚下的地中和太空外面。
灰尘、岩石、冰、液体。巨大的气体云、恒星的巨大螺旋，
每个都包含数十亿个太阳，向外延伸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

你需要的第二种成分是能量。即使你从未思考过它，我们都知道能量是什么。
那是我们每天都遇到的东西。仰望太阳你可以在脸上感受到它：
那是9 300万英里（1英里=1.609千米）外的一个恒星产生的能量。
能量渗透宇宙，它驱动使宇宙永远充满活力，并不断变化的过程。

这样我们有了物质，我们有了能量。为了建立宇宙，我们需要的第三种成分是空间。
很多空间。你可以说宇宙有很多品质——可怕、美丽、暴烈。
但有一个品质和它毫不相干，那就是狭窄。无论我们朝哪里看，我们都看到空间，
更多空间，更多更多的空间。空间向所有方向伸展。它足以使你头晕。
那么所有的这一切，物质、能量和空间又是从何而来呢？直到20世纪我们才明白。

答案来自一个人的洞察力。此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家。
他的名字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遗憾的是，我从未见到他，因为他去世时我才13岁。
爱因斯坦意识到某种极其非凡的东西：制造宇宙所需的两种主要成分，质量和能量，
基本上是一个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两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他著名的等式E=mc2只是意味着质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能量，反之亦然。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宇宙并没有 三种成分，它仅有两种成分：能量和空间。
那么，所有这些能量和空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科学家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后找到了答案：
空间和能量是在我们现在称为大爆炸的事件中自发产生的。

在大爆炸的那一刻，整个宇宙出现，伴随着空间。这一切都胀大，就像气球被吹大一样。
那么所有这些能量和空间从何而来？这充满能量的整个宇宙，
这极端广袤的空间及其包容的万物，如何无中生有？

一切如何开始？

人们愿意相信宇宙是永恒的，这是因为人们渴望不必援引神力来创造宇宙并使之运行。
相反，那些相信宇宙有一个开端的人用它来证明上帝作为宇宙的第一个原因或第一推动者的存在。

如果恒星以前永远就在那里，那它们为什么在几十亿年前突然亮起来？
什么东西充当时钟告诉它们闪耀的时刻到了？这使那些相信宇宙永远存在的哲学家们深感困惑，
如伊曼纽尔·康德。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和宇宙就以现在差不多的样子，
仅在几千年前被创造出来的思想相一致，正如厄谢尔主教所得的结论。
然而，随着20世纪20年代我们在威尔逊山上用百英寸的望远镜观测宇宙，不同的思想出现了。
首先，埃德温·哈勃发现了许多被称为星云的微弱的光斑。
它们实际上是其他星系，那是庞大的恒星集合。
这些恒星就像我们的太阳一样，但距离很远。它们之所以显得如此微小而黯淡，
距离必定大到来自它们的光要花数百万年甚至数十亿年才能到达我们。
这表明了宇宙的开端绝不会在区区几千年前。

但哈勃发现的第二件事更加惊人。通过分析来自其他星系的光，
哈勃能够衡量它们是否正在趋近或离开我们。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它们几乎都在离开。
此外，它们离我们越远，就离开得越快。换句话说，宇宙正在膨胀，星系正相互离开。

为什么我们不生活在一个历史中，其中八个维度被蜷缩得很小，只留下我们注意到的两维？
原因是，两维动物将难以消化食物。如果它像我们一样，有一个直通的肠道，
它就会将那只动物分裂成两部分。这个可怜的生物就被分解了。
因此，对于任何像智慧生物这样复杂的事物，两个平坦的方向是不够的。
三个空间维度有一些特殊之处。在三维空间中，行星可以在恒星周围具有稳定的轨道。
这是服从由罗伯特·胡克在1665年发现并由艾萨克·牛顿详细阐述的引力服从平方反比定律的结果。
考虑两个物体在特定距离处的引力，如果该距离加倍，则它们之间的力减到四分之一。
如果距离增加3倍，则将力除以9，如果是4倍，则将力除以16，依此类推。
这导致了稳定的行星轨道。现在让我们考虑四个空间维度。万有引力就会遵循立方反比律。
如果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加倍，那么引力将被除以8，3倍则除以27，如果是4倍，则除以64。
这种立方反比律的改变使行星在它们的恒星周围不可能拥有稳定的轨道。
它们要么落入它们的恒星，要么逃逸到外面的黑暗和寒冷中去。
同样，原子中的电子轨道也不稳定，这样我们所知道的物质就不会存在。
因此，虽然多重历史的思想允许任何数目的几乎平坦的方向，
但只有拥有三个平坦方向的历史将包含智慧生命。只有在这样的历史中这个问题才会被提出：
“为什么空间具有三个维度？”

反对人类基因工程的法律可能会被通过。但是有些人无法抵抗改善人类特征的诱惑，
例如记忆力、抗病能力和生命长度。一旦这样的超人出现，
未经改善的人类将面临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们将无法赢得竞争。
想象得到，他们会死绝，或被边缘化。相反的，将会出现一群自我设计的生物，
他们正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完善自己。

如果人类设法重新设计自己，减少或消除自我毁灭的风险，
它可能会散布到其他行星和恒星上去，并在那里殖民。但是，对于化学基础的生命形式，
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基于DNA的，长途太空旅行将很困难。这些生命的自然寿命与旅行时间相比太短。
根据相对论，没有什么能比光旅行得更快，所以从我们到最近的恒星的往返旅程将至少需要8年，
而到银河系的中心则大约需要5万年。在科幻小说中，他们通过空间弯曲，
或通过额外的维度来克服这个困难。但我认为这些都是永远不可能的，无论生命变得多么智慧。
在相对论中，如果一个人可以比光旅行得更快，那么他也可以旅行回到过去，
这会导致人们回到并改变过去的问题。人们还会预料已经看到大量来自未来的游客，
他们好奇地瞧着我们古怪过时的生活方式。我们也许可能使用基因工程使以DNA为基础的生命无限延长，
或者至少存活10万年。但是，发送机器将是更容易的，这几乎已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
可以把机器设计得持续足够久直至完成星际旅行。当它们到达一颗新的恒星时，
它们可以降落在合适的行星上并挖掘材料制造更多的机器，后者可以被发送到更多的恒星上。
这些机器将是生命的一种新形式，它们是基于机械和电子元件而不是大分子。
它们最终可以取代基于DNA的生命，就像DNA可能已经取代了早期的生命形式一样。

但我们需要警惕，直到我们进一步发展之前，不要回答外星生命。
在我们现阶段，遭遇更先进的文明，可能有点像美洲原住民遭遇哥伦布一样—
—我想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因之变得更糟。

我们能预测未来吗？

有一个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说，当拿破仑问拉普拉斯如何将上帝纳入这个系统时，
他回答说：“阁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我不认为拉普拉斯声称上帝不存在。
只是上帝没有介入打破科学规律。那应该是每个科学家的立场。
如果科学定律只在某位超自然存在决定让事物自身运行而不介入时才成立，
那么科学定律就不成其为科学定律。

时间旅行可能吗？

随着涂料层厚度的增加，表面积会增加。如果球是在一个平坦的三维空间中，
人们可以无限地添加油漆，并且球会变得越来越大。
然而，如果三维空间确实是另一个维度的球体表面，那么它的体积会很大但是有限。
随着人们添加更多的涂料层，球最终会填充一半的空间。
在那之后，油漆工会发现他们被困在一个尺度不断缩小的区域中，
几乎整个空间都会被这球和它的油漆层占据。所以他们会知道自己生活
在弯曲的空间而不是平坦的空间中。

这个例子表明人们无法像古希腊人认为的那样，从第一原理出发推断出世界的几何。
相反，我们必须测量我们居住的空间，通过实验找出它的几何形状。
然而，虽然早在1854年德国人波恩哈德·黎曼就发展了一种描述弯曲空间的方法，
但它在60年间仍然只是一门数学。它可以描述存在于抽象中的弯曲空间，
但似乎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生活其中的物理空间应该是弯曲的。
只到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后，这个理由才出现。

我们应去太空殖民吗？

进入太空绝不便宜，但它只需要世界资源的一小部分。自从阿波罗登陆以来，
NASA的预算考虑到物价因素实际上基本保持不变，但它从1970年占美国GDP的0.3%
下降到2017年约为0.1%。即使要认真地努力进入太空，我们得增加国际预算20倍，
也还只占世界GDP的一小部分。

也许有人认为更应该用我们的钱来解决这个星球的问题，例如气候变化和污染，
而不是浪费它去寻找一颗新行星却可能毫无结果。我并不否认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重要性，
但我们可以在做到这一点之余，仍然将世界GDP的0 .25%用于太空。
难道我们的未来不值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一吗？

太阳系中哪里是人类可能的殖民之处？最明显的是月球。它很接近地球并且相对容易到达。
我们已经在上面降落过，并在月面驾驶过越野车。另一方面，月球很小，
不像我们地球，它没有大气，也没有用于偏转太阳辐射粒子的磁场。
那里没有液态水，尽管在北极和南极陨石坑中可能有冰。月球上的殖民地可以将冰作为氧气来源，
由核能或太阳能板提供电力。月球可以成为前往太阳系其他地方的基地。

很明显，火星是下一个目标。它距离太阳是地球距离太阳的1.5倍，所以接收了一半温暖。
它曾经有一个磁场，但在40亿年前衰退了，使火星赤裸裸地暴露在太阳辐射下。
这剥夺了火星的大部分大气层，只留下了地球大气的1%的压力。
然而，它过去的压力肯定会更高，因为我们看到了似乎是径流通道和干涸湖泊的东西。
现在火星表面不能存在液态水。它会在近真空中蒸发。这表明火星有过一个温暖湿润的时期，
在此期间可能出现过生命，无论是自发产生还是通过胚种论（即从宇宙中的其他地方带来）。
现在火星上没有生命迹象，但如果我们发现生命曾经存在的证据，
这就表明在一个合适的星球上发生生命的可能性相当高。但是，我们必须小心，
我们不要让来自地球的生命沾染火星，引起混淆问题。
同样，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带回任何火星生命。我们对它没有抵抗力，
它可能会消灭地球上的生命。

我们如何塑造未来？

地球对我们来说变得太小了。我们的物质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殆尽。
人类向我们的星球呈送了灾难性的礼物：气候变化、污染、温度上升、极地冰盖缩小、
砍伐森林和毁掉动物物种。我们的人口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面对这些数字，很明显，这种近乎指数式的人口增长无法持续到下一个千年。

《人口原理》

第一章

思辨哲学家同样在做损害真理的事情。他们的双眼只是盯着更美好的社会，
用最迷人的色彩描绘这种社会将给人类带来的幸福，
肆无忌惮地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一切现存制度，而不运用自己的才智想一
想有没有铲除弊端的最好、最稳妥的方法，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
即便在理论上也仍存在着一些巨大障碍，妨碍人类向自我完善的境地迈进。

哲学上一条公认的真理是，正确的理论要由实验来加以证明。
可实际上却会出现许许多多阻力，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细小事情，
就连知识最广博、最富有洞察力的人也几乎无法预见到它们，因而在极少数问题上，
未经过经验检验的理论也可以宣称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在尚未充分考察所有反对论点，
尚未清晰而彻底地驳斥反对论点以前，却不能宣称一种未经检验的理论是有根据的，
更不能宣称它是正确的。

我认为，我可以正当地提出两条公理。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这两条法则，自从我们对人类有所了解以来，似乎一直是有关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
既然迄今为止它们未发生任何变化，我们也就无权断言，于今日为然者，
于将来当不为然，除非当初安排了宇宙秩序的神进行某种直接的干预，
但眼下神为了创造物的利益，仍按照固定法则操纵着世间的一切。

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著述家设想过在这个地球上人类最终将能够不依靠食物而生存。
但葛德文先生却推测说，两性间的情欲总有一天会被消除。不过，既然他声明，
他著作的这一部分进入了推测的境地，所以我在这里对此不想多加评论，而只想说，
支持人类可完善性的最好论据，是人类已摆脱了野蛮状态而取得了长足进步，
且很难说这种进步会止于何处。但在消除两性间的情欲方面，迄今却尚未取得任何进展，
两性间的情欲今天仍同两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强烈。现今同以往一样，也有个别的例外。
但是，由于这种例外的数目似乎没有增加，因而，
若仅仅从存在着例外就推论说例外最终将成为规则，规则最终将成为例外，
则很显然，这种推论是很不讲究辩论的哲学方式的。

一旦接受了上述两项公理，我便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

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
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

根据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需这一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
这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对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
这种困难必然会在某地发生，必然会被很大一部分人口强烈地感受到。

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
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
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但贫困这一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人类虽有理性，也不能逃避这一法则的制约。
在植物和动物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种子不发芽，害病和夭折；
在人类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苦难与罪恶。苦难是贫困的绝对必然的结果。
罪恶也是贫困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因而我们看到到处都有罪恶，
但也许不应把罪恶称为贫困的绝对后果。可以通过磨殇道德，抵御一切罪恶的诱惑。

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
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
与此相比，所有其他困难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
我看不出人类如何能逃避这一法则的重压。任何空想出来的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土地调整；
都不会消除这一法则的压力，甚至仅仅消除100年也不可能。
所以，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过上快活悠闲的幸福生活，
不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担忧，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

第二章

无论有没有婚姻法，在天性与道德的驱使下，男人似乎总是倾向于及早爱上一个女子。
即使择偶不成功而有重新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要不是毫无限制而极其不道德的，
就不会对人口产生影响。况且在我们现在假设的社会中，人们几乎不知道罪恶为何物。

所以，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人人享有平等权利，道德风气良好，风俗淳朴，
生活资料非常充足，无人为家人的生活担忧，人口增殖力可以不受抑制地发挥作用，
那么，该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就会大大超过迄今已知的人口增长速度。

同欧洲任何近代国家相比，美国的生活资料一直比较充裕，风俗较为淳朴，
从而对早婚的抑制也较少。我们发现，该国的人口每25年翻一番。

这种增长率虽说还未达到最高的人口增殖力，却是实际观察到的结果，
因而我将把它看作一条规则，即人口若不受到抑制，将会每25年增加一倍，
或者说将以几何比率增加。

现在让我们观察一下地球的任何一部分，比如这个岛国，
看看它所提供的生活资料能以什么比率增加。我们且先观察该岛国在现耕作状态下的情形。

如果我假定，通过实施尽可能好的政策，通过开垦更多的土地，通过大规模鼓励农业，
这个岛国的产量可以在第一个25年里增加一倍，那么我想，这便是所能作的最乐观的假设了。

在第二个25年，决不能假设产量会增加到原来的四倍，我们对土地性质的全部了解，
不允许我们作这样的假设。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大增加幅度，
是第二个25年的增加额或许会与原产量相等。这无疑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但我们且把这看作是一条规则，也就是假定，通过作出巨大努力，
本岛国每25年可以按最初的产量增加其总产量。即便是最富于激情的思辨家，
也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大的增加额了。以这样的幅度增长，要不了几百年，
就会把这岛国的每一亩土地耕种得象菜园一样。

据计算，我国的人口约为700万。我们假设现有产量刚好能养活这么多人口。
在第一个25年，人口将增加到1400万，食物也将增加一倍，生活资料与人口的增加相等。
在第二个25年，人口增加到2800万，而生活资料仅能养活2100万人口。
在第三个25年，人口将增加到5600万，而生活资料只能养活一半人口。
在第一个100年结束时，人口将增加到11200万，而生活资料只能养活3500万人口，
剩下的7700万人口，将得不到任何生活资料。

若有大量人口从一国移居国外，则可以肯定，该国发生了某种不幸的事情。
因为，除非原居住国使人实在不能安居乐业，或移住国有可能给人带来巨大好处，
否则，很少有人会离弃他们的家族、亲戚、朋友和战士，去异国他乡定居。

设世界人口为任一数目，比如说十亿，则人口将按
1 、2 、4 、8 、16、32、64、128 、256 、512 这样的比率增加，
而生活资料将按1 、2、3 、4 、5 、6 、7 、8 、9 、10这样的比率增加。
225 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512比10，300年后，
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4096比13，两千年后，两者的差距将大得几乎无法加以计算，
尽管到那时产量已增至极高的水平。

若不对土地的产量施加任何限制，则土地产量会不断增加，超过人们所能指出的任何数量；
然而人口增殖力仍然占据着优势，要使人口的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保持平衡，
只能依靠强有力的自然法则不断发挥作用，抑制较强大的人口增殖力。

下面我们就来考察这种抑制所起的作用。

就植物和动物来说，情况很简单。它们受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物种，
这种本能不受理性的妨碍，或者说不会因为担心其后代的生活而受到妨碍。
因此，由于不受妨碍，繁殖力便得以充分发挥，随后其所造成的过分结果
又因空间与营养的缺乏而受到抑制，这在动物和植物中是共同的；
而在动物中还要受到相互残食的抑制。

这种抑制对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较为复杂。人受同样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种族，
但理性却出面加以干预，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若无力供养子女，是否可以不生育。
在平等状态下，问题也许就是这么简单。但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人们还会考虑另外一些问题。
若生育孩子，生活地位是否会降低？生活是否会遇到比现在更多的困难？
是否要更卖力地干活？若家庭人口很多，尽最大努力能否养活他们？
是否会眼看着子女受冻挨饿而自己又无能为力？
是否会陷于不能自食其力的贫困境地而不得不依靠他人施舍过活？

据认为，在所有文明国家，正是这些考虑会阻止而且也确实阻止了
许许多多人遵从及早爱上一个女子的自然命令。这种限制即使不是绝对会、
也几乎必然会产生罪恶。不过，在所有社会，甚至在最放纵邪恶的社会，
合乎道德地爱慕一个女子的倾向总是十分强烈，以致人口会不断增加。
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社会下层阶级陷于贫困，使他们的境况永远也得不到明显的改善。

假设某个国家的生产资料，刚好足以使该国居民过安乐生活。
在即使是最放纵邪恶的社会中也可见到的增加人口的不断努力，
会使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此，以前养活700万人口的食物，
现在必须在750 万或800万人口之间分配。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大大恶化。
许多穷人必然陷于极为悲惨的境地。由于劳动者的人数也多于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
劳动的价格必然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食物的价格则趋于上升。
所以，劳动者要挣得和以前同样多的工资，就得更卖力地工作。
在这种艰苦时期，结婚会受到严重阻碍，养家糊口也难上加难，以致人口处于停滞状态。
在此期间，劳动价格低廉，劳动者人数充裕，劳动者不得不更勤勉地工作，
这些会鼓励耕作者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鼓励他们开垦新土地，
对已耕种的土地施用更多的肥料，进行更全面的改良，直到生活资料和人口恢复最初的比例。
此时劳动者的境况会有所好转，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会有所放松。
劳动者生活境况的恶化与好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重演的。

这种摆动不会被肤浅的观察者注意到，
而且即便是眼光最为锐利的观察家也很难估计出这种摆动的周期。
然而，凡是善于思考而又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怀疑，在所有古老的国家，
确实存在这样的摆动，尽管由于相反因素的作用，
摆动的幅度要比我的描述小得多，不规则得多。
这种摆动之所以不象预期的那么明显，之所以不那么容易被经验所证实，原因很多。

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所掌握的人类历史，仅仅是关于上层阶级的历史，
而上面所说的那种摆动却主要发生在另一部分人身上。
关于这些人的风俗习惯，几乎没有可靠的记载。
要令人满意地记录下一个民族在一段时期内的这方面的历史，
需要善于观察的人花费一生很长一段时间，作不间断的细致观察与研究。
研究内容包括：成年人数与结婚人数具有什么样的比例；
限制结婚会使邪恶的风气盛行到什么程度；社会上最贫穷的阶级与生活较优裕的阶级相比较，
具有怎样的儿童死亡率；劳动的实际价格是如何变动的；
在某一时期的不同时间，社会下层阶级的安乐与幸福会发生怎样可以观察到的变化。

劳动的名义价格很少普遍下降，可是我们经常看到，当食物的名义价格逐渐上升时，
劳动的名义价格却往往保持不变。这实际上就使劳动的价格降低了，
在此期间，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必然趋于恶化。但劳动价格的实际降低，
却使农场主和资本家愈来愈富。资本的增加使他们可以雇用更多的人手。
所以工作机会增多，劳动价格因而会上升。但是，在所有社会中，
劳动市场上都或多或少地缺少自由（这要么是教区法造成的，
要么是富人容易联合而穷人不容易联合这一更普遍的因素造成的），
这会阻止劳动价格上升，使其下降趋势保持较长时间；
也许一直要等到荒年，要求提高劳动价格的呼声太高时才不得不提高劳动价格。

劳动价格上升的真正原因就这样被掩盖了。富人们以为，
他们提高劳动价格乃是在荒年对穷人表示的同情和给予的恩惠。
一旦年成转好，他们便竞相抱怨劳动价格未回落，尽管他们只需稍微想一想，
就会明白，若不是他们联合起来压低劳动价格，劳动价格本来早就会上升的。

第三章

在人类最为原始的状态下，狩猎是主要的职业，是获取食物的唯一方法。
生活资料散布于广大地区，人口相对而言必然是稀少的。
据说，北美印第安人两性间的情欲比任何其他种族都弱。
然而，尽管情欲较弱，北美印第安人的增殖力似乎依然总是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
任何印第安人的部落只要定居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有了比狩猎更为丰富的营养来源，
人口就会较为迅速地增加，人们常常可以看到，
当某个印第安人家庭居住在欧洲人的居留地附近，采取较为舒适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时，
一个女人会生育五、六个或更多孩子，尽管在野蛮状态下，
每个家庭往往只有一两个孩子能长大成人。好望角附近的霍屯督族人也是这样。
以上事实证明，狩猎民族的人口增殖力要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
这种增殖力一旦能自由地发挥作用，便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北美的印第安人，作为一个民族而言，决不能说是自由平等的。
关于他们以及关于大多数未开化民族的记载都表明，妇女对于男人要比文明国家内穷人对于富人，
更完全地处于奴隶状态。一半国民就象是另一半国民的奴隶，
对人口产生抑制作用的贫困照例主要是落在社会最下层阶级的身上。
即便是在最原始的状态下，婴儿也是需要细心照看的，但印第安妇女却不能给予这种照看，
她们命中注定要经常迁徙，遭受种种不便与困苦，命中注定要手脚不停地干各种苦活，
为暴虐的丈夫预备好一切。她们有时在怀孕期间有时背负着孩子从事这些繁重的劳动，
必然经常造成流产，而且，除了最强壮的孩子，其他孩子都难以被抚养成人。
妇女除了遭受上述苦难外，还得加上野蛮人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
以及她们为了干活而不得不遗弃年老无助的父母，从而违背最基本的自然感情，
在整个这幅图画中都少不了贫困这一阴影。估计未开化民族生活的幸福程度时，
我们的眼睛不应只是盯着年富力强的士兵，因为一百个人当中才有一个士兵，
他是绅士，是财主，是幸运儿，不知经过多少努力，才产生了这么一个幸运儿，
守护神使他免遭无数危险，平安地长大成人。对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
须比较两个国家中最为近似的阶层，这才是真正的比较。
因此，年富力强的士兵应与绅士相比较，妇女儿童老人应与文明国家的下层阶级相比较。

根据以上简短的考察，更确切地说，根据狩猎民族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推论说，
由于缺乏食物，狩猎民族的人口是稀少的，如果食物增加，人口会立即增加，
暂且撇开野蛮人中间的罪恶不谈，正是贫困抑制了较强的人口增殖力，
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相等。实际的观察与经验告诉我们，除少数地区和少数暂时情况外，
这种抑制目前对所有未开化民族都是起作用的，同时，我们的理论表明，
这种抑制所具有的力量一千年以前同现在一样大，而一千年以后也不会比现在大多少。

关于人类进化的第二阶段即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比对未开化民族的了解还要少。
但欧洲各国以及世界上所有最富有国家的历史都充分证明，
游牧民族也不能逃脱生活资料匮乏造成的贫困这一普遍命运。
生活资料匮乏象一根鞭子驱使西徐亚牧民离开原来的居住地，
象成群结队的饿狼一样四处寻找食物。受这一强大因素的驱使，
野蛮人宛如乌云从北半球各地集拢在一起，滚滚南移，搅得天昏地暗，
最后遮蔽了意大利的太阳，使整个世界陷于黑暗。
这些可怕的后果长期而严重地影响了世界上所有最富饶美丽的地方。
追根溯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即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

众所周知，游牧国所能养活的人口不如农业国所能养活的人口多，
但游牧民族却非常可怕，因为他们具有集体迁徒的能力，
而且常常不得不运用这种能力为畜群寻找新牧场。拥有大群牲畜的部落，眼前的食物总是很充足。
在绝对必要时，甚至可以吃掉母畜。因而游牧民族的妇女要比狩猎民族的妇女生活得好。
男子因团结协作而强悍勇猛，自信有力量通过迁徙为畜群找到牧场，
也许很少为养家糊口担心发愁。这些因素合在一起，
很快就产生了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人口日益膨胀。
于是便不得不更为经常和迅速地迁徙。愈来愈广阔的地区被相继占领，
他们周围的荒地也日益扩大。匮乏折磨着该社会中不幸的成员，
直到最后无法养活全体社会成员这一事实变得如此明显，谁也无法加以否认。
于是年轻人被逼着离开原来的部落，去开辟新的疆土，靠手中的利剑为自己获得更好的地盘。
“整个世界任凭他们驰骋”。这些胆大妄为的冒险家由于眼前的困苦而躁动不安，
心中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跃跃欲试，气势汹汹地要征服所有与其为敌的人。
所到之处，若是和平安宁的国家，他们便长驱直入。若遇到与其相类似的部落，
便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他们拼死作战的勇气来源于这样一种见解：
死是对战败的惩罚，生是对胜利的奖励。

这种残酷的斗争，肯定使许多部落灭绝。还有一些部落很可能由于困苦和饥谨而自行灭亡了。
另一些部落则在其头领较为正确的领导下，
日益强大，继而又派遣新的冒险者寻求更为富饶的地盘。
这种为争夺地盘和食物而进行的不间断斗争，消耗了大量生命，
但强大的人口增殖力却对此作了超量的补充，
经常不断的迁徙使人口增殖力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毫无阻碍地发挥作用。
迁居南方的部落虽说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战争才占领了这些较为富庶的地区，
但由于生活资料增多，人口和实力却迅速增加。
到后来，从中国边境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地区，便被许多勇猛强悍、
富于冒险精神而又耐劳好战的野蛮人部落所占据。一些部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另一些部落则归属于某个蛮族酋长的麾下，这个酋长带领它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尤为重要的是把它们带到了盛产小麦、美酒和油料作物的地区，这些正是它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是对其辛劳的最好奖赏。阿拉里克、阿提拉、成吉思汗及其周围的大臣们，
也许是为了荣誉，为了赢得大征服者的名声而征战不息，但导致北方未开化民族大迁徒，
推动他们在不同时期挥师南下，侵扰中国、波斯、意大利乃至埃及的真正原因，
却是食物的匮乏，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
某一时期的绝对人口相对于领土面积而言，绝不会很大，
因为总有某些被占领的地区是不毛之地；但人口的代谢却似乎极为迅速，
一些人被战争或饥谨所消灭，更多的人会立即填补其位置。
这些胆大妄为、无所顾忌的野蛮人，同现代人相比，也许很少担心未来的生活，
因而其人口也就不受这方面的抑制。野蛮人从性格上说，天生就是无忧无虑的，
除此之外，他们普遍盼望着迁徙能改善其处境，总是期待着掠夺，贫困时，
甚至有权卖儿卖女给人作奴隶，所有这些均促进了人口的增加，
然后再由饥谨或战争来加以抑制。

哪里的经济状况不平等（游牧民族中很快就出现了这种不平等），
哪里的食物匮乏所带来的苦难就必然最沉重地落在最为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
妇女也必然常常会感受到这种苦难，丈夫不在家时，她们常会被人掳掠走，
盼望丈夫归家的希望总是落空。

我们不太了解游牧民族的详尽的历史，
不能确切指出食物匮乏所带来的苦难主要落在哪一部分人身上，
也不能确切说出全体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这种苦难，但我认为，
根据现有的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完全可以说，每当迁徙或其他原因使生活资料增加时，
游牧民族的人口就会增加，随后贫困和罪恶又会抑制人口的进一步增加，
使人口的实际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加保持一致。

在游牧民族中，盛行着有关妇女的种种恶习，这必然会抑制人口的增加，
撇开这点不谈，我认为必须承认，发动战争是一种罪恶，是贫困造成的结果，
而且谁也不会怀疑，这种贫困是由食物匮乏造成的。

第四章

现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之所以比过去多，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辛勤劳作，
生产出了更多的生活资料。因为我认为，一个不容争辩的命题是，
若一国的领土足够大，无需输出和输入产品，则即便奢侈与节俭的习惯并非一成不变，
该国的人口也会与土地生产出的食物保持不变的比例。
在争论古代和现代国家的人口孰多孰少时，假如能明确断言，
有关国家的平均产量总起来说现在要多于凯撒时代，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
大部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人民生活得很节俭，则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
中国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用不着再费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
不过，这种考察是极其重要的，详尽了解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
非常有助于我们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阻止人口进一步增长的，究竟是哪些罪恶、
哪些苦难阻止了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的供养能力。

休谟曾撰文讨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人口的多寡。虽然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中，
他最不可能被表面现象所欺骗，但我却要怀着深深的疑虑发表与他不同的观点。
正如休谟所说，他在文章中把有关原因的研究与有关事实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
可他却似乎没有表现出他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洞察力，
未认识到他所列举的原因中有些并不能使他对古代国家的实际人口作出任何判断，
即使能从中作出任何推论，恐怕也会得出与休谟正好相反的结论。
如果我们发现古代历史上的某一时期，鼓励成家的风气很盛，因而早婚风行，
独身的人很少，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正在迅速增加，
但决不能推论说，当时人口实际上已经很庞大；相反，而应推论说，人口很稀少，
尚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可用来供养更多的人口。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该时期养家糊口很困难，因而很少有人早婚，
很多男女独身，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处于停滞状态，
也许实际人口相对于土地肥力来说已很庞大，几乎没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来供养更多的人口。
现代国家有许多男仆、女仆和其他人不结婚，休谟认为这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很稀少。
我却由此而得出了相反的推论，认为这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已很稠密。
不过，我的推论也不可靠，因为有些人口稀少的国家，人口却处于停滞状态。
所以，正确的说法也许是，同一国家或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独身人口与总人口之比，
可以告诉我们人口在这些时期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还是处于停滞状态，
但我们却不能据此来断定实际有多少人口。

不过，大多数有关中国的书籍所记载的一件事情，却似乎很难与上述推理协调一致。
据说，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普遍盛行早婚。
可是，亚当.斯密博士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两件事情似乎是不可调和的。
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可能在迅速增加。中国的每亩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很长时间，
很难想象土地的平均产量每年还能有很大增长。盛行早婚的事也许并不那么确切。
如果早婚确实很盛行，则就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的了解而言，似乎只能这样来解释上述矛盾，
即：盛行早婚必然造成的人口过剩，肯定受到了不时发生的饥荒和弃婴习惯的抑制，
弃婴现象在荒年也许是很普遍的，是欧洲人所无法想象的。关于这种野蛮的习惯，
我们不能不说，要证明食物匮乏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
连这种最违反人类自然感情的习惯竟然也能在人间见到。这种习惯在古代似乎很盛行，
似乎确实颇有助于减少人口。

一个受过普通教育而收入仅足以使其列入绅士阶层的男子，肯定会感到，
如果结婚成家，则他出入社交界时，将不得不与中等农场主和下等商人为伍。
受过教育的男子自然会选择与自己有相同的旨趣和感情、
有共同熟悉的社交圈子的女子为妻，可婚后由于社会地位下降，
妻子却不得不出入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
一个男人忍心让自己心爱的人过与她的旨趣性情迥然不同的生活吗？
他正好处在社会阶梯的转弯处，再往下退两三步，便从知识阶层降到了愚昧无知的人当中，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并非虚构出来的苦难，而是实实在在的灭顶之灾。
要想使社会交往令人满意，人与人的交往就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互利的，
即相互间有来有往，而不是象食客与主人或富人与穷人那样的关系。

毫无疑问，这种种考虑使该阶层的许多人不能遵从早恋的自然倾向。
另一些人则由于情欲较强或判断力较弱，而冲破了这些限制。
这也许是确实无疑的，如果从象纯洁的爱情这样甜蜜的情欲中
获得的乐趣大于随之而来的痛苦的话。不过有时并非如此。
但我认为必须承认，这种婚姻带来的较为一般的结果，不是抑制了谨慎者的远见，
而是证明了谨慎者的远见是有道理的。

商人子弟和农家子弟常被劝告不要急于结婚，
当他们在商业或农业上未谋到能养家糊口的固定职业前，
他们也往往觉得有必要遵从这一劝告。要做到自立，非得达到一定岁数不可。
在英国，人们普遍抱怨缺少农场，各行各业的竞争也极为激烈，
因而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获得成功。

每天挣18便士的劳动者，独自一人生活也许还很舒服，
若要把这点仅够一人用的钱分给四、五个人用，他就不免会有所踌躇了。
为了和自己所爱的人共同生活，他得过苦日子，得更卖力地干活，
而且只要他稍稍动一下脑子，他肯定还会意识到，假如他生育很多儿女或随便遭到什么不幸，
则他无论怎样节俭，无论怎样卖力干活，也将难免不心疼地看到孩子们挨饿，
或不得不丧失自立地位，靠教区的救济为生。每个男子无疑都喜欢自立，
害怕丧失自立能力，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
英国的教区法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教区法都更有损于这种感情，
其目的是逐渐削弱这种感情，以致最后完全磨灭这种感情。

生活在绅士家里的仆役，会遇到更坚固、更难以冲破的对贸然结婚的限制。
他们几乎享有和主人同样充裕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安逸的生活。
与劳动阶级相比，他们的工作轻松，食物精美。他们觉得不称心时，可以调换人家，
因而依附感并不那么强烈。生活过得这么舒服，结婚以后的情景又会怎样呢？
他们没有经营商业或农业的知识和资本，也不习惯于从事经营活动，
因而无法靠日常劳动为生，唯一的避难所似乎就是破烂肮脏的小酒馆，
这对未来的生活来说，肯定不是十分诱人的前景。
所以，这种黯淡的生活前景会使很多仆人畏缩不前，满足于继续过独身生活。

如果以上有关英国社会状况的简要描述基本上是真实的（我认为我并未作什么夸张），
那就得承认，在这个国家中，对人口的这种预防性抑制，
以不同的程度影响着所有社会阶级。一切古老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
实际上，这种对婚姻的限制的不良后果十分明显，它使得几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卖淫现象，
卖淫不断地使两性都陷入到无法解脱的不幸中去。

第五章

在现实生活中，农家儿女并不象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是红颜小天使。
居住在农村的人会告诉我们，农家子弟的发育往往受到阻碍，成熟得很晚。
看起来十四五岁的孩子，一问往往已十八九岁了。扶犁耕地当然应该说是有益于健康的，
但你却很少看到扶犁的小伙子有腿肚子，这只能归因于缺少适当的或充足的营养。

为了减轻普通人所经常陷入的这种困苦，英国颁布了济贫法。
然而，济贫法虽说也许减轻了一点个人的不幸，但恐怕却使比以前多得多的人遭到了不幸。
英国每年为穷人征收巨额税款，但穷人的痛苦却依然如旧，这个问题常常引起争论，
人们提及此事，总是感到大惑不解。有人认为征收的税款肯定被侵吞了，
另一些人认为很大一部分税款肯定被教会执事和负责救济贫民的人大吃大喝掉了。
大家都认为税款管理得太糟了。总之，每年为穷人征收将近300万英镑税款，
可穷人依然穷苦不堪，这一事实使人不能不感到惊讶。但如果看问题稍微深入一点，
人们惊讶的就不是这个事实了。相反，假如每镑课征18先令而不是4先令便能使情况大为改观，
这反倒会使人更为惊讶。我且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假设靠富人捐助，每天挣得18便士的人，现在可得到5先令；
人们也许认为，这样穷人的日子便会过得称心如意，每顿饭都有肉吃。
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结论。每天转移给每个劳动者3 先令6便士，
并不会增加我国肉类的数量。目前我国并没有那么多的肉，能让每个人都享有足够的肉食。
那么结果会怎样呢？肉类市场上买者之间的竞争，
会迅速把肉价从每磅六七便士提高到每磅两三先令，
因而分享这种商品的人数并不会比现在多。当一种物品处于稀缺状态而不能为一切人所享有时，
谁拥有最有效的独享权，也就是说谁出价最高，谁就会拥有该物品。
即使买肉者之间的竞争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致每年饲养的牛增多，
也只能是在牺牲谷物的情况下增加牛的数量，而这是一种很不合算的交换，
因为很显然，此时国家便不能养活同以前一样多的人口，
当食物相对于人口而言处于稀缺状态时，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究竟是每日得到18便士还是5先令，
也就无关紧要了，反正他们得过最苦最紧的日子。

人们或许会说，购买每种物品的人数增多，会刺激生产活动，从而我国的总产量会增加。
在某种程度上，情况也许是这样。但财富的增加又会刺激人口增长，
人口的增长幅度也许会超过财富的增长幅度，因而增加的产量将分配给增加得更多的人口。
况且我们的假设一直是，人们完成的工作量和以前一样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每天得到5先令而不是18便士，会使每个人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已较为富有，
可以有许多时间不去干活儿。这会立即对生产活动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要不了多久，
不仅整个国家会比以前穷，而且下层阶级的处境也会比每天仅仅得到18便士时更为悲惨。

我不能用货币提高一个穷人的地位，不能用货币使他的生活境况大为好转，
而不相应地降低其他穷人的生活，这乍看起来似乎令人不可思议，
但我认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如果我缩减家里人消费的食物数量，
把节省下来的食物给予这个穷人，则我便会使他受益，受苦的只是我自己和家里人，
不牵涉其他人，我和家里人也许是能够忍受的。如果我开垦一块荒地，
把所产的食物给予这个穷人，那我就会既使他受益，又使全体社会成员受益，
因为他以前消费的食物便转归社会了，或许连同一些新产的食物也转归社会。
但如果我给他的仅仅是货币，假设我国的产量保持不变，那我给他的便是一种权利，
使他从这种产量中可以得到比以前大的份额，而他要得到这一较大的份额，
就必得减少别人的份额。很显然，在个别场合，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很小的，
令人完全察觉不出来；但这种影响却肯定存在，就如同布满空气的微生物，
虽然我们看不见，却依然存在那样。

英国的济贫法往往在两个方面致使穷人的一般境况趋于恶化。
首先，济贫法往往使人口趋于增长，而养活人口的食物却不见增加。
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是济贫法在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由于人口的增长必然使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减少，
因而很显然，那些在生活上不依靠教区帮助的劳动者所能购买的食物量将比以前减少，
从而必将有更多的劳动者要求教区扶助。

其次，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
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
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如果让济贫院中的穷人比现在生活得好，
则货币分配的这种变化，将使食物价格上涨，将更为明显地使济贫院外的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

说得粗俗一点，穷苦的劳动者常常现挣现吃，吃了这顿不管下顿。
他们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满足现时的欲望上，而很少考虑未来。
即使有机会储蓄，也难得存下钱来，满足眼前需要后的余款，一般都用来喝酒了。
因而可以说，英国的济贫法削弱了普通人储蓄的能力与意愿，
从而削弱了人们节俭勤勉度日、追求幸福的一个最强烈的动机。

大制造商们普遍抱怨，高工资使所有工人堕落了。然而，假如发生意外事故时，
工人无法指望教区给予帮助，则可以肯定，他们会把一部分高工资存起来，
供将来养家用，而不是现在用来酗酒和挥霍。穷工人之所以花掉全部工资及时行乐，
是因为他们可以指望得到教区的帮助，以下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大工厂倒闭时，
立即有许多家庭向教区求助，尽管工厂生意兴隆时他们挣得的工资高于一般农村劳动的价格，
也许足以使他们省下一部分，在工厂倒闭时用，直到找到另一份工作。

如果一个男人想到自己病了，死了，妻子儿女可以靠教区救济为生，
那他便禁不住要到酒馆里去喝酒。但如果他知道发生这种意外后，
妻子儿女将饿死或沿街乞讨，那他在这样乱花钱时就会有所犹豫了。
在中国，劳动的实际价格和名义价格都很低，
而且作儿子的尚须依照法律规定赡养年老无助的父母。
我国是否也应颁布这样的法律，我不敢妄加断言。但在我看来，如果因实施法规，
使那么多人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而且使人对此不再感到有多么羞耻，
则无论如何也是很不合适的。从最人道、最慈爱的观点来看，
人们是应该对丧失自立能力、陷于贫困状态有羞耻感的。

这对于懒惰和挥霍，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抑制。若去除这种抑制，
诱使不能养家糊口的男子结婚成家，则只能从总体上减少普通人的幸福。
毫无疑问，应该把阻碍结婚的每一个障碍都看作是一种不幸。
但是，既然按照自然法则，人口的增长总要受到某种抑制，所以，
与其鼓励人口增长，然后让匮乏和疾病对其加以抑制，
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让预见与担忧来抑制人口：预见到自己养家糊口有困难，
担心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

应时刻记住，食物与制造品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制造后者所需的原料非常充裕，
对制造品的需求有多大，就可以创造出多少制造品。
但却没有同样的创造力来满足对食物的需求。在全部肥沃土地都已被耕种的国家，
需要出高价才能刺激农民改良贫瘠的土地，这种土地要过许多年才能带来利润。
在有利可图的前景足以刺激农民进行这种农业投资之前，
在粮价上涨时期，粮食的匮乏可能已给人带来了很大困苦。

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表面上看来是以慈爱为目的的，
而人们吵吵闹闹地提出的反对意见在许多方面并未切中要害，显得荒唐可笑。
但必须承认，该法案同所有这类法案一样，有一巨大而根本性的缺陷，
即它有助于增加人口，却不增加养活人口的生活资料，
从而使不靠救济为生的那部分人的生活境况恶化，造成更多的穷人。
消除社会下层阶级的贫困，确实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
老实说，这部分社会成员所遭受的困苦与压迫，乃是一种顽疾，非人类的智慧所能治愈。
假如要我提出一种缓和痛苦的方法（按病的性质来说也只能提出缓和痛苦的方法），
则首先是要完全废除所有现行的教区法。这将使英国农民享有行动自由，
而他们现在几乎不能说享有行动自由。这样，他们便可以不受妨碍地选择居住地，
哪里工作机会多，劳动价格高，就居住在哪里。劳动市场将因此而处于自由状态，
象现在这样，长时期阻碍劳动价格不能随需求而增加的种种障碍也就消除了。

第二，鼓励人们开垦新土地，尽最大可能鼓励农业而不是制造业，鼓励耕种而不是畜牧。
应尽力削弱和废除所有那些与同业公会、学徒制有关的制度，
这些制度致使农业劳动得到的报酬低于工商业劳动得到的报酬。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偏向手工业工人，这个国家就决不会生产出它所需要的食物量。
鼓励农业，既有助于向市场提供愈来愈多的有利于健康的职业，又可增加国家的农业产量，
从而提高劳动的相对价格，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境况。生活境况有所好转，
再加上不能指望教区给予救济，
劳动者会更加愿意也更加有能力为防备自己或家人患病而结成互助团体。

最后，各郡可以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济贫院，由全国统一征收的济贫税提供经费，
收容各郡乃至各国的贫民。济贫院中的生活应该是艰苦的，凡能够工作的人，
都应强迫他们工作。不应把济贫院看作困难时期过舒适生活的避难所，
而只应看作可以稍微缓和一下严重困苦的地方。可以把这种济贫院的一部分分离出来，
或者从最有利的目的出发——这点已有许多人注意到了——另建一些济贫院，
在这些济贫院中，任何人，不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全天工作，
并按市场价取酬。毫无疑问，如果有人想行善，机会还是很多的。

第六章

人们普遍注意到，位于幅员广阔、食物充足、有利于身体健康发展的地区的一切新殖民地，
其人口持续不断地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增长。
古希腊的一些殖民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人数和实力上超过了母国。
不必详细地讲很久以前的事例，拿欧洲人在新世界的殖民地来说，
就可以提供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一种说法——据我所知，它从未受到人们的怀疑——的真实性。
只须支付极少的代价或不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取得大量肥沃的土地，
是人们能够克服其他一切障碍而增加人口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西班牙在墨西哥、秘鲁和基多的殖民地，管理得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殖民地都糟。
母国的暴政、迷信和恶习在殖民地盛行。王国政府勒索过高的赋税，
对它们的贸易实行各种极其专横的限制。统治者们也为其主子和他们自己大肆敲诈和掠夺。
可是，在这一切障碍之下，殖民地的人口依然迅速增加。征服后建立的利马市，
据乌洛亚说，在近50年前已有5万居民。基多原来不过是印第安人的一个小村庄，
据乌洛亚说，其人口在他生活的年代也同样稠密。墨西哥据说有10万居民，
虽然西班牙的一些著述家言过其实，估计也比蒙提祖马时代的人口增加了四倍。

佛兰德的一些土地肥沃的地方，常常发生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但其后经过两三年的休养生息，
又总是象以往那样物产丰富，人口众多。
甚至巴拉丁领地在该诅咒的路易十四的掠夺之后也会再次抬起头来。
1666年伦敦流行的可怕的黑死病的后果，15年或20年以后就感觉不到了。
按照人们的记述，中国和印度发生的一些最具破坏性的饥谨，其痕迹很快就消失了。
甚至土耳其和埃及的人口一般说来是否由于周期地发生的使二国土地荒废的黑死病而大为减少，
也还是一个疑问。如果它们拥有的人口现在比过去少，那么，
也许与其把它归因于黑死病所造成的损失，不如把它归因于政府的专横和压迫
（人们在这种专制政治下呻吟），以及农业由此受到的妨害。最可怕的自然灾变，
如火山爆发和地震，如果不是频仍发生，致使居民不得不迁离，或者损害他们的勤勉精神，
对任何国家的平均人口就只发生微小的影响。
那不勒斯以及维苏威火山山麓地方虽然经常遇到火山爆发，但那里的人口仍极为稠密。
里斯本和利马现在的人口也许和上一次地震以前大致相同。

第七章

人口看来与其说是受到预防性的控制，毋宁说是受到积极的控制。
当由于人们期望生活资料在国内愈益丰富，抑制人口增加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得到消除时，
这种动机将持续发生作用，其力量很可能超过当初促使人口增加的原因所起的作用。
或者，说得详细一点，当一国的生产物不断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改善到使结婚得到很大鼓励的程度时，
也许早婚的习惯在该国人口的增加超过生产物的增加以前一直会延续下去，
而发生季节性流行病似乎是其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衡量任何国家人口真实而持续不断增加的唯一正确的尺度，是生活资料的增加。
但是，甚至这一尺度也常常会发生某些微小的变动，但这种变动我们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在某些国家，人口的增加似乎受到了推动。
这些国家的人民已逐渐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
这类国家很可能经历过这样一些时期，即，这时其人口持续不断地增加，
而生活资料却没有增加。中国似乎就是这样的国家。
如果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各种记述是可靠的话，
则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已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
并且乐于食用欧洲的劳动者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吃的腐烂变质的食物。
中国的法律允许父母扔弃他们的子女，也趋向于大大加快人口的增长。
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必然会常常发生饥馑。在其人口就它同生活资料的比例来说如此众多，
以致其平均产量仅足维持居民生命的国家，时令不好所造成的任何短缺都必然会产生严重后果。
印度人非常节俭的生活习惯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对印度发生饥谨起了促进作用。

在美国，现今劳动者的报酬很高，因而遇到荒年，下层阶级勒紧裤腰带，
就不致陷入明显的痛苦境地。所以，那里几乎不可能发生饥谨。
可以预料，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劳动者的报酬将大大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人数将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不会按比例增加。

在欧洲各国，由于每一国家盛行的生活习惯不同，其居民人数与食物消费量之比必然有所不同。
英格兰南部的劳动者惯于食用小麦制的上等面包，
因而他们要等到饿得半死不活才肯过苏格兰农民那样的生活。
由于严酷的必然法则持续不断地发生作用，他们也许最终不得不过中国下层阶级那样的生活，
到那时，同等数量的食物就要供养较多的人口。
但是，为做到这一点而进行的尝试常常是极其困难的，一切人类之友也希望它归于失败。
应该鼓励人口增加，这种说法我们经常听到。如果人口增长的趋势象我所描述的那样显著，
则这样的增长为什么在频频受到鼓励的时候没有出现，就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了。
其真正的原因是，促使人口增长的要求是在没有准备供养增加的人口
所必需的基金的情况下提出的。如果通过促进耕作增加对农业劳动的需求，
并由此增加农村的生产物，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就完全不必为人口按比例的增加而担心。
以其他任何方法实现这一目的的尝试都是不道德的、残忍的和暴虐的，
因此在任何有相当自由的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
促使人口增加也许是国家的统治者和富人很感兴趣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降低劳动的价格，
从而降低海军和陆军的费用以及在国外销售的制造品的成本，但是，对于这一类尝试，
特别是当这种尝试披着所谓仁慈的骗人的外衣，因而被普通人民兴致勃勃、
诚心诚意地接受的时候，贫民之友应当留心观察，全力抵制。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以断言，一国人口的多少随其所生产的人类食物的数量而定，
而该国人民的幸福则取决于食物分配的宽裕与否，或者说，一天的劳动所能换得的食物数量。
产谷国的人口比牧畜国的人口多，产米国的人口又比产谷国的人口多。
英格兰的土地不宜种稻，但都可以种马铃薯，因而亚当·斯密博士说，
如果马铃薯成为普通人民所喜爱的植物性食物，
又用和现在种植谷物的土地一样多的土地种植马铃薯，英格兰就能够维持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
其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人口就会大大增加。

一国的幸福并非绝对取决于其贫富、历史的长短和人口的疏密，而取决于其发展速度，
取决于每年食物的增加同每年人口无限制地增加相接近的程度。
在一些新的殖民地——旧国的知识和产业常常在它们那肥沃而未被占用的土地上发生作用——
食物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加二者是最接近的。在另一些情况下，
国家历史的长短在这方面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大不列颠居民现在分得的食物也许同二千年、
三千年或四千年以前一样充足。我们有理由相信，苏格兰高地的贫瘠而人口稀少的土地，
同佛兰德的丰饶而人口众多的地区一样深受人口过多之苦。

第八章

【孔多塞】他说，将欧洲各文明国家的实际人口和土地面积加以比较，并考察一下它们的耕作，
它们的产业，它们的分工以及它们的生活资料，我们就会明白，
没有许多人以自身的勤劳作为满足自己需要的唯一手段，就不能保持同样多的生活资料，
从而不能维持同样多的人口。他承认不得不存在这样一个阶级，
随后又谈到劳动者的家庭完全依赖于其一家之长的寿命与健康，
这种家庭的收入是很不稳定的，于是很恰当他说：“因此，不平等、依赖、
甚至贫困等现象（它们不停地威胁着社会上人数最多、最勤勉的阶级）的发生有其必然的原因。”
这种困难已得到适当而充分的说明，然而他提出的克服困难的方法恐怕不会收到实效。
根据对人的寿命的或然率和货币利息的测算，他建议设立一种基金，以保证老年人得到资助，
这种基金的形成部分依靠老年人自己以前的储蓄，部分依靠其他一些人的储蓄，
这些人作出了同样的牺牲，但是在获得储蓄的好处以前就去世了。
同一基金或类似的基金也可以用来帮助失去丈夫或父亲的妇女、儿童，
并向已到达成家年龄的人们提供足够的资本，使他们能够适当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他说，这种基金可以以社会的名义筹集，并由社会加以保护。
他更进一步说，通过正确地进行测算，还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防止信贷成为巨商的独占权，
并为信贷提供同样稳固的基础，使产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较少地依赖大资本家，
从而比较完满地保持平等状态。

这种基金和测算在理论上很诱人，可一旦应用于实际生活，就毫无价值了。
孔多塞先生承认，完全靠勤劳维持生活的阶级，是一切国家所必需的。
为什么他承认这一点？他所能提出的唯一理由是，他以为，
为获得供养增加的人口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没有必要的刺激是不会进行的。
如果对勤劳的刺激由于上述制度的建立而消除，如果在信贷上，在妻子和子女未来的供养上，
懒汉和玩忽职守者处于同勤勉、刻苦的人一样的地位，
我们还能期待人们发挥旺盛的活动力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现在这已成为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力）吗？如果设立一个审理机构来研究每个人的要求，
断定每个人是否已作出最大的努力，从而答应或拒绝给予补助，
那就不过是以更大的规模再次实施英国的济贪法，而完全破坏真正的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

如果一切男子都确信能向家庭提供使生活舒适的物品，则几乎一切男子都会成家，
而如果下一代能够摆脱贫困的“杀气”，人口必然会迅速增加。
孔多塞先生似乎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描述进一步的改良以后说：
“但随着产业的发展和幸福的增加，每一代都将要求得到更多的享受，结果是，
人口将因人类体质的增强而增加。这样，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期，
使具有同样必然性的法则互相抵消。如果人数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
其必然结果或者是幸福和人口持续减少（一种真正的倒退运动），
或者至少是在善与恶之间摇摆不定。在已进入这一时期的社会，
这种摇摆不定难道不会成为周期性贫困经常存在的原因吗？
它不是标出了一切改良不能逾越的界限，
指明了人类完善的时期经过长久的岁月总会到来，但决不能超越吗？”

第九章

孔多塞先生对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和人类寿命的无限延长所作的推测——
以动物的繁殖和植物的栽培为例，
说明由界限不能确定的局部改善推论无止境的进步，是一个谬误。

也许有人会说，植物和动物的体积不能无限增大的原因，是它们本身的重量会把自己压倒。
我的回答是，不实际体验构成它们躯干的力量有多大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
我知道，在麝香石竹的体积增加到象甘蓝那样大以前，它的茎就支承不了它了，
而我知道这一点，只是由于我体验到麝香石竹之茎的质地是脆弱而缺乏韧性的。
自然界中有许多同石竹的茎同样大小的物质可以支承象甘蓝那样大的头状物。

植物死亡的原因，现在我们还完全不知道。谁也不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植物是一年生的，
那种植物是二年生的，另一种植物则是多年生的。在这一切场合，在植物、
动物和人类方面，一切都还是取决于经验，
我只是因为一切时代的经验都证明构成有形人体的那些物质是会死亡的，才断言人会死亡。

植物和动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在这方面已取得显而易见的进步；
但是我认为，宣称这种进步是无限的，似乎是极其荒谬的。
人的寿命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而有很大的变动，但自有世界以来，
能否明白地确定人的身躯得到了有组织的改良，是大可怀疑的。
因此，有关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的论点所据以建立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
只能认为是一种推测。不过，通过注意生育，
人类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类似于动物界发生的那种改良。
智力能否遗传或许是一个疑问；但身材、力气、美、
气质甚或长寿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遗传给后裔的。
谬误并不在于假设较小的改良是可能的，
而在于对限度难以确定的小规模的改良和真正无限的改良不加区分。
不过，若要用这种方法去改良人类，就必须禁止劣等人结婚，
但人们却不可能普遍注意生育；实际上，据说，除了古代比克斯塔夫族曾通过谨慎的婚配、
特别是非常审慎地同挤乳女工“杂交”，在使皮肤变白和增加身高，
从而矫正族人体格上的一些主要缺点上得到很大的成功以外，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这类目标明确的尝试。

第十章

葛德文先生的平等制度——将人类的一切罪恶归因于人类制度是错误的——
葛德文先生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所作的第一个回答是很不全面的——
假设葛德文先生的美好的平等制度是可以实现的——只是由于人口原理，
这种制度就会在短短30年间完全垮台。

葛德文先生所提倡的平等制度，无疑比现已存在的任何制度都更为美好和令人向往。
仅仅凭借理性和信念所进行的社会改良，比凭借权力施行和维持的任何变革都将更为持久。
无限运用个人判断力是一种极其伟大而有魅力的原则，
远远优于那些一切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奴隶的制度。
以仁爱代替自爱作为社会的主要动机和动因，是人们热诚地希望看到的一种成就。
总之，看到这一美好的制度的一切，必然会抱有喜悦和羡慕的心情，热望有朝一日它会实现。
但是，可惜得很！这个时刻决不会到来。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一个美好的想象的幻影。
这种幸福和永生的“华丽的宫殿”，这种真理和美德的“庄严的神殿”，
如果我们了解实际生活，并细心观察人类在地球上的真正处境，
它们就会象“空中楼阁”一样消失。

葛德文先生在《政治正义论》第八篇第三章结尾谈到人口，他说：
“人类社会有一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人口总是保持在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
比如，我们发现，美洲和亚洲的游牧部落，经过多少世代，
人口并未增加到需要耕种土地的程度。”

葛德文先生作为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原因提及而未试图加以研究的这一原理，
我们将看到，就是折磨人的必然法则——贫困和对贫困的恐惧。

葛德文先生在全书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是将文明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罪恶和贫困都归咎于人类制度。
在他看来，政治制度和现存财产制度是一切罪恶的重大根源，
是使人类堕落的所有罪行的温床。如果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则从世间完全消除罪恶，
就似乎不是一件没有希望完成的工作，而理性似乎就是实现这一伟大目的的非常合适的手段了。
但事实真相是，虽然人类制度似乎是造成人类许多灾祸的明显和突出的原因，
但实际上它们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同使源泉污浊、
使全部人类生活的水流浑浊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相比，它们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

葛德文先生在论述平等制度带来的好处的那一章中说：“压迫精神、奴隶性和欺骗的风气，
都是现存财产制度的直接产物。这一切都一致同智力和道德的发展为敌。
妒忌、怨毒和报复等其他恶行是上述精神和风气不可分的伴侣。
在富裕而人人同样分享自然的恩赐的社会状态下，这类感情必将消失。
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原则也会消失。
任何人也无需小心看守自己小小的储备或担心而又吃力地去满足自己经常感到的需求，
每个人也就能把个人的存在溶合到关心普遍福利的思想之中。
任何人也不会以别人为敌，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你争我夺；
结果仁爱将取得理性所授予的最高统治权。人们将不再整天为肉体需要而操心，
得以自由地遨游在与人的意趣相合的思想领域之中。在扩大知识的工作上，
人人都会帮助我而我也会去帮助他们。”

我们暂且假设产生贫困和罪恶的一切原因在这个岛国都已消除。战争和你争我夺已停止。
有害身心健康的职业和工厂已不复存在。人们不再为宫廷的阴谋、为商业目的、
为邪恶的满足而聚集于疫疠丛生的大城市。
单纯的、健康的和适度的娱乐代替了饮酒、赌博和放荡。
没有任何城镇大到会对人体发生有害的影响。
这一人间天堂的幸福居民大都居住在乡间的小村庄和农场中。
每座房子都清洁、通风和宽敞，坐落在有益于健康的地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奢侈品的生产停止了。必须进行的农业劳动和睦地由一切人分担。
这个岛国的人数及其生产物，我们假设同现在一样。仁爱的精神受公平无私的正义的支配，
使这些生产物可以按照人们的需要在社会上的一切成员中分配。
虽然或许不能做到每个人每天都有肉吃，但植物性的食物和偶尔吃到的肉，
已可满足俭朴的人民的需要，并足以使他们保持健康、体力和饱满的精神。

葛德文先生认为婚姻是一种欺骗和独占。我们暂且假设性交建立在完全自由的原则之上。
葛德文先生并不认为这种自由会导致男女乱交，在这一点上，我同他是完全一致的。
用情不专是一种不道德的、腐败的和不合人情的嗜好，
因而在单纯而有道德的社会中不可能很普遍。每一个男人都会自己选择一个伴侣，
而且只要双方都愿意保持这种关系，他也就保持下去。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看法，
一个女人有多少子女，子女属于谁，将是无关紧要的。
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自然会从多余的地方流向缺乏的地方。每个人都乐于尽力教育年轻的一代。

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从总体上看更有利于人口增加的社会形态。
现存婚姻的不可补救性，无疑使许多人对它望而却步。
另一方面，不受约束的性交则会成为早婚的最有力的诱因，
而由于我们假定人们不必为儿童未来的抚养担忧，因而我以为，
在100个23岁的妇女中也许找不到一个尚未成家的妇女。

无可怀疑，我们所假设的财产的均等化，加上全社会的劳动主要用于农业，
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生产物的增加。但是，要满足如此迅速增加的人口的需要，
葛德文先生所计算的每人每天劳动半小时肯定是不够的。
或许每个人必须以一半时间用于这一目的。可是，即使作出这样的、甚至更多的努力，
了解我国土壤的性质、已耕土地的肥力和未耕土地的贫瘠程度的人，
也会对25年间平均总产量能否增加一倍心存疑虑。要做到这一点，
唯一可行的办法或许是耕种全部放牧地，并几乎完全不再食用肉类。
但这个方案的一部分也许自己就行不通。英国的土地不施肥是不能生产出大量食物的，
而要制造出最适合于英国土地的肥料，家畜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据说，中国有些省份的土地十分肥沃，不施肥稻一年仍可收获两次。
英国则根本没有这样的土地。

虽然这一岛国的平均产量很难在25年间增加一倍，但我们暂且假定它能够做到这一点。
因此，在第一个时期届满时，食物（纵然全部是植物性的）足以供养增加了一倍的人口:
400万，使其保持健康。

在第二个人口倍增的时期，哪里可以找到食物来满足愈益增加的人口的迫切需要呢？
哪里有生荒地可以开垦呢？哪里有必不可少的肥料来改良已耕的土地呢？
对土地略有所知的人都会说，在第二个25年间，
按相当于其现在收获的数量来增加我国的平均产量是不可能的。
尽管这种增加不可能实现，我们仍假定它会实现。我们的论证具有极大的力量，
允许我们作几乎一切让步。然而，即使我们作这种让步，在第二个时期届满的时候，
仍会有700万人没有给养。仅够2100万人糊口之用的食物量将由2800万人分担。

天哪！所谓人们生活在富裕中，任何人也无需担心而又吃力地去满足自己经常感到的需求，
狭隘的利己主义原则也会消失，人们将不再整天为肉体需要操心，
得以自由地邀游在与人的意趣相会的思想领域之中，这样一种情景安在？
这种想象出来的华丽建筑物一经事实的严格检验便消失了。
由富裕培育和激励起来的仁爱精神，将被匮乏的寒冷气息所抑制。
已经消灭的可憎的感情将再次产生。自我保存的强大法则将驱除人们心灵中一切较温柔、
较高尚的感情。作恶的诱惑过于强烈，非人类的本性所能抵制。
谷物在成熟以前就被收割，或者被过多地隐藏起来，而一切撒谎骗人的不道德行为马上就会发生。
子女众多的母亲不会再源源不断地得到生活必需品。由于缺乏食物，儿童体弱多病。
健康的红润脸颊将被贫苦造成的苍白脸颊和凹陷的眼睛所代替。
仍在少数人的内心萦回的仁爱心作了几次无力的最后挣扎以后，
利己心最终便恢复了其经常的绝对统治权，得意洋洋地横行于全世界。

葛德文先生将最坏的人的原始罪恶归咎于人类制度的腐败，但这种制度在这里已不存在。
也不存在这种制度产生的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对立。
理性指定要留归公众的那些利益没有被人独占。谁也不受不公正的法律的驱策去破坏秩序。
仁爱之心已深深扎根于一切人的心中；可是，在短短50年中，
使现在的社会状态堕落和阴暗的暴行、压迫、虚伪、苦难，
各种可憎的罪恶以及各种形式的贫困，就会由各种最紧迫的事情、
由人类的本性所固有而与一切人类制度毫无关系的法则再生出来。

在我们所假设的情况下，现在支配文明社会的一些法则会相继听命于最紧迫的需要。
对于这种说法，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看法，
人类是其所接受的印象的产物，因而匮乏的鞭策持续不了多久，
就必然会发生侵害公众资财或私人资财的行为。由于这种侵害次数增加、
范围扩大，社会上比较活跃、富有才智的人士很快就会察觉人口在迅速增加，
而年产量却在减少。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人们会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保护社会的安全。
那时会召开某种会议，并以最有力的措词说明国家的危险状况。
可以说，当人们生活在富裕中时，谁劳动最少，或者谁占有最少，没有多大关系，
因为每个人都十分愿意并随时可以满足邻人的需要。
但是，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人应不应当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别人，
而是他应不应当把自己生存所绝对必需的食物送给邻人。
应当指出：缺少食物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供养他们的人数和手段；
这种按照本国的生产状况不能完全满足的迫切的需要，导致了对正义的若干公然侵犯；
这种侵犯已经阻碍了食物的增加，如果不采取某些方法制止，还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状态；
紧迫的需要似乎在命令人类无论如何要使生产物逐年增加：为了达到这一基本的、
重大的和责无旁贷的目的，应更加全面地分配土地，并应通过最有效力的惩罚，
甚至死刑，来保障一切人的资财不受侵犯。

某些反对者也许会提出，由于土地肥力的增加和各种偶然事件的发生，
一些人得到的份额可能大大超过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数量，而利己心的支配权一旦确立，
没有某种补偿作为报酬，他们决不会把自己剩余的生产物拿出来分配。
我们的回答是，这是一种大可悲叹的不便，但是，
这种弊端同由于财产不安全而必然会带来的一系列阴森恐怖的灾难是不能相比拟的。
一个人所能消费掉的食物数量必然要受人类有限的胃容量的限制；
他肯定不会把余下的部分扔掉，而会以剩余的食物来换取别人的劳动，
从而使别人在某种程度上靠他生活，尽管这是一种有偿的让予，
也还是比听凭别人活活饿死要好。

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与前一问题密切相关，就是两性之间的交往。
一些人已注意到了社会遭受各种困难的真正原因，这些人或许会强调，
如果每个人都安然地认为他的一切子女都能依靠一般的仁爱心而得到适当的抚养，
则土地的能力将绝对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食物来供养由此必然增加的人口；
即使社会的全部注意力和劳动都指向这唯一的目的，而且由于财产得到完善的保护，
以及其他各种可以设想的鼓励，因而生产物逐年增加的数量可以达到最大限度，
但食物的增加仍不能与人口更加迅速得多的增加相适应；
所以对人口的增加必须实行某种控制；最自然、
最明显的控制似乎是使每个人抚养他自己的子女；就某一点来说，
这可以作为一种人口增加的测度和规准发生影响；可以预料，
人们如果无法获得用以供养后代的生活资料，就不会生儿育女；
但即使如此，为了儆戒他人，让轻率地使自己及其无辜的子女陷入贫困和匮乏的个人，
遭受随同这种行为而产生的耻辱和麻烦，似乎是必要的。

对这种困难所作的考察，揭示了女子贞操的破坏比男子发生这个问题蒙受更大耻辱的很自然的根源。
不能指望妇女具有足以抚养她们子女的资力。
因而，如果一个女子同没有签约承担抚育子女责任的一个男子结合，
一旦这个男子感到不自由而将她遗弃，则这些子女必然要仰给于社会，否则就会饿死。
而由于以监禁或判刑来惩处这种很自然的过失，以防止上述麻烦反复发生，
或许是很不正当的，人们就可能同意以耻辱来惩处。
此外，这种罪过在女子方面更为明显和引人注目，更不至于误认。
一个孩子也许常常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但他很容易确切知道谁是他的母亲。
人们同意，对于犯罪证据极为充分、同时对社会的妨害又最大的方面，
应责其承担最大部分的罪责。如有必要，社会可以强迫一切男子担负抚养子女的责任；
男子为维持家庭生活必然要遇到较多的麻烦，作出较大的努力，
因此，如果一个男子使他人陷入不幸，即令只使他蒙受几分耻辱（这是每个人必定会遭受的），
也可以认为他受到了充分的惩罚。

一切缺乏食物的人当为紧迫的需要所驱策而提供他们的劳动，
以换取其生存所绝对必需的这种物品。适于维持劳动的基金相当于土地所有者拥有的、
超过他们自己消费所需的食物总量。如果对这种基金的需要很大、很多，
它就必然会以很小的份额进行分配，劳动报酬将降低。人们提供劳动，
将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因而亲属的抚养将受阻于疾病和贫困。
相反，如果这种基金迅速增加，如果它在比例上相对于提出要求者的人数而言很大，
它就会以很大的份额进行分配。任何劳动者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作为报酬，
他就不会以劳动进行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便可以过舒适和安逸的生活，
因此能够抚养许多健壮的子女。

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我没有提到移民。如果欧洲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建立了这种社会，
它们在人口方面当会产生同样的困难，因而不能容纳新的成员。
倘若这种美好的社会局限于这个岛国，则它本来的纯净必定会不可思议地减损，
其所企求的幸福也只有极小一部分能够实现；总之，在该社会的任何成员愿意自动离开，
愿意在目前存在于欧洲的那种政体下生活，或甘受极端困苦移居新开发的地区以前，
该社会的根本原则当已完全破坏。我们从日常经验中看得很清楚：
人们只有在苦难极其深重时才会下决心离开祖国；即便是最吸引人的开拓新殖民地的计划，
濒于饿死的人们也往往拒不接受。

第十一章

我们曾假设葛德文先生的社会制度可以完善地建立起来，但这种假设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个制度一建立，就会被各种自然原因迅速摧毁，同样的原因也会使这一制度不可能建立。
我想象不出我们根据什么理由可以认为这种自然原因将发生变化。
在世界存在的五六千年间，从未发生任何趋向于消灭两性之间情欲的事情，
一切时代已届晚年的人们都激烈反对自己感觉不到的情欲，
但却没有多少理由，也极少成功。生来性情冷淡、不知性爱为何物的那些人，
当然完全没有资格判断情欲对于生活中愉快感觉的总和可以作出多大的贡献。
年轻时纵欲过度，因而年老后身体虚弱、内心充满悔恨的那些人，
也很可能指责这种愉快空虚无益，不能使人永久满足。但是，纯粹性爱的快乐，
与最进步的理性和最高尚的美德并不矛盾。一个人若体验过纯洁性爱的真正快乐，
则无论他体验过的理性的快乐多么巨大，也不免经常回顾那一时期，
认为它是自己整个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对此心往神驰，深情地怀念那个时期，
并且非常希望自己能再度生活在那个时期。理性的快乐超越肉体快感之处，
与其说是在于它较为真实和根本，不如说是在于它持续时间较长，牵涉面较广，并且不易满足。

任何享受如无节制，都有损于其本身的目的。天气晴朗时在非常美丽的乡村散步，
如果走得太远，终究会感到烦闷和疲乏。非常卫生而且富有养分的食物，贪吃过度，
非但不能增强体质，反而会使身体衰弱。甚至理性的快乐，虽然确实比其他各种快乐不易满足，
但如几乎毫不间断地追求，也会使身体虚弱，精力衰减。
由于人们滥用这种快乐而否认它的现实性，似乎不是很恰当的。
按照葛德文先生的说法，道德就是结果的打算，或者象佩利副主教所十分恰当地表述的，
道德就是神的意志，是由一般便利推断出来的。按照这两个定义，
肉体的快感如果不伴有产生不幸结果的可能性，就不违反道德法则，
如果对它的追求有所节制，为理智的发展留有极大的余地，则无疑会增加生活中快感的总和。
因友谊而增强的纯洁的性爱，似乎是肉体享受和智力享受的混合物，特别适合于人的本性，
能极其有效地唤起人的同情心，并使人得到极大的满足。

葛德文先生为了说明肉体快感显然低下，曾说：“剥脱掉两性性交的一切伴随情况，
它就会普遍遭到轻视。”他同样可以对一个观赏树木的人说：
除去这些树伸展开的枝叉和娇嫩的叶子，你还能在它们那光秃秃的树干上看到什么美？
但吸引人们观赏的树，总是有枝有叶的，而不是无枝无叶的。一个物体的特点和它的总体，
可以象任何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那样迥然不同（如同一个美丽的妇女和一张马达加斯加的地图），
从而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
引起情爱的是女人“身材匀称、活泼、性情温柔、亲切、有想象力和才智”，
而不只是因为她是女性。男人在情爱的驱策下，曾被迫作各种大大有损于社会一般利益的事情，
但如果女人只有女性的外貌，没有其他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也许男人就不难抵制这种诱惑。
从肉体快感中除去它的一切附属物以证明其低下，一如使磁石失去产生引力的一些最根本的因素，
然后断言磁石的作用微弱。

第十二章

一个人若目的明确，一心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则步行20英里后，不会注意到身体有点疲劳；
但如使其目的性增强一倍，使他再走20英里，又使其目的性增强两倍，
使他再走20英里，由此类推，他能走多远，终究取决于其体力，而不取决于其精神。
鲍威尔为得到10畿尼而愿意走的路或许比葛德文先生为得到50万畿尼的影响下，
或许会由于用力过度而毁掉自己，而这种动机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他在24小时内步行100英里。
这个例子表明，如果认为一个人最初步行20英里毫不疲倦，是因为他似乎不疲倦，
或者也许他自己几乎不感到疲倦，那就错了。人不能同时将其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一种以上的对象。
2万镑已经使他全神贯注，因而轻微的脚疼或肢体有点不灵便不会引起他的注意。
如果由于他步行20英里后确实同出发前一样精神饱满，机灵活跃，
就说他能够象走那20英里那样不费力地再走20英里，再走40英里，……就显然十分荒唐了。
一匹良马在相当疲倦时，在踢马刺的催促和嚼子的适当操纵下会向前奔驰，
在旁观者看来，它精力充沛，生气勃勃，象是刚刚起步。
甚至这匹马本身沉浸于这种刺激物所激起的热情和激情之中，或许也不觉得疲倦；
但是，如果根据这种现象进行论证，说只要上述刺激持续下去，这匹马就永远不会感到疲倦，
那就完全背离一切理性和经验了。一群猎犬的吠叫，能够使一些马在奔驰40英里以后，
同它们刚出发时一样精神饱满，生气勃勃。在开始追猎时，
骑马的人也许一点不觉得马的力气和精神有所减退，但在使劲费力的打猎结束时，
先前的疲劳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和影响，使这些马很快就感到疲倦。
如果我持枪远行而一无所获，回到家里往往会由于疲劳而深感不快。
他日，我走同样远的路打猎，猎获甚多，回到家里则依然精神很好。
在这两天的当天，疲劳的感觉也许大有差别，但在这两天的翌晨，我却不会感到这种差别。
我感到，在猎获甚多那一天的翌晨，我的肢体同样不灵便，我的脚同样疼痛。

在所有这些场合，看来与其说对精神的刺激真正抵消了肉体的疲劳，
不如说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肉体的疲劳移开了。
如果我精神上的力量真正抵消了肉体的疲劳，那么，为什么我在翌晨会感到疲劳呢？
如果对马的刺激实际上同外表上一样完全克服了行程的疲劳，
那么，又为什么走了40英里的马比没有走那么多路的马容易感到疲劳呢？
我写这本书时，正逢牙痛猛烈发作。因为热衷于写作，我常常暂时忘记疼痛。
但我不能不感到牙疼还在继续发展，而传送痛感到大脑的神经此时也要求
我对其振动给予适当的注意。神经的其他各种振动或许会进行干预，不许我答应它的要求，
直到牙一下子疼得叫我无法忍受，不再感到神经的其他振动，把我写作的劲头打消，
牙疼在大脑中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在这个场合，同在其他场合一样，
精神似乎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克制或消除病痛的能力，
而只是如果受到强烈刺激的话，具有转移注意力的能力。

然而，我并不是说，健全、旺盛的精神不具有使身体保持同一状态的任何趋向。
精神和身体的结合极其紧密和密切，因而倘若它们的功能不能相互增进，倒是令人十分惊奇的。
但是，比较起来，肉体对精神的影响还是大于精神对肉体的影响。
精神的基本目的是满足肉体的欲求。如果这种欲求完全得到满足，
活跃的精神固然往往会进一步漫游、徘徊于科学领域，或邀游于想象的世界，
幻想它已“摆脱人世的纷扰”，而寻求类似的活动范围。
但这一切努力同寓言中兔子所作的努力一样是徒然的。
行动迟缓的乌龟——肉体，总会超过精神，无论精神徘徊的范围怎样宽广；
最活跃、最旺盛的精神虽然会勉强听从第一次或第二次召唤，
但最后必然会在饥饿的要求面前屈服，或者随同筋疲力尽的肉体陷入睡眠状态。

有人也许会十分有把握地说，如果能发现一种药，使肉体不死，则精神也会随之不死。
但精神不死似乎并不意味着肉体不死。
相反，可以想象的最大的精神力量很可能会耗尽和摧毁肉体的力量。
适度的精神力量似乎有利于健康，而过度运用脑力则会象人们常说的那样有损耗肉体的倾向。
葛德文先生拿来证明精神的力量超过肉体的力量、
从而证明人类有可能不死的大多数例子都属于后一类、不断地运用这种刺激，
非但不能使肉体不死，反而会很快地摧毁肉体。

也许有人会说，世界上有许多发现是人们毫未预见到和出乎意料的。
我承认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如某人不是按照过去事实的类比或指示来预言将有这些发现，
他就只能称为先知或预言家，而不能称为哲学家。
近代的某些发现足以使忒修斯和阿喀琉斯时代欧洲未开化的居民感到惊奇，
但这几乎不能证明什么。不能指望几乎完全不知道机械力的人去猜测机械力的作用。
我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充分认识人类的精神力量；
但是，我们对这种工具的了解肯定要比四千年以前人们所了解的多；
所以，虽然我们不能说是称职的评判者，
但我们肯定要比未开化的人更有资格说什么是我们精神所能把握的，什么是我们精神所不能把握的。
一只表会象永动机那样使未开化的人感到惊奇；但在我们看来，表是一种最常见的机械，
而永动机却是最有才智的人无论如何永远也制造不出来的。在许多场合，现在我们已知道，
一些最初似乎完全可以无限改进的发明，为什么不能无限改进。
最初改进望远镜的人也许会想，只要镜身加大、管子加长，这个仪器的放大力和效益就会增加；
但其后经验告诉我们，视野的狭小，光线的不足，以及大气条件的增大，
使人们不能从镜身和放大力极大的望远镜得到预期的有利结果。
在许多知识领域，人几乎持续不断地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在另一些知识领域，
人的努力却常常遇到阻碍。这种巨大差别的起因未开化的人是猜想不出来的。
我们所具有的较多经验却使我们对此多少有所了解，从而至少使我们能够较好地判断，
什么是我们不能预期将来会发生的（这虽然是消极的，但却是一种十分有用的知识），
尽管我们不能较好地判断什么是我们能够预期将来会发生的。

睡眠的必要性与其说是取决于精神，毋宁说是取决于肉体，
因此，通过增进精神来非常明显地消除这一“显著的弱点”，似乎是不可能的。
一个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能够两三夜不睡眠的人必然会按比例地消耗他的体力，
而健康和体力的减退很快就会妨碍他运用理解力，所以他虽然作出了这些重大的努力，
但在消除睡眠的必要性上却似乎未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

在精神能力和仁爱行为等等方面，我们所知道的各种人无疑具有十分显著的差别，
使我们能够判断，智力活动是否对人类寿命的延长具有任何明显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种明显的影响人们尚未看到。虽然无论是注重肉体还是注重精神，
迄今都尚未产生使人类不死的作用，但若说何者在这方面具有较大的作用，
那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注重肉体而不是注重精神。饮食适度、
经常认真锻炼身体的人一般比埋头进行脑力工作、
常常忘记肉体的这种迫切需要的人更为健康。思虑不出田园、活动不出田园的隐居平民，
同智力活动范围极其广泛、头脑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清楚的哲学家相比，也许具有同样长的寿命。
注意死亡表的那些人都可以确切地看到，平均说来，妇女的寿命比男人长，
虽然我不能说妇女的智力较低，但我以为，必须承认，由于妇女所受的教育不同，
致力于富有活力的精神活动的妇女不象男人那样多。

从上述事例或与此类似的事例来看，或者从牵涉面更宽的事例，
从几千年来世间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人来看，从未看到人类的寿命由于智力的作用而产生明显的差别，
因此，人在这个世界上必死同任何永恒的自然法则一样是确定无疑的，
而且依据的理由也同任何永恒的自然法则一样。宇宙创造者的威力直接发生作用，
固然可以突然或逐渐改变这些法则当中的一个或全部，但若没有发生这种变化的迹象，
也不存在这种迹象，那么，假设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
就如同假设地球的引力会逐渐地变成排斥力，石头最终将上升而不是下落，
地球在某一时候会脱离轨道而飞向更暖更热的太阳一样，是毫无哲学根据的。

第十三章

葛德文先生把人类看作是仅仅具有理智的动物。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谬误，
这种谬误弥漫于他的全书，且同他的全部推理混杂在一起。人的自觉行动或许产生于信念，
但是信念受影响的程度，在既具有理性又具有肉体的动物那里同在仅仅具有理性的动物那里，
是迥然不同的。葛德文先生在证明正确的推理和真理能够为足够多的人所接受时，
先从实践上考察了这一命题，然后补充说：“这便是以粗疏和实际的观点考察时，
该命题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即便进行严密的考察，该命题也是不容争辩的。
人是理性动物。”我非但不把这称为严密的考察，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最最不严密、
最最不正确的考察方法。这种考察方法犹如先计算出物体在真空中的下落速度，
然后硬说在有阻力的情况下，物体的下落速度与此相同。牛顿根本不是这样进行推理的。
一般性命题很少能丝毫不差地应用于特殊问题。无论是月球环绕地球的轨道，
还是地球环绕月球的轨道，都并非仅仅是距离平方的反比例。
要使有关天体运行的一般性理论能完全应用于这些天体的运行，
就必须精确地计算出太阳对月球的干扰力量，以及月球对地球的干扰力量；
尚未正确地推算出这些干扰力量之前，实际观察这些天体的运动会证明，
这种一般性理论并不十分正确。

我愿承认，每一自觉的行动都先有理智作出的决定，
但是倘若说人的肉体倾向不会作为干扰力量严重影响理智所作的决定，
那就与我所认为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论大相径庭了，也与一切实际经验显然相矛盾了。
所以，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是否能使人理解清楚明白的问题，是否能使人相信无可辩驳的论点。
人作为理性动物会明白真理，相信真理，但作为复合动物，人又会决心逆真理而动。
贪欲、嗜酒、想占有美女的欲望，会促使人行动，
尽管他们在采取行动时明明知道这样做会给整个社会的利益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倘若消除了肉欲，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反对这种行为。若别人有这种行为，
问他们怎么看，他们会立即予以谴责。但如果他们有肉欲，则在具体情况下，
复合动物的决定会完全不同于理性动物的信念。

在葛德文先生看来，监禁仅仅是一种权宜之策，他谴责单独监禁，
尽管这实际上是提高犯人道德水平的唯一最有效方法。他大谈孤独会使私欲膨胀，
而生活在社会中则会培育美德。但可以肯定地说，在犹如监狱的社会中，是不会培育美德的。
假如能使罪犯仅仅同有才有德的人生活在一起，则罪犯很可能会比单独生活进步得更快。
但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吗？葛德文的聪明才智似乎更多地是用来挑毛病，
而不是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方法。譬如，他对惩罚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予以谴责。
诚然，有些国家为了惩一儆百，采用了极其残酷和野蛮的刑罚，但是，
一种方法被滥用，并不能成为反对该方法的充足理由。在我国，一旦发生杀人案，
警方必定会不辞辛劳地去侦破，对杀人犯绳之以法，这使普通人感到，
杀人案迟早会被弄得水落石出；杀人所必须承担的后果，使人不寒而栗，
迫使人在欲火中烧时放下屠刀，以免为了复仇而禁不住杀人。在意大利，
杀人犯逃入教堂，往往就可以免遭刑罚，因而人们并不那么害怕犯杀人罪，
也就经常发生人命案。不管什么人，只要对道德动机的作用稍稍有所了解，
便决不会怀疑，如果在意大利杀人犯一律受到惩罚，
则人们在感情冲动时就会较少地使用短剑。

谁都不会愚蠢到这样的地步，认为人类的法律可以十分精确地量罪判刑。
由于人类的动机莫测高深，因而要做到精确地量罪判刑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这种缺陷，尽管可以称作是一种不公正，却不是反对人类法律的正当理由。
人类经常要在两种罪恶之间作出抉择，这是人类所无法逃脱的命运。
一种制度只要是防止较大罪恶的最佳方法，则这便是采用这种制度的充足理由。
毫无疑问，应作出不懈的努力来尽量完善这种制度。但最容易的事莫过于给人类制度挑刺儿，
最难的事莫过于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可悲的是，有才能的人大都把心思用在前一件事情上而不是用在后一件事情上。

即便是俗语所说的明白事理的人也经常犯罪，这就足以证明，某些真理虽可使人信服，
却不会对人的行为产生适当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真理，按其性质来说，
或许永远不可能由一个人充分传达给另一个人。在葛德文看来，
理智快乐优于感官快乐是一条基本真理。若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我倾向于同意他的观点；
但我如何把这一真理传达给一个从未感受到理智快乐的人呢？这就如同要向瞎子说明颜色的样子。
即使我有无比的耐心，不厌其烦地、反反复复地劝导他，我也决不可能达到目的。
在我们之间，没有衡量事物的共同尺度。我无法一步一步地使他明白，
因为这是一个从性质上说根本无法加以证明的真理。
我所能说的只是，一切时代的大仁大智者都无一例外地把理智快乐放在非常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的经验也完全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发觉声色口腹之乐是毫无意义，
转瞬即逝的，总是让人感到乏味和恶心；而理智上的快乐却似乎有一股清新之气，
总使我感到年轻，使我无时不感到满足，给我的生命注入新的活力，
使我的心灵长久地澄明和安宁。如果他相信我，那只是出于对我的尊敬和对我提及的人物的尊崇，
这是信赖而不是信服。我所说的不能使他真正信服。这与推理无关，而牵涉到经历。
他也许会回答说，你所说的对你自己和其他许多品德高尚的人来说也许是很正确的，
但就我自己来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却有与此大不相同的感受。
我晚上拿起书来读，常常是读着读着就睡着了，但若是参加舞会，
或陪漂亮女人玩，我却精神焕发，感到真正享受了人生。

第十四章

我充分相信自己的判断，认为人和社会是不可完善的，
不仅就葛德文先生所理解的这个词的广义来说是如此，
而且认为整个社会的状况与结构也不可能向着好的方面发生明显而惊人的转变。
所谓整个社会不可能向好的方面转变，我的意思是，下层阶级，
即人数最多因而从总的观点来看最为重要的那一部分人的生活境况，
决不会得到巨大而显著的改善。我敢断言，在任何古老的国家，
不管富人作出多大的牺牲或努力，
下层阶级人民的生活也不会达到30年前美国北方各州人民的那种水平。
倘若我能活一千年，而自然规律又保持不变，则我敢肯定，
决不会发生与我的上述论断相矛盾的事情。

在未来的某一时期，欧洲的下层阶级也许会受到比现在好得多的教育，
也许会以更好的方式利用自己所能支配的那点闲暇时间，
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把闲暇时光都消磨在酒馆里，
也许会在比以往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更好、更平等的法律之下生活，
而且我认为他们或许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尽管这种可能性不是非常大），
但是，从事物发展趋势上说，他们却不可能很有钱，很富有，以致全都能早婚，
确有把握能很容易地养活一大家子人。

第十五章

亚当·斯密博士非常正确地指出，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会由于节俭而变富，
由于浪费而变穷，因而每个节俭者是其国家的朋友，每个挥霍者是其国家的敌人。
他给出的理由是：节省的收入总是会用来增加资本，
因而这部分收入不再用于供养非生产性劳动，而用于供养生产性劳动，
即用于生产有价值的商品。显而易见，没有比这再正确的说法了。
乍一看，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讨论的问题与这有点相似，但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
他认为，浪费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不必再加以论述，应该加以比较的是贪财者和花钱者。
葛德文先生所说的贪财者同亚当·斯密博士所说的节俭者相比，
至少就他们对国家繁荣的影响来说，是迥然不同的。节俭者把收入节省下来，
增加资本，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因而他要么亲自运用这种资本来维持生产性劳动，
要么借给他人来维持生产性劳动。他由此而使国家受益，因为他增加了国家的总资本，
因为财富当作资本使用要比当作收入使用，不仅能调动更多的劳动，而且调动的劳动也更有价值。
可是葛德文先生所说的贪财者却把财富锁在柜子中，
无论是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什么劳动也不调动。
这种区别是本质上的区别，以致如果亚当·斯密博士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
那么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就显然是错误的。葛德文先生肯定会想到，
把供养劳动的钱锁起来，会带来某些危害。所以，他所拥有的削弱这种反对论点的唯一方法，
便是对照比较这两种人，看哪一种人更能促进人为平等的幸福状态的到来，
在葛德文先生看来，我们的两眼应时刻盯着这种平等状态，把其作为我们的北斗星。

我想，我在前面已经证明，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完全是空中阁楼。
那么，在政治发现的茫茫大海中，把这样一点当作我们的向导，当作我们的北斗星，
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理性会告诉我们，由此而可以希望得到的，
仅仅是愈刮愈大的逆风，无穷无尽而又毫无结果的苦役，船只经常失事，灾难一个接着一个。
我们实际上非但丝毫不会趋近于那种完善的社会形态，
而且由于白白浪费精力与体力向着无法行进的方向前进，由于总是失败，一而再、
再而三地遇难，我们显然反倒会阻碍那种实际上可以进行的社会改良。

显而易见，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在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
将分裂为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用仁爱取代自爱作为社会的推动力，
非但不会带来有益的结果，反而会使人对这一漂亮字眼感到失望，
而且还会使现在只是一部分人感受到的困苦被整个社会所感受到。
天才人物的全部卓越努力，人类心灵的所有美好而细腻的感情，
实际上文明状态区别于野蛮状态的一切东西，有哪一样不是仰赖于现行的财产制度，
有哪一样不是仰赖于表面狭隘的自爱心呢。
现行的财产制度和自爱心是人类得以上升到目前这一高度的梯子。
文明人的本性尚未发生足够大的变化，
使我们能够说他现在或将来能抛开这个梯子而不摔下来。

如果在超越了野蛮状态的每一个社会，都必然存在着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
那么很显然，由于劳动是劳动者阶级唯一的财产，因而凡是趋于降低这种财产价值的事物，
必然也就趋于减少劳动者阶级拥有的财产。穷人自谋生路的唯一方法是运用自己的体力。
体力是穷人能用以换取生活必需品的唯一商品。因而很显然，缩小这种商品的市场，
减少对劳动的需求，降低穷人拥有的这一财产的价值，只会使穷人受害。

葛德文先生也许会说，整个交换制度是肮脏卑劣的。如果想要从根本上解救穷人的话，
就应亲自分担穷人的劳动，把自己的钱分给穷人而不要求相应的回报。
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即使能够劝说富人以这种方式帮助穷人，其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
富人虽然自以为很了不起，但其人数相对于穷人来说却很少，
因而分担他们的劳动只能解除他们很小一部分负担。假设所有生产奢侈品的人改而生产必需品，
假设这种必要劳动可以适当分配给每一个人承担，那么每个人承担的劳动确实会比现在轻；
然而，这种分担劳动的方法好倒是好，可我想象不出根据何种切实可行的原理能做到这一点。
前文已证明，仁爱精神，在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那种严格而无私的正义的指引下，
若发扬光大的话，将会使整个人类陷入贫困与苦难的深渊。
让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所有者为自己保留一份适当的财产后把其余财产
分给穷人而不要求他们做工来回报，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且不说广泛采用这种作法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会带来的懒惰与罪恶，
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土地产品，会诱使劳动者过何种奢侈的生活，
这些都暂且不谈，还有反对这种作法的另一个理由。

如前所述，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缺穿少吃者将永远存在，
任何时候都不会使每一个人都吃饱穿暖。富人的剩余也许能养活三个人，
但却会有四个人想得到施舍，因而不得不从四个人中挑选三个人，
由此而使被挑选上的人受到了恩惠，必然会感到受了别人很大的恩典，产生一种依附感。
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会感觉到自己拥有权力，穷人则会感觉到自己的依附性。
这两种印象对人类心灵的有害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虽然我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观点，
认为艰苦的劳动是一种罪恶，但我仍感到，艰苦的劳动同依附于他人相比，
是一种较小的罪恶，不会使人类心灵堕落得那么厉害，
而且我所读过的全部人类史都明白无误地表明，让一些人握有永久性权力是极其危险的。

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有人需要劳动的时候，某人为我干一天活儿给予我的恩惠，
同我给予他的恩惠一样多。我拥有他需要的东西，他拥有我需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友好地互相交换。穷人由此而可以感到自己的自立，可以抬起头走路，
雇主的心灵也不会被权力欲所玷污。

三四百年前，相对于人口而言，英国劳动者的人数无疑要比现在少得多，
依附性要比现在大得多，我们现在能享有这么大的公民自由，也许正是因为建立了制造业后，
穷人能够用某种东西来换取大地主的食物，而不是依赖于大地主的施舍。
即便是贸易和制造业的最大敌人（我并不认为我是贸易和制造业最忠诚的朋友）也得承认，
随着贸易和制造业在英国的建立而给公民带来了自由。

仁爱之心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缓和自爱之心带来的恶，
但仁爱之心决不能取代自爱之心。如果人只有在完全弄清了自己的一种行为
是否比另一种行为更加有利于公共福利之后才能有所行动，
那么最聪明的人也不免会茫然不知所措，愚昧无知者则会一个大错接着一个大错地犯。

由此可见，葛德文先生并未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原理，
据此可以把必要的农业劳动分配给全体劳动者阶级来承担，因此，
他泛泛地反对雇用穷人干活儿，似乎是想通过现在的大恶来追求未来可望而不可及的善。
因为，如果谁雇用穷人，便把谁看作是与穷人为敌，看作是压迫穷人，
如果因此而宁愿要守财奴而不要花销者，那么，为了有利于社会，
现在的花销者就应转变为守财奴。假设有10万名雇主，每个雇主雇用10个人，
他们现在把钱锁入钱柜，则显而易见，将会有100万各行各业的工人丢掉饭碗。
即便是葛德文先生恐怕也不会否认，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这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因而葛德文先生或许很难证明，这种守财行为要比花销行为更加有利于“使人类处于所应处的状态”。

但葛德文先生说，守财奴实际上什么也没有锁起来，人们未能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
财富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当前有关财富的定义不适用于说明这一问题。
他给财富下了一个很正确的定义，说财富是人类劳动生产的商品，接下来指出，
守财奴既没有把谷物锁起来，也没有把耕牛、衣服、房屋锁起来，
但他却把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锁起来了，这实际上同把这些东西锁起来是一样的。
诚然，与其同一时代的人会照样使用和消费这些东西，就象他是个乞丐那样，
但是，如果他用钱财开垦更多的土地，饲养更多的耕牛，雇用更多的裁缝，
建造更多的房屋，则与其同时代的人会有更多的物品使用和消费。
即使暂且假设，守财奴的行为不阻碍真正有用的东西的生产，
也会出现这样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即：
所有那些失业者将用什么东西来换取社会生产的食物和衣服？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国家的下层阶级来说，最有利地利用财富的方式，
也许是改良土地，使本来不值得耕种的大地肥沃而多产。
假如葛德文先生运用其雄辩的口才来向那些雇用穷人生产奢侈品的人描述
雇用穷人改良土地的价值和效用，那么每一个开明人士肯定会为他欢呼。
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必将有助于改善穷人的境况；如果增加的劳动用于改良土地，
则穷人非但不会为8小时的报酬工作10小时，实际情况反而正好相反，
劳动者以前养活一家老小需要干8小时的活儿，现在只要干6 小时就行了。

生产奢侈品的劳动，虽然有助于分配全国的产品，而不以权力败坏所有者的道德，
不以依附性降低劳动者的人格，但却无助于改善穷人的境况。
制造业方面劳动的大幅度增加，虽然比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更加有助于提高劳动的价格，
但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食物数量不可能相应增加，
因而穷人得到的利益仅仅是暂时的，因为相对于劳动的价格而言，食物的价格必然会上涨。
关于这一问题，我不能不谈到亚当.斯密博士的《国富论》，
假如我与政治界的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分歧，那我是不胜惶惑的。

第十六章

亚当.斯密博士认为，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导致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
这种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在某些情况下，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境况
——英国财富的增加，并未相应增加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在中国，
即使制造业使财富增加，穷人的境况也不会得到改善。

据亚当·斯密博士公开宣称，写作《国富论》的目的，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不过，与此同时，他间或还进行了另一种也许更加令人感兴趣的研究，
我指的是他有时还研究影响国民幸福或下层阶级幸福与安乐的种种因素，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下层阶级都是人数最为众多的阶级。
我很清楚，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一般说来，有助于增加一国财富的因素，
也有助于增加下层阶级的幸福。但是，亚当.斯密博士也许把这两者的关系看得过于紧密了；
至少他未注意到另外一些情况，即有时社会财富（就他给财富下的定义而言）的增加，
丝毫无助于增加劳动阶级的幸福。我并不想从哲学上考察构成人类幸福的各种要素，
而只想考察其中两个得到公认的要素，即健康和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权。

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是，在食物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价格的普遍提高，
只能是名义上的提高，因为食物价格必然也会很快跟着相应提高。
所以，我们所假设的劳动价格的提高，将几乎不会或根本不会使穷苦劳动者
拥有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在这方面，他们的处境将几乎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
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处境会更糟。将有更多的穷苦劳动者在制造业中工作，
因而农业部门的劳动者将减少。我认为，大家都会承认，
职业的这种变换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而健康对于人类幸福来说是一极其重要的因素，
此外，由于人的爱好变化无常，由于战争的爆发或由于其他原困，
制造业的劳动同农业劳动相比更加不稳定。

有人或许会说，我所假设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食物价格的上涨会立即使一部分增加的资本流入农业部门。
但这是很缓慢的，因为劳动价格已先于粮食价格而上涨，
这会阻碍土地产品价值的上涨对农业产生有利的影响。

另一些人或许会说，该国资本的增加，会使该国有能力进口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它所能雇用的人。
象荷兰那样的小国，若拥有强大的海军，内陆交通运输发达，确实可以进口和销售大量的食物；
但是在这方面条件较差的大国，食物价格必须非常高才能使进口和销售食物有利可图。

我国的商业，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在上个世纪确实发展得很快。
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交换价值，无疑也有很大提高。
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提高的主要是劳动产品的价值，而不是土地产品的价值，
因而，虽然我国的财富迅速增加，但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增加得很慢，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国财富的不断增加，几乎没有或丝毫没有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
我认为，他们现在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不比过去多，
却有比革命时期多得多的穷苦劳动者在制造业中干活儿，拥挤在不通风的、
对身体有害的屋子里。

普赖斯博士说，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假如我们相信他的这种说法，
那么很显然，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在其他方面的财富增加时，却在不断减少。
因为我认为，一条一般性规律是，如果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在增加，
也就是说，如果不仅资本可以雇用更多的劳动者，而且土地也可以供养更多的劳动者，
那么，很快就会生养出较多的劳动者，即便发生普赖斯博士所列举的那一场场战争。
所以，如果某一国家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或减少，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推论说，
不论其制造业方面的财富有多大增长，其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没有增加。

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这让人很难想象，可是所有证据都证明，
英国的人口即使有所增加，也增加得很缓慢。在这一问题引起的论战中，
普赖斯博士毫无疑问要比其对手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更全面、更精确。
仅仅根据这场论战来判断，我认为应该说，普赖斯博士的观点要比霍莱特博士
的观点更接近于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也许在这两种主张之间。
我们认为，人口的增长自革命以来同财富的增长相比一直是很缓慢的。

很少有人会相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土地产品在不断减少，或处于绝对静止状态。
圈占公有地和荒地确实有助于增加我国的食物，但有人一直深信，
圈占公有田地常常有相反的作用，以前生产大量谷物的大片土地，
转变成牧场后，雇用的人手比圈占前减少了，养活的人口也比以前少了。
一条公认的真理是，在肥沃程度相等的情况下，
一块土地用于放牧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
要少于用于种植谷物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
假如能确定无疑地说，由于对上等鲜肉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由于其价格不断上涨，
每年有更多的良田用于放牧，那就可以肯定，由此而导致的人类生活资料的减少，
或许已抵消了圈占荒地和农业的一般改良所带来的利益。

当前鲜肉价格高昂，并非是由于鲜肉稀少，以前鲜肉价格低廉并非是由于鲜肉充足，
这是毋庸赘言的。价格今昔不同，是因为牲畜今昔上市所需的费用不同。
不过，一百年前我国家畜的数量也许比现在多，但毫无疑问，
现在本市的优质肉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过去鲜肉价格低廉时，
家畜主要是在荒地上饲养的；除了供应某些大市场的肉外，家畜也许不等到上膘就被屠宰了。
当前在一些边远的郡出售的小牛肉，价格很低，但与在伦敦购买的小牛肉相比，
除了名称相同外，别无相同之处。从前，鲜肉的价格不足以补偿在荒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
更不用说补偿在可耕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了，
现在的价格则不仅能补偿在很好的土地上使家畜增膘的费用，
而且甚至能补偿在高产田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不同时期屠宰的相同数量的家畜，
甚至相同重量的家畜，消费（恕我使用这样的表达方法）的食物数量是大不相同的。
用法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一头膘肥体壮的家畜在某些方面可以看作是一个非生产性劳动者，
所谓非生产性劳动者就是不为其所消耗的原料增添任何价值的人。
相对于我国土地的一般肥沃程度而言，
当前我国饲养家畜的方法要比过去的饲养方法更严重地减少食物数量。

大量最为肥沃的土地用于放牧，农具不断得到改进，大农场日趋增加，
特别是全国各地小农的人数不断减少，这一切都证明，
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很可能不象革命时期那样多。
因此，增加的人口肯定几乎都被吸收到制造业中了，而制造业需要更多的人手，
仅仅是由于时尚变幻无常，例如过去人们喜欢丝绸，现在则喜欢鞋带和暗扣。
这些再加上行会和教区法对劳动市场的限制，经常迫使成千上万的人靠救济为生。
其实，济贫税的大幅度提高就有力地证明，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未增加。
在这方面，穷人的境况与其说得到了改善还不如说恶化了，此外，
现在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穷人在大制造厂内干活儿，无论在健康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深受其害，
若考虑到以上两点，就不得不承认，近年来财富的增长丝毫无助于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幸福。

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增长，不能看作是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的增长，
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穷人的境况产生有别的影响。把这一论点应用于中国，
这一点会看得很清楚。

亚当.斯密博士指出，中国也许很久以前就已富裕到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的程度，
如果改变法律和制度，如果重视对外贸易，中国也许会更加富裕得多。
但问题是，财富的这种增长是否会使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也增长，
从而有助于使中国的下层人民过较富裕的生活？

显而易见，如果中国非常重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则由于劳力充裕和劳动价格低廉，
中国可以制造出大量产品供出口。同样明显的是，由于其所需的食物数额巨大，
由于其领土面积大得惊人，中国无论进口多少食物，也不会使其每年的食物总量有明显的增加。
因此，中国主要会用其巨大数量的制造品来同世界各国交换奢侈品。
当前在食物生产方面，中国似乎未节省任何劳动。相对于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力来说，
中国的人口过于稠密了，因而劳力非常充裕，也就无需费力节省劳动，
由此而带来的结果也许是，土地在提供所能提供的最高食物产量。
节省劳动的方法虽说也许使农民能以较低的价格向市场供应一定数量的食物，
但却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总产品，因而在农业中，
节省劳动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更应当看作是对私人有利，而不是对公众有利。

中国若运用大量资本建立制造业来为出口生产物品，势必要从农业中吸收大量劳力，
致使上述状态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家的总产量。
制造业对劳力需求的增加，自然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由于食物数量不会增加，
因而食物价格会以相同的幅度上涨，而如果食物数量实际减少，
食物价格上涨的幅度甚至会超过劳动价格上涨的幅度。
中国的财富显然会增加，其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会逐年提高，
然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将保持不变，甚或减少，因此，
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还不如说会使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
就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来说，穷人的状况会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
而且会有许多穷人不再从事有益于健康的农业劳动，改而在有损于健康的制造业中干活儿。

上述论点应用于中国之所以会显得更加清晰明了，是因为大家都承认，
中国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就任何其他国家来说，若拿两个时期作对比，
哪个时期财富的增长较快，总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说法，
穷人的生活境况正是取决于财富的增长速度。不过显而易见，
两个国家的年土地产品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是可以按完全相同的速度增加的，
然而如果一国主要从事农业，另一国主要从事制造业，那么供养劳动的基金，
从而财富增长在这两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将会是迥然不同的。
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穷人的生活会很富裕，人口会迅速增长。
在主要从事商业的国家，穷人得到的利益相对来说则少得可怜，因而人口的增长也很慢。

第十七章

设有20万人生产制造品，这些制造品仅仅有助于满足少数富人的虚荣心，
假如现在改而雇用这20万人开垦荒地，仅能生产出他们消费的食物的一半；
那么，即使如此，对于国家来说，他们现在也比过去是生产性更高的劳动者，
尽管他们的劳动非但不能向第三者提供地租，而且，
生产出来的食物只能补偿所消费的食物的一半。在前一种情况下，
他们消费一定数量的食物而生产出一些丝绸和花边。在后一种情况下，
他们消费同样数量的食物而生产出可养活10万人的食物。
生产出来的这两种产品究竟哪一种真正对国家最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
我认为，与其用财富养活20万人生产丝绸和花边，还不如养活他们来生产更多的食物。

用于土地的资本对于使用资本的个人来说也许是非生产性的，
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高度生产性的。与此相反，
用于工商业的资本对于个人来说也许是高度生产性的，
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可能几乎完全是非生产性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我才把相对于农业劳动而言的制造业的劳动称作非生产性劳动。
的确，我们在看到工商业积聚起巨额财富和许多商人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时，
几乎不能同意法国经济学家的说法，按照他们的说法，
制造业者只有依靠节衣缩食才能发财致富。其实，在许多行业，利润非常大，
足以向第三者提供纯地租，但由于根本没有第三者，
由于全部利润都集中在制造商或商人手中，因而他们似乎用不着节衣缩食就可以发财致富，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些并非以节俭著称的人通过经营工商企业发了大财。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用于工商业的劳动对于个人来说是高度生产性的，
但对于国家来说却肯定不具有相同程度的生产性。
食物的每一增加都有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直接利益。
但得自商业的财富却仅仅是以间接的、不确定的方式有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
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相反的倾向。目前国内贸易是各国最重要的商业活动。
中国没有对外贸易，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因而，我们暂且可以撇开对外贸易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通过精巧的制造业而从原有食物总量中获取双份食物的人，
肯定不如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原有食物总量增添一份食物的人对国家有用。
丝绸、花边、装饰物以及昂贵的家具等消费品，毫无疑问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但仅仅是富人的收入，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收入，
所以不能认为这部分收入的增加具有和粮食增长相同的重要性，
因为只有粮食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要收入。

按照亚当.斯密给财富下的定义（而不是按照法国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
对外贸易可以增加一国的财富。对外贸易的主要用处，
以及人们一般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对外贸易的原因，
是它可以大大增加一国的对外力量，大大增加一国对其他国家劳动的支配权；
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对外贸易几乎无助于增加国内供养劳动者的基金，
因而几乎无助于增进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按财富增长的自然顺序来说，
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应在农业的高度发展之后。
在欧洲，事物的这一自然顺序被颠倒了过来，土地的耕种依赖于制造业的过剩资本，
制造业的兴起并非依赖于农业资本的过剩。城市中的工业受到了较多的鼓励，
工匠的劳动由此而得到了比农业劳动要高的报酬，欧洲为什么有那么多土地未得到耕种，
原因也许正在于此。假如整个欧洲奉行另外一种政策，
欧洲的人口无疑会比现在多得多，但又不会因人口较多而陷入困境。

人口增长会造成困境，这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需作详尽而深入的讨论，而这远非是我所能做到的。
但在撇开这一问题之前，不能不提及普赖斯博士在其著作中说的一段非常离奇的话。
他列出了一些表格来说明城市和乡村人寿的概率，接着便说：
“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人把大城市称作人类的墓地，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
同时，也肯定使所有善于思考的人相信了我们在上一卷第四篇论文的末尾所说的话，
即把人类的各种疾病看作是大自然的本来意图，严格说来是不合适的。
一般说来，人类的各种疾病无疑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假如有这样一个国家，
其居民都过着完全自然而合乎道德的生活，那么肯定地说，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享尽其天年，不会知道痛苦和疾病，
死亡仅仅是逐渐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结果，会象睡眠那样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普赖斯博士在谈到文明的不同阶段时说：“最初的、纯朴的文明阶段，
最有助于人口的增加，最有助于增进人类的幸福。”接着他以美洲殖民地为例，
认为这些殖民地当时就处于最初的、最幸福的状态，
认为它们非常明显地表明了不同的文明状态对人口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普赖斯似乎没有意识到，美国人的幸福与其说取决于其特有的文明状态，
还不如说取决于其作为新殖民地的特有状况，即取决于其拥有大量未耕种的肥沃土地。
在挪威、丹麦、瑞典或我国的某些地区，三四百年以前的文明程度和现在美国的文明程度相同，
但幸福程度和人口的增长速度却大不相同。他引述了亨利八世颁布的一项法令，
抱怨耕地荒芜，食物价格上涨，“大批人因此而无力养家糊口”。
毫无疑问，美国较高程度的公民自由对工业和人口的增长以及人民的幸福是有促进作用的，
但公民自由无论能产生多么强大的影响，也创造不出新土地来。
现在独立了的美国人民，或许可以说要比他们受英国统治时享有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
但我们却可以毫不含糊地说，美国的人口决不会长此以往地迅速增长下去。

了解20年前美国下层阶级人民幸福状态的人，自然希望他们永远处于那一状态，
而且也许认为，只要不引入制造品和奢侈品就能做到这一点，
但他的这种愿望就如同女人想不晒太阳不吹风就可以永葆青春那样荒唐。
管理良好的新殖民地的状况，犹如人的青春期，任何人为的努力也不能使其长驻。
诚然，无论对于动物机体来说还是对于政治机体来说，
可以采用许多种处理方法来加速或延缓衰老的来临，但是，
若想发明一种方法来使它们永远年青，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或许可以说，欧洲由于更多地鼓励工业而歧视农业，已使自己未老先衰。
改变这方面的政策也许会给每个国家注入新的生命力和新的活力。
长子继承法和欧洲的其他习俗，使土地具有垄断价格，在这种情况下，
向土地投资决不会给个人带来多大利益，因而土地也就不会得到适当的耕种。
尽管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必然存在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
但较为平均地分配财产总是会带来永久性利益。
所有者的人数愈多，劳动者的人数必然愈少，必然会有更多的社会成员处于拥有财产的幸福状态，
必然会有更少的社会成员处于仅仅拥有劳动这一种财产的不幸福状态。
但是，方向最正确的努力，虽说可以减轻匮乏的压力，却决不会消除匮乏的压力。
人们只要了解人类在地球上的真正处境，了解大自然的一般规律，
就很难认为最卓越的努力会使人类处于普赖斯博士所说的那种状态，
即：“绝大多数人都会尽享其天年，不知道痛苦和疾病，
死亡仅仅是逐渐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结果，会象睡眠那样降临到他们头上。”

第十八章

人类所犯的原罪，就是混沌的物质的麻木与腐败，而人可以说正是从混沌的物质中诞生的。

精神的最初重大觉醒，似乎产生于肉体方面的需要。正是肉体方面的需要，
最先刺激了婴儿的大脑，使其进行有感觉的活动，而原初物质却具有非常大的惰性，
以致如果不通过特定刺激方式产生出同样强有力的其他需要，
那就似乎仍要有肉体需要的刺激来保持已唤起的活动不中断。
如果不是饥饿和寒冷把野蛮人从麻木状态中唤醒，他们会永远躺在树下打盹。
他们不得不尽力获取食物、为自己建立栖身之所，以免受饥饿和寒冷之苦，
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便造就了他们身体各部分的官能，使其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
而如果不必为此作出努力，他们就会陷入无精打采的懒散状态。
根据我们对人脑结构的了解，如果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肉体需要，从而不被刺激去作出努力，
则我们与其说有理由认为他们会由于拥有闲暇时间而跻身于哲学家的行列，
还不如说有理由认为他们会由于缺少刺激而沦为野蛮人。
物产最丰富的国家，其居民的智力不见得最敏捷。需要是发明之母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人脑进行的一些最崇高的努力，就是出于满足肉体的需要。肉体需要常为诗人的想象力插上翅膀，
使历史学家的创作进入旺盛期，使哲学家的研究更为深刻。
虽然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优秀人物，其大脑已在各种知识和社会同情心的刺激下变得非常发达，
即使不复存在肉体刺激，也不会重新陷于无精打采的状态，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广大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肉体刺激，则会陷于普遍而致命的麻木不仁状态，
未来改善的萌芽便会消灭殆尽。

根据我的记忆，洛克曾说过，主要是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刺激了人们在生活中采取行动。
我们想获得某种快乐时，只有等到对这种快乐思考了很久，
以致没有这种快乐而感到痛苦不安时，才会采取行动以得到这种快乐。
避恶趋善似乎是人类的神圣职责，
而这个世界似乎是特意安排来提供机会让人不懈地做这种努力的，
正是通过这种努力，通过这种刺激，才产生了精神。如果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那么恶对于促使人类作出努力似乎就是必不可少的，
而作出努力对于产生精神显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维持生命而对食物产生的需要，
也许要比肉体或精神的任何其他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促使人类作出努力。
上帝下了这样的命令，在人类尚未向地球表面投入大量劳动和才智以前，
地球不得向人类提供食物。就人类的理解力来说，
种子与产生于种子的草木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联系。
毫无疑问，造物主无需借助于我们称之为种子的那一丁点物质，
甚或无需借助于人类的劳动和照管，就能使各种植物生长，供其创造物使用。
耕地、除草、收割、播种等项劳动，肯定不是帮助上帝来进行创造的，
而是上帝规定的先决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先决条件人类才能享受生活的幸福，
借此促使人类积极行动，按理性的要求塑造精神。

所以，就连对我们的理解力来说，自然法则保持不变的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人口原理，看一看人类的真实面目，认识到除非被需要所逼迫，
人类总是惰性很大的，懒散的，厌恶劳动的（毫无疑问，
按照我们幼稚的幻想来谈论人类可以成为什么样子，是极其愚蠢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若不是人口增殖能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
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人居住了。这不断刺激人类去耕种土地，倘若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
土地的耕种仍进行得很缓慢，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比这轻的刺激是不会起作用的。即便经常受到这种刺激，
物产丰富地区的野蛮人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从事畜牧业或农业。
假如人口和食物按相同比率增长，人类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脱离野蛮状态。
但假设一个亚历山大、一个凯撒、
一个帖木儿或一场流血革命可以把本来人口稠密的地球弄得人烟稀少，
致使造物主的伟大计划落空。而且一场瘟疫的影响可以持续几个世纪之久，
一场大地震可以使一个地区永远荒无人烟。这种人类的恶行或自然灾害是一般法则带来的局部的恶，
人口增长法则可以阻止它们妨碍造物主实现其崇高的目标。
在人口增长法则的作用下，地球上的人民总是会与生活资料的数量不相上下，
这一法则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因素，不断促使人类去进一步耕种土地，使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但这一法则在产生上述明显符合上帝意图的结果时，不可能不带来局部的恶。
除非人口原理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发生变化（这不仅与我们有关自然法则的一般经验相抵触，
而且甚至还与人类的理性相矛盾，在人类的理性看来，要形成理智，一般法则是绝对不可少的），
否则很显然，既然人口原理在勤劳的帮助下能在短短几年中使富饶地区人烟稠密，
它必然也会使早已有人居住的国家陷于贫困。

如果谁也不想在社会的阶梯上往上爬，谁也不担心会从社会的阶梯上摔落下来，
如果勤劳得不到奖励，懒惰得不到惩罚，中产阶级就肯定不是现在这种样子了。
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显然应着眼于全人类，而不是着眼于个别人。
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富有才智的人，而且从概率上说也应该有许多富有才智的人，
因为已有那么多的人早已由于受到特殊的刺激而焕发了活力，
无需再经常受狭隘动机的驱使来保持活力。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各种有用的发现、
有价值的著作以及人类作出的其他值得称道的努力，我想我们会发现，
人们作这种努力大都是出于影响许多人的狭隘动机，而不是出于影响少数人的高尚动机。

第十九章

所罗门说：“太阳底下没有新奇之事”。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正确。
与之相反，倘若我们这个宇宙存在千百万年，人类知识的总量很可能会不断增加，
不过，人的智力是否会显著提高，却是个疑问。不管人们认为苏格拉底、
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在所掌握的知识上多么不如当今的哲学家，
他们的智力水平却似乎不比当今的哲学家低多少。智力产生于一小块物质，
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具有活力，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能接受一定数量的印象。
诚然，这些印象可以无限变化，这些变化可以增加原胚的感受力，
由此而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无限多样的人；但是，理性与经验两者都使我们确信，
每个人的智力水平并没有随着现有知识总量的增加而增加。
最聪明的头脑似乎是通过努力进行创造性的思维，通过尽力构造新概念，
通过尽力发现新真理而形成的。假如真有这么一天，人们不能指望再作出新的发现，
只能运用脑力获取已有的知识，不再努力提出富有创见的新思想，那么，
即使那时人类知识的总量比现在多一千倍，也显然不会再有对脑力的一种最为崇高的刺激，
智力活动的最美好特征将因此而丧失，与创造性才能有关的一切将不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的智力都不可能高于洛克、牛顿、莎士比亚，
甚至不可能高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荷马。

世上存在着恶，不是为了使人悲观绝望，而是为了刺激人的活动。
我们不应忍受和屈服于恶，而应尽力避免恶。竭尽全力消除自己身上的恶，
并尽可能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消除恶，不仅是每一个人的利益所在，
而且也是每一个人的义务。每个人愈是尽力履行这种义务，其努力的方向便愈正确，
成果也愈大，每个人也就愈有可能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精神，从而愈全面地实现造物主的意图。

人口原理概观

在观察生物界时，我们不能不对动植物的巨大繁殖力产生深刻印象。
由于大自然的产物变化无穷，它们要达到的目的又各不相同，
它们在这方面的能力的确几乎是变化莫测。但是，无论它们缓慢增长还是迅速增长，
只要它们以种子或以世代增长，它们的自然趋势必定是按几何级数增长，
即以倍增的方式增长；在任何一个时期，无论它们按什么比率增加，
要是没有其它障碍妨碍它们。必定以几何级数增长。

小麦在其生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丧失大量种子。如果实行点播而不是以通常的方法播种，
两配克麦种就能有高达两蒲式耳的收获量，因此收获的小麦是播到地里的麦种的四倍。
《哲学学报》（1768年）刊登了一篇有关一次实验的报道。
报道说，把一棵小麦的根分出来并移植到适宜生长的土地上，结果收获了500000多粒麦子。
但是，不举特殊的例子，也不讲特殊的耕作方式，大家都知道，
对产量的计算常常是根据在不同的土地上和在不同的国家里以平常的耕作方法
进行小麦生产的实际经验作出的，还估计到所有的平常种子被毁坏情况。

洪堡已搜集到这类物品的一些估计数字，从中可以看出，在法国、德国北部、波兰和瑞典，
一般说来，1 粒麦种可收获5 、6 粒小麦；
在法国一些肥沃的土地上1粒麦种能生产出15粒小麦；
在皮卡迪和法兰西岛的沃土上每粒麦种能收获8至10粒麦子。
在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每粒麦种能生产出8至10粒麦子。
在拉普拉塔王国，每粒麦种能生产出12粒小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附近，
每粒麦种能产出16粒；在墨西哥北部，每粒能产出17粒；
而在墨西哥赤道地区，每粒能产出24粒。

同样，人们凭经验会发现，在具有一定肥力的土地上，估计到通常的死亡率和偶然事故后，
绵羊的数量平均每两年翻一番。确切他说，绵羊具有按几何级数自然增长的能力，
其公倍数是2，期限是2年。可以有把握地说，假如能将肥力相同的土地迅速地准备好，
而且任何羊只都不消耗掉，要是我们从一英亩土地所能承载的足够数量的羊只开始，
其增长率将提高到，在不到76年的时间里整个地球陆地表面就会完全被羊只覆盖。

即使从上述增加得非常快的食物中扣除充分供养人类所需的部分，
即使人口的增长和过去一样快，扣除的部分相对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
而且食物的增长率仍会非常高，一直要等到发生了以下两件事情的时候，
这种增长才会被阻止，一是人类将缺乏自然意志来作出努力使食物的增长超过可能的消费量，
一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人类会绝对没有能力预备好相同质量的土地以使同一增长率能保持下去。

由于这两个原因合在一起的作用，我们发现，尽管动植物具有巨大的繁殖力，
然而，它们的实际增长力是极低的。显然，仅仅由于后一个原因并且在进一步增长最终停止以前，
它们的增长率必定受到非常大的阻碍：要最开化的人们作出努力使地球上所有的土地
都具有目前正在耕种的土地那样的肥沃程度是做不到的；而且，实际达到上述目的，
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以致在早期就会使食物的自然增长受到经常而巨大的阻碍。

尽管人类在智力上高于其它一切动物，但是不能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的自然法则
与人们看到的普遍存在于生物界其它部分的自然法则有本质的区别。
人类的增长可能比大多数其它动物要慢，但是要养活人类，食物是同样必不可少的；
要是人类的自然增长力超过有限的土地所能长期提供食物的能力，
那么，人类的这种增长就必然经常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所阻碍。

由于实际工资高，或者由于拥有支配很大一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权力，
可能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人口迅速增长，
高工资主要被花在供养大家庭上；另一种是，生活方式的明显提高，
人们享受到生活的便利条件和舒适品，却没有引起人口增长率相应的加速提高现象。

在观察这些不同的结果时，究其原因显然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
的人民中存在的不同的习惯。在探究这些不同习惯的原因时，
我们一般地来说是能将产生第一种结果的原因追踪到压抑下层阶级的一切因素上去，
这些因素使得他们不能、也不愿意进行从过去到将来的推理，
他们准备默认其标准十分低的生活上的舒适和体面。
我们能将产生第二种结果的原因追踪到有助于提高社会的下层阶级的地位的一切因素上去，
这些因素使他们最接近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瞻前顾后”，因此，
不能耐心地默认那种剥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保持体面、道德和幸福的手段的想法。

在造成上述第一种特征的因素中，人们发现最有效的因素就是专制、压迫和愚昧，
而造成后一种特征的各种因素中，最有效的因素是公民的自由、政治自由和教育。

前面提到过的阿尔卑斯山的莱辛教区就是一个例子。那里在一段长达30年的时期里，
死亡率和出生率几乎精确地彼此保持平衡。结果是，如果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非常小，
预防性的抑制就必定非常大。按照M.穆雷的说法，莱辛教区人口的生存概率高达61岁。
但是，显而易见，要是没有对结婚的相应的谨慎抑制，在该教区有关生活资料的实际情况下，
要想达到这样高的健康程度是不可能的。因此，该教区的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只有1:49，
而16岁以下的人口数只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由地理位置和所从事的工作造成的人们身体的极端健康，
会更多地造成对人口的谨慎抑制，而不是谨慎抑制使人民的身体极端健康。
然而，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人们身体的健康和谨慎抑制必然经常起作用且互相影响，
而且，当环境不能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来养活增多的人口和人口没有因向国外移民而减少时，
如果不是普追存在谨慎抑制，那么不管自然环境多么有利于健康，也不会防止人口的大量死亡。
可是，要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贫困和苦难程度就必须大大高于那些不那么有利于健康的地区。
由此，我们立即会明白，为什么在全是高山牧场的国家里，如果无法通过向国外移民减少人口，
谨慎抑制的必要性会更加强烈地引起人们的注意，
因而，这种抑制会在更大的程度上普遍存在。

就一般国家来说，在自然环境的卫生方面，即从最湿软而尚能居住的沼泽地到最纯净的、
有益于健康的空气，必然存在差别。由于人们的职业的性质、
爱干净的习惯和对防止流行病蔓延的关心的程度不同，这些差别会进一步扩大。
如果任何国家在获取生活资料方面没有困难，卫生条件的差别就会对人口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鉴于许多国家的自然环境卫生状况比美国好，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应该更快。
但是，几乎毫无例外，因为人口的实际增长是由获得生活资料的相对困难程度决定，
而不是由相对的人口自然增长力决定的。经验告诉我们，除了极端的例子外，
环境有利还是有害于健康对人口实际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
但是，这些情况非常有力地表明它们本身具有抑制人口增长的性质，
这些抑制使人口保持在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上，
并引起M.穆雷所举的例子中提到的各国登记表中的那种变化。

过剩的出生人口由以下三个原因引起，并同它们保持相称的比例：
第一，结婚人数的激增；第二，出生后能活到结婚年龄的人口所占的比例；
第三，与平均预期寿命相比，这些人结婚早到什么程度，
或者与一代人由于死亡而消逝相比，这些人的寿命由于结婚和生育而缩短到什么程度。

要是人们普遍认为接受教区的救济是如此丢脸，以致尽量避免去领取这份救济，
并且要是当穷人看到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救济，因此很少有人或没有人敢于结婚时，
毫无疑问，真正的穷人也许会充分得到救济而不致有经常增加乞丐比例的危险。
那样一来，就能获得巨大好处而不致造成相应的罪恶把所得到的好处抵消掉。
但是，假如依赖救济的大量穷人存在的对领取教会救济丢脸的感觉减少到实际上根本不顾脸面的程度，
以致许多人结婚后几乎肯定会变成乞丐，从而，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继续增大，
那么可以肯定，已经得到的部分好处必定会被社会广大民众生活条件的普遍恶化
和情况将变得更糟所大大抵消。因此，从许多场合发放的不充分的救济品
看以及从发放的方法和起抵消作用的各种原因看，
尽管象英国那样的济贫法所起的作用和承认穷人享有受供养的权利的影响以及完全履行
由于承认这种权利而引起的各种义务所造成的影响大不相同，然而，
这种情况应该向每一个社会幸福之友提出最严重的警告，并作出符合正义与人道的努力以便进行补救。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必须承认，不论为穷人立法成功与否的前景如何，
人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劳动阶级具有这样一种自然趋势，即这些阶级的人口趋于不断增长，
以致超过对其劳动的需求，超过充分供养他们所需的手段，并且必须充分意识到，
这种增长趋势会给劳动阶级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设置最大的障碍。

《希腊哲学简史》

泰勒斯

泰勒斯，作为政治家、工程师、数学家、哲学家，进入鼎盛时期。
我们难以确定他的生卒年月，但我们能够确认，
他是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米利都繁盛时期的领导人物。我们听过有关他的各种传说：
他预言过日食；他有效地改变了河流的河道；他通过精明计算操纵市场并因此获利；
他在同盟会议上提出智慧的建言。他曾经研习数学、观察自然，并通过对具体事物进行类比，
探寻和沉思万物的本原。对于我们来说，这或许意味着研习地质学、
地形学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但对于泰勒斯而言，
这却意味着对事物存在的最基本层面的理论探寻。

赫拉克利特

万物皆流—永恒与暂时—哭泣哲人

我们听说赫拉克利特游历广泛，回到爱菲斯后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过着离群索居、退隐山林的生活。赫拉克利特的学说显示，
他即便不是厌世者，至少也是苦行者。他的学说包含对神秘主义的研究，
以“晦涩哲人”的称号闻名于世。他的著作并不是写给大众，而是写给少数有天赋的人。
他的著作充满这类格言警句：“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最优秀的人抵得过上万人。”
他在批评其他作家（即便是最伟大的作家）时毫不留情。他说：
“应该把荷马以及阿基罗库斯从赛会中驱逐出去，并且加以鞭笞。”
赫拉克利特的主要拥护者对他的作品也有不同理解。
有人将他的作品称为“诗歌”——这些作品明显是以诗行体写成的；
有人将之命名为“引导人生的舵手”；有人直接称之为“论自然”。

他认为类似于气的灵魂或呼吸是生命本质元素的表现，是具有建构性和统一性的力量。
它使身体各部分相互结合，赋予其生命，使其能够发育生长。
赫拉克利特在此与阿那克西美尼观点相同。通过呼吸活动，我们与所有其他生命相互关联，
共同分享普遍存在的生命元素。我们在这种生命元素中生活、行动并获得意识。
通过我们的感觉器官，尤其是眼睛，永恒和无所不在的智慧至少部分变成了我们的智慧。
我们在睡眠时也没有完全失去这种智慧，而是通过呼吸保有智慧的根本，当然，
睡眠仍然让我们丧失了智慧的精髓。醒来后，我们再次完全投入生命元素之中，
原本具有的智慧也再次苏醒。这就像煤在接近火时逐渐燃烧，远离火时又慢慢熄灭。

因此，人能够获得智慧，在于他的精神被宇宙精神点燃。但是，人还具有某种更沉重，
或者用赫拉克利特的话来说，更湿润的元素，这是非理性的元素，喝醉的人尤其如此。
感觉是否可靠取决于灵魂是干燥还是湿润，轻盈还是沉重。那些灵魂沉重、野蛮的人，
永远看不到生命之火的永恒运动，相反，他们看到的只有死亡。
他们沉浸于万物的表象及其虚假的稳定性，无论入睡还是苏醒，
看到的只有灵魂死亡留下的躯壳。

指导生命的不是法则而是常识，这是个人所获得的永恒存在的知觉残余。
永恒存在的灵魂干燥而又纯粹。纯粹知识只有神才具备，人类本性难以企及。
只有在永恒存在看来，万物才是好的、美的和正义的，万物只对永恒存在显现出自己的整体。
对于人类的部分理性而言，有些东西正义，有些东西不正义。因此，生命是有限度的，
赫拉克利特有时也会谈到生命孕育死亡，死亡包含重生。善与恶、生与死、生长与朽坏，
都只是永恒善、永恒和谐内外张弛的律动，这对于人的生命来说是大事，
对于宇宙的伟大循环而言却只是小事。日与夜、冬与夏、战争与和平、饱足与饥饿，
它们彼此互为条件，都是神的一部分。此外，我们还会看到，疾病使人们感到健康的美好，
饥饿使人感到饱足之乐，疲惫使人睡眠香甜。

毕达哥拉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将灵魂一分为二，后来很自然又发展出灵魂三分法，即纯粹思想、
感觉和欲望，这非常接近柏拉图的划分，即理性、激情和欲望。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后学可能也受到柏拉图和其他学派很大影响，我们在此不作深入探讨。

音乐对毕达哥拉斯有很大吸引力，不仅在于它具有安抚心灵和净化灵魂的效果，
而且在于音乐涉及数的比例关系。前面已经提到过天体音乐的奇怪学说，
以及遍布整个宇宙的谐和韵律观念。灵魂的生命是一种和谐，德性是完满的数。
宇宙万物存在众多和谐关系，音乐对灵魂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因此，毕达哥拉斯认为，旋律和歌曲能够安抚心灵及身体的痛苦。
晨曦微茫，他动身起床，七弦琴低吟伴奏，唱起泰勒斯、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古老颂歌，
直到颤抖的灵魂获得安抚。

毕达哥拉斯还描述了他自己及其他伙伴早晚两次的自我省察，这也是使自己身心调和的方式。
我们尤其要反省我们的灵魂及其每日所想所做的事情。晚上，我们应该反省：
“我今天犯了什么错误？做了什么？没做成什么？”早上，我们应该追问：
“我今天应该做什么？如何弥补昨日犯下的错误？”

色诺芬尼和巴门尼德

埃利亚和米利都类似，商贸繁荣，商业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同样成了哲学教学中心。
色诺芬尼留在埃利亚并创建了哲学学派，他和他的继承者因此被称为埃利亚学派。
我们不太确定他的生卒年，他似乎是阿那克西曼德和毕达哥拉斯的同时代人，
对他们的学说都有所了解。他创作了不少诗篇，但内容却是攻击诗人的，
尤其针对荷马和赫西俄德，批评他们作品中的神人同形同性论。
他说，如果牛、马、狮子都有手，并能像人那样用手画画和塑像，
它们就会各自依照自己的模样塑造神像，这些神像的权威性不亚于荷马塑造的。

色诺芬尼的学生和继承者是埃利亚人巴门尼德。
巴门尼德出身显贵，家庭富裕，因此有闲暇投身于哲学思考。
与他的老师一样，巴门尼德用诗歌来阐发他的观点，
保留下来的诗歌残篇数量非常可观并且极为重要，他的著作的题目为《论自然》（Peri Phueos）。

巴门尼德像色诺芬尼那样明确区分了理性世界和感觉世界、有效的论证和感觉的猜想。
前者是存在的世界、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像球那样无始无终、无变化、不运动、
自在自存、自给自足。这也是知识的世界，知识与它的对象完全同一，
此外不存在任何可知实在。换句话说，知识是我们唯一可知的对象。
人类能够想象的实在只有语言，表达事物的生与死、存在与终止、此处与彼处、现在与过去。

这里和序诗所论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否定过程，
从人类理性难以想象的存在世界到仅存于当下的现象世界，从存在到生成，
从永恒到暂时，从无限到有限，或者用巴门尼德的话来说，从完善到不完善，
从确定到不确定。巴门尼德的论述并不与现象事实的产生、变动、生存和消亡相矛盾。
我们看不到他说的世界，我们的观看能力和观看对象必然以他努力要抓住的这个世界为前提。

巴门尼德及其学派认为，谈论水、气或其他物质元素或者不定本原非常危险，
会导致失去观看法则、理性和永恒力量的能力。因此，他们主张，
要逐渐从观看虚空演变为观看存在的充实。他们的主张不同于后世很多持进化论观点的形而上学家。
这些形而上学家不满足于将进化论只视为科学理论，只视为可见事实的有序呈现，
而是要追问这些可见事实背后的根源。万物差异形成的过程越是盲目和偶然，
生存斗争越能在抵抗机械必然性中不断前行。这个过程背后必然存在某种规律，
这就是主导了起点和终点的自然理性。进化论者将原生质放置于时间的起点，
作为这个伟大进程的开始，这种原生质具有的并不是这种或那种性质或潜能，而是“存在”本身
。“存在”包含于整个思想世界之中，过去、现在、未来都永远如此，
独立于时间和空间，没有任何差别，不具有任何实在性。
巴门尼德及埃利亚学派用“存在”这个简单的词汇来表达自然世界的彼岸性。
他们并不愿意仅仅持否定性和反驳性的观点，而是全神贯注于天上和永恒的存在。
但是，他们也并不会对通晓地上暂存的秘密失去兴趣。
序诗的第二部分由这些内容构成，阐述了有关意见世界的理论。

巴门尼德发现，这个世界有两种本原在起作用，一种是光明和热，一种是黑暗和冷。
这两种本原的统一产生出可见的万物。神赋予的力量主导着这种统一，这种力量就是“爱”。
在这两种本原中，光明部分属于火，黑暗部分属于土；前者属于主动性元素，
后者属于被动性元素；前者属于存在，后者属于非存在。天上的存在，比如太阳、
月亮、星辰，都由纯粹的火构成，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处于宇宙的最边缘。
宇宙中心是火球，它自身不动，但却是所有运动和生成的原因。
巴门尼德将运动和生殖的能力称为爱，有时又称为必然性、司钥者、正义、统治者，等等。

我们从未发现他追问过：“‘我’是什么样的存在？”“我在永恒存在中的位置是什么？”

所有现代人可能都会像丁尼生那样说：

天主呵，你不会弃我们于尘世之中，
你创造了人类，他却不知道为什么，
他认为不是为了死亡，
你创造了他，你是公正的。

芝诺和麦里梭

芝诺的论证是严格意义上的归谬论证（反证法）。有人也会认为这是诡辩，即便如此，
他也只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芝诺方法的秘密在于亚里士多德称为二分法的论证方法。
他首先将经验中特定事实分为相矛盾的两类命题，随后指出，矛盾双方都同样荒谬。
他说，“事物的部分或者由有限构成，或者由无限构成”。如果假设事物的部分是有限的，
有限的部分之间必定或者有某种东西或者没有任何东西。如果它们之间有某种东西，
整体就会比部分有更多的东西。如果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东西，它们便是不可分的，
因此它们就不是部分，整体没有任何部分，也就会小到无限小而几近于“无”。
相反，如果假设事物的部分是无限的，运用同样的论证，
整体会因无限连续的部分而成为无限的，也就会大到无限大而几近于无穷。

芝诺还用“飞矢不动”来论证。箭矢只能在空间中运动，不可能不在空间中运动。
运动中的箭矢在每个瞬间都占据某个空间，它在这个瞬间必定是静止的。
整个运动由很多个这样的瞬间组成，所有这些瞬间都适用于这个论证，
因此，箭矢绝不会停留在任何地方，或者总是在静止之中。

此外，芝诺还用速度不同的运动物体来论证，这就是著名的阿喀琉斯与龟赛跑。
我们先让乌龟往前爬一段距离，阿喀琉斯随后再跑。无论阿喀琉斯奔跑速度有多快，
他都不可能追上乌龟。因为，当阿喀琉斯跑完他与乌龟间隔的距离时，
乌龟在这段时间内已经向前爬了一段路程，当阿喀琉斯跑完他与乌龟间隔的第二段距离时，
乌龟又已经向前移动了部分路程，诸如此类，以至无穷。因此，在无限时间中，
即便阿喀琉斯与乌龟的距离不断减少，但仍然总会相隔一段距离，
也就是说，乌龟永远领先阿喀琉斯。

这几个例子已经足以说明芝诺悖论的类型和方法。
这些论证本身并没提出任何建构性理论，芝诺也从未这样声称。
但是，通过反驳否认“存在”具有独立性的观点，指出“存在”并非个体事物的总和，
芝诺的论证不仅有效，而且具有实质意义。
近代经验论者从“现象”或“感觉”中概括出“抽象观念”，
但是，对于他们所使用的现象或感觉的真正含义，他们却从未深入分析，
毫无疑问，芝诺的对手也是如此。现代批评者认为，芝诺悖论只是“玩文字游戏，
内容涉及广为人知的无限的属性。”他们急匆匆地告诉我们，感觉就是“感觉器官的倾向”，
但忽视了追问在先的问题：无限的观念来自何处，感觉器官的观念来自何处。

麦里梭是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埃利亚学派哲学家，萨摩斯人，鼎盛年在公元前440年左右。
他积极参与城邦政治活动，担任过萨摩斯的舰队指挥官，
击败了雅典伯里克利派来封锁萨摩斯岛的舰队。他在思想和方法上属于埃利亚学派，
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在埃利亚定居过，除了提到他是巴门尼德的学生，
没有文献记载他与埃利亚的哲学家有任何联系。
他充分发展了严格地称为二难推理（Dilemma）的逻辑科学。
例如，他在著作《论存在或论自然》（On Existence or On Nature）的开篇写道：
“如果无物存在，我们对此就没什么可谈论的。但如果有物存在，那么，它或者是生成物，
或者是永恒存在。如果它是生成物，它或者来自存在，或者来自非存在。
任何存在的东西都绝对存在，不可能说它来自于无；它也不是来自于已经存在的，
因为已经存在的不会再生成。因此，它必定是永恒存在。”

阿那克萨戈拉

他认为，心灵是分离的存在，像宙斯那样高坐于至高王座之上，最初赋予万物运动的动力，
但随后便让万物依照自身的倾向自行运动。心灵是区别于万物的绝对纯粹无杂的东西。
万物相互混合，这种混合程度沿宇宙中心向外逐渐降低。
宇宙边缘分布着形式上极其精微、极为单纯的东西，例如太阳、月亮和星辰。
密度更大的东西在漩涡中心聚集，形成地球以及地球上的各类存在物。
气、土、水相互混合，包含无限多的种子，植物和动物也在其中孕育生长。
种子太过细微，难以被感官觉察，但我们能够通过可见事物的不同特征来区分各种种子的特征，
种子形成万物，万物的特征也与种子的特征相同。

因此，通过感觉和理性理解万物都是必要的，感觉表明事物的外在特征，
理性发现使外在特征显现出来的不可见种子的本性。我们的感觉给予我们的是复合印象，
有可能是错误的，但它们是通向真理的必经阶段。
理性必须对质料进行区分，才能发现真实的元素。

在雅典教学近半个世纪之后，阿那克萨戈拉受到控告，罪名是不虔敬。
他的学说明显与流行的神学不相容，但雅典人对于只在思想理论中批评公共制度并不在意。
这项指控很可能是雅典政治派系斗争中的敲山震虎之举。
阿那克萨戈拉是雅典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的亲密朋友，
攻击阿那克萨戈拉的真正意图是发起反对伯里克利的政治运动。
伯里克利积极应对，审判变成了政治权力的较量，最终双方互有胜败。
伯里克利成功地解救了他朋友的生命，但反对派成功判处阿那克萨戈拉有罪，
处以罚金并驱逐出雅典。阿那克萨戈拉回到达达尼尔海峡的城邦兰萨库斯（Lampsacus），
并于五年后逝世。

恩培多克勒

无论他是怎样去世的，埃特纳火山的故事毕竟只是怀疑论者打趣自然之恶的玩笑。
他的同胞铁定不会相信这些说法，因为他们对恩培多克勒敬若神明。

恩培多克勒继承埃利亚学派，否认感觉是检验真理的绝对标准。
他说：“我们身体各部分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许多都是可怜而仓促的，它们令人思维迟钝。
人们在短暂的生命中发现，人的生命像青烟那样瞬间升起、消散。
他们只相信瞬息万变，受到变化的事物的驱赶，疲于奔命，并且徒劳地祈求发现整体。
但是，整体对人来说既不可见也不可听，当然也不能用手抓住。”
但他接下来说道，存在某种人能够获得的知识：“你应该了解，
凡人的心智能达到的只有与生俱来的听觉能力。”
他接下来又用史诗风格呼吁“圣洁的白臂贞女缪斯”，祈祷“他的口中不会说出愚蠢和卑污，
请缪斯驾着迅疾的马车从虔诚的圣殿来到他身边，允许他倾听凡人能听到的东西”。

缪斯紧接着警告她未来的信徒：“凡人的心智不可能超出他的能力之外，获得至高无上的智慧。
但是来吧，请你使用所有技艺，观察每个事物的真理如何得到解释，
视觉不比听觉更值得信任，听觉不比言辞更值得信任，
你也不要相信有什么道路能够通往真知。请不要盲信，
而是要按每个事物清楚地呈现出来的样子来理解它们。”

恩培多克勒认为，通往知识的确定道路既不是感觉也不是理性。
因此，他既不同意埃利亚哲学纯粹的抽象推理，
也不同意感觉观察（最主要是通过眼睛看）所得到的意见，而是取两者之间的中道。
感觉为知识提供了原材料，然而，感觉材料之间互不相关，混乱无序，甚至相互毁灭。
但在感觉材料的相互矛盾之中，他希望从看似混乱之中发现秩序的起点。
理性应该对感觉做出判断，理性可以拒绝接受感觉，但理性必须通过感觉才能发现真理。

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

德谟克利特比留基伯更为有名，后人称他为“欢笑哲人”，与“哭泣哲人”赫拉克利特相对。
他活到了很大年纪才去世。他自己提到过他的游历和学习：
“在我的同辈人中，我到过地球的大部分地区，探索过最遥远的地方。
我访问过气候各异的地区和国家，聆听过众多博学之人的讨论，
收集了大量著作及相关的阐释性作品，没有人超过我，甚至包括最博学的埃及学者，
我和他们待了五年。”我们还知道，他为了如饥似渴地学习，
还访问过巴比伦和卡尔蒂亚，拜访了当地的星相学家和祭司人员。

德谟克利特著述颇勤，极为多产，丝毫不逊于求学阶段对知识的渴求。
他第一次将哲学划分为最重要的几个部分，如物理学、数学、伦理学。
我们主要关注他的哲学学说。他的主要学说与埃利亚学派针锋相对，我们应该记得，
埃利亚学派发展出不可分、永恒、不变动的存在的抽象理论。相反，德谟克利特主张，
有两种相等的因素共同起作用，即充实和虚空，或者存在和非存在。
非存在与存在具有同样的真实性。举例来说，我们很难想象，
物体没有它所占据的空间会是怎样；相反，我们也很难想象，
空间没有实际或潜在填充其间的物体会是怎样。

德谟克利特希望通过这种相互关联的双重系统，解释自然的运动现象。
正如前文所述，埃利亚学派的困难在于，如何理解从绝对的存在转化为流变的现象。
德谟克利特希望从非存在入手来解决这个困难，换句话说，他想要从变化中发现存在。

德谟克利特将稳定本原和变动本原置于相同的立足点之上，并且认为，
万物所有可见的差别都源于原子的不同形状、次序或位置。
他事实上认为，所有看似属于万物性质差异的东西，如冷热、酸甜、
黄绿，都只是构造万物的原子具有不同形状、次序或位置的表现。

让我们深入探讨其中的含义。德谟克利特与埃利亚学派针锋相对，认为本原并非不动、
不变的存在，而是数量无限的原子。原子极其细小，肉眼不可见，
在虚空（非存在）中活动。原子相互结合就是存在物的生成；
原子相互分离就是存在物的毁灭。这些原子活动依赖于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
事物的统一只是表面的统一，事物其实由众多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原子组成，
事物的生长或增长只是原子增加到原有的结构之上。

因此，无不能生无，宇宙中所有的可见物的结构都源于原子的运动，
并以原子的无限变化为前提。德谟克利特称原子为万物的种子，这个比喻既有益又恰切。
原子数量无限，形状各异，但并非完全不同，很多原子彼此相似，
这种相似性是它们能够相互结合的基础，其他不同的原子在此基础上相互交织，
构成形态各异的事物。

通过原子的漩涡运动，德谟克利特还发展出他的宇宙起源论。
他设想，轻原子飞向漩涡的边缘，构成天空中的火和以太。
重原子积聚在漩涡中心，相继形成气、水和坚实的土。
宇宙中存在多个这样的星系和世界，它们各不相同，有些没有太阳或月亮，
有些比我们的更明亮，有些行星数量更多。但是，所有星系都必然有中心，
所有星系也都必然为球形。

既然原子重量有别，它们的大小必定也会不同。
有些人可能认为，铅原子和金原子必定比同等体积的水原子和火原子更重，
德谟克利特断然反对这种观点。物体重量的差异来自原子在虚空中相互交织的比例不同。
例如，铁块比同等体积的铅块更轻但却更坚硬，这是因为铁原子相互结合的方式比较特殊，
铁块拥有的原子数量更少，但铁原子在结构和排列次序上更为紧密。

德谟克利特以此发展出他的机械宇宙观。生命体的灵魂由极精致、
极圆（因此极灵活）的原子构成，他还将灵魂原子比作微尘，
在射入黑暗房间的光线中永不停息地翩然起舞。这种细微而灵活的结构是生命能够运动的原因。
此外，身体内部空气在压力下会呼出，但灵魂原子会通过吸入空气来抵消这种压力，
这就产生了呼吸现象。事实上，任何物体，无论有生命还是无生命，
都通过身体内的灵魂来对抗外在力量的压力，维持自己的形状和特征。

感觉和知觉是外在力量作用于灵敏、活泼的存在（尤其是生命体）的形式。
每个物体都持续发出流射，作用于感官上形状和结构类似的原子，产生影像。
这些影像如波浪在水中扩散般持续向外流射，但并不是物体的原子运动
（如果是原子的流射，这会导致物体随时间推移逐渐变小消失），
而是使相邻原子的排列次序发生改变，这种改变相继向外扩散，直到触及知觉器官。

这些影像朝各个方向扩散，所有它遇到的感官都受到影响，即便身处睡梦或其他奇怪的处境。
因此，人们想象诸神，那些看到的伟大自然现象，如地震、风暴、闪电、
雷霆、可怕的日食和月食，也被归于模糊可见力量，就好像他们亲眼所见似的。
个体事物有灵魂，宇宙也有灵魂。但宇宙灵魂也只是更为精致的原子系统罢了。
实际存在的只要原子和虚空、物质和空间，所有其他东西都是习惯或想象的产物。

我们通过感觉不会获得任何绝对真知。我们的知觉只是对我们不知道什么的习惯性说明。
对于其他生物，这些类似的感官具有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感觉。
即便是同一个人，类似的感觉也并不总是受同样的东西影响，
我们也不能判断在两种知觉中哪种是真的。因此，没有所谓的真理这类东西，
或者说，我们通过感觉难以获得真理。真知具有唯一性，超越表象，只通过推理才能得到。
换句话说，只有原子论哲学家才具有真知。原子论哲学家的知识是原子混合的结果，
混合产生平衡，既不过冷也不过热。
这种人通过心灵之眼看到的整个宇宙是原子在漩涡运动中相互交织成的整体。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都不会感到神秘和恐惧，生活在快乐无畏之中，
不受未知世界不可见力量的恐惧困扰。他的幸福不在于欢享宴饮或黄金满屋，而是心灵的平静。
他将追求三种人类的完满状态：正当理性、言辞华丽和履行义务。

普罗塔戈拉

无政府主义的哲学—追求成功而非寻找真理—人是万物的尺度—意见即真理—归谬论证

毕达哥拉斯学派属于哲学中的贵族组织。它的真理只对少数人开放，最优秀的人是教师，
同时也是秘仪的主持者，他们高于社会中的其他所有人。
数本原为他们的地位和方法提供了合理的论证。他们的哲学带有政治性，
他们的政治属于贵族制或寡头制。埃利亚学派试图在自然理论中找到统治性力量，
他们的“存在”观念高于并优于所有感觉材料。但是现在，
我们所见到的哲学和政治权威都面临完全崩溃的危险，
不断遭受反对秩序的个人主义和怀疑主义的侵蚀。希腊思想家在此之前都相信存在某种终极真理，
认为本质与感觉之间有区别甚至相互对立，但智术师不承认有任何终极真理，
认为它们都只是错觉的产物。个人感觉才是真实的，感觉具有独立、非理性、互不相关等特性。
理性遭到废黜，混乱成为国王。换句话说，个人只承认他自己当下感觉到的东西，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称得上是真的。智术师废除了真理和现象的区分，
不再拥护理性真理反对感性现象，而是否定所有称之为真理的东西。

普罗塔戈拉约公元前480年出生于色雷斯的阿布德拉（德谟克利特也在此出生），
约公元前451年开始在雅典执教，对当时雅典民主极为优秀的领导者伯里克利影响极大。
据说，公元前445年，雅典人准备在意大利的图里（Thurii）建立殖民城邦，
普罗塔戈拉还帮助起草了城邦的法律，并监督法律的执行。

他在意大利短暂逗留之后又回到了雅典，在雅典讲学经年，获得了极大成功。
他后来还去过西西里岛讲学，在70岁时去世，教学活动前后长达约四十年。
普罗塔戈拉并不满足于仅仅教授修辞实务，他在名为《论真理》的作品中
（这个书名多少具有讽刺性），阐明了他的学说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可以用下列语句概括：“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
也是非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

大众可能不会同意普罗塔戈拉的论题“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尺度由谁来确立呢？
尺度不是由人们投票决定的。如果由投票的多数决定，人就不得不承认，
那些否认他说真话的人说的是真话，这是著名的悖论。

如果他承认那些否认他说真话的人说的是真话，他就必须承认他自己说的是假话。
但他的对手将会拒绝承认这一点，而他又必须承认他们的拒绝是对的。
结论是，所有人，包括普罗塔戈拉自身，将会否认他说的是真话，
他所谓的真话既不对他自己为真，也不对任何其他人为真。

高尔吉亚

无物可知—怀疑主义的孤独—怀疑主义破坏法纪—怀疑主义的益处

高尔吉亚是比普罗塔戈拉更杰出的智术师，出生于西西里岛的林地尼（Leontini）。
公元前427年，他作为林地尼的特使出访雅典，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发表公共演说，表现极为出色。
他还教导向他求学的富家子弟，卓有成效。他衣着华丽，演说风格高亢有力、富有诗歌韵律。
这常常受到很多批评，但确实能取悦大众。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雕刻匠索弗洛尼斯科斯（Sophroniscus）和产婆斐娜瑞特（Phaenarete）之子，
公元前469年左右出生于雅典。他的父母可能很穷，因为据苏格拉底所说，
当时智术师教学收取学费，他因太穷而没钱付费。但无论通过什么方式，
我们确定的是，苏格拉底最终对雅典文明当时的盛行文化极为熟悉。

杰出人物通常气宇轩昂、仪态高贵，但苏格拉底却是典型的例外。
他的脸部蜷曲，头大眼突嘴唇厚，外貌丑陋粗野，不修边幅，
我们甚至可以称他为彻头彻尾的“放荡不羁者”（Bohemian）。
但是，他天生具有非同寻常的充沛精力，既能忍耐严寒又能忍受酷暑，饮食节制，
虽不嗜酒，但喝起来酒量比谁都强。他幽默冷静，不会因危险或奚落而过于激动。
他的反讽犀利而恰切，天性敏锐，令人叹服。最令人叹服的是，他具有某种神秘和忘我的倾向。
长大成人后，他感到心中有神秘的声音在召唤，为了聆听这种召唤，
他有时会站住不动，独自沉思好几个小时。这种声音对他具有约束力，
在很多方面约束着他的行动，但会准许他在与同伴的交往中自由思考，
观察他们的行动、理解他们的思想。苏格拉底不问出身，不论贵贱贫富，
孜孜不倦地追问他人有关正义、善、纯洁和真理的问题。
他并没有千方百计想要在哲学著作中提出宏大的普遍原则。
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位产婆，熟悉助产术，他以此自喻，努力帮助他人表达自己，
并不传授任何知识，只是对他们进行提问。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反讽，永远不断地追问，
试图在他人心中唤起相关问题的真实含义。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如此巧妙，
又能敏锐地把握住对方回答的弱点，很难让人相信，
他会像他自己声称的那样无知，对相关人生问题没有自己的答案。

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方法相比，苏格拉底并不致力于研究普遍本原，
而是致力于研究大众的道德观念，以及某些特定词汇的含义，总之，
致力于研究个别、特殊、具体、日常的东西。苏格拉底也不否认他有这类目的。
但同时，他也公开承认他在寻找失去的普遍性，人类思想和行动失去的法则。
他相信，生命并非智术师所认为的混乱，也没有人真的相信会是混乱。
相反，每个人的言辞和行动中都有意义和目的，我们只需要搞清楚对方言行的真正含义即可。
哲学局限于人类的现实利益而濒临毁灭，苏格拉底则心怀坚定信念，孜孜不倦地寻找着解药。

安提斯泰尼和犬儒学派

阿里斯提波称赞快乐是人的唯一善，提到过某些人顽固地拒绝接受快乐，
并且只在否定意义上谈论快乐。犬儒学派将这种顽固脾性视作他们的哲学准则。
如果说居勒尼学派的成员富裕、彬彬有礼、自我放纵，犬儒学派的成员则是贫穷、
放浪形骸、禁欲苦行。这些词汇都是对希腊生活和思想的极端表达。
当然，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的地方——都在寻求某种自由。居勒尼学派认为，
自由是在选择享乐时从容平静；犬儒学派则认为，自由是对享乐的否定。
此外，他们都拥护某种意义上的世界政治。他们见证了本质上属于城邦性的希腊爱国主义的衰落，
也见证了宽泛但缺乏张力的人性概念的兴起。
阿里斯提波与苏格拉底对话时谈论到统治者需要哪些品性，否认他有任何想做统治者的欲望，
他说：“我认为有一条中庸大道，这条道路既不通过统治，也不通过奴役，而是通过自由，
这才是通向真正幸福的光明大道。因此，为了避免党派斗争的所有邪恶，
我并不打算成为某个城邦的公民，而是作为异乡人，周游列邦，寄居他乡。”
同样，犬儒安提斯泰尼在回答人应该如何对待政治时也说过：
“人对待政治要像对待火那样，既不能太靠近，以免引火烧身；也不能离太远，以免受冻挨饿。”
当第欧根尼被问到他属于哪个城邦时，他回答道：“我是世界公民。”
事实上，犬儒的理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词：智慧、独立、言论自由、人身自由。

安提斯泰尼是犬儒学派的创立者，出生于雅典，但因为他的混血出身（他母亲是色雷斯人），
所以不能成为雅典公民。他最初是高尔吉亚的学生，因此他的言辞具有很强的雄辩风格，
后来他热衷于聆听苏格拉底的教诲，在苏格拉底的学生中以苦行超过其师著称。
据说，安提斯泰尼某日将他唯一那件外套的破烂部分示人，苏格拉底调侃道：
“透过你外套的破洞，我看到了你的好名之心。”破衣和手杖就成了犬儒的标志。
犬儒学派的名称来源于希腊单词“狗”，它的含义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有人归之于这个学派具有“类似于狗”的习性；有人归之于他们热衷于“犬吠般”的批评；
还有人归之于雅典郊区某个称为“快犬”（Cynosarges）的运动场，这是安提斯泰尼常去的地方。
这个运动场祭祀赫拉克勒斯，而赫拉克勒斯在安提斯泰尼政治哲学中的地位是人类的保护神。
他孜孜不倦地阐述赫拉克勒斯的教义，著述颇丰。
正如其他小苏格拉底学派，他的学说主要集中处理伦理问题。

他的主要学生和继承人是著名的第欧根尼，出生于黑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辛诺普（Sinope）。
他在生活的极度节俭方面，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安提斯泰尼。
他自认为是赫拉克勒斯真正的追随者，将独立置于众善之首。
他生活在木桶中的传说广为人知。他的理论认为，诸神的特权在于一无所求，
人之所求越少，越接近诸神的生活。

古代作家常常引用犬儒学派的格言，它们所表达的思想都非常接近。
“与其享受生活，我宁愿丧失理智。”“追寻那些伴随痛苦而来的快乐，而非那些带来痛苦的快乐。”
“有的痛苦毫无用处，有的痛苦非常自然，智慧的人选择后者，在痛苦中发现快乐。
蔑视快乐的人最终能够获得最高的快乐。”安提斯泰尼说，
“当我想获得值得拥有的东西时，我不会去市场花高价购买，灵魂深处便是快乐的宝库。”

麦加拉的欧几里得

欧几里得出生于坐落在科林斯地峡麦加拉。欧几里得热衷于聆听苏格拉底讲授哲学，
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违抗麦加拉禁止与雅典人交往的法令”。
当苏格拉底被处死后，柏拉图和其他苏格拉底的弟子逃离雅典，
欧几里得在麦加拉很好地接待了他们。

柏拉图

学习和游历—对话—不朽的追求—艺术是爱—回忆即知识—柏拉图式的爱这位大师，
以其多产、丰富、幽默、想象力和诗意，被人誉为希腊哲学的莎士比亚，
公元前429年出生于雅典。他出身名门，祖先包括立法者梭伦，
族系甚至可追溯至传说中雅典最后的国王科德鲁斯（Codrus）。
他早年专门研究过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写过悲剧，但在约二十岁时见到苏格拉底，
立刻放弃成为诗人的想法，烧毁之前写作的所有诗歌，全身心投入聆听苏格拉底的教诲之中。
他追随苏格拉底长达十年之久。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
柏拉图以及苏格拉底的其他追随者逃往麦加拉，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
此后，柏拉图开始了游历生涯，首先到达居勒尼和埃及，随后到达意大利和西西里。
他在意大利致力于研究毕达哥拉斯的学说。
据说，他在叙拉古因言行无忌而冒犯了僭主老狄奥尼修斯，
当时斯巴达与雅典正处于交战之中，老狄奥尼修斯把柏拉图交给让斯巴达商人，
想让斯巴达人把他当作奴隶卖掉。他最终被朋友赎出，回到雅典。
但是，当小狄奥尼修斯成为僭主时，他再次前往西西里。
他似乎仍然抱有希望，认为他能影响小狄奥尼修斯，实现他通过哲学言辞构筑的理想城邦。
但是，他的理想再次落空，随后返回雅典，在纪念雅典英雄阿卡德摩
（Academus）的地方建立学园，在与弟子对话中度过余生，以81岁高龄去世。

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去世前将学园传给他的侄子斯彪西波（Speusippus），斯彪希波主持学园只有八年；
他去世后又将园长之职传给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色诺克拉底主持学园长达二十五年。
随后，学园园长之职又相继由波莱谟（Polemo）、克拉底（Crates）、
克兰托尔（Crantor）等人继承。柏拉图创立了一个学派，这个学派的成员专注于评注、
疏解、修正柏拉图的学说。他们的作品除了书名，流传下来的只是残篇，
但我们并不会对这些损失感到遗憾。毫无疑问，他们对传扬柏拉图的学说功不可没，
但在哲学上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创见。时间就像修枝剪，将历史的枝蔓纷纷剔除。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希腊医生世家，是色雷斯的斯塔吉拉人。
他的父亲尼各马可医术精湛，在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三世治下担任御医之职，
阿敏塔斯三世的儿子就是希腊自由的颠覆者腓力二世。
他的父亲不仅是位专业医生，也研究博物学，并写作了几部相关著作。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父亲的品质，既能注重观察细节，也能敏锐理解关键，
给学园哲学带来了新风。亚里士多德出生于公元前384年，在18岁父亲去世之后来到雅典，
成为柏拉图的学生，并在柏拉图门下待了近二十年，直到柏拉图去世。
毫无疑问，他远比斯彪希波或色诺克拉底伟大，但却未能提名为学园的继承人，这有很多种解释。
据说，亚里士多德缺乏对柏拉图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此外，
柏拉图还对他做过如此评价——他需要约制，而色诺克拉底需要驱策。
其实，这没什么好解释的。亚里士多德的原创天赋绝不会满足于仅仅依附、服从老师。
他更具有批判性，常常以新颖甚至看起来有些异端的观念使资质平庸的同伴感到惊奇。
他像只“丑小鸭”那样受到清高但却平庸的人嘲笑。
柏拉图死后，学园已然没有亚里士多德容身之地。
他应僭主朋友赫尔米亚（Hermias）的邀请去到阿塔内斯（Atarneus），
阿塔内斯坐落于列斯堡岛（Lesbos）对岸的米西亚地区（Mysia）。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娶了赫尔米亚的侄女。他在阿塔内斯待了约三年，
随后应当时已成为马其顿国王的腓力二世之邀，担任腓力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
亚历山大后来成为伟大的征服者，当时只有十三岁。亚里士多德待在亚历山大身边前后有八年，
当然，这八年他并不总是在指导亚历山大，因为亚历山大很早就开始处理公务。
亚里士多德和年轻的王子建立起了牢固的友谊，亚历山大对这位老师回报丰厚，
甚至在远征亚洲途中，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给他寄送沿途收集的标本，
这非常有助于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研究。
此外，他还赠给亚里士多德大量金钱，直接资助他的研究。

腓力死后，亚里士多德返回雅典，在吕克昂（Lyceum）创办了他自己的哲学学校。
据说，他在授课时会来回漫步，这个学派因此被称为漫步学派（Peripaterics）。
但是，这个名词也可能来源于他经常授课的神庙附近的回廊（Peripati）。
他在早晨讲授更具哲学性和专业性的课程，只对那些有能力接受的高年级学生开放。
他在下午讲授更通俗的主题，比如修辞学、政治学等等，听者更为广泛。
与此相应，他的著作也被分为秘传的或专业的和公开的或通俗的。
他还建立了一座图书馆和一座博物馆，他自己的大量著作也收藏于此，
这些著作涉及当时知识的所有分支。

亚里士多德的图书馆，包括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著作，后来的遭际颇具传奇色彩。
亚里士多德的继承人是忒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
忒奥弗拉斯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撰写了大量作品。
忒奥弗拉斯特死后，图书馆由他的学生和朋友奈琉斯（Neleus）掌管，
奈琉斯后来将之带回他的故乡特洛阿德的斯凯帕西斯（Scepsis）。
奈琉斯家族保管这批图书将近两百年，为了躲过佩尔加蒙（Pergamus）的国家图书馆向民间收缴书籍，
他们将图书藏在地窖之中。这些书籍也因此遭受虫蛀水浸之厄。
直到约公元前100年，才被取出卖给雅典富人阿培利柯（Apellicon），他也是漫步学派的成员。
公元前86年，罗马独裁者苏拉（Sulla）包围并攻克雅典，
将阿培利柯所藏图书当成战利品运回罗马。
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作品也因此首次为罗马和亚历山大学派所知。
亚里士多德后来影响支配了基督教思想长达上千年，但因为他的著作的特殊遭际，
这种地位并没有在他死后那几个世纪建立起来。

但是，他的哲学对文明世界产生影响后，这种短暂而偶然的衰落马上得到极大的补偿。
他的哲学极其全面、系统、完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新的问题可供发现。
亚里士多德随即获得至高地位，持续近两千年，不仅在希腊世界如此，
在其他任何接触到亚里士多德的文明也是如此，包括希腊、罗马、叙利亚、阿拉伯，
从幼发拉底河到大西洋，从非洲到不列颠。他的权威既被科尔多瓦的摩尔人的博学学者接受，
也被基督教会的教父接受。了解亚里士多德就能获得所有知识，
不了解他就是没文化，否定他就是异端。

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起源或基础做了如下阐述：

不论现在，还是最初，惊奇都是人进行哲学思考的起点，人最初对身边不懂的东西感到奇怪，
继而逐步前进，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例如月象的变化、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万物的生成等等。
如果有人感到疑难和惊奇，就会觉察到自己的无知。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爱智者也是爱奥秘者，奥秘由奇异构成。
倘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很显然，
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而不是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当前的事情本身即可作证，可以说，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
人们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显然，我们追求它不是为了实用，
正如我们把只为自己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在各种科学之中，
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仅为了自身而存在。

怀疑派和伊壁鸠鲁主义

我们不会花太多功夫讨论怀疑主义。怀疑主义的创立者为皮浪（Pyrrho），故又称皮浪主义。
皮浪是埃利亚的祭司，早年追随亚历山大大帝到过印度，据说熟知印度某些哲学流派的学说。
正如他的很多前辈，他的怀疑学说得到传承、形成学派。
对于怀疑派，人们了解最多的还属这两句箴言：“悬搁判断”和“不动心”，
前者是怀疑主义的理论哲学，后者是怀疑主义的道德哲学。
怀疑主义是否定性的学说，认为人生虚度，只是场毫无意义的梦境。
但皮浪也曾惊讶于某些突然降临的恐惧，承认他也很难“逃避人生”，
精力充沛的人类和不断壮大的国家绝不是不可知的。
他们只要求保持悬隔判断和不动心，但不拒斥虔诚信仰和强烈感受。

伊壁鸠鲁的个性更为有趣，也更为积极、更具有建构性。
公元前341年，伊壁鸠鲁出生于萨摩斯岛（Samos），但他父母都是雅典人。
他在18岁的时候来到雅典。当时，色诺克拉底在学园授课，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教学，
但伊壁鸠鲁没有去听他们的课程。后来，他又外出游历多年，
回到雅典之后创办了自己的哲学学校。他常自夸为自学成才的哲学家。
西塞罗在《论神性》中尖刻地讥讽道：伊壁鸠鲁像只拥有蓬门荜户的屋主，
既然没法说自己的房子是琼楼玉宇，就只能吹嘘它是自己亲手所建了。
伊壁鸠鲁的语言风格平实、不饰雕琢，但他总能很好地表达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罗马诗人卢克来修（Lucretius）是伊壁鸠鲁的追随者和阐释者，
写作了献给伊壁鸠鲁的辉煌赞辞，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很少有学者能获得这类殊荣。

伊壁鸠鲁的自然学说只是在复述德谟克利特的理论。
德谟克利特的基本命题是“无物从无中生成，无物会变成无”。自然中真正的存在是原子。
原子非常细微，难以用感觉认识，但有确定大小，不能进一步分割。
原子也有确定的重量和形状。这些就是原子所有的性质。原子之外是无限的虚空。
德谟克利特证明，对空间的限制是不可想象的。他进而得出结论：
原子数量无限，否则它们会分散消失在无限的虚空之中。
各种各样的原子只在形状、大小、重量上有区别。虚空的存在由运动所证明，
此外，原子之间能相互分离也证明了虚空的存在。
到此为止，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理论都相同。

伊壁鸠鲁给德谟克利特增加了新内容，并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
他说，有重量的物体都有沿直线向下运动的自然倾向。
伊壁鸠鲁感到非常奇怪，倘若如此，原子将会沿直线平行运动，
也就不会发生原子之间相互碰撞与混合，进而组成我们能够看见的形状。
因此，他认为，原子会至少轻微偏离直线运动，由此才使这个世界成为可能。
伊壁鸠鲁还认为，原子的这种偏离不仅使世界成为可能，还使人的自由成为可能。
下落中的原子不需要明显的理由就会发生偏离，必然性的规律因此打破。
这为人的自由留出空间，人类也因此可以向诸神祈祷，希望得到神的帮助。

斯多亚学派

芝诺（Zeno，生于约公元前340年）是斯多亚学派的创立者，
出生于塞浦路斯岛（Cyprus）的西第乌姆（Citium）。
西第乌姆是希腊城邦，但融合了大量腓尼基文化。
非常奇怪，在希腊思想最后和最严苛的阶段，
这个学派的创立者和很多后继领导人都来自某些受闪米特文化影响的地区。
其中，基利家的塔尔苏斯（Tarsus，或译大数）以斯多亚学派的摇篮著称，
它也是圣保罗的故乡。这些人都有东方式的自我探求和谦卑精神，
希腊哲学也因此与希伯来智慧联系起来。

芝诺后来到雅典学习哲学，在二十年间先后跟随犬儒学派的克拉底以及其他学派的学者学过哲学。
他最后在著名的柱廊（Stoa Poecile）建立自己的哲学学派，
柱廊绘有希腊著名画家波吕格诺托斯（Polygnotus）的彩色壁画，
斯多亚学派（Stoics，或译廊下派）的名字也来源于柱廊（Stoa）。
芝诺在此教学将近六十年，在近百岁高龄时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整个生命都在践行他的学说，我们可以用马其顿国王安提戈努斯（Antigonus）的
墓志铭来形容：节制、简朴、勤勉、尽责。他的继承者是克莱安塞（Cleanthes），
出生于小亚细亚的阿索斯（Assos）。
斯多亚学说最伟大的构建者是克律西普（Chrysippus），出生于基利家的塔尔苏斯。
他写作了大量著作，以博学著称，常常大量征引诗歌来说明、佐证他的观点
。他的作品内容驳杂，但也稍显学究，缺乏内在吸引力，最终只有少量残篇保存下来。
我们主要通过后来斯多亚的支持者和批评者的引用了解早期斯多亚学派的学说。

类似于伊壁鸠鲁学派，芝诺及其后继者认为，哲学首先是对最高善的追求，
首先是实践哲学和道德哲学。但他们也承认逻辑学和物理学的地位，至少是伦理学的前提基础。
他们用不同的比喻来说明三者的关系。哲学像动物：逻辑学是骨骼和肌肉，
伦理学是血肉，物理学是灵魂；哲学像鸡蛋：逻辑学是外壳，伦理学是蛋白，物理学是蛋黄；
哲学像肥沃的土地：逻辑学是篱笆，伦理学是庄稼，物理学是土壤；
哲学像城邦，秩序井然、防守坚固，等等。这些比喻让人颇感困惑，但大致想法非常清楚。
哲学是生命体，伦理学是其本质；物理学是原材料，为道德生活提供条件；
逻辑学保证我们能够正确而智慧地使用原材料来追求最终目的。

普鲁塔克有段论述斯多亚学派知识论的文字非常有趣，我们在此引用：
“斯多亚学派认为，灵魂像准备书写的白纸，人出生之后，会不断书上各种不同的观念。
第一种书写形式通过感觉产生。例如，当我们看到某个白色物体，
即便物体消失，记忆仍然会保留下来。当很多类似的记忆累积，我们便获得了经验。
除了通过这种自然而然的方式获得观念，我们还能通过学习获得，
严格来说，只有通过后面这些方式获得的才能真正称之为观念；
前者只能称之为知觉。在7至14岁之间，理性能力（我们称之为推理）
的发展已经超出或超过了知觉的范围。
事实上，思想或许能定义为某种只有理性动物才具备的心灵表象。”

《达尔文回忆录》

校内很重视背诵隔夜教过的功课；我能够很容易办到它：在教堂内做晨祷的同时，
我就念读了四、五十行弗吉尔或荷马的诗句;可是，这种强记的东西,
一过了四坚十八小时,就已经遗忘干净了。我没有偷过懒，除了学习写作诗篇以外，
总是认真做好自己的古典课程的作业，决不作弊抄袭。
在这些功课中，只有贺拉斯的几首颂诗，使我获得了唯一的乐趣；
我十分赞赏这几首颂诗。

有一天,我受到了父亲当面的数说:“你只知去射鸟，养狗和捕鼠，
其余什么都不管，将来你会自取其辱的，也会连累我们全家的！“
可是，我一直知道，父亲是一位最和善的人，我总是全心全意地敬爱他，
所以他在对我说出这些话时，一定是在对我发怒了，但是也有些不公平。

父亲身高约有六英尺二英寸，肩背宽阔，极其肥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任何比他更加高大的人。
他在最后一次秤体重时，有24英石 ;可是后来 ，他的体重还增加了不少。
他的性格的主要特点，就是对人们有正确的观察本领和同情心;
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人具有那些超过或类似他的品德。他不仅同情不幸的陌生人，
而且还扩大到同一切周围的人们共欢乐的范围。正因为这样，他总是想方设法，
要使别人心满意足；他虽然不能容忍挥霍浪费，却时常乐意去慷慨助人。
例如有一天，希鲁兹伯里城内有一个小厂主白先生，他来找我父亲诉说道，
要是筹借不到一万英镑，他马上就要破产了;他不能提供出一批具有法权的担保品，
但是能签写几张保证日后一定能偿还的借据。父亲倾听了他的诉说，
由于他具有凭直觉辨认一个人的品质的本领，确认可以信赖这个厂主。
当时在父亲看来，虽然这笔借款数目很大（那时父亲还年轻），
他就如数借给了厂主。不久，这笔借款仍旧归还了他。

我以为，父亲这种助人为乐的性格，使他能够博得大家无限信任，
因而也享有了济世名医的声望。他从年纪还不到二十一岁时起，就开始行医，
但是在开业第一年内挣到的诊费收入，却已经足够支付两匹马和一个工人工资的用费。
在开业第二年，他的医务工作开展得更加广大;从此以后，他一直行医，
经历了六十年左右,才停止诊疗工作。父亲行医获得很大成功的情形，
也是很够使人惊异的:他曾经对我说，他本来厌恶这个医生的行业，
要是当初考虑到诊费收入低微,而且如果祖父准许他自由选择职业，
那么他就决不会去干这一行了。他在晚年时，甚至一想到开刀动手术的情景，
就感到极其厌恶;他见到流血的病人形象,就难以忍受。

由于父亲医术高明，有令人信服的本领，因此有很多就诊的病人，尤其是妇女，
她们都来请教他，好象把他当做一位神父,可以帮助解决种种不幸的灾祸。
父亲曾经告诉我，这些病人，开头总是向他诉说自己身体上有了许多模糊不明的毛病，
但是他凭自己的经验，就很快猜测到实际上是怎样一回事。
于是，他就提醒他们道,这些毛病都是他们幻想出来的;他们在听到了解释以后，
就把自己的一切生活上的苦痛经历都向医生倾诉出来，甚至不再去讲到自己身体上的病痛了。
他们通常的诉苦对象，就是家庭纠纷问题。如果来请教的病人是一个男人，
向医生诉说自己老婆的坏事，这显然是发生了夫妻口角，那么父亲就把下面的办法介绍给他
（如果这个男人绝对依照医生的忠告去做，无论如何总是会达到成功的目的）。
就是：男人应当去对老婆讲，他为了夫妇共同居住的生活得不到幸福而感到苦痛；
他相信，如果夫妇分居，那么老伴她一定会生活得更加幸福些；
他丝毫也不认为她有任何的不良行为（可是,男人时常不愿采用这种说法）；
他从此以后，不再在她面前去责备她的任何一位亲友了；最后还有一件事，
就是他乐愿尽自己的可能力量，分给她一笔相当大的生活费。
讲了这些话以后，他应该恳请她对于这个分居的建议加以考虑。
因为夫妇口角争执，总是对于某一件事而发生；她的怒气一消散，很快就会明白过来，
她的处境陷于被动，有多么的不利：她抵挡不了人家的责备，
况且提出离婚的不是她，却是丈夫。一般说来,妇女就会恳求丈夫不要坚持离婚这办法，
以后大家的脾气也就会变好了。

由于父亲有令人信服的本领，他就听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不幸事故和犯罪行为的自由。
父亲不只一次地说，他知道了有很多受害的妻子。有时，夫妻俩和睦相处了二、三十年，
到后来反而彼此仇深似海;父亲说明了这方面的原因，
就在于老夫妻的子女都已经长大成家，他们俩失却了使自己相互联系的共同的对象。

可是，父亲最杰出的本领，就是他善于鉴定别人的品质；即使是对于那些相见时间短促的人，
他也能明察他们的思想。我们已经知道许多关于他这种本领的实例；
其中有几次，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这种辨别本领，时常使父亲不去同坏分子结交
（他只遇到一次例外情形，但这次也很快就识破了那个坏蛋的品质）。
有一个陌生的教士到希鲁兹伯里来，装扮成一个富翁的样子。
大家都去拜访他,很多人邀请他到家中吃饭。父亲也去拜访他，但是他回家后就对我的姐妹说，
大家无论如何不要去邀请他或者他的家属到家中来，因为他确信，这个人靠不住。
过了几个月，这个教士突然失踪了，原来他到处欠了债，暴露出他的本相，
也同最常见的惯骗犯一模一样。在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个很少人不敢冒风险去干的关于信用的实例。
一天，有一位素不相识的爱尔兰绅士来找我父亲，诉说他遗失了自己的钱包，
而且要在希鲁兹伯里等待爱尔兰汇来路费,却是很不方便。
他恳请父亲贷借二十英镑，于是父亲马上就答应照办，因为他相信，他的陈述不是撒谎。
果然，到了期限（就是他一到爱尔兰以后马上写信到希鲁兹伯里来所需的时间）,
就接到他的回信。这位爱尔兰绅士在信中千恩万谢,并写道，
“随信附上英国银行的纸币二十英镑刀；可是，信内却连一张纸币也没有。
我当时询问父亲，这件事是否会动摇他原来的信心呢;但是父亲却回答说:
“一点也不会！果然，第二天又收到爱尔兰人的来信，接连不断地道歉，请父亲宽恕，
因为他在前一天寄出的信内忘了附寄纸币（他好象是真正的爱尔兰人）。

我父亲的一位亲戚,有一天来找父亲商量，诉说自己的儿子十分懒惰，什么事情都不肯去干。
父亲就说:"在我看来，这个年轻的懒惰虫所想望的，就是我会遗赠给他一大笔钱财。
请您用我现在对您讲的话去告诉他，我决不会留给他一文钱的!。"
父亲使这位亲戚十分惭愧地自认，他的儿子确实有了这种痴心妄想，
并且询问父亲怎样会猜测到这一点；可是，父亲却回答说，
连他自己也完全没有想象到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父亲凭着自己敏锐的观察本领，采用高明的医术，善于预测各种疾病的过程，
因而就能极其详尽地制订出治病的处方。有人告诉我,希鲁兹伯里有一个青年医生，
忌恨我父亲，时常说，好象我父亲采用的医疗方法是完全不合乎科学的，
但又承认他预测病情结果的本领是独一无二的。起初父亲认为，我可以去当医生,
于是他向我讲述了很多关于自己诊治过的病人的案例。从前，大量放血是一种常用的医疗手术，
但是父亲肯定说，这种手术的害处很大,而益处极少。他劝告我说，如果我以后生病,
那就别让任何医生在放我的血时超过最低限的放血量。
在伤寒（肠热病）还没有公认为特种疾病以前很久，父亲对我说，有两种都叫做伤寒的热病，
混淆不清，实际上是毫不相同的。他激烈反对喝酒的人，坚信在绝大多数事例中，
长期饮酒，即使是一般的饮量，也是有直接的害处，而且还要遗传给后代。

父亲时常告诉我很多在他医疗时观察到的小资料，认为这些知识很有用处。
例如，有些妇女在诉述自己的忧伤时，常常痛哭流涕，因此耽误了医生的很多宝贵时间。
不久父亲就看出，如果要请她们抑制自己的感情冲动,变得安静起来，
那只有先让她们更加痛快地大哭一场；因此，他总是先让她们尽量哭一个够,同时说，
流泪要比任何其他的办法，更加能使她们的身心轻松。父亲采用了这种办法，
结果总是使她们很快就停止了哭泣,因而就有可能去听她们诉说病史,接着向她们提出医疗方案。
如果有些病情严重的人,急切想要吃食某些奇特的和反常的东西时，父亲就反问他们，
怎样会想到去吃这种东西的;如果他们回答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吃它,
那么他就允许他们去尝尝这种食物（结果时常是成功的），因为他推测，
这是病人自发的一种本能上的食欲；可是，如果他们回答说,
听说这种食品对另外一个病人似乎有益处，那么父亲就坚决不准他们去吃它。

有一天，父亲讲述了一个很有兴味的小事件，可以作为人的天性的例证。
当他还是很年轻的医生时，在希鲁兹伯里有一位声名显赫的绅士生了病，延请他到家中去，
同一位家庭医生会诊。那位老医生向绅士太太讲，依照病情的性质来诊断，
这位病人决无生理。可是父亲却坚持异议，断定老绅士会有转机。
后来查明（大概在解剖尸体进行检查以后），父亲的断语完全不对，而且他也自认诊断错误。
当然，他认为，这一家人从此不会再来延请他去诊病了。
可是，过了几个月，这家的遗孀又派人来请他去，原来她已经辞退了年老的家庭医生。
父亲对此十分惊奇，于是他请一位朋友先去打听一下，为什么她还要请他去诊病。
那个遗孀回答他的朋友说：我再也不要看到这个可恨的老医生了！他一开头就断定说,
我的丈夫要死去;而达尔文医生却总是坚持说，他会转好的!"
还有一次，父亲对一个病人的老婆说，她的丈夫必死无疑。过了几个月，
他遇见了这个寡妇；她是一位很聪敏的女人，就责怪父亲道：
“您年纪还很轻,请让我来劝告您一下，对于任何一个照看病人的家属近亲，
您总得要尽可能给他们有一线希望才对。您那时使我感到绝望，从此以后我就失却了勇气。
父亲对我说，从此以后，他经常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了对病人有利，
必须让照看病人的亲属保持希望和勇气。有时,他感到很难去办到这种不符真情的事情。
可是,有一位老绅士彭贝尔顿先生，却使父亲避免了这种自相矛盾的难题。
彭贝尔顿先生曾经延请他来诊治自己的病，就直爽地说:
“据我亲自耳闻目睹关于您的一切医术情况,您真是一位诚实的医生；
要是我问您，是否我就要断气了，那么您一定会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
可是现在，我总是很希望您能医治好我的病，因此您应该答应我一项条件，
就是:无论我每次讲些什么话，您总是一定要说,我还不会死去。"
父亲虽然心中不愿意，也就同意了他的条件;实际上，这位先生的话是毫无意义的。

他办事谨慎小心，而且善于经营事业。他把自己的钱去投资购买任何的股票，
后来总是不会亏本，因此他给子女们留下了一笔很大的遗产。

在他的金科玉律中，有一条守则：“不要同你不敬重的人交朋友“。
不过，要遵守这条规则，却不是容易的事。

爱丁堡大学的教育，全都是采用讲授法来进行的。这些课程,
除了霍普的化学课以外，都是枯燥乏味，使人难以忍受；
可是我认为，讲授法比阅读课本，毫无丝毫优点，甚至还有不少缺点。

科学在于把事实分门别类,借此可以推导出一般的规律或结论来。

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

从 1831年 12月 2 7 日到1836年 10月 2 日，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

在巴西的巴伊亚时，他曾经为了我所痛恨的奴隶制度辩护，把它赞美了一番，并且对我说：
他刚才去访问过一个奴隶主，那个奴隶主当时把他家中的很多奴隶召唤来，
询问他们生活得是否快乐，他们是否愿意恢复自由；而他们大家齐口同声回答说:
“不愿意恢复自由。“我听了这句话以后，就带着一种大概是讥讽的口吻反问费支罗伊道:
他有没有想到，可以用什么来保证奴隶们在他们的主人面前所作的回答是正确的呢？
这个问题,就使他顿时怒气冲天，因此他就声明说，因为我怀疑了他的话，
所以我们两人再也不能够相处在一起了。

有一个陶瓷器商人，拒绝舰长调换几件上次向他店中购来的商品，因此舰长就对他怒气大发；
此后，舰长就向那个商人询问店中一套贵重的瓷器的价钱，并且接着说:
“要是你没有刚才这种不肯通融调换的话，我就会购买你这套瓷器了"。
因为我知道，在自己的船舱中已经装满了陶瓷器皿 ，所以我就怀疑他未必真心要购买这套瓷器；
当时我一定是在自己脸上显露出怀疑的神色，因为我没有帮衬他说一句话。
在我们离开了这家陶瓷店以后，费支罗伊就瞅着我说道:"
您难道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吗?"于是我就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有了这种想法。
他就沉默了几分钟，接着又说道:“您的想法是对的，而我在对这个混蛋东西发怒时，
就干出了这种错误举动来。“

我对于自己旅行所到的各地的地质考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因为在这方面要发挥所有的推断能力。起初在考察一个新地区时，
只见到杂乱无章的一大堆岩石，比任何其他情形都难以处理，以致大感绝望。
可是，如果把很多地点的岩石的层理和性质以及其中化石记录下来，经常对这些记录进行思考，
并且努力推测其他各处将会发现的情形，那么很快就会搞清楚这个地区的杂乱情况，
因而也就多少可以理解到它整个的地质构造了，
那时我随身携带了赖尔所著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经常仔细地研读他;
我在很多方面，从这本书中获得了极大的益处。我开头考察的第一个地区，
就是佛得角群岛中的圣地亚哥岛；它使我清楚地看出，赖尔所举出的地质研究方法，
有惊人的优点;在我当时带去的或后来阅读到的所有其他地质学书籍中，
其著者所提出的方法都不能及到他。

我的另一项工作，就是采集所有各类动物，对很多海生动物作简略的记述和初步解剖。
可是,因为我没有绘图本领，也没有相当的解剖知识，所以我在航行期内所记写的一大堆原稿，
都已经证明是无用的。因此，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只有在甲壳纲方面获得了一些知识，
总算没有白费，因为后来我在著写蔓足类动物专集时，这方面的知识就对我有用处了。

可是，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浩浩无边的大荒漠，还有火地岛的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
当时却使我心头激起了宏伟的景象，因而也始终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地未开化土人的赤身裸体的形象，也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我曾经骑马跳者乘坐小船，穿经荒无人烟的偏僻地区，作了多次的考察旅行；
其中有几次，历时达几星期之久；这些旅行是很感兴趣的；
当时行路艰难，有相当的危险，但是我却不因此感到胆怯，以致中途折回，
而且后来就习以为常，根本不顾这一切了。我异常满意地回想到自己的几项科研工作，
例如我解决了珊瑚岛的形成问题，阐明了一些岛屿（例如，圣海伦娜岛）的地质构造。
还必须指出，我发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几个岛上的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奇异关系，
还发现了这个群岛和南美洲大陆上的生物之间的奇异关系。

圣地亚哥岛的地质情况,使人很感惊奇，但也是简单的，就是:
从前有一股熔岩流，覆盖着那里的海底，把海底表面的近代贝壳
和珊瑚碎屑层烧结成一种坚硬的白色岩层。此后，由于地壳变动，
整个岛就上升到海面上来了。可是，这一道白色的岩层，却给我看出了一个重要的新事实，
就是:这些曾经活动过的和喷发过熔岩的火山口，其周围的地面后来又沉降到过海面下。
那时候，我初次发生了一种想法，也许我可以把自己考察过的各地区的地质情况
写成一本书；这个想法当时竟使我高兴得全身发抖起来。

必须要有最明显的证据，才能使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去相信那些作为基督教支柱的奇迹；
我们越是对自然界的固有法则知道得更多，就越是对奇迹变得更加不可信赖；
古代的人们，是多么愚昧无知，多么易于妄信，简直使我们无法理解；
我们也无法证实，《福音书》是在其中事件发生的同时记写下来的；
我以为，这些事件的许多重要细节，都记述得不符真相，过于严重，因而可以认为，
这是当场目击者常有的错失;我根据上述这一类思考，认为它们既毫不新奇，也毫无价值，
但是对我却起有影响;因此，我逐渐变得不再相信基督教是神的启示了。
我还认为，有一个事实颇为重要, 就是: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
还在传布着很多虚假的宗教，好象是一种制服不住的野火。

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现在的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痛苦。
有几位研究家曾经企图从人类方面来解释这个事实，他们设想:痛苦似乎会改善人类的道德。
可是，世界上的人口数字，在同其他有感觉的生物相比时,还是微乎其微，
而他们时常不得不遭受十分严重的痛苦，这却是与改善道德毫无关系。
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那样的一种威力强大和智识丰富的生物，
使头脑迟钝的我们看来，好象是全能的和全知的，并且在我们意识中产生出一种推测，
以为上帝并不是恩德无量的，因为有亿兆低等动物，它们在几乎无限长久的岁月中所受到的痛苦，
占有了多么主要的地位，对吗？我认为，由于世界上存在着痛苦，
这种不承认存在一个有理性的造物主的很古老的论据,是强有力的。
同时,正如刚才已经指出过，这种存在大量痛苦的情形，是很符合于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一切生物都在借助变异和自然选择方法而发育成长。

可是，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个疑问:人的头脑，能不能尝试去作出这种广大的结论呢？
正如我确信无疑的，人的头脑，是从一种类似于最低等动物所具有的低级头脑中发育而成的。
在这里，我们是不是遇到因果关系的效验？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使我们十分惊奇，
但这种关系大概只是依赖于遗传到的经验。此外，还必须注意到，
可能把信仰上帝的思想经常灌输到儿童的头脑中去;
这对于还没有发育健全的儿童头脑会发生极其厉害的、而且可能有遗原传性的影响，
致使他们再也不能排除信仰上帝的思想，
正好象猿类难以放弃它对于蛇的恐惧和预防的本能一样。

如果一个人，对于个体的神的存在和对于来世生活及其赏罚报应，并没有坚定的信念，
同时也永远不背弃他的信念，那么据我所能作出的判断,他就只能挑选一种办法来作为生活规则。
就是:遵循那些最强有力的，或自认为最良好的动机和本能。狗的行动就是这样的，但它是盲目进行的；
可是，人却可以预测将来，回顾过去，并且把自己的种种感情、希望和回忆进行对比。
因此，如果他遵循明确的动机，也就是社会的本能，而且能符合于一切最贤明的人士的论断，
那么，就会发觉自己有着最高度的心满意足了。如果他乐愿为其他的人们谋福利，
那么，所有同他亲近的人都会赞扬他，那些同他一起生活的人就会爱戴他；
而且确实无疑，这种爱,也就是我们在人世间所能获得的最崇高的快乐。
年久月长，他就会逐渐对乐愿服从自己感性的激情的行为，感到难以忍受了，
因为这种激情超过了自己高尚的动机;这些动机在惯常发生时,也就几乎可以称为本能的动机。
有时，他的理智会向他提示说，他采取的行动，应当相反于那些当时提出不符实情的赞扬的人的意见，
但是他仍旧会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意识到自己具有最深挚的信念或良心。
至于说到我自己，那么我就认为，自己的行为正当，就是始终不渝地研究科学，
而且要为科学贡献自己的一生。我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的罪孽，因此也丝毫不感到要悔罪，
不过我没有给自己亲爱的同胞们以更加直接的好处，所以越来越经常对此引以为憾。
我认为，唯一要略为原谅我的情况，就是:我时常生病，还有我的脑力活动较差,
极难使自己改变曾经研究过的题目，或者另再去研究新的题目。
我可以想象到，我一生的光阴，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都能够用在慈善事业方面;
这会使我十分心满意足；不过，这也是一种异常良好的行为方式。

父亲还补充说，在他一生很长期间内，他只见到三个不信神的女人；
而且应当指出，他熟识很多人，并且有特殊的本领能博得他们的信任。
当时我就询问他，这三个不信神的女人是谁;他就郑重地举出了其中的一个，
就是他的小姨基蒂-韦奇伍德〔即卡萨琳而且承认说，他还没有绝对的证据，
只有不明确的推测，足以相信这位见识高深而聪明的女人不可能成为信神者。
现在，就在我的亲友这个小范围内，我知道（或者从前已经知道）有几个已婚的妇女，
她们信神的程度，并不超过自己的丈夫。

光照和地心引力等引起的重要的大的运动，都是圆旅周形回旋运动这一种基本运动的变异类型。
我总是高兴地把植物提高到具备行动器官的生物等级;
因此，当我证明了植物根的尖端具有怎样众多的绝妙的适应性运动时，
我就感到了异常的心满意足。

我曾经听说，一部著作能够在国外获得成功，也就是证实它具有永久价值的最良好的检验标准。

地理演化

直到19世纪，卡尔·里特尔把地理学未来发展的基调定下来后，
地理学才超越了旅行家的游记和散乱的观察，变成了有序的科学进步。
然而，这个调查的分支已经不再仅仅追求统计数据，
也不再追求记录奇妙的而且常常是用鲜血和危险换来的冒险。
它试图呈现出一幅明白易懂的地表图，呈现地球各种各样的外形，呈现出陆地、
岛屿、海洋、山岳、山谷、平原、河流、湖泊、气候、植被和动物。
它努力创作的不仅仅是一幅地形图，它总是寻找分散的事实之间的联系，
试图弄清存在于地球各部分间的关系、它们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各自对整体系统的作用。
当代地理学研究地球表面上植物的分布，
也通过研究动物和其周围无生物的环境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来研究动物的生活，
它研究人类是如何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了地球的外貌，同时地理环境又如何铸造了人类的进步。

坦白来说，有了这些目标，地理学就会有助于许多不同的学科，
然而它不以任何方式占据这些学科的领域。它提出了一个有关人类核心利益的问题，
而这些学科对这个问题的考虑略显不足。地理学首先要求人们了解，
它们的问题在人类以及这个世界——在这个有着美妙秩序的世界里，
人类又是无可置辩的统治者——的历史上，是如何解决的。
地理学自由地借用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的知识，
但事情并不总是单方面的。要不是来自地理研究的推动力，
这些学科中的很多都达不到现在的状态。它们获得大量事实论据，
或许在地理学把这些事实相互联系起来的时候其能够有所帮助。

我们读最近的旅行手册，欣赏冒险精神、肥沃的资源、呈现出的思想，
还有作者的其他道德素质时，我们本能地问自己，合上书后，我们的地球知识因此而增加了多少？

地理学和地质学的联系最为紧密，并且这个联系一定会越来越深，越来越紧密。
用哈克卢特的话说，人类知识的这两个分支是对地球的表面特点和历史
的所有卓有成效的研究的“日与月，左眼和右眼”。
我们知道，除非追溯一个民族的历史，并且找出每一个进步因素的兴起和影响，
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该民族的天赋秉性、法律制度、礼仪、习俗、建筑和工业，
也正因如此，除非我们了解到特征的原始模样，否则我们对山岳、峡谷、河流、
平原以及所有表层特征的掌握就会格外的不充分和不完美。
土地的历史比生活在土地之上的人类的历史更长。

大陆演化的一般原理

（1）碎屑状的材质

粗略调查世界任意一处的岩石，我们发现大多岩石都是由碎屑状的材料构成的。
纹理和色彩变化无穷的页岩、砂岩和砾岩，堆积形成了平原和山区的结构基础。
这些岩石都是由不同的粒子构成的，由以前的岩石被雨水、霜、泉水、河流、冰川、海水打磨而成。
因此它们是衍生的地岩层，其来源和起源方式都能够确定，其组成颗粒大部分是圆形的，
而且已有证据证明这些颗粒曾在水中翻滚。于是我们很容易得出第一个基本的结论：
固态陆地的主要部分最初是沉聚在水底的。

这些水成岩所覆盖的面积本身就说明，它们一定是在海中沉积的。
我们无法想象河流或湖泊可以遍布现在的所有陆地，
然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设想海洋的水域已在不同时间漫到了现在的旱地之上。
的确，碎屑岩就是证据，它们的起源主要是海洋，而非湖泊或河流。
它们保存着大量孔虫、珊瑚、海百合、软体动物、环节动物、甲壳类、鱼类的遗骸，
还有其他无疑是海洋栖息的生物，这些生物肯定曾生活和死亡在痕迹清晰可见的地方。

这些生物体不仅分散在沉积岩中，而且自身就形成了厚厚的矿物质。
例如英格兰中部和爱尔兰的石炭纪或石灰岩山区，其厚度达到了2000英尺到3000英尺，
覆盖了数千平方英里的地表。然而，它几乎完全由海百合的茎、节理和板块组成，
还有孔虫、珊瑚、苔藓虫、腕足类、瓣鳃纲软体动物、腹足纲软体动物、
鱼的牙齿和其他海洋生物。它曾经必定是一个清澈海洋的底部，
一代又一代的生物在其中生活和死亡，直到它们的遗体聚集成一块深而紧密的岩石板。
有了分层的地岩层内部的证据，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宣布第二个结论：
坚实陆地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海底的材质组成的。

这些遍布陆地的海洋地岩层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很多地质学家都持有一个看法，
即陆地和海洋一直不断地交换位置。据推测，一方面，海浪席卷过大陆所有的地方，
另一方面，任何一个荒凉的海洋深渊曾经都可能是宽阔的大陆。
检测表明这个观念出自对事实的错误解释——一是对陆地岩石的检测，
二是对海洋底部的检测。

在大量最厚的沉积岩中，没有比不同沉积物的蚀变更加持续地反复出现的特征。
岩石表面覆盖着完好的波纹痕迹、环节动物的足迹以及洞穴、
多边形和不规则的干燥痕迹——像被太阳晒干的泥泞水池底部的裂缝。
这些现象无疑指的是平静的浅海岸水域，它们从底部到顶部出现几千英尺厚的沉淀物。
只能用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些现象，即它们的沉积从浅水中开始，在其形成过程中，
沉积的范围减少数千英尺，但泥沙淤积的速度整体上与减少的速度一致，
因此原浅水处的沉积特征依然存在，甚至在原来的海底被埋在大量沉积物质之下后依然如此。
好了，如果这个解释成立，即使是较古老地质时期相当厚、相对统一的系统，
和晚些时期相对薄、更多样化的分层组，也不会引起任何理解上的困难。
总之，越是专心地研究地壳的分层岩石，就越会发现，它们之中缺乏深海的沉积物，
它们都被埋在相对浅的水里，这个事实值得关注。

从对沉积环境的思考，也可能得出相同的结论。
很明显，所有时期的沉积岩都是从沉降了的陆地衍生出来的，其中包括砾石、砂、
泥，其以前是山地、丘陵或平原的一部分。这些构成地质的材料被带到海里，
在海里沉积下来，现在也如此。较粗糙的部分离岸边最近，细的淤泥和泥沙离岸最远。
从最早的地质时期，大面积的沉积物就已经是——现在依然是——环绕陆地的海床边际带。
在那里，大自然一直把“将成为大陆的灰尘”散落下来。古老岩石在陆地上持续不断地风化，
而新的岩石在毗邻的海域底下持续不断地形成。这两种现象是一个过程中互补的两个方面，
该过程属于地球表面的陆地和浅海的海洋部分，而不是宽而深的海域盆地。

最近对全球深海底的探究又使这个问题更加明了。对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来说，
在“挑战者”号考察所取得的成果中，没有任何一部分比他们提供的证据更让人产生兴趣。
证据表明，海洋盆地的底部没有沉积岩的物质。现在我们通过实际疏浚和检查知道，
普通沉积物在到达更深的深渊之前，从陆地被冲刷，沉入海底，
而且只有较细的颗粒能被冲到离岸几十公里的地方，这是一个规律。
海底的极深处大面积地被各种有机淤泥覆盖，有的是由极小的钙质有孔虫组成，
有的是由硅质放射虫或硅藻组成，而不是由我们在土地的沉积岩中大量发现的沙质和卵石组成。
大量延伸的黏土显然是来自漂离火山岛的火山碎屑的分解物，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由海底火山产生的。
大片土地上是从最遥远的陆地上冲刷下来的沉积物，
它们很少像废弃大厅地板上的灰尘一样迅速地安定下来。
“挑战者”号成员中的默里先生，描述了鲨鱼牙齿和鲸鱼耳骨是如何被翻出来的。
我们不能假设这些地区的鲨鱼和鲸鱼的数量远远大于那些其尸骸少得多的地方。
它们不同的腐烂和保留条件，解释了其遗骸非常多的由来。
有些是比较新鲜的，其他却非常腐朽并且结了垢，甚至完全埋在锰土的沉积物里。
然而，挖泥船撒下的一次网从海底表面带起这些不同阶段的腐烂物。
随着一代又一代海洋生物的骨头落到海底，这里那里的沉积物的沉积速率是如此微不足道，
以至于它们躺着，毫无覆盖物，或许已经几个世纪了，
现在下沉的遗体能与几百年前腐朽、结垢了的尸骨躺在一起。

默里先生还提请人们注意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深渊中发生沉积的速度很慢。
他在底部的泥土里发现许多当地的球状铁粒，
他认为这些铁粒肯定大多来自流星——来自星际空间的流星碎片，
它们是流星冲进我们的大气密度层后爆炸成碎片的球形颗粒。
在海底淤泥增长过慢的大片地方，这些陨石的细小颗粒四下分散，可能数量可观。
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去猜想陨石在海洋深处消失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在地球表面消失的数量。
虽然铁颗粒还不能那么容易地在沉积的泥沙中被检测到，但它们无疑被大量冲刷到了别处。
我知道，自然地理学最近没有什么观察结果比这来自最遥远的海洋深渊中
的陨铁的证据更能深深地引发想象力。据说，泥土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沉积在深渊底部。
这也仅仅传达了一个“过程缓慢”的模糊概念。它积聚得如此缓慢，
以至于来自外太空的星尘形成了它的一个可观的部分。

根据所有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有大量海成层形成，
现在全球的陆地未曾处于深海之下，但它所处的位置必须始终靠近陆地。
即使厚厚的海洋石灰岩也是比较浅的水域的沉积物。
无论现在是否可以发现最原始陆地的痕迹，
海成层的最明确的特征就是陆地表面临近程度的有力见证。
现在的陆地边缘或许以一定的形式一直存在，并且我们可以推断出，
目前的深海盆地同样起源于最古老的地质时期。

由于地壳的演化，许多古老的火山根被掀了开来。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已经有了探查这些地下实验室的秘密的资格，并知道了很多火山的作用机制，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从现代火山发现的。因此，一方面，
我们见到的熔岩床和稳固的火山灰无疑是远古时期的地表喷发的火山灰烬，
后来深埋于现在已被移开了的沉积物的下面；另一方面，
我们发现大量绝不会出现在接近地表的火成岩，其一定是上升时在一个较深的深处被困住了，
当我们把上面的石堆移开后，它们就露了出来。

地质学家们通过这些特征和其他特征了解到，除了火山仍然活跃的地区，
地球表面很少有大片区域，其中以前火山活动或喷发岩的证据不被发现。
可以这么说，从下面喷发的熔融物质一直将起皱和有裂缝的地壳凝结在一起。

陆地的构成

粗略检查一下，就知道大量沉积物没有随机挤成一团，相反，它们是大片大片重叠在一起的。
这样的结构显示着年月顺序，这些岩石不可能都同时形成，
最底下的岩石肯定比顶层的岩石先形成。它是调查任何一个国家的地质历史的基础。
这些岩石是否以最初形成的样子一块块重叠着静静地躺在各处？
它们清晰的连接顺序就是它们自带的解释。但是，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变化，
由于下面的力的作用和力在表面的作用。一系列岩石的真实顺序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被确定。
然而，从正常、完整接续的地方开始，地质学家可以满怀信心地去研究那些被完全中断的区域，
那些岩石已被震碎、揉成一团，甚至倒置的区域。

把我们带出迷宫的是一条很简单的线索，
这条线索由被保存在陆地岩石框架中的曾经鲜活的植物和动物的遗体提供。
每一系列标记明显的沉积物都包含独具特色的植物、珊瑚、甲壳、贝壳、鱼，或其他有机遗骸。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它们如何重叠，弄清楚岩石真正的重叠顺序，这样，
化石的先后顺序也就确定了。地壳的沉积部分已经以这种方式被分成了不同的地岩层，
每一个地岩层都以其独特的有机遗骸组合为特征。在最近年代的地岩层里，
这些遗骸的物种大多和活着的植物和动物的物种是相同的，但当我们越过这些物种继续向下，
就看到更古老的沉积物——濒临灭绝的物种，直到看到已经灭绝的物种。
位置越低，揭示生物体的类型和组合的岩石就越古老，其与现在的种类就越发不同。

因此，即使在岩石的顺序混乱得不能追溯其历史的地区，
地质学家根据地岩层化石的内容也可以自信地把它们分配到每个断裂的岩层。
如果使用英文字母来表示岩层的序列，含化石的石灰石块的典型B类岩层，
一定比另一块包含A类的化石地岩石更新。在C类化石的地层上面是H类型的，
应与C类明显地分开，中间是D、E、F、G类地岩层。如果山的上面部分充满D类化石，
而在较低的山坡只有E、F和G类化石，这表示组成山的材料实际上已被颠倒了，
最古老的本应在最底下的地岩层已经到山顶上来了，
而最年轻的本应在最顶上的地岩层却到了最下面。

迄今为止科学还没有办法确定这些问题里的绝对年代。
每一层地岩层的产生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每一特定化石组的纪元要上溯到多久以前，
除了猜测，就没有答案了。但是，这是一个比相对年代短很多的时间问题，
通常可以进行准确计算。如果要追溯陆地的历史，也必须以其为基础。

那么，当固态陆地的大部分材料确实已在连续的时期内被埋在海下面，
也可确定它们相对的沉积时期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材料的形成没有不间断地进行，
它们最终没有被某一次运动推进到陆地。当然，它们是海洋的渊源这一事实仅仅表明，
陆地的起源是由于某种地面紊乱。但是，对沉积层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后，我们发现，
它们呈现出地壳长期持续反复、极其复杂的运动及其精彩的编年史，它们表明，
每个地区都历史悠久，充满了变故。总之，要不是经过一系列漫长的地质演化，
陆地的任何部分几乎都不可能达到目前的状态。

陆地结构最明显的特点是岩石的倾斜频率。最初岩石是横向的或者接近水平的，
而现在则以不同的角度倾斜，甚至被倒置了。起初，由于地下的力的不规律作用，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被扰乱的位置是随机分布的，它们似乎不遵循什么顺序，
还经受得住任何使之成系统的努力。然而，通过一个更加仔细的调查，
人们建立起了它们之间真正的连接。人们发现它们虽然断裂，
但大部分还是在一条巨大的曲线上，地壳已被包围在其中。
在远离所有大山脉的低地国家，岩石极少呈现出被干扰的痕迹，或者，
即使它们受到了影响，也主要是受轻微波动的影响。
然而在更高的地方，它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混乱迹象，它们的波动变得更加频繁和急剧。
直到进入山区内，我们发现岩石弯曲、起皱、断裂、倒置，把彼此扔进裂开大口的海湾，
推上高耸的山顶，就像巨浪被猛烈的暴风雨所吞噬。

然而，即使在这种明显混乱的状态之中，追溯岩石隐伏的规律和秩序也不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普遍的细褶皱和岩石的垮塌最先是接近水平方向的。
从平原下方地层的轻微波动，到它们在山峰间猛烈的扭曲和倒置，
都有不易被察觉的微妙层次，它们把所有地壳的局部运动——作为共同进程的组成部分——连接起来。
尽管这样的运动发生了很多，但它们不能仅仅用当地的运动来解释。
山脉的存在不能用一次特定的地壳隆起来解释，
也不能用下面扩张力的作用引起一系列的隆起来解释。
显然，隆起只是一次广阔的陆地运动的一个阶段，该运动已经扩展到整个大陆，
并影响了平原和高地。

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来看，产生如此广泛变化的唯一原因，是地球的普遍收缩。
毫无疑问，我们的星球一度以气态形式存在，然后处于液体状态。
从初期起，它就持续失去热量，因而收缩，并且固态越来越多，直到现在，
正如物理学家坚持的，它已经和玻璃球或钢球一样坚硬了。
但在收缩的过程中，外部的固体地壳形成后，内部的热核失去热量的速度比地壳快得多，
并倾向于向内收缩。这个内部运动的结果是外层固体壳在收缩的核上面下沉了。
这样，它当然要使自己适应减少的区域，而这只能通过形成细褶皱和断裂来完成。
我们可以把地球比喻成一个干瘪的苹果，虽然这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类比。
苹果皮并不是均匀收缩的，由于内部水分流失，果实体积变小，
曾经光滑的外观变得到处都是皱痕和小坑。

如果不在物理和地质的范畴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观点，可能也就够了，
即地球曾经的直径比现在的直径更大。其外层起皱，无论是否仅仅由于收缩，
或者如有人认为的那样，也由于地下蒸气的漏出，起皱本身就证明了地球在缩小。
稍稍回忆一下，我们就知道，即使没有任何关于收缩的史料可查，
我们也可以预见这些影响，收缩既不是连续的，也不是到处都整齐划一的。
我们确信，固态的地壳不会沉降得和地球内部的物质一样快。
至少有一段时间，它会附着并支撑自己，直到最后，引力大得令它支撑不住，它才会沉下来。
下沉的面积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壳各处不同的厚度和结构。
并不是处处都发生下沉，因为当地壳沉到较窄的地方，有些地方会被推挤上来。
这些情况在地球的历史中似乎已经出现过。有证据表明，地面干扰在暂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已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现。大洋盆地整体上成为受压区域，而陆地则已成为起伏的路线，
此间岩石被挤皱、推开。尽管这个论述可能有些奇怪，
但是如果把地球表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那么坚实的陆地是下陷的结果而非隆起的结果，这绝对是真的。

掌握了这个形成地球目前表面轮廓的运动的真正特点，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讨固态的陆地的古历史和发展。陆地上巨大的脊状突起带，
似乎差不多都位于最早的由于地壳收缩放松而形成的地势起伏线附近。
它们本处于下沉的洋盆之间，在地质历史上很早的时期就被挤上来了。
在每一个前后相连的地壳运动时期，它们很自然地再次变换位置，并得到一个附加的向上的推力。
因此我们就知道了，沉积岩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关于浅海海域和近陆海域的证据。
否则，这些岩石就不可能产生。它们来自土地的风化物，并沉积在附近的土地里。
要记住，每一大块土地，只要出现在水面之上，立即就会被流动的水和大气不断地侵蚀，
并开始提供陆地形成的材料，这些材料将来又会被推出海面。

在每一个重大的收缩期，破旧的陆地隆起后，又显得焕然一新了。
同时，沉淀堆积在一起的海洋沉积物作为新的陆地表面的一个部分又被带到水面上。
之后又是很长时期的间隔，以陆地和海底的慢慢沉降为标志。
同时地表形成海峡和低谷，其岩屑遍布海底，
直到下一个干扰发生的时期它再一次随着周围海床的一部分而提高。
这些连续的上下运动解释了为什么沉积层不以连续的系列出现，
而往往各自出现在之前翻起和边缘被磨损的岩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