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is de Tocqueville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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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论美国的民主》

前言

“人之所以选择服从，是因为他不能察觉且无法预见同伴的反复无常；
最终，他将自己囚禁起来，将自己永远束缚在脆弱的环境中。”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大革命令这个牢牢占据科唐坦半岛的家族感到震惊，他们与奴仆们关系良好，
并为其领主职责感到自豪。当革命浪潮抵达诺曼底，它只带走了城堡中的鸽舍。
它从托克维尔家族中带走的仅仅是养鸽子的特权。

托克维尔家族会专门腾出下午的时间来阅读和谈话，
包括他们的访客夏多布里昂——他尤其受益于拜访经历，并撰写了他的作品《摩西》。
在博蒙家族中，他们会一起阅读，共同致力于音乐、绘画的创作和慈善工作的创建。

日常生活中的激情，是获得财富的方法，
在不扰乱国家的基础上得到这种激情的方法有一千种。

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可以想象出一个由全世界各个国家组成的社会：
英国、法国、德国……每个人有不同的语言、信念、见解；总而言之，
这是一个没有常见的偏见、情绪、观念的社会，一个没有民族特性的社会，
其会比我们的社会快乐一百倍。更有道德？我对此表示怀疑。还有就是出发点。
什么能够使那么多不同的元素联系在一起，什么能够使所有人凝聚成一个民族？利益。
这就是秘密。在每一个瞬间涌现而出的特殊利益，
以及公开形成的利益被称为社会理论。

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可以想象出一个由全世界各个国家组成的社会：
英国、法国、德国……每个人有不同的语言、信念、见解；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没有常见的偏见、情绪、观念的社会，一个没有民族特性的社会，
其会比我们的社会快乐一百倍。更有道德？我对此表示怀疑。还有就是出发点。

什么能够使那么多不同的元素联系在一起，什么能够使所有人凝聚成一个民族？利益。
这就是秘密。在每一个瞬间涌现而出的特殊利益，以及公开形成的利益被称为社会理论。

博蒙和托克维尔对美国有不同的兴趣，但他们打算同时发表他们的作品，
并将其作为同一本书的两个部分。在1831年，以及此后一段时间，
他们的作品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仅在后来才变得截然不同。
第一个版本的《监狱系统》也公布了古斯塔夫·德·博蒙和亚历克西·德·
托克维尔共同完成的名为《美国的体系与道德观念》的关于美国的作品。
在《监狱系统》出版一个月后，托克维尔在写给爱德华·埃弗雷特的一封信中仍提到了该合作作品：
“为了完成更全面的关于美国的作品，德·博蒙先生和我现在很忙。”

他们似乎没有忘记此类型监狱的建筑成本高或者
将囚犯日日夜夜地隔离在单人牢房中所存在的危险性。

在海峡另一端停留一段时间之后，托克维尔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英国没有处于革命的前夕。
与法国贵族不同的是，英国贵族是开放的，它继续履行着祖先的职责，
而较低的社会阶层可以通过金钱获得贵族地位。

“英国贵族，”托克维尔在他的笔记中写道，
“因它的激情和偏见而与世界上的贵族阶级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这种难以接近的东西并非始于出身，只要有钱，人人都可以得到它；
当其他所有贵族屈服于人民或者国王的时候，这个唯一的区别使它能够反抗。

在政治社会中，有两个原则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
第一，人民主权，民主政治，其原则既有区别又相互交融；
第二，联邦，其原则是统一和维护。
他随后在两栏中记录了符合每个原则的观点：

人民主权。
民主政治，不平衡。大多数人的压治性统治——无特权阶级；
一名贵族在美国面对的困难。农夫绅士们。
大多数人的政府；公众舆论；
一旦形成固执的大多数人——构造和政党的运作。

由于这个国家的所有事情都是零零碎碎的，你每次只能改变一件事情，
而每一个变化只能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兴趣。由于同样的原因，你只能激发少数人的热情。
按照整体改革路径发展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在英国，
你只能将同样的原则应用到少数事物上（J. S. 米尔）

从托克维尔第一次前往英国起，他就有这样的感觉：在那个国家，穷人渴望占领富人的地位，
且有时能取得成功。“法国人的思想是不想有上级。英国人的思想是想要下级。”

在《法国的社会形势与政治形势》中，
托克维尔注意到法国贵族和英国贵族的不同之处在于事实上只有英国贵族才是真正的贵族，
即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具有类似于血统、智慧、金钱、文化等“特质”的人。
另外，在法国，贵族阶级的唯一特质是家世，这使得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得到它。

我声明，在人类历史之中，当我看见胜利者和被征服者，我非常佩服胜利者，
他们在我眼前彰显了他们的价值；但我也非常同情被征服的国家。
只要存在受支配的民族，只要它没有在征服之下彻底消失，我为它许愿，
我怀有希望，我相信这个民族的本能；在我的梦中，我看见它挣脱了奴役的枷锁，
摆脱了暴君的暴政统治。如果有一天，我得知这个民族在荣耀中消失，
我仍然忠实于它，我会在它的坟墓上哭泣。
至于赦免犯罪，它是一种可恶的、卑劣的行为。它是一种常见的卑劣行为。

1. 民主对观念造成的影响。
2. 民主对情绪造成的影响。
1. 民主对思想造成的影响。
2. 民主对心灵造成的影响。
3. 民主对习惯造成的影响。

开拓者必然忙于寻找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他远离世界的其他部分，独自生活在小木屋中，
他唯一担心的是整个家族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产量。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为了获得生存的必需品，
为了保护他的小世界。他对出现在他的家门口的陌生人表现出来的慷慨无非是一种算计；
这种行为并非发自内心，它是有原因的，它是一种投资。沉迷于物质生活、
个人主义和利益是很容易理解和定义的，其显然具有偶然性和暂时性，
但是生活在边境，它们可能会成为每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的永久现象。

托克维尔继续说道，一旦你剔除了所有的次要原因，
世界上所有的革命都有一个唯一的目的——增加或者减少平等，
而平等是革命运动的基础或者产生的原因。无论是过去的革命还是现在的革命，
其通常还包括了富人反对穷人和穷人反对富人的大背景。

野蛮人与野蛮人是相互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软弱和无知。
高度文明的人全都能变得平等，是因为他们全都能够通过相似的手段获得舒适和幸福。

托克维尔的理论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主张，
为了达到历史的最后阶段——平等和自由在这一阶段才真正相互一致，
贵族主义阶段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如果说“正是因为人们失去了自由，
他们才需要重新夺回自由的方法”，那么真正的自由往往需要走过奴役的道路。

也许当哲学一词被应用到托克维尔的理论上时，是不完全准确的。
托克维尔曾说过他对哲学有一种恐惧感，他写道：
“事实上，哲学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活动的思想活动。”

但在民主时代，很少有人会为了寻找伟大的知识真理而奉献一生；
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仍然非常需要使用普遍思想指导他们的行为。
为了避免那些迫使每个人忙于计划、思考、感知的绝对的和过度的普遍思想，
它遵循了最佳的方式，此外：“当他［人类］厌倦于寻找是什么让他的同伴行动，
他至少尝试着理清是什么推动自己前行，但他仍然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他带着疑惑穿越了整个世界。他最终重新审视自己，
当他想更加了解自己的时候，一切似乎变得更不明晰。

伟大的事物与极其琐碎的事物、深奥晦涩的事物与突出明了的事物，
它能够在同一时间使人产生虔诚、钦佩、蔑视、恐惧。我只考虑我自己。
人类本源于无物，随着时间的消逝，最终永远消失在上帝的怀抱中。
你只能在那一刻看见他——当他徘徊于那两个让他迷失的深渊的边缘。

美国人所具备的不同寻常的物质条件，使他们处于一个可塑性强、可以随意改变的世界中，
其通常能够让他们避免欧洲社会中的思想紧张状态。
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美国人往往可以离开他的家到西部去，
他在那里能够轻松地为自己创造新生活。那就是想法如何轻易地转变为现实，
以及为什么抵制那种转变的力量是薄弱的。

托克维尔相信，人类思想对事物存在天生的品位。

物质过剩直接导致利己主义思想和一种永远烦乱的状态，最终导致无政府状态。
随着哲学的发展，宗教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其能够凭借它的极端特性，引起思想的武断性和不动性。

“在野蛮人的社会中，他们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托克维尔回忆说，
“因为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第一需要和人生中最粗鄙的兴趣所占据，
思想发展的想法很难出现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

新专制具有一种背信弃义的原则——在赋予身体自由的同时压迫灵魂。

难道你没有发现意见分裂的速度比财产分割还要快，每个人将自己封闭在他自己的头脑之中，
就像农场劳动者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一样？……相较于他们在不平等的环境中的情况，
情感渐渐变得更加个人化，很快，人类与他们的信念分隔得更远。

就像一个新国家的每个居民那样，美国人必须迅速养成控制其自身的习惯，
但必须防止这种习惯超过它的自然界限，进而转化成奴役形式：

托克维尔提到，在民主国家中，因为人类不再因为社会等级、阶级、团体、
家族的关联而联系彼此，他们只是过于倾向于关注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
他们总是太容易只考虑自己并退缩到狭隘的个人主义中——这种个人主义遏制了所有公共美德。
专制完全没与这种倾向作斗争，专制使它成为不可抗拒的事实，
因为专制让公民们失去所有的共同爱好、所有的本能需求、所有的合作需要、
所有采取共同行动的场合。也就是说，它将他们束缚在私人生活之中。
他们总是倾向于分散彼此；它隔离了他们；他们彼此之间变得冷淡；它让他们变成了寒冰。

序言

我暂时回顾一下700年前的法国：我发现它被少量的拥有土地、统治人民的家族所瓜分；
在那个时候，统治权随着遗产的继承而世代相传；人类只能通过权力对他人产生影响；
你只能发现唯一的权力来源——土地所有权。

但另一方面，神职人员的政治权力已经确立并很快不断扩张。
神职人员对所有阶级都敞开大门：穷人和富人、平民和贵族，
都能够平等地经由教会这一渠道进入政治领域；
那些原本被终身奴役的农奴以神父的身份出现在贵族之中，并且常常成为国王的座上宾。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稳定，人类之间的不同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人们愈发感觉到对民事法律的需要。随后，法理学家出现，
他们来自阴暗的法庭和布满灰尘的文员办公室，他们出现在贵族的宅邸中，
坐在身披裘皮盔甲的封建贵族身边。

当国王因为好高骛远而葬送自我，当贵族人士因为私斗而耗尽家产，
当平民通过经商富裕起来，金钱开始对国家事务产生影响。
贸易成为一种全新的权力来源，金融家成为既被蔑视又受追捧的政治力量。

启蒙渐渐传播；人们对文学和艺术的品位再度觉醒；随后，思想成为成功的元素之一；
知识是政府的一种手段；智慧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文人墨客进入公共事务领域。

随着获得权力的新方法不断涌现，我们可知家庭出身的价值日益下滑。
在11世纪，贵族拥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在13世纪，贵族身份可通过购买获取；
贵族头衔的第一次授予发生在1270年，平等最终由贵族阶级自身引入政治领域。

当公民们开始不再按照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有土地，
当所谓的个人财富能够反过来产生影响力并使人们被赋予权力，艺术领域不再有新的发现，
商业和工业领域不再引入进一步的改进，人们之间也不再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新的平等元素。
从这一刻起，所有已发现的进程、所有已产生的需求、所有亟待满足的欲望，
都向着普遍平等推进。对奢侈品的爱好、对战争的热爱、对时髦的追求，
以及人类心中最肤浅的和最高尚的情感，似乎在富人和穷人心中得到了平衡。

从脑力成果成为力量和财富之源的时候开始，每一次科学发展、
每一种新的知识元素、每一种新的思想，都应当被视为人们触手可及的权力的种子。
诗情、口才、记忆力、慈悲心、想象力的火花、思想深度——这一切上帝随机赋予的天赋，
都有益于民主的发展，即使当它们落入民主的对手的手中，
它们仍然可以通过塑造伟大的人性而为民主服务；
因此，民主征服的范围随着文化和教育的延伸而扩大，
而文学成为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军械库，弱者和穷人每天都能在那里找到武器。

你将阅读的这整本书是在一种带有宗教敬畏的心情下完成的。

上帝不必开口，我们就能够发现关于他的意愿的确凿迹象；
只需观察自然界的日常规律和事件的持续发展趋势就足够了；
我知道，即便上帝没有提高他的音量，天上的星星也会按照他的手指画出的曲线移动。

国家的首领［立法者］从未想过提前为革命作任何准备；
革命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愿或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中产生的。
这个国家中最有权力、最有才智、最有道德的阶级从未为了领导革命而控制它。
因此，民主受其狂野本能的支配；它就像那些缺乏父母照顾、生活在城市街道、
只知道社会的恶习和悲惨的孩子那样独自成长。
当它毫无征兆地获得权力，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随后，每个人服从于它的每一个要求，它被尊为力量的象征；
但后来，当它因为自身的过度化而被削弱的时候，立法者设想出摧毁它的草率计划，
而不是尝试着指导和纠正它；立法者不想教授它治国之法，而是用尽心思将它挤出政府。

他们之所以关心穷人的遭遇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帝赋予他们的职责。

人民从不奢想不属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人们从未想象过自己与统治者平等，
人们接受恩惠并从不对统治者的权力提出质疑。当统治者是仁慈之人，
他们爱戴统治者，他们毫无怨言、奴性地服从于统治者的苛刻要求，
仿佛这是上帝安排给他们的不可避免的责罚。
此外，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也为专制划定限制，为专制的行使制定约束。

由于贵族从未想过有人要剥夺他们手中那些自认为合法的特权，
而农奴认为他们的卑下身份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则的产物，可以想见的是，
在享有不同命运的两个阶级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互惠的关系。
因此，虽然你在社会中看见不平等和苦难，但是灵魂不会因此堕落。

一方面是集财富、权力、悠闲于一身的人，他们拥有奢华的追求、风雅的品位、
愉悦的心情、献身于艺术的精神；而另一方面是终身劳作、粗野、无知的人。

但是在这群无知和粗俗的人中，你发现了充沛的激情、
高尚的情操、深厚的信仰和质朴的美德。

我想象出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人视法律为自己的作品，
他们爱护法律并能够毫不费力地遵守它；在那里，他们尊重政府的权威是因为它是必不可少的，
而不是因为它是神圣的，他们对国家领导的爱戴不是一种激情，
而是一种理性和冷静的情感。由于人人都有权利且他们的权利得到了保证，
因此各个阶层之间建立起一种强烈的彼此信任和互尊互重的关系。

财富的分割缩短了贫富之间的差距；但随着距离的缩短，他们似乎找到了憎恨彼此的新理由，
并且，他们以充满恐惧和忌妒的目光注视着彼此，都想把对方拉下权力的宝座；
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权利的观念并不存在，对他们来说，权力似乎才是现在和未来的唯一保障。

穷人继承了他的父辈们的大部分偏见，而没有继承他们的信仰；
继承了他们的无知，而没有继承他们的美德。穷人将利益学说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而不了解利益学说的科学本质，而他的利己主义就像他以前的奉献精神那样，
都是愚昧的产物。

社会之所以安宁，不是因为它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和繁荣，
而是因为它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无力，它担心努力尝试会让它彻底崩溃。
人人都意识到一切变得越来越糟糕，但是没人拥有必要的勇气和力量去寻求某种更好的事物；
我们拥有欲望、遗憾、悲伤和喜悦，但无法产生任何显著或持久的效果，
就像老年人满怀激情最终却因自身的无能而告终。

在这些宗教人士身旁，我发现有一些人的目光转向尘世，而不是朝着天堂；
他们崇尚自由，不仅因为他们认为自由是最高品德的起源，
而且因为他们认为自由是最大的优势之源，
他们真诚地希望巩固自由的统治地位并让人们尝到自由带来的甜头。
我了解这些人迫切需要宗教给予援助，因为他们必定知道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观念，
没有道德观念就无法建立自由的统治；但他们发现宗教出现在敌对行列之中；
那足以让他们止步不前；有些人攻击宗教，
有些人不敢为它辩护［这些人都缺乏启蒙教育或者勇气］。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拙劣和堕落的人主张奴隶制度，
而拥有独立精神和宽大心胸的人为了拯救人类自由而进行着毫无希望的战斗。
但现在，你常常见到一些出身高贵而狂妄自大的人，他们的观点与他们的品位截然相反，
他们歌颂着与他们的身份截然不同的奴性与卑劣。
与此相反的是，那些谈及自由的人仿佛能够感觉到自由的神圣与伟大，
他们大声宣称自由代表人类权利，而人类却一直忽略自由的存在。

人们丢掉手中的耕犁拿起梭子和锤子：他们离开农舍走进工厂；
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遵循了组织社会所特有的发展规律。

不回顾起因的基础上分辨结果，在不了解将会发生何事的基础上做出判断，
这难道不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吗？我们观察到太阳改变位置，观察到它时常在天空中上升，
我们意识到这种运动是有规律的，我们感觉到它受到造物者的控制，
但我们无法判断是什么力量让它运动，
是什么力量带领我们与太阳一起朝着宇宙之中的未知点前进。

北美的地理

这里的河流蜿蜒曲折，仿佛是在随意地流动。这些河流时而汇合并流、
分开，又再次汇合，时而流入沼泽地带，不断地消失于它们制造的水之迷宫里，
在经过无数的波折之后，它们最终流入极地海域之中。
位于第一个区域南端的五大湖不像旧大陆的大多数湖泊那样四周围绕着险峻的山丘和岩石；
它们的湖岸平坦，只比海平面高出几英尺。因此，每个湖泊就像是盛满水的大盆子：
地球构造的细微变化就会让湖泊中的水流向北极或是赤道海域。

第二个区域比较凹凸不平，更适合成为人们永久居住的地方；
两条大山脉沿纵向将该区域划分：一条名为阿勒格尼山脉，
其紧邻大西洋海岸；另一条山脉与太平洋平行。

密西西比河流经的河谷似乎是专门为它而造的；在那里，这条大河既能为善又能作恶，
就像是上帝那样。在河水附近，大自然展现出一种无穷无尽的繁衍力。
距离河岸越远，植物越稀少，土地越贫瘠，万物都已凋萎或者死亡。
地球上所有大变动留下的痕迹都不像密西西比河谷那样清晰。
整个国家的一切景象都证明了水的作用。无论它是贫瘠还是充裕，都是水的影响。
在河谷底部，古代大洋的海浪沉积了厚厚一层植物性物质，
海浪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这些沉积物冲刷平坦。在河岸右侧是一片巨大的平原，
它平坦得就像是农民用磙子碾过的田野一样。相反的，越是靠近高山，
土地就变得越不平坦、越贫瘠；可以这么说，成千上万处的土壤被刺穿；
古老的岩石随处可见，就像一具具骷髅那样立在那里，
其四周的筋肉已经在时间之中消磨殆尽。大小不一的花岗岩砂粒和石头覆盖在地表；
一些植物的新芽艰难地在这些障碍物之间萌发、生长；
它看上去就像是一片被覆盖在某些巨大建筑物的废墟之下的沃土。
事实上，经过分析，不难发现这些石头、
砂粒与落基山脉上干燥而嶙峋的山峰上的岩石完全一致。
在河谷沉积出土地之后，河水无疑又把山上的一部分岩石冲了下来；
河水卷着岩石沿着斜坡翻滚而下；并且，岩石在经过互相研磨之后，
分散成小碎片，最终停留在落基山脉的山脚下。

总而言之，密西西比河谷是上帝为人类居住而准备的最佳住所；
然而，它现在仍然是一片巨大的荒野。

正是在这片荒凉的海岸上，聚集了人类工业最初的成就。
正是在这片干燥荒芜的土地上，
英国殖民地逐渐成长和壮大起来，最终成为美利坚合众国。

北美呈现出另一番景象，那里的一切都是庄严而肃穆的。
你可以说这里是为了成为思想的领域而被创造的，
而南美则是为了使感官得到享受而被创造的。

澎湃而多雾的海洋冲刷着海岸；由花岗岩石块和砂砾组成的海岸围绕着海洋；
覆盖着海岸的森林中，排列着阴沉而忧郁的植物；
那里几乎只生长着红松、落叶松、常绿栎、野橄榄和月桂树。

在这里，这些森林就像是被人类控制的领土那样，死亡无处不在；
但是没人去清理那些因死亡而遗留的残枝。因此它们不断积累，
时间无法尽快地将它们转化为泥土以便为新生植物腾出空间。
但是在这些残枝的最中央，繁殖活动从未停止。
各种各样的藤蔓植物和杂草越过障碍物不断生长；它们沿着坠落的树干攀爬，
慢慢进入树木的泥土之中，向上生长并穿破了仍然覆盖在它们表面的干瘪树皮，
为它们的新芽开辟了一条道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那里的死亡帮助了生命。
生与死相互交融，似乎想要混合和交换它们的成果。

他们的皮肤是红色的，他们的头发长而有光泽，他们的嘴唇很薄，他们的颧骨非常突出。
美国原始部落所使用的语言彼此之间虽在词汇上有所不同，
但所有语言遵从同样的语法规则。

印第安人除了自身之外别无他物。他的道德、他的恶习、
他的偏见都是他自己的产物；他仅凭他的本性独立成长于荒野之中。

在文明的国家中，平民之所以粗俗，不仅因为他们的无知和贫穷，
而且因为他们常常与那些文明和富裕的人接触。

他们发现自己的不幸与软弱，并在日常生活中将它们和某些同胞的幸运与权势进行对比，
这同时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怒和恐惧；他们的这种自卑感和依赖感，
既激怒了他们，又羞辱了他们。
这种内心状态反映在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语言中，他们既傲慢又卑屈。

这一事实通过观察可被轻易证明。生活在贵族主义国家中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粗俗，
生活在奢华城市中的人比生活在乡村中的人更粗俗。
在这些有钱有势的人聚集的地方，软弱和贫穷之人仿佛感觉自己由于身份低下而备受压迫；
由于发现自己毫无重获平等的希望，他们对自己完全丧失希望，从而弃人性尊严而不顾。

这种因身份对比而带来的不幸结果不存在于野蛮人的生活之中；
这些印第安人，都是无知而贫穷的，也是平等而自由的。
当欧洲人抵达北美的时候，那里的土著居民仍不知道财富的价值，
并对文明人从那里获得的物质福利显得漠不关心。
然而，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粗野之气；
相反，他们的行为举止体现出一种习惯性的谦让和一种贵族式风度。

当印第安人处于和平状态之时，他们温和宽大而热情好客；
当他们处于战争状态之时，他们残忍无情甚至可以超过人类的残暴性极限。
印第安人能够冒着饿死的危险搭救一名在半夜敲门求救的陌生人，
但他们也能用自己的双手撕碎囚犯们颤抖的四肢。
那些最有名的古代共和国从未表现出比隐藏在新大陆的原始森林中的土著人更令人钦佩的坚定勇气、
更高傲的精神以及对独立的永不妥协的爱。当欧洲人在北美海岸登陆的时候，
并没有给印第安人留下太大的印象；欧洲人的出现既没有让他们感到忌妒也没有让他们感到恐惧。
他们能对这些人持有什么样的见解呢？印第安人知道如何无欲无求地生活，
如何毫无怨言地生活，如何载歌而死。此外，就像伟大的人类家族中的其他成员那样，
这些野蛮人相信存在更加美好的世界，他们以不同的名字称呼创造宇宙的上帝并崇拜他。
他们对伟大的智慧真理的理解是简单而极具哲学深意的。

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呀！一些民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被彻底抹去；
他们的语言已经失传；他们的荣耀就像是没有回声的声音那样完全消失。
但我认为至少他们留下的坟墓证明了这个民族的过往。
因此，在人类的所有作品中，
最经得起时间冲刷的还是最能体现人生的虚无和悲哀的坟墓！

北美的印第安人和通古斯人、满族人、蒙古族人、鞑靼人以及其他亚洲游牧民族在身体结构、
语言和习惯上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后者占据了靠近白令海峡的位置，
根据这一点可以假设，在很久以前的一个时期，
他们迁徙到了荒芜的美洲大陆。但是科学尚未成功弄清这一点。

杰斐逊总统这样写道（《弗吉尼亚纪要》第148页）：“当易洛魁印第安人遭受劲敌攻击的时候，
有人发现老人们不屑逃跑或是保护他们的家园不受破坏，
他们就像古罗马人抵抗攻击罗马的高卢人那样勇敢面对死亡。”后文的第150页：
“从来没有一个印第安人在落入敌人手中之后而苦苦求饶的例子；
相反的，他们对敌人百般侮辱和挑衅，以求迅速死于对方之手。”

英裔美国人的起源以及其对他们的未来的重要性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最初的时光是在童年的趣事和消遣中度过的。
他逐渐长大；开始进入成年；最后，世界的大门对他敞开；
他开始接触其他成年人。
在那时，你通过研究第一次发现他在成年期形成的恶习和美德得到进一步发展。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应当追溯到开始之时；审视仍在母亲的臂弯中的婴儿；
观察外部世界在他那尚不明亮的心智之镜上反射出的影像；
注视他的双眼最初捕捉到的事物；聆听那些最初将他那沉睡的思考能力唤醒的话语；
最后，观察他不得不经受的第一次斗争。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认识那些将主宰他的一生的偏见、习惯、激情的来源。
可以这么说，襁褓之中的婴儿是完整的人。

的确，在已经不复存在的民族曾占据的地方，我们发现新的民族正在崛起，
他们借用了前人的某些特质。他们借用了这个民族的语言能力；
借用了那个民族的法律制度；借用了另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念；
借用了下一个民族的某些思想和偏见。尽管这些元素已经存在，但它们的组合是全新的。
这些社会碎片在地球上随意移动，现在没人能够根据它们重塑最初的民族类型，
或者说，没人能够解释时间如何将最初的民族类型与奇怪的元素相结合从而使其发生改变。

语言也许是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最强大的、最持久的纽带。所有移民说同一种语言，
他们都是同一个民族的子孙。他们出生于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因教派之争而动乱不断的国家，
在那里，各个派系轮流将自身置于法律保护之下。
他们的政治教育塑造于这种粗暴的教派斗争之中，
你会发现他们比大多数欧洲人民更了解权利概念、真正的自由原则。

当移民者离开祖国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优越于对方的感觉。
幸福和有权有势的人几乎不会选择四处流亡，对于这些移民来说，
贫穷和不幸才是平等的最佳保障。然而，也有一些大领主因为政治纠纷或宗教争执而被驱逐到美洲。
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关于阶级地位的法律，
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美洲大陆绝对与领土贵族阶级格格不入。
要开垦这片难以开垦的土地，只能依靠所有者本身的不懈努力和不断关注。
人们发现，这些土地的出产量无法使地主和租客同时致富。
因此，这些土地被自然地划分成小块的地产，由所有人自行耕作。
现在，贵族紧紧依附着土地，贵族只有依靠土地才能生存。
这里既没有建立贵族阶级的特权，也没有贵族阶级赖以存在的身份制度，
贵族阶级产生于代代相传的土地所有权。一个民族可能既有大量的富人又有很多穷人；
但这些财富并非来源于土地，而是来源于该民族本身的贫富不均；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里不存在阶级。

弗吉尼亚是第一个英国殖民地。移民于1607年到达那里。
在这个时候，欧洲仍然沉浸在通过开采金矿、银矿使国家致富的想法之中。
这一破坏性想法不仅使沉迷于此的欧洲国家变得贫苦，而且给它们带来了战争和恶法；
而在美国，它夺去了更多的生命。因此，正是被送去弗吉尼亚的淘金者，
这些既无才智又缺乏恰当举止的人，他们的狂暴而不安宁的性情，
给殖民地的初期建设制造混乱，并使殖民地的发展变得不稳定。
随后到来的是工人和农民，一个更讲道德、更加温和的族群，
但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优于英国的下层阶级。
他们既没有高尚的思想也没有实质性计划来指导新制度的基础性建设。
殖民地尚未完全建成之时，奴隶制被引入这里；而奴隶制正是对南部的人的个性、
法律和整个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事实。

正如我们将在以后解释的那样，奴隶制使劳动蒙羞；它带来了懒惰，
随之而来的还有无知和傲慢、贫穷和奢侈。它使思维的力量失去活力，
并使人类活动陷入沉睡。奴隶制度的影响，加上英国人的个性，
解释了南部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状态［性格特征］的由来。

［≠甚至定居者的外观也被认为是他们的生活习性的印记。
定居弗吉尼亚的人种普遍具备的特征是高个子、
贵族气质和支配欲，这无论在何处都可辨别。≠］

几乎所有殖民地的最初居民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缺乏财力、
因出身贫寒或因品行不端而被赶出祖国的人，就是贪婪的投机者和工会代理人。
有些殖民地的居民甚至不能声称其拥有这样的出身。

我已经说过，那些前往美国的欧洲人的身份地位在大体上是平等的，
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这些移民（清教徒）带来了民主，
甚至可以说民主存在于他们的内心。］按比例而言，
在他们之间传播的学问多于现如今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也许他们无一例外都接受了比较良好的教育，
而且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还因为天赋和学识而闻名于欧洲。
其他殖民地则是由没有家庭的冒险家创建的；新英格兰的移民带着令人钦佩的秩序和道德，
在妻子儿女的陪同下来到这片荒野。但最让他们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具有创业目标。
他们并非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们自愿放弃了那里值得留恋的社会地位和安定的生活。
他们来到这个新世界也并非为了改善处境或是增加财富；
他们离开舒适的家园，仅仅是为了满足纯粹的求知需要。
通过尝尽流亡生活不可避免的艰辛之苦，他们想要确保一个理想获得胜利。

这些移民或这些朝圣者——他们这样称呼自己，
属于一个因教义严格而被命名为清教的英国教派。
清教主义不仅是一种宗教教义，而且在几个方面夹杂着最绝对的民主理论和共和理论。
因此，它遭遇了最危险的敌人。清教徒在祖国受到政府的迫害，
他们感到自己的严格教义因他们所在的社会的日常生活而受到损害，
因此他们寻找着一片人迹罕至的荒凉之地，
这样他们就能够遵循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并自由地崇拜上帝。

然而，当等级制度仍在祖国专横地将国民划分为不同阶级的时候，
殖民地却逐渐呈现出社会完全均质化的全新景象。
民主，这种人们在古代从来不敢奢想的东西，
已经以强大的力量和全副武装冲破了古老的封建社会的禁锢。

不能忘记的是，这些怪诞的或者专制的法律并非全然由某人强加于居民，
而是由全体当事人自由参与投票表决；
而且居民的风俗习惯比法律更加严厉且更加具备清教徒特点。
在1649年，波士顿成立一个阻止人们蓄留长发的浮华行为的庄严协会。

毫无疑问，这样的错误使人文精神蒙羞；它们证明了我们天性中的弱点，
我们的天性不能牢牢地掌握真理和正义，其往往仅选择真理和正义之外的过激行为。

事实上，存在一种堕落的自由，这是一种动物和人类均享有的自由，
它的本质就是恣意妄为。这种自由是一切权威的敌人；它难以忍受所有规章制度；
在这种自由的引导下，我们会自甘堕落；它是真理和自由的敌人；
上帝认为我们应该站起来反抗它！但还有一种文明和道德的自由，
它的力量在于联合，而政权本身的使命在于保护这种自由；
这种自由将无所畏惧地支持所有的公正和良善的事物。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种神圣的自由，如有必要甚至为它献出生命。

一个穷人并非总是有钱交纳保释金，甚至在民事案件中亦是如此，
如果他被迫在监狱中等待公正的判决，那么他的被迫入狱很快会让他变得更加困窘。

相反，一个富人通常能够在民事案件中成功摆脱监禁；更有甚者，即使他犯下罪行，
他也能够轻易规避等待他的惩罚：在交纳保释金之后，他就人间蒸发了。
因此可以这么说，对他而言，所有的法律制裁都成为罚款。

英裔美国人的社会状况

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立法系统和风俗习惯，就得从研究它的社会状况开始。

那些来到新英格兰海岸定居的移民彼此之间是非常平等的。
即便是贵族主义的萌芽也未曾出现在合众国的这部分领土上。
在那里，只有学识［一种学识上的赞助］能够产生影响。
人们习惯于尊敬某些姓氏，把它们当作学识和美德的象征。
某些公民因自己的声望获得了高于普罗大众的权力，
如果这种权力一成不变地由父亲传给儿子，或许其应当被称为“贵族主义”。

在南部，一个人在奴隶的帮助下能够耕种一大片宽阔的土地。
因此在美洲大陆的这部分地区存在富裕的大地主；
但他们产生的影响却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欧洲贵族地主产生的影响，
因为他们不享有任何特权，奴隶的耕作使他们不拥有任何租客，
因此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恩惠。但是，在哈德孙河以南，大地主形成了一个优越的阶级，
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和品位，并且通常成为该阶级政治活动的核心。
这是一种与大部分民众没有太大区别的贵族阶级，
其容易考虑民众的情绪和利益，也无法激发群众的喜爱或憎恶。

根据继承法的规定，每个财产所有人的死亡都会导致财产上的一次革命；
但也可以这么说：不仅仅是财产的所有人发生了改变，财产的性质同样发生了改变；
它们被不断划分，被分得越来越小。
［随着世世代代的相互继承行为，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贫穷。］

在适用以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继承法的国家之中，
大部分地产通常是代代相传且不加分割的。
这种分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家族声望具体体现在土地上。
家族代表土地；土地代表家族；土地使家族的姓名、起源、荣耀、
势力和德行得以永存。土地既是家族的过去的不朽证明，
也是家族的未来的珍贵保证。

当继承法确立平均分配原则，它摧毁了家族声望与确保土地完整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
土地不再代表家族，因为土地经过一代人或两代人之后必然被分割，
且必定会不断缩减，直至最终完全消失。如果大地主的儿子的数量不多，
或者如果命运眷顾他们，他们有幸拥有不逊于父辈的财产，
那也不是完全拥有父亲的财产；他们的财产必然包含了父亲遗留的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

由于大地主从这一刻起不再因持有土地而得到任何巨大利益——因土地而产生的情感、
回忆、荣耀或野心，你可以肯定他们迟早会出售这些土地。
出售土地能够使他们获得更大的金钱利益，
因为流动资产能够比其他资产产生更多收入，也更容易满足他们此刻的欲望。

大型地产一旦分割就绝对不会重新聚集；
因为小地主能够从他的土地上获取高于大地主的土地收益率，
所以小地主出售土地的价格也高于大地主。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当一个有钱人低价出售了大片地产之后，他肯定不会为了恢复大地产而将其高价买进。

所谓的家族声望通常基于一种个人利己主义的幻想。
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名垂千古，被子孙后代牢记于心。
在家族声望销声匿迹之处，个人利己主义就会取而代之。
当家族不再出现在人们的脑海里，而是成为一种模糊的、含混的、
不确定的概念时，每个人就只顾眼前的便利；
他只想建设好自己这一代，而不再考虑其他了。

因此，每个人都不会尝试使他的家族永垂不朽，
或者至少他会尝试通过其他与地产无关的方法使家族永垂不朽。
至此，继承法不仅使家族难以保证同一财产的完整性，
而且剥夺了家族尝试这样做的欲望，
它在某种意义上迫使家族与其合作完成自我毁灭。

世袭地位和世袭差异的最后痕迹已经消失殆尽，
遗传法在处处发挥了它的平均化作用。

但是在那里，财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飞快速度循环流动，
经验表明很少有两代人能够获得同等的财富。
［人们就好比是这个新世界的神，一切来源于他们的事物终将再次回到他们手中。］

在这些偶然创建的州中，居民们仅在昨天才踏上这片被他们占据的土地。
他们几乎不了解彼此，每个人都不清楚最近的邻居的家族历史。
因此，在美国大陆的这部分领土中，居民们不仅没有受到大家族和大财阀的影响，
而且没有受到因学识和品德被尊为贵族的人士的影响。
在那里，没有人因为毕生在人们面前做了好事而赢得人们的尊重。

几乎所有美国人的生活都非常宽裕，因此他们能够轻易获得人类的基本知识。

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拥有一种职业。现在，每个职业都需要一定的学徒年限。
因此，美国人只能在人生初期专心接受普遍的心智教育；
他们在15岁时开始职业生涯；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当他们的教育结束时，
我们法国人才刚刚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如果他们在以后接受进一步的深造，
那也仅针对特定的、利润丰厚的领域；他们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只是为贸易作准备；
他们只注重立竿见影的应用。

在美国，大部分富人在最初都是穷人，几乎所有的休闲人士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大忙人。
因此，当他们对学习有兴趣的时候，他们没有时间专心致志学习；
当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时，又不再对学习感兴趣了。

因此，美国不存在一个以智力劳动
为荣并且求知的爱好随着财富和世袭的悠闲代代相传的阶级。
专心从事智力劳动的意志和能力因此不断消失。

智力的不平等是由上帝决定的，人类无法防止这种不平等的出现。

多合一

因为他们无法从人民的手中夺走权势并且他们没有憎恶人民到要去挑衅人民，
所以他们只能不惜一切手段讨好人民。

你必须承认，一般而言，人们只喜欢强大的地方。
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中，人们对祖国的爱是不会持久的。
新英格兰的居民之所以热爱他们的城镇，不是因为他们生于那里，
而是因为他们将城镇视为一个自由而强大的整体，他们属于城镇，而城镇值得他们不辞劳苦管理它。

在欧洲，统治者本人通常就缺乏城镇精神；
因为人人都承认城镇精神是维持安定的公共秩序的一大要素，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培养它。
他们害怕城镇变得强大和独立之后，社会权力将被划分，从而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
然而，夺走城镇的权力和独立，你将只能在那儿找到顺民，而无法找到公民。

大多数人利用城镇权力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并且出于自身原因而对城镇政权感兴趣！

新英格兰的居民喜爱他们的城镇，因为它是强大而独立的；他们关注自己的城镇，
因为他们参与城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城镇，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他们将自己的野心和未来置于城镇之中；他们参与城镇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
在这个他们可以进入的有限范围之内，他们尝试用自己的双手管理社会。
他们开始习惯于这种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如若没有这种组织形式，
自由只有靠革命才能实现。这种组织形式被灌输到他们的城镇精神之中，
他们养成了遵守秩序的习惯，理解了权力和谐的优点，
并最终对他们的义务的本质和权利的范畴产生了明确而切合实际的观念。

美国人从他们的创始者英国人那里学到了一种与我们
所知的欧洲大陆实行的制度截然不同的制度：设置治安法官。

在公众人物和行政官员之间，在行政部门和法院之间，治安法官占据中立立场。
治安法官应是一名见识广博的公民，但其不必精通法律知识。
因此，他只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其对理智和正直的需要超过对知识的需要。
当治安法官参与行政工作，他给行政部门带来的是一种例行公事、公开透明的作风，
这使他成为预防专制的秘密武器。但他不能成为迷信法律的奴隶，
那样会使行政官员难以实施管理行为。

美国的立法者对人类的忠诚度缺乏信心，但他们总是断定人是有理智的。
因此通常来说，为了法律的执行，他们更依赖个人利益。

事实上，当一个人正因行政犯罪而受到伤害，
不难理解的是保障个人利益是其提出申诉的原因。

从今以后，必须将立法权分属数个立法机构，已经成为一个被证明的真理。
这个理论是古代的共和国几乎一无所知的理论，它通过一种偶然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
它如同许多伟大的真理那样在刚出现时曾被许多现代国家所误解，
但它最终作为现如今政治科学的一项真理而被传播开来。

当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结合起来，它就能够获得巨大的力量。
这样一来，它就使人们习惯于长期且完全不敢表达自己的意志，
而不是习惯于暂时地或者在一个问题上服从，而是习惯于在所有问题上、
在时时刻刻都选择服从。那么，它不仅能利用自己的权力制伏人民，
而且能利用人民的习惯控制他们；它先把广大群众彼此孤立起来，随后再一个一个地控制他们。

的确，中央集权容易使人们的行动在表面上保持一定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虽然出于对中央集权的喜爱，但人们却不知道这种集权将被应用于何处，
仿佛膜拜神像的信徒忘记了神像所象征的神明。
中央集权可以轻易地赋予国家日常事务以稳定的外貌，巧妙地规定社会秩序的细节，
镇压小规模的骚动并惩治轻微的犯罪行为，使社会保持既无真正的进步又无实质性落后的现状，
让社会永远处于一种通常被官员们称为良好秩序和公共安宁的昏昏欲睡的行政状态。
简而言之，中央集权擅长维持现状，不擅长创新。当社会产生巨大动荡或者社会迅速发展的时候，
中央集权就会失去控制的力量。只要它的各项措施需要得到公民的支持，
你会惊讶于这一巨大机制所暴露出来的弱点，这些弱点立即使它处于无能的状态。

欧洲人习惯于不断寻找附近的官员负责承担几乎一切事务，
因而他们很难采用美国这种截然不同的城镇行政机制。
大体上可以这么说，能够使人们的生活轻松和愉快的社会秩序细节在美国被忽略了；
但社会为人民提供的必要保障在美国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应有尽有。
在美国，各州行使的权力虽不如欧洲稳定、进步和巧妙，但却大于欧洲百倍。
说到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为了创造社会福祉而做出如此多的努力。
我不知道哪个国家创建的学校有如此之多、如此有效；
其创建的教堂有如此适合于居民的宗教需求；其修筑的城镇公路有维护得如此完好。

在欧洲有这样一些国家，那里的居民认为自己是外来移民，
对其所居住的地方的命运显得漠不关心。他们均未参与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
他们甚至并不确切地了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只是感到发生了变化，
他们只是偶然听说某个事件。更有甚者，他们的村庄的命运、街道的治安、
教堂和教务评议会的处境都与他们无关；他们认为这一切事情无论如何都与他们毫无关系，
应由被他们称为政府的强大的第三人进行管理。［每时每刻，你都能够听见他们说：
这是我所关心的；提供这一切是权威当局应当负责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只是像用益权使用者那样享受这些利益，
而他们对这些财产既无占有的思想，又无任何改善的念头。
这种对自己漠不关心的态度竟然发展到即使他们自己的安全或者他们子女的安全最终受到威胁，
他们也不会自行排除这些危险，而是束手等待整个国家为他们提供援助的地步。
而且，虽然这种人愿意完全牺牲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他们绝不会比其他人更愿意服从。
的确，他们服从于军官的意志；但是，当军队撤离之后，
他们就会像败北的敌人一样敢于蔑视法律。
因此，你会发现他们永远在奴性和任性之间不断摇摆。

当国家达到这样的地步，它就得改变自己的法律和道德观念，否则会走向灭亡，
因为公共道德的源泉已经枯竭；那里虽有属民，但公民已经不复存在。

如果你认为某些民族曾经为了捍卫他们作为外来移民而居住的国家而做出巨大努力，
并以此证明他们是爱国的，那是错误的。在仔细观察之后，
你会发现在那种情况下宗教几乎总是他们的主要动力。

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的存续、荣耀或者繁荣都成为神圣的教义，
而保卫他们的祖国就等同于保卫他们所居住的这座圣城。

土耳其人从不参与处理社会事务，然而，只要他们认为苏丹的征服就是穆罕默德的宗教的胜利，
他们就能够完成一些艰巨的任务。
现在，这个宗教正在消失，他们之间仅存专制，而他们也处于衰败之中。

欧洲人通常将公职人员视为势力，而美国人将其视为法律。
因此可以这么说，在美国不是人服从于人，而是人服从于正义或者法律。

由于统治阶级有较大的损失的可能性，所以他们特别关心秩序。
也可以说，在贵族政体下，人们能够避免过度的专制制度，
因为有组织的力量总是存在，时刻准备着反抗暴君。

权力过度集中的政府是极其迟钝的，他建议创立以解决行政问题为目的的特别陪审团，
并将其作为加速决策制定的最有效的手段。

城镇使人民获得自由和控制政府；它使人民接受教育或者建立伟大的国家议会。
城镇体系的创建仅需要道德观念、法律、环境和时间的支持。
城镇自由既是最难以抑制的，也是最难以创造的。
几乎所有自由人民的力量都存在于城镇之中。

在波士顿的一家沙龙里，我发现自己站在两名体面的绅士身后，
他们似乎在讨论一个与利益有关的重要主题。

“那将让你赚取多少钱［原文如此］？”其中一人问道。
“那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生意，”另一人回答道，“每笔大概可获取100美元的报酬。”
“如你所说，”前者回答道，“那的确是非常可观的生意。”

而这仅是关于两名海盗将于次日被处以绞刑的事实。
其中一名谈话者是该市警长，按照他的职位，
他必须出席执行仪式并监督一切是否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根据法律规定，每监督一人被实施绞刑，他有权获得100美元的报酬；
而他谈论这两名即将被行刑之人时就像在谈论两头即将于次日在市场上出售的牛。

在我看来，中国似乎是以高度集权的行政为那些服从于它的人民提供社会福祉的最佳代表。
一些旅行家告诉我中国人拥有安宁而无幸福，拥有产业而无进步，拥有稳定而无冲劲，
拥有严格制度而无公共道德。在中国，社会总是运行良好，但其无法运行得更好。
我认为，当中国对欧洲人开放，
欧洲人将会在那里找到世界上存在的最完美的行政集权模式。

俄国人，甚至对其所占领的国土都不大感兴趣，是欧洲大陆上最勇猛的战士之一；
为了摧毁敌人，他们能够毁坏自己的房屋和田地。但他捍卫的是他的神圣帝国，
而当他为了他的国家而死，天堂之门为他而开，他得到了应得的奖励。

当专制政府指导的人民被宗教热情所转化时，专制政府会变得更强大。
其团结的力量，非但不会损害社会力量，反而能够引导社会力量；
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国家拥有自由国家的力量，却不拥有自由带来的不利因素。
所有力量结合在一起，并朝着同一个方向奋进。它们的影响几乎是不可抗拒的……随后，
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政府越强硬、越压迫，其就越能够完成更多伟大的事务；
国家越不幸，它就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保护其尚未占有的领土；
这些人越不执着于生活，他们反而越能更好地守护它。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宗教人士以这种方式行事，他们越悲惨就越容易死亡……

一旦一个人形成了服从外国霸权和专制意志的习惯，
他一生中的所有行为都会受到这种习惯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与人心最密切相关的行为，
你又如何能够指望他在常规行为中对伟大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独立拥有真正的需求呢？

城镇机构不仅教会人们利用伟大的政治自由的方式，而且使人们对自由拥有真正的需求。
如若没有城镇机构，人们对政治自由的渴望就像是儿童的欲望或者年轻人的急性子那样，
在遇到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就被消磨殆尽并恢复平静。

在王权因不够成熟而无法控制一切的时代，英国已经拥有强大而专制的国王。
国王创造了政府集权，道德观念和社会状态、行政分权。

当制定法律的权力机关比较软弱，法律就会受到攻击；当制定法律的权力机关比较强大，
人们便在沉默中服从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当法律对人们最有益时，
它往往受到人们的攻击；而当法律以其名义对人们进行压迫时，它反而会赢得人们的尊重。

我在美国也没有发现太多的政治诉讼案件，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难解释。
无论案件的性质是什么，诉讼往往是一件困难和费钱的事。
在报刊上指责一名公众人物是很容易的，但没有重大的理由就很难把他拉到法庭上受审。
因此，要按照法定程序控告官员，就得有控告他的正当理由；
如果官员们害怕被起诉，他们就绝对不能让人们找到类似的理由。

当一个君主国逐渐转变为一个共和国的时候，那里的行政权仍然保留着国王的头衔、
荣誉、敬意甚至是财产，但实际的权力消失已久。
英国人在斩掉一个国王的首级并将另一个国王从王位上撵走之后，
仍然跪着与这些国王的继承人说话。

人们谴责应用于国家首脑的选举制度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这种制度对于个人野心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其非常强烈地激发人们争夺权力，
以致当合法手段不再充分，当权力将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诉诸武力。

很显然，行政大权越大，诱惑力也就越大；同样，觊觎权力的人的野心越大，
就越容易赢得大量野心较小但希望在他们的候选人获胜后与之分享权力的人的支持。

我知道将世袭制王权改变为民选国家的唯一方法，首先必须限制王权的作用范围；
再逐渐减少它的特权；随后渐渐地，使人们习惯于没有王权的帮助也能生活。
但是欧洲的共和主义者从未考虑过这种方法。
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之所以憎恶暴政仅仅因为他们是暴政压迫的对象，
行政权的范围并未冒犯他们；他们只攻击暴政的起因，而没有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

世袭制君主政体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由于一个家族的特殊利益总是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
所有统治者一刻也不会弃国家利益而不顾。

在罗马，尽管执政官员每年改选，但是政府的原则从不发生改变，
因为元老院负责指导这种权力；而元老院是一个世袭制机构。
在欧洲大多数君主国家中，如果国王通过选举诞生，
那么在每次选出新国王的时候，王国都会改变面貌。

在美国，总统虽然对国家事务具有极大影响，但他并不引导公共事务；
压倒性权力属于全国的代表。因此，能够改变政治准则的是广大民众，而不是总统。
因此，用于选举行政权首脑的选举制度在美国没有对政府的稳定性造成实质影响。

然而，缺乏稳定性是选举制度的一个固有缺陷，无论总统的行动范围多么有限，
这个缺陷仍然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美国，官员在丢掉官职之后自谋出路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虽然丢掉官职意味着他有时不再享有舒适的生活，但绝不意味着他无法谋生。

当行政权首脑有资格连选连任，说明国家本身存在阴谋和腐败。
——连选连任的欲望占据了美国总统的所有思想。——特别是对于美国而言，
连选连任的不利之处。——民主的自然缺陷在于使一切权力逐渐屈服于多数人的最微小的期望。
——总统的连选连任有利于这种缺陷。

在了解美国的日常事务时，很难不注意到连选连任的渴望支配着总统的思想；
他的一切行政策略都只向着一点；他所迈出的每一步都对着这个目标；
最重要的是，随着选举临近，个人利益在他心中取代了国家利益。

因此，连选连任的原则对选举制国家造成的腐化影响更加广泛，更具危险性。
它往往破坏人们的政治道德并以投机取巧代替爱国主义行为。

专制君主国毁灭的原因在于王权的无限性和不合理的扩张。
因此，采取措施拿走宪法中赋予这种权力的砝码，
即便它的效果长期不引人注目，它在根本上也将是极有害的。

一个只靠武力迫使人民服从其法律的政府必然会走向毁灭。这时政府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如果它是软弱而有节制的，它只会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使用武力，
而毫不理会局部的接连不断的不服从行为，那么国家将渐渐地陷入无政府状态。

如果它是鲁莽而强大的，每天都使用暴力，那么你会发现国家很快堕变成纯粹的军事专制国家。
政府的不作为和积极作为对被统治者具有同样的害处。
司法工作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法律观念取代暴力观念，
在政府管理和物质力量之间设置媒介。

法院具有的道德力可使物质力量的使用无限减少，且能够在多数场合代替物质力量；
而且，当最终必须施加物质力量的时候，物质力量还可与道德力量相结合而使自身力量倍增。

一旦人民蔑视法律，他们就一事无成。

一个政权越需要强大，它就越需要扩大和独立。而一个政权越广泛、越独立，
它就越容易因滥用职权而造成危险。因此，这种弊端的根源不在于这种政权的根本组织，
而在于需要这种政权的国家的根本体制。

在美国，联邦统治的不是各州，而是普通公民。当联邦想要征税时，
它不是向马萨诸塞州的政府征税，而是向马萨诸塞州的每个居民征税。
以前的联邦政府面对的是各加盟政府，而美国联邦面对的是个人。
它的力量不是借来的，而是自己创造的。它拥有自己的行政官员、法院、司法人员和军队。

在美国，各州很少有造反的时机和诱惑；如果某个州萌生了造反的想法，
它也只能以公开违反联邦的法律、打断正常的司法程序和揭竿起义的方法进行。
一言以蔽之，它必须立即采取一种极端的立场，而人们在这样做之前总是会犹豫不决。

人类的思维发明新事物比发明新词汇更容易，因此我只能使用这么多不够准确的术语和不够完整的措辞。

但在美国，联邦的各州在获得独立之前，曾长期隶属于相同的帝国，
因此它们尚未形成完全自治的习惯，且民族偏见也未能变得根深蒂固。
它们比世界上的其他部分更明智，彼此的文明程度不相上下；
在人民之间，他们仅仅微弱地察觉到反对联邦的权力扩大的情绪；
即便出现这样的情绪，也会被最伟大的公民加以克制。
当美国人发现弊端时，他们坚决了采取补救的措施：他们修改了法律并拯救了国家。

在小国中，社会时刻关注一切事物，改革的精神深入到最微小的细节。
由于人民的软弱深深地抑制了他们的野心，他们的努力和资源几乎全部集中于国内的福利事业，
而不会将其浪费在虚幻的荣耀上。由于每个人的能力通常都是有限的，他们的欲望也是有限的。
财富的平均使他们的地位几乎平等，而道德观念具有朴素而安宁的特性。
因此，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尽管道德观念和文化程度有所不同，
但是小国的居民通常比大国的生活得更舒适、更安宁。

它的统治从政治世界，即它在严格意义上的统治领域，渗入私人生活之中。
在控制了人们的行为之后，它意图控制人们的喜好；在统治了国家之后，它又希望控制家庭。
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事实上，自由成为小国家的自然条件。
在那里，政府对野心家的吸引力太小，而个人拥有的资源太过有限，
因此统治权很容易集中于一人手中。

终日逃避现实只能让人们不断对耳闻目睹的事情感到惊讶。

巨大的贫富差距、城市巨大化、道德观念的堕落、个人利己主义、
利益复杂化都是国家巨大化造成的弊端。其中几个不会影响君主国的存在，
有的甚至能够延长君主国的寿命。此外，在君主国中，政府有其自身的力量；
它利用人民但不依赖于人民；人民的数量越多，君主的力量就越强大。
但是共和制政府只能依靠多数的力量来对抗这些危险。
然而，在大型共和国中，这种力量并不成比例地大于国土狭小的小型共和国。
因此，当攻击手段在数量和力量上不断增加时，抵抗的力量仍保持不变。
甚至可以说抵抗的力量在减弱，因为随着人民数量的增多，
思想和利益的本质愈发多样化，因此更难形成紧凑的多数。

政党的毫无节制的欲望、巨大的贫富差距、城市巨大化以及民情导致的深刻腐败，
不断威胁共和制度的存在。

没有什么比大帝国更反对人民的幸福和自由了。

在大国中，普通人对权力拥有的欲望比别处更为强烈。
因此，某些人对荣誉的热爱也比别处更为炽烈，
他们在广大人民的掌声中找到了值得他们努力的目标，
而且这个目标还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他们超越自我。
在那里，思想能在各个领域受到更迅速、更强烈的推动；
观点能够更自由地传播；大城市就像巨大的知识中心，所有的人类思维之光大放异彩并汇聚一堂。
这个事实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大国比小国能够在开化和文明的道路上取得更迅猛的进展。
还有一点必须补充，重大的发明通常需要发达的国力，而小国政府不能提升国力；
在大国中，政府具有较多的总体思路，其可以更彻底地摆脱陈规旧律以及地方利己主义。
在那里，思想的天才和行动的勇士也更多。

如果一个国家天天遭受蹂躏和侵略，那么它呈现出一副富裕而自由的景象又有何用？
如果其他国家控制了大海并制定了所有市场规则，那么本国的工商业又有何用？
小国之所以通常是穷困的，绝不是因为它小，而是因为它弱；
大国之所以繁荣，绝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强。
因此对于国家而言，力量通常是国家幸福和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
就因为如此，除非在特殊环境之中，
小国通常最终在暴力之下与大国联合在一起或是自愿联合在一起。
我不知道有什么境遇能比一个国家既不能自卫又不能自给自足更为可悲了。

南美的很大一部分新兴国家之所以长期被苦难吞没，
主要归因于它们想要创建强大的共和国而不实行主权划分。

由于联邦的主权是有限而不完整的，故而这种主权的行使不会危及自由。
它也不会引发对权力和声誉的无限欲望。由于那里的一切不必集中于一个共同的中心，
所以你在那里找不到巨大的城市，找不到巨大的财富和严重的贫困，
也不会发现突然爆发的革命。政治激情不像风暴性大火那样即刻席卷全国，
而是逐渐对抗各州的自私和利益。

正是州的主权负责确保每个公民的财产、自由、生命，它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公民的安危。
各州主权依赖的是回忆、习惯、地方的偏见、地方和家庭的利己主义；
总而言之，它依赖扎根于人们心中的对故土的热爱的一切东西。
我们怎么能够质疑它的长处呢？

但除了物质利益之外，人类还有思想和情感。一个联邦若要长久存在，
必定比各成员的结盟更需要文明同质性。

从加拿大到墨西哥湾，还有几个半灭亡的野蛮部落出现在6 000士兵。
但是不够先进的文明、道德观念的腐败以及国家的贫穷，
使得墨西哥还需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跻身大国之列。
欧洲列强则因为距离美国太远而不足为惧。

新大陆最令人羡慕的是那里的人没有敌人，
它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追寻幸福和自由。


美国。
1. 通过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
2. 服从于法院，承担相应的责任。
3. 限制性否决权。
4. 指挥国民军队，但仅限战争时期。
5. 如被弹劾，不能赦免。
6. 除非在允许的情况下，他不能使立法机关休会。
7. 仅在获得三分之二的参议员的支持后，他才能够缔结条约。
9. 他不能制定任何涉及国家商贸和货币制度的规则。
10. 他不享有任何教会管辖权。

英国。
1. 世袭制行政长官。
2. 神圣不可侵犯。
3. 绝对否决权。
4. 随时指挥全国国民军。
5.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被赦免。
6. 他总是可以使高等法院休会并消除法院的影响。
7. 他可以单独缔结条约。他是英国在国外的唯一代表。
8. 他任命所有官员，甚至能够创设官职；
除此之外，他还可以授予很多恩惠，不论是荣誉方面的还是实际利益方面的。
9. 在某些方面，他是贸易的仲裁者；他可以建设市场、
调节力度和措施、控制货币、颁布禁止贸易令。
10. 他是国家教会的首领。（YTC，CVh，第一册，第58至59页）

我在此处引用的数据摘自1833年的《国家大事件》。
从上述内容可知，法国国王支配的官员人数是美国总统手下的官员的11倍，
而法国的人口数仅比美国多1.5倍。

在杰克逊将军当选后的一年内，
我认为他没有保留任何一名联邦政府曾经雇用的可撤销的行政官员。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不难理解。在君主制国家中，大臣们为了执政并保住自己的地位，
没有必要使自己的影响力范围延伸至太远；只要他们得到议院的大多数支持就足够了。

类的自然倾向往往是凭借所有手段中最简便、最有效的物质手段为自己获取所渴望的东西，
或者是避免出现使自己感到不快的结果。在所有情况下，
绝对不可能依靠法律阻止人们使用物质力量。但可以依靠法律减少人们使用物质力量的概率。
因此，合法手段的作用和抵抗力必须被增加。按照这种方式减少使用武力，
仅在极罕见的情况下或者为了清除明显的邪恶势力的时候才使用武力，
人类将几乎完全放弃使用暴力。那就是为什么在政府代表更容易受到攻击的法庭上，
行政权在其职权范围内更容易赢得人们的尊敬，而反抗更是极为罕见。

人们通常都是向往公共利益的。但人们在追求公共利益的时候却常常犯错误。
如果有人总是试图说服他们仔细选择促进公共利益的方法，
他们的判断力往往会使他们轻视这种好意。因为他们根据经验得知他们有时会犯错；
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即使奉承谄媚者的诡计不断围绕着他们，即使野心勃勃、
贪得无厌、穷途末路的人的陷阱不断围绕着他们，
即使不值得信任或言过其实的人用花言巧语围绕着他们，他们也很少因受骗而犯错。

《1834论美国的民主II》

多合一

为了使代表们完全从属于人民，人民直接任命他们的代表，而且通常每年改选一次。
可见，真正的领导者是人民，尽管政府的形式是代议制，但是人民的观点、
偏好、利益，甚至是情绪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的领导阶层产生影响。

这里的多数主要是由爱好和平的公民组成的，
他们不是出于喜好就是出于利益而真诚地希望国家能够繁荣富强。
他们周围的政党总是意图将他们归为己有并赢得他们的支持。

时间不会因为国家更不会因为人类而停止前进的脚步；
国家和人类每天都朝着未知的未来前进；而当我们觉得国家和人类停止前进，
是因为我们未能察觉它们的运动。这就像走着的人在跑着的人看来仿佛没有动弹。

［这与时钟的时针相似；人人都知道时针的运动轨迹，
但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够确定时针是在不断运动。］

首先，美国没有宗教仇恨，因为任何宗教都受到尊重且没有一个教派占据主导地位；
其次，那里也没有阶级仇恨，因为人民就是一切而且尚没有人敢与人民作对；
最后，那里也存在受剥削的公众的苦难，因为国家的物质状况为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只要自己动手，就能够创造奇迹。但是［个别］野心家也试图创建政党，
因为他们知道仅凭自己的愿望很难使当权之人不再执政。
因此，政治家的全部伎俩都用于创建政党。
在美国，一个政治家首先要设法认清自己的利益并发现哪些类似的利益能够聚集在他的周围；
随后，他要努力找到一种能够被冠在自己的新组织头上的偶然存在于世界上的学说或原则，
以便使新组织获得自然形成和自由活动的权利。
这就像我们的父辈过去常常在出版书籍时在作品扉页印上国王的特许，
并将其纳入作品之中，即便这个许可与该书内容没有任何关联。

你见过这样富裕的公民吗？人们不是说过中世纪有一个犹太人害怕别人觊觎他的财富吗？
他的装束非常简朴；他的举止非常谦逊。但在他的居所之内，他崇尚奢华；
除了几个被他傲慢地称为同僚的人之外，谁也不能成为这座圣殿的座上宾。
在欧洲，没有一个贵族人士比他更会享乐，比他更妒忌特权地位所带来的任何好处。
但是，当他离开住所前往位于市中心的布满灰尘的小房子工作的时候，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同他交谈。假如他在路上遇到了他的鞋匠，他会停下脚步。
他们开始与对方交谈。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这两位公民在谈论国家大事，而且不握手不会道别。

在这种虚情假意的背后和这种对主导政权的阿谀奉承的态度之中，
不难看出富人对他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怀有极大的恶感。
人民是一种他们既害怕又轻视的力量。假如有朝一日无能的民主政府导致政治危机，
假如君主制度有朝一日在美国实行，你很快就会发现我在前面所说的一切是正确的。

现在，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拥有革命萌芽最少的国家。
但尽管如此，美国的报刊与法国的一样具有破坏性倾向，
而相同的暴力却具有不同的激起人民发怒的原因。
［≠大多数情况下，它助长了仇恨和忌妒；它谈论得更多的是激情而非真理；
它既传播谎言又传播真相，并使它们混合在一起。

不管是谁有权创建和维持这样的法庭，追诉出版自由只会浪费他的时间；
因为他将是社会自身的专制主人，能够在同一时间铲除作家及其作品。
因此，在出版问题上，屈从与许可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折中办法。
为了获取出版自由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好处，你必须知道如何屈从于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
既想得到好处又想逃避痛苦，往往是蛊惑患病的国家的幻想之一。
当这些国家疲于争斗且精疲力竭的时候，
它们会寻求使敌对的意见和相反的原则在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的方法。

为了分辨英裔美国人和我们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差异，我认为仅需看看两国的报纸。
在法国，商业广告仅占据非常有限的版面，甚至连新闻也不是很多，
一份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讨论政治问题的版面。在美国，当你看一份大报时，
映入眼帘的有四分之三都是广告，其余的通常是政治新闻或简短的故事；
只有偶尔，你才能在不起眼的角落中看到我们法国报刊每天为读者登载的热烈讨论的内容。

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小镇没有自己的报纸。不难理解的是，在这么多的争斗者之间，
既无法建立秩序也无法建立统一的行动。因此，每个人都自树旗帜。
在联邦，不存在所有政治报刊联合起来支持或者反对政府的情形，
而且它们攻击或者维护政府时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因此，美国报刊无法建立能够冲击或者淹没最牢固的堤坝的舆论波潮。
报刊影响力的分散还产生了另外一些明显的作用。因为创建报刊非常容易，所以人人都可以办报。
另外，竞争意味着任何报刊都无法获得巨大的利益；这使拥有非凡才干的实业家不会涉足这类事业。
即便报刊是财富之源，但由于报刊数目过多，并非所有报刊都是由有天分的文人管理。
因此，总的来说，美国的报刊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不高，他们仅得到了最基本的教育，
这导致他们的想法往往是庸俗的。现在，所有事情都是由多数制定规则，
它制定每个人都应当遵循的某些行为守则。这些共同的习惯被称为宗旨，
因此有律师业的宗旨，法院的宗旨。在法国，报刊从业者的宗旨是用激烈的，
但往往是高尚而雄辩的方式谈论涉及国家重要利益的事情；如果它并非总是如此，
那是因为一切规律皆有例外。在美国，报刊从业者的宗旨不是以理服人，
而是以粗糙的、自然的、单刀直入的方式刺激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情绪，
甚至揭露他们的弱点和毛病［揭露国家的秘密和名人的风流史］。

但美国政府的总体原则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稳定，而控制社会的主要舆论也更为持久。
当一个思想占据了美国人民的头脑之后，无论它是否合理，没有什么比消除它更加困难。

一位伟人曾经说过：无知位于知识的两端。
如果说自信居于两端，而怀疑位于中间，也许更加合理。
实际上，你可以认为人类智慧具有三个截然不同却总是前后衔接的阶段。
一个人之所以坚信某事，是因为他没有深入调查就接受了它。

当异议出现，他就会产生怀疑。通常他能够成功克服这一切怀疑，然后再次开始相信。
这一次，他不再是随意地、马虎地认识真理，而是直接面对它，并紧跟着真理之光前进。
当出版自由发现人们处于第一个阶段，
它放任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习惯于不假思索就坚信不疑，
它只能渐渐改变他们轻信的对象。因此，在整个智力发展进程中，
人类思维只能一次认识一点，但被认识的这一点在不断发生改变。
这是革命突然爆发的时期。因此，最先突然接受出版自由的那一代人必会遭殃！

然而，一批新的思想很快纷至沓来。根据经验，人们在怀疑和普遍的不信任中摸索。

你可以肯定大多数人总是处于下列两种状态。
大多数人不是信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不知道究竟该相信什么。

至于另一种来自真知且冲破怀疑的干扰的深思熟虑且自信满满的信任，
只有极少数人通过不懈努力才能够得到它。

但是，有人曾经指出，在充满宗教狂热的时代，人们有时改变自己的信念；
但在充满怀疑的时代，人们却倔强地死守着自己的信念。
这就是出版自由控制之下的政界所发生的一切。由于所有社会理论相互质疑且不断斗争，
如果有人采纳并维持其中一种理论，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它是好的，
而是因为他们不确定有比它更好的。

在这个时代中，你不会为了你的见解而轻易卖命，
但你也不会轻易改变它。同时，殉道者和变节者也越来越少。

为这个理由补充另一个更强大的理由：当人们怀疑某种见解的时候，
最终总是会将其与本能和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
因为本能和物质利益在本质上比见解更明显、更易察觉、更能够持续存在。

古斯塔夫·德·博蒙：“作者的本意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人士被贵族主义者压迫。
因此，这种句式必须被改变；可以这样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民主制度阻碍了某些人，而贵族制度压迫了另一些人。
随后你可以在末尾处这样说：你富了，我就穷了。为什么？
因为那可以清楚地说明这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措辞。”

美国人从小就知道他必须依靠自己与生活中的弊病和困难作斗争；
他以挑衅而不安的目光看待社会权威，而且仅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助。
他们早在读书之时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甚至是孩子们在学校玩游戏时也要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
处罚他们自己的违规行为。同样的精神也出现在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中。
假如公路上出现阻塞，道路中断，交通瘫痪，附近的人很快就会自动聚在一起组成审议机构；
在没有人想到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
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即将负责排除故障的执行机构。
假如事关庆祝活动，美国人会联合在一起，以便使节日增辉或者使秩序有条不紊。
最后，他们联合在一起反对道德彻底败坏的敌人，比如，他们团结起来反对酗酒。
在美国，他们也以促进公共安全、工业和商业、［幸福感］、
道德和宗教为目的而创建社团。
人们的意志必定会通过个人组织的集体权力的自由活动而得到实现。

关税不仅支持或者攻击舆论，而且支持或者攻击非常重大的物质利益。
北方把它的一部分繁荣归因于关税制度；南方则几乎将它的所有不幸归因于关税制度。
可以这么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唯一给美联邦造成不安的政治激情就是因关税制度而产生的。

大多数欧洲人仍将社团看作是匆忙组建并且立马投入战场的武器。

他们结社的目的是促进交流，但行动的思想却占据了所有人的头脑。
一个社团等同于一支军队，交谈是为了检查军容和鼓舞士气，随后他们向着敌人前进。
在组成社团的那些人的眼中，法律资源可以成为成功的手段，但它们绝非唯一的成功手段。

欧洲的某些政党与多数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它们从不指望赢得多数的支持，
而且这些政党认为自己强大到足以与多数抗衡。当这种类型的政党形成社团的时候，
它不想进行说服，而只想战斗。在美国，观点与多数截然不同的人无法与多数的权力抗衡，
其余所有人都想将多数争取过来。

因此，大政党越不可能成为多数，结社权的行使就越没危险。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
各个党派的见解仅有细微差别，因此可以说结社权可保持不受限制。

什么仍然促使我们仅将结社自由视为攻击政府的权力？是我们缺乏关于自由的经验。
一个政党就像一个人那样，当它获得权力，它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使用暴力征服他人。
说服的念头在很久之后才会产生，它产生于经验。

被彻底划分为不同派系的英国人很少滥用结社权，因为他们行使这项权利的时间较长。

此外，我们法国人拥有一种强烈的好战精神，以致凡是与国家安危相关的事，
无论多么疯狂，都不乏追随者，这些人认为战死沙场才光荣。

在欧洲，社团在某种程度上将自身视为不能发表意见的国家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
并根据这种想法采取行动和发号施令。
在美国，人人都认为社团仅代表国家的少数，它们只能说理和请求。

位于欧洲的社团所使用的手段与它们提出的目的一致。

由于这些社团的主要目的是采取行动而非空谈，是战斗而非说服，
它们自然要建立一个完全不文明的组织，并将军队习惯和准则引入其中。
因此，你会发现它们尽可能地集中力量的控制权，并将所有权力交到少数几个人手中。

这些社团的成员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服从命令，他们信奉盲目服从的信条，
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联合起来之后，他们一下子就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和自由意志。
的专制统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这大大削弱了它们的道德力量。
同样，它们也失去了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所具有的神圣性。
愿意在某些环境中奴颜婢膝地服从于几个同僚，放弃自己的意志，
甚至连思想都受制于人的人，怎么可能声称他想要获得自由呢？

美国人也在社团之中建立统治机构。但是，容我这样表达，那是文明的统治机构。
个人独立发挥了作用。就像在社会中，每个人在同一时间朝着同一目标前进。
但没有人被迫完全遵循同样的道路。没有人放弃自己的意志和理性，
而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和理性成就共同的事业。

在美国，最杰出的人士通常很少担任公共事务的领袖。——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法国的下层阶级对法国的上层阶级所怀有的忌妒心不是法国人特有的感情，
而是一种渴望民主的感情。——在美国，为什么最值得尊敬的人往往远离政治生涯。

你也永远不能使人们在不投入一定时间的前提下学到知识并发挥他们的才智。

因此，人们不需要劳动就能谋生的难易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智力发展所需的必要时间。
在某些国家，这种时间比较长，而在另一些国家，这种时间比较短；
如果完全没有这样的时间，人们必然会为了生活的物质方面而无暇抽身；
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作为真正的人而生活。
因此，难以想象在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博学多闻，
也难以想象在同一个国家中所有公民都家财万贯；
这两种不可能是相互关联的。我当然承认大多数公民都真诚地希望国家富强。
进一步而言，我甚至认为，在大体上，
下层阶级在这种愿望中掺杂的关于个人利益的念头少于上层阶级；
但是他们或多或少地缺乏必要的技巧来判断达到他们衷心希望的目的所需要的手段。
即便是为了确切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也必须进行长期研究和各种分析！
在这方面，最伟大的天才也会误入歧途，群众自然也是如此！
人民缺乏完成这项工作的时间和方法。他们总是在匆忙之中做出判断，
并且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特征。因此，各种类型的骗子深谙取悦人民的秘密，
而人民最忠实的朋友却不能取信于人民。［在联邦的大多数州中，
我发现占据职位的人是那些仅奉承于最脆弱的激情和屈服于最不善变的人民的人。］

不能否认的是，民主制度使人们心中的忌妒发展到最高点，
不是因为它给每个人提供了使自己与他人取得平等的手段，
而是因为使用这些手段的人总是不能成功利用它们。
民主制度唤醒和激发了永远无法完全得到满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
每当人们认为他们得到了完全的平等，这种平等便从他们的手中消失不见，
按照帕斯卡尔的话来说，就是永远消失了。

在美国，人们并不憎恨社会的上层阶级，但他们对上层阶级并不友善，
并且小心翼翼地设法不让他们当权；他们不畏惧大人才，但他们对这种人不够赏识。
一般而言，你会注意到凡是没有在人民的支持下而发迹的人很难得到他们的青睐。

相反，当你朝南部前进，在社会纽带形成较晚而且不够坚固的各州中，
教育不够普及，道德、宗教和自由的原则还未结合得令人满意，
你会注意到在这些州的统治者中，有德有才之人更加稀少。

当你进入华盛顿的众议院大厅时，你会因这个大集会的普通而感到震惊。
你的双眼不断在集会中寻找著名人士，但这样的行为通常只是徒劳。
几乎所有议员都是无名之辈，他们的名字没有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任何印象。
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乡村律师、商人，甚至有些人属于最下层的阶级。
据说，在这个教育几乎得到普及的国家中，人民的代表并非总是知道如何正确书写。

［如果他们开口说话，他们的言语通常是没有威严的，
他们所表达的观点是缺乏眼界和深度的。］

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政府并非好的事物，而是一种必然的弊端。
必须授予官员一定的权力，因为没有这种权力，他们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但是权力的外观对于公共事务的进程而言并非必不可少；
它们是毫无必要的，只会冒犯公众的视线。

美国的公务人员均不着制服，但他们全都享有薪酬。

这一点来自民主原则，它比上述内容更自然。民主制度能够容许它的行政官员穿着浮夸，
用丝绸和金银装饰自己，但不能直接破坏民主原则。
这样的特权是暂时的，它们只属于职位，而不属于个人。
但是，如果创建不受报酬的公职，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富有而独立的公务人员阶级，
就会形成一个贵族中心。即便人民仍然保有选举权，这种权利的行使也必然受到限制。

在美国，抱负不大的人才会投身于迂回曲折的从政之路。
为了得到财富，拥有优秀的才能和伟大的激情的人通常会远离政权；
常常有人仅仅因为觉得自身不能经营好自己的事业，转而负责领导国家事务。

在专制国家中，人们的命运没有保障，公职人员的命运不比一般百姓的命运更有保障。
君主总是掌握着他手下官员的生命、财产，有时甚至还有他们的荣誉，
他对这些人毫无顾忌；他还赋予这些人很大的行动自由，
因为他能肯定这些人永远不会利用这种自由来反对他。

在专制国家中，君主如此热爱自己的政权，以致担心自己设置的规定对政权造成约束；
他喜欢将他的臣民或多或少地的越权行为看作偶然，因为他确信他们不会违背他的意愿。
在民主国家中，多数也不担心权力会被用来对抗他们，
因为他们每年都将以前委托的权力收回手中。多数每时每刻都能够让统治者知道他们的意志，
多数希望让统治者发挥自己的能力，而非用不变的规则来束缚他们，
因为限制这些统治者在某种意义上也会限制多数自身。

通过仔细观察，你甚至可以发现在民主制度下，行政官员的专断权力仍大于专制国家。
在专制国家中，君主能够立即惩罚他所注意到的所有罪行，
但他不能自吹他可以发现所有应当受到惩罚的罪行。相反，在民主国家中，
统治者既是无所不能又是无处不在的。
因此，你注意到美国官员在法律为其规定的范围内享有的行动自由比欧洲的任何官员都要广泛。
美国人通常只向官员指出他们应当达到的目标，而赋予他们选择行动方法的权力。

在君主立宪国中，权力被划分给人民和君主。两者都希望行政官员的职位保持稳定。

国王不想将官员的命运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因为害怕官员对他不忠；
同时，人民害怕行政官员完全依赖于国王，从而压制自由；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行政官员不能依赖于任何人。

美国唯一的史料是报纸。如果某一期报纸不幸丢失，那么时间的链条就会断裂，
现在和过去就不再相互衔接。
我并不怀疑50年后再收集关于现在美国的社会存在的细节将比收集法国
在中世纪的行政管理资料还要困难；如果美国不幸遭遇蛮族入侵，
要想了解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某些事情，就得求助于其他国家的历史资料了。

行政管理的不稳定性已开始进入人们的习惯；我几乎可以说，今天，
每个美国人已经最终养成了这种习惯。没有人关心以前做了些什么。
没有人研究方法，没有人汇编合集，没有人收集资料，即便这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当某些资料偶然落入人们手中，他们也很少将这些资料保存下来。
我得到的几份原始资料还是公共行政部门的一些官员为了回答我的问题而提供给我的。
在美国，社会似乎就像战场上的军队那样过一日算一日。
然而，行政管理技术无疑是一门科学，而所有的科学为了取得进步都需要总结不同时代的经验教训。
在人类的短暂一生中，有人注意到一个事实，也有人设想出一个主意；
有人发明一种方法，也有人创造一种规则；
人类就是这样边走边收集个人经验的不同收获，并逐渐建立这门科学。

诚然，专制使人民贫穷的原因是它妨碍人民的生产，而非夺走人民的生产成果；
它使财富之源干涸，且往往更重视既得财产。
相反，自由产生的财富比它摧毁的财富多过千倍，
而且，在了解自由的国家中，人民的财富总是比税收的增长速度更快。

在观念上，通常将一个民族划分为三个阶级。
第一个阶级由富人组成。第二个阶级由虽非富人但在各方面生活富足的人组成。
第三个阶级包括那些仅拥有少量财产
或者没有任何财产而且靠为前两个阶级工作以维持生活的人。
不同阶级的人数可能因社会状态［和法律］的不同而或多或少，
但你不能否认这三个阶级的存在。

显然，每个阶级对国家财政的管理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假设由第一个阶级制定法律。这个阶级也许很少考虑节省公款开支，
因为即便对相当可观的财产征收税款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对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相反，假设由中间的阶级单独制定法律。你可以认定他们将不会浪费税款，
因为没有什么比对小额财产征收重税更具灾难性。

在我看来，中产阶级的政府应当是自由政府，我不会说它是最开化、
最慷慨的政府，但它是最节俭的政府。

现在，我假设第三个阶级专门负责制定法律，
我明显认识到这是为公共开支的有增无减提供了机会，而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由于制定法律的大部分人没有可征税的财产，
所以所有与社会利益相关的开支只能使他们受益，而不会对他们造成危害；
第二，稍有财产的人不难找到完税的方法，这样一来赋税仅由富人承担，
并且只对穷人有利。这是富人控制政府时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因此在穷人独揽立法大权的国家中，不能指望公共开支会大大降低；
这些开支的数额往往相当大，这是因为制定税法的人不纳税，
或者因为他们不让税赋落到自己身上。
换句话说，民主政府是唯一能让制定税法的人逃避纳税义务的政府。

你反对也是徒劳，人民的真正利益即是要谨慎地对待富人的财产，
因为它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使人民体会到自找麻烦的痛苦。
而且，使国民感到幸福不也是国王的利益吗？
认识到如何适时开放自身的阶层不也是贵族的利益吗？
如果长期的利益能够压倒此刻的激情和需要，
那么永远不会有暴虐的君主或专横的贵族。

的确，直到现在，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中，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
或者只有能够使其在不工作时维持生计的有限财产。
因此，普选权事实上是使穷人能够管理社会。

同样的纳税趋势在英国显得更为明显，唯一的税收制度是由人民制定的，
该税赋仅对人民有利，而且具备民主起源和目标。

此外，人民越富有，民主造成的浪费就越发不足为惧，
因为一方面人民不再需要富人出钱，另一方面如要增加税赋，人民不免遭受损失。

当贵族统治国家时，管理国家事务之人由于自己的地位而逃避所有需求；
他们显得自得其乐，总是向社会要求权力和荣誉；
他们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总是不能清楚地看见全民福利如何促进他们自身的显赫权势。
他们看见穷人的苦难时并非毫无同情之心，但他们对于这种苦难的感受不如穷人那样真切。
只要人民似乎满足于自身的财富，这些人便心满意足，不再期望政府有所作为。
贵族阶级更关心如何维持现状，而非改进现状。

那么，改革的精神便会延伸至上千个不同对象，它深入到最细微的细节，
尤其会应用到需要花钱才能得到改善的事业上；
因为这种事业的目的在于改善穷人自身无力改善的条件。

另外，民主社会中存在一种没有明确目标的激情，
一种不断追求各种创新的热情，而创新几乎总是需要花钱的。

在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下，野心家们为了迎合主政者对名望和权力的天生喜好，
往往怂恿主政者去创办一些花费巨大的事业。

在穷人主政的民主政体下，你几乎只能在提升主政者自身的福祉的事业上发现主政者的慷慨，
而这样的事业没钱是不能完成的。

此外，当人民开始仔细考虑其自身的处境时，就会产生许多最初并未意识到的需求，
而人民只能依靠国家资源来满足这些需求。
因此，公共开支一般来说会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而增加，
你也会发现赋税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增加。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使民主政府比其他政府更昂贵。
有时民主政府打算节约开支，但它无法成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缺乏节俭的技巧。

由于民主政体频繁改变自己的目标，且更频繁地改变自己的人员，
所以它的事业总是管理不善或半途而废。
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花费的开支与它原本想要达到的伟大目标不成比例；
在第二种情况下，它的花费是没有收益的。

一般而言，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导致民主国家节省公务人员的薪酬开支。

在民主制度下，制定薪酬制度的人很多，但他们很少有机会从中谋利。

相反，在贵族制度下，制定高薪制度的人几乎总是隐约希望从中谋利。
这些薪酬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资本，或至少是为其子女准备的财力。
然而，应当承认的是民主国家仅对其主要官员显得过于吝啬。

在美国，次级官员的薪酬高于其他国家，但高级官员的薪酬却低于其他国家。
［有些州的州长得到的薪酬甚至比我们的副县长得到的薪酬还要低。］

由于人民自身生活宽裕，所以他们认为为其服务的公务人员也应分享这种宽裕，
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当他们规定国家高级官员的薪酬时，
这个原则就不再起作用了，他们只是随意制定。

穷人对社会上层阶级的需求没有清楚的认识。
一笔在富人眼中微不足道的款项在穷人看来是能够满足其需求的惊人数目；
而且他们认为一个州长每年收入2 000埃居就算得上幸福而令人羡慕了。

如果你尝试说服他们，一个大国的代表应当在外国人的面前具有一定的气派，
他们最初理解你的看法。但当他们想到自己的简陋居所和辛勤劳动换来的微薄收入，
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用你口中的微不足道的薪水做出一番事业，
他会对这样一笔财富感到吃惊并几乎被吓倒。

如果说民主制度不承认富人的享乐或者忌妒富人能够享乐，
那么从贵族制度的角度来看，它无法理解穷人的痛苦，或者说它不能察觉这些痛苦。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穷人与富人并不相似，穷人属于另一个类别。
因此，贵族制度很少关心下级官员的命运。
只有当下级官员因薪酬太少而拒绝为它服务时，它才会提高他们的薪酬。

民主制度对高级官员采取的吝啬态度使民主制度拥有了其原本没有的节俭倾向。

的确，民主制度使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勉强能够维持生计，
但它不惜耗费巨资满足人民的需求或者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这充分利用了税收，但称不上节俭。

一般来说，民主制度用于统治者的费用少，用于被统治者的费用多。
而贵族制度与此相反，它将国家的金钱用在了主持公共事务的所有阶级人士身上。

一个民族天生考虑不周和热情洋溢，另一个民族天生深思熟虑和精于算计。
这是由于他们的自身素质或者我们尚不知道的古来原因。

你发现有些民族喜欢排场、热闹和享乐，为之一掷千金也毫不后悔。
你也发现另外有一些民族喜欢独善其身，似乎耻于显露出自得之心。

某些国家花大价钱构建建筑之美。某些国家认为艺术毫无价值，
轻视一切没有回报的东西。最后，有些国家热衷于名声，另有些国家认为金钱高于一切。
除了法律之外，所有这些原因都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对国家的财政管理产生影响。

如果说美国人决不将国家的钱花在公共庆典上，
这不仅是因为在美国税收是由人民投票决定的，而且因为美国人民不喜欢庆典。

如果说美国人不重视建筑上的装饰，只重视物质奖励和真正的有利条件，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民主的民族，而且因为他们是一个重商的民族。

私人生活的习惯也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但是，
我们必须明确区分来自制度本身的节俭和来自习惯和风俗的节俭。

［民主政府对计税基础（和税收收入的使用）的影响］
［政府形式对计税基础产生了极大影响。贵族的本能导致其严密地操纵着生产者
（并给消费者增加负担），因为贵族阶级掌握着财富之源。
而民主却完全相反，它乐意依赖于生产者并谨慎地操纵消费者，
因为人民的财力尚未达到购买普通价格的消费对象的水平。

在英国，土地不被征税而间接税被增加。所有的免税政策都有利于富人，
而针对穷人征收的赋税却一再增加。在美国，当立法机构试图制定关于发酵酒的税收制度，
人们的反抗接踵而至，最终立法机构在1794年被迫废除该法。

只有一人专制毫不关心计税基础。它的本能仅使它最能压迫纳税人且最少受到反抗。

毫无疑问的是，民主国家从不将公共资金用于修建凡尔赛宫，
或者像英国贵族那样把政治世界修建在金钱之上。

除了对公共开支的对象产生直接影响之外，民主政府还对政府的管理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民主制度倾向于使习惯变得简单化，即便不能使人们摒弃对奢华和排场的喜好，
但至少消除人们沉溺于这种喜好的可能性。
由于国家的这种基本精神，公共开支通常有更适度、更节俭的计划。

为了能够衡量一个国家的公共开支的多寡，有两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你必须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财富；
第二，你必须知道有多少财富被用作国家的公共开支。
只研究税收总额而不研究应当征税的财源的人必然是徒劳无功的：
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的不是开支，而是开支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一笔对富裕的纳税人来说不痛不痒的税款，将会使穷人倾家荡产。

国家是否繁荣，在向国家缴纳税款之后，穷人能否维持生计，富人是否依旧富裕；
两者是否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他们是否每天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此产业是否从未缺少资本，并且资本是否从未缺乏可供投资的产业？
在缺乏明确资料的条件下，
很难根据这些指标判断人民负担的公共开支是否与他们的财富相称。

法国的一部分债务是两次入侵的结果，而美国不必担心入侵。
我们的地理位置迫使我们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与世隔绝的美国只拥有6 000名士兵就足够了。
我们维持近300艘军舰，而美国只有52艘。
因此，美国的居民怎么可能比法国居民负担得更多呢？

我发现忠实于选民的政府为了满足社会下层阶级的需求而付出巨大的努力，
为他们开拓通往政权的道路，在他们之间传递幸福和普及知识。
它维持穷人的生计，每年划拨百万美元创办学校，对每项服务均付报酬，
使最不重要的官员也能够享受良好的待遇。
即便这样的执政方式在我看来是有用且合理的，
但我不得不承认它是费用浩大的。

在贵族政府中，管理公共事务的都是富人，他们只想获得权势。
在民主政府中，政府工作人员都是穷人，他们希望发财致富。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贵族国家中，执政者不容易贪污，
他们对金钱的欲望不大；而在民主国家中，情况恰好相反。

在民主制度下，腐败作用于统治者；而在贵族制度下，腐败作用于被统治者。
在民主制度下，腐化的是公职人员；而在贵族制度下，腐化的是人民自身。

我在美国从未听说过有人用钱购买统治者地位，但我常常发现公职人员的廉正受到质疑。
况且我常常听说他们是通过低劣的阴谋或者应受谴责的花招获得成功的。

在美国，征兵制度是未知的，应募当兵的人是为了钱。
强制招募制度与美国人民的思想截然相反，与美国人民的习惯格格不入，
以致我怀疑是否有人敢于将它写进法律之中。在法国，
所谓的征兵制度无疑是我们的赋税中最沉重的负担；
但是，如果没有征兵制度，我们怎么能够维持一场大型的陆地战争呢？

美国人也不接受英国人的强制征兵制度。
他们也不拥有任何与我们法国的海员服役制度相似的制度。
美国的海军，就像商船的海员那样，都是根据自愿原则招募的。

人民不仅不如上层阶级那样能够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福祸，
而且人民与上层阶级不同的是其更能够忍受目前的苦难。
贵族虽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但他们获得荣耀的机会与遭受损害的机会相等。
当贵族将大部分收入交给国家时，其只是暂时丧失了某些财富的享受权。
但是，对穷人来说，死亡不能给他带来声望，
而令富人感到困扰的税赋往往威胁着穷人的生活来源。

但必须补充的一点是，美国的法律是由人民为了人民而制定的。
因此在美国，法律对那些因为个人利益而想处处逃避法律的人有利。
因此，可以想象的是，一项在多数看来没有实际利益的令人讨厌的法律，
0不是难以生效，就是不会被人们遵守。

有一天在费城有人对我说，在美国，几乎所有犯罪行为都是由酗酒造成的，
因为酒的价格非常便宜，下层阶级可以随意买酒。“为什么，”我问道，
“你们不对白兰地进行征税呢？”“我们的立法者一直想这样做，”他回答道，
“但这很难实施。他们害怕遭到人民的反对，
而且投票赞成这项法律的议员肯定不会再次当选。”
“因此，”我回道，“在你们的国家中，饮酒的是多数，而禁酒的则不得人心。”

我们发现有些民族的初等教育非常糟糕，人民的性格类似于激情、
无知和对一切事物的错误认识的奇特混合物，以致他们找不到自己不幸的原因，
他们屈服于他们不了解的邪恶。

我曾经跨越过原本由强大的印第安人定居的广袤区域，但这些部落如今已不存在；
我曾经在残缺不全的部落中生活过，这些部落每天目睹自己的人口逐渐减少，
目睹昔日的荣光逐渐消失；我曾听见这些印第安人自己预测他们种族的末日即将到来。
当时，没有一个欧洲人不认为应当设法保护这些不幸的人免于走向必然的毁灭。
但是，他们自身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感到灾难年复一年地加在他们的头上，
但是就算整个民族毁灭到只剩一个人，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帮助。
只有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才能够生存下去。

当我们发现南美的一些新兴国家在25年里一直处于不断爆发的革命之中，我们感到惊讶；
我们每天都期待着能够看见这些国家恢复到所谓的自然状态。
但是，谁能够断言在今天革命不是南美西班牙人所处的最自然的状态呢？
在这个地区中，社会正在一个深渊底部苦苦挣扎，
而仅靠社会本身的努力是无法逃离这个深渊的。

居住在占据了西半球的二分之一的美丽土地上的人民，似乎固执地想要消灭彼此，
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们的心意。当他们筋疲力尽时，他们会暂时休战，
但休息之后，他们会再次变得愤怒。
当我发现他们不是在受苦受难就是在实施罪行的时候，
我不得不认为专制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种益处。

在此之前，华盛顿说过一句至理名言：
“一个国家沉溺于对另一个国家的习惯性仇恨或者习惯性喜爱，
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奴隶。它是它自己的仇恨或者喜爱的奴隶。”

在民主制度中，经验、
习惯和教育几乎总是最终形成某种日常实践知识和被称为理智的关于生活小事的技巧。
理智足以指导社会的日常行动，在一个教育事业完备的国家中，
将民主自由应用于国内事务所产生的好处大于民主政府因失误而导致的弊端。
但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从罗马到英国，所有对世界产生过强大影响，曾经设想、
遵循和执行伟大计划的国家几乎都是由贵族制度所引导的，
而［≠当你在人类活动中发现同样的意志引发的那部分持续性影响≠］你对此怎能够感到惊奇呢？

在这些国家看来，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制度就是贵族制度。
人民大众可能因为它的无知和激情而被迷惑。你发现国王的意志可能在执行计划时犹豫不决，
此外，国王不是不朽的。但是，一个贵族机体因为人数过多而不易被说服，
又因为其拥有的轻易屈服于轻率激情的人数过少而不易被误导。
因而，一个贵族机体就像是一个永远不死的坚定而明智的人。

为什么随着文明的传播，杰出人士的数量却在不断减少？为什么当学习成为所有人的权利，
伟大的知识型人才却变得越来越少？为什么下层阶级的数量减少，
而上层阶级的数量却没有增加？为什么当大多数人了解政府，
而伟大的天才却不再是社会的领导者呢？

关注物质生活需要的时间较少，而发展人民智力需要的时间则较多。
没有这两种顾虑的人与必须挂念它们的人相比，往往具有智力上的优势。

在美国，每个需要一定经验和专门知识的职位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谁愿意在经过长期准备之后得到一个不稳定的职位呢？

而在法国存在大领主和大富豪的时期，当税负增加时，意见最大的往往就是这些富人。
因此，该段落提出的观点仅适用于那些试图与所有贵族阶级相混淆的谄媚者所构成的阶级，
但这种阶级包含的人数是极少的。
所有地方贵族和富人没有将他们的收入捐赠给需要财政支援的地方法院，
而且非常厌恶地看待公共开支的增加。

用人民一词代替低收入人群或者贫民。此外，即便在法国，
大多数人民的财力往往高于普通消费对象的价格，也就是说，
其有能力购买食品和衣物；而在美国，大多数人生活安逸，在这样一个国家中，
你能够说人民乐意依赖于生产者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人民自身将被看作消费者。
产品的价格越划算，就会有越多的消费对象被人民购买；
而当人民喜爱这些消费对象，他们就会对其产生需求。

民主制度对其主要官员表现出来的吝啬让人误以为它具有一种节俭的倾向。
尽管它只为公职人员提供了满足基本生活的薪酬，但是它花费巨资
（修建免费学校）缓解需求或者改善人民的福利设施（以帮助穷人）。
这更好地利用了税收，但称不上节俭。

我不认为人口是财富的组成元素。它也许应当被称为贫穷的组成元素。
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富裕或者贫穷取决于他们的数量与国家总财富之间的比例。
人口数量减少，而财富保持不变，那么每个人就会变得更富裕。
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人民更少，他们将会变得更富裕。
我不会将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为富裕的国家，因为它拥有巨大的人口数，
尽管中国的总财富大于荷兰的总财富，但就个体而言，中国人较穷，而荷兰人相对较富。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拿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与谈话》）

政府不仅要求纳税人缴纳金钱，而且要求其提供可以换算为金钱的人力。
国家招募军队；有了军队之后，整个国家还要负责养活它，士兵还必须付出他的时间，
其价值根据服役时间的长短或大或小计算。我认为国民军的服役也是如此。
参加国民军队伍的人暂时将宝贵的时间用于维护公共安全，
这实际上就是向国家支出而自身没有获得任何收入。

与民主相比，贵族制度更精于立法科学。
拥有自我控制能力的贵族制度不会屈服于一时的冲动；它有长远的计划，
并知道如何利用有利的时机将其实现。贵族制度能够巧妙地开展工作，
它知道如何将所有法律的共同力量在同一时间汇聚于同一点。

在一个国家中，不同的阶级就像形成了不同的国家，而且经验已经证明，
将所有阶级的命运交到一个阶级手中，就像让一个民族去主宰另一个民族的命运那样，
是非常危险的。当只由富人统治国家时，穷人的利益总是岌岌可危；
当穷人制定法律时，富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那么民主的优势是什么？
民主的真正优势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有利于所有阶级的繁荣，
而是只为绝大多数人的福祉服务。

有一种爱国心主要来自一种将人类的心灵同他的出生地联系在一起的不假思索的、
无私的和难以定义的情感。这种本能的爱国心混杂着对古老传统的喜爱、
对祖先的尊重和对过去拥有的回忆；对拥有这种感情的人来说，
珍爱他们的国家就像爱护他们的私人住宅。他们热爱在那里所享有的安宁；
他们喜欢自己在那里形成的温和习惯；他们依恋它所带来的回忆，
甚至觉得在那里生活于服从之中是愉悦的。通常，这种爱国心会因宗教热情而加剧，
然后你发现它创造了奇迹。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它不需要理由就能够信任、
感知、行动。有些民族以某种方式将国家人格化，发现君主就是国家的化身。
因此，他们将构成爱国主义精神的部分情感转化为忠于君主的情感；
他们以君主获得的胜利为荣，为君主的强大而骄傲。在旧君主政体之下，
法国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因此而感到喜悦，对自己依附于国王的恣意妄为而不觉得难受，
他们骄傲地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王的统治之下。”

但有时在人民的生活中存在这样的时期——当古老的习惯发生改变，道德观念遭到破坏，
宗教信仰产生动摇，昔日的荣耀突然消失，
但人们的知识尚不完备且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或受到限制，这时，
人们看到的国家只是一束微弱而模糊的光线；他们不再扎根于国土，
因为国土在他们的眼中已经成为一片毫无生机的荒地，
或者说他们不再继承祖先的传统，因为他们将这些传统视为负担；
他们不再拥有宗教信仰，因为他们开始质疑宗教；他们不再相信法律或立法者，
因为他们不再制定法律，因为他们害怕和鄙视立法者。
因此，他们觉得国家一无是处，不再认同它的所有特质，
他们陷入一种狭窄而封闭的自我主义之中。这些人虽然逃离偏见，
但不承认帝国的理性；他们既没有君主国的本能的爱国主义精神，
又没有共和国的理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止步于两者之间，陷入混乱和苦恼之中。

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会怎样呢？退后。但就像人不能恢复孩童时期的纯真那样，
民族不能恢复青春的情操；这或许令人感到遗憾，但民族无法恢复青春，
人类无法回到童年。因此，必须继续前进，
尽快在人民面前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
因为无私的爱国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移民既未带来习惯也未带来回忆；他们在这里都是初次见面，以前互不相识；
简而言之，这里几乎不存在本能的爱国心；
那么每个人如何像管理自己的事业那样参与城镇、地方和整个国家的事业呢？
因为每个人在他的范畴内积极参与社会的管理。

在美国，一般人都知道普遍繁荣对他自身的幸福产生影响，
这个如此简单的想法却很少为人们所知。
此外，美国人习惯于将这种繁荣看作是自己的劳动成果。
因此，他将公共财富视为自己的财富，并愿意为国家的富强而效力，
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出于责任感或自豪感，而且出于我几乎敢于称为贪婪的心理。

当一个小孩开始在外界物质之中移动时，他的本能使他抓住他伸手可及的所有东西；
他没有财产归属的观念，甚至没有财产的观念；但是，随着他逐渐明白事物的价值，
随着他发现别人也会从他手中抢去他的物品，他会变得更慎重，
并最终通过尊重他人而希望赢得他人的尊重。

儿童希望获得玩具的心理后来发展成为大人希望获得财物的心理。
为什么在美国这个极端民主的国家中，
没有人像回响于欧洲的抱怨那样针对财产而发出叹息呢？这个理由还有必要说明吗？
美国没有无产者。每个人都有需要维护的个人财产，所以人人在原则上都承认财产权。

在政治世界中也是如此。在美国，一般人都很看重政治权利，因为人人都拥有政治权利；
他不攻击别人的权利，因此没有人侵犯他的权利。
而在欧洲，拥有政治权利的人甚至不顾国家主权，
而美国人却能毫无怨言地服从于最底层的行政官员的权力。

这个真理甚至也体现在人民日常生活的最微小的细节上。
在法国，只有少数享乐是专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而设的；
富人能够到达之处，穷人几乎都被接纳。因此，你发现人们举止得体，
对他们参与的一切享乐表示尊重。在英国。就像垄断权力那样，富人拥有享乐的特权；
当穷人怨声载道，他们便偷偷潜入专供富人享乐的场所，并乐于造成无谓的损害。
为何因此而感到惊讶呢？他们已经采取谨慎措施，故知道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

如果说有哪个时代可以完成这样的事业，那就是我们的时代。

难道你没有看见宗教变得软弱，神的权利观念逐渐消失？
难道你没有发现道德观念变得腐败，而道德的权利观念也在随之消逝？

难道你没有看见，在所有方面，信仰让步于诡辩，情感让步于诡计？
如果在这场大混乱中，你没将权利观念与扎根于人心深处的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那又有什么方法让你敢于治理社会呢？

当儿童不知道生命的价值时，他可能造成死亡；
就像在他不知道自己的财物会被他人夺走之前，他会拿走他人的物品。

在美国，统治者是穷人，富人总是害怕穷人会滥用权力并用这种权力对付他。

富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可能产生一种无声的不满；但社会不会因其而产生剧烈动荡；
因为不让富人信任立法者的理由同样不允许他们违背立法者的命令。
他们不能立法，因为他们是富人；而因为他们的财富，他们不敢违反法律规定。
一般而言，在文明国家中，只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才会造反。
因此，即便民主的法律并非总是值得尊重的，但它们几乎总是赢得尊重；
而那些通常违反法律的人还不得不遵守他们制定的法律和对他们有利的法律，
而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公民也要在人格和地位的引导下服从于立法者的任何意志。
此外，在美国，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不仅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的作品，
而且因为当法律偶尔对他们造成伤害时，他们能够对其进行修改；
他们首先将法律看作加于他们身上的灾祸予以接受，
随后又把法律看作可以随时进行解除的灾祸予以对待。

当你从一个自由国家来到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你会因极大的差异而感到震惊：
在前一个国家中，一切都充满活力且不断运动；在后一个国家中，
一切似乎都是平静而不变的。在前一个国家中，唯一的问题是改革和进步；
而在后一个国家中，你可以说社会已经获得了一切美好的事物，
人们只想停下来享受这些事物。
然而，不断努力创造幸福的国家通常比满足于自身命运的国家更富有、更繁荣。
在将两者进行对比的时候，你很难理解为什么前者每天都觉得需要创新，
而后者似乎不大需要创新。

如果让美国人忙于自己的私事，他们的生存意义就会被剥夺一半；
他们将在生活中感到极大的空虚，而且他会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郁结。

毋庸置疑的是，人民往往不擅长管理公共事务；但是，不提高人民的思想境界，
不使人民的思维摆脱陈规旧套，他们就不能参与公共事务。
应要求参与社会管理的普通人都对自己具有一定的认识。那么，由于他手握权力，
就能够使非常有知识的人为他服务。为了得到他的支持，人们纷纷与他交谈，
当人们以各式各样的方法欺骗他，他们也教导了他。在政治上，他参与的事业虽非他的本行，
但却使他对这一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喜好。每天都有人向他提出关于公共财产的新的改进方案，
他察觉到自己产生了增加个人财产的愿望。也许他不比他的祖先更有德行、
更幸福，但是他比他的祖先更文明、更活跃。我毫不怀疑，
民主体制与国家的物质条件相结合，
虽不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存在于美国的大型工业运动的直接原因，但也是间接原因。

如果你认为将人类的智力活动和道德活动用于满足物质生活需要
并利用它创造福利是有益的；如果你认为理性比天赋对人们更有利；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创造英雄式美德，而是创造温良的习惯；
如果你宁愿看到恶习也不愿看到犯罪，而且只要没有令人发指的罪行，
你宁愿少见到一些伟大的行为；如果对你来说，生活在一个繁荣的社会中就已足够，
而不必在一个富丽堂皇的社会中活动；最后，如果在你的眼中，
政府的主要目标不在于尽可能使整个国家拥有最大的力量和最高的荣耀，
而是给社会中的每个公民提供最多的福利和免受最大的痛苦；
那么，你得使条件均衡化并建立民主政府。

但是，如果有人根据人类的惯常倾向，尤其是法国人的惯常倾向，
认为你是从位于美洲的美国回来的，那将是不幸的；
因为法国人非常钦佩去远方探索的人，但会抨击在本国进行研究的人。

我不认为在英国存在为了富人的福利而牺牲穷人的福利的情况。
根据我的调查显示的数据，英国劳工的薪酬比任何国家的劳工都高。
他之所以没有地产，是因为对他来说另一种工作比农耕更有利可图；
比如，根据相同的理由，为一个棉花工厂工作相较于为自身制作袜子而言更有利可图。
这是劳动分工的一部分，是大文化背景中的一个实例。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拿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与谈话》）

就我而言，专制最应当受到指责的不是它的严苛。如果专制仅使人们痛苦而没有使他们堕落，
那么我可以原谅它。在服从于专制的人们的灵魂深处，专制创造了一种追寻安宁的盲目激情、
一种倾向于服从的堕落喜好、一种不可思议的自卑感，
最终使他们对自己的利益和自我利益的敌人显得漠不关心。

随后，他们错误地说服自己，并按照这种方式失去了文明人的一切特权，
他们逃脱了自己的所有负担和所有义务。
因此，他们在社会中拥有的自由和价值就像是身处于主人的住宅之中的仆人
［仆役］所拥有的自由和价值那样；
他们认为自己只能吃别人留给他们的面包，而不关心自己的收获。

世界上存在两种对权力的尊重，不得将其混淆：一种是无思想的尊重，
其产生于习惯，且在无知状态下会变得更加强大。
任何长期以来保持强大而坚定的事物都受人尊重，而命令权通常由命令的事实进行判断。
这种对权力的尊重仅确保强者的存在，却不能确保弱者的存在。
它统治的地方拥有安宁，却没有自由，繁荣和独立亦无迹可寻。

只要没有人争夺他的权利，那么以这种对权力的本能尊重为基础的权威是绝对的；
当它受到质疑时，它几乎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还有另一种对权力的尊重。这种尊重是互补的，它既确保了国民的特权，
又确保了君主的特权。这种对权力的尊重基于理性和经验。
一旦它统治社会，就很难摧毁它。

［在空白处：前者是一种情感而非观念，后者是基于一种观念而非一种情感。
前者是本能的，而后者是理性的。］

但存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失去了尊重未知事物的习惯，
却仍未学会了解他们应当尊重的事物。在那时，这些人就像是在颤动的病床上苦苦挣扎的病患，
在深入骨髓的病痛的折磨下辗转难眠，有些民族甚至在从习惯到理智的过渡期间走向灭亡。

多数的道德统治部分来源于这样一种思想——
许多人联合起来所具备的才智大于一个人所具备的才智，所以立法者的人数比人选更重要。
这是将平等理论运用到人的智力上。这个理论抨击个人自豪感，并对其穷追不舍。
因此，尽管这个理论难以被少数所接受，但是久而久之也被少数习以为常。
就像所有权力那样，或许更甚于其他任何权力，
多数的权力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显示出它的合法性。
当它刚刚得以建立的时候，它依靠强制迫使人们服从；
只有长期生活在它的法律之下，人们才会开始尊重它。

至于法律本身，只需一瞥联邦各州的档案就足以使你确信美国的立法活动从未停止。

几年前，一些宗教人士就致力于改善监狱的条件。
公众被他们的呼声唤醒，从而使帮助犯人重获新生成为一项流行的事业。

随后，建立起一批新的监狱。改造罪犯的观点首次和惩罚罪犯的观点同时进入监狱。
但是，这项公民热心参与和在公民的一致努力下变得势不可当的可喜改革并未一蹴而就。

当多数急于建设并发展一些教养所的时候，旧监狱仍然存在，且关押着大量罪犯。
当新的教养所日趋完善和健全，这些旧监狱似乎令人感到更不健全和更为腐败。
这种双重效应是不难理解的，而一心建立新设施的多数已经忘记了早已存在的旧监狱。
由于人人都忽视了不再具有吸引力的目标，监督便中止了。
纪律严明的教管制度首先松弛下来，不久之后便遭到破坏。
因此，在建有足以代表当代的文明和开化程度的不朽纪念碑的监狱之中，
仍然存在着令人回想起野蛮的中世纪的地牢。

人们团结在一起就能改变他们的性格吗？
他们会因为力量增强而在面对困难时更有耐心吗？

在我看来，无限权威是一种不好且危险的东西。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行使无限权威；
我只承认上帝可以拥有无限权威而不会造成危险，因为他的智慧与公正始终与他的权力相当。
因此，世界上没有一种权威本身值得尊重或者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
而使我愿意承认它的行使可不受控制或者它的统治不会遇到阻碍。
因此，当我看见能够做任何事情的权力和能力被赋予任何权威时，
不管这种权威是被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是被称作民主政体还是贵族政体，
不管这种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会说：
那里已经播下了暴政的种子，而我会选择离开，尝试生活在别的法律之下。

在某些州，连法官本身都是由多数选举产生的。
因此，不管你抨击的措施是如何不公正或不合理，你都只能选择服从
［或逃避。如果这不是隐藏在自由表象之下的暴政，那还能是什么？］

至于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宽以待人的原因，
应当到它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中寻找，而不是在它的法律中寻找。

必须仔细区分专断与暴政。暴政可由法律自身实施，因此它不同于专断；
专断可以为被统治者的利益而行使，因此它绝非暴政。

思想是一种无形且几乎无法察觉的力量，
它敢于嘲笑所有暴政［敢于嘲笑镣铐和刽子手。
你可以用马勒布形容死亡的句子来形容思想：它不会止步于罗浮宫门前，
而只会止步于穷人的家门前。在今天的欧洲，即便是最专制的君主，
也无法阻止某些反对他们的思想在他们的国家中，甚至在他们的宫殿中传播。
而美国就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只要多数的决定是不确定的，人们就能够继续讨论；
但是，只要多数做出不可取消的决定，每个人都默不作声，
而不管是这个决定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结合在一起。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
没有一个君主专制到可以将所有的社会力量握在手中并征服其所面对的所有反对力量，
但拥有立法权和执法权的多数则能够做到。

而且，国王只拥有一种能够影响人民的行动但不能触及心灵的物质力量；
但多数既拥有物质力量又拥有道德力量，其既能影响人们的行动又能影响人们的内心，
既能制止行为又能消除实施行为的欲望。

因为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屈服于一个单独的权威，
这种权威使得想说真话的人得不到某种支持，从而无法维持自己的独立成果。
如果敢于说真话的人不幸生活在一个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人民往往会站在他那一边；
如果他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他必须将王权作为保护伞。
如果他生活在民主国家中，则有社会的贵族阶级支持他；如果他在其他国家，
则有民主的力量支持他。但在民主制度组织得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
只有一种权威，即力量和成功只有一种根源，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当他把自己完全暴露于众人面前时，他似乎不再拥有这些支持者；
因为那些谴责他的人公开批斗他，而与他具有相同想法的人则失去勇气，
保持沉默并躲得远远的。他让步了；最后，在每天的努力之下，
他完全屈服并保持沉默，仿佛因说过真话而感到后悔。

镣铐和刽子手是暴政以前使用的野蛮工具，但在今天，
文明使本来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学习的专制得到了完善化。

可以这么说，昔日的君主靠物质力量进行镇压，
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完全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束缚。
在一人专制政府的统治下，为了触及灵魂，专制粗暴地打击身体，
但灵魂却能够逃离这些拳头，使自己变得更高尚；但在民主共和国中，
暴政没有以这种方式进行，它放任身体的自由，而直接着手于压制灵魂。
国家的首脑不再说：“你得跟着我的想法走，否则就得死”；而是说：
“你是自由的，不必跟着我的想法走；你的生活、你的财产、你的一切都属于你；
但从今天起，你在我们当中将是个外人；你将保留作为一个公民所享有的特权，
但这些特权对你来说毫无用处。如果你期望获得同胞公民的选票，他们将不会选择你，
如果你要求得到他们的尊重，他们将假装尊重你。你仍然留在我们之中，
但你将失去作为人类所享有的权利。当你接近你的同胞时，
他们会像躲避肮脏的生物那样躲避你。而即便是那些相信你清白的人也会抛下你，
因为他们害怕人们也会躲避他们。平静地活下去吧，
我可以饶你一命，但我会让你活着比死了还要难受。”

专制君主政体使专制声名狼藉。我们要警惕，不能让民主共和政体使专制死灰复燃，
使专制成为某些人的沉重负担，而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却不那么可憎和卑鄙。

当拉布吕耶尔完成其著作的一个章节时，他住在路易十四的宫殿之中，
而莫里哀在演给朝臣们观看的戏剧中批判宫廷。
但美国的主导权威却无法忍受这样的嘲弄。最轻微的指责都会伤害它，
最不尖锐的真相都会令它感到震惊；无论是它的一言一行还是它最根本的德行都得加以赞美。
任何一名作家，无论他多么声名远播，都难逃恭维同胞公民的命运。
因此，多数生活在自我崇拜之中，美国人只能从外国人的口中或者根据经验了解某些真相。

如果说美国至今还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家，那就只能在这方面寻找原因，
没有思想自由，就无法产生文学天才，而美国所缺乏的就是这样的思想自由。

美国虽然有不信宗教的人，但是可以这么说，他们在那里没有自己的报刊。

你发现有些政府通过谴责淫秽书籍的作者力求维护社会风气。
在美国，没人因为这样的书籍而受到谴责，但没有人想写这样的书籍。
这不是说所有公民都拥有高尚的道德，而是说多数的道德地位是难以撼动的。

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时候，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当时，公众舆论没有被暴政所引导和压制。
这一时期的伟人们，在自由参加思想活动的过程中，拥有他们各自特有的伟大之处；
他们将自己的光辉洒遍全国，而没有借国家的力量来增加自己的光辉。

在专制政府中，靠近王权的达官显贵，奉承君主的情感并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君主的反复无常。
但是全国的人民大众并不想卑躬屈膝，他们之所以服从，往往是因为自己的软弱、
习惯或无知，有时也出于对国王的喜爱和忠诚。
我们发现有的民族以牺牲自己的意愿来满足君主的意愿来作为一种快乐或骄傲，
按照这种方式，在服从行为之中保持一种精神上的独立。
这样的民族虽然不幸，但尚未走向堕落。
此外，做自己不赞成的事情与做自己假装赞成的事情存在很大的差别：
前者是由软弱的人实施的，而后者则仅由具有奴仆习性的人实施。

在自由国家中，美国人都或多或少地针对国家的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
在民主共和国中，公共生活不断与私人生活相混合，主权在各个方面都是可接近的，
而主权也希望人们提高嗓门发表意见以便引起它的注意；
因此，这两种国家与专制君主国相比，
存在更多设法利用主权的弱点和以损害主权的激情为代价而谋生的人。
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的人天生就比别处的更坏，而是说明这些国家中存在的诱惑更强，
而且更多人会同时受到这种诱惑的影响。因此，人们的灵魂更容易走向普遍性堕落。

在民主共和国，人们对绝大多数存有巴结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在同一时间渗入所有阶级。
这是民主共和国应当遭受的主要谴责之一。

对我而言，我认为在所有政府中，不管它们的性质如何，卑劣之人始终会趋炎附势。
而我认为只有一种方法能够防止人们自贬身价，那就是不授予任何人以无限权威，
即不授予任何人使其自我贬低的统治权力。

我认为几乎总是权力的滥用和资源的不当使用使民主政权走向破灭。
无政府状态几乎往往源于政府的暴政和管理不当，而不是源于政府的无能。

在美国，所有危险都来自人民；其从未来自其他事物。

在美国，如果多数的统治被推翻，不是因为它缺乏力量，而是因为它缺乏才智。
正是因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多数是无所不能的，所以行政管理才如此集中。
它可能缺少的不是物质力量，而是道德力量。
在人们行使的所有力量中，存在某种易变的、缺乏智慧的力量。

神权的支持者曾经说过：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上帝，所以应当只有一个国王，
而所有的权力都属于他，因为他是上帝的唯一代表。
人民主权的支持者则是这样说的：因为只有一个民族，所以应当只有一个议会；
因为它代表人民。这两种情况产生的偏差是相同的，其同样导致专制。
的确，只有一个上帝且只有一个民族；但上帝并不存在于地球上的某个地方，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都不能成为上帝，因为其无法完全认识上帝的法则并不断获悉上帝的希望。
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实际权力的统一呈现的是无人持有或者无人能够持有的完整的法律权力。（《公开课程期刊》）

民主统治导致的最大的道德沦丧是它使奉承思想离所有人不远。

在民主共和国中，奉承者的数量是巨大的。其与君主国存在的唯一差异是这些奉承者是粗俗之人。

法学家在研究法律时获得的专门知识使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单独的阶层。
他们在知识界中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每当他们发挥专长时，他们会觉得自己具有优越性；
他们是一门尚未普及的必不可少的科学的大师；他们在公民中充当仲裁人，
而引导诉讼当事人的盲目激情走向正规的习惯又使他们对群众的判断产生一种蔑视。
此外，他们还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团体。
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达成协议并打算一致奔向同一个目标；
而是说研究的相同和方法的统一将他们的思想联系起来，
就像利益能够将他们的意愿联系在一起那样。

因此，你发现在法学家的灵魂深处隐藏着贵族的一部分兴趣和习惯。
就像贵族那样，他们对于秩序有一种本能的倾向，对于规范有一种天生的喜爱；
就像贵族那样，他们对群众的行动极为反感并且暗中对人民的政府心怀蔑视。

我不想说法学家的这些自然倾向已经强大到足以令他们无法抗拒的地步。
支配法学家的东西，就像支配一般人的东西一样，
是个人利益，尤其是所有的眼前利益。

有一种社会，其法律界人士不能在政界中获得类似于其在私人生活中占据的地位；
你可以肯定，在以这种方式组建的社会中，法学家［置他们的天生喜好于不顾］
必将成为革命的活跃分子。
但是，你必须尝试判定引导他们走上破坏或者改变之路的原因是他们的固有本性还是出于偶然。
的确，1789年推翻法国的君主政体，主要应当归功于法学家。

但有待研究的是他们之所以能够以这种方式行事，是因为他们研究了法律，
还是因为他们未能参与法律的制定。

500多年前，英国的贵族曾多次领导人民，并以人民的名义发言；
但在今天，他们却维护王权，成为王室权威的拥护者。
然而，贵族仍然保持其自身的本能与偏好。

当贵族政体使法学家无法晋升时，它会发现法学家成为其最大的敌人，
因为法学家的财富和权力虽不如贵族，但他们的活动独立于贵族，
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的文明程度与贵族不相上下。

但是，每当贵族愿意与法学家分享他的某些特权时，
这两个阶级便能够非常容易地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可以成为一家人。

尽管法学家往往与人民联合起来推翻行政权，
但是法学家与行政权之间的自然亲和力却大于法学家与人民之间的自然亲和力。
同样，尽管你常常看到社会的上层阶级与其他阶级联合起来对抗王权，
但贵族与国王之间的自然亲和力往往大于贵族与人民之间的自然亲和力。
［法学家通常畏惧国王，但他们往往蔑视人民。］

法学家对秩序的喜爱高于一切，而秩序的最大保障者是权威。
此外，不应当忘记的是，即便法学家重视自由，他们也通常将合法性置于自由之上；
他们害怕暴政不如害怕专断，而且，假若立法者本身剥夺了人们的自由，
法学家也不会有什么不满。

因此我认为如果一个君主面对民主的侵入时，
设法削弱国家的司法权并削弱法学家的政治影响，那么这样的行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他将失去实质性权威，而徒有权威的外表。

法学家因其喜好而自然偏向于贵族和君主，也因其利益而自然偏向于人民。

在民主政体下，人民不是不信任法学家，因为他们知道法学家的利益在于为人民的事业效力；
他们不会因法学家的话而气恼，因为他们预料到法学家不会有别有用心的动机。
事实上，法学家不想推翻人民创建的政府，但是他们不断努力以非民主的道路和手段来领导政府。
从利益和出身来说，法学家属于人民；从习惯和爱好来说，法学家又属于贵族；
他就像两者之间的天然锁链，像将两者联合在一起的纽带。

我们发过的成文法往往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人人都能够阅读它们；
相反，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没有什么比以先例为基础的法律更加模糊不清、
更加难以接近的了。英国和美国的法学家的这种需求，这种在教育中养成的尚古思想，
使他们距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最终使他们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阶级。
法国的法学家只是学者，但英国或者美国的法律界人士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埃及的祭司，
是某种神秘科学的唯一解释者。

法律界人士在英国和美国所占据的地位对他们的习惯和见解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英国的贵族费尽心思将一切天生与其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的东西拉到他那一边，
他极为尊重法学家，并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
在英国社会中，法学家虽然没有进入最高阶层，但他们满足于自己所占据的阶层。
他们就像是英国贵族中地位较低的分支，他们爱戴和尊敬地位较高的人，
而且不争夺他们的特权。因此，
英国的法学家便将他们的职业的贵族利益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阶层的贵族思想和贵族喜好结合起来。

因此，你会发现我试图描绘的这种法学家在英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英国的法学家之所以尊重法律，不是因为法律良好或是因为法律古老；
而且，即使他们要就某些方面对法律进行修改，以使其适应于社会的时势变化，
他们为了说服自己只是诉诸最微不足道的方法——通过给祖先的作品添加某些内容，
他们只是发展了祖先的思想并完善了祖先的成果。不要期望他们会认识到自己是一名改革者；
他们宁愿被人指为荒谬，也不愿意承担冒犯祖先遗训的大罪。
诞生于英国的这种法律精神似乎对事务的实质显得漠不关心，
而只重视法律的条文，宁肯违背理智和人性也不愿意对法律做丝毫改变。

英国的法律系统就像一棵古树，立法者不断为其嫁接千奇百怪的枝条，
并希望其结出各种不同的果实，或者至少让繁茂的枝叶簇拥着支撑着它们的枝干。

在美国，既没有贵族又没有文人学士，而且人民不信任富人。
因此，法学家形成为高等政治阶级，他们是社会上最有文化的那部分人。
因此，他们只能舍弃改革，这使他们偏好秩序的本性添加了保守的志趣。

如果你问我美国的贵族在何处，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他们不在富人之间，
因为富人没有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纽带。
美国的贵族是从事律师职业和坐在法官席位上的人。

武力向来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成功因素，而被武力压迫的人民很快会产生权利观念。
一个只能在战场上击败敌人的政府很快会走向毁灭。
因此，真正的政治法律的约束力应当存在于刑法之中，如果没有这种约束力，
法律迟早会失去它的强制力。因此，主持刑事法庭的人才真正是社会的主人。
而陪审制度是将人民自身，或者至少将一部分公民推到法官之位上。
这样一来，陪审制度就在实际上将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者这一部分公民的手中。

当英国人采用陪审团制度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半野蛮的民族；
当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之一时，他们对陪审团制度的喜爱似乎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我们发现他们走出自己的国土，向世界各地发展。有些地方成为他们的殖民地，
有些地方则建立起独立的国家。国家的主体仍然承认国王，
一些移民建立了强大的共和政体。但是各地的英裔国家都倡导陪审团制度。

在英国，陪审员是由该国的贵族中选出的。贵族既制定法律，又执行法律和惩治违反法律的行为。
一切都得符合贵族的意愿：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英国形成了一个贵族主义共和国。
在美国，同样的制度被应用于全体人民。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是选举人，
且有资格参加竞选和担任陪审员。在我看来，
美国人所理解的陪审制度就像普选权那样是人民主权学说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结果。
陪审制度和普选权是多数能够进行统治的两种同样强大的手段。

波拿巴假装以国家的意志掌权，但其制定了与人民主权截然相反的法律；
而声称权力来自自身的波旁王朝最终将制裁权重新放到了人民的手中。

如果你能够像删除英国的法律中的陪审制度那样轻易地删除英国的风俗习惯中的陪审制度，
那么陪审制度早在都铎王朝时期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此，事实上是民事陪审制度拯救了英国的自由。

陪审制度，尤其是民事陪审制度，能使所有公民了解法官的一部分思维习惯；
而这些思维习惯正是人们为了获得自由而应当养成的。

这种制度使所有阶级尊重判决事实并培养权利观念。
假如它没有发挥这两种作用，人们对独立自由的喜爱只会是一种破坏性的激情。

这种制度教导人们行事公道。每个人在审判同胞的时候，
总会想到有一天也会轮到同胞来审判他。这一点在民事事务的审判中尤为真实：
几乎没有人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刑事诉讼的对象，但人人都可能卷入民事审判。

陪审制度教导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这种男子汉的气魄，就难觅政治道德之迹。

陪审制度赋予每个公民以一种执政地位，
它使所有人都感到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而且使所有人参与对社会的管理。
通过迫使人们插手与自己无关的事务可以克服个人利己主义，
而这种利己主义是［比军队更容易对国家造成损害的］社会的弊病。

陪审制度对于判决的形成和人类知识的提升中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贡献。
在我看来，这正是它最大的优势。你可以将它视为一所常设的免费学校，
每个陪审员都在这里学习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他在这里能够同最有教养、
最有学识的人进行日常沟通，他在这里能够学习应用法律的技术，
而在律师的帮助、法官的建议和政党的责问之下，他会将法律牢记于心。
我认为美国人的实践知识和政治常识主要归因于民事审判制度的长期运用。

我不知道陪审制度是否对参与法律诉讼的人有利，但我敢肯定的是它对主审法官极其有利。
我将陪审制度视为社会能够用以教育人民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立法机构内部，
美国的法官都不断发现周围的人习惯于认为法官的智慧高于其自身的智慧；
而且，他们在诉讼中行使权力之后，
他们的权力还在影响着参与其审理过程的那些人的思维习惯，
甚至影响着这些人的内心世界。

美国的富人就像所有地方的富人那样，必定对秩序和自我保全拥有极大的本能。
但是他们没有形成团体；他们没有因为共同的习惯、思想和喜好而团结在一起。
没有思想纽带将他们的集体力量凝聚在一起，他们也不以团体的身份实施具体行为。
人们不信任他们而且不允许他们插手公共事务，
而大体上与富人拥有相同本能的法学家却没有引起人民的任何恐惧。

陪审团既是统治人民的有力手段，又是教育人民实施统治的最有效的手段。

当一个专制君主有权力指定他的代表处罚犯人时，被告的命运可以说早已注定。
但是，如果由人民进行审判，陪审团的组织和问责制的缺乏，尚可为无辜者提供有利的机会。

在美国有助于维护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在美国有助于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项：
第一，上帝使美国人处于独特的、有利的地理环境；
第二，法律；
第三，习惯和民情。

联邦没有强大的邻邦。——没有巨大的首都。——美国人生来就拥有对他们有利的好运气。
——美国地广人稀。——这种环境如何强有力地帮助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
——开发美国荒野的方式。——英裔美国人占领新大陆的广袤荒野的渴望。
——物质福利对美国人的政治观点的影响。

此不用担心大型战争、金融危机、入侵或者是被别国征服；他们也不需要重税、
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
他们几乎不会畏惧于一种比这些灾难加在一起对共和制度更有害的灾祸，即军事荣誉。

怎么能够否认军事荣誉对人民的精神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呢？
曾两次被美国人选为国家首脑的杰克逊将军是一个性格粗暴和才能平庸的人；
在他的整个任期中，没有一件事能够证明他有资格领导一个自由的民族；
因此，联邦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始终反对他。
那么，是什么把他推上了总统的宝座并让他能够连选连任呢？
是他于20年前在新奥尔良的城墙下赢得的胜利在人们心中留下的记忆；
但是，新奥尔良的这次胜利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军事胜利，
其只有在一个战事不多的国家中才能够长期留在人们心中；
而且，被军事荣誉的威望牵着鼻子走的民族无疑是最冷酷无情、最斤斤计较、
最不懂军事的民族，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其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中最平淡无奇的民族。

他们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将身份平等和智力平等带到了他们所占据的这片土地上，
民主共和制度势必在有利的自然环境中应运而生。这仍未包括所有；
在共和主义社会状态中，他们的祖先还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最能使共和制度繁荣发展的习惯、
思想和道德观念。当我思考这个根本事实所产生的后果时，
我似乎从第一个抵达美国海岸的清教徒身上看到了美国的整个命运，
就像我从第一个人身上看到了人类的整个命运那样。

古代的著名国家都是在战胜周边敌对国家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之后建立起来的。
一些现代民族发现在南美某些地区，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不如他们开化，
但已经占有并耕种那片土地的民族。为了建立新国家，
这些现代民族必然会消灭或者征服众多的土著居民，并以他们的胜利令文明蒙羞。

但在北美，只居住着一些从未想过利用土地这笔自然财富的流浪部落。
确切地说，北美还是一片了无人烟的大陆，一片等待着居民的荒野。

美国人所拥有的这一切使得他们的社会状态和法律状态与众不同，
但是更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所拥有的这片土地。

当造物主将大地赐予人们的时候，大地是朝气蓬勃而物质丰饶的，
但人们是软弱而无知的；而当人们学会利用大地中的宝藏时，
大地上已经到处是人，很快，人们便不得不为获得栖身之所和自由生息的权利而战争。

一般人认为，美洲荒野的开发全靠每年抵达新大陆海岸的欧洲移民，
而美国的居民仍然留在其祖先占有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抵达美国的欧洲人在这里无亲无故，而且通常不拥有任何资源；
为了谋生，他们被迫出卖劳动力，很难看见欧洲人离开海岸沿线的大型工业区到内陆进行开发。
你显然不能在没有资本和贷款的情况下开荒垦地；而且，在前往森林中冒险之前，
你的身体必须能够适应新气候环境的恶劣条件。因此是美国人长期离开自己的出生地，
到遥远而广袤的土地上创业。因此，最初是欧洲人放弃自己的住所，来到大西洋彼岸定居；
而现在轮到出生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消失在美国中部的荒野里。
这种双重的移民运动从未停止；它开始于欧洲中部，陆续来到大西洋彼岸，
随后挺进新大陆的中部荒野。许许多多的人在同一时间朝着地平线上的同一点进军：
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习俗有所不同，但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
有人告诉他们到西部能够找到财富，他们便匆匆奔赴西部寻找财富。

美国人的这种西部迁徙对将来产生的远期效应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但其带来的直接效应是不难发现的：由于一部分老居民逐年离开他们出生的各州，
这些州虽然建立已久，但其人口的增长速度却极为缓慢。
康涅狄格州就是如此，其每平方英里平均只有49人，
全州的人口在过去的40年中只增加了四分之一，而英国的人口在同一时期却增加了三分之一。
因此，欧洲的移民不断来到人口较少而工业尚需人手的美国；
他成为富裕的工人，他们的儿子却到空旷的地区寻找财富，并最终成为富有的大地主。
前者集聚资本，后者利用资本增值，不管是从外地迁来的还是在本地出生的人都不贫穷。

美国的法律有利于尽可能地分散财产，但有一个比法律更强大的因素防止财产过于分散。
你可以发现这一点在后来才人烟稠密起来的各州中尤为明显。
马萨诸塞州是联邦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但其每平方英里仅有80人，
这个数字远远小于法国，法国每平方英里为162人。
然而，在马萨诸塞州，小型地产的划分是非常罕见的；
在这里，通常由年长的子女继承土地，年幼的子女则会到荒野中寻找财富。

毋庸置疑的是，土地的过度分散化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过于分散的土地不再能够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但是这样的不利后果至今还未在美国出现，
人们在经过很多世代之后才能察觉这种后果。我们无人居住的地域广阔，
尚未开垦的土地充裕，从大西洋沿岸向内陆迁徙的人流不息，
都足以在现在和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防止土地的过度分散化。

描述美国人扑向命运赋予他们的这些大奖赏的贪欲是困难的。
为了追寻这种奖赏，他们无惧于印第安人的利箭和荒野中的瘟疫；
森林中的寂静没有令他们恐惧，猛兽的靠近没有把他们吓退；
一种比对生命的热爱更强烈的激情不断鼓励着他们。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无垠的大地，
而他们担心那里已经没有空地，他们匆匆前进，唯恐因到得太晚而失去机会。
我刚刚谈到的是旧州的居民向外迁徙的情况，至于新州的居民又如何迁徙呢？
俄亥俄州成立不足50年，但它的大部分居民并非出生于该州；
它的首府成立不到3年，它的境内尚有大量未被开发的土地；
但是，俄亥俄的人口已经开始朝着西部进军了；
大部分在伊利诺伊州的肥沃大草原中定居的人都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公民。
这些人最初离开他们的第一个家园是为了生活充裕，
他们离开第二个家园是为了生活得更充裕：他们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能够找到财富，
但不是幸福。在他们中，对幸福的渴求已经成为一种无法遏止的热烈激情，
其随着得到满足而继续增强。他们已经切断了他们与出生地之间的纽带；
此后，他们没有形成这样的纽带。对他们来说，移居最初是一种需求；
而现在，移居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一种想赢多少就赢多少的投机游戏。

有时，他们前进得太快，以致荒野又重新出现于他们身后。
森林刚刚屈服于他们脚下，当他们离开之后，它又茂密地生长起来。
当你经过西部新建各州时，你经常在森林中遇到荒废的住宅；
你往往在荒野深处找到变为废墟的小屋，你惊讶于这些粗糙的建筑物，又惊讶于人性无常。
在这些废弃的田野中，在这些昨日才出现的废墟之上，古老的森林很快长出新枝；
动物们重新夺回它们的领土；大自然很快就愉快地用绿色的枝条和花朵覆盖人类的遗迹，
并很快抹去人类留下的痕迹。

我记得在我横穿覆盖纽约州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区域时，
来到一个周围全是原始森林的湖泊岸边。湖水中央有一座小岛。
森林覆盖着小岛，茂密的树荫完全掩盖了小岛的四周。
湖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曾经有人居住；你只能看见一缕炊烟在天边升起，
从树梢上笔直地冲向云端，仿佛它是从天而降而非从地面升起的。

一艘印第安人的独木舟系在沙滩上。我决定用它到这个一开始就引起我注意的小岛上看看，
很快，我抵达了小岛的岸边。整个小岛拥有新大陆中的无人居住的地区所特有的令人愉悦的幽静，
这种幽静几乎使文明人开始怀念远古时期的生活。青葱的植被证明这里的土地极其肥沃。
就像北美的所有荒野那样，这里一片沉寂，
只有斑尾林鸽的咕咕声和啄木鸟的啄木声偶尔打破这种沉寂。

我从未想过这样的地方曾经有人居住，因为这里似乎还保留着大自然原本的面貌；
但是当我到达小岛中央，我立即认定我所找到的一切正是人类的遗迹。
随后，我仔细地审视了周围的事物，很快不再怀疑曾有一名欧洲人栖身于此。
但是，他的劳动成果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不久之前被他匆忙砍倒而用来搭建小屋的树木已经重新长出枝条；
他的篱笆已经成为生机勃勃的树墙，他的小屋已经变为一个树丛。
在这些灌木丛中，你还可以看到几块被火烧黑的石头散落在一小堆灰烬旁边；
毫无疑问这就是当时的炉灶，而已经坍塌的烟囱的碎片覆盖了这个炉灶。
我停留了一会儿，默默地感叹大自然的强大和人类的软弱。
当我最终离开这个迷人的地方时，我再次悲伤地叹息：什么！已经成为废墟了！

在欧洲，我们习惯于将不安定的精神、人们对财富的过度欲望、
对自由的过度喜爱视为一大社会危险。正是这一切确保美国共和制度拥有长治久安的未来。
假如没有这种不安定的精神，人口就会聚集于某些地方，
很快就会像我们欧洲这样体会到难以满足的需求。
新大陆的幸运之处在于那里的人们的恶习，就像他们的美德那样对社会有利！

这对居住于东西两个半球的人类的行为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美国人往往将我们所说的贪婪称为值得称赞的勤勉，
而他们将我们清心寡欲视为内心深处的某种怯懦。

在法国，单一的喜好、朴素的习惯、
家族精神和热爱出生地被视为国家安宁和幸福的最大保障；
但是在美国，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德行更有害于社会。
法裔加拿大人仍然忠实地维护古老的道德传统，
但已经可以感觉到他们难以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中生存下去，
而这个刚诞生不久的小人民团体很快将成为古老民族的苦难的牺牲品。
在加拿大，最有学识、
最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最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为了使
人们不再满足于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小康状态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这些人赞美财富的好处，如果他们到了法国，他们也许会赞美一夜暴富的平庸之才，
而且，他们在刺激人类激情方面所作的努力大于他们在使人类头脑冷静方面所作的努力。
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比不满足于故土的清贫与安宁，而到外面去致富享乐，
离开祖先们居住的家园和田地，为了追逐财富而不惜放弃生者和死者更值得赞扬。

在我们的时代，美国为人们提供的物质资源极其丰饶，其往往大于创办工业所需的资源。

因此，在美国，你无法提供足够的知识，因为所有的知识既对拥有知识的人有用，
又能够为没有知识的人带来好处。这里不怕出现新的需求，
因为所有需求都能够毫不费力地得到满足。你也不用因为产生太多激情而感到恐惧，
因为所有的激情都能够找到简单而有益的发泄手段。
你也不用担心这里的人过于自由，因为他们几乎从未尝试滥用自由。

今天的美国共和社会就像是一个由共同开发新大陆的荒芜土地的商人组织起来的、
拥有繁荣贸易的大公司。

最能深深地鼓动美国人的激情是商业激情，而非政治激情，
或者可以说他们将商业习惯带到了政治事务之中。
他们喜欢秩序，没有秩序，事业就无法繁荣发展；他们特别重视风俗习惯的一致性，
其是建立良好的商业机构的基础；他们偏好于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常识，
而不喜欢往往会浪费精力的天才；基本思想令他们保持警惕，
习惯于精打细算，而且对美国人来说，实践比理论更重要。

在美国，你必须了解什么力量使物质福利对政治行动，甚至是对合理的舆论见解产生影响。
对于外国人而言，你必须主要考察这方面的事实。
大部分来自欧洲的移民都是因为疯狂地热爱自由和迫切希望改变窘境才来到新大陆的。
我有时在美国遇到一些由于政治见解而被迫逃离祖国的欧洲人。
他们的言谈令我感到震惊，但其中有一个人使我感到最震惊。
当我穿越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最偏僻的地区时，
夜幕降临使寻找住宿的我敲开了一位富有的庄园主的大门；庄园主是一位法裔美国人。
他邀请我在他的壁炉旁坐下，我们开始自由地交谈，
就像是两个在距离家乡两千里格之外的森林中相遇的亲人那样。
我才有幸得知收留我的主人在40年前是一位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和激进的鼓动家。他名留青史。

我原本很穷，但我现在很富有；如果福祉至少影响了我的行为，那我的判断岂不是自由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见解实际上随着我的财富的多寡而发生改变，
而在对我有利的结果中，我才发现我此前所缺乏的决定性理论。

福祉对美国人产生的影响比其对别国居民产生的影响更广泛。
秩序和公共繁荣是相互关联携手并进的，这对美国人而言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从未想过将两者分离；因此，他们不会像很多欧洲人那样，
将他们在接受初等教育时学到的东西置于脑后。

没有哪种宗教像耶稣基督的宗教这样不屑于利用物质力量。
但是，不管在何处，物质力量是不受尊敬的，暴政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你会发现专制通常无法建立于基督徒之中。
它通常存在于得过且过和处于恐惧状态的人民中。当我们说一个基督教国家被束缚，
我们是将它与一个我们认定的基督教国家进行对比。
如果我们将它与一个异教徒国家作比较，这个基督教国家在我们看来仍是自由的。

就教义而言，天主教义认为所有人的资质都处于同一水平；它要求智者和愚夫、
天才和庸人都遵守同一信仰的细节；它使穷人和富人都履行同样的宗教仪式，
它令强者和弱者进行相同的苦修；它绝不姑息养奸，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
它主张所有的阶级出现在同样的圣坛脚下，这就好像把所有的阶级都带到了上帝的眼前。

因此，即便天主教义要求信徒服从，但其不允许信徒之间存在不平等。
而我认为新教教义则与之对立，一般而言，
新教教义主要使人趋于独立，而不是使人趋于平等。
天主教就像是一个专制君主国。如果去掉君主不谈，
人们在这里的社会地位比在共和国还要平等。


大多数天主教徒都是穷人，为了能够自行主政，他们要求全体公民参政。
天主教徒是少数，为了能够确保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要求尊重所有权利。
甚至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这两种原因推动他们采纳了那些如果他们有权有势就不会如此热烈拥护的政治学说。

美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从未尝试反对这种政治倾向，他们反而设法证明这种倾向。
美国的天主教神父将知识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是他们不加讨论就服从的神所启示的教义；
其二是他们认为神让人们自由探索的政治真理。因此，［在这个世界上，］
美国的天主教徒既是最顺从的信徒，又是最独立的公民。

在欧洲，几乎所有的社会混乱都来自家庭问题，其与婚姻的关联也并不遥远。
欧洲的男人蔑视自然纽带和合法乐趣，他们偏好混乱、内心的不安定、愿望的不稳定。
在这种往往对家庭生活造成困扰的纷乱激情的影响下，欧洲人很难服从于国家的立法权。
当一个美国人离开政界的激烈斗争回到家中，他立刻会感到安定与平和。
在家中，他的一切享乐简单而自然，他的兴致纯真而淡泊；
他好像因为生活具有规律性而感到幸福，而且他容易习惯于调整自己的观点和喜好。

法国有些人将共和制度视为显示其自身伟大的临时手段。
他们用眼睛估量了一下他们的恶习和穷困将他们与有权有势之人隔开的鸿沟，
就想尝试用堆积在废墟上的残垣填满这个深渊。
这些人对于自由就像是中世纪维护国王的自由佣兵；不管他们穿着什么颜色的服装，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他们寄希望于共和制度能够使他们长久脱离目前的卑微地位。
我所说的不是这样的人。但还存在另一种人，他们将共和制度视为一种长治久安的状态，
视为思想和民情每天引导现代社会追寻的必然目标，他们衷心希望人们能够获得自由。
当这些人攻击宗教的时候，他们是出于自己的激情，而非出于自己的利益。
专制国家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情况下仍可进行统治，而自由国家则不能如此。
宗教在他们所赞美的共和政体中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政体中更具有必要性，
而在民主共和政体中显得尤为必不可少。如果政治纽带松弛，而道德纽带尚未加强，
那么社会怎能免于毁灭？如果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民族不服从于上帝，它还能做些什么呢？

60年的短暂光阴不足以使人类发挥其全部想象力，世间乐事的不完整也无法令其感到心满意足。

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对自身的生存有天生的不满足感和极大的欲望；
他蔑视生命，又害怕死亡。这些不同的直觉不断促使他的灵魂注视来世，
而将他引向来世的是宗教。因此，宗教仅仅是希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而宗教就像希望本身那样是自然合乎人心的。只有心理失常和道德暴力对人的天性施加双重影响，
才会使人放弃宗教信仰；但一种不可抵抗的本能使人重新恢复宗教信仰。
没有信仰是偶然现象，而有信仰对于人类来说才是常态。

社会权利大都稍纵即逝，就像人生在世那样；它们迅速更替，犹如人生的酸甜苦辣；
你至今尚未看见一个政府依赖于始终不变的人心的支持，
或者能够以一种不朽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基础。

激动和不稳定是民主共和制度的本质，
就像固定性和昏睡是专制君主制度的法则那样。

［将美国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你会发现美国的大地主较少，而地主较多；
大富豪较少，而生活殷实的人较多。所有思想服从于同样的法律。
那里的科学天才和文学天才相当罕见，虽然你不能在那里找到大文豪，
但是人人都知道如何写作。似乎所有人的思想状态都是均质化的。］

英裔美国人到达这片土地时已经完全开化，他们的子孙后代不断繁衍；
他们无须从头学起，对他们来说，只要不忘记原来的东西就足够了。
现在，这些美国人的子孙每年都迁往荒野定居，随着他们的迁居，
他们带去了其已经掌握的知识以及对学习的尊重。教育使他们了解知识的作用，
并能使他们把这些知识传递给子孙后代。
因此，美国的社会没有孩提时期，它在建立时就已经成年。

美国人从不使用农民一词。他们之所以不采用这个词语，
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一种概念；混沌时期的无知、田野的单调、
乡村的粗野都不存在于他们的印象之中，而且他们对早期文明的德行、
恶习、粗俗习惯和无知天性全然不知。

在联邦的边远地区，或者在社会与荒野的交界之处，
一些勇敢的冒险者为了逃离家乡的贫困，而不畏艰险进入美国的荒僻地区，
在那里创建新的家园。开拓者在到达能够为他们提供安身之所的地方之后，
便立即砍伐树木，在树荫下搭建一座小木屋。
再没有什么比这些孤零零的住所更令人感到凄凉的了。
在晚上靠近这些住所的旅行者，远远就能透过墙壁看见燃烧的炉火；
在夜里，如果狂风大作，他就能够听见用树叶做成的屋顶在森林中摇晃作响。
谁不会认为这种粗劣的小屋是粗俗无知之人的栖身处呢？
然而，你在开拓者与其栖身处之间找不到任何关联。
他周围的一切都是原始而野蛮的，但他自身可以说是18世纪的努力和经验的成果。
他穿着城市的衣服，说着城市的语言，他知晓过去，憧憬未来，正视现实；
他是非常文明的人，他只需一段时间就能够适应丛林生活；
当他深入新大陆的荒野之中时，他只随身携带了一部《圣经》、一把斧头和一些报纸。

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经验，假如美国人不是逐渐习惯于管理自身，
那么他们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就不会为他们今天的成功提供太大的帮助。

英裔美国人把身份平等带到了新大陆。他们之中既没有贫民也没有贵族，
出身的偏见和行业的偏见往往都是不为人知的。
因此，由于社会状态是民主的，民主制度就不难建立自己的统治。

正是在东部［北部］，英裔美国人在民主管理制度的长期实践中获取经验、
形成习惯，且得到了最有利于维持这种制度的思想。
［在北部］在这里，民主制度逐渐渗入人们的习惯、见解和生活方式；
你发现其存在于社会生活和法律中的所有细节中。正是在东部［北部］，
人民获得的书本教育和实践教育最为完善，宗教与自由得到了完美结合。
这些习惯、见解、风俗和信念的总和，如果不是我所说的民情，又是什么呢？

当20个人没有因为一条共同的纽带而聚集在一起；当没有一个人、一个家庭、
一个团体、一个阶级、一个自由社团能够代表和鼓动舆论时，舆论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当每个公民都同样无能、同样贫穷、同样孤立无援而仅能依靠个人的软弱对抗政府的组织力量时，
舆论又有什么用处呢？

如果人们将来不是全部自由就是全部成为奴隶，
不是全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就是全都被剥夺权利；
如果面对这一抉择的统治者不是逐步将群众提升到
与他们相当的水平就是让所有公民降低到人类水平之下，
那么，只要战胜疑虑、确保道德心以及教育人人自愿做出巨大的牺牲，不就足够了吗？

身处于湍急的河流之中，我们仍然固执地将目光锁定在沿岸的废墟之上，
而把我们卷走的洪流将我们推下深渊。

在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原因中，可以说法律是唯一取决于人民的原因。
人民不能改变他们的地理位置和他们的生存环境。
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能够改变它的习惯和民情，但一代人不能做到这一点。
其只能改变法律。

“如果自由［民主］的建设是确保人类独立的唯一可行手段，
难道那些最不向往它的人不应当有序地遵循它吗？”

关于居住在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状及对其可能拥有的未来的思考

现在被美国联邦占据的或者它声称被它占据的领土，
从大西洋沿岸延伸至太平岩沿岸。
因此，不管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它的边界都是大陆本身的边界；
往南，它的领土延伸至热带的边界；往北，它的领土延伸到冰冻地带之中。

分布在这个空间之中的人不像在欧洲那样形成同一个种族的众多不同分支。
你从一开始就能发现他们之中存在三个天生截然不同的种族，
而且我几乎可以说是三个相互敌对的种族。
教育、法律、出身甚至是外貌特征在他们之间树立起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
命运虽然把他们聚集在同一片土地上，
但没有将他们混合成为一个整体，他们各自追寻着自己的命运。

在这些不同的人群中，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在知识、力量、福祉上均属第一的白人，
即欧洲人，或者可以说是最出类拔萃的人，位于他们之下的是黑人和印第安人。

这两个不幸的种族在出身、外貌特征、语言和民情上没有任何不同之处；
他们的不幸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唯一的不同之处。
他们在他们居住的地区都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
两者都备受暴政的摧残，虽然他们的不幸之处有所不同，但他们应当谴责同样的人。

鉴于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不是可以说欧洲人对待其他种族犹如其他种族对待动物吗？
他们使其他种族满足于他们的需要，当其他种族不肯服从时，他们便将其消灭。

欧洲人的压迫似乎一下子就把非洲人后裔的人类特权全都夺走了。
美国的黑人甚至失去了关于祖国的回忆；他们再也听不到祖先所讲的语言；
他们放弃了他们的宗教并遗忘了他们的民情。他们不再属于欧洲，
但他们无权享受欧洲的美好事物；他们居于两个社会之间；
他们独立于两个种族之外；被一个人卖掉之后再被另一个人转卖出去；
他们只拥有主人为他们提供的住所能够为他们提供关于祖国的模糊记忆。

黑人没有家庭；他们只是将女人视为寻欢作乐的临时伴侣，
他们的孩子从出生之日起就与他们处于相同的地位。

我应当把这种对极端悲惨的境遇无动于衷，
并且往往对其不幸的根源采取一种可鄙
的偏好视为上帝的恩惠还是上帝的最愤怒的诅咒呢？

陷入这种不幸深渊的黑人几乎没有察觉他们的不幸；
暴力使他们成为奴隶；
而受人奴役的习惯使他们养成了一种奴隶的思想和奢望；
他们对他们的专横主人的羡慕多过憎恨，
并将卑躬屈膝地效仿压迫他们的人视为乐趣和骄傲。

他们的智力下降到同他们的灵魂同样低的水平。

黑人从一出生就成为奴隶。我说的是什么呢？
他们往往在娘胎里就被人出卖，
也可以说他们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成为奴隶。

他们既没有需要也没有享受，这些对他们均无用处，
他们自出生之后拥有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他们是别人的财产，
后者应当监管他们的一生；
他们认为不必由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
甚至连思想的使用在他们看来都是上帝的无用恩赐，
他们平静地接受了他们的奴隶地位。

即便他们在获得自由之后，也往往将独立视为比奴役更沉重的枷锁；
因为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学会了服从于一切，唯独没有学会服从于理性；
而且当理性成为他们的唯一指南时，他们根本不能识别理性的呼喊。
许许多多的新要求包围着他们，但他们缺乏必要的知识和能力来抵抗它们。
这些要求来自他们本应当反对的主人，但他们只学会了屈从和服从。
因此，他们跌入了这个苦难的深渊，奴役使他们变得残酷无情，
而放任自由会让他们走向灭亡。

压迫对印第安人造成的影响也不小，但其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

［≠欧洲人给北美的原始人带来了一些新的需求和未知的恶习；
但是他们未能彻底改变这些野蛮种族的性情。欧洲人能够使他们的部落消失，
能够入侵［夺走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故土，但他们从未屈从于欧洲人。
有些人通过反抗摆脱奴隶身份，有些人则宁死不从。≠］

在白人抵达新大陆之前，居住在北美的人一直安宁地生活在森林之中。
他们饱经野人生活的沧桑，仍然保留着未开化的种族的恶习和德行。
在欧洲人将各个印第安部落驱赶到荒野深处之后，
他们被迫过着漂泊不定、居无定所、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痛苦的生活。

原始民族仅受舆论和民情支配。

通过削弱北美的印第安人对故土所拥有的情感，通过分散他们的家族，
通过使他们的传统变得模糊，通过打断他们的记忆链条，通过改变他们的所有习惯，
通过大大增加他们的需求，欧洲人的暴政使印第安人变得比以前更无秩序、更不文明。
这些部落的道德状况和身体状况不断同时恶化，他们变得更加不幸、更加野蛮。
虽然如此，欧洲人未能完全改变印第安人的性情，
他们甚至用国家权力来摧毁印第安人，但从未教化和征服印第安人。

黑人被置于奴役的极限，而印第安人则被置于自由的极限。
奴隶制对黑人造成的影响并不比放任自由对印第安人造成的影响更有害。

黑人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人身所有权，他不能处置自己的人身，
否则就等同于侵犯他人的财产权。

只要野蛮人能够行动，他们就是自己的主人。他们几乎不知道什么叫家族权威，
他们从未使自己的意志屈从于族人的意志；
没有人教会他们自愿服从和可耻屈从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他们甚至连法律这个词语都没有听说过。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摆脱社会的一切羁绊。
他们因为这种野蛮的独立而感到愉悦，宁愿走向毁灭也不愿意放弃一丝一毫的独立。
文明对这样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黑人为了进入那个始终排斥他们的社会而做了很多徒劳的努力；
他们屈从于压迫者的爱好，接受压迫者的见解，
并企图通过效仿压迫者而与他们混为一体。
从一出生，他们就被告知他们的种族天生次于白人的种族，
而他们也相信这样的说法，因此他们自愧不如。
他们发现自己的每一个特征都有奴隶的痕迹，如果他们能够做到，
他们当然愿意将这一切彻底丢掉。

相反，印第安人在想象中满以为自己出身高贵。他们在这些自以为是的美梦中生存和死亡。
他们根本不想使自己的民情服从于欧洲人的民情，他们喜欢将野蛮作为其种族的独特标志，
他们拒绝接受文明，也许拒绝的原因主要不是出于对文明的仇恨，
而是由于害怕自己会变得跟欧洲人一模一样。

他们想仅凭借荒野的资源来对抗我们的精良技艺，
想仅凭借毫无章法的勇气对抗我们的战术，
想仅凭借他们的野蛮本性的自发本能来对抗我们的老谋深算。
他们只能在这场不公平的战役中败下阵来。［g. 在正文一侧：
“≠成为奴隶的黑人失去了对自由的喜爱和获得自由的可能性，
拥有自由的印第安人则不能走向文明。前者不能学习获取自由，
后者则因自由而受到限制。≠”］

黑人希望同欧洲人混为一体，但他们办不到。印第安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他们不屑于这样做。前者的奴性使其注定成为奴隶，而后者的傲慢注定使其走向灭亡。

我记得当我穿越至今仍然覆盖阿拉巴马州的森林时，有一天，我来到一个拓荒者的小木屋前。
我不想进入美国人的住所，但我想在距离森林不远处的泉水旁边休息片刻。
当我坐在那个地方时，一个印第安女人走了过来（我们那时距离克里克族的居住区不远）；
她手里牵着一名五六岁的白人小女孩，看来应当是拓荒者的女儿。
一名黑人妇女跟在他们身后。这个印第安女人的打扮有一种典型的野蛮人的华丽特色：
她的鼻孔和耳垂上挂着金属环，她的头发缀着玻璃珠散落在肩膀上。
我看得出她没有结婚，因为她还带着贝壳项链，而按照习俗，
未婚女子会把这种贝壳项链放在婚床上。那名黑人妇女穿着破烂的欧洲式服装。

她们三人全都来到水池边坐下，那名年轻的印第安女人把那个小女孩抱在怀中，
像母亲一般爱抚着她；在她的旁边，
那名黑人妇女想尽一切办法吸引这名小克里奥尔人的注意力。
这名小女孩在最细微的动作中表现出一种与她的弱小和她的年龄不相符的优越感，
你甚至可以说她好像是在屈尊接受同伴的关怀。

黑人女人蹲伏在小主人的面前，密切地关注她的要求，似乎既有一种母性的关爱，
又有一种奴性的畏惧；而在那个印第安女人的温柔之中却流露出一种自由的、
骄傲的而且近乎令人望而生畏的神情。

我走近她们，并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场景；显然，我的好奇令这名印第安女人感到不快，
因为她突然站起来，有些粗暴地把这名小女孩推到一边，
恼怒地瞪了我一眼之后，便走进树林里去了。

我经常看到北美的三大种族聚集在同一个地点的场景。
我曾经在多次的观察中注意到白人的优越地位。
但是，在我刚才描述的这幅画面中，有某种特别触动人心的东西：
一种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联系在一起的情感联系，
而当大自然努力使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却使偏见和法律在他们之间形成的鸿沟变得更加显眼。

在原本居住于新英格兰地区的所有印第安部落中，纳拉干部落、马希坎部落、
佩克特部落除了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已经不复存在；
曾于150年前在特拉华湾接待佩恩的德拉瓦部落［德拉瓦尔部落］现如今也已经消失。
我曾经见过几个仅存的已洛魁人，他们靠乞讨为生。
我刚刚提到的所有部落曾经遍布美国的各个海岸，而现在，只有深入内陆100多里格，
你才能见到印第安人。这些野蛮人不仅逃向内陆，而且走向灭亡。
随着土著的迁移和死亡，大量居民不断来到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
在所有民族中，还没有出现过发展得如此之快而消失得如此迅速的民族。

不难解释这种消失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

当印第安人还是他们后来被逐出的那片荒野上的唯一居民时，
他们的需求很少［而可供他们使用的手段很多］；他们自制武器；
河水是他们的唯一饮品；他们用动物皮革制作衣物，把动物的肉当作食物。

欧洲人将火器、铁器和白兰地引入北美土著之中，
他们教会印第安人用我们的纺织品代替原先只能满足简单需求的野蛮人服饰。
在沾染上这些新的嗜好之后，印第安人并没有学会满足这些嗜好的技术，
因此他们只能依靠白人的工业。为了获得这些自身不能创造的物品，
野蛮人除了能够提供森林里的丰富毛皮之外，什么都提供不了。
这样一来，狩猎不仅能够满足野蛮人的需求，而且能够满足欧洲人的奢求。
他们不再仅仅为了养活自己而在森林中追捕猎物，
而且为了获取能够与我们交换物资的唯一物品而狩猎。

因此，土著的需要日益增加，而他们的资源却日益减少。

一些欧洲人家庭在印第安人的居住地区建立起一些相隔较远的据点，
很快便把据点之间的野兽永远地吓跑了。
原本在那里生活得还算充裕的印第安人现在发现自己难以生存下去，
而要获得供他们以物易物的物品就更加困难了。
赶走他们的猎物就等同于使我们的农民的耕地变得贫瘠。
很快，他们几乎完全丧失生存手段。
那时，你发现这些不幸的人就像在荒山野林中不断徘徊的饥饿的狼群。
对故土所拥有的本能的喜爱使他们依附于自己的出生地，
而他们在那里只能受苦和挨饿。他们最终下定决心离开，他们跟随在麋鹿、
野牛和海狸的逃跑路线之后，让这些野兽为他们选择新的家园。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把美国土著撵走的不是欧洲人，而是饥荒；
这是以往的诡辩家没有发现，而由现如今的［新教徒］有识之士发现的令人欣慰的区别。

你无法想象这种被迫迁徙所伴随的可怕苦难。当印第安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时，
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人数锐减。
而他们将要定居的地区已经居住着对新来者怀有敌意的其他四处迁徙的部落。
退后是饥饿，向前是战争，到处都充满了苦难。
为了避开如此众多的敌人，他们只好分开行动。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尝试独自默默地寻求谋生的手段，
他们就像文明社会中丧失公权的人那样在广袤的荒野中生活。
长久以来已被不断削弱的社会纽带已经完全断裂。对他们来说，故土已经不复存在。
很快，一个民族也将不复存在；家族几乎没有存留下来；
共同的名字正在消失，共同的语言逐渐被人遗忘，族源的痕迹正在消逝。
这个民族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勉强存活于美洲考古学家的记忆中，
只有一些欧洲学者还记得他们的名字。

1831年底，我来到密西西比河左岸的一个被欧洲人称为孟菲斯的地方。
当我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候，来了一大群巧克陶族印第安人
（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裔美国人将他们称为夏克塔族）；这些野蛮人离开了他们的故土，
想到密西西比河的右岸去，
他们自认为能够在那里找到一片美国政府曾允诺他们供他们栖身的土地。
当时正值隆冬，而那一年的冬天冷得反常；雪在地面上凝成一层硬壳，
河水中漂浮着巨大的冰块。印第安人带领着他们的家眷，
他们身后跟着一批老弱病残，其中有刚刚出生的婴儿，还有气息奄奄的老人。
他们既没有帐篷也没有车辆，只有一些粮食和武器。
我看见了他们登上船只渡过河水的场景，而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严肃的场面。
在聚集的人群中，你既听不见呜咽也听不见抱怨，他们全都保持沉默。
他们的不幸由来已久，他们似乎感到自己无法摆脱苦难。
所有的印第安人登上了装载他们的大船；而他们的狗仍然留在河岸上；
当这些狗最终发现他们的主人将永远离开他们的时候，它们发出骇人的嚎叫，
随即跳入漂浮着冰块的密西西比河中，在他们的主人后方游泳渡河。

今天，对印第安人的驱逐通常是以一种常规的或者可以说是合法的方式进行的。

当欧洲人开始进入被一个野蛮部落占据的荒凉地区时，
美国政府通常会向这个部落派去一名官方大使。
随后，白人将印第安人聚集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对他们说道：
你们能够在你们的祖先的这片土地上做些什么呢？
过不了多久，你们就得靠挖他们的骨头维持生活。
难道你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就比别的土地更好吗？别处没有森林、沼泽和草原吗？
难道普天之下，你们就只能生活在这里吗？在你们看见的天边的山脉之后，
在你们的土地西面的那个湖泊对岸，你们可以发现一大片仍存在大量野兽的土地；
请你们将土地卖给我们，并到那些地方快乐幸福地生活下去吧。

说完这番话，他们将火器、毛呢衣物、桶装白兰地、玻璃项链、
锡制手镯、耳环和镜子放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眼前。
如果这些印第安人在看到这些宝物之后仍犹豫不决，
他们便含沙射影地告诉这些印第安人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
否则将来政府也不能保证他们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
这些印第安人能怎么办呢？这些印第安人在半说服半强迫之下离开了他们的土地；
他们来到新的荒野定居，但白人甚至不会让他们在那里平静地住上十年。
按照这种方式，美国人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了欧洲最富有的君主也买不起的大片土地。
我已经详细描述了这些不幸之处，但我还得补充一句，我认为这种不幸似乎是不可挽救的。
我认为北美的印第安人注定会走向灭亡，而且我很难不这样想，
一旦欧洲人定居于太平洋海岸，那里的印第安人将不复存在。

不难想见的是，印第安人不是永远不想变得文明开化，
就是他们想这样做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文明是一个社会在同一个地方长期劳动的产物，它是代代相传的。
在所有的民族中，文明最难以建立统治地位的民族就是狩猎民族。
游牧部落虽然经常改变居住地，但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往往按照一定的路线，
并不断重复以前的道路；而狩猎部落的住所则随着他们追逐的猎物的栖息地的改变而改变。

有人曾多次尝试将文明带给印第安人，同时任其保留流浪民族的习性；
耶稣会士曾尝试在加拿大这样做，而清教徒曾尝试在新英格兰这样做。
但两者都未能创造出任何持久的东西。文明诞生于猎人的小木屋中，
但又枯萎于森林中。
这些在印第安人中传播文明的人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在于他们没有掌握这一点：
要使一个民族变得文明开化，首先必须让它定居下来，而要使它定居下来，
它就得耕种土地；因此，首先要使印第安人成为农夫。

人们一旦沉迷于懒散而充满冒险的猎人生活，
几乎就会对农耕所需的定期而有规律的劳作感到一种难以克服的厌恶感。
你甚至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中看到这种现象，
但这种现象在狩猎习惯已经成为民族性习惯的民族中更为明显。

北美的土著不仅把劳动视为坏事，而且把劳动视为不光彩的事情，
他们的傲慢与文明之间的对抗就像是他们的懒惰与文明之间的对抗。

没有一个印第安人不认为悲惨地生活在自己用树皮盖的小屋中
就是没有维护自己的骄傲和失去了个人价值的表现；
他们认为辛苦的劳动是有辱人格的活动；他们将农夫比作耕田的牛，
并将我们的每一种手艺都视作奴隶的工作。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认同白人的能力和伟大的智慧；
但是，即便他们赞扬我们的劳动成果，他们也蔑视我们获得这些劳动成果的手段；
而且，即便他们受到了我们的影响，却仍然觉得他们自己比我们更优越。
在他们看来，打仗和狩猎是唯一能够体现人类价值的工作。
因此，悲惨地生活在森林深处的印第安人
与中世纪生活在城堡中的贵族有着同样的思想和见解，
他们只要变成征服者，便与中世纪的贵族毫无差别了。
这是多么奇怪啊！如今，欧洲的古老偏见存在于新大陆的森林之中，
而不是存在于居住在新大陆沿岸的欧洲人中。

他们没有像北部的那些部落那样被从一个地方驱赶至另一个地方，
但他们逐渐被限制在一块非常狭窄的土地上，就像是被猎人赶进圈套的猎物那样，
只能束手就擒了。这些被置于死亡和文明之间的印第安人发现
自己只能像白人那样通过劳动养家糊口；因此，他们成为农夫，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们原有的习惯和民情，他们只是为了生存而做出了必要的牺牲。

切罗基部落比其他部落更进步一些；他们创造了一种书面语言，
建立了相当稳定的管理组织；而且，由于新大陆中的一切都以极快的速度发展，
所以他们在所有人都拥有衣物之前就拥有了第一份报纸。

混血儿的出现格外有利于欧洲人的习惯在这些印第安人之间的迅速传播。
混血儿拥有父亲的知识，但又没有完全放弃母方种族的野蛮习惯，
他们形成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天然纽带。凡是混血儿较多的地方，
野蛮人都在逐渐地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和民情。


当它们主动向外族汲取知识的时候，它们总是处于征服者的行列，
而非处于被征服者的行列。

当被征服的民族是开化的民族，而进行征服的民族是半野蛮的民族时，
比如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入侵时，或者当中国被蒙古人入侵时，
胜利赋予野蛮民族的权力足以使其达到文明人的水平，
并使其达到与文明人所处的水平相当的水平；一个凭借的是武力，
另一个凭借的是智慧；前者钦佩被征服者的技术和学科，后者羡慕征服者的权势。
最后，野蛮人把文明人引入了他们的宫殿，而文明人则对野蛮人开放他们的学校。
但是，当拥有物质力量的民族也拥有智力优势的时候，
被征服的一方很少能够变得文明，他们不是后退便是走向灭亡。

因此大体上，你可以说野蛮人手持武器寻找知识，
而不能说他们凭借自己寻找知识。

但是，印第安人的不幸之处在于他们在同一个最开化的民族，我再补充一句，
同全世界最贪婪的民族接触的时候，他们仍然处于半野蛮的状态；
也就是说，印第安人找到的老师要成为他们的主人，
他们在接受文明的同时也接受了压迫。

自由地生活在森林中的北美印第安人是贫困的，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次于任何人；
当他们试图进入白人的社会阶层之后，他们只能处于最下层；
因为当他们走进一个被知识和财富所统治的社会时，尚处于无知而贫穷的状态。
在经历了激动不安、充满了灾祸和危险，同时又令人高兴和自豪的生活之后，
他们必须服从于单调无味的、浑浑噩噩的、堕落的生活。
在他们的眼中，
在羞辱中通过劳动赚来的供他们糊口的面包就是他们所赞扬的文明带来的唯一成果。

当印第安人开始效仿邻近的欧洲人，并开始像他们那样耕种土地的时候，
他们很快就遭受了激烈的竞争对他们造成的严重损害。
白人精通农业技术，而印第安人则刚刚开始接触一门他们以前从未掌握过的技术。
白人轻而易举就能够获得丰收，而印第安人则要费尽力气才能够使土地上长出庄稼。

欧洲人生活在与自己具有同样的生活需要的人们中间，而且他们也了解这种需要。

野蛮人生活在与他们为敌的白人中间，而他们对白人的民情、
语言和法律一无所知，但他们的生活又离不开白人。
他们只有同白人交换物品才能够获得生活所需的物品。
因为他们的同胞不再能够向他们提供本来就微薄得可怜的帮助。

因此，当印第安人想要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时，他们并非总是像白人农户那样寻找买主，
而且他们只有付出较高的代价才能够产出白人以低价出售的产品。

这样一来，刚刚摆脱野蛮民族的不幸的印第安人，
再次面临开化民族造成的更大的悲惨境遇，他们认为在我们的富裕环境中生活，
困难程度几乎不亚于他们生活在森林之中。

此外，他们四处漂泊的生活习惯还没有被完全丢弃。
他们的传统还没有失去作用，他们对狩猎所拥有的热情还没有被彻底熄灭。
昔日在森林深处享受的野蛮乐趣现在只是在他们的模糊的记忆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
他们以前在森林中遭受的困苦在他们看来似乎反而不可怕了，
以前在森林中遇到的危险也不算大了。
他们以前在彼此平等的人民中所享有的独立
与他们如今在文明社会中所处的奴隶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这些野蛮人致力于变得更文明开化的时候，欧洲人继续从四面八方包围他们，
并逐渐缩小包围圈。现在，这两个种族终于相见，他们接触了彼此。
印第安人虽然已经优于他们的野蛮祖先，但他们仍然大大不如他们的白人邻居。
欧洲人依靠自己的资源和知识，没多久就将土著居民因占有土地
而能够得到的大部分好处占为己有；欧洲人在土著之间定居，
占据土地或者低价收购土地，并凭借印第安人无力抵抗的竞争摧毁他们。
被隔绝在自己的土地中的印第安人除了在一个人数众多且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的包围之中，
形成一个不够安分守己的小型殖民地之外，便一无是处。

贫困曾促使这些不幸的印第安人走向文明，压迫现在又将他们赶回野蛮。
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放弃了半荒半垦的土地，恢复了野蛮人的生活习惯。

当美国人的祖先登上美洲的海岸时，他们发现红色人种是强大的——
尽管红色人种当时野蛮而无知，但他们友善地接纳了白色人种，
并让出干燥的土地供白色人种歇脚。他们和平相处，握手言欢。

无论白人向印第安人提出什么要求，后者无不欣然满足。
在那个时候，印第安人是施予者，而白人是乞求者。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
红色人种的力量变得微弱。随着邻居人数的不断增加，红色人种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小，
昔日遍布合众国各地的许多强大部落，如今幸免于难的只剩下几个了。
曾经人数众多而且实力强大的北方诸部落如今几乎已经灭绝。这就是美洲的红色人种如今的遭遇。

无论你是从哪方面来考察北美土著的命运，你只会发现他们的灾祸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他们继续保持野蛮，那么他们将被不断驱赶；如果他们想要变得文明开化，
那么他们会因与比他们更开化的人相互接触而受到压迫和变贫困。
如果他们继续从一个荒野逃到另一个荒野，他们会走向灭亡；
如果他们设法定居下来，等待他们的仍然是灭亡。
他们只有在欧洲人的帮助之下才能够变得文明开化，但欧洲人的到来使他们堕落，
并使他们重新恢复野蛮的生活。只要他们继续在空旷的荒野中生存下去，
他们就不会改变他们的民情，而当他们最终被迫想要去改变时，又为时晚矣。

西班牙人曾让他们的猎犬像追逐野兽那样追逐印第安人；
他们不加区别、毫无怜悯地像摧毁一座城市那样洗劫新大陆；
但他们未能摧毁一切，而且愤怒也有被熄灭的时候。
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那部分印第安人最终与他们的征服者融合在一起，
并接受了他们的宗教和民情。
［印第安人至今仍享有那些曾经征服他们并且某一天可能再次统治他们的人的权利。］

印第安人在孤立状态中生存，并将在孤立状态中灭亡；
但是黑人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与欧洲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尽管这两个种族相互联系，但是他们并没有混为一体。
他们难以完全分开，也难以完全结合。

一般来说，人们在做出巨大的、不断的努力时常常会造成长期的灾难；
但有一种灾难却是悄悄地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
最初，你几乎没有注意到它存在于权力的滥用之中；它始于一个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人的手；
它就像是被诅咒的种子那样被撒在大地上的某些地方；
经过自身繁殖，它毫不费力地四处传播，
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自然成长起来。这个灾难就是奴隶制。

基督教原本废除了奴役，而16世纪的基督教徒又将它恢复；
但是，他们绝不是将其作为一种例外实施于他们的社会，
而是针对整整一个种族实施的。
因此，他们使人类受到一次规模虽然不大，但治愈却极为困难的创伤。

奴隶制造成的直接灾难，在古代和现代大致相当，但这两种灾难的后果是不同的。
在古代，奴隶与他的主人属于同一个种族，而且奴隶的教育和知识水平往往高于他的主人。
是否拥有自由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唯一差异；
一旦赋予奴隶自由，奴隶就能够与主人混为一体。

因此，古代人凭借简单的方法就能够使自身摆脱奴隶制和奴隶制的后果；
这个方法就是释放奴隶，而且只要他们普遍采取这个方法，就能够获得成功。

但这并不是说在古代，奴役被取消之后，奴役的痕迹不会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存在。
［社会的不平等总是会带来真正的不平等。］

有一种天生的偏见使人们蔑视次于自己的人，而当这些人与自己平等之后，
这种蔑视仍然长期存在；在财富或者法律造成真正的不平等之后，
总是伴随着一种扎根于民情的想象中的不平等；但在古代，奴隶制的这种次要影响终会消失。
获得解放的奴隶很快就会与生来自由的人完全一样，
以致很快就无法将他们与那些自由人区分开来。

古代人最大的困难在于改变法律，现代人最大的困难在于改变民情，
而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困难又与古代人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

这是因为现代人以最致命的方式将奴隶制的无形
和短期作用与种族差异的有形和长期作用结合在一起。
奴隶制度的回忆会令某些种族感到耻辱，但是这些种族又总是回想起这些记忆。

没有一个非洲人是以自由的身份来到新大陆的海岸上的；
因此，今天居住于新大陆的非洲人不是仍为奴隶就是被解放的奴隶。
因此，黑人一出生就将耻辱的外在标志传给了他们的所有后代。
法律可以废除奴役制度，但只有上帝才能将这些耻辱的印记抹去。

现代的奴隶不仅在自由上，而且在起源上都与奴隶主有所不同。
你可以使黑人获得自由，但他们对于欧洲人而言仍然是陌生人。

情况还不仅仅如此。这些生来低贱的人是以奴隶身份进入我们的社会的异类，
我们只能勉强承认他们具有人类的一般特征。
在我们看来，他们面目可憎、智力有限、趣味低下，
我们几乎将他们视为介于畜生和人类之间的生物。

因此，在废除奴隶制度之后，现代人还要摧毁三种比奴隶制更难琢磨、
更加顽固的偏见：奴隶主的偏见、种族的偏见和白人的偏见。

迄今为止，凡是白人最强大的地方，他们都使黑人处于落魄或者奴隶状态；
凡是黑人最强大的地方，他们都会消灭白人；
这向来是这两个种族之间唯一可能出现的结局。

如果我审视今天的美国，我会清楚地发现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
将这两个种族分隔开来的法律屏障正在逐渐消除，但民情的屏障并非如此。
我发现奴隶制逐渐衰弱，但产生奴隶制的偏见仍然坚不可摧。

的确，在联邦北部，法律允许黑人与白人建立合法的婚姻关系；
（a）但舆论却要辱骂与黑人女性结婚的白人男性，而且也很难见到这样的婚配例子。

几乎在所有宣布废除奴隶制度的各州中，黑人被赋予了选举权；
（b）但是如果他们投出选票，他们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当他们受到压迫时，他们可以去告状，但他们能够找到的法官都是白人。法律允许黑人担任陪审员，
（c）但偏见却使他们无法成为陪审员。他们的子女不能进入为欧洲人开办的学校。
在剧院中，即便黑人有钱也无权购买与他们曾经的主人并排的座位；
（d）在医院中，他们要与白人分隔开。黑人能够像白人那样礼拜同样的上帝，
但是不能在同一座教堂中祈祷。他们有自己的神父和教堂。
（e）天堂之门虽然没有对黑人关闭，但不平等的身份只能使他们止步于来世的边缘。
当黑人死亡之后，他们的骨头被丢弃在一旁，身份的不同导致他们在死后都是不平等的。

因此，黑人虽然获得了自由，但他们不能分享向他们宣布大家都已经平等的那些人所享有的权利、
喜悦、劳动机会和痛苦，甚至不能享有同样的坟墓；
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在死后，他们都不能与那些人待在一起。

［这是多么可悲的嘲弄啊！］

在奴隶制度仍然存在的南方，黑人反而没有遭受如此小心谨慎的隔离；
他们有时能与白人一起劳动、一起娱乐；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能够与白人混合在一起。
立法对黑人更严格，但是人们的习惯则更加宽容、更加温和。

在南方，奴隶主不畏惧于将奴隶提升到与自己相当的地位，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愿意，
他们总是可以随意地将奴隶扔到垃圾堆里。
在北方，白人虽然不再将自己与劣等种族之间的壁垒看得那么重要，
但是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与黑人进行接触，
因为他们担心有一天自己会与黑人混为一体。

在南方的美国人中，大自然有时重申它的权力，使黑人与白人暂时恢复平等。
在北方，骄傲甚至使人们的最傲慢的激情陷入沉默。
如果北方的立法者宣布黑人女性无权与白人男性同床共枕，
或许北方的美国人愿意使黑人女性成为他们的临时伴侣；
但在北方，法律规定黑人女性可以成为白人男性的合法妻子，
白人男性反而因为一种害怕心理而不敢接近她们了。

但是，既然居住在美国的这两个种族的相对处境正如我方才所描述的那样，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在联邦北方废除了奴隶制度，而在南方却保留了奴隶制度呢？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加重了奴隶制的残酷性呢？

答案不难找到。因为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度是为了维护白人的利益，
而不是黑人的利益。

第一批黑人被运入弗吉尼亚是在1621年左右。
因此在美国，就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那样，奴隶制诞生于南方。
随后，奴隶制从南方逐渐向其他地方发展；但是，奴隶的人数仍然是越往北越少；
因此，新英格兰的奴隶通常很少。

随着殖民地的陆续建设，一个世纪过去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开始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可以这么说，不拥有奴隶的地区不管是人口上、财富上，
还是在福祉上都比拥有奴隶的地区发展得更加迅速。

但是，在没有奴隶的地区，居民不得不自己种地或者雇人种地；
而在有奴隶的地区，居民却有不用支付报酬的人手供自己使用。
虽然前者要出钱出力，后者既生活悠闲又节约成本，但前者总是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

这样的结果似乎很难解释，因为这些移民全都属于相同的欧洲种族，
他们拥有同样的习惯、同样的文明和同样的法律，他们仅在一些不甚明显的地方存在细微的差异。

时间继续前进。在离开大西洋沿岸之后，英裔美国人［欧洲人］日渐深入西部的荒芜地区；
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新的土地并适应了新的气候；他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障碍；
他们的种族混为一体，有的人从南方来到了北方，有的人则从北方来到了南方。
所有这些原因，同时产生了相同的结果；
大体上，没有奴隶的殖民地比奴隶制盛行的殖民地拥有更多的居民，也更加繁荣。

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你开始注意到残忍地对待奴隶的奴隶制度对奴隶主而言是致命的。

因此，置身于俄亥俄河中的旅行者顺流而下，直到驶入密西西比河，
可以说他就像在自由和奴役之间航行；而他只需放眼看一下两岸，
就立刻能够判断哪一岸对人类更有利。

在河流的左岸，人口分散，偶尔看见一群无精打采的奴隶在半荒半垦的土地中穿行；
被砍掉的原始森林不断长出新的树木；人类似乎比较懒惰；
只有大自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相反，在河流的右岸，传出嘈杂的轰鸣，其表明远方有工厂；
茂盛的庄稼覆盖着田野；雅致的住所体现了农夫的喜好和兴趣；
到处都是富庶的景象；人们似乎富有而满足；这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

奴隶制和自由所造成的不同影响是不难理解的，
其足以解释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异。

在俄亥俄河的左岸，劳动和奴隶思想被混为一谈；在俄亥俄的右岸，
劳动与福祉和进步联系在一起；在左岸，劳动是下贱的，在右岸，劳动是光荣的。
在俄亥俄河的左岸，你不能找到任何白人劳工，因为他们害怕变得像奴隶那样，
所有的工作都是由黑人完成的。在俄亥俄的右岸，你几乎找不到懒惰之人，
白人将他们的精力和智力都投入到所有劳动之中。

因此，在肯塔基州负责利用自然财富的人既缺乏热情又没有文化；
而拥有这两种东西的人不是什么也不干，就是到对岸的俄亥俄州利用自己的勤勉，
并能不受侮辱地运用它。

的确，在肯塔基州，奴隶主使用奴隶而不用向他们支付报酬，
但是他们从奴隶的劳动中获得的成果不大，而他们付给自由工人的工钱，
却使他们获得了远远高于工人劳动价值的收益。

你得向自由劳工支付报酬，但他们比奴隶工作得更快，
而工作的迅速是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之一。
白人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但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力有用时才会有人购买；
黑人不要求对他们的劳动支付报酬，但奴隶主得养活他们一辈子；
不管他们在老年还是在壮年，不管他们处于不能创造收益的童年还是精力旺盛的青年，
不管他们是生病还是健康，奴隶主都得养活他们。
因此，只有支付报酬才能够使这两种人工作：自由劳工所得的是薪酬，
而奴隶得到的是教育费、生活费、抚养费和服装费。
奴隶主为了养活奴隶而支付的报酬是零散的、小额的；你几乎很难注意到它。
而你支付给劳工的报酬是一次性给付的，它似乎能够让领到钱的人发家致富；
但事实上，花在奴隶身上的钱比支付给自由劳工的薪酬还要多，而奴隶的劳动效益较低。

奴隶制的影响延展得比这更远，它甚至触及奴隶主的心灵，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喜好。在俄亥俄的两岸，
自然赋予人们事业心强和精力充沛的性格；
但河流两岸的居民在发挥这个共同品质之时却存在不同之处。
右岸的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生活，追求物质福利是他们生存的主要目标；
由于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为他们的事业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资源，
并且不断提供了对他们具有吸引力的前景，因此他们的激情超过了人类贪婪的一般界限。
你发现他们在致富的欲望的驱使下勇敢地踏上了幸运为他们开辟的每一条道路；
他们不管是去当水手还是去当拓荒者，不管是去做工人还是去当农民，
都以坚定不移的毅力完成工作或者面对不同工作中存在的危险。
他们的天资具有令人不可思议之处，他们争取胜利的决心具有一种英雄主义气概。

左岸的美国人不仅蔑视劳动，而且看不起劳动所成就的一切事业；
生活在闲散安逸之中，他们拥有懒惰之人才有的喜好；
在他们眼中，金钱失去了它的一部分价值；
他们对财富的追求远远不如他们对刺激和玩乐的追求，
他们用于这方面的精力不亚于他们的邻居在其他事务上投入的精力；
他们热爱着打猎和打仗；他们纵情于最激烈的肢体运动；
武器的使用对他们来说习以为常，他们在幼年时就已经学会在一对一的格斗中玩命。
因此，奴隶制度不仅没有使白人发家致富，而且使他们失去了发家致富的欲望。

几乎所有投身于商业贸易和试图利用奴隶制获得好处的人都来自北方；
每天都有北方人来到美国的这部分领域中，因为这里没有他们所担心的竞争；
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当地人尚未注意到的资源，
随后利用他们原本不赞成的制度，获得了比建立这一制度的人更多的好处。

我现在想要研究的不是奴役造成的一切影响，
而是奴役对那些接受奴役的人的物质繁荣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人类制度发生重大改变的原因中，没有一个是不涉及继承法的。

当长子继承权盛行于南方时，
每个家族都有一名不需要劳动而且不想劳动的人成为这个家族的代表；
他的那些没有依法享有继承权的家属就像许多的寄生植物那样，
依附着他过同样的生活；
你在当时的南方家庭中看到的一切场景如今仍存在于欧洲某些国家的贵族家庭中，
年幼的子女虽不像年长的子女那样拥有财富，但他们仍然过着懒散的生活。
这个相似的结果完全是由于一些完全类似的原因产生于美国和欧洲的。
在美国南方，全体白人形成了一个以一定数目的特权人物为领导的贵族团体，
这些特权人物的财产是固定不变的，而他们的闲散也是世代相传的。
美国贵族团体的这些领袖使白人种族的传统偏见继续存活于他们所代表的团体之中，
并体面地保持着闲散的生活方式。你也可以在这些贵族团体中找到穷人，
但他们不是劳动者；他们宁愿受穷，也不愿意进行劳动；
因此，黑人劳工和奴隶不会遇到任何竞争者。而且不管你对他们的劳动成果持有何种看法，
你都得使用他们，因为他们是唯一可以利用的劳动力。

在继承法被废除之后，所有的财产开始同时分散，
因此所有的家族同时接近于这样一种状态，即必须依靠劳动维持家族的存在；
其中有些家族已经完全消失了；
所有家族在这一时刻都已预感到必须自食其力的日子已经来临。
今天，你仍能发现富人的存在，但是他们不再能够形成紧密的世袭团体；
他们不再拥有能够渗入所有阶级的精神力量了。
因此，他们一致同意抛弃轻视劳动的偏见；穷人的数量增加了，
但穷人可以自食其力而不必为自己感到羞愧了。
因此，财产的平均分配带来的直接成果之一就是创造了一个自由的工人阶级。
从自由劳工开始与奴隶进行竞争之后，后者的劣势便逐渐暴露出来，
而奴隶制维护奴隶主利益的根本原则受到了打击。

随着奴隶制的颓败，黑人便沿着奴隶制的退路跟奴隶制一起回到了他们最初离开的热带地区。

这个现象乍看之下似乎有些奇怪，但我们很快就能够理解它。
美国人虽然废除了奴役的原则，但他们没有使奴隶获得自由。

如果我不引用一个例子，或许读者很难理解我接下来要叙述的内容。
我将以纽约州为例。在1788年，纽约州禁止在其境内贩卖奴隶。
这是以间接方法禁止输入奴隶。从那以后，黑人人口仅依靠自然繁衍增加。
八年之后，该州采取了一项果断的措施，它宣布在1799年7月4日之后，
所有父母均为奴隶的新生儿获得自由身份。因此，所有增加奴隶人数的渠道都被关闭了；
虽然奴隶仍然存在，但你可以说奴役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北方的一个州以这种方式禁止输入奴隶之后，便没有人再从南方向北方贩卖黑人了。

当北方的一个州禁止贩卖黑人之后，不再容易脱手的黑人对于拥有他们的人来说成为累赘，
但将这些奴隶运往南方仍是有利可图的。

当北方的一个州宣布奴隶的子女生来享有自由之后，奴隶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价值；
因为他的子孙后代不再成为市场的一部分，但将这些奴隶运往南方则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因此，同样的法令虽然防止南方的奴隶来到北方，但其将北方的奴隶赶到了南方。

但还有另一个原因比我刚刚提到的原因更强大有力。

在一个州中，随着奴隶人数的不断减少，其日渐察觉到自己对自由工人的需求。
随着自由工人接手各行各业，由于奴隶劳动的生产效益较低，
所以奴隶成为一种价值不大或者用处不大的财产，
但将奴隶输出至南方仍然能获得很大的收益，因为南方没有令人担忧的竞争。

因此，奴隶制的废除没有给奴隶带来自由，
它只是改变了奴隶的主人，将奴隶从北方送到了南方。

至于已经获得解放的黑人和那些在奴隶制度被废除之后诞生的黑人，
他们没有离开北方前往南方，但他们发现自己在欧洲人中的处境与土著居民没有什么不同；
在财富和知识远远高于他们的欧洲人之间，他们仍然是半开化的、没有权利的人；
他们既受到法律的压制统治，又受到民情的排挤。
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印第安人还要不幸，他们无法抗拒自身的奴隶思想，
他们不能宣称某块土地为他们所有；许多人因为穷困而走向死亡；
其他人则聚集在某些城市中，从事最粗重的工作，过着不稳定而悲惨的生活。

由于在奴隶制度被废除之后，白人的人数以两倍的速度增长，
而黑人的人数仍以他们未获自由时的速度增长，
所以黑人很快就会被淹没于白人的人海之中。

奴隶耕作的土地，通常比自由人耕作的土地上的人口稀少；
此外，美国是一个新建的国家，因此，当一个州废除奴隶制度的时候，
其尚有一半土地无人居住。一个州在取缔奴役之后，随即便察觉到其对自由工人的需求，
于是大量勇敢的冒险家从国家的各个部分涌了进来；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从刚刚对人类事业开放的新资源中谋取利益。
土地被他们所划分，它的每个部分都被白人家庭所占有，他们在那里安家立业。
欧洲移民就这样挺进了废除奴隶制度的各个州。
前往新大陆寻找安逸和幸福的欧洲穷人，
如果定居在视劳动为耻辱的地区中，能够干些什么呢？

因此，白人的人口在自然繁衍的同时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而不断增加，
而黑人的人口却没有得到移民的补充，其日渐减少。
很快，这两个种族的人口比例彻底颠倒。一无所有的黑人变成了不幸的残存者，
成为一个又小又穷的四处流浪的部落，消失在人口众多且拥有土地的白人之中；
除了不公正和苛刻的待遇之外，他们不拥有其他的待遇。

在西部的大部分州中，至今尚无黑人的踪迹；在北部的所有州中，黑人逐渐减少。
因此黑人将来要面对的问题是被挤到一个狭小的空间中；
这个问题虽然尚未让人感到害怕，但也不是能够被轻易解决的。

越是朝南方走，你会发现有效地废除奴隶制越加困难。
这一结果源自几个必须加以阐述的物质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气候；毫无疑问，越是靠近热带，劳动对欧洲人而言就越发困难；
许多美国人甚至断言那样的纬度对他们而言是致命的，
而黑人却能够忍受那样的气候而没有任何危险；但我不认为这个想法是有经验基础的，
其只能促使联邦南方的居民产生懒惰的想法。
联邦的南方并不比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南方更热，
为什么欧洲人不能像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那样劳作呢？
既然奴隶制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被废除之后，奴隶主没有走向死亡，
那么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出现在欧洲呢？
因此，我不认为大自然禁止被死亡的痛苦所折磨的佐治亚州
和佛罗里达州的欧洲人依靠土地自给自足；
但是，他们在那里的劳动肯定比新英格兰的居民更辛苦，而且较为低产。
这样一来，自由劳工在南方失去了他们优于奴隶的一部分优势，
因而延缓了奴隶制度的废除。

欧洲的作物全都能在联邦的北方生长，而联邦的南方却有其特有的作物。

人们发现利用奴隶种植谷类作物是一种花费高昂的经营方式。
在没有实行奴隶制的地区种植小麦的农户中，他们通常仅雇用少量劳工为其工作；
事实上，他们只在收割或者播种的季节雇用更多劳工，
后者只是暂时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

为了完成只需要几天就可以完成的播种和收割工作，
生活在实行奴隶制的州中的农户需要在一整年的时间养活一大批奴隶；
而奴隶不像其他的自由劳工那样，一方面为了自己而工作，一方面等待别人雇用他们。
为了使用奴隶的劳动力，就必须把他们购买下来。

除了这些普遍存在的不利因素之外，相对于种植其他作物的地方而言，
奴隶制在本质上不适用于种植谷物作物的地方。

相反，种植烟草、棉花特别是甘蔗的地方需要不断的田间管理。
在那里，妇女儿童都能派上用场，但在种植小麦的时候却不是如此。
因此，奴隶制度在本质上更适合于种植我方才提到的这几种作物的地区。

烟草、棉花和甘蔗只适合在南方生长，它们在那里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
若是废除奴隶制度，南方人就会发现自己面对下列选择：
他们不是被迫改变自己的种植制度，同比他们更有活力、更富经验的北方人展开激烈竞争，
就是在不使用奴隶的前提下仍然种植原来的作物，
同仍然保留奴隶制度的南方其他各州展开激烈竞争。

因此，南方拥有北方所不拥有的保留奴隶制度的特殊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比其他一切理由更强有力的理由。
如果真的有必要，南方确实是可以废除奴隶制的，但是南方要如何清除黑人呢？
在北方，奴隶制的废除和奴隶的驱逐是同时进行的。
在南方，你不能寄希望于在同一时间获得这种双重效果。

为了证明奴隶制在南方比在北方更合乎自然、更有利，
我认为只需指出南方的奴隶人数比北方多得多就足够了。
第一批非洲人被输入南方，而奴隶人数不断增加的也是南方。
当你越往南方前行，你越会发现以闲散为荣的偏见逐渐增强。
在距离热带最近的几个州中，几乎没有一个白人从事劳作。
因此，南方的黑人总数自然多于北方。就如我方才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数量还在日渐增加，
因为南方黑人的数量随着联邦北方一代的奴隶制的废除而增加。
因此，南方黑人数量的增加不仅是由于人口的自然繁衍，
而且由于北方黑人的被迫南迁。
非洲人种在联邦南方增加的原因与欧洲人在北方迅速增加的原因类似。

我们已经了解北方各州是如何谨慎地处理奴隶制与自由过渡的。
他们保留了目前这一代人的奴隶身份，而将自由赋予其未来的子女；
按照这种方式，黑人被逐渐引入社会之中，而将那些可能滥用自由的人保留在奴役状态之下，
直到他们能够管理自己并学会享用自由的技能，再将自由赋予他们。

将这种方法应用到南方是比较困难的。当你宣称从某个时间开始黑人的子女将获得自由，
你就将自由的原则和思想引入到奴隶们的内心深处；
被立法规定为奴隶的黑人在看到自己的子女获得自由之后，
会因他们之间出现的不平等的命运感到惊讶，他们会变得焦虑而愤怒。
从那一刻开始，奴隶制在他们眼中失去了时间和习惯赋予它的那种道德力量，
从而沦为一种显而易见的暴力的滥用。
［因此，这种使子女获得自由的法律很难确保父母的奴隶身份。］
北方的人就不用担心黑人进行这样的对比，因为北方的黑人极少，而白人众多。
但是在南方，如果自由的曙光同时普照两百万黑人，那么压迫者必定会为之颤抖。

在解放了奴隶的子女之后，南方的欧洲人很快就被迫将同样的好处延伸至全体黑人。

天这种以权力的滥用维持奴隶制度的方法，
在那时将成为令南方的白人感到恐惧的严重危险的根源。
今天，只有欧洲人的后裔拥有土地；他们是所有行业的绝对主人；
只有他们拥有财富、知识和军队。黑人不拥有这些优势；
但他们没有这些优势也能够存活下去，因为他们是奴隶。
一旦获得自由，他们就必须自食其力，他们能够在不具备这些优势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下去吗？
白人在奴隶制存在期间所做的一切，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危险。

让黑人处于奴役地位，就能够使他们处于一种近乎野蛮的状态；
一旦他们获得自由，就不能阻止他们增长知识，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弊端，
并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此外，还有一个关于相对公正的特殊原则深深地扎根于人们心中。
同一阶级内部存在的不平等与不同阶级之间出现的不平等相比，能够对人们产生更大的影响。
人们能够理解奴隶制度为何物，但他们怎么可能理解几百万公民
长久以来忍受的耻辱和世世代代遭受的苦难呢？
在北方，已经获得自由的黑人仍在经历这些苦难和遭受这些不公正的待遇；
但他们的力量很小，而且人数不断减少；而在南方，黑人人数众多，而且力量强大。

我在前文曾经说过欧洲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真正纽带是欧洲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同样，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真正桥梁是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
凡是白黑混血儿较多的地方，两个种族之间的融合不是不可能。

如果让我对未来进行预测是必不可少的，我会说，从事物的一般进程来看，
南方废除奴隶制之后，会加深白人对黑人的反感。
我的这个看法以我以前对南方做过的类似论断为依据。
我曾说过，随着立法机构逐渐废除存在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法律屏障，
北方的白人更为小心翼翼地避免与黑人进行接触。为什么同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在南方呢？
在北方，当白人害怕最终会与黑人相互混合的时候，他们害怕的是一种想象中的危险。

然而，不管战争爆发于何时，仅能依靠自身的南方白人仍可以在战争中利用知识和武器的巨大优势；
而黑人将依靠他们的人多势众和不怕死的精神。但是，一旦黑人掌握了武器，
武器在他们手中就会变成巨大的资源。也许西班牙摩尔人的命运将降临到南方白人的身上。
［（可能性虽然不大，但不可否认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在占据这片区域数个世纪之后，
白人最终将被迫逐渐回到祖先原本迁来的地方，把上帝似乎想要赋予黑人的这片土地还给黑人，
因为黑人在这里生活所遇到的困难更少，而且劳动起来也比白人更轻松。

居住在联邦南方的白人和黑人发生冲突的危险虽然仍很遥远，但其是不可避免的，
它就像是一场噩梦，始终萦绕在美国人的脑海中。
尽管这些危险对北方居民的生活没有造成直接影响，但其仍然是他们日常生活的谈资。
他们想找到一种方法来躲避他们所预见的不幸，但始终没有成功。

黑人可以长期保持奴隶身份而不心怀抱怨；但一旦他们进入自由人的行列，
他们很快会因为自己被剥夺了所有的公民权利而发怒；而且由于不能成为与白人平等的人，
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以白人的敌人的身份出现。

在北方，解放奴隶百利而无一害；你用这种方法使自己摆脱了奴隶制，
而不用担心自由黑人造成威胁。他们的人数很少，因而不能主张自己的权利。
而南方的情况与此不同。
奴隶制问题，对于北方的奴隶主而言只是一个商业和工业问题；
而在南方，它是涉及生死存亡的问题。

直至今日，南方各州与奴隶相关的立法呈现出一种闻所未闻的残酷性，
它简直是对人类法律的一种严重滥用。
只要读一下南方各州的立法就足以判断居住在那里的两个种族所处的敌对立场。

这并不是说联邦这部分的美国人仅仅增强了奴役的残酷性；
相反，他们改善了奴隶的物质条件。古代人只知道用锁链和死亡来维持奴隶制度，
而联邦南方的美国人找到了一些更聪明的能够长久维持他们的权力的方法。
如果我可以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观点，他们使专制和暴力精神化。
在古代，奴隶主想方设法防止奴隶打破他们的枷锁；
而在现代，奴隶主致力于防止奴隶产生这样的想法。

古代人用铁链束缚奴隶的身体，但让他们的思想保持自由，并允许他们学习知识。
在这一点上，奴隶主言行一致；因此，奴隶受奴役的期限不是固定不变的，
奴隶随时都有可能获得自由并与他们的主人处于同等地位。

联邦南方的美国人从不认为黑人能够与他们混为一体，
并采取严厉处罚措施禁止奴隶学习读书写字。他们不想把奴隶提升到与自己相当的水平，
而尽可能使奴隶处于野蛮状态。

在所有的时代，奴隶都憧憬自由，以便软化奴隶制度的严酷性。

南方的美国人非常清楚，只要获得自由的奴隶没有被他们的主人同化，
那么解放奴隶的运动往往会带来危险。给予一个人以自由，但同时使其处于苦难和屈辱之中，
这难道不是为奴隶造反提供了一个未来的领袖吗？此外，早就有人注意到，
自由黑人的出现会在那些尚未获得自由的奴隶的灵魂深处埋下隐隐的不安，
使权利的思想像一束微光那样照进他们的心田。
在大多数情况下，南方的美国人将奴隶主想要解放自己的奴隶的权利都剥夺了。

我曾经在美联邦南方遇见一个老人，他曾经同他的一个黑人女奴拥有不合法的婚姻关系。
他与这名女奴生了几个孩子，这些孩子一出世就成为他们的父亲的奴隶。
这位老人多次想把自己的权利传给他的孩子，至少让他们获得自由，
但多年以来，他仍未能克服立法机构为解救黑奴所设定的障碍。
在这期间，他已是年华垂暮，行将就木。
当时，他向我讲述了他的几个儿子是如何被人从一个市场拖到另一个市场，
如何离开父亲的庇护被送到陌生人的鞭笞之下。
这些可怕的场景使他那已经衰竭的想象力再次活跃起来。
我看见他在绝望之中受到痛苦的折磨，而我也意识到大自然会抚平法律给它造成的创伤。

毫无疑问，这些丑恶的现象是可怕的，
但它们难道不是奴役的根本原则在现代民族之间注定产生的结果吗？

当欧洲人从一个与他们不同的种族中掠夺奴隶的时候，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奴隶次于其他人类种族，唯恐自己将来会与奴隶混为一体，
他们认为奴隶制会是永远存在的；因为他们认为在奴役所制造的
极端不平等与独立在人们之间所自然产生的完全平等之间，不存在持久存在的中间状态。
欧洲人隐约意识到这个真理，但始终未能使自身确信这一点。
因此每当欧洲人处理涉及黑人的事务时，你会发现他们有时服从于他们的利益或者骄傲，
有时却被他们的怜悯心所左右。在对待黑人上，他们先是侵犯了黑人的一切人权，
随后又教导黑人并使他们明白这些权利的珍贵性和不可侵犯性。
他们对他们的奴隶开放了他们的社会，而当奴隶试图进入他们的社会时，
他们又用羞辱的方法将奴隶赶出去。欧洲人一方面希望奴役黑人，
另一方面又身不由己或不知不觉地用自由引导黑人，他们没有勇气做到完全不公正或完全公正。

联邦政府远离它的百姓，而地方政府能够与所有的百姓直接接触。
只要地方政府一声令下，人们就会立即采取行动。
中央政府依靠的是少数几个希望领导它的优秀人物的热情；
另外，地方政府依靠的则是一些只希望在地方掌权的二流人物的关心；
而正是这些二流人物靠近人民，对人民产生了最大的权威性影响。

不管你说什么，人类并非只受利益的引导，他们同样服从于习惯和情感。

英裔美国人建立的共和国所占据的土地辽阔，以致有人怀疑他们的联邦是否能够维持下去。
在此必须进行区分，在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各省之间的利益对立，最终可能导致冲突；
这时，国土的辽阔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最有害的。
但是，如果居住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的人民之间没有对立的利益，
国土的辽阔必定有利于他们的繁荣，因为政府的统一特别有利于不同商品的交换，
便于商品的流通，从而增加商品的价值。

我的确见到联邦的不同部分拥有不同的利益，但我从未发现它们彼此之间产生冲突。

南方各州几乎专门从事农业，北方各州则专门从事制造业和商业，
西部各州同时发展制造业和农业。在南部，种植烟草、水稻、棉花和蔗糖；
在北部和西部，种植玉米和小麦。这些是不同的财源。
但为了利用这些财源，存在一种共同的、对各州同样有利的手段，那就是联邦。

南方和北方本身与联邦的存续和北方的繁荣拥有更直接的利益关系。
南方的很大一部分产品要从海上出口，因此南方和西方需要北方的商业资源。
他们必定希望联邦能够成为巨大的海上强国，拥有能够保护它们的有效力量。
南方和北方虽然没有自己的船舶，但是它们必定愿意出资建设船队；
因为如果欧洲的舰队封锁南方港口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
那么将如何处理卡罗来纳州出产的大米、弗吉尼亚州出产的烟草、
密西西比河流域出产的蔗糖和棉花呢？因此，在联邦预算中，
没有哪个部分不是被应用于保护联邦各州的共同物质利益。

普罗旺斯聚集石油而弗兰德斯出产小麦，勃艮第酿造葡萄酒而诺曼底饲养牲畜。
这些不同的省份会因为出产各种各样的产品而憎恶彼此吗？
难道不是正好相反，
这些产品的多样性使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以为了自由交换产品而维持国家的统一吗？

南方境内有大量奴隶，这部分人口目前正在产生威胁，而其对未来造成的威胁更大。
西部各州地处大河流域。流经这些州的河流，发源于落基山脉或者阿勒格尼山脉，
它们汇入密西西比河后流入墨西哥湾。西部各州由于地理位置、
欧洲的传统和旧大陆的文明而相互隔离。

因此，南方的居民之所以愿意维持联邦，是为了不让自己独自面对黑人；
而西方的居民之所以愿意维持联邦，
则是为了不让自己封闭在美国中部，不与世界各地切断自由沟通。

大多数英裔美国人认为只要真正认清自己的利益就足以使一个人走向公正和诚实。
他们相信每个人一出生就拥有管理自己的权利，没有人有权利迫使他人追求幸福。
他们全都相信人类的可完善性；他们断言知识的传播必然产生有利的结果，
无知终将导致有害的结果；他们全都认为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机体；
人性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或者应当是永远不变的，
他们承认今天在他们看来良好的东西，也许明天就会被更好的东西所取代。

奴隶是百依百顺、毫无怨言地服从一切的仆人。虽然他们有时会谋杀他们的主人，
但他们从来不敢公开反对他们的主人。在南方，没有一个家庭穷得没有奴隶。
南方的美国人从一出生开始就被赋予了一种家庭独裁者的权力；
他们在人生中获得的最初的观念中就包含了他们生来就是发号施令者这个观念，
而他们最初养成的习惯就是轻易地控制奴隶。
因此，教育成功地将南方的美国人培养成为傲慢、急躁、易怒和暴力的人，
他们追求欲望，遇到障碍便不耐烦，而且一旦遭受失败就容易泄气。

北方的美国人在襁褓之中就没有见到奴隶在他们的周围转来转去。
他们甚至没有被仆人服侍过，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得自食其力。
在他们出生之后不久，他们的思维从四面八方获取了必要的信息。
因此，他们很早就学会准确判断自己的能力的自然界限；
他们不想屈服于违背自身意志的命令，
而且他们知道要想得到同胞的支持就得赢得同胞的信任。
因此他们有耐心，慎思、宽容，行动从容不迫，坚持完成自己的计划。

在南方的各州，人们的迫切需要总是能够得到满足。
因此，南方的美国人不必为物质生活而担心，
有人会为了他们而操劳。由于在这方面无须操劳，
所以他们的想象力便应用于其他一些更可观但缺乏实用价值的事务上。
［因此，南方的白人形成了一种贵族机构（类似于一种贵族机构）。
这样一来，他们的思想和喜好具有一种封建主义倾向。］
南方的美国人热爱排场、奢侈、荣誉、名望和享乐，尤其爱好安逸；
没有什么能够迫使他们为了生活而操劳，而且由于他们不必亲自劳动，
所以他们成天浑浑噩噩，连一些有益的工作也不愿意做。

在北方，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财富是平等的，奴隶制度也已经不复存在，
所以那里的人们全神贯注于南方白人所不屑于关注的实质性活动。
从一出生，他们就忙于与贫穷作斗争，并学会将物质享受置于所有的精神和心灵享乐之上。
他们的想象力都集中于一些生活琐事，他们的想法较少、较笼统，
但是他们显得更实际、目标更清晰明确。由于他们将所有精力投入到物质利益的创造之中，
所以他们要不了多久就能够实现目标；
他们令人钦佩地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自然和人力创造财富；
他们令人惊讶地知道如何让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走向成功，
并从个人利己主义中汲取对所有人有益的东西。

北方人不仅拥有经验，而且拥有学识；但他们并不将知识视为消遣。
他们将知识视为一种手段，并希望其得到有效的应用。
南方的美国人更冲动、更机智、更坦率、更慷慨、更聪明和更有才气。

北方的美国人更积极、更理智、更文明和更有才干。

前者的兴趣、偏见、弱点和优点都是贵族阶级所特有的。

后者的长处和短处则是中产阶级的特点。

假如让社会中的两个人联合在一起，使他们拥有相同的利益和见解；
如果他们的性格、知识水平和文明程度互不相同，那么他们很可能不会融洽相处。
这个看法也适用于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的联合。

由数个国家组成的社会就像由数个个人组成的社会那样，
有三种主要原因能够使它持久存在：
成员的学识、成员的个体软弱性、成员的数目较少。

离开大西洋沿岸进入西部地区冒险的美国人都是冒险家，他们无法忍受任何束缚，
渴望发财，而且往往被他们的出生地驱逐出境。
当他们到达荒野中的时候，他们互不相识。在那里，既没有传统或家庭对他们进行束缚，
又没有范例供他们模仿。在他们之间，法律的作用比较薄弱，民情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
因此，不断迁入密西西比河流域定居的人在各个方面都不如居住在原本的联邦界限之中的美国人。
但是，他们已经对西部的地方议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而且他们在学会进行自我管理之前就已经着手建立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了。

北方在商业和工业上都比南方更强大。
北方的人口和财富自然比南方增长得更加迅速。

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各州已经处于半饱和状态。大部分土地都已有主人，因此，
这些州不像尚能为各行各业提供无限领域的西部各州那样接纳大量移民。
密西西比河流域比大西洋沿岸更加肥沃。
这个理由加上其他一些理由有力地推动欧洲人向西部转移。
有一些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所有美国人中，南方人最需要维持联邦，
因为南方诸州尤其会因为各自独立而蒙受巨大损失；
但是，南方诸州正是对联邦的纽带最具破坏作用的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这很容易回答；因为南方以前出现过四名联邦总统；
但它知道联邦政权已经不在它的手中；它在国会中的议员人数逐年下降，
而北方和西方的议员人数却逐年增加；而且南方居住的是暴躁而易怒的人，
他们容易生气和不安。他们正以痛苦的目光看待自身；通过审视过去，
他们每天都在思考自己是否受到了压迫。如果他们发现联邦的某项法令不是显然对他们有利，
他们就会抗议这是在对他们滥用职权；如果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
他们就会变得愤愤不平，
以退出联邦来威胁这个在他们看来只让他们承担义务而不给他们带来好处的政府。

“关税法，”卡罗来纳州的居民在1832年宣称，
“使北方发财致富而使南方受到毁灭性打击，否则，
谁会想象到气候恶劣而土地贫瘠的北方能够不断增加财富和权势，
而被誉为美洲花园的南方却如此迅速地走向衰落呢？”

繁荣会使联邦的某些州因为财富的急速增长而狂喜，
而另一些州则往往因为财富的不断损失而感到妒忌、猜疑和懊恼。

只要人们开始流露出这种情绪，
依赖于人们的激情的政党人士便开始利用这种激情为自己谋利。

杰克逊将军不是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而是充满猜忌的地方政府的代表；
正是地方分权的激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使他获得了代表国家主权的地位。
通过不断讨好这些激情，他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声望。
杰克逊将军是多数的奴隶，他遵循多数的意志、愿望和半露的本性，
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吹捧多数并将自己视为多数的领袖。

每当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产生冲突，总统很少不是最先质疑自身权力的人；
他几乎总是走在立法机构的前面；当出现解释联邦职权范围的问题时，
他在某种程度上总是站在与自己相反的那一边；他贬低自己，他隐藏自己，
他选择袖手旁观。这不是因为他天生软弱或者仇视联邦；
当多数宣称其反对南方的拒绝执行联邦法令派的主张时，
你会发现他立即成为多数的领袖，明确而坚定地表达多数所持有的主张并首先提出诉诸武力。
借用美国政党的说法，我认为杰克逊将军在偏好上是一名联邦主义者，
在实务上是一名共和主义者。

美国的共和主义者注重民情，尊重宗教信仰，承认各种权利。他们主张这种见解：
一个民族越是享有自由，就越发讲究道德、信仰宗教、温文尔雅。
所谓的共和在美国是多数的和平统治。多数在认识自己并使人们承认自己的存在以后，
成为政权的一般来源。但是，多数本身不是无所不能的。
在道德世界中存在着高于它的人性、正义和理性；在物质世界中，
存在着高于它的各种既得权利。多数承认这两种障碍的存在，
如果它破坏了这两种障碍，那是因为多数就像每个人那样拥有激情，
并因为激情而办坏事。［对我来说，
我可以毫无困难地说在共和可行的所有国家中，我将会成为共和主义者。］

但是，我们在欧洲却有一些奇怪的发现。

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共和并不像我们至今所想的那样是多数的统治，
而是那些对多数负责的人的统治。领导这种政府的不是人民，
而是那些认识到人民具有最大的作用的人：他们经过自己的独特判断，
可以不与人民商量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把人民踩在脚下反而要求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
此外，共和政府是唯一有权做任何得到公认的事情，
并敢于蔑视人们至今所尊重的一切，
即从最高的道德规范到最基础的常识准则都敢于蔑视的政府。

迄今为止，他们认为专制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都被认为是可憎的。
但他们在今天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个世界上存在合法的暴政和神圣的不公，
它们主要以人民的名义实行。

上帝赋予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人，管理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事务所必需的一定理性。
这是美国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所依赖的伟大箴言；家长将它用于子女，
主人将它用于仆人，城镇将它用于官员，州将它用于地方，
联邦将它用于各州。这个箴言扩大至全国上下，从而形成了人民主权学说。

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宗教本身也是共和的；它使来世的真理服从于个人的理想，
就像政治让个人对利益的关心服从于理智；
而且宗教允许每个人自由地选择引导自己走向天堂的道路，
就像法律承认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

美国人由于他们的本性注定要成为一个海洋民族。——他们的海岸线的长度。
——他们的港口的深度。——河流的巨大。
——但是，你应当将英裔美国人的商业优势归功于这些自然因素之处远远少于
应当归功于他们的智力原因和道德原因之处。——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
——英裔美国人作为一个商业民族所拥有的未来。
——联邦的解体也无法阻止原本组成联邦的民族在海上的发展。——为什么。
——英裔美国人天生就是要供应南美居民的需求的。
——就像英国人那样，他们会成为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的运送者。

要知道为什么美国人的航运与其他人相比更低廉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
你可能会认为这应当归功于美国的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优势，但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的船舶与我们的船舶造价相同，但美国的船的做工并不精良，
而且大体上的使用寿命也不长。

美国水手的工资高于欧洲水手，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
你能够在美国的商船上找到很多从事水手工作的欧洲人。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的航海成本比我们的低呢？

我认为从物质条件方面寻找这个优势的原因是白费力气，
其应归因于纯粹的智力特质和道德特质。

在大革命战争期间，法国人将一种新的战术引入军事艺术，
其令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将军感到困扰，并且差点推翻了欧洲的一些最古老的君主国家。
他们首先精简了在那时被认为战争中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他们要求他们的士兵付出文明国家从未要求过的全新的努力；
你发现士兵们个个奋勇前进，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追寻预定的目标。

法国人的财力和人力都不如他们的敌人，他们的物资更是贫乏得可怜；
然而，他们不断获得胜利，直到敌人开始效仿他们。

美国人将类似的方法运用到商业中。法国人这样做是为了获得胜利，而美国人是为了节约成本。

欧洲航海者在海上非常谨慎，他们仅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出海，
一旦遇到突发事故，他们便返回港口；他们在夜里收起船帆，
当他们看见浪花发白，表明他们接近海岸的时候，
他们会放慢航速，根据太阳调整航向。

美国人忽略了这些预防措施且无视这些危险。
他们在风暴仍在咆哮的时候离开港口；无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
他们仍然扬起风帆全速前行；他们一边航行一边修复船舶因风暴而受到的损害；
当他们最终接近航程的终点时，他们继续扬帆前行，仿佛他们已经看到了港口。
［≠他们经常因此而死亡，但在更多情况下，他们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提前抵达港口。≠］

美国人常常发生沉船事故，但没有哪个航海者的航行速度比他们更快。
［≠我认为在所有人中，美国人是最看重、最准确认识时间价值的人。
在他们眼中，每一个白天或夜晚都有极大的价值……时间对于他们来说，
就像是金钱对于荷兰人那样重要。那才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由于他们用较少的时间完成了同样的事情，所以他们能够节约成本。

在到达长途航行的终点之前，欧洲的航海者认为他们必须在旅程中多次靠岸休整。
为了寻找停靠的港口或为了等待离港的时机，
他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而且每天还要支付停泊费。

美国的航海者离开波士顿前往中国购买茶叶。他们抵达广州，
在那里停留数日之后便启程回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
他们航行的距离相当于绕地球一周，而他们在路途中只靠岸一次。
在长达八个月或十个月的航程中，他们喝咸水、吃腌肉；他们必须不断与海洋、
疾病和厌倦作斗争；但在他们回来之后，
他们可以以每磅低于英国商人四分之一便士的价格出售茶叶。
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我除了说美国人在经商时表现出一种英雄气概之外，实在无法更好地表达我的思想。


这种盛行于美国的普遍运动，这些财富的频繁逆转，
这种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转移，全部汇聚在一起使人们的精神处于一种狂热的、
使其不甘落后地投入全部努力的兴奋状态，并且可以说将其维持在
［其自身和］人类的普遍水平之上。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
人的一生就像一场赌博、一场革命和一个战役。

这些相同的原因在对所有个人产生作用的时候，
最终也给民族性格打上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的烙印。
因此，美国人总是热心于追寻自己的愿望、富有进取心、敢于冒险，尤其是善于创新。
这种精神实际上存在于他们的一切工作之中；他们将其引入了政治法律，
引入了宗教教义，引入了社会经济理论，引入了个人的劳动活动之中；
他们时刻带着这种精神，带着它深入森林之中，也带着它进入城市之中。
正是因为他们将这种精神应用到海上贸易中，
美国的商船才比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商船更廉价、更迅速。

只要美国的水手们保持这种精神优势及这种精神优势所带来的实践优势，
他们不仅能够满足本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求，
而且能够像英国人那样逐渐成为其他国家的运送者。

显然，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各州的商业仍然是结合在一起的。
它们相互比邻；它们之间的见解、利益和民情完全一致，
而且只有它们形成了极大的海洋强国。因此，即使联邦的南方与北方相互独立，
其造成的结果是南方没有了北方就无法生存。我已经说过南方不是发展商业的地区，
而且尚未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会成为这样的地区。
因此，美国的南方人为了将他们的产品远销并获取他们所必需的物品，不得不求助于外人。
而在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中间人中，只有与他们比邻的北方人能够向他们提供更低廉的服务。
因为廉价是商业的最高法则，所以南方人会找北方人为他们服务。
没有什么主权意志或国家偏见能够长期与廉价法则作斗争。
你可能无法找到什么仇恨比美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仇恨更加深重的了。
但是，尽管存在这种敌对情绪，英国的商人仍然为美国人提供大部分的制成品；
而美国人购买英国货物的唯一原因是英国人出售货物的价格低于别国。
因此，不管美国人愿意与否，日益繁荣的美国有利于英国的制造业。

我认为国家就像人那样，几乎总是在初期就显露出决定自身命运的主要特征。
当我看见英裔美国人的经商天分，他们在经商时获得的机遇，以及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功，
我很难不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第一的海上强国。
他们注定会占领海洋，就像罗马人注定会征服世界那样。

懒惰和骄傲使他们不想变文明。

克拉克先生和卡斯先生在他们于1829年2月4日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印第安人不必依靠文明人的工业品就能够为自己提供食物和穿着所需的物品的时光早已过去。
在密西西比河以外，有些地方还能够见到大量成群的野牛，
那里生活着追逐这些野生动物而迁徙的印第安部落；
现在同我们谈话的印第安人仍然遵循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方法谋生存，
但野牛的数量在不断减少。现在，除非使用火枪或者陷阱，
你再也不能抓住类似于熊、麋鹿、海狸、麝鼠的小野兽了，
而这些小野兽正好为印第安人提供了维持生活所需的必要物品。

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印第安人为了能够养活自己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
猎人往往连续追逐猎物数日而毫无收获；在这段时间内，
他的族人只能以树皮和树根充饥或者被饿死；
因此，每个冬天都有许多印第安人被饿死。（k.）

印第安人不愿意像欧洲人那样生活；但是，他们既不能离开欧洲人生活，
又不能完全按照祖先的方式生活。你只需凭借一个事实就能够对此做出判断。
这个事实，我也是从官方文件中了解到的。在一个位于苏必利尔湖畔的印第安人部落中，
有人杀了一个欧洲人；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同这个部落交易，直到他们将涉案人员交出来。

克拉克先生和卡斯先生写道，当印第安人来到谈判地点时，
他们看上去十分可怜，几乎全身赤裸。
这些印第安人在这里看见并审视了美国商人特意带过来的大量物品。
女人和孩子为了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而开始频频索要，
他们很快对最终的协议产生了种种影响。印第安人的浅见是习惯性和无法克服的。
眼前的需要和欲望的满足支配着一名印第安人的激情。
对未来的有利条件的期许则很少对他们产生影响。
他们容易丢弃过去的经验，并漠视未来的期望。这是他们的性情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这也是所有与他们打交道的人所熟知的特点之一。如果不着手立即满足他们的需求，
要求他们出售土地绝对是没有希望的；当你公正地指出他们所处的条件和环境时，
我们通常不会因为他们急于使自身的痛苦得到缓解而感到吃惊。

在一名男子没有与敌人打仗并且没有值得自己夸耀的战功之前，
他不会赢得任何人的尊重，人们差不多将他视为一个女人。

欧洲的两大民族开发了这部分美洲大陆，即法国人和英国人。
法国人没过多久就与年轻的土著姑娘结为夫妻；
但不幸的是法国人要对印第安人和本族人隐瞒这种婚姻关系。
他们往往非但没有把文明人的生活喜好和习惯传给野蛮人，反而热烈地爱上了野蛮人的生活；
他们成为荒野中最危险的居民，并通过吹捧印第安人的恶习和德行来获得他们的友谊。
1685年，加拿大总督曾在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件中提到：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要使野蛮人法国化，我们必须让他们与我们亲近；
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理由证明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那些与我们接近的野蛮人没有法国化，而经常出现于他们中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
他们的穿着打扮像野蛮人，生活方式也像野蛮人。”
（夏洛瓦的《新法兰西的历史》，第二卷，第345页）

相反，英国人固执地坚守着祖先的见解、习惯和最微小的习惯，
他们在美洲的荒野中过着像在欧洲城市中的那种生活；
因此他们不想同他们所蔑视的野蛮人建立关系，
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的血液与野蛮人的血液相互混合。

坦纳是一名在六岁的时候被印第安人掠走的欧洲人，他在森林之中同印第安人共同生活了30年。
要见到比他所描述的还要悲惨的境遇是不可能的。他向我们展现了一些失去首领的部落、
与部落失散的家族、无家可归的个人、带着老弱病残的强大部落，
在加拿大的荒芜人烟的冰天雪地和荒原之中无所适从地漂泊。
饥饿和寒冷折磨着他们，他们仿佛每天都有可能失去生命的气息。
在他们之中，民情已不再具有影响力，传统已经失去力量。
人们变得越来越野蛮。坦纳也遭受了这一切不幸：他知道自己是欧洲人，
他没有被强行禁止与白人往来；相反，他每年都与白人做生意，到白人家里做客，
看到了白人的安逸生活；他知道一旦他想重新回到文明生活中，
他也能够很容易地过上这种生活，而他在荒野之中待了30年。
当他最终决定重新回到文明社会时，
他承认他所描绘的那些人的悲惨生活对他仍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秘密魅力；
在他离开那里之后，他又十分后悔不该离开那么多不幸的人，
因而他经常回到那里；当他最终在白人中定居下来时，
他的几个孩子拒绝与他共同分享白人的安宁和舒适的生活。

我曾在苏比利尔湖的入口处见过坦纳。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仍然是野蛮人的气质多于文明人的气质。

你不能在坦纳的作品中找到关于印第安人的制度和喜好的内容，
但作者却在不知不觉中生动地描述了印第安人的偏见、激情、恶习，
尤其是他在他生存之处目睹的悲惨场面。

一旦美国人认为密西西比河的左岸太过拥挤，他们会堂而皇之地进入土地肥沃的右岸，
而印第安人再次难逃在欧洲文明之前败下阵来的注定命运。
注意，”坦纳接着对我说道，“在某种程度上，
印第安人的利益以这种方式与白人的利益联系起来；
事实上，他们的生存就像是一场赌博，而一旦文明社会靠近这场赌博，
印第安人就会在赌博中失势。在一片地区中修建一条大路就足以将所有的野生水牛逐走。
与野生水牛密切相关的印第安人不仅会因为生存手段而遵循野牛的行踪，
而且最终会跟野牛一样走向灭亡。印第安人会在多少年之后走向毁灭呢？
没人知道准确答案。每艘来自欧洲的船舶都将新的居民带到美国，
他们加速了印第安人的毁灭。

这些法国人老实敦厚，但他们没有文化和手艺；他们还沾染了野蛮人的部分习惯。
也许在道德方面次于他们的美国人，在智力方面却比他们占有了更大的优势；
他们都很勤勉、有教养、富裕，而且习惯于管理自己。

我曾亲自前往加拿大，那里的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距不那么明显，
英裔美国人在加拿大的土地上以经营工商业为主，
他们的产业延伸至四面八方，把法国人挤到了很窄的范围之中。

关于白人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占据印第安人的领土的事件，
可参阅第二十一届国会第89号立法文件。
有时，英裔美国人定居在印第安人的一部分领土之上，仿佛别处没有土地那样，
而国会的军队会来帮助他们赶走印第安人；有时，英裔美国人会掠夺印第安人的牲畜，
烧掉他们的房屋，砍掉他们的果树或者对其人身施加暴力，随后再占据他们的土地。

上述文件表明，土著居民往往是滥用暴力的受害者。
通常情况下，联邦政府会在印第安人居住地区派驻代表；
我所引用的文件中包含了驻切罗基部落的代表提交的报告；
这名官员所说的话几乎总是有利于野蛮人。“白人侵入切罗基部落的领土，”
他在第12页中写道，“会使在这里过着贫困生活的人和与世无争的人走向毁灭。”

内容节选自1830年1月11日发表于费城城镇会议的演讲：

一个以独立宣言的人权名言为基础的政府能够恬不知耻地侵犯与
它斗争的其他民族的这些根本权利吗？如果独立的民族能够宣布自身是独立的，
我们怎么能够否认这些民族的独立状态呢？
这个民族难道不是滥用权利对自由的忠实友人实施暴政吗？
驱使一个民族离开其原本耕作的土地和其原本的家园，并将其送到荒野之中定居，
这难道不是暴虐行为吗？不论是根据过去还是未来进行判断，
难道不是我们的贪婪使他们无法平静地生活下去吗？
处于沮丧之中的印第安人是否没有任何精力承担我们对其给予的期望呢？

为什么在新大陆的所有欧洲种族中，
英国人是血统保持得最纯正并且最少与土著种族相混合的种族呢？
除了诸如民族性、性情这类强大有力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导致差异存在。
西班牙裔美国人是容易被冒险和黄金所吸引的人，他们独自来到大西洋的另一边，
在某种程度上被迫与居住在那些地区的妇女建立婚姻关系。
而英国殖民者是在宗教激情或者个人目标的驱使下离开祖国前往新大陆的，
他们是为了在新大陆过农耕生活。他们带着妻子儿女来到这里，
因而能够立即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

奴隶制是残酷的。你可以使奴隶制消失，但你不能使产生奴隶制的偏见消失；
你可以使黑人摆脱奴隶的身份，但是你无法使他们与白人处于同样的地位。

除了可以利用自由劳工的劳动力，自由劳工的劳动比奴隶更有效率、
更能产生经济效益这些原因之外，还应当指出另一个美国所特有的原因。
在全联邦境内，只有密西西比河流入墨西哥湾的河口附近最适合种植甘蔗。
在路易斯安那州种植甘蔗的收益最大，因此没有哪个地方的农夫能够比在这里赚得更多；
而由于生产费用和产品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关系，所以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的开销相对较高。
但是，在路易斯安那州加入联邦之后，它可以从联邦各地输入奴隶；
因此一个奴隶在新奥尔良市场上的价格高于其他所有市场。
其导致的结果是，在土地收益较小的地区，使用奴隶耕种的费用相对较高，
而这给自由工人的竞争带来了极大的优势。

托克维尔的绝大部分论点都是从一种经济型思考角度出发来对奴隶制度提出反对的。
博蒙在《玛丽》一书中做出了同样的论证。
某些批评家不是没有责怪托克维尔几乎完全放弃了哲学论点和宗教论点。
造成这种疏忽的原因似乎是一种战术性选择，而不是真正缺乏意识。
托克维尔不仅曾在几个美国人的口中得知奴隶制会因为无法产生利益而消失，
而且他也注意到关于奴隶制的讨论从此以后与宗教和道德划清界限，
而主要在经济层面上对奴隶制进行探讨。
甚至像阿基利·穆拉特这样的奴隶制度支持者也毫不犹豫地写道
“当自由劳动力比奴隶劳动力更低廉的时候”
（阿基利·穆拉特：《美国的道德与政治》），奴隶制会消失。

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使我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州废除奴隶制度。

这部分联邦地区的老住户的财富主要是依靠种植烟草而累积起来的。
这里的奴隶完全用于耕种这种作物。但是，这几年以来，
烟草逐渐失去它的市场价值，而奴隶的价格仍然保持不变。
因此，生产成本与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已经发生改变。
这样一来，不管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居民是仍用奴隶种植烟草，
还是不再种植烟草和不再使用奴隶，
他们都察觉到自己的处境已经远远比不上30年前了。

种植水稻的的确也是如此。水稻种植在各地都是有害健康的，
尤其是在骄阳似火的热带就更加危险。如果欧洲人坚持要生产大米，
那么他们在新大陆的这部分土地上种植水稻必定会遇到一定困难。
但是，不种植水稻就不能生活吗？

“使用奴隶进行耕作对于北方尤其不利原本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类似于烟草这类比较昂贵的作物在价格上显著下跌。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新奥尔良的奴隶比较昂贵，所以奴隶的价格往往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在南方，奴隶的人口众多，人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输出黑人而显著地减少他们的数量。
你只能等待死亡使他们渐渐消失，并逐渐抹去他们所带来的恐惧。”

在书中，没有什么比已经获得自由的黑人的命运描写得更清楚，
没有什么比两个同样自由的民族不能在同一个政府下生活描写得更明确。
天性、习惯和观念在两者之间筑起了无法跨越的障碍。

社会的自然趋势是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
而地方自由只有通过不懈努力才能够得到保障。

使美国人成为如此聪明的民族的原因是劳动分工可以说不存在于美国之中。
每个人都能够完成任何事情的一小部分。他不能像专门负责某事的欧洲人那样做到尽善尽美，
但他的一般能力胜过欧洲人百倍。
这是他在日常生活的习惯性事项和社会的管理之中存在优势的主要原因。

只要奴隶制度仍然存在于南方，你就无法在那里招募海员。
在北方能够担任海员的群体并不存在于南方；这些群体被不能从事商业活动的黑人所取代。
（a.）此外，
我们已经知道奴隶制度使南方的美国人失去了某些最适合在海上获得成功的特质。≠

a. ≠他们不会像白人海员那样完成工作，而会在外国逃跑。≠

结论

无法掩盖的事实是，英裔美国人比居住在新大陆上的其他所有欧洲种族获得了更大的优势。
他们在文化、工业和势力上都比其他种族更优越。
只要他们的面前还有无人居住或者人烟稀少的地区，
只要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中没有遇到无法穿越的聚居人群，他们就不会停止步伐。

他们不会止步于条约所规定的界限，而会从四面八方跨越这种想象中的堤坝。
［美国的宪法被纳入这一群体每年取得的进展之中。］

英裔美国人在新大陆中占据的地理位置也不可思议地促进了这个种族的快速发展。

当你向他们的北部边界之外前行，你会发现北极冰原；当你越过他们的南部边界几个纬度，
你会感受到赤道的热度。
因此，英裔美国人正处于这片大陆上气候最温和、最适合于居住的地区。

不管未来将发生何种事件，都无法夺走美国人的气候、内海或者肥沃的土地。
恶法、革命和无政府状态，
不能摧毁似乎已经成为这个种族的主要特征的对物质利益的偏好和进取精神，
或者完全摧毁使他们变得文明的知识。

《1840论美国的民主III》

美国的哲学

因为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所生活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的人也不再信守其阶级观点。

如果社会成员的能力彼此接近，没有胜劣之分，那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智力影响也是非常有限。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理性当作是最明显而且最接近判断真理的根据。
这一点表现为他们既不会轻易相信某个人，也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观点。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思维之中，并试图用这种封闭的思维去判断世界。
这种只依靠自身去判断事物的习惯，导致美国人产生了另一种思维。

美国人习惯了亲自取证，喜欢亲自透彻研究所有事情。所以，他们会竭尽全力，
一层层剥除事物外皮，将他们与事物之间的一切障碍排除开来，直抵核心，
以此来用最近距离和最佳视角来观察此事物。
但他们的这类思维方式使得他们容易轻视外在形式，因为在他们看来，
形式只是一些无用且会带来麻烦的躯壳，横置在他们与真理之间。

为什么宗教改革家要将自己局限于宗教观念的小圈子中？为什么笛卡尔的方法适用于一切事物，
而他们的却只适用于特定事物，并认为人类自行判断的只有哲学事物而非政治事务？

任何革命都会颠覆古老的信仰，削弱当局的权威，搅乱社会的常规思想。
所以，任何革命都或多或少地会使人类更多地承担自我责任，开拓人的思维空间。

在旧社会的各个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结束，人们开始平等之后，
人类的内心便开始悄悄发生变化，对邻居产生嫉妒、憎恨和轻蔑，
自我优越感上升，过分自信，甚至会影响到人的思维。
这种与平等相悖的现象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加剧，
不信任彼此的判断，最终只靠自己的力量寻求启示。

这样一来，人人都会尝试自立真理，以自己的信仰为荣。
人与人之间只会因利益联系在一起，而非思想。
由此，人类的观点无法形成有用的东西，
只会成为一些智慧尘埃，随风飘散，却无法聚拢。

美国人并不关心用形而上学的理性来证明上帝和灵魂的不朽的存在，
他们并不会设法去划出人类道德准则的规则，
并且也不要求去发现应该用来主导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
他们相信的是一本书的真实性，一本上帝自己作为永恒的存在，
小心地用他全能的手在其中写下善恶限制的书。

［边上写着：这是非常好的，优点得到了保存；
也许它应该被置于我展示贵族制度是怎样使思想停滞的地方］

“笛卡尔在信仰上是一个天主教徒，在方法上是个新教徒。”

尽管哲学和宗教是两种不同的事物，然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
这使得它们在从某种方式来说是相互依赖的。
当人类的思想真的在宗教信仰的固定限制中停止了发展，可以说哲学会伴着宗教而出现，
或者说至少变得和宗教本身一样高级和稳定。
相反地当宗教信仰受到动摇时，哲学系统则会激增。

美国人并不关心用形而上学的理性来证明上帝和灵魂的不朽的存在，
他们并不会设法去划出人类道德准则的规则，
并且也不要求去发现应该用来主导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
他们相信的是一本书的真实性，一本上帝自己作为永恒的存在，
小心地用他全能的手在其中写下善恶限制的书。

［边上写着：这是非常好的，优点得到了保存；
也许它应该被置于我展示贵族制度是怎样使思想停滞的地方］

尽管哲学系统从长远来看可以给人类种族的命运施加强大的影响，
但是它们看起来只与每个人的命运有间接的联系；它只能激发后者的次要利益。
所以人们通常不会因为实际和迫切的需要去进行哲学的研究，
他们致力于哲学研究仅仅是为了兴趣或者是为了充实生活中的正事为他们留出的空闲时间。
现在普遍在民主国家中，特别是美国这样有着非常多种类的提供给人类活动的原生素材的国家中，
只有很少的关心哲学的人，并且在公众中也很缺乏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的人，
缺乏对他们努力的鼓励。

当一个人为了不断的追求良好的生活条件或者财富，航行在地球的两端，
每天砍伐森林、填平沼泽、改造田地时，
他乐意将探索自由意志的极限和尝试寻找罪恶之源的麻烦留给其他人。

在所有的人类研究的分支中，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哲学将是在民主的建立中承受最多痛苦的一支。
如果社会状况和习惯都是民主主义的人想从事哲学，
我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将会将在其他地方所展现魄力和思想的自由带到这上面来。
但是我相信他们中的极少数人会关心哲学。

世上的每一位伟大哲学家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认识数之不尽的事物，
同时，接受无数他人发现的真理。

出于平等时代的人们，不会轻易地信服在外的或者超自然的智力权威。
通常他们只会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的同类身上寻找真理的源泉。
这足以说明，在这样的平等时代，新的宗教不可能出现，
而人们会认为一切想要建立宗教的想法都会被视作荒谬且不合理。
我们能够遇见，神的使者无法让民主国家的人民轻易相信，新的先知也会受到嘲笑，
而他们会认为自己信仰的仲裁者只能来自人类自身之内，而非之外。

当社会个体的身份地位不平等，条件存在差别之时，就有一些见多识广、
因智力非凡而能力超群的个人出现，而与此同时，也会有很多无知且能力有限的人出现。
所以，当一个社会存在贵族制度之时，
人们就会把某个人或者某个阶级的理性思维作为自己的思想导向，
而且群众阶级的正确性永远也得不到承认。

如果民主国家的专制统治代替了妨碍或者推迟个体理性飞速发展的权力，
那也只是恶魔换了张天使脸庞而已。人类无法独立生活，
只会陷入同样的困境和本质相同的奴役状态之中。
我再次强调，那些把智力自由视为神圣的人，憎恨专制君主制和专制统治的人，都应该反思。
对我而言，当权力之手压在我头上之时，知道这只手是谁的无关紧要，
我不会因为有千万只手将枷锁举在我面前，就自投罗网。

1. 一个人不能不依照教条信仰行事：
（1）如果没有教条信仰，就没有一般观念，因此就没有普遍行为；
所以它对社会来说是必要的。

（2）个人的思想既没有必需的时间也没有必需的力量去发展他自己关于所有事物的观点。
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只会得到模糊的概念和不完整的观念。因此教条信仰对个人来说是必需的。
2. 如此，这样的信仰就总是会存在。问题只是在于寻找它们的来源。
3. 民主社会的人会将他们的信仰的仲裁者置于人性之中，而不是凌驾在上或者超越它。
4. 在人性之内，每一个人都仅会将自己观念的形成的顾虑交付给大众，
而他自己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自己形成。
5. 因此智力权威会是不同的，但是也许还会甚之。
6. 我们不应该担忧它会消失，而应该害怕它会变得过于强大。

我所说的哲学表示的是人们通过各自理性的努力而发现事物的行为。

我所说的宗教是指人不经思考就承认的东西。因此哲学和宗教天生就是敌人。
人们无限倾向于智力的个人主义还是倾向于只拥有一般观念，最终变成智力的奴隶，
这取决于哲学和宗教中的哪个能够在人性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样的两种结果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好的。哲学是需要的，宗教也是需要的。

很明显民主社会的状况必须将哲学变成如我［无法辨认］占主导地位。

一个接受一种思想的人几乎总是比构思和产生这种思想的人更确定这种思想的真实性。
这初看来与尝试和经验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它确实是这样的。

一个构思了某种思想的人会为了让他的研究展现在公众面前而致力于此，
他的研究工作几乎总是使得他发现其他人所忽视的某一弱小、
朦胧甚至是不完整的一面。读者或者听众只看到了研究工作的结果而没有看到研究本身，
他们首先注意到了这个展示在他们面前的貌似真实或者可能的一面，
而没有注意到另外一面，所以抓住了前者，并坚持这一点。
我认为，所有以怀疑论看待的事物在教导人们相信的人群中要比在那些选择相信的人中更为普遍。

现实主义者的学说被引入了政治世界，推动了滥用民主的习惯；
这就是促进了专制统治，中央集权，蔑视特权，必要学说，
所有的制度和所有允许社会主体将人民踩在脚下和让国家得到所有，
而民众一无所有的教条学说的东西。
（1840年2月3日写给亨利·里夫的信，《英语信函》，OC，VI，1，第52—53页）

当你仔细观察时，你会发现身份条件的平等产生了三件事：

1. 它将人与人孤立开来，阻止了他们智力上的相互活动，并允许他们的思想朝各个方向发散开来。

2. 它给了所有人几乎同样的需求、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眼界，因此从长期来看，
人们虽然并不知道它或者感到对它的需要，
但是他们发现自己与他人有着一系列相同的思想和相同的喜好。

3. 它创造了大多数人的道德力量（我在另一个地方看见了它的政治力量）。
觉得自己十分弱小的人们看见自己周围只有同样弱小和与自己相似的人，
他的同胞们的集体智力的观点就会很容易压垮他。这给予了普遍观点一种凌驾于思想的力量，
这种程度是它在贵族制国家中绝不可能达到的。在贵族国家中，
有着一些个人，他们有着非常多的知识，受过很高的教育，有着很强大的力量，
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各自的智力，还有其余的无知、受限的人，
他们乐意相信上位者的理智，但是却不相信大众的绝对正确。这是一个先知的时代。

人们绝不会有只靠自己就能深化意识的能力。这与他们的有限的本性相反。
最为（无法辨认）和最自由的天才会基于他人的信念而相信成千上万的事物。
因此道德权威不管你怎样做都会出现在道德世界的一些地方。
它存在的地方是多变的，但是有一个地方对它来说是必需的。
人们需要固执己见地相信很多事，然而却只有探讨很少事情的时间。
这个权威在贵族时代中主要被称作宗教。它也许会在民主时代中被冠以多数人的名义，
或者甚至是一般观念的名义。

宗教无须外力就将人类的思想停滞下来，并且让道德选择和独立的人服从于它。

人们不会找到独立自主地生活的方式；他们只会艰难地发现另一种方式的奴役。

在贵族制国家中，限制人们想象力的力量只有一种，
那就是产生和维持在贵族制度中的各种各样的成见，它只会限制人们在那个方向上的反战，
但是它在原则中却绝对不会对智力自由进行抨击；
在以我之前所谈到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中，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凌驾于人类思想之上的，
它会以一种永久性的、普遍的方式，用各种行动，并且通过使人们屈服于它，
最终夺走每个人的思考的习惯和喜好，来阻碍人类思想的发展。
因此如果人们不注意的话，民主制度在特定法律的统治之下，
有可能会伤害到思想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民主社会的状况所喜爱的，
并在从阶级利益和家族传统中逃离之后，人类的思想将被大多数人的抑制所束缚。

为何美国人比其祖先英国人更倾向于一般观念

上帝对人类的观察从不马虎。他一眼就能看出人的本性，并看出每个人之间的相似与差异。

所以，上帝并不需要一般性观念，也就是说，
上帝从来都觉得没有必要把相似之物置于同一形式下，并对其进行仔细考究。

人与上帝不同。人类大脑如果想对脑海中的每个事物进行独立观察和独立判断，
就会立即陷入迷惑，无法把握这些事物的所有细节。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人类便只能使用一种必要却不够完善的方法。
这种方法具有两面性，既会暴露人类的缺陷，又会补救人类的不足。

对一些事物进行表面的观察，并看出其中的相似之处后，
人类便会给它们起个相同的名字，然后搁置一边，继而观察别的事物。

但是，一般性观念并没有证明人类的智力高超，反而证明了人类的无能，
因为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物体与其他物体都是不尽相同的，
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事实，任何规则的运用都应该加以区别，
任何一个方法都不可能同时适用于很多问题。

同时，一般性观念也有可取之处。人类可以通过一般性观念对大量事物进行快速判断；
但另一方面，一般性观念所提供的概念一直都不完整，
从而导致人类对事物的理解也不够全面准确。

社会一方面在不断老化；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推陈出新，
人类几乎每一天都会在无意识中获取到一些个体真理。

对于这些真理的了解越多，人类所得到的一般性观念也会越多。
如果无法找出个体真理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无法对它们进行独立的观察。
一定数量的个体可以组成“种”，几种“种”放在一起便可形成“类”。
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悠久和博大精深，他们对一般性观念就会越习惯，越喜爱。


然而，决定人类能够把观念一般化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

美国人对一般性观念的使用比英国人更加频繁，而且更加持久。
众所周知，这两个民族有着相同的文化和起源，数世纪以来，
他们的生活法则也大致相同，而他们的思想和民情也一直都存在着交流，
所以，初次看到这样的差异，你会非常诧异。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
将这两个最为开化的民族进行对比，你会惊讶于他们的鲜明对照。

如我们所见，在思想上，英国人不得不放弃对个别事情的深思，
虽然非常勉强而且遗憾，因为他们得从这些深思中找寻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
同时，英国人也不会自愿接受一般性观念。

而我们法国人则与之恰好相反，我们对于一般性观念十分爱好，甚至凡事都得满足这种爱好。
我每天清早起床之后，总是会听说某个人又发现了我闻所未闻的某种一般性且具永久性的规律。
即便是平庸的小说家，也会试着提出一些治国理论；
如果在一篇文章中无法囊括进全人类，他永远不会满足。

当社会成员的身份极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永久存在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便会越来越大，以致最终演变成有多少种差异，
就有多少不同的阶级。但是，不同阶级的人都只会关注其中的某个阶级，
而忽略了将其扩展到广大人群的一般联系之中，即，只看到了个体，而忽略了普遍大众。

所以，生活在贵族制社会的人，向来都无法产生出于自身有关的一般性观念，
这样一来，他们便会习惯性地选择不相信一般性观念，甚至会从本能上对其产生厌恶之情。

而对于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来说，他们会发现彼此之间相似度越来越高，
差异越来越小，所以，他们的视野会囊括到全人类，
而不只是注意到人类整体中的某个部分。在他们看来，
只要是适用于自身的真理，同样也可以适用于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同胞。
他们一旦在自己苦心从事或者最感兴趣的研究工作中养成了喜欢一般性观念的习惯，
就会把同样的习惯迁移到其他的工作中去。这样一来，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准则，
把大量事物置于同种形式之下，用一种解释来阐述无数事物，
这样的行为就会变成人们在思想上的一种狂热却往往盲目的激情。

最能证明我上述观点的准确性的，便是古代人对于奴隶的看法。

人与人之间是相同的，生来就具备平等的自由权利，
这本该是一个非常一般性而且极其简单的道理。
但是，即使是罗马和希腊的那些最聪慧博学的天才也从未达到过这样的思想境界。
他们所一直尝试的，就是用种种证据来证明奴隶制度的合理性，
证明这种制度应该永存不朽。然而历史资料告诉我们，
古代的某些名人在解放之前都曾是奴隶，而且还留下了不朽的传世巨著。
他们也曾目睹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奴役现象，但那时的他们却认为奴隶制度是合理的。

古代的所有大作家们，要么属于奴隶主贵族阶层，要么认同当时的贵族制度。
即使是在他们的思想传扬开来之后，他们仍未走出贵族制度的思想范围。
直到耶稣基督降世之后，他们才开始教育人类：人人生而平等。

在平等时代，所有人都相互独立，但同时也相互孤立，处于软弱状态。
所有人都会认为，不应该存在上层意志来一直指导人类的行为。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人类似乎都在自顾自地向前发展。
这样一来，人类就必须得去探寻是哪种因素对每个成员都发生了相同的作用，
并让我们自愿走上同一道路，以解释这世上的一切。
自然而然地，这种探寻会促使人类的大脑总结出一般性观念，并使得其偏好使用一般性观念。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提到过，出身的平等会导致每个人都想要亲自探寻真理。
以此可以看出，这样的因素也会是每个个体的思想都更倾向于一般性观念。

当我放下阶级身份，抛开我的职业和家族传统，规避前人的影响，
凭借自己的理性去探寻自己的道路之时，
我会自然地倾向于从人的本性中寻找会导致自己如此观点的原因。
因此，我就自然而然地会在无意识中获得数量庞大的一般性观念。

这便足以说明，英国人为何并不像他们的后裔美国人及他们的邻居法国人，
不会那么喜欢把观念一般化，以及为何如今的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要比其祖先更为明显。

英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兼具开明和固守品质的贵族制民族。
他们文化传统的开明，使得他们不断地追求极具一般性的观念，但同时，
他们的贵族制度，又使得他们受缚于个人观念。
所以，英国人的哲学，胆大又怯懦，大度又狭隘。
时至今日，这样的哲学依然影响和控制着英国人的方方面面，
而他们的思想也一直受到限制，甚至停滞不前。

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通常都是好奇心强，但休闲心弱。
他们生活务实、复杂、紧张而且活跃，以至用于思维活动的时间大大减少，
民主时代的人大部分都喜欢一般性，因为在这样的时代，
个别性的事物他们不必费心去研究。甚至可以这么说：
民主时代可以用小容器容纳大失误，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收获。
所以，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在对某事物做一些简略的观察之后，
就会自以为发现了事物之间的共同关系，由此便会停止对这些事物的深究，
也不会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仔细的分辨，
而是草草地归类之后，便搁置一旁不予深究。

民主时代的人都喜欢唾手可得的成功，贪图当下的享乐，这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
这一点不仅在学术界大肆盛行，普通大众也是如此。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们，
大多野心勃勃，一旦成功便雀跃不止，遭受失败挫折之后却容易立即萎靡不振。
他们喜欢快餐式的成功，舍不得花费时间和精力。
而导致他们更直接地追寻一般性观念的便是这种有害的本性，而且喜欢夸大其词，
认为利用一般性观念便可以构建出大千世界的完美前景，并轻而易举地获得公众的关注。

但既便如此，我也不敢斩钉截铁地判定他们的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
因为读者也和他们一样，不愿意进行其本可进行的深入研究，
懒于进行正常的思维活动，而喜欢知识和享乐能够不劳而获。

由于知识教化是一个共同的因素，因此必须意识到其他的因素：

（1）当人们是（无法辨认）［编者注：相似？］的时候，
他们的相似性会引导他们构思关于他们自己的，对于整个物种来说是可以实施的想法，
这让他们在各个方面有了对一般观念的喜好和这样的习惯。

（2）人们变得平等和弱小，你不会看到强迫整体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个体。
因此必须想象有一个巨大的因素以一个单独，
但是与他们的道路相同的方式施加在了每一个人身上。
这同样会将人们带向一般观念。

（3）当人们从阶级精神、职业精神中逃脱出来时，
（无法辨认）为了能依靠自己寻找真理，他们被引导向研究人的本性。
这是一般观念的一种新形式。

（4）所有生活在民主制度中的人实际上都是很忙的。
这让他们拥有了对普遍意识的喜好，因为一般观念可以在很少的时间里产生巨大的结果。

（5）民主时代中的写作者像生活在同样时代的其他人一样，
想要的是短时间内就能获得的成功和眼前的享乐。这也大力促进他们走向一般观念。

人类的思想天生就对于一般观念有着喜好，因为它的精神是由上帝，
这个宇宙中最泛泛的存在所散发出来的。
因此只有通过一种强制的约束才能让人类的思想对特殊的事物进行深思。

在这短时间内，真是的社会遵循着它存在的方式继续着；
而与此同时等级、职业、宗教、财富将人、利益、观念进行划分，
一个完全虚构的社会以某种方式建立在了真实社会之外；
人类思想在这个虚构的社会中不再受到运用欲望的限制，
将所有的事物变得隶属于普遍的原则和共同的规则。

由于他们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起任何他们所喜好的事物，
这就更加地让他们完全地陷入了虚构的领域中。
我怀疑如果莫尔在英国政府的统治中实现了他的某些梦想的话，
他可能就写不出来《乌托邦》了，
并且我认为如果当代的德国人被允许在政治中普及一些他们的观念的话，
那他们就不会如此热衷地沉溺于在哲学中寻找普遍真理了。

一个通过大量研究发现了在多种多样的事物、人、
事实等中存在着无数联系并且有着新的联系出现的人，
会从这些研究中得出一般观念。

而另一种在其他事物中发现了另外一些联系的人，
他知道这些事物的联系（无法辨认）揭示的一般观念是不确切的，
但是他想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把它当作一种虽不完整，
但是可以帮助他获得真理的手段。

这些都是可以创造出一般观念的学术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哲学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一般观念展示出了人类思想的活力。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不会这种方式的研究。他们经过漫不经心的短暂的测试之后，
就认为他们找到了一种存在于某种事物之间的普遍关系。继续研究下去耗时耗力。
要对两种比较之下非常相似的事物进行细节上的研究是一件很难的工作。
因此人们便急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了。如果你对当代人所提出的大部分一般观念进行考量，
你就会发现这大多数一般观念体现的并不是人类思想的活力，而是惰性。

在获得自由之前曾当过奴隶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非常出名的作家），
都没有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过这个让他们遭受了这么多苦难的奴役。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

当我看到亚里士多德让亚历山大的力量为自然科学服务，
为了寻找未知的动物和植物带着武器寻遍亚洲的时候，
以及当我注意到他在耗费如此巨大的研究以后，以发现奴隶制度来结束研究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人待在家里会做的更好，
并不是研究书籍，而是通过自己的内心来发现真理。

英国人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上最为开化的民族之一，同时也是最具贵族特质的民族之一。
我认为人们在他们观点中注意到的那些奇怪的特点必然是由于这两个原因共同造成的。
他们的知识让他们倾向于一般观念，然而，他们的贵族习惯将他们束缚在了特殊观念的圈子之中。
由于这种情况，他们的哲学既胆大又懦弱，既大度又狭隘，既是解放思想，
又沉迷于塑造了英国人思想前进方向的例行公事。当然，这个诞生了两个培根、
伟大的牛顿（亚当·史密斯和杰瑞米·本瑟姆）的国家，并不是天生就是一个不毛之地，
不能产生能够构建一般观念及将它们放置于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地方的人，
但是这些超凡之人缺少的是公众的支持。他们打开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但走在上面的只有他们自己；
民风和法律似乎构成了将他们的思想和群众的思想分离开的智力障碍，
如果说他们有能力让他们的国家在他们所探讨的特殊事物上对新的一般观念敞开大门，
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地将这种对新的一般观念的喜好应用在所有事物之上。
我刚所列举的各种原因在社会状况和制度都还没变得民主之前就可以存在了，
而且我并不是说缺少了辅助的因素它们就不能或多或少地发展自己的力量。
我只是说，民主制度让人们处于一个最有利于新的普遍思想构思的位置，
并且与其他因素共同充满活力地将人们推向它们。如果美国人既没有知识，
也没有自由，那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有着非常普遍和非常大胆的观念，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即将将知识教化
与自由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状况将会显著地帮助他们构思这类思想。

宗教

一般性观念深受民主国家人民的热爱，因为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空闲时间有限，
而一般性观念则节省了他们探究个别事物的时间和精力。
这样说来没错，
但他们采用的一般性观念仅局限于那些他们不用时常会想或者必须得想的事物。
举个例子，对于他们本该关心的哲学、政治、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一般性观念，
商人会渴望知晓，并希望有人能为他们提供，但是只有在经历了实践考验，
他们才会对这些观念予以接受，或者有所保留地接受。

上帝将大量的骨骼、肌肉、神经组织在一起，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功能。
首要的元素是大量的初级原因本身。在这个如此复杂的机器中，
他将智力放置在人的体内，却不成为人的组成部分。
一种看不到的联系将这些东西绑在了一起，并且让它们朝着同一个目标而工作。
这个感觉、思想、行为的组合体就是人类，是在继他的创造者之后的世界的主宰。
同样的多样化在造物者的其他杰作上也会出现……

人类本身只是数百万种上帝用来抵达他所计划的终点——统治宇宙——的方式的其中一种。
上帝向我们指示了许多。重大的结果只会在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努力的帮助下获得，
有着多种选择的方式。如果你的机器只用一个轮子也能像两个轮子一样正常工作，
那就只用一个吧；但是如果在你计划中的对象需要的话，用10个轮子工作也要做到。
如果这样组成的机器能制造你期望它必须产出的东西，
那它会比构造比它简单的机器更美。

人们的错误来自人们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制造出伟大的事物。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那将一部分关于美的观念放到方法的简单性当中也是正确的。

在前一章节中我已论证，倘若没有教条性信仰，人则无法生存，而且，
人也非常渴望拥有这样的信仰。此外我还想再多说一句：
在我看来，宗教领域的教条性信仰是所有教条性信仰中最被渴望获得的。
即便你是一个只关注现世利益的人，你也能很容易地得出这一结论。

无论人的一切行为具有何种特殊性，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这些行为都来源于人对某些义务所持有的一般观念。而这些义务包括人对上帝、
对自己与人类的关系、对灵魂、对同类应负的责任。
没人可以否认，这种一贯观念就是其他事物的共同来源。

所以，对于上述的和其他的一般性义务，人们希望抱有固定不变的观念，
因为如果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观念发生动摇，
人们就会让自己的行为听任偶然因素的支配与控制，变得混乱和软弱。

所以，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持有固定不变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在理性上努力去获得这种观念，这就让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

那些能够完全摆脱俗世琐事、观察细致、工作认真并且经过良好和长期训练的人，
才有可能发现这些无比重要的真理。

即使这样，我们依旧能够看到，这些哲学家自己也经常陷入无知的迷雾之中，
当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时，指引他们的智慧光芒也会越发变得黯淡，
甚至可能熄灭。虽然他们竭尽全力探寻真理，
但最终找到的仍然可能只是数量不多并且相互矛盾的观念。
长久以来，人们的思想就陷入在这些相互矛盾的观念之中，飘零摇摆，
无法真正地掌握真理，甚至也无法发现新的谬误。
大部分人无法去做如此艰苦的研究，即使一些人具备这种能力，
他也可能没有空闲的时间或者兴致。

如果一个国家的宗教遭到破坏，那么，那部分智力较高的人就会变得疑虑和不知所措，
其他智力相对较低的人则会变得麻木。对于和自己与同胞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物，
所有人都会习惯性地坚守混乱和变化不定的观念。
如果无法保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他们就会选择干脆放弃它们。
这样一来，他们往往就会因为无法独自去解决一些重大的人生问题而陷入绝望，
最后自暴自弃，干脆去逃避这些问题。

而这样的状态只会让人们变得萎靡不振、意志消沉，陷入容易遭受奴役的境地。

如果一个民族陷入这种状态，他们不仅会任由自由被人夺走，
甚至还会将其拱手相让。

如果宗教领域也像政治领域一样失去权威，人们立即会对由此产生的境况感到惶恐不安。
事物这种频繁的变动性，会使人们感到不安和疲倦。
一旦精神世界的大厦发生动摇，人们就会力争在物质世界建立稳定的秩序。
然而，他们这时已经无法恢复昔日的信仰，只能把自己的统治权交到一个人手中。

在我看来，人们无法同时保持宗教的完全独立性和政治的充分自由。
我一向认为，如果人没有信仰，他就一定会走上受人奴役的道路，
而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
因此，在所有人都身份平等的国家中，宗教的这种重要功能体现得最为明显。

虽然平等能带给人们很多益处，但是也可能会让人养成一些非常危险的秉性，
我将会在后面探讨这一点。平等让人们变得独立，
也容易让人们变得自私和陷入贪图物质享受的境况。
宗教的最大作用就是唤醒与上诉秉性相反的。

所有的宗教的目的就是试图让人们去追求俗世幸福之外的事物，
从而让人的灵魂获得提升，进入到这个现实世界更加美好的天国之中。
所有宗教都在教导每个人都要对人类承担某些义务，或者和他人共同承担这些义务，
不应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应该多关心别人。
甚至那些最虚伪和最危险的宗教也会这样做。

穆罕默德自命天子，他把宗教教义，还有政治原则、民法、
刑法和科学理论都通通放到《古兰经》中。
但是，基督教的《福音书》却只讨论人与上帝和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性关系。
除此之外，它不教导其他的东西，也没有规定人们必须信仰什么。
先不说其他的理由，单单这一点就能够证明这上述两种宗教的前者
在文明和民主时代无法发挥长期的统治作用，
而对于后者来说，无论在什么时代，它都肯定可以发挥这种作用。

在人人平等时代，人最厌恶的就是自己的观念必须服从于形式。
在这种时代，人们对于以图像渲染事物的做法非常反感，
他们认为象征手法只是一种掩盖真相的把戏。他们轻视宗教仪式和礼拜的细节。

在民主时代，那些负责规定宗教的外在形式的人必须审慎考虑人们智力的这种自然本性，
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我坚信，形式是完全必要的。形式会让人们热爱抽象真理的思考，
这会驱使人去追求真理和相信真理。我不认为一种宗教能够在脱离外在仪式的情况下生存下去。
但是，我同时又觉得：对于我们正在步入的时代，过分强调宗教的外在仪式也是极其危险的；
当然，有必要保留一定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必须以延续教义本身的绝对需要为限，
毕竟教义才是宗教的本质，而礼拜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
在人们越发变得平等的时代，拘泥于细节、墨守成规、
迫使信徒遵守清规戒律的宗教，很快会失去人心。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这样反驳我的观点：宗教追求的目标是一般和永恒的真理，
因此它要保持自己的本质，不能随着每个时代的特征的变动而改变其目标，
如此才会使其永远保持权威性。然而，我对此的回答依旧是：
我们不能把一种信仰得以成立和神学家们所说的信条得以建立的那些主要观点，
和由这些观点衍生出来的从属观点相互混淆。无论一个时代的特征如何变动，
宗教都必须经常坚守前者；但在一切都在不断变化，
人们已经习惯于人间事物的永恒变化而不愿意墨守成规的时候，
宗教也应该谨慎地和后者保持经常性的联系。
在我看来，表面的和次要的事物的不变性只有在社会的发展停滞不前的时候才可能持续下去。
在其他情况下，这种不变性其实是十分危险的。

在由平等所造成的所有激情中，有一种非常强烈并且振奋人心的激情——
所有人都具有的喜好安乐的情感倾向。
喜好安乐是民主时代其中一个突出并且不会消失的特征。

可以说，任何试图消灭这种感情倾向的宗教，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它所消灭。
如果宗教的目标是去说服人们完全放弃现世的幸福，让人们一心去追求来世的幸福，
那么，我们可以预见，人们将追求眼前的物质享受，
最终在精神上彻底摆脱宗教的束缚，彻底远离宗教。

宗教的主要任务就是净化、调整和限制人们在平等时代过于贪图安乐的情感。
所以，我认为，宗教不应该试图完全抑制和破坏人们的这种情感，
那只会使其走上绝路。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宗教无法让人摒弃喜好财物的倾向，
但它仍然有能力说服人们只用正当的手段去致富。

在我知道的所有国家的基督教中，美国的基督教最不讲究形式和不注重繁文缛节，
但它对人的精神的了解却最清晰。尽管美国的基督徒宗派繁多，
但他们对各宗派都一视同仁。无论是对天主教，还是对其他教派，都是如此。
美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不过问信徒的礼拜琐事，不采取特殊的礼拜方法，
也不拘泥于教义的文句形式，而是重视教义的内在精神，
这种现象不会出现在其他地方的天主教身上。
关于只对天主礼拜而禁止对圣徒礼拜的教义，美国的天主教是最忠诚和最严格的遵守者。
然而，美国的天主教徒却是最易于驯服和最虔诚的。

另一个美国各教派神职人员都具有的特点是：
美国的神职人员从来都不会让人去过分地关注来世，而是让人更加专注于现世的生活。
他们认为，从宗教的角度来说，现世的幸福虽属次要，但仍有一定的必要性。
他们虽不从事实业活动，但仍然关心和赞扬实业取得的发展。
他们在向信徒宣讲来世才是人们应当害怕和希望的伟大目标的同时，
并不禁止信徒以正当的方法去追求现世的荣华富贵。
他们也不会过分地强调来世和现世之间的差别，
而是仔细地研究能使两者最好地联结的方法。

对于美国的所有神职人员来说，多数对人们思想的支配作用是存在的，
并且他们尊重这种作用。基本上，他们绝不反对多数。
也不牵涉到党派斗争中，但随时接受全国和当代的共同意见，
跟随振奋所有人的感情和思想的潮流前进，而不是与之对抗。
他们一直努力地引导人们为善，而绝不与人们冲突或对立。
因此，舆论从来都不把他们当作敌人，反而支持和庇护他们。
通过他们本身的努力和多数的力量，他们宣讲的信仰不断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已经在与伊斯兰教的接触中（你知道的，在途经阿尔及利亚的时候，
我们每天都会谈论到穆罕默德的制度）体验到了完全对立的影响。
随着我对这个宗教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更加明白，
它所带来的最主要的东西是在我们眼前对穆斯林世界造成了越来越多影响的腐朽堕落。
穆罕默德这样将一个人民主体和政治制度与宗教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将固定性这个后者的天性强加到前者之上，是完全错误的行为，
这足以让他的追随者们注定会在一定时间内遭到失败，刚开始是地位变低，
之后则变为无法挽回的灭亡。相反的，
基督教的宏伟和神圣则是因为他们只是设法在宗教的自然范围之内占据统治地位，
而将其他方面放弃给人类思想的自由运动。

宗教的历史清楚地展示了我之前所说的那个真理，
只有当大部分的人都处在一个相似的位置上时，一般观念才会容易进入到人类思想当中。

在智力活动上，人们最常见的弱点之一就是愿意牺牲逻辑去调和互相对立的原则。
因此，无论是过去或现在，总有人在使自己的某一宗教信仰服从一个权威之后，
又想放弃这个权威，而到别处去寻找其他的权威，
放任自己的思想在服从和自由之间随意飘荡。然而，我仍然相信，相对于其他的时代，
在民主时代中，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但是对于我们的后代来说，
他们将来肯定也会随之逐渐分化，最终成为两大类：
一类人彻底脱离基督教；另一类人则选择皈依罗马教会。

随着身份逐渐变得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
个人会变得日益渺小和失去影响力，人们会倾向于轻视个体而只重视全体。

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精神喜欢囊括万物，倾向于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无数的事物。

统一的观念会束缚人的思想，这样一来，人就会到处去探寻统一的观念。
一旦人们找到这种观念，就会自愿地将其收为己有，安然自得地依赖它。
如此，人们不仅会认为世界包含天地万物，而且相信只存在一个造物主。
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对万物进行初步分类，于是，
他们又会去试图拔高和简化自己的观念，即把上帝和宇宙归结为一个单一的整体。
如果我遇到能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囊括其中的哲学体系，
把任何存在都视为一个巨大存在的不同组成部分，
而只有这个巨大存在能在其组成部分的永恒变化和不断改观当中永远存在下去，
那么，我就可以轻松地断定：虽然这个哲学体系破坏了人的个性，
但对于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来说，它具有神秘的吸引力，
而这种吸引力的产生也许正是由于它破坏了人的个性。
人的智力活动习惯一直都在引导人们去理解这种哲学体系，让人们逐渐接受这一体系。
而这一哲学体系会自然而然地增强人们的想象力，并提升自豪感和愉悦感。

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说，人们与动物都有相似之处，但有一点却是人所特有的，
那就是人类具备自我完善的特性。人类在初始时期，就发现了这一差别。
因此，在世界的初始就存在自我完善的观念。
平等并没有产生出自我完善的观念，但却赋予了自我完善新的意义。

当社会按照等级、职业和出身把公民进行分类，而所有人都只能听天由命地生存发展时，
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就是最伟大的，并且没有人想去对抗不可抗拒的命运。
实际上在贵族制国家中，人们并没有完全否定自我完善能力，
他们只是认为这种完善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们只想改进，不想变革。
他们憧憬着未来的社会地位会逐步提升，但从不期望有根本性的变化。
一方面，他们承认人类文明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而且今后也会有进步；
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早就认为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

因为抱有这种观点，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已经达到至善的境界或者已经获得绝对的真理，
实际上，没有哪个民族或哪个人会有如此妄想。不过，他们抱有这样一种理念，
那就是他们已经很接近人性所能达到的最伟大和最聪明的极限了。
同时，由于他们看到自己周围的一切并没有不断变动，
所以很自然地认为一切都各得其所。因此，立法者们喜欢颁布永久性的法律，
国王和民族喜好建造不朽的建筑物，
当代人自然地为后代承担着规划他们自己命运的责任。

随着等级的消失和社会各个阶层的逐渐融合，习惯、仪礼和法律也在发生变化。
由于人们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随着新事物的出现、新真理的发现、
旧观点的消失和新观点的接替，人们会在头脑中制造一个完美的形象，
这个形象虽然符合理想但经常处于变化之中。

人们这时会开始发现，眼前的事物变幻无常。有些人的处境变坏了，
于是他们开始清除地认识到，一个民族或一个个体，无论多聪明，
都不能永远避开错误。有人的处境变好了，于是他们据此断言，
一般来说，人是有能力无限完善自己的。而那些遭受挫折的人则会持有这样的观点，
即没有人能达到尽善；而对于成功者来说，他们在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兴奋之余，
仍不放弃追求新的成功。因此，所有人都在不断追求，跌倒后再爬起来，
失望虽然是家常便饭，但却从不感到绝望，
而是永不停歇地探索未知的人生之路，走向那个显得有些渺茫的伟大终点。

我曾问过一位美国船员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船不造得再结实一点儿？”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航海技术的进步几乎每天都在进步，
再好的船用上几年之后也不能再用了。”从这个并非专业人员脱口而出的回答中，
我看到了一个伟大民族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遵循的观念——有体系的一般观念。

1. 人类的完全性的观念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但是平等赋予了它新的特性。

2. 在贵族制国家中，所有的事物都是一成不变的，并且看起来是永恒的，
在贵族制度中，人们被固定在不同的等级、阶级或者行业中，
而无法逃脱，在人们的思想看来，完全性的观念有着令人困惑的形式，
有着很狭隘的限制。

3. 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设法改善自己的命运，
在民主社会中，任何事物都在不停地发生改变，并有无数的尝试在产生，
在民主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和群众相比较都有着具有大众形式的惊人的观念，
在这样的社会中，完全性的观念是镶嵌于人们的思想之中的，并且占有很高的比例。

美国文学

美国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并且非常开化的民族，他们迁到一片广袤的土地上，
这片国土使得他们可以任意开发和容易获得丰收。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
因此，在美国，所有人都拥有发财致富的便利条件，
而这种便利的条件在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们往往会变得十分贪婪，
无时无刻不在幻想和进行理性活动，他们完全陷入到追求财富中去了。
美国不但存在类似其他国家的工商业者阶级，并且有别国没有的一种现象，
那就是人人都从事工商业。

尽管如此，我可以肯定地说，要是世界上只剩下了美国人，
而他们仍然保留着传统的自由和知识，包括他们一直饱有的激情，
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如果放弃研究理论，科学无法在实际应用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而一切艺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完善。不管美国人如何费尽心力去实现目标，
他们终究得承认，很多时候，事情往往是欲速则不达。

从天性上讲，文明都喜欢精神享受，所以高度文明的民族都会迷恋这种爱好，
并且还有一批人在专门对此进行研究。一旦人们出现这种精神上的需求，
很快就会得到满足。

不过，在美国人只专注于科学的实际运用和只追求舒适生活的时候，
崇尚学术和文艺的欧洲已经在将精力放在探索真理的共同来源上面了，
同时也在对人们可获得的一切享乐和应当得到满足的需要进行完善。

在美国人眼中，旧大陆的所有文明民族中，有一个民族最为特别。
他们与这个民族同源同俗，关系异常密切。他们看到，这个民族诞生了著名的科学家、
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卓越的作家，
他们从这个民族的文化中汲取了知识和财富，而不用为了积累这种财富而劳累。

虽然美洲与欧洲隔洋相望，可是在我看来，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可以说，美国人是来到新大陆的那一部分英国人，他们致力于开垦荒野，
而另一部分留在原地的英国人则享受着舒适悠闲的生活，
不用费心谋生之事，因此有精力和时间在各个方面提升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生活。

从这一点来说，美国人的际遇非常罕见，我不认为今后会有哪个民主的民族能得到这样的际遇。
他们的清教徒渊源，他们独特的商业习俗，他们居住的国土，
这些因素似乎也在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离了对科学的研究和追求，
而他们的欧洲邻居帮助他们即使不研究科学也不至于重回到野蛮状态。
有很多的因素致使美国人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物质事物上。
人们的激情、需求、教育和环境，这些因素似乎都在驱使美国的居民去面对现世生活。
而宗教只能让他们时不时抬起头来，心不在焉地望一眼天堂。

因此，根据美国人的外在表现去推论其他民主的民族是不恰当的，
我们需要根据每个民族的特点去研究它们。

假如一个民族的内部没有门第、等级和阶级之分，并且法律不承认任何特权，
规定遗产由继承人平分，但这个民族的人们却没有得到知识和自由。
这并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设，因为一个暴君可以将其恩惠平等地施予臣民，
但让臣民们保持愚昧无知的状态，从而轻易地达到奴役他们的目的。

这类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会有兴趣去研究科学、文化或者艺术，
而且他们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才能。

继承法本身的功能就是将大量集中的财产划分为更小的部分，而没有谁去创造新的财富。
因为那些穷人没有知识和自由，所以也不会产生致富的想法。
而对于富人来说，他们自己的财富会越发减少，并且不知道如何去阻止这种趋势。
对于这样的民族，这两类公民之间很快形成起完全的、无法抗拒的平等。
所有人都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投入到对智力的追求和享受中。
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变得麻木、愚昧无知和陷入到受奴役的状态中。

一想到这样的民主社会，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身处一间低矮、
黑暗和沉闷的小屋子里，外面时不时射入一道道光线，
但很快又变得暗淡并且最终消失了。我感到心情十分沉重，
胸口闷得几乎无法喘气，我在黑暗中四处摸索，希望找到一个出口，
可以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和看到阳光。
但是，对于那些在废除规定财产永久归于某些个人或团体
的法令和继承法以后仍然保持自由的开化民族来说，我在这里所做的假设并不成立。

对于一个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开化民族来说，他们很清楚，
没有任何东西应当限制和强求他们安于现状。

因此，这个民族中所有人都会绞尽脑汁去改进现状，如果他们得到自由，
那么每个人都将会不吝显示自己的能力，尽管每人得到的成果不一定相同。
立法机构不会再授予人们某些特权，但是天赋对于人们来说，就可以说是某种特权了。
天赋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每个人的财富也会由于个人能力的差别而存在不小的差别。

很显然，继承法虽然会阻止那些富裕的家庭永远保持富裕，但它没有禁止人们变得富有。
继承法在不断缩小每个人之间的差距，但所有人自己也在不断的努力。
随着公民不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自由，他们财富上的差距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些才华横溢但也非常自大的人，
他们主张先将一切财富集中于一个中央当局手中，
然后再由这个当局根据每个人的贡献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
他们认为，通过这个办法，可以避开使得民主社会避开一些完全和永恒的平等，
因为这些平等可能会给民主社会带来危害。

还有另外一种可行的方法，它比较简单并且危险性较小，那就是不让任何人享有特权，
让每个人拥有同等的知识和同等的独立性，让每个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地位。
不过，天赋上的不平等会马上发挥影响，而大部分财富也自然会落入那些能者之手。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中，经常存在一批富裕之人。
这些富人不会像以前的贵族阶级成员那样彼此保持密切的联系。
他们的本性不同于贵族阶级，不像贵族阶级，他们并没有充裕的时间去享乐，
不过他们在人数上比过去任何富裕阶级都多得多。他们不会整天沉迷于物质生活，
他们会享受智力活动和精神生活带来的快乐，虽然在程度上无法与过去的贵族相提并论。
因为人的思想不但要有一个有限的目标，即物质性和实际性的目标，
还必须有一个无限的目标，即非物质的和追寻美的目标，因此，
我认为他们支配自己时间时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
物质的需求会使得人倾向于现世的生活，而当物质的需求对人失去足够的吸引力时，
人的精神就需要自我崛起。

这样一来，具备鉴赏精神产品的能力的人数不仅会大大增加，
并且人们对于智力活动的爱好也将逐步增强，达到贵族时代的水平。

一旦世袭的财产、阶级的特权、门第的优越感不复存在，
并且每个人只依靠自己的努力前进时，财富方面的多寡之分，
显然将取决于人的智力。任何可以激励、
扩大和发挥智力的东西，都会立刻身价倍增。

人们也会清楚地认识到知识的功用。对于那些没有感受到知识的魅力的人来说，
他们也会尊重知识的成果，并想为享有这种成果而付出努力。

如果一个时代拥有民主、文明和自由，那么，将不会有什么力量能让人与人分隔开来，
或者阻止人们前进。每个人都可能突然发迹，也都可能立刻变穷。
因为关系密切，各个阶级每天都相互来往。他们不断互相往来和混合，
互相模仿，彼此敬慕。于是，对于人民来说，
一些在等级森严和社会停滞的时代所不可能有的观念、概念和思想就因运而生了。
在这样的民族中，仆人和主人会一起享乐和劳动，穷人与富人也是如此；
乡下人将会努力向城里人学习，地方将会努力学习首都。

如此，人们就不会老是将关注焦点放在生活的物质层面，
最平庸的手艺人也会贪婪地一瞥高级的智力活动世界。
贵族制国家的那种读书观点和方法将被废止；
不过，读书的人数将不断扩大，最后延伸至全体公民。

人们一旦开始关心精神劳动，他们就会发现：一个人能获得荣誉、权力和财富，
依靠的主要手段在于自己要在某些方面超过他人。
平等让所有人都跃跃欲试，立即把注意力从其他方面转到这方面上来。
那些研究科学、文学和艺术的人的数量将会剧增。
知识界将会出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积极性。所有人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辟道路，
并努力吸引他人跟随自己的脚步。这种情况同美国政治界的情况有些相似。
通常来说，虽然美国人所做的工作不够完美，但在数量上却是相当惊人的。
虽然个人努力的成果往往很小的，但是合起来的总成果却往往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1. 美国人在科学、文字和艺术方面进步很小。
2. 这是因为某些越来越美国化和民主化的因素。
（1）清教的起源。
（2）导致人们过于沉迷于对财富的追求的国家的本性。
（3）在特定的方面与欧洲和英国的科学性和文学性的相似之处。
3. 为什么其他的民主国家与美国不同。

如果一个国家既无知，同时也（无法辨认），而制度是民主的，那它的科学、
文学和艺术都不会形成气候，它也没有能力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
律法总是不断地破坏掉财富，而不会创造新的财富。
由于人们有着无知和麻木的精神，贫穷的人甚至不会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
而富人则是在不停地守护自己的财富。平等将变得完整和不可动摇，
没有人有时间或者有兴趣投身于对思想的研究工作和思想的享乐中去。
但是在本来就已经变得开化和自由的国家中，社会变得民主时又是另一番景象。
为什么：

（1）由于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观念，有着努力为更好生活奋斗的自由，
因此人们会普遍朝着获得财富而努力。由于每个人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他获得的财富取决于他自己所拥有的天生的能力。
并且由于与生俱来的不平等是非常严重的，财富也因此变得不平等，
继承法除了在阻止家族拥有永恒的财富以外，起不到任何效果。
在财富不平等的时代中会产生有着空闲时间的人，
而这些有着空闲时间的人自己就会倾向于思想的研究工作和思想的享乐行为。

在文明开化的民主国家中，有着空闲时间的人既没有普遍拥有的财富，
也并不是总是很安定，也没有贵族阶级的成员所拥有的兴趣爱好，
但是他们的数目却庞大得多。

（2）不仅运用自身智力的人数目更多，
而且追寻思想的研究工作和享乐的人如果生活在贵族社会中的话，
是绝不会涉身于此的。
［边上写着：

1. 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的知识的功用，能激起所有人获得某种知识的欲望。

2. 阶级的永久混合，所有人更为密切的联系，竞争，野心，嫉妒，让所有人，
甚至连工人阶级都表达出了想要为自己的思想增加文化水平的要求。

3. 自从人们被引导走向对思想的研究之后，很多人为了能获得荣耀、

权力和财富，充满激情地投身于这项工作。民主的活力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出来。
这个时期的思想产物的数目是巨大的。

结论：开化和自由的民主社会不会忽视科学、艺术、文学；
它们只会以自己的方式逐步形成。］

这些勤劳的人们还是保留着他们的习性，甚至可以说保留着他们的文明和律法。

可以看到他们还像过去一样投身于各种事业，有着惊人的熟练程度和非凡的和谐一致。
他们建造桥梁，堆砌水坝，让他们的河流蜿蜒流转，
在根据理论和统一的计划建起了他们居所的围墙之后，
他们还小心翼翼地将其隔离在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建造出来的湖泊当中。

正是在这样安全和平静的世外桃源中，
人们世世代代在永恒的安宁和不会被打破的良好生活环境中代代相传。

尽管在这个小群体中盛行着一种最为完美的和谐融洽，
如果说旅客的见闻没有误导我们的话，我们是找不到任何关于等级制度的蛛丝马迹的；
那里的人们总是不停地忙着自己的事，但是他们总是愿意停下来帮助别人。

一天一群文明开化的人经过了此地，
这个靠水生活的两栖民族就永久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是破坏者，
或者说是所有人类的统治者。

［边上写着：见布丰的描述。秩序，财富，舒适的生活，共同的工作，
财富的分割，公共粮仓，永恒的和平，抵御外部暴力的联盟。］

实际上，美国人已经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将注意力集中在了物质考虑方面……
对于人们来说只是让人们更容易找到满足自己身体需要的方式。

美国的居民并不是粗野的民族，但是在文明的产物中，他们选择了最为明确、
最为物质、最为正面的东西，以便自己能够将之据为己有。
他们致力于对科学的研究，只是为了找到能够立即用上的东西；
在文学方面，他们只是为了能找到可以创造个人财富和社会良好条件的强大方法；
并且他们发展艺术不是为了创造更多具有价值的作品，而是为了点缀富裕的生活，
让它变得更美。你可以说他们发展人们的精神力量只是为了满足物质本性的享乐，
他们利用高贵典雅的方式，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动物般的习性变得完善。
［“动物”的边上写着另一种说法：野兽］

在所有组成英国的阶级中，有一个特殊的阶级，
它靠着自己舒适的生活方式处于人民大众之上，
而又因为财富的平庸而处于贵族阶层之下。这个阶层有着平静的喜好
［对于良好生活条件的喜好］，简单的习惯，不完整的知识水平，
很好的实践和［编者注：空白］的意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中间阶级。
这些中产阶级成员构成了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组成部分。

这些人中只有很少人被流放到新世界的海岸上，他们最初是受到巨大需求的驱使，
受到巨大危险的威胁，他们一开始必须将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此，
以满足需要和抵御威胁。

当这些最初的障碍被克服之后，他们发现他们所居住的祖国为他们的人类
事业提供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无限可能。没有人会不渴望舒适的生活，
很多人都向往财富，因此人们的思想从对科学的追求中转移出来，
从精神享乐中分出心来，对艺术的吸引也感到不敏感，
发现自己就像被动地被卷入了湍流的激流中，
朝着对财富［良好的生活条件］的获取中奔去。”（草稿，卷1）

我假设了一个不久前才从还未开化的状态中出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
人们的身份条件保持着平等，政治力量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
我完全能够相信，在这类民主国家中，人们的思想会停滞发展
，受到限制，就像罹患了智力上的瘫痪一样。

在人类心底存在着一种对于思想事物的喜好，和对于想象的满足感，
也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感官享受的倾向。人们的思想一方面在朝着限制、
物质、利益和有用的方向努力，另一方面对于无限制、
非物质、伟大和美的方向的倾向却不做出努力。

赋予所有的公民平等［知识和自由］意味着让所有的公民获得财富，
并防止他们仅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就获得财富，防止财富自己积累，
并防止它们被毫无难度地传给他的后代，然后你可以很自然的达到圣西门所提出的目标，
而不需要用上他们所暗示的危险和不切实际的手段。让人们自己放手一搏。
人们会依照他们自己的能力将所有人分成三六九等，
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这样做。

平等会让所有人都倾向于自行评判所有事物，对任何事物都怀有明显的、
真切的爱好，而对于传统和形式，人们却抱有轻视的态度。

在民主国家中，那些研究科学的人往往会担心自己陷入空想之中，失去方向。
因此，他们总是会紧紧地抓着事实并且亲自研究事实，同时也敢于挑战固有的体系。
他们既不会轻易相信哪个有名气的同行，也不会盲从权威。
恰恰相反，他们会不断地去寻找名人或权威的理论弱点。
学术传统对他们的影响不大，通常来说，他们不会拘泥于一个学派的烦琐议论，
而且也极少受制于某些人的豪言壮语。他们尽力地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各主要部分，

美国人专注于科学的纯应用部分的研究，而对于科学的理论方面，
却只注重研究对应用有直接作用的那一部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通常会表现出求真、自由、大胆和创新的精神。
然而，几乎没有美国人会去专心研究知识的理论和抽象部分。

在民主社会，既不像贵族制国家那样存在因富有而高枕无忧的阶级，
也不存在贵族制国家中那种因为无望改善处境而不再进取的阶级。
所有人都在积极活动：有的人希望获得权力，有的人希望得到财富。
在这种利害冲突频繁、人们不断追求财富的环境中，
是不可能有空间让人们得以静下来深思的。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处于活动状态，
而你本身已被拉入席卷万物的激流中，
并且每天都漂浮在这个激流之上的时候，你是无法停下来思考高级科学的。


法国人在横扫旧封建社会的残余的时候，精密科学一下子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因此有些人把这种科学的发展归根于革命而不是民主。
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如果把它视为一般规律，那是不妥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民主国家发生大革命的情况并不多。
然而，在民主国家里，却常发生使人感到不快的轻微的不和谐运动，
即人们之间经常互相排斥。这只会使人的精神受到扰乱，却无法激发和振奋人心。

对于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来说，深思不仅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而且他们本身对这种思维活动也不够重视。
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使得大部分人经常处于动的状态。
而适于这种动态的习惯，在思维活动上并不能同样适用。
那些以这种习惯进行活动的人，通常会满足于不求甚解的状态，
因为他们一旦希望每一细节都十全十美，那就无法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
他们经常会不失时机地利用他们那无暇深入研究的思想，
而不去关注这一思想是否严密或正确。他们认为，与其耗费时间去证明一切原理的真实性，
还不如冒点风险去利用某些错误的原理。
更何况，即便没有那些能够得到长期的验证的观点存在，这个世界也还是会照常运转。

人们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掌握世界上的所有事情的：
先是一瞥某一特殊现象，经常对群众的不断变化的情感进行观察，
随时而机智地抓住其中的规律和原理。

因此，在所有人都处于活动状态的时代，人们通常过于看重对智力的快速成果和肤浅论据，
而对于见效缓慢但是影响深远的智力劳动则十分轻视。
这样的舆论会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判断造成影响，并使得他们相信：
深思并非必要，或者，不去研究那些需要深思的科学也可以获得研究成果。

对于科学研究，存在好几种方法。许多人有一种利己主义的倾向，
他们往往会把通过智力活动得出的发明创造用于工商业。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种爱好同少数人追求真理的无私之心混为一谈，
因为前者是希望利用知识为自己谋利，而后者完全是希望求知。
我非常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对于真理的热爱将会无限膨胀。
并且，这种热爱只依靠自己不断成长壮大，决不会自我满足。
这种对真理热爱是无私和令人自豪的，否则，
人们不可能会找到真理的抽象源泉，并从那里汲取珍贵的养分。

假如帕斯卡尔一心只追求名利，或者他只是为了某种荣誉而活动的话，
那我相信他肯定不会倾尽其全部精力和心血去探索造物主的奥秘。
我一想到他为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研究中，而让自己的精神摆脱了俗世的一切杂念，
以至过早地耗尽身心，在未达40岁就离开人世时，就不禁感佩不已。
并且我认为，使他付出如此非凡的努力的原因绝不普通。

在贵族制社会中，它会自然而然地对本阶级和人类抱有一种优越的观念，
其中的原因就是，指导舆论和政务的阶级可以世代永居于群众之上。
这个阶级往往会费尽心思让自身享有荣誉，他们会为自己的设想定下宏伟的目标。
虽然贵族常常有非常残暴和不人道的行为，但从思想上来说，却少有下流的人。
虽然他们表面上喜欢一些小型娱乐，但实际上却仍抱有某种轻视心理。
他们的这种行为，其实也间接地提高了一般人的心灵境界。
在贵族时代，对于人的尊严、力量和伟大，人们往往非常看重。
无论对于研究科学的人，还是对普通人来说，这种思想的影响始终存在：
它自然而然地促使着人们的精神境界向更高层次发展，
并使人们的心里自然地对真理产生崇高，甚至可以说是神圣的热爱。


普卢塔克曾经说过：“阿基米德的治学精神非常崇高，
甚至到了不肯自贬身价去撰写一部制造兵器的著作的地步。
关于发明和组装机器的一切科学，以及与应用有某种实际利益关系的一切技艺，
在他看来，都是没有价值的、卑贱的和金钱化的。
他费尽精力撰写的所有著作中的美妙之处全部都与实际应用没有任何关系。”
这就是贵族在科学领域的追求。
对民主国家来说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民主国家的大部分人都热忱地追求物质，贪图眼前的享乐。
因为他们总是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足，并且拥有摆脱这种处境的自由，
所以他们整天想的都是如何改变处境和如何获得财富。

对于持有这种思想的人来说，任何可以成为发财致富捷径的新方法、
任何可以节省劳力的机器、任何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工具、
任何便于享乐和增加享乐的新发明，这些东西都是人类智力最好的成果。
民主国家的人们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钻研、认识和尊重科学的。
而在贵族制度时代，人们对科学的要求不同于民主时代，
贵族时代注重的是精神上的享受；而在民主制度下，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肉体上的享受。

因为现实的利益一直驱使人们甘愿从事属于中等智力水平的领域，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出于本能而去求知，并且使自己的精神上升到的智力活动的最高水平，
结果也将会一无所成。人的精神只有在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
才能发挥它的精神力量和持久的积极性，创造出最好的成果。
这就是为什么连力学一个普通定理都没有发现的美国人，
却能发明一部使世界的海运面貌因此改变的新机器。

当然了，我并不是认为当代的民主国家要空坐，看着人的精神之光逐渐暗淡熄灭，
更是不说它们不能重新焕发光芒。世界发展到了当下这个时代，
很多文明国家都在努力发展工业，而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会开始关注那些引发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联合起来的各种关系；
甚至，当人们对应用保持合理的爱好的时候，也会促使他们开始重视理论。
在如此多的试验或实验每日都在反复进行的过程中，我们肯定能经常发现最一般的规律。
因此，即使不会出现太多伟大的发明家，人们也将不断取得新的发明。

此外，我相信科学具有崇高的使命。民主制度虽然无法引导人们纯粹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
但另一方面，它却会能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研究科学的行列中。
在如此大量的研究人员当中，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热爱真理的天才开始转向理论研究。
毫无疑问，对于这样的天才来说，不管他们的国家和时代受何种思想或观念所支配，
他都会竭尽全力去揭开大自然的奥秘。他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们选择独自前进，
只要外界不给他们设置障碍，他们就感到知足了。在这里，我想要讲的无非是：
如果人们的身份永久不平等，这会使人们囿于抽象真理的研究，并认为这种研究过于高尚，
但实用价值不高；而民主社会的情况和制度，
则会让人们只关注和追求科学的直接和有实际价值的应用。

罗马的文明因为蛮族的入侵而走向灭亡，因此，我们可能会有这种信念：
只要不再出现这类事件，我们的文明就不会灭亡。

如果指引我们的前进之光突然熄灭了，那我们将会逐步陷入黑暗之中，最终自行消亡。
如果强迫人们只去关注应用，就会使人忽视原理的重要性；
而如果完全将原理抛之脑后，由原理产生的方法肯定也不会太多。
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发现新的方法，而只是一直在无知地和不熟练地使用某种工作方法，
而对于这种方法背后的原理却完全不了解。

300年前，当欧洲人进入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所有工艺水平均已达到很完善的阶段，
并对此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就是最先进的国家了。
然而，不久以后，他们才发现中国人的一些高级知识已经失传，只遗留了一点点的残迹。
这个国家在实业方面十分发达，而且大部分科学方法仍然保留下来，但是科学本身却荡然无存。
这就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经停止发展，陷入到罕见的停滞状态。
中国人忘记了那些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只是盲目地踏着祖先的足迹前进。
那时，他们还在沿用先辈传下来的科学公式，但是对其背后的原理却不再深究。
他们仍在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但已经不再努力去改进这些工具了。
因此，中国人没有进行过任何变革。而且也不再有维新的念头。
他们一直亦步亦趋地效仿祖先，以避免偏离先辈留下的轨道走入未知的方向，
以至知识源泉逐渐变得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
但已经无法卷起大浪或改变流向了。

即便如此，中国还是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许多世纪。征服中国的外族采用了它的习俗，
那里依然秩序井然，物质的繁荣随处可见。在中国，革命非常罕见，而战争更是鲜有听闻。

1. 在民主国家中，每个人都想由自己来断定事物；
没有人会因某人的口头之言而相信一个人；没人会说太多的花言巧语。

（1）在科学技术最理论的部分中，要想获得进步是需要进行沉思冥想的。
在民主社会中盛行的不断的运动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停下来进行沉思。
民主既剥夺了人们的时间，也剥夺了人们停下来的欲望。
在一个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永恒地运动的社会中，沉思是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

（2）人们对真理的崇高和无私的喜爱将人们的思想推向了科学的抽象部分。
这些巨大的科学热情在民主时代展现得要比在其他时代中少，这是因为：

i. 社会状况没有引导人们普遍具有这种巨大的热情，也并没有赋予科学崇高的色彩。

ii. 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时刻都在忙于享受，对自己所处的位置不满足，
并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因此并不重视科学，除非将科学看作是最容易获取财富的捷径。
因此他们是以这样的精神来回报科学家的，并且不断地朝这个方向来劝解他们。

［边上写着：我还知道一些比这种推理更引人注目，
更清楚，并且最终是更好的东西，但是我的思想却没有抓住它。］

3. 在民主时代中，政府必须尽所有的努力去维持科学的理论研究。
实际的研究是可以靠自己发展的。

4. 如果人们完全抛弃理论而只在乎实际，他们会再一次变得近乎粗野。

两种科学热情，一种是无私和崇高的；另一种是商业化和低级的。

专制是无法维持它所发现存在的事物的，也无法独产出伟大的事物，
因此我所谈论的并不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而是一个没有完全成为自己主宰的国家。

对优越生活条件的喜好使得人们极力想通过对科学的应用得到财和名的回报。

这些人对科学研究者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引导他们的研究朝着这样的方向进行，
并且通过降低他们对非物质事物的喜好这样的主要驱动力量，
从而导致他们无法在其他方面引导自己的方向。

大致上，每个人都拥有相等的财富，谁也没有过多的剩余财富，所有人都希望生活舒适，
大家都不断努力追求安乐，这将使人容易陷入爱好实用而不太追求美的状态。
我不想再对这些进行一一赘述，以免浪费读者和我自己的时间。
在民主国家，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因此，它们首要得发展对象，
是使生活可以舒适的艺术，而不是用来点缀生活的艺术。
他们在生活习惯上仍以实用为主，让美居于其次。它们希望美的东西同时也是实用的。

贵族制国家向来具有的停滞性，还是会使从事同一行业的那些人形成一个独特的阶级，
而这个阶级的成员永远是原来的那几个家族。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熟悉，
所以不久就产生了同业的共同意见和同行的自尊。在这种实业阶级内部，
每一个手艺人都会努力工作，他们并不只是为了赚钱而工作，而且还要为保持自己的荣誉。
无论做什么，他们优先考虑的既非他们自身的利益，也不是他们顾主的利益，而是团体的利益。
这里所说团体的利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手艺人都要需制造出优秀的作品。
因此，对于生活在贵族制度时代的手艺人来说，
尽量做出精美的制品才应该是艺术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使制造速度加快，更非降低造价。

相反，如果所有职业对任何人都开放，所有人都可以随时进入或离开某一行业，
大家就会把同行者视为外人，对彼此互不关心，这时，行业便不会再有社会联系，
每个从业者都在自食其力，只追求尽量以最少的费用赚取尽可能多的钱。
只听命于那些能抑制他们的消费者的意志。
但是，与此同时，消费者也会对他们采取相应的对策。

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有一小部分人长期占有财富和权力，
那么这个国家的财富大部分将一直被同样的一小部分所享用；
而其他的人，则会因为贫穷、习俗和自我节制，而无法享用这些财富和权力。

这个贵族阶级一直稳定地保持着高高在上的状态，并且在范围上既不扩大也不缩小，
所以它感到自己的需求永远没有变化，而且永远以相同方式享用。
而对于这个阶级的成员来说，由于他们居于高人一等的世袭地位，
自然会爱好最精致和最耐用的物品。

这一现象使得全国人民对待工艺品的态度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

在这样的国家里，即使是农民，通常也会倾向于购买最好的物品，否则宁可不买。

因此，对于贵族制社会中的手艺人来说，他们的服务对象通常人数有限，
而且这些顾客通常非常挑剔。这些手艺人完全是凭借自己高超的手艺在赚钱。

如果所有的特权都被取消，而等级的界限也随着消失，
所有人都可以在社会的阶梯上浮沉漂泊的话，上述的情况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经常出现这种现象，
那就是许多人的家产都是变得越来越分散，并且在不断缩小。
当家业兴旺时，他们一直保持的某些需求变得根深蒂固，
并不会因为他们无力再满足而消失不见。为了满足这些需求，
他们就会急切地寻找某些可以找到的间接办法。

在民主国家里，我们也常常看到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许多人的财产日益增加，
但他们的欲望比财富增加得还快。在他们仍未变得富有之前，
早就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他们希望获得的财富之上了。
这些人也要千方百计去寻找捷径，以便尽快享用那些财富。
这两种原因造成了民主国家出现如下现象：很多人虽然无能满足自己的需求，
但他们宁可让自己的愿望得以勉强满足，也不愿意放弃所期求的对象。

因为手艺人也有这种感情，所以对这些人的感情他们更容易理解。
在贵族制社会，他们向少数人高价出售自己的制品；
而现在，他们发现有更便利的致富方法，那就是降低价格，
增加销量，向大众廉价出售制品。

但是，只有两种办法能降低商品的价格。

第一种办法是找到最好并且最快的生产方法。
第二种办法是大量生产品质基本一致但价格较低的制品。
对于民主国家的手艺从业者来说，他们的智力几乎全都用在这两个方面上。

他们会努力去探索和研究，目的就是发明那些不仅能把产品制作得更好，
而且可以做得更快和造价更廉的工艺。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他们就想尽办法降低其所出制品的原有质量，但又不能使制品的原有用途发生减损。
在只有富人才戴得起表的时代，表对大部分来说几乎是奢侈品。
但是，现在的表已经变得很普通了，每个人几乎都能拥有。
因此，民主制度并没有使人的精神只专注于实用工艺；
另一方面，它还使得手艺人们快速地大量制造不够完美的制品，
而对于消费者们来说，他们也满足于这样的制品。

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民主制度下的手艺人无法在需要的时候制造出更好的制品。
只要买主肯出钱，使得手艺人的时间和劳动得到良好的报酬，
手艺人也会经常造出品质一流的制品。在各行各业都参与其中的这场斗争中，
由于存在广泛竞争和大量的实验，自然会出现一些手艺高超达到行业巅峰的工匠，
不过他们没有多少机会去显示自己的出色手艺，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手艺也极度吝惜。
他们非常审慎，一般情况下不喜欢展现自己的手艺。
他们虽然有能力超过他们所承受的任务，但他们往往只满足于完成任务而已。
与之相反的是，在贵族制度下，手艺人总是在不断竭尽才能工作，
不达到其本行的高峰不肯罢休。

在民主时代，匠人不仅要使自己那些有实用价值的制品能够卖到全体公民手中，
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使其全部制品具有它们本来并不具有的异彩。

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各阶级互相混合，则所有人都会想装出与自己实际情况不同的模样，
并为此大费苦心。由于这种感情完全出于人心的倾向，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感情并非由民主制度造成的。
然而，民主制度却在使人把这种感情用于物质方面。
在任何时代，道德方面的虚伪都并非罕见，但在奢侈方面的虚伪则是民主时代的独特现象。

很多手艺人为了满足人的虚荣心的这种新需要，便在工艺上进行作假欺骗，
有时甚至做得太过分，从而使得工艺本身受到损失。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足以乱真的假钻石。
等到发明出的制造方法达到完美的境地，使得这些假钻石可以以假乱真时候，
人们很可能就对两者都失去兴趣，把它们当作一般的小石子了。


我认为，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不一定会导致从事美术的人数减少，
不过它将对美术工作者的造就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
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许多原来爱好美术的人都变得很穷；
第二是，许多还不富裕的人会开始养成这种爱好，至少会模仿别人的这种喜好。
消费者的人数不断增长，但是那些富有并且挑剔的顾客的数量则在不断减少。
于是，我之前在讲实用艺术时提到过的现象就会在美术中发生了。
这个现象就是，艺术家的作品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而艺术品的价值却大大降低了。

人们追求的目标不再是伟大的艺术品，他们只注重优雅和美观，
对他们来说，外表远比实质关键。

在贵族制社会中，出现了一些伟大的绘画作品；而在民主国家，
绘画作品的数量虽多但多为平庸之作。在贵族制社会条件下，
建造了许多青铜像，而在民主时期只塑造了一些石膏像。

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还会使所有模仿别人的艺术作品容易被人看穿，
因为这些模仿者往往只专注于描绘形象，而不重视刻画灵魂，
他们通过描绘行为和感触代替了对情感和思想的描绘。
总之，他们用现实的需求代替了理想的位置。

拉斐尔对人体构造的烦琐细节的研究是否能像我们时代的画家那样彻底呢？
对于这一点，我仍存在怀疑。在对待人体结构上，他所关注的重点与那些画家完全不同，
他们追求的是精确和符合实际，而他追求的是超越自然。
他既要把人画得像人，但又要高于人本身，而且要把美画得更完美。

与之相反，大卫和他的学生们既是著名的画家又是有名的解剖学家。
所以，虽然他们能够真实地再现他们的模特，但却很难利用想象超越模特本身。
他们完美地再现了他们眼前的模特的模样，而拉斐尔则在追求一些超越自然的东西。
大卫及其学生留给我们精确的肖像画，但拉斐尔却能使我们从他的作品中窥到神韵。

（1）在贵族社会中，艺术家们在意的是维持自己的名声和艺术家群体的名声，
而不是有着赚取钱财的欲望。艺术的目标是创造数目不多的大师级的著作，
而不是大量不完美的作品。而当一种职业不再构成一种群体并且成员经常改变时，
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

（2）在贵族社会中，消费者通常数目很少，很富有，要求也很高。
在民主社会中，消费者数目众多，生活拮据，
几乎总是有着更多的需求。因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本性结合起来增加了艺术作品的产量，
也降低了它们的水准。

（3）在民主时代中还有一种相似的艺术倾向那就是在其作品中模仿本来没有的丰富多彩。

（4）民主社会的状况和民主制度尤其让美术的目标集中在优雅和美丽，
而不是卓越和伟大上；身体的表现更重于精神的表现；他们由看重理想变为了注重现实。

“在各种美术中，我只清楚地看到了关于建筑、雕塑和绘画的一些东西。
而至于音乐、舞蹈……我则什么也看不到。”

你可以在贵族社会中看到，也可以在民主社会中看到人们在发展实用的艺术，
他们就算不是擅长所有，至少也擅长其中的几种。
这让我们记起中世纪的战士们所遗留的盔甲，和从我们城市的中心直插入云的哥特式教堂，
我们从这些东西中就可以知道那个时代的兵器制造者们和石匠们都是技艺超群的人。

但是他们没有将现代艺术家一样的精神带到他们的作品当中。（草稿，卷1）

在印度，棉织物，尤其是平纹细布的柔软性，
光泽度和柔韧性以所有欧洲人的艺术水品都是难以模仿的。第61页。

但是印度仍然是一个半开化的国家。

事实就是单独的艺术完善化是无法证明什么的，
只能证明发展艺术的人从刀耕火种的时代中脱离了出来。
在这样的状态下，没有什么是能够被完善的。

我刚才已经说过，对于民主时代的国家来说，艺术制品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
但其价值却在不断下降。不过，这方面也有例外的情况。

在民主社会里，当人们想到自己的时候，他们的想象力立即收缩；
但是，当他们想到国家的时候，想象力便会无限扩张。
因此，这些居住在狭促的空间的人，反而会期望将公共场所的建筑物搞得气势恢宏。

在美国人准备建都的地方，他们规划着要建设一座巨大的城市。
这个地方现在的人口还没有法国的蓬图瓦兹多，但是他们认为，
有一天人口会要达到一百万居民。他们现在就已经把方圆10里以内的树木全部伐光，
给那里的未来居民创造便利的条件。他们还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大厦，
供国会使用，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国会大厦。

一方面，民主制度在引导人们去生产无数微不足道的制品；
另一方面也在促使他们去建造一些非常宏伟的建筑物。但这两个极端之间是什么呢？
一片空白。所以，我们无法通过各地的巨大建筑物来判断建造这些建筑物的民族的社会情况和制度。


假如罗马人能掌握一点儿水力学原理的知识，

就不会在如今已变成废墟的城市周围建造如此多水道了。如果他们发明出蒸汽机，
也许就不会修筑伸向帝国四面八方的长长的石头大道，就是那些所谓的“罗马道路”。

1. 在民主社会中，个人是很弱小的，但是国家是非常强大的。
人在思考自己的时候，想象力是非常狭窄的；而当人们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家上时，
想象力则会无限制地增长。

在这样的社会中，小成就的纪念是很少的，多的是伟大的丰碑。
美国人的例子会证明这一点。

2. 伟大的成就也如同艺术一样不能证明国家的繁荣、文明和伟大。


在美国，我看到民主政府的机构设施却极度地讲究经济性。比如：监狱、医院。
在我看来似乎这些设施已经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而在英国则完全相反：
政府或者管理者总是设法让每一种设施都耗巨资来建设。米尔班克的建筑是多么华丽啊！
就连最微小的细节都是那么的奢华！！两千万法郎的耗资只是用来关押两千名罪犯！
还有疯人院！为了250名精神病人，耗资了250万法郎（这还只是建筑的造价），
20万英镑啊。难道说贵族制度的精神就是让每一样东西都奢华宏伟，
富丽堂皇吗！还有格林威治！还有切尔西！

大型遗迹是属于中级文明状态的，而不是高级文明。
人们通常会在思想已经非常伟大而知识仍是有限的时候建立起这样的建筑，
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满足思想，只知道用耗费巨大的财力来这样做。

我记得我第一次阅读封建时代的戏剧《亨利五世》，就是在一间小圆木屋中。

由于他们不必为日常琐事而劳心费力，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从未这样做过，
他们的父辈们也从未这样做过，因此，他们好几代人都能一直专心地从事智力劳动；
另一方面，对于他们来说，文学就是一门艺术，他们纯粹为了文学本身而热爱文学，
并且还学会了以学者的角度感受人们与这些规则相融相依的满足感。

然而，上述的情况还不能代表整体：我所说的这些人，
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富裕与舒适之中，
所以当然会精心挑选享乐并且热爱精致优雅的消遣。
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在这种长期而平静的富裕生活中享乐，使得他们的身心变得温和，
从而使得他们在享受方面也会避开那些过于突然或令人激动的东西。
他们追求的是享乐，而不是刺激。他们只愿意从享乐中感受乐趣，但不会为享乐而疯狂。

在文学界常常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其中的成员都生活在自己的这个文艺小圏子中间，
他们写作时想到的基本都是自己生活其中的这个圈子的事物，
所以常常把外界因素忘得一干二净，写作风格变得虚假而枯燥。
他们把自己限定在只有他们自己使用的烦琐的写作规则中，
不知不觉脱离了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最终也将脱离现实。

在语言使用上，他们会尽量避免使用通俗的语言，
使用那些与通俗语言相去甚远的贵族化的语言。
在贵族制社会中，这一切便是文学天然的坟墓。

任何一个与人民保持距离的贵族阶级都会变得软弱无力，
这一现象既出现在文学界，也存在于政治界。

在这里，形形色色的人都要求在智力活动方面满足他们的希望。
这些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文化文平参差不齐，但是都喜好精神享乐；
他们与父辈或祖辈都不同，并且他们自身也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
因为他们的住所、情感和财富都一直在变动。因此，在精神上，
他们彼此不仅没有由于传统和共同习惯而联系起来，
而且通常也没有彼此交换意见的耐性、意愿和时间。

在民主制度下，不是每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受过文学教育，
而且那些在搞所谓的纯文学的人，大部分也都是在同时涉足政治或其他行业，
他们通常只是时不时抽空去体验一些精神上的享乐。因此，对他们来说，
生活中的主要乐趣并非来源于这种享乐，
这种享乐仅仅是对终生劳碌的一种暂时性的和必要的排遣。
这样的人肯定无法深刻地理解文学和艺术，甚至还没有达到足以欣赏文艺之美的地步。
他们很难体会文笔的微妙差别。他们只花很少的时间进行写作，
所以都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写作时间。他们喜欢那些价钱低廉、
很快可以读完并且浅近易懂的书籍。他们所追求的美，
是那种他们一看就入迷和可以随时欣赏的浅显的美；而他们特别需要的，
是那些让他们有新鲜感和出乎他们意料的东西。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既有冲突而又单调的现实生活，所以他们所要求的，
是使人能产生感情冲击的东西，是使人惊奇的妙笔，是真伪明显、
立即感动他们和仿佛有一股力量在驱使他们马上动笔的故事情节。

从数量上来看，短幅作品往往多于巨幅长篇，作者靠的是才气而不是实学，
作品常常富于想像但是缺乏深度。你可以在这种文学中看出一种粗野的，
甚至是蛮横的力量在统治着思想，不过作品却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产量非常惊人。
与其说作家们追求的目的是使读者获得快速的慰藉，还不如说是使读者感到惊奇。
作家们追求的不仅是让读者享受到乐趣和美，还要让读者感到激动和兴奋。

总而言之，贵族时代的文学喜欢描写秩序、规律、科学和艺术，
但民主时代的文学却与之不同，通常来说，它不注重形式，有时甚至轻视形式。
在文体上，它通常显得杂乱无序，冗长而啰唆，但几乎又总是热情奔放。
它的作者们往往文笔细腻，并且喜欢追求快速。因此，从数量上来看，
短幅作品往往多于巨幅长篇，作者靠的是才气而不是实学，
作品常常富于想像但是缺乏深度。你可以在这种文学中看出一种粗野的，
甚至是蛮横的力量在统治着思想，不过作品却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产量非常惊人。
与其说作家们追求的目的是使读者获得快速的慰藉，还不如说是使读者感到惊奇。
作家们追求的不仅是让读者享受到乐趣和美，还要让读者感到激动和兴奋。

当然，偶尔也会一些作家另辟蹊径，而如果他们才华横溢的话，
那不管其作品好坏，他们都会赢得一批读者。但是，这种例外情况毕竟少见，
而且从作品的总体来看，这些作家往往会脱离了常规，
但是在细节方面他们最终还要依循常规。

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和它的作家们的天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只有在完全了解前者的情况下，才可能完全理解后者。

1. 严格来说美国人是没有文学的。它们的文学作品都是来自英国，
或者说他们是根据英国人的喜好来写的。

2. 这是由于一些特殊和暂时的因素，
因此必然不会妨碍我们对民主国家中的文学本性进行探查。

3. 若所有的阶级都是非常明显的，人也是在各自的位置无法改变的，
文学生活就像政治存在一样存在于上层阶级。
在这些固定的规则里，传统的文学习惯、艺术性和精致性，
完成的细节，对风格、形式的喜好……都是固定的。

4. 当各个阶级开始融合，有了出身、教育各不相同的有才能的人和作家，
它们就会时常发生改变，为思想的享乐留出的时间就很少。
如此缺少固定的规则，文学就会不拘泥于风格，迅速，高产，自由。

5. 在一个时期内，民主制度和贵族制度的文学天才是有着交集的，
一段短而辉煌的时期，那就是18世纪的法国文学时期。（YTC，CVf，第14—15页）

我不知道民主的倾向是否是反智力的；它为人民大众带来了物质上的良好条件；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通过摧毁腐朽的巨大财富，或者终结让人们低人一等的极度穷困，
甚至成为了那些被它赋予了中等条件的人的道德来源。这有着它的好处；
但是从何种程度上来说它才能不与文学的品位、科学的发展进步、
思索的研究和智力的沉思相对立呢？为了让一个人投身于对文学的热爱和思想的享乐之中，
闲暇是必须的，如果不是富人的话又有谁有闲暇时间呢？
为了生活而工作的人，是否能找到思考的闲暇呢？
他又没有时间和喜好还有能力来达到这一点？
难道说现在我们不应该同时对在大多数人中广为传播
的普通指导和即将被遗弃的高级指导感到担忧，
担忧文学的品位即将遗落，只有实用性的书才会被人们阅读吗？
没有人会对理论和推理感兴趣了吗？难道人们只会考虑应用而不再考虑发明创造了吗？

回答：
我相信民主的倾向将会与你表达的担忧大相径庭。正如经常在民主上发生的一种争论，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倾向赋予人们对文字和智力的喜好。
随着民主的传播，为了生计而工作的人将会增多；
同时，有着闲暇时间的人的数量将会减少。
但是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才确立了自己的信念。
我们将之看作是由一种经验而建立的事实，那就是工作得最多的人是学习得最多，
也思考得最多的人；而虚度光阴的人才既不学习也不思考。
一个无所事事，过着闲暇生活的人是很难找到做任何事情的时间的。
对他来说，学习是一场审判，并且十个富人中有九个一年也读不了一卷书；
他们经常忙着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只对奢侈享受、服饰、赛马、
财富等这种毫无意义的消遣感兴趣，而不是工作。对他们来说，
让他们的思维发散一小会儿，进行一点点的写作都太难了，就像接受审讯一般，
进行一点点阅读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繁重的负担。（BYC，博蒙，CX）

美国人处在一个最不利于得到文学的位置上。
一个新的国家每天都在它的各种事物上发现古时的国家留下的文学作品。

我记得有一天，先驱者不在了，在等着他回来的时候，
我拿起了这几卷另一个半球的天才所著的被孤立的作品。
偶然间翻开，我便开始阅读戏剧《亨利五世》的第一部分。
时间和我的过于活跃的好奇心击败了其他的一切。
在这次阅读中，我很快忽略了环绕在我身边的各种情感，
作者所塑造的一个个角色一点点地围在了我的周围。我觉得我看到了他们的交谈，
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偏见，他们的美德和他们的陋习。

我们历史上英雄时代的记忆在同时侵袭着我；我的脑海瞬间被封建社会的盛况所占满；
我见到了高高的塔楼，千种旗帜在空中飘扬；我听到了盔甲的铿铿作响，
号角的长鸣，披甲战马的沉重脚步声。我沉思了一会儿这种痛苦与财富、
力量与弱小、不平等和壮丽交织的描绘出中世纪的画面，然后我睁开了我的眼睛，
发现我自己正坐在我昨天才建造的木头小屋的中间，四周鲜花盛开，
让我想起了世界最初的场面，在这个世界中同样居住着欧洲人的后代，
他们已经变成了民主共和国中无名而和平的公民。
我很感兴趣，将我的观点在这两个展现在我面前的人类命运的极端中转变着。
我被它们之间延伸出来的，人们不得不涉及的广阔空间所震惊了。

你想清楚地看到这几段的运动和人类命运的奇怪弯路吗？
你想通过某种方法看到无法抗拒的时间奔流从你眼前掠过的景象吗？
紧靠着美国的先驱家庭的边上坐下来，在原始森林的树荫中读读莎士比亚吧。

［边上写着］读欧文先生所著的书，他的书中有着译本的所有优点和不足之处。
（草稿，卷1）

我所谈到的作家，
除了他们的天赋和他们经常用来提高他们在同伴中的形象的好斗的爱国主义之外，
在美国并不能像在英国一样激起更为现实的相同观点。
因此，他们在向我们赞美的国家中，是活得非常卑微的，
而为了获得荣誉，他们来到了欧洲。（草稿，卷1）

我们的写作是如此的高产，如此有魄力，如此的多元化！
而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作品是多么富有智慧、艺术性，完善和完美啊！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不同？我考虑了存在于古代时候的数目众多的奴隶，
为数不多的征服者，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权力和财富。
这启发了我，但是还不能让我满足，因为在我们中或多或少地也能找到这样的因素。
必然还存在一些强有力的因素。我终于在书籍的稀少和昂贵中，
再版和传播书籍的极度困难中找到了这个答案。专注于思想享乐的情形只是少数时，
广大的政治贵族中就会形成一种小而精锐的文学贵族。

当帕斯卡在描述了宇宙的伟大之后，是以这样的名言来结束的：
“世界是一个无限的球体，它的边缘存在于任何地方，但是它的中心却无法得知。”
人们的精神是被这样的画面所牢牢缚住的，并且不管它所表达的观点是多么庞大，
人们思想的构思在第一次的震撼时就已经形成了；帕斯卡所用于比较的对象是相似的；
读者们完全知道它的原始大小，还有形状；但是随着作家所进行的修饰，
它变成了一种绝妙的与无限宽广的宇宙的比较的对象，就好像你的周围有一个巨大的圆圈，
而你认为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圆圈的中心都是你自己。
帕斯卡的思想让（无法辨认的字迹），可以说抓住了一种确切的（无法辨认）的潮流，
这种潮流是思想本身无法构想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引用这样的例子。
我本可以引用其他上千种例证的。在最为无知的、最为熟练的，
或者最为纤弱的作家的观点中，你总是可以发现一种有理智作为基础构建的根基。

在贵族时代，读者的人数不多，并且喜欢吹毛求疵；然而，在民主时代，
读者不仅人数众多并且不大挑剔。因此，在贵族制国家，如果一个文人没有付出巨大的努力，
那他肯定无法获得成功，这种努力有可能会让文人得到很高的荣誉，
不过决不可能使他们赚取大笔财富；但是对于民主制度的国家来说，
一个作家却可以通过低价推销作品而获得大量的财富和些许名气。
他需要的不是人们的钦佩，只要受到人们的欢迎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由于读者的数量逐渐增多，并且需求也在不断变化，
所以，即便是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也可能成为畅销书。

通常来说，民主时代的读者大众对待作家的态度，就像国王对待他的宫内侍臣。
读者大众为作家带来了大笔财富，但是内心却轻视他们。
试问：除了如此，还应该如何对待出生于宫庭或蒙宠而在宫庭里生活的御用文人呢？

在民主国家，总有一批作家把文学视为商业，在这些作家中，
也会出现某个影响力胜过几千个思想小贩的思想批发商。

由于读者的数量是巨大的，也很容易被满足，这是因为他们对新事物的绝对需求，
因此你只要不断地出一系列的新作品就能赚大钱了，而不需要写出完美的作品。
因此人们很容易就能获得不多的荣誉和大量的财富。

民主的文学为为数不多的伟大作者带来了大量的有着各种观念的销售商。

美国人不仅出产的书籍很少，并且基本上他们的书都仅仅是为了利益而写的。
从总体上来看你可以说他们的作家只在文学中看到了
与他们在开发原始森林时看到的一样的工业和种植业的发展。这很容易明白。

这些作家要比贵族时代的作家们更渴望钱财，因为在这里钱财是万能的。
他们能更容易地挣到钱，因为读者的数目是非常多的。
并且他们越不专注于作品的完美，他们就能挣得更多。


在古代的一些民主共和国中，“人民”这个词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并非同一个意思。
在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共同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但在它的35万居民中，
只有2万人是公民。其他的人都是奴隶，
他们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和中产阶级所做的工作。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雅典人实行的是普选制，
但实际上能够参政的只有贵族，所以它仍然是一个贵族制国家。

我们也要用这种观点对于古罗马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进行分析。
实际上，我们只能把这种斗争看成是同一家族的长辈与少辈之间的内讧。
古罗马的平民就是贵族，在精神上他们与贵族阶级并无二致。

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在整个古代，书籍是很罕有，并且价格昂贵，
不论是出版还是发行都非常困难。这样一来，就只有少数人能去追求和研究文学了，
在一个大的贵族政治集团中形成一个小的贵族文学集团。
因此，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写作无法成为一种实业，这一点是有事实证据的。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人民不但是他们国家的贵族，
而且还是世界上文明和自由程度最高的群体，因此，
他们无疑会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有贵族时代的文学所特有的缺点和优点。

通过大概的阅读经典的古代作品，我们就可以对其作者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
这些作者虽然在题材上变化不大，在思想上也不够大胆、活泼和深刻，
但在情节的描写上，却显得技艺高超、匠心独运。在他们的作品中，
你能发现任何匆忙赶工或随意下笔的痕迹，每一处细节都写得很到位，
对每一处的推敲都是出于对美的追求。民主国家作家们的作品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他们天生不像古代的作家们那样显著地表露这些特点。
因此，在民主时代，能供人研究的几乎就只是古代文学了。
这种研究比任何一种都更能克服那些时期文学内在的缺陷。
至于文学的自然特质，则完全是不用依靠任何学习就自发产生的。这是必须清楚认识的。

这项研究也许对一个民族的文学很有帮助，但对其社会和政治需要则没有太多益处。

人们通常会为了保护或者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习惯使用暴力，这样一来，
社会就会造就一个非常开化但也非常危险的公民群体。因为，如果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总是一直都使他们充满欲望，他们的教育没教过他们如何供给这些需求。
那么，他们就会打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旗号，扰乱国家，而不会去用工业生产使国家变得富裕起来。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民主社会里，如果要对大多数人进行教育，
不管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还是出于社会安全的考虑，
都应该先教授科学、商业以及工业，然后才教授文学。

让所有的学校都开设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专业绝非必要，更重要的是，
对那些由于出身或命运而注定要学习文学或对文学感兴趣的人，
应该专门为他们开设一些学校，使他们能够完全掌握古代文学或成为真正的学者。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办几所好的大学远胜于一大批劣等专科学校，
因为在劣等学校中教授的都是一些质量不高的肤浅教育，反而会影响以后一些必需的学习。

所有期望在文学方面获得杰出成就的民主国家的人，
就必须常常从古代的文学源泉中汲取新的知识。这是充实大脑最有好处的方法。

1. 古时候的社会总是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制度，尽管它们有着民主社会的表象。
2. 它们的文学总是处在一种贵族的状态之中，因为书籍的数量非常稀少。
3. 实际上，它们的作家总是相信在他们生活的贵族时代中，写作的质量本质上是成为作家的因素。
4. 因此在民主时代中研究古代的社会是非常合适的。
5.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对希腊和拉丁文学进行研究。
对文学有益的东西并不总是与社会和政治需求相符。
在民主时代中，对个人的利益和对国家的安全来说，研究商业要比研究文学更重要。
但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必须存在这样的学派，这样可以让人受到古代文学的滋养。

由于英美两国的差异和遥远距离，造成美国人大量使用新词，
但是美国人的这一行为收受了有教养的英国人，
以及那些能够快速辨别语言的细微差别的人的指责。
他们说这些新词大部分都是从各政党和各行业的用语以及业务术语中借来的。
他们还说，英语中的一些旧词，往往被美国人赋予新的含义而被加以使用。

在贵族制社会，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语言也处于停滞状态。
在这种社会中，由于新鲜的事物比较少见，所以创造的新词并不算多。
即使出现新的事物，人们也尽力用含义早已固定的通用词来表达。

但是在民主社会，由于社会内部经常发生连续的运动，所以语言和事物的面貌不断改变。
在这种万事都在不停变化和人们的思想互相竞争的过程中，
许多新的观念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而一些老旧的观念则会随时间的推移渐渐消逝，
可能在某段时间会再次出现，但更多的情况是：只发生了微不足道的变化。

多数从事实业和政务的人多于从事学问研究的人，相比哲学或纯文学的思辨，
多数更加重视政治和商业利益。多数所创造或采用的词，
大部分都带有由此所产生的习惯的色彩。这些词的创用目的主要是为表达实业的需要、
政党的激情和公共行政的细节而服务的。这方面的语言将来还会不断发展，
而那些形而上学和神学方面的语言则将渐渐被抛弃。

对于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完全不知道罗马人和雅典人所用的语言。
他们不用到古代语言中去找他们所缺乏的词汇。虽然他们有时也求助高深的词源学，
但是一般也是出于用以表示自己也能对已经死去的语言进行探微的虚荣心，
而并非出于他们的头脑天生就能如此博学多才。
因此，有时表现得最无知的反倒是那些最爱探求词源的人。
总想拔高自己的民主愿望，经常使他们喜欢用一个希腊或拉丁的名称来显耀自己并不高贵的职业。
他们觉得，职业越是低下，就意味着自己越没有学问，而名称越是好听，
则意味着自己学识更渊博。比如，法国的走索演员，
就用希腊语的“Acrobate”和拉丁文的“eunambale”来称谓自己。

对于已经消失的语言，民主国家的人民虽然一无所知，
但他们仍然可以随时到现存的语言中去借用新词，因为各国人民交流频繁，
并在这种日益频密的接触交流中彼此仿效。

在民主国家中，人们改革语言文字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赋予那些流行已久的用语新的含义。
这种办法很简便易行，不需要什么学识就可以运用，甚至没有学识的人更便于应用。
但是，这种情况却会对语言造成极大的危害。
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在用这种方法增加一个词的新义时，有时会混淆原来的词义和新增的词义

一个作家为了使那个词汇更符合自己的使用目的，
有时会先把一个通用的词汇解释得和原意稍有差异，就这样把词义修改了。
另外，也会出现另一个作家，由别的方面来理解这个词汇的词义。
第三个作家可能对又这个词汇另作新解。结果，因为既无一个公断人，
又没有一个常设的法庭能够最后确定这个词语的含义，这样就使得词义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
因此，作家们所表达的思想看来并非只有一个解释，
而是貌似有一大堆解释，所有读者必须去猜测作家的原意。

生活在贵族时代的所有民族都喜欢保持自己的特点，并且大家都闭关自守，
互不往来，所以有几个民族本来是同源的，却往往把彼此当作外人，
以至不能再团结在一起。最后，它们的语言也变得不一样了。

在这样的时代中，每个民族都被分为一定数目的阶级，
这些阶级之间彼此很少往来，不相融合。每个阶级都固守着自己独有的思维习惯，
采用一些经过选择而来的固定词组，同他们的遗产一样，世代相传。
因此在同一种方言中，穷人有自己的惯用语言，有富人也有自己的惯用语言，
有学识的人使用特定的语言，同时也存口语化的语言。
社会之间的分化越深，彼此间的隔阂越难以跨越，这种现象就变得越严重。
我敢打赌，在印度的世袭阶级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语言，如同他们所穿戴的服装一样，
在最下层人民之间所用的语言必然与婆罗门的语言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相反，一旦阶级不再是限制人们的因素，所有人彼此之间可以进行频繁的交流，
那么，当等级制度被破坏，社会阶层复原并重新融合的时候，所有的语言就会相互融合。
那些对大多数不适用的语言将会被取消。而剩余的词汇将会形成公用的词汇总库，
人们可以随意选取。将欧洲分化为几大语言区域的一切方言，都明显地衰退。
方言将会在新大陆上消失，即使是在旧大陆上，情况也是如此。

每个人不仅使用相同的词汇，而且养成了一种习惯，对所有的词汇都有同样的理解。
文体方面树立的规则几乎全部废除：例如，粗俗的语言和精致的语言表达之间不再有界限。
人们的社会阶级或许不同，但是他们仍然能够使用自己熟悉惯用的短语和词汇，
可以进入到任何他们想要进入的社会环境当中。
因此，单词的原始含义如果同个体的出身一样消失不见，语言将同社会一样浑然一体。

由于这些生活在那些国家中的人，经常需要依靠他们自己的脑力劳动做出判断，
所以他们总是优柔寡断。而且，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
所以即使他们的财产固定不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也不会持久不变。

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们思想非常容易发生变化，因此，
他们需要用一些笼统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思想。
由于他们永远也无法确定自己今天的观点是否还会适用于明天新的立场，
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会选择将之抽象化。一个抽象化的短语就像一个有两层底的箱子，
你可以随意地把自己的想法放进去，而再次把它们取出来的时候又可以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您这样责备我说：“在英国，穷人的利益都被牺牲奉献给了富人。”
我承认这个用寥寥数语来解释，而没有说明的思想，是天生就能表示绝对含义的方法，
比我想要提出的观点更能代表，并且每当我开始检查我的作品的时候，
我的目的总是去对它进行修改。我主要想说的是，在英国，财富是一系列事物的“基础需求”，
而在其他国家中，就算你没有财富也能得到这些东西。
因此在英国，许多事业要比在其他国家中离穷人更近。这需要更为大量的解释才能让人弄懂。
而我现在不得不将它们放在一边，因为我将有幸再次见到您。
而现在，我进行到了一个更让我感兴趣的主题上，那就是美国。

我认为诗是对理想的一种探索和描绘手段。

诗人通常会在描写事物的过程中摒弃一部分现实的东西，加入一些自己想象的成分，
再融入一些真实存在的自然景观描写。所以，诗的目的并非再现真实，
而是美化真实和为人的精神提供一个最优美的形象。

在贵族制国家，人们在进行肉体活动时是自然，在进行精神活动时是恬静的。
贵族制国家的人民往往有对诗的爱好；他们的意境往往比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显得高远。

然而，对于民主国家的人们来说，往往存在喜好物质享乐、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
彼此进行竞争、期望事情能马到成功等心理，这些心理特性就像锥子一般，
时时刻刻都在刺激着人们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前进，并且要求人们时刻都要守住自己的目标。
人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这方面了。
想象力虽然还存在，但是由它而生或再现的东西几乎全都是现实的。

因为平等的存在，人们并不看重对理想的描写，甚至还把描写对象的范围缩小了。

在民主时代，情况完全不同：对于信仰，人们有时就像对待法律一样犹豫不定。
这样一来，诗人就会因为怀疑而丧失想象力，重新回到现实世界并把自己封闭起来。

贵族制度有这样一种特性，它会自然而然地使人们陷入到沉思中去。
相反，民主制度会让人在看到旧事物时本能地产生反感情绪。
就这一点来说，贵族制度是有利于诗的创作的，但是民主制度则无法实现这一点。
我们知道，一种事物的历史越是久远，它就越能让人产生一种雄伟壮丽的感觉，
越令人神往，也越能使人将其当作描写理想的对象。

平等在剥夺了诗描写过去的权利之后，现在连诗描写一部分显示的权利也被它剥夺了。

在贵族制国家中，总有某些人享有特权，可以说他们的地位是超越普罗大众的。
总而言之，一切好的东西：权势、财富、荣誉、智慧、文雅和高尚，
都好像是他们的专属之物似的。群众无法靠近他们，因此无法近距离对他们进行观察。
不过，如果想要对这些人进行富有诗意的描写，其实无须花费太多气力。

在贵族制国家中还存在另外一些人，他们既无知又温顺，命运坎坷并且相对粗俗，
他们也成为了诗的描写对象。另外，一些人由于文雅并且高尚也成为诗的描写对象。
贵族制国家的各个阶级通常是相互孤立，并且彼此陌生，因此，
诗人在再现他们时总会增加或者舍弃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诗人在描写他们时总会与真实情况有所差别，不是夸大现实就是缩小现实。

在民主社会里，因为所有人都是身份平等，都是普通百姓，彼此都非常相似，
所以每个人只需要对照自己就能了解他人的情况。因此，在民主社会，
诗人绝对不能只拿一个人作为其描写的对象，
因为一个平凡而且又是众人非常熟悉的对象，无法成为抒发理想的题材。

因此，自从平等出现以后，诗的古老源泉大部分就变得干涸了。

不过，平等在另一方面也为诗的创作开发了新的源泉。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平等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吧。

由于怀疑，人们不再对天堂怀有憧憬之情，人们开始变得越来越相似，并且也越来越渺小。
而随着贵族制度逐渐走向灭亡，很多适合作为描写对象的题材也开始随着消失了，
诗人无法找到可以替代的东西，只好向没有生命的自然界寻求帮助。
当诗人对英雄和诸神视而不见时，山水就变成了他们描写的主要对象。

对于过去，民主国家的人民绝不留恋，他们只会向往未来。
一想到未来，他们就充满了想象力，而且会扩大想象的空间。

生活在贵族时代每个民族或每个个人，基本都处于停止不前的状态，
并且与其他民族或个人相互隔离。

而民主时代的人们通常因为好动和自身的愿望而不断变换住处。
这样一来，不同地方的居民便会杂居在一起，彼此交往，互相帮助。
这种同化作用不仅出现那些在已经是同胞的同一民族成员之间，也出现在不同的民族之间。

在民主时代，如果诗人想要给神鬼和天使赋予肉体，并让他们从天而降，
在地上互相斗法，那么这种诗人必然会显得平庸无力。

但是，如果他们致力于将他们所要描写的这些重大的事件与神的总旨意联系起来，
并且不向人们显示至高无上的神的肉身，而仅仅揭示神的思想，
那他们的作品就会受到大家的尊敬并获得共鸣。
因为这也是他们同时代的人的想象力发展的方向。

同样，我们也可以预料到，民主时代的诗人想描写的是人们的激情和思想，
而不是人物本身，也不是人物的行动。

在民主时代，人们的语言、服装和日常行为，很难让人产生对理想的向往。
原因在于，这些东西本身就缺乏诗意，而且对于诗人所要感动的那些人来说，
这些东西都非常熟悉，难以入诗。
这就迫使诗人透过感官所能发现的表层进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
一个人越能深入地探知自己的灵魂，他也就越能塑造理想。

人如果不去认识自己，浑浑噩噩地生活，那他永远也无法拥有诗意，
因为他根本想象不出什么东西来，要进行描写的话也缺乏依据。
而如果他对自己的认识过于透彻，他的想象力又会失去作用，
因为这种彻底的认知无法给他的描述增添任何东西。不过，好在人既有聪明的一面，
也有糊涂的一面：人的聪明才智使他能够认识自己的某些方面，
而人的糊涂又使他能够容忍自己对于其他方面的无知，
并能永远在变幻莫测的黑暗国度中摸索前行。

通过一致的意见，我们抛弃了使用神话中虚构的神祗、拟人化的情感等，
这些东西就好像让观众冷场的死板歌剧一样。

我坚持了我的观点，由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越来越多地
具有了绝对理智思想和灵魂神学的非物质行为，因此每个人都是可以平等地避开使用圣、
恶魔和天使这样的字眼的，如果中间没有媒介的话，人们是不会相信这些事物的。
但是难点在于让这种行为能够独自被思想构建出来，
感觉到，并将这种看不见的中间媒介展现在人类的各种情感活动面前。

如果你审查一下人类的行为，
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喜好是比观点或者观念更能引导人们行为的东西。

这种本能的，被我们称之为喜好的身体的直觉是从何而来呢？
它是怎样产生，如何维持的呢？它将把我们带到何处，或者说推向何处？
谁能知道答案？

因此人类甚至连他自己的行为的主要动机都不知道，而当他厌倦了在整个宇宙中寻找真理时，
他便回到自己身上，而随着他更接近于自身和对自身更了解，这种晦涩和不解就变得更多了。

昨天有一个美国人问我是怎样将人类的痛苦进行分类的；
我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我是以这样的顺序排列的：慢性疾病、死亡、疑虑……
他打断了我并表示反对；我表示出了我坚持我的分类观点，
但是这已经足够被称作哲学了。

诗歌为我们提供的享受是一种本能的享受，而不是经过思考的享受；
你不需要任何前提就能享受它们，并似突如其来一般保留在自己体内。
可以说它们毫无征兆地就抓住了人们的灵魂，
将它们从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般的生活中拉扯出来。

在民主国家中，人们遇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琐事就会费尽心思。
然而，当他们扩大视野往远处看时，就会看到社会的庞大形象，
或者全人类的更为高大的形象。因此，他们的观念或者显得很特殊、
很明确，或者很普通、很模糊，基本不会存在中间状态。

当他们走出自己的小圈子，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时，
他们往往会希望能看到一些奇特的东西，并加以探究；
只有让他们的这种愿望得到满足，
他们才愿意暂时不考虑那些在生活中激励和鼓舞着他们的琐事。

在民主社会中，人们通常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可正是这样一些人，
却要求他们的诗人要对事物进行广泛观察和夸张的描写。
我认为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

但是，在民主时代，人们基本不看剧本，可以说他们是在听戏。
大部分经常去剧院看戏的人，追求的不是精神上的享乐，而是情感的刺激。
华丽的辞藻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意义，只希望看一场表演。

美国最初几个州是由清教徒创立的，但是这些清教徒不仅对娱乐抱有仇视的态度，
尤其害怕戏剧。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令人憎恶的消遣方式。
因此，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占统治地位的是清教徒的精神，那里就不会存在戏剧。

初期移民的这种观点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后代。
直到今天，美国戏剧的发展仍然受制于美国人死板守旧的生活习惯和严肃的民风。
这种生活习惯和民风至今都没有对戏剧艺术的成长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在相对安稳并且爱情都自然而然转变为婚姻的国家中，可供戏剧创作的题材几乎没有。
人们整天为了生计而奔波劳累，而周日还要去教堂礼拜，根本没有时间和兴致去观看戏剧。

只用一个事实就能够证明美国人并不那么喜欢戏剧。

对于公民的言论自由，美国的法律基本不加限制，但戏剧作家们却要接受审查。
一部戏剧只有经过市政机构的审批才能上演。这也让我们看到了，
社会和个人在对待戏剧的态度上实际上是一致的。
对于自己关心的事物，人们往往充满热忱，而对于他们不喜欢的对象则会强烈反对。

拉法叶先生在其著作《回忆录》中说过，当我们在研究是如果我过分强调一般原因，
则会让二流政治家得到高的慰藉。我赞同这种说法，同时我再补充一句：
这同样会使二流历史学家得到很好的慰藉。因为，对于著作中最难处理的问题，
他们可以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大理由来巧妙地回避，
从而不会让人们看出他们的无能和懒惰，仍然认为他们研究深刻。

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特别是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
经常会给读者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当时的人只要能较好地进行自我管理，
就能掌控自己与同胞的命运。但是，现代历史著作给予读者的阅读印象则完全不同：
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往往既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掌控周围其他人的命运。
古代的历史学家一直教导人们要独立自主，而现代的历史学家只告诉人们要学会服从。
在现代的著作中，作者总想拔高自己的形象，而把人类视如草芥。

现代的历史学家一直追捧的这个学说实际上非常有害的。
如果任由这种学说从作者那里传递给读者，并植根于人心之中，那么，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用不了多久时间，这个学说就会使新社会彻底瘫痪，
让土耳其人取代基督教徒。

对于如今这个时代来说，这样的学说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所以意志自由的说法根本不被大家所认同。
但是，他们仍然承认当人结成团体时是有力量的和自主的。
因此这种思想应当加以提倡，因为现在需要的是振奋人心，而不是压抑人心。

美国议会

在民主国家中，从表面看来，大多数公民的目标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每个公民实际上或自认为是在独自前进。因为他们习惯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不愿意接受外来的指导。
而他们也经常把这种习惯和偏好带进全国的会议里。
一个人即使同意与别人联合去推行某项行动，他也会要求得到主导地位，
并且听从他的观点和方法。

由此可见，在民主国家，只有当国家遇到严重危机时，
其政党才会容忍被人控制或服从他人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时，
国家首脑虽然有权指挥政党的行动，也能对舆论进行控制，但仍然无法使政党闭口不言。

在贵族制国家，只要举办政治性会议，与会代表都来自贵族，
每个代表原本就有着很高和固定的官职。在他们眼中，
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比他们在议会中所占的地位来得更加重要。
因此，他们在讨论议案时往往十分被动，对于议会中热烈争辩的一般问题也无动于衷。

严格来讲，在贵族制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并不依附于选民，
反而被选民们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代表。在某些情况下，
选民还要完全依附于立法机构的这些成员。假如没有得到本区的选民的推选，
他们还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其他选区选举出来；
即使不当议员，他们也照样可以享受清闲而舒适的生活。

在像美国这种民主国家中，议员想要长期控制选民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于民主具有不稳定性，因此，不管一个选区有多小，它也会不断改变面貌。
因此，为了讨好选民，议员时时刻刻都要竭尽所能。并且，即使如此努力，
议员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一个议员不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一旦选民不再选举他，他立刻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更何况，在公民拥有自主权的条件下，
他也不用寄望朋友和政府会随意把他塞进他所不熟悉的选区去当选。
因此，他必须在先其所代表的地区打好基础，以便日后更容易飞黄腾达。
如果他想平步青云，领导民众，进而掌控世界的命运，
他也必须先在他所代表的选区做出一番事业才行。

一个地区的人民为何要会选出一名公民去参与国政呢？那是因为他们非常了解这位代表的优点。
当周围的人都显得平庸的时候，那些稍有能力的人就会显得鹤立鸡群。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们对当选代表的能力提出越高的要求时，
就越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人选。而如果当选的代表只是一个平庸之才，
那人们则会要求他付出一定的努力，以便获得享受人们赋予他的荣誉与地位的资格。

议员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立法者。在他所代表的选民眼中，
他还是本选区在立法方面的天然保护人。所有投票选举他的人，
不仅把他视为是自己的代理人，
而且真诚地相信他会像维护国家利益一样去维护本地区的利益。

因此，在选举时，选民们早已想好要选出一个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了。
这样一来，当需要发言时，他们的代表才能够及时地抓住机会尽可能多地发言；
如果他的发言时间受到限制，他也要力争简单扼要地就所有国家大事提出质询，
并附带提出本区所抱怨的一些小小不满；如果没有机会进行长篇大论，
他们的代表也能简要地把问题陈述清楚，提出他与其选民对问题的卓越而完整的见解。
只有做到了这些，他下次才有机会继续当选。

如此一来，那些自知能力不足和不愿意自我表现的老实人对这些事就不会那么积极了。
这样的人如果当上议员，他就只会与朋友高谈阔论，而到了充满演说家的议会中去发言，
必肯定会把辩论活动搞砸，让与会者觉得扫兴乏味。

如果政治环境良好，并且法制也相当健全，
那么美国的现任国会议员中的很多优秀之才或许会被立法机构所吸收，
但是，你还是无法完全阻止庸才在议会里高谈阔论和大摇大摆地四处炫耀。

上个世纪的英国演说家在演讲台上时经常引用拉丁语，甚至是希腊语。
“而他们的美国子孙只会引用莎士比亚，这个最为杰出的民主作家。”

美国民主情感

民主让人们对良好的物质条件有着喜好。
它将人们带向了商业、工业，还有其他所有财富出产迅速的行业。
它在这个世界上形成了一种对快乐的过度渴望。
它造成了人们的心神不宁。
或者还有宗教精神。（草稿，卷1）

平等可以出现在社会上，但却无法普遍存在于政治界。
虽然人们无法在政府里享有平等的地位，但是在社会中，所有人可以有权得到相同的享乐，
或者从事相同的行业，到相同的地区居住。
总而言之，他们有权力选择同一种生活方式，也有权力通过同一种途径去追求财富。

有一种平等可以存在于政治界，却无法带来政治自由。那就是，除了一个人以外，
其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那个唯一的人则主宰着其他所有人，
而受其主宰的所有人都有机会按照统一标准被选拔为他的权力代理人。

没有哪个民族能够不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就能亲自破坏或缩小其内部享有的平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个民族需要对社会情况进行改变，需要废除既有的法律，
放弃既有的观念，改变既有的习惯，改造既有的民情。
不过，对于政治自由，只要不实行就可以将它废除了。这样一来，政治自由就会自行消亡。

因此，由于人们认为平等是可贵且长久的，所以他们会依赖平等并努力维护平等。

人想要享有政治自由，就必须要付出相应代价。但是，想要得到整治自由，
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过平等带来的快乐就与此不同了，
它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之中自动产生，只要一个人活着，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实际上，个人主义也是一种只顾自己的情感，
它使人们与其同胞甚至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和隔离，
但是却不会让人们感到心有不安。因此，当每个公民都生活在自己的小社会中之后，
他们就不会去关心大社会的事情了。

利己主义是由一种盲目的本能所产生的，而个人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不良的感情，
更是人们的一种错误认识。个人主义起源于人们在理性和善良这两者上的缺失。

利己主义可以扼杀所有的美德，首先，个人主义让人们失去公德。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主义也会破坏其他的美德，逐渐沦为利己主义。

在贵族制国家，家庭的情况可能在数百年间都保持不变。
一个家庭即使历经数代，也可能会一直居住在同一地方。
这种情况一直代代延续，几乎没有改变。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祖先的身世，
并对祖先保持尊崇的态度。他们能够亲眼看到曾孙的出世，并且非常疼爱这些后代。
为已经死去的或为尚未出生的亲人，他们往往愿意承担义务，
放弃自己的安乐。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在贵族制国家，每个人都能与多数同胞产生密切的联系。

贵族制国家的阶级的差别通常非常明显。一个人来自某一个阶级，
他就会永远属于那个阶级，这样一来，每个阶级都会自己组成一个小社会，
而相比大社会，自己的这种小社会在他们看来更加重要和珍贵。

在贵族制社会中，所有公民的地位基本保持不变，并且由于等级分明，
所以每个公民都会形成这种观点，那就是在自己之上有人可以庇护自己，
在自己之下又有他需要扶助的人。

在民主国家，新家庭越来越多，而没有后代的家庭也不断出现，
所有的家庭都可能有兴有衰。时代的联系随时都存在断开的危险，
以至后来人完全无法了解到前人的事迹，这就让人们容易忘记先辈，
也不会过多地考虑后辈，而是只关心自己最亲近的人。

在民主制度下，当各个阶级互相接近并相互融合之后，大家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疏远了，
互相把对方看作外来人了。而贵族制度则完全相反，它会把所有的公民，
无论是农民还是国王，结成一条长长的锁链；而民主制度，则是拆散了这条锁链。

而随着人们的身份日益变得平等，大量的个人随之出现。
这些人虽然拥有一定的财富和权力，但是他们虽然无法去对其同胞的命运造成重大影响，
不过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的知识和财力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了。
这些人不会辜负也不会有求于人。因此，他们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在他们看来，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完全由自己操控的。

因此，受个人主义的影响，人们不但忘记了先辈，同时罔顾后代，
并与同时代人变得疏远。人们遇到什么事情总是只想到自己，
而最后被内心的孤寂完全淹没。

1. 什么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怎样与利己主义产生区别，最后又变为相同的。
2. 个人主义对于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心来说，是一种奇怪的疾病，为什么呢？
（1）民主让人忘记了自己的祖先。
（2）它将隐藏在子孙后代之中。
（3）它通过破坏掉阶级和通过让人们彼此之间变得独立而将我们当代人分离开来。
3. 因此生活在民主时代中的人总是只考虑自己，并只会为自己的事出力。
4. 这还只是民主时代的开端，因为民主革命所带来的嫉妒和仇恨之情还没开始展现呢。
（YTC，CVf，第23页）

当贵族制度逐渐变为废墟，而民主社会刚刚建立起来，人们彼此开始变得孤立，
利己主义也随之出现的时候，人们很轻易就能找到相应的社会地位。

在民主社会，每天都会出现大量的独立者，这些人为了获得权力而陶醉其中，
这也使得他们的数量与日俱增。这些新独立者往往显得自负，高估自己的力量，
认为今后不用求助别人。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你能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只会考虑自己。

在公民当中，有些人原本拥有高高在上的地位，并且依旧想保持自己的这种高贵地位。
在他们眼中，自己其实是新社会的局外人。他们认为，他们在这个社会看到所有的平等人，
他们无法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并且由于他们是压迫者，所以根本不值得同情。
对于和他们一样拥有同样地位的人，他们并不关心，
他们也不想基于共同的利益而去与这些人有什么联系，而只会独处一隅，
认为除了自己以外，别人的事情根本不用去管。相反，由于革命带来的变化，
对于过去社会地位卑微而现在跟众人平起平坐的人来说，即使享受了新获得的独立，
但他们的内心仍感不安。一旦遇到某位老上司，
他们总是会既显得意又有些惧怕，尽量不与之接触。

从本质来说，专制是惧怕被统治者的，因此，
它认为能使其长存的最可靠保障就是让人与人之间永远保持相互隔绝。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它总是竭尽全力使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
在人性的所有恶之中，利己主义是专制最为拥护的一种。只要被统治者彼此之间不互相关心，
被统治者是否爱戴他对统治者来说就变得不那么重要。
作为专制者，他不会去请被统治者来帮助他治理国家，他想要的结果是，
被统治者根本对国家的领导工作不感兴趣，这样他就满足了。
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颠倒是非，那些齐心协力创造社会繁荣的人被他称为暴徒，
而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却被他称为良民。

于是，有些人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就开始牺牲自己而顾全他人，最后反而成全了自己。
我知道，有人可能会驳斥我的观点，说什么选举都是钩心斗角的游戏，
候选人经常使用卑鄙的手段和互相诋毁中伤。
在选举中，相互敌对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选举的次数越多，人们的敌对情绪就越强烈。

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严重弊病，但是这种弊病只是暂时性的，而选举带来的好处却是永久的。

由于迫切希望当选，所以有些人甚至会摆出战斗的姿态，不过最后这种心态也会转变，
大家开始会逐渐互相援助。在一次选举中，或许两位原来是朋友的人因为某些原因而反目成仇。
但是，选举制度却可以使得原来互不相识的人彼此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
自由会带来个别的仇恨，但是专制则会造成普遍的冷漠。

由于一个人很难理解国家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境遇之间存在何种联系，
因此让一个人放弃自我去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要修建一条公路通到他的家时，
他立刻就会看到这种微小的公事与他个人的大私事之间的关系，
而且他会很明显地发现，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比较紧密的。

这样一来，如果让公民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小事而非大事上，
他们反而会更加关心公共利益，并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实现公共利益。

如果你做出一些光明磊落的行为，人民可能会对你产生好感，
但如果你想得到周围人的尊敬，你就必须坚持不懈做些小服务和一些不被人注意的好事，
并且养成习惯。这样一来，人们才会觉得你是克己奉公之人。

公民在享有地方性自由的时候，一般会比较注重与邻里和亲友之间的感情，
而对于那些使人们相互隔离的东西，他们还会出于本能去抵制，
不断地让人建立彼此帮助的习惯。

在美国，即使那些最富裕的公民也不想脱离群众，并不断接近群众，
经常与他们交流，倾听群众的心声。他们知道，在民主制度下，
在很多情况下，富人会需要穷人的协助。而在民主时代，要想得到穷人好感，
最有效手段并非那些小恩小惠，而是对他们保持友好的态度。
施予的恩惠越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就会变得更明显，这样一来，
受惠者反而更加反感。但是，和蔼待人就不一样了，
它会让人感到亲昵、友善、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并且令人难以抗拒。

实际上，富人是经过一段时间才领悟到这个真理的。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
对于这个真理他们往往并不认同，甚至在这场革命完成之后，他们也没有马上接受。
虽然他们愿意为人民做些好事，但内心里其实还是想和人民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们认为这样做就足够了，但是，他们的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
就算他们为了帮助人民而让自己变得一贫如洗，也不会让人民觉得温暖。
人民并非要求他们牺牲金钱，而是让他们舍弃自己的骄傲。

可以说，在美国，人们的想象力全部都放在追求致富之路和满足公众需求上面了。
无论在哪个地方，那些最有学识的居民都会不停地探索能促进本地区繁荣发展的新方法。
他们一旦找到这种方法，就会立即把它和大家分享。

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憎恨同胞，因为他们既不掌控他人，也不受控于他人，
因此，他们往往具备同情心。他们最初是认为有必要为公益奉献自己的力量，
后来则是完全出于本意。靠心计完成的行为后来变成了一种习性，
努力为同胞谋福祉，一开始或许还带有某种目的，后来却变成了一种习惯和爱好。

对于很多法国人来说，身份平等是第一大恶，政治自由是第二大恶。
但是，当他们不得不忍受前者时，他们至少会想方设法避免后者。

而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眼中所拥有的财富都是平庸的，
为了赚钱，他们才没时间和自己的同类人产生交集。
而只有极大的利益才会促使他们这么做。

在民主国家中，如果人们没有权力和兴趣去建立政治结社，那么，
尽管他们可以长久地保持自己的财富和知识，他们也会面临失去独立的巨大的危险。
并且，如果他们根本没有结社的习惯，那么这种危险还会对文明的存亡产生影响。
如果一个民族的成员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的能力，
并且又没养成与他人合力的习惯，那可以肯定，这个民族不久之后将会回到野蛮状态。

我们可以预见，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在这个时代中，
人们越来越无法单靠自己去生产生活上的必需品。
这样一来，政府当局的任务将会不断增多，而政府当局的活动本身又将日益扩大这项任务。
如果政府当局越想取代社团的地位，私人的积极性就越发降低，就越需要依靠政府的援助。
而这种连锁反应将会无限循环下去。
这样一来，只要是公民无法独立完成的事业，最后都要由政府来完成。

在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就是：
如果人类打算走向文明并且保存文明，那就要在不断扩大平等的同时，让结社也不断发展壮大。

在贵族制国家中，大部分居民往往是彼此孤立的。如果他们想要联合起来实行某项事业，
他们就会去吸引一些人追随他们的行动，与他们携手共行。

在民主国家中，情况正好相反，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一大帮想要联合的人无法联合起来，
只因为每个人的力量本来就微弱，加上比较分散，这样一来，
他们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人。这时，借助报纸，
人们能够了解到其他个体的想法和观念。于是，所有的人都立刻趋向这一灯塔。
这些有着共同思想的人，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最终得以碰面了，
于是，他们马上就联合在了一起。

报纸不仅将人们联合起来了，而且还保持人们之间的这种联系。

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一旦出版业的课税取消，那么报纸的出版将会持续上升。
这种说法明显夸大了这种改革所发生的作用。报刊数量的增长，
不仅与价格有关，而且或多或少跟大多数人常常感到交际和联合的渴望有关。

相同的，对于持续增长的报纸所带来的影响，我会将其归因于一些最普遍的原因，
而不是一些人们常常提到的原因。

一种报纸是否能存活下来，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它是否反映了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情感。
因此，一份报纸总是代表着其长期读者所属的社团。

这个社团的定位、范围、人数发生变化也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只要一种报纸能够存活下去，
至少就说明了这个社团已经被某些人所接受了。

受政治生活的影响，人们依旧普遍喜欢和习惯结社了。有些人本来并不关心政治，
喜欢独来独往，但是受政治生活的影响后也对结社充满了希望，并且也学会了如何结社。

政治结社可以同时将很多人召集起来，他们原先可能由于年龄、思想、
贫富等因素而相互隔离，现在，通过结社，他们能克服这些因素的影响，
进而开始相互往来和接触交流。他们只要相会过一次，就会想办法再次相会。

在人们看来，政治结社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政治结社可以赋予人们思想和在社会生活中结社的技巧。

（1）政治可以在同一时间为许多人提供普遍的利益。
（2）一般来说，人们只需要付出钱财就能熟知结社的理论。社团是结社的自由流派。
3. 因此政治结社从长远来看将会中和掉它们所产生的弊端。
因为如果它们将社会的稳定置于风险之中，一般结社的数目则会增多，
一般结社将会促进社会的稳定。（TYC，CVf，第27页）

我又坚信，在贵族时代人们经常会讨论德行之美。但是人们往往只会在私下议论德行的作用。
然而，随着人们的想象力开始逐渐衰竭，所有人都开始自顾自己，当涉及自我利益时，
那些谈论道德的人会开始疑虑，不敢再向人们宣扬这种精神了。
于是，他们只好去研究公民的个人利益，看看它是否能为全体造福。
而且，一旦他们发现个人利益符合全体利益，并且两者之间有共通之处，
就会迫切希望阐明这一点。后来，这样的发现变得越来越普遍，
原本孤立的观察发现变成了普遍的原理。最终，他们在发现当人在为他人服务时，
他自己也会因此受益，即个人的利益来源于行善。

在美国，你很少会听到人们对德行的赞美。对他们来说，德行是有用的，
他们坚信这一点，而且每天都依照这种信念行事。
美国的道德家们从来都不会劝他们的同胞为了表现自己伟大而自我牺牲。
但他们却大胆地宣称，这种牺牲精神无论对于牺牲者本人或是受益者来说，
都是同样必要的。

美国财富看法

美国人对于利己主义非常信奉，并且会公开提倡。而我们法国人也信奉它，
但是我们不会去提倡，而是会在日常生活中去践行。
在美国，所有人都知道牺牲个人的一部分利益可以保全其余的个人利益。
但是我们法国人总是试图保住全部利益，结果往往是一点儿都没保住。

民主让每个人只考虑自己；另一方面，理智和经验告诉我们，
人有时候还是需要考虑别人的。

个人利益的正确理解理论学说作为人类行为的主要规则在各个时代都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当中，
但是在民主时代中个人利益完全统治了人类的道德世界。

最后，还有一种更为纯洁、高尚，没有那么多物质气息的学说，
这个学说的依据理论就是：行为的基础是责任。人是通过自己的智慧来洞悉神学的思想的。
他能清楚看到上帝的意图，那就是建立秩序，
便尽可能地将自己与上帝的这种伟大计划联系在了一起。
于是他在自己卑微的活动圈子中尽可能地与之保持一致，
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命运终点，以服从上帝对他的安排。
但在这之中仍然存在着个人的利益，因为在这种观点之下，和对更好的世界的向往之中，
是有着一种骄傲和私密的享乐的；但是这种利益非常之微小，
非常之隐秘，当然也是非常之合理的。

积极的宗教将会将这种利益变得更加明显；它们会将这种情感变得更强，
更被大众所接收。它们还广泛地将这两种事物以一种精明的方式混合在一起，
这将会更促进实际情况。比如，基督教义就告诉人们在上帝的爱之下行善，以获得永生。

因此基督教在一方面很好地理解了利益学说；在另一方面也对我之后所谈到的学说，
关于神爱世人的学说进行了发展。总的来说，
宗教在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面前有着崇高的优越性是因为它将利益放到了另一个世界中，
并将我们从人类和物质利益的泥潭中拉了出来。

利益的正确理解可以让人变得诚实。

但是只有上帝对人类的爱才可以让人们变得善良。一个教会人们如何生存，
另一个教会人们如何凋零，一个人一心求死的话，你是无法让他活得长活得好的。

一个有着物质快乐而不对其进行思考的阶级，
它有着思考的能力但是却不会被工作的烦恼和获得的烦恼占据思维。
而另一个即便通过努力工作也很难得到物质快乐的阶级则会很自然地倾向于非物质的世界。

而相反的，在民主国家中，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物质享乐，
有着获得更多物质享乐的欲望和足够多的实现的机会，他们便会将思想集中在物质享乐的追求之上，
或者至少集中在这个充满物质的世界中。

我所说的理论学说的基础是利益。
宗教学说的基础也是利益。

但是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那就是前者将这种利益放在了现世，
而后者将利益放到了现世之外，使这种利益变得不那么物质化，也更为崇高；
因此宗教学说出于必要性而蔑视物质的财富，而理论学说却对物质给予了相当的尊重。
因此这两种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两种行为却是截然不同的。

宗教已经蓄意地通过宣扬神爱世人的利益学说建立起了一种非常亲密的联盟，
在这样的联盟中，真正虔诚信奉的人却时常被人误解，他们相信自己的行为最终将得到回报，
并认为自己的行为在人类的本性中是最为纯洁、高尚和无私的本能。（草稿，卷1）


如果“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只考虑到现世，那还是根本不够的，
因为人们在现世的很多付出都无法得到回报，只能等到来世。
不管你多么努力地去证明德的功用，你也很难让一个不想死的人去行善。

我遇到过一些虔敬的基督徒，他们一生都以忘我的态度为所有人造福；
我也听到他们说，只要这样做，就可以在来世得到善报。
但是，我又不得不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自暴自弃。
因为我对他们十分敬重，所以只好相信他们。

的确，基督教向世人宣称，只有舍己助人才能升入天堂。
但是，基督教又宣称，人施惠于他人仅仅是因为自己对上帝的爱。
后一种说法是很好的。这说明人是通过自己的智慧而体会上帝的意旨，
了解到上帝的目的在于让一切有序，并欣然参加上帝的这一伟大计划的。
而且，在为实现万物有序的这个美好计划而牺牲个人利益时，
人们对其充满信任，并为此感到愉悦，从不希冀其他任何回报。

因此，我不相信利益是宗教人士的唯一动力。不过，在我看来，对于宗教来说，
利益其实是一种用来指导人的行动的主要手段，并且，我肯定，
这也是宗教之所以能够深得人心并且广为流传的原因。

因此，我认为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说“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会使人失去宗教信仰。
刚好相反，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去证明这个原则会使人趋向宗教信仰。

如果有一个人，他为了获得现世的幸福，并且无时无刻都能与自己的本能进行斗争，
在日常生活中能冷静处事，而不是感情用事，
并且习惯了牺牲暂时性的利益来获得终生的长久利益的习惯。

这样的人一旦皈依了他所信奉的宗教，服从这一宗教的戒律对他而言绝非苦事。
他会从理智上会劝导自己服从，而习惯也为此打好了基础。

即使后来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目的，他也不会轻言放弃，而是会认为，
用现世一些财富做赌注，在来世得以继承巨额财产是很明智的行为。

美国人不仅基于利益而信奉宗教，而且往往认为他们今世就能从这种信仰中得到益处。
在中世纪，神职人员说的都是来世，他们根本无法去论证基督徒会在今世就得到福报。
美国的神职人员则完全相反，他们经常告诉宗教信徒，在今世就可以成为有福之人。
并且，他们往往需要费尽一番努力才能把信徒的关注焦点从今世移开。

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利益几乎是所有信仰宗教的人的行为动机，
也是几乎所有宗教创立者所使用的工具。

在贵族制社会，对于富人来说，他们从来不知道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之外还存在一种不同的生活，
他们也根本不担心自己的生活会发生变动。因此，对他们来说，生活的目的不在于物质福利，
而在于生活的方式。可以说，物质福利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
他们完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他们天生就爱好物质福利，并且能轻易地得到满足，因此，
他们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做那些更困难和更伟大的事情，而他们也乐于如此。

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些贵族对于物质福利的享受十分轻视，即使需要放弃这种享受，
他们也会表现得十分坚毅。推翻贵族制度的几次革命都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那就是过惯了安逸生活的人往往容易忍受清苦；而历经千辛万苦才得以享受安乐生活的人，
在失去幸福的之后，反而很难继续生活下去。

如果一个国家被贵族所统治，并且社会安定，那么在这个国家中，一般老百姓会安于贫苦，
而富人则惯于显摆。对于富人来说，他们之所以从未为物质享乐操心，
是因为他们能轻易得到这些东西；穷人之所以没有致富的，
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并且没有强烈的享乐欲望。

在这种社会里，穷人完全把想象力放在来世。他们的想象力受到现实生活艰苦境况的束缚，
无法想现象在现世得到美好的生活，只好寄希望于来世。

相反，当等级的界限与特权都不复存在，财产日益变得分散，教育和自由变得普及的时候，
穷人开始产生有追求享乐的想法，而这时富人则会害怕失去享乐。
结果，出现了许多小康之家。过上小康生活的人获得物质享乐后仍不会满足，
因为他们历经艰辛得到这种享受，他们在享受这种物质生活时仍显得战战兢兢。

因此，他们会一直去努力地追求物质享受，在实现心愿之后会非常热爱并害怕再度失去这种享乐。

在我看来，人热爱物质享乐的情感最受出身低下和贫苦家世的影响和制约。
从本质上讲，这种追求物质享乐的激情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一种激情。
它随这个阶级的发展而发展，随这个阶级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个阶级占据优势地位时它也是如此。
这种激情不仅存在于中产阶级，它还会逐渐向上层阶级和普通民众阶级扩散。

美国的富人大部分都经历过贫穷。他们饱尝辛酸，长期处于困境之中，对贫困深有体会，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最终获得胜利，所以他们不会轻易失去奋斗激情，
依旧会像以前一样沉醉于一些小小的享乐之中。

我并不是说美国和其他国家是不同的。
大部分富人都不是凭借继承遗产或者不费心力就过上富裕生活的。
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依旧非常向往物质生活带来的享乐。

拜伦曾谈论到，他在旅途当中，很容易就会感到厌倦，
而他的贫困则是让他的侍者感到绝望的原因。

在贵族国家中，人们追寻财富是因为财富意味着权力。在贵族阶层中，
人们追寻财富是为了得到安慰，因为他们被权力排除在外了。
而在民主国家中的人似乎才是最没有理由追寻财富的。
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民主国家中的普通人会毫无疑问地为了财富一直奋斗；
但是有着巨大野心的人既不会将财富当作主要的目标，也不将它当作是一种权宜的临时替代品。

你也许会反对我，说美国人尽管建立了一个民主社会，但是他们对金钱的喜好已经过度，
在每天都在朝着民主社会发展的法国，人们对金钱的喜好都在与日俱增，
变为人们的一种主要情感。我会回答说，政治制度能人们的思想倾向中能起到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说在法国的人民和美国的人民都对金钱十分喜好，那只能说法国的道德观念，
信仰和品行开始变得堕落了，而在美国，是因为国家的物质条件使得人们这种爱钱的欲望变得强烈。
尽管在这两个不同的国家之中都存在有民主的制度，
但是让人们产生对金钱的喜爱的并不是这种民主制度。（YTC，CVa，第53—54页）

有时，贵族会因为厌烦政务、过度贪财、失去信仰、国家衰落等原因而完全沉迷于物质生活的享乐。
有时，贵族会由于王权的强大和人民的软弱而失去权力，只留财产，无法飞黄腾达使他们抱怨不止。
这时，他们就会回到到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中，去追求物质上的享乐，忘却过去的辉煌。

如果一个贵族集体的成员都沉迷于物质生活享乐中，
他们往往会把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积攒的所有能量都用来追求物质享受，
并且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来说，追求享乐还不能满足他们，他们甚至变得奢侈荒淫，
达到了腐败透顶的境地。他们对物质的极端崇拜，就像在显摆自己的堕落功力似的。

然而，在民主国家中，对物质生活享乐的追求并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在美国，虽然追求享乐已经变成了一种顽强的、排他的、普遍的激情，
但是仍处于可控恶的范围之内。在民主国家中，没有人会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而建造庞大的宫殿，
更不会因此耗尽天下的财富。人们往往只想拥有几亩田地，有一个果园，扩建房屋，
让生活变得舒适便利，这些都是无须耗费太多的力气或者根本不费力就可以满足的小愿望。
这些目标虽小，但却是人心所向。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这些事情，
把其他事物都抛之脑后，甚至将其放在仅次于上帝的地位。

人都有贪图永生不死的天性，这并非受后天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
这些崇高的本性绝非出自人的意志或努力。它们的基础深扎在人性之中。
人们可以阻止它的发展，也可以改变它的形式，但却无法消灭它。
在心灵之中，有些需要是必须得到满足的。即便你努力转移其注意力，
可一旦受到感官活动的影响，它就会立刻变得烦躁、不安和激动。

如果绝大部分人都去追求物质生活享乐，有些人可能就会产生奇特的心灵反应。
这些人将会沉浸在精神的国度中不愿醒来，唯恐自己再次受到诱惑而坠入陷阱。
因此，在大部分人只靠考虑尘世事务的现实社会中，有少数几个人一心向往天堂也不足为奇。
让我感到吃惊的是，神秘主义为何会快速地在一个只顾自身利益的民族中销声匿迹。

在人类的本性之中存在着一种天生永恒的性格，这种性格会无视人们的习惯、
法律和习俗将人们的心灵推向对高尚和理智事物的思考。


美国人对于物质福利的疯狂追求，以及他们唯恐无法快速致富而担心忧虑的神情，实在令人感到惊奇。

对美国人来说，得到现世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有时候，他们甚至觉得自己似乎能够长生不老，但有时又显得十分焦虑，
迫切希望得到一切自己没有的东西，在外人看来，他们似乎在哀叹此生短促，无法彻底地享乐。
他们什么都想抓住，但没有一件抓得牢。在抓到一件东西之后，却很快变得喜新厌旧。

在美国，你会看到这些现象：为了以后养老，一个人费尽心思地修建房子，
但屋顶还没有封好，他就把房子卖了；接着，他又去开辟一个果园，
但树还没有结果他就把果园租出去了；他还会将丰收在望的庄稼转给别人去收割；
一个人原本有很好的职业，可是他会突然就将其抛弃；一个人选了一个地方定居下来，
可是不久以后他又改变心意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在私事之余，一个人还可以涉足政界。
假如辛勤了一年还有几天空暇，他出于好奇而游遍美国各地，
甚至在短短的几天内就行走数千里。

最终，当死亡降临的时候，即使他对于世界仍无倦意，
还想为完美的幸福生活而奔走的时候，却只能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人世。

如果一个人一心希望得到现世幸福，那么他永远会迫不及待地追求，因为供他们去探求、
抓取和享用幸福的时间有限的。一想到光阴荏苒，人生苦短，他们就会快马加鞭。
即便已经得到一些美好的东西，他们每时每刻也在想着其他无数的美好事物，
同时担忧死神将会来临，夺走一切，使他们来不及享用。
这种想法使他们感到焦急、恐惧和懊丧，
让他们一直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以致经常变换计划和住所。

他们虽然推翻了同胞中的某些人拥有的特权，但实际上他们的压力却更大了，
因为他们现在的竞争对手变成了所有的人。限制他们前进的因素依旧存在，只是改变了形式罢了。
当所有人都变得相同并且前进道路相同的话，任何人都很难迅速前进，因为道路这时变得无比拥挤。

人们在抱怨法国的自杀人数不断增加，但是在美国，自杀者却很罕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精神失常的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法美两国同患一疾，但症状却并不相同。

即使心情糟糕，美国人也不会选择自杀，因为他们的宗教不准许人自杀。
尽管追求物质享乐在美国是常态，但可以说，他们几乎没有唯物主义者。

1. 将自己束缚在对享乐的追求上的人总是感受到简单生活观念所带来的压力。
他们总是担心自己错过了通往快乐的最短道路。

2. 对物质享乐的喜好会产生强烈的欲望，但是很容易造成人们的气馁。
因为人们为得到享乐而做出的努力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3. 平等让人们产生的欲望十之八九都无法得到满足。它激起人们的欲望但却不进行正确的指引。
人的成就是可以达到无限的，但是个体的弱小和个体之间的竞争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一天晚上我参加了在一位美国种植园主家里举办的野蛮人的集会。
这位富有的种植园主的住所同时也是一间酒馆。当时的气氛非常轻松自在，
甚至有些质朴的奢侈。我被带进了一间光亮温暖的房间，里面坐着这位种植园主的几位邻居，
他们坐在桌子旁，桌子上堆满了小麦威士忌。这几个人多多少少都喝醉了，
但是他们的神情却是沉重忧郁的，这让我感到很吃惊。他们在谈论公共事务、
房舍的价格，谈论着商业的风险以及工业的运作，言语之间十分痛苦。
印第安人这个时候仍待在屋外，天下起了雨，他们只有几片破布毯子蔽体。
他们点起了一大堆篝火，然后围着篝火坐在潮湿的地上。
但是他们的言语之间却充满着快乐之情。我不明白他们的语言，
但是他们的话语之间所发出的那种喜悦之情却不时地穿透到我们宴会的沉闷气氛之中。（草稿，卷1）

“生活在美国的居民只要努力的话，能获得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
但是不付出汗水的话，他们只能一无所获。”（草稿，卷1）

我曾在美国遇到过一个人，他的天赋被长时间地埋藏在了贫困之后，
但是他最终成为他所在的行业中最为富有的人。同时在英国也有这样一个人，
他与这个美国人有着同样的事业，也同样积累了非常多的财富。
后来这个消息传到了美国人的耳朵里，这位大洋彼岸的同伴便因此坐立难安，
无法入眠，连美好的心情也因此而停止了。（草稿，卷1）

在平等的时代，自由实际上非常有利于人们创造财富。相反，专制则会对人们致富造成极大的阻碍。

在民主时代，专制带来的东西并非暴虐和凶狠，而是烦扰。
这类专制虽然没有损害人性，但却压制人们的经商活动和削弱人们创办实业的才干。
因此，在民主时代，人们只有得到自由才能获得他们长期追求的物质享乐。

然而，对于这种享乐的过度喜好，有时会让他们在遇到强权时就立即屈服。
于是，人们追求福利的激情便会不断减退，
被另外一种相反的激情所取代，使他们忘却原本的目标。

在美国，每个礼拜的第七天，全国的工商业活动似乎完全停止，所有的喧闹声也突然消失。
人们迎来了安静的一天，以便休息，或者说是进行沉思。
灵魂重新占据自主地位。进行自我反省。

在这一天里，人们不再到集市做买卖，所有公民都带着自己的子女到教堂去聆听布道，
好像这些布道对他们来说仍显陌生。他们聆听布道者宣讲高傲和贪婪所造成的无数害处。
传教士告诫他们：人必须抑制自己的欲望，
要获得高尚的享乐只能践行美德，人应当去追求真正的幸福。

从教堂回家后，他们并不是去查阅账簿，而是打开《圣经》，
从中找寻对下述内容的美好描述：
造物主的伟大与善良，上帝的丰功伟绩，以及人的最后归宿、责任和对永生的追求。

假如在贵族时代存在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民众贫富差距非常悬殊，
有些家族坐拥世代都享不尽的财富，有些人却一贫如洗，
处于这两种状态下的人都不会想去改变自己的处境，
因此，他们逐渐变得麻木不仁，并且只将希望寄托于来世。

在民主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往往喜欢追求物质享受。但是，如果这种爱好变得过度，
则会让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一切事物都只是物质而已。
而加上唯物主义的影响，人们更加会疯狂地追求物质享受。
这会不断循环，成为民主国家无法摆脱的宿命枷锁。
如果民主国家的公民能认清这种危险，并进行自我节制，那他们就不至于陷入这种深渊了。

苏格拉底及其学派认为人死后有来世，我认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不过，他们还认为，肉体和灵魂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人死后灵魂并不会消亡，
这种信念也为柏拉图哲学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使得柏拉图哲学具有自己的特色。

在阅读柏拉图的著作时，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和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作家都曾鼓吹唯物主义。
然而，这些作家的著作不是没有传世，就是只剩下很少的东西得以流传。
无论在什么时代，大部分提倡唯心主义的作品都会世代流传下来。
其背后的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出于本性的影响，人会喜爱并维护唯心主义，
并且，当它陷入困境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拯救它。
因此，唯心主义的提倡者自然会名留青史。
所以，如果有人说无论在任何时代或任何政治制度下，
民众都会满足于对物质享乐的追求及相关的观点，那么，你一定不要相信他的说法。
人心远比人们想象来的宽广，它可以容纳对现世幸福的爱好，
也可以容纳对天国幸福的向往。它有时似乎会疯狂地追逐这个对象，有时又会转向另外一个。

民主的社会状况时的人们的思想更倾向于唯物主义的观念，
这是因为人们对物质生活条件的喜好有时发展得过于迅猛了。
人们必须为抗争这种趋势而做出努力，就像在贵族时代中，
人们必须抗争与之相反的精神生活一样。
宗教的作用就是让唯心论保住自己的地位。

在官能和贪欲上，兽类和我们人并无太大区别。兽类希望满足身体需要的激情，
和我们人的这种激情并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在人身上还是在狗身上，
都可以找到这种激情的萌芽。

但是，动物只能满足它们最基本和最低级的需求，但为什么我们人却能无限地改变自己的需求，
并且不断地提高我们的需求呢？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优于兽类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是用心灵去探求物质福利，而兽类只是出于本能。
在人类社会中，即使有些人比较愚笨，但是通过对其进行教导，
他也能学会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技能。正是因为人能够凌驾于肉体享受之上，
甚至轻视生命，但兽类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根本不了解生命的本质，
所以，人才能提高肉体享受的质量，而这也是兽类完全无法想象的。

有些东西能让心灵得以提高、充实或者扩张，
如果你用这些东西去处理那些本来与心灵并无关联的事情，一定能达到目的。

但有些东西却完全相反，它会削弱和贬低心灵，使其丧失处理任何事情的能力。
因此，一定要使心灵保持强大有力，并且时刻以这种状态去为肉体服务。

如果一个人一心只想追求物质财富，那他就会慢慢失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
最终变得像兽类一样，对于创造物质财富变得既无知又无能。

当人们在处理事情时逐渐习惯进行长远规划的时候，
他们往往能够冲破现世因素对思想的束缚而高瞻远瞩。

因此，如果公民习惯于在今世就考虑未来的事情时，
那么，即使没有受到指引，他们也会自动去接近宗教信仰。

在民主国家中，人们无法世袭财产，所有人不是依靠劳动生活，
就是依靠劳动的积蓄生活，或者依靠劳动者的父母生活。
因为在人们看来，劳动是所有人人生中的必要因素，并且也是非常自然而合理的事情。
因此，关于劳动的观点就不断地进入人们的头脑。

对于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劳动不仅不下贱，反而是光荣的。
舆论也在赞成劳动而不是反对劳动。在美国，所有的富人都有这种看法：
他们能在空暇时光去做些工商活动或公共事务，正是得益于舆论的支持。
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劳动的话，会有损自己的名誉。
因此，很多美国富人为了逃避劳动，纷纷来到欧洲国家并在那里生活。
在那里，他们发现社会还残留着贵族制度的遗迹，那就是以拥有安逸舒适的生活为荣。

平等的社会地位不仅使劳动变得光荣，而且使劳动变成了牟利的来源。

只有家财万贯的富人或只求糊口的穷人才适合从事农业。
于是，我们假设的那个人做出了选择：他把土地卖了，离开家乡，
到别处去寻找一种职业，虽然存在风险，但是更加赚钱。

在民主社会，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十分常见，
并且，随着身份变得越发平等，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在民主国家中，无论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他总是不会感到满足。
因为他老是觉得自己还是无法像祖辈一样富有，同时也担心子孙以后会比自己贫穷。
因此，在民主国家中，大部分富人仍在费尽心思增加财富。
因此，工商业自然开始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最快速和有效的致富途径。
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那些一贫如洗的穷人具有一样的本能，更确切地说，
他们也受到最迫切需求的驱使，当然，这种需求和穷人希望得到温饱的需求是不同的。

在贵族制国家中，富人不仅拥有大量财产，实际上也是统治者。
他们一直为重大的公共事务而忙碌，所以基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工商业。
即使他们当中有人有意走上这一道路，他们的阶级意志也会立刻阻碍他这样做，
因为他们虽然希望反抗在本阶级中占据多数席位的统治，却无法彻底摆脱它。
要知道，这种统治实际上就存在于贵族阶级的内部，但是他们却坚决不承认人民的多数权力。

在民主国家中，即使拥有财富也很难掌权，甚至还使富人们远离政界。
所以，民主国家的富人在闲暇之余都不知道如何消磨时光。
他们的远大理想、大量的财富，以及某些富人常有的独特爱好，
这些因素一直都在激励他们采取行动。但是，他们只能走经商这条路。
在民主国家，商业相比其他行业都显得更伟大和辉煌。它一直在吸引着大众的注意力，
成为了群众向往的目标，人们一切最强烈的激情都放商业上了。
即使富人们自己对商业仍然抱有某些偏见，或者对他人经商存在偏见，
但是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去从事商业了。在民主国家中，
富人们从来不会去组织建立团体并为其设立特有规章制度。
他们这个阶级的特有观点，对他们也毫无影响力；但是那些全国性的一般观点，
却一直在推动着他们前进。在民主国家中，巨富之人几乎都是经商之人，
并且，他们会把这些事业世代相传，直到财富的持有人最后完全失去了经商的习惯。

在美国，经营大型工业企业并非难事，最主要的原因是全国人民都从事工业活动，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所有人都愿意联合共同从事工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国家虽然还算不上富强，但是他们的大型工程往往让人感到吃惊。
美国人来到这片土地的时间还没多久，但是他们已经学会改造自然来为自己服务了。
他们已将赫德森河和密西西比河连接起来，并在陆上建设了500多里的道路，
使得大西洋和墨西哥湾也相互连接。另外，他们也已经建成了几条大铁路。

几乎所有的由平等产生的情感都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对物质享乐的喜好。
能快速获得享乐的渴求。
对投机主义的喜爱。

在民主国家中，富裕的人通常都有自己的产业。民主让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
它也让工商业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职业。
在民主国家中，富裕的人总是会担心失去自己的财富。美国人就是如此。

如果说工商业也加强了人们追求财物的欲望，那也只是因为人们从事工商业越久，
他们的欲望就会变得越强烈，他们越是努力满足欲望，欲望也越提高。
所有使人心喜欢在现世享福的原因，都会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平等就是这种原因之一。平等对商业的促进，并非通过直接使人产生经商爱好这种方法，
而是通过间接加强和培养人心爱好幸福生活的方法。

一个手艺人，如果让其一直只制作一种产品，他的手艺必然会变得无比熟练。
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他不再会用自己的精神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他会逐渐丧失这种能力。因此，虽然在技艺上他越发纯熟，但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动脑。
作为一个工人，在技术上他确实在不断取得进步；
但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他在本质上却日益衰退。

如果一个人二十多年来都是在做别针帽，那你就不会对他在其他方面的才能抱有太大的期望。
运用智力，人往往能获得惊人的成就，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都只是在研究做别针帽的最佳方法，
那他就很难在其他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对于一个工人来说，
如果他将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他每天所造的产品上，
那他的思想就会一直聚焦在这些物品上，自己也会因此养成了一些难以摆脱的习惯。
总而言之，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自主权，成为了他所选择的职业的附属品。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法制和民情想方设法帮他拆除樊笼，为他开辟无数不同的致富之道，
这一切也会变成徒劳；相比法制的民情，实业的原理显然影响力更大，
这种力量将他绑在一种行业之上，往往是他受缚于此，难以脱离。
另外，实业的原理还将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固定下来。
虽然整个世界在不断运转，但实业的原理却使让他变得无法动弹。

劳动分工原则的普及使得工人们的力量变得越发微弱，他们的思想也因此变得越发狭隘，
地位也会逐渐降低。从工艺上来讲，他们是进步了，但是手艺人自身却退化了。
此外，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的增加，产品的数量也会不断增加。
这时，那些有钱有识之人也会开始涉足工业。在此之前，这些工业的经营者都是手艺人，
他们要么就是缺乏知识，要么就是相对贫穷。
那些有钱有识之人经营工业的原因，自然是因为看到其中巨大的需求和利益。

因此，在这一时期，受到制造业科学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地位开始降低，
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地位却在日益提高。

工人们每天只是想自己的智力应用在一些小事情上，而工厂老板却需要关注全局。
于是，老板的视野变得开阔，而工人的眼界却变得越发狭隘。
这样一来，过不了多久，工人们就不必再动脑筋，只是从事体力劳动。
而老板们却需要依靠科学和天赋来确保事业取得成功。
因此，这样的人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国家中的行政长官，
掌管一切，而工人则变得越来越像牲畜。

在一个国家中，如果人民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平等，
人们对于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就会变得越广泛和普遍。
使商品变得价格低廉就成了制胜关键。
所以，有越来越多有钱有识之人将自己的财富和天赋投入到工业生产之中，
他们开设工厂，并且设立严格的劳动分工，以此来满足人们各个方面的需求。
因此，当人们逐渐趋向民主制度时，那些从事制造业的阶级就变得越来越像贵族。
人们彼此变得越来越像，而与此同时，大部分民众与另外一帮人也却变得越来越不同。
最后大多数人变得平等了，但是大多数人与占少数的另外一些人之间的不平等却在不断扩大。

富人之间关系并不紧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
富人和穷人往往是由于利益而不断结合或分离，因此，两者之间自然无法维持紧密的联系。
通常情况下，工人们必须依靠老板，但是他们依靠的老板往往不止一个。
只有在工厂，工人和老板才会彼此相识。如果离开了工厂，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如同陌生人一般。工人与老板之间只存在一个交汇点，
一旦离开了这个交汇点，他们就不再有联系了。老板对工人的唯一要求就是工作，
而工人对老板的唯一要求就是支付报酬。两者之间并不需要互相保护。
通常来说，老板和工人不会建立长久的联系；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来看，
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同样不会长久。

在旧时代，由于法律或习俗的影响，地方贵族往往认为自己有义务救济和扶持下属，
减轻他们的困苦。但是，现代制造业的贵族则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只想利用受雇者为自己牟利，让他们变得又穷又苦，如果遭遇经济危机，
则会把这些人推出工厂的大门，让社会去救济他们。这是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
工人和老板之间虽然常常存在联系，但是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结合。

《1840论美国的民主IV》

民风

在贵族社会中，所有人都依职业、财富，出身被打上了不可改变的印记，
每一个阶级内部的成员，都把同阶级的人看作是同一个大家族的子女，
他们之间有着一种从未间断过的意气相投，
这种活跃的情感是生活在民主制度中的公民之间绝不会出现的。

在贵族制国家中，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观念、情感、权利、
道德规范和特殊的生活方式。因此，一个阶层的成员同别的阶层的成员是非常不同的，
他们没有相同的思考和认知方式，甚至觉得彼此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因此他们很不能理解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也无法评判他人的作为。

尽管你有时会看到他们热情地向他人施以援手，但这并不与我刚才所说的冲突。

这种贵族制度虽然将同种的人类分成了不同的阶级，
但是却又用一条政治纽带将他们紧密地绑在了一起。

尽管奴隶阶级天生对贵族的命运不感兴趣，
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却有义务为自己的贵族主人奉献自己，
并且尽管贵族认为自己和奴隶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他的责任和义务却依然驱使他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保护生活在他领地中的奴隶。

很显然这种相互的责任义务并不是来自天生的权利，而是政治权利，
并且社会因此获得的东西要比个人所能获得的多。这种义务并不是对你认为应该的人尽的，
而是对奴仆或者对领主尽的。封建制度只是为一些人带来实质的不幸，
而不是为全人类带来了苦难。它给民风带来的影响不是使人变得温和善良，
而是慷慨大方，尽管它提倡人们无限忠诚，但却不会让人产生真挚的同情，
因为只有在相似的人之间才会出现真正的同情。并且在贵族时代中，
人们只有在同样的阶层中才能找到相似的人。

……你对雷恩省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吗？那里的政府下令征税10万枚银币，
如果不在24小时内交出，就把税额翻一番，并且派兵去征收。
当局已把一条大街的所有居民都撵出家屋，而且不准任何人收留他们，违者将会被处死。
因此，一大群倒霉的人在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个城市时，号啕大哭，
其中有孕妇、老人和小孩；他们不知去往何处，既没有吃的，又没有栖身之处。
前天，一个小提琴师，因偷漏印花税而被车裂。他被五马分尸……，
并且还将他的四肢放在城市的四个角上示众……到现在已有60名市民被捕，
明天将会被处以绞刑。这个省还为其他省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叫其他省也尊重总督及其夫人……，不得往他们的花园里投石头。

你总是喜欢和我谈论我们这里发生的悲惨事件。我们这里已经废除了车裂的刑罚。
为了树立正义的形象，每周只会杀一个人。没错，现在我认为判处绞刑已经算宽大了。
自从来到这里以后，我对于正义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了。
我认为，你的那些拉船的奴隶纤夫，真是一群不问世事的好人，是他们让生活安宁。

如果你认为写这些信的塞文涅夫人是一个任性而生性残忍的人，那你就错了。
她非常爱她的子女，也对她的朋友的不幸多愁善感，甚至我们在读她写的信的时候，
我们都能发现，她对她的奴仆和侍者都非常和善和宽容。
但是塞文涅夫人并不清楚地了解贵族阶层以外的人民所受的苦难是什么样子。

而今天，哪怕一个最残酷的人写信给一个最冷漠的人，也不敢用这样残酷的事情来打趣，
就像我刚才引用的书信中一样，
就算他的个人道德观念准许他这样做，大众的民风也会阻止他如此行事。

很明显这些人的悲惨命运并没有激起他们主人的同情心，在他们的主人看来，
蓄奴不仅有利可图，对自己来说也几乎没有危害。
因此，一个对待与自己平等的同胞极其富有人性的人，一旦他人变得与自己不再平等，
便会变得对他们的苦难漠不关心。因此人的温和善良应更多地归功于平等，而不是文明与教化。

在罗马帝国文化水平最为发达的时代，罗马人会将敌方的将领拖在战车后以示胜利，
然后割断他们的喉咙，他们还会让战犯与野兽相搏斗，以娱乐大众。
西塞罗只要一谈到罗马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事情，就义愤填膺地对其谴责；
但他却只字不语罗马人胜利后对待战俘的种种暴行。
很明显，在他眼中，一个外邦人和一个罗马人不属于同一类人。

富人永远处于猜疑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是贫穷的或者曾经贫穷而向往荣耀。］

其中一个民族急于改变，过去令他感到不快，现在使他感到厌烦，对他而言，
似乎只有未来值得思考。他蔑视年龄，嘲笑经验。他永不停歇地制定、撤销、
修改他的法律制度。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一切都被他那不知疲倦的活动力所修改，
甚至是供养他的土地。各种优势触怒并伤害他。他甚至仅以不赞许的目光看待平民的财富特权。

另一个民族则拜倒于过去，他将来自古代的所有事物视为他所崇拜而尊敬的东西，
不是因为它们是优良的，而是因为它们是古老的。因此，他无意修改他的任何法律制度，
如果具备不可抗拒之势的时间迫使他脱离某些方面，
为了使他自己相信他仅仅是在祖先的成就中发现了它并且仅仅是发扬了祖先们已经拥有的某种思想，
他会在任何微妙之处诉诸祖先。千万不要寄希望于他能认识到自己是革新者；
尽管他在其他方面是一名强大的逻辑学家，但他仍然赞同荒谬之理，
而不承认自己犯下了这么大的罪过。他对各种各样的优势充满崇拜，
他似乎将出身和财富视为天生而不可动摇的权利［特权］，认为其能够使某些人操控社会
［在页边空白处：财富被视为一种德行而出身被视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权利］。
在他看来，穷人几乎不能被视为人。此外，他对此充满自豪，
他认为他能够充分肯定自己的伟大，因而无须要求普通人承认这一点，
他对自己的评价高于一切，因而他不需要他人的赞许。法律是贵族的。

如果米尔顿没有将人类的情感赋予恶魔和天使，
那么他永远无法成功地令我们对［空白（编者注）］的命运感兴趣。

贵族统治会产生伟大的奉献和巨大的仇恨。
民主会使所有人拥有一种安宁的仁慈。意气相投较少，但更为普遍。

由于在英国，贵族阶层还是十分傲气的，并且贵族阶层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
所以每个人随时都在担心别人会滥用他的亲善待人来获得好处。
由于不能第一眼就看出所遇到的人是属于哪个阶层，所以人们总是谨慎地避开与他人交流。
人们害怕受他人的一点儿小恩小惠就与之结下不当的友谊，
也担心别人对自己的帮助是带有目的性的。
人们总是避开他人客套的奉承，也尽量避免与他人结怨。

如果两个美国人在异国相遇，他们很快就能成为朋友，只是因为他们都是美国人。
他们之间不存在将两人隔开的成见，而相同的国籍则将他们带到了一起。
然而对于两个英国人来说，相同的血脉是不够的，
同属一个阶层才会让他们相互靠近。

第一，由于社会阶层从未受到质疑以及由于特权是与不能剥夺和无可置疑的血源优势相联，
人人都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并且没有人害怕遇到想要取代自身地位的入侵者，
或者因为与某个不明人士接触而在不知不觉间降低到较低的社会阶层。

第二，由于出身和财富仅赋予了较小的优势，
并且无法使拥有它们的人处于极其与众不同或者令人向往的阶级，
故与社会等级较低的人进行接触尚不足为惧。

而在像英国这样构建于财富之上的贵族社会中，特权极大且享有这些特权的身份往往受到质疑；
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恐惧，你会害怕自己可能因为做某事而降低身份。

美国人正如其他严肃而又认真的民族一样，有着强烈的报复心和易冲动的脾气。
要是有人冒犯了他们，那他们几乎会记上一辈子。
但话又说回来，想要冒犯他们也不是件轻易的事情，
他们的脾气虽然起得缓慢，但也同样消失得缓慢。

当一个有钱的美国人来到欧洲时，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购买一身奢侈的行头，
他害怕别人只是把他看作民主社会中的普通一员，于是想方设法地在别人面前展现他的财富。
他通常会在城市里最为繁华的地方入宿，身边时常围绕着数名仆役
（他还会觉得自己没有被服务周到，经常对他的仆人们发火）。

物质环境的平等会让人感觉个人的独立，同时也会显露出人的弱点。
人们虽然自由，但却遭受着各种意外的威胁。然而生活经验却很快地让人们学到，
尽管他们不习惯于接受他人的帮助，可有时候没有这种帮助的话，那真的是寸步难行。

而在欧洲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事，同一行业的人之间很乐意互相帮助，
他们遇到的都是相同的苦难，这一点就足够让他们试着互帮互助了，
不管他们在别处是如何的冷酷无情或者自私自利。
因此只要他们中的一人遭受危险，而他人只要牺牲一小点儿或者有着一点儿冲动就能救助他时，
大家就会尝试着帮助他。这并不是说人们被他的命运所深深触动，
要是人们发现自己所做的都是无用之功，便会立即将之抛诸脑后，回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中来。
人们彼此之间有一种无意的心照不宣的协定，
那就是这次我帮助了你，那下次我需要帮助时那你就得还我的情。

一个曾在欧洲旅行了很长时间的美国人有一次这样对我说：

英国人对待他们的仆人十分傲慢，而且规矩十足，让我们感到很吃惊。
但相反地，法国人对待他们的仆人却友好随便，
或者说在他们的待人之道中有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礼貌谦恭。
可以说他们会顾忌向别人发号施令。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

这样的评论是完全正确的，我也曾数次下这样的定论。
我一直认为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英国的主仆关系是最为紧张的，而法国却是最为轻松的，
我从未在其他国家见过比英国人地位更高的主人，也未见过比法国人地位更高的仆人。

贵族的章程对仆人阶层的想法和民俗的影响一点儿也不比他们主人的少，
并且尽管产生的效果不同，但仍可以轻易地看出它们产生的原因是相同的。

二者都是在大环境中构成小型的社群，而且在其构建之中和之后，
一些错与对的固定的概念也会相应地产生。人们生活中的不同行为在一些人眼里似乎从未变过。
在仆人阶层和主人阶层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很大。
他们承认固定的条例，并且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只是依照公众意见的走向行事。
井然有序的公众习惯和制度起着主导作用。

这些人的命运就是服从，显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光荣，什么是美德，什么是正直，
什么是荣誉，同样，他们的主人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却创造了一套作为奴仆的光荣、
美德和正直，并且他们想，自己这样做能否得到这种奴仆的荣誉。

你可不能觉得因为地位低下，那这个阶层里的人都会有一颗卑劣的心，这是大错特错的。
不管这个阶层是如何的下等，在这个阶层中的上流人士只要他不想往另外的阶层进发的话，
那他就会处在一种贵族般的地位，也会因此提升个人的思想高度，
产生高尚的尊严和自尊，因而为具备良好的美德和杰出的行为打下基础。

在贵族阶层中，穷人从出生就开始被训练，不管他们的眼睛看向何处，
眼前都要立即浮现出阶级制度的图案和服从的景象。

于是在社会现状长久不平等的国家中，主人通常能轻易地得到仆人的迅速、
尽心、恭敬和舒适的服侍，因为后者对前者十分敬畏，不仅是对其主人的敬畏，
更是对主人阶层的敬畏。主人更是将整个贵族制度的重量压在了仆人们身上。

他对他们的一举一动发号施令，有些时候甚至直接操控他们的思想。
贵族制度中的主人，经常，甚至无意之中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仆人的观点、
习惯和习性。这种影响甚至延伸到超出了他权力范围的事情之上。

在贵族制中，仆人们处于一种附属的地位，他们不能自行离开，因为离了现在的主人，
也会有新的上层阶级限制着他们。一方是默默无闻、贫穷、永远服从，
另一方却是荣耀、财富、永远统治。这种物质环境永远不同，
并且永远封闭，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和这些环境一样耐久。

在这种极端里，仆人最后会变得对自己冷漠，厌恶自己，自弃，
或者将自己完全让他的主人掌控，然后创造出自己臆想的人格。
他会将自己隐藏在主人财富的光辉之中，为主人的荣耀而自豪，
因主人有着高尚的品格而提升自我，在虚构的富丽堂皇中得到满足，
有时甚至比这些财富的真正占有者更全心全意地对待它。

在任何时候，仆人都可以转变成主人，他们也随时都渴望变成主人。
如此，仆人和主人就没什么不同。

那为什么主人有着权利去命令仆人，而仆人必须服从呢？
是因为他们有着双方都你情我愿的暂时的协定。他们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
只是因为暂时的合同让他们之间有主仆的关系。在合同条款之内，他们一个是主人，
一个是仆人，而在条款范围之外，他们是两个公民，两个平等的人。

在北方，大多数的仆人都是被解放的奴隶，或者被解放的奴隶的后代。
这些人在公众意见中处在一种备受争议的地位上。法律使得他们在阶级上更接近他们的主人，
民俗却顽固地排挤他们。他们自己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
于是他们总是表现得很傲慢无礼，要不就卑躬屈膝。

法律，还有部分舆论宣称，主仆之间本就没有与生俱来和永久存在的优劣之分，
但这种新的观念并没有深入主人阶级的内心，或者说他在本能地抗拒。
在主人的内心深处，他仍觉得他自己地位特殊，高人一等，但他却不敢公开表述出来，
只能不情愿地任自己处在普通水平。他发号施令时变得既胆怯又困难，
而且他感觉自己对他的仆人已经没有了源自长期处于上位的保护欲望与乐善好施，
并且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不仅他自己变了，他的仆人也发生了变化。
他希望他的仆人，或者说仅仅在家庭生活中所暂时处于他仆人地位的人，
有着固定的习性，会为他所处的仆人的地位而感到满足和骄傲，
虽然他迟早会摆脱这个身份。他希望他的仆人会对一个既不保护他，
但也不残害他的人效忠，最后永久地成为那个与他相似，但却没他活得久的人的附庸。

在贵族制社会中，做家族的奴仆并不会让一个人觉得地位低下，因为他们不知道，
也没想象过其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与主人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是上苍的神秘法则造成的，是必然并且不可避免的。

不得不承认，民主的律法有力地倾向于增加地主的数目，减少佃农的人数。

在贵族制社会中，佃农想租田地，不仅得付出钱财，还得向地主表示尊敬，
关心并服务于他。而在民主制社会中，佃农想租用田地只需要付钱就可以了。

由于土地的所有权被分割，财富也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各处消失，
美国各地充斥着这样的情况，一些人的过去的财富正在慢慢消失，
而新起的富人对财富的需求的增长比他们的资源增长更快。
对他们来说，哪怕一丁点儿的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中没人会让任何可以赚钱的机会溜走，或者会让自己的财产损失一点点。

随着社会阶级的融合，极度富有的人和极度贫穷的人变得越来越少，
地主和佃户之间的社会差距也越来越小，没有人天生就无可争议地高人一等。
对于两个拮据的人来说，他们之间的租约除了谈钱还能谈什么呢？

贵族制社会并不会向一个凡人一样一日之内就消亡。
其社会观念在法律条例的制定之前将在人们的内心中慢慢被摧毁。
于是在对抗贵族制的战争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你都能看到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联系的纽带一天天地变松。
一方的冷漠与蔑视在逐渐减少，另一方的嫉妒与憎恨也是。
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奇怪，也更不那么平和了，租约的价钱也越来越高。
这并不是民主革命所带来的后果，但却一定是它来临的预兆。
一个让人民离了心的贵族制度，就像是根须枯死的大树，它生长得越高，就越容易被风刮倒。

五十年来，不仅在法国，而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土地的租金都增长得吓人。
而在我看来，同时期的农业和工业的增长却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你必须寻求另一种更有力同时也更隐秘的因素。
我认为这个因素应当在已经被几个欧洲国家所采用的民主制度中去找，
也应当在动摇了其他欧洲人的民主之情中去找。

我经常听一些英国的大地主说，他们由衷地为自己感到高兴，
他们从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中获得了比他们的父辈获得的更多的财富。

也许他们的自鸣得意是对的，但很显然，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应该得意的是什么。
他们觉得自己仅仅通过交换，就赚取了眼前的利润。
他们为了金钱所放弃的是他们的势力，他们所得到的是钱财，失去的却是权力。

一场浩大的民主革命将要完成或者即将来临时还有另一个清晰的预兆。

在中世纪，土地几乎都是永久地租借出去，或者至少有很长的周期。
当你对那个时代的国内的经济进行研究时，
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长达99年的租约比现在的20年的租约还常见。

那个时候的人都相信家族的永垂不朽，那时候的社会状况看起来将是永远固定的，
并且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不可动摇的状态，没人会想象社会中会发生什么变动。

在讲求平等的几个世纪里，人的思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觉得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思变占据了人们的内心。

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中，地主和佃户自身对于长久的租约都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
他们害怕现在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合约在以后的某一天会变成他们的羁绊。
他们害怕面对自我，他们害怕当他们尝到变革的甜头以后，
会懊恼自己不能摆脱以往所渴求的事物。这种担忧也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在民主制的几个世纪里，在事物的发展中，最容易改变的，是人心。

在贵族制社会中，佃户支付的田租不仅仅是金钱，还得向地主表示尊敬、
关心并服务于他们。而在民主制社会中，田租仅指金钱。

由于家族与土地之间的永久性关联已经不复存在，
地主与佃农只是偶尔碰面并商量事情的陌生人。

由于财富在不断划分，地主总是想要得到并害怕失去财产。
他严厉地限定他享有权利的一切事物。

地主和佃农拥有相似的思维习惯和相似的社会地位。
对身处拮据环境的两个平等公民而言，租赁合同的标的除了金钱之外别无他物。

当你拥有100个佃农的时候，你乐意在金钱上做出一定牺牲来赢得他们的青睐。
你不会关心某一个佃农的意愿。

在大地产仍然存在且风俗和法律使这些大地产的所有权固定于同一家族手中的贵族制社会中，
地主并不将出租自己的土地视为使自己更加富裕的唯一目标，
有时甚至不将其视为他的主要目标。与他打交道的佃农在他看来并非陌生人。
佃农们的祖先与他的祖先生活在一起；他的孩子们会在佃农们的孩子中长大。
他们的命运与他绑在一起，回忆和希望的链条将他与他们连在一起。
因此，地主想要的不仅仅是佃农们承诺向他支付的租金，而且想要得到他们的尊敬和喜爱；
而且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对这些每天生活在他周围的人施加太过苛刻的义务，
毕竟他们的安康或疾苦都呈现在他眼前；而他有能力这样做，因为他享有极其富足的财产。

在一个贵族制国家中，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地主无法离开热心的朋友、
忠诚的仆人和乐意为他效劳的佃户。
这些人就像是帮助他控制周围的人口并按照他的意志操纵这些人口的工具。
通过他们，他成功享有最大的保证财富的非物质优势。因此，他们的支持必须被收买。

因此，在贵族制国家中，［佃户农场］土地的价格不仅仅是金钱，
还有佃户对地主的尊敬和喜爱以及服务。


随着社会等级制度的不断消失，上层阶级身份逐渐降低，下层阶级身份不断提高，
财富和贫穷也停止了代代相传，你可以看到雇工和雇主之间的距离在日益减小，
不论在看法上还是在实际上。

工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权利、自己的未来，对于他自己，都有了更高层次的认知，
新的抱负、新的渴望充斥着他的心，新的诉求也困扰着他们。
在任何时候，他们眼中都装满了对能从雇主那里获得的利益的极度渴求，
他们想法设法让自己的劳动获取最高的报酬，并且通常都能成功。

在民主制国家中，像其他国家一样，
许多工厂的领导人在财富和受教育程度上并不比他们雇佣的工人高。
这类工厂企业家十分常见，他们的利益体系不同，
所以他们之间想要达成一致或者齐力合作非常困难。

从另一方面来说，几乎每个雇工都有自信的才能，
使得他们在得不到自己的劳动应得的回报时，拒绝付出劳动。

这两个阶级长久以来关于薪水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力量也因此被分割开，
并且风水轮流转，没人是这场斗争的常胜者。

平均来说，在这场拉锯战中，工人阶级的利益权益获胜得较多。
如今他们已经争取到的日益高的薪水使得他们对雇主的依赖性越来越小，
并且，他们越独立，就越容易争取到更高水平的薪水。

我将以大家最为熟悉的一种产业——种植业——作为例子来说明，
这个产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盛行的。

在法国，大部分出租自己的劳动力为他人耕作的人都拥有自己的小片田地，
这使得他们就算不为别人工作也能勉强维持生计。
当这部分人向大地主或邻近的农场主提供劳动力时，要是薪水太低的话，
他们便可以留在自己的田地里，等着更好的受雇的机会。

我认为从总体角度来看，
你可以说薪酬的缓慢而又不断的增长是民主制社会的一种基本法则。
社会生活条件越平等，薪资水平便会提高，
薪资水平越高，社会生活条件便会变得更平等。

由于创办大型产业机构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能创办这种产业的人非常少。
由于他们的人数少，他们就能轻易地联合起来，制定让他们满意的工人薪水。

相反的，工人的数量却很多，并在一直增长，因为产业效益偶尔会好的离谱，
薪资水平就会毫无预期的增加，从而吸引了周围的人来从事生产。
然而一个人一旦开始从事这个行业，他就不能轻易地摆脱它，
因为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会养成习惯，使得他们将不再适合从事其他工作。
这类人通常受教育程度低，不勤劳，还不喜欢动脑。因此他们只能依附他们的雇主生存。
要是因为竞争或者其他偶然的情况使得雇主收益减少，
那他也许就会随意地缩减工人的工资，轻易地从工人身上找回自己的损失。

要是他们联合起来罢工的话，富裕的雇主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
等着工人们迫于生计回来工作，而自己却不用遭罪。
而工人为了糊口，就不得不每天都工作，
因为他们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其他能维持生计的东西。
长期的压迫使得他们变得贫穷，而变得越穷，他们就越容易被压迫。
这是一个他们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

为何在商业科学现状和习惯中存在一种相反的趋势，
其使资本聚集在少数大工厂主手中，并使工人的依赖性最大化且处于极端贫困之中。

但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存在某些非常重要的产业，为了赢得利润，
其必定从一开始就拥有巨大的规模，其拥有大量资产、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极高的声望。
在这些产业中，雇主为了获得原材料和工具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工人仅需提供劳力。
你从一开始就能够理解工业企业家必然期待获得巨大的利润，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也不会冒着失去他们已经拥有的财产的危险来追寻小利益。

所有社会最初都是在贵族制度下组建起来的。此时的工业同样符合这个原则。
“当今的工业体现出了贵族制度中固有的所有优势和弊端。”
1. 为什么我可以说某一个产业的构造是贵族制的？
2. 为什么这种构造趋向于压低薪水？它所具有的贵族特点。
只有少数人能够运作它，因为为了从这个产业中获得利润，
你必须拥有巨大的资产、极高的声望和极广的关系。

它使少数被称为工厂主的产业者对立于众多在工厂中工作的被称为工人的无产者，
后者在三个世纪前属于耕作土地的农业人口，他们没有所有权意识，也不知道逐步分享利益。

穷人和富人没有被永远结合在一起。

穷人很难变成富人，但富人可以轻易变成穷人，如果他们保持富裕，
他们不会总是与相同的穷人打交道。

由于工厂主数量极少，他们能够轻易达成协议并仅向工人支付一定的报酬，
如果有人拒绝他们提出的条件，他们可以等待而不会对自身造成损害。
而工人很难达成这样的协议；如果他们不能一击制胜的话，他们会死于饥饿。

工人是仅拥有双手的穷鬼，他每天都需要使用他的双手。

每个人都发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家庭中的成员之间有了一种新的关系，
父子之间的距离被缩小了，父辈的威严就算没有消失，也至少变少了。

随着美国的孩子长大成熟，父亲对子女的约束和服从的要求一天天松懈。
掌控自己的思想以后，美国的年轻人很快就能掌控自己的行为。
严格来说，在美国没有青春期这一说法。一个人从小孩子长大成人以后，
便会显露出自己的个性，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

要是你觉得这个过程是会伴随家庭的争执，孩子需要对父亲限制自己的自由暴力抗争的话，
那你就错了。同样的生活习惯，同样的生活原则使得子女更加独立自主，
他们的父亲会认为这种独立是他们不可否认的权利。

在贵族制和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中，权利从来不会下放到被统治的人群中。
由于人与人之间有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只要你做出限制，其他人就会跟随你的命令。
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家庭，适用于其他的组织，只要那个组织存在首领的话。
在贵族制社会中，严格来说，只有父亲才与社会发生直接的关系，
而子女只能通过父亲来与社会联系。社会管理父亲，父亲管理子女。
所以说父亲拥有的不仅是物质的权利，还有下达政治命令的权利。
他是家庭的发起者，也是家庭的维持者，同时，他还是家庭的治安者。

在民主制国家中，由于政府的权利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需要遵循同样的律法，所以并不需要这样一类中间人。
在法律眼中，父亲只不过是比子女年长一些并且富裕一些的公民。

当人们沉溺于过去的记忆，而不是专注于现在的生活，
当人们更关注祖先的思想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时，
那父亲这个角色就是过去与现在的一种自然和必然的纽带，是这两条链条相接的链环。
因此在贵族阶层中，父亲不仅是家庭中政治的首领，也是传统的承载者、习俗的传承者、
道德的仲裁者。他说话时你得洗耳恭听，
你与他相处时得毕恭毕敬，对他的爱要带着敬畏之情。

如今，在民主制社会中，这种占有少数财富的阶级正是能够给思想以力量，
塑造民族风气的阶级。它同时也是能制造舆论的阶级，比如他们的意愿盛行于世，
即便是最初最抗拒他们的人，最后也将之作为榜样，受之引导。
我就曾见过激烈抵制民主制的人最后允许他们的子女称呼他们为“你”，而不是“您”。

在贵族家庭中，由于长子继承大部分的财产和权利，于是他便是他所有兄弟姐妹中的领头人，
在某些方面扮演的甚至是主人角色。他独占权利和地位，而其他人只是他的附庸。
虽然如此，也并不是说在贵族制社会中，长子只用特权来为自己谋取好处，
他身边的兄弟也并不会只嫉妒他和厌恶他。

长子通常会竭尽所能地帮他的兄弟获得权益，因为家族的辉煌通常会反射出家主的能力。
次子们也会尽力协助长子的事业，因为家族的首领兴旺发达了，
他才会更可能提携家族里的其他分支。

所以贵族家庭中的各个成员都是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利益与共，
意见统一，但他们却很少理解对方的想法。

一个富人和他的家庭之间的关系是淡薄而严肃的。他仅在仆人的簇拥下出现；
他的儿子们只能在远处仰望他。生意、享乐、家庭教师和男仆将他与他们分隔开来。
如今，在贵族制社会中，富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团队和固定的联盟，
他们既制定风俗也制定法律。

美国女性在达到适婚年龄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就开始从母亲的庇护下逐步地独立，
当她们还未完全从孩童时代走出来时，就已经能独立思考，独立交流和行动了。
大千世界不断地展现在她们眼前，社会的场景一天天地进入她们的视线，
而不是被大人们隐藏起来。她们还被教会用一双镇定和冷静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
这样，社会的丑恶和凶险很快就被她们认识到，她们也能清晰地判断，
无畏地面对它们，而不是天真烂漫地心存幻想，因为她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信心，
她身边的人也是这样。

因此在美国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中，你几乎不可能在她们身上感受到童贞的幼稚，
而通常在欧洲，女孩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伴随幼稚和天真无邪的优雅。
在美国，不管是什么年龄的女性，都不会有孩子般的幼稚和无知。
如欧洲女孩一样，美国女孩也想天真讨喜，但不一样的是她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代价。
她没有投身邪恶，但至少她知道邪恶，与其说她有纯真的心灵，
不如说她有着端正的品行。

美国的年轻的女性在轻快的谈话中总是能轻车熟路地避过各种圈套和陷阱，
这让我对此常感到非常吃惊，甚至心有余悸。
有些连学者可能都要摔倒上百次的小道，她们都能无惊无险地轻易通过。

实际上人们可以轻易地发现，美国女孩即便在很年轻的时候，都能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
她们享受被允许的享乐，但却不放纵，并且她们从来不会失去理智的控制，
尽管有时看起来她们的理智对她们自己的控制很松散。

他们早就看到，在民主制度里，每个人的独立性会变得很重要，年轻人会变得早熟，
爱好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习惯会发生改变，
公众舆论通常会变得不确信或者没有公信力，
父亲的权威会变弱，婚姻的约束力会受到质疑。

美国既是一个清教徒的国家，美国人同时又是一个商业的民族。
因此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工业习惯使得他们要求女性必须有自我克制的能力，
并且牺牲自己的享乐来投入事业，而这种情况在欧洲是非常少见的。
因此，一种统治了美国的无情的社会舆论将女性封闭在了家庭利益和家庭职责的小圈子里，
无从逃脱。年轻的美国女性一进入到社会中，便发现这种观念已经牢牢地建立了。
她看到了从这些观念衍生出来的条条框框，不久就确信自己只要一刻逃离了她所处时代的这种规则，
那她的平静的生活、她的荣誉，甚至她的社会地位立刻就会受到危害。
并且她坚定的理智和教育赋予她的刚毅习惯使得她逆来顺受。

你可以说是独立自主的习惯使她在牺牲自身时，
获得了忍受自我牺牲的勇气，不反抗也不抱怨。

同时，美国女性陷入婚姻的约束并不是像因为单纯和无知而陷入设好的陷阱一样。
她受过的教育告诉了她将要遇到的事，是她自己自愿地披上婚姻的枷锁的。
她无畏地忍受她的新的生活处境，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由于在美国，父辈的约束是很宽松的，而夫妻的纽带却很紧，
因此年轻女性会经过慎重的思考和深思熟虑后才会选择婚姻。
两个人草率结合的情况是几乎见不到的。
因此，美国女性只有在她们的理智得到锻炼和成熟发展以后才会步入婚姻殿堂，
而不是像其他国家的女性那样只能在婚姻生活中锻炼和发展自己的理智。

一旦到了找丈夫的年龄，受到社会自由的观点开导和锻炼的冰冷严厉的理智便会告诉美国女性，
哪怕一点点自由独立的思想都将会成为婚姻纽带中的麻烦，而不是愉快。
年轻女孩的娱乐行为可不能成为作为妻子角色的消遣，也不能作为夫妻生活幸福的来源。
一旦她提前看清楚了这唯一的通往家庭幸福的道路并迈出了第一步，
她就会一直不回头地走下去。

美国的年轻女性表现出的意志力，
这种在作为妻子后毫无怨言地低头接受她们新生活中的严格职责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力，
在面对生活中的磨难时也能体现出来。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人民的命运反复无常。
在一生之中，一个人的地位不断上浮和下沉，从富裕变得贫穷，
这在美国一点儿也不罕见。

正如我第一本书所说的，大部分去往荒无人烟的西部的探险家都是北部的英裔美国人。
这些大胆的追求财富的人种，有一部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本来是有着舒适的生活的。
他们带着自己的伴侣，共同品尝创业初期的艰难险阻。
我经常在蛮荒的边疆遇到年轻的女性，她们刚从新英格兰的优渥环境中成长起来，
几乎没有过渡地从父母的豪华别墅中来到了森林中草草搭建的小屋中。
疾病、孤独、无聊并没有击垮她们的勇气，她们的面容变得憔悴，
她们的神情却很坚定。她们显得既忧郁，又十分刚毅。

我丝毫不怀疑这些年轻的美国女性在她们的初等教育里就已经积累了这种内在的力量，
这种她们之后将会用到的力量。

所以美国的年轻女孩同样也学到了作为妻子的要领，角色虽然发生了转变，
生活习惯也发生了改变，但精神却没有变。

有学者和历史学家曾说过，或者说曾表明过，
女性的道德情操是根据她们居住的离赤道的距离决定的。这是逃避问题最廉价的办法，
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个困扰着人类的难题之一只需要一个地球仪和一个指南针就可以解决了。

在贵族制国家中，婚姻的目的在于财富的结合，而不是人的结合。
因此有时候男方还在读书，女方还在嗷嗷待哺时，他们就定下婚约了。
因此这种为了利益而结合的夫妻之间貌合神离是不足为奇的。
这是婚约的本质自然地造成的结果。

但是相反的，当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的对象，没有外部的阻碍或者指使他时，
男女的互相吸引往往只是靠两人相似的观点和相投的兴致。
这种两人的相似和相投又能使两人关系更加稳固。

在民主制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参与政治或者参与某一行业领域；
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财富的不裕，女性只能被迫待在家中，仔细打理各种家务内事。

所有的这种不同的并且必须承担的角色劳动就像许多天然的屏障一样，
将夫妻生活分割开来，使得一方的需求变少减弱，也使得另一方更容易拒绝。

所有生活在民主时代的男人，或多或少都沾上了工商阶级的思维习惯，
他们的头脑思维严肃，精于计算，积极活跃，他们不会寄情于远大的梦想，
眼前的能随时实现的目标才是他们自然而必须的追求。
如此，平等并没有毁掉想象力，但却限制了它，让它只在地球上盘桓。

没人比民主国家的公民更不爱幻想了，你几乎见不到会独自无所事事整天空想的人，
尽管这思考的行为通常在眼前就能发生或者能产生心潮的起落。

在法国不断进行转变的五十年里，我们没有得到什么自由，得到的只有混乱。
在这种公众的普遍困惑和社会舆论的紊乱中，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公与不公、
是与非、应当与实际相互交织的社会状况中，公共的美德观念变得不确定，
个人的道德准则也开始动摇。

而所有的革命，不管它发起的目的是什么，发起人是谁，最初都造成了相似的影响。
即便其中有些最终使道德纽带更紧密的革命最初都是放松了这条纽带的。
所以我们正经历的这种无序的状态并不会长时间地持续下去，
一些奇怪的征兆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没有什么比失去了权力，但保持了财富的贵族更腐化了，他们除开庸俗的享乐之外，
都还有大把闲暇时间。他们以前那种使家族兴旺的活力热情和伟大思想已经消失了，
你现在只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各种数目众多的卑劣恶习，就像跗骨之蛆一样附在贵族身上。

要是说上世纪的法国贵族相当放荡的话，没人会有反对意见。
但其他阶层的人在道德上仍保留着对古训和祖上信仰的尊敬。

法国大革命瓜分了贵族的财产，要求他们勤奋工作，专心持家，让他们和子女一同生活，
最终使得他们的思想更为有条理，也更严肃，这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尊敬宗教信仰，
热爱纪律，爱好和平，喜好家庭之乐，乐善好施。而法国其他阶层的人，
原本天生就拥有这些美德的人，为了推翻法律和政治习惯，走上了通往制造混乱的路。

民主制社会中的人有时似乎比贵族制社会中的人更堕落，
但在这里，你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表象所蒙蔽。

平等的身份没有使人们变得不道德，但是不道德的人是彼此平等的，
不道德所造成的影响更容易呈现出来。

在拿走他们的权力之后，他们会自行摧毁剩下的一切。在他们那淫秽的生活中，
他们甚至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培养能够装点门面的知识品位。
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沉湎于康乐，并在马和狗身上寻求不能控制国家的慰藉。

美国是世界上最为重视两性行为的分界线的国家，也是一个希望两性同时平等地，
但却依照不同道路发展的国家。你不会看到美国女性在家庭事物以外施展拳脚，
经营生意，或者进入政治圈子等。你也不会看到女性被逼迫下田耕地或者做其他重体力活。
还没有一个家庭会穷到破这样的例。

美国女性通常有着女性的理智，又有着阳刚的活力，外表却表现得很纤柔，
并且总是表现得像一位优雅的女士，尽管她们内心有着男人化的一面。

在欧洲你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男人极尽所能向女人溜须拍马的时候，都带有某种轻蔑。
尽管欧洲男人经常将自己看作女人的奴隶，
你都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真正地将女性看作与自己平等。

在美国，女性很少被奉承，但是她们每天都能受到别人的尊敬。

在民主社会中，仪态举止绝不会像贵族社会中的人一样严格要求，但也绝不会显得粗鲁无礼。
你既不会看到百姓言语粗鄙，也不会看到大人物们出口成章。
民风民俗通常平凡无奇，但绝不野蛮或者卑贱。

我之前说过，民主社会中不会产生随机应变的行为准则。这既有利也有弊。
在贵族社会中，礼貌的原则被强加在每个人身上，要求人人举止一致，
这使得处在同一阶层的所有成员都彼此相似，哪怕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和爱好，
人们的天性也被粉饰隐藏了起来。而在民主社会中，人们并不精通仪态举止的准则，
这种准则也没有被严格要求，但比起来，他们更显真诚。
他们的关系就像没有经过精心编制的薄纱一样，
每个人的真挚的情感和个人的看法都能透过它被清晰地看到。
因此人们举止的形式和本质往往和谐一致，人的外在越不花哨，那就越真实。
这就是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民主的影响并不是给人们特定的仪态准则，
而是避免人们有相同的准则。

贵族礼仪随着贵族的消失而永远消失，甚至是关于贵族礼仪的喜好和观念也未能幸免。

当然，一旦你充分理解了社会状态和政治法律自然引发的各种后果，
你就可以凭借上千种方法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状态和政治法律做出评价。
在这一点上，一个旅行者所发表的最微不足道的言论如同哲学家们发表的透彻评价，
能够带领你走向真相。一切事物既在道德人的性情上相互协调，
又在其物理性质上相互协调，我认为只要了解一个人的一个观点或一种习惯，
就能够设想出这个人的全貌，就像居维叶通过观察一个器官就能够重现整个动物的完整身体那样。

如果你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按照他的喜好打扮自己，按照他的意志发表见解或者保持沉默，
接受或者拒绝被普遍认可的规划，使自己服从于通行规则或者毫无顾忌地逃避它，
如果每个人以某种方式脱离常规，并且能够轻易使自己得到豁免，不要笑；
思考和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些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使它们产生的原因是严肃的。
你所看到的是一场大病的最细微的症状。可以确定的是，
当每个人认为自己有权利独自决定一件衣服的款式或者语言礼仪的时候，
他会毫不犹豫地依靠自身对所有事情做出评价，而当小小的社会公约都难以被遵守时，
根据这个事实可以知道巨大的社会公约之中正在发生重要的变革。

民主制社会中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你可以在那里找到有权势的人，
但找不到有权势的家族，或者是那些几代人都拥有显赫地位的世袭制家族；
即便偶然存在几个这种类型的家族，他们也不会自然地或紧密地相互附着，
不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个单独的机体。
因此，他们不能以详细而不变的方式控制其成员的外在行为。
即使他们有意这样做，他们也缺乏充足的时间。因为尽管他们付出努力，
但是他们每天都被可以席卷一切的民主运动的洪流所卷走。

在贵族社会中，人们纵情沉溺于纷杂骚乱的享乐之中，使自己从现实的痛苦沉思中解脱出来，
而民主制社会中的居民却不愿意这样放纵，他们一旦迷失了自己，就会感到很后悔。
相比于这种不务正业的狂欢，他们更喜欢那种严肃而安静的，
像工作一样的放松娱乐，这可不会让他们醉的连姓什么都不知道了。

美国人不会像与他同职业的大部分欧洲一样，一到休闲时间就跑到广场上愉快地跳舞，
他会回到家中，独自小酌几杯。他既想着他的买卖，
又体面地喝个小醉，同时享受着这两种快乐。

我相信美国人的严肃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来源于他们的自尊。
在民主制国家中，一个穷人也会认为自己的价值很高。他对自己十分满意，
并且确信别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他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辞和行为，
从不放纵自己，害怕别人发现他的缺点。他认为，要想表现得高贵，自己必须保持庄重严肃。

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会觉得自己很可悲，事实是完全相反的。
没有人比生活在民主制社会中的人更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价值了，
要是你把他们从困扰着他们的操劳中解救出来，他们反而会觉得生活索然无味了，
他们喜欢操劳的程度比贵族喜欢享乐的程度还深。

美国人总是有着镇定的态度和冰冷的仪表，但是，
他们有时候却因为一时的激情或者未经大脑的思考就跨越理智的界限，
做出不合常理的事情，并且他们还很认真地去做这些荒唐的事情。

这种反差却并不让人吃惊。

有一种无知产生于极端的公知。在暴君专制的国家中，人们不知道如何行事，
是因为没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而在民主制国家中，
人们经常随性行事是因为他们的渴求驱使他们这么做。
第一类人是不知道怎么做，另一类是忘了应该怎么做。
这两种场景中有着大量的细节，然而基本的特征却消失了。

你会感到奇怪，在自由的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中，公务员不会受到自己轻率的言论的连累，
而在君主专制的国家中，
不小心从嘴里蹦出的几个词就足够让他永远丢掉饭碗，并且没有办法挽回。

在贵族社会中，每个人一直追求的目标都是唯一的。但是在民主社会中，
人的生存目的却极为复杂，要是一个人不同时怀揣几个目标的话那才奇怪了，
并且这些目标还是不相干的。由于他不可能实现所有的目标，
所以他们对于生活的不完美是很容易满足的。

民主制国家的公民即便感受不到生活需要的压力，至少也会感受到自己欲望带来的压力，
因为在他周围环绕的财物，没有一样是他不能得到的。
所以他总是匆匆忙忙地去做所有的事情，只要有一点点进步就会很满足，
除了思考自己的行为以外，他一刻也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

他的好奇心既是贪得无厌的，但同时又容易因为一点点事情而满足，
因为他更重视很快地获得新知识，而不是精通已有的知识。

美国人在与其他国家的人相处时，对于一点点指责都表现得很不耐，
却总嫌赞美之词不够多。只要一点点的赞美就能让他们高兴，而不论将他们捧得多高，
他们都不会满足。他们还会缠着你，让你对他们大加褒奖，并且，
要是你拒绝了赞美他们的请求，他们都还会自我赞赏一番。
你可以这样说，他们连对自己的优点也会产生怀疑，所以才会每时每刻都想得到别人的肯定。
他们的虚荣心不仅贪婪，还很焦虑和容易嫉妒。这种虚荣心总是向别人索取，
但又不给予，总想听别人的恭维之词，但又好和人争吵。

英国人总是很平静地欣赏他们的国家真正拥有和他们自诩拥有的优点。
即使他不称赞别的国家，他也不会要求别人称赞自己的祖国。
对于其他国家的人的贬低之词他也不会感到恼火，称赞之词也不会让他高兴。
他以一种傲慢和无知的态度面对着全世界。他的骄傲不需要培养，它自给自足。

在贵族制国家中，大人物们拥有无边的特权，他们的骄傲就来自这些特权，
不需要用无须重视的优点来培养。由于他们的这种特权是世袭的，
因此他们认为这种骄傲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
或者至少是他们天生的权力，骨子里固有的。
所以他们看待自己的高人一等时是很坦然的。他们不会向别人炫耀自己的特权，
因为没有人会否认它们。他们认为这些特权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不会挂在嘴上。
这些特权十分稳固，独享堂皇，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
根本不用他们向别人展示，他们也十分确定没人能从自己身上拿走这些特权。

在民主社会中，由于人的身份极易改变，人们的优越总是随着人的地位改变而改变。
这就造成了人们总是喜欢向别人展示，以向别人和自己证明他确实有这些优势。
并且由于这些优势随时都可能从他身上消失，因此他们便以此为警诫，努力奋斗，
来证明他们将一直拥有这些优势。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人爱他们的祖国就像爱自己一样，
并把个人的虚荣的习惯延伸到了民族虚荣心上。

英国人的民族虚荣心是慎重而傲慢的，它既不会承认也不会要求任何东西。
［在页边空白处：本章或许应当被删除。］
美国人的民族虚荣心是急切而好争吵的，其总是寻求赞美。
在这一点上，英国人的民风延续了贵族式思想，其拥有一种无法估量且不可剥夺的优势，
他们逍遥自在且充满自豪地享有这种优势。

同样的，美国人将他们的私人虚荣心转移到了他们的国家虚荣心上。

在贵族社会中，每个人的圈子或多或少都是确定的，但是人与人之间却大不相同，
他们的情感、思想、习惯和爱好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看起来什么都一样，但实际上什么都不一样。

而在民主社会中却正好相反，所有人都很相似，多多少少做着相同的事情。
不错，他们是社会不断变迁兴衰的主体，但是由于人的成功和失败是一直重复的，
只是上演这一幕的演员变了，而剧情还是一样的。美国的社会面貌是不断变化的，
因为人和事都在不断地改变，但同时它又是枯燥乏味的，因为所有改变都是千篇一律的。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情感，
但是他们情感大部分都最终变为对财富的喜爱或者本身就是由对财富的喜爱转变来的。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灵魂低劣，而是因为在那里，钱的作用实在太大。

当所有公民都独立自主并且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通过付出报酬才能得到他们的合作，
这使得财富的作用无限增多，价值无限增加。

由于老旧事物的威望已经消失，出身、地位和职业不再是区分人的标准，
或者几乎不能区分人们，除了金钱，没什么能将人明显地区分开，
也只有金钱能使得一部分人比他人突出。
这种建立在财富上的区别随着其他区别的缩小和消失，正在慢慢变大。

在贵族社会中，金钱只是庞大的欲望圈中的一种，
而在民主社会中，金钱似乎是全部。

所以爱财通常是美国人行事的动机，有时候是主要动机，有时候则是附带的。
这使得他们的所有感情都带上了爱财的气氛，不久整个社会场景就会使人厌倦。
这种相同的情绪反馈十分枯燥，而满足人们这种情绪的过程也变得乏味枯燥了。

在美国这样的健全安定的民主国家里，你不能通过战争、
以权谋私和政治没收等手段来敛财，对财富的热爱使大部分人投身工业中去。
现在的工业经常带来如此的混乱和灾难，
如果没有规范的经营习惯和长时间地统一操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热情越高涨，习惯就越规范，操作行动也越统一。
你可以说是美国人对渴望的力量让他们自己变得有条不紊的。
这种力量骚动了他们的灵魂，却使他们的生活安定有序。

在某些情况下，封建荣誉崇尚复仇而贬低饶恕，而在其他方面，
它专横地要求人们控制自己，强调忘我。它不制定人性和和善的法律，但它颂扬慷慨。
相比于乐善好施，它更看重宽容。它允许人们靠赌博，靠战争来发财，而不是靠劳作，
它宁愿人们冒大不韪也不愿人们追逐蝇头小利。
它讨厌贪婪，更讨厌贪得无厌，它崇尚武力，而鄙视狡诈和不忠。

这种奇特的观念并不单单是因为它们的构想者们突发奇想而产生的。

一个成功地将自己置于了所有其他阶级之上，并领导它们的阶级，
一个需要时常做出努力保持这种超然地位的阶级，必然非常敬重这种堂皇而卓越的德行，
并且这种德行是很容易将权力的自豪感和对权力的喜好结合起来的。
这样的阶级为了将这种德行展现在其他阶级面前，是不怕违背天生的良知的。
你甚至能想象到它将大奸大恶的地位置于温和谦逊的美德之上的情形。
这样的阶级一旦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就会强行做出这样的事情。

中世纪的贵族们在众多德行中认为军事魄力才是第一位的。

这也是由于社会的特殊性所产生的特殊观念。

封建贵族生于战争，也成于战争。他们靠武器获得权力，并靠武器保持权力。
所以对它来说军事魄力才是最为必要的，贵族们颂扬武力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因此只要是表面上能显示出军事魄力的行为，哪怕是要牺牲理性和人性为代价的，
贵族们都会赞成，有时甚至主动要求。而人们的突发奇想则仅仅是表现在细节上。

一个人如果挨了一耳光，那他会视之为奇耻大辱，
并在决斗中杀死这样一个轻轻打了他一下的人，这是出于主观。
如果一个贵族被打了以后忍气吞声，没有反击，那他就会名誉扫地，
这则是出于军事贵族的基本原则和需求。

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荣誉具有多变性也是正确的。
但是荣誉的多变性往往要受到一些必须的限制。
这种被我们的父辈称作荣誉的特殊原则在我看来绝不是主观的定律，
所以我可以轻易地将它毫不相关的奇特规定，
同封建社会为数不多且始终不变的需要联系起来。

封建制度将祖国这个概念从人们眼前隐藏了起来，它们将对祖国的热爱变得不那么必要。
这使得人们忠于一个人，而忘了国家。因此你见不到封建荣誉会将对祖国忠诚视作严格的法律。

“在那个时代，”普鲁塔克在《科里奥拉努斯传》中说道，
“勇猛在罗马比其他所有德行更光荣，更重要。
他们用‘virtus’这个特有的表示美德的名词来表示勇猛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们使这个普通的名词有了一个特殊的意思。因此在拉丁语中美德就是勇猛的意思。”
对于这个为了征服世界而成立的奇特的国度，又有谁不知道它需要的是什么呢？

每个民族都会有这样相似的情形，因为真如我上面所说的，一旦人类聚集在特定的社会里，
他们之间立刻就会建立起一种评判荣誉的准则，
也就是他们觉得应有的对于应该褒奖或应该指责的事物的总体意见，
并且这种特定的规则总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特殊的习惯和特殊的利益。

在美国，财富的聚集和消散都是很平常的。整个国家有着无限的可能和无穷无尽的资源。
人民有着一切活着的人所拥有的需求和欲望，并且不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他的身边都总还有着他力所不能及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人当中，
可怕的并不是一些个人的破产和补救，而是全体人民的不活跃和好逸恶劳。
工业产业的进取的魄力是它飞速发展的第一要素，它的力量以及它的伟大。
工业就像是一场大乐透，一小部分人可能天天都输，而国家却是常胜的。
因此，人们总是青睐和看中这种在工业中进取的魄力。然而，所有风险经营的企业，
是有可能会让乐于此道并相信它的人丢掉自己的财富的。
美国人把这种风险经营视作一种美德，因此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看不起敢于冒险的人的。

这就是为什么破产的商人在美国总是受到宽待，他们的荣誉不会因为这样的意外而遭受损失。
在这点上，美国人不仅不同于欧洲的各个民族，也与当代的所有商业民族不同。
然而他们的地位和他们的需求，也与其他人不同。

在贵族制国家里，同样的荣誉观念只在数目有限的人群中生效，
而这群人总是与社会其他人隔离开的。
因此，荣誉的观念很容易与这些人脑中特有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对他们来说，
这就好像他们的相貌特征一样，并将各种不同的荣誉规则狂热地应用在自己的个人利益上，
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带着激情来服从于这些规则的。

在美国南部：
与黑人亲密接触，在家中接待黑人，即便这名黑人是自由而富有的，
这也是非常丢脸的事情，与黑人结婚更是糟糕透了。

虐待黑人、诱奸黑人则不会令人感到羞耻。当他们对一名白人施加一系列行为，
他们会受到谴责，而当他们对一名黑人施加同样的行为，
他们却不会受到公众舆论的声讨。这里的人既具有某些主要的美德，
又具有某些主要的恶习。

在联邦的同一个地区之内，闲散是光荣的；成为一个决斗者、一个好骑手、
一个好猎手是光荣的；拥有出色的行为举止、表现得大方得体、
不让他人失敬于你是光荣的；对傲慢无礼感到非常敏感是光荣的；
谨慎地遵守诺言、维护行业自尊是光荣的。

总而言之，中世纪的贵族见解（北方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场面，
因此一方拥有的是贵族荣誉，而另一方拥有民主）被这些原因所修改和软化。
它不是一种鼓吹战斗的贵族制度。
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偏好于获取财富、偏好于农业。
它与北方的亲密关系向它表明，许多见解与社会状态不相符，而如果它保持孤立，它将无法拥有它们。
它缺少阶级层次。

在弗耶先生引用的《百科全书》的文章中，你可以找到下面这个定义：
“自尊感是最令人愉悦的，但最有道德的人往往会被他的缺点所打败，
并且在人们的外表、举止中寻找能够使他进行自我协调的自尊的表现。

“由此可知，存在两种荣誉，一种存在于我们心中，其基于我们是什么；
另一种存在于他人心中，其基于他人如何看待我们。

“在所有人心中，荣誉是他对自己享有的尊重，是他对公众的自尊所享有的权利，
而所谓的公众自尊源自人们对某些由偏见、习俗产生的规则的严格遵守。

“在这些规则中，有些符合理性思维，有些则违背它。
因此，荣誉在最文明的国家中有时与难能可贵的品质和行为联系在一起，
通常与破坏性行为联系在一起，有时与荒诞的风俗联系在一起，
有时甚至与恶习联系在一起。

“但是为什么这种不断改变的荣誉在政府中几乎总是首要的，总是如此异乎寻常？
为什么它存在于不成熟的或破坏性的行为中？为什么它有时施加被自然、
纯粹的理性和美德所谴责的职责？为什么在某些时间它特别归因于某些品质、
某些行为，而在其他时间却归因于截然相反的行为和品质？

但是，侮辱应当被血液冲刷的偏见幸存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杀人犯认为自杀能够抹去他的耻辱并减轻他的罪行，
但自杀实际上增加了他的罪孽。

我将谈论特殊荣誉。贵族的特殊荣誉。它迫使贵族为国家军队效力，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为国家奉献自己的生命。
如果一名犯罪的绅士被斩首，那么他的荣誉没有受到侵害。
但另外的惩罚方式会使他和他的子孙后代蒙羞。

他不能与不适当的人结婚，因为这样有辱荣誉。
然而在十八世纪，财富得到认可并能够弥补出身。

他不能从事手工劳动，或者从事商业活动。只有在布列塔尼，他放下手中的剑，
从事海上贸易，而当他回来之后，他会再次捡起他的剑。
在他离开期间，他的贵族品质也好像消失了。

由于旧时将人们以地位和权力分隔开的高墙的垮塌，一场猛烈而广泛的向上运动便产生了，
人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场朝着他们垂涎已久而现在终于得到的显赫生活而进发的运动中去。
每个人沉浸在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喜悦中，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样。
不仅欲望是无限的，就连满足欲望的权利也是无限的。
在习俗和法律的普遍迅速的变革之中，在波及所有人和所有规则的巨大混乱中，
公民们以前所未闻的速度起起落落，权利迅速地更迭易手，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把它握在自己手中。

此外你必须牢牢记住，摧毁贵族制度的人是曾今生活在贵族的法律之下的，
他们见识过它的辉煌壮丽，也在不知不觉中让贵族的气息渗透进了自己的思想。
所以在贵族制度消逝的同时，它的精神仍盘旋在大众的头顶，
而其本能也将在它被战胜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保存下去。

所以民主革命持续多久，这种野心就会持续多久，
革命结束以后，它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种人们所目睹的非凡大事件的记忆是不会很快就从脑海中消逝的。
这种革命所带起的热情也不会随之消失。秩序中也永久地存在一种不稳定感。
无常的变迁兴衰给人带来的成功是很容易的这种思想，在变迁结束之后仍然存在。
人们的欲望仍然很强，而满足欲望的手段却日益衰减。
对于钱财的渴望仍然存在，可自由的财富却越来越少。
野心与实现不成比例地增长，怀揣野心而不能实现的人只能暗自遭受内心的灼烧。

而在所有让民主国家的人不报雄心壮志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并不是财富的匮乏，
而是他们每天为获得财富所做出的剧烈的努力。
他们将自己的精力用在了做一些平庸的事情上面，
他们的视野和能力很快就受到了限制和束缚。他们会变得更穷，但却更为奋进。

民主社会中的少部分富裕的公民也不免受到这样的影响。
如果人是靠着一步一步积累获得财富和权力，那他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
就会形成节俭和克制的习惯，就算发达了以后也不会丢掉。
人不能像扩建自己的房屋一样一下子改变自己的灵魂。

这对于这类人的子女也是有相同的影响的。确实，他们出生时条件就很好，
但是他们的父亲也曾过过艰苦的生活，他们在父亲的情感和思想中长大，
即便他们长大以后也很难逃离这种思想的影响，
我们可以相信的是这些子女既继承了父亲的财产，也继承了父亲的天性。

在中国，人的身份是非常平等的，并且这种平等由来已久，
人们只要通过竞争的考核就可以从一个部门升到另一个部门。
这样的考核会伴随他一生的事业，并且这种考试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民风之中，
我记得在我读过的一本中国的小说里，男主人公几经沉浮，
终于因为在一场考试中高中而最终获得了女主人公的芳心。
在这样的气氛里，人们不可能有干出一番大事业的野心。

我认为民主国家的上进之人不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专注于未来的利益和对未来的判断。
他们只专注于眼前的时刻，也只有眼前的利益能吸引他们。
他们宁愿快速地完成大量的小事情，也不愿花时间去建立一座持久的丰碑。
相对于名垂青史，他们更喜欢事业成功。他们最想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是服从，
他们最想要的则是统治。他们的言谈举止，则不像他们的社会地位一样高贵典雅，
这就是说他们在拥有非凡财富的同时表现出相当低级的趣味，
看起来就好像他们拥有至高的权力，就是为了更方便他们享受粗鄙的小乐趣一样。

国王自然想要征服王国，贵族自然想要治理国家或获得荣耀。
他们的地位极高，因此这些伟大的目标对他们来说是可以实现的；
而他们的地位和他们的喜好自然而然地促使他们达到目标。
穷人的目标在于获得不多不少的财富。而拥有不多不少的财富的人则想要致富。
如果你以一种绝对的方式看待这些目标，它们不像第一种目标那样伟大；
如果你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它们也不渺小。
引导人们朝着第一种目标前进的欲望与引导人们朝着第二种目标前进的欲望是相同的。

然而，在民主制社会中，有时会产生极大的野心，而这种情况发生在生活在那里的野蛮人身上。
在那里，所有天生羸弱的孩子会死亡，那些幸存下来的孩子成为了非常强壮的人。
力量使他们克服了最初的障碍，推动他们走得更远。

“理想从未如此急躁、如此普遍。从未有如此多心灵这样迫切地追寻所有好事、所有乐事。
自负而低下的愿望，渴求的是物质利益和虚荣思想，偏好的是活力、软弱、冒险和懒惰；
对所有人来说，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可取的、可到达的。
这不是因为激情是强大的，也不是因为一个人能够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大费力气。
他有气无力地思考，但他有无限的欲望……世界上从未出现过这种由薄弱的意志、幻想、
要求和需求构成的冲突；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呼声，所有人都要求得到他们所缺乏的、
能够取悦他们的权力。而这些呼声并不是对上帝提出的。同时，理想变得更普遍、更低下。”

在美国，一旦人受了一定的教育和有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他就会寻求在工商业中的一席之地，
来赚取更多的钱，要不然就去买下一块有森林树木的土地，成为拓荒者。
他对国家的要求就仅仅是不要去打扰他的劳作，并且保证他的劳作会换来成果。

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中，当一个人开始感到自己有足够的能力，
并扩张他的欲望时，他产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谋取一个公职。

如果公职职位很少，薪资很低，并且经常有人事变动；而另一方面，
工商业的职位空缺很多并且效益很好，
那平等每天所带来的新的急于求成的欲望就会朝着工商业去，而不会朝着行政发展。

但是，如果社会各阶级变得完全平等，人的知识还未变得完整，或者思想还是畏首畏尾，
又或者工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只能给人提供辛苦的缓慢的致富道路，
那人们就会失去靠自己实现自己命运的希望，转而纷纷冲向政府的首脑，向他寻求帮助。
而靠着国库的钱让自己生活的更舒适对他们来说，既是不是唯一的，
至少也是最轻松的摆脱自己已经不再满意的生活条件的方法。
于是谋求官职成为所有产业中最热门的一种。

这种情况在大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国更是必然如此，在这样的国家中，
领国库薪水的官员数目非常多，而且官员们的生存也有足够的保证，
所以没人会失去对当官的期望，并且还会像享受父母的遗产一样安稳地把官当下去。

在全世界的所有人当中，最难控制和最难引导的就是寻找工作的人。
不管他们的领导人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他们都不会得到满足，
你必须时常提防他们最终做出违反国家宪法、扰乱国家秩序的行为，
而仅仅是为了得到职位空缺。


几乎所有改变了人民生活面貌的革命，都要不就是为了认可不平等，
要不就是为了摧毁不平等而发起的。撇开让人们的生活产生大的动乱的次要原因不谈，
你几乎总会看到不平等的存在。不是穷人想偷窃富人的财产，
就是富人想将穷人弄到监狱中去。因此要是你能建立起一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物，
而不需要去拿走别人东西的社会制度，那你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我不是不知道在一个大的民主国家中，都总是会有非常穷困的人和非常富裕的人，
但是穷人的数量确实非常少的，而不像在贵族制社会中，穷人占据了人口的绝大部分，
法律也没有规定他们会世代相传，一直穷下去。

一方面，富人的数量非常少，并且没有什么权力，他们没有引人注目的特权，
他们的财富也不会同土地结合或者由土地代表，
而是一些难以捉摸，甚至是看不到的东西。就像不在有穷人氏族一样，
富人家族也不再存在。人群中每天都会出现富人，也时常有富人变成平民。
因此他们无法构成一个能让人轻易定义和识别的阶级，
并且富人们和社会的其他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隐形的关系，
所以人们如果打击他们也就会伤到自己。在这两种民主社会的极端中，
还有数不清的彼此相似的人群，他们不能准确地称作富或者穷，
他们拥有着能有序地满足自己欲望的财产，而没有足以让人眼红嫉妒的财富。

这类人天生就是社会巨变的反对者，
他们的固定性使他们之上或者他们之下的所有事物都保持静止的状态，
并使整个社会整体维持一种安定的状态。

并不是说这类人对他们现有的财富已经满足了，或者他们天生害怕那种既能给他们带来好处，
又不会让他们受罪的革命。相反的，他们很希望能变得富有和受到不同于常人的尊敬。
但是他们知道这必须从其他人身上拿走财富，这使得他们很为难。
激发人们欲望的社会状况也在同时给人们加上了欲望的限制。
它给了人们更多改变的自由，但使人们减少了改变的兴趣。

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不仅天生就不渴望革命，甚至天生惧怕革命。

通常穷人不会关心自己拥有的财物，
因为他们因贫穷而受的苦要比所拥有的那一点点财物带来的幸福。
而富人的热情都放在了满足自己其他的欲望上，而不是获得财富，
此外，由于他们长期占有这样多的财富，他们已经感受不到财富带来的乐趣了。

反而处在富裕和贫穷中间的人，对财富甚是看重。由于他们离贫穷很近，
深知贫穷的严酷，并惧怕它。他们与贫穷之间的距离，只隔着一点儿小小的家产，
他们很快便把恐惧和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一点点家产上。
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变得对财产更感兴趣，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思考，
并每天都在努力增加自己的财富。哪怕放弃自己的一点点财产对他们来说都是不能忍受的，
并且在他们看来，失去自己全部的财富将是世上最不幸的事情了。
现在，这种因身份的平等而产生的这类热衷财产和惧怕财产消失的小资的数目是越来越多了。

我找不到比商业道德观念更与革命道德观念背道而驰的东西了。
商业是一切剧烈热情天生的敌人。它喜好温和，喜欢妥协，并总是谨慎地避开愤怒。
它也很耐心、很柔韧，也善于奉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采取过激的措施。
商业使人都相互独立，它让人对自己的个人价值有了很高的认识，
激发起人们自己掌控自己各种事物的想法，并教会他们怎样才能成功地这样做。
因此它将人们带向自由，却远离了革命。

在革命中，拥有自己私人财产的人会比其他人更恐惧，因为一方面，
他们的财产容易被人夺取；并且另一方面，其财产有随时消失的可能。
相对来说，拥有土地的人就不那么惧怕了，因为就算失去了从土地的收益，
但至少在变迁之后，他们还可以拥有土地本身。
因此，你可以看到前者要比后者更害怕看到革命运动的景象。

因此如果人们的财产数量越多，也越多样化，并且拥有私人财产的人数量越多，
那人们就越不想革命。

没有人会对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财富完全满意，每个人每天也努力地从事各种工作，
以扩张自己的财富。考量一下他们中一个人一生的每个阶段，
你会发现他总是在做出新的计划，以创造更舒适的生活条件。
别对他谈什么人类的利益和权利，他的时间和精力全用到家庭琐事当中去了，
他希望另外再抽时间来考虑让公众烦恼的事情吧。

在权利、教育、财富或者一句话来说就是各方面都平等，身份相似的人，
必然总是有着相似的需求、习惯和兴趣爱好。由于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都是相同的，
所以他们的思想会自然地倾向相同的观点，
并且尽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同一时代的人区别开来，并且创造属于自己的信仰，
但最后他们虽不想，但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现他们有着一定数目的相同观点。

实际上，民主国家中很少有游手好闲的人。人们的生活总是在忙碌与嘈杂中度过，
并且他们总是在忙着做事情，很少有时间来思考。
我尤其想指出的是，人们不仅是忙于自己的工作，他们也对这种忙碌充满着激情。
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工作，并且每个人都是在用心工作，
他们对个人事业的热度阻碍了他们燃起思想的热情之火。

如果人们继续将自己关在越来越狭窄的家庭利益的小圈子里，并在其中无休止地忙碌着，
你恐怕会觉得他们最终将对那种虽然会扰乱人们生活，
但可以使之发展和革新的伟大和强大的公众情感无动于衷。
当我看到财产易变，人们对财富的热爱和对失去财富的恐惧如此强烈时，
我不能不担心人们会变得将所有的新事物都视作危险，将所有革新都视作不幸的动乱，
将所有社会的进步视作革命的开始，并且因为害怕被卷进去而故步自封。
我承认，对于他们终将只会像一个懦夫一般热衷于眼前的享乐的情形怕得发抖，
而他们自身未来的利益，他们子孙的利益将会因此而消失，
我怕他们宁愿选择无力地走向命运为他们设置好的终点，而不愿意在必要的时候，
做出毅然的充满活力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人们认为新社会每天都在改变自己的面貌，而对我来说，
我害怕的是它们仍然固定停留在原来的制度、原来的成见和原来道德准则中，
因而人类停下自己的脚步，束缚了自己，人的思想也永远停滞在原地，
而不会产生新的想法，人们的精力也耗尽在一些小且没有新意的独立活动之上，
并且尽管人类还在运动着，但却再也无法进步了。

随着身份变得越来越平等，物质秩序在同一时间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绝对利益、显著利益。
因为每个人都会在大变化中失去某些东西，并且由于没有人能从大改变中得到太多收获，
所以人们心照不宣地认同通过采取一定措施控制变化的尺度。
这就是财产分配如何使产生它的改变精神变温和。
一方面，它推动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新；
另一方面，它确保人们处于某些创新的限制范围之内。

在阶级制度的统治下，社会地位世代相传，没有人能够改变它；
一些人不会期待得到更多的，而另一些人不会期望获得更好的。
在这种万籁俱静和万物静止的状态中，想象力不再活跃，
而思想的运动也不再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

而在民主国家的军队中，所有的士兵都能成为军官，
这使得他们普遍都有晋升军职的渴望，也将军事野心几乎无限地扩大了。

在军官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天生地阻碍他们从一个职位晋升到另一个职位，
并且在他眼里，每一个军阶都有很大的价值，
因为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几乎完全取决于他在军中的职位。

在民主国家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军官除了自己的薪水以外就没有别的财产了，
并且只能通过军职来获得人们的尊敬。因此每当他晋升到新的官职，就等于有了新的财富，
有了新的身份。
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中作为附加存在的东西在民主国家的军队中就成了主要的存在，
决定了军官的一切。

在民主国家的军队中，几乎人人都有升官的渴望，这种渴望热切、坚韧，并持续不断。
这种渴望将随着其他渴望的增加而增加，而只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终结。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中，
在和平时代晋升最慢的就是民主国家的军队。由于军职的数目是有限的，
而职位的竞争者的数目却总是不计其数的，并且平等的法则毫无差别地施加到每个人身上，
没有谁可以迅速地晋升，甚至连晋升的机会都没有。
这就造成了人们升职的欲望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而难度却更大。

当人民失去军事精神时，那军事事业很快就会失去荣誉感，
而军人也会跌落到公职人员中的最低一等。他们将不再受人尊敬，
也不再被人们所理解。接着便会出现与贵族时代完全相反的景象。
主要的公民将不会参军，而只有地位最低的公民会去参军。
人只有在走投无路时才会走上当兵这条路。这就会造成一个无法改善的恶性循环。
社会精英们都对军旅生涯退避三舍，认为这不是一种光荣的职业，
而这不是一种光荣的职业，是因为社会精英们都不再参与其中。

所以当你看到民主国家的军队总是表现得很焦躁，抱怨和对他们的命运不满时，
你不要觉得惊讶，尽管他们在军中的物质条件已经比其他国家的军人更优渥，
并且纪律还没有那么严格。士兵们觉得自己地位很低，
他们被伤害了的自尊心使他们喜欢上了战争，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是必需的，
或者使他们爱上了手握武器的革命，
他们希望在革命中获得别人否定了他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

并且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因为在民主国家中，最富有的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
以及最有才干的人基本不会参军，而军队最后将会整体成为一个小的国中之国，
在这个小国家中，人们的智力普遍没有全国的人那么高，习惯也比全国的人粗鲁。
而在这个不文明的小国掌握着武器，也只有它才知道怎么使用武器。

1. 1830年的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大量优秀的国民退休或被解雇。

2. 这个革命所造成的道德影响。士兵不仅必须次于平民，而且还要遭受平民的殴打，
而殴打士兵的平民随即成为了比前者更好的士兵。

3. 这些兵团中含有大量帝国的老残兵。无军衔的老军人成为了军官。
四百个营几乎在一瞬间创建和解散，随后产生了大量无法晋升的军官。
几乎所有较低的军衔都被老人占据。总之，这场大革命只引起了混乱，
而没有产生运动和推动。除了混乱之外，它没有创造出任何东西。

4. 在1830年之后，由欺骗造成的道德的普遍堕落。这种欺骗包括了政府的卑劣手段、
教派的诡计和花招……这种堕落同样存在于军队之中。
平民出卖他们的良心，而军人用尽手段使自己免遭失败。

5. 低于他人的身份在军队中出现。军官得到的报酬很少；他不属于中层阶级，
也没有混入上层阶级；他不被社会所接纳；他在教育和开化程度上处于较低水平。
军队的文化程度远次于国家的文化程度。军官发现自己在各个方面被贬低，
他对能够成就伟业的伟大情操和伟大思想感到陌生。
自1830年以来，当军队的贵族元素消失之后，军队的低劣性不断提升。

在民主国家中，一个当上了军官的人，他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就是被切断了的，
他是来自社会生活的，但他却不想再回到社会中去。他真正的国籍是军队，
因为他的一切取决于他在军中的官阶，因此他必须跟着军队的命运走，
与军队是利益与共的，他的未来和希望就只与军队有关了。
由于军官的需求和国家的需求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他可能会在国家渴求稳定与和平的时候，
热切地渴望战争或者推动革命的产生。

军士在思想上也同军官一样，切断了自己和社会的联系，
也像他一样使军事生活成为了自己的事业，
并且他可能比军官还将自己的欲望寄托在了这条道路上，
但他不像军官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并且很稳固的位置，
可以让自己停下来并生活得很舒服，也可以蓄力往上爬。

由于军士天生的永远不变的职位性质，他经常要过一种默默无名，备受限制，
辛苦而危险的生活。所以他看到的只有军事生活中的危险，
而比危险能难忍受的是物质的匮乏和对命令的服从。
他能承受现在的痛苦，是因为他知道社会的制度和军队的制度会让他脱离这种苦难，
总有一天，他能成为军官。然后他就能发号施令，获得荣誉、自由、权利和享受了。
他所希望的东西虽然来说对他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得到这些东西之前，
他却从来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能得到它们。
他的军阶不会永远不变，但他每天都必须听从他的长官的命令，因为军事纪律使他必须这么做。
一点儿小小的错误，一点儿任性行事就可能让他数年的努力付诸流水。
在晋升到他所觊觎的职位之前，他可以说是一点儿成就也没有。

在此之后，他才是真正地开始了这份事业。像这样一个受到他的年轻、
他的需求、他的激情、他所处时代的精神、他的希望和他所恐惧的事物的激励的人，
不可能不燃起心中孤注一掷的野心。

因此军士渴望战争，他总是不惜代价地渴望战争，如果战争的欲望遭到拒绝，
那他则会转而渴望可以使权威暂时失去效力的革命。在他渴望的这些革命中，
他则靠着社会的混乱或者民众政治热情将他的长官赶下台，然后取代其位置。
而且，他不是没有可能发动革命，因为他对士兵的影响很大，
尽管他的渴望和需求与士兵不同，但是他却和士兵有着相同的出身和习惯。

在贵族制国家中，人民生活的柔弱作风很少会影响到军事风气，因为在这些国家中，
是贵族阶级领导军队的。而一个贵族，不管有多沉溺于享乐，
除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以外，也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热切追求的，
并且他们还乐意做出一时的牺牲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欲求。

战争在毁掉所有产业之后，自己便成为唯一的最大产业，
随后因平等而产生的炽热和充满野心的欲望就会从各个方面全部投注到其中去。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很难被拖上战场的民主国家，一旦你成功地让它拿起了武器，
它就能在战场上取得惊人成就的原因。

随着战争将人们的眼光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军队上，你可以看到它在短时间内就声名大涨，
并创造了巨大财富，国家的精英们也纷纷投身军旅，
所有天生就有进取魄力的人和骄傲好战的人也开始走上这条路，
这类人将不再是只有贵族社会的贵族阶级才会产生了，而是整个国家范围内都会产生。

由于军事荣誉的竞争者们数目巨大，也因为战争粗暴地榨取着每个人的能力，
所以经常都会出现许多伟大的将领。
一场持久的战争对民主国家军队产生的影响正如革命对人民自己产生的影响。
它打破了常规，使得许多才智出众的人迅速出现。
而在和平时期思想和身体就已经变得老迈的军官们则被排挤到一旁，退休或者死去。
而占据他们位置的，则是一群已经经历了战争的磨炼，
欲望和野心已经被扩大被点燃了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为了变得更强，
他们会时常不惜一切代价来达到这个目的。而在他们之后，
还有另一批有着同样激情和同样渴求的人。这批人之后，只要军队没有限制，
都将还有无数批这样的年轻人。平等使每个人都有野心，
而死亡又为那些有野心的人提供了机会。因为死亡经常打开晋升上级的大门，
造成军职的空缺，为民众打开或者关闭走进军事生涯的道路。

民主社会的人天生就有一种渴望，希望能很快地得到他所觊觎的财物，
并能轻松地享有它。大多数人都热衷于机会，惧怕痛苦更甚于死亡。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下从事工商业的，他们也将这样的精神应用到了战场上，
使他们一念之间就能做出冒着生命危险来获得胜利奖赏的决定。
没有任何崇高之情能像军事崇高一样让人们得到满足，这种崇高之情是卓越而夺目的，
是不需要通过工作，只要冒着生命危险就能突然获得的。

当军官是贵族而士兵是农奴时，一个十分富有，一个一贫如洗，
当前者知识渊博且身体强壮，而后者愚昧且虚弱时，
那这二者之间就会建立起一种绝对的服从关系。士兵在进入军队之前就已经在服从军队纪律了，
或者说，不如将军事纪律看作是对社会奴役的完善。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中，
士兵最终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好似除了长官的命令以外，对其他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的人。
他对自己的行为不会加以思考，对胜利也没有激情，并且就连死了也不会抱怨。
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不能再被称之为人了，而应该被称作为战争训练出来的可怕野兽。

如果一旦民主国家看到自己的士兵们也有了这种盲目而谨慎的，
永远逆来顺受的这种服从时，他们一定会感到失望，
这种服从是贵族制国家很轻松就能将之加在士兵身上的。
民主的社会状况不会给他们的士兵带来这样的服从。
如果民主国家想人为地从士兵身上得到这种臣服，那它们则可能失去自己本来的优势。
在民主国家中，军队的纪律不应该想着去清除人们思想中的自由的念头，
他们只能尝试着对其进行引导。这样产生的服从虽然不会那么严谨，
但却更猛烈、更有思想。这种服从是士兵们发自内心的自愿服从，
不仅出自他们的本能，还出自他们的理性，因此，面对危险时，
这种纪律必然会自发地变得更为严密。而贵族制国家的军队的纪律在战争时期却十分松弛，
因为这种纪律出自士兵的习惯，而士兵的习惯却受到了战争的影响。
相反的，民主国家军队的纪律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会变得更为严明，
因为每个士兵都清楚地知道，想要获得胜利，他必须保持安静和服从。

在古时候，只有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并习惯于平等对待他们的自由人和公民才会被征召入伍。
从这个方面上来看，你可以说古代时候的军队是民主的，尽管他们是来自贵族社会的。
因此在这样的军队中军官和士兵们有一种类似于兄弟般的情谊。
当你读了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以后就会确信这一点。
士兵们可以经常自由地向他们的长官提出意见，而长官也乐意倾听他们的话，
并对其做出回应。长官是靠着交流和作为榜样来领导士兵的，
而不是靠强迫或惩罚来逼他们就范的。也可以说他们像伙伴多过像领袖。

由于决定胜利的因素是人数，
这就使得每个国家都在尽最大的努力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战场上。

民主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将它们所拥有的兵力全部投到战场上，并且当国富丁旺时，
它就很容易成为获胜的一方。但是一旦它被打败，领土被占领，
那它的赢面就所剩无几了，并且要是它的首都被占领，那整个国家就灭亡了。
这一点很容易解释，由于每个公民个体都是孤立且很弱小的，
所以没有谁在战争中可以自保或者支援他人。在民主国家中，只有国家才是强大的，
一旦国家的军事力量因军队的战败而被摧毁，政府的力量因首都被占领而瘫痪，
那剩下的就只有一群没有秩序，也没有力量同入侵势力做斗争的乌合之众了。
我知道人们可以通过赋予地方自由，组建地方实权来减少危险，
但是这种措施通常起不到什么作用。

当贵族制国家的军队被击败，国土被入侵时，贵族阶层尽管十分富裕，
但是他们宁愿继续独自抵抗，也不愿投降。因为一旦入侵者掌握了国家政权，
贵族们的政治权力就会被剥夺，而贵族阶层的人更看重的是他们的政治权力，
而不是他们的财富。所以他们宁愿继续战斗，而不是投降，
因为被征服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不幸。并且他们还可以很轻易地将人民集合起来，
因为人民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跟随他们、服从于他们的习惯，
而且他们在战争中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了。

拿破仑是第一个领着军队打到别的国家的首都的人。
但实际上是因为封建社会的灭亡为他打开了这条道路。
我相信，如果这位传奇人物早三百年出生，可能他用他的这种方法就达不到同样的效果了，
又或者他会创造另一种作战方式吧。

当一个国家拥有民主的社会状态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之中不存在等级或阶级，
那里的所有公民在文化和财产上大都处于平等水平，人类精神会朝着反方向发展。
人们彼此相似，而且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会因为不相似而感到痛苦。
他们不想保留那些使他们与众不同的东西，为了与普罗大众相融，
他们只会丢弃这些异常的东西。普罗大众在他们眼中意味着权力和力量。
个性精神几乎已经被摧毁。

在贵族时代中，甚至是那些天生相似的人也想在彼此之间建立想象中的差异。
在民主时代中，甚至是那些天生不同的人也想要彼此变得相似并相互模仿，
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精神总是跟随全人类的前进方向。

当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惊世之作《君主论》的第四章中提到在所有王国之中，
那些由君主和奴隶领导的国家明显区别于那些由君主和巨头领导的国家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观点。


他指出，前者是难以征服的，因为你无法在它们之中找到有助于征服的足够强大的国民，
因为统治他们的君主能够轻易汇聚整个帝国的力量来反对你。

在完成征服之后，相同的原因使你能够轻易地守护它。

后者是容易侵入的，因为战胜一个王国的几个大人物并不困难。
但是如果征服者想要继续下去呢？他会经历种种困难。
对他来说，消灭国家的君主是不够的；一群强大的领主将永远存在，
他们将成为反抗者的首领，
由于征服者不可能使每一个人心甘情愿并且不能消灭那些强大的领主，他很快就会被驱逐。

这样，马基雅维利解释了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能够轻易攻下大流士的王座，
却在征服法国的道路上遇到重重困难。

马基雅维利终究只是一个缺乏深度的人，他聪明地发现了次要原因，却漏掉了主要原因；
他偶然触及真相，却没有发现它显然是民主政治状态
或贵族政治状态引发的一种巨大的政治后果。

事实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民主国家在自我保卫方面付出了更大的努力，
但一旦其被击败和被征服，它拥有的补救措施则比贵族国家少。

民主感情

实际上，因平等所产生的趋势有两个：一个是直接给人带来彼此的独立，
并迅速将他们推向无政府状态；而另一个则是慢慢地，
更隐秘但却更无疑地将人们带向被奴役的道路。

平等诞生出两种趋势：
1. 一种将人导向自由。
2. 另一种将人从自由处驱赶开，将其带入奴役。
自由和奴役都来自平等。这就是本章的观点。
平等就是自由和奴役的源头。

三个世纪以前来到这片蛮荒的新大陆建立起一个民主社会的英国人，
在自己祖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
他们通晓陪审制度，有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
也有权利意识和行使权利的习惯。他们将这些自由的制度和刚毅的民风带到了美洲，
并靠着这些制度和民风抵御着国家的侵犯。

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在美国人中是由来已久的，相对来说平等则是较新的观念。
而欧洲则刚好相反，在欧洲，平等是靠君主专权引进的，并且在君主们看来，
在自由进入到人们的思想之前，平等就已经深入人们的习惯之中了。

我说过在民主国家中，人们认为政府应是仅有的中央政权，
他们的思想中则少有中间权力的概念。
这一点在已经靠着猛烈的革命取得了平等原则胜利的民主国家中尤为适用。
随着掌控地方事务的阶级在革命的暴风雨中突然消失，
而剩下的混乱的人民大众既没有组织性又没有习惯性来管理这些事务，
所以只能靠着国家来掌控这些烦琐的政府事务。中央集权就这样成为了必然的事实。

随着民主革命的持续，国内总会出现一种因人数或者财富而强大的阶级，
怀着特殊的情感和特别的利益，希望公众行政权力能集中在政府手中，
他们的情感并不是民主国家人民普遍具有的那种对被邻国统治的永恒的憎恨之情。
现在你可以看到的是英国的下层阶级竭力取消地方的独立自主，
以便将所有的行政权力从地方转到中央，而上层阶级则努力使行使权保持以前的状态。
我敢断言有一天这种情况将反过来。

以上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靠着长期的社会努力达到了平等的民主国家中，
社会的权力总是会比人民一开始就享有平等的民主国家强，
而人民的力量却更弱的原因。美国人的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生活在美国的居民从来没有因任何特权被分成几等过，
他们也从来不知道下层人民和统治阶层的相互的从属关系，
并且由于他们并不惧怕他人，也不憎恨他人，
所以他们从来不了解请求中央政权来主导他们一切琐碎事务的这种需求。

事实上，在人民知识水平不那么发达的时代中，政府通常缺乏完善自己专制统治的知识，
因为人民也没有足够的教化以逃离专制的统治。

不论一个民主国家有多么不开化，掌控它的中央政权都不会没有一点知识，
因为他可以轻易地吸收国内的任何一点知识，并且在需要时，还可以到国外去寻求它。
所以在一个人民无知愚昧的民主国家中，
统治阶级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巨大智力差异不会不明确地显示出来。
最终前者则很容易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国家的行政权力不断地扩大，
因为只有它才有足够的能力去行使这些权力。

而贵族制国家，不管你把它们想象得多么不开化，也不会出现相同的情况，
因为统治者和一些主要公民都会接受相等的教育。

埃及现今的统治者帕沙发现整个国家的人民无知而又平等，
因此他从欧洲借鉴了一些技术和知识来管理他的人民。
于是，君主的个人教化与被统治者的愚昧和民主弱势相结合，
中央集权的限制便轻易地被无限扩大了，这样君主就能将整个国家变为他自己的工厂，
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居民就成了他的工人。

我认为极度地将政治权力集中最终会造成社会的衰弱，时间已久还会因此弱化政府自身。
但是我不否认的是集中的社会权力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并在特定的领域内毫不费力地成就巨大的事业。
这在战争时代尤为如此，
战争的胜利更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很快地将所有的财力物力集中到某一个地方，
而不是取决于财力物力的数量。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往往人们在战争里才会想要或者觉得需要提升中央政权的特权。
所有在军事上有才能的人都喜欢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可以增强他们的力量，
所有在中央集权上有才能的人都喜欢战争，因为战争可以迫使国家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中。
因此在经常遭受大规模战争的民主国家和生存经常遭到威胁的民主国家中，
人们会更迅速和更持续地倾向于增强政府的特权，并限制个人的权利。

因此，当一个国家刚从长久而残酷的革命中摆脱出来时，
是最为渴望扩大中央政权的职能的时候，因为在这场革命中，
财富刚刚从原来的占有者手中被夺下，人民的信念被动摇，
整个国家都充斥着狂怒的憎恨、利益的倾轧、派系的斗争。
对社会安定的喜好也因而成了一种盲目的风潮，民众也对秩序产生了一种颇为反常的热爱。

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天生就喜欢中央政权，并愿意扩张它的权利，
而要是正好这个政权正好可以如实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且准确地再现他们的本性，
那他们对于这个政权的信任几乎是无限地，并且他们相信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会收到同样的回报。

相比于那些白手起家，在出身、成见、
本性和习惯方面同平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新一代的统治者，
在某些方面还与老旧的贵族秩序有着一定联系的国王们想将行政的权力集中则没那么容易，
也没那么迅速。我并不是想说出身于贵族而生活在民主时代的统治者们就不想实行中央集权。
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与其他人同样用心。
对于他们来说，平等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实行中央集权，而他们的机会更少了，
因为公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天生就对他们言听计从，而经常都只是勉强听从。
在民主社会中，统治者的贵族习性越少，那中央集权的程度就会越大，这是有规律的。

在古老的皇室家族统治着贵族制国家的时代，
由于君主天生的成见和贵族阶层的天生成见是完全相同的，
贵族社会内在的缺陷就会自由地发展，并且没有补救的办法。
而当封建家族的一个分支领导民主国家时，情况则刚好相反。
其统治者则会因为他的教育、他的习惯和他的记忆日益倾向于身份条件的平等所带来的情感，
人民则会因为社会状况不断地趋向于平等所产生的民情。
人民觉得中央政权是贵族制度的政权，甚至是暴君专制的政权，
因此人民总是设法限制中央政权的发展。并且他们坚决维护自己的独立性，
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自由，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想保持相互平等的状态。

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鼓动一个人的时候，在其中就会诞生出一种新的关系、利益和需求，
你会全方位地感受到对于一种控制这些关系、保证这些利益、满足这些需求的力量的需求。
这给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种革命建立起了政府行为的扩张圈，
远远超过了以前的那个范围。这对于政府来说要更为容易一些，
因为在所有这些新东西之中，民众充满了不确定、疑惑和恐惧，他们没法看得清楚。

我找到了一本在1838年3月1日在埃及发行的《两个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
某人在其中极大地崇拜着成为其国家业主和唯一老板的帕沙（Pasha），
书中也暗示在法国可能会发生类似于此种情况的事件。

如果你仔细回想一下以前的情况，你就会惊恐地发现，在欧洲，
似乎所有事物都无限地加强中央政权的特权，而个人却变得更为弱小，
地位更低，也处在更危险的处境上。

欧洲各民主国家也有着同美国一样的普遍永恒的对中央集权的倾向。
此外，他们还有美国人所没有的大量的次要因素和偶然因素。
可以说他们朝着平等走出的每一步都让他们愈加靠近专制统治。

只需要环顾我们四周并审视下我们自己就可以确信这一点。

在我们之前的贵族时代中，各个统治者被剥夺了或者丧失了他们权力中的一些内在的权利。
还不到一百年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掌管司法、征召士兵、组建军队、
征收税款甚至制定和解释法律的都是几乎完全独立的个人或者组织。
而国家则在试着将这些本属于统治者权力的自然职能收回。
政府在所有与它有关的事务中，都不会再在它和人民之间设立中间政权，
而是由它自己来处理人民的各种事务。

那些在被法国征服了的国家中的地方特权没有被法国废止，
但却被击败了法国的统治者们消灭了。
这些统治者们摒弃了法国大革命为这些国家带来的新事物，只留下了中央集权。
这是他们唯一接受的从革命带来的东西。

在旧时的欧洲，几乎所有的慈善机构都是由个人或者团体掌控的，
而现在它们或多或少都依附于统治者，在一些国家中，它们还是直接由统治者管理的。
国家给饥民提供食物，为生病的人提供物资和住所，
为失业者提供岗位的机构，成为所有苦难的几乎是唯一的救济者。

在如今的大部分国家中，教育事业也像慈善事业一样成为了国家的事业。
国家从孩子母亲的臂弯中将孩子接收过来，大部分时候是要过来，
然后托付给它的代理机构。负责激发每一代人情感和赋予每一代人情感的也是国家。
教育机构也如同其他所有机构一样有着统一的规范，
其中的差异性，如同自由中的差异一样日渐消失了。

我也不怕这样说，在当今的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中，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
宗教也面临着落入政府控制的危险。
并不是说统治者们热切渴望自己能拥有修订教义的权利，
但是他们越来越希望自己能掌控教义的解释权。他们剥夺了神职人员的收入，
给他们制定固定的薪水，将神职人员所具有的影响力转到自己身上为己用，
还将他们收编进公职之中，甚至大多数时候成为他们的下属，
以便依靠他们来深入每个人的内心最深处。

随着各阶级人民的融合，身份趋于平等，穷人比以前有了更多的财富资源、知识和渴望。
他有了改善自己际遇的想法，并试图靠储蓄来达到目的。
这样储蓄每天都在累计无数多笔小额的资本，缓慢但不间断的劳动果实，
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加。但是如果绝大部分资本都零散地存在的话，
那还是无法从中得到收益的。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这种情况会诞生一个新的慈善机构，
一个很快就会变成我们最为重要的政治机构的慈善机构。
慈善家们产生了一种想法，将穷人们的存款集中起来，并利用这些存款来产生效益。
在一些国家中，这些慈善组织与国家毫无关联，
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有了与其联合的趋势，甚至有一些国家中，
这些组织已经被政府取而代之，并且政府担起了将数百万个劳动者的每日储蓄集中在同一个地方，
并亲自将这些存款转化为好账的重要任务。

这样，国家通过借的手段从富人那里得到钱财，
也通过储蓄银行来以自己的意愿来使用穷人们的每一个铜板。
整个国家的财富就源源不断地涌向它，涌到它手里。
人们的身份越来越平等，财富累积得也就越多。因为在民主国家中，
只有国家才会得到个人的信任，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国家才足够强大，才能屹立很久。

因此，统治政权在公共财富上的掌控权力是没有限制的，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私人的财富。

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在我们的时代都已经大大地改善了行政之术，它们比以前做得更多，
也比以前做得更有序、更迅速，花费也更少。它们时常从个人身上学习知识以提高自己。
欧洲的统治者们在各地所设置的权力代表的独立性在日益增强，
他们则想出了一种新的办法来更为直接地领导和监督他们，也更轻松。
他们不满足于将所有事务都让代表来处理，于是便插手代理为他们掌控的一切事务。
因此公共的行政权力不仅只由一支政权管理，
并且这种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同一个地方和少数人手中。
政府同时将它的行动也集中起来，这就增加了它的特权。
这就是其力量增强的两个原因。

对于国家来说将所有的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是不够的，
它还想越来越靠自己来裁决所有的事务而不受其他力量的控制和依靠其他力量来完成。


工业经常会将大量的人集中到同一个地方，在他们之中建立起新的复杂的关系。
工业也时常使人们一夜暴富，或是突然破产，公共的平静生活也因此受到威胁。
靠着工业盈利的人和投身工业事业的人可能最终健康会受到工业劳动的损害，
因此缩减寿命。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比其他阶级更需要被管理、
被监督、被控制，因此随着工业的发展，政府的职权也自然地跟着发展壮大。

这条真理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在欧洲各国中还存在着更为特殊的情况。

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中，贵族掌管着土地也有能力守护住这些土地。
因此土地的所有权是受到许多保证，土地的所有者们也享有极大的独立。
由此产生了许多法律和习惯，而尽管土地被分割了，贵族阶级也垮台了，
这些法律和习惯仍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
地主和农民仍然是所有公民中最容易从政府权力的控制中摆脱出来的人。

我们历史的所有根源都同样可以在这些贵族制度的时代中找到。
在贵族时代中，个人的财富并不重要，这些财富的拥有者们也总是遭到轻视，
自身也很弱小，而工业家们在贵族社会的中间建立起了一个特别的阶级。
由于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靠山，所以并没有收到保护，很多时候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工业财富看作是一种特别的财富，
一种不像其他普遍的财富一样应受保护的财富，
并把工业家们看作是社会秩序之外的一个小小的独立的阶级，
认为他们的独立自主没有任何价值，是一个只要统治者一不合意就能随意丢弃的阶级。
但实际上只要你翻开中世纪的典籍你就会吃惊地看到，在这种个人独立自主的时代，
工业总是受到统治者事无巨细地控制。
在这一点上，中央集权达到了以往最活跃最细致的程度。

在这以后，世界上就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
还处于萌芽阶段的工业财富便各地开始了发展，包括欧洲。
工人阶级也开始扩张，并以其他阶级的残余者来壮大自己的队伍。
它不仅在数量上，在重要性上，在财富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几乎所有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人都和它有着关联，至少某些方面有着联系。
这个原先的特殊阶级，现在转变成了主流阶级，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阶级了，
但是它所带来政治思想和习惯却保留了下来。这些思想和习惯并没有改变，
因为它们存在已久，后来则是因为他们与我们现代人的新思想和普遍习惯是非常和谐一致的。

因此工业财富的权利并没有随着它的重要性的增长而增加。
工人阶级也没有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减少自己的依赖性，但是相反地，
你可以说它将专制统治带进了它的内部，并且自然地随着它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它对公路、运河、
港口及其他可以促进财富增长的半公共的设施的需求也会成比例地增加，
国家也会随之变得更民主化，个人也更难完成这样的工程，
而对于国家来说却变得更容易。我敢断言，
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者们会明显地倾向于独自掌控这类事业，
这样就能将人民控制在一个更小的依赖关系之中。

从另一方面来说，随着国家力量的增强、需求的增加，
它自身也会消耗更多数目的工业产品，这些产品通常是由兵工厂和工厂制造的。
如此，每个国家中的统治者就成为最大工业家，他们吸引并雇用了大量的工程师、
建筑师、机械师和工匠来为他们服务。

他们不仅是最大的工业家，还越来越倾向于成为其他所有工业家的首领，
甚至是主人。

由于公民在变得平等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弱小，他们如果不联合起来就不能在工业中有所作为。
而如今的中央政权自然想将这些联合的组织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必须承认，这种被称作社团的集体，要比单独的个人强大得多，可怕得多，
而为自身的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却比个人小得多。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
就算它们对政府的独立性相对于个人来说更小，那在人们看来也是很合理的。

统治者们更是倾向于这样，因为这更合他们的意。
在民主国家中，人民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抵制中央政权，因此，
统治者们从来都不会喜欢这种不受他控制的团体。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民主国家中，
人们对这种他们非常需要的团体，却隐秘地持有一种畏惧和嫉妒的情感，
这就妨碍了他们维持这种团体。这种特殊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能力和忍耐力，
在人民普遍存在的弱小和不稳定中令他们感到吃惊和担忧，
公民们认为这些社团所自由使用的自然拥有的力量是一种危险的特权。

此外，如今所出现的所有社团，都是一些由新时代的人构成的，
在这些人出生的时代，权力早已没有被视作神圣的了，在这个时期，
个人权力的观点非常薄弱，中央政权又无限强大，
因此这些社团刚产生时就不享有自由，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一方面，历史上那些曾经地位最为稳固的朝代都已经被动摇了，或者被灭掉了，
人们用尽了一切办法来以暴力推翻他们的统治，消灭或限制了他们领主或者他们统治者的权利，
所有没有参与到革命中的国家至少也变得不安定了，同样的造反精神在刺激着他们。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这样无政府的状态，或者说国家的动乱中，
中央政权在不断地扩大它的特权，权力更为集中化、更为进取、更坚决，范围也更广阔了。
公民们随时都处在政府的掌控之中，
并且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将自己的个人独立的权利一点点地奉献给了政府，
这些刚刚推翻了一座王位并将国王踩在脚下的人，
却对政府里职位最低的职员都越来越卑躬屈膝，不敢反抗。

生活在现代的人会发现老旧的政权正在全方位地垮塌，
所有古老的势力都在消失，过去的高墙也在坍塌。这使得那些有才能的人判断力受到了影响，
他们只关注到了眼前发生的巨大的革命，认为人类将跌进永恒的无政府状态。
但如果他们思考一下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最终后果的话，他们可能又会有别的担忧了。

至于我，我承认我并不相信激励了我的当代人的那种自由精神。
我清楚地看到现在各个国家动荡不安，但我却看不到他们哪里自由了，
并且恐怕在这些让王位摇摇欲坠的动荡结束以后，统治者们会发现自己的力量比以前更强了。

在贵族国家里，深刻的尊重来自人们的最后的一点意志。
有些时候在欧洲古代的人群中会走到甚至类似迷信的地步，
社会的力量不仅仅阻碍着将死的人的人性，还将其力量借给他们，
它向那些人暴政的是一种永久的力量。（d）

当所有活着的人都变得虚弱的时候，死人的意志就没有那么受到尊重了。
在它周围会出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如果意志离开这个圈子，
那么统治阶级就会废止或者控制住它。在中世纪，能让你畅所欲言的力量没有受到过限制。
在今天的法国，你不能将自己的遗产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分给自己的孩子。
在辛勤劳动付出了一生之后，他们仍然想控制你最后的行为。

几乎在整个欧洲统治（权力）的方式可分为两种：
通过他们对自己的恐惧来控制公民中的一部分，
然后通过让他们拥有成为其中一份子的希望来统治另一部分。

我以来历抽象地审视一个民主人士，
而我相信要在不身处某个特权国家的情况下建立起一种当地的知识是更加困难的。
没有人有统治的实权。没有人有闲暇、总体思路和开化。

所以长期的教育总是需要的，这样才能让民主本地化，让民众自治。

从所有一切都来自中心的那个时候来说，机器的操纵者自己没办法看到任何东西，
但是却一定知道所有一切，他需要大量的消息，以挨个检查手下的雇员。
在一个巨大的集权政府里，等级是必需的，这也就是说一个.s.-.-.-的秩序和回应。
这些就是必需品。激情更为亲睐红色带子和文件。
首相永恒的倾向却是希望做到所有一切，知道所有一切，
安排所有一切，这需要更多的回馈。

控制着首相的那些部门有兴趣将所有的一切都引向他，也就是都指向他们。
他们拥有跟首相同样的激情，他们从来都不会有，
就像首相一样，能够抑制这种激情的政治或宏观的观点。

所以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在自己本职里就是缓慢和喜欢文件流程的。
它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它的劣势也很明显。
在不知晓彼此无穷无尽的文件流程的情况下处理所有事务的责任。
爱德华告诉了我某种正确的事情：对于红色带子和文件的热爱在事务越小的时候越是强烈。
庞大的事务是在巴黎接受处理的。人们达成了理解，看到彼此都对此感兴趣。
但是对于那些不能看到彼此，又没人感兴趣的人而言，
为了理解为什么公社想要卖出六英尺的土地，这就需要无穷无尽的文件了。
（统一、集权化、行政独裁，草稿，卷2）

. 导致工业产生中央力量的主要原因是：
（1）工业以及占据政府的工业阶级的属性。
（2）新的商品和人的产生。
2. 特殊的欧洲原因：
对此行业和阶层所有的古老的偏见。

“你所看到的工业发展产生了一个依赖每天的薪水生存的阶级，
他们只能用薪水作为一点一点征服自己独立性和改变他们自己的方法。
这个阶层一直存在于世上，但是他的发展却是新兴的。
他们数量巨大，已有变得无限大的倾向。”（草稿，卷2）

工业财富的源头发现于矿藏中。正如欧洲工业的发展，
在矿业产品成为更为重要的利益以及因为平等所带来的对矿区所有权
的分割探测到更好的矿脉变得更难之后，大多数的政权都收回了矿业资源的所有权，
并且开始对其进行监管。在任何其他形式的财产上都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矿脉是受制于与土地资源同样的责任，也提供了同样的利润，这样它才能进入公众的领域。
对它们进行勘测或做出让步的是国家。所有者们被变成了使用者。
它们从国家那里得到了相关权力，从而，国家能够在几乎所有地方都能对它们进行引导。
它为它们制定规章制度，作用在它们身上，将其受制于某种习惯性的监控之下，
如果它们反抗，行政法庭就会剥夺它们的权力，公众管理会将它们的特权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
这样，政府能控制的就不仅是矿脉，还将所有的矿主掌控在它的手中。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对老旧矿区的开采增加了。新的矿区也打开了。
矿区的人口得到了扩张变得更多。每天，国家在我们的脚下进行扩张，
并在其仆人身上流行开来。（y.）

但是我想要对一些更细的原因进行更细致的阐述。
煤炭、铁矿和其他矿石从宏观上来讲都是巨大的商业财富的源头。
有钱人都是正式世袭下来的。最顶端的拥有对最低端的所有权。
政府用自己那套似是而非的原因声称财富应该是国家的而非个人的，
将拥有这些财富的人赶走，除非他有利用的价值，它才会对他们进行授权（1810年法令）。
在许可权实行的以来产生了巨大的权力滥用现象。政府宣布对新的拥有者们负责，
那些人在它眼里不过是特许经营商，它能够尽情地利用他们，做自己所指示的事情，
否则它就会收回许可权将其转给他人。
这个拥有或者开采矿产的巨大的人群不断增长着自己的数量和最为重要的重要性，
他们变得只能做那些行政代理人所允许他们做的事情，除此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政府并不拥有矿产，但它拥有矿产的所有者们。

1. 如果司法力量在此处介入的话，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合理而且公正。
它之所以没有出现就是因为存在着的恶。
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绝对的和不断的分离的原则和自由以及国家繁荣是势不两立的。
如果行政没有介入到这种商业财产中来的话，民间的繁荣就会碰到危险。
而如果只有行政力量的介入的话，自由就会碰到危险。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将它们结合在一起。

再来一个例子。河岸上土地的所有者们并不同意自己保证对河岸进行处理。
政府强迫他们联合在一起以便一起做一些必需的工作。没什么能比这更好的了。
但是政府引导这个联盟强迫它拯救这片区域。
这样它就将所有住在河岸上的人握在了自己手中。但是这却和我所想要的商业财富渐行渐远。

［在其页边上写着：波拿巴在1810年曾说过，凭借着大量的障碍，
你让法兰西朝着暴君又跨出了一大步。你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因为房屋主人拒绝他的计划而让一栋房子的修建计划搁浅。他还补充道：
特许经营人的财产在他同意放弃的时候必须被掠夺。
从这一点来看，矿产和农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拿破仑并未否认特许经营者要受限于某些条件，
他只希望人们对这些条件不会提出任何的异议，也不会要求对许可造成的损失索求赔偿。
法庭会判罚，他说，这些特许经营者，就像在其他的合同中所做的那样。］

在文明国家中存在着巨大的商业企业，它们无法在没得到社会力量、
政府或是法院授权的情况下得以存在。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必须摧毁某种财产以及必须对某种公众需求，
比如修路、运河、桥梁、港口等，做出回应的庞大工程身上。
这对于矿产方面的争论也有同样的意义。国家授予特许经营权，宣布自己拥有引导权力，
如果某人不遵循它的引导就会被剥夺权利。而在这些社会力量中，
政府是唯一一个拥有不混合立法和行政力量的权力，
也只有它能够将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混合在一起。

我们看到在凯撒大帝实力最强大的时期里，
居住在罗马帝国的不同民族之间仍有不同的习惯和民风。
尽管都处在同一君王的统治之下，不同的地区之间仍是实行分开自治的，
有着众多的强大而活跃的自治城市。尽管帝国的所有政府都集中在帝国皇帝一个人手中，
并且只要他想，他就可以主宰一切，
但是社会生活的细节和个人的生活情况却往往不受他的掌控。

确实，帝国皇帝拥有着无法抵消的巨大权力，可以使他们依照自己的喜好为所欲为，
并且为了满足他们的想法，可以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
这就使得他们经常滥用自己的权力，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或者生命。
他们的暴政对于少部分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但是这种负担却没有延伸到大多数人身上，
并且暴政只会出现在一些重大的原则性的方面上，
而忽视其他方面。暴政是残酷的，但却是有限制的。

我们看到，随着人变得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平等，公众的民风也变得越来越仁慈、越来越温和。
当人民没有强大的力量和巨大的财富时，可以说暴政就没有出现的机会和展示的舞台。
如果人民的财富都很平庸，那他们的情感就会很自然地克制，想象力会受到限制，
享乐的欲求也会很简单。这种全民的自我节制也使统治者自身受到抑制，
也会将他的欲求所带来的秩序混乱控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

当我想到当代的人激情不太多，想到他们性格温和、富有知识、信仰纯净，
想到他们品行和善，想到他们刻苦勤勉和坚定的习惯，以及他们对善与恶的克制，
我就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们的统治者会变为暴君，他们更多地会担当起人民的指导者的角色。

我尝试着去想象专制将带着哪些新的特点重新出现在世界上，
我似乎看见数不清的相似而平等的人为了获得一点点小而庸俗的享乐而忙碌地转个不停，
他们寄情于此。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与群体隔离开，漠视其他人的命运，
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他的亲人和好友对他们来说就是整个人类了。
而至于其他公民，他与他们隔得很近，但也视而不见，他与他们接触，
但却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他只是独自生活，也只为自己而活。
如果说他还有一个家庭的话，但至少可以说他已经没有祖国了。

在这些人之上还有一支巨大的维护他们安逸的生活和照顾他们信仰的保护力量。
这支力量有着绝对的权威，对他们照顾到了极致，自身也有着规律性，
有远见，也很温和。可以说它就像父辈的权威一样，
父辈权威的目的就是教育人们长大成人，但是事实却是相反的，
它只想永远不变地将人们当作小孩来看待。他喜欢公民追求享乐，
并且只需要想着如何寻乐就好了。它乐意为公民的幸福而努力，
但是它想成为公民的唯一代理人和唯一仲裁者。它致力于保护公民的安全，
满足他们的需求，使他们更便利地享受生活，引导他们的主要事务，
领导工业发展，指定他们的财产所属，分配他们的遗产。
这哪里还会让公民绞尽脑汁，为生计发愁啊？

如此，它就使公民每天越来越少使用，也没地方使用自由的意志了，
也将公民意志的活动范围围在了一个越来越小的地方，
并且一点一点地蚕食公民的自由活动。自由使人们习惯于这些事情，
使人们倾向于忍受这一切，更多时候甚至将之视作好处。

在这样将每个人一个接一个地纳入自己的权力之手，并按自己的想法对其进行塑造以后，
统治政权就将手臂伸向了整个社会。它将整个社会的表面用一张有着小而复杂的，
细致而统一的条例的网给遮盖住，
使得有着最独创精神和最有活力的人都逃不出这张网去超越大众。
它没有破坏人们的意志，它只是将之软化，使之屈服，并引导了他们；
它几乎没有强迫人们的行为，但是它却在不断地进行阻挠；
它不搞破坏，只是阻碍新事物的产生；它不实行暴政，但是它对人们进行妨碍、
抑制，使人变得衰弱、消沉、浑浑噩噩，最后将整个国家的人变成一群胆小的，
只知道勤劳工作的动物，而政府则是牧人。

我一直认为我刚才描述的这种有节制的、温和平静的奴役方式，
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好地同自由的外在表现结合起来，
这样，对于它来说，想在人民主权的阴影中建立起来也不是不可能了。

我们当代人正不断地遭受两种互相对立的热情的折磨，
他们既觉得自己需要人来领导他们，又渴望保持自由之身。
无法摧毁这两种对立本能的其中一方，他们便做出努力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方面。
他们构想了一支独一无二的、无所不能的保护力量，但是要由所有公民来选举出来。
他们将中央集权同人民的主权联系在了一起，这使得他们得到了一些宽慰。
他们安慰自己，认为自己正在受到由自己亲自选出的监护人的监督和保护。
每个人都能忍受被链子绑住，因为他看到，
握住链子另一端的不是某个个人，不是某个阶级，而是人民自己。

小事情上的服从每天都会出现，并且每个公民都能无差别地感受到。
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绝望，但是它不断阻挠着公民的活动，使其放弃使用自己的意志。
它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熄灭了他们的激情，使他们的精神变得衰弱。
然而在某些重大，但却少见的事务上的必要的服从，才偶尔会产生奴役的状况，
并且只会影响一些特定的人。如果你已经让公民变得如此依赖中央政权，
现在又不时地让他们来选出政权的代表，这是不靠谱的。
在如此重要但却非常少有的情况下，让人们非常仓促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
是不会起到防止公民一点一点失去自主思考、感受和行动能力的作用的，
并且他们的能力水平将因此渐渐下降到人类平均水平之下。

我乐意承认，在类似于我们生活的平等时期里，设立世袭的官职是不公平，
也不合理的，但是没有什么能组织以选举官员的方法来取而代之。
选举是一种能保证官员对中央政权的独立性的权宜之计，
就像在贵族制国家中，世袭能保证官员对贵族政府的独立性一样。

贵族制国家里有很多物质富有，也有着很大影响力的人，他们自给自足，
不会轻易被压迫，或者说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压迫他，
因此统治者会也很谨慎克制地使用自己的权力。

在贵族时代中，每个人总是同几个同阶层的公民关系密切，因此你如果攻击其中一个，
另外几个就会前来援助。而在平等的时代，每个人都自然地与他人隔绝开来，
它没有可以寻求帮助的世交，也没有能确实与他同仇敌忾的阶级。
它容易被别人孤立，也容易无缘无故地被别人无视。

因此在当代，公民如果被迫害，那他只有一种方式可以保护自己，
那就是向整个国家呼救，如果国家听不到，那就向全人类呼救。
而他的呼救只有通过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出版刊物。
因此出版自由在民主国家中要比在其他国家中珍贵得多，
它也补救了许多平等所能产生的缺陷。平等使人相互隔离，变得弱小，
而出版却给每个人装上了一支强有力的武器，就连最孤立、最弱小的人都可以使用。
平等使人失去了亲近的人的援助，但是出版却让他可以向所有同胞们，
及所有与他相似的人求助。印刷加速了平等的进步，
也是治疗平等弊病最好的疗药之一。

我认为生活在贵族制度下的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不需要出版的自由，
但是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却不能。为了保证民主国家人民的个人独立，
我是不相信大规模政治集会、议会特权和人民主权的宣言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与个人被奴役的情况相关的，只要出版还是自由的，
统治者对个人的奴役就不可能完成。出版是维护民主自由的最佳手段。

但是情况在古代社会中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同一性或者统一性在古代社会中是找不到的。
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什么东西都在变得相似，每个人的特点也将很快消失，
大家将变得普遍一样。我们的父辈总是滥用个人权利是值得尊重的这样的观点，
而我们却在自然地夸张另一个观点，那就是个人的利益必须总是服从集体的利益。

一些人在平等中只能看到它带来的无政府倾向。
他们惧怕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惧怕自己。

另一些人数目较少，但具备更多知识的人却有另一种看法。
他们在从平等走向混乱的路旁，
最终找到了一条看起来能不可阻挡地带领人们走向被奴役的小道。
他们在走向这条必然的被奴役的道路之前就事先屈服了自己的灵魂，
由于不抱有仍能保持自由的希望，所以他们心底早就已经开始了对即将到来的主人的敬慕了。

第一类人抛弃了自由，因为他们觉得自由是危险的；
第二类人抛弃自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没有可能得到自由的。

对于那些想要让自己置之世外，希望从普遍的毁灭中逃离，
希望在以后的时代中继续保存贵族血脉的人来说，他们将很快发现生活是令人疲惫的，
对他们而言是困苦的。被充满敌意的偏见、怀疑、强迫接受愤怒的空气、
同时饱感遗憾和妒忌、
在他们出生的国家里陌生人的数量超过前来寻求他们庇护的旅人的数量的环境中，
他们一直等待的只能是一个不会到来的弥赛亚。
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和犹太人也是不同的，他们不能延续下去。
一个徒劳地希望在自己所建立起来的种种机构组织都被摧毁的情况下
继续维持自己富丽堂皇生活的贵族阶层绝对不可能成功。
如果它的敌人没有强大到能够毁灭它的地步，那么不久之后它自己就会起来完成这个任务。
能够为自己赢得尊重和荣誉的工作对贵族人士已经关上了大门，
他们的数量因为懒惰而减少到了你从未在任何事务上看到过的那种程度。
在最为贵族化［民主化］的社会里，这种巨大而又无用的闲暇笼罩着他们。
一种躁动的无所事事的感觉吞噬了他们。因为他们不能得到人最为高贵的快乐，
所以他们便转而开始寻找汹涌而暴躁的娱乐方式，将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他们因为无法统治国家而用马匹和狗群来安慰自己。
他们既不讲礼节，也没有自己祖先们的精力，他们只是保存了自己的骄傲而已。
你会被这个最为盛产伟人的种群的那种难以想象的落魄感而震惊。

在任何时候，遗产法都会让不少那些身处在无聊又无意义的休闲活动中的他们感到惊讶，
将他们丢进隐晦而贫穷的境遇之中。在那些遗老遗少身上，孤独会变得更为巨大，
孤立会让他们更为害怕，沮丧会每天都来袭击他们。
他们丢掉了自己的姓氏，忘记了珍贵的记忆，几代人的痕迹也会消失。
新的家庭从虚空中诞生，成为第一个降生的世代。
权力、财富和荣誉都永远地传到了他们手中。

我极为坚信建立一个新的贵族制度比保存老的贵族制度相比是同样的不可能。
对我来说，我无法理解因为有些人想要重新建立一种衡量阶层、特权、
继承权、永久性影响的标准而在民主的朋友中间所激发的那种公开的或是隐晦的恐惧感。
这样的人只会对自己构成威胁。
他们只会屈服于自己所抱着的事因以及自己将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的那种保守的原则。

你看到了思想分化得要比遗产快吗，所有人都将自己狭隘地困在自己的思想里，
就像农场里干活的人将自己困在土地上一样？

［在旁边写着：你没看到灵魂在堕落，对于自由，
人类这种伟大而高贵的激情的热爱，正在抛弃他？］

利己主义在没有得到新的光源的情况下正在不断获得新力量？
正确的思想正在被消灭。
人的情感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个人化，
不就之后人就会被自己的信仰而非遭受的不平等的状况而分裂。（YTC，CVd，第19—20页）

我看到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相当均等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巨大的财富消失了，小额的财富却在增加，人们的欲望与享乐成倍地增长，
却没有了特别令人惊奇的富裕，也没有永远不能翻身的贫穷。
野心是人人都会有的情感，但却没有了那种极大的野心。
每个个体都是孤立的、弱小的，社会却是活跃的、有远见并且强大的，
人们完成小事，而大事则由国家来完成。

人们的精神不会精力充沛，但是民风更为朴实，立法更为人性化。
如果说几乎见不到伟大的奉献，见不到非常高尚、非常睿智、非常淳朴的德行，
但至少人们的习惯是冷静可靠的，暴力是少见的，残酷暴虐更是从不存在的。
人的寿命变得更长，财产的所有权更有保障。生活虽然不是绚丽斑斓的，
但却是令人感觉非常舒服、非常安宁的。享乐既不高贵无比，也不低鄙粗俗，
没有繁文缛节，也没有残暴的喜好。谈笑之中虽无鸿儒，往来之间却也不会有白丁。
天才虽变得更为少见，但普遍的知识水平却是越来越高了。
人类思想的发展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少数人的推波助澜。
杰出的文艺作品虽然会减少，但是普通的作品数目将会增多。
所有人种、阶级、国家之间的束缚将会松弛开来，但是人类的纽带却会变得更紧密。

当这个世界同时充满着伟大的人和渺小的人，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
有学识的人和无知的人时，我的目光将从后者身上移开，只投向前者，
因为这能够使我感到欣慰。但是我知道这种欣慰来自我自身的弱点，
这是因为我不能在同一时间看到围绕在我身边的所有人，
因此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选择区分，在这么多目标中找出令我最欣慰的一类。
但是这对于全能的永恒的上帝来说却不是这样，他的眼睛必然能看到所有的事物，
可以看到整个人类，同时也能清楚地看到每一个人。

我们自然相信，最能让这样一个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感到满足的场景，
并不是少部分人的极度繁荣昌盛，而是所有人的幸福生活。
因此在我的眼里是退步，在他的眼里则是进步，让我感到受伤的事，
对他来说则是值得认同的。平等或许没那么高尚，
但是却更为公正，它的公正性使它拥有自己的伟大和美丽。

我见到许多与我生活在同时代的人正在从之前社会的贵族制度中所产生的规定、
舆论、思想中寻觅，他们自愿地抛弃其中的一部分，
但仍保留一些，并将它们带到新的世界中。
我认为这些人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浪费在了这种虽然辛勤，但却无用的工作上。

我并不是不知道一些与我同代的人抱着这样的想法，认为在国家之下，
没有谁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认为人们必须服从于来自种族、
地域或者气候产生的不能克服的未知力量的操控。

这种错误而怯懦的教条只会教育出弱小的人和胆小的国家。
上帝既没有创造完全独立的人类，也没有创造全部是奴隶的人类。
确实，上帝在每个人周围都划上了一个他无法越过的命中注定的圈，
但是在这个广阔的范围内，人类的力量是强大的，也是自由的，国家也是如此。

我看到了在今天的人们面前敞开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人们会先对其进行接触，
但是当他们行进到距离分离点一段距离的时候，他们就会互相分开，
最终在彼此之间留下一个巨大的空间。一条路将人引向自由，另一条路将人引向奴役。
不管你沿着哪一条前进，自由都会变得越来越伟大，而奴役则会变得越来越沉重。
每一天将它们分开的空间都会变得更大，很难越过这个空间找到正确的道路。
人们尚未到达他们必须在两条道路之间选择一条的地步。但是所有人都越来越接近了。
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正在将他们推向那里。我已经看到了最初几个人的行动。
其他人正在不同的地方跟随他们的脚步。

人永远都不会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因为在他执行自己最为智慧的计划的时候死亡也能够过来将其带走，但是一群人，
一群没有死去的人，永远都保有对自己的掌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