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然把赫胥黎和达尔文混淆了。

《1894进化论与伦理学》

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

摆在人类面前的路，就是通过不断地斗争，维持和改进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人为状态”，
从而与“自然状态”相对抗。在这种社会中并通过这种社会，
人类也许能发展出一种有价值的文明，使人类能够维持下去并不断地自我改进，
直到我们地球的进化开始走下坡路，到那时，宇宙过程重新掌权，
“自然状态”再次在我们这个星球的表面耀武扬威。

一

自然状态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一个暂时阶段，处在已经历无数年代且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之中。
对我来说，这一命题与近代史上所确立的任何命题一样，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古生物学让我们相信，古代哲学家们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提出过同样的学说，
但他们却错误地假定，各个阶段形成一个循环，丝毫不差地重复过去，预示未来，
处于轮回之中。与此相反，古生物学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让我们去思考，
如果这些最低等的本地植物的祖先系列的各个环节都能保存下来，并且为我们所发现，
那么整个环节将显示出一个复杂性逐渐减小、不断趋同的形态系列，
直到在地球史的某一时期——比已经发现的任何生物遗骸所处年代还要久远——
融入那些还分不清是动物还是植物的低等族群之中。

只要对事物性质的有限揭示——我们称之为科学知识——还在继续，它就会越来越有力地使人相信，
不仅仅是植物界，还有动物界，不仅仅是生物，还有地球的整个结构，
不仅仅是我们的星球，还有整个太阳系，不仅仅是我们的恒星和卫星，
还有作为遍布无限空间和经历无限时间的秩序的“证人”的亿万个类似星体，
都在努力完成它们预定的进化过程。

眼下，除了讨论那些居住在地球上的生命形态的进化过程外，其余的我一概不论。
第一，所有的动植物都表现出变异的倾向，不过变异的原因尚待查明；
第二，任一特定时间内的生存条件，总是有利于最适应它们的变种的生存，
而不利于其他变种的生存，于是产生选择；第三，所有生物都有无限繁殖的倾向，
而生存资源总是有限的，原因很明显：后代的数量总比前代的数量多，
但在保险精算的意义上，二者的预期寿命又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第一种倾向，
就不可能有进化。如果没有第二种倾向，就无法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一种变种会消失，
另一种变种会取而代之。也就是说，没有第二种倾向就没有选择。
如果没有第三种倾向，生存斗争——即在自然状态中推动选择过程的原动力——就会消失。

二

我在前面谈及的自然状态，如果只就一小块土地而言，
早在三四年前就因人类的干预而不复存在了。一堵墙把这块土地与其他土地隔开，
墙内受到保护的土地，原生的本地植物已被斩草除根，同时一群外来植物被移植过来，
在此扎根。简言之，这块土地被改造成了一块园地。现在，墙内墙外面貌迥异：
墙外的土地，仍然处于自然状态；墙内的土地，已经过人类的处理。
树木、灌木和草本植物，其中有许多来自异国他乡的野生种类，在园地繁荣昌盛。
此外，园内还生产大量的蔬菜、水果和花卉，这些品种在墙外不仅现在不存在，
过去也没有存在过，只有在诸如园地所提供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因此，这些品种，
就像栽培它们的棚架暖房一样，是人类技艺的成品。就这样，
“人为状态”由人类从野生状态中创造出来，由人来维持，靠人而存在。
如果没有园丁的精心管理，没有园丁对处处存在的宇宙过程的反作用进行顽强阻挡和反抗，
“人为状态”顷刻就会消失殆尽：围墙坍塌，园门朽坏；四足动物、两足动物入侵，吞噬、
践踏园中实用而美丽的植物；鸟类、昆虫、枯萎病和霉菌恣意妄为；
本地植物的种子借助风或其他力量迁徙过来，
这些曾遭鄙视的本地杂草凭着长期以来获得的对当地条件的特殊适应能力，
很快扼杀了园中精选的外来竞争者。再过一两百年，除了围墙、暖房和棚架的地基，
人工的痕迹所剩无几——显而易见，在自然状态中发生作用的宇宙威力，
消除了园艺家的技艺对它的至高权威造成的临时阻碍。

无可否认，与我们提到的任何人造物一样，这个园地也是一种技艺成品，或技巧制品。
蕴藏在人体内的某些能力，在同样蕴藏于体内的智力的指导下，
生产出一系列在自然状态下无法产生的物体。这一命题，对人类双手制成的所有成品——
从燧石工具到大教堂到精密计时器——来说，都是成立的。
正因如此，我们称这些成品为人工制造的，取名为技艺的成品或技巧制品，
从而把它们同在人类之外进行的宇宙过程的产物——我们称之为自然物或自然成品——区别开来。
在自然成品和人工成品之间作这种区分，已得到普遍认可，并且，
我认为，作这种区分既是有用的，也是合理的。

四

不仅自然状态与园地的人为状态相对立，而且园艺过程的原理，即建立和维护园地的原理，
也与宇宙过程的原理相对立。宇宙过程的典型特征是剧烈的、永不停息的生存斗争；
园艺过程的典型特征是通过铲除产生竞争的条件来消灭生存斗争。
宇宙过程倾向于对植物的生命形态进行调整，使之适应眼下的生存条件；
园艺过程则倾向于对生存条件进行调整，
使之能够满足园丁期望培育的植物生命种类的生长需要。

宇宙过程以不受限制的繁殖为手段，
使数以百计的生物为极为狭小的生存空间和极为匮乏的食物而竞争——
它还唤来严霜和旱魔消灭体力不济和运气不佳者。因而要生存下去，
不仅要强壮，还要有韧性，有好运气。

与此相反，园丁则限制繁殖，给每株植物提供足够的空间和养分，为它御寒防旱，
以各种方式尽力改善生存条件，
以使那些最接近园丁脑子里实用或美观标准的生物种类得以生存。

假如收获的果实和块茎、树叶和花朵达到或非常接近园丁的理想，
就没有理由不让现状保持下去。只要自然状态大致保持原样，
创建园地所费的体力和智力就足以用来维持园地。然而，人类对自然的控制，
仅限于狭小的范围。如果白垩纪环境重现，恐怕最灵巧的园丁也得放弃栽种苹果和醋栗；
同样，如果冰川时代的环境失而复得，龙须菜的露天苗床将是多余的，
修剪长在南墙旁最佳位置的果树也是浪费时间和自找麻烦。
但是，指出下面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即使自然状态保持不变，
但如果园地的产出不能让园丁满意，园丁也会想方设法使产出更接近他的理想。
虽然生存斗争可能停止，但进步可能不会停止。在讨论这些问题时，
很奇怪人们常常会忘记这一点，即生物改良或进化的必要条件是变异和遗传机制。
选择就是选定某些变种并使其后代保存下来的手段，生存斗争仅仅是选择得以实现的手段之一。
人工栽培的花、果、根、块茎和球茎的无数变种，就不是通过生存斗争进行选择的产物，
而是根据效用或美观的理想标准进行直接选择的产物。在园地里占据同样位置、
身处同样环境的一大群植物中，出现了变种，
其中那些朝着园丁指定的方向演变的变种被保存下来，其余的则被淘汰。
保存下来的变种又继续重复上述程序，直到诸如野甘蓝变成了卷心菜，
野生三色堇变成珍贵的三色紫罗兰为止。

五

殖民过程与园地的形成过程非常相似，这是发人深省的。我们假定，
英国殖民者乘船前往塔斯马尼亚去开拓殖民地，是在上世纪中叶。
登陆后，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除了最常见的自然条件外，
一切都与英国本土完全不同常见的植物、鸟类、四脚兽，还有人，
都与他们在地球那一边的出发地看到的完全不同。殖民者急于占领大量土地，
于是着手消除眼前的自然状态。他们清除本地植被，只要有需要就灭杀或驱赶动物，
并且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植物再生和动物回迁。他们还引进英国的谷物、果树，
英国的狗、羊、牛、马，还有英国人，以取而代之——事实上，他们是在原有的自然状态中，
新建了一个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同时引进了新的人种。殖民者的农场和牧场相当于大型园地，
而他们自己就像是侍弄园地的园丁，小心翼翼地同旧“制度”相对抗。
从整体上看，殖民地如同引进到原有自然状态中的一个综合体，
继而成为参与生存斗争的一个竞争者，不胜即亡。

在假定的条件下，如果殖民者能群策群力，肯定会取得成果，
但是，如果他们懒散愚笨、漫不经心，或者把精力浪费在内耗上，
那么原有的自然状态就很有可能重占上风。迁徙来的文明人，会被野蛮的土著人所消灭；
一些来自英国的动植物，会被本地的竞争对手所铲除；其余的则沦为野生状态，
成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再过几十年，殖民地的一切遗迹将消失得干干净净。

六

现在我们设想有一位行政长官，其能力才智远胜于常人，就像常人远胜于家畜一样。
他当上了殖民地的首领，负责管理大家的事务，以保证殖民地战胜其所处的自然状态的敌对影响。
他接下来的行事方式与园丁管理园地如出一辙。首先，他全面毁灭和驱赶本地的竞争对手，
不管是人还是野兽抑或植物，尽可能地制止外部竞争的影响。
同时，这位行政长官以成功的殖民地理想模型来挑选他的成员，
就像园丁根据实用或美观的理想标准来选择植物一样。

其次，由于成员内部会产生对生存资源的争夺，从而降低全体成员同自然状态斗争的效率，
因此行政长官会做出安排，使每一位成员都有必要的生存资源，
而且让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那一份会被精明强干的同伴夺走。殖民地集体通过法律，
将每个人的“自行其是”限制在不影响和平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宇宙中的生存斗争，
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斗争，都将遭到严厉禁止，而借助生存斗争而进行的选择，
也像在园地一样，完全被排除在外。

同时，除了上面提到的情况，自然状态还有一些条件阻碍了殖民者能力的全面发展。
因此，殖民者就通过创造一些利于自身发展的生存条件，来消除那些不利条件。
他们建造房屋，添置衣物，以抵御严寒酷暑；兴建排水灌溉工程，以防洪抗旱；
筑路修桥，开挖运河，设置舟车，使天堑变通途；制造机械，补充人力和畜力的不足；
采取卫生预防措施，以防止和消除可能引发疾病的自然原因。文明的步伐每向前迈进一步，
殖民者的生活受自然状态的影响便减少一分，而受人为状态的影响就增加一分。
为了达到目的，行政长官就必须利用移民的勇气、勤勉和集体智慧。
显而易见，使具有这些品质的人不断增多，让缺乏这些品质的人不断减少，
群体的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换句话说，就是按照理想标准进行选择。

如此看来，行政长官或许希望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一个真正的伊甸园，
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园丁们的福利。在那里，宇宙过程，这种自然状态中野蛮的生存斗争，
应予以废除；在那里，自然状态应被人为状态所取代；在那里，
每种植物和每种低等动物都要适合人类的需要，而且不能脱离人类的管理和保护而独立存；
在那里，每个人已成为执行完美社会的职能的工具，因此也应该按其社会效能经受选择。
要建立这种理想社会，不是靠人们逐渐去适应周围的环境，而是创造适应人类生存的人为环境；
不是允许生存斗争自由进行，而是排除这种斗争；不是通过生存斗争去实现选择，
而是按照行政长官的理想标准进行选择。

七

然而，伊甸园里也有蛇，而且还是非常狡猾的蛇。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具有强大的生殖本能，
因而也面临由此产生的后果，即趋向于过多繁殖。行政长官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越得力，
自然状态的淘汰作用被消除得越彻底，人类的繁殖就越难以控制。

另一方面，由于殖民地厉行和睦相处的原则，剥夺了人们恃强凌弱夺取他人生存资源的权力，
因而殖民者之间不再有生存斗争；只剩下对日用品的争夺，起不了调节人口的作用。

这样一来，只要殖民者开始繁殖，就会引起竞争，不仅为日用品竞争，还为生存资源竞争。
于是摆在行政长官面前的，就是宇宙斗争将重返他管理的人为社会。
一旦殖民地的人口增长到环境可承受的极限，就必须设法处理掉多余的人口，否则，
残酷的生存斗争必定卷土重来，毁掉维持人为状态对抗自然状态的基本条件——和平。

如果行政长官完全按科学思维的指导行事，那么他就会像园丁一样，
采取系统根除或驱逐过剩者的办法，来应对这个极为严重的困难。
患不治之症者，年老体衰者，体弱多病者，残疾者或智障者，还有过剩的婴儿，
统统被处理掉，就像园丁拔掉有缺陷的或过剩的植株，育种者杀死不称心的牲畜一样。
只有身强体健、精心配对的夫妻，才能孕育后代，因为这样的后代才最符合行政长官的期望。

八

一个专制政府，无论是个人专制还是集体专制，都应具备超凡的智力，
同时还须极度残忍，而且要残忍到恐怕让很多人认为是天理不容的地步；
这也是它要贯彻通过极端彻底——彻底依赖于成功的方法——的选择来改进社会的原则所需要的。
的确，经验没有向我们提供对单个的“社会救世主”的残忍进行限制的依据；
此外，基于“团体既没有肉体也没有灵魂”这句众所周知的格言，下述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
（的确，这种想法并不缺乏历史依据）：集体专制，
即在传教士的煽惑之下相信其权力乃为神授的一群暴徒，比起任何独裁暴君
（他沉浸于同样的幻想之中），在这方面有能力做得更加彻底。但智力却是另一回事。
“社会救世主们”热衷此道，就足以证明他们没多少智力。他们仅有的那点智力，
通常都出卖给了财大气粗的资本家，因为他们要依赖资本家的物质资源而生存。
可是我怀疑，即使有这样一个人，他在鉴定人才方面具有最敏锐的判断力，
但要他在100个14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中，分辨出哪些肯定是对社会有用而应予以保留的，
哪些肯定是又懒又蠢、道德败坏而应该用氯仿杀死的，他的成功率将微乎其微。
辨别好公民和坏公民的“特点”，确实比分辨小狗或短角公牛的“特点”要难得多，
人的许多特点只有在生活中遇到实际困难时才能充分激发出来。不过到那个时候就晚了，
木已成舟。坏种，哪怕只留下一个，都已经赢得了繁殖的时间，因而选择就徒劳无用了。

十

我看没理由怀疑，人类社会在形成之初与蜂群一样，是功能需要的产物。
首先，人类家庭赖以产生的条件，与较低等的动物形成类似联合所需的条件，
完全是一样的。其次，显而易见，家庭关系的存续期每延长一段，
越来越多的子孙后代为了自保和防御，就越会进行合作，发生这种变化的家庭，
相比其他家庭来说，就获得了明显的优势。再次，如同蜂群一样，
逐步限制家庭成员内部的生存斗争，会提高整个家庭与外部竞争的效率。

不过，在蜜蜂社会和人类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根本性的差异。
在蜜蜂社会里，其成员在器官构造上，注定只能执行一种特殊类型的职能。
假如蜜蜂被赋予欲望，能够按其所愿做某项工作，它也只会选择特别适合其器官组织的任务。
从蜂群的整体利益来看，蜜蜂这样做也是非常合适的。只要没有新的蜂后出现，
蜜蜂社会里就不会出现敌对和竞争。

与此相反，在人类社会里，并不存在这种预先注定的对其成员的严格定位。
无论人类个体在智力高低、感情强度和感觉灵敏度上存在多大差异，
都不能说某个人只适合做农民，不适合干其他的，某个人只适合做地主，不适合做其他工作。
再者，虽说人们天资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人类天生都是趋乐避苦的。
简单说来，人类只做让自己高兴的事，丝毫不顾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的福利。
这种天性是人类从其进化已久的一系列祖先——人、猿、兽那里继承而来的
（原罪论的现实基础也源于此），而且这种“自行其是”的天性所具有的力量，
也是人类祖先在生存斗争中获胜的条件。正因如此，贪图享乐、永不餍足这种天性，
是人类在与外界的自然状态斗争时取胜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是，如果任由这种天性在人类内部发展，它就会成为破坏社会的必然因素。

人类“自行其是”的自由天性，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限制这种天性的自由发挥，
则是某些功能需要的产物，但和蜂群赖以形成的功能需要不是一回事。
人类对此的需要之一是，在漫长的幼年期得到强化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互爱。
但最关键的是，人类身上有一种倾向得以蓬勃发展，
即倾向于在自己身上复制出与别人类似或相关的行为和感情。
人类是动物界中最善于模仿的：除了人，没有哪种动物会画画和仿造；
论模仿声音，不管在范围上、种类上还是准确度上，其他动物都无可匹敌；
没有哪种动物像人一样，是个精通表情动作的高手；
而且人类去模仿只是出于模仿本身所带来的快乐。此外，再没有什么动物像人一样，
是情感的“变色龙”，说变就变。通过一个单纯的心理反射活动，
我们就能感染周围人的各色情感表达。通常所说的同情心，
并不总是靠有意地“将自己置身于”快乐或受苦的人的处境时才会产生。
的确，常常悖逆我们的正义感的是，不管我们是否情愿，“同情或者使我们出奇地仁慈”，
或者使我们出奇地残忍。尽管传说中的古代贤哲，能以冷静而理智的眼光对待公众舆论，
不为所动，但一直以来，我却无缘遇见一位真实存在的贤哲，能做到敌意当前而安之若素。
实不相瞒，我的确怀疑古往今来是否有这样的哲人，
可以做到明知自己被街边男童极端藐视却毫不动怒。
尽管我们不能为哈曼希望把摩迪开吊死在高高的绞架上进行辩护，但说真的，
当哈曼这个亚哈随鲁国王的大臣进出王宫大门时，想到摩迪开这个卑微的犹太人对他毫无敬意，
他心中一定极为恼火。

只需环顾四周，我们就会发现，最能抑制人类的反社会倾向的，不是对法律的恐惧，
而是对其同伴舆论的恐惧。传统荣誉感约束着那些破坏法律、道德和宗教规定的人，
人们宁可忍受肉体上的极端痛苦也不愿放弃生命，但羞耻感却能逼得最懦弱的人去自杀。

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
也使得因同情而生的苦乐感变得愈发重要。从孩童时代起，
每日每时我们都以自己的同情心来评判周围人的行为，也以周围人的同情心来评判我们自己的行为，
这样天长日久，直到我们在某一行为与褒奖或贬斥的感情之间建立起不可分割的联系，
就像语言文字之间的相互联系一样。无法想象存在着既得不到当事人褒奖也不受当事人贬斥的行为，
不论这个当事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人。我们开始用学来的道德言辞去思考问题。
人类除了天然的人格外，还有一种人为的人格被建立起来，即“内在人”，
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良心”。它是社会的看守人，
负责把自然人的反社会倾向限制在社会福利所要求的限度之内。

十一

那些只关注理想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的道德家们，不论他身处哪个时代或是秉承哪种信仰，
都一致认可“推己及人”这一“金科玉律”。换句话就是，让同情心成为你的向导，
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在某一情况下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
不管人们认为这条行为准则有多么高尚，
不管人们多么相信普通人可能彻底依靠这一无法将其全部的逻辑后果予以兑现的信条，
但还是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在这个世界上已有的或人们能够看见的一切情形下，
这些逻辑后果与文明状态的生活都是不相容的。

这是因为，我猜想，毫无疑问，每一个干坏事的人，
其最大愿望就是能够逃脱其恶行所带来的苦果。假设我遭人抢劫，
站在劫匪的位置上想，我发现我迫切希望的是不用罚款或坐牢；
假设有人狠狠打了我一巴掌，如果设身处地为这人着想的话，那么我应该感到满意，
因为没有出现比我转过头再挨他一巴掌更惨的结果。严格地说，
“推己及人”这一规则有否定法律的意味，因为它拒绝将违法者绳之以法；
从社会组织的外部关系来看，它也反对进行生存斗争。
只有在拒斥这一规则的社会的保护之下，我们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遵守这一规则。
若缺少这样的庇护，遵守这条规则的人就会沉溺于对天堂的向往，
但他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铁定的事实：其他人将成为尘世的主人。

如果园丁在对待杂草、鼻涕虫、鸟和其他入侵园地的动植物时，
也设身处地为它们着想，那么园地将会变成什么样呢？

十三

从伊丽莎白王朝到维多利亚王朝的3个世纪里，
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斗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广泛地加以限制（除了一两次短暂的内战），
因而生存斗争基本没有或完全没有起到选择的作用。至于其他可称得上是直接选择的行为，
也因为只在小范围实施，因而可以忽略不计。刑法将违反其条款的人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
就这点而言，它可以防止遗传性犯罪倾向的滋生；济贫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拆散婚姻，
而这类人的贫穷又源于品格上的遗传性缺陷。因此，刑法和济贫法毫无疑问是选择性力量，
因为它们有利于选出社会中遵纪守法和效率更高的成员。
但是，这类法律所影响的人口比例是很小的，而且总体来说，遗传性罪犯和遗传性贫民，
在法律对他们发挥作用之前已经繁育了后代。在大多数情况下，犯罪与贫穷和遗传无关，
而是部分因环境造成的，部分因本身所具有的品质决定的。不过，在不同的生活条件下，
这些品质可能激起他人的尊重甚至赞赏。说起脏物，有人曾说，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宝。
说这话的人真是世上少有的聪明人。这条千真万确的格言还可以用来解释道德问题。
仁慈和慷慨，可为富人增色，也能让穷人更穷；力量和勇气，是士兵飞黄腾达的阶梯；
头脑冷静、胆大心细，是金融家发家致富的法宝——但在不利条件下，
这些品质又可以轻易地将他们送上绞架、送进监狱。再者，一个“失败者”的子女，
极有可能在其他长辈的指导下有所改进，从而走上不同的道路。有时候我在想，
那些高谈阔论要淘汰不适者的人，是否曾冷静地思考过自己的过去。
的确，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在一生中会有一两次很容易陷入“不适者”的境地，
这个人真称得上是一个“适者”了。

第二部分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童话故事，名叫“杰克和豆秆”，在座的我的同代人可能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不过我们沉稳可敬的年轻人，是在更为严肃的精神食粮的哺育下长大的，他们中的很多人，
或许只是通过一些比较神话学的入门读物，才知道什么叫做仙境。
因此，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故事梗概。这是一个关于豆子的传说，豆子长啊长啊，
一直长到高高的天上，在那儿，豆秆的枝叶铺展开来，形成一个巨型的华盖。
故事的主人公受到鼓舞，顺着豆秆往上爬，发现宽阔茂盛的枝叶支撑着一个世界，
构成这个世界的各种元素和地上的世界是一样的，但又是那样的新奇。
至于主人公的奇遇，我就不多说了，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事物性质的看法。
由于这个故事不是哲学家写的，也不是为哲学家写的，因而在观点方面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现在要做的，有点像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个勇敢的冒险家所做的事。
我请求你们与我一道，借一颗豆子之力，尝试进入一个可能令大多数人感到奇异的世界。
大家知道，豆子很简单，看上去也毫无生气，但是，如果把它种在条件适宜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温度适宜、够暖和，那么它就会显示出惊人的活力。
一颗小小的绿色豆秧从豆子里长了出来，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这棵植物经历了一系列的形态变化，但由于我们每日每时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
所以它们一点也不像传奇故事里那样，让我们感到惊奇。

不知不觉地，这棵植物逐渐长大，形成由根、茎、叶、花、
果组成的一个巨大且形式多样的组织结构，每一部分的里里外外，
都是按照一种非常复杂但又异常精确细致的模型塑造而成。
每一个复杂的结构，及其每一个最微小的组成部分，都有一种内在的能量。
不同部分的能量和谐共存，且每一部分都不断为维持整体的存在而努力，
同时有效地发挥自身在自然系统中应当发挥的作用。但是，如此精致的构造，
刚一完成就开始瓦解。植物一点点地枯萎，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剩下一些或多或少看上去毫无生气、平淡无奇的物体，就像它从中蹦出来的那颗豆子一样。
然而，这些遗物也像豆子一样拥有同样的潜能，从而造成类似的循环过程。

对于这样一个不断向前发展又似乎回到起点的过程，要找到与之相似的事物，
并不需要太多诗意或科学的想象。它就像一块抛出的石头上升又下降的过程，
又如同离弦之箭的运动轨迹。或者可以这样说，活动着的能量最初时走的是一条上坡路，
然后走的是一条下坡路。或者更恰当的是，把胚芽发育成为一株成熟的植物的过程，
比作打开折扇的过程，或说像滚滚流淌、不断拓宽的河流，
由此得出“发育”，或说“进化”的概念。

在这一过程中，活着并生长着的植物，最初的形态是一颗种子，相对简单但蕴藏潜力，
然后过渡到一种高度分化的类型，本质完全显现出来，此后又回复到一种简单和潜伏的状态。

深刻而理性地把握这一过程的性质，其价值在于，它适用于种子，
也适用于所有的生物。动物界也和植物界一样，从非常低级的形式发展到最高级的形式，
生命过程表现出同样的循环进化。不仅如此，放眼望去，世界上的其他东西，
其循环进化也从方方面面显现出来。我们看到，水流入大海又复归于水源；
天体盈亏圆缺，绕行之后回复原位；人生年轮的不可阻挡的结局；
以及文明史上最突出的主题——朝代和国家的相继崛起、兴盛和没落。

正如没有人趟过急流时能在同一条河里落脚两次，也没有人可以准确断定，
这个感性世界中的事物当下所处的状态。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不，
当他在思考这些话的时候，谓语的时态已经不适用了，“现在”变成了“过去”，
“是”（is）变成了“曾是”（was）。我们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得越多，也就越明白，
所谓的静止不过是未被察觉的活动，表面的平静只是无声而剧烈的战争。
在每一个局部，每一时刻，宇宙所处的状态，都是各种对抗势力短暂协调的表现——
是战争的现场，所有的战士在这儿依次倒下。局部是这样，整体亦如此。
自然知识越来越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上的群星和地上的万物”
都是宇宙物体的过渡形式，沿着进化的道路前行。从星云状的潜能，到太阳、
行星和卫星的无止境的演变，到物质的全部多样性，到生命和思想的无限多样性，
也许还要经过某些我们既不可名状又无法想象的存在形态，再回到初始的潜在状态。
这样看来，宇宙最明显的特征是暂时性。它所呈现的面貌与其说是永恒的实体，
不如说是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能量的流动和遍布宇宙的合理秩序外，
没有什么东西是永久不变的。

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准确地说，
河还是那条河，只是河里的水发生了变化。就像人一样，他的本性没有发生变化，
但其躯体的所有物质却在不断地改变。

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塞涅卡说得好：“我们的身体似流水般急剧变化，
你所看到的一切都伴随着时间在流变，凡我们所见，没有什么是恒常的。
就连我自己，当我说这些东西在变时，也已经变了。这就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
‘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是因为，虽然河还是那条河，但水却改变了。
虽然这种情况在河流那里比在人体那里表现得更明显，但我们所经历的飞速进程也并不慢。”
（《书信集》，第57号，i，第20页，鲁柯夫编）


二

我们已经顺着豆秆爬到了一个奇境，在这里，普通熟悉的东西变得新颖和奇异。
在探索这个象征性的宇宙过程中，人类的最高智慧得到了无穷无尽的发挥，
巨人听任我们使唤，耽于冥想的哲学家的精神情感沉浸于永恒不朽的美之中。

宇宙过程，虽然像机械结构一样完美，像艺术品一样美丽，但也有其另一面。
创造宇宙的能量在哪儿对感性存在发挥作用，那儿就会产生各种各样我们称之为痛苦或不幸的东西。
随着动物组织的等级不断提高，进化产生的这种不祥之物，数量会越来越多，
强度也越来越大——到了人那里，它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且，仅仅在动物意义上的人那里，它还无法达到登峰造极，
在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人那里也不行，只有在作为有组织的社会成员的人那里，
它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人类试图以这种方式——
即拥有那些全面发展人类最高贵能力的必要条件——来生活的必然结果。

人这种动物，事实上在感性世界里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因在生存斗争中取胜而成为超级动物。
当环境处于井然有序时，人的机体通过自我调试，
比处于宇宙斗争中的其他竞争者更能适应环境。就人类而言，他的自行其是表现为，
不择手段地攫取一切可攫取的东西，占有一切可占有的东西；
正是这些构成了生存斗争的实质。在整个未开化时期，人类能够不断进步，
主要归功于他具有猿和虎的那些品质——他有着非同寻常的体质结构，既机灵又合群，
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模仿力，在被激怒时则暴跳如雷、凶猛无比。

但是，随着人类从无政府状态过渡到社会性组织，随着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
与之相应，上述根深蒂固、原本有用的品质就成了缺陷。
就像那些成功人士的所作所为一样，文明人也乐于做过河拆桥的事情——
他多么急于看到“猿与虎死去”。然而，猿和虎偏不让人如愿；
人类在火热的青春时代结交的这些亲密伙伴，令人讨厌地闯入井然有序的文明生活，
把无数难于估量的巨大痛苦与悲哀加诸宇宙过程的必然产物——还仅仅只是动物的人——的身上。
事实上，文明人对所有这些猿与虎的本能冲动，都冠以罪恶之名，
把源于这些冲动的许多行为，都当作犯罪加以惩处。在极端情况下，
他还竭力用斧头和绳索把那些幸存下来的原始时代的最适者置于死地。

四

2500年前，文明的价值与现在一样明显；那时和现在一样，
显然只有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园地里，才能结出人类能够结出的最美好的果实。
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文化所带来的福祉并不是纯粹的。园地很容易成为温室。
感官刺激和情感放纵，为寻欢作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由头。随着知识领域的不断扩大，
为人类所独有的思前想后的能力也相应发达，人类不仅关注转瞬即逝的现在，
还要关注过去的旧世界和未来的新世界；人类在其中逗留得越久，文化水平也就越高。
感官变得敏锐、情感变得细腻，为人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但也正因如此，
人类的痛苦程度注定也要相应加深。超凡的想象力既创造了新的天堂与新的尘世，
但也相应地给人们创设了地狱，使人类充满了对过去无益的悔恨、
对未来病态的焦虑。最后，过度刺激必然得到惩罚，走向衰竭，
文明向其大敌——厌倦——敞开大门；不论男女，凡事都毫无兴致，只有死气沉沉、
平淡无味的厌倦；一切皆空虚，一切皆烦恼；除了逃避死亡的烦扰之外，
人生似乎没有活下去的价值。

甚至纯知识的进步，也会招致报复。有些问题，只知行动的野蛮人，
原本已经用粗糙、现成的办法解决了，但当人类有时间开始思考时，
这些问题又重新引起注意，并显示出它们仍然是未解之谜。怀疑这种仁慈的魔鬼，
为数众多，本来藏身于古老信念的坟墓之中，如今却现身人间，从此便赖着不走。
神圣的习俗，也就是祖先中的智者制定的神圣法律，原本受到传统的尊崇，
并认为是永远有益的，也遭到了质疑。文化培育的反思能力要求他们出示证据，
并且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它们做出判断，最后，把自己认可的东西纳入伦理体系，
其中的推理不过是为采纳早就做出的结论而提出的体面托词而已。

在伦理体系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原理是正义的概念。
除非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同意相互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否则社会是不可能形成的。
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他们坚定地遵守这一协议；只要他们稍有动摇，
相互信任这一社会的纽带，就会遭到削弱和毁坏。除非狼群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
（尽管是默示性的），即在猎食时绝不互相攻击，否则它们是无法集体狩猎的。
最初级的社会组织，也就是根据类似默认或明示的协议而生活的一群人，较之狼群社会来说，
已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步，他们同意运用整体的力量来对抗违规者，保护守纪者。
这种对共同协议的服从，以及随之而来的根据公认的规则对赏罚进行分配，就叫做正义；
与此相反的，就叫做非正义。早期伦理学不太关注违规者的动机。
但是，如果对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的案件，对纯属错误的行为和犯罪行为，
不做严格区分，文明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不过，随着道德鉴别力的不断细致，
因上述区分所产生的赏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就算必须以命抵命，也要认识到，过失杀人犯不应一律处死；
通过对公共的正义概念与私人的正义概念进行折中，就为过失杀人犯找到了一个避难所，
使他免于“以血还血”者的报复。

五

有一些事实，由于天天接触变得稀松平常，其实它们都可以归在遗传的名下。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家族的或者远亲的明显印记。更为特别的是，
一定行为方式形成的总体倾向，即我们所说的“气质”，
往往可以追溯到漫长系列的祖先和旁亲。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气质，
作为一个人道德和智力的实质性要素，确实从一躯体传到另一躯体、从一代轮回到另一代。
在新生婴儿的身上，血统上的气质是潜伏着的，“自我”不过是一些潜能。
但这些潜能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从童年到成年，这些潜能表现为迟钝或聪慧，
羸弱或健壮，邪恶或正直。此外，每一特征由于受到另一气质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如果没有其他影响的话，这种气质就会传给作为其化身的新生体。

印度哲学家把上面所说的气质称为“羯磨(10)”。正是这种羯磨，从一生传到另一生，
并以轮回的链条将此生与彼生连结起来。他们认为，羯磨在每一生都会发生变化，
不仅受血统的影响，而且还受自身行为的影响。事实上，
印度哲学家都是获得性气质遗传理论的坚定信徒——目前，这一理论处于备受争议之中。
不容置疑的是，表现某种气质的种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条件的促进或阻碍，
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有无进行自我修行。但是，气质本身是否会因自我修行而发生变化，
并不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同样无法肯定的是，恶人遗传的气质比他得到的气质更差，
正直人遗传的气质比他得到的气质更好。然而，印度哲学不容许对这一问题有任何怀疑——
相信环境尤其是相信自我修行对羯磨的影响，不仅是印度哲学中报应理论的必要前提，
而且还是逃脱永无止境的轮回转世的唯一出路。

印度哲学的较早形式，与我们这个时代所流行的理论一样，
都假定在变动不居的物质或精神现象下面，存在一个永恒实在或“本体”。
宇宙的本体是“婆罗门”，个人的本体是“阿德门”，后者与前者的分离
（倘若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仅仅是由它的皮囊，由包裹着感觉、思想、
愿望以及快乐和痛苦等这些构成人生幻境的东西所造成的。无知的人把这一点当做实在，
他们的“阿德门”因此永远被幻觉所囚禁，被欲望的镣铐所桎梏，被不幸的鞭子所抽打。
但是，已经觉悟的人发现，表面的实在不过是幻觉，或者正如两千年以后所说的，
所谓的善与恶，不过是思想的产物。如果宇宙“是公正的，
而且用由我们的淫乐织成的鞭子来抽打我们”，那么避免我们遗传罪恶的唯一方法似乎就是，
铲除让我们流于堕落的欲望之根，不再充当进化过程的工具，并退出生存斗争。
如果羯磨通过自我修行得到改变，如果它那接二连三的粗鄙欲望能够被灭绝，
那么，自行其是的原动力即生存欲望就被摧毁了。那时，幻象的泡沫会破灭，
游荡着的个体的“阿德门”会自行消融于普遍的“婆罗门”之中。

这些似乎是佛教以前的拯救概念，这也是那些愿意获救的人所追随的方式。
在禁欲方面，没有比印度的苦行隐士做得更彻底的了——
在使人的精神萎缩到无感觉的半梦游状态方面，
后来的僧侣主义者中没有一个能够如此地接近成功，若不是其公认的圣洁，
就很难将它与白痴的状态分开。

必须认清的是，这种拯救，必须通过知识和基于知识的行为才能获得，
正如那些想得到某种物理或化学结果的实验者，必须具有相关的自然法则的知识，
以及足以完成一切操作所需要的久经考验的意志。在此意义上，超自然性完全被排除了。
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对引起羯磨的因果序列产生影响——
只有羯磨的主体自身的意志，才能使它终结。

我刚才已尽力对这一卓越理论作了一个合理的概述，在此理论基础之上，
只能得出唯一的一条行为准则。如果过多的痛苦是一种必然，那么继续活下去就是愚蠢的，
不幸会随着生命的延续而越来越多，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无法阻挡的。
消灭肉体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除了通过自愿地阻止灵魂的一切活动来消灭灵魂外，
别无他法。财产、社会关系、家庭感情、世俗的友谊，都必须抛弃；
最天然的欲望即便是饮食，也必须禁绝，至少要减至最少，直到一个人心如死灰、
清心寡欲，成为一个托钵僧，经过自我催眠进入一种死一般的沉睡状态。
走火入魔的神秘主义者误认为，这就是最终融入婆罗门的一种先兆。

毫无疑问，佛教获得惊人的成功，应归功于这些伦理特点体系。
佛教是这样一种理论体系：不相信西方人的上帝；否认人有灵魂；
认为相信永生是大错、渴望不朽是罪过；祈祷无用，献祭无用；
教人只靠自身的努力去获救；因其固有的纯洁，不知道何谓发誓效忠；
厌恶不宽容；从不寻求世俗力量的帮助。但是，它却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旧大陆
（the Old World）的相当一部分地方，而且尽管混杂了粗俗的外来迷信，
它仍然是大部分人的主要信仰。

六

米利都的智者被视为进化论者，而且，不论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
可能是乔答摩的同时代人——的一些格言多么隐晦，但就运用精练的格言和深刻的隐喻
来表达当代进化论的实质而言，无有能出其右者。的确，在座的听众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现，
这次讲演一开始，在简要说明进化论方面，我就借用了他的不少格言。

但是，当希腊智力活动的中心转向雅典时，主流学者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伦理问题。
由于放弃研究宏观宇宙转而研究微观宇宙，他们丢失了打开这位伟大的以弗所人的思想的钥匙。
我想，我们要比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更容易理解这些思想。尤其是苏格拉底，
他提倡一种倒退的不可知论，认为自然现象处于人的智力范围以外，
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纯粹是徒劳的，唯一值得探究的对象是道德生活问题。
他成为犬儒学派和新斯多葛派追随的榜样。即使知识渊博和富于洞察力的亚里士多德，
也没能认识到，当他认为世界在其目前的变化范围内具有永恒性时，他正在向后倒退。
赫拉克利特的科学遗产，既没有被柏拉图也没有被亚里士多德所继承，
只有德谟克利特继承了他的思想。但是，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接受这位
阿布特拉哲学家的伟大思想。直到斯多葛派出现，才回到早期哲学家开辟的道路上去，
他们自称为赫拉克利特派，系统地发展进化思想。在这样做时，
他们不仅失去了其导师学说的某些特色，而且还额外增加了一些纯属外来的东西。
在这些输入品中，最有影响的是已经风行的先验有神论。火的能量，按照自然法则运行，
永不停息，万物从中产生，又回到它那里，经历无限相继的“大年”之循环；
它创造世界，又毁灭世界，就像一个顽皮的小孩，在海边堆起一座沙丘，
又旋即将它推平；它被塑造成一个有形的世界灵魂，被赋予理想的神所具有的一切品质：
不仅具有无穷的力量和超凡的智慧，而且拥有绝对的善。

这种看法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如果宇宙是无所不在的、全能的、
无限仁慈的原因所产生的结果，那么显然就无法接受在宇宙中存在着真实的恶，
更不用说那种必然的固有的恶了。然而，人类的普遍经验已经证明，那时同现在一样，
不论我们去审视自己的内部还是我们身外的世界，恶都在四面八方直视着我们。
如果说有什么事物是真实的，那就是痛苦、悲哀和邪恶。

九

现代思想在印度哲学和希腊哲学的起点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起点。
在人的心智与2600年以前无甚差别的情况下，假如它显示出沿着旧路趋向同样结果的征象，
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对现代悲观主义，我们了如指掌，至少在思想方面是，因为我无法设想，
在当今悲观主义信徒中，还有谁穿着苦行僧的破衣，托着他们的钵盂，
或者披着犬儒主义者的斗篷，搭上他们的讨钱袋，来显示自己的信仰。
一个没有哲学头脑的警察，给一个倔强的流浪汉所设置的路障，或许已经证明，
要贯彻哲学的一致性，的确是太难了。我们也知道当代的思辨乐观主义，
在宣扬它那完美的物种、和平的世界、狮子变成绵羊的情景，
但人们不像40年前那样听得进去了。的确，我想在健康的人和有钱人的桌子上比在学者的集会上，
更能频繁地听到乐观主义的论调。据我体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既不是乐观主义者，
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既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坏，
就像我们能够想到的那样。而且，就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有时看到的，它就是这个样子。
那些无法体验到生活乐趣的人，大概同那些从不知道忧愁夺走了生活的乐趣，
而把丰饶的果实仅仅视为尘土的人一样，都只是少数。

再者，我认为我这样假定是不会错的：不论他们在哲学和宗教问题上的观点有多么的不同，
但大多数人会同意，生活中善与恶的比例显然受人的行为的影响。
我从未听说过，有人怀疑，恶会因此而增加或减少；我们还会看到，
善也多多少少受到行为的影响。最后，据我所知，没有人会怀疑：
只要我们拥有改善事物的力量，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运用它并训练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让它们为我们人类至高无上的事业服务。

我们彻底地想一想，就会明白，社会的道德进步既不是靠仿效宇宙过程，
更不是去逃避它，而是与之进行斗争。让微观宇宙去对抗宏观宇宙，
让人类去征服自然以达到其更高的目的，这似乎是一种鲁莽的建议，但是我斗胆认为，
在人类已经历的古代和当代之间，在知识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就在于：
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业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并且我们已经为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明的历史详述了人类在宇宙中成功建立人为世界的步伐。正如帕斯卡尔所说，
人是一株脆弱的芦苇，也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在他身上蕴藏着的丰富能量，
就像遍及宇宙的能量那样，一直在灵敏地运转，足以影响和改变宇宙过程。
凭着人的聪明才智，即使是一个侏儒，也能使巨人臣服。在已建立起的每个家庭和每个社会里，
人类自身中的宇宙过程，已经受到法律和道德的抑制和矫正；在周围的自然环境里，
宇宙过程同样受到牧人、农民和工匠的技艺的影响。随着文明的进步，
冲突的范围也相应扩大，直到高度发达的体系化的当代科学和艺术，
赋予人类一种比曾经赋予给魔法师还要大的支配权，去支配非人的自然过程。
在这些变化中，让人印象最深的、可以说是令人惊讶的变化，
是在最近两个世纪里发生的，但是，在正确理解生命过程以及影响它的表现方式方面，
对我们而言，还只是曙光初现。除了一些笼统的看法外，
我们还没有看清自己的方向——我们被鲁莽的错误类比和粗糙预测弄糊涂了。
不过，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在它们达到成为影响人类事务的重要因素的阶段之前，
也都曾经历同样的阶段。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也必须经受这样严峻的考验。
然而，在我看来，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会在实践领域掀起一场伟大的革命，
没有理由对这一点产生怀疑。

科学与道德

（灰姑娘）发现，这个貌似混乱的世界渗透着秩序；进化这部宏大戏剧，
既充满遗憾和惊惧，又充满善良和美丽，一幕一幕在她眼前铺开。
她在内心深处记下这一教训：道德的基础在于坚决不说谎，不假装相信没有证据的东西，
也不转述那些对不可知的事物提出莫名其妙的命题。

笛卡儿和贝克莱曾论证过，我们获得的知识不可能超出我们的意识之外。
大约在半个世纪前我第一次接触这些论证时，就觉得他们是无法驳倒的，现在看来依然如此。
所有我知道的唯物主义者都想啃一啃这一铁证，其结果无非是把牙齿给咬崩了。
不过，如果这一论证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一方面可以肯定精神世界的存在，
另一方面还可以肯定，力和物质的存在将沦为一种假设，至多是可能性很高的假设。

再者，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本该嬉戏玩耍，却反常地乐于思考。
我总是在想，如果事物失去了它们的性质，会变成什么呢？
我的心智因为思考这道难题而得到了极大的锻炼。由于性质并不是客观存在，
而没有性质的事物就什么也不是，于是坚固的世界似乎被一片片地削掉了，
这让我大为惊骇。当我长大一些，学会使用“物质和力”这两个术语，
那个孩子气的问题换个名称后再度出现了。一方面，不承认力只承认物质的论调，
似乎把世界变成了一组几何学幽灵，毫无生气；另一方面，博斯科维奇的假设倒是挺诱人的，
即物质被分解为力的中心。但如细究一下，当力被视为一种客观实在时，力又到哪里去了呢？
关于力的问题，即便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会同意最坚定的唯心主义者的看法，
力不过是引起运动的原因的代名词。如果同意博斯科维奇的假设，把物质分解为力的中心，
那么物质就会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质的实体。
这样一来，人们倒不如坦率地接受唯心主义，也就完事了。

尽管很丢脸，但我必须坦承，我没有形成一丝唯物主义者所谈论的那些“力”的概念，
倒是他们多年来似乎就拥有装在瓶子里的那些“力”的样品。
他们告诉我，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而原子散布在虚无一物的真空里——而且在这个虚空中，
原子发出吸引力和排斥力，并且相互影响。如果谁能够清晰地构想出那些不但存在于
虚无之中而且还具有强劲引力和斥力的事物，
我会羡慕他拥有一种不仅高于我而且高于莱布尼兹或牛顿的理解力。
在我看来，经院哲学家所说的“在虚空中嗡嗡直叫、吞噬第二种思想的凯米拉”，
同这类“力”比起来，还算是一种熟悉的家养动物。此外，根据上面提到的假设，
可以推出：力不是物质。这样一来，在一定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世界上的任何事物，
都不属于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物质。不要误认为我在怀疑使用“原子”和“力”这两个术语是否恰当。
它们是自然科学的初步假设，作为公式，它们在解释自然方面十分精确且简便易行，
因而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如果把原子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真正实体，
是一种占据空间且又不可分割的粒子，的确让人难以想象。至于那种无处藏身的原子，
其运动是靠寄身于虚无中的“力”，也实在让我无法想象，我想其他人也会有同感。

在没有人为我消除所有这些怀疑和困难之前，我认为我有权对唯物主义敬而远之。
至于唯心主义，当我想用现实中实实在在的硬币来兑换唯心主义的本票时，难度就更大了。
因为那个假定的物质实体，精神，被认为属于意识现象，就如物质属于物理性质的现象一样，
当这些现象被抽离的时候，连几何学的幽灵也不存在了。而且，即使我们假定，
存在着这样一种没有任何特性的实体——也就是说，一种空洞的存在——那么，对心灵而言，
有谁知道这种实体与同样不具备任何特性的构成物质基础的另一实体有何不同呢？
总之，唯心主义与倒置的唯物主义好不到哪儿去。如果我试图将那个“精神”，
即根据这种假说，人将它藏在脑子里的那种东西，看作是即使在思维中也与空间没有任何关系、
不可分的，与此同时，又假定它就在空间之中而且具有六种不同的本领，
那么我坦言，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以前就说过，如果我不得已要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我应该会选择后者，但我的的确确与软弱无力的唯心主义神话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我觉得现在没有人逼迫我进行选择。有先哲说，人类是宇宙的尺度。
对此，我总是抱有强烈的怀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而且这种信念并没有因为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有所削弱。论及上述这些猜想，
让我回忆起了年轻时做船员的经历。在接受训练时，只要特别小心且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
你就可以十分安全地把罗盘转动一圈。如果你心猿意马，忘记了这些限制，
假如不是太糟的话，等着你的是气急败坏的几声责骂。我守在甲板边，
不时将救生圈丢给因走到船的边缘而落水、在海中挣扎的同伴，
而我的善行所得到的回报是，只要他们之间相互停止咒骂，他们就一起骂我。

我年纪尚小的时候，就发现一种为多数人所不容的罪过：一个人竟敢不给自己贴标签。
这种人在世人眼里，就像警察带着没有戴嘴套的狗，缺乏有效的控制。
我发现没有适合自己的标签，而我又渴望给自己排队，以获得人们的尊重，
于是我自己就发明了一个。由于我最确信的一点是，我对周围公认熟悉的各种
“主义”和“分子”知之甚少，故而我把自己称为不可知论者。
确实，再没有比这更稳妥、更恰当的名称了。然而，我不明白，
为何我还是时常被赶出避难所，有时被称为唯物主义者，有时是无神论者、
实证主义者，呜呼哀哉，有时还被称为是胆小怕事或保守反动的反启蒙主义者。

我相信，现在我终于澄清了自己的问题；我相信，从此以后，我便可以落个清静了。
不过，我还得再做一番解释——因为利利先生的看法说明，我还是有必要再解释一下的。
可以看出，关于“实验室”和“化学”的含义，我的这位出色的批评家有一些独创性的观点，
而且不管在我还是在他自己看来，他对“唯物主义者”的定义尤为不同寻常。
尽管我已尽力避免对他的误解，但他还是把我放在唯物主义者的名下
（这种推断建立在我已表明没有任何基础的基础之上）。他的理由如下：
第一，我曾经说过，意识是大脑的功能；第二，我坚持决定论。
至于第一点，我不知道有谁会怀疑，在“功能”这个词的恰当的生理学意义上，
意识至少在某些形式上是大脑的功能。在生理学上，
我们把功能称为由器官活动所引起的结果或一系列结果。
因此，它是引起动作的肌肉的功能——当神经受到刺激并传导到肌肉时，肌肉就产生动作。
如果将人的手臂的某一神经束暴露在外面，刺激其中某些神经纤维时，
那只手臂就开始动起来。如果刺激其他的神经纤维，结果就产生“疼痛”这种意识状态。
现在，如果我追踪神经纤维后面提到的那些，会发现它们最终与大脑的部分物质相连，
就像前面那种神经纤维与肌肉物质连在一起一样。如果在第一种情形中产生的动作，
可以称为肌肉物质的功能的话，
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把在第二种情形下产生的意识状态称为大脑物质的功能呢？
从前，确实存在一种假定，认为一种特定的“动物精神”栖身在肌肉之中，
是真正的能动者。既然我们已经不再提这种虚构的纯粹多余的肌肉器官名称，
为什么还要保留一个相对应的虚构的神经器官名称呢？

如果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一个生理学家，不管他多么偏爱心灵，
会去设想简单的感觉需要一种产生它们的“精神”，那么我必须指出：
这就是说，我们一致同意，意识是物质的一种功能，
而且不能把这一特殊原则作为唯物主义的标志。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取决于下列问题，
即不仅要弄清楚意识是否是大脑的一种功能，而且要弄清楚所有意识形式是否都是如此。
再者，即便唯心主义假设有什么根据，但我还是认为，说物质变化是引起精神现象的原因
（而且作为一个结果，在器官中发生的这些变化，就产生了这种对应于器官功能的现象），
还是十分正确的。人人都会毫不犹疑地说，事件A是事件Z产生的原因，
即使在这一因果链条中，存在许多已知和未知的中间事项，
就像在A和Z之间还存在许多字母一样。一个人将子弹上膛，
把手枪对准另一个人的头颅并扣动扳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引起后者死亡的原因。
尽管严格地说，那个人除了手指在扳机上动了一下，没有“引起”其他任何事情发生。
同样，我们说，通过刺激人体某个很远的部分，引起大脑物质的某个特定部分发生分子变化，
就产生感觉这一结果，也是恰当的。就这一过程而言，不论在生理作用和实际的心理产物之间，
还可加入什么尚不知名的术语，把分子变化称作感觉产生的原因，都是恰如其分的。
因此，除非唯物主义拥有正确使用语言的专利权，否则我看不出，
我所使用的语词有什么唯物主义的特征。

真实的情况是，当利利先生狂热地在任何他讨厌的东西上涂上“唯物主义”几个大字时，
他忘记了一个极为重要且是每一个关注人类思想史的人都明了的事实，
即困扰康德的三个理论难题——上帝的存在、自由意志和不朽。在所谓的自然科学诞生之前，
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而且即使将现代自然科学予以消灭，
这些问题仍将继续存在。自然科学所做的一切，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使一些以前难以理解的难题看得见、摸得着了。
这些难题不仅在唯物主义的假说中存在，而且同样在唯心主义的假设中存在。

研究自然的人，如果从因果律的普遍公理着手，那他就不会拒绝承认有一种永恒的存在；
如果承认能量守恒，就不会否认有可能存在一种永恒的能量；
如果承认以意识形态出现的非物质现象的存在，
就无论如何必须承认可能存在这种现象的永恒连续；如果他的研究结出了探究自然的最好果实，
他就会彻底明白斯宾诺莎所说的：“神，我理解为绝对无限的存在，
亦即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实体。”这样设想出来的上帝，只有超级白痴才会否认它的存在，
确实他也只敢在心里否认。自然科学不是无神论，也不是唯物主义。

利利先生像所罗门的鹰那样，到处宣告“悲哀将降临到这个邪恶的城市”，
抨击自然科学是当代社会中邪恶的天才——即唯物主义、
宿命论和其他该受谴责的各种主义——的根源。我斗胆请他去指责当受指责的人，
或者至少把自然科学那些罪孽深重的姊妹们——哲学和神学——一同推上被告席，
因为她们更为年长，长期统治各种学院和大学，应该比可怜的灰姑娘懂得更多。
无人怀疑，当代社会已疾病缠身，而且与那些古老的文明社会没有什么不同。
人类社会如同正在发酵的一团物体，就像德国人称为“奥佰赫夫”（Oberhefe）
和“安特赫夫”（Unterhefe）的啤酒一样；与此同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每个社会，
上部都会冒泡沫，底部都会沉渣滓。但我怀疑，是否任何“信仰时代”都极少泡沫或渣滓，
或者相应的，啤酒桶里完全有益于健康的东西格外多。
我想，会让利利先生或其他人迷惑不解的是，可以列举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
世界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比我们当今英国社会更具有责任感、正义感和互助意识。
呀！不过，利利先生说，这些全都是我们基督教传承的产物，如果基督教义不存，
美德必将随之绝迹，到时唯有从祖先猿和虎那里遗传的兽性横行。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显而易见，基督教也从异教和犹太教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
如果斯多葛派和犹太人收回他们的遗产，那么基督教可变卖的道德财产就很少了。
如果发现道德被数次扒掉特别不合身的几套外衣之后尚能存活，
那它为什么就不能穿上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亮丽轻巧的衣服阔步前进呢？

但这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如果社会的病因在于弱化了对神学家所说的上帝存在的信仰，
对未来状态的信仰，对无因直觉的信仰，那就得像医生们所说的那样，禁止神学和哲学，
因为神学家和哲学家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事情争吵不休，
正是罪恶的怀疑主义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和赖于生存的不竭动力，
而怀疑主义则是乱闯不可知的领域应得的报应。

灰姑娘谦卑地意识到她对这些高深问题的无知。她点起火炉，打扫房子，准备饭菜，
而这一切的回报是，别人说她是只关心低级物质利益的下贱东西。
然而，在她的阁楼里，她能看到童话般的世界，而楼下吵架的两个泼妇则根本无从想象。
她发现，这个貌似混乱的世界渗透着秩序——进化这部宏大戏剧，既充满遗憾和惊惧，
又充满善良和美丽，一幕一幕在她眼前铺开。她在内心深处记下这一教训：
道德的基础在于坚决不说谎，不假装相信没有证据的东西，
也不转述那些对不可知的事物提出的莫名其妙的命题。

她知道，保证道德安全既不在于采纳这种或那种哲学思想，也不在于采纳这种或那种神学教义，
而是在于切实、强烈地相信自然固有的秩序，这种秩序把瓦解社会的行为视为罪恶行径，
就像坚定地把身体上的疾病归因于身体受到侵害一样。
正是出于这种坚定而真实的信仰，成为女祭司是她的天职所在。

资本——劳动之母

现在让我们假定，孩子是在居无定所的原始状态下长大成人。他的食物来源，
就像澳大利亚土著人那样，靠捡摘野果和捕捉动物获得。为孩子提供生命资本的原料，
就是那些水果、种子、根茎和各种各样的野物。
只有这些东西含有能转化为人体做功要素的物质储备，
含有除空气和水以外的其他补给资本消耗和维持身体运转所需的物质。
但是，这个原始人却没有为生产这些物质付出一丝一毫。
相反，无论这个小孩对蔬果和野物投入了多少劳动，都是对这些东西的破坏。
有时他付出了很少的劳动而收获很大，如碰到了搁浅的鲸鱼，
有时付出了很多的劳动却一无所得，如碰到了延续很久的旱灾——不论哪种情况，
他的劳动都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原始人就像这个小孩一样，从自然界借得了所需要的资本，
但故意不给一点回报。很明显，用“生产”一词来形容他们的劳动，就不是很适当了，
不管他们是刨树根、摘果子，还是捡鸟蛋，捉蛇虫等，
都不是在“生产”或者帮助“生产”这些东西。更高级一点的部落，比如爱斯基摩人，
也是如此，他们仍然是单纯的猎取者。虽然他们可能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与技巧，但都只是去破坏。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南美草原牧人、亚洲游牧部落这样过着单纯放牧生活的人们时，
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让我们假设羊群的所有者依靠它们产出的奶、奶酪、肉类生活。
很明显，羊群与人的经济关系，就像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一样，因为羊群向人提供了食物要素，
足以弥补人每日每时做功要素资本的消耗。我们再设想一下，
如果羊群所有者有一个很大的牧场，既不受野外食肉动物的侵扰，又没有其他牧羊人的竞争，
那么他放牧劳动所消耗的体力几乎不会超过保持身体健康所需要的活动的限度。
即使我们将最初驯化羊群的麻烦考虑进去，他也不会消耗多少体力。
如果不是在极为有限的意义上，若牧羊人说羊群是他劳动的产物，那分明是在自我吹捧。
事实上，他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是一种生产过程的附属。在既定环境下，
给公羊和母羊几年时间，他们就能繁衍一大群羊，牧羊人在羊群上投入的劳动，
可能还比不上他们从树丛中采摘黑莓的体力消耗。羊群的增量，
大部分根本不是通过劳动得来的。如果“所有人无权享有非劳动所得的收益”
是绝对的政治道德信条的话，那么牧羊人可能至少对其九成的新增羊群没有收益权。

如果牧羊人无权享有“生产者”这个名号的话，那么谁又能呢？
难道公羊和母羊才是真正的“生产者”吗？如果借用化学的旧术语，
只将公羊和母羊们视为生产的“最近原则”（proximate principles），可能更为合适。
如果进一步深究的话，羊儿们也不过是采集者和分配者，而非生产者。
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做了采集、简单改造和使食物更容易吸收的工作，
生命资本本身已经存在于它们进食的绿色草本植物中了，
只不过绿色植物中的这些生命资本是以不适合于人类直接吸收的方式存在罢了。

如此一来，从经济视角看，羊儿们更像是食品加工商，而非生产商。
以饼干为例，其有用部分已经蕴含于面粉之中了，只是面粉不适合人类直接进食，
而饼干适合而已。同样，羊肉的有用部分是它含有一些重要的化学成分，
羊儿们只不过把它们从草中提炼出来而已。我们不能直接靠吃草生活，但我们可以靠吃羊肉生活。

现在看来，在陆地上的这些自然物体中，草本植物和所有其他的绿色植物确实是无与伦比，
因为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和一定的氮、矿物盐，
可以合成供动物们吸收为做功要素的物质。实际上，草才是生命资本主要的生产者，
实际上，甚至是唯一的生产者。而生命资本又是我们实施劳动行为的必要前提。
每一株绿色植物都是一个实验室，只要有阳光照耀，矿物质、空气、水、
盐分被加工成动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要素。由于到目前为止，
合成化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这么高超的水平，绿色植物就成为唯一的“生产工人”，
它们的“劳动”直接促成了生命资本的生产，而生命资本又是人类劳动的必要前提。
这里绝不存在一个永动机的悖论，因为植物进行工作的能量来源是太阳——
目前我们能够认识到的最初始的“资本家”。阳光、空气、水，
还有地球表面最有用的土地竟能同时存在，对此再怎么惊叹都不过分，
但如果没有植物，就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将它们合成，生产出动物必须赖以生存的所谓“蛋白质”。
不仅植物如此重要，而且特定的动物还需要特定性质的植物。比如，如果陆地上只有柏树、
苔藓这样的植物，草原和田野上就不可能有动物存在。实际上，很难想象有什么大型动物存在，
因为它们需要有足够的食物贮备，而从这些植物中提取到的食物要素，
几乎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支持。

我们假定牧羊人和农夫孤身一人，只是为了便于研究，对现实经验做了取舍简化。
让我们再从日常经验出发，设想无论是牧羊人还是农夫，出于某种现实理由，
需要一个或更多的帮手。这些帮手付出一年劳动，作为交换，
牧羊人或农夫提供他们相应数量的羊、牛奶、奶酪，或是谷物。
我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先验的“劳动权利”存在，赋予人们在不被需要时仍有坚持被雇佣的权利。
但是，我想只有在如下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愿意接受这份“薪水”，
即这份薪水至少能够补偿他们一年劳作所耗费的生命资本。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地接受必然要挨饿的工作条件。
这就是最低工资的刚性，就是工资要足以弥补雇员不可避免的生命资本耗费。
毫无疑问，这些工资无论是等于，还是高于最低工资水平，
都是从满足羊群或土地所有者的需要后剩余的可支配资本中支付。
这就引出了我们已经谈过的另外一个问题：羊群和土地所有者拥有的资源能够养活的人数，
无论是雇佣的还是从其他方式获得的，都是有限的。既然在特定作物达到最大产量后，
在最合适的条件下，这些条件已不能通过人为改变，再投入多少劳动力，
也不会增加一盎司的食物。此时，如果需要养活的人数无限制地上升，
总有一天会出现有人挨饿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原理的本质内涵。
在我看来，这一原理如一般命题那样浅显，只要数量持续上升，
总有一天，会超过某一个固定数值。

前述的讨论明白无疑地说明了人类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有组织的社会
（不管是单纯的游牧社会、农业社会，还是混合的农牧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
一个社会的存在，必须预先拥有一定量的生命资本储备，
同时必须有补充社会成员因劳动而消耗的生命资本的手段。
假设一个国家占据了地球表面上一块完全孤立的土地，
其人数不可能超过每年这块土地上的绿色植物的最大食物要素产出量除以每人
每年维持生命所需食物量的商。但是，这个国家还可能有第三种模式，
可能它既不是纯牧业国家，也不是纯农业国家，而是纯制造业国家。
假设有三个小岛，如加那利群岛中的格兰加纳利、坦纳利佛和兰隆鲁特三个岛屿，
完全与世隔绝。假设格兰加纳利岛的居民种植谷物，坦纳利佛岛的居民牧养牛群，
兰隆鲁特岛（假设这个岛土地贫瘠，寸草不生）的居民则完全由木匠、毛纺匠和鞋匠组成。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兰隆鲁特岛的居民不预先带着食物要素储备上岛的话，
他们根本无法生存。一旦这些食物要素储备消耗完毕，如果其他两岛不及时提供补给，
兰隆鲁特岛的居民将无以为继。此外，兰隆鲁特岛的木匠除非能从其他岛上获得木材，
否则也无法干活；羊毛纺织工和鞋匠除非能从其他岛上获得羊毛和羊皮，否则也无法干活。
实际上，木材和皮毛是手工业的基本原料，没有这些东西，
他们各自所在行业的手工活就没法进行。
所以，格兰加纳利和坦纳利佛在生命资本和其他资本上的供给，
毫无疑问地成为兰隆鲁特手工业活动的必要前提。而且，当这些木材、羊毛、
皮革运抵兰隆鲁特时，这些产品已含有砍伐、剪毛、去皮、运输等大量劳动。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格兰加纳利和坦纳利佛岛上的绿色植物才是唯一的“生产者”，
是两岛居民得以生存的基础。绿色植物生产出了运往兰隆鲁特用于手工业加工的原料，
如果不是两岛居民正好想要兰隆鲁特岛居民的产品，并愿意付出一些生命资本交换的话，
格兰加纳利和坦纳利佛岛的居民为这些原料所付出的劳动，
以及买卖另一方兰隆鲁特岛居民所付出的劳动，
并不能向任何一位兰隆鲁特居民提供哪怕是一顿饭。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格兰加纳利和坦纳利佛两岛消失，或他们不再需要木器、
衣服或鞋子的话，兰隆鲁特的居民就会挨饿。如果他们愿意购买，
则兰隆鲁特的居民通过“养育”购买者，也间接促进了对购买者农产品的“养育”。

既然如此，那么如果问，兰隆鲁特岛上制造过程中的劳动到底是不是“生产性”劳动？
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任何人愿意以生命资本，或以任何可以换来生命资本的东西，
来交换兰隆鲁特的货物，那制造过程中的劳动就是生产性的，否则就不是生产性的。

对手工业者而言，与放牧者、农耕者相比，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关系更为紧密。
后者一旦开始生产，就可持续进行下去，不用费心考虑其他人的存在。
而对手工业者来说，不仅劳动过程的开始依赖于预先存在的资本，
而且劳动过程的结束也同样存在这种依赖性。无论他投入了多少的劳动与技艺，
如果没有一个顾客愿意而且有能力以食品交换他的劳动与技艺的产品，
那么从维持生计的角度来说，他就等同于什么事也没有做。

牛之所以成为“资本”，因为它们是“能够带来收益的存货”。
这就是说，牛可以供给其拥有者想要的东西。在这一特定意义上，
“收入”不仅是为人所需，还极为重要，因为它能维持人类的生命。
牛可以产生多种收益，如牛奶、牛肉等食物要素，牛皮、粪肥、畜力，
还有将以上这些或活牛本身当做商品交换而带来的收益。在任何一项或所有的这些特性上，
牛都可以称做资本。反过来说，任何具有上述一项或全部特性的东西，都是资本。

能想象，财富放在雇主手里，就是资本，而放在工人手里，就不再是资本了呢？
假设一个工人工作了6天，在星期六晚上得到了30先令的报酬。这30先令出自于雇主的资本，
只因为是用来交换工人的劳动的，就被称做“工资”。当工人回家时，
放在这工人口袋中的30先令，是他的一部分资本，就像半小时前是雇主的资本一样，
意义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工人也是资本家，像罗斯柴尔德那样的资本家。
假设他是个单身汉，在一间屋子里租了个房间，做饭等所有家务是由房屋主人料理，
那么他把30先令拿出来支付租金，而其中也包括了为他做家务的人的工资。
因此，他也就成了一个雇主。如果他从30先令里面省出1先令，
那么在下一个星期天到来的时候，他的资本就增加了1先令。
然后他把每周攒下的1先令存放在银行里，那么他与那些傲慢的银行家们只不过存在程度上的差别。

船只、房子、钟表在完工之前几乎没有价值，这就是说，没有人会为了现时之用而买这些东西，
哪怕只需付出四分之一便士。除了原材料，这些东西的唯一价值在于有人愿意完成它们，
或有人愿意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建造其他东西。比如，有人愿意买一座未完工的房子，
是想用房子的砖。有人愿意买一只未完工的钟表，是想用其零部件制作其他机械。

因此，为了生产某件产品，在每个步骤中都对原材料投入了劳动，都增加了产品的价值，
但也只是制作这件产品的人自己的估算。在生产过程的任一阶段，累计增加的价值量，
相对于成品的价值的比例是极不稳定的，而且通常很小。对其他人来说，
未完工的产品可能一文不值，甚至价值为负。比如，房屋木材商可能认为，
将木头做成船舶的肋材后，损坏了木材的价值，因此其价值还比不上它是个木头的时候。

人类社会中的生存斗争

原始的野蛮人，拜伊什塔尔为师，凡是自己喜欢的，全都据为己有；
凡是与其作对的，只要能力所及，一律杀死。相反，伦理人的理想是，
把他的行为自由限制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范围之内，追求公共福利如同追求自己的福利，
把公共福利真正视为自身福利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平既是他的目的，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他把生活建立在或多或少彻底的自我克制之上，即反对不受限制的生存斗争。
他尽力从非道德的进化原则自由驰骋的动物王国中挣脱出来，
努力去建立一个受道德进化的原则约束的人的王国，因为社会不仅有一个道德目标，
而且完美的社会生活就是道德的化身。

如果说在鹿的身体组织结构里，可以看到大量在人类手工制品中可被称为技艺的东西，
这些技艺使鹿能够成功地逃脱猛兽的袭击，那么至少在狼的机体装置中也含有同样的技艺，
使狼能够跟踪鹿，并迟早把鹿逮住。在科学冰冷的灯光下，鹿和狼是同样美妙的。
此外，如果说二者都是无意识的机械装置，那么赞赏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就站不住脚了。
可是当狼伤害鹿时，却会唤起我们的道德同情心。我们把像鹿的人说成是天真善良的，
把像狼的人说成是邪恶歹毒的；我们称赞保护鹿并助其逃生的人勇敢而富同情心，
而批评帮助狼虐杀鹿的人卑鄙残酷。可以肯定，
如果我们把这些判断移植到完全处于人的世界之外的自然，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不偏不倚。
这样一来，善良的右手帮助鹿，邪恶的左手纵容狼，善良与邪恶相互抵消。
自然过程似乎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

感性世界的每个部分存在的类似事实，迫使我们接受这一结论。
然而，由于它不仅与普遍存在的偏见相左，而且唤起了人们对痛苦的本能反感，
于是有人匠心独运，发明种种逃避之法。

神学的观点告诉我们，这是一段考验期，大自然表面上的不公平和不道德，
不久以后就会得到补偿。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在大量感性生物存在的情况下，
如何去实现这种补偿。在人类出现之前，食草动物就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
而且一直遭受食肉动物的折磨和吞食。我觉得，没有谁会当真相信，
一代又一代的食草动物的灵魂会幸福永生，并因此而得到补偿，
而食肉动物的灵魂则住在狗窝一样的地方，既没有一点水，也没有一丁点带肉的骨头。
此外，从道德的观点看，事物的最后阶段总不如最初阶段。
如果确有证据表明世界是设计出来的，那么无论食肉动物多么残忍嗜血，
它们的行为也不过是服从其特定的构造而已。再者，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同样承受着衰老、
疾病和过度繁殖所带来的不幸，因此二者都完全有权利要求得到补偿。

另一方面，进化论告诉我们，生存斗争虽然残酷，但最终结果还是好的，
并且祖先遭受的痛苦也因后代的不断完善得到了补偿——这样一想，
我们就得到了安慰。如果按中国人的说法，今世能还前世的债，
那么上述论证还是有点道理的，否则我们就不清楚，在数百万年后，
始祖马的后代在德比马赛中获胜，始祖马遭受的不幸会从中得到什么补偿。
此外，把进化想象为一种稳定的不断完善的趋势，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进化的确是生命体不断改变以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但改变的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
取决于环境的性质。倒退的变异与前进的变异，同样是有可能的。
如果确如自然哲学家所说，我们的星球处于熔化状态，而且像太阳一样正在逐步冷却，
那么总有一天，进化意味着适应普遍的冬季。除了在南北两极冰雪里生长的硅藻，
以及能把雪染红的雪衣藻这类简单的低等生物体外，其他各种生命形态都会灭绝。
如果地球是从太热而只能供养最低等生物的状态，朝向太冷而不允许其他生命体存在的状态演化，
那么地球表面的生命过程，与迫击炮射出的炮弹的轨迹就没有什么两样。
因而，下行的部分与上升的部分同属于进化的总过程。

从道德家的角度来看，动物世界所处的阶段，与古罗马角斗场的情形大致相当。
精心喂养的生物被派去角斗，最强壮、最敏捷、最狡猾的活下来改天继续角斗。
观众不必表示不满，因为不用给钱。观众必须承认，
角斗士展示出来的技巧和训练水平是令人惊叹的。但是，如果他不能明白，
角斗士必须忍受的或多或少的痛苦，对失败者和胜利者来说都是一种奖赏，
那么他最好闭上眼睛。

这个世界也许不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但说它是最坏的也是在胡说八道。
一个精疲力竭的酒色之徒，可能觉得太阳底下没好事；一个未经世事的自负少年，
可能因得不到天上的月亮，就悲观呻吟，发泄不满。但是，在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看来，
不容置疑的是，尽管人生苦多乐少，但人类能够过着、也愿意过着、
而且事实上也的确过着相当满意的生活——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所努力寻求的生活。
假如每24小时中有1小时，神经痛或极度的精神忧郁光顾我们所有的人——
许多精力相当充沛的人在吃过苦头之后就知道，这种假设并不是多余的——
生命的重负将陡然增加，而生命的一般过程却无大碍。但凡有点人性的人，
都会发现，与上述痛苦比起来，再坏的境况也是值得过下去的。

还有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提出“感性自然的过程受恶的支配”这一假设，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太多的快乐，即便是那些最纯粹、最美好的快乐，也是奢侈品；
作为生命动因的那一点点善，显然是多余的，可以说，它们已变成了生命中讨价还价的东西。
对体验过快乐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快乐比自然美、
艺术尤其是音乐所带来的快乐更加令人神魂颠倒。但是，它们是进化的产物，
而不是进化的因素，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它们可能只为一小部分人所知。

整个问题的结论似乎是，假如在这个世界上善神不能想怎样就怎样，那么恶神也不能。
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一样，是与感性存在的种种事实不相符的。
如果我们期望按人的想法去描绘自然过程，假定它原本就想成为现在的样子，
那么我们必须说，它的统治原则是理智的而不是道德的，它是一个伴随着快乐和痛苦的、
物质化的逻辑过程，其作用方式在多数情形中，与道德赏罚毫无关系。
落在正直的人和不正直的人身上的雨是一样的，西罗亚楼倒塌时压死的人，
并不比其邻居更有罪——东方人在表达同样信念时，似乎也是这种腔调。

人类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过程，与狼和鹿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过程相比，
看不出有什么更高的道德目标。不论人类留下的史前遗迹多么不完整，
但其提供的证据可以明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已知的最古老文明还没有产生之前的成千上万年里，
人只是极为低等的野兽。他们同敌人和竞争者作斗争，捕食比他们更弱小、更笨拙的动物。
历经上千代，他们出生，不加节制地繁殖，然后死去——与獴犸、野牛、狮子、
鬣狗一道，以同样的方式求生。从道德的立场看，他们与那些尚未直立而多毛的同胞一样，
既不应该受到赞扬也不应该受到责备。

原始人也和野兽一样，最弱小、最愚蠢的人被淘汰，而那些最强壮、最精明的人，
由于最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但在其他意义上不一定是最好的），得以生存下来。
生活就是无休止的不受限制的斗争。在有限且短暂的家庭关系之外，
个体对全体的霍布斯式的战争，是生存的常态。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
在进化大河中，用力击水、奋力挣扎，尽全力将头部伸出水面，既不去想从哪儿来，
也不去想往哪儿去。

从另一个角度说，文明史，也就是说社会史，记录了人类为摆脱这种状态所做的各种尝试。
当人们第一次用和睦相处的状态取代相互作战的状态，且不论推动他们迈出这一步的动机是什么，
社会由此而产生了。但在建立和平的过程中，人们显然对生存斗争进行了限制。
在社会成员之间，不论怎样，是不准决一死战的。在接下来的所有社会形态中，
几近于完美的社会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受到最严厉的限制。

原始的野蛮人，拜伊什塔尔为师，凡是自己喜欢的，全都据为己有，凡是与其作对的，
只要能力所及，一律杀死。相反，伦理人的理想是，
把他的行为自由限制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范围之内，追求公共福利如同追求自己的福利，
把公共福利真正视为自身福利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平既是他的目的，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他把生活建立在或多或少彻底的自我克制之上，即反对不受限制的生存斗争。
他尽力从非道德的进化原则自由驰骋的动物王国中挣脱出来，
努力去建立一个受道德进化的原则约束的人的王国，因为社会不仅有一个道德目标，
而且完美的社会生活就是道德的化身。

然而，伦理人追求道德目标的努力，绝对没有消除（或者几乎没有改变）
驱使自然人踏上非道德之路的根深蒂固的机体冲动。引起生存斗争的必要条件，
是那种人与其他生物共有的倾向，即无节制地进行繁殖，尽管它不是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增长与繁殖”是一条比传统的“十诫”还要古老得多的戒律。
这也许是绝大多数人出自本能、发自内心服从的仅有一条戒律。
但是，在文明社会，这种服从的必然结果是，生存斗争——个体对全体的战争——
以最激烈的方式卷土重来，而减少或废除这种战争原本是社会组织的首要目的。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传说的亚特兰蒂斯历史上的某个时期，食品充足，
正好能够满足全部人口的需要，生产日用品的工匠数量，
恰好是农夫生产的剩余食品能够养活的人口数量。由于在上述传说的基础上添加一些特异的想象，
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是极为善良的，
把整体利益视为个人的最高目标。在那块幸福的土地上，自然人最终臣服于伦理人。
那儿没有竞争，人人勤劳，为大家效力；无人爱慕虚荣，也无人贪得无厌，
也不存在相互敌视；生存斗争被彻底消除，太平盛世终于到来。但是，显而易见，
这种状态只有在人口数量固定的情况下，才能永久地维持下去。假如增加10张嘴，
按照最初的假定，以前的食物仅够养活那些人，这样一来，必然会有人挨饿。
亚特兰蒂斯社会也许是一个人间天堂，整个民族也许都是些不需忏悔的正义之人，
但最终肯定有人挨饿。不顾后果的伊什塔尔，非道德的造物主，会撕裂这个伦理结构。
我曾经和一个非常出色的内科医师(11)谈到过自愈力，他说：“胡说！
自然十之八九不想救活人类，她想把人类送进它的棺材里。”造物主伊什塔尔对社会的结局，
同样没有什么同情心：“胡说！她什么都不想要，只想为她心爱的最强者要一个公平的场所，
让他自由驰骋。”

亚特兰蒂斯社会也许是一个“乌有之乡”，但是，这个传说描述的对抗性倾向，
存在于曾经建立的任何一个社会之中，而且显然在未来的社会组织中依然会赢得上风。
历史学家把矛头指向统治者的贪婪和野心、被统治者的恣意暴乱，
指向财富和奢华的消极影响，指向占据人类大部分时间的毁灭性战争，
认为这些是国家衰落、古老文明没落的原因，显然这是用道德观念来看待历史。
毫无疑问，各种不道德的动机曾大量出现，但只是构成这些事件的次要原因。
其实在表面的混乱之下，隐藏着根深蒂固的冲动——不加节制的繁殖。
在腓尼基和古希腊派出的大批海外殖民中，在拉丁人的祭祀中，
在冲破欧洲古老文明边境的高卢人和条顿人的人流中，
在近几个时期大批蒙古游牧部落的来回迁徙中，都凸显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古罗马一直存在的耕地问题和波利尼西亚岛上的武士社会，
同样彰显了其中存在的人口问题。

在古代社会，杀婴是一种惯例和合法行为，在现今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如此。
饥荒、瘟疫和战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生存斗争的常见因素，
它们以粗野、残忍的方式来减轻人口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但是，在更高级的文明中，私德和公德的进步已在稳步清除这些障碍。
我们宣布，对杀婴者，要按谋杀罪予以惩处；颁布法令（尽管不是非常完善），
不许有人饿死；把各种可预防的原因造成的死亡推定为谋杀，并竭尽所能消除瘟疫；
谴责战争，视尚武精神为邪恶，不厌其烦地宣扬和平的福祉和勤勉的纯真德行。
在文明扩张时期，连政治家和商人都能做到这种程度。净化了的心灵，
期望着理想的“上帝之城”——当每个人都达到无我的境界，一心追求道德完善的时候，
和平真正成为世界的主宰，各民族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都能和平相处，
生存斗争彻底绝迹。

人的本性，在一定的环境中，是否能够达到这种理想状态，乃至是否能够确实朝着这种状态迈进，
这个问题根本不必讨论。但是我承认，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我的职责是把握现在。
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只要自然人不加限制地增长和繁殖，
只要和平和勤勉还没有得到认可而且成为必需，
那么生存斗争就会总是像在战争体制下那样惨烈地进行。
假如伊什塔尔统治人类，她也会同时要求人祭。

让我们看看国内的情况。70年来，由于我国相比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国家，
干扰少一些，有利的条件多一些，因而和平和勤勉在我们这里得以弘扬。
克利萨斯的财富，在我们积聚的财富面前根本不算什么，
而我们的繁荣也令世界上其他国家十分羡慕。但是复仇女神并没有忘记克利萨斯，
难道她把我们给忘了？

我想不会。现在，我们岛上住着3600万人，每年大约增加30万人。
也就是说，大约每100秒增加一个新生儿，要求同我们一起分享维持生存的共有物品。
目前，本国的土地产出养活一半的人口都不够，另一半人口的供给必须从粮食生产国那里购买。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以换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能够生产为他们所需要的，又比他们自己生产的更好的东西，
主要就是制造品——工业产品。

拿破仑一世的无礼指责，是有切实根据的。我国是一个店铺之国，
而且在饥饿的威胁下，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店铺之国。然而，其他国家也有开店铺的需要，
有些店铺还出售与我们一样的商品。我们的顾客自然希望自己的产品能换到最多和最好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商品不如我们竞争者的商品，又假如顾客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神智健全，
那么顾客就没有理由不更青睐竞争者的商品。假如后一种情形持久大量地发生，
那么不久就会有五六百万国民没有饭吃。我们清楚棉花灾荒是什么情形，
因此，我们大致能想象，缺少顾客会是什么样子。

按伦理标准来判断，没有什么比我们目睹自己所处的境况更让人不满意的了。
尽管不彻底，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实现和平共处这一社会组织的主要目标。
为论证起见，可以假定，我们想要的只是无害且值得称颂的东西，即享受诚实劳动的成果。
瞧，事实上，我们不由自主地在和可能跟我们一样和平友好的邻居进行生存斗争，相互残杀。
我们追求和平，但不为和平去奔波。我们的道德本性不过是要寻求与整体利益相协调，
而我们的非道德本性公开宣称按照古老精妙的苏格兰家训行事：“在我挨饿之前，你应该先饿死。”
那好，让我们走出幻想。只要不受限制的繁殖继续下去，没有一种社会组织——不论它是曾经被设计，
还是可能被设计的，即便严格分配财富——能将趋于毁灭的社会解救出来，
因为内部繁殖所引起的生存斗争，会以最剧烈的方式进行，达到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
另外，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这种永无休止的竞争，将对人的道德感造成巨大的冲击。
位于社会负极的一方，其痛苦越积越深；与之相反，位于社会正极的一方，其财富越积越大，
这是多么令人厌恶的现象。只要伊什塔尔还在为所欲为，那么这种状态一定会保持下去，
而且会持续恶化。这就是真正的斯芬克斯之谜，凡是没有解开谜底的国家，
迟早会被自己生出的怪物所吞噬。

依我之见，现在对我们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似乎是如何赢得时间。
正如日耳曼人的格言所说：“时间会给你忠告。”我们子孙中的聪明人，
可能知道怎样从我们眼下的绝境中走出来。

我们的邻居和对手跟我们一样，都是伊什塔尔的奴隶，因此对他们心怀仇恨是很愚蠢的；
但是，假如必须有人饿死，现代社会也没有特尔斐神殿的神谕，可以让各国求得指示，
知道谁是牺牲者。我们都可以去碰碰运气，假若我们逃脱了厄运，总会有个理由让我们相信，
原本就该我们逃脱，“一切皆由前定”。

为此，还是好好考察一下靠劳动获救的必要条件才是上策。必要条件有两个：
一是家喻户晓的，几乎没有必要刻意去坚持；另一个表面上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在理论和实践上，它经常在我们的视线之外。那个显而易见的条件是：
我们的产品应该比别人的产品更好。消费者挑选我们的商品，而不是竞争对手的商品，
理由只有一个：我们的商品在价格上更便宜。这意味着我们在生产商品时，
必须利用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必须更加勤勉，而且生产成本并没有相应的增加。
由于劳动力的价格在产品成本中占很大比重，因而工资的比例必须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的确，廉价产品和廉价劳动力绝不是同义语；但产品要保持廉价，
工资增长就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也是事实。因此，廉价，以及廉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适度的劳动力价格，是我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取得成功的根本条件。

如果人们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显然第二个条件与第一个条件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条件就是社会稳定。当生活保持原样，社会成员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
与人们合情合理的期待一致，社会就是稳定的。
一般说来，人类极少关心统治方式或思考各种理想模式——
除了大众认为他们成长起来的环境可能给他们造成现世的痛苦或来世的惩罚，
或两者兼而有之，否则没有什么真正能够激起他们去打破常规，铤而走险地进行反抗。
但是，一旦他们有此想法，社会就将危机四伏，犹如一包炸药，
只需一点火星就会爆炸，那时社会又重新陷入野蛮的混乱状态。

不言而喻，当劳动力的价格降到临界点以下，
工人必然陷入法国人用强调语气所说的“la misère（处于悲惨之中的）”状况，
我实在想不出与之完全对应的英语单词。在这种境况下，食品、
保暖品和衣服等这些仅仅能够维持身体正常运转的东西都不能得到；
在这种境况下，男人、女人和小孩被迫挤在窝棚里，斯文扫地，
甚至连维持健康生存的起码条件也不可能得到；在这种境况下，
能够获得的快乐也只有酗酒和滥交而已；在这种境况下，饥饿、疾病、发育迟缓、
道德堕落纷纷出现，痛苦以复利的速度累积；在这种境况下，即使老老实实地不停劳作，
其前景也不过是过着无法战胜饥饿的穷苦生活，最后以一座草坟了此一生。

只要社会上有天生懒惰、生性恶毒的人，有因病或因意外事故而丧失劳动力的人，
有父母双亡在世上无依无靠的人，那么，在每个大的人类集合体中，
不可避免地总会有一定比例的社会成员生活在“绝望的泥沼”。
只要这个比例是在可容忍的限度内，人类就能够妥善处理；即使比例有所上升，
但只要是上述原因引起的，那么人类可以也必须耐心忍受。
但是，如果社会组织不但不去减缓这种趋势，反而予以保持和强化，
如果某一社会秩序明显地在惩善扬恶，那么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琢磨，
是尝试一种新试验的时候了。动物人一旦发现伦理人使其陷入绝望的泥沼，
就会重新恢复古老的统治，宣布无政府状态。实质上，这种建议将使社会秩序重返混乱状态，
再次开始残酷的生存斗争。

凡是了解所有大型工业中心人口状况的人，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
都知道，这里人口众多而且还在不断增长，极度悲惨的状况占绝对统治地位。
我并不自诩具备慈善家的品质，我也极为厌恶各种煽情的说辞——我是一个博物学家，
只是努力去研究那些多少在我知识范围之内的事实，以及被丰富的证据进一步显示的事实。
在工业发达的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大型制造业城市不是聚集着大量生活在上述悲惨境况下的人群，
还有更多的人在社会泥沼的边缘挣扎，一旦对他们产品的需求下降，
他们就极易陷入绝望的泥沼之中。而且，身处泥沼中的人数以及正向泥沼下滑的人数，
虽然数目已经十分庞大，但随着人口的每一次增加，还会持续不断地上升。
在我看来，以上这些不过是清楚明白的事实。

无需论证就很清楚，一个正在如此迅速稳步地积聚腐烂的社会，
是没有希望在工业竞争中获胜的。

智力、知识和技能毫无疑问是成功的条件，但是，除非它们立于诚实、
活力和善意等人类必备的体能和德性之上，除非它们受到人们渴望得到的奖赏的激励，
否则会有什么用呢？如果一个人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身心发育不良，
意志消沉，信心尽失，难道还有理由指望他具备上述品质吗？

因此，工业人口的生产能力要获得充分而又持久的发展，必须有一个与之匹配的社会组织，
并以这个社会组织为基础——这种社会组织向工业人口提供必要的身心福利，扬善抑恶。
自然科学和宗教热忱很少能够携手合作，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倒是志同道合。
再缺乏同情心的博物学家，也不得不钦佩已故的沙夫茨伯里伯爵
这样的社会改革家的洞察力和献身精神。在最近出版的遗著《生平与书信》中，
沙夫茨伯里伯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五十年前工人阶级状况的生动图画，
也描绘了一幅我国工业由于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而正在自掘坟墓的生动图画。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好像没有鼓舞人心的进步迹象，旨在改进贫民阶层身心福利的投入，
过去和现在也都没有稳步的增长。卫生方面的改革家，像大多数我有幸认识的改革家一样，
似乎需要给他们注射一针大剂量的诸如道德古柯那样的狂热剂，好让他们尽职尽责地工作。
此外，他们无疑犯过许多错误。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应该着力改善我国工业人口的生活环境，
改进人口稠密街区的排水装置，提供浴室、洗衣房和健身场馆，培养节俭习惯，
提供公共图书馆等教育和娱乐设施。这些措施不仅在慈善家的眼里是值得称道的，
而且是工业稳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我看来，只能凭借这些手段，
我们才有望控制工业社会不断滑向极为悲惨的状态的趋势，
直到智力和道德的进步引领人们去消除引发这种趋势的根源。
如果说实现上述安排肯定会增加生产成本，由此使生产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那么我斗胆说，首先我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但是，如果真是那样，其结果就是，
工业社会不得不面临一种两难选择，选择其中任何一种，都预示着有毁灭的危险。

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能付给国民充足的劳动报酬，可能国民身心健康，
社会安定，但是也可能由于其产品价高而在工业竞争中失利。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付给国民充足的劳动报酬，那么国民身心一定变得不健康，
社会也不安定——尽管在工业竞争中，由于其产品廉价，这个国家可能获得暂时的成功，
但在历经可怕的痛苦和退步之后，它最终必然会落得一个完全毁灭的下场。

假如人们身心健康和社会秩序稳定这两个工业持久发展的必要条件都具备，
那么剩下要考虑的就是获取知识和技术的方法，因为没有它们，即使具备上述条件，
在竞赛场上也不能获胜。请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做。
一个庞大的初等教育体系在我国已经实施60年了，除极少数人外，
大多数都接受了初等教育。我认为不用怀疑，从整体上看，这一体系运转良好，
其间接作用和直接作用都十分巨大。但是，正如我们所预料的，
它也显示出了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缺陷：似乎它们只是为了满足以往社会状况的需要。
有一种普遍而且在我看来是极为公允的抱怨，即与书本打交道太多，而实践得太少。
我是最不愿意缩减早期教育，把小学变成商铺的附属品的。我之所以响应大家的意见，
批评我国初等教育书本气和学究气太重，与其说是为了工业利益，
不如说是为了拓宽文化的范围。

（1）传授特别适用于工业事业的相关科学及艺术的基本原理，可称为初级科学教育；
（2）传授与技术教育相关的应用科学和艺术的内容；（3）培养传授上述两方面内容的教师；
（4）人才发现机制。

在严格意义上，技术教育变得必不可少有以下两个原因。古老的学徒制已经坍塌，
部分是由于工业生活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部分是由于职业不再是“手艺”活，
不再是靠师傅传给徒弟的行业绝活了。发明不断改变着我国工业的面貌，
结果“绝活”、“老经验”等越来越不重要，
而掌握可以成功应对新环境的知识原理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在整个社会中，
带四五个徒弟的“师傅”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手下有40个、
400个甚至4000个工人的“雇主”；以前可以在店铺学到的那些零零碎碎的技术知识，
工厂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于是，以前由师傅提供的指导，
完全被技术学校的系统教学所取代。

一种意见认为：应效仿国外所采取的方法，敦促国家负起责任来，
建立起庞大的技术教育体系。然而，许多个人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则持另一种意见。
他们费尽口舌，不仅谴责和反对中央政府插手这类事情，
也谴责和反对将地方征收的那一点点税金用于技术教育。无论如何，
我国政府最好不要干预纯粹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对此我深信不疑。
尽管我个人坚决倾向于个人主义者，但我得出上述结论纯粹是基于现实的考虑。
事实上，我的个人主义是属于有点感情用事的那一类，有时候我想，
如果它不是被倡导得那么强烈，我会更加坚定地拥护它。我没能看到，
文明社会仅仅只是一个为实现道德目标——也就是社会成员的利益——而成立的社团，
所以它采取的措施应该要有利于实现公意所认定的整体利益。
而靠多数人投票无法对社会中的善与恶进行科学的检验——很不幸，这句话太正确了。
但是，在实践中，它是我们能够适用的唯一的检验方法，拒绝采用它就意味着实行无政府主义。
有史以来，最专制的政权与最自由的共和国一样，
均建立在多数意志的基础之上（通常屈服于一小撮人的意志）。法律是多数人意见的表达，
而且它是法律而不仅仅是意见，因为多数人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将它予以实施。

与最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一样，我坚信，每个人在各个方面都享有行为自由，
只要其行为不影响他人的自由。但是，我无法把政治学的这一伟大归纳与通常
从中得出的这个实际结论联系起来：政府——人民的法人——没有权利干预任何事情，
除非是为了实施审判和对外防御。在我看来，每个社会都会适当地让其成员享有一定量的自由，
但这个量不是一个常量，不是“先验”地从所谓“自然权利”这一虚构的东西中推演出来的——但是，
它一定是被环境决定的，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深信，很明显，社会机体的组织越高级、
越复杂，每个成员的生活与社会整体生活的联系就越紧密；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不再仅仅是利己主义的，也不再或轻或重地干涉他人的自由，
那么他的自由度就越大。

假如一个垦荒者，他家方圆十英里内都没有邻居，为了消灭害虫，
他决定一把火将房子夷为平地。这时，如果没有保险部门的介入，
法律没有必要干涉他的行为自由，因为他的行为无损于其他任何人。
但是，如果住在大街上的居民做同样的事情，政府就应该毫无疑义地将其定为犯罪，
并进行相应处罚，因为这种行为确实妨害了邻居的自由，而且后果严重。
所以，下面这种说法也许站得住脚：在人口稀少、出产富庶的农业国，
强制人们接受教育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一种暴政。但是，当一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制造业国家，
正与竞争者进行着生存斗争时，无知的人就会变成一种负担，
因此就对其同伴们的自由造成了侵害，也成为阻碍他们成功的障碍。
在这种情形下，教育费用实际上就是一种为了防御目的而征收的战争税。

政府行为经常出错，一直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我相信，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我不觉得，这一说法只适用于描述“人民的法人”的行为，而不适于描述个人的行为。
世上最睿智、最冷静的人，即使他只想从一块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
他也不可能走一条笔直的路——他总是会犯点错误，而且总是在自我纠正。
如果一个个人主义者有底气说，他的人生轨迹不那么波澜起伏，我只能诚心恭喜他了。
无论掌舵人怎么做，船总会有点偏航。如果因为政府行为只能做到大致正确就要废除政府行为，
那在我看来，这与彻底废除掌舵人没有什么两样。个人主义者质疑：
“为什么要剥夺我的财产让别人的孩子受教育？”人们经常提出这种质疑，
似乎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也许确实如此，但我发现很难明白为什么应该如此。
我所在的教区要我为很多我从未路过的马路支付修路费和路灯费，那我也可以申辩说，
这是在剥夺我的财产给其他人铺平道路、驱走黑暗——恐怕地方当局不会采纳我的申辩。
我必须承认，我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要采纳。

按照现在普通师范学院里时兴的方式，是培养不出称职的科技教师的——再怎么强调这一事实，
都不会过分。满脑子的书本知识，并不是讲授科学科目的教师所需要的——事实上，
与其说这种知识是有害的，不如说它是无用的。毫无疑问，教师的脑子里应该装满知识，
但不仅仅是学问；他的知识应该是在实验室里学到的，而不是在图书馆里学到的。
令人欣慰的是，在伦敦市和首都以外的一些地区都开展了这类培训，目前最紧要的事情，
首先是要让这种培训变得可亲可爱，然后让它变得必不可少。
但是，当这些训练有素的人去当教师的时候，我们就得想到，
教师这一职业并不是一个有利可图和在其他方面富有吸引力的职业，因此，
要把好的教师留下来，明智的做法就是为他们提供特别的优厚待遇。
不过，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细节，就没有必要深入讨论了。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问题是，要建立一种人才机制，
让那些天生就特别适宜在工业生产的高级部门工作的人，担任一定的职位，从而服务于社会。
假如我们所有的教育经费，即便只是每年从伐木汲水者中挑选一个具有科学或发明天赋的人，
使他有机会将其天赋发挥到极致，那也是一笔丰厚的投资。
假如从我国每年新增的数十万人口中找到这样一个小孩，
把他从悲惨的深渊或豪宅的温床中拖出来，教育他献身于服务公众的事业，
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为此，我们已经采取设立奖学金等措施，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迈进。

或许，我有必要补充一句。技术教育不是医治社会疾病的万能药方，
它不过是帮助病人脱离生命危险的一剂药物而已。

眼外科医生会建议即将失明的白内障患者做手术，但他不会向病人保证，

这也会治好他的痛风病。我可以将这一比喻作进一步引申，那位外科医生告诉病人，
一份猪排和勃艮第红酒可能使他丧命，尽管他完全可以向病人建议，
改变生活方式以摆脱体质紊乱，但他没有这样做，也是情有可原的。

社会疾病与糟糕疗方

社会的祸害，莫大于无知和无节制的宗教狂热；腐蚀良知和心智的个人习性，
莫过于盲目地、毫不迟疑地从不受限制的权威。……然而，还有一种最大的祸害，
就是让一个国家的心智受制于有组织的宗教狂热，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听命于立志使宗教狂热盛行于世的暴君，
坐视本来应该对他自己和他的国家的命运负责的人彻底堕落成为残暴的工具，
乐于听从主子的随意使唤。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类人猿的自然史

自从巴特尔对珀切斯讲述他的“大怪物”和“小怪物”故事以来，至今已经历了两个半世纪，
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最终才取得了确切的成果，即类人猿（An-thropoids）
共有四个不同的类型：在东亚有长臂猿和猩猩，而在西非有黑猩猩和大猩猩。

如果应用现代严密的科学研究方法来验证古代的传说，它们大都会像梦境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令人惊奇的却是，这种梦境一样的传说，常常处于半清醒的状态，从而成为现实的预兆。
奥维德（Ovid）就曾预示过地质学家的种种发现：诸如阿特兰蒂斯（Atlantis）
（大西洲）原是一个想象中的地名［原为一假想的远古大陆，后经地壳运动而下陷，
沉没于大西洋底——译者注］，哥伦布竟然从中发现了新大陆。
尽管奇形怪状的半人半马的怪物和半人半羊的形象，原来只不过是出现于艺术领域的一些作品，
可是，现在竟有一种与人类相似的动物，尽管它们仍然像神话中半羊半马的混合物那样，
兽性十足，但在其主要构造上却更接近于人类。它们在今天不但为人所知，而且已家喻户晓。

马永贝省境内，林木繁茂，郁郁葱葱，一望无际，
因此人在树荫下行走20天都见不到阳光，也感觉不到炎热。
在这片土地上不长五谷杂粮，当地居民只好以香蕉、各种味道不错的草木根和坚果充饥。
此外，也没有任何的家畜和家禽。

但是他们把大量的大象肉当作珍品储藏着，还贮藏了各种各样的野兽肉和丰富的鱼类。
在距离内格罗角（Cape Negro）以北2里格处，有一个很大的沙质海湾，这就是马永贝港。
有时，葡萄牙人就从这个大沙湾运走原木，这里有一条叫班纳河（Banna）的大河，
一到冬天就到处泛滥，因为季风使海水倒灌。但当太阳向南偏斜时，小船就可以驶进河面，
因为此时恰逢雨季，风平浪静。这条河很大，其中有很多岛屿，人们就定居在岛上。
在那浓密的森林里，到处可见到狒狒、猴、猿和鹦鹉等。因此只身前往那里旅游的人，
都会感到毛骨悚然。在这里还有两种怪兽，它们经常在林中出没，显得异常危险。

在这两种怪兽中，当地土话将大的那种叫庞戈，小的则叫恩济科（Engeco）。
庞戈在身体比例上和人相似，不过从体形看，它更像个巨人而不像普通人。
因为他身材高大，面貌如人、眼窝深凹，头上的长毛披到额头。
除了脸、耳朵和手上不长毛之外，遍体长毛，但并不稠密，呈暗褐色。

除腿部没有小腿肚外，和人并无差别。它总是靠两腿走路，在地上行走时，两手抱着颈背。
它们栖居在树上，为防雨水，还搭起了窝棚。它们在森林中到处寻觅果实和坚果，
借以充饥，因为它们并不吃任何肉类。它们不会说话，和其他野兽一样不具智力。
当地居民在林中旅行时，就在夜间就寝的地方，燃起篝火。次日清晨，当旅游者离去后，
许多庞戈就来到那里，围着篝火席地而坐，一直到篝火熄灭为止。
可见它们并不懂得添柴加薪。庞戈来往成群结队，并杀死很多在森林中旅行的黑人。
他们不知有多少次，袭击那些前来它们栖息地附近觅食的大象，
并抢起像棍棒一样的拳头和木棒痛打大象，最后大象只好咆哮而逃。
那些庞戈非常强悍，十个人也不可能捉住一只庞戈，所以从来也不可能将它们活捉；
但是当地人仍可用毒箭射杀后，将庞戈的许多幼仔抓获。

庞戈幼仔常用双手紧紧地抱住母亲的肚子，以致只要当地人杀死任一只雌性庞戈，
就可以生擒仍死死吊在母亲肚子下的幼仔。

当庞戈死亡时，它的同类就用在森林中经常能找到的大量树枝和木头将死者掩盖起来。

当我在舍尔布罗（Sherbro）时，有一位名叫坎梅布斯（Cummerbus）的先生
（这人我在下面将有机会提到他），他把一只奇兽作为礼物送给我，
当地人称这种兽为博戈（Boggoe）。它是一个六个月大的雌仔，但即使如此幼小也要比狒狒大。
由于这一雌仔是一类非常温柔的动物，我便把它交给一个善于饲养动物的奴隶来加以照管。
但是每次当我离开甲板时，那些水手便开始戏弄它，有些人喜欢看它流泪和听它叫喊；
而另一些人讨厌它那拖着鼻涕的鼻子；有一次这位负责照管雌仔的奴隶由于阻止一位伤害它的人，
那个人就告诉这位奴隶，他很喜欢他的女同胞，同时问他是否愿意把它当做他的妻子？
那位奴隶听到后马上回答说：“不，它不是我的妻子，它是一个白种女人，它才配当你的妻子。”
我猜想这个黑人的机智回答，才使他不幸地死于非命，
因为隔天早上，人们在纹盘下面发现了这位黑奴的尸体。

他在旅居东印度群岛期间，曾经亲眼看见过50余只小型猩猩，
它们的身高没有一个超过2.5英尺。拉德马赫尔继续说：
若不是M．帕尔姆（M. Palm）侨居雷姆班（Rembang）时的努力，
恐怕至今人们仍把大型猩猩认为是一种怪物，
正是帕尔姆从兰达克回到彭蒂安那（Pontiana）时射杀了一只，
并将之用酒精浸制后，送到巴达维亚，以便转送到欧洲。

帕尔姆的信中记述捕获的情况如下：

“随信附上猩猩一只，送呈阁下。长期以来，我曾出价一百多维尼卡币，
作为让土著抓住一只4英尺或5英尺高的猩猩的赏金。
我于今早八时左右意外地听到抓获猩猩的消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通往兰达克的密林中，
千方百计活捉这一狰狞的野兽。为了防止它逃跑，我们甚至忘记了吃饭。
而且我们还必须提防它对我们进行报复，
因为它不时地用手折断粗壮的木头和新鲜树枝，并向我们猛掷。
这一恶作剧一直持续到下午四时，我们才决定向它开枪。
我这回的射击非常成功，而且比我过去从船上进行的射击要高明得多，
因为子弹正好穿进它胸膛的一侧，以致它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把它运到船头时它仍活着。我们用绳子紧紧地把它捆住，直到第二天，它因伤重而死去。
当我们的船到达后，所有彭蒂安那的人，都跑上船来看它。”
帕尔姆从头顶到脚跟测得它的身高为49英寸。

冯·武尔姆男爵（Baron Von Wurmb）是一位非常聪明能干的德国官员，
他当时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任职，并兼任巴达维亚学会的秘书。
他对这一动物进行研究并作了细致的描述，
撰写了题为“婆罗洲的大型猩猩或东印度群岛的庞戈”的论文。
该论文刊登在《巴达维亚学会会报》的同一卷内。冯·武尔姆在完成他的描述后，
于1781年2月18日［22］在从巴达维亚发出的一封信中写道：
“这个猩猩的标本浸没在白兰地酒中，已运到了欧洲，准备纳入奥林奇亲王的收藏中。”
他接着写道：“我们不幸地听说轮船在途中失事。”冯·武尔姆于1781年逝世，
在信中记述的事情正是他最后的遗墨。但是他在巴达维亚学会会报第四部分上发表的遗稿中，
只有对一头4英尺高的雌性庞戈的简短描述并附有对它的各种测量数据。

究竟两者中哪一个是由冯·武尔姆描述并被送到欧洲的原始标本呢？
人们一般都认为那些标本都已送到欧洲，但我对这一事实表示怀疑。
因为在《坎佩尔文选》的第一卷第64—66页的一篇“猩猩记”的论文中，
有坎佩尔自己的附记，其中提到冯·武尔姆的一些论文，他继续写道：
“至今，这类猿在欧洲从来没有见到。承蒙拉德马赫尔好意送给我这些动物中的一块头骨，
此猿测得为53英寸，即其身高为4英尺5英寸。
我曾把它的一些略图送到迈因斯市（Mayence）的M．佐默林（M. Soemmering）那里去。
在那里测量较正确，虽然其数据不能代表各部分的实际大小，但能对其外形有一个概念。”

1847年，萨维奇博士有幸在类人猿领域，又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
在一次旅途中，由于意外地被加蓬河所阻挡，在一位名叫威尔逊牧师的住宅里，
他见到了一块头骨，据土著说“它是一种像猿类的动物，大小、凶恶的样子和习性等，都很引人注意”。
萨维奇博士说：“从这个头骨的轮廓，以及几位机敏的土著所汇报的情况来判断，
我相信这个头骨属于猩猩的一个新种
（此处所说的猩猩和以往一般对“猩猩”所引用的意义相同，即指大猿）。
我向威尔逊（Wilson）先生表达了这一看法，并表达了要继续进行研究的愿望。
如果可能的话，还想找一个活物或死的标本来研究，以做出定论。”
萨维奇和威尔逊两位先生合作研究的结果，不仅对这一新的动物的习性做了非常完整的描述，
而且使上面提过的优秀的美国解剖学家怀曼教授，能够依据这一丰富的资料，
对这一新种的重要骨骼特征进行描述，这对科学具有更重要的贡献。
加蓬当地的土著将这种动物称为“恩济埃纳”（Engé-ena），
这个名称显然与鲍迪奇（Bowdich）博士的“印济纳”相同，
而萨维奇博士确信所有类人猿中最后发现的这个种，正是学者们长期探求的巴特尔的“庞戈”。

上文已对类人猿的发现史作了详细的叙述，这些类人猿在身体结构和分布特征上有共同之处。
它们的齿数与人相同，即在成年期，上下颌各有4枚门齿，2枚犬齿，
4枚假臼齿（前臼齿）和6枚真臼齿（臼齿），即总共有32枚牙齿；
而在幼儿时期的乳齿，总共只有20枚，即上下颌各有4枚门齿，2枚犬齿和4枚臼齿。
这些类人猿被称之为狭鼻猿类，即它们的鼻孔朝下，两鼻孔之间有一狭隔膜。
此外，它们的双臂总是比双腿长，但它们臂腿长度之间的差别因种而异，
即有的大些，有的则较小。因此，如把这四种猿按臂长和腿长的比例依次进行排列，
就形成一个系列，即猩猩为1∶1，长臂猿为1∶1，大猩猩为1∶1，而黑猩猩则1∶1。
这四种猿，前肢的末端都有手，手上具有或长或短的拇指；可是足的大趾总比人小些，
但远比人的大趾灵活，并跟拇指一样，能与其他趾相对握。这些猿类都没有尾巴，
也没有像猴类中常具有的那种颊囊。另外，它们都栖居在旧大陆地区。

长臂猿在类人猿中，身材最小、最苗条，而且四肢也最长。它们的两臂与身长的比例，
比任何一种类人猿都要长些，所以当它们直立时，两手可触及地面。
它们的手比脚长，而且只有这种类人猿的臀部具有胼胝，这点与比它低等的猴类相同。
它们有各种不同的肤色。猩猩在直立时，前肢手臂能伸到脚踝。
它们的拇指和大趾都很短，而且它们的脚比手长。它们满身长满红褐色的毛；
成年雄性的面部两侧，一般各有柔韧的、像脂肪瘤一样的半月状突出物。
黑猩猩的臂长过膝；它们的拇指和大趾都很大；体毛黑色，而脸皮却显得苍白。
大猩猩的臂长可达腿的中部，具有大的拇指和大趾；
脚比手长；脸黑，体毛呈灰色或暗褐色。

博物学家把这些类人猿定为不同的属和种，从我当前撰写本书的目的来看，
没有必要对这些属种的不同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但值得一提的是，
猩猩和长臂猿分别归为两个不同的属，前者为猩猩属（Simia），
而后者为长臂猿属（Hylobates）。而对于黑猩猩和大猩猩，
有人简单地将它们定为一个属的不同种，即穴居猿属（Troglodytes）的两个种；
而有的则把它们定为两个属，黑猩猩仍保留为穴居猿属，而“恩济埃纳”或“庞戈”
（即上述的“戈列拉”）归为大猩猩属（Gorilla）。

要取得类人猿的习性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知识，
要比获得其体型构造的正确信息更难得。

在上一代人中，要发现像华莱士那样的人是很难的，他在身体、
心理和道德上都适于在美洲和亚洲的热带原始森林里进行探险，而不致受到伤害。
就在这次探险中，他搜集了丰富的资料。同时他还根据这些资料，敏锐地得出了合理的结论。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探险者或采集者，要到猩猩、
黑猩猩和大猩猩喜欢栖居的亚洲和非洲的赤道地区的密林，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即使是到瘴气弥漫的海岸地区作短时间考察，就得冒生命危险，
当他面对腹地的危险有所退缩也就在所难免了。
也难怪他们只好满足于鼓励那些对当地气候较为适应的土著提供各种近似神话的报道和传说，
这些土著太乐意这样做了，而他们则根据这些材料加以整理。

有关类人猿习性的早期论述，大部分都是按照这一方式取得的。
必须承认，甚至如今流行的报道，大部分也都没有非常可靠的依据。
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有关长臂猿的最好资料，几乎全部是根据欧洲人提供的直接证据。
而接下来的最好证据，是有关猩猩的论述。至于我们对黑猩猩和大猩猩习性的知识，
还非常需要受过训练的欧洲人能提供更多的目击证据，加以证实和补充。

长臂猿非常适应于树栖生活，它们在树枝之间攀跃时表现得无比灵活，但在平地行走时，
人们可以想象到它们是那样的笨拙和忸怩不安。它们直立行走时姿态摇摆不定，
但步伐灵巧。为使身体保持平衡，它们或者用两手屈曲着指节交替地接触地面，或者高举双臂。
它和黑猩猩一样，行走时狭长的整个脚底迅即着地又抬起，完全没有弹性的步伐。

根据这些大量并存和独立的证据表明，人们没有理由怀疑长臂猴平常习惯于采取直立姿态。

但是平地并不是长臂猿展示它们异常特殊的运动能力的地方。
根据这一异常的运动能力，人们几乎要将它们归到飞翔的哺乳动物中，
而不是普通的攀缘哺乳动物。

黑猩猩在休息时，通常采取坐姿。有时人们可以见到它们站着行走，一旦被人发现，
就立即四肢着地，迅速地从观察者所在的地方逃走。
它们的躯体结构使它不可能直立，而只能前倾。因此，人们见到它们在站立时，
常把两手紧托在头顶的后方，或用手叉着腰，以便使身体保持平衡或舒适的姿势。

成年的黑猩猩长有非常坚强有力的犬齿，这似乎表明它们具有一种食肉癖性；
即使在驯养的情况下，也未能改变它食肉的癖性。起初它虽拒绝吃肉，
但后来便很容易养成吃肉的嗜好。它们的犬齿在幼小时就已发育，
表明它是防卫武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它和人接触时，咬人几乎就是它的第一个动作。

它们回避人的住地，在树上建造自己的居所。其居所的构造更像是“巢”，
而不像是某些博物家所误称的“茅舍”。它们一般将巢建在离地面不远的树上。
它们在建造时，把粗枝和小枝弄弯，或将部分树枝折断，并将树枝交叉铺设，
整个巢就靠一根大枝，或一个叉枝支撑。
有时可发现巢是建造在离地面20英尺或30英尺高处长满叶子的粗枝末端上。
最近我曾见到有一个巢是建造在离地面40英尺以上的高处，
很可能是建在50英尺高度的树上。但是这样高的巢是非常罕见的。

它们的住处并非永久性的，为了求得食物和幽静，根据环境情况，它们会随时迁移。
我们常常见到它们住在地势高的地方，因为低地更适于当地人开垦稻田，
这些地方的树木总是多次受到砍伐，以致几乎总少有可供它们造巢用的合适的树枝……
在同一棵树上或者在毗邻的树上，很少看到有超过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巢；
虽然我们亦见到五个巢，建在上面提到的那种环境中，但这是一种罕见的情况……

黑猩猩习性肮脏……在当地人中流行着一种传说，认为它们一度曾是自己部落的成员，
由于它们具有不卫生的恶习，于是被当时的部落所驱逐。
而且由于它们脾气极坏，恶习不改，以致堕落成为现在的境地，形成如今这样的躯体结构。
当地人把它们的肉当做食物，而且，据说将它的肉和椰子的油及果肉一起烹调，
是一种非常美味的菜肴。

在习性方面，黑猩猩显示出优越的才智，作为母亲的黑猩猩还深爱着它们的幼仔。
所描述的第二只雌黑猩猩，当第一次被猎人发现时，
她正好和其配偶及两只幼仔（一雌一雄）一起待在树上。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从树上爬下，并和其配偶及小雌仔逃到密林中。
但小雄仔却还在树上。于是她很快就回来营救这个幼仔。她爬上树后，用双臂抱住幼仔。
就在这一瞬间，它挨了枪，弹丸穿过幼仔的前臂，击中了这位母亲的心脏……

在最近一次情况中，当这位母亲再次被猎人发现时，她待在树上，注视着猎人的一举一动。
当猎人向她瞄准时，她就用和人类同样的举止，用手势示意，让猎人住手并要他走开。
当伤势还未致命时，猎人们看见她正用手按住伤口，以便止住流血，当不奏效时，
便马上采用树叶和草来止血……当受到枪击后，它们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就像一个人在突然感到剧痛时所发出的尖叫声一样。

人类和次于人的动物的关系

善于思考的人们，一旦从传统偏见的盲目影响中解脱出来，
他们不仅会在人类的低等祖先中找到人类伟大能力的最好证据，
而且还会从人类过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找到人类对达到更壮丽未来这一信心的合理依据。

多数人认为人和猿的差别要比白天和黑夜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欧洲的英雄们和栖居于好望角的霍屯督人
（Hottentottos）进行对比的话，出乎意料的是，这两种人竟然都是起源于同一祖先。
如果我们又把高贵的王室公主和那些在山野里风餐露宿的人们进行对比的话，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两种人也是同属一个人种。

——摘自林奈刊于瑞典科学院论文集中关于“人形动物”（Anthropomorphia）的文章。

有关人类的论题要比任何其他问题更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它既涉及人类在自然界所处的地位，
也涉及人类和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诸如人类的种族是从哪里来的？
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制约人类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人类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又是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反复不断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引起生活在这一世界上的人们极大的兴趣。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寻求这些谜团答案的过程中，一旦遇到困难和危险就表现得畏缩不前，
要么完全刻意地回避这些间题，要么就在荣誉和传统地位的束缚下使自己的研究精神窒息。
但是，在每一个时代，总会出现一位或两位具有坚持不懈精神的志士，
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创造性的天才。而这种天才，只能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上；
或许他们仅仅受到怀疑主义的困扰，但他们不愿重踏前人和同代人走过的陈腐和现成的道路，
而是义无反顾地披荆斩棘并排除各种障碍，迈开大步，走自己开拓的道路。
怀疑论者最后或者通往虚无主义，从而断言问题都是不可解的；
或者通往无神论，否定事物间存在有序的进展和规律模式，于是，
天才人物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或者被纳入神学或哲学体系中，
或者以文过其实的音乐语言来装饰，以一个时代的诗化形式出现。

对上述重大问题的每一个答案，如果不是被本人，也必将被他们的继承者所维护，
并加以完善和终结，从而在1个世纪或者20个世纪内，始终保持崇高的权威并得到高度尊重。
但是，时间最终必将证明，每一个答案只是接近真理而已，也就是说，这
些答案之所以能得到默认，主要是由于那些继承者、盲从者的无知，
但当后人用更丰富的知识对前人的观点加以验证时，他们就会完全抛弃这些答案。

从前曾流行过一个比喻，把人的一生和毛虫变为蝴蝶的变态过程进行对比。
但是，假如我们不用人的一生，而改用种族的智力发展来加以对比，可能会更加恰当和新颖。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心智，通过知识的不断增长而丰富，每经过一个增长周期，
就会冲破原有理论的局限，从而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
正如幼虫在其发育的过程中，蜕去过于狭窄的皮壳、换上另一过渡的皮壳。
的确，人类的成虫期似乎长得惊人，但每蜕一次皮就前进一步，
迄今为止像这种蜕皮已经蜕过不知多少次了。

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借着这一东风，大大推进知识的范围，
而这种知识最初正是始于希腊哲学家。但在后希腊时代的一段长时期内，
知识的进展却处于停滞阶段，或者这个时期最多只能说是知识转换期。
人类幼虫一直在积极主动地摄取着营养，并相应地进行蜕皮的过程。
在16世纪曾发生过一次颇具规模的蜕皮，另一次则发生在18世纪末期。
然而，在过去50年，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精神食粮，大大地激励人们进入一个新角色，
使我们感到新的一次蜕皮似乎已迫在眉睫。但是，这一过程通常都伴随着许多痛苦、
身体虚弱以及一些疾病；或许还可能引发严重的骚乱。因此每一位好公民必须意识到，
要主动参与促进蜕皮的过程，即使他只拥有一把解剖刀，也应当以最大的努力来加速皮壳的开裂。

每一种生物在最初阶段的形态和最终成长后的形态有所不同，而且前者相对简单。
这一现象即使并非是普遍的真理，但也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

橡胶树远比包含在橡籽里的幼体要复杂得多；毛虫比卵更加复杂，而蝴蝶又比毛虫更复杂。
每一种生物，从幼年期，通过一系列的变化，进入成年期，
整个过程就称为“发育”（Development）。在高等动物中，这种变化是极其复杂的。
但在最近半个世纪内，通过冯·贝尔（Von Baer）、拉特克（Rathke）、
赖歇特（Reichert）、比肖夫（Bischof）和雷马克（Remak）等学者的努力工作，
几乎完全弄清楚了“发育”的过程。以狗为例，胚胎学家现在已完全了解狗所显示的一系列发育阶段，
就像小学生熟悉蚕蛾变形阶段那样。我认为仔细考查狗的发育性质和顺序，
把它作为一般高等动物发育的实例是有益的。

狗像其他动物一样，保存了最低等动物的特征（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否定这一观点），
即生命的最初存在形式是一只卵；作为一只卵，它与鸡蛋完全一样，
但不像一般鸟卵那样积累了丰富的营养物质。狗卵特别小，也不能供人食用，
而且也没有卵壳，卵壳不但对在母体内发育的动物没有用处，
还会隔断胎儿所需养料来源的通道，哺乳动物微小的卵内并不包含它们所需的养料。

家鸡和看守农家庭院的狗之间，看来并不存在显著差别。然而，胚胎学研究者却发现，
鸡从一只蛋的形式开始，不仅在所有主要特征上与狗基本一致；而且其卵黄经历的分裂过程，
也就是原始沟的起源，以及胚层相邻部分通过极为相似的步骤，逐渐形成为一只小鸡，
在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都与新生的狗非常相似，
以致采用通常的观测手段几乎无法将两者加以区别。

蜥蜴、蛇、青蛙或鱼等任何其他脊椎动物的发育史，都是相同的。
它们总是从和狗卵具有相同基本结构的卵开始，也就是说，卵黄总是先行分裂，
这就是所谓的“卵裂”（“segmentation”） 。卵裂的最终产品是组成动物幼体的建筑材料，
建造工作围绕着原始沟进行，在沟的底壁发育一条脊索。而且，所有这些动物的幼体在这个阶段，
不仅在外形上，而且在所有构造上的基本特征，彼此都非常相似。
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别几乎是微不足道；可是在随后的发育过程中，
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就越来越大。而且可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即凡是在成年时彼此结构非常相似的动物，它们的胚胎彼此相似的时间就越长、
它们之间关联的程度也越大。为此，我们可以举例说明，
蛇和蜥蜴的胚胎彼此类似的时期要比蛇和鸟的胚胎类似的时期长些；
而狗和猫的胚胎彼此类似的时期，要比狗和鸟类似的时期长得多，
或者要比狗和负鼠，甚至要比狗和猴的胚胎类似的时期都长得多。

因此，发育学的研究，使我们能明确考察动物在结构上亲缘关系的密切程度。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人类对发育学的研究已取得了什么成果？
人类是否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人的起源是否与狗、鸟、青蛙和鱼的起源完全不同，
从而证明人在自然界尚无确切的位置，并且和低于人的动物不具真正的亲缘关系？
或者人类是否也和其他动物一样起源于一种相似的胚层，然后通过同样缓慢和渐进的变异过程，
也就是依靠同样的保护机制和营养方法，最终借助于同样的机理而诞生呢？
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现在，而且在过去30年来都从未含糊过。
毫无疑问，人类的起源和早期发育阶段的模式在级别上与比他稍低等的动物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人类与猿类在这方面的关系无疑要比猿类和狗的关系密切得多。

人和狗之间在最早期发育状态所表现出的惊人相似，甚至在发育过程中还可持续一段时间。

的确，人和狗的幼体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发育过程，才能将两者加以识别。
但是，就算在它们处于相当早的发育阶段，也可以根据两者的附属物，
即卵黄囊和尿囊的不同形态来加以区别。狗的卵黄囊变长，且呈纺锤状，
而人的卵黄囊仍然保持球形。狗的尿囊体积相当大，
从尿囊上发育的血管突起排列成一个环绕带，最后就形成了胎盘
（胚胎扎根于母体，从中吸取养料，正如一棵树的根系伸到土壤中吸取养料一样）；
而人的尿囊依然较小，它的血管末梢最后仅局限在一个盘状区域，
因此，狗的胎盘像条腰带，而人的胎盘呈盘状，这就是胎盘名称的由来。

但是，恰恰是那些相异点，正是猿和人的相似之处，
猿类同样具有球形的卵黄囊和一个盘状的、有时部分呈瓣状的胎盘。

因此，只有在发育到更后的阶段，人的胎儿和猿的胎儿才出现显著差别；
而后者在发育上和狗的差异，正如同人和狗的胎儿发育存在着差异一样。

这一最终的结论似乎令人感到吃惊，但却被证明是正确的。
对我而言，仅凭这点就足以证明人和其他动物在构造上是一致的，
尤其是人和猿类的关系更为亲近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人和比人低一等的动物在起源过程中所经历的生理变化是相同的，
即在形成的早期阶段相同，在出生前后摄取营养的方式相同，可以预料，
将成年人及其完善的结构与成年猿进行对比的话，他们之间在构造上将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人与猿相似正如猿类彼此之间的相似，而人与猿的差异，
也正如猿类之间彼此存在着差异一样。尽管这些差异性和相似性不可能加以权衡和测量，
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却很容易得到估量。说到这种重要性，
目前在动物学家中流行的动物分类系统就提供了这种评判的尺度和标准。

事实上，正是对于动物所体现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细微的研究，
促使博物学家把动物划分为若干的类群或组合，
每一类群的所有个体呈现出若干固定的类似特征，当类群愈大，类似的特征就愈小；
反之，类群愈小，类似的特征愈多。因此，把所有生物中仅具有动物这一共性的类群组成动物“界”。
将具有脊椎动物特征的许多动物，组成动物界中的脊椎动物“亚界”；
脊椎动物亚界之下再分为五个“纲”，即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
这些纲再依次分为若干更小称之为“目”级类群，这些目又分成“科”和“属”；
而最后，“属”又分为最小的组合，它以具有恒定和非性别方面的特点为特征，
这一最小的组合就称为“种”。

例如，现在已没有人会怀疑把树懒与食蚁兽、袋鼠与负鼠、老虎与獾、
獏与犀，都分别归为同一目。把这些动物按上述所列的顺序成对进行对比，
就会发现每一对动物相互间可能或者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像四肢的大小比例和构造、
胸椎和腰椎的数目、骨骼对于攀登、跳跃或奔跑的适应情况、牙齿的数目和形状、
头骨和头骨里大脑的特征等。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这些差异，
但在组织构造等所有较重要和基本的特征方面却有密切联系，
这些类似的特征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又那么明显，所以，
动物学家认为有必要将它们归为同一目。当我们发现任何一种新动物时，
如果它和大袋鼠或负鼠之间的差异并不超过大袋鼠与负鼠之间相互的差异时，
动物学家必然按照逻辑，把这一新动物和大袋鼠、负鼠放在同一目，而不会作其他的考虑。

记住动物学这一显而易见的推理过程，让我们此刻尽量将自己的思想摆脱人性这一面具的束缚。
假如你愿意，就把自己想象为是土星居民，对现今地球上生活的动物非常熟悉并有科学见解，
正在讨论并鉴定一种标本，它是保存于一桶酒精内的一种新奇的“直立而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
由一位敢于冒险的旅行家，通过克服空间和引力的种种困难，从遥远的地球带来。
我们就会马上一致同意把这种动物放在脊椎动物的哺乳类；并依据他的下颚、
臼齿和脑的特征，毫无疑问将其分类位置确定为哺乳动物的一个新属，
又考虑到他的胎儿在妊娠期间是靠母体内的胎盘来供给养分的，
就将其称之为“有胎盘类的哺乳动物”。

此外，只要进行很肤浅的研究，我们就马上可以确认，
人属不应当与有胎盘类动物的鲸类、有蹄类、树懒类，和食蚁兽，或食肉类的猫、
狗和熊，啮齿类的老鼠和兔子，吃虫类的鼹鼠和猬或蝙蝠类等任何一类归为同一个目。

而剩下的可以和人类进行比较的动物，只有各种猿类（广义）一个目，
因此问题的讨论就集中于此，即是否人类和这些猿类的差别已大到足以各自单独构成一个目？
或者人和猿之间的差异比猿类之间的差异要小，因此便将人和猿类归为同一目呢？

在人体中，部分是由于脊椎关节面的排列方式，更多是由于纤维带或韧带的弹性张力，
正是这些韧带使脊椎连接成脊柱，作为整体的脊柱就呈现出一个优美的S型曲线：
颈区向前凸，胸区凹，腰或腰区前凸，而骶区又一次后凹。
这样的排列可使整个脊椎骨具有更大的弹性，以便减小在直立行走时传到脊椎，
并再由脊椎传到头部的震动。

此外，在正常情况下，人的颈部有7个椎骨，称为颈椎；其下连接12个椎骨，
带有肋骨并构成背面的上部，因此称它们为胸椎；腰部有5个椎骨，
不带有特殊或游离的肋骨，称为腰椎；其下为5个椎骨愈合成一块前面呈一凹腔的大骨，
牢固地楔入髋骨之间，构成了骨盆的背部，称之为骶骨。最后是由3或4个多少可活动的、
但小到不显眼的椎骨所构成的尾骨（coccyx）或退化的尾部。

大猩猩的脊柱同样可分为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和尾椎，其颈椎和胸椎的总数均同人一样。
但是在第一腰椎上附生着一对肋骨，这对大猩猩而言是普遍存在的，但对人来说则是例外情况；
由于胸椎和腰椎的区别仅取决于游离肋骨的有无，
所以大猩猩17个“胸腰”椎可分为13块胸椎骨和4块腰椎骨，
而人类则分为12块胸椎骨和5块腰椎骨。

可是，不但人偶尔有13对肋骨，而且大猩猩有时也有14对；
而皇家外科学院博物馆里一具猩猩的骨骼却与人一样，具有12块胸椎骨和5块腰椎骨。
居维叶曾记载一只长臂猿也有相同数目的脊椎。另一方面，在比猿低等的猴类中，
很多具有12块胸椎骨和6或7块腰椎骨；夜猴（Douroucouli）有14块胸椎骨和8块腰椎骨，
而怠猴（Stenops tardigradus）有15块胸椎骨和9块腰椎骨。

大猩猩的脊柱从整体来看，和人的脊柱的区别在于其弯曲度不如人的明显，
尤其是腰区的凸度稍小。但弯曲度依然存在，
而且在幼体大猩猩和黑猩猩的不剔除韧带制成的骨骼中，其弯曲度还是相当明显的。
另一方面，用同样方法处理保存的幼体猩猩的骨骼中，脊柱在腰区或者是直的，
或者甚至整个腰区均向前凹。

无论我们是采用这些特征，
或者采用颈椎在整个脊柱中所占长度比例这一细小的特征以及类似特征，
人与大猩猩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正是在同一个目中，
大猩猩和比它低等的猿类之间则几乎不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别。

人的骨盆或臀部的骨骼，是人体结构中最能显示人的特征部分；
宽大的髋部在人体直立时可以支持内脏，同时还可给大型肌肉提供支撑点以保证其保持直立姿势。
大猩猩的骨盆在这方面与人的骨盆有很大差别。但是，从较低等的长臂猿开始，甚至在骨盆方面，
就可以看到长臂猿同大猩猩的差别要比大猩猩与人的差别更大。
注意长臂猿那扁平而狭窄的髋骨、长而窄的通道、粗糙并向外弯曲、
平时为长臂猿提供支撑点的坐骨结节，其外面包裹着称之为“胼胝”的致密皮块，
这一构造特征在大猩猩、黑猩猩和猩猩中如同人一样，是完全没有的。

现在让我们转到一个更加重要和更具特征的器官，似乎为人体所特有，
我这里指的就是头骨，它似乎而且确实是人与所有其他动物最大的差别，
大猩猩的头骨和人的头骨之间的差别确实很大。大猩猩的面部，
大部分是由体积硕大的颌骨所构成，它比脑壳或头骨本身要大得多，但对人而言，
两者的比例刚好相反。对于人来说，连接脑和躯干神经的大神经索所通过的枕骨大孔，
正好位于头骨基底中心的后部，因而当人直立时，头骨便达到匀称平衡；
而大猩猩的枕骨大孔则位于头骨基底后部的部位。人的头骨表面较平滑，
眉脊或眉突处通常只稍为突出，可是大猩猩的头骨表面却有很大的脊突，
眉脊就像大屋檐一样突出于凹的眼窝之上。

可是，通过对头骨剖面的研究，表明大猩猩头骨的某些明显缺陷，
并非由脑壳的缺陷所引起，而更多是由于面部各个部分过度发育所致。
颅腔的形状没有问题，其额部也非真正的变扁或过于后缩，
实际上，它那原本存在的曲线只不过是被组成颅腔的大块骨骼遮蔽了而已。

人类具有两套牙齿，即乳齿和恒齿。乳齿上下各有4枚门齿、
2枚犬齿和4枚臼齿，总共有20枚牙齿。恒齿（在上下颌各有4枚门齿、
2枚犬齿和4枚称为前臼齿或假臼齿的小臼齿，另有6枚大的臼齿，即真臼齿，
总计有32枚牙齿。上颌的内侧门齿比外侧的一对门齿要大；
下颌的内侧门齿比外侧一对门齿要小。上颌臼齿的齿冠有4枚齿尖，或钝尖的隆起，
还有一条斜穿齿冠、从内侧前齿尖走向外侧后齿尖的脊齿。
下颌第一臼齿有5个齿尖，外侧3个，内侧2个。前臼齿有2个齿尖，
内外侧各1个，外侧较内侧高。

从旧大陆的猴类过渡到新大陆的猴类，我们会碰到一个更重要的变化。
例如像卷尾猴（Cebus）这个属（图17），除了可以找到像犬齿的外突和齿隙等某些次要特征外，
仍保留了同大猿的相似处；但在齿系等其他最重要的方面就迥然不同。
乳齿由20枚变为24枚，恒齿由32枚变为36枚，前臼齿也从8枚增加到12枚。
另在臼齿齿冠的形态上与大猩猩差别很大，而与人类的齿型相差得更远。

另一方面，绢毛猴（Marmosets）的牙齿数量与人类和大猩猩一样；
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齿系非常不同，因为它们和其他美洲猴类相似，
前臼齿（假臼齿）多了4枚，可是它们的后臼齿（真臼类）却少了4枚，
总的齿数仍保持相同。从美洲猴转到狐猴，其齿系变得与大猩猩的截然不同。
门齿的数量和形状一开始就各不相同。臼齿逐渐长成一种多尖的食虫类性状；
而指猴属（Cheiromys）的犬齿消失了，
牙齿完全模仿成啮齿类（Rodent）牙齿的样子。

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最高等猿类的齿系虽同人类齿系有很大差别，
但是和较低等和最低等猴类的齿系相比，其间的差别就更加突出。

不管选择动物结构的哪一部分，即不管选的是肌肉系列还是内脏来进行比较，
其结果应当是一样的，即比猿低等的猴类与大猩猩的差别要比大猩猩与人类的差别更大。
我在此不打算面面俱到详加讨论，实际上也无此必要。但是人类和猿类之间某种真正的，
或所谓的结构差别依然存在。鉴于人们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我们有必要对它们加以认真的考究，以便对那些具有真正价值的事实加以肯定，
同时更要揭露那些虚构的无稽之谈。我在这里所涉及的是手、脚和脑的特征。

人是被定义为唯一具有两只手的动物，双手位于前肢的末端，而后肢的末端有两只脚；
反之，人们认为所有猿类具有四只手；
同时人还被确认在大脑特征方面和所有猿类存在着本质区别，令人不解的是，
有人断言，并且一再断言，只有人脑才具有解剖学家称之为后叶、
侧室后角和小海马的结构。

上述第一种说法早已得到普遍支持，这不足为奇。的确，只要一看到手脚的形态特征，
就必然会支持这一看法。但是对于第二种看法，人们只能赞赏断言者所表现的惊人勇气，
因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标新立异，它不仅与那些普遍得到承认和具有充分依据的学说相对立，
而且也被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所有原始探究者的证词所直接否定；
它也未曾或不可能得到任何一块解剖学标本证实。事实上，若不是有人普遍和本能地认为，
上述慎重和反复的断言或许会具有某些根据的话，我认为这种看法根本就不值得认真加以反驳。

脚的外形和手的外形相差很大。但是，当我们将手和脚进行仔细比较时，
它们却显示一些独特的相似处。即脚踝和手腕、脚底和手掌、脚趾和手指，
大脚趾和拇指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各自相当。但是脚趾在比例上要比手指短得多，
而且可动性不如手指，尤其是大脚趾明显缺乏像拇指那样的灵活性。
但是在考虑这一差别时，我们不要忘记文明人的大脚趾从童年开始，
便被不宽舒的鞋子所束缚，这点对脚趾的活动很不利。
但对未开化的人和习惯于赤脚的人而言，其大脚趾仍保留了很大的可动性，
甚至还有几分对向性。据说中国的船夫可以用大脚趾划桨，孟加拉的工匠能用大脚趾织布，
卡腊贾斯人能借助大脚趾偷鱼钩。然而无论如何，大脚趾的关节和构造以及它的骨头排列，
使得大脚趾握提的动作远远不如拇指那样灵活。

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猿猴类大脑在演化上一个近乎完整的进化系列：
即从比啮齿类稍高等的大脑发展到比人类稍低等的大脑。通过这个显著的例证，
好像表明人和猿类的大脑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屏障。就现有知识来说，
尽管类人猿大脑的系列类型中确实存在一个真正构造上的间断，
但是这一间断并不存在于人和类人猿之间，而是存在于低等和最低等的猿猴类之间；
换句话说，就是存在于新、旧大陆的猿、猴类和狐猴之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事实上，就我们研究的每一个狐猴来说，它的小脑可从上面看到一部分，
它的大脑后叶，已有或多或少后角和小海马的雏形。相反，每一个绢毛猴、
美洲猴、旧大陆的猴、狒狒或类人猿的小脑的后面，全部被大脑后叶所遮盖，
同时它还具有一个大的后角和一个完全发育的小海马。

我们一定不能忽视，最低等的人脑和最高等的猿脑之间在绝对质量和重量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区别。
当我们想到，一头完全发育的大猩猩的体重可能要比一个男性博斯杰斯人
（Bosjes Man）或许多欧洲女人大致重一倍时，这个差别就更明显了。
也许我们还不能肯定一个健康成年人的脑重是否会小于31唡或32唡，
或大猩猩最重的脑是否会超过20唡。

这是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情况，
无疑将来有一天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最低等的人和最高等的猿类之间在智力上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鸿沟。
但这并无系统分类上的价值，理由很简单，即从上面提到有关脑量的论述中，
就可以推断最高等和最低等的人之间脑重量的差别，无论在相对或绝对重量来说，
都要比最低等的人和最高等的猿的脑重之间的差别大得多。
正如上面已经看到，后者脑的绝对重量差是12唡，或用32∶20来表示其相对重量。
但是，人脑重量的最高纪录是65唡与66唡之间，人脑绝对重量差在33唡以上，
或相对值为65∶32。就分类学而言，人和猿的大脑之间差别还未超过属一级特征的价值，
而科一级的差别主要取决于齿系、骨盆和下肢特征。

我还一直在努力证明，人类和动物之间，其分界线绝不比动物本身之间的分界线更为显著。
而且，我还可以对我的信念加以补充，即企图从心理上来划分人类和兽类的界线是徒劳的；
而甚至像感情和智力等最高级的能力，在某些低级的动物类型中，也已经开始萌发。
与此同时，没有人比我更加深信，文明人和兽类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或者，我更深信，不论人类是否由兽类起源，他决不是兽类。
没有人会更少考虑或者轻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意识和智慧的居民的现有尊严，
或者会放弃他们未来的希望。

我们的确听到一些自称是这方面权威的人士说，上述两种意见是互相矛盾的，
只要相信人兽同源，这就涉及人类的兽化和退化。但是难道果真如此？
一个明白事理的儿童，岂不就可以用这些显而易见的论据，来驳倒那些肤浅的雄辩家，
正是他们把这一结论强加于我们。难道说，一位诗人、哲学家或艺术家，
他们的天才是他们时代的光荣，会由于这种无可置疑的历史可能性，不说是必然性吧，
亦即他是某种裸体或具有兽性野蛮人的后代，这种野蛮人的智慧只是刚好让他比狐狸稍有狡猾，
并且比老虎更为危险，于是，这些天才的高贵地位便会因此而贬低？
难道说，就因为他曾经确凿无疑是一只卵，并且不能采用一般的辨别方法与狗卵加以区别，
所以他就得跳起来狂吠，并用四只脚趴在地上吗？
难道说，因为对人类天性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人性只不过具有四足兽的利己邪念和兽性的欲望，
慈善家或圣人就要放弃过一种高尚生活的一贯努力吗？难道说，因为母鸡表示出母爱，
所以人的母爱就微不足道，或者因为狗具有忠诚性，人的忠诚性就变得毫无价值？

人们应该记住，在把文明人与动物界进行对比时，就好比在阿尔卑斯山上的一位旅行家，
他只看到高耸云天的巍峨群山，却看不到在深山里还隐藏着悬崖和玫瑰色的山峰，
也看不见天上云彩是从何处开始的。地质学家会告诉他，这些巍峨的群山，
曾经是原始海洋底部硬结的泥土，或者是从地下熔炉中喷发到地面后冷却的火山熔岩，
它们与上述暗色的泥土，原来就是同一物质，
但是后来由于地壳内部力量的作用而形成了在外观上高不可攀的壮丽景象。
的确，这位深受震撼的旅行家，如果一开始不愿相信地质学家的这番话，也许情有可原。

一个人若生下来就是哑巴，如果他只局限于生活在一个哑巴社会里，
即使他有巨大的脑子和强大的智能遗传性，但其智能表现不可能比猩猩或黑猩猩高。
与此同时，他的脑子与一位有高度智力和受过教育的人的脑子相比，
可能不易识别出他们之间极细微的差异。哑病可能是由于口部或舌头构造上的缺陷，
或者仅仅是这些部位神经感应的缺陷，
或者也可能是内耳某些微小的瑕疵引起的天生性的聋病所造成。
而这些毛病只有细心的解剖学家才能发现。

人的智力与猿类智力之间之所以存在很大的差别，
一定是由于他们的脑子也同样存在差别的这种论点，在我看来，
似乎和人们必须尽力加以证明的理由大致是一样的。
正如一只走得很准的表和另一只一点也走不动的表之间，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别，
所以这两只表之间也一定存在一个很大的构造上的差别。
但是诸如在平衡轮上夹着一根毛，在副齿轮上一点锈斑，表的卡子内的一个齿有点弯曲等，
这些情况是那样的细微，只有修表匠的熟练眼睛才可能发现它。
而这点可能是产生所有差别的根源。

我和居维叶一样，都认为具有清晰的语言能力是人类最重要的特性
（不管这一特性是否绝对只限于人类），
我认为这就很容易理解某些同样的不显著的构造上的差别，
可能曾经是人猿两族系之间广大无边和实际上无限分歧的主要根源。

论几种人类化石

总之，我可以说，迄今已发现的人类化石，似乎还不能使我们认为其接近于哪种猿人，
而人类可能就是通过这种猿人的变化而形成的。考虑到现在我们对最古老人种的了解，
从他们能制造和现今最下等的野蛮人所制造的相同式样的石斧、石刀和骨针这点看来，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野蛮人的习性和生活方式，
从猛玛象和披毛犀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我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不是和其他人可能预料到的结果正好相反。

由于我们目前不能把原始世界看做是由那些与现代全然不同情况的万物组成的，
它们与现代的生物界不存在过渡类型，所以化石这一名称应用到这块骨头上时，
已经和居维叶时代对化石的含义不再一样。有充分的根据来推断，
在洪积层中发现人类与动物共生；
而且很多未开化的野蛮人种可能在史前阶段就与古老世界的其他动物一起灭绝了，
只有那些组织构造得到改良的人种才能继续演化成如今的人属。
这篇论文中所论述的骨头特征，尽管不能确定其地质时期，但是可以表明它是很古老的遗物。
同时还可以指出，这些普遍发现于岩洞内泥质沉积的洪积物中的动物骨头的残骸，
至今还从未在尼安德特的岩洞内发现过。而这些骨头之上覆盖了不超过4或5英尺厚的泥质沉积物，
其间并没有被任何石笋所掩盖，它们保存了绝大部分的有机物质。

解剖学者完全知道，在不同的个体中，人体的单一器官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异。
骨骼在大小比例上、甚至在骨的连接上，多少都有些变化。
这就使骨骼移动的肌肉在其附着点上都非常不同。
基于动脉移动方面的知识对外科医生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因此动脉分布模式的变化曾被仔细地进行过分类。大脑的特征变化很大，大脑半球的大小、
形状，表面沟回的丰度比大脑其他部位的变化更大。
而人类大脑最具可变性的结构就是侧脑室的后角、小海马和大脑后叶突出于小脑的程度等，
因而若是以此来界定人类特征就是一种不明智的作法。最后，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
人类的毛发与皮肤在颜色和结构上可能呈现最大的变化。

就我们现在所知，这里所提及的构造上的变异，大多数是个体方面的。
在人类的白种人中，偶尔可看到和猿类相似的某些肌肉的排列方式，
但在黑种人或澳洲人中却并不常见。即我们不能因为霍屯督（Hottentot）
美女的脑子要比普通欧洲人的脑子平滑、沟回排列更为对称，而且，到目前为止更相似猿脑，
就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低等人种普遍都是如此，尽管结论可能是这样的。

事实上，遗憾的是我们缺乏除了欧洲人以外每一人种的柔软和易损器官的配置方面的信息。
而且，即使在骨骼方面，我们博物馆内也只有头骨，其他各个部位的骨头都少得可怜。
头骨标本是够丰富的。在布卢门巴哈和坎佩尔时代，
自从他们首先促使人们注意到头骨所具有的显著和奇特的差异以来，
对头骨进行采集和测量已成为博物学中一个热门的研究分支。
许多学者对已经取得的成果作了整理和分类，他们当中，
无例外地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已故的、活跃而有才能的雷济斯（Retzius）。

人类头骨彼此间所见到的差别，不仅限于脑壳的绝对大小和绝对容量上，
而且也在于脑壳的直径彼此之间的大小比例上，同时也在于面骨（尤其是颌骨和牙齿）
和头骨之间对比的相对大小上。此外，还在于上颌骨（当然亦包括了下颌骨）在脑壳前下部向后、
向下，或脑壳前面和以上向前、向上的延伸程度上。
头骨的差别还进一步表现在通过颊骨面的横径和头骨横径之间的关系上；
表现在头顶有比较圆或比较像三角状的形态和头骨后部扁平程度
或向后超出供颈肌附着的骨脊的程度上。

有机界的现状

要想全面了解马，我们首先得研究这个动物的结构。马的身体外被马皮，马皮上附有马毛；
如果剥去马皮，我们会看到马肉或者专业术语所称的肌肉。通过这些肌肉的收缩，
使得动物体内的固定结构能相对移动，从而产生运动，
这样一来，马就有力气和能量为我们人类效力。

现在剥掉马皮和马肉，你们看到的是一套骨骼——
固定的结构——通过肌腱连接起来组成现在看到的骨架。

马的结构不是死的，它是有生命的、活动的机器。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台蒸汽机在呼呼地冒气儿，一点儿都没看见它内部的锅炉和零件；
但是动物的躯体是一架构造精致的活动机器，它的每一个零件在机器的运转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这个机器的运转我们称之为它的生命。工作一天以后，你会看到马也许在野地里吃草，
或者在马厩里咀嚼燕麦。它在干什么呢？它的颚骨就像一盘磨子，一盘非常复杂的磨子，
它把玉米或青草磨成浆。这项工作完成以后，食物会被送到胃中，并与胃液搅拌混合在一起。
胃液的特性是它能够溶解青草中的营养成分，而只剩下那些没有营养的部分。
这儿你可以看到，先是磨碎、化学溶解，
然后是那些经过溶解后剩下的食物残渣通过肠道的肌肉蠕动被运送到后半截消化道中去，
而那些溶解的营养成分则被吸收到血液中。血液在遍布全身的血管中循环，
血管与心脏相连，后者通过收缩和阀门的开闭使血液一刻不停地沿着一个方向循环运动。
正是通过满载消化产物的血液循环，皮肤、肌肉、
毛发和身体的其他各个部分才能获得它们所需要的营养。
各个器官从这些营养中获取它们发挥功能所需的物质。

这些器官的运转、各个功能的实现都和从血液中持续不断地吸收
所需的营养物质以及不断地形成代谢产物并将之运输到肺和肾有关，
而肺和肾的功能是提取、分离和排泄这些代谢终端产物。
这样一来，整个机器的营养、运转和维护过程就会井然有序地进行了。
但是马不仅是能够自己进食维持自身所需营养的机器，
它还是一台能够提供动力的发动机。马会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
为了实现这种功能，马有着连接四肢骨骼的可以伸缩的强壮肌肉，
这些肌肉又通过大脑和脊柱中的脊髓神经来控制其运动。
脊髓又与很多遍布全身的叫做神经的纤维相连接。通过眼、鼻、舌、皮肤等感官，
各种印象和感觉会被传给大脑这个中枢，它负责接收信息并发号施令给各个器官，
并通过肌肉运动来实现欲行使的动作。因此，你所看到的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配置精美的机器，
它的各个部分和谐地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维持该动物的生命。

现在我们来看，马吃下草、燕麦或其他植物，然后排出废物。
因此，这台复杂机器的所有物质来源最终都是依赖于植物界的。
但这些草、燕麦或其他植物又是从哪儿获取营养的呢？最初，它只是一粒种子，
很快它便开始从土壤和空气中吸收没有任何生命活性的物质。
它吸收的水分是一种无机物；它吸收的碳酸是一种无机物；
还有空气中的氨是另一种无机物。然后通过一些奇妙的、
化学家尚不太了解也不愿多谈的化学过程，将它们合成为一种物质——蛋白质。
蛋白质是由碳、氢、氧、氮组成的能够单独具有活性并能持久维持动物生命的复杂化合物。
现在你可以看到动物的经济学中，动物身上的废料通过有机物质的形式不断排泄掉，
这些废料不断地被来自植物的修补和重建材料所替代，
植物又把同样的无机材料通过神秘的方式转化成有机材料。

现在我们来看看马的生活史的另一方面。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疾病、意外或年老，
这个动物迟早会死去。这一台机器的很多功能严重退化，马失去了它的活力，
在经历构成和状态上一系列的神秘变化之后，它最终腐烂分解，完成其生命历程，
回归于其绝大部分物质所来源于的无机界：它的骨骼变成了碳酸钙和磷灰石；
肉体和其他部分最终变成了碳酸、水、氨。也许现在你看明白了动物和植物之间、
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的神秘关系。

植物吸收这些无机物并把它们转化成自己的一部分。动物吃下这些植物，
留一部分维持自己生存，把其余部分排出体外；最终，动物自己也会死掉，
它的躯体会分解并再归还给无机世界。因此存在着一个永续不断、周而复始的循环，
无机物不断形成有机物，有机物又不断还原成无机物。这样看来，
组成你身体的物质很有可能曾经属于很久以前早已灭绝的动物，
就在你们两者一生一死这段时间里，这些物质很可能以无机的形式存在着。

于是，我们会得出一个乍看起来有些滑稽的结论：
组成生命世界的和组成无机世界的物质是完全一样的！
同样，动物的力量或者力要么与无机界的力完全一样，要么能够转化成无机界的力，
如同物理学家所说的热电转换，电磁转换，磁力转化成机械力或化学力，
或者一种力转化成另一种力，相互之间可以等量代换，
也就是说这些无机界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生物界。
想一想，没了如同这根粉笔中物质分子之间存在的亲和力，
马的骨骼如何能承担得起它身体肌肉和各个器官的重量？
马肌肉的力量，除了某种程度上能够表达为或转化为用来克服重力的力以外，还会有什么？
或者，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消化过程和实验室中化学家进行的过程又有什么区别？
即使动物界最为神秘而复杂的神经活动，虽然我不能说它们和电过程完全一样，
但是近年来研究表明，二者之间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即任何的神经活动都伴随有神经元中的电波动。这样，就如同热和电有关一样，
神经活动也和电流有关；如同论证热电关系一样，同理可证神经力和电流之间的关系。
正如杜伯瓦·雷蒙（Dubois Reymond）先生和别的学者所证明的那样，
每当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向肌肉发送指令或向大脑传递信息的时候，
神经会处于平时没有的电波动状态。类似的现象或事实还有很多。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不仅是关于生物而且关于它们的力的伟大结论：
就我们所知，有机界和无机界密切相关，
二者之间的差别源于相同力的千差万别的组合和排列。

我刚刚讲过，马最终会死亡，除了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可以忽略不计外，
绝大部分物质被转化成其所来源于的无机物。
这一小部分物质的漂游就跟印度神话中的灵魂附体一样。在死亡之前，雌性或雄性的，
实际上是两性的某些部分会分离出来，随着两性的某些器官相互接触，
发生融合，就会产生新的个体。母马到了一定时间会从身体中一个叫做卵巢的器官
中排出一个很小的细胞来，这个细胞与我们前面所说的细胞在各个重要特征上都非常相似，
含有一个位于中央的核，四周布满透亮的空间和含蛋白质的胶状物。
虽然在外观上与我们所熟知的卵——鸡蛋——有所不同，但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卵。
不久，这粒还没一颗谷粒重的物质团便进行了一系列奇妙而复杂的变化。
最后，它的表面会形成一个突起，这个突起会分裂形成一个沟。
沟的两侧向上下延伸，最终形成两个管。上面一个小的管中形成脊髓和脑；
下面一个大的管中形成消化道和心脏；最后，在身体的两侧生出两对突出物，就是四肢的雏形。
实际上，这时候做一个胚胎的截面，
会和我前面所画的马最简约的表达式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相似。

渐渐地变化发生了。最初整个身体由很多细胞团组成。
这些细胞团在一个地方形成肌肉，另个地方形成肌腱和骨骼，
再个地方形成纤维组织，别处又形成毛发。逐渐地各个部分成了形，
好像这些部分都有人在操纵似的。这个所谓的胚胎还会进入新的状态。
我应该提醒大家，有一段时间，狗、马、海豚、猴子和人类的胚胎是根本无法区分开来的，
有时它们又全都和狗的胚胎十分相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部分开始分化，
直到最后这些胚胎变成了它们父母的样子。在这里你会看到，
这个小动物——马——开始只是一小团含氮的物质，随着不断吸收来自无机界的营养，
慢慢地按照父母亲的形态和结构来发育，不断进行新陈代谢并排出那些最初来源于无机界的废物。
这些废物直接还给了无机界。最终，动物自身也要死亡，
它的整个躯体也通过分解作用重归于其最初来源的无机界。

应当说，这个规律适用于包括从最低等的植物到最高等的动物——我们人类——的所有生物。
你可以把这个规律不折不扣地运用到所有的生命体身上，
所不同的只是从最低等到最高等的各个生命体在发育变化的复杂程度、
结构形态和生理功能上有所不同。

如果把橡树作为植物界的一个范例，我们会发现，它从一粒橡籽开始，
而这个橡籽也是从一个细胞开始的。橡籽被埋在地下，
迅速吸收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各种无机营养，体积不断膨大。
年复一年，这棵植物向上下延伸，吸收无机物质并赋之以生命，最后达到成熟阶段，
结出它自己的橡籽。而这些橡籽又开始新一轮同样的旅程。
我看没有必要举更多的例子了，从最高等到最低等，
所有生命的基本特征都跟我前面所说的一模一样。

为什么马会分布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却不在澳洲和美洲，要回答并不容易。
要说美洲的环境不适宜于马的生存因而在那儿就没有马，显然不对，
因为当西班牙人或我国的农民把马运到美洲来为其效力后，
这些动物就在当地迅速兴盛繁衍起来。很多马现在就生活在这片领土上，与自然融为一体。
如果我们对其他动物进行同样的调查，标记下它们所生活的区域，
就制成了一个“动物地理分布图”，同样对植物我们也会得到一个“植物地理分布图”。

好了，现在开始有点意思了。如果没有外边皮毛的遮挡，
人们会发现实际上狗和马是按完全相同的形式构成的。假若在狗身上做一个截面，
我们会看到与组成马的身体相同的器官。这里还有另一副骨架，狐猴的骨架，
你看它有着同样的骨骼。做一个横截面，结果还是一样的。现在你来想象一下，
把它的脊椎转成向前倾斜的位置，就跟这三副图中猩猩、黑猩猩、大猩猩的骨架一样了，
你就不难把它们每一块骨头对上号。现在来看整个系列中的最后一个——人的骨架，
你会发现结构上没有大的变化。同样的骨头之间有着同样的相互关系。
从马开始，我们一步一步逐渐最终过渡到了已知的最高形式的动物。
另一方面，如果沿着另一个方向，从马向下到鱼的骨架，虽然变化大了些，
但基本的骨架组成还是没变。例如这个海豚，这儿是其强壮的脊柱，
其中有贯穿脊髓腔的脊髓，这儿是肋骨，这儿是肩胛骨，这儿是短的上臂骨，
这儿是两个前臂骨、腕骨和指骨。

这难道不奇怪吗？海豚前鳍的构造和马、狗、猿甚至人的前肢构造基本一样！
不过在此你会看到奇怪的事情：它的后腿没有了！让我们再跳一步吧。
来看看鳕鱼，在它的胸鳍中是它的前肢——想象一下海豚的前鳍。
在这儿它的后肢又恢复成腹鳍的形状。如果从这里做一个截面，
我们会看到刚刚见过的同样的器官。通过这些观察，你会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
马跟其他动物比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恰恰相反，
世界上有大量的动物拥有排列相同的脊柱、肋骨、腿和其他部位，
它们的结构体现出一个共有的通性。

我敢肯定，如果不是我一步一步向你们展示博物学家是怎样从
那些千差万别的动物身上总结出其内部结构的统一性或规范性的话，我想，
即使面对动物中极其简单的结构关系时，你们也不见得会心领神会。

于是你看到了所有有脊柱的动物——术语上叫做脊椎动物——结构上统一性的证据。
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动物，如螃蟹、龙虾、蜘蛛等等，这些都叫有环节类。
在它们身上我可找不到跟马身上相对应的部位，例如脊椎，
因为这些动物是按照跟马不同但它们自身之间却相同的原则来构成的：
即龙虾、蜘蛛和蜈蚣共享着同样的结构，如同马、狗和海豚共享着同样的结构一样。

还有另外一些动物——蛾螺、墨鱼、牡蛎、蜗牛和它们的同类（软体动物）——同样相互相似，
但是却与脊椎动物和有环节类不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腔肠动物
（水螅虫）和原生动物（微体动物和海绵）中。

到了这一步，人们不禁要问，是否还能再向前追溯一步，
把所有的生命形式理解成对同一个原型的不同变异。
这个任务解剖学家完成不了，但他可以借助发育过程的研究来实现这个目标。
因为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结构千差万别，但不管是海豚、人类，
还是龙虾或者前面提到的其他动物，它们都是由同一个原始的形式——卵开始的。
我们知道，卵是由含氮的物质组成的，中央有一个小小的核，
而且每种动物最初的变化都是一样的。正是基于这个事实，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猜测动物界真正的“结构统一性”，
但是这一切今天只能通过对发育过程进行仔细研究来证明。
但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再向前走一步，用同样的方式证明整个有机界可以归结到同一个原型？
植物界是否也存在一个统一的原始形态，这种形态是否与动物界完全相同？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不确定。现已证明，每一个植物开始于同样的形态，
即细胞——一团状态基本相同的含氮物质。所以如果追溯橡树、人、马、龙虾、
牡蛎或任何一种你能叫出名字的其他动物到它们的第一个细胞，
你会发现它们中的每一个开始时的形式彼此之间都十分相似，
而且最初的生长过程和后续的很多变化几乎全都一样。

换句话说，我们剖析了动物界的现状，
最后发现每一种动物开始的状态都和其他动物开始的状态差不多。
我们发现了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一系列生命形式，它们在不断生长、增大、分解、消失；
动物在不断地吸纳、改造植物材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而植物则通过吸收和转化无机物来维持其生存。这个吸收、
排泄和繁殖的过程是如此持续而广泛地进行着，以致完全可以这样说，
我们每一位的躯体组成中，保留下来的最初形成时的物质，连百万分之一都不到。
我们再次看到，不仅生命物质来源于无机界，
而且它们的力都可以和无机界的相互对应、相互转化。

有机界的过去

但是自然界中没有什么低劣而不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
她的杰作没有一样是荒唐可笑或令人鄙视的。
我希望你们会很快明白，我们的这些探究将把我们引向问题的本质。

尽管动物的形态千差万别，但是这些不计其数的动物都可以归结到少数几个构建模式或类型中去；
进一步的发育过程研究表明，无限多的动物，甚至还有植物，
都可以追溯归结到同一个基本的形式——细胞。

我们通过分析发现，有机界——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同样的组成成分，
而且实际上就是由同样的组成成分构成的。
我们看到，植物通过对来自无机界的物质进行特殊的组合来合成组成自身的各种材料；
动物通过不断地摄取植物的含氮物质来获取营养，排除废物归还给无机界；
最后，动物死亡，它的躯体成分又被分解转化成它们最初所来源于之的无机物。
因此，在草的叶片和马的身体中，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元素，只是组合和排列不同而已。
我们发现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循环链，植物吸收无机界的元素并组合成动物所需的食物；
动物从植物身上获取营养维持自身生存，排出代谢垃圾直接还给无机界；
最终，动物和植物的组成成分都归还给它们的无机来源：
这里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然后再返回来的转换过程。

泥沙是怎样形成的呢？除了我无须讨论的极少数情况外，泥沙总是水的杰作：
水磨蚀它们接触的泥沙和岩石表面，使之解体，连研带磨，
把它们带到不受机械扰动的地方，使之在那儿安静地沉淀下来。
我们知道，海洋中由于风浪的作用，
长长的海岸线和携带着从海岸上冲刷下沙砾的波浪跟这个解体过程有关。
这样一来，即使最坚硬的岩石也肯定会渐渐地磨成粉末。这样形成的泥沙，
不管其粗细，会被潮水或海流搬运到较深的海中，在那儿沉到海底。
那里的水深达到14或15英寻，水常常处于静止状态，
当然那些细小的尘埃——我们称之为泥沙——会沉到水底。

或者河流从它的山区源头咆哮而下，一路冲刷着沿途的岩石，使之松动，
然后携带着两岸的沙砾顺流而下，跟海浪的磨蚀作用一样冲刷着周围的岩石和泥沙，
形成沉积的物质从山边剥离滚落进山谷，缓慢地穿过平原，进入河口，最后融入大海。
很显然，一旦水流并入海洋中的深水便会失去运输能力，
那些粗重的岩屑首先沉淀下来，较轻的细小颗粒会被带得更远一些，
最终沉淀到更深更为静止的海洋中。

由此可见，泥沙就是一本历史记录。这一点很明显，因为，
就像我这儿画的一样，假设这儿是海底，这儿是海岸线，海浪的洗刷作用使岩石变成泥沙，
泥沙被搬运到深海，最终沉到海底，形成一层沉积。
在第一层固结的时候，其他从同一地区来的沉积物会被搬运到同一地点来。
后来的泥沙显然不可能沉积到前一层的底下，它们只能在上面又形成一层，
这样一来你们会得到一层层不断固结的泥沙，从而记录下时间的先后。

按照重力规律，最上层必然是最新的，最下层必然是最老的，
任何一层岩层的年龄都和它们离表面的距离成正比。
如果后来它们被抬升，这些泥沙层会转化成砂岩或灰岩，
你们能肯定底下的层先沉积，上面的层后沉积。
这是研究历史学的第一步——这些泥沙层会告诉我们时间。

概括地说，整个地球的表面是由这些泥沙层组成的。
这些泥沙层很硬，所以我们叫它们岩石，灰岩、砂岩或者其他种类的岩石。
看到地球的地壳都是由这样的岩石组成，你们也许会想，
确定时间顺序和地壳形成的时间应当是比较简单的事情。
做一个广泛的统计，确定泥沙在海底或河口以多快的速率形成；
假设是每年一、二或三英寸，或者其他你所估计的任何值；
然后把所有层状岩石的总厚度——地质学家估计是12～13英里
或者70000英尺——用每年的沉积速率一除，结果当然是形成地壳所需的年数。

的确，看起来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过程！可惜的是，要真正这么做有些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确定沉积物形成的速率。
但是主要的困难在于形成沉积的海底处在不断运动之中。
这个困难使得任何精确的计算都无法进行。

与常人想象的静止不动恰恰相反，地球表面处于不断运动之中，
就像海面一样，只是它的波动更加缓慢而且幅度更加巨大而已。

人们也只对地球上大约1％的地区进行过适当的研究。所以那些关心这些研究的、
极具思考能力的人物一直在强调地质记录的不完整性是完全有道理的。
我要重复一下，自然的原因决定了这份记录绝对是残缺不全的。
不幸的是，这一点总是被人们忘却。就像一群小马驹来到一片陌生的草原上，
完全忘记了上面的沟沟坎坎，只顾一路狂奔一样。
从事科学的人们也容易为进入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兴奋不已，看不到他们研究的局限性，
忘记了我们知识的极度不完整性。地质学家一度梦想着他们能够说出某一段时期
地球上任何一点发生的事情。他们说这套沉积和那套沉积是同一时间形成的，
直到最后他们能够从地球上有限的几个点不甚了解的变化历史出发，
编撰出一套同其他考古研究报告一样充满奇迹和疑问的统一的地球历史。

但是他们试图编撰统一的地球历史的努力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人们不仅对某一地点所发生的事情有详细了解，
而且能够说出在其他地点上发生某些事情的同时，地球上任何一点正在发生的事情。

海底生活着大量的动物。跟别的动物一样，这些动物迟早会死去，
它们的壳体和硬的部分会留在海底。随着河流的搬运和海洋的浸蚀，
细的泥沙会把它们掩盖起来、保护起来，使其不再变化。
随着时间推移，泥沙固结成岩，
这些动物的壳体得以保存并牢固地镶嵌在由此形成的灰岩或砂岩中。
在这座博物馆楼上的展廊里，你们会看到灰岩标本中镶嵌着很多这样的动物遗骸。
有些标本中还有乌龟的蛋镶嵌在钙质砂岩中。
在阳光孵出小乌龟之前，这些乌龟蛋被钙质泥沙所掩盖，从而被保存下来形成了化石。

这个掩埋和化石化的过程不仅作用于海洋或水生动植物，
而且同样作用于飘到海洋里或埋在沼泽里的陆地动植物，
以及那些因为到河边来饮水而被同类践踏入岸边泥沙的动物身上。
无论如何，这些生物在腐烂前后会被压碎或解体，因此我们看到的也许只是它们身体的一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野生陆地动物不断地被猎杀或自然死亡，
但是它们的骨架却非常少见：它们被别的动物捕猎、
吞食或自然死亡于没有泥沙来掩埋其遗体的地区。
海洋中还有其他的动物，它们的壳体会形成大量的沉积物。
也许你们知道，在铺设穿越大西洋的电报电缆之前，
政府曾经雇用了一批船只对大西洋底进行了一系列的仔细观察和测量。
虽然很遗憾到现在这项工程尚未完工，但我们对它为科学作出的杰出贡献深感满意。
它必须穿过整个大西洋的海底进行测深，有的地方有好几英里深，并仔细确认底质。
人们对东西长大约1000英里，南北的距离我不太清楚，
但是也有600或700英里宽的广大区域进行了仔细的考察，
发现在整片大范围海底形成了由极细的白色泥沙组成的沉积物。
这些沉积物完全由沉积到该区域的动物硬体组成，而且无疑正在逐渐固化成白色的灰岩。
由此可见，动植物的可靠记录很可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而形成。
每当由于前面我提到的地壳波动使海底得到抬升，当我们测量剖面或钻孔或挖坑时，
就能有机会观察这些古代海底的成分和组成，看到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动物生活在海底。

考察这些生物灰岩中动物遗骸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当时生活的动物的准确而全面的信息，
对于研究记录的完整性来说十分重要。
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便能够得出一个清晰而又千真万确的判断。
当然有很多动物没有硬体，如水母和其他动物，我们就别指望发现它们的痕迹：
它们没法保存下来。你们会注意到，把它们捞出水，用不多久，它们会干得几乎没有什么了。
显然它们的本性决定了它们在白垩和泥沙中无法留下任何痕迹。
再回头看看陆生动物。我已经说过，要想在陆生动物死后发现一具全尸是极其罕见的事情。
昆虫和其他食肉动物很快会把它们分解成小块，随即腐烂开始了，
因此尽管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动物死亡，但发现一具动物的尸体能够完整埋藏、
长久保存却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不仅如此，
有幸被完整埋藏的动物尸体还会被大自然全部毁坏、从而不被化石记录所保存。

几乎所有的动物硬体——骨头等等——都主要由磷灰石和石灰石组成。
多年前，我曾经研究过一些从北苏格兰邮寄来的很有意思的化石。
化石常常是以我前面所讲述的方式镶嵌在岩石中的一些坚硬的骨骼结构，
它们慢慢具有围岩的性质和坚固程度，但是那次我看到的化石，
除了岩石中一连串的空洞外一无所有。这些孔洞有一定形状。
我后来请来了一个能工巧匠，给这些空洞做了个模子，
发现它们是一个至少有12英尺长的大型爬行类的脊椎骨关节和鳞甲的印痕。
这个大家伙死了以后被沙子埋了起来，沙子逐渐固结但还是充满了空隙。
富含碳酸的水溶液缓缓地渗入，溶解掉骨骼中的磷灰石和石灰石，
骨骼自身分解并完全消失。但这时碰巧砂岩已经固结，
因而骨骼的形状被准确地保留了下来。假若砂岩再缓一点固结，
那么这个动物曾经存在的证据就会荡然无存了。

要想证明有很多动物过去曾经在地球上确实存在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还有别的办法。
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沙漠，那里除了脚印以外别无他物。没有一件骨头，只有大量的脚印。
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康涅狄格州有一个峡谷到处布满脚印，
而留下脚印的动物就是没有留下任何其他踪迹。
让我再告诉大家一件比这个例子更令人惊奇的事情。
在牛津附近有一个地方叫斯登斯菲尔德（Stonesfield），
在那里的石灰岩组中发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哺乳动物化石。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七件下颌的标本，
但别的一无所获，既没有肢骨，也没有头颅，或者身体的其他任何部分！
如果想象那个动物除了下颌以外什么都没有，显然是荒诞不经的。
正如巴克兰（Buckland）博士对泰晤士河中死狗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样，
下颌骨由于没有强有力的肌腱和头骨相连，而且较重，
所以在漂浮于水中腐烂的过程中容易脱落，这样下颌骨会很快沉下来，
而身体的其他部位则会继续漂流最终进入海洋，并在那儿被毁坏殆尽。
由于下颌骨被埋藏保存到河中的淤泥里，
因而才有我们所看到的斯登斯菲尔德有关下颌骨的奇怪一幕。
现在你们看到，既然地球地壳的岩石层如此复杂，它们的记录如此残缺，
它们关于当时生命现象的记述当然肯定是更加支离破碎、残缺不全。

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中，研究人员确实在岩石中发现了非常丰富的生命遗迹，
至少发现了三四万种化石。如果你相信海滩上的贝壳代表着动物的话，
你就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动物确实曾经生活过，并就死在离化石产地不远的地方。
有关的证据比比皆是。

我想象如果不是这些化石动物的特殊外形，
那些没有受过特殊培训的人们很可能直接穿过布满了现代生物和化石的博物馆，
而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二者之间巨大或奇妙的差别。如果仔细观察，
首先你们会发现很多和你们所熟悉的动物十分相像的化石：
它们在形状和比例上有所区别，但大体上是相似的。

揭示有机界过去及现状背后成因的方法——生物的起源

接下来我要转到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一个事关有机界现象背后的根源，
以及我们如何揭示这个根源的问题。

还没开始，我们就遇到了反对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人物，
由于他们的诚实品格，他们的结论和意见得到人们广泛的尊崇。
他们认为，生命现象——尤其是有关生命起源的——跟我们能够进行的研究格格不入，
问题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说，所有这些现象是奇迹般地发生的，
或者说，跟自然界的常见现象完全不同，
因此他们认为研究这些问题即使不是狂妄的也是徒劳的。

对于这些诚实而严肃的人物，我只能说，
我不会因为某个理论或者假说的缘故而把这些问题束之高阁。
你们也许还记得这个故事：有位智者（Sophist）曾经用最严密的逻辑
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向第欧根尼（Diogenes）证明他不能行走，
第欧根尼驳斥他的办法很简单：他站起来绕着自己坐的大桶走了一圈。
从事科学的人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回答这些反对者：只管站起来，向前走，
向人们展示科学干了些什么，科学正在干什么，让人们看看形态学、发育学、
地理分布等等学科中，我们已经证实并条理化了多么大量的事实。
他会看到大量的生物学事实和规律如同其他自然规律一样扎实可信。
鉴于这么大量的事实和规律，鉴于它们在目前已知的有机界中能通过科学研究被人们掌握，
我们有理由认为秩序和规律在有机界和在其他自然现象中一样统治着一切。
从事科学的人面对这些诘难会一言不发，心中抱定一个信念：
如同我们能够接近无机界的规律和原则一样，我们同样也能够接近生命的起源。

但是也有人是出于无知和恶毒而反对的。对此，我会说这些反对者心怀叵测，
他们真正的妄想——我几乎要说他们真正的野心——在于他们想要限制探究现象背后根源的努力，
而正是这些努力才是我们人类福祉的源泉、人类财富和进步的源泉。
既然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能够得到的如此微不足道，我们的观察能力也如此微不足道，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还想再来限制我们研究范围的人最终所做的很可能只是对他的同类造成伤害。

你们也许很容易从很多人谈起科学研究、归纳、推理或者培根哲学原则时的神态得出这种印象。
我强烈反对这些虚套套，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虚套套，但是在我眼中，
没有比那些空谈培根哲学的伪科学虚套套更令人鄙视的了。

听到人们谈起培根这位伟大的大法官——他确实是一个伟人——你们会以为是他发明了科学，
在伊丽莎白女王之前就没有这种合理的东西存在。当然你们会说，这不可能是真的。
稍加思索，你们就会感到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和错误。
但是这种印象——我不能称之为想法或概念，简直荒唐得无法想象——是如此根深蒂固，
如此牢牢地盘踞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多年以来它一直是我观察的目标。
很多专业上不学无术、一无所知的人常常想诋毁那些跟他们观点不合的人。
他们的行为不是别人能想到的处理问题的最佳办法——去实际调查研究对象，
而是——总体来说——对他们质疑的人物进行肆意曲解，到最后说一句：
“你看，这个人的原则和方法最终跟培根哲学的信条完全背道而驰。”
然后所有的人欢呼鼓掌，同声附和。但是假若在鼓掌声中打断他们的话，
你很可能发现，每一位演讲者和鼓掌者都不能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根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所说的培根哲学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你们明白，我没有一点儿跟风儿去攻击大法官培根阁下的道德、智慧或天赋的意思。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伟人，让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尽管他在哲学上颇有建树，但是认为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从他而来的
或是从他而始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不管世界上第一个人是谁，
科学研究方法就是从这个人开始的。甚至早在他之前就有了，
因为很多高等动物就能够跟我们人类一样进行完整有效的推理。
至少我们看到很多动物有着我们一样的推理能力。

其实科学研究方法没什么神秘，它只是人类大脑工作必要模式的表现而已。
它只是把所有的现象进行合理化和精确化的模式而已。
一个从事科学的人和一个普通人的思维之间的差别，
就跟一个面包师或一个屠夫用的是普通的秤来称量自己的商品，
而一个化学家进行困难复杂的分析时用的是高精度的天平来称量试剂之间的差别一样，
此外没有任何不同。这边用秤，那边用天平，总体的工作原理是一致的；
但是其中的一个非常敏感，因而哪怕增加一丝一毫的重量，指针也会发生偏转。

也许我举一个熟悉的例子你们会理解得更好。我敢说，你们肯定不止一次地听说过，
从事科学的人们以归纳和推理的方式工作，
通过这些操作他们能够从自然中提炼出一些叫做自然定律和原则的东西，
在此基础上，结合他们的机敏，再提出假说和理论。
很多人想象，普通人的大脑活动和这些操作过程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这些技能是必须通过特殊的训练才能够获得的。
听着这些豪言，你们不禁会想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大脑肯定和他的同类在组成上都不尽相同。
但是如果你不被这些术语所吓倒的话，你们会发现这么想是错误的。
其实你们在一生中的每时每刻都在用这些令人生畏的玩意儿。

在莫里哀的戏剧中有这么著名的一幕，当别人告诉男主人公，
他一生一直与散文为伴出口成章时，男主人公表现出了无限的喜悦。
同样，如果你们发现自己一生时刻都在实践着归纳和推理这些哲学原则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肯定会在心中沾沾自喜。恐怕这屋里没有一个人迄今
从未进行过这一套同样复杂的推理活动，只是在追寻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程度上，
跟从事科学的人有所区别而已。

一件小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假设你到了一个水果店，想买点儿苹果。
你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发现是酸的，你一看，是个又硬又绿的。
你再拿起一个，还是个又硬又绿的，结果也是酸的。
这时店主人给你拿了第三个。尝之前，你会观察一下，发现又是个又硬又绿的，
你马上会说：“我不想要这个，因为它跟前边尝的一模一样，肯定是酸的。”

你会想，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但是如果你花点儿力气来分析跟踪一下大脑中的逻辑，
结果你会大吃一惊的。首先，你进行了一个归纳过程。
你发现，在前两次尝试中，硬度和绿色跟酸度直接相关。
第一回是这样，第二回更证实了这个结论。要说这是少数的个例，那是对的；
但是已经足以从中归纳出这个结论来了。
你会推而广之，认为只要苹果有一定的硬度又是绿色的，就会是酸的。
你就此发现一个普遍规律：所有又硬又绿的苹果都是酸苹果。
这是地地道道的归纳过程。好了，有了这个自然规律，
当别人再给你一个又硬又绿的苹果时，你会说：“所有又硬又绿的苹果都是酸的；
这个苹果又硬又绿，所以这个苹果是酸的。”逻辑学家将这一套推理过程称为三段论，
包括不同的部分和名词——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再通过两三个三段论式的推理，
你会得出最后的结论：“我不要这个苹果。”你看，你首先通过归纳得到一个规律，
在此基础上你进行了推理，针对这种具体的条件得出了一个具体的结论。
假设在你得出这个结论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你跟一个朋友谈起苹果的质量，
你会说：“有意思哎，我发现所有又硬又绿的苹果都是酸的。”你朋友会说：
“你怎么知道的？”你会回答说：“因为我试了很多很多次，结果总是一样。”
如果我们谈的是科学而不是常理的话，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叫做实验验证。
如果还有人反对，你会接着说：“萨默塞特郡和德文郡种植了大量的苹果，
那里的人们都说他们看到同样的现象。在诺曼底和北美洲莫不如此。
一句话，只要人们注意这件事，就会发现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体验。”
到了这一步，如果你的朋友还讲点儿道理的话，他会同意你的结论，
认为你所得出的结论是很正确的。
他相信——尽管也许他没有意识到他有这个信条——验证得越多——试验进行得越频繁，
进行试验的条件越是不同，而结果总是相同——最终的结论就越是可靠，
他就会不再争论这个问题了。看到试验在所有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包括不同的时间、
地点和人群，总是取得同样的结果，他会跟你说，你所说的规律肯定是对的，他相信了。

在科学中，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与哲学家进行着同样的思维，
只是方式更加微妙复杂而已。就跟前面苹果的情况一样，
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让规律经受任何可能的考验，而且有意识地让它经受考验，
保证不漏过任何个别情况。跟日常生活一样，
科学中我们对于某一规律的信心跟实验验证结果的稳定性直接相关。
例如，如果你一松手，你手中的东西马上就会落到地面上。
这就是对于最确定的自然规律——重力规律的一个常见的验证。
从事科学的人们得出这个自然定律的方法和我们在前面得出又硬又绿的苹果
肯定是酸苹果这个没多大意义的结论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之所以它得到这么广泛全面毫不犹豫的接受，是因为全人类的经验验证了它，
我们每个人任何时候都可以验证它。这是所有自然定律所依赖的最坚实的基石。

这样我们就证实了科学中建立定律的方法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我们转到另一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阶段），
那就是通过现象之间的关系来证明某些现象是另一些现象的原因的方法。

首先，我要把一件事讲清楚，然后我会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图。
假设你们中的一位某一天早上起来，来到客厅，发现前一天晚上留在那儿的茶壶和勺子没了，
窗户敞开着，你看到窗台上有泥手印，外面的石子路上还有带钉鞋的脚印。
这一切马上引起你的注意，不到两分钟你会说：“噢，有人打开了窗户，
进了房间，拿着勺子和茶壶溜走啦！”这些话你是脱口而出，你可能还会说：
“我知道就在这儿，我敢肯定！”你以为你说的跟你真的知道的一模一样；
但是实际上，你所说的无论如何只能是一种假说的具体表达而已。
其实你一点儿都不知道，那只是在你脑海中迅速形成的一个假说而已！
而这个假说是建立在一长串的归纳和推理的基础之上的。

这些归纳和推理又包括些什么呢，你又是如何得出这个假说的呢？
首先你看到，窗户是开的。但是经过一系列的归纳和推理，
你很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得出了一个普通的——一个很管用的——定律，
首先，窗户是不会自己开的。这样你就得出结论，肯定有什么人打开了窗户。
同样，你会得出第二个普通的定律，茶壶和勺子不会自己走到窗外去，
现在它们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所以你认为它们被人动过了。
第三，你检查了窗台上的印迹和外边的鞋印，你会说基于以往的经验，
除了人手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形成窗台上的印迹，同样经验告诉你，
除了人以外没有任何动物会穿在石子路上留下那种脚印的带钉鞋。
我也不知道假若再找到一些我们所说的“缺失”环节是否会改变这个结论！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经验定律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是足够有力的。
下一步你会得出结论，既然除人以外的动物从未留下或者除了人的手脚以外无法形成这种印迹，
所以这些可疑的印迹肯定是人所为。通过经验和观察，你还有一个通用的——对不起，
我得说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有的人就是贼。
基于这些前提条件——它们构成了你的假说——你会认为，
在外面和窗户上留下印迹的人打开了窗户，进了屋里，偷走了你的茶壶和勺子。
现在你找到了真正的原因——你认为这个明显的原因能够造成你所看到的一切现象。
用一个盗窃假说你能够解释所有这些现象。但是这只是一个假说性的结论，
对此你没有任何绝对的证据。只是通过一系列的归纳和推理，看起来非常可能如此而已。

假设你是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你满意地得出了这个假说，
我想你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报告警察，让他们去追踪窃贼，追回你的财产。
但是就在你要这么做的时候，有人进来了，了解了你的情况后，说：
“朋友，你的结论未免下得太早了。你怎么知道就是留下脚印的人偷了你的勺子呢？
完全可能是一个猴子拿了勺子，只是有人后来过来瞅了一眼而已。”
你很可能回答说：“对，很可能，但是这跟我们过去茶壶和勺子被盗的经验完全不合。
所以啊，不管怎么说，你的假说成立的可能性比我的小。”当你们这么争论着的时候，
另一个朋友加入了，他是我前面说到的那种非常好的人。他也许会说：
“噢，亲爱的先生，你的结论确实下得太早了。你太唐突了。
你得承认这一切发生时你睡得死死的，那时候你不可能知道所发生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自然的定律没有停止发挥作用呢？很可能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介入进来了。”
实际上，他断定你的假说根本不能说明真实情况，
你根本无法确定你醒着和你睡着的时候自然定律同样起着作用。

好了，现在你一时无法回应他的推理。你会感到你珍贵的朋友使你处于不利位置。
但是你在心中十分清楚你是对的，你跟他说：“我的好朋友，
我只能按照自然界的可能性来判断。借光往边儿上挪点儿，让我过去，我要去找警察。”
假设你很顺利地到了警察局，有幸正好见到了警察，最后窃贼被抓了个人赃俱获，
他的手和靴子都和印迹相吻合。可能任何陪审团都会认为这些事实都是对你的假说的良好印证，
找到了你客厅里异常现象的原因，进而依此作出判决。

在这个假设的案例中，我举了一个很常见的现象让你们明白——
如果你愿意花点儿工夫来仔细分析的话——一个普通的推理过程有哪些步骤。
你们看到，我所描述的所有行为都跟一个正常人想要抢劫成功和惩罚歹徒的心理活动有关系。
整个事件中，你们得出结论的推理过程和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试图发现异常现象的根源和规律的过程是一样的。这个过程是而且永远必须是一样的。
牛顿和拉普拉斯（P.S. Laplace, 1749—1827）
在发现和定义天体的运动原因时所用的推理模式跟你们运用常理来发现窃贼的推理模式分毫不差。
唯一的区别就是研究的性质更加抽象，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以防假说中有任何漏洞或瑕疵。
日常生活中假说中有零星的漏洞或瑕疵不大会影响我们最终结论的总体正确性；
但是，在科学研究中，一个错误不管大小总是至关重要，
招来的后果即使不是致命的，肯定也是令人不快的。

有一个常见的误区，那就是一个假说是不值得相信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假说而已，不要被它所误导。常常有人提醒，
科学结论说到底只是一个假说而已。但是指导我们日常生活中90％事务的除了假说以外，
还有什么呢，是那些无稽之谈吗？在科学中，由于假说的证据会受到最严格的检查，
所以我们可以正确地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进。你可以有一个又一个假说。
如果愿意，一个人可以说月亮是由绿奶酪做成的：这是一个假说。
但是另外一个人借助最强大的望远镜亲自进行观察，借鉴别人的观察成果，
经过潜心研究宣布，按照他的看法，月亮是由跟构成我们地球差不多的材料组成的：
这同样也是一个假说。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这两个假说的分量有天壤之别。
那个基于合理的科学知识的假说肯定有其相应的价值；
那个只是一时性起随机猜测的则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揭示现象背后根源的每一大步都是按照我给大家所讲的方式迈出的。
观察到某些事实和现象以后，一个人自然会问，这种自然情况下的哪一个过程、
哪一个操作会揭开和解释这个神秘的现象？这样你就有了科学假说；
这个假说的价值跟检验和验证它依据的仔细和完整程度成正比。
跟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一样：傻帽儿的猜想就是愚蠢，智者的猜想就是智慧。
毫无例外，结果的价值是建立在研究者对他的假说进行
所有可能的验证时所用的耐心和诚实的基础之上的。

有机界的现状是如何来的，这个问题可以分解成两个问题。
第一个：有机物或生命物质是怎样开始的？
第二个：它是怎么持续的？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有很多话说。
但是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现在能说的话大部分是负面的。

要说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有多少证据，有两种证据。一个是历史的证据，一个是实验的证据。
例如，由于组成地球地壳相当一部分固化的泥沙中含有过去生命的忠实记录，
由于随着我们向下挖掘，它们跟现代生物的差异越来越大了。
我们能够想象，也许我们会发现某一层岩石中含有地球生命起源之初的动物的遗迹。
如果这是真的话，如果这些生命形式能够保存下来的话，
那将是我称之为关于这个星球上生命开始模式的历史性证据。
很多人会告诉你，很多地质学的书中也会这么说，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们确实已经有了这样的记录；在很多人想象中，
我们已经发现的最早生命记录的形式实际上就是这个星球上动物生命开始时的形式。
他们之所以这么想的原因在于：如果你们穿透厚厚的地球地壳，
会看到更古老的岩石中间就不再有那些高等动物如四足动物类、鸟类和鱼类；
在它们之下，你们只能看到些无脊椎动物；在那些最深最底下的岩石中，
化石突然变得越来越少，直到最后，当来到人们认为最古老的岩石中时，
那里的动物化石总是限于四种形式：扇叶迹（Oldhamia），
人们还弄不清楚它是动物还是植物；舌形贝，一种软体动物；三叶虫，一种甲壳类动物，
虽然细节上它跟龙虾或螃蟹有很多不同，但是它们共有着相似的结构框架；
有膜虾，也是一种甲壳动物。到了这个时期，所有的动物群都缩减到这四种形式：
一种不知道是动物还是植物的，和三种确认的动物（两种甲壳类和一种软体动物）。

鉴于这些软体和甲壳动物的结构和复杂程度，
我看要把它们当成所有生命的先祖确实需要很强的想象力。
你们必须铭记在心，我们没一点证据能证明这些所谓的“最古老”的岩石真的是最古老的。
我重复一遍，我们没有一点证据！当你在某些地方看到巨厚的岩石中生命
的遗迹很少或干脆没有，在世界上别的地方同一组的岩石中却充满了生命的记录，
我想你是没法心安理得地认为，或者觉着有理由认为，这些生命就是生命开初的形式。
在这儿我没有时间来讲我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光是这个就需要六七个讲座
来讲清楚——我不得不满足于说，我一点儿都不相信那些就是最古老的生命形式。

下面我来说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实验证据。要想说我们有关于组织和生命起源的实验证据，
研究者应当能够拿一些无机物，如碳酸、氨、水和盐类，经过无机的反应，
组建成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应该在有机状态下能够开始生命活动。
现在还没人能够做到这个，我也怀疑不久的将来会有人能做到。
但是这件事情不像看起来那样绝对不可能，
因为现代的化学研究——我不会说有一条道路通向这个目标，
但是我可以说——已经树起了通向必由之路的导向牌。

你们别忘了有机化学是门年轻的科学，不过一两代人的历史，
所以你们不能指望它有太多成就。不久以前，人们还说人工完全不可能制造任何有机化合物，
即任何有机体内的非矿物化合物。这种状态过去持续了很久，
但是现在离杰出的外国化学家成功地制造出尿素——一种组成动物排泄物
中性质非常复杂的有机物质——已经有些年头了。
最近这几年，这个化合物名单上还增加了丁酸及其他很多化合物。
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化学还远未达到我要求的目标。
我想跟你们说的是，谁要说将来这个目标也不可能实现，那可就保不准了。
很可能是我们这些人无法创造生命起源所需的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恰当地评价这件事，
并且记住科学已经把脚跨上了那架梯子的第一阶。
说实在的，现在谁也不敢预测50年以后她会爬到多高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项研究跟这个问题间接有关，我得说上两句。
你们都知道，有一个现象叫自然发生。早在大约17世纪，
我们的先辈们都想象并且笃信某些动植物在腐烂过程中会滋生出昆虫来。
因此，他们以为，如果你把一片肉放到阳光下任其腐烂，
由于肉中含有的自然发生潜能起作用，很快就会形成虫蛆。
他们甚至能够给你开出用不同的动物和植物来制造某种小动物的详细菜单来。
意大利杰出的博物学家雷迪（Francesco Redi, 1626—1697）
在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的情况下，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另外，同类的人物中还有我们自己的血液循环的伟大发现者哈维（Harvey, 1578—1657）。
虽然你们会发现，哈维总是被人当成自然发生论的反对者。
但是实际上，如果花点儿时间去读读他的著作，你们就会发现，
哈维跟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对自然发生论深信不疑。
但是他碰巧明确地阐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命题——所有生命都是从一个卵开始的。
他所用的词跟我们今天的用法有所不同，他的意思只是所有的生命都是
从一个有机物质的小圆颗粒开始的。很可能由于这种原因，
哈维的理念跟原有的理念有所冲突。接下来是雷迪，
他用很简单的方式推翻了自然发生的理念。他只是用一块很细的纱布把肉蒙起来，
然后把它置于跟原来相同的环境下，结果是没有产生任何虫蛆或昆虫。
这样他就证明了虫蛆来源于那些飞到肉上产卵的昆虫，太阳的热量使得它们的卵得以孵化。
这一研究，至少在当时，完全推翻了自然发生论的理念。

接下来有人发明了显微镜并把它应用到科学研究中去，
这时博物学家们看到除了那些已知的动植物之外，还有大量的微小生物，
它们在腐烂的动植物身上随处可见。假若你拿些常见的胡椒和草秸，浸在水里，
用不了几天，你就会发现水中充满了大量游来游去的小动物。
这种事实使得博物学家再次拥抱自然发生论。带头的就是英国博物学家尼达姆
（J. T Needham, 1713—1781），随后还有法国学识渊博的布丰。
他们说，这些东西绝对孕育在它们所来源的腐烂物质的腐液中。
不管你是用动物还是用植物，只要把它放到水里然后晾着，你很快就会得到很多的小动物。
就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挺好的假说。他们认为，组成动物或者植物的物质看起来是死了，
但是它们实际上有一种隐性的生命；在适宜的情况下，
这些隐性的生命就会以这些小动物的形式展现出来，
它们会跟它们曾经作为其一部分的动植物一样完成自己的生活史。

于是这个问题变成了争论的焦点。意大利博物学家斯巴兰扎尼
（Spallanzani, 1729—1799）跟尼达姆和布丰的观点截然相反，通过实验他证明，
只要把水煮沸然后密封盛水的瓶子就有可能阻断上述的自然发生。
他的反对者说：“噢，但是你怎么知道当你加热时会对上面的空气产生什么后果？
你有可能破坏了这些小动物自然发生所要求的空气特性呀。”

但是，尽管斯巴兰扎尼没能充分展示他的观点，人们仍然认为斯巴兰扎尼是对的，
没有人相信他的对手。后来这个话题又反反复复被人们一再重新提起，
好些人还做了实验，但是总体来说，这些实验并不令人满意。
有人发现，如果你把暴露在空气下能够产生小动物的腐液放到烧瓶里加热至沸腾，
然后封上烧瓶的口，加热到212度，这样就没有空气能接触到它的内含物，
这时就没有那些小动物了；但是如果你用同样的烧瓶而把其中的腐液暴露在空气下，
那些小动物就又有了。而且有人发现，如果你把烧瓶的嘴接上一个红热管，
使得空气在到达腐液之前必须经过这个管，你就看不到那些小动物了。
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如果你拿两个培养瓶，装上同样的腐液，
其中一个完全暴露在空气下，另外一个瓶口塞上一团棉绒使得空气在到达腐液之前先经过过滤，
尽管在第一个瓶中你可能看到很多那些小动物，但是在第二个瓶中你却找不到一个。

你们看到，这些实验都指向一个结论：这些小腐虫是由很小很小的、
不断悬浮于空气中的抱子或卵发育而成的，这些抱子或卵受热后就失去了萌发能力。
但是另外一个观察者的实验似乎跟这个结论相抵触，因而把这位做实验的老兄给弄糊涂了。
他取了一些前面所说的煮开过的腐液，
通过汞浴——实验室用的一种槽——他巧妙地把装有腐液的烧瓶反过来放进汞中，
使得汞的液面超过翻转的烧瓶瓶口的水平。
这样他就有一定数量的腐液被一层汞与外界的空气隔绝开来，无法与之交流了。

然后他准备了一些纯的氧气和氮气，通过烧瓶外面的一个管，穿过汞送给里面的腐液。
这样他就相当于把腐液置于跟外面空气组成一样的纯净空气之下。
当然，他指望着在这些腐液中看不到任何小腐虫。
但是令他极为郁闷和失望的是，每次他都能看到它们。

而且人们发现大多数的腐液按照上述的方式进行实验的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在烧瓶中装上煮过的牛奶，用棉绒塞上的话，你会看到小腐虫。
所以呢，有两个实验让你得出这个结论，另外三个让你得出另一个结论。
这是科学研究中最令人不解的状态。

几年之后，在法国这个问题争成了一锅粥。在卢昂（Rouen）
有一个叫普歇（Pouchet）的教授，是一个很博学的人，
但是肯定不是一个严格的实验者。他发表了他做的一系列试验，其中不乏聪明之作，
试图说明如果你按照适当的方法去做，就会发现自然发生论是真理。
普歇研究这个问题是这个世界的一大幸事，因为它引得法国杰出的化学家巴斯德
（Louis Pasteur, 1821—1895）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巴斯德以最完美的方式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很庆幸，他的文章发表得很及时，
所以我能在这儿给你们讲述他的研究。他确认了前面我所说的所有试验，
在发现了那些如同汞浴和牛奶实验中极为异常的现象后，他潜心研究去发现它们的本质。
在牛奶的实验中，他发现温度是个关键。新鲜牛奶偏碱性，
这稍微有点怪，但就是这么一点点碱性，
似乎能够在212度的沸点温度下起到保护从空气中散落下的生物的作用。
但是如果把煮的温度再增加10度，情况就不一样了。
经过沸点烧煮后，如果与腐液接触的空气是通过红热管，你看不到任何生物存在的迹象。

然后，他着意研究了汞浴实验，发现汞的表面几乎总是漂浮着一些小的尘埃。
他发现即使是汞本身也充满了有机物质，由于长期暴露于空气之下，
汞中积满了大量来自空气的小腐虫。这样一来，他觉着情况很清楚了，
汞并非施旺（Theodor Schwann, 1810—1882）先生所想得那样——
汞充当的不是一个阻挡生物的屏障，实际上它扮演的是一个向腐液提供大量腐虫的仓库。
正是这一点使得施旺先生大惑不解。

巴斯德解释完别人的实验结果还不满足，他继续工作，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他想：“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话，
如果实际上所有这些自然发生的假象是由于空气中悬浮的微小细菌的话，
那么我就不仅应该让大家看到这些细菌，而且应该能够抓住它们，
进行培养，并产生出这些生物来。”
接着他天才般地制成了一套设备使得他能够完成捕捉空气中的细菌的任务。
他在自己房间窗户上接了一个玻璃管，在管子中间放了一个硝棉球——你们都知道，
那就是普通的棉绒经过强酸的浸泡后形成的具有很强爆炸力的物质，会溶于酒精和乙醚。
当然玻璃管的一端对室外的空气开放；
另一端他装了个抽气扇——一个使得外界空气可以流过玻璃管的设备。
他让这套设备运行了24小时，然后取出了其中落满尘埃的硝棉，把它溶解于酒精和乙醚中。
他让这溶液静置几个小时后，结果非常细的尘埃逐渐沉淀到了溶液底部。
他发现这些尘埃在显微镜下含有大量的淀粉颗粒。
大家知道，我们吃的食物和植物的大部分都是由淀粉组成的，
我们一直在各种用途中使用淀粉，所以空气中总是有一定数量的淀粉颗粒。
这些淀粉颗粒就是我们有时在光线中看到的跳来跳去的闪亮颗粒。
除此之外，巴斯德先生还发现了大量的其他有机物质，如菌类的孢子。
它们一直漂浮在空气中，这次被巴斯德先生捕获了。

他接着又想：“如果这些确实就是造成自然发生假象的原因的话，
那么我就应该能够拿一团落满尘埃的硝棉，放入一个烧瓶里，其中装有煮沸过、
跟空气隔绝且现在没有小腐虫的腐液，
假若我是对的话，放入这团硝棉就会有生物出现。”

按照这个办法，他制备了一个装着腐液的烧瓶，这个烧瓶在过去18个月没有一点生命迹象。
通过一个天才设计的设备，他成功地打开这个烧瓶，放进一团硝棉，
而且保证腐液和硝棉无法接触未经红热处理的空气。
24小时之内他满意地看到了那些此前一直被叫做自然发生的现象所具有的所有特征。
他成功地捕获了细菌并按照自己的预想培养出了生物。

接着他想到，也许他的结论的真实性不需要他所设计的设备就能得到证明。
为此他取到了一些正在腐烂的动植物材料，如尿（一种极易分解的物质），
或酵母液，或一些人工准备的材料，装在一个长颈瓶里。然后他煮沸这些腐液，
把瓶颈折成S或者Z形，把瓶盖打开。不管时间多长，
这些腐液中都没有任何自然发生的迹象，因为所有的细菌都沉积到了弯弯曲曲的瓶颈的顶端。
然后他在靠近烧瓶主体的地方锯掉瓶颈，使得正常的空气可以自由出入。
结果是这些腐液一旦被允许滋养那些从空气中接受的细菌足够长时间——大约48小时，
瓶中便出现了生物。就这样，巴斯德先生的实验结果最终证明了
所有的自然发生假象都是由于持续漂浮在空气中的细菌落下来而造成的。

但是，对于这个结论也有人反对：如果原因确如你所说，那么空气中就会有大量的细菌，
它们就会形成持续的迷雾。巴斯德先生回答是，
空气中细菌的数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多，有人过于夸大了这个数字。
他向人们证明动物或植物生命出现在腐液中的机会完全依赖于它们被暴露的情况。
一方面，如果它们被暴露于我们周围的普通空气中，当然这些生物会早一点出现。
另一方面，如果它们被暴露于高处的空气或者很干净的小空间内的空气，
经常会出现不了生命的一丝踪迹。

至此，巴斯德先生得出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结论，
所有这些假象就像被雷迪驳斥过的肉上生蛆一样，都是由于空气中的细菌落到了腐液所致。
在我看来，我认为有了巴斯德先生的实验结果，
我们除了得出他的结论以外别无选择。就此自然发生论遭到了致命一击。

生物的延续、遗传和变化

生物延续的方式有两种：无性的和有性的。
前一种延续是一个生物个体通过一个特殊行为单独完成的，
这种个体有时候无法划归到某一性别中去。
后一种延续通常是一雄一雌两个独立的生物个体的某些部位相互作用的结果。
无性延续的情形远没有有性延续的常见，它在动物中远比在植物中少见。
通过经验你们也许知道，你们可以通过插条的方式来繁殖植物，
例如从天竺葵上剪下一个插条，经过适当的培养，提供光、热和土壤中的营养，
插条就会长成亲代的样子，具有其祖先的性质和特点。

有时候这个通常要由园丁进行的过程会自然发生，
即一个小球根或植物的一部分会自行分离，掉落下来，成长为另外一个个体。
在很多球根植物中会有这种情况，它们抛出次生的球形根，
球形根则在地上扎下根发育成新的植物。这就是无性延续过程，
借此产生球形根的个体的形貌就得以重复和繁衍。

动物中也有同样的过程发生。低等动物中，我们前面谈到的小腐虫会使身体部分脱落，
或者有时纵向、有时横向地裂成很多部分，或者生出芽，这些芽脱落后自己会长成特定的样子。
例如，淡水的水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繁殖的。
特伦布莱（Abraham Trembley, 1710—1784）多年以前证实过，
就跟园丁通过插条的方式繁育某种植物的特性和特征一样，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低等动物进行繁育。特伦布莱先生证明，拿一个水螅，
沿着各个方向把它切成两块、四块或者很多块，
这些小块都会成长起来并且完全复制该动物的原有形貌。
除了这些无性繁殖外，当然还有其他更加离奇的繁育过程以更加隐秘
和神奇的方式在自然界发生着。你们都熟悉一种被称之为蚜虫的小绿昆虫。
这些小动物在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过一种叫内芽的方式来繁殖，
这些芽发育成无性的动物，既非雄性也非雌性。它们会成长为幼小的蚜虫，
这个过程一代一代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它们能够这样繁殖9代、10代，
甚至20或者更多代。如果有适当的温度和营养的话，
没法说它们要过多少代或多长时间才会停下来。

有性繁殖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时候，必须有我们称之为卵和精子的两部分从父母亲身体上分离出来。
在植物中，有花植物是胚珠和花粉；无花植物是胚珠和雄配子。
在所有的动物中，精子来源于雄性，卵子来源于雌性。这种生殖方式的特点是，
卵子或精子它们自身不能发育成亲代的样式；但是如果它们相互接触，
看起来是两个来源的物质的相互融合使得这融合物有了生命力。
这个过程是通过两性的性交，即所谓的受精过程来完成。
雌雄两性这个动作的结果是在胚珠或卵中形成一个新的生命个体。
这个胚珠或卵不久即开始分裂过程，变成各种各样复杂的生物形态，
跟我前面所讲的一样，最终形成了它们父母的样子。
正是通过这些方式生物得以延续。为什么会有两种延续方式——
为什么雌性的这一部分需要雄性部分的激活，我们尚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肯定和想象的是，不管无性繁殖能够持续多久，我们有理由相信，
如果没有两性之间的融合所开启的新生命，无性生殖迟早会走到尽头。

这两种不同的繁殖方式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不管生物的生殖、
延续或变异是通过有性还是无性方式完成的，大体上讲，
其后代总是要维持其亲代的面貌。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你从一个植物上取下一个插条，
悉心呵护，它最终会长成跟它的母体一样的植物。园丁们都知道，
这种倾向非常强烈，因而通过插条来繁殖成为大量繁育植物唯一稳妥的方式。
通过这种插条的方式比通过有性繁殖的方式能更好地保留亲代的特征。

在低等动物——例如前面我所讲到的水螅——的实验中，
最为奇怪的是虽然这些动物被剁成很多碎片，它们的每一小片都会长成祖先的形状。
如果把头摘下，它会长出身体和尾巴；如果尾巴被剁下，
你会发现它会再生出身体的其他部分，而且跟它母体的结构不差毫厘。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有些实验生物学家对低等动物进行了仔细的实验——
包括斯巴兰扎尼（Abbe Spallanzani）针对蜗牛和蝾螈的实验，
发现它们对伤残的容忍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你可以多次把它们的颚、
大部分的头、腿或者尾巴砍掉，甚至把同一部位反复砍掉，
但是剩余的部分还都会复制出亲代的模样：大自然不会搞错，
它们从来不会长出一个新类型的腿、头或者尾巴，而总是回复到原来的类型。

有性繁殖中的情形是一样的：总体上讲，后代总是翻版祖辈的形貌，
这完全是一个人所皆知的经验。常言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在我们人类中，孩子和父母都或多或少有明显的相像之处。
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驯养的动物中，例如狗及其后代，
我们会看到同样的现象。在所有这些传播和延续中，
看起来生物的后代总是有继承亲代性征的倾向。
人们给这种倾向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返祖性（atavism）：
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atavus（祖先），指返回到祖先类型的倾向。

动物中无性繁殖的现象非常少见，因此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但是如果我们考察通过有性过程来繁殖的延续模式，就会发现某种程度上变异是一个普遍现象。
我认为，和亲代有一定的差异的确是有性生殖的必然结果，
由于父母属于两个不同的性别、具有不同的式样和性情，而后代非雌即雄，
不能介于二者之间或没有性别，因而后代无法正好处在父母之间，
要么偏向这边儿要么偏向那边儿。你们看不到一个雄性个体完全和父亲一样，
同样你也看不到一个雌性个体完全继承母亲的性状。
在雄性的个体中总是有一定比例的雌性性状，同样在雌性的个体中总是有一定比例的雄性性状。
如果你们仔细观察自己或邻居家的孩子，就会发现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你们会常常看到儿子带有母亲的某些特征，或者女儿拥有父亲家族的特征。
在面色、容貌或其他五六十个特性上，二者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混杂和过渡类型，
家族某些成员的特征会出现在另外一些成员的身上。有时确实存在某些变异，
而这些变异严格讲并不属于直系亲属。家庭中的孩子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
但是熟悉该家族的老人却能认出像爷爷、奶奶、叔叔或者更远的亲戚的影子。
这样，家族中以前成员的某些特征总是令人意外地重现在其他成员身上。

除了这些常见的现象外，还有一些奇怪的混合现象值得关注。
大家知道，驴和马的或者说公驴和母马的后代叫做骡子，公马和母驴的后代叫做驴骡。
虽然我本人对此没有亲自研究过，但是有人进行过仔细的研究。
奇怪的是，尽管每次参加试验的成员都是一样的，
产生的后代却因为雄性是马还是驴而在形状上大相径庭。
在雄性是驴的情况下，你会发现骡子的头像驴的，耳朵长，尾巴尖儿有一撮毛，
脚小，声音明显是驴鸣。这些是和驴相似的地方。同时，身体和脖子的形状更像母马。
现在再来看看驴骡——公马和母驴的产物，你会发现马占了绝对优势：
驴骡的头更像马的，耳朵短，腿粗，体形完全变了，声音不像驴鸣更像常见的马嘶。
在这儿你看到了最为奇怪的现象：完全相同的试验成员（都是马和驴）
通过不同的性别组合，结果随之发生变化。但是这并非一种普遍情形——
常常会出现某一边占有优势，但具体是哪一边并不固定。

这就是变异背后一个可以理解的、也许是必然的原因：两性共同参与了后代的形成，
每个后代从父母双方获取的性状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不同的组合中，
而且表现在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员之间。

其次，生物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随机变异——尽管这种变异的影响很可能被人为地夸大了——毫无疑问，
这些变异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们常说的外部条件如温度、食物、湿度等造成的。
任何事情背后都有它的原因，每一种变异最终都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外部条件。
我这里所用的“外部条件”一词就是指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外部条件。
可以确定，这些外部条件肯定会起作用。拿一个长单花的植物，通过改变土壤、
营养等等条件，你有可能逐渐地把单花转化成双花，把带刺的茎转化成树枝。
你可以使其果实累累或改变其果实的形状。
在动物中，你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产生类似的效果，
就像人在热带地区待过一段时间后皮肤就很难失去深铜色一样。
你也可以通过训练改变肌肉的发育。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样锻炼效果甚佳。
我们总是能在铁匠身上找到结实的肌肉和发育充分的臂膀。
毫无疑问，训练作为一种外部条件把原本的强迫和指令转化成了习惯，
或者更大程度上讲，转化成了有机体的一部分。
但是变异的这第二个原因无论如何不能算是重要的。
但是第三个我要讲到的原因却是广泛存在的。因为没有更好的名词，
人们叫它“自发变异”（spontaneous variation）。
每当不知道某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时，人们会称之为“自发”。
在这个世界上有序的因果关系链条中，确实没有几件事情可以真正称得上是自发的。
当然物理世界里绝没有这回事儿，在那儿每一件事都依赖于其之前的状态。
但是每当我们无法追踪到现象背后的原因时，我们就说这个现象是自发的。

尽管这种变异很多，但是其背后的确切原因很少有人知道。
我之所以要跟大家讲下面这两三个例子，
是因为这些例子本身很突出而且和我们后边的讨论有关系。
法国著名的博物学家雷阿乌姆尔（Réaumur）多年以前在一篇关于孵小鸡的技艺
的论文——这确实是一篇奇怪的论文——中偶尔提到变异和畸形的问题。
一个人类形态变异的特殊例子引起了他的关注。
那是关于一位名叫格拉提奥·凯雷亚（Gratio Kelleia）的马耳他人的，
他天生每只手上长有六个手指，每只脚上长有六个脚趾。
这是一个自发变异的例子。没人知道为什么他会生来就有那么多手指和脚趾，
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叫它“自发”变异。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我之所以选择这些例子，是因为当时人们对其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记录。
生物界常常会有变异发生，但是发现它的人没有在当时详细记录下细节，
等到最后要进行研究的时候，当时的情形却常常记不起来了。
所以说虽然像这样的“自发”变异很多，但是要弄清其根源却是极其困难的。

在塞斯·莱特生活的马萨诸塞州，土地之间是用栅栏隔开的。
那些非常活跃而强壮的羊会到处游荡，毫不费力地跳过栅栏到邻居的牧场上去。
不可避免，这些活蹦乱跳的羊儿会不断引发相邻牧场主之间的争吵和纠纷。
这样一来，聪明的塞斯·莱特及其后人想，如果能够培育出那种弓着腿的变种羊的话，
羊就不会那么容易地跳过栅栏了，于是他就开始行动起来。
一旦幼羊长到成熟期，他就杀了老公羊，然后用其子代来繁殖。
结果比前面我所提到的人类的试验结果更加明显。汉弗莱斯上校证实，
繁殖得到的后代要么是纯种的安康羊，要么是纯种的正常羊，
从来就没有安康羊和其他种类之间的过渡类型。结果，不出几年，
这位农场主就得到了由这种羊组成的相当大的一个种群，
并且这些羊群遍布马萨诸塞州各地。但不幸的是，我想可能是因为过于常见，
以致没有人肯花力气来保留它们的骨架。虽然汉弗莱斯上校说在投递论文的同时，
他还给皇家学会主席邮递了一副骨架，
但是恐怕这个变种羊的痕迹现在已经完全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这种变种羊在当地盛行后不久，有人引入了美利奴羊（Merino）。
美利奴羊的羊毛价值高，性情温顺，不太会跨越栅栏，
安康羊由于其羊毛质量逊于美利奴羊因而渐渐绝迹了。

在我们人类中间这一点人人皆知。性状的特征越是简单，越容易重现。
我知道有位先生的夫人有一个耳轮稍微有些扁平。这一点常人可能不怎么会注意，
但是她的每一个孩子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这种特征。再看看其他极端的例子，
最严重的疾病如痛风、淋巴结核、痨病等很可能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安康羊的弓形腿一样，
确定而顽固地在人类身上延续着。

影响生物延续的生存条件

人们难以想象，甚至无法想象，但是事实如此。这确实印证了马尔萨斯（Malthus）的理论。
虽然他因为这个从未被推翻、以后也不会被推翻的结论在当时备受质疑辱骂，
但是他清楚地指出，由于生物的数量呈几何指数增长，
而生活资源却无法按照这个指数增长，终究会有一天由于生物的总量超出营养供给的能力，
致使生物的进一步增长会受到某种限制。

正是生理上的特点使得灰狗（Greyhound）能靠视觉追逐猎物，
小猎兔犬（Beagle）能靠味觉来追踪猎物，小猎犬有了捕猎老鼠的本领，寻物犬有了寻物的习惯。
这些习惯和本能都是生理差异和特点造成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这些差异和特点都是从同一个血统发展而来的。但是一个极为独特的情况却是，
尽管在整个生理过程中几乎都没有遇到任何限制，但是到最后你却遇到了一个限制，
它出现于生殖过程中。自然的种有一个最独特的情况——至少有一些种是这样的，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一个种是这样的就足够了，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情况非常多——
虽然自然的种看起来和一些种族或品种差不多，但是它们在生殖过程中有明显的特点。
如果用同一种族的雌雄个体交配的话，当然你得到的是类似的后代；
用这些后代来繁殖，你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再用它们来繁殖你得到的还是同样的后代。
这个过程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但是一旦你用两个种的成员来繁殖的话，
不管它们有多么相似，除了我下面要说的例外情况以外，你会遇到某种限制。
如果你让它们交配，尽管你会得到第一代杂合体，
但是如果你再让这些所谓的杂种进行一雄一雌的交配，
结果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后代。这么做不会有任何结果。

在有些情况下，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尽管雄性的杂种具有该动物正常的外貌和特征，
但是生理上却有问题，缺乏生殖所需的结构和器官。据说在雄性的骡子
（即公驴和母马的杂合体）的身上情况就是如此。
因此尽管对马和驴进行杂交相当容易，据我所知，人们一直在这么做，
但是如果你想把一公一母两头骡子拿来交配的话，你不会得到任何结果。
生育是不会发生的。这就是所谓的两个不同种的杂种不育性。

你们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但是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常见的目的论的解释是，这是为了使得血统的纯洁性不被种间的杂交所破坏，
但是你们看到实际上二者毫不相关。杂种之间不能繁育的事实和建立这么一个理论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隔马和驴或驴和马的繁育。
这样一来，这种解释就会跟其他很多纯粹建立于各种假设之上的解释一样不成立。

即使暂时假定这种说法是对的，即家养种族一旦放归荒野便会回到常见状态，
我看这些除了证明相同的环境产生相同的结果以外什么也证明不了。
当你把家养动物送回到我们所说的自然环境中的时候，
你所做的好像是在进行跟把一个动物从野生状态驯化到家养状态的过程正好完全相反的一个过程。
如果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把动物从野生状态驯化过来，
我想一旦去掉那些产生家养类型变异的条件后，
它们就马上会回到原始状态当然就一点儿都不足为奇了。
但是达尔文先生非常强调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与培育家鸽有关。
那就是不管鸽子品种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它们之间的巨大区别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
——只要在这些变异中你看到蓝色的鸽子，它的翅膀上肯定有黑道儿，
这个特征属于原始的野生岩鸽血统。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情况。但是我却看不出它能有力地说明什么。
事实上，支持动物回归原始类型的论点对于那些爱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们
来说很可能是难以招架的。例如，达尔文先生曾经着重强调过，
如果你观察这一匹暗褐色的马——我最近去了西苏格兰高地（West Highlands）的岛屿，
那里有很多暗褐色的马，因而有机会验证这幅图画的内容——在马背上有一条长的黑道儿，
在马肩和马腿上有条纹对它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不久前，在比特郡（Bute）的罗斯西（Rothesay）附近，
我坐在一个面包师的车上亲眼看到了一匹小马跟这种描述一模一样：
背上有一条黑道儿，肩和腿上有条纹，就跟驴子、斑驴和斑马似的。
如果现在把返祖理论应用到这种情况中，
难道不能说这种动物所展示的性状和状态正是处于马、驴、斑驴和斑马之间的过渡类型，
而这四种动物都是从它演变而来的吗？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人类。
每一个解剖学家都会告诉你，解剖人体时遇到所谓的肌肉变异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如果你对两个人体进行仔细的解剖，
很可能发现肌肉的连接方式和附着点在二者并不完全相同，
不同个体肌肉的连接方式有很多独有的特点。奇特的是，
有时解剖人体时你会发现人体的肌肉排列确实和猿的对应部位非常相像。
那么这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说，这就跟鸽子翅膀上的黑道儿一样，
它标志着动物重新返回到了它所来源的原始类型呢？说实在的，
我希望改造和变异的反对者最好别再提返祖论了，不然的话，结果也许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跟所有人一样，我相信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类的起源多于一对。
我必须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或者站得住脚的证据去相信有好几个人种。
但是你们知道，就跟动物有好多变种一样，人也有很多变种。
我这里所说的，不仅指那些一眼就能看出的显著变化。
当然人人都知道黑人白人的区别，也能区分中国人和英国人。
他们都有着特征性的肤色和长相特征。但是你们肯定还记得，这些种族的特征远不止于此，
它们一直延伸到骨骼结构和我们最为重要的器官——大脑的特征上去。
因此不同的种族甚至同一种族中的个别人会比其他人的脑容量大出三分之一、
一半甚至百分之七十。如果考察全体人类的脑容量，
你有时会发现这种差异竟能达到百分之百。除了脑容量的变化外，头颅的特征也会变化。
如果我在黑板上画出一个蒙古人和一个黑人的头，在后者中，宽是长的十分之七，
在前者中，宽是长的十分之九。因此充分的证据显示在自然状态下人和人之间就有差异。
如果你去看其他动物，情况是一样的。例如，广泛分布于欧洲、
部分亚洲和美洲大陆的狐狸变化就非常大。大狐狸在北方，小狐狸在南方。
仅在德国，护林人就估计有八种不同的狐狸。

人们认为只有一种老虎。它们从孟加拉最热的地区一直延伸到干冷荒凉的西伯利亚大草原，
跨度达到50个纬度。它们甚至会捕食驯鹿。尽管这些老虎具有非常不同的特征，
但是它们仍然保持着老虎的总体特征，所以毫无疑问它们就是老虎。
西伯利亚虎的皮毛厚，鬃毛很小，背上有纵向的条纹，
但是爪哇虎和苏门答腊虎在很多方面和北亚的老虎不同。
同样，狮子之间也有所不同，鸟类之间也是如此。如果你进一步去考察低等动物，
你会发现鱼类之间也有所不同。同一个地区的不同河流中你会发现有着不同的鳟鱼，
这一点，在这些河流打鱼的人们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蚂蟥中同样有着差异。
蚂蟥的收集者很容易就能指出旁人很可能忽略的差异和特点来。
淡水贻贝也是这样。实际上，任何你们能够想起的动物莫不如此。

在植物界有着同样的变异。以常见的荆棘为例。植物学家为它吵成一锅粥：
有人认为荆棘中有很多种，有人认为它们只是一个种中的不同变种而已，
直到今天他们还没解决哪个是自然种哪个是变种。

当一个变种产生后，生存条件（conditions of existence）
所起到的影响跟人工选择的一模一样。我所说的生存条件分成两部分：
一是物理的无机世界提供的条件，二是有机界提供的生存条件。
首先是气候，包括某些特定地区的温度和湿度。其次是生境（station），
包括一定气候条件下，动物或植物生长生活的特定地点。例如，鱼的生境是在水里，
淡水鱼的生境是在淡水里，海水鱼的生境是在大海里，海洋动物的生境可深可浅。
同样，陆地动物的生境差异表现为不同的土壤和邻居。它们有的最适应于钙质土壤，
有的最适应于沙质土壤。第三个生存条件是食物，这个食物是广义的，
就是生物生存所需的物质供应。对于植物来说，就是包括碳酸、水、
氨以及盐类等无机物质；对于动物来说，包括我们前面看到的它们所需的无机和有机物质。
这些条件全部——至少前两条——是我们所谓的无机或物理生存条件。
食物跨在二者之间，然后是有机生存条件，后者依赖于其他生物的生存状态、
周围生物的数量和种类。这些生物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作为反对者的生物和作为帮助者的生物。作为反对者的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间接的反对者，我们称之为对手；一类是直接的反对者，
这些生物努力去杀死别的生物，我们称之为天敌。当然我所说的对手，
在植物中是指那些需要同样的土壤和生境的植物，在动物中是指那些需要同样的生境、
食物或气候的动物。这些都是间接反对者。
当然直接的反对者就是那些捕食动物或植物的生物。帮助者也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的。
例如，对于一个肉食性动物，某种草本植物可以通过繁殖自身成为它的帮助者——
使食肉动物所捕食的食草猎物得到更多的食物，进而使食肉动物获得更多的营养。
直接帮助者最好的例子是寄生的动物，例如绦虫。绦虫生活在人的肠道中，
因此其他条件相同时，人越少，绦虫就越少。
虽然把我们自己当成绦虫的帮助者想起来让人觉着有些难以接受，但是事实如此：
我们都明白，如果世界上没了人，那就没了绦虫。

因此我在这里假设地球上所有适宜生物生存的地方，
大约五千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陆地都有着同样的气候，由同样的岩石或土壤组成，
所以到处的生境都是一样的。这样我们就免除了不同气候和生境的特定影响。
然后我们想象世界上只有一种生物，那是一种植物。这么开始是公平的。
它所需要的食物就是碳酸、水、氨和土壤里的盐类物质，假定这些条件到处都是一样的。
我们只有一种植物，没有反对者，没有帮助者，也没有对手：
这就是“公平比赛，不偏不倚”。现在想象一下，这个植物每年会产生50粒种子。
对于一个植物来说，这个数量是适度的。通过风和流水的作用，
这些种子慢慢地均匀地散布到整个陆地的表面上。现在我要你们跟踪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你们会看到我的陈述比数学家陈述他们的命题的正确程度一点儿都不差。
如果所说的条件符合自然界的实际情况，并且推导命题的过程并不违反任何已知的自然规律，
那么你就可以肯定你的命题和数学家解决他们的问题的过程一样稳妥。
在科学中，去除一个主体所处的复杂环境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理。那么我们的结果又如何呢？
假设每一棵植物都需要1平方英尺的土地来生存。
结果是，9年内这种植物会占据地球上任何一寸可以生长的土地！

这件事让人们难以想象，甚至无法想象，但是事实如此。
这确实印证了马尔萨斯（Malthus）的理论。马尔萨斯先生是一个牧师，
多年前仔细而忠实地研究过这个问题。虽然他因为这个从未被推翻、
以后也不会被推翻的结论在当时备受质疑辱骂，但是他清楚地指出，
由于生物的数量呈几何指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却无法按照这个指数增长，
终究会有一天由于生物的总量超出营养供给的能力，致使生物的进一步增长会受到某种限制。
我们已经看到，到了第九年底，每一棵植物便无法得到自己需要的1平方英尺空间，
到第二年它还得和它自己的50个后代去争夺这有限的空间。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每一棵植物都要成长开花结果，
占据1平方英尺土地，产生50粒种子。但是请注意，这么多种子中只有一个能够长成，
长不成的几率是49∶1。这50粒种子中哪一个能够长大开花或
哪一个会死掉腐烂完全靠偶然因素。这就是达尔文先生要大家注意的所谓的生存竞争
（struggle for existence）。我之所以选择植物的例子，
是因为在有些人的想象中，生存竞争这个名词好像隐含着打仗似的。

通过这个植物的例子，我向你们说明这是增长率的必然结果，必然会有那么一天，
每一个种的成员死掉的数量和出生的数量正好相当。这是一个指数增长无法回避的最终结果。
那么，这一切会带来什么呢？上面说过，每一个个体会面临49个个体的竞争，
于是任何一粒种子的一小点长处就可以使它超越其他同类而占据优势。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有什么可以使某一粒种子早于其他种子六个小时萌发，
就足以让其他种子窒息死亡。前面我已经向大家说明，植物没有一个特征是不会变化的。
很有可能我们想象中的某一个植物在它种子珠被的厚度上有所变化。
其中一个植物种子的珠被可能会较薄，从而使得它比别的种子萌发得稍快一点儿，
这粒种子就会不可避免地灭掉49倍于自己的竞争对手。

虽然在这儿我只是这么一说，但是你们会看到这个过程的实际效果和人为地
给一个种子增加营养同时毁掉其他种子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不管它是怎么发生的，只要允许变异发生就行。
植物中的变异一旦出现就有遗传和进行复制的倾向。这些种子会以同样的方式传播，
加入到与它们周围四千九百或四万九千同类的竞争中去。
逐渐地这种有一点点变化和改良的变种必然根除或顶替其他类型，
从而遍布全球所有可生存的生境。这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

如果我跟你们所讲的，就在同种不同成员之间对抗的简单例子中，
上述结论是成立的，那么想一想在真实的自然界中选择条件的作用又如何。
那里每一种动物或植物会和50或500种生物在某种程度上同处于相同的气候、食物和生境中；
每一种植物有很多动物来吃它，这些都是它的直接反对者；这些动物又被别的动物所捕食；
每一种植物在鸟类中有间接帮助者来传播种子，有动物给它施肥。
把这些因素统统考虑进来，自然种的变异不可能不比前一代在这方面
或那方面上有一点点优势或劣势。如果是一点点优势，
那它就会在冲突和竞争中占据上风排除其他同类；
如果是一点点劣势，它就会处在下风最终被清除掉。

除了“生存竞争”以外，我想不起更恰当的词来表示这一切，
因为这个词在人的脑海中生动鲜明地表达了与之有关的情形。
当竞争激化的时候，就难免有人被别人践踏、征服和掌握，
有些人往往是依靠偶尔的一小点机会帮助渡过难关的。
我记得读过一本关于在拿破仑领导下法国军队从莫斯科大撤退的书。
这些疲惫不堪、灰心丧气的军队最后来到一条大河边，
但是河上只有一座桥——贝雷斯纳桥（Beresina）可以通过。
由于这些军队缺乏组织、士气低落，所以竞争非常惨烈——人人自危，溃不成军，自相践踏。
记述者侥幸能够跨过大桥，以至没像成千上万的士兵被留在河的对岸或被驱赶到河里。
他把自己的成功逃脱归咎于一件事：他看到有一个身着斗篷、
身材高大的法国胸甲骑兵正在穿越人群，他当时还有点儿脑子，
抓住这个大家伙的斗篷死死不放。他写道：“不管他一次又一次咒骂我、踢打我，
我就是拽住他的斗篷。最后等到他发现没法摆脱我的时候，他开始恳求我放开他，
不然的话我除了自己跑不了，还要让他也走不了。
我死死拽住他直到他拖着我挤过人群才撒手。”
这个例子就是选择性救助——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叫的话——它的成功就靠那个胸甲骑兵的力量。
自然界也一样，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的贝雷斯纳桥，它都得去和别的种竞争，拼着命渡过难关。
当在竞争中旗鼓相当的时候，有可能很小一点机会，
如颜色或最微小的变化就会使命运的天平发生倾斜。

假设通过变异，黑人种族在某一时刻产出一个白人——你们知道有人说，
黑人相信这是事实，想象该隐（Cain）是第一个白人，
我们都是他的后代——假设这一切都发生过，第一个人就居住在非洲的西海岸。
虽然白人和黑人之间没有大的结构上的区别，但是两者在组成上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非洲的疟疾在不伤害黑人的同时却能使白人致死。你们看得出，这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如果白人是这么产生的话，他就会被选择出来通过疟疾的方式除掉。
实际上在猪身上有一个奇怪的选择性的例子，与猪的肤色有关。
在佛罗里达的丛林里有很多猪，奇怪的是它们个个都是黑色的。
怀曼（Wyman）教授多年前曾到过那里，看到所有的猪都是黑色的，
他就问当地人怎么没有白色的猪呢，有人回答道，
佛罗里达的丛林里有一种叫做红根（Paint Root，血皮草科）的植物。
白猪吃了它的根，蹄子就会裂开最后死掉，但是黑猪吃了却一点事都没有。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自然选择的例子。即使能干的育种者再小心翼翼，
也不会像红根那样培育出一个黑猪种，同时淘汰掉所有的白猪。

为了让大家明白我所说的自然选择机制有多么间接隐讳，
我想用达尔文先生所讲的一个例子来结束本次讲座，当然这个例子极为奇特，有关野蜂。
人们注意到，村镇附近的野蜂比野地里的多得多。有一种解释是，野蜂会筑巢，
在巢中它们贮存着蜂蜜、幼虫和卵。田鼠非常喜欢偷吃蜂蜜和幼虫，
所以每当野地里有很多田鼠，那里野蜂就多不了。
但是在村镇周围四处游荡的猫会消灭很多田鼠，自然而然猫吃的田鼠越多，
吃野蜂幼虫的田鼠就越少。这样一来，猫就成了蜂的间接帮助者了。
回过头来我们还可以说，老年女士也是野蜂的间接朋友，田鼠的间接敌人，
因为她们养了那些吃田鼠的猫！也许这能说明这些主体尊贵的表面背后的关系。

论《物种起源》中的观点与有机界现象原因完整理论之间的关系

各位必须明白，那不是一本想象中让人读起来心旷神怡的书。
第一次读的时候，你感觉像是读小说，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
第二次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知道得更少了。
第三次读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你对它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实在懂得太少了。
我可以肯定地跟大家说，每一次我拿起它，都能发现以前遗漏掉的新观点、
新见解或者新建议。这是一本全面深邃的著作所具有的最佳特征。
我相信《物种起源》的这个特点说明了为什么这么多人
会不顾那些纯粹是浪费纸张的评判和批判而去研读它的。

我已经说过，关于有机界现象背后原因的探究可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一是生命或有机体的起源问题，二是生命起源以后的改变和维持问题。
第一个问题达尔文先生就没沾边儿，他根本就没理这回事儿。
但是他说道：“在假设有了有机体、它的创造过程已经完成的前提下，
我的目标是说明什么规律、有机体的什么特性和环境造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有机界现状。”
你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命题。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设定他研究的范围。
最为奇怪的是，在对《物种起源》众多常常是无知的攻击中，
这个研究范围界定问题居然备受攻击。人们在无法对该著作进行攻击时，就会说：
“你们看，说到底，达尔文先生关于物种起源的解释并不太好，
因为最终他还是承认了他不知道有机体是怎么来的。
但是如果你接受第一个有机体是特殊创造出来的，
你当然可以接受其他所有的有机体都是同样创造出来的。
五百或五千次不同的创造跟一次创造同样容易理解和接受。”
对于这些挑剔的回应有两点。首先，所有人类的研究都是有个限度的。
我们所有的知识和研究都不会超出我们自身能力的限制，
也不会完全消灭与纷繁芜杂的现象形影相随的未知数。
其次，我斗胆说一句，人类活着的目的和最高目标不是去创造那么一个能够消灭所有未知的怪物，
而是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点点儿地扩大我们活动的范围。

我在想，是否可有历史学家曾经遇到这种反对，说没事儿去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是荒谬的，
因为我们没法确切知道罗马城的起源及其第一座建筑的任何信息！
牛顿或开普勒这些伟大哲学家的伟大发现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跟他们说：“虽然你们能够说出行星是怎么运转的、
它们怎样维持在轨道上，但是你们却无法说出太阳、月球和星星起源的原因。
那你们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公不公平？但是《物种起源》
所遇到的反对和诘难的荒谬程度丝毫不比这些差。
达尔文先生完全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划定自己的探究范围。
现在我们唯一的问题和有限的探究就是确认他的探究方法是否合理，
他是否遵守还是打破了所有的研究都必须遵守的规范。
正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基本上都限于这个问题，
我才在前面的讲座中不厌其烦地跟大家讲科学探究总的方法和性质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最好把时间花在别的话题上）。
现在我们可以把我前面所提出的原则派上用场了。

我用事实而不是空话向大家说明，不管我们要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小问题，
还是哲学家所要面对的抽象复杂的大问题，每当有一大堆复杂的现象需要探究时，
我们解开复杂现象链条、寻求其背后原因的过程和步骤总是一样的。
任何情况下，我们总是必须提出假设，在我们面前摆上几个多少可能的有关其原因的猜想，
然后通过下面三种实验，一方面努力地去证明我们的假设，
另一方面努力地推翻和排除我们的假设。
首先，我们得准备去证明假设中的原因在自然界是存在的，
它们是逻辑学家所谓的真正原因（vera causae）；
其次，我们得准备去证明假设的原因能够产生我们想要解释的现象；
最后，我们应该能够证明没有别的已知原因能够产生这些现象。
如果能够成功地满足这三个条件，那就成功地证明了我们的假说，
或者说已经在最大的可信度上证明了我们的假说，因为说到底，
没有一个我们坚信的信条会不被推翻或者随着知识的积累无须修正。
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些条件，我们才相信前面案例中有关茶壶和勺子失踪的假设。
我们认为我们的假设是站得住脚的并且合理的，因为假设的原因在自然界存在，
因为假设的原因能够解释那些现象，也因为没有别的已知原因能够解释那些现象。
任何你提出的假说在科学中能处于类似的状态，就会被认为是站得住脚和合理的，
从而为人们所接受。

那么，达尔文先生的假说是什么呢？我所领会的——
因为我把它转化成了常人更易理解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完全照搬它著作的原文——
就是有机界所有过去和现在的现象都是由于有机体中的返祖性和变异性
与生存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假定有了有机体的存在、
它具有遗传其特征的倾向、还具有偶尔变化的倾向，最后还伴之有机体周围的生存条件，
所有这些即共同构成了有机界过去和现在状况背后的原因。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要大家注意我们的分类系统中所体现的事实，
这个分类系统是对动物界不同成员进行观察和相互对比的结果。
我提到，整个动物界可以分成五个亚界，每一个亚界又可以分成门，
每一个门又可以分成纲，纲又可以进一步分成更小的分类单位目、科、属和种。

在每一个类群中，随着类群变小，类群成员之间在结构上的相似度不断增加。
这样，一个人和一条蠕虫同属动物界的成员，是因为它们拥有虽然很少但却是非常根本的相似性。
一个人和一条鱼是属脊椎动物亚界，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似度比它们与蠕虫、
蜗牛或其他亚界成员之间的相似度更大。同理，人和马被一同放在哺乳动物纲中；
人和猿同属于灵长目。如果有什么动物更接近于人而不接近于猿，
但是与人之间却有着重要而稳定的组织上的区别，
我们就应该把它当成同科或同属中的不同种。

能够把所有的动物类型放进这种独特的、具有上下隶属关系的类群中去，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但是达尔文先生说，
如果他所陈述的原则是正确的话，这个结果就是理所应当的。
那些通过返祖倾向、变异倾向以及限制和改造这些倾向的生存条件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种族，
例如以我带来的那些鸽子为例，已经表明它们能够被归类放进五个主要类群之一，
在这些类群中还有次一级的类群存在。就如同科下面有属，目下有科，纲下有目一样，
这些类群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这些类群都和野生的岩鸽有着相同的结构上的关系，
就像任何自然类群中的成员和它的现实或想象的模式类型之间的关系一样。
我们知道，所有各种类型的鸽子变种都是由一个共同的血统——岩鸽通过选择性繁育而来的。
由此可见，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是由一个共同的血统而来的话，
那么它们结构上的关系以及我们用来表达这种关系的分类系统就会跟我们所发现的一模一样。
换句话说，到此为止，达尔文假设的原因能够产生和真正的原因类似的效果。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组明显的事实，即所谓的残余器官的存在。
这些器官按照动物经济学来说，我们找不到它的明显用途，但是它们还依然存在。

例如你们在这儿看到的马腿上的掌骨，它对应于人类手的指骨和脚中的趾骨。
在马的身上它们属于残余器官，马既不长指骨也不长趾骨，所以马的前脚中只有一个“手指”，
后脚中只有一个“脚趾”。但是奇怪的是，与马亲缘关系较近的动物的趾骨数目都比马的多，
例如犀牛就有更多发育良好的趾骨，但是解剖学证据清楚地表明它确实跟马的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些在跟马有密切的解剖学关系的动物身上充分发育的器官，
在马身上却成为残余的器官。

还有，羊和牛没有门齿，只是在上颚有一个硬的垫。这是反刍动物中常见的一个共同特征。
但是在小牛的上颚有一些从未发育的牙齿的残余，它们从来就没起到牙齿的作用。
如果你追溯历史，就会发现从前已经灭绝的反刍动物的同类在上颚有着发育充分的门齿，
现代的猪（在结构上与反刍动物密切相关）在上颚也有发育完善的门齿。
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在一个动物身上充分发育且十分有用的器官，
在另一个亲缘关系密切的动物身上却变成没有任何用途的残余器官。
还有，须鲸在嘴中有角质的鲸须板，没有牙齿；
但是幼小的胎鲸在出生之前颚上却长有牙齿，但是这些牙齿从来都没有用过，
也从来没有长成过。但是鲸所属类群的其他成员却上下颚都长有发育充分的牙齿。

我认为，按照创造论的说法，这类事实完全是没法解释的，
但是有了达尔文先生的假说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长须的鲸和长牙的鲸都是从曾经长牙的鲸那里发源的，
胎鲸那胎生牙齿只是已经消失的器官残留，也许可谓之痕迹。
在马和犀牛的例子中，假设二者都是从同一个曾经长有正常数目脚趾的祖先经过变化而来，
那么马身上还有不再起支撑作用的残余脚趾骨这个现象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在英格兰语言和希腊语言中，单词的组成中有相同的词根或元素。
只要我们认为英语和希腊语是独立发明的语言，那么这些事实就会变得无法理解。
但是一旦知道这两个语言都是从一个共同的源头——梵语——来的，
我们就能够解释这些相似性了。
同样，外观上形式各异的各种动物在组成上有着完全相同的结构元件——
如果我可以这样叫的话，也是支持这些动物都来源于同一祖先的一个明证。

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种证明。前面提到整个系列的层状岩石的巨大厚度高达六七万英尺，
虽然它们代表的很可能只是过去时间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们却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唯一记录。
在一系列岩层中你会看到动物一群接一群地不断兴起又消亡，
你从一套地层走到另一套地层就跟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似的。
你会发现这种持续的类型演替——它们的踪迹只有搞科学的人才能够识别。
当你看到这些奇妙的历史，追寻其背后的意义的时候，
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一切都是神创造的”，那就是用敷衍了事的话搪塞你呢！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把这些各式各样的生物看成是由一个原始类型经过逐渐变异的结果，
那么这些事实就变得有意义了，那些过去的存在必然是现在的先驱。
按照这种观点，古生物学的事实就有了意义，而按照任何其他的假说，
我都无法从这些事实中看出丝毫的知识和意义来。
与此相关的还有保存在地层中的不断演替的动物群和植物群独特的相似性：
除非你有理由相信二者之间有漫长的时间间隔或巨大的条件变化，
否则你在两个紧紧相邻的动物群或者植物群之间不会发现任何巨大的差异。
例如在世界各地最新形成的第三纪岩石中，
动物都毫无例外地和现在生活在当地的动物密切相关。例如在欧洲、亚洲和非洲，
现存动物有犀牛、河马、大象、狮子、老虎、牛、马等等；
如果你考察一下最新的第三纪的沉积物，其中会有很多现在就生存在当地的动植物，
虽然从中你不会发现巨大的食蚁兽和袋鼠，但是你会发现与犀牛、大象、狮子、
老虎等动物亲缘关系接近的不同种。如果你转到南美洲，那里现在生活着大型的树獭、
犰狳之类的大型动物，那么在最新的第三纪沉积物中又能找到些什么呢？
从中你会发现大型像树懒的大懒兽（Megatherium）、大型的犰狳、
雕齿兽（Glyptodon）等等。如果转到澳洲，情况也是一样的，
历史中最近的生物也许在属种上和现代的有所不同，但大的类群和现代生物是相同的。

当我们考察不育性时，我们发现它是最为善变的，我们还不知道决定不育性的因素是什么。
有些动物在被捕获的状态下是不育的，是不是仅仅由于它们被关起来丧失了自由造成的，
我们尚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它们肯定不生育。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情啊，
动物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竟然被简单的囚禁给剥夺了！

以拉马克的假说为例。拉马克是一个伟大的博物学家，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并对有机界某些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提出了看法。
他说过，由于意愿和随后相应的行动，动物本身多少会有所改变是一个经验事实。
因而一个人如果像铁匠那样锻炼，他的臂膀肌肉就会健壮发达，
这种身体上的改变是特定行为和锻炼的结果。
拉马克认为，通过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上的一个简单假设，他就能够解释动物不同物种的起源：
例如靠捕鱼为生的短腿鸟，为了能够抓到鱼而不弄湿身体，
经过几代个体不断拉伸的结果，就会变成长腿。如果拉马克能够通过实验证明，
哪怕动物的种族是可以这样形成的话，那么他的假说就有成立的基础。
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的假说被人们丢弃和遗忘了，这是它应得的命运。
在前面的讲座中，我说过有太多各种各样的假说。
当有人跟你说达尔文先生证据充分的假说只不过是对拉马克的假说稍加改动而已，
你就会知道这些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能力有多少了。

各位必须明白，那不是一本想象中让人读起来心旷神怡的书。
第一次读的时候，你感觉像是读小说，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
第二次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知道得更少了。
第三次读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自己对它那博大精深的内容实在懂得太少了。
我可以肯定地跟大家说，每一次我拿起它，都能发现以前遗漏的新观点、新见解或者新建议。
这是一本全面深邃的著作所具有的最佳特征。
我相信《物种起源》的这个特点说明了为什么这么多人
会不顾那些纯粹是浪费纸张的评判和批判而去研读它。

结束这些讲座之前，我必须再谈一点。虽然达尔文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根本就没有提到人类，
这个话题跟我的关系比跟他的关系更大，但是我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强烈表示，
如果达尔文先生的观点是合理的话，它就应该像适用于低等动物一样适用于人类，
因为事实表明人和猿之间结构上的区别并不比猿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更大。
毋庸置疑，那些关于从原始马到马或从一种猿到另一种猿的变异的论点，
同样适用于从更简单更低等的血统到人的改良。从功能、结构、道德、智力直到本能，
没有一样是没法改良提高的。没有一样能力不是依赖于结构的，
因为结构会变化，所以这些能力也就能够相应得到改良。

拿几块手表来放在桌上。这些手表出自同一个制造者，尽可能完全相似。
每一块手表的功能，也就是它们的走速，是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完成的，
你在它们之间不会看到任何区别。但是我现在拿一把镊子，如果我的手够稳当的话，
我只轻轻地挤压一下平衡轮的轴承，或者把其中一个摆轮上的齿轻轻地弯个角度，
当然你们知道这么一弄手表马上就会停摆。
但是这里结构上的变化和功能上的后果是什么样的比例关系呢？
难道明摆着的不正是，尽管结构变化微不足道，
但是它却在这两个仪器的功能上产生了迥然相异的区别？

现在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是什么构成了人、又成就了人？
是人的语言能力，是它使得人可以记录下自身的经验，使得一代比另一代更加聪慧，
与宇宙确定的秩序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正是这种言语和记录经验的能力，使人能够在蒙昧中通过前因后果来理解美妙宇宙的运转，
使人成为人。除了它，还有什么能够把人和整个荒蛮的世界区分开？
我认为这一功能上的差异是巨大的、深奥的，其影响也是无限的。
同时我也认为这可能依赖于我们现有探测手段绝对无法测定到的结构上的差异。
我们所说的言语是什么呢？我现在正在说话，
但是如果你对现在正在控制我嗓门肌肉的两根神经的力度比进行最轻微的变动，
我马上就会变成哑巴。只有在声带是平行时，才能发出声音；
只有在某些肌肉完全对等地拉紧时，声带才会平行；
而肌肉的对等拉紧又和我所说的两根神经的行为上的对等性有关联。
因此这两根神经之一在结构上、神经发源部位上、
这些部位的血流供应或者神经所分布的肌肉上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可能使我们变哑。
被剥夺了与会说话的人们进行交流的权利的聋哑一族确实就离野蛮不远了。
虽然博物学家在他们身上发现不了一丝特殊的结构差异，
但他们和我们在道德及智力上的差别实际上是无法估量的。

论博物科学的教育价值

对于一个没有学习过博物学的人来说，在乡村或海边散步犹如漫步在一个充满了奇妙作品的画廊中，
十有八九都会将头转向挂满作品的墙壁。
教给他一些博物学的知识就等于递给他们一份值得关注的作品目录。
确实，生活中少有纯真的快乐，所以我们不该轻视种种快乐的源泉。
我们应该害怕陷入无知的地狱中去，
在那里的人们活着时“该高兴时却流泪”——伟大的佛罗伦萨人如是说。

请大家注意，下面我要讲的主题是：“生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从最广泛的意义讲，生理学与生物学是等同的，都是关于生命个体的科学。
我们必须依次考虑下面几点内容：

1．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地位和范畴。
2．作为智力训练的一种方式，它有何价值。
3．作为实用知识，它有何价值。
4．把生理学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门课程的最佳时机是在什么时候。

当然，对于上述第一条，我们的结论必须取决于所关注的是生物学的哪个领域。
我认为有几点必须考虑，以便认清生理学所研究的生物体和宇宙其他事物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后者有关数目和空间现象、物理力和化学力现象，前者则有关生命现象。

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研究处于静止状态的事物，
他们认为所有的事物通常都趋向于一种平衡状态。

数学家不会假设一个量会自动发生变化，
也不会假设空间中的一个点会自动相对于另一个点改变方向。物理学家也是如此。
当牛顿看到苹果落地，他立即得出结论，下落这一行动不是苹果内在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
而是其他物体对苹果起作用的结果。同样，所有的物理力都被看做是对平衡态的干扰，
在外力起作用之前，事物倾向于保持平衡态，在外力停止之后事物倾向于回到平衡态。

化学家同样认为体内的化学变化是体外某些行为的结果。
如果周围的环境条件不发生改变，一种化合物一旦形成就将永远不变。

但对于研究生物的人而言，自然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在这一点上如我们所知，持续的自发变化是常态，而静止则是需要解释的例外。
生物体没有惯性，不会倾向于某个平衡点。

无论如何，请允许我通过一两个例子来更有力、更清楚地说明这些有点抽象的问题。

想象一下，有一个盛满水的容器，在常温下，空气中充满了饱和的水蒸气。
就我们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水的数量和形态（figure）将永远不会发生改变。

假设向容器中投入一块金块，由于金块的原因，水的形态受到了扰动和干扰。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干扰的影响将会消失，再次恢复平衡，水也将回到它原来的状态。

将水暴露在冷空气中，它将固结成冰，水分子有规律地排列成晶体。
而且这些晶体一成不变。

事实上，科学家只不过是仔细、准确地采用了我们所有人平时不够严谨的方法。
就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商人以及我们这些痴迷的读书虫必定也有自己的科学方法。
尽管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商人将会惊奇地发现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哲学家，
就如同儒尔丹先生（M. Jourdain）发现他毕生都在讨论散文时一样。
既然在科学方法和日常生活的方法间没有真正的区别，那么仅从表面看来，
不同学科之间似乎也不可能在方法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然而，人们一直认为生物学和其他学科在方法上存在很大的差别。

首先要强调的是，我之所以将此列为第一点，是因为生物学家常常妄自菲薄地认为，
生物学与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的区别在于其不精确性。

现在，“不精确”一词不是指生物学的方法就是指其结果。

我过会儿将展示不能用这个词来描述生物学的方法。既然所有科学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所有关于生物学的方法也就同样适用于物理学和数学。

那么，生物学的结果是“不精确的”吗？我并不这样认为。
如果我说肺完成呼吸作用，胃完成消化作用，眼睛是视觉器官，
脊椎动物的颌都是上下开合，绝没有左右开合的，而环节动物的颌都是侧开的，
没有上下开合的，以上我所做的陈述都像欧几里得几何中的命题一样精确。
那么关于生物学不精确的观念来自何方呢？我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生物学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大量的干扰条件，
以致我们只能大体上预测在一定的条件下将要发生什么；
第二，生理学还比较年轻，还有很多原理有待发现。但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讲，
最重要的是区分科学的本质和周围的偶然事件。
本质上讲，生物学的结果和方法与物理学或数学的方法和结果一样精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理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卓越的实验科学，
纯粹依靠观察所能获得的知识非常少，它为实验哲学家提供了施展其特有才能的最广阔的舞台。
我承认，如果任何人让我举一个逻辑实验典型应用的例子，
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伯纳德关于肝功能的最新研究。
【根据伯纳德（Claude Bernard）先生的观点，人类和动物肝脏的功能之一是产生糖类物质。】

简而言之，一个博物学类群是难以定义的。
例如，蔷薇类或鱼类是很难进行精确和严格的定义的，因为对于每一种可能的定义来说，
都会存在一些例外的成员。每一类的成员是通过满足下面的条件而聚在一起的：
它们均与想象中的一般的玫瑰或鱼相似，而不相似于其他生物。

如前所述，我认为这种不同理解完全是由于混淆了本质特征和偶然缺陷所致。
只要我们获得的信息不够完全，就会根据我们感到的相似性将它们归在一起，而不能准确定义。
简而言之，我们围绕一个模式标本将它们归在一起。因此，如果你问一个普通人，
世界上存在多少类型的动物，他可能会说，兽、鸟、爬虫、鱼、昆虫等等。
如果问他如何定义兽和爬虫，他就办不到了，但他会说长得像母牛或马的是兽，
长得像青蛙或蜥蜴的是爬虫。你看他这就是在根据模式标本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定义。
这种分类与动物学家所进行的科学分类有何不同呢？
科学上的“哺乳纲”（Mammalia）与非科学的“兽”在含义上有何区别？

我要提醒你们注意，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有条件的，在任何情况下忽略验证过程都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的知识所适应的范围非常有限，一不小心演绎就会使我们超出验证所能及的边界。
1824年，对动物界中血液循环的认知历史提供了再好不过的例子。
每一种动物都具有血液循环，到当时为止，
我们所知的血液循环都是按照一个明确不变的方向进行的。但有一类称为海鞘
（Ascidian）的动物，它们同样具有心脏和血液循环，
没有人会想到质疑海鞘的血液循环是单向的这一演绎的正确性，
没有人认为值得对此进行验证。但，冯·哈瑟尔特（von Hasselt）
先生在偶尔研究该纲一种透明动物时的发现让他大吃一惊，这种动物的心脏在跳动几次后就停止了，
然后又开始以相反的方式跳动，由此倒转血流的方向，但不久以后又返回当初的跳动方向。

我自己也曾观测过这些小动物的心跳。我发现它们的逆向周期同样十分有规律，
我知道在动物界再没有比这更奇妙的事情了。更为令人惊奇的是，这是一个独特的情况，
在整个动物世界，该纲别具一格。同时，我认为没有更特殊的个例需要进行验证了，
这些演绎似乎是建立在最广泛、最安全的归纳之上的。

但你也许会立即质问，数学家的思维习惯和博物学家的思维习惯真的不存在差异吗？
将拉普拉斯放在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而将居维叶放在观测台上，
他们在新领域还能取得跟以往同样的成就吗？

对此我的回答是，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具有不同习惯和特殊倾向的两个学科并不意味着方法也不同。
山地人和平原人具有非常不同的行走习惯，他们对对方的情况茫然无所知。
但行走的方法都是相同的：不断地将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的前面。
每一步都是由抬脚和迈步组成的，只是山地人的脚抬得高，而平原人的步迈得大而已。
我认为两门学科间的差异与此相似。

我从未怀疑过，当数学家忙于从一般命题演绎出结论时，生物学家则正忙于从观察、
比较中获得一般命题。我想说的是，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并不在于学科本身存有任何基本差异，
而在于它们研究的对象、它们的相对复杂性和最终的完美程度。

数学家只关注研究对象的两个特征，数目和范围，
他们所需要的归纳在很多年前已经形成和完成。现在需要做的就只剩下演绎和验证了。

生物学家关注的研究对象具有大量的特征，对它们的归纳远未完成，
我担心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是到归纳完成之后，
生物学将会和数学一样只需进行精确的演绎了。

我想我的听众都受过教育。我敢断言，除了那些接受过医学教育的听众外，
没有人能告诉我，每一分钟内他进行二三十次动作——呼吸作用——的意义和作用，
停顿将导致他立即死亡。没有人能确切说出，为何空气不流通对健康是有害的。

生理学知识的实用价值是什么啊！——为何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会认为将一个屠宰场建在大城市的中心，
会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呢？为何有的母亲穿着古怪，将孩子的脸敞露在寒冷中，
当气管炎和胃病夺走了孩子的生命后，她们还惊奇这是天意的安排？
为何庸医能横行无忌——不久之前，本城最大的公共场所之一充满了听众，
他们庄重地聆听着宣教者的解说——说什么像招魂术、桌灵转（table-turning）、
催眠术（phreno-magnetism），以及其他可笑的和我不知道名称的简单生理学现象，
都要归结于撒旦个人的直接作用及其代言人呢？

义不容辞，生物学在任何的教育方案中都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一个重要的席位。
没有生物学，学生将对生物一无所知，它是培养观察能力最好的学科。
有的人对影响自己和他人幸福的最重要的事实一无所知，对上帝创造的最丰富的美视而不见，
对生活法则和无穷变化背后的秩序一片茫然，而这种规则在他绝望的时候会起作用，
如果他对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迟早会面临这种情况。

论动物的持久类型

事实上，植物世界中已知的两百多个目，均可以在化石中找到对应者。
在动物中，不存在完全灭绝的纲，至于目，
最多只有不超过百分之七的目在现存种类中没有代表。

此外，在现存的生物种类中，有些显著的类型经历了漫长的时代，
度过了自然条件的变化，而自身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但同时另外有一些类型出现却又消失了。前述类型可以称之为“持久型”
（persistent type）生物，它们在动物和植物中均大量存在。

在植物中，例如蕨类、苔藓植物和松柏类植物，它们中的有些显得与现存种类很相似，
可上溯到遥远的石炭纪。南洋杉（Arancaria）的球果与现在的种类很难区分，
人们还在波倍克（Purbecks）发现了一种松属植物，
在白垩纪岩石中发现了一种胡桃（Juglans）。这些都是现今大量存在的典型植物类型，
显然这是一个最为引人关注的事实，这些生物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却依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每一个动物门中都有这样的例子。在大西洋海底钻探过程中发现的球房虫属（Globigerina）
与白垩纪地层中发现的同属的一些种类相同。艾伦贝格（Ehrenberg）
最近描述的早志留世有孔虫的脱壳使我们确信，在许多原生动物中，
最古老的类型和最近的类型非常相似。

在腔肠动物门（Coelenterata）中，志留纪的床板珊瑚与现代海洋中的千孔虫
（millepores）惊人地相似，就如同对日射珊瑚属（Heliolites）
和苍珊瑚属（Heliopora）进行比较之后，每个人都会相信它们非常相似那样。

在软体动物中，骷髅贝属（Crania）、圆盘贝属（Discia）和海豆芽属
（Lingula）自志留纪出现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以至权威的软体动物学家有时也会被它们所迷惑，分不清何者老，何者新。

鹦鹉螺（Nautili）具有相似的情形，早侏罗系里阿斯统（liassic）
的枪乌贼（Loligo）属的壳与现代海洋中鱿鱼的壳相似。
在有环节类（Annulosa）中，石炭纪的昆虫中就有几个例子被归入现存的属中。
在蛛形纲（Arachnida）中，蝎子代表着其中最高的类群，
在煤中发现的一属与现存的近亲属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眼睛的位置。

脊椎动物门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如硬鳞鱼亚纲（Ganoidei）
和板鳃鲨亚纲（Elasmobranchii）至少从古生代中期一直持续到现在，
与现今生活的种类相比，这些目的典型特征没有多大的改变。

爬行动物中的最高级类群——鳄类，如果没有更早的话，最早出现于中生代之初，
它们身体构造的重要特征与现今的种类相同，不同之处仅在于其脊椎骨的关节面的形状、
其鼻腔通道与口腔被骨片分割的程度及其四肢的比例。即使我们的知识尚不完备，
但对于远古哺乳动物群落的认识，足以让我们相信，它们中的有些类型，
比如有袋目，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

时间与生命——达尔文先生的《物种起源》

我们都知道，地球的表层厚约10英里，是人类最易接近的研究目标，
它们大部分由岩层和成层的岩石构成，这些岩石是由以前海洋和湖泊中的泥和沙经压实而成的，
它们一层层重叠排列，最古老的位于最底层。
这些各式各样的地层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性或相异性，因此可以将它们划分成不同的群或组，
这些组又构成更大的集合，早期的地质学家称之为第一纪、第二纪和第三纪。
现代的地质学家则称之为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界。
前者是根据这些地层群组的相对年代划分的，
而后者则是根据它们中所含有的生命形式划分的。

与地球的总直径相比，地壳虽然仅是薄薄的一层，但是以人类的标准来衡量，
事实上这些岩层系列还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它们还都有时间的含义，
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些矿物的集合作为衡量时间的尺度，时间沉淀于它们的堆积过程中。
当然，这些岩层所代表的总时间与对之起作用的力的强度成反比。
在远古，如果泥和沙在海底以相比于现代十倍的速率堆积，
很显然在那时形成一个10英尺厚的泥岩或砂岩的时间，
现在则仅能形成一个1英尺厚的同样组成的岩层，反之亦然。

因此，在研究初期，自然地质学家必须在两个假设之间做出选择：
一是堆积的岩层所代表的时间跨度，我们可以称之为地质时间，
作用于其上的自然力等于现在作用力的平均强度，
因此它们所代表的时间肯定是十分漫长和难以想象的；
二是在远古时期，自然力的强度远远大于现今，
因此产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结果的时间相对很短。

即使是早期的观察者，也被远古世界和当今自然界之间的巨大差异所深深打动并惊叹不已。
远古之时，自然力量似乎更为宏大和充盈。岩层被抬升和扭曲，
断裂和裂开（fissured），被熔融的岩浆流洞穿，或者被洪水侵蚀到广大的地区。
古老的岩石上铭刻的证据表明，当时的情况远远不同于人类目前所驻足的平静时期的景象。

逐渐地，那些有思想的地质学研究者意识到自然的早期威力绝不是最宏大的。
与斯诺登峰（Snowdon）和坎伯兰郡（Cumberland）的小山相比，
阿尔卑斯山和安第斯山只是昨日的儿童。而所谓的冰川期只是最近、
最新一次全球的变革，在此期间广泛的自然改变的纪录依然存在。
研究当代地质的自然地理学已经成长为一门科学，我们仔细研究现在自然的规律，
去发现过去现象的先例（hibernice）。
因此，那些认为过去与现在存有巨大不同的观点已经变得没有必要了。

可以想象，相对于冰山缓慢的浮动，缓慢的融化，
或冰川如蜗牛一样以一天一码的速度延伸，巨大洪水的运载力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
对于尼罗河、恒河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研究告诉我们，水的磨损力是如此的缓慢，
但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让它起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却又是如此的巨大。
对太平洋中的暗礁和对大西洋深海的探测均显示，
那些缓慢生长的珊瑚和无法察觉的微生物都生活在狭小的空间内，
在它们同胞和祖先形成的泥质堆积层上又添加了细细的一层，
我们必须把它们看做石灰岩和白垩形成的机理，
而不会假设是海水中饱含的钙质盐突然沉积下来形成的。

既然我的巢穴中具有如此多借来的羽毛，
我认为从达尔文先生那里借些羽毛来装饰本篇短文的尾巴没有什么不合适。
我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细读他的书，来简练地指出，他学说的实质是什么，
它们依据的事实又是什么。随着我发现那些草率的批评家在没有仔细阅读
我朋友的书之前就开始大放厥词，试图尽其所能来改变公众的观点时，
我越发积极投身于我的事业。

如果真有人能够胜任此项工作，没有人比我更希望看到达尔文先生的著作被驳倒。
但是我要说，现有的这些反驳都很蹩脚，是无稽之谈，纯属误解。
每一个研究过家畜繁殖或喜爱培育鸽子的人，或果树栽培学家都曾深深见识
过各种动植物的特殊可变性或可塑性，那些动植物在人工驯化下产生了巨大的变异。
狗与狗之间的差异，比狗与狼的差异更大。纯人工的鸽子品系，
如果它们的起源不清楚的话，博物学家肯定会将它们归为不同的种，甚至是属。

这些品种通常是通过同样的途径产生的。育种者选择一对亲本，
两者之一或两者都具有他们希望得到的特征，然后在它们的后代中选择那些特征更明显的个体，
抛弃特征不明显者。从被选择的后代中，他们再进一步进行杂交，
如前面所述，重复同样的过程，直到完全得到他想要的偏离原始类型的后代为止。

与人类一样，每一种生存的物种，“每天都要面对死亡”
（Eine Bresche ist ein jeder Tag. ）。每一个物种都有它的天敌，
都需要为了生存而与其他物种进行斗争，最弱者遭受失败，死亡是对所有落后者和弱者的惩罚。
每一个自亲种演变而成的变种在对周围环境的适应上不是比亲种好，就是比亲种差。
如果是更差，它将不可避免遭受死亡的厄运，迅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如果是更好，它必将迟早使其祖先彻底消亡，取代它们的位置。
如果环境改变了，这些成功者又将会被自己的后代所取代，
因此，通过这一自然过程，无限的变异将在时间的长河中发生。

达尔文论物种起源

每一个人都读过尔文先生的书，或者至少对其优劣发表过自己的见解；
各色教徒都对之进行了温和的谴责；自负的人用无知的恶语对之进行攻击；
老人们不分男女都认为这是一本极度危险的、甚至是邪恶的书；
那些贤人们在无话可说时，就引用前人的著作，说作者连猴子都不如；
而大多数的哲学家为之欢呼，视之为自由主义军队中名副其实的惠特沃思（Whitworth）枪；
所有学识渊博的博物学家和生理学家，不论他对这一学说的最终命运持何种态度，
都意识到这一工作对人类的知识进步具有重要贡献，开辟了自然史研究的新时代。

达尔文对动物学、显微解剖学和地质学都有过实际训练，作为一个地理分布的研究者，
他没有仅仅限于地图和博物馆中，而是通过长期的航行和艰苦的采集，
大大促进了这些分支学科的进展，并且花费多年的时间来为这本著作收集和筛选材料，
《物种起源》的作者能够拿出众多精确记录的事实。

考察一些常见动物刚下的新鲜蛋，如火蜥蜴（salamander）或蝾螈（newt）。
最初它们只是微小的球体，即使是在最好的显微镜底下所能看到的，
也只不过是一个无结构的囊，包裹着流体状蛋白质，中间悬浮着细小的颗粒。
但是奇异的潜力就孕育在这半流体的小球中。将它们放在适度的温度条件下，
这些具可塑性的物质迅速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如此稳定，
好像一环套一环奔向一个终点似的。我们只能将它们比作是一个熟练的铸造者
在加工一块没有定型的黏土。就如同用一把无形的泥铲，将黏土团分割、
再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分，直到变成一堆小颗粒，其大小正好可以用来构建新的有机体。
因此，这就像用精巧的手指描绘出一条脊椎通过的主线，从而铸造身体的轮廓，
在一端捏出一个头，另一端则捏出一个尾巴，
以如此艺术的方式将侧边和肢体加工成火蜥蜴特有的比例。当接连数小时观看这一过程时，
我们几乎会不知不觉地迷上这一概念，即背后肯定有艺术家按照眼前的蓝图进行巧妙处理，
才获得了如此完美的杰作。

随着生命的不断成长，年轻的两栖动物不仅开始扩张自己的水域，成为周围昆虫的噩梦，
它们通过捕食获取营养，并按照适当比例吸收到自身特定的部位，
复制出与亲本种（parental stock）形状、颜色和大小相似的特征，
而且这些动物同样具有神奇的再生能力，可以恢复身体失去的部分。
分别或一次性切除腿、尾巴和颌，就如同很久以前斯巴兰札尼曾经做过的那样，
这些部分不仅会再生，而且复原的肢与原先失去的完全一样。
蝾螈的新颌或新腿绝对不会与青蛙相似。发生在蝾螈身上的同样也会出现在任何动物和植物身上，
橡籽趋向于再一次重建自己，长成一株参天大树，与它所来源的树枝一样。
最低等的地衣的孢子能重新产生与母体一样的绿色或褐色的硬壳。
在生命阶梯的另一端，那些既不像父亲又不像母亲的后代被认为是一类怪物。

所以，所有生命都具有同样的结局，生长的推动力总是倾向于后代都与自己的双亲相似。
繁殖的第一大法则是，后代倾向于与父母相似，而与其他个体则相距较远。

我们不知道为何会产生变异，很可能大多数变异是以“自发的”方式产生的。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有些实例是可以上溯到明显的环境影响。
环境能改变被膜的特征，改变颜色，增加或减弱肌肉的发达程度，改变植物体的构造，
使雄蕊变形为花瓣等等。不管变异是怎样形成的，现在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
许多变异一旦产生，它们依然遵循基本的繁殖法则，产生与自己相似的后代。
它们的后代就像自己一样表现出同样的背离亲本的趋势。
事实上，有许多例子表明新变异具有优势，也就是说，
它们比来自于同一亲本的正常后代更具某种优势。格拉提奥·凯雷亚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例证，
他娶了一个手指正常的妻子，生了四个孩子，萨尔瓦多、乔治、安德烈和玛丽。
这些孩子中，长子萨尔瓦多像他父亲一样有六根手指和六根脚趾。
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也是男孩，像他们的母亲一样具有五根手指和五根脚趾，
只是老二乔治的手指和脚趾有点轻微的变形。最小的是女儿，具有五根手指和五根脚趾，
但是拇指有点轻微的变形。因此，格拉提奥·凯雷亚的变异在长子中完整地重现了，
而其妻子的正常类型在第三个孩子中完整地重现了，在第二个和最后一个孩子中只是出现了部分，
所以乍一看，正常类型似乎比变异类型更强势。但是，当这些孩子都长大成人，
并与正常人结婚后，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萨尔瓦多有四个孩子，
其中的三个像他们的祖父和父亲一样出现了六指／趾，
最小的像她们的祖母和母亲一样是五指／趾。在这里，
尽管六指／趾的血被五指／趾的血进行了双重的稀释，但六指／趾还是占优势。
同样这种变异的优势还显著地在其他两个孩子——玛丽和乔治的后代中得到了验证。
只有拇指残疾的玛丽生了一个六趾的男孩，其他三个都正常，但是并非完全五指／趾的乔治，
先有两个女儿都有六个手指和六个脚趾；然后有一个女儿每一个手上都有六根手指，
右脚上有六个脚趾，而左脚上有五根脚趾；最后有一个儿子是五根手指和五根脚趾。
因此，在这一例子中，变异在隔代中又完整地重现了。
最后，完全是五指的安德烈生了许多孩子，但他们都没有偏离父母，全部是五指。

如果一个近似畸形的变异能够顽强地繁殖下来，毫不奇怪，
轻微的异常变异必然倾向于更强烈地保存下来。
从这一方面说，安康绵羊的历史就特别有意义。凭着他们的聪明，
马萨诸塞农场主的邻居认为如果所有的羊都具有喜欢待在家里的倾向，这将是件幸事，
这种倾向可以用新近得到的公羊来加以强化。
他们建议莱特杀死羊圈里原有的那些羊，只养安康公羊。结果证实了他们的敏锐预见，
与格拉提奥·凯雷亚后裔中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
小羊羔要么不是纯粹的安康羊，要么就是纯粹的正常羊。

一个种族一旦出现，就像它的祖先一样，不会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
变异在其成员中依然还会产生，由于这些变异像其他特征一样是可以遗传的，
新种族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原先的种族中演变出来，或者至少在现有的变异范围内徘徊。
给以充足的时间和充分细致的选择，众多的种族可以从同一祖先群中产生，
就像它们表现出的极端多样的结构一样令人惊诧。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岩鸽，
我们认为达尔文先生充分地证明了岩鸽是所有家鸽的祖先。
而家鸽，确切地说，具有超过一百多个明显的种族。
最引人注目的是四个受爱好者追捧的种族，它们是翻飞鸽、球胸鸽、信鸽和扇尾鸽。
它们不仅在大小、颜色和习性上差异巨大，而且它们的喙和颅骨的形状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具体表现在喙与颅骨的比例上。其他如尾羽的数目、爪的相对和绝对大小、
尾脂腺的有无和脊椎骨的数目间均存在巨大的差异。
简而言之，这些特征可以看做鸟类属间和种间的差异。

最显著和具有启发性的一点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些种族没有一个是通过所谓的外部环境的改变并作用于野生岩鸽上而产生的。
相反，自古以来鸽子爱好者都使用相同的方法来处理它们的宠物，给它们做窝，
给它们喂食，在鸽舍中仔细地照料它们，保护它们。
事实上也不存在比鸽子更好的例子来反驳那些高高在上的权威学说了，
他们说，“没有比与肌肉相连的骨骼”更能发生变异的器官了。
但恰恰与这一武断的断言相矛盾的是，达尔文的研究证明了家鸽翅膀的骨骼与野生类型的相比，
几乎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正是在喙和颅骨的相对长度、脊椎骨的数目，
肌肉的活动对它们没有重要影响的尾羽的数目等特征方面，发生了大量的变异。

历史上存在很多有关生命起源的假说，这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最早产物。
在早期，实际知识并不令人满意，但是人们充满了渴望，根据所处的国度不同，
所处的思想背景不同，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假说。如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从尼罗河的泥土中，
从一个原始的卵，或从一些人形神中产生的，以此来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与我们现今的知识不同，异教的神话、地域判官、宙斯，以及那些企图使之复活的人，
现在只配作为嘲讽的笑料。但那些名称和时代不详的伟大作者记录下来
的同时代巴勒斯坦原始先民的想象力，却幸运地避免了这一下场，
甚至在今天依然被90％的文明世界看做是事实的权威性标准和科学结论的评判准则，
其中还包括万物起源理论以及与物种起源相关的理论。在现代物理学发轫的19世纪，
半野蛮的希伯来人的宇宙进化论是哲学家的梦魇和正统势力的耻辱。
从伽利略到现在，多少坚韧不拔并执著追寻真理的人们备受折磨，
他们的英名被狂热的圣经崇拜者（Bibliolaters）所诅咒；又有多少意志力欠缺的人们，
受周围舆论的强迫，费尽心机去协调这种不可能性，
他们的真理意识因此而被耗竭——他们的生命徒然用于迫使科学这一新酒装入犹太教这个旧瓶中？

如果哲学家本人经受苦难，他们的事业也会倍加艰辛。
每一门科学的摇篮旁都伴随着失败的神学家，
它们就如同赫尔克里斯（Hercules）身旁被扼死的蛇。
历史记录中，科学和正统信仰（orthodoxy）无论何时进行公平的对决，
后者都会从竞技场上败退下来，即使没有被消灭，也已元气大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没有被杀死，也已伤痕累累。正统信仰就是思想界的波旁家族。
它学习新的东西，也不忘记旧的东西。现在，尽管它对前进既迷茫又害怕，
但还是希望能一如既往地坚持认为《创世纪》第一章中包含了合理科学的全部，
不时地在其半僵死的手指所能触及的范围内，
对那些拒绝将自然还原至原始犹太教水平的人们小施攻击。

作为与牛顿和莱布尼茨同时代的人，马耶自然见证了近代物理学的诞生，
并且参与了这一重要时代的智力活动。马耶作为法国政府领事代办，
在地中海各地的港口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他在埃及总领事的办公室待了16年，
尼罗河峡谷的奇妙现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注意到这一事实：
触目所及，到处都有相似的秩序，并且还导致他推测地球和地球上生物的现状的起源。
马耶对科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但是他似乎对于发表自己的观点犹豫不决。
尽管他在《特雷阿米德）》（Telliamed）的序言中已尽力
将这些观点与希伯来人的假说保持一致，但这一观点还是得不到同代人的认可。

就在意大利学派的许多伟大的解剖学家和物理学家致力于驱散当时流行的一些错误观点后不久，
他们的杰出弟子，现代生理学的奠基者哈维，在一个较少受僵化的神学压制的国家，
境遇不佳，以致人们要冒险才能追随他的足迹。可能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马耶作为埃及总领事的天主教权威终生对自己的理论秘而不宣。
《特雷阿米德》是他笔下的唯一一部科学著作，这时他已经是79岁的高龄了。
尽管马耶又活了三年，但他的书直到1748年才得以面世。
书名中包含有字谜游戏，对于不知其中奥秘的人来说，就会读不懂其中含义。
出于必要，前言和题词的措词是专门为出版商安排的借口，
申明“本书只是充满了机智的话语（jeu d'esprit）”。

尽管印第安先人的迷信假说与非常流行的“镶嵌地质学”（Mosaic Geology）
听起来一样完好，但是如果我们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它们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认为水最初曾经覆盖了整个地球，构成山脉的岩石是以现在形成泥、
砂和砾石的相同过程沉积形成的。后来水位渐渐降低，动植物残骸留在这些岩层中。
随着干燥陆地的出现，某些水生动物适应了陆上生活，
它们后来渐渐变成了适应陆地和空中生活的种类。但是如果我们根据那时的知识状态，
再考虑推理的一般过程和风格，显然有两点应该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马耶有一种生命可变异性（modifiability）的观念
（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准确的知识），并知道如何用这种变异来解释物种的起源。
第二，他清楚地理解受赫顿（Hutton）强烈支持、
后来莱伊尔又对之进行完整阐释的伟大的现代地质学原理，
即我们可以用现在的原因解释过去的地质事件。下面这段前言，
实际上是马耶谈到他的另一个自我——印第安哲人特雷阿米德时说的，
与今天大多数均变论学者的观点完全相同：

令人惊奇的是，为了获取这些知识，他似乎逆向思考自然界的法则，
因为他不是从研究地球的起源着手，而是从了解自然界的现象开始。
他声称这种逆向思维的方式，对他来说卓有成效，
这种方法帮助他逐步取得一些重要的发现和认识。
这些发现和认识是在剖析地球的物质组成以及了解所有构成部分之后获取的，
即起初他研究这些物质各部分组成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种通过比较研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人们探究自然界隐匿的内部规律总是必要的。
这种方法也有利于引导我们的世界观，获取非常有趣的自然知识。
通过了解自然界的结构和组成规律，他声称已经探明我们居住的地球的真正起源、
地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谁造就了地球。（第19—20页。）

马耶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几乎成了林耐之前考虑动物和植物分类问题、
哈勒（Haller）之前考虑生理学问题的先行者，
但他也在不同的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因此导致了他的著作不被人注意。
罗宾特（Robinet）的推测与马耶的相比远远落后了，尽管林耐对演变的假说十分熟悉，
但直到拉马克采纳并在《动物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
一书中大力进行吹捧之后，这种假说才获得必要的支持。

拉马克意识到单凭思辨是不能解决物种起源问题的，为了建立任何可靠的物种起源理论，
都必须进行观察来寻找能形成物种的真正原因。他确信正确的分类要与它们的发育次序相符合，
他还坚持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而且在他看来，
造成本能和理性的所有变化的原因均与物种起源有着同样的原因。
当我们做上述陈述时，其实是在列举他对这一问题的主要贡献。
另一方面，除了用进废退，他对于其他自然机制一概忽视，
这导致拉马克不适当地将全部赌注都放在了这个因素上，他的荒谬理所当然要受到指责。
我们会看到，关于达尔文先生重点关注的生存斗争，他只字不提。
事实上，他怀疑除了我们亲眼看到的死于人类手中的这些大型动物外，
是否真正存在灭绝的物种。在讨论可能存在化石壳时，
他没有想到会有其他破坏性因素在起作用，所以他问“为什么在没有人类造成破坏的情况下，
它们事实上消失了？”（《动物哲学》第1卷，第77页）。
拉马克对于选择的影响没有什么概念，他既没有阐述家养动物表现出来的奇妙现象，
也没有说明它们的效果。居维叶的巨大影响对拉马克的观点极为不利，
并且因为他的某些结论的漏洞显而易见，因此他的学说在科学界和异教神学界同样备受攻击。
后来拉马克努力用一些事实来重建自己在思想界的地位，但均无济于事。
事实上，值得怀疑的是，拉马克受到朋友的攻击多呢，还是受到敌人的攻击多！

密尔先生说：“作为我们从复杂现象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
被证明不适用直接的观察和实验的研究模式，通常来说就是演绎法。
演绎法包括三个步骤：第一，直接的归纳；第二，推理；第三，证明。”

将盐和沙粒混合在一起，即使是让那些最聪明的人将砂粒与盐粒分开也将是一个难题。
但是一场透雨在十分钟之内就能解决这个难题。
而且人们发现，当他绞尽脑汁来区分那些得到的变种，并且从中进行选择性繁殖时，
这就相当于自然界中源源不断在起作用的破坏性力量，
如果他们发现一个变种在环境中比另外一个更易“溶解”，最后它将不可避免地被清除。

达尔文的假设——达尔文论物种起源

达尔文先生厌恶纯粹的思辫，正如自然厌恶真空一样。他像所有律师一样渴求实证和先例，
他提出的所有原理都能够通过观察和实验来检验。他让我们追随的道路，
不是纯粹的空中楼阁，虚构的理想之网，而是通向事实的坚实和宽阔的桥梁。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它将带领我们安全地越过许多知识的鸿沟，
跳过无用的终极因学说设下的迷人陷阱，对此，一位德高望重的权威曾如此警告过我们。
“我的孩子，在葡萄园中挖掘吧”，这是一则寓言中老人最后的话，
尽管孩子们没有发现珍宝，他们却因收获葡萄而发了财。

科学的假说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今天的人类再也没有其他事情或思想能与之相提并论了。
不管科学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后果，由于它对自身力量和范围的扩展，
使得我们超越了自身，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我们可能在精神上有自己的选择，
犹如博学的圣贤荷马所说，我们有：

我已见识了许多人类之城
及其风气、习俗、枢密院和政府 
【取自丁尼生的《尤利西斯》】

但是我们必须最终承认与自然的杰作相比：
人类旅途多风尘

一路相随，高高扬起
又轻轻地落下
【丁尼生的《罪的梦想》】

他还发现，小牛和幼鲸的齿龈中的残齿毫无用处；有些从来都不进行啃咬的昆虫，
却有颚的残余，而另外一些昆虫从来都不能飞行，却有翅的残余；
天生眼盲的物种还具有眼的残余；缺乏行动能力的物种也有肢的残余。
再说，没有什么动物或植物生来就是完美无缺的，它们都起始于相同的状态，
然而历经的过程却各不相同。不仅人和马、猫和狗、龙虾和甲虫、滨螺和贻贝，
即使是海绵和微小的动物都是从难以分辨的形体开始它们的生命之旅的，
对于所有变化无穷的植物也是如此。不仅如此，所有的生物更是沿着发育的大道齐头并进，
随后分化成各自的形状，就像人们在离开教堂时，都是先走下过道，但到达门口之后，
一些人走进了牧师住宅，一些走向村庄，另外一些则到了邻近的教区。
人在发育过程中经历了一段与最卑微的蠕虫平行发展的形态，
然后经历一段与鱼同步的形态，随后又经历一段与鸟和爬行动物相同的形态，
只是到了最后，在短暂经历了最高级的四足和四手动物的形态之后，
才到达真正高贵的人类形态。现在，没有一位优秀的思想家会梦想用存在
未知和无法发现的对目的的适应来解释这些明白无误的事实。
我们要提醒那些对事实无知的人，若要相信权威，
没有谁能够比我们杰出的解剖学家欧文教授更有资格断言，终极因学说
（doctrine of final causes）运用于生理学和解剖学中是无能为力的。
欧文教授就此曾说过，“我认为很明显，终极适应原理将不能解释问题的所有情形。”

但是，如果终极因学说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生物结构的异常，适应性原理定会使我们明白，
为何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会发现某些生物，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却没有。
我们知道，棕榈在我国的气候条件下是不能生长的，在格陵兰，橡树也不会生长。
北极熊不会生长在老虎出没的地方，反之亦然。对动植物自然习性研究的越多，
越会发现基本上它们似乎都是局限于特定的区域内。
但是，当我们考察那些动植物地理分布的事实，就会绝望地发现，
要认识它们奇特和明显多变的关系是毫无可能的。有人可能会倾向于提出这样的假设，
每一个地区必定自然地充满最适应生长于此的动物。
假设如此，那么将如何解释南美潘帕斯草原被发现时，新世界的这个地方为何没有牛？
并非这里不适合牛生存，现在有几百万头牛在此出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况也是如此。
事实上，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北半球的动物和植物不仅仅
像本地物种那样十分适应南半球的环境，而且有很多物种在此生活得更好，
它们大量繁衍致使本地物种遭到排挤。因此，很显然，
自然生长在一个地区的物种不一定最适应这里的气候和其他条件。
一方面，虽然岛屿上的物种经常与其他已知的动物或植物截然不同，
但它们还几乎总是与距离最近的大陆上的动物和植物具有科一级的相似性。
另一方面，在巴拿马地峡的两侧几乎没有一种种类相同的鱼、贝壳或螃蟹。
因而，无论从哪个角度，如果假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能理解的自然界的全部，
那么生物界为我们提出了难以解开的谜。

但是，我们关于生命的知识并不仅局限于当今的世界。
尽管对此略有争议，但是地质学家们都认为组成地球表面的巨厚沉积地层，
是已经过去的难以想象的漫长时间的见证，它们虽然不完全，但却提供了仅有的可用证据。
大部分经过悠长的历史形成的沉积岩石中分布着大量的生物残骸，
它们就是那时生活过、后来又死掉的动植物的残骸化石，
它们埋藏在那些当时还是软泥的岩石中。认为这些生物残骸是破碎的残片那就大错特错了。
博物馆中展出的那些远古时代的化石贝壳，像它们形成时一样完美。
甚至整个骨架是如此的完整，所有的肢翼均完好无缺。
不仅如此，那些有所改变的肌肉，发育中的胚胎，甚至是原始生物的足印也被保留了下来。
因此，在博物学家们发现于地下的生物物种中，一些动物类群比现今生存的种类更繁多。
但不同寻常的是，大多数这些埋在地下的物种与现今的物种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有它自己的规则和秩序。很明显，我们顺时间回溯越远，
与现今相似的物种越少，灭绝物种集群间隔得越远，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也越小。
换句话说，在地质历史中存在一系列有规则连续演替的生物。
一般说来，集群越年轻，它们与现存物种就越相似。

时至今日，大多数富有发言权的人士都站在下述两种立场上：
首先，在既定的定义范围内，每一个物种都是固定不变的；
其次，每一个物种最初都是通过一个截然不同的创造行为所产生。
很明显第二种立场得不到验证或反证，造物主的直接控制不是科学研究的主题，
它只能是第一种立场的推论，而第一种立场的对错只能取决于证据。
大多数人认为有利于这种观点的论据太多了，但对某些有识之士来说，
这些论据没有说服他们。这些人当中，著名的博物学家拉马克就是其中一员，
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对低等生物都熟悉，即使和居维叶相比，
他也是一个格外优秀的植物学家。

似乎有两个事实强烈地影响了这些有识之士的思想过程：
一个是，所有生物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亲缘关系，
于是最低级生物在经过很多步骤后就可以达到最高级的生物；
另一个是，通过强化使用，一个器官可以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一旦这种变异被促成，
就能传播开来，并具有遗传性。考虑到这些事实的相关性，
拉马克致力于通过第二个事实来解释第一个。他说，将一种动物放在一个新的环境中，
它的需求将发生改变，新的需求将产生新的欲望，为了满足这样的欲望，
将导致生物体所使用的器官发生变异。例如，让一个人当铁匠，
他的上肢肌肉将根据需求发生相应的变化。拉马克说：
“一些短脖子的鸟想抓到水中的鱼，但又不想弄湿自己，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体的不断努力，就产生了如今我们所见到的鹭和长脖子的涉禽类。”

自打问世以来，拉马克的假说就备受声讨，“墙倒众人推、人倒众人骂”是人类的天性。
但是，对一个伟大人物的错误进行冷嘲热讽，是既不明智又没有益处的。
就当前的例子而言：只是其学说的逻辑形式与实质之间出现严重错位而已。

如果一个物种真是通过自然条件改变产生的，我们应该能找到现在正在起作用的这种条件。
我们应该能够发现，在自然界中有些力量以这样的方式改变所有种类的动物或植物，
于是便产生了被博物学家所接受的新物种。拉马克设想他已经在这一公认的事实中找到了真谛，
即某些器官可以因使用而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一旦产生就是可以遗传的。
但似乎他并没有去探究，是否有理由相信这种可遗传的变异是否能随心所欲地得到，
或去追问动物能坚持多长的时间去满足自己不可能的欲望。
比如在前面的例子中，或许早在腿或脖子发生任何变化之前，鸟已放弃以鱼为餐了。

难道天文学的历史，物理学所有分支的历史，化学的历史和医学的历史，
只不过体现为，人类思想常常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寻找事物背后第二因的作用机制，
并且因无知而乞求更高力量的直接干预？当我们认识到形成生物的元素与无机界的元素相同，
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并以一种千丝万缕的方式相联系，这时是否有可能，不，
甚至有可能，情况却是，在表面的无序中不存在有序，在表面的多样性中不存在相关性，
因而即便发现相互关联的重要而又崇高法则，对此却也无法做出解释呢？

在贝克大街巴扎（Baker Street Bazaar）上正好在举行妇孺皆知的年度展览。
直背、头小、体大的公牛，与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些野生物种完全不同，
它们与6种不同品种的羊和稀奇古怪的肥猪一起，令人啧啧称奇，
这些公牛与野生公猪或母猪间的相异，正如同一个高级市政官与一头猩猩间的差别。
家畜展之后就是家禽展，展会上这些活蹦乱跳的怪家伙肯定与土著山鸡
（Phasianus gallus）十分不同。如果游客对这些怪异动物还不过瘾，
可以到七盘商业区（Seven Dials）转转，他将看到，鸽子的种类十分特别，
它们彼此之间和与亲本之间互不相似，同时园艺协会还能为他提供许多与自然类型不同的变形植物。
在参观中他还会吃惊地发现，那些奇异动植物的主人和培育者信心十足地认为它们是不同的种。
他们的这种信心与他们对科学生物学的无知恰成正比，
当他们对自己能“制造”出这样的物种而倍感自豪时，这种信心尤为明显。

经过仔细的调查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和许多其他人工动植物品种（breeds）
和种族（races）都是通过一种方法产生的。育种家具有高超的技艺，
他们十分睿智，具有天生或习得的悟性。他们注意到在他们蓄养的动植物中存在一些轻微的差异，
虽然并不知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如果希望将这些差异保存下来，
形成一个他所需要的品种（breed），他们就会选择那些有望获得这些特征的雌雄个体，
让它们交配繁殖。然后对其后代进行仔细检查，将那些特征最明显的个体挑选出来进一步杂交繁殖，
然后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到获得所需的、与原型（primitive stock）分异明显的个体。
由此表明，通过连续的选择，总是找那些特征鲜明的个体进行繁殖，
同时排除与不纯个体的杂交，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品系，它具有超强的繁殖自身的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生物体表现出无限的趋异能力。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如果某些品种的狗、
鸽子或马只以化石的形式出现，所有博物学家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看做不同的物种。

但是所有这些实例中都有人的参与。如果没有育种家，将不再有选择，
没有了选择也就没有新的种族。在承认自然物种也可能以相似的途径产生之前，
必须证明在自然界中有一些可以取代人的位置的力量，能完成选择的重任。
达尔文先生宣称他发现了自然界中存在这种力量以及作用方式，他命名为“自然选择”。
如果他是正确的，这一过程则十分简单和易于理解，
而且可以从人们熟知难忘的事实中不容抗拒地推导出来。

例如，谁曾认真思考过，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竞争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而且这种竞争在自然界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不仅每一种动物的生存需要其他动物或植物付出代价，而且所有植物之间也是战事连连。
地面上遍布着不能萌发成苗的种子，幼苗为了空气、
光照和水分互相抢夺，强者获胜，将对手斩草除根。
年复一年，一般来说那些不受人类干扰的野生动物数量总是保持恒定。
可我们知道每一对亲本每年产生的后代数可以从1个到100万个。
从数学上来说，自然原因杀死的数量与每年出生的数量旗鼓相当，
只有那些稍具抵抗力的个体才能幸免一死。每一物种的所有个体就像沉船上的船员，
只有那些优秀的游泳健将才有机会到达陆地。

一只龙虾，或动物学研究

从广义上讲，林耐是一个博物学家，他的《自然体系》（Systema Naturae）
从最广的意义说就是一部研究博物学的著作。
这部著作系统涵盖了当时已知的具截然不同特征的矿物、动物和植物。
尽管林耐的研究结果所带来的巨大刺激掀起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狂热兴趣，
但人们很快发现再也没有人能写出另外一部《自然体系》了，
也再没有人能成为一个堪与林耐相比的博物学家了。

博物学中的三个古老分支均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毫无疑问，
动物学和植物学比矿物学成长得更快。因此，正如我推测的那样，
博物学这一词渐渐地越来越明确地指动物学和植物学，
博物学家也越来越明确地指那些研究生物结构和功能的人们。

如果我们是在龙虾的生活环境中观察它们，
就会看到它们用强壮的腿主动攀附在水中的石头上，这是它们最钟爱的环境。
在此还可以看到，它们通过摆动强壮的尾巴，自由自在地游泳，
同时第六个节的附肢伸展开来，形成一个扇状的推进器。
将它们抓在手中，你会发现它们的大螯并不是防卫武器。
在它们的栖息处若是有一块腐肉，它们将会贪婪地吞噬，用螯作为撕扯的工具。

假设我们原先对龙虾一无所知，只是将它们看做是一个不动的肉体，
请允许我称之为“有机晶体”，当我们突然发现它具有这些运动能力时，
我们的头脑里不定会闪现什么奇妙的新想法和新问题呢！最大的新问题将是，
“所有这些是如何发生的？”主要的新想法就是对于目的的适应概念，
动物体绝不是由不相连的部分构成的，而是由有机关联的器官共同组成的。
让我们以这种视角，再来考虑一下龙虾的尾巴。形态学教导我们，
一系列体节是由相同的部分组成的，尽管经过各种各样的修饰，
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出同样的结构构造。但是，如果我以生理学的角度看同样的部分，
我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运动器官，借助于它，
龙虾轻快地推动着自己的身体前进或后退。

但是，这个奇妙的推进器是如何运转的呢？如果突然杀死一只龙虾，
将它所有的软体部分剔除，我将发现剩下的外壳没有丝毫生机，再也不能驱动自己，
就像磨坊内的机器不再与蒸汽机或水车连接那样陷入停顿。
但是如果将龙虾剖开，只将内脏取出来，让白色的肉体维持原状，
我将看到龙虾会弯曲起来，尾巴伸展如初。如果将龙虾的尾巴切掉，
将再也看不到它有任何的自发运动。但是，如果将虾肉的任何一部分收紧，
就可以看到它会出现一种非常奇怪的变化，每一条纤维都在变短变粗。
通过这种所谓的收缩动作，纤维末端连接的部分当然更接近了。
根据连接端部与不同环节运动中心的关系，尾巴会弯曲或伸展。
仔细观察新剖开的龙虾，我们将很快发现所有的运动都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
就是肉质纤维（fleshy fibre）的缩短和变粗，术语上这些肉质纤维被称为肌肉。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龙虾的运动来源于肌肉的收缩。
但是，为什么有时肌肉会收缩，而有时不收缩呢？为什么当龙虾想伸展尾巴的时候，
会有一整组肌肉收缩，而当它想弯曲尾巴的时候，是另一组肌肉收缩呢？
它的动力到底是来自何处，来自何方，受何控制？

实验为我们解惑答疑是自然科学发现真理的最好手段。
原来在龙虾的头部有一小块特别的组织，被称为神经。
同样材料构成的神经索直接或间接地将龙虾的脑和肌肉连接在一起。
现在，如果这些连接神经被切断，脑虽然还是完整的，但在被切断神经的体节之下，
我们称之为随意运动的能力则被摧毁了。另一方面，如果神经索保持完整，
而将脑损坏，随意运动的能力同样也消失了。因此结论必然是，
这种运动的能力来源于脑，并通过神经索进行传输。

教授一个孩子读母语和其他语言，与那些从来没有让他们与同伴进行口头交流的人相比，
他就可能接触到更多更广的知识。教他学习书写，这是与其他人进行交流的手段，
交流的范围因此可以无限地扩大，这样他可以记录和储存他获得的知识。
向他传授初等数学知识，他就能理解数和形之间的所有关系，
这些关系是复杂的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基础，他借此能够进行一些实际的演绎推理。

所有的这些阅读、写作和计算都是智力工具，必须优先进行学习，彻底掌握。
只有如此，年轻人才能够生活，而生活应当是一个不断在知识和智慧上有所积累的过程。

我认为1500年前，罗马市民中任何小康之家的孩子所学习的内容是同样的：
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希腊语进行阅读和书写，学习数学基本原理以及当时的宗教、
道德、历史学和地理学知识。此外，我坚信，
如果把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男孩送到我们的一所公立学校中，
他会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在所有他必须学习的新事实中，
没有人会提到一个与他所处时代不同的宇宙模型。

当然，4世纪的文明和19世纪的文明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巨大差异，
当时的思考习惯和思想状况与现在的差距很大。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呢？我将毫不畏惧地说，是最近两个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

现代文明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没有它的馈赠，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国家将难保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只有自然科学能够使得智慧和道德的力量，
而不是野蛮的力量更强大。

整个现代思想都沉浸在科学中，它深入到我们最好的诗人的作品中，
甚至一些对科学不屑一顾和有所轻视的学者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科学精神的熏陶，
其最好的作品也受到科学方法的影响。
我深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智力变革正在通过科学的力量慢慢地发生。
它让人们知道最终依赖的是观察和实验，而不是权威；它教会人们评估证据的价值；
它正在创造一个牢固的活生生的信念，即存在永恒的道德和自然法则，
完全服从这些法则是人类最高的目标。

而你们所有的那些老套的教育系统都对此只字不提。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方法，
以及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会经常吸引那些最贫穷的孩子，
但我们的教育却让他们对当今科学的方法和事实一无所知。现代世界充满了大炮，
我们却让我们的孩子手持古代角斗士的盾和剑去迎战。

2021-09-20

Thomas Henry Huxley

《1894进化论与伦理学》

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论

第二部分

科学与道德

资本——劳动之母

人类社会中的生存斗争

社会疾病与糟糕疗方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类人猿的自然史

人类和次于人的动物的关系

论几种人类化石

有机界的现状

有机界的过去

揭示有机界过去及现状背后成因的方法——生物的起源

生物的延续、遗传和变化

影响生物延续的生存条件

论《物种起源》中的观点与有机界现象原因完整理论之间的关系

论博物科学的教育价值

论动物的持久类型

时间与生命——达尔文先生的《物种起源》

达尔文论物种起源

达尔文的假设——达尔文论物种起源

一只龙虾，或动物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