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荣格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
心理学与宗教
一、无意识的自主性
宗教教条是原初宗教体验的法典化的和教条化的形式，
宗教体验的内容则已经在严格的和往往十分精致的思想结构中圣化和凝固。
原初宗教体验的实践和重复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和一种不可改变的制度。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仪式和制度已经是僵化的、无生命的东西。
恰恰相反，在几千年的时间中，对数以千万的人来说，
在没有产生任何生机勃勃的需要来改变它们的情况下，它们很可能仍然是宗教体验的一种有效形式。
尽管天主教教会往往被攻击为特别刻板和僵化，它仍然承认：教义是活生生的东西，
它的形式因此也是能够改变和发展的。甚至教义的数目也并没有限定，
而是可以随时间的进展而增加。宗教仪式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然而，所有的变化和发展却只能按照最初被体验到的那些事实并在此框架之内来决定，
这就建立起一种特殊的教义内容和情感价值。
新教显然使自己从传统的教义和法典化的仪式中获得了几乎是无限的解放，
并且因此而分裂为不下400个教派。但即使是新教，也注定了仍然是基督教，
并且只能在上帝在受难的基督身上给人以启示这样一种信仰框架内表现自己。
这是一个有着确定内容的确定框架，它不可能与佛教或伊斯兰教的思想感情结合在一起，
也不可能被它们所补充。然而无可置疑的是：不仅佛陀、穆罕默德、孔子、
琐罗亚斯德是一种宗教现象，密特拉（Mithras）、阿提斯（Attis）、
赛比利（Cybele）、摩尼（Mani）、赫尔墨斯（Hermes）
以及许多别的外邦崇拜中的神祇也是一种宗教现象。如果心理学家采取的是科学的立场，
他就不得不置每一种宗教教条要求把自己当成唯一永恒真理的做法于不顾。
他不得不着眼于宗教问题的人性方面，因为他关注的乃是原初的宗教体验，
而不是宗教教条从这些原初体验中制造出来的东西。
我是一个医生和一个精神疾患方面的专家，我的出发点不是宗教教条而是宗教的人
（homo religiosus）——这种人关注并仔细观察那影响他和他的一般处境的种种因素。
根据历史传统或人种学的知识来命名和定义这些因素是容易的，
但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做到这一点，不啻是一项异常艰辛的工作。
我能为宗教问题作出的贡献完全来自我的实践经验——
既是对我的病人的经验也是对那些我们所说的正常人的经验。
由于我们对人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和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我认为最好的介绍乃是首先至少让你们对我在我的职业工作中遵循的路线有一个一般的概念。
由于每一种神经症都关联着人最内在、最隐秘的生活，
当一个病人不得不对最初使他陷入某种病态状况中去的所有那些环境因素
和复杂条件作出完整的说明时，他便总是会出现某种迟疑和犹豫。
但为什么他不能自由地谈论呢？为什么他会或者害怕，或者羞怯，或者拘谨呢？
其原因就在于他在“仔细地观察”某些外部因素，
正是这些外部因素共同构成了人们所说的公众意见或公认的受尊敬的东西。
哪怕他完全信任他的医生并且不再在他面前感到害羞，他也不情愿
（或甚至是害怕）向自己承认某些事情，就仿佛让自己意识到这些事情乃是一桩危险似的。
人们通常感到害怕的事情都似乎十分强大，但在人身上有什么东西比他自己更强大呢？
我们不应该忘记，每一种神经症都产生了一定数量的非道德化倾向。
如果某人是神经症，他就已经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神经症是一种屈辱的失败，
那些并非全然意识不到自己心理的人也是这样感觉的。
但这种失败却是被某种“不真实”的东西所打败。
医生也许早就向病人保证过他身上并没有什么问题，
他也并没有患上真正的心脏病或真正的癌症，他的种种症状都是想象出来的。
但病人越是相信自己患的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病”，自卑感就越是渗透他整个的人格。
他会说：“如果我的症状是想象出来的，那么我是从哪里弄来这些混乱想象的呢？
为什么我就应该忍受这些讨厌的东西呢？”
当一个有理性的人几乎是哀求似地向你保证说他确实患了肠癌，
而与此同时又以一种失望语气宣称他当然知道他的癌症完全是一种想象时，
那种景象的确是可悲的。
关于心理的唯物主义概念在神经症案例中对我们恐怕无所助益。
可惜灵魂并没有被赋予一个精致的躯体，因为那样的话，人们至少可以说，
这个会呼吸的躯体患上了一种虽然并不是真正的癌症但却仍然十分真实的疾病，
其患病的情形就像那粗笨的物质躯体患上癌症时的方式一样。
可惜，灵魂并不具备一个精致的躯体。
因此医学对任何心理性质的东西产生了强烈的厌恶——要么躯体有病，
要么根本没有任何病。如果医生不能证明躯体确实患了病，
那只是由于目前的诊断技术还不能保证医生能够发现那无疑是器质性病变的真实性质之所在。
但实际上心理究竟是什么呢？唯物主义的意见把它说成纯粹是大脑中有机过程的副现象或副产物，
任何心理的困扰因此也就一定是由于器官的、生理的失调。
这些失调之所以没有被发现仅仅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诊断方法还不充分。
心理和大脑之间无可否认的联系确实增加了这种说法的分量
，但却并不足以使之成为不可动摇的真理。在神经症病例中，
我们并不知道在大脑的机体过程中是否出现了真正的干扰，
而即使那里确实存在着内分泌障碍，也很难说那就是原因而不是结果。
另一方面，神经症的真正原因却无疑是心理的。不久之前，
人们还很难想象机体的失调和生理的障碍能够在十分简单的心理学手段下获得缓解，
但近年来医学却已经认识到存在着整整一类心身失调的疾病，在这些疾病中，
病人的心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的读者也许并不熟悉这些医学上的事实，
那就让我举出一个癔病性发热的病例吧。这个病人的体温高达华氏102度，
但通过心理病因的吐露，其发热在几分钟之内就被治愈。
另一个病人的牛皮癣扩展到几乎遍布全身的地步，我告诉他，
我认为自己并无能力治疗他的皮肤病，但我将全力关注他太多的心理冲突。
在对他的心理困境作了6周的紧张分析和讨论之后，就像是未曾料到的附带结果一样，
他的皮肤病几乎完全消失了。在另一病例中，病人刚刚由于结肠胀气做了一次手术，
切除了40厘米的结肠，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再次明显地胀气。
病人不顾一切地要求再做手术，外科医生虽然认为那是必要的，
却拒绝再为他做第二次手术。可是，随着某些内在心理事实的发现，
病人的结肠恢复了正常功能。
这些经验使人难以相信心理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人们很难再继续否认想象中的事实也是真正的事实。只不过，
这些事实确实不在视野狭隘的人希望找到它们的地方。它们存在，
但并不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认为存在只能是物质的存在是一种荒谬的偏见。
事实上，我们能够当即认识到的唯一存在乃是心理的存在。反过来，我们完全可以说，
物质的存在纯粹是推论，
因为我们对物质的感知仅仅是知觉到以感官为媒介的种种心理表象而已。
当我们忘了这一简单然而基本的事实时，我们无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甚至当一种神经症除了想象之外再无任何别的原因时，它也仍然是非常真实的东西。
如果某人把我想象成他的大敌而杀了我，我将仅仅由于想象的缘故便死于非命，
想象的存在是确实的，它很可能和物质的存在同样真实，同样有害，同样危险。
我甚至相信心理的干扰比流行病和地震更为危险。中世纪的流行病如黑死病和天花，
病死的人并没有1914年的意见分歧和俄国的某些政治“理想”杀死的人多。
心理尽管由于缺少一个外在的阿基米德点而不能领悟自己的存在形式，
但它却仍然存在。实际上，它不仅确实存在，而且是唯一的存在。
那么，我们对患了想象的癌症的病人该说些什么呢？我将告诉他：“是的，朋友，
你确实患了一种癌症式的病，你让一种致命的邪恶驻留在了自己身上。
不过，它不会让你的躯体死亡，因为他只是你的想象。但它最后却会让你的灵魂死亡。
它已经破坏和毒害了你与他人的关系，破坏和毒害了你的个人幸福，它还会继续长大，
直到最后吞噬你的整个精神，使你最终不再是人，而仅仅是一个恶性的破坏性肿瘤。”
我们的病人显然知道他并不是他那病态想象的创作者，
尽管理论上他会同意他是他自己那些想象的所有者。如果某人患了真正的癌症，
他绝不会认为自己应该对这种疾病负责，尽管事实上那癌确实长在他自己身上。
然而一旦涉及的是心理，我们立刻就会感觉到一种责任，
就仿佛我们是我们心理状况的制造者一样。这一偏见是最近才产生的。
并非很久以前，甚至那些高度文明化的人也相信精神性的实体可以影响我们的头脑和情感。
那时，精灵与鬼魂、男巫与女巫、魔鬼与天使，甚至还有诸神，
都可以在人身上制造出某些心理的变化。从前的时代，
一个认为自己患了癌症的人可能会对自己的这一想法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他可能会感到某人对他施了魔咒，或者，他是被魔鬼附体。
他绝不会认为自己是这种幻想的制造者。
作为一种事实，我把这位病人的癌症视为一种自发性的生长，
它起源于心理中并不等同于意识的那一部分。它仿佛是一种强行闯入意识中的自主形式。
人们可以说意识是我们的心理存在，然而癌症却有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它自己的存在。
这一表述似乎完全概括了那些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如果我们对这一案例作语词联想实验，
会立刻发现他并不是自己房子的主人，他的反应会延迟，会改变，
会受到压抑或被自动闯入的东西所取代。有许多“刺激词”得不到来自自觉意图的回答。
对之作出回答的将是某些自主的心理内容，而这些心理内容甚至是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的。
在我们这个案例中，我们肯定会发现这样一些回答，
这些回答来自癌症这一想法的最深的情结。
每当一个刺激词触及与这一潜在情结相关联的东西时，自觉的自我（the conscious ego）
作出的反应就会受到来自这一情结的回答的干扰，或甚至被这一回答所取代。
仿佛这情结是一个自主的存在，能够对自我意图进行干扰似的。
的确，所有这些情结都表现得就像一些拥有自己精神生活的继发人格或局部人格似的。
许多情结所以脱离于自觉意识，是因为自觉意识宁可通过压抑作用来摆脱它们，
但是也有一些情结此前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意识，因而也绝不可能受到武断的压抑。
它们在意识之外成长，最终凭借其不可思议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与冲动闯入到意识中来。
我们的病人即属于后一范畴。尽管他有文化、有头脑，
他还是孤立无援地成了占有和主宰他的东西的牺牲品。
面对自己这一病态想法的不可抗拒的魔力，他没有任何办法来帮助自己。
这一病态的想法就像癌细胞一样在他体内增生，
直到有一天终于显现出来并且从此以后就始终不可动摇。
的确，只有在极少的间歇期他才能暂时摆脱这一想法。
由集体力量的汹涌所导致的性格变化是令人惊奇的。
一个温和而通情达理的人可以变成一个疯狂而野蛮的野兽。
人们往往容易把这归咎于外部环境，然而任何从我们身上爆发出来的东西，
都不可能事先并不存在于我们身上。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火山的边缘，而且，
就我所知，并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护我们，使我们不致被随时可能的火山爆发所毁灭。
向理性和常识发出呼吁的确是一件好事，然而如果你只有一所精神病院来接纳发了疯的民众，
你又能做些什么呢？疯子和暴民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为他们都是被非个人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所驱使。
事实上，只要患上任何一种神经症，就立刻可以咒语般地召唤出不能以理性手段去对付的力量。
我们的癌症病例清楚地显示，人的理性和智力在对付最为明显的无稽之谈时是多么无能为力。
我总是告诫我的病人，把这种明显荒谬却又不可战胜的无稽之谈视为
他们尚未理解的力量和意义的表现。经验使我明白：
认真对待这些事情并为它们寻得适当的解释，乃是更为有效的方式。
然而，一种解释只有当它能够制造出一种与病态效果相伯仲的假说时才是有效的。
实际上，我们的病人面对的力量和暗示已经超过了他的自觉意识能够拿来与之抗衡的东西。
在这一危险的情境中，让他相信他以某种不可理解的方式站在他的症状的
后台隐秘地制造和支撑着他的症状，就只能是一个错误的策略。
这样的暗示立刻就会使他的战斗精神瘫痪，而他也就会失去道德意识和道德力量。
更好的办法倒是使他懂得：他的情结是与他的意识人格相对抗的自发力量。
何况，这种解释与将其还原为个人动机的解释相比，也更符合实际的情况。
个人动机的确存在，但并不是由他的意志所造成，而仅仅是外来地发生在他的身上。
意识在其发端之初必定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在较为原始的社会中我们至今仍能看到意识是多么容易得而复失。
“灵魂的危险”之一就是灵魂的丧失。当心理的一部分重新沦为无意识时，
所发生的情形就是如此。另一个例子是“发狂”（running amok），
它相当于德国英雄神话中的“发疯”（going berserk）。
这或多或少都属于失神状态（trance—state），往往伴随着破坏性的社会效果。
甚至一种相当普遍的情绪也可以导致意识的丧失。原始人因此培养出种种精致的礼貌，
如：压低了声音说话、放下手中的武器、四肢匍匐于地、磕头、出示手掌。
甚至我们今天的礼节方式也仍然显示出对心理中可能存在的危险的“宗教式”考虑。
我们巫术般地彼此祝愿，以便向命运讨好。我们相信与人握手时，
左手不应该放在衣袋里或放在身后。如果你希望特别地讨好别人，
你总是用双手与人握手。在极有权势的人面前，我们总是摘掉帽子，
露出头来向他鞠躬。我们把我们的头不受保护地交出来是为了讨好那拥有权势的人，
因为他很可能突然被无意识中不可驾驭的暴力倾向俘获而突然失去理智。
例如，在战争舞中，原始人就甚至可以兴奋到流血的地步。
分析心理学中的善与恶
你们也许知道这样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到得克萨斯的一个神父。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脸色阴沉得可怕地去向他忏悔。“怎么了？”他问。
“发生了可怕的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犯了谋杀罪。”“犯了几次？”——
这个笑话表明，对同一件事，两个人的感觉和判断是多么地不同。
我们把某一确定的事实说成是坏，往往并不清楚它是否真是如此。
有些事在我看来是坏的，但实际上它们并不坏。有时，在打发走一个病人之后，
我简直想踢自己一脚，因为在我看来，我对他很不公正：也许我的态度太粗暴，
也许我对他说的话并不正确。然而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却对我说：
“上一次真是好极了——你的建议正是我最需要的。”
与此相反的情形也同样可能发生——我自认为某次治疗如何出色，
自认为对某个梦的解释如何成功，但最后却证明所有这一切都完全错了。
我们是从哪里获得这种信念，从哪里获得这种确信而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的呢？“你将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可见只有神知道善恶，
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在心理学中具有深刻的正确性。如果你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这件事也许很坏，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许并不坏”，你就有可能把事情做得正确。
但如果你事先就什么都知道，你的一举一动就会显得好像你就是上帝。
事实上，我们都是受局限的个人，从根本上讲，
我们并不知道在一个特定的个案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对善恶的认识是抽象的，
只有上帝才能透过具体情境看清底细。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也许可以形成一种意见，
但我们却不知道它最终是否有效。我们最多可以谨慎地说：按如此这般的标准来判断，
这样一件事可以说是好的或坏的。有些事情在某个国家是坏事，
但在另一个国家却被认为是好事。这种价值的相对性也适用于审美领域：
一件现代艺术品在某人眼中具有极高的价值，他愿意为它出一笔大价钱；
而另一个人却可能丝毫也看不出它有任何价值。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可能避而不作判断。如果我们把一件我们认为的坏事说成是好事，
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说谎。如果我告诉某人：“你写的那篇东西是了不起的杰作。”
而私下里却认为它根本一钱不值，我当然也是在说谎。
此刻，谎言对他也许有某种积极意义——他会因此而感到得意。然而真正建设性的效果，
却只有在我发自内心地对他作出最好的正面评价——并且是在最恰当的时刻作出这样的评价时，
才可能产生出来。当我们作一个强调性的判断时，我们是处在一种情感状态中
，此时我们才能运用真实而有效的标准。
我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经验的而不是理论的。
当一个病人来到治疗者那里时他总有自己的内心冲突，
此时的问题是如何揭示这一通常未被意识到的冲突，而更重要的则是发现一条可以摆脱冲突的出路。
也许，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告诫我自己；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所发生的事情。
情形看上去似乎是这样——但难道就不可能有另一种同样正确的解释吗？
病人的处境一开始似乎完全是有害的，但随后便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正是病人注定了只能陷身于其中的处境。因此我最多只能说：
我希望我做的一切在上帝看来是正确的。病人的处境也许只是一种情感上的丰盈，
这时病人就像阿尔贝图·曼格努斯（Albertus Magnus）所说的那样，
处在一种“感受的过剩”中。如果我们仔细察看，我们就会发现善与恶如我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些原则。
“原则”（principle）这个词来自prius，即那“最初的”、“处在开端的”东西。
我们能够设想的终极原则是上帝。当还原到最终的起点时，不同的原则就是上帝的不同侧面。
善与恶是我们进行伦理判断所依据的原则，但如果还原到本体论的根源，
它们却只是“开端”，是上帝的不同侧面和不同名称。因此，当处在“情感过剩”的情境中时，
我面对的乃是一个悖谬的事实或事件，我最终遇到的是上帝的一个侧面，
那是我既不能逻辑地予以判断，也不能人为地予以战胜的，因为它比我更强——因为，
用另一种表达，它具有圣秘的（numinous）性质，而我则直接面对着鲁道夫·奥托
（Rudolf Otto）所谓既“可怕”（tremendum）又“迷人”（fascinosum）的东西。
我不可能“战胜”神圣，我只能向它敞开自己，并怀着对它的意义的信任，任由自己被它压倒。
原则始终是不同寻常的东西，它比我更强。我甚至不能“战胜”物理学的最后原则，
它们作为纯粹的事实和起作用的规律就摆在我的面前和凌驾在我之上。
这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战胜的。
在情感的过剩中，如果我说“这葡萄酒坏了”，“这家伙是个肮脏的东西”，
我所站的立场就使我很难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也许，另一个人会对同一杯葡萄酒、
同一个人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我们仅仅知道事物削表面，仅仅知道它们呈现给我们的外观，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小心。我是多么经常地希望让病人摆脱某种绝对有害的倾向啊，
然而在更深的意义上，他这样做却完全是对的。例如，我总是想要警告某人，
他正陷入可怕的危险。当我做到了这一点时，我认为这是我在治疗上取得的成功。
然而事后我却发现——如果他并没有接受我的忠告的话——他目前应该做的，
恰恰是陷入到这样的危险中去。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难道他必须冒死亡的危险吗？
如果他什么也不敢，如果他没有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也许他就会因缺乏某种重要的经历而变得更加可怜。
他不会拿生命去冒险，从而也就不可能赢得他的生命。
因此，在善与恶的问题上，人最多只能希望他是在把事实弄清楚——尽管他对此永远不可能有把握。
作为治疗者，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经验地而不能哲学地处理善恶问题。
但我采取这种经验的态度却并不意味着我把善与恶变得相对化了。我看得非常清楚：
这是恶。然而悖谬之处在于，正是对于这个特定的人，在这个特定的处境中和特定的发展阶段上，
它又可能是善。相反，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善也可以成为最坏的东西。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世界上的事情就未免太简单了。在复杂的事实面前，
如果我并不作一种先验的判断而只是如实地倾听事实本身，
那我也就不会总是预先就知道什么对病人有好处，什么对病人有坏处了。
牵涉到的因素是这么多，而我们目前却还并不能看清它们的意义，
它们还只是在阴影中隔着帷幔显现给我们，只是在事后，光亮才穿透帷幔。
那时，《旧约》中显得在阴影里的，才在《新约》中敞现为真理之光。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年轻人到了法定成年的年龄。
他父亲对他说：“你现在20岁了。一般人恪守《圣经》和牧师说的，
有头脑的人则注意刑法法典。”换句话说：你被夹在“官方”宗教和公民道德之间。
当你自己的良心与它们发生冲突时，你自己个人的道德抉择就开始了。
这种个人的道德抉择充分意识到，你在遵守或不遵守道德法典之间享有创造性的自由。
例如，我可能置身于这样一种处境，在那种情况下，为了保守职业上的秘密我不得不撒谎。
此时，想用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作借口来避免这样做是完全徒劳的。
这样的自尊心还是见鬼去吧！
我告诉你们所有这些事情，是为了阐明我在实践中的态度。
我并不把从哲学上讨论这些事情看成是我的工作。对我来说，它们是实际发生的事情。
我当然也对这些事情的哲学方面感兴趣，然而哲学的效劳却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奏效。
实实在在的善与恶就在你所面临的事情和处境之中，它们对你来说是太大了，
在这样的处境中，你随时都像在面对死亡。任何以这样的紧张度降临到我头上来的事情，
都被我体验为神圣，而不管我究竟是把它称之为神圣，称之为邪恶，
还是仅仅把它称之为“命运”。某种比人更有力量的东西、某种不可战胜的东西开始发挥作用了，
而某人则遇上了它。麻烦在于：我们是如此习惯于直到一切都已水落石出，
就像二二得四一样明白清楚时，才把这些问题真正想透。而在实际中它却并不是这样发挥作用，
说到我们在任何时候应该怎样行动，我们并不在原则上形成一个结论。想一劳永逸是错误的。
这里也如同自然法则一样，我们也总是认为它到处都行之有效。
传统道德确实就像经典物理学：一种统计学上的真理，一种统计学上的智慧。
现代物理学家知道因果律是统计学上的真理，但在实践中他却总是这样问自己：
在这一特殊的个案中，什么法则才是真实有效的法则。在道德领域中也是如此。
我们不应该被错误地引导到这样一种思路上，即认为我们在对某一特殊案例下判断时，
所说的话就是绝对正确的。确实，我们往往不得不作出判断，我们不可能逃避作出判断。
我们也许甚至说出了真理、击中了要害。但把我们的判断视为绝对正确的东西却完全是荒唐的，
它意味着我们渴望成为无所不知的神。
往往，甚至那正在行动的人也无法分辨他的行动内在的道德性质，
以及隐藏在它下面的所有那些意识动机和无意识动机。至于那些只是从外部、
从表面而不是从其最深的本质上去观察这一行动却又试图对之作出判断的人，
就更不可能分辨其道德性质，以及隐藏在其中的种种动机了。
康德曾正确地要求个人和社会从“行为的道德”前进到“信念的道德”。
然而只有上帝才能看透隐藏在行为后面的信念的最深的深处。
因此，对于实际生活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的判断将不得不非常谨慎、非常谦虚；
它不应该是自以为是的，就仿佛我们能同时看到所有黑暗的角落一样。
道德观念往往有广泛的歧异，其情形就像在什么是优美这样的问题上，
爱斯基摩人必然会和我们有不同的见解一样。
我的态度是极其经验的，它可能遭到别人的反对，但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就需要这样一种态度。
如果我们观察人们在面临某种处境而不得不作出道德评价时是怎样做的，
我们就会发觉一种奇怪的双重影响：他们突然看到了两面；
他们不仅觉察到自己道德上的不足和缺陷，同时也自动地觉察到自己好的品质。
他们正确地说，“我不可能像所有这一切那样坏。”
让一个人面对他的“阴影”就是向他展示他的光明。
一旦人们体会过站在对立双方之间作出判断是怎么回事，他就会逐渐懂得“自性”意味着什么。
任何人如果同时觉察到自己的阴暗面和光明面，他就是在同时从两面看自己，
并因而能够把握住中道。
这就是东方人的态度，就是它的奥秘之所在：观察对立的双方使东方人懂得了“幻相”
（Maya）的性质——它给现实闪现出虚幻。而在对立双方的后面和对立双方的中间，
却存在着真正的现实——它能看见和领悟整体。印度人把这称为“真我”（Atman）。
通过对自己的反思，我们可以说：“我是同时说善说恶的人。”或者更好是，
“我是善与恶借我而说话的人。那就在我心中，并说着种种原则的人，
他是在把我用着他的表达工具。他通过我来说话。”这与印度人所说的“真我”是一致的。
形象地说，“真我”是在“通过我呼吸”。并不是仅仅通过我，而是通过所有的人，
因为它不仅是个人的真我，同时也是普遍的真我，是“圣灵”或灵性（pneuma），
他通过所有的人呼吸。我们用the self（自性）这个词来代表他，
拿它与the ego（自我）这个词相对照。从我上面说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个自性并不是那个被自觉意识到的自我，它并不像“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
“自我满足”（self-satisfed）等词汇可能使我们想到的那样。
自性指的是那个像“真我”，像“道”那样不仅在我之中，而且也在所有人之中的东西。
它是心理的总和。
我怎样用《易经》占卜
我不懂汉语，也从未去过中国。我可以向读者保证，要找到通向这部巨著
（它记录了中国人的思想）的正确途径，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如此全然地殊途，要想懂得这部著作究竟意味着什么，
就绝对有必要丢掉我们身上的某些西方式偏见。一个像中国这样天赋优异、头脑聪慧的民族，
却一直没有发展出我们意义上的科学，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事实。然而，我们所谓的科学，
却无非是建立在因果性原则的基础上，因果性也因此一直被认为是具有公理性质的真理。
现在这一观点正开始发生极大的变化；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未能做到的事情，
现代物理学正在完成。因果性作为公理，其基础已经发生动摇。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所谓的自然律，其实不过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真理而已——它因此必须允许有例外。
迄今，我们还一直没有充分地考虑到：为了证明自然律具有屡试不爽的有效性，
就必须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实验；而在自然状态中，事物的模样则完全不同。
此时，每一过程都局部地或整体地受到偶然性的干扰，以致在自然环境中，
种种事件的进程要完全符合自然律，反倒几乎成了一个例外。
中国人的心灵，就我在《易经》中看见的那样，似乎完全关注着事件的偶然。
我们所谓的“巧合”，似乎正是这一奇特心灵的主要关注之所在。
相反，在我们这里备受尊崇的因果法则，却几乎完全不为他们所注意。
我们必须承认：巧合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为了对付巧合带来的麻烦和危险，
人类付出了无量的努力，然而与巧合造成的实际结果相比，因果性的理论却往往显得苍白。
不错，我们可以说水晶石是六角形的；只要我们见到的是一块理想的水晶，
这种说法就完全正确。然而在自然界，却不可能找到两块完全一样的水晶——
尽管它们都的的确确是六角形的。中国的圣人似乎更关注事物的实际形式而不是理想形式。
对他们来说，自然律的繁富构成了经验的现实，其意义更胜于对种种事件所作的因果性解释。
何况，为了对这些事件作因果的处理，通常都必须将它们彼此分离。
中国人的心灵，就我在《易经》中看见的那样，似乎完全关注着事件的偶然。
我们所谓的“巧合”，似乎正是这一奇特心灵的主要关注之所在。
相反，在我们这里备受尊崇的因果法则，却几乎完全不为他们所注意。
我们必须承认：巧合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为了对付巧合带来的麻烦和危险，
人类付出了无量的努力，然而与巧合造成的实际结果相比，因果性的理论却往往显得苍白。
不错，我们可以说水晶石是六角形的；只要我们见到的是一块理想的水晶，
这种说法就完全正确。然而在自然界，却不可能找到两块完全一样的水晶——
尽管它们都的的确确是六角形的。中国的圣人似乎更关注事物的实际形式而不是理想形式。
对他们来说，自然律的繁富构成了经验的现实，其意义更胜于对种种事件所作的因果性解释。
何况，为了对这些事件作因果的处理，通常都必须将它们彼此分离。
于是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某人掷出三枚钱币或拨弄四十九根蓍草时，
种种偶然的细节便进入整个画面之中并构成其中的一个“成分”。
对我们来说，这一成分是了无意义的，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它却具有极大的意义。
对我们来说，宣称在某一特定瞬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一瞬间的特性，
这种说法，至少从表面上看，必然是一种枯燥乏味的无稽之谈。
然而上述说法却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主张而是非常实际的情形。有些行家只须根据酒的色泽、
味道和外观便可以告诉你此酒的产地和酿造的年代；有些古董家只须随便瞄上一眼，
就能以难以置信的准确，说出某件家具、某件艺术品的产地和制造商；
有些星相家甚至能在事先完全不知道你的生辰的情况下，
便说出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太阳和月亮的位置何在，以及黄道带在地平线上是什么标记。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特定的瞬间可以留下持久的痕迹。
东西方思想的差别
严格地说，东方只有哲学和形而上学，却没有我们所说的心理学。
批判哲学作为现代心理学之母，在东方人眼中就像在中世纪欧洲人眼中一样陌生。
“心”这个词，在东方人的使用中是具有某种形上学内涵的；
西方人的mind概念却从中世纪以来便失去了它形而上的含义，
这个词现在只是被用来意指“心理的功能”。
尽管事实上我们既不知道也没有声称自己知道“心理”（psyche）是什么，
我们却仍然在与“心灵”的种种现象打交道。由于我们并不断言心灵是一个形而上的实体，
并不断言在个人之心和“宇宙之心”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我们的心理学便成了纯粹现象的科学而没有任何哲学内涵。
西方哲学在最近两百年的发展中，已经成功地将心理孤立和限制在自身的领域，
切断了它与世界的原始统一。
科学和宗教的冲突，实际上是对双方的误解。科学唯物主义仅仅是引进了一种新的假说，
这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之罪”。它给实在的终极原则贴上了另一种标签，
自认为这就创造了新东西，摧毁了旧东西。其实，无论你把存在之终极原则说成是“上帝”、
“物质”、“能量”还是别的任何东西，你都根本谈不上创造，不过是换了一种符号而已。
唯物主义者反而是形上学家，信仰却试图完全立足于情感而滞留于原始心理状态，
不愿意和心灵创造出来的虚构形象断绝关系。它试图在仁慈、负责、全能的父母的庇护下，
继续享受童年世界的安全和可靠。信仰可以牺牲理智（只要有理智可供牺牲），
却绝不会牺牲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有信仰的人可以说“一直”是儿童，
而不是变得如儿童一般，他们并没有重新赢得生命，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它。
何况，信仰总是与科学冲突并存，因而总是自处于贫乏和孤陋之中——
因为它拒绝分担我们时代在精神上所作的冒险。
任何诚实的思想家都不得不承认，所有形而上的立场都是靠不住的，
尤其是所有的教条。他必须承认所有形而上的断言都具有不可保证的性质，
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人的心灵有能力提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去建立任何超验的东西。
当人们突然意识到认知不过是一种心理能力，如果它走得太远，超出了人性的范围，
便很容易成为主观心理的投射时，唯物主义便对此作出了形而上的反对。
这种反对之所以“形而上”，是因为只受过一般哲学教育的人看不透其中隐含的假设，
不知道“物质”也只是终极原则的另一个名称而已——与唯物主义相反，
信仰的态度则显示出人们是多么不情愿接受哲学的批判，
同时也显示了人们是多么害怕放弃童年世界的安全而堕入一个陌生的、未知的、
无情的世界。以上两种情况，其实都没有使事情有任何改变，人和人的环境一如既往。
人应该意识到的是：他始终被禁锢在自己的心灵中，没有可能越雷池一步，
哪怕在发疯的时候也是如此。至于世界和上帝究竟以什么面目出现，
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的心境。
东方思想建立在心理现实上，也就是说，心理被视为存在之主要和唯一的条件。
东方人的这种认识仿佛是一种心理事实、气质事实而不是哲学推论的结果。
这是典型的内向型观点，它与同样典型的西方外向型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内向和外向是气质乃至体质上的态度，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能人为选择的。
少数例外情况下虽然也可以自觉采用，但却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做到。
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则不妨说内向是东方人的“风格”即一种习惯的、
集体的心态——正像外向是西方人的“风格”一样。西方人觉得内向心态是反常的、
病态的、应该遭到反对的，弗洛伊德就曾经认为它相当于自体爱欲即一种“自恋的”心态。
他在这方面的立场与现代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的哲学如出一辙，
后者也指控内向心态背离了集体情感。然而在东方，
我们如此珍爱的外向心态却被贬低为虚幻的欲求，
它被认为是受制于“轮回”（samsara）即循环于世界之种种苦痛中的存在。
任何人只要对内向心态和外向心态之相互贬低有实际的了解，
就不难明白东方观点和西方观点有着什么样的情感冲突。
至于对欧洲哲学史稍有了解的人，则不难从柏拉图以来关于“共相”的痛苦争论中
获得有启发的例证。我无意对内向与外向之争作详细的描述，却不能不说一说它的宗教内涵。
信奉基督教的西方认为人完全依赖上帝的恩典（或至少要依赖教会这一世间唯一神圣的救赎工具）。
东方人却一直认为：人要有更高的发展，他自己便是自己的唯一原因——他相信的是“自我解脱”。
借助心理的超越功能，我们不仅找到了通向“完整心灵”（One Mind）的进路，
同时也理解了东方人为什么相信人有自我解脱的可能。通过内视，
通过自觉意识到无意识具有的补偿作用，个人若能改变自己的心境，
使痛苦的冲突获得解决，他也就似乎确实有资格谈论“自我的解脱”。
然而，我已经暗示过，这种自豪的宣称也不是没有问题，
因为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无意识补偿作用而不得不依靠它们“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可能。
同样，人也不能改变补偿作用所具有的奇妙性——“它只能如此，
否则便什么都不是”（est ut est aut non est）。奇怪的是：
东方哲学对这一重要事实却似乎浑然不觉。
而正是这一事实为西方人的观点提供了心理上的正当理由。
看来，西方人似乎最深刻地直觉到人不得不依赖某种黑暗的力量——只有得到它的合作，
才能够万事顺遂。的确，无论何时何地，倘没有无意识的合作，
人立刻便不知所措——甚至在最普通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他可能丧失记忆，丧失动作的协调，
注意力不能集中，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而这些情形，又可能导致巨大的烦恼、
致命的事故、事业的失败、道德的崩溃。过去，我们认为这是中了邪；现在，
我们则宁愿称它为神经症，并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缺乏维生素，是内分泌失调，
是劳累过度，是性欲受到了的压抑。我们从来不考虑无意识的合作，
我们总是认为这种合作是理所当然，但如果突然失去了无意识的合作，
问题便的确变得十分严重。
本能与无意识
在我看来，如果不考虑原型，本能问题就不可能从心理学角度获得处理。
因为，在最深的深处，本能和原型是彼此决定的。然而这个问题却很难予以讨论，
因为说到本能在人类心理中发挥的作用，人们的意见真是众说纷纭。
威廉·詹姆士的意见是：人身上密密地聚集着各种各样的本能；
而另一些人则把本能限制在极少的几种反射上——即限制在幼儿执行的几种运动上，
限制在他们的胳膊和腿、他们的喉头和声带的特定反应上，
限制在他们对右手的使用和他们发音中音节的形成上。
在我看来，这样的限制未免走得太远，尽管它带有人类心理的一般特征。
无论如何，我们应随时记住：在讨论人的本能时，我们是在自说自话，
因此无疑是带有偏见的。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从自己身上而是从动物或原始人的身上来观察本能。
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考察自己的行为，并总是为之寻求合理化的解释。
但这种文饰丝毫也不能使我们确信我们的解释就真的站得住脚。
的确，它极有可能是不能成立的。并不需要超人的智力就可以洞穿许多合理化文饰的浅薄，
并在它们的背后找出那真实的动机和强有力的本能。
我们人为的文饰往往使我们以为我们的行动不是受本能，而是受自觉动机的驱使。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至今仍未能依靠长期的训练而把
一部分本能成功地转变为意志的行动。本能固然已受到驯化，
然而基本的动机却仍然是本能。毫无疑问，我们成功地把相当数量的本能包装在了理性的文饰里面，
以致在众多的面纱后面，我们已经认不出那原始的动机。在这样的包装下，
我们仿佛实际上已经不再有任何本能。然而如果我们把里弗斯的标准——
那不合比例的全有全无反应——运用在人们的行为上，我们就会发现，
在数不胜数的个案中，都会出现夸大了的反应。夸大确实是普遍的人性特征，
尽管人人都小心翼翼地试图以理性的动机来解释自己的反应，在这方面从来就不缺乏好的主张，
但夸大却依然作为事实而存在。那么，为什么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
人不能如其所需地、恰如其分地、合情合理地言、行、取、
予——为什么他不能恰当地作出反应而经常是要么太多、要么太少地作出反应呢？
这恰恰是因为在他身上开始了一种无意识过程——它独行其道而得不到理性的帮助，
因而也就达不到（或超过了）理性动机的程度。这一现象是如此普遍、如此常见，
我们只能说它具有本能的性质——尽管任何处在这种情境中的人都不愿承认自己
的行为具有这样的性质。我因此倾向于相信：
人的行为受本能影响的程度远远高出于通常的设想，
而我们在这方面却极大地倾向于使自己的判断变得虚假——这同样也是由本能的夸大作用造成的。
本能是典型的行为模式，任何时候，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
反复发生的行为和反应模式时，我们就是在与本能打交道，
而无论它是否与自觉的动机联系在一起。
正像人们也许会问人到底具有许多本能还是只具有少数本能一样，
我们也必须提出一个尚未提出过的问题——
人的心理反应究竟拥有众多还是只拥有很少的原始形式。
这里，我们同样面临上面提到过的困难：我们是如此惯于运用传统的、自明的概念，
以致我们已经意识不到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知觉的原始模式上。
与本能一样，原始意象也被我们思维的外向分化弄模糊了。
正像某些生物学家认为人只有很少几项本能一样，
认识论也把原型简化还原为几个逻辑上受限的知性范畴。
现代人的精神问题
自觉意识到现在的人是命中注定的孤独者，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因为朝着充分的自我意识每前进一步，人也就更远地远离了他原来那种充满生机
和野性的对人类群体的“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
远离了那种湮没于普遍而共同的无意识中的命运。每向前迈进一步，
都意味着使自己同人群生活于其中的无意识母体相脱离。即使在文明社会里，
那些在心理上处于最低阶层的人，也仍然生活在与原始人相差无几的无意识状态中。
稍高的一个等级虽然生活在意识的层面上，但那仅仅相当于人类文明的发轫。
只有心理上处于最高等级的人，他们的意识才反映了最近几个世纪的生活——在这一意义上，
只有我们所说的现代人才生活在现在，只有他才具有真正现在的意识，
只有他才发现从前的生活方式已经令他生厌，而过去时代的价值追求，
除了从历史的角度看，已经不再能够吸引他的兴趣。这样一来，
他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成了“非历史的”，并使自己与那些完全生活在传统范围之内的人群相疏离。
的确，只有当一个人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边缘，他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
他将一切过时的东西抛在身后，承认自己正站在彻底的虚无面前，
而从这彻底的虚无中可以生长出所有的一切。
真正的现代性意味着自愿宣告破产，重新承担起贫穷和坚贞的誓言，
并且抛弃历史赐予的神圣荣耀——而这是一桩极其痛苦的事情。
成为“非历史的”人是一种普罗米修斯似的罪孽，在这一意义上现代人确实生活于罪孽之中。
具有高度的意识犹如背负着罪疚的重担。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
只有当一个人超越了过去的意识阶段，广泛地完成了他的世界指定给他的各种职责后，
他才可能获得充分的现代意识。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头脑健全、
技艺精湛——他必须是一个获得了同其他人一样多，甚至比其他人还要多的成就的人。
正是这些品质，保证了他能够达到此后获得的最高意识境界。
我知道，技艺精湛这一点在伪现代人听来尤其觉得刺耳，因为这使他们想到了自己的欺骗行为，
但这并不应阻止我们把它当作衡量现代人的标准。我们甚至不得不确立这样的标准。
因为，除非具有精湛的技艺，否则一个自诩的现代人就不过是一个骗子。
现代人必须在最高的程度上做到艺精业熟，如果他不能靠他的创造力来补偿他与传统的决裂，
他就仅仅是背叛和遗弃了过去。为了获得对现在的意识就对过去予以否定根本是徒劳无益的事情。
“今天”之所以有意义，仅仅因为它处在“昨天”和“明天”之间。
正是这一过渡和转换的过程构成了过去与未来的联系。
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意识到现在，才可以把自己说成是现代人。
许多人都自诩为现代人——尤其是那些伪现代人。由于这一缘故，
我们发现真正的现代人往往反倒喜欢以那些称自己为老古董的人自居。
他们这样做，首先是为了通过更多地强调过去，来平衡其与传统决裂的负罪感，
其次是为了避免被别人视为伪现代人。每一种好的品质都有其坏的一面，
没有任何一种善会来到这个世界而不立刻产生出相应的恶。
正是这一痛苦的事实消解了那种通常随现代意识而来的陶醉感，
即觉得自己是人类全部历史的顶峰，是无数世代的最后结晶。
其实这最多只能是骄傲地宣示自己的贫乏，
因为我们同样也面临无数世代以来种种希望和期待的破灭。
想一想近两千年来的基督教理想吧，尾随这理想而来的不是救世主的到来和天国的千年至福，
而是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世界性大战以及集中营和毒瓦斯——这是怎样一场天国和人间的大浩劫啊！
面对这一景象，我们最好还是重新变得谦卑。不错，现代人是一个顶峰，
但他却注定要被明天超越。他的确是无数世代的发展的产物，
但他同时又是人类一切希望所遭到的最大失败。现代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看到了科学、技术和组织有着怎样的好处，同时也看见了它们可能成为怎样的灾难。
他同时也看见了：本着“和平时期备战”的原则，所有用心良苦的政府是怎样为和平铺平了道路，
以致整个欧洲几乎陷于灭顶之灾。至于理想，则无论是基督教会和人类的兄弟情谊，
还是国际间的社会民主和经济利益的休戚相关，都没有能够经受住现实的苛刻检验。
战后15年的今天，我们再次看见同样的乐观主义、同样的大型组织、
同样的政治热情和同样的标语口号又开始流行起来，
我们怎么能不恐惧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引领我们走向进一步的浩劫和灾难？
的确，禁止战争的种种协议留给我们的仅仅是怀疑，
尽管我们同时又希望它们能够取得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成功。
在内心深处，人们总是对每一个这样的缓和措施持一种痛苦的怀疑。
当我说现代人在精神上遭到了一种致命的打击并因此而陷入到深刻的动摇和惶惑中时，
我相信我并没有夸张地过甚其辞。
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结果使我们的意识发生了一场革命，
这在我们的内心生活中表现为我们对自己和自身价值的信念坍塌。
过去我们总是把异邦人视为政治和道德上的堕落者，但时至今日，现代人却不得不承认，
他的政治与道德境况并不比别人优越。从前我们相信，
叫别人遵守秩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我们却不得不承认，
我们需要命令自己遵守秩序——我们最好自己以身作则。我比别人更愿意承认这一点，
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对理性的世界组织已经失去了信心——
那个实现了和平与和谐的千年王国的老梦已经苍白黯淡，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在这方面，现代人的怀疑主义已经冷却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改造世界的热情。
不仅如此，它还非常不利地阻碍了心理能量流向外部世界——
正像对一个朋友道德品质的怀疑必然会伤害和阻碍双方的关系一样。
现代人的怀疑主义使他反弹回自身。他的心理能量开始向源头返流，
由此发生的碰撞则把所有时代一直存在于那里的心理内容冲击到表面——
而在流向顺畅的时候，这些东西本来是沉埋在淤泥之下的。在中世纪的人们眼中，
世界是怎样地完全不同于今天啊！在他们眼中，地球永恒地固定和静止在宇宙中央，
太阳围着它旋转，抚爱地给它以温暖，一切人类都是上帝的孩子，
都沐浴在这至高无上者的爱护中，他为他们准备了永恒的幸福，
而他们也都确切地知道他们应该做些什么，
以及怎样才能从这个可以朽坏的世界上升到那永恒的、充满欢乐的生活中去。
然而对我们来说，即使在梦中，这样一种生活也已经不再现实。
科学早已把这可爱的面纱撕成了碎片。虽然人们总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世上最伟大的人，
但那个时代却像遥远的童年时代一样被抛在了身后。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今天刚刚结束，地球上已经不再有未经探索的土地。
而这一时代的开始，却是在人们不再相信希腊神话中的极北族人（Hyperboreans）
是独足怪兽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时候。那时，他们希望自己亲眼去看看：
在已知世界的疆域之外，究竟还存在着什么。而今天，
我们的时代却显然开始了另一种发现——去看看在我们的意识之外，
心理中究竟还存在着什么。在每一个神灵学圈子内，人们追问的问题都是：
当通灵人（the medium）失去正常意识之后，所发生的情形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通神学信徒的追问则是：在意识的更高水平上，我将体会到什么？
信奉占星术的人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自己的自觉意图之外，
究竟是什么样的作用力在决定着我的命运？而精神分析学家则希望知道：
隐藏在神经症后面的无意识驱力究竟是什么？
我们的时代切望亲身体验自己的心理。它需要原始的经验而不是现成的结论，
但它也愿意利用现有的一切假设——包括已知的宗教和真正的科学——
作为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手段。当昨天的欧洲人把目光投入这一深深的开掘时，
他会情不自禁地打一个冷战；他会认为这一所谓的探索，
不仅其课题既神秘晦涩又令人害怕，而且所使用的方法也是对人类最高智力成就的惊人滥用。
当一位职业天文学家得知，今天绘制出来的算命天宫图比300年前至少多出一千倍时，
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从遥远的古代到今天，世界上各种迷信的数量有增无减。
面对这一事实，哲学上的启蒙主义教育家和倡导者又有什么话可说呢？
作为精神分析的奠基人，弗洛伊德忍受着最大的痛苦把尽可能耀眼的光芒
投射到人类精神后院的污秽、黑暗和罪恶之上，
并且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对心理的后院作出解释，
以便使我们不要再指望从这些垃圾中寻找到任何别的东西。
但弗洛伊德却并没有获得成功：他试图阻止人们去寻找，结果却导致了恰恰相反的结局，
即对所有这些污秽的羡慕和赞赏。如果不是因为即使是粪石学家
也仍然会受到心理的神秘魅力的吸引，那么这种反常现象便难以理解。
我有一位美洲印第安朋友，他是普哀布洛印第安人的一个酋长。有一次，
我们开诚相见地谈到白种人，他对我说：“我们不理解白人，他们总是想得到什么，
总是躁动不安，总是在寻找什么。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
我们理解不了他们。他们有那么尖的鼻子，那么薄、那么冷酷的嘴唇，
他们脸上就是这样一些线条。我们认为他们全都疯了。”
我的朋友尽管还不能清晰地表达出来，
但他已经认清了那只雅利安猛禽以及他想统治每一块土地——
甚至那些与他毫不相干的土地——的难以餍足的欲望。
他同样也注意到我们那种病态的妄自尊大使我们把基督教视为唯一的真理，
把白皮肤的基督视为唯一的救世主。而这仅仅是众多事例中的一个罢了。
当我们用科学和技术把整个东方搞得动荡不安，并趁机强征贡物之后，
我们又把传教士送到了中国。非洲布道团演出的喜剧更是可怜，
他们铲除一夫多妻制的做法无疑最大地取悦了上帝，然而却同时导致了卖淫业的大规模泛滥，
以致光是在乌干达，每年就得耗资两万英镑来防止性病的蔓延。
而善良的欧洲人还得为这样的伟大成就给他们的传教士付酬！
至于波利尼西亚的悲惨情形和鸦片贸易的福祉就更不消说了。
如果驱散他自己用来缭绕他的道德香烟，欧洲人显示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副尊容。
无怪乎从事心理的开掘就像承担起大面积的排干沼泽的工程。
只有弗洛伊德那样的伟大理想主义者才能终身倾注于这项肮脏的工作。
当然，应该对这股难闻之气负责的并不是弗洛伊德，
而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由于纯粹的无知和最大的自欺而认为自己既干净又体面。
于是，我们的心理学作为我们灵魂的老朋友，就首先从最令人作呕的地方开始了它的工作，
也就是说，它从所有这些我们并不希望看见的东西上开始了它的工作。
然而，如果充斥于我们心理中的仅仅是罪恶和种种无价值的东西，
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诱使一个正常人对它发生兴趣。
正因为如此，那些从通神学中只看到知识上可悲的浅薄，
从弗洛伊德心理学中只看到唯官能主义的人，便预言这些运动很快就会极不光彩地收场。
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运动的力量来自心理本身的魅力，
在没有更好的东西出来取代它们之前，心理的魅力将通过这些形式获得表现。
这些形式是过渡的和胚胎的阶段，从这些阶段中，新的、成熟的形式将会诞生出来。
通神学学者有一种有趣的想法，认为在喜马拉雅山或西藏的什么地方，
有一些圣人（Mahatmas）在影响和指导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事实上，东方巫术信仰的影响是如此之强，以致一些头脑健全的欧洲人竟向我保证说，
我说过的一切有价值的话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受了那些圣人的启示，
而我自己的灵感则根本算不了什么。这种圣人神话在西方流传极广，人们对之深信不疑。
事实上，它远不是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相反却像所有的神话一样代表了心理的真实。
看起来，东方也许确实处在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精神变化的基底，只不过，
这个东方并不是一座住满了圣人的西藏寺院，而是就位于我们自己的心中。
正是我们自己的精神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精神形式和精神力量，
而这些精神形式和精神力量或许会有助于我们克服雅利安人那无边的嗜血欲望。
也许，我们最终将从那种限制其眼界的做法——
这在东方已经发展为一种暧昧可疑的清静无为——中悟到点什么；
也许，我们会逐渐从那种稳定的心态——
这种稳定只有在精神的要求变得如社会生活一样绝对必需时才能达到——中悟到点什么。
然而，在这个美国化的时代里，我们仍然距离诸如此类的东西十分遥远。
在我看来，我们只是刚刚踏上新的精神纪元的门槛而已。我并不想把自己说成先知，
但为了大致勾画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我就不得不强调一个动荡的时代对于安定的渴望，
不得不强调一个缺乏安全的时代对于安全的渴望。
新的生存方式是从需要和痛苦中产生的，它并不来自自觉的愿望或理想的需要。
在我看来，今天精神问题的关键，就隐藏在心理对现代人产生的巨大魅力中。
如果我们是悲观主义者，我们会把这视为堕落的标志；如果我们具有乐观的倾向，
我们就会从中看到一种希望——它向我们预示：西方世界正在发生一场深远的精神变化。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都是很有意义的现象。正因为这种现象发生在更深的社会底层，
它也就更加值得注意；正因为它触及的是那些非理性、难预测的心理力量，
它也就更加显得重要。因为如同历史表明的那样，
正是这些力量以不可预见的方式改变着不同文明和不同民族的生活。
这些力量今天对许多人来说还是看不见的，然而在深处和底部激发起当今
“心理学”兴趣的却正是这些力量。心理的魅力丝毫不是什么病态的反常；
它的引力是如此强烈，以致即使面对令人感到厌恶的东西时，人们也不会为之却步。
在世界的坦途大道上，一切都变得那么荒凉陈旧。现代人本能地离开了前人走过的道路，
以便去探索不为人知的陋径幽巷——正像希腊罗马世界的人抛弃已死的奥林匹斯众神
转向亚洲的神秘崇拜时那样。我们的本能转向了外部，它接受了东方的通神学和巫术，
但它同样也转向了内部，引导着我们去思考心理的黑暗背景。正是它禀有的怀疑和冷酷，
当年曾迫使释迦牟尼扫荡了他的两百万个神祇，以便获得那唯一值得信服的原初体验。
现在我们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就现代人所说的这些确实是真实的情形吗？
它会不会只是一个虚妄的幻觉？无疑，在数以千万的西方人眼中，
我所引述的这些事实完全是偶然的、彼此不相干的，
它们在众多有教养的人看来只是一些令人遗憾的例外和反常而已。
然而，当有教养的罗马人看到基督教在下层人民中传播的时候，他不也正是这样认为的吗？
今天，西方的上帝在多数人眼中仍具有生气和活力，
正像地中海彼岸的阿拉在大多数阿拉伯人眼中仍具有生气和活力一样。
一种信徒总是把另一种信徒视为异教徒，他们除了怜悯和宽容之外，就再也不配得到什么。
更糟的是，有教养的欧洲人竟认为：宗教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对大众和妇女是有好处的，
但如果与直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相比，它们可能产生的后果便根本无足轻重。
因此我一直遭到众人的驳斥，就像一个人在天空中杳无云影的时候，
却预言有雷雨和风暴发生。也许这场风暴还在地平线之下，也许它永远不会来临。
不过，心理生活中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却几乎总是处在意识的地平线下，
何况，当我们谈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时，我们涉及的是几乎完全看不见的东西——
它们是最隐秘、最脆弱的东西，是一些只在夜晚开放的花。在白昼的日光中，
我们看见的一切当然都是清晰的、有形的，然而夜晚持续的时间却如白昼一般长，
而且我们也无法不生活在夜间。有些人夜里做的噩梦甚至破坏了他们的白天。
何况，对许多人来说，白昼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种噩梦，
以致他们反倒渴望使他们精神清醒的夜晚。我相信今天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正因为如此我才坚持认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正像我展示的那样。
《1959潜意识与心灵成长》
探索潜意识
在人类的理解领域之外，存在着无数众多的事物，于是，我们便不断应用象征性的词语，
来代表那些我们不能规定其意义、不能完全理解的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宗教皆使用象征性语言、象征性意象的一种原因。
不过，象征的这种有意识的应用，仅仅只是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心理学事实的一个维面：
人类同样也潜意识地、自发地、以梦的形态来创造象征。
懂得这一点并非易事。然而，如果我们渴望更多地了解人类心理工作的诸方式，
我们就必须要弄懂这一点。假如我们稍加反思，我们即会认识到，
人类从来都不曾圆满地感知，或者完全地理解任何事物。人可以用眼睛看、
用耳朵听、用身体触摸、用味觉品尝。但是，他的眼睛能看多远、他的听力有多好、
他的触觉和味觉所能告诉他的一切，则全然取决于他感官的数目和特性。
这一切便限制了他对于周围世界的感知能力。运用科学的仪器，
人可以部分地弥补他的感觉器官的不足之处。
例如，他可以利用望远镜来延伸自己的视觉深度，用电扩大器来延伸自己的听觉能力。
但是，即使是最为精密的科学仪器，它所能够做到的，也不过只是把远处的、
微小的物体带进肉眼视觉领域，或者是将模糊微弱的声音变得清晰可辨。
但无论人使用什么样的科学仪器，在某一点上，他必然会达到确实可证的极限，
在此极限之外的领域，意识的自觉知识是无法企达的。
潜意识的过去与未来
现在，让我们更为详尽地审视一下心灵的意识内容和潜意识内容相互连接的诸方式。
我们举一个世人皆知的例子：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无法记起你下一步要言说的思想内容了，
尽管一段时间之前，你的思想完全清晰透明，抑或，你可能要引见一位朋友，
而就在你要说出朋友的名字时，你却想不起朋友叫什么名字了。
虽然你说你无法记忆起那名字、那思想；但在事实上，那名字、
那思想已经变为潜意识的存在了，抑或，它们至少暂时与意识分离开来。
根据我们的常识，我们可以发现相同的现象。
如果我们倾听可听到的处于音域边缘上连续不断的调音，我们就会发现，
这一调音仿佛在诸规则的音程中停下来，接着又重新出现，
这种振荡波动的起因是人的注意力的阶段性的递增和递减，而不是调音的变化。
然而，当某种事物悄然离开意识而去时，这种事物并没有终止其存在，
正如在转弯之处消逝的小汽车并没有消解在稀薄的空气之中一样，
它只不过是位于我们的视野之外罢了。正如我们待一会儿可以再次看到小汽车一样，
我们会再次与暂时离我们而去的思想相遇。
由此可见，潜意识部分是由大量暂时为晦涩难解的思想、朦胧含糊的表征、
模糊不清的意象所组成，尽管它们未被我们意识到，但它们却继续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心理。
一个精神涣散的人或曰“心不在焉的”人会在房间里转圈圈，寻找拿取某物。
但接着他停下来，仿佛变得茫然了：他忘记了他要拿取的是什么了。
他的手在桌子上放着的物品之间摸来摸去，仿佛他正在梦游；他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意图，
然而他却潜意识地由这一意图引导，然后，他清晰地认识到他所需要的是什么。
他的潜意识向他暗示该做什么。
如果你观察神经病患者的行为，那么你将能够看到，他在做大量他仿佛有意识、
有目的地做着的事情。但是，假如你向他询问他所做的事情，你将会发现，
他不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意识，就是心里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他侧耳倾听，但却什么也未听到；他举目远望，但却视而不见；
他通晓一切，但却一无所知。这类例证司空见惯。专门的研究者很快就认识到，
心灵的潜意识内容的表现仿佛是意识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将永远无法断定思想、
言语或行为是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
正是这种行为使得难以计数的医生把歇斯底里病人所做的陈述草率地当作毫无根据的谎言来看待。
诚然，歇斯底里病人比我们大多数人提出的非真理（nontruth）都要多，
但是，“谎言”一词却很难说是一使用得当的贴切词语。事实上，
他们的心理状况造成了行为的测不准性，
因为他们的意识由于潜意识的介入而趋向于被不可预知地遮蔽掉。
甚至就连他们的肌肤知觉也可以展示出与之相似的感知的波动起伏。
在一段时间中，歇斯底里病人可以感觉到一根针刺入他的手臂；而在另一段时间中，
他可以毫无感觉。假如他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在某一点上，
那么他的身体就会完全处于麻醉状态，直到导致这种知觉丧失的张力消除为止。
此刻，感官知觉能力即刻恢复。不过，自始至终，从潜意识的意义上讲，
他一直都知道正在发生着的一切。
当医生使这类病人进入催眠状态时，他可以相当清晰地观察到这一过程。
很容易用实例来证实病人知晓每一细节这一事实。
病人可以准确无误地回忆起手臂上扎着的针，或者在意识被遮蔽时自己所做的陈述，
仿佛他从未处于麻醉状态，抑或根本就不存在“健忘”一样。
我想起了一个曾经被诊所收留的女人，当时她处于完全昏迷状态。
第二天，当她的意识恢复时，她知道自己是谁，但不知道她是在哪里，
不知道为什么或是怎样来到诊所的，甚至她不知道日期。
然而，在我使她进入催眠状态之后，她告诉我为什么她生了病，她怎样来到诊所，
以及谁收留了她。所有这一切细节皆可得到证实。甚至，她可以说出自己被收留时的时间，
因为她曾看到过门厅里一座钟表的时间。在催眠状态下，
她的记忆清晰透明，仿佛自始至终她对于发生的一切都知道一样。
譬如，遗忘是一常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注意力的转向，
某些思想观念便失去它们特有的能量。当人的兴趣发生转移时，
他先前所关注的诸事物就被置于阴影的黑暗之中，这就宛如在探照灯照亮一片新的区域时，
其他区域被留置于黑暗之中一样。这是无法避免的现实，因为，在一个时刻，
意识仅仅能够将有数的几个意象保持于完全清晰的状态，
而且，甚至就连这种清晰状态也是变动不居的。
然而，被遗忘的思想观念并没有终止其存在。虽然它们不能为人随心所欲地重新展现出来，
但它们却存在于阈下状态之中——存在于能够回忆起的区域的阈限之外——
从这一区域的阈限那里，通常是在多年的完全遗忘之后，
这些思想观念能够随时随地地、自然而然地重新浮现出来。
在此，我所谈论的事物，是我们曾有意识地目睹、耳闻、尔后忘却的事物。
但是，我们都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过很多东西，但却对它们毫无知觉印象。
这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他处，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接受到的刺激太微弱，
以致这些刺激没能给我们留下意识印象。然而，潜意识却注意到了它们，
而且这类阈下的感官知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我们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这类知觉影响着我们对于事件和他人所做出的反应方式。
我发现，最能说明问题的这种类型的例证，是由一位教授提供的。
这位教授和他的一位学生在乡间散步，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进行严肃的对话。
突然之间，教授注意到，他的思路被源于他早期童年时代的一种出人意料的记忆波流打断。
他无法解释这种精神涣散是出于何种原因。
他所谈论的话题之中仿佛没有任何东西与这些记忆相关。回首环视，
他看到自己刚刚走过一家饲养场，而这些童年的记忆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之时
正是他越过饲养场之际。他向他的学生提议，他们应该走回引发他的幻觉出现的地点。
当他们走回那里时，他注意到了鹅的气味，即刻，他认识到，
正是这种气味引发了他的记忆波流的出现。
童年时代，他居住在一个养鹅的饲养场，鹅所特有的气味给他留下了一种持久的
但却被遗忘了的印象。在散步的途中，当他走过饲养场之际，他潜意识地注意到了这种气味，
接着，这种潜意识知觉唤起了他早已忘却了的童年时代的经历。
这种知觉是一种阈限下的知觉，因为当时他的注意力集中于谈话，
而且气味的刺激并未强烈到可使其注意力转向它，直接达到在意识层位上被感知的程度。
然而，它却唤起了“被遗忘的”记忆。
当一种情景、一种气味、一种声音唤起往昔岁月中的情境之际，
这类“暗示”或曰“引触”效力便可解释神经病症状的起因，
也可以解释令人感到愉快记忆的起因。例如，一位在办公室从事繁忙工作的姑娘，
她显得充满青春的活力，光艳动人神采奕奕。过了一会儿，她却感到头晕目眩，
并表现出抑郁症的其他征象。不知不觉地，她听到远去的轮船发出的粗而响亮的噪音，
而这一切却使她潜意识地想起了她与一位情人令人不愉快的分手的一幕，
她一直都在竭尽全力要忘掉这一幕。
在尼采所著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我本人发现了这一现象的一个诱人的例证。
在这部著作里，作者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新展现了一位海员记述在一六八六年轮船
航海日志中的一起事件。纯属偶然的机缘，我浏览了大约出版于一八三五年航海
日志中这位海员记述的传奇故事（这部日志的出版时间比尼采的著述早半个世纪）；
而当我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发现一段与海员的记述相似的文字时，
这段文字的奇异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种风格与尼采的惯有语言风格迥然相异。
虽然尼采从未谈及这部日志，但我深信，尼采肯定也阅读过这部旧日志。
我写信给尼采依然健在的妹妹，她向我证实道，她和哥哥的确曾在一起阅读过这部日志，
当时尼采的年龄为十一岁。我认为，在这种前后关系之中，
很难去想象尼采知道自己是在抄袭海员的传奇故事。我相信五十年后，
这一传奇故事出人意料地悄然进入他的意识心理的中心。
在这种类型的例子中，存在着真实但却尚未现实化的追忆。
有的音乐家在童年听到过农人的歌或流行歌曲，
尔后发现这种歌曲在他们成年后谱写的交响乐章里作为主题浮现。
他们的心里几乎同样的追忆也会出现。观念或意象从潜意识心理转入了意识心理。
事实上，为了给我们的意识心理准备蕴容新的印象和观念的空间，
我们这种形式的“遗忘”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假如情况不是这样，
那么，我们所体验到的一切将依然位于意识的阈限之上，我们的心灵将变得混乱，
令人无法忍受。这种现象的存在迄今已广为人们所承认，
大多数通晓心理学知识的人已把它的存在视为不可辩驳的事实。
然而，正如意识的内容可以潜入、消逝在潜意识之中一样，
从未为人所意识到的新内容同样可以从潜意识里生长、浮现出来。
譬如，人可以隐隐约约地觉察到某种即将潜入意识的东西——某种“尚未确定的”东西，
或者某种“令人疑惑”的东西。潜意识并不仅仅只是往昔岁月积淀的贮藏之地，
它同样也满满地蕴容着未来的心灵情境和观念的胚芽。
这种发现使我找到了我本人研究心理学的崭新途径。这种发现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众说纷纭，各持己见。然而，事实却是，除了从久远的往昔岁月中意识所唤醒的记忆之外，
完全崭新的思想和创造性的观念——
那些从未为人意识到的思想和观念同样能够在潜意识那里表现自身。
它们宛若莲花一样，从心灵的幽暗深处生现出来，构成了阈限下心灵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最为惊人的崭新提议往往能够帮助人们摆脱窘境、
渡过难关；为数众多的艺术家、哲学家、乃至科学家的一些最绝妙的见解来源于
突然之间从潜意识之中涌现出的灵感的启示。把握这类材料的丰富意向，
并将其卓有成效地转化为哲学、文学、音乐或者科学发现的能力，
是我们通常称之为天才人物的一个特征。
当然，假如你把心灵意识等同起来，你就可能很容易得出一种错误的观念，那就是：
人带着空空如也的心灵来到世上，在以后的岁月中，心灵所蕴涵的只是通过个人经历所习得的一切，
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然而，心头的涵盖却比意识的涵盖要大。动物几乎没有意识，
但是它们有着很多标志心灵存在的冲动和反应；原始人做了很多事情，
但他们对于这些事情本身的意义一无所知。
你可以询问很多文明社会的人，问他们圣诞树的意义或者复活节彩蛋的意义是什么，
结果却得不到答案。事实的真相是：他们做事情，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
我倾向于这种看法：一般来说，事情首先是做出来的，只是过了好久之后，
才有人去问事情做出来的原因。心理学家不断会碰到这样的病人，这些人都很聪颖，
但他们的行为却古怪反常，无法预测，他们对自己所做的和所说的从不表露任何蛛丝马迹。
他们没有任何预感，只是突然之间，他们就被某些不可理喻的情绪所猎获，
这些情绪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也说不清楚。
譬如，基督教中的十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它表现无数的特征，观念和情感；
但是名单上画在名字后面的十字只表示叫那个名字的人已经谢世。
在印度宗教里，阳性生殖器的作用宛如一个包罗万象的象征，但是，
如果街头的小淘气把一阳性生殖器画在墙上，那仅仅只表现他对自己的阴茎的兴趣。
在进入成年之后的很长时期内，由于童年和青年的幻想常常继续出现，因此，
在很多梦里出现的幻想毫无疑问是性的幻想，将这些性的幻想理解成为其他的东西是荒谬可笑的。
然而，当共济会会员谈论修道士和修女互相翻压对方，或者当电学家谈论阳性插头和阴性插座时，
设想他正沉浸于充满炽烈情欲的青年人的幻想之中是滑稽可笑的。
他只不过是在用有声有色的描述性名称来谈论他的材料内容。
当颇有教养的印度教教徒向你谈论林伽（Lingam545在印度神话中代表湿婆大神的阳性生殖器）时，
你将会听到我们西方人永远不会与阳性生殖器联系在一起的种种事情。
林伽自然并不是一淫秽色情的引喻；十字也不仅仅只是死亡的标志。
它们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展示这类意象的做梦人的成熟心理。
从生理上看，儿童的身体娇小，他的思想贫乏、形式简单，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
童年心理的深邃意蕴的始基，是它与史前时代心灵的本原一体。在儿童心里，
这种“本原心灵”的显现和作用，正如它在人类的胚胎人体的发生、演变、
进化的种种阶段中的显现及作用一样。如果读者记得我在前面谈到的那个将自己的梦
作为礼物献给父亲的女孩子的诸非同寻常的梦，那么他就会圆满地理解我所说的意思。
在儿童的记忆缺失中，人会发现奇异古怪的神话残片，这些残片经常出现在后期的精神病症中。
这种类型的意象极为玄妙神秘，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假如这类记忆在成年生活中重复出现，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引起严重的心理失调，
但在另一些人那里，它们却能产生治疗的奇迹，能够使人皈依宗教。
通常，它们能唤回那早已失落的生命，给生命赋予意义，以此丰富人类的生命。
古代神话与现代人
世界上最为普遍的、最广为人知的神话，是英雄神话。在希腊和罗马的古典神话里，
在中世纪的神话里，在远东的神话里，在当代的诸原始部落的神话里，
我们皆找到了英雄神话。同样，这种神话也在我们的梦里出现。
英雄神话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戏剧性魔力，同时它又具有一种不太明显却极为深远的心理学意义。
虽然这类英雄神话在细节上千变万化，但是，人愈是仔细研究这类神话，
他就愈是容易看出，在结构上它们彼此之间非常相似。它们享有一种普遍相同的模式，
也就是说，尽管这些神话是由一些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文化接触的群体或者个体创造的
——例如，由非洲部落、北美印第安人、希腊人或者秘鲁的印加人创造的，
但这些神话隶属同一模式。人一次又一次地听到描绘英雄的神话传说：
英雄的身世奇妙却又卑微，他早年即具有超人的力量，他很快就名扬四方或迅速获得权力，
他与邪恶势力搏斗凯旋而归；他由于骄傲自大（hybris）而犯下罪过，
他因为被出卖而失势，或者他通过一种“英雄式的”献身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成人仪式原型
根据我的研究结果来看，英雄神话仿佛是心灵分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
我业已提出，英雄神话好像经历一个四重的周期，在这一周期中，
意识自我寻求获得脱离整体本原状态的自身相对的自主权。
个体只有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权，才能够使自身与其成人生活环境协调一致。
然而，英雄神话并不能确保这种解放的发生。它仅仅表明，解放可能发生，
这样，自我便可获得意识。然而，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
如何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维护和发展已获得的意识，
以便能使个体过上一种有益的生活，并在社会里获得必要的自我独立感。
古代的历史和当代的原始社会的仪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成人仪式的神话和仪式。
通过成人仪式，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被迫与其父母分离，成为他们的部族或者部落的成员。
然而，在与童年世界的这种分离过程中，本原的父母意象将会遭到伤害，
因此必须通过同化进入集体生命的治疗过程来使被伤害之处得以修复。
（通常，集体和个体人格由一种图腾动物来象征标示。）由此，
集体满足了被伤害的原型的种种要求，成为青年的第二父母——成为那为重新获得一种新的生命，
而首先象征性地向其祭献的青年的父母。
个体化的过程
事实仿佛甚至是这样：意识自我并不是由于大自然漫无节制地顺应其自身随意的冲动而被创造出来的，
大自然创造它的目的是，帮助心灵总体——整体心灵得以现实化。意识自我的功能在于，
照亮整个心灵系统，允许它进入意识领域，从而使它得以现实化。
譬如，倘若我具有一种艺术天赋，但我的意识自我对其一无所知，
那么这种天赋就不会显现。可以这么说，我的天赋并不具备存在的形式。
而只有当我的意识自我注意到它时，我才能使它进入现实的领域。
这种与生俱来、隐而不见的心灵总体与那全然现实化的、有生命的整体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人可以用下述的方式来形象地描述这一点：一颗山松子蕴涵着潜在形式中的一棵完整的未来的树；
但是，每一粒树种都在一特定时间落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在这一地方，
存在着诸多种特定的因素，像是土质、岩石、坡地、受光受风的程度。
树种中蕴涵着的树的潜在整体对于这些环境构因做出反应，避开岩石，面朝阳光，
结果树的生长模式就具备了。这样，一棵松树便慢慢地成形了，
构成了其总体内容的圆满实现，进入了现实存在的领域。没有现实化的生命之树，
松树的意象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性，或者是一种抽象观念。从另一方面看，
个体的人的内心中这种个体特性的实现正是个体化过程的目标所在。
从一种观点上看，这一过程发生在人（以及其他的生物）身上，它是自然的、
发生在潜意识中的过程；它是这样的一种过程，
人通过这一过程圆满地生活在他的与生俱来的人类天性之中。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有在这种时刻个体化的过程才是真实的：个体感觉到了它的存在，
并有意识地与它保持一种生命的联系。松树是否感觉到它自身的生长过程，
是否为使它完形的诸不同形式的变化而感到欣悦和遭受苦难，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人类肯定能够有意识地参与他的生长发展过程。他甚至会不时地感觉到，
通过做出自由的决断，他可以与它进行积极的合作。
这种合作属于那种较为狭义上的个体化过程的合作。
然而，人类体验到了某种在我们有关松树隐喻的意蕴之外的东西。
个体化的过程蕴涵着比天生的整体胚芽与命运的外部行为之间妥协屈服更多的内容。
它的主体的经验表达了这样一种感受：某种超个体的力量正在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介入。
人有些时刻感觉到，潜意识正在引导着他与一种神秘模式的契合。
事实仿佛是，某种存在正在注视着我，某种存在我看不到，
但它却能看到我——大概它是人心中的伟大的人，他通过梦的方式，告诉我他对于我的看法。
但是，只有当意识自我摆脱一切目的性的、愿望性的目标，并力图获得一种更深沉的、
更为基本的存在形式时，心灵核心的这种富有创造性的生命组成部分才能开始产生作用。
意识自我必须放弃任何设想或是意图，竭尽全力凝神倾听潜意识的旨意，
顺应那种趋向生长的内在冲动。为数众多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试图描述这种情境，
但他们所做的仅仅只是剥去了意识的种种幻觉：他们径直走到了潜意识的大门前，
却没能打开这扇大门。
比我们自身的文化更牢固地根置于大自然之中，生活在他们自己文明世界的人更容易懂得，
为了给人格的内在生长铺平道路，放弃意识计划的实用主义态度是完全必要的。
我曾经遇到一位已有年岁的女士，在她的生活中，就外在的成就而言，她并未获得丰硕成果。
不过，她却在实际上与一位难处的丈夫过着一种美满的婚姻生活。当她向我抱怨说，
她在一生中没有“做成”任何大事时，我告诉了她一个中国的圣贤庄子讲述的故事。
她即刻理解了这个故事的蕴意，感到一种极大的安慰。下面就是庄子讲的故事：
有一位浪迹四方的木匠，他名叫石头。在他的旅途中，他看到了一棵巨大的栎树，
栎树巍然耸立在社坛附近的一处田野里。徒弟对这棵栎树赞叹不已，木匠对徒弟说：
“这是一棵毫无用处的树。如果你想用它来造船，船很快就会腐烂；
如果你想用它制作工具，工具很快就会断裂。你不能用这棵树做成任何有用的东西的，
而这正是为什么这棵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的道理。”
然而，同一天夜晚，在一个客栈里，当木匠进入梦乡之际，
苍老的栎树在梦里出现在他的面前，并向他说道：“为什么你把我比作你所培植的那些树，
诸如山楂树、梨树、橘树，苹果树，以及所有其他结果实的树？
甚至在它们能够结出成热的果实之前，人们就开始袭扰、蹂躏它们。
它们的枝干被折断，细嫩的小枝被撕裂。它们的禀赋为它们带来了灾难，
它们不能安然无恙地度过它们的自然生年。这就是到处都在发生的事，
这正是为什么我早就力图成为一棵丝毫无用的树的道理。你这可怜的人！
你想一想，假如我在任何一方面有用的话，我能长成这样一棵参天大树吗？
除此之外，你和我皆为生灵，那么一种生灵怎么能够高高在上，
来判断另一种生灵的价值呢？你这无用的俗人。你知道什么是无用的树吗？”
木匠从梦中醒来，思索着他的梦的意义。后来，当他的徒弟问他，
为什么只有这一棵用于保护社坛时，他回答道：“闭上你的嘴吧！我们不要再谈这棵树了！
这棵树是有意生长在这里的，因为如果它长在其他地方，人们就会虐待它。
如果它不是一棵社神之树，它可能早已被人砍倒了。”
显而易见，木匠理解了他的梦的意义。他看到了，
真正地圆满完成人的使命是人类的最高成就。在面对我们潜意识心灵的要求之际，
我们的实用主义观念必须让步。如果我们把这一隐喻转化为心理的语言，
那么那棵树所象征的是个体化的过程，它给予我们目光短浅的意识自我一种训诫。
在那棵圆满完成自身使命的大树下面——在庄子的故事里——有着一座社坛。
社坛是一块粗糙的、天然的石头，人们在这块石头上，向“拥有”这片土地的地神祭献贡品。
地坛的象征暗喻着这样一种事实：为了使个体化的过程变为现实，
人必须有意识地顺应潜意识的力量，而不是去思索什么是人应该做的，
或者去想什么是人们普遍认为对的，或者通常什么事情会发生。
人必须真正去亲耳聆听，以便得知在此时此地的特定境遇中，
内心总体（潜意识自我）需要他做什么。
人与潜意识自我的关系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备受极度空虚和厌倦的折磨，
仿佛正在翘首期待某种永远不会到来的东西。电影和电视、
体育运动和政治上的动荡可以暂时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唤起他们的兴趣，
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感到精疲力竭，感到兴味索然，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自身生命的荒原。
对于现代人来说，那唯一值得探索的领域，是潜意识心灵的内部领域。
很多人模模糊糊地接受了这种思想，他们现在已经转向了瑜伽术和其他东方宗教的实践。
然而，这类实践并未能够为人提供真正崭新的探险生活，因为在这类实践中，
一个人所得到的仅仅是早已为印度人或中国人知晓的一切，
并未能够直接接触到其自身内在生命中心。不错，东方人的方法意在集中精力，
并使之指向内心深处（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方法与对于内倾心态的分析治疗颇为相似），
然而，这种方法却与荣格的方法有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不同之处。荣格创造了一种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无须任何外助，一个人即能独立自主地到达其内心生命中心，
并与潜意识的生命奥秘相邂逅。这与承袭古老陈旧的方法大相径庭。
力图给予潜意识自我的生命现实连续不断的日常注意力，
就像力图同时生活在两个层次上或者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样。
宛如以往，人悉心关注外部世界的责任，但与此同时，
他依旧清醒地注意梦和外部事件所显露的暗示和征兆，
潜意识自我用于象征它的意向——生命之流移动的方向之暗示和征兆。
与这种体验相关的中国古代本文常常使用猫监视老鼠洞的明喻。
一种本文说，人不应该允许其他的思想介入，
但是一个人的注意力不应该太敏锐——也不应该太迟钝。在这里，
刚好存在着一个正确的知觉层次。“如果以这种方式进行训练……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训练将变得卓有成效。当原因化为结果，宛如成熟的瓜自行蒂落时，
它所偶然碰到或接触到的一切都将突然之间引发相关个体的最高的悟性。
这是参悟者，宛如那饮水之人，唯有他知道水是冷的还是热的那一时刻。
他关于自我的怀疑顿时化为乌有，并体验到一种巨大的欢悦，
这种欢悦与一个人在十字路口与自己的父亲邂逅时所感到的欢悦颇为相似。”
人为什么失去与他的灵魂的指挥中心的接触有两种原因。其中一种原因是，
某种单一的本能内驱力或者情感意象会使他执著于一面，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平衡。
在动物身上，这种情况也会发生，例如，一只发情的雄鹿会完全忘记饥饿和安全。
原始人对于这种单面性和随之而来的平衡的丧失感到极度恐惧，
他们称它为“灵魂的丧失”。对于内心平衡的另一威胁来自逾常的白日梦，
通常白日梦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围绕种种具体的情结进行。事实上，
白日梦的出现恰恰是因为，它们使一个人与他的诸情结联为一体；
与此同时，它们对于他的意识的专注性和连续性又产生着威胁。
第二种原因在于自我意识的过度自虑，这与第一种原因截然相反。
虽然对于文明化活动的实施来说，井然有序的意识必不可少（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铁路信号手陷入白日梦，什么样的事件将会发生），
但是这种意识有着一种严重的缺陷，即它倾向于阻断人对于源自生命中心的冲动和意向的接收。
这就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文明人的梦与恢复这种接收性密切相关，
其方式是：努力矫正意识对于潜意识中心或潜意识自我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