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edrich Nietzsche - Wikipedia

《1874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我痛恨一切只是教导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歌德的这句话,
正像是他山之玉(ceterum censeo),完全可以立于我关于历史有无价值的思考的前沿。
我将说明为什么不能“加快”行动的教导、松懈行动之缰的知识,
为什么历史作为昂贵而多余的知识奢侈品,事实上是必须——用歌德的话来说——“痛恨”的。
因为我们仍处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之中,而多余品乃是必需品之敌。我们的确需要历史,
但我们的需求完全不同于那些在知识花园中疲乏的闲人。
不管他们会如何高傲地鄙视我们粗鄙平淡的需求,情况都是如此。
换言之,我们为了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它,不是将它作为逃避生活和行动的一条便宜之计,
或是为一种自私的生活和一种怯懦或卑鄙的行动开脱。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
我们才服务于历史;但若超出某一定点去评价历史研究,就会使生活受到残害和贬损。
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显著的症结已经要求我们必须用实际经验进行检验,
尽管这样做同样也是很艰难的。

这些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正试图将这个年代有充分理由引以为荣的东西——
其历史文化——描绘为我们这一时代的错误和缺陷。这是因为我相信,
我们都在患着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但即使它是一种美德,
歌德的断言也可能是对的,即当我们在发展自己的美德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发展了我们的错误。
而很显然,过度的美德与过度的罪恶一样,都能毁灭一个民族。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有权发言,
但我首先要解除我的顾虑,为此我承认,产生那些令人困扰的感情的体验大都是来自我自身——
来自其他来源的都只是为了进行比较而已;承认我之所以有这样“不合时宜”的体验,
是因为我更像是古老时代比如希腊时代的孩子,而不像是这个时代的儿童。
鉴于我的职业是一个古典学者,我必须承认这些。因为我不知道,除了“不合时宜”,
古典知识对我们的时代还能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虽然它与我们的时代相背,
但我们仍可希望,为了未来某一时代的利益,它对我们的时代仍有影响。

想想在那边吃草的那些牲口:它们不知道昨天或是今天的意义;它们吃草,再反刍,
或走或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忙于它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恩惠,既不感到忧郁,
也不感到厌烦。人们在看到它们时,无不懊恼,因为即便他为自己作为人类而感到自豪,
他也会嫉妒兽类的幸福。他只是希望能像兽类一样毫无厌烦和痛苦地生活。
但这全都是徒劳,因为他不会和兽类交换位置。他也许会问那动物:
“为什么你只是看着我,而不同我谈谈你的幸福呢?”那动物想回答说:
“因为我总是忘了我要说什么。”可它就连这句回答也忘了,因此就沉默不语,
只留下人独自迷惑不已。

人对他自己也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总是留恋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
那锁链总跟着他。真是奇怪:曾经存在而又消逝的那一时刻,前后两茫茫的那一时刻,
就像幽灵一样又回来,打扰此后一个时刻的平静。书页不断从时间之书上掉下来,
飘忽远去——可它突然又飘回人的怀中,于是他说:“我记得……”然后就嫉妒那兽类。
兽类总是立刻忘记,并看着每一时刻真正逝去,沉入夜晚和薄雾之中,永远消失。
兽类是非历史地活着的。因为它“进入”现在,就像一个数字一样,
不留下任何引人好奇的余数。它不会隐藏,它不掩盖任何东西;在每一个时刻,
它看起来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也就不可能不诚实。
但人总是在抵抗着巨大的而且在不断增加的过去的重负。那重负压迫着他,压弯了他的双肩。
他背负着一个似乎可以抛弃的、黑暗而看不见的包袱去旅行,在与同伴谈话时,
他做出极为高兴、已经抛弃了这个包袱的样子——以激起他们的嫉妒。
就像想到一个失去的天堂一样,看到一群牲口在吃草,或者更近一点,
看到一个还没有什么过去可抛弃的孩童在过去与未来之墙之间,在盲目的幸福中尽情玩耍,
这让他伤感。然而孩童的玩耍必然会被打断,他很快就会从他小小的遗忘之国中被召唤出来。
然后他就开始明白“很久很久以前”这句话。这句“芝麻开门”的咒语给人类带来了战争、
痛苦和疲惫,并提醒人们他们生存的真实状态——一个从未变成现在时的未完成时。
当死亡最终带来了期盼已久的遗忘时,它也将生命和存在一同消灭了。
而且它还给这样一种知识打上了封印,即认为“存在”只是一个连续的“曾经”,
是一个借着否定自己、破坏自己和反驳自己而存活的事物。

如果幸福和对新的幸福的追求在任何意义上都能使生存意志保持活力,
那也许就没有什么哲学能比犬儒学派(Cynic)含有更多的真理了。因为兽类的幸福,
就如同完美的犬儒学派的幸福一样,是犬儒主义真理的明证。最微小的快乐,
只要它是连续不断并令人幸福的,就会远胜于哪怕是更为强烈的快乐。
那种强烈的快乐只是一个片段、一阵狂想以及一个在无聊、欲求和贫困之间的疯狂间歇。
但不管是最微小的幸福还是最强烈的幸福,其中总有一样东西是让它得以成为幸福的:
那就是遗忘力,或者用更学术的话来说,在整个过程中感觉到“非历史”的能力。
一个人,若是不能在此刻的门槛之上将自己遗忘并忘记过去,
不能像一位胜利女神一样立于一个单一点而不感到恐惧和眩晕,他就永远不会知道幸福为何物;
更糟的是,他也永远不会使别人快乐。最极端的例子是那种没有一点遗忘力、
注定在各处都看到“演变”的人。这样的人不再相信自己,也不再相信自身的存在。
他看到所有事物都在永恒不断地飞逝而过,并在演变的河流之中迷失了自己。
最后,就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那个有逻辑头脑的信徒一样,
他连手指头都不敢举一下了。遗忘也是所有行动的一项特性,
就好像每个有机体的生命并不只是与光明相连,同样也与黑暗相连一样。
一个人若想去历史地感受每一件事物,那他就如同一个强迫自己不睡觉的人,
或是一头必须不停反刍才能生存的动物一样。因此,即使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
动物就是这样。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或者把我的结论说得更好一点,
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
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人的历史知识和感觉范围也许都很有限,
他的视野如阿尔卑斯山的峡谷一样狭窄,他的判断不准确,他的经验被错误地认为是新颖的,
然而,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不准确和不真实,
他仍然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充满健康活力的姿态挺身向前,
让所有看到他的人兴高采烈。相比之下,另一个远具有更强判断力和更多学识的人,
却会失败。因为他视野的界线在不断改变,而且他无法挣脱自己那张精致的真理与正义之网,
去追求意志或欲望的直接行动。我们看到兽类,它们绝对是“非历史”的,其视野也最为狭窄,
但它们却有着某种幸福,至少是毫无造作和倦怠地生活着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在某种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事物的能力是更为重要和基本的,
因为它为每一种健全和真实的成长、每一样真正伟大和有人性的东西提供基础。
非历史的感觉就像是周围的空气,这空气可以独自创造生命,如果空气消失,生命自身也将消失。
的确,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首先在其思考、比较、区分和结论之中压抑了非历史的因素,
并以凭借古为今用的能力让一道突如其来的清晰光束射穿这些迷雾。
然而过量的历史又使他再次退却,没有了非历史的面纱,
他再也没有勇气开始。如果人不是被笼罩在非历史的尘雾之中,
他又能做什么呢?或者,抛开这些比喻,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想象有一个男子为一种激情所左右和驱使,——不管是为了一个女子还是一条理论。
他的世界大大改变了,他对他身后的每件事物都视而不见,尽管他对它们的颜色、
光泽和音乐从未如此亲近地感受过,而且他似乎是用五种感官同时来把握它们,
但新的声音还是被蒙住了而且毫无意义。他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变得更糟糕了,
他无法再评判很多东西的价值,因为他几乎感觉不到它们。他感到迷惑,
那些陌生的词语和观点已玩弄了他这么久,以至于他的回忆只是不停地绕着一个圈跑,
但又太虚弱、太疲倦,一步也迈不出去。他的整个世界都是无法防御的,它狭隘,
对过去不存感激,对危险视而不见,对警告充耳不闻,
成为黑夜与遗忘的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有生命的旋涡。
然而这种彻头彻尾的非历史和反历史的状况不仅仅是世上不公正行为的摇篮,
也是每一个公正和可以被认为公正的行为的摇篮。艺术家作画,将军打胜仗,民族获得自由,
无不是在极其“非历史的”状态下奋斗过、企盼过。如果一位行动者,用歌德的话来说,
没有良心,他也就没有知识。他忘记大多数事情,以做成一件事。对于被他甩在身后的事物来说,
他是不公正的。他只认识到一项法则——未来事物的法则。因此他无限热爱他的工作,
超过了那工作所值得被爱的程度。而最好的作品就在这样一种如痴如醉的热爱中产生,
以至于不管它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有多么大,它们肯定是不值得被如此热爱的。

如果有谁能驱散这种每一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其中的非历史空气,并且在这之后还能呼吸,
他也许就能达到一种“超历史的”意识立场,尼布尔(Niebuhr) 
曾将这种立场描述为历史研究的可能结果。“历史,”他说,“如果能得到详尽的研究,
就会有益于这样一个目的:人们就会认识到,他们自己所持有,
并强调别人也应该采取的看待事物的那些方式只是偶然的——这里我说的是强调,
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方式具有异常强烈的意识。
而我们这一代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灵魂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任何人,如果不能在其不同应用中把握住这一观念,他就会屈服于一个更强大的灵魂,
一个能够为给定方式附加上更深情感的灵魂。”这样的一个立场可以被称为是“超历史的”,
因为处于这种立场的人不会从历史中感受到任何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冲动;因为他将会认识到,
在行动者的灵魂之中,作为每个行动发生的条件而存在着的盲目与不公。
从此,他将不再把历史看得太过严肃,并且学会回答如何生活和为何生活的问题——
对所有环境下的所有人,无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无论1世纪还是19世纪,都存在这个问题。
任何人,只要问问他的朋友,是否愿意将过去10年或20年重过一次,他就会很容易看到,
他的朋友中谁是生而为“超历史的立场”。
他们都会回答说不愿意,但会为他们的回答给出不同的理由。
有些人会说,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将来20年会更加美好。他们就是被大卫·休谟(David Hume)
用讽刺的语气提到的那些人:

希望从生活的残渣中求取,第一轮轻快地奔跑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我们把他们称为“历史的人”。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
并点燃他们的希望: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这座山峰背后。
他们相信,存在的意义将在其进化过程中越来越清晰。他们回首过去,只是为了理解现在,
并刺激他们对将来的渴求。他们并不知道,尽管他们总是在说历史,
但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仍然是多么的非历史,也不知道他们的历史教育并非服务于纯粹的知识,
而是服务于生活。

一个被充分理解并被压缩成一项知识的历史现象,对于知道它的那个人来说,已经死掉了。
因为他已经发现了它的疯狂、它的不公、它的盲目热情,
尤其是作为它历史力量之源泉的世俗而黑暗的视野。对于认识到这种力量的人来说,
它已经变得苍白无力了;而对于那些还活着的人来说,也许还没有。

历史若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并被允许来支配智力,那它对于人们而言,
就是最终平衡生活收支的东西。只有追随着一个强大的、散发着活力的影响力,
比如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历史研究才能为未来带来成果——也就是说,
只能是它被一个更高的力量所引导和控制,而不是它自身来引导和控制其他力量。

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力量,
因此它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样一种服务,
这是影响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
因为过量的历史会让生活残损退化,而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出现退化。

对现代人来说,这种对过去的“纪念式”思考、对稀世之物和经典之物的关注有什么作用呢?
那便是让他知道,曾经存在过的伟大事物既然是可以出现的,也就可以再次出现。
他在前进途中受到鼓舞,因为他在脆弱时刻所产生的怀疑,担心自己是否在追求不可能的东西,
这种怀疑已被赶到一边去了。假设有人相信,只需要不到一百个在新的精神之中成长起来的、
高效且有能力的人,就能给现存德国教育潮流以致命一击,那么,如果他能记得,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是在另一群这样一百个人的肩膀上建立起来的,他就能从中汲取力量。

然而,尽管我们的的确确希望从一个榜样中学到些东西,
我们却会发现这种对比是多么的含糊和难以把握!如果这一榜样是要给我们以力量,
那么我们就必须忽视许多差异,就必须将过去的特性塞入一个普遍的公式之中,
就必须为了统一性而折断所有棱角。当然,最终只有根据毕达哥拉斯的理论,
从前可能的东西才会再次成为可能。其理论宣称,当天体再次处于同样位置的时候,
地球上的事件就会被彻头彻尾地复制一次。因此,当各星宿呈现出某种关系时,
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和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就会策划一个阴谋来谋杀恺撒,
而另一种不同的结合又显示着另一次哥伦布发现美洲。
只有当地球总是在第五幕之后再重新开始它的演出,而每隔一定时间,
同样的动机间相互作用、同样的救场神仙、同样的灾难也肯定会再次发生的情况之下,
行动者才能够在纪念式历史之中去寻找完整的、原始的真理,
才会看到每个事实的独特性得以充分展现。这恐怕不太可能,除非天文学家又变成了占星术士。
若不是这样,纪念式历史就永远无法拥有完全的真理,它总是把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
并使之统一和谐,它总是削弱动机和时机的差异。它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忽略原因,
只讲结果——这便是“纪念式”的,也就是说,
作为可效仿的榜样,“纪念式历史”会尽量远离原因。
因此,我们就可以并不那么夸张地称之为“结果本身”的集合,
而不是将对所有时代产生影响的事件的集合。
在民众的纪念中备受推崇的战争和宗教大事就是这样的一些“结果本身”。
正是这些东西让野心不会沉睡,
并如护身符一样躺在大胆的心灵之上——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因果联系,
这种因果联系若是能被正确理解的话,
只会证明没有什么完全相似的东西会再次从命运和未来的骰盅中掉出来。

只要历史的灵魂存在于一个强大的精神从它这里所获得的巨大推动之中,
只要过去主要是被当作一个模仿的榜样,那么它就总有被稍稍改动、略加修饰和近于虚构的危险。
有时候一个“纪念式”过去和一个虚构的浪漫故事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相同的行动动机既可以来自一个世界,也可以来自另一个世界。
如果这种审视过去的纪念式方法支配了其他的方法——
怀古式和批判式方法——那过去自身就要遭受厄运了。
整个过去都被遗忘、被轻视,它如一条黑暗而连绵的河流一样流走,
只有几个色彩斑斓的事实之岛升到水面上来。在看得见的几个杰出人物之中,
总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就像毕达哥拉斯的弟子给他加上的金臀一样。
纪念式历史依靠错误的类推而存在。它用充满诱惑的对比怂恿勇敢的人做轻率的事、
热心的人做狂热的事。设想这样的历史存在于一个有天分的利己主义者、
或是一个有创见的无赖的手中——以及头脑中,那么,王国将被推翻,诸侯将被谋杀,
战争和革命将会爆发,“结果本身”——换句话说,没有充分原因的结果——就会变多。
不管强有力的行动者是好是坏,纪念式历史对他们的伤害都会如此之大,
如果那些虚弱和消极的人将纪念式历史作为自己的仆人——或者主人,又会怎么样呢!

举个最简单、最普遍的例子来说,纪念式历史为那些非艺术或不完全艺术的天性提供了剑和盾,
这些天性将用这些武器来反对它们的世仇——那些伟大的艺术精神,
而只有那些艺术精神才能从那历史中学到唯一的该如何生活的真正经验,
并在其高贵的行动中体现出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围绕着伟大过去的被人一知半解的纪念物,
崇拜偶像的——也是真心实意的——舞蹈阻碍了那些艺术精神的道路,使他们的自由空气黯淡下来。
“看,那才是真正的现实的艺术,”我们似乎听到有人说,
“今天这些志存高远的小人物又有什么用呢?”舞蹈着的那群人显然垄断了“高雅品位”,
因为与从不插手工作的、单纯的旁观者相比,创造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就好像坐在扶手椅上的政客总是比实干的政治家有着更多的智慧和远见一样。
但如果民主选举和以人数取胜的习惯被转移到艺术王国之中,
而艺术家要在那些审美的浅薄之士面前为自己辩护,你就可以断定他会被定罪,
尽管,或者不如说是因为,他的法官已庄严宣告了“纪念式艺术”的准则,依照官方的定义,
应当是“对所有时代都产生了影响的艺术”。在他们看来,由于这艺术是当代的,
还没有成为“纪念式”的,因此没有人需要或者是倾向于它,也没有什么历史权威来支持它。
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艺术会被艺术所杀害:纪念式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复制,
它从过去所获得的权威性足以确保这一点。他们成为艺术鉴赏家,主要是因为他们想扼杀艺术;
他们假装是医生,而实际意图是想玩玩毒药。他们将他们的口味发展到颠倒是非的程度,
这样他们就能为自己找到一个理由,可以不断拒绝提供给他们的营养丰富的艺术食品了。
因为他们不希望出现伟大的东西,他们的办法就是说:“看,伟大的东西已经在这里了!”
而事实上,正如他们不关心即将出现的伟大事物一样,他们也不关心已有的伟大事物。
他们的生活就是证明。纪念式历史是他们的伪装,在这层伪装之下,
他们将对现有权力和伟大事物的憎恶装扮成对过去的极端崇拜。
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真实意义被装扮成它的对立面。不管他们希望与否,
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他们的座右铭是“让死人来埋葬——活人。”

三种历史中的每一种都只有在一定环境和气候中才能生长旺盛,否则它就会长成一株毒草。
如果一个想制造出伟大事物的人需要过去,他就会通过纪念式历史使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
能够对传统和可敬的事物感到满足的人,就会像一个“怀古式历史学家”那样来利用过去;
而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一个人希望以任何代价抛弃这个包袱,
他才会感到需要“批判式历史”,即作出判断和进行批判的历史。
还有很多因为错误和草率的种植而铸成的害处:不必成为批评家的批评家,
没有敬意的怀古者,知道伟大的东西却无法得到它的人,
这些都是长成了野草的植株——它们从原来生长的土壤中被拔出,因而腐坏了。

其次,历史对于那些有着保守和虔敬天性的人是必需的,这种人满怀热爱和信任,
回望他存在的源头,他借此向生活致谢。他小心地保存着从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
并为他的后来人复制出他自己成长于其中的条件,他就是这样为生活服务的。
在他的灵魂之中,拥有祖先的家具这件事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因为还不如说是他的灵魂被家具所拥有。
所有微小和有限的东西、陈腐和过时的东西,都获得了自己的价值和不可侵犯性,
因为怀古者保守而虔敬的灵魂迁入到这些东西之中,并筑起一个秘密的小巢。
他的城镇的历史变成了他自己的历史,他把那些城墙、带有塔楼的城门、市政厅、
集市都看作他年轻时的一本绘有插图的日记,并在这一切之中看到了他自己——他的力量、
勤奋、渴望、理性、错误以及蠢事。“人们曾经可以生活在这里,”他说,
“正如现在人们可以生活在这里——将来还可以继续生活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坚韧不拔的人,
不会在夜晚被人连根拔起。”这样,通过他所说的“我们”,他纵览了过去了不起的个人生活,
并认同那房屋、家庭和城市的精神。他穿过迷蒙而纷乱的几百年,
像欢迎自己的灵魂一样远远地欢迎他的民族的灵魂。
他的天分和他的美德体现在他具有如此的感觉和预测能力,体现在他能察觉出仅残存一部分的痕迹,
体现在他能够出于本能正确阅读草草写就的过去,
并立刻识别出羊皮纸上重新涂写过——甚至是多次涂写过的文字。
歌德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站在埃尔温·冯·施泰因巴赫(Erwin von Steinbach)
 的纪念碑前,他的感情风暴撕碎了悬在他们之间的历史云层,他头一次看到“出自坚强、
 粗犷的德意志灵魂”的德意志作品。这就是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人所走过的道路,
 这就是那种在诗人之中重新唤醒古代意大利天才、形成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说的
 “远古弦乐的绝妙回响”的精神。然而这种虔敬的怀古精神最伟大的价值,
 在于它能给一个民族或是个人乏味、粗糙甚至痛苦的生活环境带来一种愉快和满足的朴素情感。
 尼布尔就承认,他能够与一群有着某种历史的自由农民一起在荒野之上愉快地生活,
 而绝不会感到有对艺术的需要。把那些不太有天分的种族和人民固定在其祖先的家园和习俗之中,
 防止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东西而背井离乡、却只遇到了挣扎和竞争——
 历史还能比这更好地为生活服务吗?把人们束缚在同样的伙伴和环境之中、
 束缚在日常的辛苦工作之中、束缚在他们光秃秃的山脊之中的这种影响力看起来自私且不可理喻,
 但这种不可理喻却是有益健康的,并对社会有益。
 凡是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那些单纯只是想要迁徙和冒险的愿望——
 也许是在整个民族之中存在的愿望——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的人,
 或是看到一个对自己的早期发展丧失信心、放任世界主义蠢蠢欲动、
 放任自己无止境追求新奇东西的民族注定有着怎样命运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
 一种大树紧抱树根的感觉,一种幸福感,来自知道了个人的成长不只是随意的偶然的,
 也是一种过去的遗产及其果实和花朵,这种过去不仅为现在辩护,
 更为现在戴上桂冠——这就是我们今天愿意称之为真正的历史感的东西。

这些并不是能够将历史变为纯粹科学的最有利的条件。
而且,如同我们在纪念式历史中看到的那样,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当历史服务于生活并被其目标所指挥时,过去本身也受到损害。
换个比喻来说,大树更多的是感觉到树根,而不是看到树根。
这种感觉的巨大程度是凭借可见的树枝的巨大和力量来衡量的。在这里,大树有可能错了,
那么它对于整个森林的感觉又会是多么错误啊!
它只是在森林阻碍或者帮助了它的时候才知道并感觉到森林,除此之外则一无所知!
一个人、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怀古感也总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之内。
很多东西完全没有被引起注意,其他的东西则只被孤立地看待,就像是通过一台显微镜观看似的。
没有什么衡量标准,每样东西都被给予同等的重要性,也就意味着任何东西都被看得太过重要了。
因为过去的事物从来都没有从其真实的角度被看待,或是获得它们正当的价值。
这种价值和角度是随着回望过去的个人或国家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里就总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即所有远古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同等尊贵的,
而每一个没有这种敬古之意的人,比如一种新的精神,就会被当成敌人而遭到拒绝。
希腊人自己就允许古老的造型艺术风格和更自由、更伟大的造型艺术风格并存,
并且在后来不仅是容忍了其挺直鼻梁和冷酷表情的风格,还将之作为鉴赏的一个原则。
如果一个民族的判断力就这样僵化了,而历史服务于过去的生活只是为了毁掉更深刻、
更崇高的生活;如果历史感不再是保存生活,而是将它变为木乃伊,
那么大树就会从上至下不正常地枯死,最后树根自身也会枯萎。
从不再给予现在的新鲜生活以灵魂和灵感的那一刻开始,怀古式历史就退化了。
虔敬之泉干涸了,可是养成的习惯在没有了虔敬之后依然存在,并恭敬地围绕着它自己的中心旋转。
我们看到了一幕可怕的景象,疯狂的收集者在所有过去的尘土堆中寻寻觅觅。
他呼吸着发霉的空气,怀古的习惯会将他内心一种重要的天分、一种真正的精神需求,
降格为一种简单的对一切古老东西贪得无厌的好奇心。他常常陷得很深,
以致对任何食物都感到满意,狼吞虎咽地吃下从文献书单上掉下来的所有残渣。

路德本人就说过,世界得以建成,只是由于上帝的疏忽;他做梦也没想到过重型大炮,
否则他绝不会创造世界。需要遗忘的这个生活有时候同样也需要毁掉遗忘,
因为一旦某个事物的不公正性日益明显——比如说,一种垄断、一个等级、
一代王朝——这样的事物就应该崩解。批判性地审查它的过去,把刀架在它的根部,
把所有的“虔敬”都无情地践踏在脚下。这个过程总是很危险的,甚至对生活而言也是危险的。
而那些以这种方式通过裁判和消灭过去来为生活服务的人或者时代,
则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别人或别的时代,始终都是危险的。
因为既然我们只不过是先辈的产物,我们也就是其错误、激情和罪过的产物,
我们无法摆脱这一锁链。尽管我们谴责这些错误,并认为我们已摆脱了这些错误,
我们却无法摆脱一个事实:我们来自它们。充其量,它将导致在我们与生俱来的、
遗传的天性和我们的知识之间,在一个严格的新戒律和一个古老的传统之间,产生冲突;
我们将养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直觉、一种第二天性,它们将使第一天性枯萎。
企图由果推因地(a posteriori)造出一个可能是我们源头的过去,
用以反对实际是我们源头的那个过去,这往往是一个危险的企图。
因为难以找到一个否定过去的限度,而且第二天性一般都弱于第一天性。
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好的,就总是会停下来而不去做,因为我们也知道什么是更好的,
却做不到。胜利到处都有,这胜利给那些战斗者、
那些为了生活而运用批判式历史的人带去一种陌生的安慰。这安慰就是这样一种知识:
这个“第一天性”曾经也是第二天性,而每一个获胜的“第二天性”也会变成第一天性。

我来描绘一幅现代人灵魂之中精神活动的景象。历史知识从一个永不枯竭的源头向他涌来,
陌生的片断汇聚到一起,记忆敞开了所有大门,但总还是打开得不够宽。
他的天性忙于接纳所有外来的客人,给他们荣誉,使之各就各位,可这些客人却彼此争斗。
如果他想避免毁灭,采取暴力手段似乎是必需的。逐渐适应这种反常的、狂暴的家庭生活,
就变为第二天性,尽管这个第二天性与第一天性相比,毫无疑问要更加软弱、更加不安、
更加彻底地不健全。现代人体内装了一大堆无法消化的、不时撞到一起嘎嘎作响的知识石块,
就好像童话故事中讲的那样。这种撞击显示了这些现代人最显著的特征——
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内心事务的对抗,以及与内心事务无关的外部世界的对抗。
远古的民族就没有这种情况。知识若是在并不饥饿,甚至是在违背人的愿望的情况下被过量吸收,
就会对改变外在的生活毫无影响,而只是隐藏在现代人混乱的内在世界之中,
现代人以一种奇怪的自豪称这个世界为“真正的个性”。他说,他有物质,只是需要形式。
但这是一种存在于有生命的事物之中的、很不现实的对抗。
因此,我们的现代文化就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事物,因为若没有那种对抗,它就不能被理解。
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而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
一种关于文化的各种思想和感情的综合,从中我们得不出任何关于其方向的决断。
能带来可见行动的它的真正动力往往只是一种习俗、一种东施效颦,甚至是一种沐猴而冠。
人可能会感到就像是一条吞下了一整只兔子的蛇,静静地躺在阳光下,
避免任何非绝对必须的行动。对于教育而言,“内在的生活”现在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则都希望,教育不会因为太难以消化而失败。试想如果一个希腊人遇见此事,
他会发现对于现代人而言,“教育”和“历史教育”看起来是一码事,
区别仅在于其中一个词长一点罢了。而如果他说起他自己的理论,即一个人不学任何历史,
也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人们就会摇头,以为他们听错了。希腊人,
其过去仍离我们不远的这个著名民族,在它力量的鼎盛时期培养出了很强的“非历史感”。
如果某个时代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孩子被某种魔法送到那个世界中去,
他很可能会发现希腊人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
这一发现会使现代文化严加保守的秘密暴露在世人面前,遭到嘲笑。
因为我们这些现代人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我们只是通过用一些外来的风俗、艺术、
哲学、宗教和科学将自己填得满满的,以致都要溢出来了,才变得值得一看。
我们是一些会走路的百科全书,一个误入我们时代的古希腊人很可能会这样称呼我们。
但一本百科全书的价值只在于其内部、其内容,而不在于写在外面、写在封面或包装上的东西。
因此整个现代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内在的;图书装订商在封面上印上这样的字:
“供外在野蛮人使用的内在文化手册。”内部与外部的对抗使得外部更加野蛮,
就好像当一个粗野民族的外在成长只是发展了其原始的内在需要时
自然而然会出现的那种情形一样。因为自然能有什么手段来从外部
抑制一种太过强大的勃勃生机呢?只有一个手段:尽可能少地受它的影响,
把它放到一边,一有机会就将它根除。因此我们就习惯于不再严肃地看待真实的东西,
我们养成虚弱的个性,真实和永恒的东西在这样的个性上没能留下什么痕迹。
最终,人们对外部的事物变得更加马虎和更加适应,而物质与形式之间的巨大裂缝也会加宽,
直到人们对野蛮不再有任何感觉时为止。如果人们的记忆不断受到刺激,
如果需要人们了解的新事物能不断涌现,还能被整齐地装到他们记忆之柜中,那该多好啊!
我认为,与这种野蛮相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被公正地描述为
“这个民族生活的每一外在表达之艺术风格的统一体”。
一定不能把这误解为只是野蛮与“精美风格”对抗的问题。
一个能被称作有文化的民族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生命的统一体,
而不是被可悲地分割为形式和物质。如果有人想促进一个民族的文化,
让他先试着促进这个较高级的统一体,并为了一种真正的教育而致力于摧毁现代教育体系吧!
让他敢于去思考,一个民族如何才能恢复它被历史破坏了的健康,
如何才能光荣地恢复它的本能。

我们的希望或是信任之泉变得浑浊,而内在的品质学会了搔首弄姿、翩翩起舞和涂脂抹粉,
学会了“用抽象术语的恰当思考”来表达自己,并逐渐失去了它自己时,
我们的希望或是信任又在哪里呢?而一个伟大的、
多产的灵魂又怎么能够存在于一个不能确定其内在统一体,
而且被分成了受过教育和没受教育的人的国家中呢?那些受过教育的人,
他们的内在生活已经被拉离了教育的真正道路;而那些没受教育的人,
他们的内在生活则是完全无法接近的。我是说,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自己感情的统一体,
并且知道,自称是受过教育的、要求有权控制国家艺术精神的那一部分人,
其感情是虚假而伪善的时候,这个伟大而多产的灵魂怎么能够存在呢?在每一个地方,
个别人的判断力和品位也许会比其他人要高一些好一些,但这于事无补。
一个人若是只能对一部分人讲话,而不再同他的整个民族产生共鸣,这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
尽管在他心里充满了对所有人的柔情,但他宁愿现在就埋葬他的宝藏,
因为他厌恶某一个阶级的粗俗的恩惠。民族的本能再也无法在途中欢迎他;
他们充满渴望地向他伸出手来,但这无济于事。他越来越憎恨禁令,
打击那些由所谓文化导致的障碍,像法官一样谴责那些将他作为一个活着的人、
一种生命之源来毁灭和贬低的东西,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他深刻地洞察命运,
以换取对创造和帮助的神一般的渴望,并带着看破红尘的智慧,
以一个孤独哲学家的身份结束他的一生。这是最痛苦的喜剧,
看到它的人将会感到一种神圣的义务并暗自想道:“必须要有帮助,
必须恢复一个民族的天性和灵魂之中更高一级的统一,
必须让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裂缝在需要之锤下再次消失。”可他能依赖什么办法呢?
除了他的知识之外,现在他还剩下些什么呢?他希望用他那广泛的知识发言,
用双手将它无偿地送出,从而培养出某种需要的感情。也许有一天,
强有力的行动会从强有力的需要中产生出来。为了使我就需要和知识所举的这个例子确定无疑,
我的陈述必须立足于下面这一点,即,我们努力的目标是最高意义上的德意志统一体,
而远非政治联合,它是在形式与物质、内在生活与习俗之间的对立被消灭之后的、
德意志精神和生活的统一体。

先回到第一点:现代人正苦于个性的弱化。当一个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开始注视他脚下的世界时,
他就不再是一个罗马人了。他在涌入罗马的大批外国人中迷失了他自己,并在艺术、
崇拜和道德的世界狂欢节中堕落。现代人的情况也一样。
现代历史艺术家不断在他眼前展开一幅世界全景图,他变成了一个浮躁的、一知半解的参观者,
并达到一种即便是伟大的战争和革命对他几乎也无法有片刻影响的状态。
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就已经变成了千万份印刷品,并很快就会被用作最新的菜肴,
来刺激那些历史美食家已经疲惫的胃口。不管如何有力地拨动琴弦,
一个饱满有力的和弦似乎还是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转瞬之间,
它就再次消逝于历史柔软无力的回声之中。用伦理学的话来讲,
一个人永远不能成功地停留于某一高度。你的行为是突发的巨响,而不是一长串隆隆的雷声。
一个人也许能将一件最伟大和最了不起的事做得十分完美,可它必然也会奔赴黄泉,
没有尊崇也没有歌颂。因为当你用历史的帐篷遮盖你的行为时,艺术就离你而去了。
一个人,他本应该通过长期奋斗去领悟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和崇高的东西,
但他却希望在一瞬间能理解所有的东西,这样的人,
只有在席勒关于“理智之人的理智”这一警句的意义之上,才能被称为是有理解力的。
有些东西,孩童能看见,他却看不见;孩童能听见,他却听不见。
这些东西才是所有事情中最为重要的。因为他不能理解这些东西,
所以说他的理解力比孩童的还要幼稚,比简单本身还要简单,
尽管他羊皮纸似的面容之上有着许多机灵的皱纹,他的手指在解开绳结时灵巧伶俐。
他已经失去或者破坏了他的本能。当他的理解力让他失望、他的道路穿过沙漠时,
他不再信任那“神兽”,信马由缰。他的个性动摇了,对它自己不再有坚定的信念。
它沉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中,这个内心世界在这里只意味着一堆杂乱无章的它所学过的东西,
这些东西只是无法变成生活的教条,因此也不可能有外在的自我表达。
再看远些,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对本能的遗弃如何将人变成了一些阴影和抽象概念,
没有人敢于表现个性,而是戴上面具,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有教养的人、
一个博学之士、诗人或是政治家。

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必须做一件严肃的事,而不只是演一出木偶剧,
他就去拿起这些面具——
因为这些面具看起来都十分严肃——他就会发现他手中只是一些破布和彩色饰带。
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而应该大声喊道:“脱去你们的外套,还你们本来面目吧!”
一个具有高贵血统的严肃之人不能再是一位堂·吉诃德,因为除了攻击这些虚假的现实之外,
他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做。但他必须始终敏锐地注视四周,向所有蒙面人大喊:“站住!谁在那儿?”
然后撕下他们脸上的面具。那么,看看结果吧!
一个人也许会认为,历史最重要的是鼓励人们要诚实,
哪怕只是做一些诚实的傻瓜——这曾经是它的影响,但现在再也不是这样了。
历史教育和统一的市民礼服同时占据了优势。人们还从没有如此大声地谈论起“自由个性”,
可我们却已经看不到个性了(就更别提自由个性了),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穿着制服的人,
他们焦躁地把衣领拉过耳朵。个性撤回到它的藏身之处去了,从外面再也看不见它,
这使人怀疑,无果之因是否可能。或者,是否需要一群宦官来守卫世界的历史后宫呢?
我们完全可以了解他们冷漠的原因。看起来他们的任务难道不是要监视历史,
以确定除了其他历史之外,不会产生任何东西,但也绝不能有可能会与历史有关的行动吗?
难道不是要阻止个性变得“自由”,也就是说,在言行上都真诚地对待他们自己和他人吗?
只有通过这种真诚,现代人的内在需要和不幸才会被揭示出来,
艺术和宗教才会取代惯俗和伪装的可悲伪善,成为真正的援助者,
培植出一种符合真正需要的普遍文化,这种文化不会像现存的“自由教育”那样,
教会人们如何就这些需要撒谎,从而把自己也变成一个会行走的谎话。

在这样一个受“自由教育”之苦的时代,哲学,这门所有科学中的最诚挚者,
这位神圣的赤裸女神,必须生存于多么不自然、多么虚伪而毫无价值的环境之中啊!
在这样一个强制的、表面上整齐划一的世界之中,她只能是孤独的漫游者深刻独白的主题,
或是任何一个猎人无意中的捕获物,是房间中黑暗的秘密,或是大学里老人和孩童的日常话题。
没有人敢于彻底践行哲学法则,没有人怀着那种一心一意的强健信仰过一种哲学的生活。
这种信仰曾迫使一个古代人——不管他在哪里,做过什么,一旦他宣誓忠于斯多葛(Stoa),
就要表现得像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一切现代的哲学思维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
被我们现代的政府、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一个知识的幻影,
它靠着“但愿……”的叹息和“从前曾经……”的知识来过活。
如果哲学不想停留在一种没有用行动表达出来的私人知识的话,
它在历史教育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假如现代人能够有勇气、有决心,
不是即使满腔仇恨也足不出户,那他就会抛弃哲学。现在,他满足于谨慎地遮盖哲学的裸体。
当然,人们哲学地思考、写作、出版、说话和教学——他们被允许做这么多事。
但如果只是在行动中、在“生活”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那里,只有一件事情是被允许的,其他事情则都不可能,历史教育的秩序就是这样。
有人也许要问:“这些到底是人类呢,还是只是一些思考、写作和说话的机器呢?”

一旦个性的主观性被掏空了,而达到了一种人们称为“客观”的状态,
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再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了。一些既真且善的东西也许会在行动、
诗歌或是音乐之中得以成就,但当时的空洞文化却会越过这一作品而询问作者的历史。
如果作者曾经创作出某些东西,我们的历史学家就会清晰地描述出他的过去和可能会有的将来;
他会把这个作者与其他人放到一起并加以比较,然后通过分析区别出他所选择的材料和处理方法;
他会高明地对作者作出总结,并对他未来的道路提出一些泛泛的建议。
人们也许会创作出最惊人的作品,而那群历史中性人就会随时在他们的位置上,
准备用他们长长的望远镜对其作者作一番考察。人们立刻会听到对作品的反响,
但它总是以“批评”的形式出现,虽然就在片刻之前,批评者还从未梦想到出现这一作品的可能性。
这一作品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得到批评。而这批评本身也没有什么影响,
只是孕育出另一个批评而已。因此我们开始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
批评者的众多就是影响力的标志,如果只有极少的批评者或没有批评者,则是失败的
标志。事实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哪怕是在产生这样一种“影响”时也是如此。
人们一会儿谈谈一个新事物,一会儿又谈谈另一个新事物,与此同时他们仍做着一贯所做的事。
我们的批评家所受的历史训练使他们不能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影响——
一种对生活和行动产生的影响。他们把他们的吸墨纸放在最黑的字迹上,
把他们的浓墨重彩留在最优美的图案上。他们把这叫作“改正”——如此而已。
他们批评的笔从不停止飞舞,因为他们已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不是驱使笔,
而是被笔驱使。在泛滥不尽的批评之中,在对自制能力的需求之中,
在罗马人所说的无能(impotentia)之中,现代人个性的弱点展露无遗。

没有人比一个具有正义的感情和力量的人更应得到我们的尊敬。
因为最崇高和最珍稀的美德在其中融合而消隐,就像海纳百川一样。
那个应邀坐在审判席上的公正之人,在手握天平时,他的手不会颤抖。
即使是对自己,他也冷酷无情地放上砝码,当天平起落时,他的眼睛不会模糊,
当他宣读判决时,他的声音既不生硬,也不结巴。他若是一个冷酷的知识魔鬼,
就会向四周散布一种冰冷的气氛,一种我们会感到害怕而不是尊敬的可怕而超凡的威严。
然而他是一个人,而且已试着从草率的怀疑上升到了强有力的确定,
从温和的宽容上升到了命令式的“汝必须”,
从慷慨这一少见的美德上升到了最少见的美德——正义。
他变得更像是那个没有生命的魔鬼,而不再是一开始那个可怜的凡人。
最重要的,他不得不为自己的人性而赎罪,
让他自己的天性在不可能的美德这块岩石上悲惨地摔个粉碎。
所有这些都将他置于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境地,成为人类中最值得尊敬的榜样。
因为他的目标是真理,不是以冰冷无用的知识形式出现的真理,
而是依照法律进行制裁的法官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而是将所有私有财产的界石都搬走的神圣权力。总而言之,是作为世界法庭的真理,
而不是作为某一个猎人偶然的捕获物的真理。对真理的寻求经常受到不加思考的赞扬,
但只有当寻求真理者有着诚挚的、无条件的正义意志时,这种寻求才能有某种伟大之处。
真理只根植于正义,然而,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之中,
一大堆各种各样根本与真理无关的动机掺杂了进来,比如说,好奇、害怕无聊、嫉妒、
虚荣或是消遣。这样,世界看起来似乎充满了“为真理服务”的人,而正义的美德却很少出现,
也就更少为人所知,而且几乎从来都被人深恶痛绝。
另一方面,一大堆虚假美德却总在声名显赫、大张旗鼓地涌入。

极少有人是真的为真理服务,就如同只有极少数人对正义有着纯粹的意志一样,
而在这些人之中,又更少有人能有力量做一个公正的人。光有意志是不够的。
只有要求正义的冲动而没有裁判的能力,这是人类之所以遭受最大痛苦的原因。
因此,普遍的善行所能要求的也只是将这种能力的种子尽可能广泛地撒播。
这样,狂热者就能与真正的裁判者分开,盲目的要求就能与清醒的能力分开。
可是,并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培植出一种进行裁判的能力。因此当有人向人们讲起真理和正义时,
人们总是会被这样一个疑惑所困扰:对他们讲话的这个人究竟是个狂热者呢,还是位裁判者?
我们应当原谅他们总是特别友善地对待那些“真理的仆人”。
那些“真理的仆人”既没有进行裁判的意志,也没有进行裁判的权力,
却承担起了寻找“与结果无关的纯粹知识”的任务。这种知识,简单来说,
就是那种毫无用途的知识。有很多真理,它们并不重要;有很多问题,
它们并不需要通过斗争来解决,就更不用说牺牲了。在这样一个冷漠的安全领域之中,
一个人可以非常成功地变成一个冷酷的“知识魔鬼”。
然而——如果我们发现一大群博学的研究者在某个对他们特别有利的时代变成了这样的魔鬼,
那么很不幸,通常来说,这个时代可能缺少一种伟大而强大的正义感,
即所谓真理冲动的最高贵的来源。

历史不是别的,它只是这样一种方式:人的精神以这种方式去理解在他看来模糊不清的事实,
将只有天知道有些什么联系的事物联系到一起,用可以理解的东西代替不可理解的东西,
将他自己的因果观念置入也许只有从内部才能被解释的外在世界之中,
在成千上万个细微原因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假设其中存在着偶然性。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别需要,因此,千千万万的倾向跑到了一起,或直或弯,
或平行或交叉,或向前或向后,或互相促进或互相阻碍。它们有着偶然性的各种表象,
而且,与所有自然的影响力不同,它们还使得人们无法确立起历史事件必须遵循的任何普遍路线。

一个人的虚荣心是与他才智的缺乏相匹配的。不,不管怎样还是诚实些吧!
不要假装拥有艺术家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客观性;如果你不是生来就能从事那个可怕的职业,
就不要试图去做到公正。好像每个时代的任务就是要对它之前的每一件事做到公正似的!
各个时代从来没有权利去做它之前各个时代的裁判者,
这个艰巨的任务只会降临到他们之中的极少数人身上。谁逼着你去做裁判?
如果这只是你的愿望——你首先必须证明你能够做到公正。作为裁判,
你必须比那些将被裁判的事物站得更高,可实际上,你只是比它晚一点来到世间而已。
最后入席的客人当然就该坐最后的位置。你想坐上座吗?那就做点伟大而重要的事情——
那么上座也许就是为你准备的,尽管你的确是最后一个到来的。

因此,历史是要由有经验和有性格的人来写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比别人经历过更伟大和更高尚的事,
他就不能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过去的语言总是如神谕一般,
只有当你了解现在并创造未来时,你才能了解它。我们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德尔斐
(Delphi)神谕异常广泛的影响力,即,德尔斐的祭司对过去有着精确的了解。
同样地,只有正在创造未来的人才有权利去裁判过去。当你在眼前设置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时,
你同时也就能控制分析的欲望,这种欲望会使得现在对你而言成为一片沙漠,
并且将所有其余的东西、所有平静地生长和成熟都变得不可能。把你们自己笼罩在一个伟大的、
无所不包的希望之中,并不断奋斗,把你们自己作为一面未来可以在其中照见它自己的镜子,
并且忘掉你是后学晚辈的迷信。你有足够的东西需要思考,并在思考之中发现未来的生活。
但不要让历史向你展示达到未来生活的方式和工具。如果你让自己倒退到伟人的历史中去生活,
你就会在其中发现一种要成熟起来的最高命令,并离开你的时代所提供的摧残性教育体系。
你的时代发现它自身的利益就在于不允许你成熟,这样,趁你还没有成熟之时,
它就可以使用和支配你。如果你想读些传记的话,别去找那些标有“某某先生及其时代”的传记,
而要找那些扉页上题有“一个反抗自己时代的斗士”的传记。用普鲁塔克的著作来款待你的灵魂,
在你相信他笔下的那些英雄时,也要敢于相信你自己。
一百个这样的人——按照与当今教育相对的方式教育出来、熟悉了英雄事迹,
并变得成熟的人——就足以让这个时代喧嚣虚伪的教育销声匿迹。

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如果想要成熟起来,就需要这样一层幻想的面纱、
这样一层保护云。可现在,人们憎恶成熟,因为他们尊敬历史甚于尊敬生活。
他们在胜利之中大喊“现在科学要开始统治生活了”。这也许有可能,
但一个被这样统治着的生活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它不是那种真正的生活,
而且与从前那种不是由科学,而是由本能和有力的幻想所指导的生活相比,
 它更无法对未来作出什么承诺。但这也不是属于成熟、机敏与和谐的个性的时代,
 而是属于能对整个国家最有用的工作的时代。人们将按照时代的需要被塑造出来,
 这样他们很快就能在这部机器中各就各位。他们必须在成熟之前,
 在“共同利益”的工厂里工作,或者干脆不让他们成熟。因为成熟会成为一种奢侈品,
 它会从“劳动市场”上拉走大批力量。有些鸟被人弄瞎了,这样它们就会唱得更好听。
 我不认为今天的人比他们的祖先唱得更好听,尽管我确信他们很早就被弄瞎了。
 不过,人们是用邪恶的手段,即用过于明亮、过于突然和过于耀眼的光芒来将他们弄瞎的。
 年轻人被踢着穿越过数千年,对战争、
 外交和经济都还一无所知的男孩就被认为应该开始学习政治史了。
 我们这些现代人匆匆跑过艺术画廊,匆匆去听音乐会,也如同这些年轻人匆匆跑过历史一样。
 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件事与另一件事听起来不一样,能够说出不同的“结果”。
 而逐渐丧失奇怪和惊讶的感情、并最终对任何事物都感到满意的这种能力,
 就被称为历史感和历史文化。奔涌到年轻灵魂之上的各种影响力是如此巨大,
 被投掷到他身上的野蛮暴力的泥块是如此奇怪和强势,以至于装傻是他能躲避的唯一办法。
 在每一个有着一种更敏锐更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地方,我们也会发现另一种感情——厌恶。
 年轻人已经无家可归,他对所有的观念、所有的道德都感到怀疑,他知道,
 “每个时代各不相同,而你是什么,并不重要”。在一种强烈的漠然之中,
 他任由一个又一个的意见从他身边掠过,理解了荷尔德林(Hölderlin)
 在阅读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
 关于希腊哲学家的生活和学说的著作时所说的那些话:
 “我在这里同样也看到了在我身上经常发生的事,那就是,人类思想和制度的变化与耗费,
 远比人们习惯于称为唯一现实的东西所遭遇的命运更为悲惨。”
 不,这样的历史研究令人迷惑、令人沮丧,它对年轻人不是必需的,就像希腊人所展示的那样,
 甚至是最为危险的,就像现代人所展示的那样。想想学习历史的学生,
 他在孩提时代就表现出所继承的倦怠。他有进行创造性工作的“方法”,有“正确的观念”,
 他的指端具有大师的气派。他把过去一小段孤立的时期标出来用作牺牲品。
 他聪明地运用着他的方法并产生出了某种东西,或者说得更骄傲些,“创造”出了某种东西。
 他变成了“真理的仆人”和历史的伟大领域中的统治者。如果他还是一个孩子时,
 就已经具备了他们所说的成熟,那他现在就过于成熟了。你只需要摇一摇他,
 智慧就会哗啦哗啦地落入你怀中。可这智慧已经腐烂了,每一个苹果上都长了虫。
 相信我,如果人们在科学工厂中工作,而且必须在他们真正成熟起来之前让自己有用,
 那科学就被毁掉了,就好像过早被雇用的奴隶一样。我很抱歉,
 在谈到这种人们也许认为绝不会被经济所玷污的情况时,
 我使用了关于奴隶主和工头的普遍术语。
 但是,在描述新一代的学者时,“工厂”“劳工市场”“拍卖”“实用”这些词,
 以及所有利己主义的助动词都不知不觉地到了我的嘴边。成功的平庸者想要更加平庸,
 科学想要更加“有用”。我们现代的学者只是在一个主题上很有智慧,在其他方面,
 至少可以说,他们不像老派学者那样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沽名钓誉,
 似乎国家和公众意见必定是要让新币与旧币等值似的。搬运工彼此之间订立了一个行业协定,
 一致认为天才是多余的,因为每个搬运工都被重新打造成了天才。后来的某个时代很可能会发现,
 他们的大厦只是搬运而成,不是建筑而成的。对于那些将现代社会对战争和牺牲的呼吁——
 “分工!看齐!”——整天挂在嘴边的人,
 我们可以严厉地说:“如果你们想尽可能加快科学的进程,
 最终你们只会尽可能加快毁掉它。就好像你如果让母鸡下太多的蛋,它就会精疲力竭一样。”
 在过去十年中,科学的发展已经达到惊人的速度,但想想那些学者,那些疲惫不堪的母鸡。
 他们肯定不是“和谐的”物种。他们只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为他们下蛋下得更频繁。
 可尽管他们的书更厚了,蛋却总是更小了。
 这一切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受人欢迎的科学的“普及化”(或者不如说是其女性化或幼稚化),
 是裁科学之衣料以适“一般公众”之身材的恶劣习惯。歌德在其中看到了这种滥用,
 并提出科学只应当通过一种更高贵的行动理想来影响外部世界。
 老一代的学者有正当理由将这种滥用看作沉重的负担;
 而现代的学者也有同样正当的理由欢迎它。因为若是不考虑他们那一丁点儿知识,
 他们本身就是“一般公众”的一部分,而“一般公众”的需要也就是他们的需要。
 他们只需要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便能将他们的小小王国成功地向公众的好奇心开放。
 这种悠哉乐哉的行为就被称作是“学者屈尊谦逊地与人民为伍”,
 而事实上他只是“屈尊”与他自己为伍,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学者,而只是一个平民。
 你们这些知识渊博的人,你们造出一个人民的概念吧,
 你们永远也无法造出一个足够高贵和崇高的概念。你们如果重视人民,就会同情他们,
 不再敢把你们的历史硝酸拿给他们作提神的饮料。可你们实际上非常轻视他们,
 因为你们不敢为了他们的将来做出任何一点合理的努力。
 你们的所作所为就好像一个实用的悲观主义者,那些感到大难临头,
 于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漠不关心、毫不在意的人。“只要地球还为了我们而继续存在就行;
 但即使它不能存在,那也不要紧。”这样,他们的生活就成为一种讽刺性的存在。

一种稍晚一点的相反说法,“记住你得活着”(memento vivere),则说得有点胆怯,
底气不太足,几乎有些不诚实。因为人类仍然恪守着“记住你终有一死”,
并且在对历史的普遍需要中表现出这一点。科学也许可以尽力扑扇着翅膀,
但却从未能获得自由的空气。一种深深的绝望感保留了下来,并被涂上了历史的颜色,
使得所有更高的教育都黯淡无光,垂头丧气。有一种宗教,它认为在人一生的时间之中,
最后一小时是最重要的,它预言了世俗生命的终结,判决一切生物都生活在一出悲剧的第五幕里,
这样的宗教也许能唤起人类最敏锐和最高贵的力量,但它却是一切新的播种、
一切大胆尝试或自由渴望的敌人。它反对所有朝向未知领域的飞翔,
因为它自己在那里没有任何生命或者希望。它只是勉强让新芽破土而出,
在对自己有利之时便让其枯萎:“新芽也许会让生活误入歧途,并给生活一个错误的价值。”
佛罗伦萨人被萨伏那罗(Savonarola)的规劝所影响,对图画、手稿、
面具和镜子搞了一次著名的大毁灭,基督教则会对所有劝人继续努力和信奉
“记住你得活着”的文化做同样的事。并且,如果它不能采取直接的方式,即作为主力上阵,
它还是可以通过与历史文化的联合达到目的,尽管这种联合通常没有得到历史文化的默许。
它一边说着话,一边耸耸肩,将所有新生事物都拒之门外,
并让我们越发感到自己是迟到者和后学晚辈,总而言之,感到自己是生来就有白发的人。
认为一切过去的行动都是无价值的,认为世界已经为审判作好准备——
这些深入严肃的思考已经被削减为怀疑的意识,即,既然要做什么更好的事情已经是太迟了,
那么不管怎样,了解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总归是好的。历史感让它的仆人变得被动又怀旧。
只有在遗忘的时刻,在历史感休眠之时,患着历史狂热症的人才会有所行动。
尽管行动之后,他只是再次分析他自己的行动(这就使得这一行动不会再有任何进一步的结果),
并最后为了历史的目的而将它放到解剖台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生活在中世纪,
而历史仍然是一种伪装的神学,
正如没有学问的外行人在看到博学之士时所怀有的那种敬畏之情通过教士得以遗传下来一样。
人们原来拿给教堂的东西,现在他们拿来给科学,只不过是规模小了一点。
而给予这件事归根到底还是教堂造成的,而不是现代精神。现代精神虽然有一些好的品质,
但却有点吝啬,在慷慨这一美德方面做得并不好。

看看对历史力量的这种信仰,还有那些理念神话的教士,以及他们伤痕累累的膝盖!
所有的美德不是都在追随着新的信仰吗?
如果一个历史的人将自己变成一面所有客观现实的“客观”镜子,难道我们不应该称之为无私吗?
宣布放弃天上地下所有的力量,只为了去崇敬力量自身,这难道不是慷慨吗?
将力量之天平常握手中,观察哪一个更强更重,这难道不是公正吗?
对过去的这种沉思是一所多么彬彬有礼的学校呀!客观对待一切,无所怒,无所爱,
理解一切——这会让人变得温和柔顺。即使一个在这所学校中成长起来的人公开表现出他的愤怒,
人们也会一样高兴,因为人们知道这只是艺术意义上的愤怒与热爱(ira et studium),
但它其实是无恨无爱(sine ira et studi)。

对于美德与神话的这种结合,我的想法是多么过时!但不管人们会怎么嘲笑它们,
也必须把它们提出来。我甚至要说,历史总是教给我们“从前曾经这样”,而道德总是教给我们:
“不应该这样,或者本应该这样。”因此历史就变成了现实中不道德事物的概要。
可如果一个人将历史看作对这些现实中不道德事物的裁判,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一个像拉斐尔这样的人不得不在36岁时死去,这样的事实伤害了道德。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死的。
如果你现在要帮助历史,来做事实的辩护士,
你就会说:“他已经说出了每一样他内心想说的东西,
即使活得再长一点,他也只能创造出一种相似的美,而不是一种崭新的美。”
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这样,你就变成了一个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 diaboli),
将成功、事实当作你的偶像,然而事实总是沉闷无趣,在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头小牛犊,
而不是一位神。你为历史所作的辩护还得益于无知,
正因为你并不知道像拉斐尔这样一种能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ns)是什么,
所以当你想到它曾经存在,并且不再存在的时候,你不会感到激动。近来有些人试图告诉我们,
歌德82岁的生命太长了,
可我仍然很愿意用整车整车新鲜的现代生命时光来交换歌德“太长”时光中的两年,
这样我就可以像歌德一样与爱克曼(Eckermann)进行谈话,
从而完全躲开眼下这些先生的“现代”谈话。和那些伟大的死者比起来,
有权活着的活人真是太少了!大多数的人活着,那些少数人却不再活着,这只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也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蠢事,是“曾经如此”这句干巴巴的话与“本不该如此”这一道德判断对抗。
是的,与道德判断对抗!因为不管你谈论哪种美德——公正、勇气、慷慨,
智慧和人类的同情心——你会发现,具有美德的人总会起来反对事实的盲目力量,
反对现实的残暴统治,并服从一些法则,但却并非那些易变的历史法则。
他总是逆着历史的潮流劈波斩浪,
要么将自己的情欲作为自己生存中最切近的野蛮事实而与它斗争,
要么在自己周围闪亮的谎言之网中训练自己变得诚实。
如果历史只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情欲与错误的体系”,
那么一个人阅读历史就要像歌德希望人们阅读《维特》
(Werther)那样——就好像它在对那人喊道:
“做个男子汉,别学我!”不过幸运的是,历史还为我们保留了对那些伟大的“反历史斗士”——
也就是反对现实的盲目力量——的记忆。
由于颂扬了某些人身上真正的历史性质,历史将自己公开示众。
那些人为了能更愉快和更骄傲地跟随着“因此必须这样”,便很少会担心“因此就是这样”。
不是把他们这一代拉进坟墓,而是建起新的一代——这就是一直驱使他们前进的动力。
即使他们出生较晚,
仍有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让他们忘了这一点——未来的后代也只会认为他们是“先到者”。

上帝的葡萄园!进程!得到救赎!谁没有在这其中看出和听到,
那个只知道“演变”一词的历史文化,是如何故意滑稽地表演它自己,
并透过它怪诞的面具说出一些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话来呢?那个滑头向葡萄园里的工人喊出这话,
其用意何在呢?他们要借着什么“工作”奋勇向前呢?或者,再问一个问题,
受过历史教育的世界进程的狂热者——现在他正在演变之海中游泳和淹没——他必须再做点什么,
以使他能在收获厌恶的时节采摘到这个葡萄园中甜美的葡萄呢?他没有别的事可做,
只是像他原来那样继续生活,爱他曾爱,恨他曾恨,看他总看的报纸。
对他而言,唯一的罪恶就是过得和原来不一样。我们被告知他曾经如何生活,
那张著名的书页用它上面以大号字体印上的句子,高度清晰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而对于那张书页上的句子,我们现代这些有文化的乌合之众全都陷入了盲目的狂喜之中,
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那里读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上面还有着一圈启示录的光环。
因为无意识的滑稽表演者已经要求他们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世界的救赎,
让自己的个性完全屈服于世界进程”。或者再说得明白些——“
对生活意志的坚持被宣布为走上正确道路的第一步。因为只有完全屈服于生活及其痛苦,
而不是怯懦的个人出世和隐退,我们才能为世界进程做点什么。
……否定个人意志的努力既无用又愚蠢,甚至比自杀还愚蠢。
……热爱思考的读者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就能够明白,
一种实用的哲学将会如何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
而这样的一种哲学无法容忍任何与生活的分裂,只能与生活完全和解。”

我信赖年轻人,他们强迫我反抗现代历史教育,强迫我要求人必须首先学会生活,
并且只将历史服务于他已学会的那种生活,从而将我引上正路。人们必须变得年轻,
才能理解这种反抗。鉴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早生华发,他们很难变得足够年轻,
以理解这种反抗的原因。我借助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德国,也就在一个世纪之前,
一种被称为“诗意”的自然本能在一些年轻人身上觉醒了。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
在这以前的世世代代都没有谈论过艺术,无论艺术对于他们来说曾经是多么陌生和不自然呢?
我们知道,与此正相反,他们曾经用尽全力地思考、撰写和争论过它——用
“文字、文字、文字”。赋予这些文字以生命,并不是就意味着造字者的死亡,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然活着。

德国年轻人的教育就开始于这个错误而毫无结果的文化观念。其目的,坦白地说,
不是要培养出自由地受教育的人,而是要培养出教授、搞科学的人,他们希望能尽快利用科学,
并且为了要清楚观察生活而置身生活之外。其结果,哪怕从一个残酷的实用角度而言,
都只是培养出受过历史和审美训练的庸人,对教堂、国家和艺术的旧识新知喋喋不休的人,
能接受一千个印象的感觉器官,不知真正的饥渴究竟为何物的永不知足的胃。
一种有着这样的目标和结果的教育是违背自然的。
但只有那些还没有完全被它淹没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一点,只有年轻人才能感受到,
因为年轻人还有一种天生本能,这种本能正是那种教育首先就要打破的。
但如果轮到某个人来突破那种教育,那么在被叫到的时候,他就必须帮助年轻人,
他必须让理解力清晰的光芒照耀在年轻人无意识的奋斗之上,使这种奋斗成为一种完全的、
能发出声音的意识。他怎么能达到这样一个奇怪的目的呢?

最主要的,是要打破认为这种教育不可或缺的迷信观念。人们认为,
除了我们这个令人烦恼的现实,就没有其他任何可能性了。
浏览一下最近十年关于院校高等教育的文献,你就会惊讶而痛苦地发现,
尽管其中存在着许多犹豫不决和激烈争论,可是所有的改革建议仍然是多么的相似。
你会看到他们是多么盲目地都将(我们所理解的)“受过教育的人”
这种陈旧观念作为这一体系必需和合理的基础。于是就有了这个索然无味的法规:
年轻人必须从关于文化的知识开始,甚至都不能从关于生活的知识开始,
也就更不能从生活及其生活方式开始了。
这些关于文化的知识以历史知识的形式被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中,
这就意味着他的大脑中会充满了一大堆观念,这些观念都是从过去的时代和民族那里得来的二手货,
而不是从直接接触生活中得来的。他希望亲自去体验一些事情,去感受一个紧密结合的、
活生生的经验体系在自己内心成长起来。但他的欲望却淹没在了赝品的海洋之中,
被弄得头晕目眩,似乎他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对远古时代、
也就是最伟大的时代之中最崇高和最高尚的经验作出总结。
而且,同样疯狂的方式将我们的年轻艺术家带到画廊之中,而不是带往某位大师的工作室,
尤其是仅有的大师——大自然的工作室。就好像一个人只要匆匆跑过历史,
他就能发现过去各时代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他们各自对生活的看法似的!
因为如果我们不希望生活中只是些低能者和饶舌者的话,
生活本身就是一门需要彻底勤奋学习和刻苦练习的手艺!

柏拉图认为他的新社会(在完美的国家中)的第一代人需要借助一个“强大的谎话”来成长。
要教育孩子们相信,他们曾经在地下躺着做了很长时间的梦,在那里,
大自然的妙手将他们捏造成形。想反抗过去、想反抗神的工作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就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自然法则:生来就是哲学家的人,体内有黄金;
生来就是战士的人,体内只有白银;而生来就是工匠的人,体内则只有铁和青铜。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既然这些金属不可能相熔,因此这些阶级也就永远不可能相混。
相信这种安排是永恒真理(aeterna veritas),这是新教育和新国家的基础。
因此现代德国人也相信,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文化是永恒真理。
然而一旦强大的德国谎话与下述事实形成对立——即德国人没有文化,
因为他无法在他所受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文化——这种信仰就会失败——
正如同柏拉图的国家会失败一样。他希望得到没有根和茎的花朵,因此他的希望落空了。
这就是简单的真理,一个粗鄙且让人不愉快的真理,但却是一个强大的真理。

我用“非历史的”一词来指代那种能够遗忘、能够在自己周围划出有限视野的力量和艺术。
我称之为“超历史的”力量,它能将目光从演变的进程上挪开,
转向赋予存在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转向艺术和宗教。
科学——因为是科学让我们谈到了“毒药”——在这些力量中看到了相反的力量。
因为科学认为,将某些事物看作完成的、历史的,而不是正在持续的、永恒的,
只有这样一种看待事物的眼光才是真实和正确的,因而也就是科学的。
因此,它极度仇视创造出永恒的力量——艺术和宗教——因为它痛恨遗忘,遗忘是知识的死亡,
它试图去掉视野的一切界限,将人扔进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在这个大海中,
海浪因为带有一种清楚的知识而闪闪发光,而这种知识正是关于——演变!

但愿他们能在那里生活!正如同一次雪崩使城市倒塌,变得荒凉,
人们心怀恐惧地在那里暂时建立起自己的房屋一样,
如果由科学引发的观念雪崩使人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对稳定和永恒事物的信念,
那么生活也会分崩离析,变得虚弱而萎靡不振。应该是生活统治知识呢,还是知识统治生活?
这两者哪一个是更高和决定性的力量呢?不容置疑,生活更高,是统治力量。
因为毁灭了生活的知识最终也将自行毁灭。知识以生活为前提,因此,
就像每个生物都要维持自己的生存一样,知识对于维持生活也有着同样的兴趣。
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看守科学。在科学的卷册旁边,有一套生活的保健法,
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东西是用来对付历史压制生活的自然解药,
它们是治疗历史病的方法。这种解药也许会让我们这些身患这种疾病的人感到一点痛苦,
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选择的治疗方法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看到了年轻人的任务,他们组成了第一代的战士和屠龙者,
他们将带来一种更美好更幸福的人性和文化,但他们自己顶多也就能看一眼那片幸福美妙的乐土。
这些年轻人将既受疾病之苦,又受解药之苦。然而他们相信力量和健康,他们可以自夸,
比起他们的祖先——今天这些文化人和白胡子老头,他们拥有一种更接近伟大自然的天性。
然而,他们的任务是从根本上动摇现在关于“健康”和“文化”的概念,
并树立起对这一堆洛可可式观念的痛恨与轻蔑。
年轻人自身力量与健康最明显的标记就是这样一个事实:
他们不需要从当今文字与观念的铸造厂中找出什么观念和党派标语来标明自己的存在,
而只是凭着自己体内那种行动和战斗、分裂和破坏的力量,
凭着时钟敲响时不断上升的对生活的情感,便能获得信念。
你也许会认为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文化——可年轻人怎么会把它看成是一种责骂呢?
你也许会说他们乳臭未干,肆无忌惮——可他们还不够老,也不够聪明,所以不愿顺从。
他们完全不需要假装拥有一套现成的文化,他们只需享受年轻人的一切权利——以及安慰,
尤其是勇敢且不加思考的诚实的权利,以及一个鼓舞人心的希望的安慰。

我知道,这样一些有希望的生命能够从内心理解所有这些真理,
并通过自己的体验将它们变为一套为自己所用的学说。而同时对于其他人来说,
他们看到的只是一排被盖上的碟子,这些碟子也许看上去是空的——直到有一天,
他们惊讶的眼睛看到这些碟子是满的,所有的观念、
冲动和激情都堆在这些不可能长时间被盖起来的真理之中。我把那些怀疑者留给时间,
时间将说明一切。最后我将转向那一大群有希望的人,
告诉他们从历史病中获得拯救的方式和过程,还要用一个寓言来向他们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
这个寓言能使他们恢复健康,足以重新研究历史,在生活的指导之下用这个三重的方式——纪念式、
怀古式和批判式的方法来利用过去。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会比现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更加无知,因为他们将会忘掉很多东西,
也不再有任何欲望,哪怕是去发现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特别希望了解的东西——事实上,
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看来,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他们缺乏科学知识,
他们对所有优秀和著名的东西漠不关心,拒不接受。但在治疗结束时,
他们又再次成为了人,而不再只是人类的影子了。这很重要。
希望仍在,汝等抱有希望的人,难道没有心花怒放吗?

在某些时代,希腊人处于一种类似的危险之中,他们要被过去和外来的东西压倒了,
要撞死在“历史”的石头上了。他们从来就没有骄傲且不受影响地生活。
在很长时间之内,他们的“文化”是一大堆外来形式和观念的混杂物——闪族的、
巴比伦的、吕底亚的还有埃及的——他们的宗教则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
就好像德国现在的文化和宗教是一切外来民族和过去时代的垂死挣扎一样。
然而,希腊文化并不只是机械的统一体,这要多亏德尔斐的那句神谕。
希腊人听取了阿波罗的意见,反思他们自身、他们真正的需要,而不去管那些虚假的需要,
由此他们逐渐学会了整理好这堆混杂物,这样,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
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后学晚辈。由于听从了那个神谕,
他们经过苦战,增加并丰富了自己继承到的珍宝,
而且,他们成为了将来所有文化民族的祖先和模范。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听听这个寓言。一个人必须通过“反思”自己真正的需要,
来整理好自己内心的那堆混杂物,他需要用自己性格中所有的诚实、
所有的坚定和真诚来帮助自己对付那些二手的思想、二手的知识、二手的行动,
然后,他才会明白,文化不仅仅是“生活的装饰”——也就是对生活的掩藏和扭曲,
因为所有的装饰都会掩盖被装饰的东西。由此,他就会发现,与罗马的文化观念相反,
在希腊的文化观念里,文化是一种新的、更美好的事物,没有内部与外部的区分,
没有习俗和伪装,而是思想与意志、生活与表象的一个统一体。
他还会从他自己的经验中明白,希腊人正是凭借着道德个性上的一种更伟大的力量才成为胜利者,
而每一样走向真诚的东西都是向着真正的文化前进,
不管这种真诚将如何伤害到当今倍受尊崇的教育理想,甚至能粉碎纯粹装饰性文化的整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