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Dewey - Wikipedia

回首过去的文章,我的组词方式和思想逻辑在Dewey比较下显得非常低级,

感到自己的文字和语言没有说服力和见识,写不出更深的层面和独特的见解。

在生活中,大量的事情在重复,重复那些可以大幅度改进的行为交流是没有必要的。

个人崇拜很危险,青年最不能丧失自我思考的能力,会影响判断且阻断对多维的探寻。

评价好坏很容易就形成极端对立的两面,会忽视很多事实,成为一个空洞的人。

第一次读著作文章这么多的人,40多本
第一次读著作文章这么多的人,40多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曾于1909至1913年当选第27任总统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1912年总统大选中

中期著作1918-1919

世界大战中应运而生的职业教育

由过去的普遍训练推进的计划,实质上是依据隔膜的欧洲环境设计出的一种模式化的仿造系统,
只是少许做了一点改动。这类与我们自己国家相关的计划没有显示出想象力、勇气,
也没有显示出对特定需要的理解和美国人生活的特点。意味深长的是,
我们看到有些人(其中相当部分人)本身就是教育者,他们对德意志人的军事效率颇具印象,
似乎有意要把我们国家自己的教育体制德意志化。
他们呼吁采用那种叫人恭顺驯服的处罚教育的方法;
采用那种借以区分等级并使之得到维护的对高级和低级技能作出固定安排的方法。
技术的特殊化是 德国深受军事化影响的教育体制的特征,
这种特征因近来纽约市据此提出“为了固有的服从而训练”和“把权威当作权威来尊重”
而给学校惹出了麻烦,因为贯彻这类口号使人不顾及那些结果和目的了。
我说意味深长,这不单是说这些特征 是我们所称的德意志人那种可憎的普鲁士化的道德基础,
也不单是说我们的主张言不由衷:我们声称要为根除普鲁士化而斗争,
私下却对其艳羡妒忌,而更是因为只有沿着与我们自己的传统、独特的意愿相谐和的路径,
才有可能维护本国产生的某种社会组织。换言之,我们必须有效地组织自己的生活,
不是他人的生活。这样,我们想要的是一种美国的普遍服务体系,它可以被世界上其他国家赶超;
但这只是日益受到民主精神浸润的结果,而不是出于我们对欧洲标准的仿制。

我国青年人的社会理想还没有被真正谈起,并在和平时期被召唤过。我想,
我们不能不承认,战争体制的一大特点就在于:
它使千百万青年人养成从社会需要和要求的角度看待他们的训练和他们的能力;
这样一种看问题的方式,从前他们的学校和技术教育并没有教给他们。
如今我们的青年人竟然不知道怎样去寻找各种机会,
于是他们扎根于故土的社会理想逐渐变得摇曳不定,并因缺少实践的场所而被埋没;
或者转移到商业拼搏的战场,他们的精力在此有了一个发泄口;
或者更坏的是,他们把精力虚掷在那些琐屑的爱好上。 我国那些仍不懂得奋发有为的充分意义、
通过参加壮阔的社会活动来实现自己价值的年轻公民,他们会热切地响应任何将来的召唤,
并且由于它唤起的是 我们所重构的社会关系相符合的那些传统做法和职业行当,
而更会显得如此。在我看来,战后,
如果我们让年轻人因这些学校和使人颓丧的游戏而消磨在这类新近的漫无头绪的冥想中,
则断不会缺少愚蠢的行为。

战后国内的社会重建

英国一本属于高级金融类刊物的财经杂志不久前评论说,战争已显现出:
英国的真正财富不在于它拥有的资本,
而在于它拥有的人力资源、企业、创造力、持续的组织能力,
以及普通男女具备的技能和勤勉精神。也许,战争开始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观点:
虽然我们生活在机器文明中,处在前所未闻的一场机械化战争之中,可是说到底,
枪总要由人来扛,而扛枪的人总是要依赖在田间、工厂干活的男人,或在家中、
商店和厨房里操持的女人,他们才是真正决定战争结果的人物。
所有过去发生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军队的战争,
是那部分被专门动员起来去兴兵打仗的人的战争;但现在的战争再普通不过的事实是:
战场上、战壕中那些穿军装的人只是代表着一支大队伍的一线人员,
这支大队伍实际上是由所有民众组成的团体。
如今,正因为战争已使整个经济、工业和社会组织染上了战时的色调,
于是便处处充满了变化的征兆。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为极度的战争压力和色调所折射出的现存秩序的主要弱点何在?
自然,一般说来,这些弱点具有 相同的性质。无论战争中发生的所有事件会是其他什么东西,
它总会显现出这类性质的特点:要实现公开的、普遍的、共同的目的和结果,
就需要统一行动,需要组织化了的合作行动。已暴露出来的弱点显示出:
我们所称的那种社会生活 之所以被组织起来、得到妥善安排,竟是出于私密、
酝酿着激烈冲突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共同的公众的目的。它们表明,
由于对我们事务的处理有赖于这个私密的、特别的和冲突频繁的基础,
因此不能如现代世界所要求的那样,为组织的稳定性、协同行动的效率提供保证。

目前,这样的局面很严重,这不仅是指涉及大部分人口那种无保障、不稳定的就业,
使他们陷入穷困可悲的境地;更严重的是,这样的局面有可能对人们的精神面貌造成伤害,
类似失业这样的情形是会带来此类伤害的。我们都知道,使人消沉颓唐的施舍是怎么回事。
每个有组织的施舍的社会都在教导并不断地宣讲不加区分的施舍之害,
它如何毁掉成为其领受者的那些人的道德感。
我们不是要总结这个教训并利用它来说明整个产业工人的情形吗?
这个阶级中的广大男女周期性地忽然发现,他们被抛入了数量可观的失业大军;
他们不是在乞求旁人施舍,而是在乞求哪怕有一次干活的机会,以能制造出商品,
为社会的实际需 要提供服务。这种情况会对人们的自尊造成什么结果呢?
这是对个人自信心的损伤,对个人自尊的损伤,对有关世界和他人的信仰和信念的损伤。
我认为,由朝不保夕的就业带来的伤害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当民众发现他们不能干他们可以干好的事,
他们对世界所持的态度要么是无能为力、听天由命,
要么是充满痛 恨和敌意。如今像这样的一类事也许已变得一目了然,它们不是什么新东西。
战前人们就曾对失业和诊治它的问题开展了许多讨论,
但战争的所作所为使这类意识变得更尖锐和更普遍了。它也表明了,这个问题并非不可避免,
而是可以通过人的管理活动得到解决。这场战争证明,
人们有可能把他们的智力和经验积聚和组织起来,并得到政府权威的支撑;
即使在战时蒙受如此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掌握工业和经济的发展进程,
保证其顺利运行。
那些能够干活的男人和女人也不会缺少那份有益、稳定和有合理报酬的工作。

我要提到的第二个不幸,
是在众多工业人口中发现的那种不够格的无人性的生活条件和标准——当然,
这部分是长期失业造成的后果,但部分也要归结为很低的再就业率。
当然,我们已习惯于把低工资和待业与穷愁潦倒联系起来,
但还不太会把所遭受的困苦不幸说成是普遍的败坏,
是人口中绝大部分成员生活标准的恶化变质。
我们没有指出,非人性的不断降低的标准其实是身体健康的标准——
虽说即使在战前人们已对这一点甚感不安,
人们在思考使众多现代工业得以运转起来的那种恶劣的经济环境问题,
它们造成了不必要的死亡、疾病和 体力衰弱。
你们可能看过前些时候——时间还不算太久——由华盛顿的儿童福利部收集到的统计资料,它
指出了与工薪阶层家庭那部分孩子的成活率相比较得出的富裕家庭那部分孩子的相对成活率,
其中下降的数字只是显示出使数量可观的人口存活下去那种很低的、
差不多是非人化生活标准的一大征象。
这种生活标准不仅与身体的健康、营养、食物和精力等相关,
而且涉及人们的美感和 智力水平。我们老是为公共的普遍的教育体制感到自豪,
殊不知绝大多数人只能从体制中享受到尚属初级、基本教育的好处。
显然,大部分儿童还未受到一种教育一一家境宽裕的人、
社会上那部分有教养的人所说的那种教育,
便离开了公立学校。他们离开我们时,
具备了读写、计算能力,还有一些地理和历史方面的知识
,对五花八门的通俗文学也略有所闻;但从这么小的年龄起,
他们便不可能借助教育的影响而获得一种成熟、训化的智力了。要是说这时他们觉醒了,
说他们仍有觉醒的能力,这还得归于他们生而保有的优良禀赋,
而不是因为在教育体制下接受的那种训练。我不需要详述此事,
需要的是思考一下广大民众百姓的生活条件,不只限于贫民区的生活条件,
凡有拥塞的工业人口居住的地方都在考虑之列。
要想一想,与那部分富庶人口已达到的标准相比,他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已降到了何种程度。

第三点,战争已揭示出生产和分配的效率方面存在的严重弱点和缺陷。要知道,
这个问题牵扯到了我们现存的陈旧社会秩序最引以为豪的那些方面。
我们或许承认过,我们对这个问题所涉及与人有关的方面做得还不够好,但人们争辩说,
就生产和分配中涉及的机器的发明、组织和使用的效率来说,和过去无论哪个时代相比,
今天取得的进步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说,
如果与伟大的工业革命前的那些古老文明相比,上述道理并没有错;
因为这些机器的发明,当然是科学发现的产物。
它们是将人的心灵释放出来用以去研究自然和自然力量的秘密的产物。
要是把我们在机器用具上的技术发明——蒸汽机、电报、电话、汽车,
以及其他各种为生产和分配服务的力量一设想成是现在的工业制度结出的实际成果,
这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它们相对来说 是一小群科学家们的发现成果,
这些人的工作不是为了承认、也从来没有得到承 认一如果就起码的金钱上的承认而言的话。
之所以会出现机器运用于生产的情况,只是因为出了个富人、
出了个掌握着钱财资源的人,他把这些自然科学成果利用了起来。

可以说,这个问题之所以严重,不仅在于生产的相对不足和能量的浪费,
而且在于智力和道德水平的恶化。要是大部分民众并不关心他们正在干的活儿,
对其感到厌恶,丝毫不觉得此类工作对他们有什么吸引力,那么,
这种恶化免不了就会出现。流动工、游民闲散工的迅速增长,
是这种智力和道德水平趋向恶化的另一个证据。我想,差不多每一个成年人,
只要他的生活中有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份令他感兴趣、在智力和道德上对他有吸引力的工作,
他就会说他的职业,连同他与家庭和朋友的个人关系很棒,
对他的生活有着持久稳定的影响,他的活动便围绕着这个核心被组织起来。
这是一个使他的行为具有稳定性的核心,是一个给予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以范导作用的核心。
这样,要是一个人对他的工作感到若即若离或兴趣不合,
你就不会对所看到的那种无精打采的心理和道德现象感到意外了。

于是我要说,一个较好的社会秩序对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强烈要求,
便是保证每个能够胜任工作的人的劳动权利——这是法定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被强制贯彻下去,
这样个人就永远可以得到从事某种形式的有益活动的机会。
当某些危机发生的时候,正常的经济系统会崩溃。这时,国家就有责任出面挽救,
看看有什么值得个人去做的事——而不是像石料店里的石匠那样,
为找不到什么值得做的事而徒唤奈何,或者干脆分发些施粥券就算完事。国家应当
提供自尊之人感兴趣、并不一味以酬金为念的那种有价值的工作。
无论所称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人们的好运曾做过何种许诺,它说的话好像正符合普通人的常识,
即是说社会应当自我组织起来,以此确保个人不用施舍,
而能凭其所从事的有价值的工作就可存活并得到发展。

比如,英国就没有把铁路、煤矿以及其他大企业收归国有。要说谁真正拥有它们,
好像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政府现在坚持要在每个管制委员会中有它的代表一就是说,
一个与整个社会利益、国家和民族相关的代表。投资者、持股人等也有其代表;
但人们发现,为保持实效,劳工们也不能不派出自己的代表。

一种新的社会科学

如果用于社会重建的理智并不怎么差劲,使人云里雾里,
社会形势就会创造出对这样一类科学的需要。事实已使人隐隐感到存在一种幸运,
英国工党的计 划打消了多多益善地求助那些科学的念头,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地方,
体力工人和 脑力工人都是相辅而成的。
只要人们承认新的社会秩序的建设不能借过去的社会秩序遗留下来的科学之助,
那么结局就会皆大欢喜。
应当说,战争给了如今仍在马克思主义者圈子里盛行的那种神话以最终一击。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完成了它的进化,新时代的诞生宣告了目前资本主义统治的破产;
它的破产只是为 了给无产阶级让道,使之能完全掌握政权。
自然,这样的学说带有黑格尔对立面辩证法的味道。但这只涉及它的形式方面,
它的内容在于相信有一场灾难,相信世界末日,跟着会出现一个新千年。
这种反复宣讲的教义对某种意愿的存在一 再作出证明,
这可是一类无从通过理智行动而化为特殊手段和目的的意愿。
它所接受的“科学社会主义"仅仅是缺少科学的自供状,表明它缺少那种从细节出发作出预计、
推理和实验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每一种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标志。
我再重复一遍,战争已表明,科学要采用精细的理智,
而不仅仅是借助无论多么值得称赞的意愿去对危急的社会形势进行疏理。
我们在此已廓清了科学观念的行动路线,它不能依赖消极的方量,也不能孤注一挪,
或者听任愿望的摆布;而要依靠积极的力量、理智能力,
在应对事件的行动中看出效果的那种组织化的探究、商讨、反思和发明的能力。
我们取得的成果不会是突如其来的,也不会是十全十美的,但它是稳妥的;
并且正如我们在所有实验科学中所看到的那样,差错将成为启发的源头,但不会是反应的原因。

我们为何而战

人类各自的或群体的或好或坏的发展,总不像人类自己了解到的那样。
即使 他们所干的事情获得巨大的成功,它达到的目的和结果也不能完全符合当初的期想。
在落实我们当下目的时,不能不运用外在于我们意图的力量。这些力量一旦释放出来,
便会继续起作用,并造成其始料不及、最终把有意识地为如此宏大事业奋斗的对象吞没的结果。
目前的战争同样表明了这一点。征服的意志说明了直接的目的。
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们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做出各种安排,设立各种组织。
这些附带事件意味着,它们既已成了存在的东西;鉴于战争行将结束,
它们是不会轻易地将其存在抹去的。它们要求有一种独立的存在地位,时间一长,
这个地位可能会造成比起那些有意识追求的东西更有意义的结果。
比如,如果某人对眼下各交战国做一个横向观察,他会看到劳工阶层势力的显著崛起。
在战争的紧迫形势下,他们在现代社会组织中所占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已变得一目了然,
俄国革命已使这个戏剧性的自我意识成为事实。人们能否想见,
将来有些历史学家会发现这样的结局比起战争原先为之争夺的东西更具分量呢?

要想把战争给予我们的各种各样有益的教训一古脑儿列举出来,看来好像是在做一件份外之事。
这些经验有:互相依存、利益和占用的互相调解、
合理设置公共监管指导机构的必要性——使互相依存成为一种公共价值而不至于用来为个人谋利.
的确,并非每一种战争中产生的、用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工具会被长久使用下去,
它们大部分在战争结束后就会消失。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战争没有创造出利益的互相依赖性,
而正是这种共存共荣的观点赋予一度由个人掌管、眼光狭隘的那种事业以社会的意义。
战争只是把这样的事态作了一个突出的展示,而工业和交通运输中蒸汽、
电力的应用早就使人们看到互相依存的作用了。 
我们说它给人们上了一堂渊博而印象深刻的实物课,是因为它告诉我们已出现了何种事态,
并使人们不能无视已发生的革命而将其作进一步的推进。这样,
由这次战争引致的公共监管和控制,无论就其规模、深度和复杂程度来说,
都与其他战争中产生的类似措施不同;不同之处更在于这样的事实,
它们已使一个迅即兴起的运动得以快速发展。刻不容缓的情况使各种公共机构短期内建立起来,
用以确保公众社会利益较之私人占有利益具有优先地位,
而这类机构本来是要用一段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战争的压力消失后,
无论这类 用于公共控制的特殊机构会有多少衰减下去,这个运动再也不会后退了。
当适时出现的出版物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些教训时,
人们已知道将用数十亿钱款来满足公共的需要,并知道这笔钱中有一部分必定会用在身体训练、
工业教育、 改善住房条件的用途上,
或者用以设立为公共服务和私人企业之运转提供保证的各类机构。
他们还会问:为什么不能通过这条路径来对未来的主潮加以引导呢?

可是,社会化或者说社会主义这类带有亲缘关系的术语,它们代表着多种多样的选择。
迄今采取的许多措施也许可被称为含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
它盼望由政府来掌控生产和分配的方式,
用政府官僚机构的作用取代公司雇佣和各种发号施令的力量。
就战争中这种形式呈现的结果看,它是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的主要论点,
即战争需要催生了集权制政府的论点,提供了又一个实例。
这类国家在其结构上,必然带有军国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必须指出,大不列颠和我国,
甚至是集权制的德国,显然都采取了相当有力的措施,
成功地确保了个人活动较之社会需要和服务的那种附属性质。这类措施之所以见效,
只是由于它们赢得了以非政治、非政府的原则组成的各种团体的自愿合作, 
如大实业公司、铁路系统、劳工团体、科学研究团体、银行等等。况且,
工资劳动者可能更愿意利用他新近发现的力量来增加自己对工业的控制分量,
而不是将其移用到对政府官员的监控上。
他将不能不诉诸从内部采取措施以确保工业民主化的那种政治,
他的需要也无过于此了。按这些思路所做的整顿,
会在将来使我们组成一个对各行业进行自我管理的联合体,
或许除了占有特权位置的工业如燃料生产和铁路运输的情形外,政府只起着一种调节者、
仲裁者的作用,不再以直接的所有人和管理人的面目出现。征税将是政府的主要手段,
据此,它便能 获得并维持以自我导向提供土地和工业服务的社会化,
而不用屈从心怀叵测的投资者。如果有人说,就像在国际关系中看到的那样,
这里也必然会出现更为高度组织化的世界,
他却不可能明确地断言这两种组织类型中哪一种会流行开来,
但他有理由相信,一种范围内的解决办法会和另一种范围内的解决办法一致起来。
体制资本主义会对少数几个庞大的帝国主义组织产生刺激作用,反之亦然。 
而这些帝国主义组织必定会诉诸武力,以在不牢靠的力量均势中维持自己的地位。
另一方面,用适当的立法机构、司法程序和行政授权达成的各个国家的谐和一致,
能极大地缓解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以至于对遍布世界的各种自愿组合形式 加以鼓励。
于是,这种国家间的联合又会凭借以民主方式
进行自我管理的各个行业及业余团体的合作推动社会的整合。
社会改造时期也许需要扩大政府的管制、监督范围,但这是临时性的;
当目前置于控制中的各种贪得无厌的集团势力已得到稳妥的调整,
那么,权力分散的时期便会来临。
当然,有关这个问题的结论,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不会伴随战争结束而直接得出,
这里将有一个长期的斗争和转变过程。
但如果我们要有一个为民主提供保障的世界和一个民主能在其中得到稳固安顿的世界,
那么,联邦形式的世界政府和涉及地方团体、文化和实 业团体之创设的多种多样的自由实验、
自由合作和自我管理便指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向。由于最终说来,专制意味着整齐划一,
而我们寄予极大希望的民主则显然表示一种多样化,前者对人的天性损害至深,
后者却使之得到释放和再 生——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正在为民主而战的最终理由。

战后的心态①

要形成将来的计划,我们就要有如何施加影响的知识,
尤其是对于情境的独特的人类反应的知识、
不可或缺的心理因素的知识。这一点会因我们的文明朝着民主方向发展的程度而变得愈益真实。
因为每一个民主的进步都意味着基本的人类品质的释放,意味着他们的力量和威望的增长。
在等级制社会里,人的本 性只能通过固定的少数几种渠道得以表现。
但固有习俗和专断统治的弱化除去 了各种限制,使人的本性成了开放、可通达的东西。
它得以借助周围环境更为自由地活动,把自身更为直接有力地展示出来。
任何对于战后社会未来方面的健全评估,
都必须考虑到当下这个最主要的人类反应问题的重要性。

我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基于将具有战争特色的意识状态投射到未来,就这一点而言,
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是我们可以指望的,什么是肯定会使我们的希望落空的。
这样来想问题是必然的,也多半会使人感到庆幸。
我还没有提到战争造成的丑陋反应——恐惧和仇恨这对双胞胎。
这类不幸意识比已提及的大多数情绪更为耐久。它们不像是有意识的状态,
也不表现为各种表面的、短暂的意 志或行动态度。它们会急速地将自身化作一种恒久的性情;
但这类意识要是面 对客观状况的持续作用,是会被转移掉的。鼓吹要培植对德国人的仇恨、
对其实施永久报复惩罚的那些激愤之士,可以休矣。我们应经历一个历史的审视期。
英、法、德之间被置换了的恩恩怨怨,会形成一个促人警醒的教训。而度过了漫长的、
必然发生的情感化解期后,怀疑和仇恨强加给人们的“内战续篇”、“重建” 的结局,
以及有关这类情绪之恣意妄为的有害后果,也足能说出太多为我们自己需要的真理。

它教导我们,依赖如此不加控驭的欲望,
正是在人类历史的巨大危机中将人的炽热希望摧折的那种事件进程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它建议我们,要信赖较少伪饰也不太令人激动的理智的工作;
这类工作把问题分解为各种详实的要素,并谋求逐个耐心地去解决问题。

新的家长制①

世界已成了奇异事件的一个交汇点。
政治民主的发展至少会使对公众意见进行磋商的局面必不可免。
我们不能公然无视大众的信念。在我国这样巨大规模的民主制中,
已不可能再发育出情感和说服的共同体,除非存在一个用以对各种事实、
观念进行沟通和宣传的确定的集权机构。于是,到那时,塑造公众舆论就成了一个基本工业,
同时还会存在大规模的新闻采集和发送机构。不仅如此, 
职业条件几乎又会自动地促使这些机构造成便于中心进行管理的高度集中的形式。
那些小型的新闻和“事实”收集者很难再生存下去。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需要拥有巨额资本的、
无所不包的行当。一种形式的资本自然而然地会与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亲近,
除了有意无意形成的联系和结合外,这里还存在影响力持续发生作用的事实。
于是,这一行当反映的就是那些操控重要信息来源的权势人物的观点,
而他们在没有收益时就会切断这条通道。这一背景会持续造成这样的事实:
民主精神被他们的各种观点所支配,而这些观点又通过他们提供的素材得以形成,
这种假装发布新闻的宣传就成了发展所需要的公众情感状态最虚伪又最能收效的一种途径。

战时紧急状态赋予政府的控制权,只是部分地揭示出从前由私人运作形成的那种影响力的范围。
战争还增强了优先集中化的趋势,
并创造出有利于向民众灌输当局认为可以让民众知道的那些事且仅限于那些事的氛围。
因战事难以预料和惶恐不安而产生的紧张感,已在民众中培养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心理,
而这是有助于加强这种仁慈的家长式统治的。停战协定签字那天,
报上发表了一位大学教授写的文章。文章中,他郑重其事地警告美国人:
那些讲述德国人起义并真诚寻求和平的报道,
十有八九是机敏的德国人策划好用来破坏美国人士气的宣传伎俩。这
个警告唯一的不寻常之处乃在于这个事实,它正好在起义发生的几个小时以后,
正值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之际予以公布。其时在德国出现 了一些零碎而又怯弱的声音,
这是混和着正义和宽容的声音,它对处于休战经济形势下的德国起着慰藉的作用;
而从华盛顿发出的这个半官方的警告,却要使我国反对德国政府代表的这类新举措。
人们的困惑恐怕就是要对无数这样的报道作出甄别。
我们已在其他方面减少了对德国超人的信仰,唯独相信他们是宣传超人那一派的人数还在增加。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这个新的家长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谋划好了的邪恶之举,
在多大程度上要把这种家长制归为人的心灵被国外发生的社会变化搞得神志迷糊产生的恐惧感。
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战争造成了一种寻求安全的氛围,
人们首先关注的是所有那些激起社会变化的事实。没有人可以准确地告诉我们,
有关国外骚乱的某个详尽且不偏不倚的报道中含有多少混杂成分,在这方面只有时间可以作证。
我们要去除侥幸心理。大众要对某类知识的传播出于善意而有所提防,
此类知识可能对他们无益,对社会也没有好处。
社会和经济的林地布满了陷阱,我们要小心翼翼地行走,防止出现凶险。
上述心理因素配合着新 闻采编和发行机构形式的集中化而得到传播,由此发展出一种新的、
为那些仍不 被信任可自己思考的民众感到忧心不已的家长制。
让我们通过对各种事实精确 的审核订正而在世界范围内创造出民主的安全气氛,
这类事实形成了最终决定 社会行动的基础。那些强烈请求放弃国家的家长制,
代之以对从事运输业、金融业、投资和制造业的个人积极性加以鼓励的人
(以保护性税率限制贫苦劳工进入这些行业,当然不失为仁慈之举),
他们会懂得采取最有效的手段保护个人的积极性。异端邪说是众所周知的流行病。
所以,比如人们会对罗马皇帝的残暴和愚蠢感到惊讶,因为他想用镇压手段阻止基督教的传播;
人们却又心急火燎地想 通过散布那种反常社会活动的知识来防止今人的心灵和道德遭到损害。
必须承认,与今天使用的这些叫人服从的手段相比,过去使用的手段确是蠢笨、野蛮多了。

道德和国家行为①

很多人对那条把国家的运作伦理原则和个人伦理原则分割开来的鸿沟表示痛惜。
但是,他们对那些迁就这类伦理原则的人所表达的只是虔诚的愿望,不会带来什么效果。
他们忽略了这个关键事实,即道德是与社会组织相关的。个人要成为道德的人,
就要信守道德;他们之所以能信守道德,
因为他们是赋予以力量和责任的那种互相关联的生活样式的参与者。
各个国家正由于彼此间缺乏一 个对权力加以限定和定位的包容性的社会,
因此,它们的活动是非道德的。所 以,一旦有迫切需要,
它们就要对其权利和义务作出判断和申明,它们就会求助其自身隐秘、暴力的策略。
将国家采用的阴谋和征服准则与要求个人实行的准则分开的那段距离,
衡量着社会组织的道德意义。各国彼此间存在的是从前的作家们所称的自然状态,
并不是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状态。

恳请各个国家应当用那种被个人奉行的道德准则来实行自我控制,这会造成感伤主义的恶果,
从愿望而不是事实出发去规划行动。要驱除这种感伤主义, 
那就只有把它看成是对现存社会秩序表示不满的某种征象,
它短暂地表达着对一个新的社会组织的需要。对战争的邪恶一味进行斥责,
或者对国家依据光明 磊落的法规行事的义务作一番郑重其事的表白,
这只不过是人们自己在把玩法利赛人才拥有的奢侈品——
除非他决心去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建立而斗争,使道德的责任和法则变成事实。

我们对自己拥有的道德观念仍难以置信地抱有主观主义的看法。
新教世界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设定,即作为个体的人被赋予良心,
用这种良心造就我们的行动和社会组织,这近乎是它的最高指令。我们已对客观事物、
外在于个体之人的事物表示承认,而它通常会是某种超自然的东西:
上帝或者现代思想称之为超验、绝对和价值等某些用来稀释神学超自然力的东西。
加利福尼亚的一位教士最近声称,他的至高无上的信奉权(supreme right to follow)
不仅关系到他本人,同时要求他宣讲由他本人良心发出的指令。
即使执行这些指令会使他自己陷入与当地法律产生冲突:
如果他选择服从其良心告诉他是上帝法则的那种东西,他有权这么去做,
这不光意味着他决意经受随之而来的惩罚,而且意味着国家无权把惩罚强加给他。
他无疑对成千上万本国公民的忠诚造成了冒犯。值得怀疑的是,
他们中有多少人认可他对道德无政府状态的本质所作的断言。我是说,
这样的断言不仅会引发实践中的混乱,而且消除了无论何种道德上的区别。
因为“良 心”是道德感和人的各种观念的聚合物,它们不是社会体制的创造者和判官,
而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和反映。它们是社会组织的功能,表达着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肯定。
凭此能力,它们成了变化着的社会秩序的报信者。它们之所以有意义,
仅仅在于它们成了为重建社会秩序而作出积极努力的人们赖以行动的支柱。
那种认为有可能使人类团体在保持社会组织一般体制不变的情况下,
按照较为纯粹的道德感行动的想法不仅是无益的,
而且其实正是自高自大和道德唯我论的一种精妙形式。


国际联盟的目的不是消极地阻止战争,而是要积极地照管好经济和社会的需要;
这类需要如今已听任不测事件的摆布,为那些孤立国家的贪心所左右。
那种无须考虑建立国际联盟的提议总是认定战争是好战的结果—— 
这恰好是对这个著名观念的纯知识性质的了解,它就像鸦片的催眠力使人昏昏欲睡。

日本和美国①

我们自己的国家从所有这些情况中得到的教训是一目了然的,故需要提及一下。
日本的自由主义运动已向前迈出了强有力的步伐一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强有力步伐。
产生这一运动的理由,同样应成为维护这一运动的理由。如果他们真的要去维护它,
那么后退的步子会很小。如果他们不是继续有效地去维护它,那他们便背弃了它。
更直截了当地说,要把禁止状态下缓慢形成的自由主义力量释放出来,
这取决于这样的信念:民主政治真正说来意味着公平、人道、友情 的至高无上,
由此在一个民主世界中,像日本这样一个野心勃勃而在许多方面却 力不从心、
被它的强大竞争对手环伺的国家就能够走上解放的道路。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到来。
但是,如果名义上的民主世界把那些在战争日子里曾毫不吝惜地表白过的感情收回去,
那就会使人产生巨大的震惊,官僚政治和军国主义就会卷土重来。人们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
但民族贪欲的每一种表现,对国际联 盟基本观念的每一种冷嘲热讽的攻击,
对国际范围的理想主义的每一种拒斥,每一句涉及种族偏见欠考虑的话,
每一种针对日本的厌恶表示和无端猜疑,都会不必要地为日本现已衰落的专制官僚政体提供支持。
这里的自由主义还面临许多 有待克服的困难。只有日本今天那些秉持决心和勇气的自由主义者,
才能解决这些困难。
但其他地方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可以为阻击他们本国那种事与愿违的事态发展而战;
这种事态的发展,使日本的反动分子得以把他们手中因战争结果丢下的武器再捡回来。

日本的自由主义①

有个人横渡太平洋,他从日本旅伴的口中不时听到了这个词——民主(Dv mbkras-ie)。
船上有个穿一身宽松下垂衣服的乐呵呵的文雅人士,某一天,
他忽然换上了一套将军制服,胸前挂着一排勋章,原来他是日俄战争中的英雄。
他向你吐露:他从法国返回日本,要向他的国人解释新的世界形势并宣讲民主的福音。
一个激动的归国留学生告诉你:他与一位著名的美国教育家会过面,后者对他说,
如果日本和美国能遵循同样的原则,它们的未来关系是有保证的。
他自己还再说了一遍:“是的,同样的原则。我们互致问候并说了很多赞美对方的话,
我们需要采用美国的民主原则。"他发誓说,他要成为这些原则的鼓吹者。
靠岸的那一天,另一位归国留学生告诉你:他去年踏上码头的时候,
说出“民主"这个词 儿是要惹麻烦的,会被送去蹲监狱,而现在人人都在谈论它,
就是苦力和人力车 夫也在谈论它。一位在日本待了15年的美国教师说,
日本精神前6个月发生的变化比他待在日本15年里看到的变化还要大。

最称得上道道地地的意外变化的情况,可说是某个已臻成熟的运动所呈现的外观——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事件。整个战争期间,界线已被划清。甚至在德国最终被打败以前,
有那么几个有胆识的人就敢于说出这样的观点,即战争是两大体制之战,
战时日本是德国的敌人,但德国人的门徒和追随者还待在政府中,还在传授教育的方法。
只要这种情况仍在延续,日本的地位就是不正常 的。另一方面,甚至就在对德战争中,
也存在着为德国制度、德国思想和德国观念评功摆好的很有影响的声音。
它们解释道,因为日本已把所有这些东西消化吸收,日本的伟大实有赖于此,
所以德国只是日本军事意义上的敌人,即便如此, 也只是出于某些特定的目的。
我和其他人都听到过石井男爵指责德国的宣传要为离间美国和日本的感情负责的那番话,
像我为数甚多的同胞一样,我为此感动不已。但是,当我到达日本后,感到十分惊讶。
因为我发现,日本官员在战争中一直从思想、
道德和政治方面继续推行一种活跃的德国式的宣传。
我获知在军队中,征召入伍的士兵被整齐地集合起来,他们被教导说德国制度要比协约国一
些国家的制度优越,德国的军国主义尤其具有优越性,事实上它是不可战胜的。 
我了解到,正是在宣布停战的那一天,
某个颇具分量的知识分子公开演讲的题目竟是“为什么德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使自由主义思想遭受暂时挫折的另一个主导力量,是中国问题的出现。
日本的“爱国主义”比地球上的任何国家都要强烈,
报纸出版业比地球上的任何国家都要鲁莽行事,
不负责任。大众的政治意识仍发育未全。
结果,对外交事务进行理智的批评讨论这件在任何国家都很难办到的事,
在日本更变得异乎寻常的困难。事实上,日本有一位才识过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他尽管信奉民主,却说日本的外交要是有一天更多地受民众影响的支配,他则会感到害怕。
因为较之民众的取向,职业外交官要开明得多,
他们更具全球眼光,对西方的观念更抱有同感,
而民众仍陷于盲目的沙文主义狂热之中——
如同在抗议采用温和态度提出对俄和平条件时发生的骚乱事件所表明的——
他们不断叫喊要采用更强硬 的外交政策。无论如何,引导日本广大民众作出这样的思考,
即在亚洲存在着一个阻挠日本实现其真正的民族命运的阴谋,
那些号称民主的国家,特别是美国, 是这个阴谋的始作俑者,
这件事做起来很容易。军国主义的政党毫不迟疑地强调道德,
或把日本的自由主义者看作是削弱和摧折民族大业的、已然现形了的卖国分子。
“我们国家的对与错”的格言,或者坚信我们的国家总是对的那种心理学,并非源于日本。
于是,日本那些想告知中国情况真相的自由派人物——这些人为数不少——
同时也在妨害着自由主义的事业,因为他们本人似乎没有爱国心,
他们进行的是反国家主义的事业。

一个远方的好奇的观察者不禁会想到,一个在最近期间经历着工业革命的新国家
肯定会从那些比它更早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那里学到些什么。为什么还要坐等童工、女工、
超时劳动、污浊的工厂、拥挤的住房、贫民窟等等所有这些罪 恶出现?
经验已经表明,执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这些罪恶必定会接踵而来,
而立法和管理则会缓解那些难以容忍的罪恶。
像日本这样一个实行家长式统治的国家尤其应该做些什么事,只要看看它的楷模一一
德国人对它施加的总体影响,它就应该做些事。但在这方面,
它实际上并未显示出其先见之明。某种照搬西方 模式的工厂法确实已获通过,
但把它付诸实施则拖延了许多年一达12年之久——借口是让资本家有机会来作一些自我调整。
事实上,不顾最终结果而一味贪图眼前的利润,已在工业化的日本成了令人着迷的做法。

在我看来,在日本活动着的那股最有害的势力一一
急不可耐地要使日本一下子成为大国的势力一在增强着这种利己主义的力量。
日本人十分懂得,现代大国要有发达的工业和大量财富。
结果,他们“用大大的赤字向未来透支气它的政治家相信国家利益和个人的“迅速致富”
的欲望是一致的,他们不仅不对 其进行制约,而且对其加以鼓励。
对每一位外国来访者提出的有关日本政党的差别问题所作的最具启发性的回答是:
执政党是“三井”党,它的对手是“三菱” 党。
日本有“六大巨头”一一它们是一些从事金融、航运、采矿、
制造和大陆开发等各种活动的公司集团。在这六大巨头中,三井财团和三菱财团最为财大气粗,
其他的公司则围绕它们运转。通过直接的家族联姻或者数不胜数的间接方式, 
这些大企业的利益与国家的行政结为一体。实际上,它们一方面是陆军和海军集团,
另一方面就是国家。或许在日本的现实政治方面,
我得到的最大启发是有人这么告诉我:大企业的利益还不至于影响到议会选举,
它们并不特别在乎哪个人被选上,因为它们直接与当政的统治者做生意。
有关日本大企业和政治的结 盟值得写一本书一一写一段话是不够的。
所以,引用一些孤立的释例没有多大用处。
但是,它们征税制度中的某些条款可以被认为带有典型意义。
当个人的收入达到750美元,他要缴7%的收入税。一家公司若收入50万美元,它只需缴
纳7. 5%的税款。日本的议会对如何控制这类欺瞒行为不置一词。理论上,它们认为,
个人在把日本造就成世界强国方面所作的贡献微不足道。
资本的巨大集中才能真正把日本推动起来去发展贸易和工业,以便参与国际竞争。
报纸通 常用各种专栏文章去抨击政府,却很少放下架子来讨论诸如此类事实的意义。

日本的报纸在讨论国际联盟问题时,习惯于说日本代表着劳工的利益,
而西方国家特别是大不列颠和美国代表着资本主义。但是,
没有一个现代国家的资本主义像今天的日本这样丝毫未遭遇抗争,几乎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权力。
害怕 国际联盟成为资本主义剥削势力的代言人,
事实上只是害怕一个资本家组织被另一个资本家组织剥削——
在涉及西伯利亚和中国的开发问题上,尤其是如此。

人们知道,这可以专门被称作“仁”的原则。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自由派分子争辩说,
这个原则是过时了的封建社会的遗风,肯定是行不通的。
他们认为,劳工必须在道德和经济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要组织起来,为自己
去争取权利,而不是坐等仁慈的主人作出让步,这样才能发展壮大。人们知道,
这就是“权利”的原则。但力持被神选的、独特的民族类型观的封建主义者反驳
说,只有西方的唯物主义,才以争取自由和权利的形式来发展工业;东方至高无
上的道德标准使人有可能把仁和情的原则运用到产业关系的发展中,从而避免
那种使西方文明蒙羞的阶级斗争。当然,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这时如果提一提
布尔什维克分子也是很管用的。

有一位法官被判犯有欺君罪,因为他在抨击官僚军国主义分子时曾说,
他们挑拨民众与天皇的关系,玷污了天皇的荣誉。有关天皇可被亵渎的暗示足以把他送进监狱,
但他的名声和影响却因这一事件而与日俱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些可加以引证。
近来还发生了对许多持有或发行“革命”杂志的人的逮捕事件。甚至还有人预言,
在下一个五年里,日本将会发生由经济基础引发的政治革命。但是,我认为,
他们似乎过于乐观了。

当老师们对在校外煽动闹事、冒犯当局的行为悔过以后,当局给了他们一笔贴补生活的工资。
当然,与广大劳工阶级相比,中产阶级的分量微不足道;但情况很可能是,
由于这个阶级受到更多的教育,它不再听任它曾为之献身的独裁国家的利益的摆布,
这将产生先期的政治影响。

把日本和德国加以比较已成了常事,或许是太平常的事了。在对所有事件进程的判断中,
我通常都没有指出它们两者那些现实的、无可否认的相似之处。 
这种相似之处既非完全源自内在的本土化的因素,也非完全是靠模仿学得的结果。
在七八十年代,日本忙于学习西方世界这个样板,正如一千年前它从朝鲜和中国那里取经一样,
从大不列颠那里,它借用了海军建国、商船队、海事通商、海军力量的观念;
从法国那里,它拿来了中央集权的观念,用以医治那残存的封建势力离心离德的顽症;
从德国那里,它学得了制定婚姻家庭法的技巧(在由家庭组织向个人主义准则的过渡中,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在采用德国式教育体制 的目标和方法,
以及建立看似西方式的代议制政府的措置方面,
这个政府实际上无论如何不能违背长州藩和萨摩藩藩主独裁寡头集团的利益;
后者也不能完全为个人的野心所左右,甚至首先被个人的野心所支配。
日本确信,只有运用高度 集权的力量,才能使陆军、海军得到发展,
才能确立一种强有力的外交政策,
使日本不再像亚洲的其他国家那样忍受任由西方列强摆布的命运。
面对在最近这代人的时间里出现的帝国主义的欧洲,要求有一种胆大妄为的唯心主义,
它不是由现在的学人提出的,它可以宣称欧洲人的行为完全错了。

西方人自然不会认真地把神道教当作一种政治工具。他们不会认真看待神权的观念,
他们不会这样做,这种思考方式令他们感到陌生。
于是,他们想象日本也不会真的把这种观念当回事。他们认为,这是某种诗意的渲染,
是描绘这片 神奇土地时的神来之笔。
当然,日本的有识之士不会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相信这种政治神话。
但神权的观点浸透在对所有问题的考虑之中,这也是真的,
与此相系的情感是如此普遍而强烈,以至日本成了这么个独一无二的国家,
它的目标和方法就是要让所有外国人受挫。或许只有一个对初级教育,
特别是对历史和 “伦理”的教学进行研究的外国人才能懂得,“天皇的膜拜”是如此有条不紊,
它已如此完整地化成了所有学生下意识的心灵机能的一部分。当他们长大后要摆脱它,
正像西方国家的少数人要摆脱童年时聆受的神学教诲一样。
如果没有抛弃因之而来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这时甚至很难避开这种情感上的后发效应。
正是对于皇朝的情感,形成了这类近似于宗教的情绪。

看来我恐怕完全偏离了主题。我所讲述的似乎不是日本的自由主义,
而是那种最阴险最有影响的极端保守主义。但是,对自由主义成长中必须克服的困难作一了解,
也并非毫无价值。这种了解,会使我们更具同情,更有耐心。自由主义出现在这里,
它会拥有眼下受过大学教育的一代人。当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
一个日本的大学生代表团正在北京向中国人表示,他们完全不支持日本对中国的政策,
并说他们的敌人是共同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独裁统治。这使日本不可能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
交换商品和技术科学,在世界政治中占一席之地,使日本仍隔绝于世界形势和世界潮流之外。
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已通过战争及其 结局为日本国内不断加快的发展带来了动力,
目前这种民主和自由的扩大就是 其发展的成果之一。巴黎和会上的帝国主义协议,
无可否认地造成了某种挫折 感。民主潮流在整个世界的倒退,会使日本的运动放慢。
但除非世界公开大规 模地背弃民主,否则,日本会坚定地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
我对日本人民的复原力、适应性和实践智慧抱有的信任,
以及对已化为民众的举止习惯的社会民主抱有的信任,
使我相信,变化的来临无须经过流血和灾难性的动乱。

理想主义的不可信①

也许要与理想主义和理想这类字眼作别,它们无望成为让人相信的东西。 
它们也许会成为浪漫主义、盲目的感伤主义、托付良心的同义词,
或者会被视为把罪恶勾当掩蔽起来的文字装饰品。但这个问题是真实的,并非只是一套言辞。 
狭隘的部分的目的与充分的着眼于长远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在某一时刻获得的短暂的成功,
与在其过程中感受到的大量的幸福是不同的;把幸福看作是粗劣艰辛的生活要素,
与把它看作是变动不居的生活要素是不同的,
这里涉及的只是可以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来加以说明的区分。
当我们坚持从以下事实出发持续展开行动,认为这种区分有赖于对力量的使用,
只能用理智来引导这种力量, 那么,我们将继续待在这样的世界中。
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分将被认 为只是事关意见、争执和个人趣味。
使理想和力量互相对立起来,就是使这样的体系永恒化。
问题不在于纵容理想而反对以现实的手段来使用力量。一旦造成了这种对立,
我们就使我们的理想成了不起作用的东西,
就会做出使那些将武力视为主要力量的人得利的事情。
只有依靠组织化,坚定地利用现代生活的伟大力量——工业、商业、金融、科学的探究和讨论,
以及人类交往关系的现实化,我们的理想主义才能成为合宜的东西。

中国的学生反抗①

原先对政府提出的是几项直截了当的要求,即必须释放因参与殴打事件而被拘捕的学生,
并免遭起诉;被军阀集团如此憎恨的北大校长应恢复原职。
正当政府准备答应第一项要求(至少从表面上看)时,所提的要求又大大增加了,
即必须向巴黎和会的代表发出训示,除非保存山东,否则即应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必须将所有“卖国贼”免职;废除与日本达成的所有秘密协定;保障言论自由。
除第一和第三项要求外,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学生运动赢得了它所有的要求;
并且对第一项要求,政府承诺只要国际形势许可即当勉力去办;在接到大不列颠、 
法国和威尔逊总统准备签约的消息后,怀着日后再作计较的希望,政府含糊其词地作了让步。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学生们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只是骗骗人的。
军阀集团仍然大权在握,三名被解职官员的位置可能由那些同为亲日派系的人来填补,
从表面上看,一切好像跟过去没什么两样。政府以及外交事务方面都没有发生预期的变革,
从而为这场持续的学生运动的全部价值给出理由。

中国的军国主义①

在此可引用一些统计资料。据最低估算,目前中国政府维持着一支130万人的军队。
中国并不实行征兵制,这是一支被雇用的、常备的职业化军队。中国没有派兵去欧洲,
也没有训练一支部队准备派去那里。最让人能够闻到战场硝烟味的,
是俄国溃败后鼓吹对西伯利亚进行干涉的宣传。如今,中国的内战也是有名无实,
不管怎样,极大部分士兵从不会去打仗。于是,从它的常备军队的规 模这一点上看,
中国没有被“中国化".

中国的预算同样告知了这一点。中央政府去年为常列军事项目开支了2. 1 亿元,
为“特列”项目开支了 3000多万元。百分比更能说明问题,这一数字要占 全年政府开支的50%。
由于国家的总收入除贷款外,只有3. 7亿元,这意味着 国家总收入的65%花到了军队身上。
还可用另一种方法来计算,扣掉这笔开支 中为国家债务支付的利息,
中国用于军事目的的花费差不多是所有其他目的花费总和的2倍,
是中央政府用于学校教育方面支出的50倍,是中央政府和所有省份用于公共教育方面支出的6倍。
另外,现今中国在民国八年这一年花在军队上的钱,是清王朝末年花费的2倍以上。
这些事实并没有证明人们过分沉溺于和平主义。

表明中国军阀统治制度延续性的特定标记有多种。在各个省份,“督军”,
也就是军人统治者的权力,
仍高于文职省长,并凌驾于国民的利益。他们不顾教育和改善交通的迫切需要,
利用钱财和权势为人数众多的军队招兵买马。在一些 边远省份,他们鼓励种植鸦片,
这或是为了获得直接收益,或是为了征税,这种征税几乎就是不加掩饰的敲诈。
他们阻止开发自然矿产资源和发展制造业,
因为他们的随从会让他们获得强行索要从生意买卖中产生的大笔收益的那种有效权力。
尽管北南双方存在着和解的普遍愿望,两地的军阀(认为他们只限于在北方活动,
这是个极大的误解)却阻止达成所有最终的解决方案。
近几个星期来已闻知开始了对蒙古的神秘冒险活动,
以及一名督军企图获得对三个满洲省份实质上的独裁地位。但尤其要指出的是,
正是军阀统治,使中国陷入了对外国人的阴谋和不期然的干涉加以诱引和奖励的状况之中。

中国的国民情感①

如同过去多少个世纪一样,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里的农夫,
为了他们自己的耕作、温饱、婚丧嫁娶而忙活。就像过去一样,他们自己料理自己的事,
皇帝或总统的权力扩及不到他们那里。地方大员们来了又去,
为了他们追名逐利的琐碎的谋划而奔忙。他们管不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夫,
后者唯一能够知道的统治形式就是自然,就是自古已有的四季变化的法则,
就是生与死、播种和收获、水患和疫病的性命攸关的规律。
他们最常引用的箴言是这样一句话:“天高皇帝远。”言下之意,土地才可以相亲相依,
家庭和村庄才是贴近人的。

如果人们对政府的事漠不关心,那么,政府——用西方的术语,我们称之为国家,
是会作出报答的。从理论上说,它成了天的代表,所以占有了地,也就是土地;
并且成了土地丰产象征性的原因,它对国家的繁荣施加有益的父亲般的影响。
事实上,就像天自身一样,政府高高在上。在较早的时期,天也许会直接干预人类事务,
但在往后更长久的岁月里,它依然冷漠超然,满足于很久以前确立的那种关系,
只是在发生巨大危机时才对人类事务进行干预。除了很好地体现在习俗中的几种目的以外,
中央政府与老百姓的生活毫不相干。它是朝廷,它的 威严、显贵、
仪礼和消遣的形式不能不维持着。这种生活的物质一面,需要有物质和货币的供给。
理想的生活,统治王朝的荣耀和至高无上,可以象征性、仪式性地得到满足,
正如鬼神已学会满足于象征的货币,奴仆、牲畜和粮食。
这时,政府的首要物质功能就成了受纳或以实物或以货币形式供奉的土地出产物。
这种贡赋并不沉重,并且长久相沿的习俗把这种贡赋转化成了自然的正常秩序的一部分,
虽然说像自然的收成和其他现象一样,它也会突如其来地变得起伏不定。 
道德和礼仪的统治通过朝廷的辅臣、地方大员、专使和其他各类官吏予以实施, 
他们代表朝廷,他们用极其文静的风格向老百姓传递各种训令和劝诫,
以此显示出天的代表为了他们的道德品行一如既往的善意的挂念。这些道德品行反过来,
成了国家繁荣和帝国稳定的源泉。这些官员花钱显摆具有指定象征意义的光宗耀祖的生活
,但税赋被习俗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作为通例,它的负担并不很重。
痛苦便尽可能地让有钱人来承受,以便达到既对可能的竞争对手的势力进行打压、
又不至引起老百姓不满的双重目的。如果对古老中国的政治理论作一追究,
有可能看到某种始源性神权统治的复活。但即便与欧洲自然神论最为盛行的年代相比,
中国的上帝或者天显得更为疏远,它以一般的仁慈的照看为满足。
它的地位带有缺席者的性质。
代表天的朝廷也甘愿模仿“天”的那种对生活的琐碎事务不闻不问的性质。


甚至那种被迫引出的变化也导致人们对满清王朝大为不满,这使它被推翻了。
不光在各个地方,人们能感受到对于明显增加的税收的对立态度;
不光是说对习俗的干涉,这种习俗自远古时代以来便对强索和抵制的游戏划定了界线;
征税牢不可破地关联着帝国朝廷与众不同的特权,这一点再怎么往乐观方面想,
也不太受人喜爱。增加的税收与官僚阶级的“榨取”同样有着固定的联系,
与腐败形影不离。确切说来,这种腐败如果保持在某个百分比的限度内,不算是腐败;
但如果超出这个百分比,它就不可容忍了。这个足以应付所有内部不测事件的国内征税系统,
在面对外部引发的危机时便不够灵活。人 们不得不求助外国的贷款。
补救加重了病情。它为来自外部越来越多的干涉提供了机会;
它得到的恰好是那种对外国势力成倍增加的依赖性,这些国家是麻烦的始因。
于是,与外国势力接触的结果,使整个国内的平衡逐渐被打破了。 
中国历史形成的政治体系若不经历一场彻底转化,是不可能恢复这种平衡的。
它必须以某种样式使自身国家化,
以便符合它与其他那些按国家形态组织起来的人们开展交往时诉诸的条件。
税收和岁入事情上的真相,涉及的几乎就是中国人生活之方方面面的真相,
公共财政问题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已。

中期著作:1918-1919

思想与工作的自由①

当然,怀疑和恐惧的战争心理的后遗症是威胁自由社会思考的一大因素;
另一大因素则是统治阶级希望利用这一后遗症来创造一种心理上的恐怖统治,
这种恐怖会对同情自由的人中一些胆小怕事者造成影响,并干扰法院。
但是,现在 的情况并不能只凭这些因素来解释。
它们需要别的东西来赋予足够的现实运作的力量。这一别的东西事实上就是:
在政治行动或演讲和写作中,再也不能充分表现心灵自由了。很多人已经感觉并开始明白:
只有当他们在与其日常工作有 关的事情中实践自己想法的时候,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心灵自由。
行政领导、经理人、科研工作者、艺术家享有这样的自由,
而别人为什么享受不到呢?因为这种意识不能通过增加对工业化的物质产品的拥有份额而获得。
这也说明,为什么原来的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捍卫者越来越少。

由于自由在本质上是精神的,是思想的事;而且,由于仅当思想可以体现在行为中的时候,
才算得上是自由的,因此,每一次争取自由的斗争都得在不同的层面上再次进行。
过去争取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斗争,意义是重大的,
因为它是争取信仰自由和保护财产权的斗争的一部分。
那种以为指出这背后的经济动机就认为以前的斗争是廉价的想法,是愚蠢的。
那些通过辛勤工作赢得了财 富的人,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
不被那些曾经靠征服获得财产并希望继续其掠夺生涯的人强占。他们的斗争需要得到尊重,
而不是被轻视或否定。但是,假设思想和努力将总是按照已经指明的路线传播,那同样是愚蠢的。

言论和选举自由现在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争取行业中的心灵自由以及自由参与规划和经营的斗争中的一部分。
如果共和党人不是出了名的忘恩负义,将 完全可以预测:
人们将来会竖立纪念碑来纪念帕尔默(Palmer)先生、
斯威特 (Sweet)先生和其他看似付出了无谓的艰辛而使得民众明白这一事实的人,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民众可能长时间看不出这一即将到来的事实。
因为我们可能确 信,老一辈的公民自由的捍卫者不会那么容易就被瓦解,
即使在恐惧和激动的战 争心理的助攻下,除非其背后有其他极为重要的事件。
当反对派认为自己是在阻止一个危险敌人的时候,
他实际上展示了思想自由只体现在言论中而不是工 作中的想法是多么的肤浅。

工业中国①

诸如此类的情况使很多人断言:中国工业的真正发展,必须等到一个强大稳固的政府形成之后。
政治因素的重大意义被毗邻江苏北部的安徽省所证实。
这里可以看到军国主义所开出的完美的“花朵”。军政府首长最近关闭了省内所有的学校,
长达一年之久,其目的只是为了把钱花在军队上。他已经把省内所有的矿产据为己有,
最近又将来自两个城市的一条河流改道,从而为他的矿井开通一条运河。
这只是当前中国政治状况影响其工业发展的一个极端例子。几乎每个地方官员都在滥用权力。
他们控制士兵来索取贡金,通过税收来勒索工厂与矿井,利用铁路来操纵货运,
直到迫使利润交到他们手里方才罢休。
然后,他们把资金再投资到当铺、银行和其他经济统治机构。
因此,一种新型的封建主义正在 迅速成长,其中,军国主义直接辅助资本主义。
这些人将他们数以百万计的闲散 资金存入国外银行,并在外国租界预留了避难场所。
控制了交通部与财政部,相 当于获取了中国经济的君主权,其影响遍布每一个地方。
站长必须支付几千美 元方能得到工作,而当发货人需要汽车时,
他则索价五十或一百美元以追回投资。工商业都在进步,或许我们有足够多的理由相信:
最终它们的成长将促使改革政府,那时,一个稳定的政府将允许工业正常发展。

但是,所有的工业化城镇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的问题,
即中国的工业发展是否将重复英美和日本的历史,
直至其放任的恶果导致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方才收敛,
①还是利用他国的经验使发展人性化呢?中国是一块问题之土,
问题如此的进退两难和交错复杂,
以致一些人常被提醒而想起在他青少年时期困扰中国人的那些难题。
但是,对中国和整个世界而言,通过工业革命要解 决的重中之重是方向性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表面上所有的迹象都指向那场非人道的运动,
指向盲目地重复西方工业革命中最糟糕的一幕。没有任何与工厂相关的法律法规,
即使有,政府也没有能力去管理和实施它。你可以看到:
丝纺厂里一群8岁到10岁的孩子,为了那么一点微薄可怜的工资,每天干14小时的
活;而每天干12小时,在所有的作坊里是常规轮班制了。然而,在最近的几年里,
多数这类企业每年分得的红利都在50到200个大洋之间,此外还有50%的 利润。
很肤浅地,中国把其刚起步的工业看作不受约束的社会开拓者的天堂。 
然而,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想象得到,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
中国拒绝引进现代生产和分配机制。这种拒绝长期被引证为是愚蠢保守的典型事例,
其实 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本能的体现。这种本能使得中国等待,
直到世界达到社会本 身可以掌控工业革命而不是受其奴役的时候。
但即使只是罗列此历史可能的诸多条件和力量,文末也没余地了,
所以只能往最好的方面去想。

变化了的经验和理性的概念

生物学发展的结果已经倒置了这个图景。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行为与活动。
为了生命延续,活动就必须既是连续的又与其环境相适应的。而且,
这个适应的调节不是全然被动的;不是有机体受环境的塑造。即使是蛤蝌,
也会对环境 有所反应,并加以某种程度的改变。它选择原料作为食物,
或作护身贝壳。它对 环境有所为,对自身也有所为。
没有哪个生物只一味地顺从环境,尽管寄生物接 近于这个界限。
为维持生命着想,就需要改变周围媒介中若干的元素。生命形式越高,
对环境的主动改造就越重要。
这种生命对环境的增强控制可以用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对比来说明。
假定两者同住在荒野中,那么,野蛮人会尽量去适应所处的环境,
而尽量少做我们所谓反抗的东西;野蛮人会“就地取材”,靠洞窟、
草根和碰巧遇到的池沼来维持艰苦而又不安定的生存。而文明人则会到远处的山上,
筑坝截流,修筑水库,开挖渠道,把水引到沙漠的荒野去。
他四处寻找适宜繁 殖的植物和动物。他获取本地的植物,通过选种和杂交改良它们。
他发明①机 器去耕地和收割,用如此种种的方法把荒野变成盛开的玫瑰园。

我们如此熟悉这样的转变景象,却忽视了它们的意义。
我们忘记了生命内在的力量就显现于其中。
请注意这个观点在传统的经验观里招致怎样的一个变化,经验变成首先是做的事情。
有机体决不呆在那儿,像米考伯②一样等着什么 事情发生。它并不是被动、
无生气地等待外界有什么东西给它打上印记。生物体按照自己或繁或简的机体构造作用于环境。
作为结果,环境中所产生的变化 又反作用于这个有机体及其活动。
这个生物经历、感受它自己行为的结果。这 个做(doing)和受(suffering)
或遭受(undergoing)的密切关系,就形成了我们所谓 的经验。
不相关的做和不相关的受都不能成为经验。在…个人睡着时.假如 烧到他,
他身体的一部分被烧着了。这个烧伤不是以清醒的知觉从其行为中产生出来的,
在启发性的意义上没有什么是可以叫做经验的。再说一次,只有一连串的单独行动,
如在痉挛中的肌肉收缩等。这些运动没有什么价值,它们对于生活没有影响;
即使有,这些结果和事前的动作也没有关联。在这种例子中.既没有经验,
也没有学习,更没有积累的过程。但是,假如一个顽皮的小孩把手指放进火里去,
他的动作是随便的,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图或反思,但在结果中有些事情发生了。
这个小孩遭受热,感受痛苦。这个做和受、伸手和火烧就关联起来了。
一个行为暗示并意味着另一个行为,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经验。

因此,科学、“理性”不是某种从上往下施加于经验的东西。
它既为经验所启 示和检验,也可以通过发明以千万种方式去扩充和丰富人们的经验。
虽然像曾经屡次说过的那样,这种经验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调节多半仍是技能性
(technological) 的,而不是真正艺术性的或人文的,
但它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保证智慧管理经验的可能性。
由于我们的善良意志和知识中的缺陷,它的界限是道德的、理智的。
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它们在经验的本性上不是内在的。“理性”作为与经骑分离的一种能力,
曾引导我们到达普遍真理的高级领域中,但现在开始让我们觉得飘渺、无趣和无关紧要了。
作为一种将普遍性和条理性引入经验的康德式能力,
理性已经让我们越来越觉得它是多余的——是人类沉溺于传统的形式主义
和精巧的术语学的不必要的创造物。以往经验引起的具体启示,
按照当前的需要和匮乏而发展和成熟起来,可用作特殊改造的目标和手段,
并受到这个调整功 夫的成败的检验,这就足够了;
对于这些以建设性形式用于新目的的经验启示,我们可以用“智慧"(intelligence)来命名。

一种哲学的改造,应该把人们从一方面是贫乏而片面的经验、而另一方面是
虚伪无能的理性这样两个极端的选择中解救出来。它会将人类从其必须承担起来的、
最沉重的智力负担中解救出来;
将消灭那个把善意的人们划分为两个敌对阵营的分界线;
会允许在那些尊重过去和现成制度的人们与志在建设一个更自由、
更幸福的未来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因为它将支配某些条件——
在过去的丰富经验与面向未来而策划的智慧之间可以有效地相互作用的种种条件。
它可以使人们尊重理性的各种要求,同时不陷入对超经验的权威的盲目崇拜,
或陷入对现成事物挑衅性的“理性化”之中。

逻辑改造的意义

如果逻辑与实践上的考虑不相干,那么,即使这些矛盾很多、很广泛、很难调解,
也可以一笑了之。如果逻辑是一件有关实践效果的事务,那么,这些矛盾就严重了。
它们表明了,理智上的不调和与不连贯有某种深奥的原因。
事实上,当代的逻辑理论的确是一切哲学分歧和争论所会聚和集中的地方。
在经验与理性、现实与理想关系的传统观念上所起的变化,是如何影响逻辑学的呢?

这样,逻辑学是经验的还是规范的、是心理的还是调节的争论,就得到了回答。
它两方面都是。逻辑学是以明确生动的经验材料为基础的。人类已经思考了无数年代。
他们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观察、推理和论证,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结果。
人类学——即对神话、传说和祭祀的起源的研究;语言学和语法学;
修辞学和形式逻辑学都告诉我们,人们曾经怎样思考,以及不同种类思考的目的和结果为何。
心理学,不管是实验心理学或是病理心理学,
都为我们了解思考怎样进行以及思考得到什么结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尤其是对各种科学发展的记录,能够为具体的探究和实验提供指导,
那些具体的探究和实验有时候使人误入歧途,有时候又被证明为是有效的。
从数学到历史,
每门科学在其自身的独特领域中都展现了具有典型意义的错误方法或者有效方法。
这样的话,逻辑学就获得了一个广大的几乎不能穷尽的经验研究领域。

道德观念中的改造

把教育阶段看作是依赖社会的时期,把成熟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的时期,
这种经常出现的对比确实是有害的。我们常说,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但又把这句 话的意义局限于社会性最不明显的领域,即政治。人的社会性的核心在于教育。 
把教育看作是预备以及把成年看作是生长的一个固定界限的观点,
是同一个有 害错误的两个方面。如果道德的要务对成年人和儿童来说都是经验的生长和发展,
那么,从对社会的依赖中以及社会对人的依赖中所得到的教导,
对于成年和 儿童就是一样重要的。对成年人来说,道德独立就意味着生长的停止,
孤立意味 着顽固。我们把儿童在理智上的依赖夸大了,于是儿童过分地受到管制;
同时, 我们又夸大了成年人对于亲密生活和与人交往的独立性。
当认识到道德过程和 特殊生长过程的同一性时,
对儿童所进行的更有意识和正式的教育将被看作是社会前进和重组中最经济、
最有效的手段;同时,很清楚,对于成年生活的所有制度的检验标准,
在于它们是否能够很好地推行持续的教育。政府、商业、技艺、
宗教和一切社会制度都有一个意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个人的能力,
不分种族、性别、阶级或经济状况。
这就是说,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教育个人,使其达到其可能性的极致状态。
民主有许多含义,但如果 它有一个道德意义的话,那就在于:
所有政治制度和工业组织的最高检验标准,
将是它们应当对社会每个成员的完满生长所作出的贡献。

中期杜威:1921-1922

杜威说,东方认为它自身的文化是精神性的,不仅倾向于冥想,而且倾向于静谧、闲适,

以及对美好与神圣之物的欣赏。而且,在东方人眼里,西方人是物质 主义的,

是活动的发电机,忙忙碌碌,干预自然,不断劳作。圣人力求达到完美, 但商人争取获得财富。

杜威坚持认为东方与西方都是正确的,但都是对各自标 准而言的正确,两者之间无法进行互通。

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什么是人们认为 在精神上有价值的东西。

在这里,两边都各有其优缺点,问题(正如它在西方历 史中更清楚地存在的那样)

是拯救自己还是拯救他人。有些人感到,如果一个人 不能拯救世界,那么至少还能试着拯救自己,

而奉献与祈祷的生活为拯救提供了 一个机会。

但是,当一个人听到求救的呼喊时,他应当中断他的祷告吗?

这样,东方精神那充满欣赏的冥想式的闲适生活就是审美的生活类型;而西 方急急匆匆、

忙忙碌碌的生活是伦理的生活类型,它充满了社会福利与帮助老 人、穷人、年轻人和无助的人、

最低工资和退休福利的目标。相对于冥想或祈祷的深刻,这听起来似乎很庸俗,但它能够救助生命,

使肉体得到复原,使灵魂得到 治愈。在杜威逗留期间,中国缺乏这样做的物力财力,

但它也没有这样的愿望。 美国确实这样做了,但杜威特地要保留的生活的审美特质减少了。

问题是:让西 方把它对福利的关心与一种审美的要素相调和,

与让东方在它的感性主义之上 加入福利的伦理,这两件事哪一件更费力呢?

也许两者都无法加在自身既有的 状态上,而只能慢慢地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

如同当今中国正在 发生的那样。时间会告诉我们预想无法告诉我们的东西。

评价与实验知识①

虽然工具性的好与目的性的好之间的区分是一个必要的理智上的区分,
但是我们必须避免把它变成一种逻辑上的析取或存在上的分离。从存在上来看, 
最直接的好或喜好(liking)无论如何总归是整体事件过程的一部分。
这样,它就 对未来的直接的好坏产生结果。
①没有必要急切盼望看到每一种直接的好中的辅助性属性。
相反,这样一种先入之见显然会干扰到完全的、完整的目前的好, 
并因而减少或毁掉它的内在价值。但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无论何时,只要有必要,就根据一种好在未来的或工具性的能力去判断它。
任何其他态度都会使 把喜好带进理性生活变得不可能,
并把关于价值的各种经验降低为无法再进一 步论述的、
原始的好(brute goods)构成的一个不连续的系列。
判断一种向来是毫无疑问的价值在目前或将来的价值,
意味着我们如今从它辅助性的效用方面 来考虑它,
而并不否定或背离它过去的直接价值。这是关于道德的一句老生常谈;
如果需要的话,它也可以被证明是关于美学批评的一句老生常谈。

另一方面,辅助性的价值,或者说功用,也可以作为目的性的价值或直接的价值而存在。
在这里要提的不是守财奴和他的金子这个举滥了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
手段最终篡夺了目的的位置。这里所要说的情况是这样的:手段不仅是单纯的手段,
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任何固定的区分都瓦解了,
两者融合在一起了。手段是这样一个手段,它因为其本身的缘故,
作为整个目的或内在的好的一个有机部分而受到“喜爱”。许多批评判断的工具性理论的人,
一直以来都忽略了这个事实。判断的工具性理论主张,从逻辑上来说,
必须把认知作为安置(安置,不是陈述)一种直接境况的中介来加以分析。
但实际上,从人性上来说,从存在上来说,认知是这样一种受到喜爱的手段。
在它和它产生的作用之间不能作任何存在上的分离。因此,它也是一种直接的价值或好。

科斯特洛博士提出的另一点值得注意,他说我混淆了确证和真理。正如刚刚说过的,
我很愿意在术语上有一个区分,只要事实得到承认和遵循。而对他提出的说明作一番考察,
会使关于评价的问题更加清楚。他说:“我并不是为了确证是否要下雨了而判断'要下雨了'。
我作这个判断是为了避免被雨淋湿这种突然袭击般的确证。我对情况进行判断,
是为了就一个进一步的出自意愿的决定拿定主意,比如我是不是应该出去散个步。
我非常希望我关于雨的这个判断是 确实的。但是,我完全不希望亲自去确证它的真。
因此,把真理等同于确证,是非常麻烦的。”(第452页,斜体字是我标的)就评价-判断而言,
我几乎不能要求有一个更好的说明了,即使是度身定做的也很难比这个更好了。
注意:“要下雨 了”这个判断的逻辑对象的蕴涵,并不是雨本身。
下雨仅仅是作为进一步判断一就是说,
关于一个行动之价值的判断——的一个逻辑要素而得到判断的。 
“出去散步”这个行动的价值是有疑问的或不确定的,通常我们可以假设它是一个给定的价值。
但是,它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情况下会是一个 价值吗?
于是就有了关于雨的判断、关于雨和淋湿的坏处之间联系的判断,
以及万一不下雨而出去散步的价值的判断。
根据描述,所有这些判断都不是最终的, 而是与另一个判断相关的,
那个判断是关于要去做的某件事情的。因此,这个行动就是判断的真正主题,
而它的发生或不发生是以这个判断为前提条件的。因此,
一种否则就不会存在的价值是以评估为规定条件的,
而由此一个后来的关于价值的事后判断也就成为可能。那么,我们假设这个人决定呆在家里;
假设不管 怎么样,他留在了家里。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不会被淋湿。
但是,根据这是不 是先前判断的一个结果,这个事实的直接价值是不同的。
如果他未曾进行过判 断,如果他留在家里仅仅是因为他有事忙或者仅仅是出于习惯,
那么,他留在家里的价值就仅仅与他的习惯或忙着处理的事相关。
如果他留在家里是由于他关于出去散个步的所值所作的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事实就具有一个附加的价 值——使他避免了否则将已经陷入其中的一个恶的价值,
以及对他的明智的一 个证实或反驳的价值。假如结果没有下雨,
那么,他可能会追悔莫及,怪自己愚蠢,竟没去冒这个险;假如结果下雨了,
那么,他或许会庆幸自己的谨慎。无论哪 种情况,根据科斯特洛博士的观点,
判断的真正对象出自意愿的决定,都由结果得到了确证或否证。
那个判断是否具有前件,是否具有独立于确证或反驳的真或假,
都可以作为一个用词问题而略过。看起来似乎它先行具有的正是真或假;
但我现在并不准备讨论那个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我们的论证所要求的只是如下这一点:喜好——或偏向——是不确定的, 
而判断的发生是为了确定喜好,并因而确定价值。那么,关于判断并不确定喜好的情况,
我们应当说什么呢?我们应该单纯地抱怨人类天性的顽固或轻浮吗? 
首先,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其中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不确定或无规定 (indetermination)。
我们肯定地喜欢,而且从根本上知道我们喜欢。我们遵从习惯与社会期望而作出判断行为,
但我们在内心里意识到,我们正在进行一种多余的仪式。这种判断是假装的,
并不是真实的。因此,对以下事实感到奇怪是没有根据的:判断并不决定情感驱动性态度。
已经作出的说明,可以解释其余的情况。那个分析的要点是:
评价判断的直接对象采取某个特定行动,
为使一个完全的最终判断成为可能而采取某种行动是好的,
或者是更好的。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跳过这个直接判断和作为其对象的那个行为,
就没有理由问为什么判断应当确定一个喜好并因而确定一种价值了。
判断一个特定的物或人是否值得尊重、 仰慕、赞赏、渴望,这个判断只是假设的或辩证的,
而说从辩证的东西到存在之间 并没有笔直的大道可通,已经是老掉牙的说法了。
行动是通向存在的唯一途径。 “值得”是理性献给价值的一个贡品。
但是,当它悬在假设的理智之中时,它始终 是有名无实的、无效的,直到它转换为行动。
基于判断之上的行动是这样一种判断的前提,
这种判断揭示将会使一种确定的情感驱动性态度成为可能的材料。 
如此一来,表面上看来的反对意见反而确证了我们的分析。

在结束本文时,我想简单地说明一下依据实用主义方法来思考问题的意义。 
批评家们常说实用主义的检验隐含着一个先在的确信或判断,即某些结果是好的。
因此,实用主义方法的运用隐含着一个先在的非实用主义的判断:
如果前提是站得住脚的,那么,肯定能得出结论。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日常生活中不具批评意识的实用主义当然常常陷于一种断言,肯定一些结果是内在的好,
应该毫 不犹豫地得到断定或默许。但它这么做,正是背离了实用主义方法。
实用主义方法主张:根据一个行为的各个结果对它进行反思并根据这一反思来行动,
这是好的。因为得到揭示的各种结果会使关于好的一个更好的判断得以可能,
因此可以预见的结果或已经获得的结果的好,就既不是最终的,也不是独断地得到规定的。
它作为一个“比……好”而是好的——比如果判断未曾参与所能得到的存在状况好。
关于另一个危险的修饰语——“工具性的”,情况与此类似。
这个词的意思不是说,反思对预先想到或预先存在的确定结果而言是工具性的,
更不是 针对身体上的需要或经济上的成功或甚至社会改善而言的。
它指的是:从其整 体上或以实验的方式来看,反思对创造各种新的结果和新的好来说,
是工具性的。作为把各种旧有的好转换成新的好的唯一一种中介,
它与各个目的之间是 相连的;因此,从美学和道德上来说,中介像目的一样,是一种内在的好。
但是, 我们必须区分它的严格理智意义上的结构和目标,以及它的美学与道德价值,
前者是非个人的和工具性地得到规定的,后者是个人的和直接的。
认为知识就其 认知性质而言是工具性的,
这与主张“在其直接和个人方面知识是一个美丽而令人喜欢的东西”并不矛盾。

知识与言语反应①

1.当人们断言言语(speech)作为思想是一种反应(reaction)时,问题马上就产生了:
它的刺激物是什么呢?简单容易的回答是错误的。我们很可能会说,
言语是对感性地呈现出来的一件事物的反应,例如,我说“这是一把小刀”,
因为一把小刀作为言语的刺激物是感性地呈现出来的。所有的行为主义者,
都无法接受对言语的刺激物作出这种解释。因为如果谁这么解释,那么,
他就会使自己受 到一个致命的反驳。如果这么解释,
那么,小刀的感性呈现已经是一种知识了,
而言语就不是在建立知识,而仅仅是在用声音表示、
说出或重复已经完全现成存在着的一种知识。如果刺激物不是一件感性地呈现出来的事物,
那么它也不仅仅是某种先前的完整行动(act)或者引起发声器官收缩的行为片断。
一部留声 机发出的声音是由一个内部机械装置所引导的,但这些声音不是言语或知识;
一声打嗝、呻吟或叹息也同样不是言语或知识,
虽然这是由先前的有机体状况在发声肌肉组织中引起的。

如果刺激物不仅是一个去看的倾向,或者不仅是对视觉器官的一个支配 (innervation),
而是对“台灯亮着”的看,那么,非行为主义者就能恰当地反驳说, 
看见灯和写字台以及它们各自的位置已经是求知或判断的一种情形了。
所以,言语仅仅是一个附加,是外加于判断的,虽然毫无疑问,言语具有实践与社会功用。
如果刺激物是一个受到了阻碍的或不完全的视觉行为,而语言起着释放、引导与把握它的作用,
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后一种情形下,比如说,这块斑就不会被认为是红色的,
或者光不会被认为是写字台上的一盏灯发出的光,除非言 语反应明确地确定了一个刺激物。
这其中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东西。我们经常通过使用来对灯作出反应,
而不对它进行认识或命名一不进行明显的区分与等同,
而我们也非常了解在与新奇事物打交道时,
名称是怎样澄清与确定否则将 是一团乱麻的情况。以行为主义的眼光来看,
首先,我们必须设想言语回应不是某种终极的和孤立的东西,
而是在作为某种更加有效与恰当的调整的条件而起作用的。虽然在实践中,
这种作用也许常常在一个远离(azazy)其原因的方向上起作用,
就像我们叫一个处于危险中的人注意,
却不停下来告诉他为什么应当注意一样。
在理智上,它的职责是转向(toward)原因而去修正它。
因此,判断的对 象就不单纯是原因;而是结果,是通过言语反应在原因中产生了影响的修正。
言语回应确实是反作用的(retroactive);这不是说它能够修正任何已经不存在的东西,
而是说它影响了一个视觉行为,以及一种伸手把握的倾向,为的是给它们一种有方向的统一。
如果没有言语回应,那么除非结束一个反复尝试与失败的阶段,否则,这种统一是不可能达到的。

1.首先是对唯我论的反驳。不仅两个人能够认识同一个对象,
而且一个单独的个体反应无法认识同一的对象。作为单个的存在者,
我可以对刺激作出原始的非认知性反应。当我的耳朵以某种特定方式受到刺激时,
我会发抖;但是当 我说“这是一把锯子发出的声音”时,这个陈述是向着一个听话者、
以要求协调反 应的方式作出的回应。他听了我的话后看了看,
说:“不,那是一个车轮的轮轴发 出的声音。"然后,我必须去看,以进一步的行为来回应。
直到建立起协调的回应,言语反应才是完整的。换句话说,言语就是对话,
它与经验或观点的二元性有关。一个单独的呈现或观点并不构成判断或陈述。
这种特殊的处理事实的方式也许显得不那么平常,但其中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新东西。
认知(cognition) 涉及再识别(recognition)、确认(acknowledgment),
以及两个不同经验时间或地 点的对比与联系;通过这种对比与联系,
一种独特的同一(identification)建立起来了。
一个单个的行动无法构成使事件具有一个对象的特征所需要的那种同一,
必须有在一个稍微不同的情境中的复现(recurrence) 。这需要一个像前面那样的回应,
或者能够在将来引发一个类似回应的回应,或者当前的某个其他再行动者的回应。
而如果缺少两个时间或地点的回应之间的相同或符合 (correspondence),
直截了当地说,就会产生矛盾。
一个知识对象必须无矛盾地包括或包含对至少两个不同刺激的回应。

我看见一个信箱;这里有着一个被观察到的事物。
每一个回想(recollection) 都直接或间接地始于某个被感知到的、直接呈现的事物,
这是一个常识。它提示一封信,这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提示(suggestion)。
对昨天或者去年写的一封信 的思考,
可能成为某个纯粹由幻想去玩赏的东西——一个审美事件,
我称之为一 个回忆(reminiscence)o真实或虚假并未参与到这一情形中来。
但是,它可能会提出问题:我确实写了这封信,还是不过想要写这封信?
如果我写了这封信,我 把它寄出去了,还是留在了书桌上或者放进了自己的衣兜里?
接着我做一件事情。我翻翻衣袋,看看书桌,
甚至可能写信给相关的那个人问他是否收到过写于某个日期的一封信。
通过这些手段,一个尝试性的推论获得了明确的地位。如果这些实验成功,
那么就带来断言这封信写过或者没有写过的逻辑权利。把这一情形一般化,
你就能得到如此烦扰洛夫乔伊先生的那种涉及关于过去的知识 的逻辑理论了。①

对反思性思维的一个分析①

最后,对于行为(或过程)与功能的关系,或者如同布尔梅耶先生所说,
心理学的东西和逻辑学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说一点。
我完全同意布尔梅耶先生的这个主张,认为根据思考得以顺利进行的程度来看,
实验和演绎是被包含在 归纳中的——诸如此类等等。
但是,我否认这种事实上的包含意味着逻辑上的等同。这个否认在布尔梅耶先生看来,
似乎暗示着回到心理学与逻辑学的密切关系的信念上来,
这是实用主义的或工具性的逻辑的本质。
我认为并非如此。 一个人可以认为,
一种生理学科学依赖于化学检测过程并追溯至其相应于有机体的一切功能的运作能力。
这是否会取消呼吸和循环之间的差别,即使它们被证明不仅相互依赖,
而且在两者之中找到了本质上相似的化学反应?功能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
把它假设为孤立的,在我看来,是一切抽象主义和绝对主义的 谬误。
但是,它是一个有区别的事情,因为它与过程的结果相关。一个人可以沿着同一条路线,
乘同一个司机驾驶的同一辆车从纽约到芝加哥,再从芝加哥到纽约。
但是,目的、结果是不同的。归纳和演绎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越是能意识到心理过程的同一性,
功能上的差异就变得越发明显。因为行为的统一性而忽 视功能的区别,在我看来,
是把具体的、心理的思考的原因交到对手——那些断言所有的真正推理都是演绎的,
而归纳只不过是心理上的一个准备,仅仅在个体思考者的个人生活中才有意义的人——手中。
我希望布尔梅耶先生能把他那装 满弹药的枪支转向那个阵营;而作为结束语,
我再一次感谢他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澄清
我无疑在《我们如何思维》一书中留下的令人遗憾的含糊之处。

中国是一个国家吗?①

对于赫尔本(Helburn)先生这封字面正确但充满误导的信所提出的问题,
要给出一个答案是很容易的。中国在我们所了解的欧洲国家的意义上,
当然不是一个国家;它是松散的,不是紧密的。
它至少与欧洲一样多样化,而不是像瑞士或法国那样同质。
大家都听到过来自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学生相互之间用英语交 谈,以使对方听得懂。
在中国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一个当地人只要走上几英里的路,就听不懂他的同胞说的话了。
至于政治上的自我意识,还是让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来告诉大家吧。
在反日运动开始一年半以前,一群学生从上海来到一个邻近的村庄。
学生们要求村民们关心被“卖国贼"所掌控的北京政府的政策, 
并出于爱国主义对日本进行抵制。村民们耐心地听完了学生们充满热情的恳求,
最后他们说:“这对你们来说很好。你们是中国人,但我们是乡下人 (Jonesvillians)。
这些事情不关我们的事。”这还不是在内地,而是在靠近最发达的沿海城市的地方。

目前,继续就事态的消极方面来说,中国非常缺乏公共精神。
家庭与乡土观念使中国在旧有的传统目标上强大,而在当前形势与国际关系上弱小。
即使在 政治家中间,派系观念也比公众或国家观念强大得多——
这个弱点无论对传统事物还是新事物来说,都是相似的。一支庞大的军队消耗了公共税收,
这使中国越来越依赖于外国的借贷并屈服于外国势力的干预。
它对国家进攻与国家防卫毫无用处,
而对贪污、个人野心与派系冲突有用。
中国具有极度中央集权与极度州权利(extreme states' rights)的所有弊端,
而极少有两者中任何一个的长处。不仅在北方与南方之间存在着分裂,
而且北方与南方各自的内部都存在着相互交错的分裂,
加上许多地方性的孤立与野心所带来的各种相互交错的问题。

当从政治事务转向经济事务,我们惯常的西方观念就更无用武之地了。
这些观念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使我们不可能用它们来巧妙地描述中国的情况,
甚至不可能用来恰当地把握这些情况。在我们对“中产阶层”一词所熟悉的意义上,
中国不存在中产阶层。以前曾经存在过一个掌握着相当多的不成文权力的士绅阶层,
但起码在眼下它实际上并不存在。商人阶层一向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
并且尚未萌发任何政治性的或社会性的阶层意识,
虽然它的一些端倪已经在1919年的抗议中露了出来。即使在西方,
要把农民放进(我们几乎忍不住要说)有产者-无产者的术语框架中,
也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而一个自耕农阶层, 他们不仅构成一个民族的一大部分,
而且是这个民族的经济与道德基础,他们在一贯以来的以及目前人们的评价中,
是那些仅次于学者的值得敬重的人,如何在我们的西方概念之下得到归类呢?

这些评价都很贴切,而且涉及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常有的疑问。但是,虽然如此
,除了指出问题,指出事态的变化,以及某些可能左右事态变化方向的因素之外,
他做不了别的什么事了。一方面,我们不能放心地主张,
因为中国已经吸收了所有从前的入侵者,它也能把未来的入侵者并入自身之内。
它从前的征服 者都是文化层次较低的北方蛮族。
如果他们把一种先进的工业技术与管理一起带到中国,那么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据说大隈侯爵②用中国没有铁路来解释中国历史上长期的独立状态,
乍一看,这似乎有点幼稚,就像说别针救了人的命,因为人没有把它们吞下去。
但是,这种观点暗示了古代入侵与现代入侵在特征上的根本差异。现
代入侵以开发先前未得到利用的经济资源为核心。一个拥有中国的港口、铁路、
矿藏与通讯的国家会控制中国。入侵国越聪明,
它所承担的超过必要治安维持的国民管理负担就越少。它会像长期压榨的资本家那样,
利用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与不熟练的劳动力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此外,毫无疑问,它会试图招募当地的人力来充实军队。
一般来说,当地人会像苦力那样生活,
而外国人则像上层人物那样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同化的成功或不成功就无关紧要了。

但是,只要人们一说起这些事,
我们就会回想起内部通讯与交通的改善已经使国家发展成为政治单位的一个主要因素,
而来自外部的压力是另一个重大的因素。同样的力量正在中国起着作用,并将继续发生作用。
如今存在着的民族 主义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国侵略的反应的产物,
在沿海地区最为强烈,不仅 是因为工业的发展在那里最为发达,
而且因为外国的侵略在那些地区最为明显地被人所感受。
利用国家统一性的缺乏来控制一个国家,很可能导致一种国家意识的诞生。
朝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政治上的腐化与分裂,缺乏国家的政治意识,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
结合着完全意在为外国势力的利益服务的工业与教育变革的异族统治,
已经几乎把朝鲜变成了第二个爱尔兰。历史表明,在企图颠覆国民性的意图的影响下
,国家似乎反而会巩固形成。中国也不像是一个 例外。虽然它不是一个“现成存在的”国家,
但也许情势在召唤一个“正在形成 的”国家,而这一过程会因阻止其企图而加快。
与此同时,任何报道,只要不表明几乎中国任何地方的任何派系,无论北方还是南方,
都会把国家权利交给一个外国来换取对其派系的援助以对抗国内的对手,就是不诚实的。

一个长期居住在中国中部的美国教育家提醒我说,中国正试图在半个世纪 内完成文化、宗教、
经济、科学与政治革命,而西方花了数个世纪来完成这些。
这个提醒意味着作出预言与确定描述的困难。
尽管惯性与稳定性统治着广阔的乡村地区,尽管过去的具体预言在变化着的中国未曾应验,
中国确实是在变化。
由与西方方法和观念的接触所带来的成千上万微小的变化所积累起来的作用,
已经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精神。
眼下,这一事实比任何单独的外部剧变或能够单独区分出来的外部变化的失败更为重要。
在这种新的精神能 够达到任何确定的成就,甚或能够确定地追寻可以察觉到的进步轨迹之前,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这些使得一个巧妙描述如此困难的条件,
却正是使中国具有引人入胜的兴趣的因素。

老中国与新中国①

在这个星球上一现实中的星球,而不是纸面文字所说的星球——
存在着一个其人口几乎占全世界居民六分之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绵延四千年之久。
地球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其他地方能表现出一种如此具有连续性和稳固性的记录。
尽管如此,它的历史却并不是一个单调或停滞的故事。在它的连续性内部,
至少有着与17世纪以前两千年间的欧洲历史一样的多样性与变化。一流的发明、手工艺、哲学、
诗歌与绘画装点着这个国家的文明。在任何其他时代和其他地方,
除了基督教会的推行和神学的支持以外,道德观念没有像这个国家那样广泛普及过。
在一千多年以前,这个国家把道德习俗、文学、
艺术以及文明的各种要素带给了如今位列现代国家“五巨头”(Great Five)之一的邻国。
在农作领域之外,它的社会等级从来就不是非常有效的;除了极少数例外,
它的统治者们腐朽而无能。但不管怎么说,它对付过来了,它持续下来了。
它以如此微乎其微的统治维持着自身,
无政府主义者们竟然没有把它作为在一种无政府的基础上能做些什么的典型例子,
这真是令人惊奇。
然而,它是在孤立隔绝的状态中维持下来的,海洋、沙漠与高山把它围了起来;
它自给自足,在一种由孤立状态所孕育的优越的想象之下自满自得。
但最终,工业革命使它的屏障失去了作用,蒸汽与电力消除了距离,
这个国家发现自己面对各种完全无法对付的力量。
数个世纪以来的虚弱不再仅仅是国内的小事了,
它们是从内部毁灭的一个威胁,以及对来自外部的帝国群狼的一个招引。与各种新力量的接触,
使一切积聚起来的缺陷 和腐败公然地展现出来,而与此同时,
一种新的、组织得较好的文明带来了种种新的罪恶新奇而又难以抗拒的诱惑。

它构成了重组的问题,即我们提到过的那个从老到新的转型问题的一个部分,
一个相当可观的部分。当老中国被抛入不是由中国的任何一群人,
而是由在中国毫无意识与准备的情况下控制了它的那些新的世界力量所造成的局面之中,
将会发生什么,它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例子。以前,阴谋和腐败仅仅在国内范围影响中国,
如今它们危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
正如腐败的政治家们在两年之中向日本借款两亿美元的记录所清晰表明的那样,
这笔借款没有收到 任何公共收益,并且是以巨大的资源作为回报抵押为代价的。
但关键的是,这桩罪恶是由老中国而非新中国引起的,
老中国不知羞耻地在新机遇的食槽里打滚。

像濮兰德先生关于“少年中国”所作出的论断那样,
如今控制着政府的观点气喘吁吁地说着:
“军阀政府主要是由昨日的少年中国所组成的”;“
在1911年帝制(the Dragon Throne)倒台以后开始发展的民主政治这个新游戏中,
是受过教育的阶层中的那些强人爬到了最高处……而在当今中国,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来限制这些督军(Tuchuns)的权力和贪婪。”事实是如今,
在中国没有一个督军对西方知识哪怕有一星半点儿的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连中国的旧式教育也没受过。出任总督的一位老式学者拒绝采用“督军”这个头衔;
中华民国名义上 的领导者是一个旧官吏,他曾为满清政府服务。
西方读者几乎难以意识到他在新制度下的执政与中国人生活的基本伦理是多么相悖,
这种伦理断定,仆人在主 子被推翻或夺位的情况下应该彻底归隐,
如果他不把他的忠诚发挥到自杀的地步的话。
另一位显赫的领导者以前是山东的一个鱼贩;一位督军以前是个旅馆招待;
另一位以前是花边商;
还有一位,濮兰德先生作为中国所需要的那类强人而过度吹捧的那一位,
以前是个土匪。这些人中的某些甚至无法读懂中文或写一个汉字。
这些督军就是濮兰德先生所谓的受过教育的强人。

财政管理不当,给中国造成了拖后腿的效果,关于这点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公共税收的流失就其本身而言,已经是个严重问题了;
但是,与鼓励出售与转让中国的自然资源给对中国
不仅有经济企图还有政治企图的外国人相比较,
这还算是一桩较轻的罪恶。
而这就是在已经去世的袁世凯——那个中国近来的政治家中“最强大、
最有能力和最英明的人”一一的追随者、门徒和副官们的直接庇护之下所发生的事!
与拖正当的工业、商业和铁路发展的后腿比起来,这还算是比较轻的;
拖后腿是由不负责任的官僚,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而开征各种税收引起的。
与从官吏阶层蔓延到商人阶层的腐败比起来,这还算是比较轻的,
这些商人与政府之间有生意往来,
而且受到一种相似的对金钱的贪婪和在获取上不择手段的态度的熏染,
这是一种如此严重的罪恶,以至于如果它继续下去,“中国人的话像契约一样可靠”
这句古老的谚语就要变得名不符实了。和毫无军纪的士兵的数量成倍增长相比,
这还算是比较轻的,这些士兵扮演着搜刮钱财的帮手的角色,养成了各种恶习,
诸如游手好闲,趁火打劫,掠夺北方的大部分农业劳力,在所到之处传播性病,
以及仅用一纸临时公告就从士兵摇身一变而成为土匪,再以同样的途径变回来。

这些事实与实际情况相关。有了银行团的帮助,加上其他改革,
学生们就会有力量来抵抗官僚集团的积极阻力和(更加危险的)消极阻力。
他们的爱国热情很容易被唤起并采取一种负面的形式,
尤其是看到外国势力过去在中国进行掠夺的情况下。
但是,他们是中国国内对来自目前的“政府”体系的种种弊病
有着充分警觉的那个有自我意识的阶层,
他们是现有和潜在官僚的天然的和公开的敌人。
在目前这个阶段之前,他们就已经看到中国官僚利用外国人的贪欲,
利用他们的无知以及对眼前利益的渴望来危害这个国家。他们已经看到这一点,
即各种纯属中性的外国行业过去曾被用来作为幌子,以掩盖对中国资源和主权的贪婪侵蚀。
他们一般是通情达理的,除非哪一个新方案是由官僚来操作(对这些人的诡计,
他们了解得比任何外国人更清楚),
成为巩固自己权力与财产的新手段,同时又增加了中国的束缚。

若干年以前,有许多中国人真心地认为,
中国所经受的那些罪恶和威胁着它的那些危险是由满清王朝的统治所引起的,
而且能够通过引进一种共和制的政府形式来加以补救。
毫无疑问,其中一些人是从自身利益的动机来支持这个变 革的。如果不存在这样的人,
那么,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差异就比我所认为的更大。但是,在为数众多的共和人士中间,
它是一个真诚的信念,产生于希望和 缺乏经验。
这是一件应当寄予同情而不应当加以嘲笑的事情。
如今,认为现存的种种罪恶是由共和引起的,
并且欢迎君主统治回归的人比甚至旧时的共和人士人数更多——人数之众,
正如20年前认为赶走外国人将会治愈一切罪恶,并尝试用义和团这种万灵药的人那样多。
如果他们作出任何企图恢复君主统治的举动,
那么,这些人会如其他尝试各种万灵药的人一样失望。但是,
对于仍在寻求一种包治百病之药,并且说“引进外国的国际财政控制,
然后一切都会好的”的有经验的西方人,我们说什么好呢?
这样的人令人对外国教育的价值产生怀疑, 这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种广为流行的观点既肤浅又似是而非。一个仅仅在工业方面的变革是否令人向往,
这不值得争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即便从抽象层面上来说,它是令人向往的;在感情上,
它也是乌托邦式的,尽管它自称符合严格的商业事实。
是什么在真正地从根基上削弱作为老中国基础的家庭体系呢?是归国学生的教导吗?
一小群人选择他们的生活伴侣,由此打破家长权威的渴望;
渴望有受过教育的女性来作他们的妻子,由此通过改变妇女的传统地位来变革中国吗?
不。这 些事情最多只是征候,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工业革命产生的现代方法。
愚蠢的人们想要引进它们,却梦想着不触动旧的体制。
铁路与工厂系统正在从根基上削弱家庭体系。
即使每一个学生都发誓永远保持沉默,这些东西也将继续发挥作用。

浙江省有一个村庄,它是一个现实中而不是虚构的村庄。三十代人以来,
同一些家族一直在那里繁衍生息。他们一直是维持农耕、
手艺以及社会秩序与和平的主导精神力量。小镇曾经是古老的、受人尊敬的,
是闲适的学者与文人聚集 的中心。过去,那里几乎没有贫穷,非常繁荣。
如今,祖先们的居所和祠堂则是一派荒凉景象。昔日的领袖们如今不在那里,
而正是他们的存在确保着光明、秩 序与福祇。农耕正在被荒废;即使是教育,也呈现倒退,
如果不说在数量上至少在质量上;底层人民的生活比以前更加辛劳混乱,而且更加穷困。
这是归国学生的影响吗?
不多不少,正像新英格兰的某些地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似的一种衰败那样。

即使是极度的保守派,也几乎难以指望引进铁路和现代工业的机械技术,
而同时防止科学观念与方法的引入。数周以前发生过一次月全食。
人们用敲锣打鼓放鞭炮的通常仪式来防止天狗把月亮吞了。
哪怕只学过初步地理知识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们,对他们长辈的这些行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他们是很正常的年 轻人,会喜欢这种热热闹闹的场面,
但他们从这种仪式中几乎没学到祖先的任何智慧与信念。小男孩如果不是在学校里,
就是在现代商铺里学到了一点起码的化学知识。
他对鬼怪的信念,在感情和思想上与他的祖先的崇拜相联,一定会受到一些改变;
而随着这种改变,他变得不那么严格地遵循传统的道德准则了。

国际控制下的财政重组会省下巨额金钱,这些资金将主要投向铁路与公路以及工场和工厂。
如果有谁幻想着在毋庸置疑的益处之下,不会有各种新的罪恶的产生,
不会有旧联系的进一步松懈,那么,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 
只有一出轻喜剧才适合于那样一些人的主题,他们说“恢复老中国”;然后,
当被问及如何去做的时候,回答说“通过建造铁路和引进工厂传统家族体系的衰败将会加快。
随着工厂的推广,两性之间的道德观念将会继续下降,对古老的东西与习俗的尊重将会减弱,
对金钱的爱好将会获得新的表达机会。人们会丢掉主要的旧道德约束,
这些约束来自一辈子处于家族和宗族成员间接在场之下的生活状态。在他们面前,
每一个个人行为都是公开的,而且这些人不断施加着认可与谴责的压力。
就业的困难会增加,童工已经在增多,而且压力正在迫使妇女们从家中走出来工作。
传统上有着紧密个人联系的劳工与雇主,将在思想与感 情上分离。所有这些情况,
都一定会随着有效的国际控制与财政管理的改革
以及相应的资金分流到新的流通及生产部门中而到来。

中国的新文化①

如果谁要说无论受了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学生和教师有多大数量,
他们都充分意识到了刚刚解释过的它背后的哲学,那么,这是愚蠢的。
这种意识还仅仅局 限于一小群领导者之间;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场运动更多的是一种感情而不是一个理念。它还伴随着夸大与混淆、
智慧与胡言乱语的不加消化的混合,这是如此雄心勃勃的运动在早期阶段一个无可避免的标志。
通过对在这个名头下发表的 各种著作进行一个聪明的摘抄,人们不难看出,
整个儿这场运动就如同西方科学与思想中
各个毫不相干的观点和杂七杂八的片断缺乏批判眼光和多少有些歇斯底里的混合那样荒唐,
甚至还不到半生不熟的程度。或者也可以对这些著作进行这样一种摘抄,
来表示它对社会、对世界的和平是有危害的。关注这场运动的 日本作家们,
通常把它看作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极端主义,并把它归结为布尔什 维主义者的宣传。
但是,在我到访过的九个省份,并没有找到俄国的直接影响的蛛丝马迹。
俄国的骚动固然间接地作为一种酵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远远不及世界大战的影响,
甚至不及威尔逊总统的民主与自决观点的影响。这是因为, 
虽然新文化运动毫不关心在当今中国可以礼貌地称为共和国的东西,
但它是由民主理念热情鼓动起来的,并且是以这样的前提开始的,即民主能够在政治上实现之前,
必须首先在教育与工业中实现。至于专门意义上的布尔什维主义,
在中国既无准备又无倾向。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军事上的紊乱、
镇压与腐败如果继续下去直至触及农民的话,那么将产生一种由反叛造成的混乱,
现存秩序的拥护者肯定会给这种混乱贴上布尔什维主义的标签。

在一个著名的地方城市中,一个师范学校里的教师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起,
提倡把自由恋爱作为家庭体制的补救和替代;提倡对儿童进行公共指导,
废除私有财产;提倡把学生推选教师作为民主的形式,把考试作为专制的一个残余而加以废除。
由于这些文章是用通俗语言写的,一个警觉的地方长官受到这锅沸水发出的响声的惊吓,
关闭了这所学校,并写信给北京,要求通过法律来禁止以后使用通俗语言。
但是,一些官员还算有足够的常识,他们说,如果这样,那么,
危险的思想会用古老的文言文来书写,于是也就必须相应地禁止文言文了。 
实际上,这些观点只不过是在任何国家的学生辩论俱乐部里都会提出的那些想法而已。
虽然如此,它们是重要的征兆并潜在地包含一种威胁,不是对社会安宁的威胁,
而是针对那些通过现存秩序中的罪恶来捞取好处的人。重要的是,在我的全部见闻中,
还没有发现这些极端主义者中哪个人是在美国或英国受的教育。 
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中国受的教育,只会说和写中文,
他们能够轻松地从古老的中国著作和传说中为他们的极端想法引经据典。
少数的例外是在法国受 教育的那些学生,他们吸取了来自法国大革命的一些观念,
认为这些观念符合中国人的无政府主义气质。

中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在使世界和自身同时不得安宁中灭亡,
要么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集思想、科学、工业、政治与宗教方面的进步于一身,
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花费了数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的。它无法像美国一样,
在留有许多活动余地的条件下进行改变,而必须在一种充满传统、迷信以及人口的文明中变化。
少年中国,尤其是最年少之中国(Youngest China),显示出了对这个事实的领会。
有那么一些时候,当我接触到这场运动中最好的部分并受到它鼓舞的时候,
我愿意预言说,它将会继续进行下去,并且在带着它自己的问题继续下去的同时,
给这个世界带来具有新的永久价值的事物。另一些时候,
在接触到境况中较阴暗的那些方面之后,
我怀疑这场运动的支持者们会不会完全失去信心而悲观地投降。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放弃努力,转而利用糟糕的处境来为自己谋利。
最终,人们会回到普通人的清醒、勤奋、根本的顽强上来,这些品质已经渡过先前的许多难关。
如果这些品质根据如此不可抗拒又令人不安地
把自身强加于中国之上的现代世界的要求与情况而得到调整,
那么,它们将帮助中国 渡过这一个难关。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努力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种努力将提供中国正迫切需要的引导。

像中国人那样思考①

老子的训导并未以儒家学堂的方式成为经典的和官方的。尽管如此,
人们还是得到了一个强烈的印象,即从根本上来说,
它对这个民族的影响超过了儒家学说的影响,
因为人们接受儒家学说的方式带有它的意味。这里不是对老子的训导作系统阐述的地方,
而且这对我们的目标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然相对于人的优先地位的学说,
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即无为的学说。
因为积极的作为和努力奋斗很可能仅仅是对自然的一种干扰。
无为的观念几乎无法加以阐明 和解释;它只能被人感觉到。
它不完全是没有行动;它是道德行为的一种规则, 是关于积极的耐心、忍耐、坚持,
让自然有时间去做它自己的事情的一种学说。 
通过退让来征服是它的座右铭。自然的作用会适时地使人为的忙乱和人类的经营归于虚无。
让骄傲和雄心勃勃的人去忙吧,他们最终一定会被自己制造出来的人为的一团乱麻给绊住。

在这个观点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独有的。但是,
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如此浸透着它的各种结果。它存在于他们的放任自流、满足、宽容、
和平、幽默和 乐天的生活态度的根源处;也存在于他们的宿命论的根源处。
老子的训导一直很有影响力,因为它们表达了与中国人的脾性和生活习惯相一致的某种东西。
中国是农耕的、农业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事实。但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点,
却忘了他们的农业有多么长久和多么稳定。当我们思考这一点时,一个美国农学家写的一本书 
(四十个世纪的农民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显得非常有意义。
其他民族也曾经一度是农民,但他们用自己的方法使地力枯竭并走向衰落,
或者他们转而从事其他行当,这些行当在重要性方面代替了农作。但是,
中国人一直继续耕地、耕地、耕地,即便是像在中国北方那样,要克服巨大的困难;
而他们的土地仍旧是多产的,也许就像它一直以来那样多产。

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类成就。它有助于解释中国人的保守,
他们对自然放任无为的尊重和对人类挖空心思制造出来的那些匆忙的人工制品的蔑视。
他们的头脑充满着与自然过程的联系,其程度就像他们的身体适于农作的程度一样深。
他们是保守的,因为几千年以来,他们一直在保存着自然的各种资源,
耐心而顽强地呵护着、维持着。在西方人动手开发且最后荒废了土地的同时,
他们一直在保存着它。这些结果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理上都刻下了印迹。
中国人已经学会了等待缓慢自然的过程得来的结果。他们无法使劲硬干,因为在他们
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不能加以强迫。在匆忙仅仅意味着对你自己的烦扰,
并且到头来要么从自然中一无所获,要么干扰了它的过程并因此阻碍了自然的收获的情形下,
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呢?

这并不是说,在这种态度中除了好东西别无其他。优点与缺陷,长处与弱点,是互相伴随的。
西方人的宿命论采取的形式是相信,既然将要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
那么我们现在最好走我们自己的路。它好像是战壕里的士兵的宿命论。 
东方人的宿命论更多地指向现在而不是未来。为什么要做任何事,为什么要尝试,
为什么要花费精力去改变状况呢?无为很容易变成消极的顺从,
保守很容易变成对如此一成不变以至于成为“自然的”那些定规的顽固依赖,
变成对变化的畏惧和厌恶。

但是,这意味着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包含着对人类文化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而且是匆匆忙忙的、急不可耐的、过于忙碌和焦虑的西方非常需要的一种贡献。
这也意味着一一而这会显得是更加“实际”的一点--
这种生活哲学在中国人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
以至于除非我们把它纳入考虑范围,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处理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方式。
而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就将既无法在政治中也无法在商业中,明智而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
为了取得成功,为了在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中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他们的观点来认识时间的重要。我们必须给他们时间,
然后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在给他们时间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必须利用好时间。

老子的训导是从中国人生活的深处生发出来的,而反过来又影响着那种生活-
实际效果中的很大-部分,当被个体的农民领会时,与普遍理论是没有关联的。
对于一种处于抽象状态的哲学,农民是不会认识或懂得的。
它是通过许多迷信活动和泥土占卜实践与他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如此,甚至迷信活动也与对 自然的一神普遍态度联系在一起。
最广泛最有影响力的习俗是所谓的风水,可以从字面上翻译成“wind-water”。
对风水的相信,是对与土地有关的某些神秘 影响的一种信念。死者,祖宗的精神,
以及活着的家族的兴旺,都依靠这些力量的有利运作。这些力量很容易受到搅扰,
这样,它们的平衡和顺利运行就受到了干扰。早些时候,这种信念是引入铁路的障碍;
而如今,它仍旧是开新矿方面和一般而言引入新的工业力量的强大障碍。

最后,对于中国人的生活哲学的理解,不仅对明智地处理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有巨大的价值。并不仅仅是中国,
而是整个世界都处在变换与动荡之中。心理学家们谈到“投射”,
自己被激怒的人总是去惹别人。这条原则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
各个国家如今正在把他们自己 的种种麻烦和不安“投射"到中国身上,
结果很容易导致鲁莽和有欠考虑的行为。 
采纳中国人的平静与耐心,愿意仅仅采取像裁军和废除特权这样非常有必要的措施,
然后静待时间来调整目前令人头疼的局面,这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疗效。
因为说中国的那些困难突然变成了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威胁,这并不是事实。
说西方国家处于把自己的麻烦聚集起来向中国倾泻的危险之中,这才是事实。
东方的哲学从来不曾像在目前的危机中那样,为西方所急需。

美国与中国人的教育①

人们从当今青年中国的代表们嘴里听到的,
没有什么比“教育是使中国复兴的唯一手段”这个观点更加频繁的了,
没有哪个别的话题如此频繁地得到他们的讨论。他们对改变传统家庭体系、抛弃曦武精神、
推广地方自治有着极大的兴趣,但讨论总是回到教育,回到教师们和学生们,这是推进其他改革的中枢。
这 个事实使美国对中国教育的性质与影响这个问题超出了学术兴趣的范围。
在对中国教育进行实际的拓展和革新方面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是完全无法克服的。 
讨论常常以进入一个死胡同告终:没有教育,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改革;
但是,只 要军人和腐败的官员们出于自身利益的动机而挪用资金和反对学校,
学校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这里有着一部头等悲剧的一切素材。离开了教育问题,
在华盛顿所做的和没有做的事是不那么重要的。它使美国的影响这个问题活了起来。
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巨大而不断增长的对中国的博爱关注。
它表现为支持各种教育方案以及慷慨的资金援助;
它在任何主要方面都不是由经济上的盘算、对商业利润的期待,
也不是由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推动的;它主要是由宗教上的考 虑推动的;它是好意的,
但这些意图并不总是能在观念或实行中得到显明。有人告诉我,在中国的美国教会学校,
很大程度上简单地移用了美国学校的课程大纲和美国人的“科目”设置,
但这个人既不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外国人,也不是一个嫉妒的仇外的中国人;
而且这些学校产生的,
不是能够在不依赖他人的中国的基础上发展本国各个行业方面成为领导者的毕业生,
而是产生这样的人,当他们进入产业界后,
就在由外国人掌管的各种行业中占据一个从属的职位,这尤其是因为 他们在英语方面的训练。
这样一来,在这种陈述和本文开头所引述的关于养成依赖性的、
奴隶式的精神与性格的陈述之间就不存在区别了。而积极参与教育工作的传教士,
是其始作俑者。美国在中国人的教育方面的影响,
除了训练商业、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买办之外,应当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不过,主要的事情当然必须在专门属于中国人的学校里进行。这些学校的人员构成主要是中国人,
并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理。我们不是要对传教士们吹毛求疵,
而是应该记住,他们过去一直是仅有的一些有着足够强大的动力在中国的教育上投入积极兴趣的人。
如今似乎应该是时候了,应该有某些有财力的人,
他们独立于宗教考虑的社会与人性关怀能够在建立本地学校中表现出来。
撇开别的不说,这些学校需要现代的实验室和图书馆,以及一流的训练有素的老师,
他们能够训练中国人迅速地学会应用社会技艺与自然科学及数学科学中最好的那些方法。
这样的人不仅能够训练学生,而且能够训练尚未完全胜任且苦于缺乏思想接触的较年轻的教师。
怀着这种精神去中国,并且除了他们的知识、方法和技能以外,
不想“兜售”什么东西的一流人士将会获得好评。在美国的某些地方, 
一定存在着能够出钱的有财力的人,以及能够怀着这种精神出力的有知识的人。
他们的工作不会为了美国的威望或贸易而做,但却会为了这个烦恼的世界而做, 
中国和美国都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建立一个由养成了独立思想与性格的男男女女所组成的中国,
就不会有像如今烦扰着我们的那种远东“问题” 了;
也就没有必要举行会议讨论——和掩饰——“太平洋问题”了。到那时,
美国在中国教育方面的影响就会完全是一件真正的好事,
而不是一件模糊可疑的幸事(blessing) 了。

种族偏见与冲突①

我们过于经常地试图在以科学的方式来对待种族偏见之前,就从道德上来对它评头论足-
就是说,我们在理解它和对它进行分析,一直追溯到它的起因之前,就肯定或谴责它。
人类曾经一度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疾病的。他们试图通过祈禳和祛魔,
而不是通过发现产生它的条件而消除疾病。这种办法并未获得巨大的成功。
有时候,他们利用的手段产生了一种有利于疾病痊愈的心理状态,
就像我们在一些信念疗法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但是,在这样的例子中,
效果是间接的。只要考虑到上面的手段,它就是偶然的。
只有当人们开始把疾病看作一种完全自然发生的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
就像健康在另 一些状况下是必然的那样,人们才获得了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能力。
科学始于当时的人把疾病令人厌恶的特性从他们的头脑中驱逐出去,
并把它看成是有待研 究的一个对象之时。就种族偏见的情况来说,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道德迷信的影响之下。
我们幻想着能通过严厉谴责和向人们宣扬它们是多么罪恶来摆脱各种道德罪恶。
当然,有时候,这种方法就像精神疗法那样会取得成功,但只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而且是在条件已经有利的情况下。即使能治愈几例也是好的,但是这种疗法推广不了。
人们需要的,是那个事物本身的消灭。直到我们能够去除产生它的那些原因为止,
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就像生理疾病的情况那样,
直到我们不带道德情感地对这个事物进行过一番研究之前,我们一直无法处理这些原因。
我们需要改变人们的想法,但改变人的想法的最好办法是改变形成这些想法的环境,
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呼求和祈禳来对付它。

种族偏见是一种根深蒂固、流布甚广的社会疾病,揭示它的原因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当然不会自诩有能力去做这件事,但仍然必须起个头,
我们必须在能够作出细致而精确的分析之前,先尝试着作一个大致的、粗略的分析。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试着尽可能客观地研究种族偏见这个现象,
并举出其中几个主要的因素。首先,种族偏见只是普遍得多的偏见这个事实的一种情况。
那么,除 非我们留意偏见的普遍事实,否则就无法指望能够理解种族偏见。
偏见 (prejudice)这个词暗示着与判断(judgment)的联系。
理智主义心理学把偏见解释为好像是一种判断,一种有缺陷的、匆忙的判断,
未经对情况的各种事实的考 虑而作出的一种判断。然而,偏见根本就不是判断。
存在两种非理性:有时非理 性在于理性的不完全运用,比如当我们跳跃到一个结论时;
但有时它在于跟随本 能和习惯,比如当我们根本不进行思考时的情况。
本能的这种作用是非理性的基本类别,因为它为我们有缺陷的推理提供了起因。
某种力量打断了我们的思考,并使我们跳到一个结论。
换句话说,偏见是某种在判断之前就已经到来,并 且阻止或打断判断的东西;
它是一种使我们从某个特定角度去看待事物,
并使我们所有的信念都带上某种色彩的欲望或情感。
这些偏见最初发源于深植在我们 天性中的那些本能和习惯。
它们在我们未曾察觉的情况下,影响着我们全部的后续推理。
说我们在自己憎恶的那些事物中看不到好处,
而恐惧和迷信总是能找到许多机会去散布害怕和不信任,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我将毫无疑义地采 纳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
偏见不是一种有失偏颇的或有缺陷的判断,
它毋宁说是一种影响和扭曲着后续判断的自发的反感。简单地说,
我们将追随本能心理学而不是理智主义的心理学。

当然,我们并不总是能把宗教上的差异与政治上的差异相区分,
因此后者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因素。通常被称为关于种族的东西,
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国家的,
而国家主义在最近100年来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具有政治意味的事实。
有个中国人告诉我一个观点,让我大吃一惊;这种观点认为,
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黑奴制和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
基于肤色差异的偏见如今就不会是一种十分有影响力的力量。
我肯定,这种观点中具有丰富的真知灼见。
它强调了一直以来与经济因素混合在一起的政治因素的力量。政治因素在两个方面起作用。
首先,政治统治造成了划分优越和次等的信念。它把种族偏见变成了种族歧视。
随后,这种境况造成了确认各自的优越和次等的信念为正当的条件。
因为当然, 任何处于臣属地位并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巨大劣势的民族都注定要表现出这些后果。
它受到了阻碍,而其他民族则继续发展。
然后,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就找 出大量事实,用来支持他们对自己优越性的信念。
在最近那场战争给美国应征 入伍的新兵所作的心理测试中,黑人作为一个群体来看,
得分偏低。这个事实也 许会被那些主张黑人天生次等的人抓来证明他们的观点
。但是,对这种论点不利的是:北方各州的黑人群体虽然没有得到完全平等的对待,
但得到了较好的对待,他们在智商测验中的得分令人瞩目地高出南方,
由此证明了环境机遇的作用。

我们的结论可以总结如下。种族偏见的基础是对陌生事物本能的厌恶和惧怕。
这种偏见由于附带的生理特征、语言和宗教上的文化差异,以及尤其是在目前,
各种政治与经济力量的相互交融,变成了歧视与冲突,结果就是目前的种族
概念和固定下来的种族差异以及种族摩擦。从科学角度来看,
种族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虚构,但作为一大堆实际现象的整个意指,
它是一个实践角度的实在。

种族偏见是件坏事,但不分青红皂白地针对它作出的反应也会是件坏事。 
这是因为,正如我一直试图说明的那样,这个问题首先根本就不是一个关于种族的问题,
而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调整适应的问题。这些文化上的差异,
不仅包括言谈、举止、宗教、道德准则方面的差异,其中每一种都包含着误解与冲突的起因,
而且包括政治组织与政治习惯方面的差异,以及国家之间的敌对。
它们还包括经济和工业方面的差异,其中有就大众而言的日常生活水平或水准的差异。
所以,被称为种族偏见的东西不是冲突的原因。毋宁说,
它是由这些其他的深层原因所引发的冲突的产物和标志。就像其他的社会效应一样,
它接着成为各种进一步结果的一个原因;特别是它加剧了冲突的其他来源。
但是,如果哪个 文明人认为,只要其他人都能各自达到开化和摆脱偏见的状态,
人们称为种族冲 突的东西就会消失,那么是他对整个情况的判断失误。
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有 重要意义的,因为它有利于带来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更加根本的变化。
但除非 在修正社会组织这件事情上奏效,
否则就一直会被证明为在任何危机中都无力防止种族冲突。

事件与意义①

虽然言谈本身就是一个事件,但我们无法言谈事件。我们只能言谈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决定着人类命运的各种事件的世界之中,所以大胆地把言谈的意义指派给事件。
确实,有些哲学家对我们在运用人类脆弱的言语禀赋去把意义归于事件时的大胆如此警觉,
以至于他们企图排除所有的事件,
而只承认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s of meanings) 0但这样封闭的企图是独白,
而不是对话。 只要有言语的地方,就有两方。每一方在某种程度上对另一方而言,
都仍是一个 基本的原始事件(a bare brute event),
意义可以归结到他的行为和言语上,但其本身并不是一种透明的意义.
而如果我们没能成功地把对方还原为如此清晰透彻的意谓(significance),
那么在对待我们称为世界的时空中无数哑默的事件 (happenings)时,
我们的失败又将比这大多少呢?

而且,总是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一种明智的意义归结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爱好和修养,
它也可以成为有力地影响其他事件的一个事件。而如果真能这样的话,
即使不爱所有的人类之子至少还爱自己孩子的你,通过鼓励交谈,
鼓励不仅仅作为一门专长的思想和一种装饰的艺术,
将会使你的孩子们能够参与事件的某些未来进程,而不是被它们压倒。
当事件如此诱人地召唤我们去讲述关于它们的、被聪明人称为真理和艺术的故事时,
为什么要像一头无言的野兽那样毁灭呢?而尤其是,
让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要认为在称为自由思考和自由言语的东西中,
首要的是自由。“自由的"这个词不是必要的,而是多余的。
正是思考本身,意义的生活才是重要的。离开了交谈,离开了话语和交流,
就不存在思想,也不存在意义,而只是哑默的、荒谬的、毁灭性的事件。

工业与动机①

首先,习惯和处境的机遇与压力即使现在,也是使芸芸众生奔忙的动力。
想想你认识的男男女女——农民、工人、小店主,包括教师、
女管家在内的普通职员一再问问自己,这是否属实。此外,你还将发现,相对来说,
数量较小的一群 人,他们比普通人具有更大的道德活力;在他们之中,
一种服务于人的有意识的欲望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另外一小群比普通人具有更大经济活力的人,
他们致力于获取金钱利润。在许多方面都是这后一种人作主,
并确定普通大众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大众参与的是环境允许和要求他们做的事,
但并不认为获取利润的 游戏是有价值的;实际上,他们认为不是这样,
但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 希望日子过得去,希望享受生活,养活家人,
享受他人的陪伴,希望从他人那里得 到一种合理程度的赞赏。
他们把这些看得比赚钱更加重要。如果对利润的渴求 比如今传播得更广,那么,
参与操纵获利事务的这相对而言的一小群人就不会像 现在那么清闲了:
它就不会是那样一种垄断了。那么,是情境中的而不是人类动机中的某种东西在目前
使一些人如此看重获取——无论金钱的获取还是以金钱为其象征和工具的权力的获取,
这不是有可能的吗?

其次,环境之所以如此刺激获利活动,主要是由机械发明一蒸汽与电力的各种应用——造成的。
这些机械发明是科学的结果,而带来工业革命的各项科学发现,
在任何主要方面来说,都既不是服务愿望的产物,也不是获取愿望的产物。
它们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产生的,即有一定数量的人在观察、
实验与数学计算中找到了释放他们的精力与兴趣的出口。

第三,即使在所谓民主国家里,政治状况与法律关系中也仍旧包含着许多封建制度的遗留物。
现代工业主义是在封建制度确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并且仍在这样的环境中运作;我们归于现代工业主义的许多罪恶,
都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确立的环境中有其真正的来源。
拿单一税制运动所强调的一个情境来举例——土地价值的私人所有制。谁
要否认获利的事业是阻碍变更将土地价值社会化的税制法律与方法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这将会是荒谬的;但是,土地价值私人占有的起源,要回溯到先于现代商业之前很久的法律协定。
考虑到单一税 制改革家们所提出的证据,即土地所有制与税制方面的变更将会促进商业发展, 
并更广泛地分配收益,看起来很有可能的是:惯性、懒惰、
无知和轻率在保存旧的 法律情形方面所起的作用,
与通过限制人数的手段来增加利润所起的作用几乎一样大。还可以找到许多其他的例子。

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归总起来,会创造一种工业秩序;在其中,
目前对利润与获取的强调将被大大降低。我们将拥有其结果是服务的商业。但是,
这个动机不会比既定的、习惯的过一种更加自由、充实、富足的生活的机会更是一种服务了。
仅仅作为商业本身的商业,还没有达到销售公众信息以及环境、
机遇与结果的知识的程度。目前的混淆、拥塞与权力的片面控制,
主要是有特权的一小群人对事实的私下了解,以及对他们的活动及其结果保密的共同产物。
如果在教育、科学与法律方面能够有所改变,
就能产生关于环境与机遇的知识的一种更加平等的了解。
对工业和金融巨头的活动以及他们活动结果所作的公布,
将势不可挡地带来对与其所作所为相关的公众情绪的检验。他们会花费更大的精力,
去做那些经得住考察的事情。这还远不是将产生的变化的全部,但是这样一种变化,
单单其本身就将给目前的制度带来无异于一场革命的东西,以使服务成为规则而不是功能。
对商业行为中更加人道的合理动机的呼吁有其一席之地,
但是对我而言,这块地盘是更加广泛的教育过程的一部分,
这个过程将把注意力引向社会情境中的各种机遇。

个体性、平等与优越①


在分类严格的情况下,优越的量化方面或多或少总是不可避免地变得突出。 
种姓是优越的档次或程度;在每个种姓内部,高低的等级秩序得到了重复。
试图发现适合抽象意义上的“领导”的抽象心理优越等级,
表明我们与封建制度实行的那套东西仍有关系。在工业生活中,
从大金融家到工业巨头一路下来到非熟练工档次的新封建主义,
恢复和加强了封建制度的这一倾向,
即忽视在自由的或个体化的追求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体能力的倾向。
有时候,在理论中,我们把各种 形式的有用的活动设想为彼此处在同一个层面上,
只要它能真实地表示所需服务的完成情况。在这些时候,
我们至少在观念中意识到了存在着无数有意义的活动形式。
但是,这些想法通常仅限于在带有宗教意味的那些时刻发生作用。 
当碰到“实际”问题的时候,那同一个在宗教情绪中肯定个体性和服务的机会之独一无二的人,
就落回到了数量极其有限的一些约定俗成地得到描述和评价的位置上来,
并满足于在量化的比较框架之内对人进行划分。

人们曾经假定,至少是有些人曾经假定,
教育的目标除了使学生具备一些不可或缺的方法之外,
就是去发现和释放个体化了的能力。
这样,他们就能在自己的人生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社会变动,
都能有自己的应对办法。但是,如今我们欢迎的是这样一套程序,
它在科学的名义下把个体淹没在一个用数值表示的类别之中;
参照他对数量十分有限的一些根据目前的行业标准所划分的职业的适应能力来评断他,
把他嵌到预先决定了的一个坑中,并且随后尽教育之所能来使目前的等级永久化。
与最原本的个体区别有关的座右铭,是坦克部队的座右铭。
“让他们吃点苦头”(Treat' em rough)——
除非他们在这个或那个已经设立了的社会分类中表现出成功的迹象。不然的话,
这个人也许会成长为一个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或者社会改革家,
或者倾向于为了自由的科学探索,
或者是艺术以及其他某些奢侈的和装饰性的行当的活动而要求社会的承认。

这种情况中具有讽刺意义之处在于:这一举动通常是以贵族统治之名,
甚至是以思想上的贵族统治之名而采取的,
并且是作为对民主的各种忽视个体性的倾向所进行的攻击的一部分。
也许“民主”这个词已经和一种特殊的政治秩序——
普选和由选举产生官员的制度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而这种制度的运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以至于不可能恢复其基本的道德和理想意义了。
但是,无论给它什么名称,意义总是保持不变的。它指的是对个体性、
对每个正常人身上独一无二的独特特性的信念;
对相应的创造新目的的各种独一无二的活动模式的信念,
以及对由各种个体化了的能力的释放所引发的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修正乐意接受。

然而,通过思考,我们可以得出:如果把道德上平等的形式局限于艺术和思想探究,
这显然有点儿太学究气了。直接的人际关系,对人际交往的好感和服务,
是它最广泛和最实用的表现方式。那些自称为贵族统治论者的势利者的自以为是,
没有在哪个地方表现得比无视大地上卑微的人们
在这些方面的出众才能和成就这一点更明显的了。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接触,是不可替代的;据此看来,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不可通约的、无定限的。
只要教育不把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释放艺术、思想和交往中的各种独特倾向上,
民主就不会成为民主。目前在这方面的主要思想障碍,是分类和量化比较的习惯。
那些夸耀抽象一致的优越与次等的伪贵族统治者们是当下一种阶层观念的主要捍卫者,
这种观念指的只不过是把大众划分为一些较小的部分。
心怀道德平等信念的民主主义者,是普遍化了的贵族统治论的代表;
他们所说的平等,则是被普遍化了的独特性的平等。

中期著作:1922

人性与行为

1.作为社会功能的习惯

然而,我们在道德上却十分习惯于这种愚蠢的看法。道德倾向被看作是只属于自我的东西,
因此,自我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脱离。把道德限制在性格之中,
然后把性格与行为分离开来,把动机与实际的行为分离开来,
所有的道德都是以此为核心来发展的。意识到道德行动同功能和技艺的相似性,
就会消除使道德成为主观的和“个人主义的”原因,这样就会使道德回到现实中来。
如果道德仍然向往天堂,那么,它也将向往现实中的天堂,而不是向往另外一个世界。 
诚实、纯洁、恶意、易怒、勇敢、轻浮、勤奋和不负责任都不是一个人的私有物,
它们是个人能力与周遭各种力量的有效适应。
所有的美德和邪恶都是综合了各种客观力量的习惯,
它们是个体性格中的组成要素与外部世界所提供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它们像生理功能一样能够被客观地研究,而且它们随着个人要素或社会要素的变化而改变。

一个野人能够在丛林中勉强地穿行。然而,文明地行走是如此复杂,
以至于没有平坦的道路根本不可能行走。它需要有信号灯、枢纽站、
交通管理机构和迅捷快速的交通运输手段,需要有预先准备好的、适宜的环境。
没有这种环境,尽管有最好的主观意向和善良的内在倾向,文明也会再度堕落为野蛮。
劳动和技艺的永恒高贵性,
就在于它们对重新塑造作为未来安全与进步重要基础的环境所产生的长期影响。
个体就像地上的野草一样,有茂盛之时,也有枯萎之时。但是,
他们的工作所产生的成果是持久的,并使更有意义的活动进一步发展得以可能。
正是靠着恩典而不是靠我们自身,才使我们过着文明的生活。
感恩是所有美德的基础,这一古老的观念是有其合理意义的。
忠于任何在确定的环境之下 使美德生活得以可能之物,是所有进步的开始。
我们能够为后代做的最好事情就是传递未被毁坏且增加了一些新意义的环境,
它使保持体面而优雅的生活习惯得以可能。我们个体的习惯成为无尽的人类链条中的链环。
它们的意义取决 于我们从先辈那里继承而来的环境。
当我们预料到我们的劳动成果在后继者所生活的世界里起作用时,
它们的意义就会增强。

然而,在习惯中,各种个人所特有的或主观的因素很重要。
爱花也许是建造蓄水池和灌溉渠的第一步。欲望和努力的激励是改变环境的最初动因。
尽管个人的劝诫、建议和指导与稳定地出自非人格的力量和非个人化的环境习俗之物相比较,
是软弱无力的刺激物,但也许它们启动了后者的进行。趣味、
欣赏和努力总是源自于某一现实的客观情形。它们以客观条件为支撑,
代表了摆脱先前所完成的某物的束缚,以便其在进一步的活动中仍然是有用的。
对花之美的真 正欣赏不是从自我封闭的意识中产生的,它反映了一个世界,
在其中,美丽的花已经成长起来,并被人所喜爱。趣味与欲望代表着先在的客观事实,
而这一事实 在保证永久性和持续性的行动中反复出现。
对花的渴望,是在对花的实际喜爱 之后才出现的;但它是在使沙漠中长出花这一工作之前出现的,
是在培育花之前 出现的。每一种理想都是后于现实的;
但理想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内在影像之模仿。它以更稳固、
更普遍和更完整的形式树立某一善的形象,而这种善的形象先前是以不确定的、
偶然的和稍纵即逝的方式被体验到的。

2.习惯与意志

为了理解习惯在活动中的独特地位,我们不得不考虑各种坏习惯,如游手好闲、赌博、
酗酒和吸毒,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当想到上述这些习惯时,
我们就被迫把习惯和欲望以及推动力结合起来。但当按照行走、弹奏乐器、
打字的方式来思考习惯时,我们更多地是把习惯看作独立于我们的喜好而存在的专门能力,
看作缺乏迫切冲动的专门能力。
我们把这些习惯看作是等待着由外在力量使之起作用的被动工具。
一种坏习惯暗示着一种天生的行动倾向,也暗示着一种对我们的支配和控制。
它使我们做出自己感到羞耻的事,使我们做出我们告诫自己不要去做的事。
它完全无视我们的决心和有意识的决定。当我们坦诚地对待自己时,
就会承认习惯具有这种力量,因为它是我们自己身上非常密切的一部分。 
它对于我们有一种控制力,因为我们就是习惯。

从我们一直运用“习惯”一词的用法来看,它似乎多少有些扭曲了其约定俗成的用法。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语词来表达那种受先前活动影响的、
在此意义上是后天获得的人类活动;这种人类活动在其自身之内,
包括了某种由行动中的次要要素所构成的系统化或秩序化;这种人类活动从性质上来说,
是向外突出的和 有活力的,并且随时准备公开展现自身;
这种人类活动是以某种被压制的和附属 的形式起作用的,
即使当它不是明显地居于主导地位时亦如此。习惯即使在其日常用法中,
也比其他任何语词更接近于指称这些事实。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事实,
也可以运用“态度”和“倾向”这些语词。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首先不清楚在习惯这一名称之下已经列举出来的这些事实,
那么,这些语词比习惯一词更有可能会引起误解。
因为后者明确地表达出了起作用的和现实性之意义。日常用语中的态度和倾向,
暗指某种潜在的和隐藏的事物,暗指某种要求外在于其自身的积极刺激才能成为活跃的事物。
如果我们感觉到这两个词汇指的是各种积极的行动形式,
而这些行动形式只有通过消除某种具有反作用的“抑制性”倾向才能彰显出来并成为公开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们而不用“习惯”一词来指称后者被压制的、非公开的形式。

在这种情况中,我们必须铭记,“倾向”一词意味着,无论何时,只要有机会,
就准备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去公开行动的倾向,
而这种机会就是要消除某种起主导作用的公开习惯所产生的压力;
并且铭记,“态度”一词意味着某种特殊的倾向,即仿佛等待着跳过一扇开着的门的倾向。
尽管我们承认,“习惯”一词一直是在比通常所理解的略加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
但必须反对在心理学文献中把其含义限制在重复上的这种倾向。
与我们已经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方式相比,这种用法和通常的用法更加不一致了。
它从一开始就假定习惯与常规相同。重复绝不是习惯的本质。
行为中重复的倾向是许多习惯而非所有习惯中 的一个插曲。一个有容易发怒习惯的人,
也许会通过对触怒他的人进行凶残的 攻击来表现他的习惯。
虽然这在其生命中只发生过一次,但他的行为也是由习惯所引起的。
习惯的本质就是后天获得的各种反应方式或模式的一种倾向,但不是特定行为的倾向,
除非在特殊的条件下,这些行动表现了一种行为的方式。 
习惯意味着对某一类刺激物的特殊敏感性或易接受性,意味着长期存在着的偏好与厌恶,
而不是特定行为的纯粹重现。习惯意味着意志。

3.性格与行为

把习惯的动力与各种习惯之间的连续性结合起来理解,就解释了性格与行为的统一性,
或者更具体地说,解释了动机与行为、意志与行为的统一性。
但是, 各种道德理论却经常把这些事物分离开来。例如,一种类型的理论宣称,
从道德上看,只对意志、倾向和动机给予考虑;而认为行为是外在的、物质的和偶然的; 
认为道德上的善不同于行为中的善性,因为后者是通过后果来度量的,
而道德上的善或美德是内在的,其本身是完满的,这就像自身闪闪发光的珠宝一样——然而,
这是一个不可靠的比喻。另一种类型的理论则宣称,这样一种观点就等于说,
所有成为有德性的必须之事是培养情感的状态;
认为应当鼓励不考虑行为的各种实际后果的做法,
而且剥夺行为者关于行为的正当性和非正当性的任何客观标准,
使他们被迫重新依赖他们自己的奇想、偏见和私人特性。
这两种理论就像哲学理论中大多数相反的极端情况一样,都犯有一个共同的错误,
即它们都忽视了习惯的推动力量和各种习惯彼此之间的蕴含关系。
因此,它们把一个统一 的行为分裂为两个毫不相关的部分:
内在的部分被称为动机,而外在的部分被称为行为。

然而,如果不考虑行为有活力的倾向和它的具体后果,就不可能对行为作出真正的判断,
这种一般性的假定是有理由证明的。然而,其理由不是倾向与后果的分离,
而是需要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待后果。这种行为只是众多行为当中的一种。
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这一行为的种种后果之中,我们就得作出可怜的推测。
倾向是习惯性的、持久的,因此,它会在许多行为和后果中显明其自身。 
只有当我们持续不断地考察,我们才能判断倾向,
才能从偶然性的伴随物中揭示出它的趋向。一旦我们准确地知道了它的趋向,
就能把一种单一行为的特定后 果置于一个包含有连续性后果的、
更广阔的情境之中。因此,我们可以防止自己把重大的习惯看作是渺小的,
防止把从总体的后果看是无辜的行为夸大。
没有必要抛弃这一在判断行为时首先要有探究倾向的常识观点;
但非常必要的是,应 当通过科学心理学来指导对倾向的评判。
例如,我们的法律程序在对犯罪行为过于柔弱的处理和非常敌意的处理之间摇摆不定。
只有当我们按照习惯来分析 行为,并按照教育环境和先前的行为来分析习惯时,
这种摇摆不定的状况才能得 到解决。当人们处理每一个别案例的方式,
与每一位称职的医生在处理其病人时自然而然地努力获得的完整临床记录相一致时,
真正科学的刑法才会出现。

人类的自负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一直要求从欲望和倾向的立场或者
至少从善良的人的欲望和倾向的立场出发来判断整个宇宙。宗教的影响一直怀着这种自负
,因为它使人们认为宇宙万物永远共同支持善、消除恶。这一影响通过一种精细的逻辑,
已经使道德成为虚幻的和超验的。因为既然实际经验的世界不能确保性格与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人们可以推断必定有某种隐密的、更真实 的实在,它迫使在此世中不相等之物相等。
因而,在关于另一个世界的通常观念中,
性格中的美德与邪恶共同导致它们在道德上的确实应得之份。
这一观念作为一种驱动力量,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同样可以被发现。
这些道德实在必定是最高级的。
然而,在苏格拉底喝下犯罪者的毒药以及邪恶者占据着权力位置的世界中,
这些道德实在是极为矛盾的。所以,必定有一个更真实的终极实在,在其中,
正义只是并且绝对是正义。某种同样的观念,潜伏在所有渴望实现抽象正义、
抽象平等或抽象自由的背后。这是所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的源泉,
也是所有大规模的悲观主义和怀疑生命的源泉。

前面的讨论已经指出了回答的方式。一个饥饿的人不可能把食物看作是善的,
除非他实际上已经借助于周围的环境条件体验到了食物是善的。
首先出现 的是客观的满足。但是,他发现自己处于善在事实上被否认的情形之中。
于是, 它就活在想象之中。那种不允许被公开表达的习惯,在思想中肯定它自身。
这 促成了关于食物的思想和理想。这种思想不是那些经常被称为苍白无力的抽象思想,
而是被指责为习惯的紧急推动力量。作为善的食物,现在是主观的,
是个人的。但是,它在客观条件中有其根源,而且它在向着新的客观条件前进。
因为它努力确保去改变环境,以至于食物在现实中将再次出现。
食物在从一个对象向另一对象暂时过渡的阶段中,是一种“主观的"善。

许多理论都描画了一个上帝在天堂而魔鬼在地狱的世界。简言之,
道德学家们没有想起,当习惯仍然存在着,而其所综合的世界已经改变时,
道德欲望和目的与当下现实性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失败的背后隐藏着
的是:没有意识到在世界发生变化时,对旧有的习惯必须进行必要的修正,不管
它们曾经是多么的善良。

很显然,任何这种变化都只能是实验性的。已经失去的客观的善在习惯中仍然存在着,
但它只有通过某种尚未被体验到的、而且只能被不准确和不确定地期望的事件为条件,
才能以客观的形式重现。根本的要点是:期望至少应该指引,并促进这一努力,
而且它应当是一个起作用的假说,随着行动的继续而不断被事件所矫正和发展。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外部世界的每一客体都有作为形式而印在自身之上的本性,
而且相信理智只是省察和读出一种内在的、自我封闭的完满本性。
17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成功地抛弃了这种观点。它开始意识到,
每一自然客体实际上都是在时空中与其他事件相连续的事件,
都是只有通过实验性探究才能被认知的,而这种实验性探究将揭示出许多复杂的、
模糊的和细微的关系。任何被观察到的形式或客体,都不过是一种挑战。
这一事例并不 与正义、和平、人类友爱、平等或秩序的理想相反。
所有这些也都不是通过省察才能认知的自我封闭之事物,
就像客体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通过理性洞察而被认知的那样。
它们像雷电、结核病和彩虹一样,只能通过对行动所导致的后果进行广泛而细微的观察来认知。
一种关于孤立的自我和主观性道德的错误心理学, 
从道德中排除了对道德而言是重要的事物,即在其客观后果中的行为与习惯。 
同时,它没有抓住道德中个人主观方面的主要特征:
欲望和思想在破除旧有的僵化习惯上,
以及在为重新创造环境的行为所作的准备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4.风俗与习惯

我们常常认为,制度、社会风俗和集体习惯是由个体习惯联合而形成的,
这一假定大体上是与事实相悖的。风俗或普遍一致的习惯的存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是由于个体面对同样的情形并作出相似的反应所致。但是,风俗的持续存在,
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体在先前风俗所规定的条件作用下形成了他们的个人习惯。
一个个体由于继承了其所处的社会群体之言语,所以通常会获得道德。 
这一群体的各种活动早就已经存在于那里,并且把他自己的行为同化于它们的模式之中,
这里是参与其中的一个先决条件,因而也是参与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中的一个先决条件。
每个人出生时都是婴儿,
而且每个婴儿从第一次呼吸与引起别人注意和要求的第一声啼哭开始,
就是主体。这些别人不只是具有一般性心 灵的一般性的人,他们是具有习惯的存在物,
是大体上尊重他们所具有的习惯的存在物。
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具有了这些习惯,他们的想象就由此受到限制。
习惯的本性是坚定自信的、持续的和自我永存的。如果一个孩子学习任何语言,
他就是在学习他周围那些人说和教给他的这种语言。他能够说这种语言,
是他与他们进行有效交流、使自己的各种需要被他们所知并得到满足的前提条件,
在这一事实中没有任何奇迹。
慈爱的父母和亲戚常常自然地理解这个孩子一些自发的言语模式,
而且这些模式至少暂时成为了这个群体言语中的组成部分。
但是,与风俗在形成个体习惯中所起到的作用相比,
这些词汇在全部使用着的词语中所占的比例,
可以准确地衡量出纯粹个体的习惯在形成风俗中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很少有人用财富来建造一条私人道路去旅行,因为他们发现利用已经存在的道路很方便,
很“自然”;除非他们所建造的私人道路在某一地点与公路相连接,
否则,他们不可能建造这些私人道路。

我们再次回到个体从婴儿时期开始他们的人生这一事实。对那些有更多经验并因此而有更大的、
难以抵制的力量的人来说,年轻人的可塑性显示出一种诱惑性,
它似乎就像可以根据当前的设计来塑造的面团一样。
这种可塑性也意味着改变流行风俗的力量被忽视了。
温顺不被看作是学习这个世界不得不教授的任何东西的能力,
而被看作是对反映出他们当前习惯的其他人所提出那些教导的服从。
真正的温顺就是渴望学习所有积极的、探求的、不断扩展的经验教训。
当前风俗所具有的消极而愚蠢的性质把学习歪曲为愿意跟随其他人所指出的道路,
歪曲为顺从、约束、抛弃怀疑主义和实验。当我们思考年轻人的温顺时,
我们首先就会想起成年人希望强加给他们的许多信息和想要他们重复的行动方式,
接着就会想到带有侮辱性的强制、谄媚的贿赂和庄严的教学法,
这种教学法能使年轻人的生气渐渐消失,使其活泼的好奇心变得迟钝。
教育变成了利用年轻人无助性的技艺;所形成的习惯就变成了保持和保护风俗的屏障。

因为思维本身像人的任何其他能力一样,所以不能逃离习惯的影响。
如果它不是日常习惯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就是一个单独的习惯,
就是一个与其 他习惯并列而又远离它们的习惯,
就像人的结构所允许的孤立而又根深蒂固的习惯那样。
理论是理论家的财富,理智是理智主义者的财富。理论与实践所谓的分离,
实际上意味着两种实践的分离,一种实践发生于外部世界,
而另一种实践则发生于书房。思想这一习惯支配着一些材料(就像每一习惯必须做的那样),
但 这些材料是专业书籍和术语。思想观念客观化于行动之中,
但言说与写作垄断了他们的行动领域。即便那样,
下意识地努力保证所用的词语不被太过宽泛地理解。理智的习惯像其他习惯一样,
需要有一种环境,但这种环境是书房、图书馆、 实验室和研究院。
它像其他习惯一样,产生出外在的结果和外在的财富。
一些人获得了思想观念和知识,就像其他人获得了货币财富一样。
尽管他们是为了其自身特有的目的而践履思想,但他们反对它,
是为了未受训练的和易动摇的群众,因 为对群众来说,
“习惯”作为未经思虑的常规是必然的。
他们赞同大众化教育一达到把少数人通过思想已经建立起来的事物
作为权威的信息传播给众人的目的, 
并且达到把对新生事物的最初驯服转变为对重复和遵守的驯服之目的。

5.风俗与道德

从实践目的来看,道德意味着风俗、社会习俗和已经确立起来的集体习惯。
尽管道德理论家一般错误地认为,他自己所处的地点和时代是或应当是一个例外,
这在人类学家看来则是一种老生常谈。风俗总是并且处处为个人的活动提供标准,
是个体活动必定把它自身®h,入其中的模式。这一点在今天, 就像在过去一样真实。
然而,由于目前风俗的灵活性和混杂性,个体现在获得了变化巨大的风俗-模式,
而且他能够运用个人的创造力去选择和重新安置这些模式的要素。
简言之,如果他愿意,他就能聪明地使风俗适应环境条件,从而重新塑造风俗。
无论如何,风俗构成了道德标准。因为风俗积极地要求具有某些行动方式,
每一习惯都引起了一种下意识的期望。它形成了一种确定的视角。
心理学家们一直在联想观念的标题之下所努力探讨的内容几乎与这种观念没有任何关系,
但却与习惯对回忆和知觉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一种习惯,即一种常规性习惯,由于受到干扰而产生不安时,
它就会提出抗议而支持恢复,并且觉得需要某种赎罪的行为,
否则,它就会在偶然的怀旧中 停止运行。坚持其自身的连续性,
就是常规的本质。违背常规就是偏离正道。 偏离常规就是越轨。

每一个阶级都坚定地确保自己目的的正当性,因此,它们对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都不太审慎。
这一方宣布秩序第一——即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某种旧有的秩序第一;
另一方则宣布它的自由权,并把正义等同于它的隐蔽性主张。它们之间没有共同的基础,
没有道德上的理解,没有对所诉诸的方法之标准达成一致。
今天,这种冲突发生在有产阶级和那些依赖于计日工资的阶级之间,发生在男人和女人之间,
发生在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每一方都求助于它自己的权利标准,
并都认为另一方是具有个人欲望、怪念头或顽固性的生物。
变动性同样也已经影响到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各个民族与种族彼此相互对立,
每一方都具有 自己永恒不变的标准。在以前的历史中,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接触与混合,
从未有过这么多导致冲突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每一方都觉得它被道德原则所支持。
与过去之物相关的风俗以及指向未来的情绪各自走上独立的道路,
每一方都把它的对方看作是对道德原则的故意背叛,
看作是对自我利益或最高强权的一种表达。作为唯一可能的调和者的理智,
却居住在遥远的抽象国度里,或者跟随在事件之后来记录已经完成的事实而姗姗来退。

6.习惯与社会心理学

那么,个别的心灵或作为个体的心灵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我们已经对此作出了回答。
各种习惯之间的冲突释放出了冲动性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在它们的表现中要求更改习惯、
风俗和习俗。起初具有个体化色彩或性质的习惯性活动被抽象化,
成为一种目标是按照某种被当下情形所否定的欲望来重建风俗的活动的核心,
而这种欲望因此被认为是属于某人自我的,被认为是一个个体部分地、
暂时地反对他的环境的标志和所有物。这些一般性的、必定是模糊的陈述, 
将在对冲动和理智的深入讨论中变得更加明确。
因为,当冲动宣称它自己故意反抗一种现存的风俗时,它就是个体性心灵的开端。
这种开端在试图改变环境 的观察、判断和发明中被发展并巩固,
以至于一种变异的、不合规则的冲动本身反过来也许会具体化为客观习惯。

7.冲动与习惯的改变

简言之,天生活动的意义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
它依赖于其与成熟的社会媒介(medium)之间的相互作用。
就虎或鹰而言,愤怒(anger)也许会被等 同于一种有用的生命活动,
具有攻击和防御的作用。对一个人来说,愤怒就像泥潭上刮过的一阵风那样毫无意义,
除非其他人出现来指引它的方向,除非他们对它作出各种反应。
愤怒是一种身体的痉挛,是一种浪费能量的盲目而散乱的爆发。
当它成为一种潜伏着的忧郁、一种令人烦恼的中断、一种乖张的愤怒 (irritation),
-种凶残的报复、一种强烈的愤慨时,它就获得了性质和意义。
尽管这些有意义的现象源自于对各种刺激最初的、天生的反应,
但它们也依赖于其 他人的反应行为。
这些现象以及所有类似的人类愤怒的表现都不是纯粹的冲动;
它们是在与其他人相关性的影响之下形成的习惯,而这些其他人早就已经具有各种各样的习惯,
并且在把盲目的身体宣泄转变为有意义的愤怒中显示出他们的习惯。

但是,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如果一个个体是以这种方式而独立的,
那我们除了发现本能的首要性这一事实外,还发现死亡这一事实。
一个婴儿所具有的 不成熟的、分散的冲动,除非通过社会的附属与伴随,
否则就不能协调而成为有 用的力量。他的各种冲动,
只不过是吸收他所依靠的更加成熟的人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的起点。
它们是伸出去的触角,从风俗中收集所需的营养,最终使这个婴儿能够独立地去行动。
它们是把现存的社会力量转变为个人能力的媒介;它们是重构式生长发展的手段。
在抛弃一种不可能的个体主义式心理学之后,
我们就会得出如下事实:天生的活动是重新组织和重新调整的工具。
母鸡先于鸡蛋而存在。尽管如此,
但这个特定的鸡蛋也许可以被认为能够修正未来母鸡的类型。

8.冲动的可塑性

我们已经注意到最初的可塑性是如何被歪曲的,温顺是如何被卑鄙地利用的。
它一直被用来意指的,不是宽泛而不受限制的学习能力,而是学习成人同伴的风俗的意愿,
学习有权力和权威的人希望教的那些特殊事物的能力。
最初的可改造性一直没有被给予一个公平的机会,
来作为一个人类更好生活的受托人 (trustee)而行动。
它一直承载着被成人的有用性所影响的习俗。实际上,
它已经被变成不承认独创性的对等物,变成一种易受影响的、体现其他人意见的调和之物。

因此,温顺已经被等同于模仿,而不是等同于重塑旧有习惯和重新创造的力量。
可塑性与独创性一直处于彼此对立之中。
可塑性中最宝贵的部分就是形成独立判断和实施创造的习惯的能力,
而这点一直受到忽视。因为,它需要一种更 完全、更强烈的温顺,以形成灵活的、
易重新调节的习惯,而不是要求获得严格模 仿其他人方式的那些习惯。
简言之,在年轻人的天生活动中,有一些活动倾向于 调和、吸收和复制,
其他一些活动则倾向于探险、发现和创造。但是,
成人风俗一直被强调是保存和强化遵从趋向,而反对那些有助于变异和独立自主的趋向之风俗。
正在成长中的个人所具有的各种习惯,由于受到猜疑而被限制在成人风俗的界限之内。
儿童身上令人愉快的独创性被驯服了。对制度和名人本身的崇拜因缺乏富有想象力的预见、
多方面的观察和丰富的思想而被强化了。

尽管儿童时期是通过冲动使更新习惯成为可能的、显而易见的证明,
但冲动绝不可能在成人生活中完全停止其更新作用。如果确实如此,生活就会变得僵化,
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各种本能的反应有时也过于强烈,以至于不能被融入平稳的习惯模式之中。
在日常条件下,它们似乎被驯服而服从它们的主人,即风俗。
但是,各种非正常的危机把它们释放出来,它们通过狂野的、
强烈的能量表明常规的控制是多么肤浅。文明仅仅是表面现象,
在一个文明人的外衣下面仍 是一个野蛮人,这一谚语认识到这个事实。
在受到不寻常刺激的危急时刻,支配所有活动的各种本能的冲击与情绪的爆发
都表明一种僵化习惯所能产生出来的改变是多么的肤浅。

通常有一种观点认为,犹如年老的人会死,古老的民族一样会如此。在历史上,
有许多事实支持这种信念。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与退化似乎成了规则。
于是,某一野蛮的游牧部落的入侵就提供了新的血液和新鲜的生活——
如此以至于历史一直被定义为一种重新野蛮化的过程。事实上,
就衰老与死亡而言,在个人与民族之间进行类比是有缺陷的。
一个民族总是通过它的年老的成员的死亡,
以及那些像出生在本民族鼎盛时期的任何个体一样年轻和富有朝气的人的出生而被更新。
不是这个民族衰老了,而是它的风俗变得陈旧了。
它的制度变得十分僵化;它有社会动脉硬化症。于是,某个未负担繁琐而呆板的习惯的民
族,就开始加入到继续生命运动的过程之中。然而,富有朝气的民族的数量正趋于用尽。
依赖于这种更新文明的昂贵方法,是不可靠的。我们需要发现如何从内部使其恢复活力。
在冲动被释放、习惯容易受到具有转变力量的冲动之影响时,
一种正常的不朽就成为事实。当风俗是灵活易变的,
而且,青年人被作为青年人而不是作为未成熟的成年人接受教育时,
就没有任何民族会衰老。

在缺乏指引的本能与过度条理化的风俗之间实际存在的这种关系,
在当前关于野人生活的两种观点中得到证实。流行的观点把野人看作是野蛮的人;
看作是不知行动的控制原则或规则的人;看作是自由地跟随他自己的冲动、
怪念头或欲望的人,无论他何时何地想到或拥有这种想法。但是,人类学家们却持有相反的观念。
他们把野人看作是风俗的奴隶,他们注意到控制他的起立、坐下、
出去和进来的各种规定所组成的网络。他们得出结论:
与文明人相比,野人是一个在行为和观念上由许多不变的部落习俗所支配的奴隶。

把“本能”与“冲动”这两个词在现实中用作等价物,这一做法是有意的,
即使这或许会使挑剔的读者们感到悲伤。
“本能”这个词单独来看,仍旧承载着太多比较陈旧的观念,
即一种本能总是被明 确地组织起来和加以改编一一大体来说,它不仅仅属于人类。
“冲动”这个词暗示着某种初始的, 然而是不受约束的、缺乏指导的最初之物。
人能取得进步而野兽却不能,就是因为他有如此之多 的“本能”,
以至于它们之间彼此相反,以至于最有用的行动必定是习得的。在学习各种习惯时, 
对人来说学习(to learn)学习(learning)这一习惯是可能的。
于是,改善提高就成为生活中有意识的指导原则。

9.改变人性

但是,走近路的革命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常常谈论的事物,
即作为具体化的习惯的制度所具有的全部力量。任何一个知道习惯具有稳定性和力量的人,
都将在预言或提出快速而彻底的社会变化上有所犹疑。
一次社会革命也许会导致外部的风俗、法律与政治制度产生突然而深刻的改变;
但是,在这些制度后面的习惯,以及不管怎样都已经被客观条件所塑造的习惯,
即思想与情感的各种习惯,是不容易被更改的。它们持续存在,
并且在它们自身中非常缓慢地吸收了外部的各种变革——
非常像美国的法官们通过按照习惯法来解释立法而宣布故意改变成文法无效。
在人类生活中,滞后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然而,那些认为社会和道德变革不可能的人以人性中固有的罪恶天性永远存在为借口,
同样又把实际上只属于后天获得的风俗的持久性和惰性归之于天生的活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奴隶制植根于古老的人性。由于性质上存在着天然的差异,
以至于一些人在本性上就被赐予计划、命令和监督的力量,
而其他人则仅仅拥有服从和执行的能力。因此,奴隶制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认为由于家庭奴隶和财产奴隶已经从法律上被废除了,
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奴隶制就已经消失了,这一假定是错误的。
但是,事情至少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奴隶制很明显是一种社会状态,
而不是心理上的必然。尽管如此,今天老于世故的亚里士多德之流却仍然宣称,
战争制度和现在的工资制度是以不变的人性为 根基的,以至于努力改变它们是愚蠢的。

好斗性、敌对性、爱慕虚荣、爱劫掠、恐惧、怀疑、愤怒、渴望不受和平的习俗与限制的约束、
热爱权力、憎恨压迫、新奇表现的机会、热爱家乡与故土、依恋自己的人民和依恋宗教与家庭、
依恋勇敢和忠诚、获取名声、获取金钱或谋求发迹 和爱情的机会、
对祖先以及祖先的诸神的虔敬——所有这些事物以及其他更多事物都成为好战的力量。
假定有某种不变的天生力量导致战争,
就像通常认为我们的敌人的行动仅仅基于所谓比较卑鄙的倾向,
而我们则是基于高贵的倾向 而行动一样天真。在较早的年代,
在好斗性与战争之间不仅仅有口头联系;通过拳头立刻引起了愤怒与恐惧。
但是,在组织松散的拳击与今天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战争之间,夹杂着一段漫长的经济、
科学和政治历史。导致战争的,是社会条件状况而不是古老的、
不易变化的亚当;在战争中所运用的根深蒂固的冲动,能够被引导到其他许多渠道之中。
这一已经目睹了自然力量是可改变的科学学说胜利的世纪,
不应当在较少奇迹性的社会等同物和代替物上停止不前。

关于动机的整个概念,实际上是超心理学的。它是人们试图影响人类行动的一种结果,
首先是影响其他人的行动,其次是一个人影响他自己的行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
都不会把动物或白痴的行为归因于一种动机。我们说一只咬人的狗是令人厌恶的,
但不会去为它咬人这一行动寻找动机。
然而,如果我们能 够通过促使狗去反思自己的行为来指引它的行动,那么,
我们立刻就应该对狗所 做出的行为之动机感兴趣,并应该尽力使它对同样的主题感兴趣。
问是什么原因诱使一个人去做一般性的活动,这是十分荒唐的。
人是一种积极的存在物,而 且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是就这点而言的。
但是,当我们想让他按照这一特定的方式而不是那一种方式行动时,
也就是说,当我们想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指引他的活动时,就会涉及动机的问题。
因而,动机就是在一个人的整个复杂活动中的那样一种要素,
如果它能够被充分地激励起来,它就将导致一种产生特定后果的行为。
这一在整个活动中加强(或削弱)某些元素因而调节实际后果的部分过程, 
就是把这些要素归因于一个人作为其活动动机。

把对利润的强调解释为是促进生产的、有益的工作之途径,
这种社会特质与把工作等同于劳动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经济理论中,
劳动意味着某种 痛苦的事物,某种如此繁重的、令人不快的或者是“代价高昂”的事物,
以至于每一个体只要有可能就会避免去劳动,而且,
从事劳动也只是因为有超值收益的允 诺。因此,我们被诱使去思考的问题就是:
那种使生产性工作变得无趣或辛劳的社会条件是什么?
为什么工业家的心理学是如此不同于发明家、探险家、艺术 家、运动员、科学研究者、
医生和教师的心理学呢?对于后者,我们不认为活动是一种如此难以负担的牺牲,
以至于从事它只是因为人们被获得报酬的希望所贿赂才去行动,
或是被损失的恐惧所强迫才去行动。

使活动成为令人愉快的活动,这是“自然而然的”。它倾向于找到完满实现, 
而找到一种出路本身就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标志着部分成就。
如果生产性活 动在本质上已经变成令人不快的,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人为地被诱惑去从事它,
那么,这一事实就充分证明:工作得以继续下去的条件阻碍了各种复杂的活动,
而不是促进了这些活动;它们激怒和妨碍了各种自然趋向,
而不是促使这些趋向努力去获得成果。于是,工作就变成了劳动,
变成了某一原始诅咒的后果;这一诅咒迫使人去做只要有可能不做就不会做的事情,
变成某种原罪的结果;这一原罪 把人们从无需勤劳,欲望就会得到满足的天堂中驱逐出来,
并强迫他们为生计而 付出辛劳的汗水。从这一点出发,自然就可以推导出:
复乐园意味着累积投资额 以至于一个人能够无需劳动,
仅依靠它们所产生出来的赢利来生活。我们重申, 在这幅画面中,有许多真理,
但不是关于原始人性和活动的真理。它关注的,
是人类冲动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影响之下所采取的形式。
如果在社会改变方面有许 多困难——-当然会有许多困难——那么,
这些困难并不在于人性最初就厌恶有 益的行动,而在于把为工资而劳动的工作与艺术家、
探险家、运动员、士兵、管理者和投机商人的工作区分开来的那些历史条件。

10.冲动以及各种习惯之间的冲突

例如,现存的关于产业工人的心理学是滞后的、不负责任的,
它把最大量的机械性常规和最大量的易发作的、不可控制的冲动性结合起来。
这些事物已经被现存的经济体制所培育。但是,它们的存在是社会变革的可怕障碍。
我们不能在人们中培养那种欲望,即欲求尽可能不付出任何东西而得到某物。
我们通过宣传生产力的魅力,通过责备人性中天生的自私性,
通过敦促某种伟大的道德 复兴与宗教复兴,就会很容易使我们自己满足。
各种缺陷实际上指出了经济制度变化的必然性,但与此同时,
这些缺陷也为变化设置了重大的障碍。同时,现存的经济体制为了它自己永存,
已经赢得了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的支持;如果劳动者要被解放,
这些能力就必然成为劳动者劳动的原因。其他人在面对这些困难时,
期望通过全面的内战和革命来寻求一种同样廉价的满足。

如果我们不得不根据劝诫和无形的“理想”而等待引起社会变革,那么,
我们确实将要等待很长时期。但是,
彼此之间不一致的各种制度所包含的冲突模式正在产生出巨大的变化。
重要的不在于改变是否应该继续下去,而在于这些改 变是否应该以不安、
不满和盲目敌对的斗争为特征,或者理智上的引导是否可以调节巨大的冲突,
并把各种分裂的要素转变为一种建构性的综合。无论如何,
“先进的”国家的这种社会情形,就好比给我们对僵化风俗的坚持赋予一种荒谬性气息。
有许多人告诉我们,真正的麻烦在于习惯与原则缺乏确定性,
在于与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的永恒标准和结构背道而驰。我们被告知,
我们正在遭受本 能过剩之苦,
正在遭受因作为一种生活规律的习惯屈服于冲动而导致的习惯松散之罪。
治疗的方法据说是从当代的流动性返回到遵守规律和比例的古典时代的稳定而宽广的模式之中,
因为古代反正总是古典的。当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无规律的变化传播到所有情形中时,
为什么要强调固定习惯的邪恶之处,
以及释放作为重新组织的发起者的冲动之必要性呢?
为什么不去谴责冲动而赞扬遵从秩序和确定真理的习惯呢?

12.没有单独的本能

只有当心灵完完全全地发生转变时,洞察力和控制才会获得进展。
在研究者们逐渐开始明白他们所说的因果性力量不过是把各种复杂的现象
压缩于一种完全相同的形式中的名称以后,他们把现象分解为细微的细节,
并寻找它们之间 的相关性,即寻找在其他也是变化多端的诸多现象中的要素。
各种不同要素之 间的一一相应,取代了巨大而给人强烈印象的力量。
行为心理学只不过刚刚开 始进行相似的处理。
感觉心理学的流行可能就是由于这一事实,
即它似乎允诺以一种同样详细的处理方式来对待个人现象。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倾向于把 性欲、饥饿、恐惧,甚至是更为复杂的积极兴趣,
都看作好像是整块力量,就像旧式自然科学中的燃烧或重力一样。

我们不难看出,在诸如饥饿与性欲这种比较简单的行为事例中,一个单一的、
分离的倾向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动力的发泄或释放的途径比较少,
而且是相当明确地确定的。这很明显涉及特定的躯体器官。因此,
这就暗示着有一个相应地单独的心灵力量或心灵冲动的观念存在。
在这一假定中包含着两种错 误。第一个错误在于忽视如下事实,
即没有任何活动(甚至是被常规性习惯所限 制的活动)
被限制在最明显地包括在其执行中的渠道上。从某种程度上或某种方式上来说,
整个有机体在每一行为中所涉及的,不仅有内部器官和肌肉器官, 
而且有循环的器官和分泌的器官等等。既然有机体的总体状态绝不可能两次完全相同,
那么,饥饿和性欲的现象实际上绝不可能两次完全相同。为了某些目的,
这种区别可以不被考虑;但是,为了心理分析将以正确的价值判断而结束,
这种区别却提供了钥匙。甚至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
那种与饥饿或性欲行为相伴随的机体变化的背景,也对正常现象与病态现象进行了区分。

大多数人所谓的自我欺骗,是由于用有机体当下的状态作为一种行为的价值标准所致的。
说感觉不错或者产生出直接的满足感,就是说它引起了一种舒适的内在状态。
以这种经验为基础的判断,
也许完全不同于其他人以它的客观后果或社会后果为基础所作出的判断。
因此,甚至就最基础的防备而言,所有个人都学会意识到一种行为的性质
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它在其他人的行为中所产生的各种后果为基础的。
但是,即使没有这种判断,一种行为所产生的外在变化也即刻会被感觉到,
而且与这一行为联系起来,成为它性质中的一部分。
甚至当一个幼儿看到由于他的愤怒偶然捣毁的事物时,这种捣毁作为一种价值的指针,
也可以与他因释放精力而得以满足的情感相媲美。

大体而言,一个儿童是控制不住我们称之为愤怒的东西的。
首先,愤怒被感觉到或意识到的性质取决于他的有机体的当时条件,
而这种条件绝对不可能两次都相同其次,这一行为立刻被它接触到的环境所修改,
以至于各种不同的后果马上就反馈给行动者。比如,在一种情况下,
愤怒针对的是年龄较大且较强壮的玩伴们,他们立即对冒犯他们的人进行报复,
也许是非常残忍的报复;在另一种情况下,愤怒影响的是较弱而无力的孩子们,
被反映出来和被意识到的后果则是一种成就、胜利、权力,是一种对为所欲为的手段的认知。
认为愤怒仍然是一 种单一的力量,这种观念是一种无力的神话学。
即使就饥饿和性欲而言,行动的 渠道完全被先前的条件(或本性)所限定,
但饥饿与性欲的实际内容与感受会因其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完全相异。
只有当一个人正处于饥饿中时,饥饿才是一种无限制的自然冲动;
当饥饿接近这一限度时,它就容易失去其心理特性,成为整个有机体的一种不祥之物。

压抑不是彻底消灭。“心灵的”能量和我们看作自然形式的能量一样,都不能被消除。
如果它既不爆发,又不被转化,就会转而去过一种秘密的地下生活。 
一种孤立的、时断时续的表现,是一种不成熟、粗鲁和盼蛮的标记;
一种被压抑的 活动,是所有理智上和道德上的反常(pathology)之原因。
由此所致的反常的一 种形式,构成了历史学家所说的反动(reaction)
意义上的“反作用力"(reaction)。 传统上众所周知的例子,
是斯图亚特在清教式的禁欲之后的放纵。一个著名的现代例子,
是由于强制经济和艰辛的战争而引起的挥霍无度的狂欢,
在十分敏感而高尚的理想主义之后的道德滑坡,以及在高度集中的注意之后的故意疏忽。 
许多正常活动的外部表现都曾经受到压抑;
但是,活动并没有受到压抑,它们只是由于受到了阻碍而在等待时机而已。

把制度看作自由的敌人,把一切社会习俗看作奴役,
是对能够确保行动的积极自由的唯一手段之否定。
冲动的普遍解放也许会使一直停滞不前的事物活动起来,但是,
如果被释放出来的力量处于通往任何事物的途中,它们就既不知道路径,
也不知道去往何处。确实,它们必定会相互矛盾,因而是破坏性的——不仅对它们希望摧毁的习惯,
而且对它们自己、对它们自己的效能,也都是破坏 的。
社会习俗与风俗对促使冲动达到任何幸福的结果来说,都是必要的。
浪漫地转向本性,以及不考虑现存的环境而在个体中寻找自由,
这些都会以混乱而结束。相反,每一信念都把关于现实的悲观主义观点,
与一种甚至更乐观地信仰这一或那一自然和谐的信念——
这种信念是某些声称要被清除的传统形而上学与神学的残存物——结合起来。
自由的敌人不是社会习俗,而是愚蠢而僵化的社会习俗。
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只有通过某种其他的风俗对冲动施加影响,
社会习俗才能被重新改组并使之活动起来。

13.冲动与思想

随着时间的流逝,风俗因其压迫性而变得令人难以容忍;而且,某种偶然的战争或内部大灾,
使冲动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被释放出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获得了把进步等同于运动、
把盲目的自发性等同于自由的哲学;而且,这些哲学在神圣的个性或重返自然准则的名义下,
使冲动成为其自身的一种法规。当保守主义时代与革命热情交替出现之时,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冲动在被囚禁、 
冷冻于僵化风俗里还是被孤立而没有引导之间摇摆不定。
但是,这种相同的现 象在个体中被小规模地重复着。
在社会中,这两种趋向与哲学是同时并存的;它 们在引起争论的冲突中,
消耗着特定的批评和重构所需要的精力。

所贮存的冲动的部分释放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目的。从它的起源来说, 
这种释放是机会的产物;但又为想象和发明提供了它们的机会。
被释放的冲动的道德关联项不是直接的活动,
而是对运用冲动去更新倾向和重组习惯的方式的反思。
逃脱风俗的控制,提供了用新的方法去做过去事情的机会,
因此,提供了构造新的目的和手段的机会。风俗凝结的外壳上的裂缝释放了冲动;
但是,找到运用冲动的方法则是理智的事情。要么让一只船在这个港口抛锚,
直到它变成一只腐烂的废船;要么让它随着每一反方向的风漂流。
发现并界定这种选择是心灵的事情,是善于观察、记忆和设计的倾向所处理的事情。

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艺术习惯,取决于习惯被冲动所激发的生气;只有这种令人激动之物,
才能处于习惯与迟钝之间。但是,艺术无论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
无论是不出名的还是因尊贵的名称而著名的,都不能被临时拼凑。如果没有自发性,
那么,艺术是不可能的;然而,艺术又不是自发性的。对于唤起思想、引起反思、
激活信仰来说,冲动是必需的。但是,只有思想注意到了障碍、发明了工具、
想到了目标、引导着技术,因此,它把冲动转变为一种存于物体之中的艺术。
在每一习惯受到阻碍的时候,思想天生就是冲动的孪生兄弟。但是,如果没有养料,
思想很快就会消亡,而习惯与本能仍然继续着它们之间的内战。
在青年人忽 视环境的限制这种趋向中,有着本能性的智慧。
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发现他们自己的权力,才能了解不同环境限制之间的差异。
但是,这一发现一旦完成,就标 志着理智的诞生;随着理智的诞生,
成年人观察、回忆和预测的责任就接踵而至。 
所有的道德生活都有它的激进主义倾向;然而,这种激进的因素不是在直接的行动中,
而是在比传统或直接的冲动走得更远的理智的勇气中得以充分表达。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对理智在行动中的作用的研究上。

14.习惯与理智

然而,习惯不仅仅是思想的一种限制。习惯之所以成为否定性的限制,
是因为它们最初是动因(agency)„我们的习惯越多,观察和预料的可能范围就越广。 
习惯越灵活,知觉就越能在它的区分中得以精细化,并且由想象所引起的表象就越精致。
从理智上来说,水手在海上会觉得很安闲,猎人在森林中会觉得很安定,
画家在他的画室中会觉得很自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则在他的实验室中才觉得无拘无束。
这些老生常谈,在具体情况中被人们普遍地意识到;
但在当前流行的关于心灵的一般性理论中,它们的意义却被弄得模糊不清,
其真实性也被否定 了。因为它们恰恰意味着,在运用生理倾向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
是观察、回忆、 预见和判断的唯一行动者;
而认为有一个一般性的心灵、意识或灵魂来实施这些活动的看法,是一种神话。

然而,习惯并不能自发地认识,因为它没有自发地停下来去思考、观察或回忆。
冲动也没有自发地进行反思或沉思,它只是任它去。习惯自己太有组织性、 
太坚定和太确定,以至于不需要沉迷于探究或想象了。而冲动却非常混乱、
喧嚣和无序,以至于即使它想去认识,它也无法去认识。
习惯本身过于确定地适应于一种环境,以至于不能对它进行考察或分析;
而冲动与环境的关系是如此不确定,以至于它不能报道关于这种环境的任何情况。
习惯综合、命令或控制着客体,但它并不认识这些客体。
冲动则以其永不停止的骚动来分散和消除这些客体。
习惯与冲动的某种精妙的结合,是观察、记忆和判断的先决条件。
那种不从黑暗的未知领域展现出来的知识,居于肌肉之中而非意识之中。

15.思维心理学

我们正在远离任何直接的道德问题。但是,知识与判断在行为中的地位这一难题,
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弄清关于思想的基本心理学。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探讨下去。
我们把生命比作一位正要动身去旅行的旅行者,可以认为:
最初,他的 活动在某一时刻是确信的、简单的和有组织的,
前进时没有直接注意自己所走的路径,也没有思考要去的目的地。
突然,他受到阻拦而停止,在他的活动中发生了某种错误。从一名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他遇到了一个障碍,这一障碍必须在他成功地继续前进之前被克服。
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出现了震惊、混乱、焦虑和 不确定。正如我们所说的,
他暂时不知道什么东西阻碍了他,也不知道他正在往何处去。
但是,激起了一种新的冲动,这种冲动成了研究、调查事物,试图了解这些事物,
并弄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之起点。当受到干扰的习惯聚集在冲动的周围去观看和了解时,
它们便开始得到一种新的指引。被阻碍的运动习惯告诉他,他曾经打算何处去,
他已经开始去做的事情和他已经走过的土地的某种感觉。
当他观看时,他就看到了确定的事物,而这些事物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事物, 
而且是与其行动路线相关的事物。他所从事的活动的契机作为一种方向感和目标感持续存在着,
这是一种预期的计划。简言之,他在回忆、观察和计划着。

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从伦理的方面来看,所争论的问题关系到良心的本性。
正统的道德学家们已经宣布良心在起源和主题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同样的观点也暗含在所有通俗的道德训练方法之中,
而那些方法通过把道德判断与其他形式的知识中所运用的检验与帮助手段分离开来,
从而试图固定关于正确与 错误的严格的权威观念。因而,有人已经宣称,
良心是一种最初的启蒙官能(如 果它没有因沉溺于罪之中而变得昏暗的话),
它照耀着道德真理与道德对象,并 且毫不费力地揭示出它们的确切之所是。
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们之间,对良心 的对象的本性的看法是十分不同的。
一些人认为良心的对象是一般性原则,而 其他人认为良心的对象是个体行为,
还有一些人认为良心的对象是诸多动机中的价值秩序,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良心的对象是一般性义务感,也有人认为良心的对象是绝对正确的权威。
此外,还有人把这种暗含着权威的逻辑推向其结论,
并把关于道德真理的知识等同于一种对戒律法则的神圣而超自然的启示。

但是,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中,有一个根本上一致的方面。
道德知识必定有一个单独而非自然的官能,因为被认知的事物,即正确与错误、善与恶、
义务与责任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单独的领域,
这一领域同通常人类与社会意义上的日常行动领域相分离。日常的活动也许是审慎的、
政治性的、科学性的和经济性的。但是,从这些理论的观点来看,
直到把这些活动引入我们本性的分离而独特的部分 之范围时,它们才具有道德意义。
因而,这证明了关于道德知识的这些所谓的直觉理论,
在其自身中汇集了在这些段落里受到批评的所有观念,即宣称道德在起源、
运转和命运上不同于人性的自然结构与进程。
这一事实对于表面上把理智活动同习惯与冲动的联合作用连接起来的专门化发展来说,
是一个借口,如果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借口的话。

16.思虑的本性

到目前为止,这个讨论一直忽视了如下事实:一个有影响的道德学派(在当代思想中,
最好的代表就是功利主义学派)坚持认为,道德判断和信念具有自然的经验特征。
但不幸的是,这一学派一直遵从着一种错误的心理学;并且由于引起了一种反作用,
实际上倾向于强化那些人的立场。他们固执地认为,道德有一个单独的行动领域;
并固执地认为,道德知识需要有一个单独的行动者。这种错误的心理学有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个是,知识来源于感觉(而不是来源于习惯和 冲动);
第二个是,对行动中善与恶的判断,即是对令人愉快的后果与令人不快的后果
以及利润与损失的计算。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观点似乎不仅贬低了道德,
而且与事实相违背,这不足为怪。关于道德知识的这种经验观点所产生的逻辑后果是:
如果所有道德都涉及计算什么是有用的、明智的和审慎的,
并通过在令人愉快或痛苦的感觉过程中所产生的后果来衡量,那么,
正统派的道德学家们就会说,我们与这样一种卑鄙的观点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一种前提归谬法。我们 将有一个单独的道德门类,
并且有一个单独的关于道德知识的器官。

那么,什么是选择呢?它不过是在想象中偶然遇到的一个
能够对恢复公开行动提供适当刺激的对象罢了。只要某一习惯,
或习惯要素与冲动要素之间的 某种结合找到了一条完全敞开的路径,
选择就作出了。于是,能量就得以释放出来,决心就会下定,心灵就会镇定和统一。
只要思虑把浅滩、礁石或令人烦恼的 大风描绘成所计划的航海路线的标识,
思虑就仍在继续着。但是,当行动中各种不同的因素都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时,
当想象发现没有令人烦恼的障碍时,当有一 幅满帆顺风的宽广大海的图景时,
航海确实就可以开始了。行动的这种确定的方向就构成了选择。
认为在选择产生之前没有任何偏好,这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始终是有偏见的存在物,总是倾向于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
思虑的出现就是偏好的过度,而不是天然的冷漠无情或缺乏喜好。
我们需要彼此不相容的事物;所以,不得不选择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选择行动的路线,即那些 最充分地释放活动的行动路线。
选择并不是从漠不关心中出现的偏好,而是从 相互冲突的偏好中出现的一种统一的偏好。
曾经互相阻碍的偏见,现在至少暂 时地互相加强,并构成一种统一的态度。
当想象描绘出行动的一种客观的后果, 
而这种后果提供了适当的刺激并释放出确定的行动时,这一时刻就会来临。
所有的思虑都是对行为的方式的一种寻求,而不是对最终目的的寻求。
思虑的职责就是促进刺激作用。

如我们所说,冲动的意义就是使某事开始;冲动处于匆忙之中;冲动使我们疲于奔命。
它没有给考察、记忆和预见留有任何时间。但是,理性的意义正如习语所说,
就是停下来并去思考。然而,需要力量去阻止一种习惯或冲动的前进, 
另一种习惯提供了这种力量。最终导致公开行动的延缓、悬置和推迟的时期,
就是被拒绝直接发泄的活动在想象中找寻对应物的时期。用专门术语来说,
这意味着对冲动的调解。因为一种孤立的冲动是直接的,它把世界缩小为直接的现在。
各种相互冲突的趋向则扩大了这个世界。它们在心灵中引起许多思考,
并且之所以能使行动最终发生,是由于宽泛地构想出并细致地提炼出一个对象,
而这个对象是经过一个漫长的选择与组合过程才得以形成的。
用通俗的话来说,深思熟虑就是要缓慢和不着急,需要时间以使对象处于有序之中。

然而,冲动有缺陷,反思也有缺陷。因为我们受冲动的压迫而急着去行动, 
所以也许没有向前看得足够远;但是,我们也许会对反思所带来的快乐过度感兴趣;
我们害怕对决定性的选择和行动承担责任,而且,一般来说,我们会因一种苍
白的思想模式而变得缺乏生气。我们也许对遥远而抽象的问题如此之好奇,
以至于对处于我们周围的事物仅仅给予一种吝啬而不耐烦的关注。我们也许认为,
当我们仅仅沉溺于一种令人喜爱的职业并轻视当下情形中的需求时,
我们正在赞美为真理自身的缘故而热爱真理。投身于思维中的人们,
很可能在一些方 面,例如,就像在直接的个人关系中,非常无思想。
对于将严谨治学作为一种有 吸引力的追求的人来说,在日常事务上可能非常糊涂。
谦卑和公正也许在一种 专门化的领域中显示出来,
而卑鄙与傲慢在处理与其他个人的关系时显示出来。 ,,理性,,不是一种先在的、
作为万灵丹而起作用的力量。它是习惯经过艰苦努力而获得的结果,
需要被连续检查。如果把在思虑——即理性一一
中表现出来的有推动力的活动平衡地安置在一起,要取决于一种灵敏而适中的情绪敏感性。 
只有一种片面的、过度专门化的情绪,才会导致把理性看作是与情绪相分离的东西。
在传统上,关于正义与理性的关联,背后是以善良的心理学(good psychology)为基础的。
正义与理性都暗示着对思想与能量进行平衡分配。一种目的是如此确定,
一种激情或兴趣是如此有吸引力,
以至于对后果的预见被歪曲为仅仅包括促进执行预先已经确定了的偏见的那些东西,
就这一点来说,思虑 是非理性的。先见(forethought)灵活地重塑了原有的目的与习惯,
并构成了对新目的和行为的感知与热爱,就这一点来说,思虑是理性的。

17.思虑与计算

最基本的事实是:人是一种在行动中对环境的刺激作出反应的存在物。
这一事实在思虑中变得复杂,但当然没有被消除。我们继续对想象中表现出来的对象作出反应,
就像我们对观察中表现出来的对象作出反应一样。
婴儿并不是由于计算出与痛苦的努力相反的温暖和食物的益处而移向母亲的乳房。
守财奴寻求黄金,建筑师努力设计图纸,医生努力为病人治病,
这些人也都不是由于对益处与损害进行了比较和计算才去做的。习惯和职业在一种情况下,
为行动的 前进提供了必然性;而本能则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为行动的前进提供了必然性。 
我们并不是根据推理而行动;但推理却把并不是当下直接的或可感的对象置于我们面前,
以至于我们可以直接对这些对象作出厌恶、喜欢、冷漠或依恋的反应, 
正像如果同样的对象也存在于实际之中,那我们将对它们作出类似的反应一样。 
最后,它导致了一个直接的刺激与反应的实例。在一种情况下,
刺激可以通过感官立刻表现出来;在另外一种情况下,
刺激通过记忆和建构性的想象间接地表现出来。
但是,直接性与间接性的问题涉及的是达到刺激的方式,而不是刺激起作用的方式。

喜乐与苦难,痛苦与快乐,令人愉悦与令人不快,都在思虑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然而,这不是通过计算来估计未来的快乐与愁苦,而是通过体验现在的快乐与愁苦达到的。
喜乐与悲伤、兴高采烈与沮丧抑郁的反应,都是对想象中表现出来的对象的一种自然反应,
就像是对那些在感官中表现出来的对象的自然反应一样。
自满与烦恼紧紧跟随在影像中显现出来的任何对象之后,
就像它们以对这一对象的感官经验为基础一样。一些对象一旦被想到,
它们就会同我们现 在的活动状态相一致。它们与我们的活动状态十分吻合,
因而受到欢迎。这些 对象之所以适合或令人愉快,是因为被体验到的事实,
而不是因为计算。其他对 象则发出了刺耳之音:它们阻断了活动;它们是令人厌倦的、
可憎的和不受欢迎 的。它们与现在的活动趋向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是令人不快的,
它们就像一 位延长拜访时间的讨厌之人、一位我们不能还债的催债者
或一只不断嗡嗡叫的引起疾病的蚊子一样令人不快。我们没有思考未来的损失与发展。
我们通过想象来思考在未来某一行动路线中将会遇到的对象,
而我们现在对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或高兴或沮丧或快乐或痛苦。
这种对喜欢和不喜欢、吸引与蔑视、喜乐与悲 伤的现场评述,向任何有足够聪明才智、
注意到它们并研究它们出现原因的人, 揭示出他自己的性格。
这种现场评述在使他成为他所是的活动的组成部分与方向上教导着他。
认识什么与一种活动相一致或不一致,
就是要知道那一活动和我们自己的某种重要的东西。

但是,如果试图作出一种客观的估计,
那么,思想就会快速地迷失于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中。
未来的快乐和痛苦受到两种不依赖于当下的选择和努力的因素的影响。
它们取决于我们自己在未来某一时刻的状况,而且取决于那时的周围环境。
这两种因素都是可变的,而且其变化不依赖于现在的决定和行动。 
同现在能够被计算的任何事物相比较,这两种因素是未来感觉中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期望中是甜的事物在实际的品尝中可能是苦的,
现在由于厌恶而躲避的事物在我们经历中的另一时刻可能会受到欢迎。
在活动的兴衰中,总有无法 避免的变化,而这不依赖于性格的巨大变化,
诸如从仁慈变为无情,从烦躁变为高兴。一个儿童描绘出一幅有无数玩具和糖果的未来蓝图。
一个成年人则把一 个对象描绘为带来快乐的对象,尽管当这一事物获得满足的时候,
他会感到空虚。有同情心的个人在他的计算中会以功利主义思想为基础,
把其他人的痛苦看作是借项。但是,为什么不使他自己硬起心肠来不考虑其他人的苦难呢?
为什么不培养一种傲慢的残忍,以至于其他人根据他们自己钓行动而得到的苦难
将由账目中的贷方来承担,而这对所有善良的人来说都是令人愉快的呢?

因为一个人对未来喜乐与悲伤的判断,事实上只不过是现在使他满足和烦恼之物的投射。
一个具有体贴倾向的人一想到某种行为会给其他人带来伤害时,
他立刻就觉得很痛苦;所以,他对那种行为的后果十分警觉,
并认为这些后果 是极其重要的。他甚至对这类后果具有如此不正常的敏感性,
以至于他难以做出必须的、精力充沛的行为。他害怕去做真正有助于其他人福祉的事情,
因为一想到他们会由于必要的措施而遭受痛苦,他就会退缩。
一个执行类型的人在全 神贯注地实施一项计划时,
他会在目前的情绪中对与这一计划的外在成功相关的一切东西作出反应;
他不会考虑在这一计划实施过程中给其他人所带来的痛苦,
或者如果这一计划确实给其他人带来了痛苦,他的心灵也将很容易掠过它。 
与他的计划中显得很重要的商业变化或政治变化相比,
这种后果对他来说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预测到的和没有预测到的东西,
他高度赞扬的和贬低的东西,他认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东西,他详述和忽视的东西,
他容易回忆起来的和自然遗忘的东西一一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性格。
因此,他对令人愉快的与令人烦恼的未来后果的估计,
作为他现在所是的一种标记比作为对未来结果 的一种预言更具有价值。

思虑的起因,也就是说,
试图在对某一未来对象的思考中找到一种刺激物以完成公开行动的起因,
是由于在目前的活动中出现了混乱和不确定。活动中同样的区分,
以及为了恢复统一性而对同样深思熟虑的活动之需要,就必定会重现,
并且反复地重现,无论这一决定是多么明智。即使是导致最重大选择的、最全面的思虑,
也不过是确定了一种倾向;而这一倾向在新的未预料到的条件下不得不被连续地运用,
并且被未来的思虑重新改变。我们原有的习惯与倾向总是把我们带入新的领域。
我们不得不总是在了解和重新了解我们活动的趋向之意义。
这难道不是把道德生活还原为西西弗斯(Sisyphus)所做的徒劳无用的辛劳吗?
西西弗斯永远在推石头上山,而这不过是为了让它滚落下来罢了,
因此他不得不重复他原来的任务。从对固定不变的条件的控制,
而这种控制又排除了未来的思虑与重新思考的必然性所取得的进步来看,
的确如此。但是,从为了发现 不断变化的活动之意义而连续不断地去寻找和实验,
从而使活动得以持续下去 并增加其意义来看,回答就是否定的。
在思虑中涉及的未来情形必然会以偶然 性为标志。它在实际上将是怎样的,
仍然取决于未被我们的先见和调节力量所 注意到的环境条件。
但是,自由地运用过去的经验所带来的教训之先见,揭示出 了现在的行动的趋向和意义;
而且,再说一次,它考虑的是这种当下的意义而不是未来的结果。
富有想象性地预测所提议的行为之可能后果,
使那种行为不会降低到意识之下而进入常规性的习惯或古怪的残忍之中。
它使那种行为的意义 持存下去,并使它增加了意义的深度和高尚性。
反思性的和沉思性的习惯能够赋予即使是简单行为以意义的数量也是无限的,
就像熟练地操纵事件的执行者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功,
也许与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贫乏而肤浅的意识相伴随。

18.善的独特性

当这种把日常思虑等同于计算的心理学被清除后,
我们将行为区分为两个不同领域的原因就不存在了:
一个是有利的领域,另一个是道德的领域。
人们看到,在所有对行为的反思中涉及的只不过是一个问题:通过设计一种行动路线, 
把它们的所有意义都汇集到其自身之中,从而解决现在的麻烦并协调矛盾。
对这种真正心理学的认识,也向我们揭示出善或满足的本性。
当各种不相容的冲动与习惯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终止于一种统一而有序的被释放的行动时,
善就是被体验到的属于这一活动的意义。这种人性的善就是一种以思想为条件的实现,
它不同于一种动物本性——当然,就我们不思考而言,我们也是动物一一偶然所遇到的快乐。
而且,虚假的善和满足与“真正的”善有真实的差别,
并且有一种经验上的检验方法来发现这种差别。在行为中终止了思想的那种统一,
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解决,也许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妥协,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拖延。
许多我们所谓的解决的本性均属此类。或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它也许显示出一种战胜了对手的暂时的强烈冲动、
一种通过压迫或抑制而不是合作达到的统一。这些表面上的统一并不是事实上的统一,
这种情形由事件或随后发 生的现象揭示出来。正是对邪恶选择的一种惩罚,
也许是主要的惩罚,使得作恶者越来越不能查明关于他自己的这些客观启示。

人们之所以如此容易以及对特定目的而言如此有用地选择经济活动,
并单独对它们进行科学探讨,
其原因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商人,这些人的习惯可以或多或少被猜到。
他们作为人,具有被社会风俗、社会期望和社会赞颂影响的欲望和职业。
收益将被投入其中的那些用途,也就是说,
它们作为因素而成为其组成部分的当前活动计划之所以被忽视,
只不过因为它们是如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之中。
家庭和教会的支持、仁慈的善行、政治影响、驾驶汽车、对奢侈品的支配、自由运动,
以及得到其他人的尊重,一般而言都是一些明显与经济活动相适应的活动。
由这些活动所构成的情境,就成了经济活动的真正组成 部分和意义。
实际上,一旦经济活动被从其余的生活中分离出来,
那么,计算收益的追求就绝不是它被认为所是的样子,
因为实际上恰恰由于有一种包含科学的、
法律的、政治的和家庭的条件的复杂社会环境,它才成为其所是的样子。

某种悲剧性的命运似乎与所有的理智运动相伴随。有不少批评者认为,
功利主义的悲剧就是夸大了理性思考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
它假定了所有人都被有意识的思考所驱使,
并且所有真正必须做的事就是要充分地启发这种思考过程。因此,
它就会反对存在一种揭示人们不是被思想而是被本能和习惯所驱使 的更好的心理学。
所以,一种部分合理的批评,会被用以隐瞒我们应该从中了解某种东西的功利主义这一因素;
也会被用以培养一种相信冲动、本能或直觉的反启蒙主义学说。
功利主义者们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夸大反思和理智在行为中的 专门职责。
功利主义所犯的错误不在这里,而在于是什么构成了反思与思虑的错误的概念。
人们没有被利己的思考所驱使,人们也不是善于判断其利益在何处的法官,
然后再根据这些判断去行动,这个事实不能被完全转变为以下这种信念,
即在行为中对后果的思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事实上,就它是微不足道的而言,
它表现了文明的基本特征。的确,我们可以把这一假定作为可靠的出发点,
即冲动和习惯而非思想,是行为中首要的决定因素。但是,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
需要比培养思想更重要。
功利主义的错误不在于此,而在于对思想和思虑是什么以及做什么的错误观念之中。

19.目标的本性

当人们认为自然界中一切正常的变化都存在固定的目的时,对他们来说,
这种类似的目的观念就不过是普遍信念的一个特殊实例而已。
如果一棵橡树从橡籽长成大树过程中的变化被一个目的所规定,而这个目的不知由于什么原因,
在 一切不太完满的形式中是内在的或潜在的话;
如果变化只不过是一种实现完满的或完整的形式的努力的话,
那么,对人类行为采取同样的观点就与其他被认为是科学的观点相一致。
这样一种连贯而系统的观点,被亚里士多德偷偷地注入西方的文化中,并持续了两千年之久。
当17世纪的理智革命把这种观念从自然 科学中驱逐出去时,从逻辑上来看,
它应当从人类行动的理论中消失。但是,人 不是逻辑性的存在物,
而且他的理智历史就是一部对心理秘密(mental reserves) 和妥协的记录史。
即使当他被迫放弃了那些原有信念的逻辑基础时,也仍然尽可能地坚持他的原有信念。
因此,人的行为被——或应当被一一固定的目的本 身所指引;
而且,如果这些行为是被规定的话,那么,它们就被固定的目的本身所规定。
这种学说在道德中持续存在着,并成为正统道德理论的基石。
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道德脱离了自然科学,并分裂了人的世界;而在以前的文化中,
人的世界从未被分裂。一种观点、一种方法和精神曾经激励着对自然现象的探究; 
而一套完全相反的观念也曾在人类事务中盛行过。
因此,从17世纪开始的科学变革的完成,
取决于对当前流行的作为固定界线和终结的行动目的的修正。

海员并不是朝着星辰航行,而是通过观察星辰所获得的帮助来指挥他当前的航行活动。
港口或口岸是他的目标,但只是在到达它而不是占有它的意义上才是如此。
这个港口在他的思想中是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点而存在的,他的活动需要根据它而改变方向。
当他到达港口时,活动并没有停止,而仅仅是活动的当前方向停止了。
这个口岸就像是当前活动的终点一样,也是另一种活动模式的真正开端。
我们之所以忽视这一事实的唯一原因就是,由于从经验的角度来说, 
这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无需思考就知道我们的“目的”必然是开端。
但是,一些关于目的和理想的理论已经把一种实际承认在理论上对目的本性的忽视
转变为一种在理智上对目的本性的否定,并因而混淆和歪曲了目的的本性。

在一种行为的所有后果中,即使最重要的后果也未必就是它的目标。
甚至人们也许完全没有想到客观上是最重要的结果;
通常,一个人并不会想到与他的职业训练有关的事物,但它却维系着他和他的家人的存在。
这个被想到的目的 有着独特的重要性,陈述它的重要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它赋予现存环境下实施 的行为以决定性的线索。正是这个特定的、被预见到的目标,
会鼓励那种消除现 存的麻烦并理清现存的纠缠的行为。在暂时的烦恼中,
即使仅仅是由一只蚊子 的嗡嗡声所导致的烦恼,
心灵也会全神贯注于思考那种能消除烦恼的方法,
尽管 从客观上来说有许多比这更重要的后果。道德学家们已经谴责了这样的事实, 
并认为它们是轻率的证据。但是,如果需要一种治疗措施的话,
这种治疗措施也不能在坚持一般性目的的重要性中找到。
这种治疗措施要在使事物成为当下令人讨厌的、
可以容忍的或令人愉悦的倾向变化中去寻找。

注重道德的个人会通过陷入另一个陷阱来逃离这种恶,
他们完全否定后果与行为的道德有任何关联。他们认为,不是目的,而是动机,
证明了行为的合理 性或对行为进行了谴责。因而,要做的事情就是培养一些动机或倾向,
比如仁 爱、纯洁、对完满的爱、忠诚。因此,
对后果的否定就证明为只是形式上的或口头上的否定。
事实上,后果就是被设定并朝向的目标,只不过它是一种主观性的后果罢了。
“善意”被选取作为不惜任何危险而被培养的这个后果或目的,它具有 一切正当的理由;
并且,其他一切事物都被作为牺牲品而奉献给它。结果是一种感伤而无用的自满,
而不是执行者的残忍的效能。但是,这两种恶的根源是相同的。
一个人选择某一外在的后果作为他的目的,
而另一个人则选择一种内在的情感状态作为他的目的,如果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
那么,把善意作为这 种目的的学说就是更可鄙的,
因为它害怕为实际结果负任何的责任而退缩不前。 
它是消极的、自我保护的和多愁善感的。它使自身完全陷入自我欺骗之中。

承认固定的目的本身,是人献身于确定性的理想的一个方面。
这种情感不可避免地被人们所珍视,只要人们相信,在物理自然界中最高级的事物是静止的,
只有通过掌握不变的形式与物种,科学才是可能的;换言之,
这是人类知识史中的较大部分。只要全部科学的结构被建立在不动者的基础之上,
那么,只有不考虑后果的怀疑论者才敢持有除了本身是固定的目的之外的其他任何目的观念。
然而,无论是在科学中还是在道德中,固定性的观念背后都存在着对确定性 “真理”的信奉,
即由于恐惧新事物与热爱占有而坚持某种固定之物。
当古典主义者谴责对冲动的屈服而赞美在传统中被检验过的模式时,他几乎没有怀疑他
自己被未公开承认的冲动所影响的程度一一胆怯的冲动使他求助于权威,
自负的冲动使他自己成为权威并以权威的名义来言说,
占有的冲动则使他害怕在新的探险中冒失去获得之物的危险。热爱确定性,
是要求在行动之前就获得保证。 由于忽视了真理只有通过实验的探险才能被达到这一事实,
所以,教条主义把真 理变成了一家保险公司。固定的目的是一方,
而固定的“原则”——即权威的规则——是另一方。它们是安全感的支柱,
是胆小者的庇护所,并且是胆大者用以掠夺胆小者的手段。

20.原则的本性

理智涉及对未来的预见,以使行动具有秩序性和方向性。
理智还涉及判断的原则与判断的标准。
习惯分散的或广泛的适用性在原则的一般性特征中反映出来:从理智上看,
一种原则就是一种对于直接行动的习惯。正像成了常规的习惯支配着活动,
并使它背离条件而不是增强其适应性一样,因而,
被视为固定规则而不是有用的方法的原则使人们脱离了经验。情形越复杂,
且我们实际上对 它的了解越少,那么,
正统的道德理论就越是坚持先前存在的某一固定而普遍的原则或规律必须直接加以应用和遵循。
可以立即用于解决每一种道德上的困难 和怀疑的现成规则,
一直是野心勃勃的道德学家们的主要目标。在不太复杂和 较少变化的身体健康的问题上,
这样的借口被认为是江湖郎中。但是,在道德问题上,
由胆怯所产生并由对权威的威望之热爱而培育出来的对确定性的渴望,
已经导致了这种观念,即认为固定不变而普遍适用的现成的原则之缺乏,就等于是道德混乱。

而且,从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来看,这种私人性愿望的价值也是可以质疑的。 
有一段时期,在天文学、化学和生物学上,人们声称判断个别现象之所以可能,
是 因为心灵已经拥有了固定的真理、普遍的原则和预定的公理。只有通过这些手段,
人们才能了解偶然的、变化的特殊事件。有人认为,
如果没有一个现成的一般性真理同特殊的经验现象相比较,
那就没有办法对有关一种特殊植物、天体或燃烧实例的任何特殊陈述的真假进行判断。
这一论点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它长期以来控制着人们的心灵。
但其结果只不过是鼓励了理智的懒散、对权威的依赖,
以及盲目地接受已经以某种方式变为传统的概念。直到人们抛弃这种方法
时,科学的实际进步才会开始。当人们坚持认为,
通过直接参照已经确立起来的真理即那些几何学中的真理来判断天文现象时,
他们并没有天文学,有的不过是 一种私人性的审美建构罢了。
当人们使自己确信去从事研究无数不确定的事件 并愿意接受具体变化的指导时,
天文学才真正开始出现。
因此,先前的原则被尝试性地用作实施观测与实验以及组织特殊事实的方法:作为假说。

每一种道德情形都是独一无二的,
并且一般性的道德原则因此而有助于培养这些情形的个别化意义,
这种假说被认为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倾向。有人认为, 这是伦理原子主义,
它彻底地粉碎了道德的秩序与尊严。
此外,这也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习惯会导致我们偏爱什么的问题,
而是事实把我们带往何处的问题。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事实并没有把我们带入原子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中。
当批评家突然由于失去习惯的眼镜而变得糊涂时,这些东西就成了他所看到的幽灵;
失去了对一种客观情形的人为帮助,他就会使自己一直糊涂下去。
由于引起思 虑的情形是新出现的,并且因而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才需要一般性的原则。
只有 一种非批判的模糊性,才会认为对固定通则的唯一选择缺乏连续性。
僵化的习惯坚持复制、重复和重现;因而,在这些情况之下就有固定的原则。
只有当根本 没有原则,即没有有意识的理智规则时,才不需要思想。
但是,一切习惯都有连续性;
而且,尽管一种灵活的习惯在其运行中没有得到纯粹的重现和绝对的担保,
它也不会把我们置于由绝对不同事物所构成的毫无希望的混乱之中。
坚持变化与新事物,就是坚持改变陈旧的事物。任何关于思虑的真正事例之意义,
能够通过把它看作不过是一种已经确立起来的分类之事例而被穷尽,
当我们否认这一点时,我们并没有否认分类的价值。
这种分类的价值在指引对新的事例的
同异之处进行关注以及有效地利用在预见上所付出的努力中,表明了它自身。
把一般化称为一种工具,并不是说它是无用的;事实显然正相反,工具是有用之物。
因此,工具也是通过注意它如何起作用而得以改进的东西。
如同道德原则的情况一样,如果工具不得不被用在异常的环境中,
那么,对这种注意与改进的 需要就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固定性的原则与目的的代替物不是原子主义,而是连续的发展。
这不是柏格森式的把宇宙分为两部分的祈求:一部分完全是固定而不断重现的习惯,
而另一部分完全是自发性的流动。只有在这样的宇宙中,
道德中的理性才必须在绝对的固定与绝对的松散之间进行选择。

诚然,如果一个人通过他的选择而使偷窃成为其行为的动机,
而且他把偷窃作为一种固定的自然行为,以至于从此他只要一想到财产就会去偷窃,
但他有时依然会犹豫是否要去偷窃。如果没有财产,就不会有偷窃,但如果偷窃很普遍, 
也不会有财产;这显然是一种自相矛盾。理性地来看,所有卑鄙的、不真诚的、
轻率的行为动机一旦落实到自己,就会蜕变为一种例外;
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 想利用这种例外,但如果其他人也据此来行动,
他则会感到害怕。它也违背了A是A这一伟大的逻辑原则。
相反,友善的、正派的行为在一种连续不断的和谐中延展并丰富了自身。

21.欲望与理智

一些至少是同情否定性观点,即同情批判性地看待已经提出的这种理论的批评家们,
认为这种理论过度地强调了理智。他们发现,这一理论是唯理智论的和冷酷的。
他们认为,我们必须改变欲望、热爱、渴望和赞美,行动才会发生改变。
一种新的情感,一种被改变了的鉴赏力,才会使行动产生出一种对生命的重新评价,
并坚持要去实现它。而一种精巧的理智至多不过是想出了达到旧的习惯性目的的更好方式而已。
事实上,如果理智没有冻结慷慨欲望的热情、没有麻痹创造性努力的话,
我们就是幸运的。理智是批判性的和不生产的,而欲望却是能生产的。
在理智不动感情的态度中,它远离了人性及其需要。它在需要同情的地方,
培养了超然的态度。当拯救就是解放欲望时,理智培育了沉思。
理智是分析性的,它把事物分解为部分;它的媒介就是解剖刀与试管。
而情感则是综合的和统一的。
这一论点为更清楚地表明愿望与思想在形成已经论及的目的中各自所担负的职责,
提供了一个机会。

但是,唉,如果没有思想,情绪就是不稳定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涨起,
又像潮水一样消退,而不顾及它已经实现了什么。
情绪很容易被改变而转向由原来的习惯挖掘的或由冷静的狡猾提供的任何附属渠道,
或者它漫无目的地驱散了自身。于是,觉醒的反应出现了,
人们开始更强烈地致力于寻求狭隘的目的。他们 习惯了运用观察与计划,
并获得了对条件的某种控制。热烈的情绪与冷静的理 智之分离,是最大的道德悲剧。
那些为了情感而贬低科学与预见的人把这种分 裂永恒化了,
就像那些给理性贴上偶像标签的人扑灭激情一样。理智总是被某种冲动所激励,
即使是最麻木的科学专家和最抽象的哲学家,也会被某一激情所感动。
但是,一种激励性的冲动很容易僵化为孤立的习惯,它成了秘密而分离的东西。
对此的矫正办法不是废弃思想,而是思想的复苏与延展,从而得以沉思存在的连续性,
并得以恢复这种孤立的欲望与其同伴之间的联系。
对排除了思想 的“意志”之赞扬,要么会引起一种盲目的行动,
而这一行动达到了那些根据狭隘 的计划来指导其行为的人的目的;
要么会引起对直接导致灾难的自然和谐的伤感而浪漫的信仰。

艺术与宗教的职责是唤起这样的评价与暗示;
直到这样的评价与暗示被锻造为我们生命的组织时,才能提高和巩固它们。
一些哲学家们认为,宗教意识的 开端始于道德意识和理智意识终止之处。
从确定的目的与方法必然会逐渐退入一个不能客观呈现的巨大整体中这一意义来看,
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 通过把宗教意识看作是某种在可以找到奋斗、
决定与预见的经验之后出现的东 西而证伪了这一概念。
对于他们来说,道德与科学是一种奋斗;在奋斗结束之 时,道德的假期就开始了,
即最大限度地跨越合法的思想与努力的游历便开始了。
但是,在每一理智活动中都存在着努力停止之点;在那一点上,
思想与行动会求助于努力与反思无法触及的事件之进程。在深思熟虑的行动中,
存在着明确的思想蜕变为不可名状而难以界定的东西——蜕变为情绪一一的地方。
如果对这种毫不费力而深不可测的整体的感知,
只是在与对行动的辛劳与思想的劳苦的感知相交替时才会出现,
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在痛苦而强迫的情形与短暂 而唐突的逃跑之间摇摆不定。
于是,宗教的功能就会受到嘲讽而没有被实现。 
道德像战争一样,被认为是地狱;而宗教像和平一样,被认为是一种缓刑。
就我们在努力预见和调节未来对象的过程中,
通过对一种被遮盖着的整体的感知而使我们在衰弱与失败中得以维系并扩展而言,
宗教经验是一种实在。行动中的和平而不是行动后的和平,才是理想对行为的贡献。

22.现在与未来

我们要注意,当前的活动是唯一真正处于控制中的活动。
这个人也许在房屋建成之前死亡,或者他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或者他需要移居到另一个地方,
如果他试图为所有的偶然情况都作好准备,他就决不会去做任何事情;
如果这些 偶然情况过多地分散他的注意力,他也不可能做好现在的计划与执行。
他越是 思考这座房屋未来的可能用途,就越能做好当前的建筑活动。
对诸如可能出现 的未来生活的控制,
完全依赖于他认真而忠实地把现在的活动看作是一个目的而非一种手段。
一个人正竭尽全力地做好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在人们形成充分运用理智来指导现在的行动这一习惯之前,
决不会清楚对未来偶然性的控制有多大的可能性。在目前情况下,
人们为了未来的“目的”而习惯性地轻视现在的行动,
以至于一直没有揭示出这一事实,即估计减少未来偶然事件的可能性程度。
一个人正在做的事情,既限制了他的直接控制,也限制了他的责任。
我们决不能把建造行为与建造好的房屋相混淆,后者是手段,而不是实现。
但是,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它成了现在的而不是未来的新活动中的一部分。
生活是连续不断的。建造行为会及时让位于与居住相关的行为。
然而,无论在什么地方,活动的利益、实现与意义都位于现在之中,
而这只有通过判断与它们相关联的现存条件才得以可能。

技术性的事务证明,探究、描述与分析的工作并不总是无效的。
“全国性”的烟草连锁商店的发展,管理良好的全国电话系统的发展,
以及电灯工厂业务的扩展,都证明了对计划的研究、
反思与制订在一些情况下的确决定了事件的进程这 一事实。
这一结果在工程管理与全国性的商业扩张中都可以看到。然而,我们必须承认,
这种潜能被限制在那些与更大的人类事务相区别而被称为技术性的事务中。
但是,就像我们应当做的那样,如果我们寻求“技术”的定义,
除了一种以循环的方式进行定义外,即那些在其中观察、
分析和理智的组织都是决定性因 素的事务,就是技术性的事务,
几乎不能找到任何定义。
我们更为广泛的社会兴趣与那些理智在其中是指引性因素的兴趣是如此的不同,
以至于在社会兴趣中,科学必定总是一位在问题解决之后才出场的迟到的来客,
这个信念就是所得出 的结论吗?回答是否定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
到目前为止,在重要的经济事 务、政治事务与国际事务中,我们还尚未拥有技术。
条件的复杂性,使得技术发 展道路上的困难变得更为艰巨。
可以想象,这些困难永远都不能被克服。
但是, 我们需要在发展出一种使理智成为一个居中调停的伙伴的技术和由事故、
浪费与痛苦所支配的连续性之间作出选择。

23.活动之善

因此,实际上,只有把反思性的选择融入其中的行为,即思虑的行动,
才是明显的道德行为;因为只有在这时,才开始出现比较好与比较坏的问题。
然而,如果要在包含着思虑与选择的行为与由冲动
和实际的习惯所导致的活动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
那将是一个危险的错误。行为的后果之一,就是使我们陷入困境之中,
即我们不得不去反思以前认为是理所当然而做的事情。
我们同其他人打交道的一个主要难题,
就是促使其去反思那些他们通常按照非反思性的习惯所做的事情。
另一方面,一切反思性的选择都倾向于把某种有意识地去思考的问题 
归为自此以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无需考虑的一种行为或习惯。
因此,任何一 种行为都潜在地处于道德领域之中,
都是对它的可能比较好或比较坏的性质进行判断的候选对象。所以,去发现行动进行到什么程度,
去发现什么东西将被考 察,以及什么东西可以留给无需思考的习惯,
就成了一个最令人困惑的反思性 题。因为没有最终的秘诀可以决定这个问题,
所以,一切道德判断都是实验性的判断,并且根据它的结果而进行修正。

当我们说道德只有在涉及对比较坏与比较好的思考中才是无拘无束的时候,
应当注意到,道德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成就。
道德意味着行为意义的增长,
至少意味着那种由于对行为的条件与结果的观察而产生出来的意义之扩展。
那种增长是一样的意思。不断地增长(growing)与增长 (growth),
是在现实中得以扩展或在思想中加以精简的同一事实。
就“道德”一 词最宽泛的意义而言,道德就是教育。
道德就是了解我们将要去做的事情的意 义,并在行动中运用这种意义。
位于意义的范围与阴影中的当前行动的善、满足与“目的”的增长,
就是唯一在我们控制之中的善,并因而是唯一要为之负责任的善。
其余的则是幸运和运气。所以,
道德上的自我意识所坚持的大多数道德观念的悲剧就是:
把能够充分吸引思想的唯一的善,即行动的当前意义,
归为一个处于事件行列中的遥不可及之善,无论是把这种未来的善定义为快乐、
完满或拯 救,还是定义为有德行的性格之实现。

当人们假定,如果没有一个遥不可及而固定的善的理想来激励他们,
他们就没有动力来摆脱当前的麻烦,
就不会渴望从具有压迫性的事物中解放出来并渴望澄清使当前行动变得混乱的事物时,
实际上已经建构了一个奇异的梦幻世界。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
我们能够在不过是从一个无法达到且完满的模糊概念出发的前进方向上得到启蒙与指引。
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当前的世界。直到今天,恶在当前世界中存在的理由仍然是非常充分的。
恶之所以是充分的,因为它激励 着我们去矫正行动,去努力把冲突变为和谐,
把千篇一律变为一种斑驳陆离的情 景,把限制变为扩展。这种转变就是进步,
而且是人类唯一可以想象的或可以达 到的进步。
所以,每一情形都有它自己进步的性质以及进步的衡量标准,
并且对进步的需要是连续不断和反复出现的。如果旅行比抵达更好,
那是因为旅行是 一种连续不断的到达;而阻碍进一步旅行的抵达,
很容易通过睡眠或死亡实现。 我们在对确定的和被体验到的善的推断性回忆中,
而不是在模糊的期望中,找到 了指引方向的线索。
即使我们对这种模糊性贴上完满和理想的标签,
并继续以枯燥的辩证逻辑来对它进行定义,也是如此。进步意味着当前意义的增加,
这种当前的意义不仅包括和谐与统一,而且包括许多感觉到的区别。
也许,这一命题 可以普遍地用于人类的经验之中。如果历史表现出进步,
那么,进步只能在经验 里所找到的意义的这种复杂性与扩展性中,
而不能在其他别的地方中被发现。 显然,这种进步并没有终止,也不能免除困惑和麻烦。
如果我们希望把这一概括 变成一个绝对命令,那么,
我们应当说:“如此行动,以便增加当前经验的意义。"但是,
即使如此,为了获得关于这类被增加的意义的具体性质之说明,我们也应当抛弃这一规律,
而去研究存在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局部的情形之中的需要以及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这个命令像所有绝对的事物一样,是苍白无力的。
直到人们放弃寻求一个一般性的进步公式之前,不知道能指望在哪里找到它。

其他的人也都是自我。如果一个人的当前经验在意义上由于它以自我为中心而遭到贬低,
那么,他为什么要为其他人谋福利呢?为了利己而自私,
自己和其他人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自己和别人一样,是值得看重的。
但是,承认善总是在当前活动意义的增长中被发现,
可以防止我们认为福利就存在于一种施粥救济的幸福中,
存在于我们能从外部给予其他人的快乐中。这表明,无论在哪里发现善,
无论在某个其他人的自我中还是在一个人的自我中,它的性质都是相同的。
活动的意义有赖于它建立和承认关联的多样性与亲密性的程度。
只要有任何社会冲动存在,那种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活动便会导致内在的不满,
并引起一场为补偿性的善所作的奋斗,不管快乐或外部的成功如何为这一活动过程欢呼。

24.道德是人的道德

真理之路是狭窄而困难的。它极其容易离开正路,从这边偏离到那边。
对于把道德与实际的事实和力量分裂开来而使道德成为狂热的、荒谬的、
多愁善感的或权威性的这种错误,使理论家们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坚持认为,
自然规 律本身就是道德规律,以至于在认识到这一规律以后,
人们剩下要做的就只是遵守它。这种与自然一致的学说,通常标志着一个过渡时期。
当神话正在以公开 的形式消逝时,
以及当社会生活受到干扰以致风俗与传统无法提供它们惯常的控制时,
人们就求助于作为一种规范的自然(Nature).
他们把以前与神圣规律相关的一切赞美性谓词用于描述自然,
或者把自然规律看作是唯一真正的神圣规律。
其中一种形式出现在斯多葛派哲学之中;它的另一种形式出现在18世纪的自然神论之中,
这种自然神论认为,有一个仁慈且和谐的、完全理性的自然秩序。

在我们的时代里,这种观念在与一种自由竞争的社会哲学和进化论的关联中继续存在着。
人们认为,如果人类理智不仅仅记录了作为人类行动规则的、固定的自然规律,
那么,它就标志着一种人为的干预。自然进化的过程,被认为是人类努力的精确模型。
这两种观念在斯宾塞的思想中汇聚到一起。对先前一代 的“启蒙主义者”来说,
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似乎为道德进步的必然性提供了一 种科学上的支持,
尽管它尽力证明了故意“干扰”自然的仁慈运转是徒劳无益的。 
正义的观念被等同于因果规律。在为存在奋斗的过程中,
对自然规律的违反就会引起自己灭亡的惩罚,
而对它的遵从则会带来幸福与生命力不断增加的奖励。 
通过这一过程,利己主义的欲望逐渐与必然性的环境相一致,到最后,
个体就会在做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要求的事情中自动地找到幸福,
在为别人服务时也 就是在为自己服务。从这种观点来看,
早期的“科学”哲学家们犯了一个错误,但这不过是在预言完全的自然和谐的日子时所犯的错误。
所有理性能够做的就是 承认进化的力量,并因而避免去延误完美和谐的幸福日子的到来。
与此同时,正义要求软弱无知者去承受违背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结果,
而聪明能干者则获得了对他们的优越的奖励。

这类观点的根本缺陷,就是它们无法通过对条件与能量的认知而看到条件与能量所造成的差别。
心灵的第一要务是“现实主义的”,即“按照事物现在的样 子”来看待事物。
例如,如果生物学能够使我们认识有能力与无能、强壮与软弱之别的原因,
那么,这种知识就大有裨益。
一种非情感用事的道德将寻求自然科学在生物的劣等
以及优等的条件和后果方面能够给予的一切指导。但是,
承认事实并不必然导致服从与默许。事实恰恰相反。对事物现在的样子的认知,
不过是使事物相互区别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事物被认知时,
它们就已经开始出现区别,因为通过这一事实,事物进入一种不同的背景中,
即进入预见和判断 好与坏的背景中。一种认为有一个单独的意识王国的错误心理学,
是这一事实 之所以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唯一原因。道德不是存在于对事实的认知中,
而是存在于对这种认知的运用中。
认为道德的唯一用处就是对事实及其结果进行祝福这一观点,
是一种荒诞的假定。告诉人们何时运用事实来服从条件和后果并使它们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以及何时运用事实来改变条件和后果,这就是理智的责任。

在那些没有和平时而高呼“和平!和平!”的人的行动中,
在那些拒绝承认事实的实际样子的人的行动中,在那些宣称财富与价值、
资本与劳动是自然和谐的 以及大体上宣称现存状况是自然正义的人的行动中,
尽管没有找到为这类学说 所作的合理性证明,但却为其找到了借口和起因。
一个拥有权力的阶级,运用一 切手段,甚至垄断了道德理想来为阶级权力进行斗争;
从这样的阶级所发出的对 阶级差别与阶级斗争的谴责,
会产生某种令人恐怖的东西,即某种使人们惧怕文明的东西。
这一阶级在冲突之外又加入了虚伪,并使所有理想主义都变得声名狼藉。
这个阶级做了声望与独创性所能做的一切事情,以此来渲染那些人的主张。
他们认为,一切道德思考都是毫不相关的;并且认为,
这一问题是这一方力量与另外一方力量之间的残酷考验的问题。
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
并不是要在为某种被称为道德理想的东西而否认事实与接受事实作为最终的结果之间作出选择。
承认事实并运用这些事实作为对理智的一种挑战,
以此改变环境和习惯,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着。

25.自由是什么

人们以自由的名义所敬重并为之而战的东西是多样而复杂的——
但无疑它决不是一种形而上的意志自由。它似乎包含有三种重要的因素,
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三种因素彼此不是直接相容的。
(1)它包括行动的效能,实施计划的能力以及消除限制性和阻挠性障碍物的能力。
(2)它包括改变计划、改变行动路线与体验新事物的能力。
(3)它意指欲望与选择的力量成为事件中的因素。

然而,执行的效率可能会被忽视。说一个人自由地选择去散步,
而他所能走的唯一散步之路就是将带他到悬崖边上的路,这就是在曲解事实和曲解语词。 
理智是行动自由的关键因素。我们是否有可能成功地前进,
依赖于我们考虑到条件与制订出它们同意合作的计划的程度。
我们不能轻视未预料到的环境所提 供的免费帮助。无论是坏的还是好的运气,
将总是与我们相伴随;但是,运气的 方式是支持聪明人,讨厌愚蠢人。
而且,当幸运的赐予来临时,它是稍纵即逝的, 
除非通过理智地改变条件而使它变得简洁。在中性与不利的环境之下,
研究与 预见是使行动畅通无阻的唯一路径。坚持认为有一种形而上的意志自由,
一般来说,就是那些最极端的蔑视无可争辩的事实知识的人。
他们通过阻止与限制 行动而为自己的轻蔑付出了代价。
以特殊的积极能力为代价而高扬一般意义上 的自由,
往往已经成了历史自由主义的官方信条的特征。
它的外在标志就是政治学和法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事实上,
19世纪早期的许多所谓的“个人主义”, 与个体的本性并没有多大关系。
如果对人的某种人为的限制一旦被消除,
它就会返回到那种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理所当然的形而上学之中。
因此,它忽视 了研究与调节产业条件的必然性,以至于使一种名义上的自由变成了现实。
如 果找到一个相信所有人的需要都是免于压迫性的法律措施与政治措施的束缚的人,
你就会发现,如果他不是在仅仅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私人特权的话,
那么,在他 大脑之中就承载着某种形而上的自由意志学说的遗产,
并且还有对自然和谐的 一种乐观的自信。他需要一种哲学,
这种哲学认识到自由的客观特征,认识到自 由对环境与人类需要相协调的依赖,
并认识到这种一致性只有通过深刻的思想 与不懈的运用才能够获得。
因为,作为一种事实的自由,依赖于社会与科学所支 持的工作条件。
既然工业涉及人与其环境之间最广泛的关系,
那么,没有使对环境的有效控制成为其基础的自由就是不真实的。

根据一种经验性的观点,不确定性、怀疑、犹豫、偶然性、
新奇性以及不单单是作为纯粹伪装起来的重复的真正变化,这些都是事实。
只有从某些固定前提 出发的演绎推理,才会导致一种支持完全确定和终极性的偏见。
说这些事物仅 仅存在于人的经验而不是世界之中,
并认为存在于那里只是因为我们的“有限性'',这就如同用语词来称赞我们自己一样危险。
从经验来说,人的生活在这些 方面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似乎表明了自然界中事实的终点。
承认在人的身上存 在着无知和不确定性而否认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存在,
这就包含着一种奇怪的二 元论。易变性、首创性、革新性、偏离常规以及实验,
从经验上来说都是事物中一 种真正的努力之显现。无论如何,
恰恰就是这些事物在自由的名义之下对我们 而言是宝贵的。
由于从一个奴隶的生活中消除了这些事物,他的生活就成为奴役式的;
并且,这种生活对于一旦已经独立的自由人来说是难以容忍的,
不管他的动物性的舒适与安全如何。一个自由人宁愿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去冒险,
也不愿意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中保证他的机会。

这些考察都指向了热爱自由的第三种因素:使欲望算作一种因素,即一种力量的欲望。
即使意志的选择是无法解释的,即使意志是反复无常的冲动,也不能推导出:
存在着在未来是开放的其他真实的选择和真正的可能性。
我们所需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之中而不是在意志之中开放的可能性,
除非当意志或深思熟虑 的活动反映了这个世界时。
预见未来的其他客观的可供选择的办法,然后通过思虑而能够选择其中一种办法,
并以此来增加它在为未来存在的奋斗中的机会,这就是衡量我们自由的标准。
人们有时假定,如果能够表明思虑决定了选择,而思虑又被性格与条件所决定,
那就没有自由。这就像说因为一朵花是从根与茎生长出来的,
所以它就不可能结果实一样。问题不是思虑与选择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而是思虑与选择的后果是什么。思虑与选择所做之事有什么独特性吗? 
回答是,它们使我们完全控制了对我们来说是开放的未来可能性。
而且,这种控 制是我们自由的关键,如果没有这种控制,
那我们就是被从后面推着前进的;如果拥有了这种控制,那我们就是在阳光中行进的。

这种认为是知识和理智而不是意志构成了自由的学说,并不新颖。
许多学派的道德理论家们都曾经宣传过这种学说。
所有的唯理论者们都把自由等同于通过对真理的洞察而得以解放的行动。
但是,在他们看来,对必然性的洞察已经取代了对可能性的预见。
例如,托尔斯泰曾说,只要牛拒不承认牛辄并在牛辄之 下焦躁不安的话,
它就是一个奴隶;但如果它把自己等同于牛辘的必然性并自愿地而不是反叛地去拉犁,
它就是自由的。当他这样说时,就是在表达斯宾诺莎和 黑格尔的观念。
然而,只要这个辄是一个辄,就不可能出现自愿认同它的情况。 
所以,有意识的屈服,要么是宿命论式的顺从,要么是怯懦。
牛实际上接受的不是辘而是厩和干草,而轴是厩和干草必然附带的东西。
如果牛预见到运用辄所 产生的后果,如果它预料到收获的可能性,
并把自己等同于收获的可能性的实现 而不是等同于辄,
那它就可以自由地和自愿地去行动。它没有把必然性当作是不可避免的东西;
它欢迎作为一种值得欲求的可能性。

26.道德是社会的道德

理智是不是我们的理智,有赖于我们运用理智并接受对后果负责的程度而定。
理智并非最初就是我们的理智,也并非通过制作而成为我们的理智的。
“它 思”比“我思",是一种更正确的心理学陈述。思想发芽并成长;观念也不断增加。 
思想和观念都来自于深层无意识的根源。“我思”是关于自愿行动的一种陈述。
某一暗示从未知世界中涌现出来。我们的许多积极习惯都占用着它。
这种暗示于是就成了一种论断。它不再仅仅为我们所知,还被我们接受并表达。
我们根据它而行动,并按照它所隐含的意义去假定它的后果。
信念和命题的材料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通过教育、传统和环境的暗示,
从别人那里为我们所知的。就 理智的材料而言,
我们的理智与我们作为其中组成部分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社会生活所传递给我们的东西,并且是根据它在我们身上所形成的习惯来认知的。
科学是一种关于文明的事情,而不是关于个体才智的事情。

良心也是如此。当一个儿童行动时,他周围的一些人就会作出反应,或者给他以大量的鼓励,
以赞同的态度去看待他,或者皱眉头并予以指责。当我们行动时,
其他人对我们所做之事就是我们行动的一种自然后果,就像当我们把手伸入火中时,
火对我们所做的(即烧伤我们)一样。社会环境也许如你随意想象的那样,
是人为的;但是,它对我们的行为所作出的反应行动,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的。 
我们在语言与想象中排练着别人的反应,就像我们戏剧性地扮演其他后果一样。 
我们预测其他人将如何行动,而这种预知就是传递到行动那里的判断的开端。 
我们和他们一起知道:有良心存在着。一个议题在我们的心中就形成了,
它讨论 并评价所提出的和已经执行的行为。外部的共同体成了内部的论坛和法庭,
成了一个控告、评定和辩护的法庭。我们关于自己行动的思想渗透着其他人
对这些行动所持有的观念;这些观念不仅在明确的教导中表现出来,
而且在对我们行 为的反应中更有效地表现出来。

道德判断与道德责任都是社会环境在我们身上引起的结果,
这两个事实意味着一切道德都是社会性的;
这不是因为我们应当考虑我们的行为对其他人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而是因为事实如此。
其他人确实考虑了我们所做之事,而且 他们根据我们的行为而作出相应的反应。
他们的反应,实际上确实影响了我们 所做之事的意义。为此被归于它的意义就是不可避免的,
就像与自然环境的相 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一样。
事实上,随着文明的进步,自然环境使 其自身变得越来越人化,
因为自然能量与事件的意义已经与它们在人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关联起来。
无论我们意识到这一事实与否,我们的行为都是以社会为条件的。

说社会关系的重大改善有待于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学究气。
因为这个术语(社会心理学)暗示着某种专门化而遥不可及的东西,而信念、
欲望与判断这些习惯的形成,都是在人们彼此接触、
交流与联系所设定的环境影响下时刻进行着的。在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的性格中,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 事实。恰恰就是对这一事实,传统的人性科学没有给予启迪——
即这种传统科 学模糊了的和几乎否定了的事实。通过求助于超自然之物与准巫术,
在通俗道 德中发挥重要作用,实际上就是绝望地承认科学的无效性。
因而,有效地控制人 事关系形成趋势的全部事情,就都留给了偶然、风俗、
直接的个人喜好、怨恨和野 心去解决。
现代工业与商业是以根据自然探究和分析的专门方法来控制自然能量为前提条件的,
这已经成了一种老生常谈。我们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社会科学,
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心理学科学的方法。然而,通过自然科学,
尤其是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医药学与人类学的发展,
我们现在具有了发展这样一种人的 科学之基础。
这种科学出现的迹象就存在于临床心理学、
行为主义心理学与社会(狭义的)心理学的运动中。

我们重新回到基本的命题上来。道德与存在的各种现实相关联,
而不是与脱离各种具体现实的理想、目的和责任相关联。道德所依赖的事实,
是那些从人 类彼此之间的积极联系中产生出来的事实;它是人类在欲望、信念、判断、
满足和 不满足的生活中相互交织的活动所导致的后果。从这一意义来说,
行为与道德 都是社会性的,它们不只是应当具有社会性的而没有达到这一标准的东西。
但是,在社会性事物的性质中,有着大量好与坏的区别。
理想化的道德是从认识这些区别而开始的。人类的相互作用与联系就存在那里,
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 有效的。但是,
只有当我们知道怎样观察人类的相互作用与联系时才能调节它们,
并以一种有序的方式为了善的目的而运用它们。当心灵没有科学的帮助而只依赖自己去行动时,
人类的相互作用与联系就不能被正确地观察到,
并且不能被人们理解和运用。因为自然而无助的心灵恰恰意味着信念、
思想和欲望的习 惯,这些习惯由社会制度或社会风俗偶然产生出来,
并被社会制度或社会风俗所 肯定。然而,尽管有偶然性和合理性的混合,
我们最后仍然达到了这一点,即社 会条件创造了一种能够进行科学展望与探究的心灵。
培育和发展这种精神是现在的社会之责任,因为这是它的当务之急。

无论如何,确保并维持一方面是内在的人性而另一方面是社会风俗与制度之间的平衡,
仍然是十分困难的。毫无疑问,在这本书中有许多不足之处,
但这些不足之处可以看作是由于要努力保持两种力量的平衡而导致的。
我希望,适当地强调一下文化习性的力量,以及使人性所采取的形式多样化这一趋势。
但是,我也试图表明,总是有共同人性所具有的各种内在力量在起作用;
这些力量 有时被周围的社会媒介所窒息,
但它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总是努力去解放它们自己并改造社会制度,
以至于社会制度也许形成了一种对于这些力量的运转来说是更自由、
更明晰和更适合的环境。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道德”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一种功能。

中期著作:1923-1924

一个病态的世界①

因职衔而变得崇高的职业与人类的麻烦和邪恶相关,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牧师治愈灵魂,从罪恶中拯救灵魂,或者至少是从罪恶的后果中拯救灵魂; 
律师弥合我们的争议,而医生治疗我们身体上的疾病。除了运动、娱乐和休闲之外,
疾病是人们最关注的,并且愿意花钱去“治愈”它。
而游戏和表演在今天之所以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
乃是由于它们可以使人短暂地从苦恼的意识中解脱出来。新闻被看作是一个职业,
但“新闻”的大部分都是事故、谋杀、战争和冲突,这些当然是耸人听闻或者是惹人注意的部分。
社会生活的反常,看起来是它最激 动人心和有趣的部分。
事实上,医药正在变成预防性的,但这个词表明问题最主要的依旧是在思想中。
避免邪恶而非追求正常的生活可能并不是人们最重视的东西,
但这确实是他们常常意识到的东西。法律的职业正在越来越多地变成附属于生意行为的咨询,
而越来越少地关系到诉讼事务。但连最充满希望的人也几乎不主张说,
这个事实意味着法律正在变成一种建设性的社会管理方式,
而不是为商业公司就它们想做的事情该如何做、
需要怎么做才能避免使自己陷入麻烦而提供咨询。

简言之,我们现在有一种作为自我暗示的现象,
一种像洞穴人一样古老但披上现今最新的时尚外衣的诉求和方法。
这种方法总是会“治愈”一些人;如今,它将治愈许多人。
事实上,一个专家可以走进听众并且挑选那些易受影响的人,
他们在这样做时犯错的可能性很小。这个不能松开紧握的手指的催眠方法,
使听众深深地记住了这样的事实:“其中有某种东西”令人惊讶;
这也使操作者可以挑选那些他要加以“治疗”的人。将“治疗"一词加上引号,
对那些爱好者来说,似乎 暗示着一种特别的手段,因为这暗示了一种轻蔑的方法。
这也暗示了口头承认 的一种方式,即口头承认会帮助某些人而又否认它是一个事实,
因而逃避采取特 定立场的责任。但这并不是有意通过加引号的方法来质疑如下事实:
自我暗示 就像药物治疗一样有治疗效果。其目的是表明有必要考察整个治疗观念,
它与 一个有病的世界的麻烦有关。

对任何像自我暗示这种方法的批判性评估,似乎都暗示着对那些从中得到解脱之人缺乏同情。
表面上看,任何解脱都至少有很多单纯的收获。但是,所有避免认识基本原因的那种廉价、
短暂的手术都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最大的代价是:
这些缓解和治疗的标准大大推迟了我们面对最基本的原因和采取有建设性行动的时间。
它们使幻想、魔术、肤浅和逃避长久地支配着我们的生活,
即它们使这个病态的世界长久地延续。只要心灵被当作需要治疗的,
我们就一直需要被治疗。只有反复培育正常的成长条件,任何积极的和长久的东西才能实现。
走这条路,意味着我们要研究和发现正常的健康和成长所需要的特殊的、
确定的和复杂的条件,并相应地作出积极的努力。没有任何深思熟虑的人会认为, 
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思想上采用麻醉的办法,
都可以以任何形式促进我们所需的知识和行动。依赖治疗只会造成延缓、阻碍和混乱。
被直接运用的片面而肤 浅的科学(不管是生理学,还是心理学)才是真正的、
有效的科学之大敌。它用错 误来代替无知,用错误的幻想代替学习的可能性
。潜意识的暗示无论作为控制 动物的方法,还是作为控制人的方法,
都毫无优势可言。它们只是毫无希望的混合。

另一个无法估量的代价就是普通公众的自我催眠(self-hypnosis) „比如库 埃(Coue)先生,
他的方法、治疗和人格已经连续几周出现在报纸的专栏中。
他的跨大洋旅行每天都被广播和报纸的头条记录下来。菲利普(Philips)先生在《环 球》
(Globe)杂志的幽默专栏中,如他经常做的那样,
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方法从远古以来就一直为人们所实践,
只是以前的医师们饱受缺少媒体手段进行宣传 之苦。使自我暗示得以全面运用的方法,
与在战争中所采用的宣传方法并无二 致。它们都使生活有意识、
理智的指导从属于重复的效果并诉诸感觉和情感,
而这模糊和败坏了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的理智。在承认对自我暗示的价值的最极端要求时,
吸引公众的既不是它的价值,也不是他们的认识。
涉及精神的从属地位的纯粹虚假的考虑,是最有影响力的因素。
当人们将一些病人通过库的动作和言语而减轻病痛所得到的益处,
与对盲目的喊叫和不加区别的谣言 业已增长的依赖所造成的伤害相比较时;
当人们将上述益处与对刺激(这些刺激的力量只是源于其感觉和情感的积累)
作出业已增长的非理智反应的习惯所造成的损害相比较时,
当人们考虑到轻信的增加和对判断的放弃时,利益方面的平衡并不明显。

科学、信念与公众①

自从达尔文(Darwin)发表他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之后的几年, 
事情迅速地发生了变化。在宗教信仰方面,
新教的上升和外行不断增强的积极参与在事实上引发了公众对生命发展的新观点,
以及对“人类堕落”的自然主义解释的关切,而这种关切比老的科学异端的关切要广泛得多。
争论不再完全发 生在科学家与教会已经确立起来的正统权威之间。
在广泛流通的书籍和杂志中 发生着热火朝天的辩论,这激起人们充满激情地坚持信念,
也遭致更为激烈的指 责。但我应当想到,很少有日报关注超出其文学专栏的评论之外的争论;
我想, 一种放心的赌注是,这一争论不会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占据报纸的头版,
也不会导致任何东西接近一位著名的牧师在今天布道时激起的骚动。
当然,立法机关和议会也不会讨论这个提案。因为在那时,
地质学和生物学还只是少数高等学校里的常规课程,还没有法规去规定任何东西,
除非国家打算效仿宗教裁判所 (Inquisition)规范有关世界的所有科学观念的传播。

在我看来,这些考虑将有助于解释一个令很多人迷惑的事实。长久以来,
关于有机体发展的连续性的概念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它们仿佛像哥白尼的天文学一样,
已经广泛地根植于科学之中,并且被公众从科学中加以接受。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
通过复兴达尔文之前的生物学来猛烈攻击进化论,
就像攻击伽利略的天文学或者代表托勒密体系的广泛而有影响的运动一样,是不大可能的。
从专业的科学的观点来看,反对进化论的运动至少晚发生了三个世纪。 
如果想要严重地影响科学探究的进程,这些人就应该在三个世纪之前被扼杀在摇篮里。
然而,在今天,对公众来说,争论是真实而又活跃的,尽管我们引以为豪的一代已经过去——
就如同我们为不可能有大战一样引以为豪一一
我们以科学精神的发展以及公众的心灵服从科学探究的结论为豪。

再者,一个人也许完全相信某些经济观念的传播将危害社会。但是,
如果为了抵制这些观念的传授和保持,一个人哪怕消极地受到鼓励而诉诸强迫和威胁, 
那么,对其他人无法做到他所认为的迫害和不宽容,他就不应该感到惊奇。
这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但是,没有生活领域像信念的领域以及用于影响信念的方法那样,
可以如此恰当和充分地来应用它。只有当那些深 受尊敬和有教养阶层的人们不再认为,
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社会稳定和安全的重要目的可以证明使用非理性手段的合理性时,
公众的理智习惯才不会从根本上遭到败坏,并且受到那些可望得到其启蒙的人所败坏。

另外一点则涉及在学校中应该进行何种教育,
因为这一点受到现有的专业化的社会统治阶层的性情的影响。在我们的一般思维方式上,
存在着大量的阻 碍,特别是在使用学校指导以便进一步辨别和审慎地思考方面存在着障碍。
在学校教育中存在着种种负担,例如权威、习俗、模仿、时间紧迫,人数众多、
全面传授知识的需求、确保机械的方法、在行政事务上的统一,以及节约纳税人的钱。
所有这些凑在一起,压制了思考。
这些外在的阻碍因许多“才智之士”的恐惧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以免学校促进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基本上,对思想的后果的 恐惧潜存在许多尊崇文化、重视信息量和强调训练的大多数职业中。
民主现状的基本缺陷在于假定,无须首先解放思想就可以达到政治和经济的自由。
思想自由并不是自发行为。仅仅摆脱明显的限制,并不会带来思想自由。
它是持续不断地培养正确的观察和反思习惯的产物。
除非清除了防止思想与社会论题相联系的禁忌,否则,
这些远离社会论题的学科采用的科学方法和结果将无法对公众思想产生哪怕是很微小的影响。
偏见、强烈的情绪、空话、意见和无关的争论与事实和知识具有同样的影响。理智上的混乱,
将持续鼓励不宽容的人和出于其感受和幻想而伪装其信仰的人。

如果战争是非法的①

当下的基本困难在于,道德信念和道德情感没有发挥作用的途径。
几乎每个人都反对一般的战争,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似乎同时发现,
他们处于这么一个 境地:要么赞成某场特定的战争,要么反对他自己国家的行为和法律。
我们发现 自己处于一个悲惨的道德困境之中:要么在接受共同体的保护并享受其好处之后,
当共同体需要他的支持之时,他放弃对共同体的责任;
要么,他必须昧着良心 去支持彻头彻尾的恶行。当战争主要是由统治阶级和雇佣兵发动时,
安抚个人 的良心要容易得多。在目前情况下,道德两难深深地触动着每个公民。
当战争按国际法的定义而成为一种罪行时,良知就站到了自己国家法律的这边,
而法律则到站到了良知这边。好战的人们将成为不爱国者和罪犯。和平主义者成为积极的、
忠诚的爱国公民,而不是一个反对者、一个讨厌的人和一个危险,
或者一个被动的妨碍者。只要公众的良知和法律继续互相对立,世界就没有安宁可言。

工业上的安宁也是如此。如果引起战争的经济原因没有彻底改变,
宣布战争为非法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一论证是本末倒置的。
只要人们还生活在战争体制的阴影之下,预想可以严肃地关注经济罪恶的原因就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 国百分之八十五的开支被用来支付过去的战争所产生的费用,
以及为未来的开 支做准备。请考虑一下,这给社会改善的努力带来多么大的负担。
但更重要的 是心智和道德能量的分散,是兴趣和关注点的分散。
只要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所有的社会问题,
基本的经济和社会重组计划的最热心献身者如何期望得到一个公正地听取他想法的机会呢?
不妨让读者浏览一下这样的计划(从社会主义和 单一税,到教育的根本改变),
接着考虑一下讨论、试验和执行的妥协程度,以及 受到与战争威胁相关的问题阻碍的程度。
一个人越关注这个阶段的问题,他就 越会相信:我们应该摆脱战争以便使改革有充分的机会,
而不是推迟考虑战争直 到一些改革得以完成。对普遍的社会进步的大部分失望、
犬儒主义心态和半心 半意,反映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随着战争被宣布为非法,
我们有把握预见到 自由派的信心和兴趣的一次伟大复苏。
在采取这一步骤实现世界的安宁之前,二种不确定感和无用感将使社会的努力归于无效。

土耳其的悲剧①

“绿色布鲁萨"(Green Brusa)峡谷的烟草种植非常繁荣,
但甚至连它们也都在间接地诉说着苦难。几年以前,这一地区不产烟草。
烟草是由那些从马其顿 驱逐出来的土耳其人引进的,现在希腊人危险地占领了马其顿一一
之所以说危险,因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都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索要这一
地区一土耳其人也索要这一地区。他们心中滋长着怨恨,
他们都记得他们长期勤劳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可他们曾经被粗暴地驱逐出去。
因此。繁荣的烟草业与衰落的绢 蚕业诉说着同样的故事,后者之所以衰落,
因为它是希腊人的产业,而现在必须 被迫迁走。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下述事实更加紧迫地表明了这个共同悲剧:50万人口的残酷交换,
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背井离乡,转移到他们不愿去、
也无人希望他们去的地方,而对于诚实善良的人们来说,这似乎是逃避未来暴行的唯一希望。

如果人类的智慧致力于寻找建设性的方法,将悲剧变为幸运,历史至少提供了负面的教训。
在过去,各方所面对的只有仇恨;在将来,
这种仇恨将会来自外国政府试图利用少数民族的民族热情来促进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
但他们会通过诉诸宗教而掩盖其残酷行径并为这种行径作辩护。毕竟,土耳其人就在这里, 
这里有一块广袤的土地;在那里,他们是无可争议的大多数;几百年来,这块土地
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长期生活在这里,对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其他民族必须适应这个占支配地位的民族。可以同样肯定地说; 
这一点就像美国的移民必须调整他们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民族偏爱,
以适应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如果被用来培养人群的敌对状态的百分之五十的精力、
金钱和计划,被我们用来寻找如何使人们在没有分裂的土耳其过上和平的生活,
今天的情况就会比实际上好得多。欧洲的列强是否吸取了教训,
认识到他们的保护和援助是一件毁灭性、悲剧性的礼物,这一点不得而知。
但是,至少美国人没有被宣传所欺骗而去做了政策的代表,
这些政策如今给所有民族都带来了死亡和 破坏;这些政策恰恰是令人可恶的,
因为它们被伪装源于宗教的情感所笼罩。最终,土耳其人也转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虽然速度缓慢。这一疾病目前以一种致命 的形式存在着。它将随以下情况而缓和或加深:
土耳其民族被其他国家真诚地 作为既定的事实而予以承认,或者,干预、
阴谋和骚乱的老传统会持续存在下去。 
在后一种情况下,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的流血惨剧将继续出现。

学校作为发展儿童社会意识和社会理想的手段①

我国公共教育体系的工作自这一体系在几乎不到一个世纪之前创立以来, 
其结果在根本上主要是社会性的。一般家长把它视作一种借以向他们的孩子们教授阅读、
写作和算术的途径,这一点是再自然不过了。同样自然不过的是,
纳税人应该把它视为社会性的,尽管有时更多地是一种社会的麻烦而非其他什么东西。
教师们应该主要关注教育项目的必要性,主要关注对孩子们的要求,
而这种要求与对孩子们的指导和训练相关。然而,
当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时,我们就知道,自开始以来,
学校的工作一直起着社会结构中的粘 合剂的作用,或者用一个不太生硬的隐喻来说,
它一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并 把不同的线扭成一股。我们非常明了这一事实,
它与学校在将我们人口中日益增长的异质成分集合并团结起来时所做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还有一种例子表明,这种倾向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公立学校的:
那就是已经引入并在近来的案例中已经通过的有关讲授美国历史的法律。
自然,每个民族应当收罗一些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神话。这是历史虚构的一部分。
我应该是第一个 坚持认为,应有法律规定教师不能将任何这样古老的传说教授给孩子们。
但是, 此时此刻,那些从来没有使历史研究变成以白纸黑字进行记载的立法者想到的是,
如果学校的教科书不包含百分之六十八的、
关于我们美国人的祖先的多少有点可疑的故事(其中大部分无论如何只是奇闻轶事,
它们忽略了正在持续的真正 的斗争精神),这些教科书就不能在学校使用。
现在是唤回更加统一的社会意识 的时候了。但是,在自然科学中,
讲授并非科学探究的结果的东西都很难被认为是安全的;
可现在,在生物学中就像在历史学中一样,各种各样的人不从事研究工作就知道真理是什么,
并且他们可以让他们的影响施加到立法者身上,从而宣布自然的法则。
我们中的有些人认为,在处理社会法则时,立法者有足够多需要关注的东西;
但这一领域似乎还不够广泛。他们已经将整个自然界视为他们的领域。
很快,爱因斯坦(Einstein)先生将会发现,他已经被南方或北方的立法者超过了,
如果事情就像现在这样持续下去的话。这些事情是一些症候,
而不是我们能够逐一处理的东西。它们是一种非常不幸的改变的严重症状,
而这种改变正在唤醒自然的、老式的宽容、善良愿望和这样的认识:
不同的人将会拥有不同的理想和信念。然而,在美国公共生活和国家生活中,
在所有这些差别的背后, 我们还有一种共同的团结、一个团结的基础;
我们有足够多的共同工作、共同的。
责任和共同的兴趣和同情心,以至于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分歧,
我们还能够继续并肩工作。公共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专注我们国家生活的共同体的这些根本因素。

我想指出三点,我觉得.,目前的学校对此负有责任。
首先和显而易见的事情涉及国际的和种族间的问题,不仅仅像我们在国外,
与其他政治单元打交道时看 到的那样;而且在我们自身,在我们国家内部,
我们自己就是国际性的和跨种族 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凡从外部滋生敌对和分裂的东西,
必将在内部产生分裂和 敌对。存在着这样重大的危险:
某些人将会以一种相当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精神发展这种思想,
他们通过将爱国主义从致力于共同的福利这一真正的和恰当的意义偏离开来,
并将其视为对于其他人的怀疑、嫉妒和敌对的精神,从而制造出一种迷信;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遭受这一邪恶精神的折磨,而我们由于自己幸运的地理位置,
在我们历史的所有早期阶段相对避免了这种精神的折磨。
避免这种折磨是在与人满为患的旧世界相比的意义上说的,这些旧世界有着其地理上的疆域,
并且承载着国家的仇恨和战争的遗毒。你们是否停下来思考过:
一个国家与一个从没有对其发起过战争的国家培育友好的情感是很容易的,
但困难在于与一个曾经与其交战过的国家发展一种友好的情感?
请比较一下,对法国的 普遍同情与我们对自己祖国普遍具有的情感。
难道你们不认为,如果战争被颠 倒过来,那么,情感也可能被颠倒过来吗——
如果我们曾经与法国交战过而从来 没有与大英帝国交战过,
那么,我们的情感可能会这样流露出来,以至于很容易消灭仇恨?
对于社会意识和社会理想的这一国际状态,
我们学校中的老师以及学校背后的社会负有比我们认识到的更重大的责任。
正如我们需要一个计划或 平台来讲授真正的爱国主义和对我们社会的真正的公共利益感,
显而易见,我们 需要一种国际友谊、亲善和善良愿望的计划。
我们需要历史学、文学和地理学的课程,
它将使得我们国家不同的种族群体能够意识到他们各自对国家作出的贡献;
它将创造一种对待他人的精神态度,
这种态度使憎恨和猜疑的火焰将来在我们国家很难蔓延开来。
事实上,这种现象完全不可能出现,因为孩子们的心智在形成阶段时,
我们已经通过学校教育这一媒介,
在他们心中形成了尊重和友好对待其他国家以及世界上所有人民的情感。

对我来说,似乎同样有必要谈及导致社会分化的诸多原因,这些原因来自经济和工业的力量。
同样,很大程度上多亏了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我们未开垦的疆域的财富,
我们直到近来才有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我们具有的这种分化和冲突并不像旧世界
(指欧洲——译者)那样补重。
但是,众所周知,这些经济的和工业的分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
资本和劳动的各种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与以前相比更为广泛。
这里有痛苦的根源,社会中至少有两个阶级非常愿意利用它,
一方面是那些拥有更大控制权的人,
他们希望保持对那些有较少甚至没有 任何控制权的人的控制;
另一方面是进行煽动的政治家,他们有兴趣去搜寻任何不满的证据,
这些证据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出现的。在学校里,我们不能讲授各种主义,
不管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持续将这些主义挡在学校大门外,是相当受欢迎的。
然而,今天普通的男孩和女孩在走出校园时,
会不会完全带着对他们将会遇到的各种邪恶和问题的一种纯朴和天真的心态离开学校呢?
我们在学校里没有打算制造一种错误的和虚假的知识氛围,
而这种氛围给所有的生活状况投下了太多理想主义色彩吗?
我从内心里尊重孩子们和年轻人的纯朴和希望。他们有权利享受,
有权利暂时不顾激烈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以及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我的意思不是说,
我们应该在孩子们尚未成熟时,将这些问题强加给他们。
但是,我们在历史和地理方面的教育以及通常的社会研究在智识上应该更加真诚,
他们应该逐渐带领学生接触当代生活的实际现实,
而不是以一种惊人的方式任由他们去熟悉那些甚至来自我们国家
某些教育机构的大专生今天都可能会遇到的事情。
我们需要学校教育带领学生认识到这些共同的问题,
认识到美 国人民不得不以一种团结和合作的精神通力合作,
共同解决的这些问题(如果人 们打算解决它们的话)。
我认为,这些问题可以这样的精神提出来,
这种精神将会诉诸在美国年轻人中非常幸运地普遍存在的理想主义,
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是这个国家共同的缔造者,
让他们认识到这些问题就像我们的祖先曾经不得不面对的障碍一样。
这样一来,当我们的开拓者必须在这个国家停下来时,仍然要向开拓者发出呼吁,
呼吁他们改善人民大众的福祉;也要学生们认识到接受这种新的经济问题是一次机会。
我们呼吁,我们国家的所有孩子和年轻人在走入生活并通力合作处理这些问题时珍视这次机会。
我不是在强调一种悲观的论调,相 反,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
它认识到目前的要求和社会状况是合作服务的机会和对合作呼吁,
这种合作表现在使人类自由和人类正义的目标更加可靠,
我们的先驱曾在这个国家致力于这样的目标。

这些都是零星的例子,它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表明我所说过的话,
即学校过去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和自发地所做的工作,
现在不得不深思熟虑和睿智地完成,并且要求教育者群体有更多的社会意识。
当我们想到社会改善 已经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和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发起和实施的程度,
而教师群体却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事外时,我们这些教师有理由感到惭愧。
我担心,即使在阻止使用童工方面,当然这看起来是一件具有首要的学术重要性的事情,
教师以及学校的管理者几乎没有担负起它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社会责任,
而且我甚至会说:教育工作者应该自觉地承认,他们的责任要比其他人的责任更重大。
我只是不知道社会工作者到底是什么(尽管最近我已经看到了 一些定义),
但不管他是什么,教师们都应该说:“我们就是! ”他们应该说,
在改善社会健康和文化这一真正根本重要的工作中,在将自由、
正义和幸福传遍整个社会的工作中,“我们比社会中任何其他的阶层都更加是社会工作者”。
如果这些 是社会工作者的任务,那么,在声称是社会工作的领导者时,
教师应该是社会中 所有其他部分(专业人员或非专业人员)的挑战者了。

教育的社会目的①

我希望关注教育的社会目的的三个方面。
第一,是我们通常将其与“公民” 一词联系在一起的目的。
我们考虑到公民的政治能力,并且有时把成为一个好 公民的观念限于政治关系、
义务和责任,以及他与整个国家的政府和自己的地方政府的关系。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好公民的部分内容。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公民义务,
宽泛得足以涵盖个体与所有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政治方面是重要的,
并且是国家的公立学校需要强调的日益重要的方面。我觉得,
如果我们要维持我们的民主实验的话,
这就是教师们必须比过去更加深入地根植于其中并且更加广泛地关注教育方面。

对公民的政治指导、治理知识、公民的义务等等的强调,很久没有增强。
整体来说,我认为,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我们倾向于假定:
如果学生充分了解我们政府的本质以及进行治理的方式,
他们就可以达到一种良好政治公民的标准。 如果我们让公立学校的学生深入了解国家的宪法,
以及他们所居住的这个联邦的宪法的要点,并且告诉他们一些关于他们所居住地区的管理情况,
我们认为, 他们就会准备尽自己的本分并且作为良好的公民参与管理。
所有这些,仅仅涉及机构。政府机构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推动那个机构的力量、
那种力量的本质,以及它从何而来。甚至对于政府的最好理论说明,
毕竟只是一个工具、一种不会产生它自身力量的手段。
必须有某种动力从外部进入这个机构。我们可以从头到尾地向学生讲授政府的本质,
细节到它的原理、管理;我们可以使他们熟 知宪法,不仅仅从字面上熟悉,
而且使他们洞察地方政府的功能和义务,至少还要做书面上的准备。

我认为,我们使学生们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带着书本知识,而且心灵空空地走出校门;
他们对那些被用于推动政府机构的力量及其源泉一无所知。
在教育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从这一机构转过身来,
让学生熟悉他们将来作为一个公民所要面对的问题。就过去的教育而言,
其结果就是使学生感到,他们真的不必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由政府的官员和宪法的制定者来解决;因此,
他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投票选出一个好人,并且可能的话,出席政策讨论会。
他们被引导着去相信,其余的不用操心。因此,大批学生离开学校后,
就步入了生活,即使 他们相当了解政府的结构和理论上的工作,
却丝毫不了解他们必须面对的主导力量。我并非认为我们的学生应该对政治机构吹毛求疵,
或者对政治机构持批 判态度。我认为,
已有一种将我们的机构理想化的诱惑——在曲解或使学生(在成熟起来以后)
全然不知是什么问题导致难以经营政府的意义上,将政府机构理想化了。
我们需要一些教育方法,它们不仅仅将给学生提供一种关于政府的简单的书本知识;
而且当他们离开时,
让他们了解他们必定会在政府(地方、州和全 国的政府)中面对的潜在趋势和问题。

如果年轻的男女从我们的学校离开时,没有有能力的、
富于同情心的教师来告诉他们在政治机构运作方面存在的缺陷和危险,
他们就会在遭遇现实问题时 感到迷茫和困惑,并且常常成为牺牲品。
一些人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的 人,甚至包括高中和大学培养出来的人,
如此轻易地接受很低的政治标准呢?这 个国家最大的政治人物之一,
近期刚刚去世。他是一位议员,并且是一位学者型议员,来自我们最好的大学之一。
他开始是一位改革者,但最终他将他所有的伟大技能仅仅用于操纵政治机器。
我想知道,我们的困难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学生走出校门时过于无知。

今年夏天,我碰巧听到一个关于如何处理当代问题的故事。
一名教师不得不在南部一些州或边境州发挥她的道德勇气,在那里,高中受到某种怀疑,
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开明的、讲授包括进化论在内的科学的教师。
有人告诉这个社区,这个学说有许多罪恶和危险。当高中毕业典礼将要举行时,
他们学校里没有礼堂,而教堂又不愿提供房间用于高中毕业典礼,
因为那所学校讲授自然科学的 危险学说。那里的校长是一位女士,
她借了她父亲的谷仓举行毕业典礼。镇上一些善良的人们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提供了他们的教堂。这位女士坚持认为,开学典礼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举行的。
他们在谷仓举办了一个成功的毕业典礼。 
我认为,因为那所学校并不简单地屈服于当地公众的意见,
甚至是那些非常受人尊敬的人的意见,
那所学校在社区里的地位会高于它在进行妥协并就许多善良的民众意见
不一的问题保持中立时所占据的地位。
我认为,在处理更具体的政治问题时也是如此。

教育之社会目的的第二方面,我已经间接地触及了,这就是工业。为了成为一个好的公民,
必须具有供养自己的能力,这一点肯定是十分必要的。大部分人在年岁大了时,
仍有人依赖他们。他们有孩子需要照顾,因此必须不仅能够照顾和供养自己,
而且能够供养一定数量的家属。公共教育,公立学校,公立小学,
不可避免地代表了非常有限的教育类型。它们受社会共同体的资助并且要实现普遍的社会目标,
其中包括训练个人能够在产业和经济上自立,并且供养那些依赖他的人。
对于公共教育来说,至少,这一经济需要、谋生的需要为学校带来了非常确定的负担,
并确定了学校的办学方向。我的意思不是说,教育在狭义上仅仅是指或主要是指职业教育;
相反,是指公共教育系统不应该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正常的男孩或女孩、
男女青年,大概在一生中都会有某种职业。

也许存在着某种危险:热心于职业教育可能产生对社会命运的一种社会信念,
即相信教师和学校可以为个人步入社会之后选择一个特定的社会职务或职位。
我看过一些著名教育家写的带有这个意思的东西。这些人在工业领袖和普通成员之间作出区分,
并认为学校也应该如此;如果这样的话,就应该培养少部分人的管理能力,
而把大部分人即普通成员培养成伐木工和取水工。 基于阶层划分来对待人,
是违背社会民主思想的。甚至旧式的命定论教条的 最热心的信仰者,
至少为作预测而将它交给神圣的力量去处理。我们应该非常留意工业和职业教育的这一问题,
而不要在假定可以预测人类的未来社会 将是什么样子时篡夺神的地位。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教育年轻人,让他们具备主动性、足智多谋,
并且具有那些使他们变得聪明的知识,看看他们在步入社会时成为什么样子。

目前的困难是,我们的很多年轻人在生活早期,在14或15岁的时候,
就离开了学校。他们的学校教育完成了。如果他们念到五年级或六年级,
也许会做得很好。他们接着进入本质上具有高度机械性的工厂。
你可能会记得,一两年 前,有个人将美国民族归为七年级的民族。
我考虑再三,想知道他是否太不乐观,他是否把标准定得太低。
我们可能是五年级或六年级,然而,我们为自己拥 有一个全国教育系统而自豪。
我们这里的一些人是其创始人。如果我们的孩子、
我们亲友的孩子在五年级或六年级结束时离开学校,我们会如何看待他们的教育程度,
我们断言,“好了,社会认为你是受过教育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认为你是受过教育的,
并且将你送入社会”。然而,我们非常满意有这么多的学生走出我们的学校,
而这些学校仅仅提供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够得到(而且一般还有所滞后)
的那种类型、程度和质量的教育。

我们来想象两个社会,其中一个有好的政府、诚实的政府、没有腐败的政府。 
这个社会有干净的家园、卫生的环境、良好的学校和警察,
以及所有构成好政府的其他东西。它的人民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得忙碌、勤劳而诚实。
但是,无论在他 们工作中还是在工作后,他们都没有闲暇时间和能力来欣赏科学、
文学、音乐或 戏剧。而另一个社会,我们发现,除了上述列举的东西,
那里的人们还对知识和 艺术方面的东西感兴趣。你立即会说,
后者是一个更高级的社会,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它比那个仅仅满足于拥有好政府和高效工作者的社会,更认可了民主理想。
在有用的行业进行培训,是一种狭隘的公民观点,甚至从产业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这就是我向您介绍的实现教育之社会目的问题的三个方面。我强调这个问题,
而不是强调方案或解决办法。教师们,尤其是培养教师的教师们,
要设计具体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让人们得以熟悉政府的计划,
探讨政治生活特定的具体问题,与他们坦率地讨论年轻人将会遇到的危险和罪恶。
教师们必须提出方 法,帮助学生获得某种职业训练从而有能力面对现代生活的复杂环境,
使他们成 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能够从事他们自己的职业,
成为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经济单元。同时,教师们必须共同努力,看看如何提高品味、
欣赏力和利用闲暇时间的 能力。我们必须发展科学或艺术上的品味,
这不仅仅针对那些要成为科学家或 艺术家的人,也针对那样一些人,
即在闲暇时间里有兴趣阅读或听闻一些自然 的、文学的东西,或者有能力欣赏音乐和戏剧。
这将使人们积极地追求更好的事 物而不是更坏的事物。我重申,
这些对我来说是学校实现社会目的问题的三个一般方面,
而那些教师,尤其是那些培养其他教师的教师应该解决它们。

教育中的个性①

个性的这一附加原则意味着:不仅存在着差异或区别,
而且存在着在价值上独一无二或不可替代的东西,即一种独特的价值差异。
人类和镣币或机械产品不同,那些东西如同豆荚中的豆子那样彼此相似。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豆子,就不 会介意单独的一个豆子,因为它们互相可以代替。
当我们面对人类时,我们认为,每个个体都具有一些独特的或不可替代的东西。
没有人可以完全代替某人 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或者做他曾经做过的完全一样的事情。
我认为,这就是我所说的平等观念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人们在生理或心理方面是平等的,
而是说每个正常人都有某种十分独特的东西,以至于没有其他个体能够代替他。

因此,个性的原则是:在世界上具有别人无法有的地位,具有别人无法完成的工作。
这给了我们一个尺度,事物越机械就越相似。但当我们上升到有生命的东西,
上升到有生命的领域,上升到精神、道德和智力的东西,个性原则就越来越有价值。
这就是在教育中主张个性原则的原因。这是衡量生命领域什么东西提升到了精神、
道德和智慧的存在物的尺度。

当我们面对教育中个性问题的时候,困难是实践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就理论方面而言,
我认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个性意义的误解。第一个误解 是经常将“冒失”、自负、
固执己见或某种攻击性的东西与个性相混淆,而不是拥有能够有助于生命的、
具备独特价值的东西。真正的个性是无意识的,而非有意识的或自觉的。
个性是一种感受事物、思考事物以及做事的特殊方式,
是进入一个人与其打交道的一切东西并给它们富于色彩的东西。

我认为,这导致了专业教育之外的许多人对教学的所有问题忽视甚至轻视。 
他们有时将每种教育思想、每种方法观念与千篇一律的做事方法联系起来。
而在真实生活中,我们意识到,每个人应该有自己做事的方法,
要让个性投入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之中。

父母和亲戚的宠爱将独创性归因于孩子,并不算错。
如果我们允许这种独创性的品质消失并期望这些个人的东西后来或多或少成为彼此的复制,
那么,差错一定出在学校、家庭或者邻居间。学校是否应该对个性的消失负责呢?
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人们过分强调外部原因,强调千篇一律的证明和指导方法,
强调主题的统一性、所持有立场等等的统一性。

其次,个性是某种内在的和智力上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和生理上的东西。 
我注意到,在对学校的自由观点的批评中,
人们普遍认为,个性意味着大量身体上的无拘无束;
意味着孩子们“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意味着某种外在的和生理的东西,
而不是内在的和心理的东西。可能许多学生也有随心所欲的活动、无拘无束的活动,
有大量的体育活动,但却很少给个性(的发展)有展示的机会。

如果你注意一群在异常环境下、也许在某些强制之下的孩子们,你将会发现,
如果一个男孩开始“大吵大闹”,其他的孩子就会效仿他,于是你感到很混乱。 
其实,他们不是在展示个性,而是在互相模仿,因为混乱在孩子们中是主要的模仿。
缺乏身体上的控制或只有身体上的控制,实际上与个性无关。
个性是一个人通过感情与欲望来探究主题或他必须做的工作的独特方式,
是他投身于其中的独特方式。这并不是说有或者没有身体上的控制,
与这个事情无关。它确实如此——但它本身并不是目的。

尊重个性,当然意味着教师应该尊重他或她本人的个性。
有时候,教师专注 于尊重学生的个性,而缺乏对自己个性的尊重。

人们大量谈论将课堂教学社会化的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
“课堂教学”这个词暗示着进行整齐划一的排练。
所有学生被要求就同样的题材问同样的问题,而如果他们学同样的课本,
就可以按同样的方式讲出同样的东西。社会在这 里指什么呢?
既然是同样的课本,那么唯一一个什么都愿学的孩子就没有完成他的职责。
坐在那里的其他孩子或多或少感到无聊。当然,其结果,
个人动机而不是合群就带有了纯粹的竞争性。一个孩子是以另一个孩子来衡量的。
如果我 们要将课堂教学社会化,就要对学生们布置不同的任务,
并且要求每个学生作出他自己的贡献。
图书馆的一大价值就是提供了一个通过多种多样的任务将课堂教学社会化的机会,
它提供了不同阶段的题材。这样,课堂教学就不是整齐划一的背诵而是赋予的职责,
课堂教学就成了一个交流的中心、一个交换的场所。一个人就既给予又索取。
在那里,每个人都提供某种东西并从他人所研究的特定领域获得一些东西。
这样就将课堂教学社会化与个性化,并减少了其中的机械统一性。

假如你遇到一个来自墨西哥的人。他告诉你,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在那里看到什么。
你感到有兴趣,与他交流他对此处的个人兴趣。现在你又遇到了他,
一 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每次他告诉你同样的经历,
并问你一些他 告诉你的关于墨西哥的问题,你会失去对墨西哥的兴趣吗?
当你看到这个朋友走过来时,你会避开吗?

孩子们的憎恨有多少是由此引起的呢?心灵一开始就讨厌学习吗?
不存在理智对新书、新视野、新景色的渴求吗?
我们是否将机械化的统一性强加给学生们,阻碍了他们展现自身的兴趣和偏爱?
我们是否要为孩子们对书本和学习的憎恨负大部分责任呢?

总而言之,我在这里的观点是:第一,存在着对于有意的行为的过分强调,
我们训练学生去争论而不是去思考。第二,
存在着对于行动自由的外在因素或更多身体因素的过度强调,后者当然是重要的,
但它是发展智力和道德因素的手段 和条件。第三,存在着一种观点,
认为发展个性意味着将个体和他人孤立或分隔开来,这是与群体精神相悖的。
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没有停止作为一个社会人,
正是因为他独自住在一个岛上。他有他的回忆、他的期待、他的经历,
这些来自他以前与其他人的联系。

实在是看累了,写下我理解的杜威哲学。1924年杜威55岁了,杜威的人生经历是珍贵的。

在成人时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去过中国,苏联,土耳其,南非,墨西哥等等演讲

给我最大的思想就是学以致用,改善生活,必须不断进步。

还有就是交流与思维,不要变得非常极端和鲁莽,客观全面看待事物。

如何论证事物,我写一篇带有感情的文章很容易就极端化了,这是令人讨厌的。

1.提出思考和问题。2.历史和事实进行论证,3.总结

编写一篇文章应使人思考,而不是把自己渺小的极端观点强加给别人。

注重思考,不要把一切都想当然,拥有理性创新思维。

批判者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功利主义, 极端的利益化。

实用主义就是让原始人从钻木取火,到火石去火,再到磷取火,到天然气取火。

这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使得人类得到进步,了解物质的本原。

什么应该改进,我们用思维使我们进步,实用主义要让每个人的生活过的更好,更理智。

这就是我现在学到的实用主义,就如Dewey所写, 农耕时代已结束,

工业文明时代到来,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要相应改变,更文明民主,适应当下。

而不是过一天是一天,从历史中得到实用的经验,为当下未来做好准备。


今天收货买了个智能手表WATCH 6,发现的缺点:

1.太厚重了,大下巴

2.测量数据不准确

3.要经常充电,音质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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