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ward Osborne Wilson

E. O. Wilson - Wikipedia

《1979论人天性》

困境

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促进了指导它的形成的那些基因的生存和复制。
人类精神是生存和繁衍的服务机构，理智不过是它形形色色的技巧之一，
斯蒂芬·温伯格指出，物理现实甚至对物理学家也是那么神秘，
因为它不可能是为了要让人类精神理解而构造的。
把这一洞见反过来，我们可以更尖锐地指出，智力的构造并非是为了理解原子，
甚至也不是为了理解智力自身，而是为了促进人类基因的生存。
善于思考的人都知道，他的生命存在于某种不可理解的方式之中，
被生物个体发生学所决定，表现为一系列被大致规定了的阶段。
他会意识到，怀着人类特有的所有内驱力、才智、爱、自豪感、愤怒、
希望，以及焦虑，最终确信不疑的只有一点：他参与帮助着同一循环的永恒延续。
诗人们把这一事实视为悲剧，叶芝把它称之为智慧的降临。

虽然绿叶无数，终归一根；
以我少年时光所有虚幻的日子
在阳光下我曾把花叶摇曳；
如今我已可凋谢，成为真实。

遗传

罗伯特·诺齐克在赞成素食主义时所用的聪明的论证方法，他说，
人觉得吃肉理所当然，因为人认为被吃的动物在感受力和智力上都远远低于人，
无法与人比拟，那么，如果一种比人类优越的物种果真有朝一日从外星来到地球，
也运用同样的标准，那他们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拿我们佐餐了。
用同样的标准，这些外星人中的科学家可能会发觉地球人索然无味，
智力低下，而且感情迟钝，社会组织也是别的行星上司空见惯的形式，
使我们沮丧的是，他们可能对蚂蚁大感兴趣，
因为这些小东西具有决定性别的单倍二倍体及奇怪的雌雄等级制度。
同银河系相比较，这才是地球上新奇的东西。
可以想象，他们会在日志上这样记录：“科学的突破！
我们终于在1至10毫米大小的范围内发现了单倍二倍体的社会性有机体。”
接着，这些来客可能采取最后的无理行动：为了证明他们确末低估我们，
他们将在实验室里仿造人，象化学家为了测定某种有疑问的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点，
需要用更简单的成分来合成这种有机化合物一样，
这些外星生物学家也需要合成那么一两个类人动物。

雄性大于雌性，这在旧大陆的猴、猿和其他许多种哺乳动物中是很重要的特征。
如果把许多种动物一齐考查，
就会发现雌性和成功的雄性相配的平均数和雌雄之间体型的差异甚为相符。
这一规则说明：雄性间对雌性的竞争越剧烈，体型大者的优势就越显著，
体型小者的劣势也自然增大。但男人并不比女人高大许多。
在这方面，人类和黑猩猩相似。把人类性别的数量差异曲线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较时，
显示出与每一成功的男性相配的女性平均数大于1但小于3，
这一推测很接近现实。我们知道，人是稍稍偏向一夫多妻制的物种。

新一代是通过长期的社会训练成长起来的。先是和母亲的亲密接触，
而后是和同龄、同性别的其他孩子越来越多的接触。

社会娱乐是一项发展迅猛的活动。其特点是角色扮演、
模仿攻击行为、性实践和探险活动。

这些特点以及别的特点形成了旧大陆猴、大猿和人的属种。
跟鱼、鸟、羚羊或啮齿动物等完全不同的物种相比，
人不可能达到与它们相同的社会化水平，
人可能有意识地模仿那些动物，但不过是一场表演，不会有深刻的情感反应，
也不可能持续多久，连一代人也不行。哪怕粗略地从形式上采取非灵长目的社会体系，
严格说来也是极其愚蠢的举动，否则个性会迅速消失，
人与人的关系会解体，繁衍也会停止。

接下来是更细的分类。人类不同于旧大陆的猴子和猿，
这只能归因于人类有一组奇特的基因。
当然，这一点就连最激进的环境决定论者也很快就承认了。
他们乐于赞同伟大的遗传学家西奥多塞斯·多布赞斯基如下的看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基因的首要作用已经让位于一种全新的、
非生物的或超机体的力量——文化了。但是，也不要忘记，这一力量完全依赖于人类的基因型。”
然而，问题比这还要深刻、有趣得多。各种文化都有其社会特征，
只要缜密观察这些特征就会发现，人类的社会特征和其他物种同样明显。
比如，就象翅膀上的小方格对于斑翅蝶和复杂的春歌对于画眉鸟那样。
1945年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列举了历史上和人种志上有记载的各种文化的特点：

年龄分级，体育活动，身体装饰，历法，清洁训练，社区组织，烹调，
合作劳动，宇宙哲学，求爱，舞蹈，装饰艺术，占卜，劳动分工，释梦，
教育，末世学，伦理学，人类植物学，礼仪，信仰治疗法，家宴，生火，
民俗，食物禁忌，葬仪，游戏，手势，馈赠礼品，政府，问候，发式，
好客、住房，卫生，乱伦禁忌，继承法，玩笑，家族，家族命名法，
语言，法律，运气，迷信，巫术，婚姻，进餐时间，医学，产科学，
刑罚制裁，个人姓名，人口政策，产后护理，妊娠习惯，财产权，
对超自然事物的抚慰，青春期习俗，宗教仪典，居住规则，性限制，
灵魂概念，地位区别，外科学，工具制造，贸易，观光，纺织，天气控制。

以上各种有助于社会团结的性质中，
几乎没有多少可以认为是高级社会生活或者高度智慧的必然结果，
不难设想那些非人类社会，其社会成员的智力甚至比人类社会还高，
社会组织比人类社会还复杂，但是，它们都没有上述大部分性质。
再看看昆虫社会固有的可能性，无生育力的工虫（工蜂，工蚁等），
比人更具合作性和利他性，等级制和劳动分工倾向也更明显．
如果再赋予蚂蚁和人类同样理性的头脑，它们就可能取得与人类同等的地位了。
它们的社会将显示如下特色：

年龄等级，触须礼节，舔身体，历法，嗜食同类，等级确定，等级法规，
建立群居地的规定，群居地组织，清洁训练，公共托儿所，协同劳动，
宇宙哲学，求爱，劳动分工，雄性统治，教育，末世论，伦理学，礼仪，
无病死亡，生火，食物禁忌，馈赠礼品，政府，问候，整饰仪式，
好客，住房，卫生，乱伦禁忌，语言，幼虫护理，法律，医学，
变形仪式，相互反刍，护理等级，交媾飞行。营养卵，人口政策，
对王后的服从，居住法则，性别确定、士兵阶级，姐妹之道，
地位区别，无生育力工虫，外科学，共生体照管，工具制造，
贸易，观点，观光，天气控制。

还有些十分奇特、用我们的语言难以描述的活动，而且，
如果它们能消除群体间的争斗，能保护自然环境的话，
它们就可能比人更有生存能力，而且，广义地说，
其道德水平也将会比人类的高。

和原始人类一样，黑猩猩主要采集水果和别的植物作为食物，
打猎只是次要的活动，狩猎－采集者和黑猩猩饮食的区别在于比例的不同，
总的来看，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原始人平均从新鲜肉中摄取35％的卡路里，
但黑猩猩获得的却在1－5％之间。原始人猎取大大小小一切的猎物，
包括比人的体重大100百倍的大象，
但黑猩猩却很少攻击体重比成年雄猩猩大1／5的任何动物。

遗传假说的核心直接来自于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
人类天性的特征在人类进化时期具有适应性，因此，
基因便在能发展那些特征的人口中散布开了。适应性的意思就是说，
显示这种特征的人将其基因传与下一代的机会比不显示这种特征的人大。
在这一最严格的意义上，个体之间的差别优势就叫遗传适应，
遗传适应有三个基本要素：（1）个体生存力的增强；（2）个体生殖力的提高；
（3）近亲生存力和生殖力的提高，这些近亲从共同的祖先那里分享了同样的基因。
三种要素中任何一种的改良或者三种要素的任何组合，都会使基因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达尔文称这一过程为自然选择，它描述了一种紧密的因果循环，
如果某种基因使个体倾向于某种特征——比如某种社会反应——
随之这一特征又带来更高的适应性，那么，这种基因在下一代将表现得更为突出。
如果自然选择后持续许多代，那优势基因就会扩展到整个群体，
这一特征也就变成了物种的特征，许多社会生物学家、
人类学家和其他人由此推断说，人类天性是由自然选择形成的。

一种科学理论的威力的大小，
就在于它能否把少数公理性的概念转化为对可以观察的现象的详细预测，
玻尔原子论正是这样使现代化学成为可能，而现代化学又改造了细胞生物学。
此外，一种理论的有效性又在于这种理论与别的理论在说明现象的竞争中其预言的成功程度，
例如：哥白尼的太阳系理论经过短时间的交锋战胜了托勒密的理论。
最后，当一种理论把大量事实综合成易于记忆的、实用的解释体系。
当新发现的事实符合其要求时，这种理论就能在科学家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声望。
例如：地球是圆的就比地球是扁平的更为真实，对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事实，
可以通过实验获得，或者通过对未受骚扰的自然现象进行富有启发性的观察获得，
科学总是以这种近乎机遇的曲折方式向前发展。

在出生之前改变性别比例当然是完全非理体的行为，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生理行为。
人类学家米尔德里德·迪克曼在有意识行为的范围内试验过这一理论，她曾提出，
出生后的婴儿性别比例会不会因为人们采取在一定意义上适合
最佳生殖策略的戮婴行为而发生改变呢？情况看来正是如此，
在印度还未沦为殖民地以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时期，
女子通过与较高社会阶层的男子结婚而向社会较高阶层流动得到了僵化的习俗和宗教的认可，
同时较高社会阶层杀女婴的事却不断发生。
印度旁遮普贝迪地区的锡克族人是最高的宗教种性，他们以“库里－玛”著称，
其意思就是“屠杀女儿的人”。他们几乎毁掉了所有的女婴，而又不惜一切地抚养儿子，
以期有朝一日娶回低种牲的女子，革命前的中国，许多社会阶层也普遍杀女婴，
结果也和印度差不多，即妇女带着嫁妆向社会上层流动，
使财富与妇女集中在一小部分中上层阶级手中，
几乎把最穷的男性排斥于生育系统之外去了。
这一模式是否晋遍存在于人类文化之中，尚待考证。

发展

受限行为的一个例子是用手习惯，每个人都有习惯于用左手或用右手的生物倾向。
目前，西方社会的父母对孩子都较为宽容，因此，
孩子们都按照影响这一特征的基因规定来发展，但是，
传统的中国社会仍然通过强大的社会压力来强调右手写字和吃饭。
最近，埃弗林·邓和助手在对台湾儿童的研究中发现，
台湾儿童写字和吃饭这两种活动的用手习惯几乎完全一致，
但在其他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活动中却很少或没有这种一致性，
因此，除非受有意识选择的特殊影响，基因在这种行为特征中可以自行其事。

人类生态行为学家新近正在研究的普遍信号的又一个例子是微笑。
从完全的动物学的意义来说，可以把微笑划作一种本能。
婴儿在2至4个月时，脸上开始出现微笑，而且能立刻得到父母更多的爱抚和温情。
用动物学家的话来说，微笑是一种社会缓解剂，是天生的、
相对恒定的协调基本社会关系的信号，
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最近完成了对南非卡拉哈里沙漠中昆桑族（“灌丛人”）
婴儿的微笑及其他婴幼儿行为的研究。开始日常观察时，他就“决定有啥记啥，
据实直书”，因为昆桑儿童是在和西方流行文化非常不同的条件下抚育成长的，
他们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由母亲独自产下，
以后几个月中又和母亲或保姆几乎保持不间断的身体接触，
在头三、四年中，他们清醒时大都被置于直立状态，每小时喂奶若干次，
而且比欧洲和美国儿童受到更为严格的坐、站、走训练，可是，他们的微笑形式，
出现微笑的年龄和美国儿童一样，起的作用看来也完全相同，更令人信服的证明是，
就连盲童，甚至既聋又盲的儿童在缺乏有利于发笑的任何已知心理条件时，也能产生微笑。

随着人在发展斜坡上的下滑，人的知识日益增加，文化的影响变得压倒一切，
人的发展地形也必然要发生一些变化，就语言、
衣着和其他有着文化敏感性的各种行为来说，地形已变成有低矮山梁、
弯曲河套的广阔的三角洲，请特别考虑语言的成熟问题，
有证据表明人类大脑生来就有一定的结构，以便以一定的排列方式来组合句子。
按照乔姆斯基和别的一些语言、心理学家的说法，
这一“深层语言”可以使人比用简单学习快得多的速度掌握语言，
仅用数学学习情况就可证明，人们在儿童时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死记硬背英语句子，
年幼的儿童与包括幼年黑猩猩在内的任何其他灵长目幼仔不同，
他们具有学习语言的强大动力，他们呀呀学语，创造词汇，实验词意，
以可预知的顺序迅速学会语言规则，他们创造的结构与成年人的语法形式不期而合，
只不过在细节上有较大的差异，
儿童发展专家罗杰·布朗很恰当地把儿童们的语言叫做“第一语言”，
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之间的语言能力比较表明，
这一发展的时间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受遗传决定，因此，
语言发展斜坡上部的地形比较简单，有着深深的渠道，但是，
在宽阔的斜坡下半部，也就是“第二语言”，即复杂的成人语言出现的地方，
渠道呈现为蚀刻得浅浅的网络，向各个方向散布，语言的外部表现随着文化进化而变化，
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的进化，
教育和风尚的最微妙的压力使词汇、重音和速度发生了变化。

每种动物都“易于”学习一定的刺激，同时难于学习其他某些刺激，
而对另一些刺激则处于中立。例如，成年大海鸥很快就学会识别自己刚孵出的小鸥，
但从来不能识别自己产的卵，虽然这些卵同样可以通过视觉分辨，
初生的小猫没有视力，只能爬行，完全不能自立．但是，为了生存，
在一些细小的方面它必须有所作为，小猫生来就有高超的学习能力，
仅用嗅觉，它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学会爬过一段不长的距离找到喂奶的母亲，
借助于气味或触觉，它能记住路线，沿母亲肚皮爬向通往自己喜爱的奶头的路线；
在实验室中，它能根据质地的细微差别很快把人工奶头分辨出来。

有人还发现了使人印象更深刻的例子，每年，
蓝鵐从北美东部的产卵地迁徙到南美的越冬场所，与我们当地许多鸟类一样，
它们也是夜间飞行，一飞离巢案，小鵐就已经有了辨别北极星和拱极星座的能力，
它们很快自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它们辨别其他星座的能力却低。
当家鸡饮水时，如在它们喙部施以微弱的电击，同时给以某种视觉刺激，
如闪一下灯光，那么它们以后就会躲这种视觉刺激，
但如果用同样方法施以听觉刺激，如卡嗒卡嗒的响声，它们却又不会躲避，
如果将电击加在鸡脚上，同时伴以响声，情况就会跟上面刚好相反，
也就是说，它们能够学习声音信号，却不会学习视觉信号了，
这种对称性初看可能显得奇怪，实际上，这正是那些脑子很小的动物的生存规律，
家鸡的程序可以用下面这个简单的公式概括：记住任何能看见的、
对头有影响的东西，以及任何能听见的、对脚有影响的东西。

涌现

查尔斯·谢林顿爵士用了一个很精采的比喻来形容人的大脑，
说它是“一部着了魔的纺织机，上面亿万只闪光的俊子编织着融汇一切的图形”，
既然我们的头脑能够通过对感受到的印象进行整理而重现现实，
它同样能够通过回忆和想象而模仿现实，大脑自己发明故事，
不断想象和回忆着各种事件，杀死敌人、拥抱情人、用铁块雕琢工具，
漫游在神话和天堂的奇境之中。

达尔文的观点已被公认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形式的生物进化理论，
由于生物进化比拉马克式的文化进化缓慢，生物的进化总是被文化的进化抛在后面，
然而两者的差异不可能太大，因为文化进化所造成的社会环境，
最终会留下生物性自然选择的痕迹，那些行为有自杀趋向或对他们的家庭有破坏性的人，
比起那些行为上没有这些遗传倾向的人，较难留下自己的基因，
一个社会，如果由于其成员的遗传倾向遭到削弱而只能产生竞争性弱的文化，
这个社会就会被具有适当遗传倾向的成员所组成的别的社会所取代，
我在这里并不是将现代社会的有关现象归之于遗传差异，
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对于当代各种社会的实践存在着一种限度，
把握这种限度已超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文化进化一旦超出这一限度，
就会被生物进化拉回去。

大规模的奴隶制往往开始于传统的原始生产方式解体之时，通常，
这是由于战争、帝国扩张、主要耕作物的改变等而引起的；
这些事件反过来使许多自由的贫苦农民迁徙到城市中或新开辟的殖民地，
在帝国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土地和资本都落入富人的垄断之中，
而城市劳动力却紧缺，领土扩张把别的民族变成有利可图的奴隶，
暂时解决了经济问题。假如人在那时是用奴隶社会的新的文化铸造的，
假如人的行动也象一种红蚂蚁那样具有奴隶的天性，奴隶社会也许会永久存在下去。
但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典型的哺乳动物和人的特性，决定了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
城市的劳动阶级进一步与生产手段脱离，因为他们厌恶这种普通劳动的低人一等的地位，
同时，那些奴隶企图维持家庭和种族关系，保持他们旧文化的残余，
当这种努力成功之时，他们中许多人的地位有所上升，
原先纯粹被奴役的状态也有所改变。当维护自我的行动受到镇压而失败时，
人的繁殖力自然下降，所以每一代人都需要输入大量新的奴隶，
这种频繁的交替对奴隶和主人的文化都起着解体作用，
由于奴隶主想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心生活更多的时间，
遂酿成他门自己远走高飞而只留下代理人监管奴隶的风气，
越来越多的权力落到监工手中，管理无方、野蛮虐待、奴隶暴动、
破坏生产的事越演越烈，这个制度便慢慢走向衰亡。

靠奴隶劳动而生存的社会，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的伊拉克和十八世纪的牙买加，
还有其他许多弊病，许多还是致命性的，但奴隶制本身就足以决定这些奴隶社会的使命。
帕特森写道．“这些社会很快进入成熟期，它们辉煌的时间很短暂，
它们带着虚浮的荣华走向衰退，被人遗忘。”

奴隶在高压下还是坚持要象人一样生活，而不愿作任别人役使的蚂蚁、
长臂猿、狒狒或别的什么，这一事实使我相信，历史的轨道可以预先测定，
至少可以大致测定，事实上存在着若干生物制约因素，
它确定了某些不可能的或禁忌的对象，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天启命运
（这个问题在最后一章将作详述），在提出这一点时，我清楚地知道，
对历史进程作出这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假设，却是在人的能力之内，
但即使自我决定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能源和原料危机得以解决，
旧的意识形态被推翻，从而各种社会选择都明显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也只愿意沿着少量的几条路走下去，当然，我们可以试一试别的那些路子，
但它们导致社会和经济的混乱，生活质量的下降，引起人的抗拒和退却。

年轻男性会认识到，控制自己的性行为和暴力举动，遵守集体的章法，
等着轮到自己当头领，这才是明智的，古代社会中任首领的男性往往精于各种本领，
能够满足众人多方面的需要，罗宾·福克斯提供了这样一个形象：
“他举止有度，头脑聪明，善于合作，很受妇女爱慕，对孩子慈爱，
给人轻松，坚毅、雄辨、老练的感觉，知识丰富，有很强的自卫能力和狩猪的智勇。”
由于越来越复杂和高级的社会生活方式与越来越多的遗传优势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
即使不外加环境的选择压力，社会的进化也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

随着社会从很小的狩猎－采集群体逐渐发展扩大，
不断会有许多特征有条不紊地显示出来，从而，社会组织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当一个群体变成了部落时，出现了真正的男性首领，他们拥有领导权；
与相邻的部落之间的联盟得到了加强并订了盟约，
标志季节变换的特有仪式变得普及起来，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
产生了部落领导权的各种属性：地位的正式确定要根据与各家族的成员关系，
领导权通过世袭得到巩固，更细致的分工，以及社会名流控制的对财富的再分配，
随着首领制促进了城市和国家的兴起，这些基本特征就更为突出。
少数名流的世袭地位是由宗教信仰维护的，
手艺的专业化更为社会普通人分成不同的阶级、阶层奠定了基础，
宗教和法律形成制度，军队组织起来，官僚机构发展起来，
农业灌溉系统得到完善，由此，人口更迅速地增长。在城邦国家鼎盛时期，
连建筑物也是纪念碑式的，统治阶级被吹嘘成特殊人种。
国家奉行的神圣礼仪成为宗教的主要内容。

少数地区，原始群体按村落定居下来，从事农业，他们的工作更繁重，
以致在已知的昆族历虫上第一次让较幼小的孩子从事劳动。
男女的分工从很小就明确固定下来。小女孩比原先更多呆在家中照顾弟妹和做家务；
小男孩照料家畜，保护菜园不受猴子和山羊的糟踏，到了成熟的年龄，
在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男女两性已有很大不同，妇女主要从事家务，
几乎不间断地干着繁多的杂活，并总受人支配，男人们行动自由，
有权支配自己的时间和各种活动。

所以，一种文化中要出现我们熟悉的性别歧视，只需一代人的时间就够了，
当社会发展得更大、更复杂的时候，妇女在家庭以外的影响力更为减小，
更受制于习俗、礼仪和规章的约束，随着社会结构越来越臃肿，
她们实际上可能变成男性社会的财产，变成可以买卖争夺的东西，
并身受双重道德的统治，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局部的妇女权力高于男子的相反情况，
但大多数社会都不可阻挡地朝着男尊女卑的分化演变。

现代社会的其他主要特征完全有可能是早期狩猎－
采集群体和部落国家的生物性制度过分肥大发展的变种，仅举两例：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正是过去朴素的部落主义经过文化传统滋养而产生的。
昆族的尼亚尼亚人把自己看得完美无瑕，把别的昆人视为用毒杀人的蛮族。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文明使自爱和自重成为教养高的标志，
处处抬高自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同时精心伪造历史，贬低别的民族。

攻击性

武器竞赛很快变成了自我局限，胜利者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为了得到更多的枪支，
毛利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生产能与欧洲商人交换武器的亚麻布和其他产品，
而为了生产更多的亚麻布，很多人不得不迁居到潮湿的低洼地，
给果大量的移民死于疾病。在大约25年的滑膛枪战争中，
整整有1／4的毛利人死于与冲突有关的各种原因，到1830年，
尼加秘希人开始怀疑用战争的方式进行复仇的必要性与价值。
很快，旧的价值观被打破了，到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
全部毛利人迅速转向基督教，部落战争也完全停止了。

总而言之，人类攻击性既不能解释为天使的瑕疵，也不能解释为兽性本能；
它也不是恶劣环境的病态产物，人类在面对外来威胁时都会表现出强烈的本能，
以几乎失去理智的仇恨反击外来威胁，进而战胜威胁，确保自己的安全，
人的大脑看来确有以下功能：能将人分为朋友和异己，
就象鸟类能学会识别领土鸣调，会参照北极星方位飞行一样，
人一般对于陌生人的行为都心怀疑惧，都愿意以攻击的方式解决冲突，
上述学习法则很可能是人类在长期进化中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
它们给遵从这些法则的人们带来一定的生物优势。

性

女性一般被男性视作有限的资源或重要的财产，因而成为攀附婚姻的受益者，
这种婚姻能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多妻制和攀附婚姻本质上是互补的策略，
在各种社会中，男性追求和获取，女性被保护和交易，男儿们放荡不羁，
女儿们则蒙受糟踏的风险。在有性买卖的地方，男性通常就是顾主。
妓女当然要被社会歧视，因为她们将宝贵的生育投资轻意抛给了陌生入。
麦孟尼底在十二世纪简洁地表达过这一生物学逻辑：

只有来自共同祖先的人，彼此才可能产生完美的兄弟情谊和互爱互助。
缔造部族的祖先哪怕早已年代久远，后代成员也会互爱互助、互相怜悯；
这样的境界就是律法的最高目的。因此，妓女是犯禁的，她们破坏祖先的血缘。
她们生的孩子对人们来说是陌生的，谁也不知道属于哪个家族，
连亲人也不知道。这对孩子及其父亲是最大的不幸。

关于行为的基因差异有许多具体的证据，一般说来，女孩子生性喜欢社会交往，
而不偏好冒险。例如，她们生来就比男孩子爱笑。这一特点可能有着待别的意义，
因为我已经指出过，婴儿的微笑是最有先天性的遗传行为，
它具有确定不变的功能和形式。一些独立的研究指出，
新生女婴双眼闭合时的反射性微笑反应，比新生男婴更为频繁。
不久，这一反应被有意识的、交际性的微笑取代，一直持续到两岁。
此后在整个青春期和成熟期，经常微笑就成为更有持续性的女性特点之一。
六个月时，女婴对交际信号的注意胜于对机械刺激的注意，
同龄的男婴却没有这一特点。个体发生过程到一岁时，
女婴更容易被假面具惊吓和抑制，在陌生环境中更不愿离开母亲，
再大一点，女孩子比男孩子表现出更多的交往倾向和较少的冒险行为。

既然同性恋者没有后代，他们的基因是怎样扩散到社会中去的呢？
一种答案是：由于同性恋者的存在，他们的近亲就可能繁殖更多的后代。
在原始社会，无论是在狩猎、采集或是家常劳动中，
同性恋者都能向同性成员提供帮助。由于不承担养育子女的特殊任务，
他们就能向近亲提供特别有价值的帮助，他们还可以充当先知、巫师、
艺术家和掌管部落知识的书记等角色。如果亲戚们——兄弟姐妹和侄辈等
——由此获得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较高的生育率，家族的基因就会相对增加，
其中一部分就是同性恋基因，结果，总会有一小部分人具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
即使同性恋者自己没有后代，他们的基因也可能通过旁系支脉繁衍下去。
关于同性恋起源的这种设想，可以叫做“亲缘选择假说”

利他主义

一个人的种族身分所具有的力量和影响，是由他所属社会经济阶层的普遍利益决定的，
而这些普遍利益又首先服务于他自己本人的利益，其次服务于他的阶层，
最后是他的种族，政治学中有一个叫作“指导者规律”的收敛原理，
其主要内容是：一个社会的收入在进行分配时，控制政府的阶层总是最得益的，
在美国，这当然就是中产阶级，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机构，从公司到教堂，
都是围绕着控制它们的那些人的利益而运转的。人的利他行为，
回过头来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是有条件的，要找寻无条件因素，
我们只得密切观察个人，最多不超过他的子女和少数近亲。

然而，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人的一切利他行为都受到一种强烈情感的支配，
即大家都直觉地认为利他行为应该是最无条件的，强求回报被视为对道德的严重侵犯，
欺骗、叛变、背教、变节者总是为众人所不齿，
荣誉和忠诚总是受到最严格的准则的强化，那些建立在固有的、
基本的强化手段之上的规则，看来有可能使人在把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作为参照的情况下，
接受这些而不是另外一些价值观念，学习规则跟领土扩张行为和仇外心理是相对的，
后两者是针对其他集团成员的情感态度。

宗教

可以用一段历史插曲来说明宗教的社会生物学，在塔斯马尼亚的土著居民，
正如当年和他们分享着森林住地的奇异的袋狼一样，已经绝种了，
不列颠的殖民者只花了40年的时光就使他们消失了
（袋浪又存活了100年，到1950年才绝迹），这种突然的灭绝，
从人类学的观点来说是特别不幸的，因为这批塔斯马尼亚上人－所谓的“野人”－
甚至没有机会把他们的文化向世界作—番描述和介绍，人们几乎只知道，
他们是一些身材矮小的狩猎－采集者，有着红褐色皮肤，头发满是卷结，
据最先和他们接触的探险家说，他们的性格开朗而愉快，对于他们的起源，
我们只能猜想，很可能他们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后代，
大约在1万年前来到塔斯马尼亚岛，
随后也就在生物学上和文化习俗方面适应了岛上凉爽而湿润的森林生活条件，
我们手边现在只存几张照片和一些骸骨，甚至他们的语言也无法再现，
因为遇到塔斯马尼亚土人的欧洲人很少有人去留心他们的语言。

在1800年初期到那里去的不列颠移民者，并不把这些塔斯马尼亚人看作是同类，
而只看作是妨碍农业和文明发展的动物，他们受到有组织的围歼，
无缘无故就遭到虐杀，在一次猎取袋鼠的大规模活动中，
一群男女和儿童只因为向白人方向奔跑，就被子弹扫射倒地，
很多土人死于梅毒和其他来自欧洲的疾病，到1842年，
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当时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数目已经由原来的5千左右下降到不足30人，
其中的妇女已经年龄太大，不能再生儿育女，他们的文化也从此衰亡了。

然而土著人的最后灭亡，却是一个从伦敦来的传教士、
非凡的利他主义者乔治·罗宾逊所一手造成的，1830年，
当塔斯马尼亚土人还残存几百人的时候，
罗宾逊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想要把这个种族保全下来，
他以同情的态度接近这些被追猎的幸存者，说服他们跟着他走出森林中的避难所，
向追猎者投降，有少数土人果然住进了白人移民者新建的村镇，终于沦为乞丐，
其余的人由罗宾逊带领，到了弗林得岛，那是一个位于塔斯马尼亚东北方的孤独的哨所，
在那里，他们吃咸牛肉，喝放糖的茶，穿西服，学会讲个人卫生，
使用钱币，并信仰严格的加尔文派基督教，部族的老文化就这样与他们完全绝缘了。

每天这些塔斯马尼亚人走进小教堂，听乔治·罗宾逊讲道，
对于最后这一个阶段的文化史，我们倒有一段洋泾滨式英语的记载：
“一个上帝……土人好，土人死，土人升天……坏土人死了，下地狱，坏人的灵魂，
火媳灭。土人哭喊、哭喊、哭喊……”教义问答中反复重述着这容易理解的信息：

不久以后上帝将怎样处置这个世界？
你喜欢魔鬼吗？
上帝为什么创造我们？
他有自己的打算……

塔斯马尼亚土人受不了这种灵魂的冶炼和熬煎，他们变得忧郁阴沉而毫无生气，
不再生儿育女，许多人因流感和肺炎而死去，
残存者被迁移到塔斯马尼亚本土上一个靠近霍巴特的新保留地，
他们中的最后一个男子，即欧洲人称之为毕立王的人，于1869年死去，
剩下的几个老妇几年后也相继去世，人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
也许略带几分尊敬——观赏他们。在这同时，乔治·罗宾逊自己却生养了一大家人，
他一生的目的在于挽救塔斯马尼亚人免于灭绝，
他心安理得地以更为文明的宗教驯服取代了残酷的杀戮，
只不过按照无意中支配着他的严格的生物学的运算体系，他总算没有失败。

希望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本真的普罗米修斯：

齐唱：或许你走得比你所说的更远？
普罗米修斯：由于我，芸芸众生不再关心自己的命运。
齐唱：你让他们怎样去战胜这种弱点？
普罗米修斯：我把含蓄的希望放进他们心中。

自然科学真正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意味着，知识和对物理环境的探索会带来人的解放。
但是在另一个层次，在新的时代，它也会构造科学唯物主义的神话，
这一神话遵循正确的科学方法，
强调精确性和对人类天性最深需要的深思熟虑与诚挚的依赖，
并用含蓄的希望鼓舞自己：脚下新的旅程，将把我们引向遥远和美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