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 维基百科 (wikipedia.org)
《文明》
竞争
为什么中国那时磕磕绊绊、徘徊不前，而欧洲却稳步前进呢？
斯密给出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鼓励对外商业活动，
因此失去了比较优势和国际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优势。
但是，也可能有其他原因。孟德斯鸠男爵在18世纪40年代写作的著作中，
曾将之归咎为“既定的专制模式”，并将其根源归结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
而这又是东亚的气候所造就的：
我是这么推断的：亚洲缺少温带气候，一个极冷的地方往往与一个极热的地方毗邻，
比如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朝鲜和日本。在欧洲，情形截然相反，
温带气候覆盖面很广……所以，一个国家与其邻国的气候相似，
这些国家之间因而也不存在重大差异……结果呢，在亚洲，强国与弱国并存；
尚武、英勇而勤劳上进的民族与那些懒惰、柔弱、怯懦的民族紧紧毗邻；
所以，必定有一方会赢，而另一方也必然被征服。欧洲的情形恰好相反，
强国与强国并存，彼此相邻的民族具有同样的勇气。
这是亚洲实力弱、欧洲强大的最大原因，是欧洲诞生民主、
亚洲产生奴隶制的最大原因，这是一个我记得此前我从未听闻的原因。
后来，欧洲历史编修者认为，是西方科技使西方战胜了东方，
尤其是持续推动工业革命的科技。1793年马戛尔尼伯爵出使中国，
他显然对这次清帝国宫廷之行相当失望，毫无疑问，情形似乎正是如此。
在20世纪流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儒家哲学妨碍了创新。
然而，对东方成就不足的这些当代解释都是错误的。
前述6种西方具备而东方缺乏的显著的杀手级应用程序中，第一个与商业无关，
也不是气候、技术和哲学方面的原因。
如斯密所洞悉的，最重要的是体制方面的原因。
中国的大运河不仅发挥着国内贸易大动脉的作用。
它还使帝国政府通过五大粮仓，以丰收后购进粮食、
物价过高时售出粮食为手段，起到平抑粮食价格的作用。
有人认为，正是西欧的危急情形，反而具备了某种不为人知的优势。
因为高死亡率在穷人群体尤为常见，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死去的人帮助富人更富了。
可以肯定的是，黑死病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提高了欧洲人的人均收入；
那些逃过此劫的人可能会挣更高的工资，因为劳工是如此稀缺。
还有一点也是确实的：英格兰富人的孩子比穷人孩子长大成年的概率要高很多。
然而，以欧洲人口规模遭遇的突发状况来解释东西方大分流，似乎是不太靠谱的。
在当今世界的有些地方，生活几乎同中世纪的英国一样悲惨：
瘟疫、饥饿、战争和谋杀导致其人均预期寿命低得令人扼腕，
只有富人能够活得长久。阿富汗、海地和索马里亚的情形表明，
它们没有因为这些非常状况而获益。我们即将看到，
尽管欧洲在人口锐减之后疾速前进，走向繁荣，积聚了雄厚实力，
但其原因却并不是人口的减少。
与阿波罗登月计划一样，郑和的远洋航行也极大程度地展示了财富和高科技水准。
在1416年将一个中国太监送到东非海岸，
在很多方面堪比将美国宇航员于1969年送往月球的伟大壮举。
但是，由于永乐皇帝的继承人突然取消了远洋探索事业，所以，
伴随郑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来的经济益处也就微不足道了。
由于考试内容侧重于儒家的四书五经，要记住多达431 286个让人糊涂的汉字，
再加上要写出极为僵化的八股文（1487年后采用），
所以这种考试的选拔的品质便是顺从和谨慎。毋庸置疑，考试竞争异常激烈，
但这不是那种推动创新的竞争，因而也就谈不上什么变革需求了。
占据中华文明关键地位的书写语言，其创设初衷在于催生操守派精英，
还将大众排除在他们的活动之外。与欧洲相互竞争的语言对比一下便知道，
其反差已极大了。
意大利语、法语和卡斯提尔语及葡萄牙语和英语不仅是精英文学所使用的语言，
对于那些只接受过简单初级教育的更广泛的大众而言，也同样适用。
换言之，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因为商贸和殖民所带来的物质优势，
小小的英国便已超越了伟大的东方文明了。
中国和日本选择的道路——避开对外贸易、加强水稻种植——意味着，
随着人口的增长，收入开始减少，食物、身高和生产效率也相应地降低了。
当农业歉收或农业种植中断时，其后果便是灾难性的。
在麻醉品方面，英国人也更幸运些：经历了长期的酒瘾之后，17世纪北美的烟草、
阿拉伯的咖啡和中国的茶将他们从酒精麻痹中唤醒。
在既是小餐厅又能谈股票并可以惬意聊天的咖啡馆中，他们变得振奋起来；
可同时期的一些中国人手中却把着烟枪，里面填满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的鸦片，
最终，他们整日昏昏欲睡。科学
换言之，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因为商贸和殖民所带来的物质优势，
小小的英国便已超越了伟大的东方文明了。
中国和日本选择的道路——避开对外贸易、加强水稻种植——意味着，
随着人口的增长，收入开始减少，食物、身高和生产效率也相应地降低了。
当农业歉收或农业种植中断时，其后果便是灾难性的。
在麻醉品方面，英国人也更幸运些：经历了长期的酒瘾之后，
17世纪北美的烟草、阿拉伯的咖啡和中国的茶将他们从酒精麻痹中唤醒。
在既是小餐厅又能谈股票并可以惬意聊天的咖啡馆中，他们变得振奋起来；
可同时期的一些中国人手中却把着烟枪，
里面填满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的鸦片，最终，他们整日昏昏欲睡。
因为强调个人阅读经典著作并“相互宣讲”，
所以这种新的媒介确实担负着宣传宗教改革的使命。
然而，与导致西方支配地位的其他众多因素相同的是，商业竞争也扮演了相应的角色。
路德自己曾为此抱怨，他的出版人是“唯利是图的商人”，
在“公众群体和利润之间，更关心的是后者”。
事实上，印刷机所带来的经济益处影响着整个社会。
在16世纪的发展中，相比那些没有印刷设备的城镇，
利用印刷技术的城镇发展要快得多。
毫无疑问，并不是所有出版物都扩充了人类的知识。16、17世纪的出版物，
很多都是极具摧毁性的，比如1487~1669年出现的29个版本的《女巫之槌》，
使处死女巫的行为合法化——这个波及整个欧洲的狂热，
导致了12 000~45 000人（尤其是女性）的死亡。
1592年克里斯托弗·马洛创作的《浮士德》（Doctor Faustus）上演了，
对于观看了这出戏剧的观众而言，德国学者将灵魂卖给魔鬼，作为回报，
在此后的24年中，
魔鬼将满足他无穷无尽的求知和享乐欲望的这种想法是完全可信的：
有他在我身旁，我就是全世界的主宰，
我要造一座大桥穿过长空，
同一伙人跨过海洋；
我要连接起环绕非洲海岸的群山，
使非洲和西班牙连成一片，
并使它们都拜倒在我的王座前。
德意志的大帝和任何国家的君主，
不经我许可就坐不稳江山。《虚拟的历史》
前言
我们当然知道时间不可能倒退，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重新选择。
但反事实地设想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学习。因为在作出有关未来的决定时，
想象不同行为的可能结果可以为我们提供思考的基础。
所以，分析和比较已发生事件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确是有意义的。
把理查德三世的失败归咎于丢失了一颗钉子也是这类推论之一：
丢了一颗铁钉，坏了一个铁蹄；
坏了一个铁蹄，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名骑士；
伤了一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卢克莱修思想中唯一有决定论色彩的就是他关于无序状态的基本理论：
“一切都在逐渐衰退，在岩礁上搁浅，随着岁月流逝耗尽自己的生命。”
波里比阿认为，命运的“变化无常”其实是有目的的，即罗马的胜利。
这种看法代表修史者向神性干预的决定论立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们还可以在塔西佗那里看到类似的观点，尽管在他书中神的目标是摧毁罗马：
“罗马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苦难充分证明……神惩罚我们的急切。”
对塔西佗和波里比阿来说，“事件实际过程”的“结果通常是由偶然性摆布的”，
“但事件发展也有其自身的逻辑与原因”。
波里比阿承认的另一个超凡因素是来自斯多葛学派的历史循环概念，
这种循环在周期性的自然灾难中进行：
当洪水、瘟疫或农业歉收……毁灭了大部分人时……所有的传统与艺术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但随着幸存者逐渐从灾难中恢复，人口开始增加，
就像土壤里的种子萌芽成长一样，人类社会生活将开始新的一页。
当然，在《旧约·传道书》中也能找到关于循环过程的相同观点：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不过，来自希伯来的天启计划比希腊罗马的命运之说要复杂得多。
在《旧约》中，耶和华的意图是在复杂的历史故事中展开的：
创世记、亚当夏娃的堕落、拣选以色列人、先知的出现、犹太人出埃及，
还有罗马的兴起。早期基督教的《新约》在此基础上添加了一个革命性的结尾：
道成肉身、耶稣受难与复活。
所以，犹太人与基督教的历史结构从早期开始就比古典史学更具决定论意味：
“上帝不仅主导着世上一切事务，而且对于早期的基督教徒来说，
上帝的干预（以及潜在的意图）是历史唯一的意义。”
在优西比乌的著作（公元300年）中，不管是人还是事，
要么支持基督教得到上帝的宠爱，要么反对基督教并因此注定要走向失败。
笛卡儿等人提出了这种决定论的唯一局限：有没有可能思想与物质是不同的实体，
而且只有物质才会受到决定论法则的约束？
与拉普拉斯同时代的比夏在其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他认为决定论只真正适用于非有机实体，而有机实体“不可能接受任何形式的计算……
我们不可能预见、推测或计算任何与它们有关的现象”。
不过，有两种方式可以反驳这种限定。
第一种方式很简单，即用唯物论的术语来解释人类的行为。
这类论证已有前人尝试过。比如，希波克拉底曾提到
“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亚洲人在精神与勇气方面的欠缺”，
这是因为“亚洲气候的季节多变性让人们难以变得富庶”。
此外，他在解释一些东方人的优柔寡断时还提到了“制度因素”——
尤其是专制统治的负面效应。
这几种解释在法国启蒙作家孔多赛与孟德斯鸠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将社会、文化、政治上的差异与气候及其他自然因素关联起来。
他对这种唯物论极有自信：“如果一场战役的偶然结果是一个国家遭到破坏的特定原因，
那么这个国家因一场战役而灭亡就存在一个普遍原因。
”因为“盲目的命运制造了我们在世上所能看到的全部结果”。
在英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后人严格地从经济上分析社会打下了基础，
但也提出了历史是循环的过程。这里虽没有“盲目的命运”，
但却有只“看不见的手”，它主导着人们的行为，
让人们即使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也不知不觉地会考虑到公共利益。
黑格尔的模式在很多方面都比同时代其他关于历史的唯物论更为极端。
在他以矛盾为驱动力的框架中，个体的抱负与命运是没有价值的：
“世界历史对其漠不关心，只是在自己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把他们当做工具。”
不管个体可能遭到怎样的非正义对待，“哲学都应该帮助我们去明白，
现实世界原本就应如此”。因为“世界历史中人类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总是与他们意料中的不同”，
“个体的价值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和代表了国家精神”。
因此“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个体……能够把握更高的普遍性并将之视作自己的目的”。
道德因此也无关紧要：“世界历史会向比道德更高的阶段发展。”
当然，“主观意志与普遍性的结合”的“具体表现”（即“全部的伦理生活与自由的实现”），
正是黑格尔时代人们所迷恋的对象——（普鲁士）国家。
可以说，黑格尔以这样的论证把预定论给世俗化了，
加尔文的神学教义被他挪用到了历史领域。
个体现在不仅无从得知自己在来世是否能得到拯救，
也无法掌控现世生活中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