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北怀特黑德 - 维基百科 (wikipedia.org)
《1938思维方式》
谨将此书留给我的子孙后代
创造的冲动
重要性
在一切体系化的思想中，都有一种学究气。人们把概念、
经验和暗示（suggestion）抛在一边，一本正经地辩解说，我们当然不考虑这些概念。
体系是重要的，它对于讨论、利用以及批判充塞于我们经验中的那些思想都是必要的。
但是，在做建立体系的工作以前，先要完成一项任务，
如果我们要避免一切有限的体系所固有的狭隘性，那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今天，即使是逻辑本身，也在与体现在形式论据中的发现作斗争，
因为每一套有限的前提都必然指示一些被排除在它的直接视野以外的概念。
哲学不能排除任何东西，因此它决不应从建立体系开始。
它的起始阶段可以称之为“收集”（assemblage）。
这样一种进程当然是没有尽头的。人们所能达到的一切就是强调少数几个范围广泛的概念，
同时注意其他各种不同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在展示这些选择出来优先强调的概念时出现的。
体系哲学是专家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应当对收集的哲学过程加以注意，
以便避免他们本身的褊狭。
在西方文献资料中，有四位伟大思想家，
他们对于文明思想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在哲学收集上所取得的成就，
不过他们每个人都对哲学体系的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四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和威廉·詹姆士。
柏拉图把握了数学体系的重要性，但他的声誉靠的是他的各篇对话中大量含义深刻的暗示，
这些暗示有一半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古体文字造成的误解所掩盖了。
亚里士多德把他所收集到的东西系统化。他继承了柏拉图，将其纳入他自己的体系结构中。
莱布尼茨继承了两千年的思想。
他所继承的前人的各种不同思想实际上比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人都要多。
他的兴趣范围遍及从数学到神学、从神学到政治哲学、从政治哲学到自然科学的广大领域。
这些兴趣以深刻的知识为背景。这要写一部书，其书名应是《莱布尼茨的才智》。
最后，还有威廉·詹姆士，他实质上是一个现代人。
他的才智可以说是以关于过去的东西的学识为基础，
但他的伟大本质上是由于他对当代的观念有惊人的敏感。
他通过旅行、与世界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他自己所做的多种多样的研究而了解了他所生活的世界。
他做过建立体系的工作，但他首先是从事收集。他的理智生活的特点就是反对为了体系而忽视经验。
他通过直觉发现了现代逻辑现在正在仔细研究的伟大真理。
3.对哲学来说不幸的是知识倾向于细节。尽管在企图去把握诸如“重要性”和“实事”
之间的对比之类我们的基本假定时，我们无疑必须求助于我们所继承的知识，
但是在智慧的发展中，有一条伟大的原则经常被遗忘了。为了获得知识，
我们首先必须使自己不受知识的束缚。在我们使论题明确化并具有条理以前，
我们必须大致地把握论题。例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思想为他所受的特殊教育所限制，
这种教育使他在拥有相关经验以前就给予他以体系。因此他的体系是封闭的。
我们必须有体系，但我们应当使我们的体系保持开放。换言之，
我们对它们的局限性应当有所敏感。它在细节方面总会存在有待加以洞察的模糊的“在此之外”。
作为现代欧美西方文明的复杂的思想基础的一般概念，大都来源于对古代希腊人、
闪族人和埃及人遗留给我们的基本观念的各种表达。所有这三个来源都强调我们周围的实事世界。
但是我们所继承的他们的重要性的重点是各不相同的。
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的主要是美学和逻辑方面的东西，
从闪族人那里继承的是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东西，从埃及人那里继承的是实用方面的东西。
希腊人留传下来的是享受，闪族人留传下来的是崇拜，埃及人留传下来的是实际观察。
但是，从地中海东部的文明继承的这种遗产有其特殊形态。
我们关于“重要性”概念作为宇宙中的一个一般因素为这些形态所限制。
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古代世界的种种思想形态来考虑重要性和实事，是近代哲学的头等任务。
重要性是一个种概念，这个概念由它无数个属中的少数几个属占压倒优势而弄得模糊了。
“道德”、“逻辑”、“宗教”、“艺术”这些名词每一个都被宣布为包含了重要性的全部含义。
每一个都表示一些从属的属。但是种的范围超出于任何一组有限的属。
存在着道德与之无关、逻辑与之无关、宗教与之无关、艺术与之无关的整个领域的视域。
由于这一虚假的限制，表达融入自然过程的终极目的的活动便变得琐碎，
成了对道德观念或对思维规则的维护，或对神秘的情感和对美的享受的维护。
这些分化的属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包括世界的目的的最后统一。
过程的种的目的是：在这些属中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是可能的范围内获得重要性。
当然，“重要性”一词在通常使用中会使人不能不想到一种多少有些愚蠢的自傲。
在此，这种自傲使重要性的意义极端琐碎化。这是哲学讨论长久的困难，
也就是说语词必须超出它们在市场上的一般意义。但是，尽管有这种困难，
哲学仍必须以日常生活中的预先作出的假定作为其基础。当我们开始接触哲学时，
就应当排除知识。我们应当依靠从文明的一般社会关系中产生的淳朴概念。
我想用一件偶然碰到的逸事来描绘这种理论。这件逸事在我看来可能与道德无关。
大约在11年前，我的一位少年朋友到了她的10岁生日。我不能说这里说的岁数精确无误。
不管怎样，这位少女现在21岁。我们的友谊一直很亲密。
这孩子的姑祖母在孩子生日这天带她去看英语歌剧《卡门》的日场演出。
她的姑祖母还答应选两个同伴作陪。她选了另一个小女孩和（我很得意地说）我自己。
当剧终我们走出剧场时，她望着姑祖母说：“姑祖母，您看这些人真的是好人吗？”
她的姑祖母和我都用四处寻找载我们回家的小汽车的办法回避回答这个问题。
我现在提出来讲的是我们在剧场的享受与表演中的那些道德考虑无关。
走私者当然是一些不正当的人，卡门就她的行为的细节来说是放荡不羁的人。
但是，当他们在舞台上又歌又舞时，道德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美。
我不是说道德的考虑总是与舞台无关。事实上，有时它们就是剧本的主题。
但是，在音乐声中、舞步中以及剧场的一般欢乐中，道德隐而不现了。
这是一个使哲学家非常感兴趣而使官方检察人员困惑的事实。
我们现在有三千年到四千年文明的相当详细的历史。希腊人（正如修昔底德斯所揭示的）
除了对于几乎是同时代的二三代人的历史外，对于历史是无知的。
埃及人和犹太人不加批判地崇拜漫长的历史。如果希腊人对历史有所知的话，
他们就会批判历史；犹太人如果不崇拜历史记载的话，他们就会批判历史；
埃及人如果不是一些把自己局限于“纯历史”的有常识的人的话，他们也会批判历史。
埃及人运用同样的良知未能概括他们的几何知识，
因此他们就失去了成为近代文明创始者的机会。超越常识有不利之处。
希腊人凭借他们的空想的概括，永远处于童年，这对近代全世界是非常幸运的。
错误的恐慌是进步的死亡，而对真理的爱则是进步的保障。
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历史的任务近来越来越局限于对前后相续的事实的叙述。
这种知识的理想就是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实事上。
那些获得承认的关于因果关系的暗示被局限于对经济动机之类物质事物的陈述。
这种历史使它本身被局限于抽象的神话学。动机的多样性被排除了。
谁没估计到宗教信仰的动力，谁就不能著述宗教发展史。
天主教教会的历史不只是行为的前后相续史，它描绘从思维方式引申出来的因果作用方式。
因此，仅仅作为前后相续的历史研究慢慢失去了生命力。它是一种人为的信念。
事实像汪洋大海，我们力图从各有关时代占主要地位的重要性的特殊形态中找出同格的线索。
离开这些内在于每一时代的兴趣，就不会有语言，不会有艺术，
不会有英雄气概，不会有虔诚。理想虽然处于实事之后，仍然给了实事的发展以色彩。
10.实事是一种抽象，它是在把思维限制于纯形式关系时达到的，而后者又假托为最后实在。
正因为如此，完善的科学就退化为微分方程的研究。具体的世界从科学的网眼中漏过去了。
试以度量的科学概念为例来考察。我们能不能通过权重欧洲的独裁者、
内阁总理以及报纸编辑来说明欧洲的混乱局面呢？尽管可以获得一些有关的信息，
这个说法依然是荒谬的。我不是主张科学的无关联性。这样主张是愚蠢的。
例如上面说过的人们的体温的常规记录可能是有用的。我所指的是这种知识不够完善。
每一种社会制度实现着各种不同方式的兴趣。其中有些是占优势，有些处于背后。
18世纪不仅仅是理性的时代，16世纪也不仅仅是宗教狂热的时代。
例如，研究宗教改革的混乱局面而不牵涉到美国、印度、土耳其，
也不牵涉到民族主义的兴起，不牵涉到印刷术近来的普及，那是可笑的。
这些因素的关联性在于它们改变了流行的重要性的方式，而后者是与宗教兴趣相交织的。
宗教和道德的盛衰无常的历史，是把它们撇在一边、
而推崇科学的较为稳定的一般性的那种广泛愿望的主要根据。不幸的是，
由于自负要把宇宙看作是平凡事物的体现，这必然对美学、宗教和道德概念产生冲击。
这些概念既是瓦解又是促进文明的力量。它们推动人类走上升的路，也推动人类走下坡路。
当它们的活力减弱时，一种慢性的衰退便发生了。新的理想接踵而至，
并使社会行为的活力跟着它们增加。
注重实事意味着把枯燥乏味的东西抬到首位。对这种胜利的任何接近，
就是给知识“一种不固定的和一种与世隔绝的品格”，
这种品格避而不强调诸如宇宙对个人经验的影响而揭示出来的那些本质联系。表达
本讲涉及包含在表达这个概念中的各种不同观念。更为一般的重要性概念是由表达所设定的。
某些东西必然会弥漫在可以造成某种区别的整个背景下。但这两个概念之间却有不同之处。
就重要性与宇宙的关系来说，它主要地是一个一元概念。重要性如果局限于有限的个体情境，
就不再是重要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重要性是从有限的东西中的无限性的内蕴中推导出来的。
但是表达是以有限的情境为基础的。它是有限性将自身印记于其环境之上的那种活动。
因此它起源于有限的东西；它还将有限的东西的内蕴（immanence）
体现于处于其自身之外的其众多同类者之中。这二者（即重要性与表达）一起，
既是宇宙的一元方面的见证，也是它的多元特性的见证。重要性由作为一的世界通向作为多的世界，
表达则是由作为多的世界给予作为一的世界的礼物。
举一个例子。愤怒引起身体激动，这种激动又以适当的语言形式或者以其他激烈的行动方式表达出来。
我们可以让生理学的各个不同部门的生理学家去分析由此引出的各种特殊的身体活动。
哲学家应当力戒侵犯专门研究。它的职责是指出供研究的领域。
有些领域多少世纪以来没有研究过。它们缺乏卓有成效的开端，
或者人们对它们也许从来没有产生过兴趣。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给一种动物的身体，即高等动物的身体下过定义，
并且指出了需要探讨的种类。当然，人类从事这一研究已有数千年。
不过对它们的全部意义还缺乏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唤起这种意识，
然后与所有这一切专门研究的结果协调起来。
一个发怒的人除非掺杂了其他情感，通常不会对着整个宇宙挥拳。
他做出一种选择，把他旁边的一个人撞倒。然而按照引力定律一块石头却无偏无倚地吸引着宇宙。
自然科学具有无偏性，所以它不能作为动物行为的唯一解释者。
诚然，这块石头落在一块特殊的地上。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这一周围的宇宙表示一个微分方程的特殊解法。这个人之挥拳是出于一种情感：
寻求宇宙中的一种新特征，即他的对手的摔倒。就这块石头而言，为普遍规律所支配；
就这个人而言，必须以个人的满足来解释。这些享受受到普遍规律的约束，
但是它们与其强度相适应而超越普遍规律，它们还引起单个的表达。
意识是高等动物的享受的选择性的第一个例证。
它是从将生理功能的各种活动协调起来的表达中产生的。有一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即：
我们自觉地观察在我们周围起支配作用的自然界的那些活动。情况恰恰相反，
感觉意识并不易于区分它对于具体的身体功能活动的依赖。
做到这样的区分通常意味着身体不健康。如果我们观察我们内脏的活动，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出了毛病。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的无限复杂这一点看作是不成问题的。
认识论的第一原理应当是：我们对于自然界的关系的不确定的、
易变的方面是自觉地观察的首要论题。这不过是常识。因为对于它们我们知道如何对付。
有机物的持久性是依靠它们自身的动量来维持的：我们的心脏跳动、我们的肺呼吸、
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胃消化。对于这些基本活动加以注意，需要有高级思维。
高等动物已经显示出了一些对自然界的表面关系。例如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
这些联系可以相应于它们的高级性质而改变。例如，只要我们闭住双目，
视觉经验就消失了。我们可以遮住我们的耳朵，听觉因此消失了。
作为精密科学基础的经验完全是表面的东西。
瞎子和聋子能够做出人类生活中许多了不起的事情。他们被夺去了人类生活的拐杖。
公路上的交通信号灯对于执行现代任务是有用的。但是没有汽车，
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有伟大的文明。
然而，虽然这些感性经验之中任何一种对于有机体的存在都不是必不可少的，
其整体则是高等动物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人类与具有类似能力的动物的区别在于他们有直接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这要求有一种能够想像的概念的力量和一种能够发生作用的实际力量。
感性经验的作用在于它们是易于驾驭的。
动物引发和加强了它们与自然界的联系的表面方面，
它们由此获得了一种了解世界的易于驾驭的手段。人的心灵是有机体的核心，
它所关心的主要是人的存在的细微末节，它并不轻易去沉思身体的基本功能。
它不是注意身体对植物性食物的消化，而是抓住阳光照在叶子上的光彩。
人的心灵是诗歌的源泉。人是宇宙的产儿。他们具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进取心和不合理的希望。
一棵树的不移的活动仅仅是为了活下去。一只牡蛎与此有了一些细微的区别。
依此，活下去的生活目标在人那里就变成了为了各种各样有相当价值的经验的生活目标。
哲学的陷阱在于专门注意这些易于驾驭的关系，而忽视了自然界的基本的必然性。
于是思想家们拒绝我们内心的模糊的经验，
而喜欢仅仅玩弄与对基本实在的虚构相联系的各种不同的感觉。我现在认为，在我们的整
个经验构成中包含了我们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及由行将产生的事物构成的新关系。
现在继承了过去，建构了未来。但是，持久性的程度和必然稳定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
许多世代以来，人们试图把我们的终极见识解释为仅仅能说明感性印象的东西。
的确，这个思想派别可以直接追索到伊壁鸠鲁。它可以援引柏拉图的某些词句。
我认为这种哲学理解的基础类似一种阐述完全是由公路上的交通信号灯
衍化过来的现代文明的社会学的努力。车辆的行驶是由这些信号灯调度的。
但是这些信号灯不是交通的原因。常识证实了这一结论。因此这种说明绝大多数是没有必要的。
上世纪流行的认识论所否定的正是这种直接的见识。它就其细节说虽然模糊，
但仍是一切合理性的基础。兴趣和重要性是精确地区分感性材料的主要原因。
交通信号灯是交通的产物。
重要性产生兴趣，兴趣导致区分。这样兴趣就增加了。兴趣和区分这两个因素彼此推动。
最后，意识逐渐地、断断续续地发展起来了。它成了推动的另一动因。
4.这一讲的主题是表达。因此我们现在来谈一个突出的例证，
说明人类怎样把他们与世界的易于驾驭的联系虚构成一种表达手段。
语言是人类天才的胜利，它甚至越出错综复杂的现代技术。
它表现出了维持了两万年之久的普遍的理智。值得注意的是：
在看和发声这两个不可兼得的东西中，发声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媒介。
也许曾经存在过手势语言。这种语言的确有迹可寻。但是手势语言有一个弱点，
即人们在使用这种语言时不能做很多别的事。发声的优点在于我们在讲话时四肢可以自由活动。
但是，不自觉地利用发声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手和臂是身体不那么必要的部分。
我们没有它们也能生存。它们与身体的存在并不休戚相关。而在发声时肺和咽喉都发生作用。
所以在说话时，就有肤浅、并易于控制的表达散播开来，而且，
有机体存在的模糊的内在性的感觉也被激发出来。因此发声是有机体存在的深层经验的天然符号。
这种实在的感觉对于符号论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当面交谈比听录音更有价值。
如果大学里的各个系可以被五十部留声机和几千张唱片取代，那是最经济不过了。
我们的确可以认为16世纪出版的书取代了大学。其实恰恰相反，
16世纪和17世纪是教育基础发展中的一个积极时期。实在的感觉单靠感性材料
（无论是听觉或视觉材料）绝不可能恰如其分地证实。存在的联系性所涉及的是理解的本质。
语言有两种功能：与他人交谈和与自己交谈。后一种作用往往被忽视了，
所以我们打算首先来研究它。语言是从一个人的过去到一个人的现在的表达。
它是与过去的实在紧密相联的感觉在现在的再现。因此过去的经验在现在仍然清晰。
这种清晰性得之于非常确定的感觉材料。这样，清晰的记忆是语言所赋予的，
而语言被看作是从一个人自己的过去到一个人自己的现在的表达。
其次，通过接受说话人的连贯的句子，
可以利用共同的语言将听众的以词表现的片断的过去的经验重新结合成为一种新的、
富有想像力的经验。因此，在语言的两种作用中，直接的、富有想像力的经验大大增加了，
并且带有实现或可能实现的标记。
例如，试考察一下本讲开头举过的关于一个发怒的人撞倒他旁边的人的平常例子。
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样一番景象做出一个图画想像。
但是，想像的感觉之流并不是我们的思维的本质所在。
一个事件能够以许许多多方式引起感性图式。它既可以在白天引起，也可以在夜晚引起；
它既可以在大街上引起，也可以在家里引起。
各种各样的态度中每一种对于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是无偏的。
但是，在所有这些模糊的感觉材料中，都肯定了接连不断的事件之流。
这样就使发怒的人的拳头完全扰乱了他的被害者的身体的稳定性的功能活动。
这不是一种受到肯定的感觉之流，而是作为发怒的人的表现结果的身体的摔倒。
同时，一个人发怒无疑会影响到他自己的身体的活动。
用显微镜作精密的生理观察能够给观察者提供许多视觉材料。
其次，试考察由一个人打倒另一个人的概念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感性图像。
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是什么呢？它们本身不过是视觉材料的不同的结构。
它们的统一性是由它们所暗示的世界的联系过程的类型所构成的。
如果抛开这个专门的例证，那从同一种行为得出的不同的感性经验就有统一性，
也就是行为的同一性中的统一性。解释可以用不同的语言，
可以加之于视觉或听觉材料的各种不同的转化形态上。但这些解释仍是指同一种行为，
而行为也可以不是纯物理的。英雄气概、勇敢、爱憎都可以描绘发生的事物的特点。
语言的本质在于：它利用了经验中的这样一些因素，后者最易于抽象出来供人自觉接受，
也最易于在经验中再现。经过人类长期利用，这些因素与它们的意义联系起来了。
这些意义包含了极为多种多样的人类经验。每一种语言都记载了一种历史传统。
每一种语言是利用这种语言的社会制度下表达的文明。语言是表达的系统化。
在所有这些表达思维的方式中，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人们甚至认为语言就是思维，
思维就是语言。例如句子就是思维。许多学术著作都默认了这一理论。
有不少学术著作明白地阐述了这一理论。
如果采纳了关于语言的这种极端理论，那为什么可以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
或为什么在同一种语言中可以将一个句子转述为另一个句子，就难于理解了。
如果一个句子是一种思维，那另一个句子是另一种思维。诚然，任何翻译和转述都是不完善的。
但是，如果一个词，或者一个音节、一个词序不是同一的，
那怎样达到这种不完善的翻译或转述呢？如果人们求助于语法，那就是求助于一种处于词、
音节，或词序之后的意义。我们有些人力图发现表达我们的观念的词。
如果词和词序结合起来构成观念，那这种努力如何产生呢？
这样我们就会一方面力图获得观念，另一方面又意识到未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观念。
现在让我们承认语言不是逻辑思维的本质所在。但是这一结论必须仔细加以限定。
如果没有语言，思维的维持、思维的从容恢复、思维的交织为更为复杂的东西、
思维的交换，都要大大地受到限制。人类文明是语言的结果，而语言又是向前发展的文明的产物。
思维的自由是由于语言才得以可能，因为正是由于语言，
我们完全摆脱了主观心情和客观条件的直接性的束缚。
我们西方关于自由的概念是从雅典人那里继承过来的。
他们运用了一种因其精致的变化而最为优秀的语言。这一点绝非偶然。
否认语言是思维的本质所在，并不是肯定离开与语言协调的其他活动思维是可能的。
这些活动可以称为思维的表达。如果这些活动满足了一定条件，它们就被称为一种语言。
这几讲的总的题目是讨论思维与它的各种表达活动的相互制约。
这些情感的和物理的活动的历史比思维的历史悠久。当思维处于胚胎中时，
这些活动就已为我们的祖先所有了。思维是与它同时发生的这些活动的产物，
而当思维出现时又改变了这些活动。与表达脱离的纯思维概念是知识界的虚构。
思维是兴奋的一种巧妙的方式。它像一块石头投入水池一样激起我们整个存在的波澜。
不过这个比喻不恰当。因为我们应当把波澜看作是投石入水引起的东西。
波澜引起思维，而思维扩大和歪曲了波澜。为了理解思维的本质，
我们必须研究思维与思维在其中发生的波澜的关系。
5.但是，撇开关于思维的起源和结果的这些细微的区分，而就通常以最单纯的方式所理解的而论，
语言表现为思维在习惯上的结果和思维在习惯上的显现。为了理解思维的方式，
我们必须努力返回到心理学。因为心理学造成了语言的文明。
如果人们想反过来表述，那就是造成文明的语言。
首先需要指出，我们现在运用两种形式不同的语言，即有声语言和可见语言。
人们既有口语，也有书写语。书写语的出现为时不久。
即使我们承认原始的图像中有书写语的模糊的先兆，书写语的历史也不过一万年。
但是书写语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思维的有效工具，大概顶多只有五六千年。
作为人类经验中的一个因素的书写语可以与蒸汽机相比。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不久的、
人工的因素。口语的历史和人性本身一样悠久。它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因素之一。
不过我们不要夸大。现在，如果口语在意外的情况下丧失了，
还可以用其他办法把人的全部经验引导出来。但是，口语由于发展成了一种一般的社会成就，
因而仍是人类的成长中一个主要的创造因素。口语是人性本身，
它没有一丝一毫书写语所有的那种人工因素。
最后，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我们现在已非常习惯地把书写语和口语混杂在一起。
当我们讨论语言时，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指的是口语还是书写语，或者二者的结合。
但是，口语和书写语的这种结合是非常新近的事。大约在五百年前，
能够阅读的只有少数人，至少在欧洲人当中是如此。
这一点是宗教的象征意义以及客店和商店挂有图的招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大贵族的纹章是书写的代替物。书写对于语言的心理学的影响是文明史上被忽视的一章。
口语在它表现于动物和人类的行为的胚胎阶段，其变化是在情感表达和信号之间发生的。
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它很快变成二者的混合物。在语言的越来越精确的发展中，
口语保留了这三个特征，即：情感表达、信号以及二者的相互结合。
但不知为什么，在发达的文明的理性化了的语言中，这些特征却消退到背后了。
它们使人想到失去了其支配地位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不注意语言的功能中的这种微妙的变化，
我们就不能理解三千年以来的新近的文明中的思维方式。
对于语言预先作出的假定是各式各样的。
语言在产生时对于直接境况有一种起支配作用的关系。不管它是信号还是表达，
它首先是对于这一环境中的那种境况的这种反应。在语言的起源中，
直接当下的特殊性是所表达的意义中的一个突出因素。种名“鸟”仍以未分辨的意义为基础；
在某种另外的机缘下，即使这些特殊的鸟也不过是模糊地被感觉到。
语言首先所表达的是此时此地在这些环境中注意力指向这些鸟。
语言从某种特殊环境下作出的假定中逐渐达到了它的意义的抽象。
法语辞典于一定日期在巴黎出版这个事实与词的意义在辞典中所得的解释是没有关系的。
与英语“绿色”这个词同义的一个法语词的意义正是“绿色”，
而这与欧洲或行星系的状况没有关系。“绿色”就是“绿色”，此外别无意义。
人们一旦按照这个词的意义理解了这个词，就没有什么再可说的了。
当然，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文明得多。他们只能想像与某一特殊的春天的早晨有关的绿色。
我们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记忆能力以及推测能力无疑是不断提高的。
我们不能以生于能够撇开春天来谈论绿色的人当中这一点而过分沾沾自喜。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记住一条警告：什么都不要过头（Nothing too much）。
只要语言主要是口语，那对于环境的某种特殊性的关系就是最主要的关系。
试考察“一个温暖的日子”这句话。在按标准辞典解释的书籍中，这些词具有与地球转动、
太阳存在以及科学的湿度理论相关的一般化意义。现在我们撇开辞典，
忘却一切科学的枝节，那样，根据专门知识得出的这种抽象，
用“一个温暖的日子”这个不由自主说出口的话表示的经验，
与得克萨斯的说话人或者北海之滨的英国的说话人的经验就会大不相同。
但是意义的同一性仍是存在，什么都不要过头。
我们必须把语言理解为对作为知识的基础的有同一性的东西（identities）作出表达，
理解为对与环境相关联并作为存在的本质的特殊性作出假定。口语耽于社会交际的直接性。
书写语藏之于册，它抽出了显著的环境而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被打开阅读。
在此我们发现了写和讲融合的例证。朗读是一种艺术，读者可以读得大不相同。
这样环境的直接性与书写的抽象性就发生关系了。
语言的发展所固有的抽象有其危险。它使人脱离直接世界的实在事物。
它脱离了平衡的重点，而终结于那些机敏的人士的琐事之中。
然而，尽管有许多危险，文明的最后兴起还是由于这种抽象。
这种抽象对概念经验作出了表达，概念经验潜在于整个自然界，
尽管是以与平均事实非常符合的形式保持下来的。在人类那里这些概念经验是协调的。
它们通过其整个环境表达自己。这种协调有审美的和逻辑的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将成为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最后需要对我们今天下午讲的作个总结。这一讲不外是将一些古老的文明思想加以翻新，
而这些思想所涉及的是从地球上生命视域中所看到的宇宙的发展。
在比较近代思维和古代记录时，我们必须记住翻译的困难，
以及任何一个力图获得处于市场的日常语汇之后的思维的语言表达的思想家的困难。
例如，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英语木材（wood）一词来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词汇，
并且一定要给这个词以最准确的意义，那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的认识就会大不相同。
显然，在三千年以前就有一些深刻的思想家，
他们的想像受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肤浅的表现形式的束缚。
但是，我们能够从缺乏想像力的学者所编辑和改编的记载中
识别从地球上生命视域中所看到的宇宙进化概念。我们能够识别包含了大量的物理等级、
植物和动物等级的分类，识别最后产生的人类生命。
我们也能够识别根据给事物命名的天真的、幼稚的想法而把语言和人类经验的产生交织起来的概念。
事实上，整个古代的想法都是极为单纯的。但是，
近代翻译的夸张的一般性所达到的不外是避免各个不同阶段之间的过分
确定的区分以及对所包含的动因的过分简单化。
本讲是根据内蕴，根据作用和反作用而写成的。它关于人性的最后结论是：
人类的精神活动和人类的语言彼此创造。如果我们想肯定语言的产生是一个给予的事实，
那说人类的心灵是语言给予人类的礼物就一点不是夸大。
理解
有一首关于约80年前剑桥三一学院院长休厄尔博士（Dr. Whewell）的诗。
这首诗是人所共知的。其中写道：
我是这所学院的主事，
我所不知道的东西，
就不是知识。
这种态度在知识界中一直流行。它使想像的思维枯竭，从而阻碍了进步。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理解的宽度变窄了。十九世纪是一个取得了伟大成就的时期，
这些成就可谓数不胜数。但它未能产生对于各种各样的兴趣、
各种各样的潜在的东西都有敏锐的认识的学者。它在应当力求理解的地方却做了批判和推翻的工作。
每一个时代的兴趣的详细状况，从这个时代以外的眼光来看，
是理解的深度和状况的琐碎的一种粗糙的混合。但是为了理解存在的本性，
我们必须把握这样一种深度的本质特征，这种深度超出一切错误的细节，
它是该时代可以识别的生活的上升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此必须补充另外一种限制，
那就是如果有上升的话。
上世纪是文艺复兴时代在产生它的后继者时所受的种种痛苦中的最后阶段。
文艺复兴时代本身就有一些妨碍智慧的兴趣正常扩展的限制，
它起源于看作是文明的生父的希腊人的学识。毫无疑问，欧洲之受惠于希腊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
但是，希腊思想，即使扩展为希腊—希伯来—埃及思想，
毕竟只代表重要性的多方面的方式的一个有限的方面，而重要性一直在人类意识的边缘产生推动力。
我们必须进一步努力来求理解。在十九世纪，希腊学者显得比最优秀的希腊人狭隘，
基督教学者显得比最优秀的早期神父狭隘，科学家显得比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创始人狭隘。
总的说来，十九世纪所知道的比希腊人、神父和科学的创始人加在一起所知道的多得无可比拟。
但是，现代人对于潜藏于背后的大量可供选择的东西（伟大的或令人憎恶的，
伺机推翻我们的肯定时间不长的传统的）失去了感觉。
如果文明需要存在下去，那扩大理解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哲学的最大困难是语言的失误。人类的日常交际所涉及的是变化万千的情况。
没有必要提及自明的事实。因此，在比较固定的空间关系成了自觉分析的题目以前，
狩猎场成千年被描绘于洞壁上，当希腊人需要表达自然界的现实事物的终极特征的名词时，
他们就不得不利用水、气、火、木之类的名词。
当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巴勒斯坦、从巴勒斯坦到埃及的古代世界的宗教思想
需要用之于表达宇宙的方向的最高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为一切秩序所依赖，
它给重要性以意义）的名词时，他们除了模仿统治尘世帝国的暴戾的、
自负的和专横的暴君的特征外，找不到更好地表达本身的办法。在文明宗教的起源中，
神类似于专制君主。我们现代的礼拜式仍有这种痕迹。
这种陈旧概念的最有力的否定散见于佛教教义和基督教福音书中。
对于有限的个人来说，存在着根据其本身的经验对于新事物的渗透，
而对于细节的选择则服从个人由以诞生的因果关系。
哲学有在属于无限者的观点和属于有限者的观点之间摇摆的倾向。
因此，尽管理解是不完满的，只要模式已被识别出来，它就是模式的自明性的证明。
同样，对于有限的经验来说，推理是进一步渗透这种自明性的成就。
部分地被理解的模式，按照它所排斥的东西较之按照它的完成所蕴涵的东西，
要更为确定。按蕴涵而言，完成的其他方式是无限的。但是，
只要存在着加之于未完成的发现的任何确定性，就肯定有一些因素被排除在外。
逻辑之以不相容性概念为基础，是大约在二十年前由哈佛大学的亨利·舍菲尔
（Henry Sheffer）教授发现和提出的。舍菲尔教授还强调指出模式概念是逻辑的基本概念。
这样，就使数理逻辑获得了一个重大的进步。
第一，如果把逻辑建立在不相容性概念的基础上，那肯定引入了关于有限者的概念。
因为正如斯宾诺莎所指出的，有限者就是排斥了可与其本身比较的其他事物的东西。
因此，不相容性把逻辑建立在斯宾诺莎的有限者概念的基础上。
第二，正如舍菲尔指出的，从这个不相容性概念中可以得出否定概念和推理概念。
这样就为整个逻辑运动做了准备。我们可以指出，
逻辑的这种基础意味着破坏这个概念更加类似有限的精神，
而和谐的结合这个概念则是从一元论的宇宙这个概念中引申出来的。
哲学的任务是使世界所表现的这两个方面协调起来。
第三，逻辑的这种基础启发了我们对于过程的理解，而过程是我们经验中的一个基本事实。
我们处于现在，这个现在是变化不居的。它源于过去，孕育未来，而且正在通向未来。
这就是过程。而在宇宙中，过程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5.但是，一切事物如果能够结合起来，那为什么会有过程呢？
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体现了一种对过程的否定。按照这种回答，过程不过是现象，
对于终极实在来说没有意义。在我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不适当的，
为什么不变化的事实的统一能够引起变化的幻想呢？可以肯定地说，
满意的回答一定体现了一种对于将变化和永恒（二者相辅相成）交织起来的理解。
这种交织是一个基本的经验事实。它是我们关于人格的同一性、
社会的同一性以及一切社会学上的功能活动的概念的基础。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不相容性和过程之间的关系的另一方面。不相容性指的是：
构成一对命题各自的意义的事物的两种状态不可能并存。
它否定了这些意义之间的一种可能的连接。
但是，这些意义却结合于关于不相容性的判断本身之中。这是一种混乱。
当柏拉图让他的著作中的一个人物说“非存在是一种存在”的时候，他提到了这种混乱。
我所得出的结论是：“结合”（together）一词以及所有表达一般连接的词，
如果没有一定的说明，就是非常混乱不明的。例如，“和”
（and）这个普通的词就是含混不明的所在。使人感到非常惊异的是：
对于表达连接的词的含混性作的分析太少了。这些词断送了推理的确切性。
遗憾的是：在用最完美的文学形式表达的句子中这些词用得很多。
因此，一种美妙的文学体裁并不能保证符合逻辑上的相容性原理。
在阅读哲学文献时，对于表达连接的每一个词都必须仔细加以思考。
如果它在同一个句子中用了两次，
我们能不能肯定这两次运用体现了至少足以进行讨论的同样的意义呢？
我认为，古代和近代逻辑中的一些有名的矛盾是从这种含混不明中产生的。
许多形式上非“连接词”的词表达了连接的意义。例如，“类”（class）
这个词具有“和”这个词的各方面的含混不明之处。
对于模式的理解以及对于包含于各种不同的模式中的连接词的理解，
以对这些含混不明之处的研究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哲学文献是非常天真的。
许许多多的有力的和使人信服的论证都落进了这个陷阱之中。
只要我们满足于高度的抽象，就可以达到一种不难的理智的相容性。
纯数学是依靠这种严格的抽象而获得成功的主要例证。
其次，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最后揭示出来的数学的重要性阐明了一种理论，即：
有限的人类理解的进步主要依靠某些适当的抽象以及这种抽象中思维的发展。
由于这种方法的发现，最近三千年间产生了作为现代文明的进步的科学。
6.但是，这种发现是逐步获得的。这种方法甚至到现在还没有被破解。
学者们以极其轻率的态度来对待思维的专门化。人们几乎一致认为，
专门化的增加使关于环境的视域的假定（这对开创阶段已足够了）成了单纯而自然的东西。
人们也不可能清楚地了解任何专题的扩大会使全部意义发生彻底的变化。
科学的对象扩大了，它对宇宙的关联性就会缩小。
因为它预先假定了一种更为严格限制了的环境。
有限的科学的清晰性和其外的黑暗的宇宙之间这种绝然分裂本身就是一种撇开了具体事实的抽象。
例如，我们可以探讨我们预先作的假定。就专门的自然科学来说，我们假定几何学。
然而是哪一种几何学呢？存在着许多种几何学。
事实上，可供选择的几何学的数目是无定限的。我们要选择哪一种呢？
我们全都知道，这是最近三十年来使自然科学感到厌倦或者受到鼓舞的论题。
许多科学家最后都在得出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论。但是，这当中也发生了一种怀疑。
我们怎么知道只有一种几何学适合于自然界的复杂的事件呢？
也许三维几何适合于一类显相，十五维几何为另一类显相所需要。
离开细节，离开体系，哲学观是思维和生活的真实基础。
我们所注意的那些经验以及我们推到不必注意的背后的那些观念支配着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恐惧、我们对行为的控制。只要我们思想，我们就活着。
这就是为什么哲学观念的收集超出了专家的研究范围。它铸造了我们的文明的类型。活动
视域
例如，各个在辞典内各具有意义的单词以及各个为句点所限定的单句，
都暗示了一切撇开环境的完全抽象是可能的。这样，
就使人们易于认为可以把哲学问题看作是对于事物的相互联系的理解，
而每一种事物离开与任何其他事物的关系仍是可以理解的。
2.这个预先作出的假定是错误的。我们将其撇开，并认定每一个实有，
不管属于何种类型，在本质上都包含了它自身与宇宙的其他事物的联系。
我们可以把这种联系看作是从这个实有看的宇宙，不管它是处于完成中还是处于潜在中。
我们可以把这种联系称为这个实有的宇宙的视域。例如，对于三这个数字、
蓝这种颜色以及任何一个实现了的事实的某种确定的情境的宇宙，就都存在相应视域。
任何一种质的抽象（例如一个数字、一种颜色）的每一种视域都包含了数量无定的不同的潜在事物。
另一方面，事实性情境的视域都必然要消除包含在与这一现有情境中的事实的实现相关的其他事实，
还要减少未来的其他事实，因为这种情境作为其当代世界的一个成分，
是制约其自身以外的未来的因素之一。
3.最简单的关于存在类型的理论是认为某种极端类型不以其他事物为转移而独立存在。
例如，希腊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在对于诸如数、几何关系、道德品格等质的抽象，
以及较高级的感性知觉的质的展现上，似乎赞成这种理论。这就是说，按照这种传统，
既然我们从我们的经验中抽出了此地、此时、此种环境中的事件的非理智的特殊性，
那剩下来的就是一种有自我同一性、区别性和本质的相互联系的残余物，
它与事件的推移没有本质的联系。按照这种理论，作为这种舍弃转化因素的结果，
我们就会把注意力集中于关于形式的永恒领域。在这个想像的领域中，没有推移，
没有丧失，没有获得。它本身是完成的，它是自身支持的。因此它是“完全实在的东西”的领域。
这是哲学中常有的一种想法。它绝没有离开希腊思想多远。
后来，它把希伯来因素转化到基督教神学之中。
我们必须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假定这个撇开了推移、丧失、获得的关于形式的领域。
例如，直到十二乘十二为止的九九表是这个领域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
在我们关于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东西的一切思想中，
我们都假定九九表是从本质上对历史过程作质的规定的东西，而不管这个过程的时间所指。
它总是在近处，不会离开。只要我们的见解是清晰的，就有这种确定的知识的因素。
但是，我们的见解怎样才能清晰呢？
这个关于超时间的形式领域的概念引起了一些修辞学上的、窃取前提的语汇，
如“自身支持的”、“完全实在的”、“完满”、“确定性”。
让我们按相反的顺序来研究这些语汇。我们会在算术上犯错误。
我们可能误解数以及数的相互联系的真实意义。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伟大数学家们误解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
例如，在关于无穷小的概念、运用无穷级数时必要的谨慎概念以及关于复数的理论上，
他们的发现就充满了错误。
最后，我们把“自身支持”和“完全实在”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加以考察。
每一种形式按其真实本性说，都关系到某种实现。像“五”和“六”
这样的数概念关系到将它们加以例解的事物的概念。
把到六为止的数的概念看作是存在于真空中，那是愚蠢已极。
在某种意义上，泥泞关系到泥土，罪恶的形式需要罪恶的事物。
因此，形式实际上关系到它们自身以外的东西。把任何没有本身以外的含义的
“绝对实在”加于它们之上纯粹是幻想。形式的领域是潜在性的领域，
而“潜在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一种外部意义。它关系到生命和运动，关系到包含和排斥。
它关系到希望、恐惧和意向。把这种说法说得更一般一些，它关系到欲望。
它关系到将形式加以实现并且超越形式的现实性的发展。它关系到过去、现在和未来。
其次，任何事物都是某种以其本身的方式作为实在的东西的事物。
当人们把某种事物归属于非实在的东西时，他们不过是在设想一种有“某种事物”
没有归属在内的实在类型。但是，作为实在的东西并不就是作为自身支持的东西。
此外，实在的方式是相辅相成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说明各种不同的存在类型彼此之间的关联。
我们不能穷尽这些类型，因为它们为数无限。
但是我们能够从在我们看来是作为两极的两种类型开始，
然后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类型为了表达它们彼此的相互关联而需要其他类型。
高等动物的经验的这三种特征（近似的精确性、性质上的确定、本质的忽略）
共同构成了意识的核心，在人类经验中就是这样。
亚里士多德逻辑就是建立在对抽象意识、
即“撇开与外物的任何关联而对这种性质作出例证的那种实有”的这种原始解析的基础上。
科学实践也是建立在关于省略的同样特征的基础上。为了精确地进行观察，
就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观察上，撇开一切与经验的方式无关的意识。
但是并不存在不相关性。这样整个科学就是建立在被忽视的关联方式的基础上的，
后者仍然支配着接受这些科学的思维方式的社会集团。由于这一原因，
体系化的知识的进步就有两个方面。一种进步是发现这种体系所承认的结构的错综复杂的情况；
还有一种进步是发现体系的局限性，因为体系略而没有指出它对存在方式在环境上的协调的依赖，
而这些存在方式与体系内的实有具有极为重要的关联。由于一切事物都是相联系的，
任何忽视了某些事物的体系都必然受到这些局限性的损害。
如果我们想到整个欧洲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讲演所讲的是这个问题，
那这是一个抱负过大的目的。它几乎讲了二千三百年了。这一讲的标题没有提到秩序。
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它的对象大部分与数学有关。为什么柏拉图坐下来写一篇
关于善的讲话稿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数学，按照我们自己今天的观点来考察一下是有价值的。
我们现在不涉及在那一篇讲话中所谈的精确的数学理论，
甚至也不涉及数学与柏拉图所设想或误解的形式的精确关系。
我们的题目是秩序与善的关系以及数学与秩序概念的关系。
乍一看来，关于九九表与基督的登山宝训的道德美之间有某种重要联系的想法是荒唐的。
但是，考察一下人类清晰的经验从其混乱的动物性满足的基础上的发展，
就会发觉数学理解是深入认识善的本性的首要例证。我们还必须记住，
道德仅仅构成善的一个方面，一个往往强调过分的方面。
动物享有结构，它们能够建巢筑堤，它们能够穿过森林来追踪目标。
混乱和相互交杂的具体实现了的事实支配着动物界。人能够理解结构，
他从纷繁的细节中抽出其支配原则，他能够想像各种可供选择的例证，
他设想遥远的对象，他可以将各种不同的结果进行比较，他可以将最好的东西作为目的。
但是人对目的的这种控制的本质以根据建构的不同的运用而对结构所作的理解为转移。
作为人，需要研究结构；作为动物，仅仅需要享有结构。动物享有社会关系，
而人类能够知道卷入这些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的确切数目，还能够想像享有的数的确切关联。
换言之，从我们的较低级的动物经验到我们的较高级的人类经验的推移中，
我们获得了选择的重点，通过它，有限的经验情境获得了明确的定义。
人的眼光的这种清晰性既加强了每一单个情境的独特性，
同时也揭示了它对与它本身不同的情境的本质关系。它既强调了有限的个体，
又强调了与其他个体的关系。
其次，它揭示了对直接实现的对象的某种分析。还有，由于这种揭示，
它突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可供选择的实现的潜在之物。
它指出了可能存在和可能已经存在的东西。它提示了显露无饰的歧异和相似。
人类能够看到事实之内的形式的功能，以及从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价值。
在人类历史上，当对杂多的模糊的认识转换成了对数的精确观察时，
人类在认识较高级的生命所必要的那种形式的交织、即发现善上就迈进了一大步。
我想起了一个附带的证明，即至少松鼠没有越过这条文明的界限。
当时我们住在一个令人陶醉的营地里，该营地位于佛蒙特湖畔的森林中。
有一只母松鼠在我们的营房里筑了巢，将其安放在火炉旁的砖洞里。
它进进出出地抚育自己产下的小松鼠，好像营房里没有人住一样。
有一天，它发觉它的家已发展到超出了抚育阶段。
于是它把小松鼠一只一只地带到森林的边缘。事隔多年了，
我想起当时已有三只小松鼠。但是，当母松鼠将它们放到石头外面时，
它觉得它的家与聚集在巢中的家大不相同。它有些惊恐不安，跑进跑出了两三趟，
以便完全肯定有没有小松鼠留在后面了。它不会计数，也不会给它们起一个名字来识别。
它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石头上的模糊的数目似乎与巢中的数目大不相同，
它对家的经验缺乏由数所加的明确界限的知觉。结果它隐约地感到有些惊恐不安。
如果这只母松鼠能够计数，那它就会为很好地养育了这三个孩子而感到一定满足，
或者，要是不是这样，它就会为它的某一个孩子不在而感到强烈的痛苦
然而，它对于任何精确的限制形式都没有适当的经验。
因此，善和恶的生动的经验的产生以对精确的限制形式的直觉为转移。
在这些形式中，数居于首位。
对于宇宙的理解以这种促进的内涵为根基。离开了它万物就没有意义，就会失去变化。
时间因此不适用于事物的静止的本性。存在是无意义的。宇宙就会归结为静止的废物，
因为它缺乏生命和运动。
在欧洲哲学思想史上，在伟大的思想家史上，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令人奇怪的动摇。
对于生命和运动的要求与对于预先作出的没有运动的最高实在的假定交织在一起。
不变的秩序被看作是最后的完满。结果，历史的宇宙沦落到了局部的实在的地位，
使人感到只是单纯的现象。这样一来，
我们的经验的最明显的特征就降为形而上学体系中起从属作用的东西。
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哲学和受正统哲学思想影响的宗教撇开这种混乱，
这种撇开是委靡不振的结果。我们应当对那些表现社会缓步衰落时期主要情绪的哲学加以戒备。
我们的哲学思想遗产受到了罗马帝国的衰落和东方文明的退化的不良影响。
它表现了头三千年来向前进步的文明走到了尽头。现在需要有更好的平衡。
因为文明是又兴又衰的。我们需要哲学去解释各种秩序的产生，
解释从一种秩序到另一种秩序的转化，
解释表现在我们的经验中为自明的东西的宇宙中善恶的混杂。
这样一个宇宙就是重要性的所在。凝固的、无运动的宇宙顶多只能加上
“是这样”这个空洞的评语而作为纯知识的对象。
仅仅强调清楚地经验到了的事物的特殊方面这种做法推进了科学，但阻碍了哲学。
以约公元前四世纪数学的产生对欧洲思想的影响为例来说吧！
数学所研究的是一些在当时既没有引出转化意义、又没有引出创造意义的概念。
数和几何图形构成了希腊数学的唯一内容。
例如，在某个音乐厅里，有仿佛是当场演出的直接音响。
有支配着随后各个经验时刻的交响乐。有使得这种交响乐得以演出的创造天才的感觉。
还有创造天才众多（管弦乐队的艺术家、指挥、作曲家）的感觉。
有直接实现了的静止的形式多种多样的感觉：乐器的形式、管弦乐队的空间分布，
每一瞬间的声音的数学分析、乐谱。最后，我们还有四种说明经验的特征的方式。
首先，审美经验内部有三个主要方面：天才的感觉、发现的感觉和破坏的感觉。
我们还剩下事实的三个方面：即关于统一性、杂多性和转化的经验。
我们分辨出了分类的三个基本根据，即清晰与模糊、秩序与无秩序、善与恶。
最后，蕴含于创造过程的存在的终极类型有两种。
一种是永恒的形式及其在潜在的欲望和实现的事实中的双重存在，
一种是实现了的事实及其作为不久以前的过去和直接当下的双重存在方式。
在直接当下中也隐藏着一种趋向未实现的未来的欲望。
思想家怎样对待这四种存在方式，这一点决定了哲学的类型，
也决定了思维对于生活实践的影响。
过程的形式
在我们对于语言和符号的解释上我们是幼稚的。我们忽视了意义的细微的区别。
如果我们说“六不等于七”，我们就是否定“六”和“七”的同一性。在这话中，
“相等”一词指的就是“同一性”。如果我们说“二乘三是六”，
我们就是说一个过程的结果是一个有“六”作特征的实有。
如果我们说“二乘三是二与四之和”，我们就是说两个不同的过程得出了具有同样数的特征的结构。
在这些场合下，“相等”（或者说“是”）一词的意义是各不相同的。
我们最后的观点是：数学所研究的是过程的一定形式，
它们得出一些作为以后的过程的成分的形式。在上一讲中我曾指出，
过程形式的概念会将其意义加于数学中所运用的无穷级数的概念上。
5.任何一种存在的本性都只能按照它在创造活动中的含义来解释，
这种活动在本质上包含了三个因素，即：材料、
具有与这些材料相关的形式的过程以及得出以后的过程的材料的结果——材料、
过程和结果。与此不同的是将宇宙归结为一种有生命和运动之梦的空洞的重言式的绝对。
数学的发现如同其他一切发现一样既推进了人类理解，又引起了新的错误方式。
它的错误就在于引出了关于缺乏“生命和运动”的形式的理论。
由于一些有才智的希腊人接触了埃及的思想，
于是一些思想家就认为希腊哲学中的“最高存在”受到了那时数学发展的影响。
他们误解了各种数学概念之间的关系。一切数学概念都是与混合的过程相关的。
数的概念本身所关系到的就是从个别的单位到复合的集合的过程。
最后的数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位，它说明了达到集合的统一的方法的特点。
因此，即使是“六等于六”这样的命题，也不要看作是一种单纯的重言式。
也可能有这样的意思：支配一个特殊的结合形式的六得出了一个作为以后的过程的材料的特征的六。
不存在纯粹静止的数这样的实有。
只存在从世界-过程中抽象出来设想的各种不同过程中作为它们的部分的数。
因此，关于世界-过程的概念应当看作是过程的总体概念。
必须把最高存在的概念运用于结构过程的现实事物上，
即运用于不以历史领域中任何特殊时代的材料为限的现实事物上。
它的现实性借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无限的概念欲望，
而它的过程的形式则是由将这种欲望与从世界-过程所得材料相融合而引申出来的。
它在世界中的作用是支持达到生动的经验的目标。它是潜在之物的蓄积和对成就的协调。
它的过程的形式与过程由以发端的材料相关。结果是统一化了的结构。
后者把它的作用看作是未来的历史世界中有效的一种材料。
我们的经验材料有两种。它们可以分析为实现了的实事和作为潜在之物的实事。
这些潜在之物进一步可以分析为与材料或结果的实现无关的纯抽象的
潜在之物和因与实现密切相关而被接受的潜在之物。
因其密切相关而被接受的这些潜在之物是支配引起结果的结构形式的动因。
这种对一个结构形式的支配包含了一种具有活力的规定性，材料之所以要保持和放弃即由它而来。
从材料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一致来说，结构的具有活力的形式就是使这种一致产生结果、
并为未来保持这种一致性的形式。在此，我们在较小的变化中具有大规模地保持同一性的基础。
行星、岩石和生物都证明了对同一性的范围广泛的保持。
但是，它们同时也证明了这种保持的褊狭性。在已实现的实事中，
没有任何东西与它以前的自我保持有完全的同一性。在已实现的事实的范围内，
这种自我同一性仅仅是褊狭的。它适用于一定目的，它支配着几种过程。
但是在其他过程中，区别是重要的。而自我同一性却是一种有趣的故事。
从继承现实的遗产来说，一个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与从前那个出生不到十月的婴儿基本上是同一的。
对于驾驶一艘游艇来说，成年人与儿童则有极大的区别。
同一性由此退化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无关联性。只要同一的东西能保持下来，自然规律就自然存在。
只要同一的东西消失了，这些规律必定要发生变化。但是，发生变化本身也可能是合乎规律的，
个别的东西中的变化也许会表现出一种变化的规律。例如，从婴儿到成年人的变化就是这样。
不过，这些变化的规律本身仍然是易于变化的。
例如，种族的兴衰、文明的起落、天体的逐渐形成及通过各个阶段。
在任何一个这样的例子中，只要有了变化，就可能有新的存在类型。
它们服从以这种新的环境为转移的新的规律。换言之，材料、
过程的形式以及产生新材料的结果，都以它们的时代以及这一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过程形式为转移。
没有任何比过程的形式的某种反常的动荡所引起的情感动荡更值得注意的东西了。
缓慢的趋向已被承认。但是，对于人类经验来说，如果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那人的本性就会陷入歇斯底里。例如，狂风、暴雨、地震、社会习惯的革命、重病、
烈火、战争都是激起特殊情绪反应的情境。对急剧的变化作出这种有力的反应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
我认为这既显示了我们对于合乎规律的秩序的支配的反应，
又显示了我们对这些秩序遭到破坏的反应。当根本性的变化发生时，有时如登九天，有时如入地狱。
9.如果撇开时间，那目的、希望、恐惧、能力就都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历史过程，
那每一事物就是每一事物，也就是一个单纯的事实。生命和运动都丧失了。
撇开空间，就不存在极点。空间表示成就的停顿。它把直接实现的复杂性符号化。
它是关于完成的事实。时间和空间把宇宙表示为包含了转化的本质和达到成就的东西。
转化是实在的，成就也是实在的。语言的困难在于表达其一而搪塞其他。
科学所研究的是过去转化的事实，历史所讲的是达到理想的目标。而在科学与历史之间，
存在着关于能的神的冲动作用。将死的科学事实变成活的历史剧的则是世界之中的宗教冲动。
由于这一原因，科学从来不可能预见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文明的宇宙
在讨论我们的经验时，首先要指出我们关于质的细节的清晰意识在外表上的可变性。
这是红的，那是高声的，这另一个是正方形，这种确定的意识是努力集中和排除的结果。
它也从未得到确认。总是存在着闪现不定的变异，其产生是注意力大幅度转移的结果。
意识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它从本质存在的整个过程中抽出易变的质。
它有所强调。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背景，那结果就会琐碎。
集中注意真正的质的细节能够引起关于这些细节的单纯连续的意识。
例如，我们记录一种为蓝和灰的模式所继的红和绿的模式，
这种经验为听到一声清彻的钟声而结束。这里存在的是一种质的主观经验。
此外别无其他。整体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通过注重意识的抽象取得一种鲜明的经验的结果。
但是我们所意识到的不能只是清晰性，
如果我们不根据那些使我们隐隐约约地想到存在的完整性的大量问题来对清晰性作出解释，
就不会出现清晰的重要性。
近几个世纪的著名的认识论之所以那样薄弱，原因正在这里。
这种认识论把经验整体解释为仅仅是对感性材料的初始的清晰性的一种反应。
结果把反应局限于感性材料所供给的材料之内。这些近代哲学思想派别可以仅仅问：
对于为蓝和灰的模式所继、为一声清彻的钟声所继的红和绿的模式的感觉得到的情感反应是什么？
回答是随你的便（what you like）。要不然，如果你是一个博学之士，
那你要是美国人，就会赞成格林尼治村和哈佛的反应，你要是英国人，
就会赞成布鲁姆斯伯里和牛津的反应。
换句话说，我们的道德、情感和合目的的经验大部分会被当作琐碎和偶然的东西。
我们的大量经验的整体概念如果被看作是对于清晰地察觉到的细节的一种反应，那是虚假的。
应当把关系颠倒过来。细节是对于整体的一种反应。它们补充定义。
它们推导出判断的力量。它们使人高于动物、动物高于植物、植物高于矿物，
其条件经常是：它们保持住它们对由以产生的土壤的正常关系。
它们是解释性的，而不是原生性的。有原生性的东西是隐隐约约的整体。
当然，经验的清晰性因其非常清晰而能产生其他经验。但是这种原生是次要的事实，
而不是整体的基础。我们走进房间时已具有一种能动的审美经验，
我们欣赏家具的形式和所着的色彩。
对于房间的感性经验给已经具有的感受的能动性增加了生动性和着眼点。
例如，在美国宪法中笼统地描绘出了关于人的自由、活动和合作的理想。
这种理想从来没有完满实现。由于它没有说明为人类开辟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特征，
它是有限的，不完满的。但是这样一部宪法还是隐约地揭示了这个时代一种理想化的能力的内蕴，
由于这种能力，空泛的过程变成了光辉的历史。
自然界与生命
无生命的自然界
哲学是惊异（wonder）的产物。力图对周围世界的特征作总的描述是人类思维的遐想。
作出正确的陈述看起来非常容易、非常明显，但我们总是做不到。我们继承了传统的理论；
我们能够发觉过去时代的疏忽、迷信以及轻率的概括。我们非常明白我们所意谓的是什么。
但是，一旦涉及对我们的知识的细节的表述，我们却又非常动摇不定。
“细节”这个词是整个困难的关键所在。谁都不能笼统地来谈论一般自然界。
我们必须着眼于自然界中的细节，讨论它们的本质和它们的相互联系的类型。
周围世界是复杂的，是由细节结合而成的。我们必须确定细节的主要类型，
我们应当竭力用它们来表达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我们必须分析、
抽象并理解我们的种种抽象概念的自然地位。乍一看来，
我们能够按照鲜明和确定的类来把我们在自然界中所发现的各种不同的事物和事物的特征加以划分。
每一个时代都设法找到似乎是研究专门科学的基本出发点的分类方法。
每一后起的时代都发现前人的主要分类并不适用。
从而对于把这些分类当作牢靠的出发点的自然规律的一切表述产生了怀疑。
哲学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探索。
例如，我们可以设想自然界是由不变的事物，即一块块在空间中运动着的物质
（如果没有它们，空间就是空的）所构成的。这种对自然的想法与常识的观察显然相符合。
存在着椅子、桌子、岩石、海洋、动物、植物、行星、太阳。某一座房屋、某一个农场、
某一只动物持续的自身同一，是社会交际的一个前提。这在法律理论中得到了肯定。
它是一切文献的基础。因此，一块物质就被看作是一个被动的事实、一个单个的实在，
它在一瞬、一秒、一时或者一年内都是相同的。这样一种物质的、单个的实在，
包容了它的各种各样的质的规定，如形状、运动、颜色、气味等等。
自然界的事件就在于这些质的规定的变化，尤其是运动的变化。
这样的一块块物质之间的联系纯粹是空间关系。因此，
运动的重要性源于它是改变物质事物相互联系的唯一方式。人类由此出发来讨论这些空间关系，
发明了几何学。空间的几何学性质被看作是这样一种方式，
即自然界以之将决定关系加于作为空间的唯一占据者的所有一块块的物质之上。
空间本身被看作是亘古不变的、永远同质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对自然界的特征作了一个直接的解释。它与常识一致，
并且在我们存在的每一瞬间都可确证。我们在同一把椅子上，在同一座房屋内，
用同一个身体坐上几小时。房子的大小是由它的空间关系来确定的。
存在着颜色、声音、气味，它们部分不变化，部分变化。
变化的重要事实也为动物躯体以及无机物的运动所确定。
关于生命和精神的进一步的概念也应当用某种办法将其交织在自然界的这个总的概念之内。
我力图概略地指出关于宇宙的一般常识概念，这个概念大约在十六世纪初，
即公元1500年左右，在欧洲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中酝酿形成。
它一部分是继承希腊思想和中世纪思想，
一部分是根据任何瞬间都可在我们周围世界中确证的直接观察材料。
它是这样一种预先假定的支持，后者提供了一切进一步的问题都可从中找到答案的词汇。
在这些进一步的问题中，最根本和最明显的问题是那些关于运动的规律、
生命的意义、精神的意义，以及物质、生命和精神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当我们考察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伟大人物采用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发觉他们都预先假定关于宇宙的这个一般常识概念，
并力图用它所提供的词汇来回答一切问题。
我认为，毫无疑问，这个一般概念表达了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广泛的、普遍的真理。
唯一的问题是这些真理怎样成为根本性的。换言之，我们必须问，
宇宙的哪一些广泛的特征不能够用这些词汇来表达；我们还必须问，
我们是否不可能找到一些其他概念，它们会说明这个常识概念的重要性，
也会说明与常识概念所忽视的其他特征的关系。
当我们概观十七世纪以来直到今天的整个时期内科学思想的进程的时候，
就会发现两个奇怪的事实。第一，
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渐排除了原始的常识概念的所有单纯的特征。
就这个概念被看作是表达宇宙必须据以来解释的那些基本特征的概念来说，
它已一无所有了。明显的常识概念就其作为一切解释的基础的作用来说，
它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所有各个论点都一一被废弃了。
十七世纪以来的思想的第二个特征同样突出。
这个常识概念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至高无上的概念。
它支配着市场、运动场、法院，实际上支配着有关人类社会问题的交流。
它在文学中是至高无上的，它也为一切人文科学所采纳。
这样，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假定是相对立的。当人们试图去作某种调和时，
就往往采纳某种神秘主义。不过总的来说并不存在调和。
的确，甚至当我们专门注意自然科学时，
也从来没有看到一门专门科学以调和属于所有不同自然科学的假定为基础。
每一门科学都以某一片断的论证为限，并根据这一片断所提出的概念来建立自己的理论。
由于人类的能力有限，这样一种做法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它的危险也必须时刻铭记在心。
例如，在过去一百年里，大学里的系科愈增愈多。这从行政管理的意义上说虽然是必要的，
但却容易使教授们的精神活动烦琐化。由于两种思想方法的这种残余影响，
结果就产生了一种补缀的做法。
从两种观点所得出的假定不时相交织。每一门专门科学都必须接受其他科学的成果。
例如生物学假定了物理学。一般说来，
这些假定从一个专门领域转借到另一个专门领域的情况实际上是30或40年前的科学所发生的。
我少年时代的物理学的假定对今天的生理学家的思想仍有强大的影响。
实际上，我们甚至没有必要谈及生理学家。昨天的物理学的假定仍为物理学家所坚守，
尽管在细节上所得出的明确的理论否定了这些假定。
有生命的自然界
科学不能在自然界中发现个体的享受；科学在自然界中不能发现目的；
科学在自然界中不能发现创造性；它所发现的仅仅是一些连续的规则。
这些否定对于自然科学是正确的，它们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所固有的。
自然科学的这种无知的原因，在于这种科学仅仅研究人类经验所提供的一半证据。
它把这件无缝上衣分割开了。或者把这个比喻说得更恰当一些，
它检查了作为外表的东西的上衣，却忽略了作为基础的东西的身体。
在欧洲思想中，由笛卡尔所确定下来的身心的这种灾难性的分裂，
是造成科学的这种无知的原因。从一种意义上说，大约在十代人的时期内，
抽象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因为它使最单纯的事物首先得到考虑。
现在这些最单纯的事物是指自然界的这样一些普遍习性，它们支配着在我们最遥远、
最笼统的观察下的宇宙的整个领域。这些自然规律中没有一个为必然性提供丝毫证明。
它们是一些在我们的观察尺度内的确占支配地位的一些常规方式。
我指的是宇宙的广延性是有维的、空间是三维等事实以及空间几何定律，
物理事件的终极公式。这些常规方式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必然性。它们是作为平均的、
调节的条件而存在的，因为大多数现实事物彼此把对方推向举例说明这些定律的相互联系的方式。
新的自我表达方式可能获得根据，这点我们不能说什么。但是，根据种种类比来判断，
在存在了充分的时间以后，我们现在的定律会逐渐变得无关重要。
新的兴趣会起支配作用。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空间物理纪元会变成过去的一种背景。
它会模糊地制约一切事物，而对于显著的关系的决定不发生明显的影响。
这些现在起作用的范围广阔的规律是无机界的一般物理规律。
在一定的观察尺度下它们具有普遍性，不会遇到阻碍。恒星的形成，行星的运动，
地球上地质的变化，似乎都伴随有一种范围广阔的推动力，
后者排除了由其他推动力引起变更的任何暗示。在这个限度内，
科学所依靠的感性知觉没有在自然界中发现目的。
但是，如果说人类一般观察（其中感性知觉仅仅是一个要素）不能发现目的，那也不对。
情况恰恰相反，对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解释都把“目的”作为解释中的一个本质性因素而包含在内。
例如，在一个证据为间接证据的案件中，动机的证明是起诉的一个主要凭据。
在这样一个案件中，被告是否会用如下一个理论呢？即：目的并不能躯使身体运动，
因盗窃行为而对盗窃起诉，就像太阳升起而对太阳起诉一样。其次，任何一个政治家，
如果不对分别流行于不同国家中和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中的各种爱国主义作某些估计
（不管他是否明确意识到），那他就不能处理国际关系。
一条迷途之犬可能试图找到它的主人或者试图找到回家之路。
事实上，我们明白地意识到我们的目的是我们的行动的指导。没有这种指导，
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什么理论可以起作用。精神上所接受的观念对于身体的活动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此，不管这些观念是否被采纳，一切发生的东西都会完全没有什么差别地照样发生。
科学的推理完全为如下预先作出的假定所制约，即精神活动并不真正是自然界的部分。
因此它完全撇开这样一些精神上的先行因素，
人类惯常设想这些先行因素对指导宇宙论意义上的各种活动有效。
作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很有理由的，只要我们了解到其中有局限性。
这些局限性既是明确的，又是没有被界定的。一步步地把它们的界定推导出来乃是哲学的希望。
我要强调的几点是：第一，在我们的根本性的观察中，精神和自然界的这种截然分裂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发现自己生活于自然界中。第二，我们得出结论：
我们应当把精神作用看作是属于构成自然界的因素。
第三，我们应当排斥自然过程中没有根据的轮转观念。每一出现的因素都引起一种区别，
这种区别只能依据这个因素的特殊性质来表达。
第四，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对自然界的因素加以界定，
以便了解显相在决定其后的自然过程中有怎样的作用。
我们首先必须把生命和精神作用区别开来。精神作用包括概念经验，
它只是生命中一个可变的成分。在此称为“概念经验”的那种功能活动，
便是采纳从某种纯粹物理实现中抽象出来的理想实现的那些可能性。
概念经验的最明显的例子是采纳不可兼得的东西。生命处于这种精神作用的等级之下。
生命就是源于过去、指向未来的情感享受。它就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情感享受。
这种方向性的特征属于这种采纳的本质。
情感以两种方式超越现在的界限。它既承先，又启后。它被接受过来，
它被享受，它时时刻刻在被传递下去。按照基督教贵格会（Quarker）对情境一词的解释，
每一种情境都是一种有牵涉的活动。它是超越性和内在性的会合。情境通过感受和目的，
与一些按其本质处于情境之外的事物发生牵涉，
虽然这些事物按其现在的作用来说是与这些情境有牵涉的因素。
因此，每一情境尽管在从事它本身直接的自我实现，却仍然是与宇宙有牵涉的。
这个过程永远是一种因无数的供给渠道和无数的质的组织方式的缘故而发生变更的过程。
作为现在的情境的统一性的情感的统一性，是一种模式化了的质的组织，
它总是随着它之转向未来而发生变更。创造活动的目标是保持构成成分，保持强度。
模式的变更、它之趋于消失都必须服从这个目标。
只要概念的精神性不受到阻碍，渗透环境的各个好的模式就会以传统的调整方式传递下去。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所研究的那些活动模式。
在所有这些如此被研究的情境中，精神性都只是潜在的。
在无机界中，就我们的分辨能力所及而论，任何不时出现的闪光都不是起作用的。
发生作用的精神性的最低级阶段受到由物理模式承袭来的东西的支配，
包含了无意识的理想目标所强调的隐约方向。
较高级的生命形态的各种例子表现出各种不同高度的精神性的活力。
在动物的社会习性中，过去有过精神性的闪光的论据，但是这些闪光已退化为肉体的习性。
最后，在更高级的哺乳动物特别是人类那里，我们具有经常活动的精神性的明显证据。
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所自觉地接受并且予以系统化的知识，
只能是指这种直接观察到的精神作用。
我们采用来作为概念活动的对象的那些性质，就化学中所使用的催化剂一词的意义而言，
具有催化剂的性质。它们改变审美的过程。由于这种过程，
情境便由许多从过去得来的感觉之流构成自身。没有必要认为概念引入了可度量的别的能源。
它们可以引入，因为能量守恒定律并不以精确无遗的量度为基础。
但是，精神性的作用基本上应当看作是能流的转向。
哲学是从惊异开始的。到最后，当哲学思维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后，惊异仍然存在。
不过对于事物的无限性增加了某些掌握；对于情感，通过理解而作了某些澄清。
但是在这样一些想法中仍存在着一种危险。
人们往往用一种消极享受的蜕化形式来设想直接的善。存在是一种不断融入未来的活动。
哲学理解的目的就是按照活动的超验作用来洞察活动的盲目性。《1929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目的
要训练孩童的思想活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何为“惰性观点”——
不经过运用、验证或与其他知识进行新的结合便接受的知识。
纵观教育史，最令人震惊的现象就是，有些学校曾因为栽培出天才而风光无限，
但在之后的岁月里，却只培养出一些卖弄学问、墨守成规之辈。究其原因，
是这些学校教授了过多的惰性观点。教授惰性观点的教育不但无用，而且有害。
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将最美好的事物染上瑕疵。
除了一些思想碰撞活跃的罕见历史时期，大部分的时间里，教育都充斥着惰性观点。
因此，那些未受过教育却聪慧过人、见多识广的女性，
在步入中年之后会成为社会中最具文化素养之人——原因在于她们没有受到惰性观点的桎梏。
每一次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知识革命，其实都是对惰性观点的强力反抗。
悲哀的是，革命之后，教育者无视人类的心理特点，用新的惰性观点重新限制人们的思维。
那么，如今的教育体系该如何防范这类禁锢思想的现象呢？
我们提出了两点教育原则：一是“不要教授太多学科”；二是“将教学内容讲透”。
如果每门学科的老师都只教一些皮毛，那么学生就只会被动接受一些零碎的知识，
无法产生思想的火花。我们应该挑选少数重要的内容教给学生，让他们能够发散思维，举一反三。
学生们要将这些知识完全吸收，明白如何将它们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从接受教育开始，
学生们就应该体会到探索的奥妙，并且通过探索，理解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件。
这里的“理解”不仅仅指的是逻辑分析，还包括一句法国谚语所表达的含义：
“理解即包容。”迂腐者对于这类实用性的教育嗤之以鼻，但教育如果无用，
它又如何能称之为教育？难道我们应该看着人们的才华被埋没吗？
无论你的人生目标为何，你受到的教育都应该是实用的。对圣·奥古斯丁来说是如此，
对拿破仑来说也是如此。教育是实用的，因为理解是实用的。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教育的科学性与逻辑性。前面我们曾提到，学而不用很可能是十分有害的。
这里的运用指的是将知识用于生活之中，用于日常的感观、感觉、愿望、
欲望和能调节思想的精神活动。我知道有些人想要通过被动地回顾一些零散的信息，
为自己的灵魂提供能量。但人性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当然，
除了某些报社的编辑需要这样。
在科学的教学训练中，当我们遇到一种观点，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其进行论证。
我想先阐释一下“论证”的含义，即证明该观点的价值。如果包含该观点的命题是假的，
那么该观点也就毫无价值。因此，要证明一个观点，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实验检测或逻辑分析，
证明其所属命题的真伪。不过在介绍某个观点时，对真伪的证明并不是首要之事。
毕竟如果有权威教师支持该观点，该观点便值得我们介绍。第一次接触某些命题时，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评估其重要性。长大后我们便是如此处事的——
不会对某件事情进行严格意义上的论证，除非这件事很重要，值得这么做。
狭义上的证明和价值的评估几乎可以同时进行。但如果要分一个优先次序，
还是要将价值评估放在首位。
此外，我们也不应对命题孤立运用。在此我想强调，
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少数巧妙的实验来阐释并证明命题1、
然后用另一些巧妙的实验阐释证明命题2、接着以此类推直到这本书的末尾。
这样一来便毫无趣味可言了。我们应该将互相关联的真理进行整体运用，
将多种命题以多样的顺序重复使用。对于某个理论课题，
你应该先从该理论的运用中挑选一些重要的案例，然后将其与系统性的理论阐释一起研究。
一定要确保你所采用的理论阐释是精辟且严谨的。如果阐释太过冗长，你就无法轻松、
透彻、准确地掌握该理论了。对很多理论知识都一知半解并不是一件好事。
此外，不要将理论与实践混淆。孩子们在学习时，应该明白自己何时在证明理论，
何时在运用理论。我的意思是，得到证明的理论应该加以运用，
而得到运用的理论——只要可行——就都应该得到证明。证明与运用是两回事。
接下来我要讨论的内容可能有些跑题。我们已经意识到，
教育的艺术与科学需要教育者具备一定的天赋，也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研究。
这方面的天赋和科学研究所涵盖的并不只是科学或文学方面的细枝末节的知识。
过去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一些独断的校长不去强调让教师加强文化知识的学习，
反而要求他们通过用左手打保龄球或者学习踢足球的方式来提升自己。
但文化不只是保龄球和足球，也不只是单纯的知识。
教育是教学生如何运用知识的艺术，这是一项非常难以传授的艺术。
不论何时，只要教科书中包含真正值得教授的知识，
就会有评论者表示这本书难以运用到教学之中。书本难教是必然之事。
如果一本书教起来很容易，那它就该被丢进火盆，因为它不具备教学价值。
教育与其他领域相同，所谓的捷径只会将你引入死胡同。教学中，
书本或讲稿是这类捷径的体现，它们只能让学生将纸上的知识熟记于心，
应对校外人士主持的考试。顺便我想提一下，
如果学生在考试中要回答的问题既不是其授课老师提出的，也没经过授课老师的审核，
那么这样的教育体系是不太可能成功的。校外评审员或许能对学校课程或学生的表现进行评判，
但他们向学生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得到授课老师的严格指导，
至少他们应该事先与授课老师详谈一番再设计问题。当然，这一法则也存在例外，
但只能是例外，在总体规则不受影响的情况下是可以存在的。
所以，在此我想告诉务实的教师们，哪怕拥有良好的教学方法，
你们还是可能将相当多的僵化知识灌输进学生的思想里。你或许能教会学生解二次方程，
但这么做的意义何在？对于这个问题，人们通常回答：“思想就如工具，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学习解二次方程就是锻炼思维的一种方式。”这种说法并非全错，
否则也不会流传如此之久。但这种真假参半的说法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这个错误可能会扼杀当代世界的天才。我不清楚第一个将思想比作毫无生气的工具的人是谁，
但我知道他应该是古希腊七贤之一，或者是他们一起提出的。不管第一个提出的人是谁，
在接下来的年岁中，不断有杰出人士支持这一说法，使得该说法具备了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但无论该说法有多权威，受到多高的评价，我依旧想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谴责它——
它是教育理论中最致命、最严重、最危险的观点。人的大脑从来都不是被动的，
它总是永不停歇地活动着，些微的刺激都能引起大脑的反应。你不可能先把思想明确化，
再去解决问题。不论你想激发学生怎样的兴趣，都必须在此时此刻激发；
不论你想强化学生怎样的能力，都必须在此时此刻强化；不论你想为学生塑造怎样的精神世界，
都必须在此时此刻将其展现出来。这是教育的黄金法则，而且是一条很难遵循的法则。
该法则的难点在于，无论你如何揣度字句，学生对一般概念的理解、
他们的思维习惯以及从思考中收获的乐趣都是任何文字也描述不了的。
务实的教师都明白，教育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必须通过一点一滴、
长年累月的积累来把握好细节。你不可能找到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来充当学习上的捷径。
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教育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让学生通过树木了解森林。
因此，我所提倡的解决办法是消除学科之间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以维持现代课程体系的活力。
教育只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向学生展现生活的所有层面。但我们却将生活拆得零散。
我们教授代数、几何、科学、历史，但也仅限于书本知识而已；我们还教给学生多门语言，
但他们却从未掌握；最无聊的是，我们教授文学，却只讲莎士比亚的戏剧，
再附带一些文献注释和对剧情和人物的短评，然后让学生死记硬背。
这样的课程表算得上是生活吗？算得上我们亲身经历的日常吗？
充其量这不过是神明在创造世界时，在脑内快速浏览的造物清单而已，
而那时的神明尚未决定如何将这些事物融合成一个世界。
代数变得让人不知所云，这个可悲的事实印证了一点——
如果教育者不清楚自己想为孩子的鲜活思想赋予怎样的品质，那他进行的教育改革必然是无用的。
很多年前，有人呼吁对学校的代数课程进行改革，
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加入图表就能弥补代数教学的缺陷。于是其他的教学方式被放弃了，
老师们都用图表来教代数。在我看来，这种只用图表的教育方法没有任何意义。
如今，每张试卷都会有一两个关于图表的问题。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图表教学的，
但我不禁思考，我们这么做成效有多大？
如果你无法表明普通教育能对人们的理性或感性认识的本质特征产生何种影响，
就无法将生活融入普通教育之中。这句话很晦涩，但也是事实。
我也不知怎样才能将其说得更加通俗易懂。只要对教育形式进行些微的改革，
你就会发现打败自己的其实是事物的本质。你的对手太过狡猾，它总是能瞒骗过你的眼睛。
最后，如果你的教学是为了应对某项综合考试，那么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果就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了。
你是否注意到诺曼式拱门上的锯齿形装饰？古代拱门上的这类装饰很漂亮，
但现代仿制的装饰却非常丑陋。这是因为现代建筑者采用的是统一的图形模版，
而古代的工匠们会融入个人风格，所以制作出的装饰有疏密的变化。
同理，应试教育要求学生们不能偏科，但人类天生就各有长处。
有的人善于从整体入手，有的人却偏向于从一两个案例入手。
我明白，要以浩瀚的文化为基础设计一套课程体系，同时又要给每个孩子留下发展专长的空间，
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做法。但如果事事都能毫无矛盾地展开，那这个世界未免也太简单、太无聊了。
而且我相信，在教育中，如果你忽视了孩子的专长，便会毁掉他的人生。
准确来说，风格是人们通过教育获得的最后的特质，也是最重要的特质。
它能渗透人们的整个生命。具备风格感的管理者会厌恶浪费；
具备风格感的工程师会节约材料；具备风格感的工匠则会青睐优秀的作品。
风格是人类精神的根本道德。
当今的英国教育缺乏明确的目标，而教育之外的机制也在扼杀教育的活力。
因此，我一直在思考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在这方面，英国在两种观点面前犹豫不决——
尚未决定是培养业余人士还是专业人士。19世纪的世界所经历的一大深远变化，
就是知识的增长提升了人们的洞察力。业余人士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在日常工作方面也能展现出多种多样的才华，但他们缺乏专业知识才能塑造的洞察力。
本次演讲的目的就是阐述如何在塑造专业人才的同时，保留业余人才的核心品质。
我们的中等教育在本该变通的方面不知变通，在本该严格的方面毫不严格。
所有的学校都在痛苦不堪地训练学生应付特定的考试。校长无法根据学校的教职工情况、
教学环境、学生专长和财政情况，自由地发展普通教育或专业教育。
我认为，任何旨在考察单个学生的外部考试体系都只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首先，接受考察的应该是学校而非学生。每一所学校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课程安排，
颁发专属的毕业证书。政府应该对这些学校的毕业标准进行抽样调查，
对其不足之处予以纠正。对于教育改革，首要之处是以学校为单位，
让学校能够根据自身需求，由自己的教职工设计课程，然后得到政府批准。
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从一种形式主义落入另一种形式主义，
从一类惰性观点落入另一类无用的惰性观点。
当人们认真思考教育对国家年轻一代的重要性，意识到生活的失败、希望的破灭，
乃至整个国家的败亡，都源自对教育的懈怠，试问谁不义愤填膺？
现代社会有一条铁律——不重视智力教育的民族注定会走向灭亡。
任何英雄主义、社会魅力、聪明才智或者军事胜利都无法阻止命运的脚步。
如果今天我们故步自封，那么明天随着科学的进步，
那些不重视教育的民族便无法获得命运的青睐。幼儿期的任务
有些老师在教学时，常常按照某些原则对课程进行先后排序。我认为这些原则并不一定合理。
对于这些原则的解释也多是巧辩。首先是根据难易程度确定课程顺序的做法，
我认为较简单的课程不一定就必须放在较困难的课程之前。
相反，一些最困难的课程必须放在最开始教授，一方面是因为人的先天秉性要求我们这么做；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类课程对于学生的生活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婴儿所面对的第一个智力任务就是学会说话，将声音与语义对应起来。
这是件多么困难的任务啊！因为它要求孩子同时分析语义和声音。
但婴儿们做到了，这项奇迹般的成就也得到了科学解释。很多奇迹都是解释得通的，
但智者依旧觉得它们是奇迹。我想说的是，面对如此明显的案例，
我们实在不该继续将困难的学科推后。
幼儿面对的下一个任务是什么？是学会书面语言，即将声音与形状对应起来。
天啊！我们的教育者都疯了吗？圣人们穷尽一生仍会感到气馁的任务，
我们要让一群牙牙学语的6岁孩童去完成！此外，数学中最难的部分虽然是代数，
但代数的教学必须早于相对来说更简单的微分。
在此我就不细说了，我只想再次强调：在教育实践中，推迟困难的学科并不可取。
另一种给教学内容排序的方法，是以事物的先后次序为准则。
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更为合理。你不可能还没学会认字就去读《哈姆雷特》，
也不可能没学好整数就去学分数。但如果你细心审视，就会发现该做法并不一定站得住脚。
只有当人们为学习内容定下人为的界限时，该做法才是正确的。人们都认可这种做法，
因为它几乎是一则不可或缺的真理；但在实施时，人们却犯了错，这也是该原则的危险之处。
你确实不可能在还没有阅读能力的情况下就去读荷马的史诗；
但有很多孩子通过母亲或者一些游吟诗人之口，先于很多成年人接触了《奥德赛》，
在传奇故事的汪洋中驰骋。一些愚昧的人为了管理之便，
不加批判地以事物的先后次序为学习内容排序，让学习变得像撒哈拉沙漠一样干涸。智力发展阶段
这次演讲之所以以“教育的节奏”为题，是因为我想批判另一个流行的观点。
人们通常认为，学生的进步是匀速稳定的。一名男孩如果从10岁开始学习拉丁语，
就一定能通过平稳的发展，在18或20岁成为一名古典学者。
我认为，这种教育观点所仰仗的关于智力发展的心理学知识是错误的，
严重影响了我们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人生是周期性的，它由各种周而复始的部分组成。
我们要工作，也要娱乐；要活动，也要休息。春夏秋冬，提示着我们学期和假期的到来，
寒来暑往，年年如此。这些显而易见的循环是所有人都无法忽视的。
智力成长也有其更为隐秘的循环。虽然每个循环所包含的阶段是不变的，
但各个循环之间仍然存在不同之处。因此，我才选择了“节奏”这个词语，
它指的正是循环往复中的不同之处。对智力成长的节奏和特点关注不足，
是教学效果不明显的主要原因。黑格尔将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正题”、“反题”和“合题”，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不过如果要将该观点融入教育理论，我认为这三个阶段的名称并不太合适。
就智力发展而言，我倾向于称这三个阶段为“浪漫阶段”、“精确阶段”和“综合阶段”。
浪漫阶段
浪漫阶段指的是人们刚刚理解某项事物的阶段。此时人们对事物还拥有新鲜感。
粗略地一瞥让他们得以窥见事物内部拥有无限可能的各类联系，但要想彻底将其掌握，
还需要大量的材料。在这一阶段，掌握知识的步骤并非系统性的，
这类系统是一点点搭建起来的。在这个阶段，学生对事物的认知来自直接的接触，
只是偶尔会对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当学生对某一事物的认知不只局限于表面的认识，
开始对其蕴含的联系有所领悟，由此产生的激动情绪便是这一阶段所指的浪漫情感。
例如，对于刚开始读《鲁滨逊漂流记》的学生们来说，鲁滨逊·克鲁索只是一个人，
沙子只是沙子，脚印只是脚印，岛屿只是岛屿，欧洲也不过是一个喧嚣的世界而已。
但当他们忽然意识到其中蕴藏的若隐若现的可能性，将克鲁索、沙子、
脚印以及与远离欧洲的孤岛联系起来，浪漫感便产生了。这个例子虽然极端，
但很清晰地展示了发展循环的第一阶段。从根本上来说，
教育必须是梳理学生脑海中纷杂的思想的过程：如果他们的脑中空白一片，是无法进行教学的。
在我们的教育理念中，通常将其视为发展过程循环的第二个阶段，即精确阶段。
但如果对教育做这种限制，我们必然就会对整个智力发展过程产生误解。
我们要对学生们脑中纷杂的思想、掌握精确知识以及最终开花结果给予同等的关注。
精确阶段
精确阶段也是知识增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
学生脑海中纷杂的知识联系开始从属于阐述的精确性。这是学习基本原理的阶段，
包括语言的语法和科学的法则。学生们将一点点学会如何对事实进行分析。
他们会接触新的事实，并通过分析吸纳这些事实。
没有浪漫阶段的积累，学生们在精确阶段将一无所获，因为没有对客观事实的大致了解，
就无法进行分析，只能牵强地对事实进行无意义的陈述，无法使其形成进一步的关联。
我再强调一遍，在这一阶段，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浪漫阶段积累的事实之中。
浪漫阶段的事实揭示了具有广泛意义的思想，而在精确阶段，我们将条理化、
系统化地了解客观事实，从而对浪漫阶段获得的对事物的一般性认识进行挖掘和分析。
综合阶段
最后的综合阶段即黑格尔所说的“合题”，指的是在对所学知识进行系统分类并获得相关技能之后，
重新回归浪漫阶段。这便是精确训练的目标，是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的成功。
我的这番分析或许枯燥无味，但为了让大家对这三个循环阶段的特点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从而理解我接下来的分析，这都是必要的。循环过程
教育应该是这三个阶段的不断循环。小到每一堂课都应该形成一个螺旋循环，
生发出小的循环过程。越长时间的教育过程越应该实现一定的教育成果，作为新循环的起点。
我们不应该为教育立下一个不现实的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通过满足学生们阶段性的需求，
刺激他们的求学欲，让学生不断体会收获的喜悦，然后重新开始新一轮学习。
当儿童开始对事物及事物之间的联系有所了解时，他们就进入第一个浪漫阶段。
此时儿童的智力发育表现在思维感知和身体活动的协调方面。
当儿童懂得用口语将认识的事物进行分类，并加强与其他存在的情感联系时，
就进入第一个精确阶段。第一个综合阶段则出现在儿童用语言表达分类的、
更为广泛的对事物的欣赏之时。
从感知的获取到语言的习得，再到分类思维和更为敏锐的感知，
这是人类的第一个智力发展循环，需要我们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
这也是我们能在自然状态下观察到的唯一一个智力发展循环。
接下来的循环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现有教育模式的影响。在第一个智力发展循环中，
我们能实现彻底的成功。遗憾的是，接下来的教育并不具备这一特征。
第一个智力发展循环结束时，孩子们学会了说话，能对已有的知识进行分类，
感知能力也变得更加敏锐，该循环的目标就此达成。
大部分学生所接受的多数教育体系都无法实现如此彻底的成功。为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要实现如此巨大的智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这是因为婴儿周边的自然环境为孩子设定了一个任务，
而正常发育的大脑正好能完成这一任务。我并不认为孩子们能学会说话与思考是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
但这类行为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在接下来的教育中，智力发展的循环过程并不一定要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实现彻底的成功。
这类成功是婴孩智力发展的自然循环阶段的一大突出特征。
接下来，我们会让孩子学习某一学科，例如在他们10岁时教拉丁语，
并希望他们能通过统一教育体系的正式训练，在20岁时学有所成。
当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孩子们不但兴趣被磨灭，获得的成就也不大。
我所说的失败，指的是相对于第一个自然循环阶段的巨大成功而言的失败。
这一失败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我们定下的任务有多么艰难——
婴孩们在第一个自然循环阶段所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而是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违背自然的，
这一学习过程是没有节奏的，无法通过阶段性的成就激励学生，也无法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婴孩们在学习过程中有一大显著特征，那就是他们会专心致志地投入智力发展的循环，
没有什么事物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这也是智力的自然发展循环和接下来的人为教育循环之间的一大显著差异。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的智力与大脑经过自然的发展，当然能适应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考虑到这一点，在每一个后期教育循环中，我们都应该帮助学生保留一定的专注度，
尤其不能在同一个循环阶段，让不同的学科争夺他们的专注度。
旧式教育的问题在于过于专注一门单一学科，丢失了教育的节奏。
现代教育体系则坚持进行初级的普通教育，任由人们将知识划分成不同的学科，
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最终只能获得零散的知识碎片，同样丢失了教育的节奏。
我希望我们能对各类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形成对学生的理解有内在价值的小的循环过程，
从而使他们的脑中生成和谐的思考模式。我们必须等到时机成熟再行收获。智力的培养
大学教育应该将理论兴趣与实际运用相结合。无论你将怎样的细节知识灌输给学生，
他们在将来的生活中遇到相同情况的概率微乎其微。就算遇到了，
他也可能早就将所学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了。
因此，真正有用的训练将帮助学生彻底理解一些普遍原理，
让他们可以将其运用到各式各样的具体实践之中。在接下来的训练中，
他们可能会忘记你所传授的具体的知识，但他们潜意识里依旧会记得如何将理论运用到周边环境之中。
你所学的知识是无用的，除非你能丢掉书本，毁掉笔记，
忘记自己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的细枝末节。
那些你经常需要用到的细节知识将一直停留在你的记忆中，如日月一般永恒；
而那些偶然需要使用的知识可以从任何一本参考书中找到。
大学的作用，是帮你褪去知识的细节，掌握本质的原理。我所说的原理不是诉诸口头的规则，
不是向他人宣告的声明，而是一种完全浸透到生命中的思维习惯，
是大脑面对特定刺激时的反应方式。没有人会清晰和有意识地照着知识的引导处理问题。
智力的培养，指的不过是塑造合适的思维方式，让人们能用令人满意的方式应对问题。
我们常把学习比作翻阅所看过的书本，当我们遇到问题，
就会翻到正确的那一页，将书上的内容向世界宣读。自由和训练的节奏
理想的消失证明了人类的失败，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在古代的学园里，
哲人们试图向人们传递智慧。而如今，我们只有一个更为卑微的目标，那就是教授学科。
从古人追崇神圣智慧向现代人获取各个学科的书本知识的堕落，标志着横跨了数个时代的教育的失败。
我并不是说，古人的教育比现代更加成功。
读一读卢奇安对哲学家自命不凡的主张所进行的戏剧化讽刺，
你就会发现古人的教育并不比我们优越。我想说的是，在欧洲文明诞生之初，
人们满怀为教育带来启发的理想，但渐渐地，理想开始没落，最终向现实看齐。
如此一来，教育便会停滞不前。
只要我们还将智力教育看作对机械性的脑力能力和公式化的实用知识的获取，
就无法取得进步，不论我们为了弥补时间的不足做出多少努力，
耗费多少精力去漫无目的地修改教学大纲。我们必须承认，上帝创造了世界，
这个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一个人即便穷尽一生都不可能完全将其掌握。
将人们必须掌握的科目罗列出来的做法是无用的，因为那实在是太多了。
或许，出现知识过剩的现象反而是好事，因为如果人们不了解一些重要的真相，
世界对他们而言反而会更加有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虽然传授知识是智力教育的一大目标，
但还有另一个元素不容忽视；它不如知识那么清晰，却更加重要，古人称之为“智慧”。
没有一定的知识作为基础，你不可能获得智慧；然而，你可能很轻易地就能学到知识，
却没有任何智慧可言。
智慧指的是运用知识的方式，包括如何处理知识，如何选择知识解决相关问题，
如何运用知识来为我们的经验增添价值。这种对知识的掌控便是智慧，
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充分的自由。古人比我们更加清楚用智慧来掌控知识的必要性。
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在实际的教育中，在追求智慧的过程中，可悲地犯了错。
简单来说，他们普遍认为，让哲人们对着年轻人侃侃而谈就能传递智慧。
因此，古时的学校里总是聚集着很多哲人。通往智慧的唯一道路，
是让学生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而通往知识的唯一道路，则是通过训练，
让他们学习梳理好了的事实。自由和训练是教育中的两大基本元素，
因此本章的主题为“自由和训练的节奏”。
在教育中，自由和训练的对立并不如这两个词语在逻辑上的对立那般强烈。
学生的大脑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有机体。一方面，它不是一个可以胡乱堆置陌生概念的盒子；
另一方面，对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大脑来说，有条理的知识才是自然的养料。
因此，在理想的教育中，训练应当来自学生们的自由选择，
而自由也应该在训练的帮助下获得更大的可能性。自由和训练并非两个对立的原则，
我们应该根据学生性格的自然发展调整这两个原则，我将这一调整称为教育的节奏。
我相信，过去一些令人失望的教育上的失败，都是因为人们忽视了这一节奏的重要性。
我认为，在教育的最初和最后阶段，自由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中间阶段，
训练应该处于自由之上。此外，从自由到训练再到自由，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界限分明的，
所有的智力发展都以这类大循环和小循环构成。一个循环就像是一个细胞或者一块砖瓦，
整个智力发展阶段就是这类细胞的有机构成。在分析这类细胞时，
我将第一个自由阶段称为“浪漫阶段”，中间的引导阶段称为“精确阶段”，
最后的自由阶段则称为“综合阶段”。
现在让我更详细地阐释一下我的想法。如果孩子没有兴趣，就无法实现智力发展。
兴趣是集中精力、获得领悟的必要条件。你可以通过强硬手段逼迫孩子产生兴趣，
也可以通过愉快的经历诱发孩子的兴趣。没有兴趣，就没有进步。
自然状态下，生物体只有在快乐的驱使下才能实现适合自己的发展。
幼儿之所以能适应环境，是因为他们得到来自母亲和其他照料者的关爱。
我们之所以进食，是因为我们喜欢食物。我们想要征服自然，
是因为无穷的好奇心驱使着我们去探索世界。我们还喜欢运动。
我们享受厌恶危险敌人时所产生的异教徒的激情。毫无疑问，
痛苦是驱使有机体有所行动的一种次要方式，但只有在快乐失效时，
它才能生效。快乐是激发生命力的正常健康的方式。
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放任自己及时行乐。我的意思是，
我们应该让孩子的个性沿着自然、快乐的道路发展。老师的引导应该带来长远的益处。
不过，要想同时保留孩子的兴趣，也不能将目标定得遥不可及。
我还想指出一点，空洞的知识是无用的，甚至有害的。知识的意义在于应用，
在于我们对它们的灵活掌握，即我们所说的“智慧”。我们经常只谈论知识，
不谈论智慧，就好像知识能拔高其所有者的身份一样。我并不认同这种对知识的崇拜。
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拥有知识的人和运用知识的方式。如果人们无法通过知识的运用，
将每一阶段的直接经验转化吸收，那么知识就无法给人们带来益处。
因此，考虑到知识的活性，我们在教育中过度强调对学生的训练是非常有害的。
只有给予学生足够的自由，他们才能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得出新颖的观点。
一味地强调训练学生，将束缚学生的思维，不加区分的训练使大脑变得麻木，
从而无法达到训练的目的。如果经常接触刚从中学或大学毕业的学生，你很快就会发现，
有些人因为学习了过多的惰性知识而使大脑迟钝。在英国社会中，
这种对学习的可悲论调导致我们在教育上的失败。此外，过于急迫地传授单纯的知识，
反而阻碍了教育的成功，人类的大脑是排斥这种教育方式的。
强硬地将梳理过的知识灌输给学生，只会消磨他们对增长见闻、动手实践的渴望。
老师的训练应该满足学生们对智慧的自然渴望，因为智慧能让单纯的经验变得有价值。
现在，让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人类智力的自然渴望有着怎样的发展节奏。
当一个人来到新的环境，他的大脑会被一堆混乱的观点和经验包围，处于一种发散的状态。
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
会提出问题、寻找答案、发掘新体验，并通过新的探索有所收获。
这个一般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同时也极具吸引力。
我们时常能看到8岁到13岁的孩童被这一过程所吸引。这是一个惊喜连连的过程，
那些破坏这些惊喜的愚人应该受人唾弃。毫无疑问，这一发展阶段是需要外界帮助的，
甚至需要他人的训练。孩子的大脑所处环境必须经过严格挑选。
该环境必须适合孩子所处的成长阶段，也必须满足孩子的个人需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环境是外界强加给孩子的；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
它又回应了孩子对生活的渴望。在老师眼里，孩子是在他的要求下，通过望远镜观察星空；
而在孩子眼里，他们其实获得了一个自由体验壮美宇宙的途径。
然而，如果这种外界营造的日常环境只要稍微变质，即便是最不敏感的学生也能有所察觉，
随即他们会拒绝接纳外界的知识。我们必须记住，教育不是往箱子里放置物品的过程。
这种比喻完全不对。如果非要打个比方，
那最贴切的比喻应该是将教育比作生物体对食物的消化过程。我们都知道，
如果要保证身体健康，就必须在合适的环境下摄入美味的食物。把靴子放进箱子，
靴子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把它拿出来；但如果你给孩子喂了错误的食物，
情况就没这么简单了。
最初的浪漫阶段需要另一种指导方式。毕竟孩子是千百年文明的继承人，
让他们去揣测冰河时期原始人的思想显然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重要的事实、简化的观点和常见的人物，
强化学生自然产生的学习动力。不论处在教育的哪个阶段，
都不可能摆脱自由和训练两大元素。但在浪漫阶段，我们要将重点放在自由上，
让孩子们自由地观察和实践。我想指出的是，如果在智力发展的浪漫阶段结束之前，
我们将精确阶段的训练强加在孩子身上，就会阻碍孩子对概念的吸收。
剥夺发展的浪漫阶段，孩子们就无法有所领悟。
我相信，过去的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失败，是因为我们对浪漫阶段的研究还不够详细。
没有浪漫阶段的冒险，孩子们充其量只能获得毫无活力的惰性知识。
在最糟的情况下，他们还会一无所获，甚至蔑视概念。
然而，如果孩子们在这个浪漫阶段能得到适当的引导，他们就会产生另一种渴望。
当他们积累起经验，最初的新鲜感便会消退，同时，也会对事实和理论的基础有一个大概了解。
他们能够在直接经验中进行大量的独立观察，还可进行许多思想和行动上的尝试。
此时他们已经能够从精确知识中获得启发了，因为这些启发符合他们所掌握的常识，
与他们熟悉的知识有关。现在，是时候让孩子们再进一步，对某一科目产生更加精确的认识，
同时记住该事物的显著特征。这便是精确阶段。这一阶段是唯一被纳入传统教学计划之中
（不论是中学还是大学）的阶段。学生们要做的就是学好课程，此外便再无教育可言。
这种将智力发展必要的精确阶段过分延长的做法，最终只会产生大量的书呆子。
只有少数学生能在这种如奎师那的神车一般难以阻挡的压力下，依旧保留自己的兴趣。
当然，教师们总是希望能教给学生更多的事实和精确理论，
即便这些知识超出了这一阶段学生的承受能力。如果他们能将这些知识消化的话，那自然再好不过。
但这些中小学校长和大学教师常常会忘记一点，那就是在教育中，我们不过起着次要作用而已。
等时机成熟，学生们自然会在未来的生活中学到那些知识。成长的步伐是有很大局限的，
揠苗助长并不可取。遇到经验不足的教师，脆弱的幼苗很容易就会被摧毁。
不过，说了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向前迈进，让学生们掌握基础的知识细节、
特定的普遍原理以及一些容易掌握的技巧。要在现代社会中有所作为，
人们必须具体掌握优秀的练习方法，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要写好诗歌，
你必须学习韵律；要建造桥梁，你必须熟知建材的强度。即便是希伯来先知也要学会写作，
这在当时来说是一项很困难的事情。正如《祈祷书》所言，
与生俱来的天赋是不存在的，是天真的人虚构出来的。
精确阶段来临后，浪漫阶段便退居幕后了。精确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学会分辨正确的方法和错误的方法，
并且了解一些确切的真理。但浪漫的学习方式并没有消失，
教育的艺术就是要让学生在规定的任务中运用准确知识的同时，培育学生的直观体验。
我们必须培养这一学习方式，一方面是因为要实现平衡智慧的目标，它是必不可少的元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浪漫因素来保持学生的领悟力，他们就无法从任务的成果中汲取养料。
真正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找到自由与训练的平衡，这种平衡使得学生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学习知识，
并有所成长。我并不认为世上存在一个抽象的准则能适用于所有学科、
所有类型的学生以及每一个独特的学生，除了我一直在强调的节奏性变化的准则。
这个准则是，在早期阶段，智力的发展需要我们将重点放在自由上，而到了中间阶段，
我们则需要为学生分配特定的任务。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妥善应对浪漫阶段，
第二阶段所需要的训练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因为学生自己就会知道该如何学习，如何才能学好。
这样，我们也就能安心地让他们自己去探索知识的细节。
此外，我还认为唯一重要的训练是自我训练。只有给予学生们广阔的自由，
他们才能学会自我训练。然而，在生活中，培养孩子欣然接受指定任务的习惯是非常必要的，
教育中需要考虑的微妙问题太多了。如果我们布置的任务恰好能满足学生们在成长阶段的自然渴望，
学生们能保持最大的动力，获得明显合乎情理的成果，
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享有一定的自由度，那么我们是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
有能力的老师是如何保持学生的浪漫精神的？这个问题阐述起来并非易事，
因为这件事做起来很快，但要将其解释清楚却要花很长时间。我们可以通过简单地发几个音，
强调维吉尔诗歌里的音韵之美，就能让学生感受他的文字之美。
让学生们体会数学论证的魅力所在，我们可以通过用普遍的理论来阐释复杂的实例即可，
这是最为快捷的方法。在这一阶段，老师肩负着沉重的职责。
说实话，我认为除了个别天赋极高的老师，其他老师在进行精确教学的时候，
都会让学生感到一定程度的无趣。这便让我们陷入两难的境地：积极性与训练都是必要的，
而训练却可能扼杀学生的积极性。
但这一难题的存在，并不是我们知难而退的理由。理论上来说，这一问题的出现并非必然。
它的出现，是因为我们无法找到适合每一个学生的完美的教育方案。
在过去，我们的教学方法扼杀了学生的兴趣。现在，我们正讨论如何将这一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我只想告诉大家，教育是一个难题，不能用一种简单的公式来解决。
然而，在这方面，我们无视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浪漫兴趣的领域广泛和不明确，
无法用任何确切的边界来约束，它取决于人们的灵光一闪。
但精确知识的范围就如所有普通教育体系界定的那样，可以是也应该是界限分明的。
如果我们将精确知识的范围划得太广，学生们的兴趣便会被扼杀，你的目标也无法达成；
如果划得太窄，学生们又无法有效掌握知识。当然，在每一种课程中，
一门科目应该涵盖多少精确知识，是要经过极为严苛的研究才能确定的。
但如今，人们似乎并没有实行这一做法。例如，在面向想要从事科学事业的孩子们
（我对这类学生非常感兴趣）所开设的古典课程中，我们应该教给孩子们多少拉丁词汇、
语法规则和句型结构？为什么不一劳永逸地定个标准，然后用所有的练习来强化学生的记忆，
并让他们了解这些拉丁词语在法语和英语中的衍生词？至于那些在阅读中出现的其他句型和词语，
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向学生提供全面的辅助知识。在教育中，这种明确的界限划分是必要的。
我相信，优秀教师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哪些知识应该让学生以精确的方式掌握。
他们不会不负责任地让学生背诵一些并不重要的内容。成功的秘诀在于授课的速度，
而把握好速度的关键在于专注度。但在教授精确知识方面，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注意速度、
速度、速度！我们要让学生们迅速地掌握知识，然后对其加以运用。
只有通过运用，他们才能记住这些知识。
接下来是节奏循环的第三个阶段——综合阶段。在这一阶段，学生们会回归浪漫的状态。
他们现在已经掌握了确切的知识，获得了相应的能力，
对一般规则和原理的理论与具体案例都有了清晰的认识。因此，他想使用新的武器。
他是能够起作用的个体，所以想要有所作为。于是他们又回到浪漫阶段，
想进行各类大胆的尝试，只不过此时，他们的大脑经过训练已经不再是一片混乱。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教育应该始于研究，也终于研究。
毕竟，教育就是为应对生活中的直接经验而做的准备过程，
这项准备促使人们通过相关的思想和适当的行动，让每一个瞬间都有价值。
如果教育在开始时无法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结束时也没有鼓励学生保持主动性，
那么这必定是错误的教育。因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能发挥实效的智慧。
在大学里工作时，有一个现象令我非常震惊：学生们漫无目的地学习大量的精确知识。
但那都是些得不到运用的惰性知识，反而让他们的思维变得僵化。
大学教授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将真正的自我展现给学生们看，让学生们明白，
其实他也不是多么的博学，但他懂得思考，明白如何灵活运用自己有限的知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智慧的增长伴随着知识的削减，
因为人们掌握的知识细节会融会贯通，演变成普遍原理。在将来的生活中，
人们会根据情况需要，将重要的知识细节再次拾起；
但养成将普遍原理烂熟于心并灵活运用的习惯，才算最终拥有了智慧。
在精确阶段，人们通过对细节知识的精确学习来领悟普遍原理。
而在综合阶段，摆脱知识的细节有利于灵活运用普遍原理。
过去掌握的知识细节会变成潜意识下的习惯。我们不会时刻提醒自己二加二等于四，
即便我们曾经确实需要用心记住这点。如今，我们所学到的基本算术知识已经演变为习惯。
综合阶段的核心，是从被动地接受训练转变为自由灵活地运用知识。
当然，在这一阶段，人们也会继续学习精确知识，甚至比过去还要积极。
因为此时人们的大脑已经体会到精确知识的作用，并能掌握一般原理和丰富的实例。
但此时，知识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无意识，这是伴随着思维的活动产生的。
总的来说，教育的整个过程都以这三个阶段为主导。十三四岁之前是浪漫阶段，
14岁到18岁是精确阶段，18岁到22岁则是综合阶段。但这只是大致情况，
其影响的是学生的整体发展模式。我认为，所有学科的学习并不是齐头并进的。
例如，我认为当学生们开始学习词汇和语法，语言学习进入精确阶段时，
他们对科学的学习才刚刚达到浪漫阶段的高潮。当幼儿学会说话时，
语言学习的浪漫阶段便开始了，其精确阶段也会更早到来，而对科学的学习会更晚才开始。
因此，过早地教授孩子精确的科学知识，反而会抹杀他们的主动性和兴趣，
让孩子无法理解丰富的科学内涵。因此，在语言学习的精确阶段开始后，
科学学习的浪漫阶段还应持续多年。
典型的公学教育是为那些家庭富裕、父母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孩子设计的。
他们曾游览过意大利、希腊和法国，自己的居住环境通常也很美丽。
但在现代的国家中小学甚至扩招过的公学中，大部分的男孩女孩都没有这样优渥的家庭条件。
我们不能忽视艺术对于精神生活的意义。我们的审美情感能让我们对价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没了这种情感，灵魂的感知力便会削弱。要在教育中给予学生自由，
我们就必须留意他们的整体人格发展，不能随意拒绝他们的迫切需求。
在如今这个重视经济的时代，常有人说我们的教育是无用的，人们不用接受那么多的教育。
如果我们的目标仅仅是培养学生的智力，那必然有一大批学生会失败。
我们国家的学校便是如此。我们只是激起了学生们的兴趣，却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
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要实现文明进步，首先要做的就是实现艺术的繁荣。
然而，话虽如此，我们却切断了大众接触艺术的途径。这样唤起人们的渴望，
却又浇灭这些渴望的教育，除了能带来失败和不满，还能带来什么呢？
我们其实不用耗费多少资源，就能为国人提供通俗的艺术形式，但我们没有这样做，
这就是整个教育过程的愚蠢之处。通过一些大型改革，
我们或许可以取消一些最为艰苦的体力劳动，保证劳动者的安全。
但我们不可能大幅提高人们的平均收入水平。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不可能实现乌托邦的。
然而，我们的学校不用多费心，就能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热爱、
对戏剧的欣赏以及对图形美和色彩美的喜爱。我们还可以满足普通大众在这方面的需求。
如果我们采取最简单的方法，所需要的物质资源甚至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一旦做到那一点，一旦国人能深刻理解艺术的作用，能感受到艺术带给我们的喜悦与恐惧，
那么当先知传递上帝之爱，当牧师要求人们承担责任，当政治家呼吁爱国精神的时候，
人民便能更好地体会他们话语中的力量。
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为那些生活在美丽乡村的英国人民而写的。
当时的人们正从中世纪步入文艺复兴时期。而在大洋的另一头，
一个新的世界实现了人们对浪漫的渴望。如今，我们生活在拥挤的城镇中，
接受着科学时代的教育。我相信，除非我们能找到全新的方法来面对这个新时代，
为人民提供精神食粮，否则终有一天，等到人们因为理想破灭而忍无可忍，
英国就将面临与俄国同样的命运。历史学家便会为英国留下这样的墓志铭：
它的陨落，源于统治阶层对人民精神追求的无视，源于单调的物质主义，
源于像法利赛人一样对狭隘治国之术的盲目追捧。技能教育及其与科学和文学的关系
人们通常羞于为自己树立理想。现代剧作家萧伯纳
在自己的作品里，借一名疯神父之口发表了一番对理想人类社会的看法：
在我梦想的国度中，国家即教会，教会即人民：三位一体，一体三位。
那是联邦，工作即游戏，游戏即生活：三位一体，一体三位。
那是教堂，祭司即信徒，信徒即被崇拜的神：三位一体，一体三位；
那是神格，众神都拥有人性，人性都具备神性：三位一体，一体三位。
简而言之，这便是一个疯子的梦想。
我在本章想要传达的思想便可以用这句话概括：“那是联邦，工作即游戏，游戏即生活。”
这便是技能教育的理想目标。当我们着眼于现实，看着那数百万疲于奔命、心怀不满、
冷眼看世界的劳动者和那些与他们相对的雇主，我们会觉得这个理想目标太过不切实际了。
我并不想就现实情况进行分析，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目前的社会现状与这一理想还相差甚远。
此外，我们都认为，如果一名雇主抱着“工作应该同游戏一样”
的观念经营自己的产业，那么不到一周他就要破产了。
不论是在神话中，还是在现实中，人类都承受着同一个诅咒：不劳动，便无以为生。
但人类凭借自己的理性与道德直觉从这句诅咒中悟出了前进的动力。
早期的本笃会修士享受着劳动的乐趣，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与基督同在。
除去这些理论的外衣，我想表达的主要观点是，工作应该与人们的智力和道德观念相结合，
如此，工作的过程才能变成一种享受，即便再苦再累，人们也毫无怨言。
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能以更为具体的方式阐述自己对这一抽象理念的理解。
只要不在细节上偏离自己的主要观点，每个人都能在这一问题上随意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不论大家各自的观点如何，对辛苦工作的人类来说，
将工作的过程变成一种享受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了。这种转变掌握在技能培训的老师们手里，
和那些规范教师行为的人们手里。这些人将重塑这个国家，
让人们能像过去的修士一样享受日常工作。
目前我们的国家急需大量的熟练工人、富有创造力的人才和具有创新思维的雇主。
要满足这一需求，我们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培养享受自己工作的工人、
科技从业者以及雇主。从人类的天性来看，如果一名工人因为工作精疲力竭、
倍感无聊，即便他拥有一双巧手，也无法大批量生产一流的产品。
他会工作懒散、敷衍了事，还会变得擅于逃避审查。他会抵触新的生产方式，
成天怨天尤人。脑子里都是不切实际的改革思想，完全不懂现实工作的职业环境。
如果你身处乱世，希望增加社会动荡的概率，那就推广技能教育，
同时无视本笃会修士们的理想吧。如此一来，社会就能得偿所愿了。
其次，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也需要有愉悦的脑力活动，以此来维持自己的创造力。
“需求是发明之母”，这句话是毫无道理的，应该说“需求是无用伎俩之母”。
现代发明的增加以科学为基础，而科学的发展，几乎完全来自为人们带来快乐的好奇心。
社会需要的第三种人是充满首创精神的雇主。成功的雇主是非常重要的人士，
他们拥有大量财产以及涵盖世界各地的商业关系。当然，商业也会不断盛衰兴亡，
但如果整个商业都饱受衰退之苦，我们的贸易就不可能繁荣。
如果这些雇主只是将他们的生意视作获得其他人生机遇的工具，
那他们就不会对时代的发展保持警觉。他们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
他们的企业保持当下的发展势头，足以让他们一生不愁。
所以他们不会关心可能出现的新的生产技术。他们已经把精力放在别的方面。
对金钱的渴求只会让人成为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而非企业家。
比起那些以资助医院为借口，而一直用令人厌恶的产业进行敛财的人，
那些享受工作的生产者才是人性的希望所在。
最后，如果大部分雇主和工人都认为自己的工作只是无声无息赚取大众的金钱，
那我们的工业就不可能和平发展。如果要让社会各方相互理解、携手合作，
我们就必须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和他们的工作对社会服务的影响，
有一个更加广泛的认识。
因此，不论是对雇主而言，还是对工人而言，技术和科技教育要满足国家的实际需求，
就必须体现自由精神，让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原则和提供的服务，
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在这样的教育中，几何与诗歌同车床实践一样重要。
我想说的是，没有哪种学习方式是完美无缺的，
那些被我们忽略了的处于次级地位的学习元素更是如此。
柏拉图式的教育要求人们不偏不倚地兼顾各类知识，这从心理学来说是错误的。
我们必须遵循因果关系参与到事物的发展之中。
如果教育试图将人们的智力活动或美学生活从这一原则中剥离，那将势必导致文明的衰亡。
从本质上来说，文化是为实践而生的，其作用应该是使人们不用盲目、费力地工作。
艺术的存在，使我们明白如何解放我们的感官，因为它能强化我们的感官世界。
如果一个人对科学抱有纯粹的兴趣，他就渴望对事物的联系有一个有序的认识。
不过这一兴趣的目标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实践对理论的介入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即便是在抽象科学领域，这一点也经常被忽视。
没有人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才从事科研的。他之所以获取知识，
是因为想满足自己对探索的渴望。探索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知识，
而获得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探索。艺术与科学能让人们在辛勤劳动的同时，
也感受到既定目标达成的喜悦。这也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同样的快乐源泉。
技能教育与博雅教育之间其实是不存在对立的。脱离了博雅教育，
技能教育就无法成功，反之亦然。换言之，所有的教育都要兼顾技能与文化修养。
简而言之，教育应该让学生在知识层面和实践层面都有所擅长。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双方来说都能产生促进作用。
人的思想是无法在真空中取得最大成就的。人们只有迅速将创造的动力转化为实践，
才能发挥其效用，这点对孩子来说尤为如此。学生学完几何与力学后，
必须将其运用到车间工场的实践中，否则他们学到的也不过是无用的东西。
一个国家教育体系主要需具备三类课程，即文学课程、科学课程和技能课程。
但每一类课程都应该涵盖另外两类课程的内容。我的意思是，不论是什么样的教育，
都应该教给学生一些技能、科学知识和一般概念，此外，还要让学生学会审美。
所有这些训练都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时间不足，
即便是最具天赋的学生也不可能将所有课程都学透。学习必须有重点。
最直接的审美训练，自然是那些需要艺术技巧的技能训练。
但在文学教育与科学教育中，审美训练也非常重要。
文学课程的教学方式是语言学习，即学习我们最为习惯的传递思想的方法。
从技能方面看，学生们应该掌握的是口语表达能力；从科学方面看，
学生更要学习语言结构，分析语言与所传达的思想之间的关系。
此外，如果能恰当运用语言，那么语言与感觉的微妙关联，
书面语和口语所引发的感官感受，将培养学生敏锐的审美能力。
最后，世界的智慧是储存在语言构成的杰作当中的，这也是进行语言学习的原因。
这一课程体系的优点在于兼顾所有的教学内容，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相辅相成的。
这样的课程体系一旦得到推广，必然会成为唯一完美的教育类型。
其缺点则在于过度强调语言的重要性。确实，言语表达有太多重要意义，
我们很难对其进行清醒的衡量。最近的几代人见证了文学和文学表达形式的倒退，
它们在人们的思想生活中，不再具备以往那种独特的重要性。
为了让人们真正成为大自然的服务者与管理者，我们要培养的就不只是人们的文学能力。
科学教育主要培养的是观察自然现象和研究、推断自然法则的能力。
不过，与文学教育相同，科学教育也面临着时间不足的问题。自然现象纷繁复杂，
每类自然现象都有与之相应的科学，每类科学都有其独特的观察方式和演绎种种法则的思维方式。
总的来说，我们不可能在教育中将整个科学体系都教给学生。我们能做的，
是传授两三门彼此相互关联的科学学科。因此才会有人批评科学教育中狭隘的专业化现象。
这类批评显然是有理有据的，我们也应该反思如何在科学教育的局限内发挥最大的作用，
避免过于专业化的问题出现。
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就要将视线转向技能教育。
技能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将知识运用到生产之中的能力。这类训练强调的是动手能力、
手眼协调能力以及对制作工程的判断和掌控能力。但要做好判断，
我们就必须明白生产背后的自然过程。因此在技能培训中，科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缩小科学知识的传播范围，科学教育要培养的是科学专家；如果扩大其范围，
科学教育要将科学知识传授给大众和企业的领导者，这两类人同样重要。
技能教育不仅与科学教育在思维层面有所关联，
而且艺术家或学徒对某项艺术技巧的学习也是一种技能教育。
因此，审美能力的培养也与技能教育有关。柏拉图式教育的缺点是，
完全忽视了技能教育在理想人格的塑造方面的作用。这一忽视来自两个致命性的对立，
即心灵与身体的对立，以及思想与实践的对立。为了避免招致不必要的批评，
我想先声明一点：我很清楚古希腊人对形体美和运动的重视。
然而，他们却在奴隶制度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价值观。
在此，我想为大家指出一条教育界公理：如果你在教学中忘记了自己的学生是有血有肉的，
那你的教学注定会失败。文艺复兴以后的柏拉图式教育便犯了这样的错误。
但人的天性是无法被抹杀的。后来的英国教育意识到了这点，
但其实行的体育是与课堂教学相分隔的，强调不伦不类的竞技和竞争。
思维活动和身体活动之间的联系虽然体现在各种身体感觉中，
但其主要还是以眼、耳、口、手为重点。感觉与思维是相互协调的，
大脑活动和物质创造活动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在这类活动中，手的作用尤其重要。究竟是双手的活动引发了思维活动，
还是思维活动指导着双手的活动，这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两者之间关系非常紧密，且是相互作用的。
在百年之久的时间里，即便有些家族忽视了手与脑的深层联系，
但总的来说这一联系是不会因此消失的。
由于忽视了动手能力，贵族阶层思维变得迟钝。他们只是通过运动来弥补这一问题。
在运动中，他们将大脑活动控制在最低的程度。他们在手工制作方面也不够精细。
对专业人士而言，持续的书写和口语表达是必要的，因为这么做能提高些许的思维能力。
那些一味沉迷书本而不参加其他活动的书虫，并不能因敏锐的大脑而出类拔萃。
他们更可能成为在思想上墨守成规的人。这是因为他们接受的广博的知识，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脑力所能承载的范围；另一个原因是，
他们的大脑缺乏来自手头或口头创作活动的刺激。
要评估技能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就必须跳出将学习等同于书本学习的观念。
一手知识才是思维活动最根本的基础。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书本学习传递的是二手信息，
因此其重要性永远无法与实践相提并论。
我们的目标是让生活中即时发生的事情转变成佐证普遍理论的案例。
而学术界倾向于用零碎的二手信息来说明从另一些零碎的二手信息里提炼出的观点。
学术界的二手属性正是其变得平庸的原因。学术界的氛围平静，
这是因为没有受到来自事实的挑战。弗朗西斯·培根的伟大之处，
并不在于他碰巧提出了独特的归纳推理法，而在于他在抵制二手信息方面起到了领头的作用。
科学教育有一大独特的优点：它将理论建立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之上。
同样的，技能教育的优点是它顺应了我们将思想付诸实践，又用实践反馈思想的深层天性。
科学为我们带来的是逻辑思考。逻辑又分为两种：一是探索过程的逻辑；二是探索成果的逻辑。
探索成果的逻辑指的是推断在特定的情况下，按照假定的自然法则，会出现怎样的特殊现象。
因此，当人们发现或者假定一条法则时，完全依赖于演绎逻辑。没有演绎逻辑，
科学便完全是无用的，它不过是从特殊现象到一般规律的不结果实的游戏而已，
除非我们能反过来再从一般规律到特殊现象，就如天使通过雅各梦中的天梯来回于天堂与人间一样。
当牛顿凭直觉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时，
立即计算了地球对地面上一个苹果的引力以及地球对月球的引力。
我们明白，没有演绎逻辑，就不可能有归纳逻辑。
所以牛顿的计算——对通过归纳法证明他的伟大定律来说——是重要的一步。
在科学教育的过程中，老师们应该给学生教授思维的艺术，即如何根据一手经验形成清晰的认识，
如何凭直觉发现可行的一般真理，
如何验证这些推测以及如何通过推理将一般真理运用到重要的特殊情况中。
此外，对科学原理进行阐释的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人们才能从混乱的信息中提炼出相关内容，然后将其清晰地陈述出来，并且强调其重点何在。
如果我们能按照思维的艺术，将科学——或者说一小部分科学学科——充分地传授给学生，
我们就向解决科学界的专业化问题前进了一大步。碍于客观条件，
我们不得不以一两门特定的科学分支为基础进行科学教育。最糟的后果是，
老师们迫于考试的压力，倾向于将这些科学学科有限的研究成果灌输进学生的头脑。
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这种做法是否适合眼下的特殊情况。
如果一个人只懂得自己领域的科学和这个领域所特有的知识，
那他其实就没有真正了解这个领域。他的思维是贫瘠的，无法快速理解陌生的观念。
因此，他将一无所获，也难以将知识付诸实践。
在数学教育方面我们也要多加小心。如果只是通过它来强迫学生牢记普遍真理，
那就会毁了数学教育。普遍原理能帮助我们将个案联系在一起。
毕竟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具体的特殊案例。因此在应用数学时，你的计算结果越具体越好，
使用的方法越普适性越好。推理的本质在于从特殊案例中提炼出一般原理，
然后再将一般原理运用到特殊案例中。没有普适性原理，我们就无法进行推理；
而不进行具体运用，推理也就毫无意义。
要通过应用实现真理的价值，而不是任其成为空洞的公式，唯一的方法是进行技能教育。
光有被动的观察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创造，我们才能获得对物质性能的清晰认识。
要了解一件事物，就必须亲手将其制作出来，这是牢不可破的真理。通过将想法付诸实践，
才能锻炼我们的能力，并让想法更加清晰。只有通过运用，发现某一想法的局限性，
我们才能使该想法符合现实。
在所有的教育模式中，失败的主要原因都是不知与时俱进。如果我们认为，
技能教育就是逼迫孩子学会某一门高度专业化的手艺，那技能教育注定会失败。
国家需要的是劳动者的流动性，不只是地域上的流动性，还包括在某种综合技能范围内的流动性，
即从一种特殊工种流动到另一种特殊工种中。我知道这番话并没有多少依据，
我并不是要人们在专门从事某一类工作的同时，间歇性地转换到另一类工作中去。
那是工作组织者而非教育者应该考虑的问题。我只是想向大家说明，
技能培训不应该局限于最终的专业化。不论是对工人、雇主，还是对国家，
根据需求适应工作环境的能力才是有益的。
纯粹的文学知识是无用的。重要的不是那些知识，而是获取这些知识的方式。
文学的存在是为了表达并丰富我们的想象世界和精神王国。
因此，技能教育中的文学教育应该让学生享受文学。重要的不是他们学到了什么，
而是他们是不是乐在其中。而在那些伟大的英国大学的直接要求下，
学生们要参加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考试，这种做法让学生不再享受阅读，
这是对灵魂的谋杀。
与知识相关的快乐有两种：一种是创造的快乐；另一种是放松的快乐。
这两种快乐并不一定是毫无关联的。职业的改变能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快乐，
这种快乐便是两者的结合。文学鉴赏也是一种创造。
书面文字的音韵美和结构美都只是一种刺激而已，它们能引发我们的创造。
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鲜活。但除了那些以文学创作为职业的人，
文学课也可以是一种消遣方式。它能解放我们在工作时必须压抑的那部分自我。
艺术也拥有相同的功能。
要获得放松的快乐很简单，只要停止工作即可。适当的放松对我们的健康是必要的。
但我们都知道，一旦过度放松，就无法获得快乐，而是陷入无知无觉的睡眠之中。
创造的快乐来自成就，这类快乐从一开始就需要人们做出努力。
对高节奏的工作和原创性的工作来说，创造的快乐是不可或缺的。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不给工人休息的时间，这种经济政策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即便能获得暂时的经济成效，最终也将以整个国家为代价。因为如此一来，
工人们将因为过度劳动而健康受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继续工作，
国家便要承担起照顾他们的重任。同时，在工作中穿插纯粹的放松时间也同样不可取。
除非得到严格的控制，否则这些休息时间反而会使得工人工作懈怠。
正确的休息应该是改变人们的活动内容，满足人们天性的需求。
游戏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它与工作无关，所以能让人感到放松，
但一旦过度放松，反而会让人觉得空虚。
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文学与艺术来放松人们的身心，营造一个健康又井井有条的国家。
文学与艺术对经济生产的贡献，仅次于睡眠或吃饭。现在我不是在讨论如何培养艺术家，
而是讨论如何通过艺术保持人的健康。艺术之于健康，就像阳光之于万物一样。
并不是只有通过强迫学生学习才能让他们获得知识。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就能轻松地帮助学生享受艺术。可以定期安排学生前往附近的剧院，
欣赏由社会资助的适合他们观看的戏剧、音乐会和电影。图画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不过如果我们能以有趣的图画重现孩子们在书本上读到的场景或观点，
他们或许也会喜欢图画。我们还应该鼓励学生进行艺术创作，尤其是朗读的艺术。
约瑟夫·艾迪生所写的关于罗杰·德·柯夫雷的散文就非常适合朗读。
古典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
经过中学校长们的验证，拉丁语是一门非常受欢迎的科目。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这门语言。我认为，学生们对拉丁语的喜爱，
源于在学习过程中所体会到的思想上的启蒙。学习拉丁语时，你知道你正在发掘新的知识。
拉丁语的词汇以一种不同于英语词汇或法语词汇的方式嵌在句子中，
词汇具有奇特的不同联想之意。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拉丁语比英语更加古老。
未经过分解的语义单位更像是一个句子。
因此，在罗列拉丁语的益处时，我将哲学排在逻辑与历史之间。
我认为这样的排列很合理。因为拉丁语唤起学生的哲学直觉，是介于逻辑与历史之间，
又对二者有促进作用的。在拉丁语与英语的互译过程中，学生们要对语义进行分析，
这类经验对学习哲学逻辑而言是必要的。如果在未来，你从事的是思考型工作，
那你会感谢上帝，自己在5年的中学学习期间，每周都要写一篇拉丁语散文，
每天还要分析一名拉丁语作者的文章。进入一门新课程的过程，
其实就是通过接触进行学习的过程。对大多数人来说，语言是促进思维活动的最便捷的方式。
启蒙的道路便是从简单的英语语法到法语，从法语到拉丁语，而且广泛涉及几何与代数。
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所提倡的这套原则是得到柏拉图支持的。
拉丁语文学的作用是表达罗马的思想。如果你能带着对罗马的认识去分析英国与法国，
那你就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牢固的文化基础。罗马是地中海文明的最后阶段，
因此，了解罗马，你也能了解欧洲的地理及其山河湖海。这类学习能让青年人获得具体的知识，
并将知识用于实践。此外，他们还能欣赏伟人们的品质与风范。这些伟人拥有远大的理想，
有高尚的品德，也有着罪恶的行径。他们也会犯错，但他们知道如何约束自己的过错，
这也是一种可贵之处。如果学生们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并时常规诫自己，
那道德教育就是无效的。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存在，
那我们就不会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对现实也会漠不关心。伟大的含义，
不是通过辩论得出的，而是需要我们用直觉去感受。青年人在转变宗教信仰时，
会痛苦地认为自己不过是蝼蚁，不能算是一个人，这种感觉是可以理解的；
只要他们依旧相信伟大的存在，依旧对上帝抱有敬畏之心。对伟大的认知是道德感的基础。
如今，我们即将迎来民主时代，我们能否实现高程度的人类平等依旧是个未知数。
让青年人了解罗马精神迫在眉睫：罗马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其影响甚至更为伟大。
在教授艺术时，我们必须注意两大要点：知识量和教育速度。
如果你用显微镜去观察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那对其建筑师来说未免太不公平；
如果你以一天五行的速度阅读《奥德赛》，你会觉得味同嚼蜡。这便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以学生们的拉丁语能力，可能永远都无法快速阅读拉丁语原著；他们要了解的知识非常宏大，
横跨了整个历史。因此，我们必须对知识量和教育速度进行深入研究，
了解教育工作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关作用。我从未读到过以学生心理为切入点分析这一问题的文献。
难道这涉及共济会的机密？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只有准确理解拉丁语词汇的含义、
语义与语法结构的关系以及句子的语势，我们才能从拉丁语学习中有所收益。
因此，那种不对语言细节加以分析，笼统地进行语言教学的做法，
反而会导致我所描述的理想教育目标的失败。通过翻译让学生尽快摆脱拉丁语文本，
避免学生在句法结构上花费太多精力，这样的做法也是错误的。
培养学生准确、清晰、独立的分析能力，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
但我们在教育速度方面依旧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因为古典文化教育的时间不过四五年而已。
对每一首诗的学习都有特定的时限。诗歌中的对比、意象和感情的转折，
都与人类灵魂的脉搏相连，它们有着自己的节奏，是不能被刻意延长的。
如果你以蜗牛爬行的速度磕磕绊绊地读诗，即便你读的是世界上最为优秀的诗歌，
它们对你而言也不过是一堆废纸。
因此，想象一下孩子们阅读老师布置的作业时的场景：
他读到“当……”然后停下来查字典，接着读到“雄鹰……”然后又停下来查字典，
接着又费力地思考语句的结构，等等。这样的阅读能帮他了解罗马吗？
当然，一般人会说，那就去找最佳的译本，最能体现原文魅力与生命力的译本，
之后以合适的速度朗读出来，然后再读一些注释，这样就能理解原著了。
然后人们就更有理由抨击拉丁语，说正是拉丁语将艺术捧上神坛，令其高不可攀。
在教授古典文化的历史时，知识量的问题变得尤为突出。我们呈现给学生的所有内容，
都应该是具体的、独特的。然而，我们又想向他们展示各个时代的整体面貌。
我们必须让学生通过接触来学习。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视觉呈现的方式来展示各式各样的生活，
例如建筑照片、雕像、花瓶上的图案以及描绘神话传说或日常生活的壁画。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对罗马文明与之前的东地中海文明和之后的中世纪文明进行比较。
我们必须让学生明白人类经历了外貌、住所、科技、艺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变化。
动物学家们从所有动物中挑选典型的物种进行教学，
我们也可以模仿他们的教学方法向学生呈现罗马的历史地位。
人类的生活以技术、科学、艺术和宗教为基础。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
都是人类的思想创造出来的。但科学与技术之间、艺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
要了解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必须从这四个方面着手。现代蒸汽机的生产力，
相当于古代社会一千名奴隶的生产力。奴隶制又是古代帝国的核心制度。
现代印刷机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要理解现代思维，
就要了解科学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转变和技术的发展。
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都是由灌溉技术支撑起来的，
而罗马帝国则是以技术的绝佳应用为基础，包括道路、桥梁、沟渠、涵洞、
下水道、大型建筑、井井有条的商船队、兵法、冶金术和农业。
这便是罗马文明为何能完整保存、不断扩张的秘密。我经常思考，
罗马的工程师为什么没有发明蒸汽机。如果他们做到这一点，整个世界史都要被改写。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居住的环境相对温暖，也就没有喝茶煮咖啡的习惯。
等到18世纪，成千上万的人都喜欢坐在火炉边，看水壶里的水烧开，蒸汽机也就应运而生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城的希罗很早就发明了近似蒸汽机的东西。
所以，如果罗马工程师注意到水壶里冒出的蒸汽，那一切就都不同了。
技术进步带来越来越强的推动力，我们应该正确看待人类历史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先进的科学与先进的技术紧密相连，为人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同样，大约公元前一千年时，文字得到广泛使用，这开启了第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
文字在刚刚诞生之初主要是用于传统经文、官方记录和编年史的书写。
在过去，人们并不会在一项发明诞生之初就预感到它的潜力。
哪怕是今天，我们经过锻炼，对新生事物的潜力有了更好的认识，情况也是如此。
在过去，新生事物所带来的是不同的思考方向，因此它进入社会体系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所以，东地中海沿海的古代文明花了很长时间才掌握文字书写这项记录新思想的方式。
当希腊人和希伯来人意识到文字的潜力，文明的发展便前进了一大步。
虽然直到一千年后——基督教诞生，希伯来文明才产生了广泛影响，
但在希腊文明开始形成时，希伯来的先知们就开始记录他们的思想了。
我想说的是，要了解罗马文明的背景和前景，就必须处理大量的历史资料。
如此一来，就不能像教授我们的历史那样，按照时间顺序将政治事件连贯地教给学生。
就连口头讲解的教学方式也应该居于次位。我们应该利用模型、图片、
示意图和表格，通过典型的例子展现技术的发展和其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
同样，艺术结合了实用性和宗教性后所表达的也是人类的真实情感，
并能引发人类的心理变化。孩子们可以通过模型、
图片以及博物馆里的展品来了解过去的艺术。历史教育不应该以泛泛而谈的论述开始，
而应该以能展现时代变迁、生活变化和民族发展的具体实例开始。
在教授东地中海的文学和历史时，我们也应该采取这种具体的方式。
古典文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建立在一手知识的基础上，是不可替代的。
希腊和罗马是欧洲文明的建造者，了解它们的历史，就是直接了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思想。
因此，要正确了解罗马的思想，学生们就应该直接阅读希腊文学作品。
当然，这里指的是翻译作品。但希腊人原作的译本要优于英国人所写的关于希腊人的评论，
不论这些评论写得多么精妙。我们应该在对希腊有一个直接认识之后，
再阅读关于希腊的书籍。
数学课程
现代教育所面临的情况，在数百年前中世纪的传统知识体系开始解体时也出现过。
当时和现在一样，人们对智力的传统认识虽然刚刚占据上风，但终究过于狭隘，
不利于全人类的利益。人类追求的利益发生了变化，这要求教育基础也跟着转变，
从而让学生得以接受新的观点。历史上，如果人类社会对智力的认识发生了改变，
那么教育也必然会迎来变革。不过这类变革可能会推迟一代人的时间，
因为总有些人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阻挠改革，或者纯粹是因为因循守旧，
不愿年轻时接受的观念被历史淘汰。但教育必须让学生接受新的观点，
让他们有能力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的主流思想，这样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有生命力的。
要学好逻辑方法，光是了解各式各样的推理方法，
并训练大脑掌握这些方法是不够的——不过能做到这两点就已经很难得了，
因为在很久之前，人类大脑的演化不是为了逻辑推理，而是为了更多地捕获新鲜的食物。
因此，很少有人能在没有大量练习的情况下，就拥有严密的逻辑。
但要成为一名擅长推理的人，或者让普通人了解推理的核心知识，光做到以上两点是不够的。
推理的艺术需要我们从正确的角度看待事物，通过一般原理掌握事物的全貌，
并不断整合事物周边的相关细节。人们必须通过不断的训练，
认识宏观思想的重要性并将其牢牢抓住，才能成为优秀的推理者。
我认为，几何比代数更适合用作这方面的训练。代数知识更为晦涩，
而空间感则是人人都有的。而且，几何涉及的简化或抽象化，
即将所有不相关的物质属性，例如颜色、风格和重量统统剔除，
这本身也是一种需要培养的能力。此外，几何里的定义和有待证明的命题，
要求我们必须对研究对象的各个基本事实和基本事实之间的关联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几何的浅显知识而已。当我们深入研究该学科的发展，
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亮点。学生们在刚刚接触几何时，不会遇到任何难以记忆的抽象知识。
而在学习推理的初期，只要学习方法得当，学生们所遇到的知识大多也都是清晰易懂的，
这些知识将带领他们完成每一阶段的学习。因此通过几何，学生们很快就能了解逻辑方法的核心。
大学及其作用
大学致力于教育和研究，但其存在的主要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所传递的知识和提供的研究机会。
如果只想实现上述的两种功能，我们完全不用耗费如此财力建立大学。书本更为便宜，
学徒机制也广为人知。如果我们只是想要传递知识，那根本就不用建立大学，
因为从15世纪开始便得到推广的印刷技术让知识的传递变得非常方便。
而推动大学建立的主要动因出现于15世纪以后，并在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强烈。
大学存在的原因是，使年轻人和老年人在富有想象力的学习中联合起来，
从而在汲取知识和热爱生命之间建立联系。大学确实要传递知识，
但应该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传递。大学应该对社会做出这样的贡献。
没有做到这点的大学是没有存在的意义的。想象所带来的兴奋感能让知识不再枯燥。
事实不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事实，而是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存在。
事实也不再是记忆的负担，它充满了能量，就像我们梦中的诗人和向往的建筑师。
想象不能与事实相脱节：它是照亮现实的方式。它能归纳出适用于事实的普遍原则，
然后对符合这些原则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它使人们构想出一个新的世界，
以令人向往的目标保存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年轻人是充满想象力的。如果我们能通过训练强化他们的想象力，
那么这种想象的力量将延续他们的一生。悲剧在于，拥有想象力的人没有多少实际经验，
而拥有实际经验的人却缺乏想象力。愚蠢的人没有知识的支撑，只能痴人说梦；
迂腐的人则拘泥于知识，无法体会想象力的精彩。大学的任务便是将想象力与经验融为一体。
刚开始培养年轻人的想象力时，我们不应该一开始就约束他们的想法。
如果他们每天都必须保持事情井井有条，那么，他们就无法对事物获得公正的认识，
无法从普遍原理中推断出理念上的多样性事例。无论想法是否正确，
他们都必须拥有思考的自由，拥有体会世间百态的自由。
这些关于大学的一般功能的想法也适用于商学院。商学院的主要作用，
便是培养热爱商业的人，对这点我们完全不用避讳。有人认为人类对生活的热爱，
来自对狭隘的物质舒适度的普通追求，这其实是对人类天性的诽谤。
人类开拓创新的本能和很多其他方面的特质，都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现代社会结构复杂，人们生活的探险离不开对智力的探索。在社会构造更为简单的环境里，
开拓者们可以遵从自己的直觉行事，就好比站在高山上远眺目标一样。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
人们要对商业进行重组，就必须拥有分析能力和想象力。社会构造越简单，
商业关系也会越简单，人们能直接面对面地交流，应对各式各样的现实情况。
如今的商业结构则需要我们通过想象了解各式各样的人，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
分布于城市、深山、平原、海洋、矿山和森林之中。
我们还需要借助想象力了解热带和温带的情况、各个大型企业之间的相关利益、
社会整体在面对某个发生变化的元素时会做何反应。我们需要借助想象力了解政治经济法则，
不只是抽象的法则，还包括如何将其应用于具体商业案例之中。
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政府的惯常做法，在各种情况下政府会做出哪些改变。
我们需要借助想象力了解人类组织的凝聚力，
体会人类天性的局限性以及满足培养忠诚感所需的条件。我们需要了解健康从何而来、
疲惫从何而来以及如何保持持久耐力。我们需要借助想象力了解工厂的社会影响，
明白每一门应用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我们还应该敢于对别人说“好”或者“不”，
不应该盲目固执地做选择，而应该理智评判相关替代性情况。
大学培养了文明的知识先驱——牧师、律师、政治家、医生、科学家和文学家。
它孕育的理想带领人类直面所处社会的困惑。
在美国定居的英国清教徒按照自己的宗教理想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他们的早期成就之一，
便是在现今的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建立了哈佛大学。
剑桥市的名字便来源于英格兰古老的剑桥大学，当时去往美国的清教徒们视之为理想的摇篮，
很多人都曾在那里接受过教育。现代商业所需要的充满智慧的想象力，
与过去在其他行业工作的人们所需具备的能力相同。
而大学便是为欧洲民族的进步提供这类能力的组织。
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早期，其建立的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也几乎无人在意。
它们就这么循序渐进、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但得益于它们的存在，
欧洲才能在多个领域实现稳定、快速的发展。通过大学，人们将开拓行动和探索思维结合在一起。
大学的成功是情理之中的——即便现在的大学充斥着人类的缺点，
使人们无法理解其为什么会成功。当然，大学也有很多失败之处，但纵观历史，
各地的大学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苏格兰、
英格兰和美国的文化史都见证了大学的影响力。我所说的“文化史”指的并不是由学者主导，
而是由凭借对生活的热爱，为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成就做出贡献，
为我们的爱国情操打下基础的人所主导。我们都希望自己对社会有所贡献。
要获得更高的成就，人类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在现代社会，这一难题变得越发危险。
所有大型机构中的新人都必须遵从命令完成一成不变的工作。
没有哪一家大型公司的总裁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
将责任最为重大的工作交给年轻人去处理。年轻人只能例行公事，
偶尔才会看见公司总裁进出公司。这类工作是很好的锻炼，它能传递知识，
培养可靠的品质。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也只能做这样的工作。
这种已经成为惯例的做法无可指摘，却会引发不幸的后果：长时间的常规工作将磨灭人的想象力。
如此一来，人们可能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失去了职业生涯后期所需要的能力。
这也反映了一个常见的情况：我们只有通过特定的训练才能掌握必要的技能，
而这类训练又会浇灭我们运用技能时所必需的想象力。
在教育中，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现象，也是大多数难题的起因。
为了让学生能胜任智力型行业——例如现代商业和其他较古老的职业的工作，
大学应该教导学生以创造性的方式来看待该行业的各种普遍原则。
如此一来，学生们在进入技能实习的阶段之前，
就已懂得运用想象力将具体细节与普遍原则联系在一起。例行公事也因此变得有意义，
并能体现赋予其意义的普遍原则。
所以，在大学时接受过良好训练的职场新人便不会盲目地凭经验交差，
而是能通过观察细节和养成必要的习惯，丰富自己的想象力。
要将想象力与知识结合在一起，人们需要拥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不受约束，
也没有烦恼；还需要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且通过与观点不同的人进行交流，
以激发想象力的火花。此外，人们还需要好奇心的驱动，
并且对所处社会在知识进步方面的成就感到自信与自豪。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想象力，
然后将其永远放进冰箱保存起来。我们应该把知识和想象力运用到生活之中，
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商品。
要将教育与研究结合在一起，大学就应该为高校的教师团队提供发挥想象力的条件。
你希望你的教师们充满想象力吗？那就鼓励他们进行科研吧。
你希望研究者们充满想象力吗？那就让他们与学生交流思想吧。
因为那些年轻学生正处于最渴望知识、想象力最丰富的人生阶段，
思维能力也刚刚进入成熟阶段。让你的研究者们将自己的想法分享给那些思维活跃、
极富可塑性的年轻人；让你的学生与科研经历丰富的研究者进行接触，
为他们的求学之路添砖加瓦。教育是为了帮助人们探索人生，科研则是探索知识。
所以，大学应该是年轻人与前辈进行探索的场所。要实现教育的成功，
我们应该为人们提供“新鲜”的知识，既可以是本身便带有创新性的知识，
也可以是旧知识在新世界里得到全新运用的知识。知识的保质期甚至比不上海鲜。
你所研究的可能是古老的知识与真理，但必须将其与当下社会结合，
以“新鲜”的方式传递给学生，就像是刚从海中捞出的海鲜一样。
学者的作用应该是唤醒学生们生活中的智慧与美丽。没有他们的帮助，
这些特质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过去。社会的进步仰仗于三种人群的努力——学者、
探索者和发明者。还取决于拥有一定的研究能力、探索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受过教育的大众。
这里的“探索”指的是对具有高度普适性的真理的发掘；
“发明”指的是将普遍真理根据当前需求运用到具体案例中。显然，这三种人群是互有交叉的，
致力于实践的人只要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也能被称为“发明者”。
但每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对一个国家而言，
真正重要的是将所有进步所必需的元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人们所做的研究才能影响市场，
市场的变化也能影响人们的研究。大学是将这些元素融合成一个促进进步的工具的主要场所。
当然，它们并非唯一的场所，但如今，先进国家都拥有繁荣发展的大学。
大学在原创知识方面的产出，不应该以学生和教师署名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来衡量。
人们的生产方式多种多样，思想也各有千秋。
一些思维最为活跃的人可能并不擅长写作和类似写作的活动。在每一所学校中，
你都能发现有的老师非常优秀，但发表的作品却寥寥无几。
他们的原创性体现在与学生的课堂互动中，或者与他人的讨论之中。
这类人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但当他们的学生都去世后，
他们便同无数的人类贡献者一样被历史所遗忘。幸运的是，
其中有一人获得了永垂不朽的地位，那就是苏格拉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