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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Ramsay McCulloch - Wikipedia
《1848政治经济学原理|下》
价值理论概要
价值理论要点概述
1.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术语。一件物品的价值，是指它能换取的某一其他物品或一般物品的数量。
因而，所有物品的价值不可能同时提高或降低。价值普遍提高或普遍降低，
这样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一件物品价值的任一提高意味着其他物品的价值降低，
而一件物品价值的任何降低则意味着其他物品的价值提高。
2.一件物品的暂时价值或市场价值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它由于需求增加而提高，
由于供给增加而降低。然而，需求随价值而变化，价值低廉时对物品的需求，
一般大于价值高昂时的需求；价值总是自行调整到使需求与供给相等的程度。
3 .各种物品除它们的暂时价值外，还有永久价值，也可以称为自然价值,
市场价值在经历各种变动以后，总是趋于恢复到自然价值;各种摆动相互抵消，
其结果，平均地说，各种商品围绕它们的自然价值进行交换。
8.生产费用的普遍要素是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
偶然的要素是赋税和由某些生产要素的稀缺价值引起的额外费用。
11.比较工资额不取决于工资本身。不是工资高价值就高，也不是工资低价值就低。
比较工资额部分地取决于所需要的劳动的比较额，部分地取决于其报酬的比较率。
13. 如果两种物品是由等量劳动制造的，而对这样的劳动以同一比率付酬，
又如劳动者的工资的垫付期间也相同，用途的性质也无须利润率长期存在差别；
则不论工资和利润的高低，也不论耗费的劳动量的多少，平均地说，
这两种物品就可以相互交换。
16 .利润愈低，生产费用中一些次要的要素愈不重要，
而各种商品与同它们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成比例的价值的背离也愈小。
17 .但是，利润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用许多机器或耐用机器制造的各种物品的费用价值，
而提高手工制作的各种物品的费用价值;利润的每一提高则都导致相反的结果。价值理论在劳动者自耕自给的情况下有何修正
在小农耕作制度下，地租不受前几章阐述的那些原理的支配，它或者取决于习惯，
例如在分益佃农制度下，或者，如果是通过竞争确定的，取决于人口对土地的比率。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地租是生产费用的一个要素。小农必须努力生产，
直到他结清地租和他购买的一切必需品的价格。
此后，只有在产品能以消除他对劳动的厌恶的价格出售时，他才会继续劳动。
如果买者为数众多而种植者怠惰，粮食也许会长期持有稀缺价格。
但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如果种植者很勤奋，而买者很少，
则粮食价格将极为低廉。这种情况也不常发生，虽然法国某些地方的情况与此近似。
一般情况是，或者像最近的爱尔兰那样，小农阶级怠惰而买者很少，或者像比利时、
意大利北部及德国部分地区那样，小农勤勉，而城镇人口众多，繁荣昌盛。价值理论在奴隶劳动的情况下有何修正
奴隶主是一种资本家，他从事生产的动机是以其资本求得利润。
这种利润的比率必须相当于通常的比率。就其支出而言，
他的地位与他的奴隶们像自由劳动者那样以他们目前的效率进行劳动，
并以与他们目前的费用相等的工资受雇时相同。如果其费用与自由劳动的工资相比，
其比率低于奴隶付出的劳动，则他将由此得到较大的利润。
但如一国的其他一切生产者享有同样的利益，则各种商品的价值将完全不受它的影响。
唯一可能使之受到影响的情况是，享有廉价劳动优惠的仅限于一些特殊生产部门，
而其余的部门仍以较高的工资雇用劳动者。
在这种情况下，同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工资永不相等的一切情况一样，
价格和价值被公认为是不相等的。奴隶所生产的各种商品将以低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的比率，
与非奴隶所生产的各种商品相交换；与奴隶制度不存在时相比，前者的价值较低，而后者的价值较高。
理解力高的读者可以自己把价值理论应用于现存的或可能存在的各种产业制度，
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孟德斯鸠说得很好：“探究一个题目不应穷原竟委到了不留任何事情给读者做。
问题不应该是让人去阅读，而应该是让人去思考。”论货币
流通媒介的目的
物物交换极为不便，因而，如果没有便于实行交换的某种方法，则分工很难大幅度扩大。
一个只有上衣的裁缝，在遇到有面包出售而需要上衣的人以前，也许会饿死；
此外，他一时也许并不需要与一件上衣的价值相等的面包，而上衣又不能分割。
因此,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急需将他的商品换成某种物品——
这种物品虽然也许不合乎他自己的直接需要，
但具有巨大而广泛的需求，而且易于分割—— 以便有把握地用它来购买任何待售的物品。
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这些特性。面包是极可分割的，而且是一般欲望的对象。
但它仍非人们所需要的那种物品;因为，除非预计食物将会匮乏，
谁也不愿使一时拥有的数量多于目前消费所需；因此,一个有食品出售的人未必有把握立即找到买者;
而食品如不能马上脱手，则其中大部分就会腐烂。人们选定为购买手段、留在手头的物品，
除可分割，并为一般所需求外，尚须不因保存而变质。这就使选择的范围仅限于少数物品。金银为什么适合于流通媒介的各种目的
它们在所有物质中最不易磨损。它们也便于携带，并且在很小的容积中包含很大的价值，
因而易于隐藏，这一点在不安定的时代是极其重要的。宝石在可分性上不及金银；
而且它们具有多种多样的品质，不大费周章,就不能精确地加以鉴别。
金银极易分割，而且纯金银，总是具有同样的品质；
它们的纯度也可由公共机关确定和证明。
因而，虽然有些国家曾以兽皮为货币，另一些国家则以家畜为货币，
中国的靴鞍曾以茶砖为货币，西非海岸则以人们称为玛瑙贝的贝壳为货币；
而阿比西尼亚现今仍以岩盐块为货币；虽然较贱的金属有时也被选用作货币，
如古代斯巴达人基于禁欲主义政策而以铁为货币，早期罗马共和国由于人民贫困而以铜为货币；
但是一般地说，能够通过工业、商业或征服获得金银的国家，都愿以金银为货币。
金银除具有上述令人喜爱的各种品质外，还具有另一种品质，其重要性是逐渐显露的。
这就是，在一切商品中，金银所受到的引起价值变动的任何原因的影响最少。
没有一种商品可以完全不受这种变动的影响。由于美洲矿山的发现，
金银曾经受空前强烈的、持久的价值变动；又如在上次大战（指拿破仑战争一
译者）中，金属为人们收藏，并不断地被战场庞大军队的金库吸收，
也使金银价值发生暂时的变动。在现代，诸如乌拉尔山脉、
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等丰富的新的供给源泉的开发，也许会导致另一个价值下跌的时期；
目前推测这种下跌的限度，是徒劳的。然而总的说来，没有一种商品受变动原因的影响像金银那样少。
它们的生产费用的变动比几乎任何物品都少。而且，由于它们所具有的耐久性，
其现存总量任何时候在比例上都远远大于其年供给量，因而生产费用即使有所变动，
这种变动也不致对价值产生急剧的影响。大大减少其现有数量，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大大增加其现有数量,也不能很快做到。
因此，金银比其他任何商品都更适于充当远期定额收付契约的对象。
如果契约以谷物为对象，则某年谷物的歉收可使支付的负担增至原定数额的四倍，
另一年的大丰收又可使这种负担减至四分之一。如果约定对象为毛织品，
则制造上的某种发明可以使支付额持久地减少到其原来价值的十分之一。
这种情况即使在约定以金银为对象的场合也会发生，但是到目前为止,
唯一可以证实的事例，只是美洲发现后金银价值的大跌，而且在这一场合，
变动的过程长达许多年，因而变动的速度极为迟缓。货币只是便利交换的工具，对价值法则并无影响
由于人们经常依靠货币提供各种必需品，他们就在头脑里产生了一种有力的联想，
即，货币是比其他任何物品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的财富。
因而，甚至毕生从事最有用物品生产的人们，也养成了一种习惯，即认为，
这些物品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它们具有换取货币的能力。
以货币换取商品的人，如果其意不在转售，人们就认为，这种交易不如以商品换取货币合算，
因为前者似乎是消耗资产，后者则似乎是增加资产。这种错觉现在虽已有所削减，
但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足以支配欧洲每一个政治家（思辨政治家和实践政治家）的头脑。
在社会经济中，货币从本质上来说是最无意义的；它的意义只在于它具有节省时间和劳动的特性。
它是一种使人办事迅速和方便的机械，没有它，要办的事仍可办到，只是较为缓慢，
较为不便。它像其他许多机械一样，只是在发生故障时，才会发生它自己的显著而独特的影响。
货币是一种商品，同其他各种商品一样，它的暂时价值取决于需求和供给,
永久的、平均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费用。货币的价值取决于需求和供给
货币的价值是一暧昧的用语
货币通常被理解为财富的同义语，在借贷上，货币更加是表示财富的通用术语。
某人借钱给另一个人，同他向别人支付工资或地租一样，其所转移的不纯粹是货币，
而是取得国内产品（它可以任人选择）的一定价值的权利。
贷者先以其资本的一部分来购买这种权利。
他真正贷出的只是那么多资本，货币不过是转移的工具。
所谓价值，我始终 ，是指交换价值，而所谓货币，是指交换的媒介，
不是指通过这一媒介从甲手转到乙手的资本。货币的价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取决于其数量
实际上，每当用货币购买和出售其他物品时，货币像其他各种物品一样是被买卖的。
任何人出售谷物、兽脂或棉花，都是购买货币。任何人购买面包、葡萄酒或毛织品，
都是向出售这些物品的商人出售货币，人们用以购买物品的货币，
就是其所出售的货币。因而，货币的供给就是人们所要使用的货币数量，
也就是人们所拥有的—— 除去他们所贮藏的或至少是留供今后应急的部分——全部货币。
简言之，货币的供给就是当时在流通的全部货币。
比方说，有一个外国人携带大量金银来到某地，因而货币的数量增加。
他一开始花费这些金银（是用于生产性的用途，还是用于非生产性的用途，这个问题无关紧要），
他就增加了货币的供给，并由于同一行为而增加了对货物的需求。
毫无疑问，最初他只是增加某几种，即他所选购的那几种货物的需求。
他会使这些货物的价格立即上涨，就他个人来说，也只是使这些货物的价格上涨。
如果他用他的资财宴请宾客，他就会使食物和葡萄酒的价格上涨。
如果他用他的资财建立工厂，他就会使劳动和原料的价格提高。
但是，由于价格提高，较多的货币将转入出卖上述各种物品的人们的手中；
而这些人，不论他们是劳动者还是商人,都将有较多的货币可供支出，
从而增大了对他们惯常购买的各种物品的需求；于是，这些物品的价格也将上升，
这样发展下去，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将上升。我说“一切物品”当然并不否认下述情况可能发生，
即，货币可能通过某一类新消费者的出现而流入，或者货币的流入改变各类消费者相互之间的比例，
因而今后在各种物品上的花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某些物品比过去大，
另一些物品则比过去小。这正像社会的爱好和需要发生变化一样。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在生产使自己适应于这一对各种物品的相对需求的变化以前，
就会在价值上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某些物品的价格上升的幅度将超过其他一些物品，
而某些物品的价格则也许完全不提高。
我们可以仿照休谟，假定国内每个人在某天早晨醒来，发现他的口袋里有一金币；
然而，在这个例子中，各种商品的需求所占的比例将发生变化;
首先是，穷人的奢侈品的价格同其他各种物品相比将大幅度上升。
因此，我们毋宁假设，每个人原有一镑、一先令或一便士，现在突然都增加了一镑、
一先令或一便士。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物品对货币的需求都将增加，
从而它们的货币价值或价格都将上升。这种价值的提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除须以较大的数字来计算镑、先令和便士以外，不会产生什么差别。
这只是以货币计算的价值增加了，而货币只是购买其他各种物品所必需的工具，
因而任何人所能购买的物品都不会比过去多。
价格将按一定的比例上升，而货币的价值则将按同一比例下降。
如果社会上的货币减少，而待售的货物数量一仍其旧，则由于与这些货物相交换的货币减少，
这些货物将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价格降低的比率与货币减少的比率恰好一致。
因此，如果其他情况不变，货币的价值与其数量成反比地变动。
数量的任何增加都使价值按恰好相等的比率下降，
而数量的任何降低则使价值按恰好相等的比率上升。货币的价值还取决于流通速度
流通速度一词很不适于表示它唯一必须表示的事物，
而且由于它使人联想到与其本意迥然不同的意义，因而有使问题混淆不清的倾向，
如能废除这一用语，而代以更能直接表达其意的其他用语，就太好了。
例如“货币的效率”一词，虽非完美无缺，但比较地说更为合适。
因为它不会引起以时间估计工作数量的想法，而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工作的数量。
在得以创造一个适当的术语以前，为了避免词意含糊，
我们只好满足于用以下唯一能够充分表达其意义的冗长辞句来加以表述，
即为了实现一定金额的交易，每一笔货币所进行的平均购买次数。上述原理的说明和所受的限制
例如，人们惯常认为，国内货币数量或现存的货币数量较大时，价格必然随之上升。
然而这绝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对任何商品来说，决定它的价值的不是现存的数量，
而是提供出售的数量。国内的货币数量不论有多少，
其中只有进入商品市场并实际上与货物相交换的那一部分能影响价格。
能够增加国内这一部分货币数量的任何事物，都有提高价格的倾向。
但贮藏的货币对价格不发生影响。个人保存以备万一的货币，在意外事件未发生时，
也不影响价格。英格兰银行金库中的货币，或私人银行留作贮备的货币，
在提出以前都不影响价格，即使提出，如果不用在商品上也不影响价格。
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大量货币流入国内，实际上用作资本，
其后又流出国外，它从未影响商品市场，而只影响证券市场，
或其名称虽不恰当但人们通常使用的金融市场。让我们回到前面为了说明问题而列举的一个例子，
即有一个外国人携带一批金银财宝来到本国。
我们曾假定这个外国人用这些金银财宝购买自己使用的货物，或者建立工厂并雇用工人，
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其他情况不变，他都会使价格上升。
但是，很有可能他不这样做，而热衷于利用他的财产来牟取利息。
我们假定，为此他采用了下述很简单的方法，即使自己成为一部分公债、财政部证券、
铁路公司债券、商业证券、典契等（任何时候它们都在公众的手里）的争购者。
他这样做会使上述各种证券的价格上升，换句话说，会使利息率下降。
而由于这种情况搅乱了国内资本利息率和其他各国资本利息率之间的原有关系，
也许会导致拥有流动资本、正在谋求投资机会的某些人，
把他们的流动资本输送到国外进行投资，而不愿以高昂的价格购买国内的证券。
这就会有与前此流入的数量相等的货币流到国外，因而货币的暂时流入对商品价格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例。现在人们已开始认清如下的事实，
即，贵金属由一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其由各国借贷市场状况决定的程度，
比过去所设想的大得多，而由价格状况决定的程度，则比过去所设想的小得多。
为了避免在解释商业现象时犯重大的错误，还有一点必须注意。
如果在某一时候即付交易的数量增加了，这可能是由于投机活动的不同而连续发生的，
甚至是在一年中的某一季节发生的（因为若干种交易只在特定的季节进行），
这时通货只是与交易的数量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这种增加持续的时间不长，
因而不具有提高价格的倾向。
如果没有额外的通货来进行这些额外的支付，就会发生下述三种情况之一 ：
1.或者是不用货币，而用某些可以不用货币的方法来进行支付；
2.或者是增加货币的流通速度，使同额货币得以实行较多的支付；
3.或者是（如果上述两种办法都不能实行）从商品市场抽出货币来实行额外的支付，
其结果，价格必定下跌.流通媒介的增加，如果在程度和持续时间上与营业的暂时扩张相适应，
就不会提高价格，而只会防止价格下跌。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费用
在自由状态下，货币的价值与其所包含的金银块的价值相一致
当然，我们假定各种事物是自由放任的。但各国政府并不总是听任各种事物自由发展。
它们都阻碍货币的数量按照自然规律来自我调整，而力图随心所欲地加以控制；
其目的通常在于使为数较多的货币（与不那样做时相比）留在国内。
直至最近，各国政府的政策都是禁止货币的输出和熔化。
与此同时，它们力图通过奖励其他各种物品输出并阻止其输入，使货币不断地流入。
通过这种方法，它们使两种偏见得到满足:
1.它们由此已使，或它们认为已使较多的货币流入国内，
而较多的货币，它们认为等于较多的财富；
2.它们已给予，或它们认为已给予一切生产者和商人较高的价格，而较高的价格，
虽然并不是真实的利益，人们却总认为是真实的利益。
铸造货币的劳动和花销如果不由所有者承担，就不会提高物品的价值。
如果政府设立一个办事处，该处对于交付一定重量的棉纱、要求换取棉布的任何人，
都给予同等重量的棉布，则市场上棉布的价值就不会大于其所包含的棉纱的价值。
铸币的价值只要略高于金银块的价值，持有金银块并把它送去铸造货币的人就会从中获利。
然而，如果政府让金银块的所有者承担一定的造币费（这是合理的），
以收取手续费来弥补开支（办法是偿付的铸币分量略少于所收金银块的分量，
而称之为课征铸币税），则铸币的价值将按所课征的铸币税的多少提高到金银块的价值以上。
如果造币厂扣留1%来抵偿造币的开支 ，则在铸币的价值至少比金银块的价值高1%以前，
金银块的所有者就不会有兴趣拿金银块去铸造货币。
因而，铸币的价值将比免费铸造时高出1%,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只是由于铸币的数量较之免费铸造时减少了 1%。
政府可以凭借这种业务（指铸造货币—— 译者）牟取利润，并可为此目的而征收铸币税，
但如它们收取的造币费超过铸造的开支，则将使私人铸造货币也有利可图。
铸造货币虽然不像熔化货币那样容易，但也不是一种艰难的工作，而且，
私铸的铸币具有充足的重量和标准的成色，是很难察觉的。
因此，如果铸造良币能够获得利润，人们肯定会这样做，其结果，
以铸币税为国家收入来源的尝试将归于失败。不靠征收铸币税，
而用拒绝铸造货币的方法把铸币的价值保持在某一人为高度的任何尝试 ，也同样会失败。
在英国，虽然对铸造金币不征收铸币税（造币厂以铸币付还与其所收取的金块重量相同的纯金），
但自交付金块到获得铸币，这中间却得耽搁几个星期，由此导致了利息的损失，
对金块的所有者来说，等于缴纳了少量铸币税。
由于这一原因，铸币的价值一般略高于铸币所含有的纯金的价值。
各种商品可以分成三类，即：供给绝对受限制的商品，可以用一定的生产费用无限量取得的商品，
以及虽可无限量取得，但其生产费用愈益增加的商品。
各种贵金属是矿山的产物，所以属于第三类。
因而，它们的自然价值最终与当前最不利情况下的生产费用成比例，换句话说，
与为了获得必需的供给而必须加以开采的最低劣的矿山的生产费用成比例。
在生产黄金的各国，一磅重的黄金最后趋向于与其生产费用和黄金本身的生产费用
相等的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黄金本身的生产费用是指，
当时为了满足实际需求而必须加以开发的生产能力最为低下的供给来源所需花费的劳动和费用。
黄金的平均价值趋向于与它的自然价值相一致，
一如其他各种物品的价值趋向于与它们的自然价值相一致。
假定黄金的售价高于它的自然价值（黄金的自然价值等于开采黄金的劳动和花销
加上失败机会极大的产业部门的风险报酬），
则寻找投资场所的大量流动资本就会有一部分投向采金企业。
因而，供给将增加，而价值则将降低。反之,如果黄金的售价低于它的自然价值，
矿主得不到通常的利润，他们就会缩小他们的业务；如果售价大大低于自然价值，
有些劣等矿山或许会完全停止开采。而每年供给的减少使每年的消耗不能全部得到补偿，
从而，存量将逐渐减少，价值又提高。
如果更仔细地探讨上述过程，则其详情有如下述。
如果黄金价值高于它的自然价值或费用价值——如前所述，
铸币的价值与金块的价值相一致一则货币的价值将提高，
而包括劳动在内的其他一切物品的价格则将下跌。这种价格的下跌会使一切生产者的费用减少，
但是，由于他们的报酬也会减少，任何生产者都不能从中获益。
只有黄金的生产者属于例外，他的报酬得自矿山，不取决于价格，因而将一如过去，
但是他的开支减少，因而他将获得额外的利润，并在这种刺激下扩大他的生产。
反之，如果黄金的价值低于它的自然价值，则由于这等于价格上升 ，
一切生产者的货币支出都将非常大；然而，因为价格上升，
其他一切生产者都将由货币报酬的增加得到补偿；
只有矿主不能从他的矿山采得比过去更多的黄金，
而他的支出却比过去扩大了，因而，他的利润将减少或消失，即使他不放弃他的事业，
他也会缩小他的生产。上述法则与前一章提出的原理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除非价值的变化会引起需求的变化，而这样就要有供给的增加或减少，
作为价值变化的结果（不是原因）。就被视为装饰品和奢侈品的费用的金银而言，
这一点也是正确的，但就货币而言却是不正确的。即使黄金的永久生产费用减少四分之一，
买来制作器皿、镀金或当作贵重饰物的黄金可能也不会比过去多；
如果这样，虽然黄金的价值会下跌，但为这些目的而从矿山采取的黄金数量也不会比过去多。
用作货币的部分则不是这样，这一部分，如果它的数量不是实际增加四分之一，
它的价值就不会下跌四分之一；因为，价格上涨四分之一，要实行惯常的购买，
就要有比过去的数量多四分之一的货币；如果没有这部分货币，某些商品就会无人购买，
价格也就不能维持。因此，贵金属生产费用的变化，
只是与它的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成比例地影响货币的价值;对其他任何商品，都不能这样说。
所以，我认为,摒弃货币的价值与货币的数量有关的主张，在学术上和实际上都是错误的。论复本位制及辅币
复本位制的缺点
在所有的商品中，黄金和白银的价值虽然最不易变动，但也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而且它们并不总是同时变动的。例如，由于美洲一些矿山的发现，
白银的永久价值相对于黄金来说就下跌了；而非经常地发生的价值的微小变动，
也不对两种金属产生同样的影响。假定这样的变动发生了，
两种金属的相互价值不再同规定的比例相一致，有一种金属的估价就将低于它的金属价值，
因而将它熔化，当有利可图。
如果两种金属的价值趋于上涨，则一切支付都将用上涨最少的那种金属来进行；
而如两种金属的价值趋于下跌，则一切支付都将用下跌最多的那种金属来进行。以两种金属作为货币，但不使二者皆成为法定货币，情况又将如何
假使市场发生对银价有利的轻微变化,银价就会高于1 金币，致使熔化银币有利可图。
对银币的过高估价，会诱使人们购买白银,并将它送到造币厂去铸造银币，
因为白银经过铸造，它的价值将高于其所固有的价值;然而，这可以通过如下办法来加以防止，
即限制银币的铸造数量，使之不像金币那样听任私人自由决定，而由政府确定，
并限定于应为小额支付所必需的数额。唯一必须提防的，是不要给产银币过高的估价，
以致对私人铸造产生强大的诱惑力。作为货币的替代物的信用
信用不是生产手段的创造，而是它的转移
信用虽然具有伟大的力量，但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
它不能无中生有。人们常讲信用的扩张等于资本的创造，或似乎信用实际上就是资本。
信用只是对于使用别人资本的许可,人们不能由以增加、而只能由以转移生产手段，
这一点还需要在这里指出，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借主的生产手段和雇佣劳动的手段由于他所获得的信用而增加多少，贷方的这些手段就减少多少。
同一金额不能由所有者和借主同时用作资本：它不能以工资、
工具和原材料的形式同时向两组工人提供它的全部价值。
确实，甲由乙处借来并用于他的业务的资本，就其他用途而言，依然是乙的财富的组成部分，
乙可以靠它缔结契约，并在必要时以它为担保借得相同的金额。
因而，表面看来，似乎乙和甲是同时使用这项资本。
但是,稍加考虑就可以看到，一旦乙将他的资本交给了甲，
它作为资本使用就属于甲一个人的权限，
而乙除利用对它的最后要求权由第三者丙处获得另一资本的使用权外，
不能再将它用于其他用途。任何人真正使用的（不是他自己的）一切资本，
都是而且必然是对他人资本的同等数额的扣除。信用如何帮助生产
虽然信用只是资本从甲手到乙手的转移，
但资本通常自然是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地利用资本的人手中。
如果不存在信用这样的东西，或者由于普遍不安定和缺乏信任，信用（制度）实行得很不够，
则拥有或多或少的资本的许多人，就会因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或因为缺乏必需的技能和知识，
不能亲自监督资本的使用，将不能从资本获得任何利益。
他们的资金或者被搁置，或者在笨拙的牟利尝试中浪费和丧失。
信用既为使一国的全部资本成为生产性的所不可缺少，
又是使一国的产业才能更好地用于生产目的的手段。许多自己没有或只有少许资本，
但具有为资本所有者所了解和赏识的经营才能的人,将能借到金钱，
或更经常地借助于信用取得货物，从而使他们的产业才能有助于增进公众的财富。
如果由于较好的法律和较好的教育，人们比过去诚实得多，
因而个人的品格就可以充分保证他人的财物不仅不会被不正当地占用，
而且不会被用来做不正当的投机生意，则社会得到的上述利益将更为巨大。信用具有减少使用货币的作用
一般物价在任何时候都较多地取决于信用状况，而很少取决于货币数量。
因为信用虽然不是生产力，但它是一种购买力；而且，具有信用可以用来购买货物的人，
其所创造的对货物的需求，及其所引起的物价上涨的趋势，一如他用现金购买等量的货物。
第一，假定甲和乙是两个商人，他们互相作为买主和卖主进行交易。
甲以信用由乙处买进。乙也以信用由甲处买进。年终，以甲欠乙的款项和乙欠甲的款项相比较，
确定谁应支付差额。这一差额可能小于各种交易分别计算的数额，
而必然小于各种交易的合计额，是唯一要用货币来支付的；甚至这一差额或许也不支付,
只是转入第二年的往来账目。这样，为数 100镑的一次付款，就足以清算一系列的交易，
其中有些交易的价值达数千镑。
但是，第二，甲欠乙的债务，即使乙对甲不负有债务，也无须用货币清偿。
甲可以将他对第三者丙的债权转让给乙来加以清偿。借助于名为汇票的一种书面票据，
就可以很方便地做到这一点。这种汇票实际上是债权人发给债务人的可转让通知单，
它一经债务人接受，即经他签名加以认证，就成为债务的承认书。汇票
最初使用汇票是为了节省由一地把贵金属运往另一地的费用和风险。
汇票用作清偿远地债务的手段，不必花费运送贵金属的费用，这种便利被人们发现以后，
汇票的使用就由于另外一种动机而大为扩大。各行业对于购买货物的人常常提供一定期间的信用，
3个月、6 个月、一年，甚至两年，视各业的便利和习惯而定，有二个商人将货物售出，
可于6 个月后收取货款,但他想马上得到偿付，于是他开立一张他的债务人可在6 个月后付款的票据，
拿它向银行家或放款人贴现，也就是交出票据，而取得票面额减去贴现日至到期日的利息后的金额。
这样，他就可以将某人应当偿还他的债务用作由另一人处获得信用的手段；
这已成为汇票的主要作用之一。这种方法的便利，导致了一种常见的汇票的产生，
开票人对于先前对他不负有任何债务的票据的承付者，也开这种汇票。
这种汇票被称为融通汇票;有时被贬称为空头票据。
在许多场合，空头票据也许是拥有巨大的、众所周知的资本的人发出的，
这时，不妨说它代表这种资本的一部分。本票
将信用用作通货替代物的第三种形式是本票。开给某人并由他承兑的汇票，
和由它发出并允诺支付同一金额的本票，对他来说，除以下两点外，是完全相同的。
这两点是：前者通常是有利息的，后者一般是没有利息的；前者通常是过一段时间才能兑付，
后者则是见票即付的。但是，在商业国家中，主要以后一形式发行货币替代物，
已成为一种专门职业。从事货币交易的商人（其不适当的名称为职业贷款者）同其他的商人一样，
想超出他们自己的资力所能经营的程度来扩展他们的业务。他们不仅想出借自己的资本，
而且想出借自己的信用；不仅想出借由自己的现存资金构成的那一部分信用，
而且想在自己认为能够安全地加以运用的限度内,出借自己通常从公众那里获得信用的能力。
要做到这一点，最方便的办法,是出借自己的、持票人求兑即付的本票。
借主愿意将它当作同额货币来接受，
因为贷款者的信用使其他的人在借主购买货物或作其他支付时甘愿接受它。
因此，这些本票执行了通货的一切职能，并使先前流通的等额货币成为不必要。信用对价格的影响
信用同货币一样是购买力
货币只是在用以交换商品时才影响价格。影响商品价格的需求是由用以交换商品的货币构成的。
但是用以交换商品的货币并不等于人们拥有的货币。它有时较少，有时又较多。
固然，人们使用的货币最后将既不多于、也不少于他们拥有的货币，
但就一定时期而言，情况远非如此。
有时人们为应不时之需或等待更有利的使用时机而在手头保存货币。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货币不是处在流通之中。用更为平易的话来说，它不是用来交换商品，
也不准备用来交换商品.不处在流通之中的货币对价格不发生影响。
然而,更常见的是与此相反的情况，即，人们用并非自己拥有的货币来购买商品。
例如，用银行支票偿付货款的商品不 但不是用付款人拥有的货币来购买，
而且通常也不是用银行拥有的货币来购买，
因为银行已将（除通常的准备金之外的一切）货币贷给他人。
买主也许不采用纯粹的账面信用，而提供同一金额的票据；或者用借自银行的钞票来偿付货款，
这样，这种购买就不是利用他自己对卖主的信用来进行，
而是利用银行对卖主的信用和他自己对银行的信用来进行。
如果他这样做，则他对价格产生的影响将等于而不会大于用银行信用进行的同一金额的购买。
发生影响的原因是信用本身，而不是信用的形式和提供信用的方法。信用急剧扩大和收缩的结果；对商业恐慌现象的分析
如果一般认为，由于需求增加，低产，输入发生障碍,或者其他原因，
某种商品的价格似乎会上涨,商人们就会倾向于增加他们的存货，
以便靠预期的涨价来获得利润。这种倾向本身就有助于产生人们所期望的结果，
即价格上涨。如果这种上涨是大幅度的、递增的，对其他投机者就会产生吸引力，
在价格开始下降以前,这些人总是愿意相信价格将继续上涨。
由于他们参与购买，价格进一步上涨。这样，最初有若干合理根据的价格上涨，
由于纯属投机性的购买而加剧，直到大大超过证明最初有合理根据的上涨幅度为止。
过了一段时间，这一点开始被人们察觉；价格停止上涨，
持有商品的人感到实现利润的时机已到，就渴望将商品出售。
因此，价格开始下降。持有商品的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而涌入市场，
而愿意在价格正在下降的市场上购买商品的人很少，因而价格的下降比它的上涨更为急剧。
如果一切购买都用现金进行，则对某些涨价商品支付货款，
将使这个社会的很大部分货币流入这些商品的市场，因此,货币必然会退出其他各种商品的市场，
这样，其他各种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跌。固然，这种空隙可以用增加流通速度来部分地加以弥补；
而这样做，在投机盛行的时期，这个社会的货币实际上是增加了，
因为人们几乎不在手头保存货币，一旦收到货币，就尽快地用于具有诱惑性的投机。
然而，这种办法的作用是有限的。总的说来，如果货币的数量不变，
则人们要在某些物品上多用一些，就必须在其他物品上少用一些。
然而，他们不能用现金办到的事，却可以通过扩大信用来办到。
如果大多数商人难以或担心自己将难以偿还债务，人们就说发生了商业危机。
这种普遍性困难的最通常的起因，是价格由于投机风潮声势很大，
而且扩展到许多商品而上涨以后又回跌。某些使人们预期价格上涨的意外事件，
例如新的国外市场的开放，或者多种主要商品同时呈现供给不足的迹象,
会使投机活动在若干主导部门同时产生。价格上涨，持有商品的人将获得巨大的收益，
或者似乎有能力获得巨大的收益。在公众的某种心理状态下，
这种财产迅速增加的事例招来大量的模仿者，
而投机不仅会大大超过由最初预期价格上涨的理由所规定的限度，
而且会扩展到毫不具有这种理由的各种商品。然而，对这些商品的投机活动一开始，
它们的价格就像其他的商品一样上涨。此时信用便急剧扩张。
患有这种传染病的人不仅比平时更自由地使用信用，而且他们实际上也具有更多的信用，
因为他们似乎在赚得巨大的收益，也由于当时流行的一种轻率的爱冒险的情绪，
使人们愿意比其他时候更多地提供和取得信用，甚至向没有资格取得信用的人提供信用。影响价格的手段，票据比账面信用更为有力，钞票比票据更为有力
此外，他还因为持有钞票而获得一种购买力。这番话同样适用于可以相继地得到钞票的每一个人。
总之，信用具有与货币完全相同的购买力；货币不仅与它的数量成比例地影响价格,
而且与它的数量和转手次数的乘积成比例地影响价格，信用也是如此；
因而，可以由一手转至另一手的信用，按照这个比例，比只能实行一次购买的信用更为有力。账面信用、票据和钞票之间的上述区别实际上并不重要
只有当政局变化、季节改变或其他偶然事件，使人们觉得现有的供给量将超过原来估计的消费率，
以致价格将下降时，对资本的需求才会增加；这时，市场利率上升，
向英格兰银行提出的贴现要求增加。因此，钞票及其他可转让票据的增加，
大都不带来投机或助长投机;钞票及其他可转让票据主要是在局势正在转变、
人们开始感到困难的时候发生作用。
一个人如果人们都知道他拥有足够的资本应付日常业务的需要，在其行业中又享有很好的信用，
如果他认为自己所经营的商品将看涨,而且在投机开始和进行时诸事顺遂，
那他就会大量购进这种商品，购进的数量会远远大于他所拥有的资本额。
虽然投机性购买的主要工具是账面信用,但有一点仍是无可争的，
即，在投机时期，汇票和钞票的数量都在增加。固然,就钞票而言，
这种增加在投机的最初阶段很少出现，（据图克先生说）人们向银行告贷不是为了购买，
而是由于通常的信贷期限已经到期，而其所指望的高价格尚未达到，
因而他们想继续保存货物不予出售。支票同钞票一样，是影响价格的有力手段
银行不借给商人钞票,而可给商人开立账户，并以它已同意垫付的金额记入该账户的贷方;
按照事先的商定,商人除对他有必要实行偿付的收款人开给支票以外，
不应以其他任何方法提出那笔钱。这些支票很可能也像钞票那样转手；
然而，更常见的是，接受支票的人将支票解入与自己有往来的银行，
而在他需要用钱的时候开一张新的支票来支取。因此，反对者也许会提出，
由于原支票很快就要求兑付，那时必须付以钞票或铸币，
因而必须准备等额的钞票或铸币作为最后结算手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得到支票的人可能与同一银行有往来，因而这张支票可能回到开出支票的那个银行;
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屡见不鲜。如果这样，银行就不必付款，
只须在账簿上转一下账就可以清算交易。即使支票交给其他银行，也可以不付款，
而通过与其他支票抵消来清算；而且,在各种情况有利于银行信用的普遍扩张时，
曾经提供较多信用，从而由其承付的支票也较多的银行，
将持有较多的应由其他银行兑付的支票，因而它只需准备足以支付尾数的钞票或现金；
精明的银行只要有相当于债务三分之一的经常准备金，就足够了。
而即使它靠发行自己的钞票来提供更多的信用，
也同样要以铸币或英格兰银行钞票的形式保有通常的准备金。
因此，正如富拉顿先生所说，可以通过钞票流通提供的信用的一切便利，
银行可以通过不妨称为“支票流通”的方式来提供。
近来人们很希望用人为的规则来限制钞票的发行，以此缓和商业的变动，
但从上述考察看来，这种肤浅的方法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钞票是货币吗？
一种票据如果有可能因为公司破产而丧失一切价值，那它在货币与信用相对立的意义上，
就绝不是货币。它或者不是货币，或者既是货币，又是信用，将它称为“被创造出来的信用"。论不兑现纸币
不兑现纸币的价值取决于其数量，是可以随意调节的
即使是金属通货，决定其价值的直接因素也是它的数量。
如果它的数量能够由官方任意规定，而不取决于通常商业上的盈亏动机，
则它的价值将取决于官方的命令，而不取决于生产费用。
持有人不能随意用来兑换金属的纸币，其数量是可以任意规定的；
如果发行者是拥有最高权力的政府，则情况更是如此。
因此，这种通货的价值完全是任意规定的。
假定在黄金或白银已全部退出流通（领域），而被等量的纸币所取代后，纸币发行额仍在增加。
同样的一系列现象将重新产生：价格上涨，金银制品的价格也在其列，因而像过去那样，
人们会想方设法获取铸币，将其熔化为金银块。于是铸币不再流通;
但是，如果纸币是可以兑换的，则人们仍可以此向发行者换取铸币。
因此，在金属完全被取代以后强行流通的一切增发的纸币，将会与铸币交换而回到发行者的手中；
从而，可兑换纸币能够在流通界保持的数量，不会多到使它的价值低于它所代表的金属价值。
然而，不兑现纸币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它的增加（如果法律准许）无所阻碍。
发行者可以无限增发，相应地降低它的价值而提高物价;换句话说,他们可以使通货无限贬值。
这种权力无论授予什么人，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弊害。流通媒介的价值的一切变动都是有害的：
它们扰乱现有的各种契约和预期，这种变动的可能性，也使一切长期的金钱契约变得极不可靠。
为自己购买，或给予他人100镑年金的人，不知道几年后它将相当于200镑还是50镑。
这种弊害即使仅由偶发事件引起，也已很大，如果出自个人或团体的任意处置，则尤为巨大；
这种人或团体可因财产价值的人为变动而得到很大好处；
而由于每次发行本身就是利润的源泉，
他们无论如何都对尽可能多地发行（纸币）抱有强烈的兴趣。
不用说，降低通货的价值可以使发行者获得直接利益，
而在通货为政府纸币的情况下则总是如此，因为他们自己的债务是用这种媒介计算的。不兑现纸币如由金银块的价格调节，也许是安全的，但不方便
为了防止通货的价值被人们故意改变，并尽可能缩小它因偶
发事件而发生的变动，一切文明国家都以所有已知商品中价值最
不易变动的商品，即贵金属，作为流通媒介的价值标准;凡其价值
不与贵金属的价值相一致的纸币，均不应存在。这一根本准则，即
使是最滥发不兑现纸币的政府也未尝完全无视。
由金银块的价格调节的不兑现通货，它的一切变动同可兑换通货完全一样；
因而，可以由此获得的利益只是，保持贵金属储备的必要性得以消除。
不过，这并不是十分紧要的，特别是对政府来说，只要它的信用不受到怀疑，
它就无须像私人发行者那样保有大量的准备金；由于人们对它的偿付能力从来不会产生真正的怀疑，
它不致遇到重大的、突然的兑付要求。同这一微小的利益相对照，在这种通货制度下，
第一，存在着为影响通货而以欺诈手段扰乱金银块价格的可能性;
一如在谷物法有效期间受到人们那么多的、正当的指责的，有些人虚售谷物，以影响谷物的平均价格。
但是更有力的理由是，遵守最无教养的人也易于理解的简单原则，是很重要的事情。
每个人都能理解自由兑换；每个人都知道，能在任何时候与镑相交换的物品，具有5镑的价值。
凭借金银块的价格进行调节，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观念，对此，
人们不可能通过上述普通的联想而得到了解。
一般国民对受到这样的调节的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的信任，远远不如对可兑换纸币的信任；
而最有教养的人也有理由怀疑，这一规则人们能否严格遵守。考察不兑现货币如果代表现实财产就是安全的这一学说
纸币如果不依靠可兑换性，不依靠使之等于金属货币的某种限制原则而与金属货币保持同样的价值，
就会带来弊害,虽然经过多年的讨论，近来这一学说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持不同意见者仍然很多，
而且经常有人提议用无限制地发行不兑现纸币的方法来消除社会上的一切经济弊病。
老实说，这种想法确有很大的诱惑力。如果人们一旦敢于相信，在纸片上印几个数字，
就可以不课税而偿还国债，支付政府的费用，总之，使全社会发财,
那倒真是前景光明灿烂。人们所指望于点金石者,也不过如此。
指券不贬值的前提是，其流通的数量不大于可兑换成现金时的数量。
因此，虽然在革命时期，这种一经提出要求就可兑换为土地的通货,
作为一种以最少的损失迅速出售大量土地的手段，也许是合宜的,
但却很难看出如当作一国的经常制度，它与可兑换铸币的通货相比，具有什么优越性。
而其不利之处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土地的价值远比金银的价值易于变化，此外，
对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土地是一种称心的财产，不如说它是一种累赘（除可换成货币外），
所以，只要纸币稍微贬值，人们就会要求以纸币兑换金银；但如纸币只能交换土地，
则在一定限度以内，他们也许宁可让它贬值，而不以之交换土地。
说也奇怪,我们发现有些很聪明的作家竟对一些非常荒唐的通货计划表示赞许，
其中的一项计划有如下述：政府接受以某一种或某一数量的财产，诸如土地、
资本等为担保或抵押品，而贷给所有者等于其估计值的不兑现纸币。
这种通货甚至不具有正文所设想的那种指券的优点；因为从政府处得到这种纸币的人以此付给别人，
别人却不能把它还给政府，要求交换土地或资本（它们只是抵押品，而未经转让），
类似这种纸币的指券是不会回流的，因而其贬值也就是无限的。考察增加通货可以促进产业发展这一学说
阿特伍德先生认为，纸币增加所引起的物价上涨，会激励每一个生产者作出最大的努力，
并使一国的全部资本和劳动得到充分利用；
他认为，这种情况在物价以极大规模上涨的一切时期，是经常发生的。
然而，我以为，阿特伍德先生所说的那种能使一切从事生产的人焕发出巨大热情的东西，
必然是生产者的一种期待，即期待着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换得更多的一般商品、
更多的真实财富，而不只是换得更多的纸币。但是，按照上述假设，这一期待必然会落空，
因为，既然假定一切价格都以同样幅度上涨，
那么谁都不能以自己的货物真正换得比过去多的货物。那些与阿特伍德先生看法相同的人，
要想诱使人们异常努力地干活，就只有延长人们的幻觉，即使货币价格逐渐上涨，
从而使每一个生产者经常感到他们获得的报酬正在增加，尽管实际上绝不会增加。
它指望全世界的人都永远相信，纸片越多，财富也就越多，而看不到，
即使使用它们的全部纸币，他们也不能买到比过去多的物品。
休谟对于这一学说的描述，和阿特伍德先生略有不同。
他认为，一切商品的价格不会同时上涨，因而如果某些人在他们想购买的物品尚未涨价时，
能通过出售他们必须出售的物品获得较多的货币，这些人就可以获得一种实在的利益。
（他似乎认为）获得这种利益的人始终是行动最早的人。
但是,很明显，既然有人由此获得比平常多的利益，就必然有人所得少于平常。
如果事情像休谟所设想的那样，则受损失的人当为涨价最迟的商品的卖主;
按照假设，他要按旧价将他的货物卖给已由新价获利的买主。
这种卖主出售他的商品时只获得惯常数量的货币，
而这时某些物品用从前那样多的货币已不再能够买到。
因此，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他就会提高他的商品的价格，
从而使买主无从获得那种被设想为能够对他的勤勉起刺激作用的利益。
相反地，如果卖主不知道这个情况,只是在他支出货币时才发现事情已经演变到这样的地步，
则他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就将低于通常水平;其他商人的勤勉受到激励,
而他的勤勉则显然由于相反的原因而减弱。通货贬值是对社会的课税,是对债权人的欺骗
物价普遍而持久地上涨，换句话说，货币贬值，不损害某些人,就不能使任何人获利。
用纸币代替金属货币，可使国家获利；但超出这一限度增发纸币，就成了一种劫掠。
发行纸币显然可以给发行者带来利益，在人们拿纸币兑现以前 ，
发行者可以把纸币当作真实的资本来利用；只要通货不因发行纸币而持续增加，
而只是用纸币来代替同等数额的金银，则在发行者获得利益时，就不会有任何人遭受损失，
因为利益得自给社会节省了较昂贵的材料的费用。但是，如果没有金银被替代——
如果发行纸币使通货增加，而不是用纸币替代通货中的金属货币——则持有通货的一切人，
将因其贬值而蒙受同发行者的利得恰好相等的损失。
这实际上是为发行者的利益而向他们征收的一种租税。有些人也许会反对这种说法，
他们的理由是，由于增发纸币而获得了贷款的生产者和商人也能获利。
然而，他们的利益并不是一种额外的利益，
而只是发行者在损害一切货币持有人的情况下获得的利益的一部分。
发行者并没有把向公众征税带来的利润全部留给自己，而是同他的顾客分享。论供给过剩
一般情况下,商品会供给过剩吗？
由于任何一种商品都可能发生供给过剩的现象，并由此而给生产者或商人带来不利或损失，
因此有许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所有商品有可能同时发生这种现象；
财富的一般生产过剩是可能的；商品的供给总额超过需求总额也是可能的；
其结果，一切生产阶级将陷于不景气状态。这种学说的主要倡导者，
在英国有马尔萨斯先生和查默斯博士，在欧洲大陆有西斯蒙第先生。
对于这种学说，我已在本书第一篇中予以反驳；但是，在我们的探讨的那一阶段，
要充分考察这种谬误（我这样想），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种谬误实质上是以对价值和价格现象的误解为依据的。
他们一致主张，一般地说，总产量有可能超过需求水平，而且有时确实如此；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产品就无法按生产费用加利润的价格卖出去；
其结果，价格或价值（对此二者，他们几乎不能精确地加以区分）普遍下跌，
因而，生产者生产得愈多，就愈穷，而不是愈富；所以查默斯博士谆谆教诲资本家，
要用道德抑制对利润的追求；而西斯蒙第则反对机械及提高生产力的各种发明。
他们都认为，资本的积累，不仅对于生产者和积累者精神上的利益来说，
而且对于这些人的物质利益来说，都有进行过快的可能；
因此他们嘱咐富人要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消费，以防止这种弊害。商品的供给一般不会超过购买力
无论如何，认为一切物品的价值会同时下跌，
从而一切生产者都得不到充分报偿，这是极其荒谬的。
如果价值一仍其旧，价格如何是不重要的，
因为生产者的报酬并不取决于他们在交换货物时可以得到多少货币，
而是取决于他们此时可以获得多少可供消费的物品。而且,货币也是一种商品；
如果假定一切商品的数量都增加了一倍，我们就必须假定货币也增加一倍，这样，
像价值并不降低一样，价格也不下跌。商品的供给一般从不超过消费意愿
很明显，生产物造成生产物的市场，国内也具有可用以购买国内一切财富的财富；
但是，拥有购买手段的人也许没有购买欲望，而有购买欲望的人也许不具有购买手段。
因此，生产出来的商品会有一部分由于有消费欲望的那些人缺乏购买手段，
拥有购买手段的那些人缺乏消费欲望，而找不到市场。
前已提及，将追加的商品带到市场的人，同时也带来了追加的购买力；
现在我们看到，他也带来了追加的消费欲望；因为如果他没有这种欲望，
他就不会辛劳地从事生产。因此，当供给增加时，需求的两个要素都不会缺少；
虽然人们所需求的是某种物品，而供给则不幸由其他物品所构成，是完全可能的。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反对者也许会说，有些人从事生产和积累只是由于习惯；
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增加财富，也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增加某方面的消费，而是由于惰性。
他们继续进行生产，是因为机器已经装好，他们进行储蓄并以其储蓄再行投资，
是因为他们无意将储蓄另作他用。我承认这是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很可能发生；
不过，这些对我们的结论毫无影响。因为，这些人用他们的储蓄来做什么呢？
他们把储蓄投放在生产上，即用来雇用劳动。换句话说，他们拥有多余的购买力，
自己不知道如何使用，于是将这剩余的部分用来增进劳动阶级的一般利益。
劳动阶级会不会也不知道用它来做什么呢？我们能否设想他们的需要也已完全得到满足，
而继续进行劳动仅仅是由于习惯？在这成为事实以前,在劳动阶级也达到满足的程度以前，
无论资本怎样迅速地积累，对它的生产物的需求也不会缺乏；
因为如果资本别无他用，它总是能够用来生产劳动阶级的必需品或奢侈品。
而且，如果劳动阶级也不再需要更多的必需品或奢侈品，
他们可以通过减少工作来取得工资进一步增加的利益。
只有在这时，生产过剩在观念上才是可能的，
但是由于缺乏劳动者，甚至这时生产过剩实际上也不会发生。一般供给过剩概念的起源和说明
换句话说，货币供给不足。由于大量信用突然消失，每一个人都想掌握现金而不愿脱手,
许多人由于渴望获得现金而不惜承受任何损失。因此，几乎人人都是卖主，而几乎没有买主；
因而，由于商品充斥或货币缺乏（两种说法可以不加区别），一般物价确实会极度下跌，
虽则只是在危机持续期间会下跌。
但是，像西斯蒙第那样认为商业危机是一般生产过剩造成的,却是大错而特错的。
商业危机仅仅是过度的投机性购买造成的。低物价不是逐渐出现，而是过高价格的突然反跌;
其直接原因是信用收缩，因此补救的方法不是减少供给，而是恢复信用。
如下一点也很明显，即，市场的这种暂时混乱成为一种弊害，只是因为它是暂时的。
下跌的只是货币的价格，如果物价不再上涨，则任何商人都不会受到损失，因为对他来说，
现在较低的价格具有和过去较高的价格相等的价值。
这种现象与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就生产过剩的弊害所作的描述毫不相符。
这些作者以为，由于缺乏市场，生产者的境况会长久衰微下去，
但是，这种想法从商业危机的性质那里是得不到支持的。论国际贸易
生产费用不是国际价值的决定者
售价最低的物品有时并不是在能以最少的劳动和节欲生产的地方生产的。
英格兰可以从波兰输入谷物，而以毛织品偿付,
虽然英格兰在谷物和毛织品的生产上都比波兰具有大得多的优势。
英格兰也可以将棉织品输往葡萄牙以换取葡萄酒,
虽然葡萄牙能以少于英格兰的劳动和资本生产棉织品。
这样的事情在毗连的地方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泰晤士河北岸在鞋的生产上拥有比南岸有利的条件，
那就没有一双鞋会在南岸生产；鞋铺老板们将携带资本迁往北岸，或者一开始就在北岸开业；
因为，他们要在同一市场上同北岸的人竞争，不能靠牺牲消费者的利益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这种损失得全部由他们的利润负担；因而，如果他们只要渡河经营就可以增加利润，
他们就不会长期满足于较小的利润。但是，在远地之间，特别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
利润仍会不同；因为如果没有非常强烈的动机，人们通常不会迁居远地，
或者将他们的资本转移到那里.如果资本向远地移动，
像它由同一城市的甲区向乙区移动一样容易，而且这种移动无须有多大的诱因；
如果人们能够节省百分之几的费用就随时可以将他们的工厂迁到美国或中国；
则利润在全世界都会相同（或相等）；而一切物品都会在同样的劳动和资本能够生产出数量最大、
品质最优良的物品的地方生产。即使在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事情正在向这方面发展；资本愈益具有世界性；在各文明国家之间，
风俗和制度的类似点比过去多得多，感情的隔膜比过去少得多，
现在人口和资本只要受到比以前小得多的诱惑，就会从这些国家中的甲国向乙国移动。
但是，在世界各地之间，工资和利润的差别仍然非常大。只需要有极小的诱因，
资本甚或人口就会由沃里克郡移向约克郡；但是，资本和人口移向印度、殖民地或爱尔兰，
却需要有大得多的诱因。资本向法国、德国或瑞士移动，则或许几乎同向殖民地移动一样容易；
语言和政体的不同不会像气候和距离那样形成很大的障碍。
如果不存在能获得极大的超额利润的诱因，
资本就不会向依然处于野蛮状态的国家或刚刚开始开化的国家（例如俄国或土耳其）移动。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在所有的远地之间，特别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
（无论是否由同一个最高政府统治），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可能存在极大的不均等，
但这并不会使大量劳动和资本由一地向另一地移动从而消除这种不均等。
属于一国的资本，大部分会长久地留在该国，
即使在该国运用资本比不上在其他国家运用资本那么具有生产性。
不过，一国即使处于这种情况之下，也很可能仍会继续同其他各国进行贸易。
它甚至可以将某些物品输往能以少于它所花费的劳动和资本来生产这些物品的国家;
这是因为，虽然这些国家在一切生产上较之这一国家都居优势，
但是它们生产某些物品可能比生产其他物品更为有利，它们将由此发现，
输入在生产上优越性最小的物品，从而能以较多的劳动和资本来生产优越性最大的物品，
是它们的利益所在。远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并非取决于商品绝对生产费用的不同，而是取决于商品比较生产费用的不同
如果在波兰用100天劳动生产的毛织品，在英格兰需用150天劳动来生产，
在波兰用100天劳动生产的谷物,在英格兰要用不少于200天的劳动才能生产，
那就会产生交换的充分诱因。英格兰用150天劳动生产的毛织品，
虽然只能在波兰购得用100天劳动生产的谷物，但是，波兰用100天劳动生产的数量，
却同英格兰用200天劳动生产的数量一样大。
要使波兰能够从这种交易中获得一些利益，就必须对英格兰的所得作若干扣除；
波兰以100天劳动所生产的谷物，在英格兰购得的毛织品，
必须多于波兰以同量劳动所能生产的毛织品，因而必须多于英格兰以150天劳动所能生产的毛织品。
这样，英格兰要换得需要它花费 200天劳动来生产的谷物，就必须花费150天以上
（虽然不到200天）的劳动.因此,英格兰不再独占两国因相互交易而共同节省的劳动总量。通商的直接利益在于增加世界上各种生产力的效率
为使荷兰适于居住而投入的劳动和资本如果移至美国或爱尔兰，就会产生大得多的收益。
如果一切物品都在对生产具有最大的绝对的便利的地方生产，
则整个世界的生产物将比现在更多，或者所花费的劳动比现在更少。
但是，至少在现代，国民是不会大规模迁移的。因而，当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仍留在本国时，
假如本国不拥有任何在生产上具有优势的物品，
这些劳动和资本就应当最有利地用来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生产其不利程度最小的物品。通商的直接利益不在于输出品有销路或商人有利得
一国生产超过本国需要的可输出物品，并不是出于什么内在的必然性，
而是因为这是本国得到其他物品的最便宜的方法。如果这种剩余物品的输出受阻，
该国就会停止生产这种物品，而由于不能提供等价物，它也不再输入任何物品；
曾经用来生产输出品的劳动和资本，就会用来生产原先由国外输入的其所需要的物品；
或者，如果其中有一些物品是本国不能生产的，就用来生产代用品。
生产这些物品所需的费用，当然要大于先前生产用以从国外换取这些物品的输出品所需的费用。
但是，这些物品的价值和价格将按比例提高；因而资本恰如用于为国外市场生产物品时一样，
可以从收益中获得补偿，并获得普通的利润。唯一受到损失的（在带来暂时不便的转变实现以后）
只是一向消费输入品的人们；他们将被迫停止使用这些物品，而消费他们不大愿意使用的某些代用品，
或者为继续享用这些物品而支付高于过去的价格。
关于通商对一国有什么利益，通常的看法含有许多错误。当通商被说成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时，
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商人所获得的巨大财富上，而不是放在消费者所付的较低价格。
实际上，如果商人不享受独占特权，他们的收益是不会大于 国内使用的资本所获得的利润的。通商在经济上和道德上的间接利益,比直接利益更大
凡是能使某种物品在同一地方更多地生产的事物，都有助于普遍增加世界上的各种生产力。
还有一种考虑主要适用于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某一民族会因为其全部爱好或者已经得到充分满足，
或者完全没有得到发展，而处于沉寂、怠惰、未开化的状态，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欲望，
也就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生产能力。开展对外贸易，可以使他们开始知道各种新的物品，
或者使他们较易获得以前没有想到可以得到的各种物品，这种引诱，
有时会在由于人民缺乏干劲和抱负而其资源尚未开发的国家引起一种产业革命；
引诱过去满足于少数舒适品和少量工作的人们，为了满足他们新的爱好而更加勤奋地工作，
甚至为了将来能够更加充分地满足这些爱好而积蓄金钱和积累资本。
但是，在重要性上超过通商的经济利益的，是通商在知识和道德上所起的作用。
在现今人类进步程度很低的情况下，使人们接触与自己不同的人，
接触自己不熟悉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其意义之大，简直是无法估计的。
人们过去主要是通过战争，现在则主要是通过商业活动进行这种接触。
来自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商业冒险家，通常是最先使野蛮人开化的人,
通商也是各文明国家之间绝大部分交往的目的。这种交往一直是在现代尤其是进步的主要源泉。
目前的教育水平还不足以使人们不出差错地养成优良的品质，
因而不断用本民族的想法和习惯与处境不同的人们的经验和做法相比较，是不可或缺的。
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向其他民族借鉴一些东西，不仅在特殊的技术或做法上是如此，
而且在不如其他民族的基本民族特性上也是这样。最后，通商首先使各民族认识到，
应当以善意来看待彼此的财富和繁荣。过去的爱国者，除其中极有教养，
能将天下视同自己的国家的人而外，都希望本国以外的一切国家衰弱、贫穷和管理不善；
现在他们从其他国家的富裕和进步中发现了本国富裕和进步的直接源泉。
通商还能加强和增加与战争天然对立的个人利益，从而迅速消除战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际贸易的高度扩展和迅速增加，是世界和平的主要保证，
是人类的思想、制度和品性不断进步的巨大而永久的保障。论作为输入品的货币
货币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在矿山的生产费用
由上述可见，那些持以下看法的人是大错特错的，他们认为,在货币是一种输入品的国家，
货币的价值必然完全取决于货币在出产国的价值，如果货币在矿山的生产费用不发生什么变化，
则货币的价值将永远不会上升或下降。实际情况与此相反，就某一国家而言,
任何扰乱国际需求方程式的事情，都会而且必将影响该国货币的价值，
即使货币在矿山的价值一仍其旧。英格兰设立新的出口贸易部门，
外国对英国生产物的需求由于事情的自然发展或关税的取消而增加，
英格兰对外国商品的需求由于英格兰征收输入税或其他国家征收输出税而受到限制，
以上这些以及具有类似趋向的其他一切事情，都会使英格兰的输入（包括金银块和其他各种物品）
不再与其输出相等；因而，购买英格兰输出品的国家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提供包括金银块在内的商品，
以重新建立需求方程式。这样，英格兰将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货币，从而导致物价水平一般较高。
与此相反的事情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即降低物价，换句话说，也就是提高贵金属的价值。
但是必须注意，货币的价值只是对本国商品来说是提高了，对一切输入品来说仍和过去一样，
因为输入品的价值所受的影响和货币的价值所受的影响，在方向上和程度上都相同。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而能比较便宜地获得货币的国家，也能比较便宜地获得其他一切输入品。
对英格兰商品的需求增加，虽然使英格兰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金银块，
但却未必会使各开采国增加对英格兰商品的需求。英格兰也许不向这些国家输出任何物品，
但只要其他一些国家对英格兰货物具有十分强烈的需求，
而这些货物它们须间接地以得自各开采国的金银来偿付，
则英格兰就仍可能是以最低的价格由各开采国获得金银块的国家。
一国是以它的全部输出品同它的全部输入品相交换，
而不是以输往某一国家的输出品与来自这个国家的输入品相交换；外国对一国生产物的全部需求，
决定该国必须为其输入品提供多少等价物，才能在销售总额和购买总额之间建立平衡，
这同该国与另一国之间个别地保持类似的平衡毫不相关。论利率
利率取决于贷款的需求与供给
而贷款的欲望和放款的意愿则多少要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凡是影响产业或商业状况或前景
（不论是影响全体还是只影响其中的某些部门）的因素，都会影响贷款的供求。
因此，有可靠担保的利率（我们在这里只考察这种利率，因为包含风险补偿费的利息，
是可以无限增加的），在各大金融中心几乎没有哪两天是完全相同的；
这一点从公债和其他有价证券的牌价变动不居可以得到证明。
不过，同其他的价值一样，在这一场合必须存在某种可以称为
（按照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说法）自然利率的利率;市场利率在这种利率的周围摆动，
而且总是趋向于回归到这种利率上来。
自然利率部分取决于不能自行使用储蓄的人们拥有多少积累，
部分取决于社会的爱好比较偏向于积极的产业活动，还是年金领取者的那种悠闲而安逸的生活。哪些因素决定贷款的经常性需求与供给
在这种情况下，放款人方面经常会发生激烈的竞争，因而利率会低于利润率。
利息将被迫下降到这样一点，即，
它或者会诱使借主超过自己对营业需要所作的合理预期借入更多的钱，
或者会使一部分放款人失去信心，以致停止积蓄，或亲自从事经营，承担产业活动的风险
（虽然自己不劳动），以尽力增加自己的收入。
另一方面，有些人则宁愿出借资本、收取利息，不愿亲自监督资本的使用，
这些人所拥有的资本可能少于贷款的经常需求。
其大部分可能被公债和抵押借款所提供的投资出路所吸收，而剩余部分也许不足以满足商业的需求。
如果真是这样，利率将大大提高，以重新建立平衡。当利息和利润之间只有很小的差额时，
许多借主也许不再愿意为取得如此微小的报酬而加重自己的责任，运用自己的信用；
某些本来会从事经营的人现在也许宁愿过闲暇生活，当放款人而不当借款人；
另一些人在利息高昂、投资容易的引诱下，可能会较早地带着少量资产退出工商业。
最后，在英格兰和其他一些商业国家，还可以通过另一途径获得很大部分所必需的贷款。
过去贷款由不参加经营活动的人们提供，现在提供贷款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经营活动。
工商业所使用的一部分资本可以由专门的放款者阶级供给。然而，这些贷款者不仅须取得利息，
而且还要在斟酌风险及其他一切情况以后，凭借他们的资本取得相当于通常利润率的收益。
但是，如果那些为放款而借入资本的人，必须把赚得的全部利润用来支付资本利息，
那他们就不合算了。因此，经常向各行业提供贷款,作为一种职业，
只能由这样一些人来从事，这些人除出借自己的资本外，还能出借自己的信用，
换句话说,也就是能出借别人的资本;这些人就是银行家和实际上是银行家的那些人
（例如票据经纪人），因为他们接受存款。以本行钞票提供贷款的银行，是出借从社会借来的资本，
而对这种借来的资本,它是不付任何利息的。储蓄银行出借由社会一点一点地收集拢来的资本;
对于这样收集来的资本，银行有时不付任何利息，例如伦敦一些私营银行就是这么做的;
像苏格兰银行那样的合股银行和大多数地方银行虽付利息，但它们所付的利息却比所得的利息少得多；
因为存款人以其他方法利用这种微小的存款余额，所得的利息也很有限,
不值得为此找麻烦，所以即使利息很少，他们也愿意接受。哪些因素使利率发生变动
利率的变动是由贷款需求的变动或贷款供给的变动引起的。
贷款供给的变动虽然比贷款需求的变动小，但也是易于变动的。
放款的意愿在投机时期开始时比平时强烈，而在随后人们突然抽回资本的时期则要比平时小得多。
在投机时期，放款者同其他人一样，愿意通过扩大信用来扩展他们的业务；
他们借出的不属于自己的资本多于平时（正像其他各种商人和生产者使用的资本多于平时一样）。
因此,这个时期是利率低下的时期，虽然利率降低还有其他各种原因（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反之，在抽回资本的时期,利息总是急剧上升，因为许多人极为迫切地需要借钱，
而贷款者一般都不愿放款。这种不愿放款的心理发展到顶点，就称为“恐慌“。
当商业界（有时也在非商业界）连续发生出乎意料的破产事件时,
人们便会彼此不相信对方的偿付能力，以致所有的人不仅不愿提供新的信用
（除非借主接受很苛刻的条件），而且会尽可能收回原先提供的一切信用，此时便会发生恐慌。
银行存款被提取;钞票回到发行者那里换取硬币；银行家提高贴现率,并拒绝惯常的透支;
商人则拒绝为商业票据延期。在这种时候，如果法律试图阻止人们超出一定限度支付或收取利息，
则会产生最不幸的后果，以往的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法律这样做，
那么不能以5%的利息借到钱的人，就不是支付6%或 7%的利息，
而是不得不支付10%或15%的利息来借钱，以此补偿放款者有可能遭受法律制裁的危险，
或者不得不大亏其本地贱卖有价证券和货物以取得现金。
由于进入外国已十分方便，外国又不断寄来大量资料，
对外投资已不再使人产生不知底蕴的恐惧心理；
于是资本无所顾忌地流向预期可以提供较高利润的任何地方；
整个商业世界的借贷市场正在迅速地统一起来。
因此，世界上资本外流最自由的地方的利率，
已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大大低于其他地方的利率。利率决定土地的价格和证券的价格
土地、矿山及其他一切固定收入源泉的价格，同样取决于利率。
土地的售价通常相应于它所提供的收入而高于公债的价格。
这不仅是因为人们认为（甚至在英格兰也是如此）购买土地多少安全一点，
而且因为在人们的头脑中权力和尊严也是同土地所有权相联系的。
这些差别是经久不变的，或者几乎是经久不变的；如果其他情况相同，
土地的价格会随着利率的长期变动（自然不是每天的变动）而变动。
利息低，地价自然高昂；利息高，地价自然低廉。上一次长期战争使这一法则有了一个明显的例外，
因为当时土地的价格和利率都非常高。然而，发生这种情况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多年来谷物平均价格持续高涨，使地租提高的幅度超过了利息上升和固定收入
〔源泉〕售价下跌的幅度。假如没有发生这种主要是歉收造成的偶然事件，
土地的价值必然会同公债一样大幅度下跌。假使今后爆发类似的战争，
土地的价值也许就会下跌;有些地主和农民从非常时期的偶然事件中引出一般性结论，
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战争状态对所谓农业界特别有利，而和平状态则对农业界特别不利，
他们如果听到我这样说，也许会大失所望。论可兑换纸币的调节
关于银行发行纸币所产生的影响，有两种相反的理论
在英格兰银行限制兑现时期，人们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即，将物价的涨落都归因于各银行发行额
〔的多少〕，这又使一切研究者把缓和物价涨落的希望寄托在调节钞票的各种计划上。
许多人认为，一般发行银行特别是英格兰银行具有把钞票投入流通领域从而任意提高价格的权力；
他们认为，这种权力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如果说有，
那也只是这些银行认为自己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应该具有的克制态度；
他们认为，这些银行的发行量一旦超过通常的数量，就会引起物价上涨，滋生商品投机心理，
从而使物价进一步上涨，最后产生一种反作用力，使物价回跌，
而在某些极端严重的情况下便形成商业危机;
他们认为，英格兰曾经发生而商人们记忆犹新的这类危机，或者本来是这种原因所引起的，
或者是由于这种原因而大大加重的。
一些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所赞同的实际上只是这种通货理论的比较缓和的形式，
他们没有将这一理论引申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但是，我并没有夸大这种通俗见解的夸大其词；
这个事例充分表明，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能力往往受到蔑视的脱离实际的学者，
而是自夸具有实际知识（他们至少有获得这种知识的足够机会）的深通世故的人和实业家，
会将一种深受欢迎的理论推进到什么地步。他们固执地认为，通货是价格变动的首要原因，
这使他们不愿承认影响人们对供给的预期的许许多多因素是几乎一切投机
和几乎一切价格变动的真正原因，不仅如此，
由于他们的理论要求银行发行额的变动与价格的变动在时间上必须一致，
他们还在事实和日期上玩弄了一些荒唐的把戏，如果不是有一位著名的富有经验的权威不辞辛劳，
纯粹根据历史详尽地加以揭露，人们也许会信以为真。凡是熟悉这个问题的人一定都知道，
我在这里提到的权威是指《物价史》一书的作者图克先生。
图克先生在1832年向英国下议院有关英格兰银行执照问题的委员会提供的证词中
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了如下的说明（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找到这句话）：
“根据我的研究，从事实上和历史上说，在每一个明显的实例中，
物价的上涨或下跌都先于钞票发行额的扩大或缩减，
所以物价的上涨或下跌不可能是钞票发行额扩大或缩减的结果。“
通货理论家们夸大其词，把物价的几乎一切上涨或下跌都归因于钞票发行额的扩大或缩减，
这导致出现了一种与此正相反的理论，在科学的讨论中，
这种理论最著名的代表是图克先生和富拉顿先生。这种相反的理论认为，只要可以自由兑换，
钞票就不具有提高物价的能力；除由于交易量增加钞票发行额可以按比例增加以外，
银行也不具有增加钞票发行额的能力。对于后一种说法，
所有的地方银行家在接受历届国会有关这个问题的委员会的质询时，都一致表示赞同。
他们都证实（用富拉顿先生的话来说）:“地方银行的发行额，完全由各地交易和支出的数量调节，
随着生产和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它们既不能超出交易和支出的数量所规定的限度来增加发行额，
否则增发的钞票必定会立即流回来兑现,也不能减少发行额，否则其缺额必然会由其他源泉予以补足。“
根据这些前提，图克先生和富拉顿先生作了如下的推论，即，如果需求没有增加，
银行的发行额就不会增加，因此，银行发行的钞票不会提高物价，不会鼓励投机，
也不会引起商业危机；试图用人为控制钞票发行额的办法来防止这种弊害，
绝不会实现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只会带来其他极其有害的后果。考察上述两种理论
因为预料商品的销路不会急速扩大，生产者只按平时的产量生产商品，
商人也只按平时的销售量进货。每个人都只按通常的营业额做交易，
或者只是随着资本和顾客的增加而相应地扩大业务，
或者只是随着社会繁荣所引起的对他的商品的需求逐渐增加而逐渐扩大业务。
生产者和商人都不打算异乎寻常地扩大自己的业务，
因而不需要从银行家和其他放款人那里获得多于平时的贷款；
而由于银行家增加发行额只是为了扩大贷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发行额即使增加，
也只能是暂时的。
即使我们假定，银行家们使自己的放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人为地刺激对贷款的需求，
他们所发行的钞票也不会停留在流通领域，因为当借主利用这些钞票做生意并偿还债务时，
债权人或接受钞票的商人如果无须即时使用这些超出需要量的钞票，就会将它们存入银行。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家不能随意增加一般流通媒介；
他们所增发的钞票不是〔很快〕回到银行，就是搁置在一般国民身中，
不会引起物价上涨。
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使人幻想能获得比平常高的利润，从而刺激工商业，
都会产生与此性质相同的结果。
第一，促使物价上涨的投机性购买，不是用钞票，而是用支票或更为通常地是用账面信用进行的；
第二，即使这种投机性购买是用为了这个特殊目的而从银行家那里借来的钞票进行的，
这种钞票在用于这个目的之后，如果并非现时的交易所必需，
则收取钞票的人又会将它存入银行。这一点我完全赞同。我还认为，在投机旺盛时期，
只要投机仅限于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易，钞票发行额一般就不会显著增加，
也不致促成投机性的物价上涨。这种看法在科学上和历史上都已得到证明。
然而，在我看来，当投机进一步发展而影响到生产者时，就不能再坚持上述看法了。
商人向制造商提出投机性的订单，诱使他们扩展业务，诱使他们向银行家申请增加贷款，
如果银行家用钞票提供这种贷款，而且这种钞票不是付给会将它们送回银行贮存的人，
而是部分地用以支付工资，从而流入零售商业的各种渠道，
它们就会直接产生进一步提高物价的作用。
我不能不认为，在法律允许票面价值为1镑和2镑的钞票流通的年代，
用于支付工资的钞票必然对物价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尽管现在禁止发行5镑以下的钞票，
大大限制了用钞票支付工资，因而钞票在这方面的作用相对来说已很微小；
但是，在投机时期的后期，钞票还以另一种方式开始起作用，
这已成为比较温和的通货理论的支持者的主要论据。
虽然为进行投机性购买而要求银行家贷款的人很少，
但是不成功的投机商人却为继续进行投机而纷纷提出贷款要求；
这些投机商人为分得一份可贷资本而进行的竞争，
甚至使没有从事投机活动的那些人为了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贷款也比过去更多地依赖银行家。
在投机的旺盛时期和急转直下时期之间有一段抵制物 据衫价下跌的间隔时间，
为期几星期，有时长达几个月。趋势已出现转 笑变的迹象，
但投机的商品所有者仍不愿在价格下跌的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商品，而在此期间，
他们即使是为了履行通常的契约，也需要资金。这一时期的特征通常是钞票的流通额显著增加。
谁也不会否认，钞票通常会在这时增加。但我认为，还必须承认，
这种增加会使投机的持续时间延长，会使投机性的价格得以维持一段时间
（如果没有这种增加，价格就会暴跌），因而会延长和增加贵金属的输出
（这是商业危机发展过程中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这种输出的持续最终会危及银行实现其凭票即付的保证的能力，
使各银行不得不在物价回跌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候非常突然和严厉地收缩它们的信用，
而如果它们先前没有增加贷款来支持投机，它们就无须这么突然和严厉地收缩信用了。为什么说1844年的通货条例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预期的有益结果
根据未经修改的最初计划，流通本票应当只由一个机构发行。
而按照国会所通过的计划，现有的一切发行者都获准保留这种特权，
但今后不再以这种特权授予更多的人，即使已经享有这种特权的人停止发行，
其他人也不得替补；而且，对于除英格兰银行以外的一切银行都规定了最高发行额，
并把这一发行额故意定得很低。
这种机制想达到的目的是，使纸币数量的变动和纯金属通货数量的变动，
在时间上和程度上完全相同。
现在,这个条例的一切通情达理的反对者，同它的支持者一样
认为，贵金属的代用品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它的经常价值与金属
本位的经常价值完全一致。他们说，只要贵金属的代用品可以随时兑换硬币，
二者就是、而且必然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当谈到金属通货或其他任何通货的价值时,
有两点必须加以考虑，这就是经常的或平均的价值及其变动。
纸币的价值应与金属通货的经常价值相一致。
但却没有理由认为纸币价值的变动必须与金属通货价值的变动相一致。
这种一致想达到的唯一目的，是纸币价值的稳定不变；而对于纸币价值的变动，
人们的唯一希望是变动的程度尽可能小一些。但通货（无论它是由黄金还是由纸片构成的）
价值的变动不是由它的数量、而是由信用的扩大和收缩决定的。
因此，要看出什么通货的价值与贵金属的经常价值几乎完全一致，
我们就必须弄清，在什么通货之下，信用的变动最少、最小。
有人会说，当投机商为了还债而迫切要求银行增发贷款时，即使限制钞票发行额，
也不能阻止愿意提供贷款的银行增发贷款；银行还有存款可以用来过度发放贷款；
即使它们拒绝提供这种贷款，其结果也不过是，存款被提取，以满足存款人的需要；
这会像增发钞票一样，使一般国民持有的钞票和硬币增多。
这种见解是正确的，而且彻底驳斥了这样一些人的论调，这些人认为，
之所以应该反对银行为支撑减弱的投机活动而提供贷款，主要是因为这会使通货增加。
其实，真正应该反对的，是信用的扩张。如果各银行不增加贴现,而听任人们提取存款，
则通货同样可以增加（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但是，在贷款应当减少的时期，
贷款是不会增加的。如果银行不用钞票、而只用存款来增加贴现，
那么（严格意义上的）存款是有限的，是会用完的，而钞票的数量则可以随意增加，
或者说，钞票回笼后，可以无限制地重新发行。固然，一家银行只要愿意无限增加它的债务，
它就有能力使它的名义存款像它发行的钞票那样，成为一笔无限大的基金；
它仅以账面信用的形式就可以发放贷款，也就是以银行本身的负债来创造存款,
使银行负有偿付责任的货币，成为自己手中的存款，可以由人们凭支票来提取；
而在人们用支票提款时，银行又无须借助于钞票，
而只靠（在同一银行或在票据交换所）转账来结清。
我认为，在投机时期，信用主要就是以这种方式扩张的。
但是，一旦趋势开始转变，各银行大概就不会继续以这方式扩张信用了。
当各银行的存款开始外流的时候，
各银行恐怕就不会再创造那种并不代表真实存款而只代表新债务的存款账户了。
但是，经验证明，以钞票方式进行的信用扩张，在过度投机所引起的物价回跌已经开始以后，
仍会长期持续下去。如果采取措施使人们不能再依靠钞票阻碍物价的回跌，
使银行只能利用存款和账面信用来过度发放贷款，那么人们开始感觉到过度投机带来的各种困难后，
就不会如此经常或如此长久地阻止利率提高了。相反，如果银行发现存款正在外流，
而不能以本行钞票来填补这个空隙，那么，它为了保持自己的偿付能力，
就会感到有必要减少贷款，而这将使利率加快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持有商品的投机商便不得不忍受他们最终无法避免的损失，
提前转卖商品；因而物价将提早回跌，一般信用也将提早崩溃。
众所周知，一旦黄金开始外流，即使钞票的数量未尝增加，首先缩减的也仍将是钞票，
因为所需输出的黄金总是用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向该行换取的。
物价如果是在不增加钞票的情况下上涨的，那就完全可以在不缩减钞票的情况下下跌；
但是，物价如果是由于信用扩张而上涨的，那就只有收缩信用才能使物价下跌。但 1844年条例所造成的损害却大于它所带来的利益
首先，银行家们在信用已经处于膨胀状态，扩大信用只能延迟而加重崩溃的时候大规模地扩大信用，
固然是非常有害的，但是,当崩溃已经发生，而且信用不是过多而是过少时，
扩大信用却是极其有益的，因为这时增加贷款不是增加平常的流动信用额，
而是用以补充突然受到破坏的大量其他信用。如果说1844年以前，
英格兰银行常常延缓信用的崩溃，致使信用的崩溃更为猛烈，
从而加重了危机的严重程度，那么同样可以说,该银行在商业危机期间也常常发挥非常有益的作用，
即在其他一切票据和几乎所有商业信用都不大管用时，该银行总是站出来，
用贷款支持有偿付能力的厂商。这种作用在空前严重的1825-1826年危机期间是非常显著的；
在这次危机中，英格兰银行增加了几百万镑的所谓“流通额",
用来向它认为肯定具有最后偿付能力的厂商提供贷款；如果英格兰银行不提供这种贷款，
那场危机就会更加严重。
在继信用过度扩张之后发生信用过度收缩之时，对信用给予及时的援救，
是同新制度的原则相一致的；因为信用的异常收缩和物价的下跌，必然会使黄金流入国内，
而这个制度的原则是，只要金属通货增加，总是容许甚至迫使钞票通货增加。
但是，这种法律的原则所鼓励的，正是这种法律的条款在这个场合所阻止的，
因为法律规定，在黄金实际流入以前，不许钞票发行额增加；
而在危机的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随之造成的几乎一切损失和破产都达到顶点以前，
黄金是绝不会流入的。
在金属通货制度下，人们总是窖藏有大量金银;在未开化的国家，金银往往被富人所窖藏，
而在文明国家，金银则主要作为银行家的准备金而被窖藏起来。
“凡在亚洲各国居住过的人都知道，在那里，被窖藏的钱财相对于现有的财富来说，
要远远多于欧洲各国窖藏的钱财，而且，由于世代相传的对财产安全的担心，
以及难以找到安全而有利的投资场所，这种做法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
远非欧洲各国所能比拟—— 凡是对这种社会状况有亲身体验的人，
都能想起无数的实例来说明，在金融窘迫时期，可以用高利贷作为诱惑，
从个人的金库中吸引出大量的金银财宝，以应社会急需，也不难想起无数的实例来说明，
如果使这些财富投入流通的诱惑不再起作用，则这些财富将再度为个人的金库所吸收。
在文明和富裕程度高于亚洲国家的那些国家，虽然没有人害怕炫耀财富会引起当权者的贪欲，
但商品的交换仍几乎普遍用金属流通媒介进行（欧洲大陆大多数商业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这样的国家，积聚贵金属的动机也许不像大多数亚洲国家那样强烈，但其积聚能力却大为扩展，
因而其积聚的绝对量，相对于人口而言，也许比亚洲国家要大得多。
当然，在遭受外故入侵威胁或社会状况不安定、危机四伏的那些欧洲大陆国家，
积聚贵金属的动机仍很强烈；另一些欧洲大陆国家虽然在国外和国内都广泛进行商业活动，
但却很少发行银行券，因而它们为保证拥有如期支付所必需的金银准备金，
也必然会窖藏一部分流通铸币，窖藏的数量很难估计。
我们根据确凿的事实知道，法国农民一般很早就开始攒钱，
他们手中随时都有很多钱，其数量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
甚至在像爱尔兰这样贫穷的国家，最近也已查明，
小农所储藏的钱与其看得见的生活资料简直不成比例。论各国在同一市场上的竞争
一国能以低价驱逐另一国的原因
甲国要在某一市场上廉价出售商品，将乙国完全逐出市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甲国在甲乙两国都输出的物品的生产上必须比乙国具有较大的优势；
所谓较大的优势（如上文所详细说明的）不是绝对的，而是与其他商品比较而言的；
第二，甲国对顾客国生产物的需求和顾客国对甲国生产物的需求的关系，
从而国际价值的状态都必须是，甲国让给顾客国的利益多于竞争国（乙国）
拥有的全部利益；否则竞争国仍能在市场上立足。
假定英格兰的生产者在外国市场上暂时失利，因而他们的输出减少；
则输入将超过输出，贵金属的分配将有所变动，物价将下跌，从而他们的一切货币支出均将减少，
他们也就能够再度同竞争对手竞争（如果这时的事态没有发展到上一段所描述的程度）。
英格兰所受的损失不会落在输出商身上，而会落在消费输入品的那些人身上；
这些人的货币收入总额减少了，但却不得不以同样的甚至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外国生产的一切物品。只有当某些产业部门的工资较低时，低工资才是使一国能以低价驱逐另一国的原因
试以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某些商品为例。在该国，烟草和棉花这两大输出品是由奴隶劳动生产的，
而粮食和制造品则一般是由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或领取工资的自由劳动者生产的。
尽管奴隶劳动的效率很低,但是不容置疑，在自由劳动的工资很高的国家，
驱使奴隶干活对资本家来说是很有利的。不管对资本家有利到什么程度，
这种较低的劳动成本（不是普遍如此，仅限于某些行业）
都会使产品的价格在国内市场和外国市场上降低，恰如它们是以较少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一样。
如果南部各州的奴隶全部获得解放，而且他们的工资上升到美国自由劳动者收入的一般水平，
那么，该国也许不得不从输出品目录中删去这些由奴隶生产的物品，
而肯定不能再按照往常的价格在外国市场继续出售。
这些物品的价格低廉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
可以与生产或输出方面的奖励金引致的价格低廉相比拟，或者，
如果考虑价格低廉的由来，与赃物的价格低廉相比拟更为恰当。
还有一种利益，虽然从道德上说不同于上述利益，但在经济上
却类似于上述利益，这就是家庭工业所具有的利益；有些家庭利用
闲暇时间织布，这些家庭不靠这种工业产品来维持生计，因而只要
他们觉得值，他们就会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自己所织的布。
家庭制造业工人的实际生活费用,如果有赖于其织布机的收入，那也只是部分地依赖这种收入，
因此，即使他们得到的报酬低于可能长期存在于各种职业中的最低工资
（劳动者必须借此维持全家开支），他们也会继续工作。他们不是为雇主而劳动，
而是为自己而劳动，因此，除了购置织布机和原料的少量费用以外，
可以说不需任何费用就可以从事制造；而所生产的产品可以卖很低的价钱，
因为他们并不以此为生，
只要所得到的报酬足以使他们将闲暇时间用于这种社会工作而不感到厌烦就行了。若所有产业部门的工资都较低 ，则低工资便不是使一国能以低价驱逐另一国的原因
一般物价不会因工资提高而上涨，如同它不会因一切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增加而上涨一样。
对一切商品发生同等影响的费用，对物价毫无影响。
如果宽幅毛料或刀具的制造者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而其他的制造者都没有这个必要，
那么，他的商品的价格就会上升，正如他必须雇用较多的劳动一样；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得到的利润就会比其他的生产者少，从而任何人都不会从事这种职业。
但是，如果任何人都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或者任何人都必须雇用较多的劳动，
则这种损失大家都必须忍受；因为这种情况对任何人都具有同样的影响，
谁都不能指望通过改变职业而得以避免，因此，每个人只好听任利润减少，
而使物价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同样，普遍的低工资，或劳动生产力的普遍提高，
不会使物价降低，而只会使利润提高。工资（在这里，“工资”一词是指劳动成本）下降，
为什么生产者要因此而降低价格呢？
有人会说,他是由于想挤进他的行业的其他一些资本家的竞争而被迫降低价格的。
但是，其他资本家也是支付较低的工资，他们同他竞争，
除了他们所已获得的利益以外将一无所得。因而，劳动报酬的多少及所使用的劳动量，
除为某种商品所特有，而非一般商品所共有者外，对商品的价值和价格都没有影响。
固然，如果美国的劳动成本低于英格兰，则美国可以按低于英格兰的价格向古巴出售棉制品，
而仍能获得同英格兰制造商一样高的利润。但是，美国棉纺业主进行比较的对象不是英格兰制造商，
而是美国的其他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同棉纺业主一样，都享有劳动成本低廉的利益,
从而享有高额的利润。棉纺业主也一定要获得这种高额利润，而不会以英格兰的利润为满足。
确实，在一定的时间内，他可以在那种低利润率下继续经营，而不愿改变行业；
而且有时会在很长的时期内，在远比当初经营时所想象的为低的利润率下经营他的事业。
劳动成本较低而利润较高的国家，虽然不能借此在削价竞争中击败其他国家，
但是在遇到其他国家的削价竞争时却可以借此进行顽强不屈的抵抗，
因为生产者往往在利润减少时仍能继续生产，甚至能扩大生产。
不过，低劳动成本这一有利条件给予他们的好处仅此而已；一旦时势变化，
他们能获得与国内其他资本家一样高的利润的希望显然无法实现，他们就不会长期坚持这种抵抗了。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
社会进步有助于增加对自然力的支配，有助于增加安全，有助于增加合作能力
欧洲所有国家（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的国民，
由于具有越来越有效的司法和警察制度可用以抑制私人犯罪，
同时也由于某些社会阶段所享有的可以不受惩罚地损害其他阶级的那些有害的特权已经削弱和消灭，
正一代比一代受到更好的保护，免受彼此之间暴力和掠夺行为的侵害。
他们还或者依靠制度，或者依靠习俗和舆论,一代比一代受到更好的保护，
免受政府专横行使权力的侵害。甚至在半开化的俄国，
对于个人（除了那些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外）的掠夺行为，现在也已不常损害人们的安全感。
在欧洲的一切国家，赋税本身和征税方法都渐渐变得不那么专横和暴虐了。
战争及战争所引起的破坏，现今几乎在任何国家，通常只发生在那些边远地区，
以及远离中心的与未开化的人接触的属地。甚至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财产损失，
也由于有益的保险业务的不断扩大而愈益减轻。
这种安全的增进必然产生的结果之一，是生产和积累的大幅度增加。
如果从事劳动和节约的人对于自己能否享受劳动和节约的成果没有很大的把握，
人们就不会努力干活和节俭了。这种把握越大，勤勉和节俭就越能成为国民共有的美德。
经验表明，即使劳动和节欲的成果大部分为固定的赋税取走，也无损于这些美德
（它们是庞大的生产和充裕的资本的来源），有时甚至具有激励这些美德的作用。
但是，这些美德却不足以抵制高度的不确定性。政府可以取走一部分；
不过，它必须保证自己不干预，也不许任何人干预其余的部分。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而产生的最确实的一种变化，就是一般国民大众经营能力的增进。
我不是说，个人的实际智能大于过去。我毋宁相信，目前经济的发展已产生与此相反的结果。
同只知道所谓文明生活方式的绝大部分人相比，在野蛮的社会状态下，
具有天赋优秀才能的个人可以大致不差地做更多的事情，更有能力使手段与目的相适应，
也更能使自己和别人摆脱意外的困难。对作为个人的文明人来说，
他们能力上的这种弱点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补救，以及采取什么方法可以得到更充分的补救，
这不是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但是，就全体文明人而言，他们得到的补救是充分的。
每个人的能力个别地看虽然较差，但在他们共同行动时能力却大为增加，而二者相抵而有余。
他们去掉了野蛮人的各种习惯，变得遵守纪律；他们能够坚持实行事前议定的计划，
而制订这种计划时他们也许没有参加商讨;他们也能够抑制个人的任性，
而服从事先想好的决定，并分别执行共同事业分配给他们的那部分任务。
野蛮人或半开化人不能干的各种工作，各文明民族每天在完成，
这不是由于实际工作者的才能增加，
而是由于每个人都确定无疑地相信别人能够完成他们分别承担的那部分工作。
简言之，文明人的特征是具有合作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像其他能力一样，
往往可以通过实践而不断提高，并且能够不断扩大活动范围。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可能取得的进步，加上财产保障的增加和处置财产的自由的扩大
（这些都是现代国家文明的显著特征），以及合股原则更加广泛和熟练的运用，
为资本和生产的无限增加，并为伴随这种增加而出现的人口增长，提供了充分的余地。
我们没有理由担心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生产的增加；
也没有理由认为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增加会保持同一速度，
因为这与国民中最贫苦阶级的生活状况将真正得到改善的推测是相矛盾的。然而，很可
能出现如下情况，即工业蓬勃发展，国家欣欣向荣，财富总额大幅
度增加，甚至在某些方面，财富的分配也有所改善;不仅富者更富，
而且贫民中也会有许多人富裕起来，中等阶级的人数和力量会增
加,舒适品会被愈来愈多的人所享用；但与此同时，处于社会底层
的穷苦老百姓阶级却可能只是人数增多，而其生活水平和教养都
无所改善。因此，我们在考察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时必须假定
（不管我们多么不希望事实果真如此），人口的增加同生产和积累
的增加一样是长期持续不断的、无限的，甚至二者的速度也相同。产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对价值和价格的影响
所有商品的价值和生产费用都趋于下降
发明只要使人们能以同样的劳动生产较多的商品，或者能以较少的劳动生产等量的商品，
或者能缩短生产过程从而使资本垫付时间不必像过去那样长久，
就会降低商品的生产费用。但是，由于价值是相对的，
如果生产上的各种发明和改进以同一程度普及于一切商品，价值就不会有任何变动。
各种物品将以同过去一样的比率相互交换;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人类可以获得数量较多的物品作为他们劳动和节欲的报酬，
但这一较大的数量却不像只有一种物品的生产得到改进时那样，
可以用商品交换价值的降低衡量出来和表示出来。
在产业进步中，不仅仅是生产上的改良有助于降低生产或至少是获得各种商品的费用。
有助于降低生产费用的另一因素是世界各个地区之间交往的增加。
随着贸易的扩大和试图以关税抑制贸易的愚昧做法被愈来愈多的国家所放弃，
人类将愈益能够在花费劳动和资本最少的地方生产各种商品。
随着文明的传播，随着世界上的未开化地区逐步建立起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制度，
这些地方的生产能力将得以更充分地发挥，造福于当地居民和外来人。
但是，许多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现在仍处于愚昧无知和管理不善的状态，
它们要达到欧洲最文明地区目前的水平，也许还得经过许多世代的努力。
而且，生产费用的降低还有赖于劳动和资本愈益向地球上未被占用的地区转移，
人们通过运用现有的大量勘查手段已经查明，这些地方的土壤、
气候和位置不仅能向产业提供很大的报酬，
而且能为生产适合于各古老国家市场需要的各种商品提供很大的便利。只有农产品和矿业品的价值和生产费用趋于上升
如果人口不增加，工业产品中生产费用有可能真正增加的，只是那些用不能再生，
因而会耗尽或部分枯竭的原料生产出来的物品。
这种原料包括煤和大部分（假如不是全部）金属，因为即使是铁
（它是最丰饶和最有用的金属产品，并且是大部分矿物和几乎一切岩石的组成部分），
就最富饶和最容易开采的铁矿来说，也是会枯竭的。
人口总是增长的，而在人口增长时，人们对大多数土地产品，
特别是粮食的需求也会按比例增加。这时，我们已多次阐述的有关土地生产的基本法则
（即，在一定的农业技术状态下，产品的增加总是赶不上人口的增加）便会发生作用。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产品的生产费用，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
对制造品来说，这种趋向是不存在的，制造品的趋向正好相反。
一般说来，制造业的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低。
西尼耳先生甚至将如下一点说成是制造业的固有法则，即在制造业中，生产规模越大，
生产费用越低，而在农业中，生产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高。
然而，我不能认为制造业的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低是一条法则，
这是一种或然的或通常的结果,但绝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社会进步有助于缓和价值的波动
在贫困和落后的社会里，例如在东方和中世纪的欧洲，公路和运河的缺乏、
航海术的不完善以及交通的普遍不安全，阻碍了各种物品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输往价格高昂的地方，
因此，同一商品的价格在相隔不很远的两地之间可能大不相同。价值最容易发生变动的，
是直接受季节影响的那些物品，特别是很少运往远地的粮食。
一般说来，每个地方都依赖本地和邻近地区的生产物。
因而，在大多数年份，任何大国都会有某一地方出现粮食实际供应不足的现象。
如果一国幅员辽阔，具有各种各样的土壤和气候，
则几乎每个季节都必然对该国的某些地区是不利的；但与此同时，
每一季节一般地说都对其他一些地区特别有利，所以全国的总产量只会偶然出现不足，
而且不足的程度会低于单个地区粮食不足的程度；而从全世界看，
粮食供应的严重不足几乎从未出现过。因此，过去曾经发生饥荒的地方，
现时只是供应不足，昔时有些地方粮食不足而另一些地方粮食过剩，现在则到处都有足够的粮食。
其他一切商品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安全而便宜的运输，
使一地的商品不足能由另一地的商品剩余来弥补，价格只比正常价格高一些，
甚至只略高于正常价格，因而价格的变动比过去缓和得多。这种作用由于所谓投机商人
（他们的业务是购买货物转卖，以赚取利润）所拥有的大资本的存在而得到很大的促进。
这些商人当然是在价格最低廉的时候买进各种物品，贮存起来，
而在价格极高的时候将它们投放市场；他们的这种投机买卖有助于使价格相等，
至少有助于减少价格的不相等。如果没有投机商人，各种物品的价格就会有时大跌，有时暴涨。
因此，投机商人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一种非常有用的职能；
而且（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他们当中对社会最为有益的，
是那些对受季节变动影响的各种商品进行投机的人们。如果没有谷物商人,
不仅谷物价格的变动会比现今大得多，而且在缺乏谷物的时期可能连必需的供给也得不到。
如果没有人从事谷物投机，或者在没有商人的时候农场主不充当投机商人,
则在丰收季节，除了必然发生的浪费以外，价格将无所限制或无所控制地下跌。
能留下一年的剩余部分以补来年之不足，要归功于农场主或商人，前者不将谷物投放市场，
后者则在谷物价格最低廉的时候购买谷物并贮存起来。投机商人和谷物商人的影响
如果一个谷物商人从事投机性的购买，致使价格提高，
而当时或其后除了他自己的活动以外不存在能使价格上涨的其他原因，那么毫无疑问，
只要他继续购买，他的财富似乎就会增加，因为他所持有的物品的牌价会不断上升；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利得只有在他不想出售物品时才似乎为他所有。
例如，假如他购买了 100万夸脱〔粮食〕，储存起来不投放市场，因而每夸脱的价格提高10先令，
那么当这100万夸脱运回市场时，其价格将回跌,回跌的幅度正好等于它们离开市场时上涨的幅度，
谷物商人的最大希望只能是，除利息和各项费用以外不受其他损失。
即使通过逐步的、谨慎的销售，他能将其所储存的一部分〔粮食〕高价出售,
他对其所购买的一部分〔粮食〕，也无可怀疑地必须支付高价。
他还得冒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因为暂时的价格上涨很可能诱使其他的人
（他们与价格上涨的起因毫无关联，如果没有这种上涨，他们根本不会进入市场）
将他们的谷物运到市场，截取一部分利益。因而，他不能凭借自己造成的供应不足来牟取利润，
他在谷物供应正常的市场上买进谷物以后，不得不在谷物供应过多的市场上出售，
这种情况决不是不可能的。
一如个别投机商人不能靠他独自造成的价格上涨牟利，
众多的投机商人也不能靠他们的投机人为地造成的价格上涨共同获利。
在众多的投机商人中会有某些人由于在转卖时间的选择上判断准确或者运气好而获利，
但是，他们获得这种利益不是靠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而是靠损害判断不那么准确的另外一些投机商人的利益。
实际上，他们是将其他人的投机所造成的价格上涨转变为自己的利益，
而将价格回跌所带来的损失留给这些人。因此，无可否认，投机商人可以靠损害他人致富。
但是，他们是靠损害其他投机商人致富，一部分投机商有所得,另一部分投机商就有所失。
如果对于某种商品的投机对全体投机商人都有利可图，那只是因为，
在他们购买和转变的间隔期间，价格因与他们无关、但被他们所预见到的某种原因而上涨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购买使价格同没有这种购买时相比较早地开始上涨，
从而使消费者感到匮乏的时期延长，但在价格涨到最高点时却会减少价格的变动，
这显然对公众是有利的。然而，在这场合，我们是假设，
他们对自己所盼望的价格上涨没有作过高的估计。因为人们进行投机性的购买，
往往是预期需求将有所增加或供给将有所不足，而这样的预期最终往往不会成为事实，
或即使成为事实,也不会达到投机商人所预期的程度。果真如此，则投机不仅不会缓和价格的变动，
反而会引起价格的变动（否则价格是不会发生变动的），或者使可能发生的价格变动更为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某些人可以靠投机得到很多利益，可是对全体投机商人来说，
这种投机却是失败的。投机活动所引起的价格上涨，对全体投机商人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利益，
因为价格由于他们的购买而提高，也将由他们的销售而以同样的程度降低；
他们不但不能由此获得任何利益，反而不仅会白费力气和钱财，
而且会由于人为地提高价格而抑制消费，
或意想不到地使供给增加，因而几乎总是会蒙受更大的损失。
所以，投机商人的交易在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时候，总是有益于公众；
虽然由于这种交易有时加剧了价格的变动（它们的更通常的作用是减少价格的变动）从而损害公众，
但是，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遭受最大损失的总是投机商人。
简言之，全体投机商人的利益同公众的利益是一致的；
由于投机商人不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就得不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促进公众利益的最好的方法，
是听任投机商人完全自由地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不否认，投机商人会加重某一地方的供给不足。他们在从农村收集谷物以供应城市的过程中，
将粮食供给不足扩散到各个角落（否则那里是不会产生这种现象的）。
在同一地方买进和卖出，有助于缓和供给不足；在一地买进而在另一地卖出，
则会加重前一地方的供给不足，而减轻后一地方的供给不足（这里的价格较高，
因而很有可能，按照我们的假设，受供给不足之苦更甚）。
而这种痛苦总是极其冷酷地落在最贫苦的消费者身上，
因为富裕的人们可以随意以较高的价格照常获得充分的供应。因此，总的说来，
从谷物商人的交易中受益最大的是贫民。偶然也有意外：贫民由于这种交易而受到损害。
农村贫民在冬季完全依赖谷物，
因而这时谷物价格低廉对他们或许较为有利，即使谷物在春季供给不足，
因为这时他们应当可购得部分代用品。而在冬季他们却不能获得大量可用以代替主要粮食——
做面包用的谷物的代用品；假如冬季可以获得大量代用品，那么到了春季，谷物的价格就会下跌，
而不会像平常那样持续上涨到临近收获的时候。
在谷物商人和消费者之间，像在卖主和买主之间一样，总是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对立；
粮食不足的时期，也是投机商人获得最大利润的时期，
所以在这一时期他将成为人们（他们在他获利时受到损失）厌恶和忌妒的对象。
然而,若以为谷物商人的业务可以给他提供极其巨大的利润，那就错了；
他不是经常获利，而是在特定的时期获得利润，因而有时这种利润可能很大，但是，
总的说来，竞争很激烈的行业，其获得利润的机会不会大于其他的各种行业。
谷物商人在荒年获利丰厚，但其后往往出现的价格回跌，又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列入破产者的名单。产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对地租、利润以及工资的影响
一种情形:人口增长，资本保持不变
我们首先假设，人口增长，而资本和生产技术保持不变。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十分明显的，
就是工资将下降，劳动阶级的境况会恶化。相反，资本家的境况则将得到改善。
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产品。他的利润率将提高。
我们由此而可以证明，利润率依赖于劳动费用；因为劳动者得到的商品数量减少了，
而在假定生产商品的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劳动者得到的商品数量的减少也就意味着劳动成本的降低。
不仅劳动者得到的实际报酬减少了，而且劳动者得到的劳动产品数量也减少了。
前者关系到劳动者自身的利益，后者则关系到雇主的利益。
到此为止，商品的价值尚未受到任何影响，所以也就没有理由认为地租会上升或下降。
但是，我们如果进一步考察人口增加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随着劳动者人数的增加，他们的生活条件会相应降低，因为虽然劳动者人数增加了，
但他们却只能得到与以前一样多的劳动产品。然而，他们会节省其他享乐 ，
而不会节省粮食，每个人会消费同以前一样多、一样好的粮食;
或者即使粮食的消费量有所减少，也不会按劳动者人数增加的比例减少。
根据这种假设，尽管实际工资有所降低，增多的人口仍需要更多的粮食。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假设工业技术和知识保持不变，
所以只能通过耕种劣质土地或采用相对于支出而言生产率不那么高的生产方法才能获得更多的粮食。
人们不会缺少扩大农业所需的资本，因为虽然根据假设现有的资本没有增加，
但由于劳动者不得不减少另外一些不那么迫切的需要，
因而可以从生产这些物品的产业那里节省出足够的资本。
所以，人们是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的，但却是用较高的费用生产出来的，
农产品的交换价值因此而必然上涨。有人也许会反驳说，既然利润上升了，
生产粮食的额外费用就可以由利润来支付，而价格丝毫不会上涨。
毫无疑问，额外的费用是能够由利润来支付的，但实际上却不会由利润来支付，
因为如果由利润来支付的话，农民的处境就不如其他资本家了。
利润的增加是工资下跌的结果，因而所有雇主的利润都会增加。
粮食生产费用的增加，是不得不以较高费用耕种土地造成的，只影响到农民。
这是一种特殊的负担，不管一般利润率是高是低，农民都必须为此而得到特殊的补偿。
若其他资本家的利润不减少，农民就不会无限制地听凭自己的利润减少。
只有当投入农业的新资本带来的利润同投资于其他方面带来的利润一样高时，农民才会扩大耕种面积。
所以，农产品的价值将按生产费用增长的比例而上升。农民所承受的特殊负担因此而会得到补偿，
农民会与所有资本家一样享有较高的利润率。
根据我们已经熟悉的原理，可以推知，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将上升。
前面已经说过，如果必须用一定量的资本来耕种最差的土地，
或如果必须在最为不利的条件下运用这种资本，那么相对于投入这种土地的资本而言，
任何其他土地便会得到剩余产品，这些土地也就能用这种剩余产品支付地租，
而且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也必须支付这种地租。所以，只要农民不得不耕种劣质土地，
或不得不采用较为费工费时的耕种方法，地租就会上升。而且这种上升是双重的，
这是因为，首先实物地租也即谷物地租会上升；其次，既然农产品的价值已经上升，
所以用制造品或外国商品计算的地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可以用货币地租来表示）
也会进一步上升。
谷物价格上升，为的是偿付在劣质土地上或用花费较多方法生产更多的谷物所需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
就这种增加的谷物来说，上涨的价格只不过相当于增加的费用 ；
但是当所有谷物的价格都上升时,价格的上升便会给所有谷物
（除了最后生产出来的那些外）带来超额利润。
然而，如果人口的增加导致粮食
产量增加，增加的粮食又必须以较高的费用来生产，那么，
劳动成本与劳动的实际报酬就不会按同一幅度减少，因而利润也就不会相应地得到提高。
甚至有可能一点也不提高。劳动者的生活也许一向很好,
现在所遭受的损失只不过是减少其他方面的享受，
而不必减少自己所吃的粮食，也不必降低自己所吃粮食的质量。
为增加的人口生产粮食会使生产粮食的费用大大增加，以致工资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减少，
但可能仍代表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成本，可能仍是同从前一样多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
根据这种假设，劳动者遭受的损失部分被生产最后那份农产品所需增加的劳动吸收了，
其余部分为地主所得，只有地主总能分享到人口增加带来的好处。第二种情形：资本增加，人口保持不变
人口增加，而假设资本增加，人口保持不变；生产方法，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们通过努力后来获得的，
都仍和以前一样假定未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实际工资不会下降，而会上升；
既然生产劳动者消费的物品所支付的费用没有减少，
工资的上升也就意味着劳动成本的相应增加和利润的减少。
换句话说就是，既然劳动者人数没有增加，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也同以前一样，总产品就不会增加，
增加工资就必然使资本家遭受损失。劳动成本增加的幅度，
也并非不可能大于实际劳动报酬增加的幅度。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
劳动者以前的生活也许很糟，甚至吃不饱,现在也许会增加粮食消费量，
或用一部分或全部增加的收入来购买更好的粮食，例如不再吃燕麦或马铃薯，而改吃小麦，
因此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和土地。农业生产的扩大，通常意味着生产费用增加，价格上涨,
结果劳动成本不仅会因为劳动报酬增加而上升,而且还会因为构成劳动报酬的商品涨价而进一步上升
（从而利润进一步下降）。这些因素会导致地租上升。此时，资本家的所失便会超过劳动者的所得，
超过的这部分，有些会转给地主，
有些会被在劣质土地上种粮食的费用或用生产率较低的方法种粮食的费用所吞噬。第三种情形：人口和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加，生产技术保持不变
人口增长而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不恶化，当然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
由于假设生产技术保持不变，增加的粮食必然要用较高的费用来生产。
为补偿生产较多的粮食而支付的较高费用，农产品的价格必然上涨，
尽管只是一部分粮食的生产费用有所上升，但价格的上涨却会扩展到所生产出来的全部粮食，
超额利润由此而会大大增加，在竞争的作用下，这种超额利润会转到地主手中。
无论是用产品数量来衡量，还是用劳动成本来衡量，地租都会上升；
与此同时，既然我们假定工资在数量上保持不变，则其所包含的劳动成本便会增加。
劳动者得到的必需品同以前一样多，货币工资也就必然会提高；
由于所有生产部门的货币工资都将提高，因而资本家无法通过改变经营项目来使自己得到补偿，
损失也就必然要由利润来承担。
由此可见，资本和人口增加的趋势会在牺牲利润的情况下使地租上升，
尽管地租并没有获得所损失的全部利润，其中一部分被增加的生产费用吸收了，
也就是被用来雇用或养活更多的劳动者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农产品。
当然，这里的所谓利润应当理解为利润率；因为如果资本数量增加，即便利润率降低，
从绝对数量上说,利润总额也仍会增加，尽管相对于总产品而言利润总额减少了。第四种情形 ：生产技术进步,人口和资本保持不变
生产上的改良所涉及的，可以是劳动阶级日常消费的某些必需品或享乐品，
也可以是专供富人消费的奢侈品。不过，产业上的那些巨大改良只有极少数完全属于后一类。
农业改良（除了那些只涉及珍稀产品的改良外）会直接影响劳动者的主要开支项目。
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提供动力的发明，适用于制造所有物品，当然也适用于制造劳动者消费的物品。
甚至机动织机和多轴纺纱机，虽然当初只用来制造最为精美的纺织品，
但也同样可以用来制造劳动阶级穿着的粗糙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对机车的各种改良，
不但会降低奢侈品的运费，而且也会降低必需品的运费。新的贸易部门的设立，
几乎总是会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某些大众消费物品的生产费用或输入费用。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断言，生产上的改良一般都会降低劳动阶级所消费的商品的价格。
若生产上的某项改良所影响的不是一般劳动者消费的商品，则该项改良便不会改变总产品的分配状况。
的确，受到影响的那些特殊商品会降价；既然可以用较少的费用生产它们，
它们的价值和价格也就会降低，所有那些消费它们的人，无论是地主、
资本家还是有技术而享有特权的劳动者，也就会得到更多的享乐品。
然而，利润率却不会提高。按商品数量计算，利润总额固然增大了，
但如果按照这些受到改良影响的商品计算，资本的价值也提高了。
因而资本的利润率同以前是一样的。资本家不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而是以消费者的身份而受益。
地主和享有特权的劳动阶级如果也消费这些商品，则可分享这种利益。
要说明农业改良的作用，我们就必须假设这种改良是突然发生的，
以使在改良期间资本和人口不增加。其作用首先是使农产品的价值和价格下跌。
这是上述两种农业改良，特别是后一种农业改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第一种改良既然没有增加产品，也就不会使任何土地闲置，
耕种边际（查默斯博士语）就会同以前一样，
农业无论从耕种面积上说还是从耕作的精细程度上说都不会后退，
调节农产品价格的仍是过去那些土地和资本。
但是，既然这些土地或资本以及其他所有生产粮食的土地或资本现在能以较少的费用生产粮食，
因而粮食的价格也就会相应降低。若生产费用节省了十分之一，粮食的价格也就会下降十分之一。
但假设改良是第二种，不仅使土地能用比过去少十分之一的劳动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粮食，
而且使土地能用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比以前多十分之一的粮食。
在这种情况下，改良所带来的结果会更为明显。此时可以缩减耕种面积，
用较少的土地便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即使现在较少的土地和过去较多的土地平均说来质量是一样的，
粮食价格也会下降十分之一，因为现在用比过去少十分之一的劳动便可以生产出同样多的粮食。
但是，既然被放弃的那部分土地是肥力最低的土地，
以后调节粮食价格的土地就将是比过去质量好的土地。
所以，生产费用除了因为生产技术的改良而降低十分之一外，
还会相应于农业的“边际”转向肥力较高的土地而进一步降低。因此，粮食价格的下降是双重的。
突然而普遍地实施农业改良无疑是有损于地主的利益的。
人们一直认为这种观点是荒诞的，并据此而把最先提出这种观点的李嘉图称为精神变态者，
这里就不再列举更难听的话了。我看不出这种观点有什么荒诞之处，相反，在我看来，
倒是攻击这种观点的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只有当叙述得不得当时，这种观点才似乎是荒唐的。
如果我们说某个地主会因为自己的地产得到改良而遭受损害，那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但我们只不过是说，
该地主会因为他人的地产（当然也包括这个地主自己的地产）得到改良而遭受损害。
谁都不会怀疑，倘若该地主能垄断农业改良，
能把自有土地上产量的提高和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这两种利益结合在一起，
那他就会通过农业改良获得很大利益。但是，如果所有土地的产品都同时增加，
粮食价格又不如以前高，那就完全有理由认为，地主将受到损害，而不是得到好处。
无论什么因素，只要能使农产品的价格永久降低，也就会使地租下降，这是大家所承认的；
而且采取以下看法也是符合常识的，即如果由于土地生产力提高，不再需要耕种那么多土地，
则土地的价值就会同其他物品的价值一样，由于需求减少而下降。
最初，货币工资也许会保持不变，因而劳动者将会得到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全部利益。
他们可以增加粮食和其他物品的消费量，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用同样的费用购买更多的物品，
至此，利润并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劳动者的经常报酬实质上取决于前面我们所说的他们过惯的生活水平，
即取决于他们在情愿要孩子以前作为一个阶级所要求达到的生活水平。
如果生活状况的突然改善能对劳动者的嗜好和需要产生持久的影响，那么劳动阶级就会永远受益。
但是，劳动者不仅有可能用相同的工资购买比以前多的舒适品和享乐品，
而且也有可能用较少的工资购买同以前一样多的舒适品和享乐品，在后一种情况下，
人口便会增加，而劳动者所习惯的生产水平却不会降低。
到目前为止，劳动者还是这样来利用增加的生活资料的，他们把增加的生活资料径直转变成了粮食，
用来养活更多的孩子。所以农业改良很可能会使人口受到剌激，一代人之后，
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就不会再高于改良以前的工资了。实际工资之所以会下降，
一方面是因为货币工资将降低，另一方面是因为粮食价格将上涨。
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人口增长导致需求增加，而需求的增加又使生产粮食的费用上涨。
货币工资下降多少，利润就会上升多少，因为资本家不增加资本开支，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效率同以前一样高的劳动。我们由此而看到，
如果劳动者的习惯和需要没有改变和提高，那么生活费用的降低，
无论是起因于农业改良还是起因于输入外国产品，
通常都会降低货币工资和地租，而提高一般利润率。
同样的土地使用同样的劳动，若种植玉米或土豆而不种植小麦，
则可以为人类生产出数量大得多的粮食。
如果劳动者不吃面包，而只吃玉米或土豆等较为便宜的粮食，
同时所得到的补偿不是增加其他物品的消费量而是提早结婚，生育更多的子女，
那么劳动成本就会大大减低，若劳动效率不降低，利润就会上升；而地租则会大大下降，
因为全体人口所需要的粮食现在用一半或三分之一的麦地就可以生产出来。
与此同时，很显然，在万不得已时，过于贫瘠而不能种植小麦的土地也可以用来种植土豆，
生产出来的土豆是足以养活生产上所必需的那点劳动力的，因此，同种植谷物相比，
在种植土豆或玉米的制度下，土地的边际最终会进一步下降，地租最终会进一步提高，
因为土地在达到其生产能力的极限以前，可以养活多得多的人口。
如果我们假设改良不是发生在粮食生产上，而是发生在劳动阶级所消费的某些制造品的生产上，
则工资和利润所受到的影响最初会与上述情形相同，但地租所受到的影响则有很大不同。
地租不会降低；相反，如果生产改良的最终结果是增加了人口的话，地租甚至会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则会降低，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无须加以说明。第五种情形:三个要素都向前发展
人口和资本的增加会降低利润，提高地租和劳动成本，而农业改良则往往会降低地租,
凡是能使劳动者消费的物品价格下降的生产改良，都会降低劳动成本而提高利润。
既然已弄清了人口和资本的增加以及农业改良分别产生的影响，
也就很容易确定它们同时起作用会产生什么 广上影响，所谓同时起作用，
就是资本和人口较为稳定地增加，与此同时，人们经常进行农业改良，
新的农业知识和新的耕作方法不断普及。
若劳动阶级的习惯和需要（这决定了他们的实际工资）是给定的，则某一时期的地租、
利润和货币工资便是上述各种竞争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果在某一时期农业改良的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
该时期的地租和货币工资就趋于下降，利润趋于上升。
如果人口的增长快于农业改良，劳动者就得减少自己吃的粮食，或吃较差的粮食，
否则，地租和货币工资就会不断上升，利润不断下降。
农业技术和知识的发展往往是缓慢的，其传播往往更为缓慢。
发明和发现也只是偶然才出现，而人口和资本却总是在不断增长。
所以，哪怕是在短时期内，农业改良的速度也很少能大大超过人口和资本的增长，
使地租有所下降，利润率有所提高。固然，在许多国家，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并不快，
但在这些国家，农业改良的速度甚至更慢。几乎每个国家的人口都紧跟着农业改良而增长，
农业改良一产生结果，马上就被抵消了。
农业改良之所以很少降低地租，是因为它很少降低粮食价格,而只是阻止粮食价格上涨,
很少使已经耕种的土地闲置，而只是使越来越差的土地能够被耕种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
人们有时谈到一个国家处于半开发的自然状态，即土地具有很高的生产力，
花费很少的劳动就可以获得大量粮食，实际上只有先进民族的未开垦殖民地才处于这种状态。
在美国甚至最差的耕地也具有很高的质量（有时紧靠市场或交通线的耕地不是这样，
然而这些耕地虽然质量不太好,位置却很好），
即便农业和运输方面不作进一步的改良也还有很多高质量的土地可以耕作，
只有耕种完这些土地才会使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停下来。
可是500年前的欧洲虽然人口比现在稀少得多，但由于农业处于原始状态，
也许那时最差的耕地便完全和现在最差的耕地一样缺乏生产力，
并已接近了有利耕作的最后极限。自那时以来的农业改良所起的作用，
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提高土地的一般生产能力，
而使人们能耕种比到那时为止资本家认为有利可图的最差土地还要差得多的土地，
从而使资本和人口有可能大大增加，一点一点地向后推移抑制资本和人口增加的障碍，
但与此同时，人口也紧跟着增长，以致在人口和抑制人口增长的障碍之间从未留下空隙，
农业改良把障碍向后每推移一步，增加的人口便马上把空隙填满。
因此，与其说农业改良是抵消人口增长的力量，还不如说它部分解除了束缚人口增长的桎梏。
虽然突然而普遍的大规模农业改良最初会不可避免地降低地租，但随着社会的进步，
这种改良会使地租逐渐上升到比以前高得多的水平，因为它们最终会使人们能够耕种更差得多的土地。
但在我们现在所假设的接近于事物一般发展趋势的情形下，会立即产生这种最后的结果。
假设对土地的耕种已达到了或几乎达到了产业技术状态所允许达到的极限，
因而在现有的技术知识水平下，地租也已几乎达到了人口和资本的增加使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点。
此时如果突然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良，则这种改良或许会使地租大幅度下降，
然后随着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地租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并进一步上升。
但是，农业改良实际上总是非常缓慢地进行的，它既不会使地租下降，也不会使耕种面积缩小，
而只会使地租不断上升，耕种面积不断扩大。这种改良甚至无需求助于较差的土地，
不增加生产费用，就能使现有耕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如果通过农业改良，
土地用比过去多一倍的劳动和资本能生产出比过去多一倍的产品
（假设与此同时人口也有所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增加了一倍），
那么所有土地的地租就会上涨一倍。
农业改良仅仅有益于地主。当粮食需求的增加与生产能力的提高完全一致时，
粮食价格是不会降低的；劳动者甚至连暂时的好处也得不到;劳动成本不会降低，
利润也不会提高。虽然总产量提高了，分配给劳动者的产品更多了，总利润也增加了，
但工资却要由更多的人口分享，利润也要分摊在更多的资本上，因此，
没有哪个劳动者的境况会比过去好，也没有哪个资本家不增加资本就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在由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中，经济进步往往使地主阶级越来越富有，
而劳动者的生活费用整个说来则趋于增加，利润趋于下降。农业改良是抵消后两种结果的力量，
但是农业改良虽然有时也会暂时抑制第一种结果，可最终却会大大加重第一种结果；
而且人口的增加往往会把得自农业改良的全部利益完全转给地主。论利润降至最低限度的趋势
什么决定最低利润率
无论在什么时间，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一特定的利润率，
这一利润率是诱使该时和该地的人民进行储蓄和在生产上使用这些储蓄的最低利润率。
这种最低利润率是随着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它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有效积累欲望的强度，
也就是此时此地的人民是比较重视未来的利益还是比较重视现在的利益。
这一因素主要影响储蓄倾向。另一个因素是从事产业活动的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是安全的，
这一因素所影响的与其说是储蓄倾向，还不如说是在生产上使用储蓄的倾向。
普遍的不安全状态，无疑也会影响储蓄倾向。窖藏钱财会给大财主增加危险，
但与此同时窖藏钱财也是躲避危险的强有力手段，因而这两种作用也许会相互抵消。
然而，同把钱保管在自己手边闲置不用相比，
一个人若在生产上运用自己的钱或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使用，
则他便要冒更大的风险，这种额外的风险是与社会的普遍不安全状态成比例的，
也许等于20%、30%或 50%,也许还不到1%或 2% ,但不管怎么说总得是一确定的比例，
预期的利润必须能对此给予补偿。
即使资本不产生利润，人们也有充足的理由进行一定量的储蓄。
人们在年景好的时候会为坏年景做准备，会为年老体弱时的生活积蓄一些钱财，
会为后半生过悠闲自在的生活或为抚育儿女进行储蓄。
然而，从长期来看完全以此为目的的储蓄是不会大大增加资本数量的。
这些动机只是促使人们在一生中的某一时期节省一些钱财，
以便在另一个时期消费，或供他们未成年的儿女消费。能够增加一国资本的储蓄，
通常产生于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状况或为儿女或他人遗留财产的愿望。
一定的自我克制能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想要达到的目标，这对上述愿望的强度会产生很大影响，
而自我克制能力又取决于利润率。每一国家都有一最低的利润率，若再低，
人们就不会为了发财或遗留财产而储蓄了。所以能够增加一国资本的积累，
需要有某一利润率作为必要条件，一般人会把这一利润率看作是对节欲的报酬和对所冒风险的补偿。
当然，总是有一些人的有效积累欲望高于一般人，即使利润率低于最低水平，
他们也会进行储蓄，但也总是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的花钱嗜好和享乐嗜好大于一般人，
他们非但不储蓄，反而挥霍掉所得到的全部钱财，这两种人正好相互抵消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限定资本增长的最低利润率，
在某些社会状态下要比在另一些社会状态下更低。
我在这里可以加上一句，标志着当代文明的那种社会进步有降低这种最低利润率的趋势。
首先，这种进步的公认结果之一，是一般安全的增加。
战争的破坏以及私人和公家的暴力掠夺给人带来的忧虑越来越少；
教育和司法可望得到改良，舆论也更受尊重了，这些都为防止欺诈和胡乱经营提供了越来越大的保证。
所以，为补偿生产性投资所冒的风险而要求具有的利润率，现在已比一个世纪以前低了，
今后还会比现在更低。其次，人类已不再是眼前利益的奴隶，
而越来越习惯于在遥远的未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的，这也是文明进步的结果之一。
远虑的这种增加，是人们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未来的自然结果，而且，
工业生活对人类的感情和喜好所产生的影响，大 彦都有利于远虑的增加。
随着生活的变故日益减少，随着生活习惯日益固定，
随着除了依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外用其他方法发横财的机会日益减少，
人们愈来愈愿意牺牲眼前的享乐以实现未来的目标。先见能力和自制能力的提高，
除了影响财富的增加外，肯定还会影响其他事情，这一问题下文马上就会讨论到。
不过，当前的社会进步即使无助于增加人们的积累欲望，也显然有助于放松这种欲望所受到的束缚，
有助于降低诱使人们进行储蓄所绝对必需的利润率。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即风险减少和远虑增加，
当前在英格兰，百分之三四的利润或利息便足以促使资本增加，
而在缅甸帝国或在约翰王统治时期的英格兰，则需要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利润或利息才能促使资本增加。
在荷兰，过去100年间公债的利率为2%,这一利率虽然没有促使资本增加，但也没有使资本减少。
尽管最低利润率的变化很大，尽管无法确切说出某一时期的最低利润率是多少，
但无论如何总是存在着最低利润率;不管最低利润率是高还是低，一旦达到最低利润率，
资本就会暂时停止增加。于是国家也就处于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停滞状态。在富国，利润总是接近于最低点
随着资本的增加，人口有时也增加，有时则不增加。如果人口不增加，工资便会上升,
就会有更多的资本用来向人数没有增加的劳动者支付工资。
既然劳动没有增加，人们也没有进行提高劳动效率的改良，产品的数量也就不会增加。
由于资本无论增加多少,所获得的总报酬都同以前一样多，
因而每年的总储蓄都会从下一年的利润中扣除。
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很快就会降到资本不再增加的那一点。
如果劳动效率不通过发明和发现或身心教育的改良而提高，
如果懒人或非生产性劳动者不转变成生产性劳动者，
那么远远快于人口增长的资本增长很快就会达到其增长的极限。
即使人口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而且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利润的下降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人口的增加会使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在没有产业改良的情况下，
这种需求只能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得到满足，一是耕种更差的土地，
二是对现有耕地进行更为精细的耕作，这两种方法都会提高生产费用。
因而劳动者的生活费用会增加，如果劳动者不甘忍受生活状况的恶化，利润就必然下降。
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古老国家，如果我们假定国内的农业丝毫未得到改良，
同时假定外国也不为英国市场生产更多的粮食，那么利润便会非常迅速地下跌。
如果这两条增加粮食供给的道路都被堵塞了，而人口继续按照据说每天增加1000人的速度增加，
那么在当前的知识水平下所有能被耕种的荒地很快就会被耕种完，生产费用和粮食价格会大大提高，
以致如果劳动者的货币工资增加（这是补偿其增加的支出所必需），利润很快就会降至最低限度。
假如货币工资不上升，或上升的幅度较小，利润的下降也许会得到延缓，
但通过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所能得到的延缓时间是很有限的，一般说来，
劳动者是不能够忍受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当他们能够忍受时，
他们所必需的生活水平也就有了提高，因而也就不愿意忍受。
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国家，如果每年的储蓄额像现在这样继续增加下去，
而又不发生任何事情抵消储蓄降低利润的自然趋势，那么利润率便会迅速降至最低限度，
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就会马上停止。商业突变往往会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
人们开矿，修筑铁路，架设桥梁，并兴办其他许多没有把握产生利润的工程，
大量资本耗费在了这些工程上，而这些工程却不提供报酬，或所提供的报酬不足以补偿支出。
人们超过市场需要建立起许多工厂，安装起许多机器设备，结果却得不到利用。
即使这些工厂和设备能够得到利用，资本也还是被搁死了；流动资本被转变成了固定资本，
已不再对工资或利润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在继一般交易过渡时期之后的停滞时期，
还会有大量资本被消耗在非生产方面。在停滞时期，许多企业倒闭，或即使不倒闭也不赢利，
大量工人被解雇，各个阶层都有很多人挣不到钱，不得不靠以前的储蓄过活，
危机过后，都或彖或少地陷入了贫困境地。这些都是商业突变带来的结果。
商业突变几乎是周期性的，而这种周期性正是我们现在所考察的利润下降趋势造成的后果。
只要几年不发生危机，所积累的资本就会大幅度增加，以致用他们来投资无法再得到通常的利润。
所有公债的价格会大大提高，而最好的商业证券的利率则会降到很低的水平，
工商界人士会普遍抱怨赚不到钱。这十分清楚地表明，如果不发生什么事情抵消资本积累带来的结果，
利润便会极为迅速地降至最低点，资本增长便会极为迅速地陷入停滞状态。
但是，既然不再那么容易获得稳定的利润，
人们就会随时注意那些虽然有赔本的风险但却有可能带来较高利润的买卖。
于是便会出现投机活动，投机活动连同随后的商业危机，会消耗大量资本或把大量资本转移给外国人，
从而暂时提高利息和利润，为新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由此而开始同样的一轮循环。
每一次商业危机不管带来多么大的灾难，都远没有把自上次危机过后积累起来的全部资本破坏掉，
同时证明，人们总是能够为不断增加的资本找到或创造有利可图的出路，从而阻止利润率下降。生产改良也会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
如果货币工资不下降，那么利润就不会提高，利润的下跌也不会受到阻遏。
但是，如果劳动者由于生活状况得到改善而人数增加，
致使生活状况降到以前的水平，那么利润就会上升。
凡是能使劳动者消费的物品低廉的发明，只要劳动者的需要不相应提高，
最终都会降低货币工资，而由于货币工资降低，在资本降到以前的水平之前，
人们便可以积累和利用更多的资本。
消费品价格的下降，会助长储蓄倾向，
因为消费品价格的下降使所有消费者在不改变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的条件下都享有一笔剩余收入，
而只要以前的生活不困苦，不需要多少自我克制就至少可以把这种剩余收入的一部分节省下来。
其次，人们如能以较少的收入生活得同以前一样好，那谁都会愿意为较低的利润率积累资本。
如果过去人们每年有1000镑收入才能过舒服日子，而现在有500镑就能过舒服日子，
那同希望较为渺茫的过去相比，人们现在就更愿意为过舒服日子而储蓄。
所以，几乎所有商品的生产得到的改良，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延缓静止状态的到来，
但是,劳动者消费的物品得到的改良要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有助于静止状态的到来，
因为这些物品的生产得到的改良会在以下两方面发挥这种作用，
一方面它们会诱使人们为较低的利润积累；另一方面它们还会提高利润率本身。输入廉价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也会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
廉价的生铁对利润和劳动成本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与廉价的谷物是一样的，
因为人们可以用廉价的生铁制造出廉价的农具，制造出廉价的纺织机器。
对外贸易如果既不直接又不间接地降低劳动者消费的物品的价格，
那它就会像不降低劳动者消费的物品的发明或发现那样，既无助于提高利润，
又无助于延缓利润的下降，结果只是国内不再生产奢侈品，转而为国外市场生产商品，
资本的使用范围既不比以前大也不比以前小。当然，在已经输入必需品或原料的国家，
几乎没有哪种输出贸易会是这样，因为只要输出增加，该国获取各种输入品的价格就会比以前低。
一个国家如果像现在的英格兰这样，允许从世界各地自由输入各种粮食、
各种必需品以及生产必需品所需的原料，那么这个国家的利润率就不再取决于本国土地的肥力，
而是取决于全世界土地的肥力。尚待考察的是，
全世界的土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利润随着资本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
当然，我们必须假设，随着资本的增加，人口也增加，因为如果人口不增加，
尽管粮食价格下降，工资上升也会压低利润。因而我们假设，大不列颠的人口按现在的速度不断增加，
每年对进口粮食的需求都远远超过上一年。
出口国只能通过大大改良农业或大幅度增加生产粮食的资本，才能满足英国每年增加的粮食需求。
改良农业很可能是很缓慢的过程，因为欧洲各粮食出口国的农业阶级仍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
而英国的各殖民地和美国已采用了适合它们各自情况的大部分改良。
还有一种增加粮食供给的方法，就是扩大耕种面积。关于这种方法，需要指出的是,
扩大耕种面积所需的大部分资本仍有待于人们去创造。
在波兰、俄国、匈牙利和西班牙，资本的增加是极为缓慢的。
在美国，资本增加得虽然很快,但还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目前美国为逐年向我国增加粮食出口，
主要是使用了它每年积累的一部分资本，这部分资本以前是用来发展制造业的，
但谷物自由贸易却使这部分资本转而用来为我国市场生产粮食。
我们由此得到的粮食供给是很有限的，除非农业发生重大改良，
否则这种供给便不会满足英国迅速增长的人口不断增大的需求。
因此，如果我国的人口和资本按目前的速度增长下去的话，则要使人口继续得到廉价的粮食供给，
就只得输出资本来生产粮食。资本输出也阻止利润降至最低点
如果有些国家的工业较为先进，人口增长较快，因而利润率低于其他国家,那么这些国家，
在远未达到真正的利润最低点以前，总是先达到一实际的利润最低点。所谓达到了实际的最低点，
就是利润已下降到了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
以致再下降的话，进一步积累的全部资本就会输往国外。在当前整个世界的工业发展状况下，
如果哪一个正在不断改良的富国要对利润的最低点加以认真考虑的话，
那么需要考虑的就仅仅是这种实际的最低点。只要古老国家的资本增加得很快，
新兴国家的利润仍然很高，古老国家的利润就不会降至积累停止的那一点，
利润一旦下跌到资本被输往国外的那一点，就不会再下跌了。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国家，
只有通过生产改良，特别是在生产劳动者消费的物品方面进行改良,
才能阻止利润迅速降至实际最低点，阻止进一步积累的全部资本输往殖民地或其他国家。利润降至最低点的趋势带来的种种后果
抽走资本并不一定会使国家遭受损失
在穷国，立法者必须悉心照料国家的资本，必须谨防国家的资本被侵占，必须尽力鼓励积累资本，
尽力鼓励输入资本。但在人口众多、农业高度发展的富国，所缺少的却不是资本，
而是肥沃的土地，因而立法者的目标便不应该是增加储蓄总量，而应该是通过改进耕作方法，
或通过获取世界其他地方较为肥沃的土地的产品，来增加储蓄的报酬。
在这样的国家，政府可以随意取用一部分资本作为岁入花费，而不会影响国家的财富，
因为所取用的全部资本或者来自每年否则会输往国外的储蓄，
或者来自下一年或第三年私人的非生产性支出，政府每花费100万镑，
都会促使人们再储蓄100万镑，而不致使资本外流。因此，当所要达到的目标值得花许多钱，
值得让人民的日常生活享受作出牺牲时，若有人在经济上反对直接从资本中取用所需的资金，
那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便是为了偿付国债利息而课税会带来种种不便。
人们通常反对通过移民来救助劳动阶级的一个理由是,移民国外需要支付费用，
如果带出国的资本同移民的人口一样多，那么劳动者是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
根据前一章阐述的理论，我们知道,这种反对论点是不值一驳的。
我认为，即使就最大规模的殖民运动来说，现在也没有谁会再认为，多少人移居国外，
就会有多少资本被带走,而且即使接受那一站不住脚的假设，认为劳动阶级得不到好处也是错误的。
假如英格兰十分之一的劳动者迁往殖民地，并带走国内十分之一的流动资本，
那么资本和人口对肥沃土地的压力就会减轻，从而工资或者利润便会大大受益，或两者都大大受益。
对粮食的需求会减少，较差的耕地不再被耕种,而变成牧场;较好的耕地不再被过度耕种，
带来的报酬相应提高;粮食价格下降，虽然货币工资不会提高，
但每个劳动者的生活状况都会得到很大改善；
如果人口不随之增加，工资不随之下降的话,则这种改善将是永久性的；
而如果人口增加，工资随之下降的话，则资本将开始增加，补上所损失的资本。
只有地主会在收入上遭受某种损失，但甚至地主，
也只有当殖民活动实际减少资本和人口时才会遭受损失，
如果殖民活动带走的仅仅是每年增加的资本和人口，地主是不会遭受损失的。在富裕国家 ，机器的广泛使用不仅对劳动者无害，反而有益
在资本积累缓慢的国家，机器的引入、土地的永久性改良等等，暂时往往对工人是极为有害的，
因为用于这些方面的资本都直接取自工资基金，人民的生活费用和就业机会会因此而减少，
每年的总产量会因此而下降。但在年积累额很大、利润较低的国家，则不用担心产生这种结果。
其原因是，在这样的国家，即使输出资本，把资本用在非生产性支出上或把资本浪费掉，
只要数额不是过大，就绝对不会减少工资基金的总额，而把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
（固定资本仍然是生产性的）就更不会带来这种结果了。
这只是使已经从一个孔流出的水从这个孔流出而已，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蓄水池中的水就会更多地外流，最终导致更多的水流入。
因此，尽管对铁路的巨额投资使金融市场陷于一片混乱，给社会造成了损害，
但我却决不能同意这样一些人的看法，
这些人担心对铁路进行巨额投资会使我国的生产性资源遭受损失。
我之所以觉得没有必要担这份心，并不是因为我认为铁路支出只不过是资本转手，
资本丝毫不会遭受损失或破坏，凡是熟悉这一问题的人都知道，这样看铁路支出是荒谬的。
购买土地的资本倒可以说只是资本转手，因为付给代理人、律师、
工程师和测量员的钱有一部分会被储蓄起来，再次变为资本。但用来修建铁路的资本，
实际上却被浪费和破坏掉了；这种资本一经支出，就无法再用来支付工资,无法再用来养活工人了；
其结果是，耗费了大量粮食、衣物和工具，国家得到的却是一条铁路。
但我所要强调的是，修建铁路的资本大都来自每年多余的资本，这部分资本如果不用来修建铁路，
便会输往国外或被消费掉，因而既得不到铁路，也得不到任何其他看得见的东西。
在富裕国家，因为修建铁路，或因为建立工厂，造船，制造机器，开凿运河，
采矿或修建排水灌溉工程而把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
并不会减少总产量，也不会减少劳动就业机会。
再则，资本的这种转变还具有生产改良的性质，而生产改良非但最终不会减少流动资本，
反而是流动资本增加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一国想使其资本不断增加，
而又不把利润率降至资本停止积累的水平，那它只有依靠生产改良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大大增强了我们的论点的说服力。一国的固定资本增加，最终几乎总会使该国的流动资本也增加，
因为所创造的固定资本只要是成功的，就几乎总是会降低劳动者惯常消费的物品的价格。
用于永久改良土地的全部资本会降低粮食和原料的价格：
机器方面的几乎所有改良都会降低劳动者衣物、住房或生产这些东西的工具的价格;
运输工具方面的改良，例如铁路的改良，会降低远地运来的消费品的价格。
即便货币工资保持不变，所有这些改良也会使劳动者的处境有所改善，
唯一的条件是劳动者的生殖率不提高。但是，即使劳动者的生殖率提高，导致工资下降，
至少利润也会上升，从而积累会受到直接的刺激，
在人们有充分的动机输出资本以前会给更多的资本创造投资机会。
虽然有些改良不降低劳动者消费的物品的价格，从而不提高利润，也无助于把资本保留在国内，
但如前所述，这些改良却会降低利润的最低点，从而在达到静止状态以前，
会给资本的积累留出比以前大的余地。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生产改良以及资本输往世界上无人居住或人烟稀少的地区用来耕种较肥沃的土地或开矿，
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会减少国内的总产量和国内对劳动的需求，与此相反，
生产改良和资本输出是国内总产量和国内劳动需求赖以增长的主要原因，
甚至是这两者长期而大幅度地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在一定的但并非很窄的限度内，像英格兰这样的国家用于这两方面的资本愈多，
它保有的资本也就愈多。论静止状态
著作家们所惧怕和嫌恶的财富和人口的静止状态
政治经济学家们肯定已或多或少清楚地意识到了，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
在所谓进步状态的尽头便是静止状态，财富的增长只不过延缓了静止状态的到来，
我们每向前迈进一步，便向静止状态逼近一步。前面的论述已使我们知道，
我们随时都看得见并且非常接近这一终点，而之所以一直没有到达终点，只是因为终点总在移动。
如果生产技术不进一步改良的话，
如果资本停止从最富裕和最繁荣的国家流向尚未开垦或未得到很好开垦的地区，
那么最富裕和最繁荣的国家很快就会达到静止状态。
即便是在古老的国家，在资本不断增加的状态下，也必须使人们出于良知和远虑对人口加以限制，
以防止人口的增长超过资本的增长，防止社会最低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
如果全体人民或很大一部分人不下决心阻止生活状态的恶化，不下决心维护已经确立的生活水平，
则最贫穷阶级的生活状况，即使在进步状态下，也会降到他们不得不忍受的最低点。
这种决心在静止状态下会同样有效地维持最贫穷阶级的生活状况，而且似乎只有在静止状态下，
人们才有这种决心。的确，现在在人口控制方面表现得最有远见的国家，
常常是资本增加得最慢的国家。哪个国家有可能为增加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哪个国家就会感到没有必要限制人口。而如果人们看得很清楚，新增加的工人要就业，
就得取代已经有工作的工人，那么人们所具有的远虑和社会舆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
限制未来一代人口的增长，使其刚好能补充这一代人。静止状态本身并不可恶
一些人认为，人类生活的正常状态就是生存竞争;认为相互倾轧和相互斗争，
是激动人心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的最佳命运，而绝不是产业进步诸阶段的可恶象征。
坦白地说,我并不欣赏这种生活理想。这种状态也许是文明进步的一个必要阶段，
那些至今幸运地没有经历这一阶段的欧洲国家，最终可能也逃不过这一阶段。
这种状态是增长的伴随物，而不是衰落的标志，因为它不一定会使人丧失崇高的志向和英雄品质，
正如美国在南北战争期间以其全体人民的行动和许多杰出人物的行动向全世界证明的那样，
也正如人们期待英国在某一同样富有检验意义而令人激动的时机也将向全世界证明的那样。
但是，这种状态并不是未来的博爱主义者们想要帮助实现的那种完美的社会状态。
固然，在财富就是权力、人人都渴望发财的时候，发财致富的路应向一切人公平地敞开。
但是，对于人类的本性来说,最良好的状态终究是，没有一人贫穷，
没有人想比别人更富有，因而谁都不必担心别人抢先而自己落在后面。
毫无疑问，在头脑较清醒的人能说服人们关注更美好的事物以前，与其让人的精力无处发挥而生锈，
还不如让人们为发财致富而忙碌，就像人们从前为战争忙碌那样。
如果人是粗野的，则他们需要的刺激也将是粗野的，那就让他们接受这种刺激好了。
但与此同时，如果有人并不认为当前人类改良的最初阶段是最后阶段，
对普通政客感到欢欣鼓舞的那种经济进步，即人口和资本的单纯增长不那么感兴趣，
则这些人也是有道理的。固然，对于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来说，
一国在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方面不大大落后于邻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
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不明白，那些已经比他人富有的人钱财增加一倍
（这几乎不会或根本不会增加他们的快乐，而只是使他们能炫耀自己的富有），
或每年有一些人从中产阶级上升为有钱阶级，从有事可干的富人变为无所事事的富人，
这一切究竟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只有在落后国家，增加生产仍是一项重要目标。
在最先进的国家，经济上所需要的是更好地分配财产，
而要更好地分配财产便离不开更为严格地限制人口。
单靠消除差别的各项制度，无论这些制度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都做不到这一点；
它们只能降低社会最高层的生活，而不能长久提高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们则可以想象，财产的这种更好的分配，
可以通过个人的远虑与节俭以及一套有利于公平分配财产的法律制度的共同作用来达到
（不过这种法律制度必须确保个人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不管这种成果是大还是小）。
例如，根据前面某一章提出的建议，
可以利用法律来限定人们通过精予或继承所能得到的财产不得超过维持中等自立生活所需的数额。
在这种双重影响下，社会将表现出以下主要特征：大多数劳动者工资较高，
生活富裕；人们除了自己挣得和积累的财富外，不拥有其他巨额财富；
比现在多得多的人不仅可不再做繁重的粗活儿，而且还可不再做机械琐碎的工作，
而有充足的闲暇，可在身心两方面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为贫困阶级树立生活的榜样。
这种比现在好得多的社会状况，不仅与静止状态是完全相容的，
而且似乎可以和静止状态最为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毫无疑问，如果生产技术进一步得到改良，资本继续增长的话，整个世界的人口，
甚至古老国家的人口就仍有大大增长的余地。但说实在的，即使人口增长是无害的，
我也认为没有理由再让人口增长。现在，在所有人口最为稠密的国家，
人口密度都已达到了使人类能够从合作和社会交往中得到最大利益的限度。
即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充足的粮食和衣物供应，人口仍然有可能过分拥挤。
人挤人、人撞人的状态是不好的。孤独，即人能经常一个人独处，
是思想深刻和性格沉稳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一个人面对大自然的美和壮丽，
则是使人产生思想和抱负的摇篮，具有思想和抱负不仅对个人是有益的，
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是有益的。一想到世界将丧失其生机盎然的景象，变得一片光秃，
每一寸能为人类种粮食的土地都将被耕种，每一块长满花木或青草的荒地都将被翻耕，
所有野生禽兽都将因为与人争食而被灭绝，人工栽种的每一棵灌木或多余的树木都将被砍除，
野生灌木和野花都将在农业改良的名义下被当作野草而予以铲除，想到这样的世界，就叫人不舒服。
如果仅仅为了使地球能养活更多的而不是更好、更幸福的人口，
财富和人口的无限增长将消灭地球给我们以快乐的许多事物，
那我则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而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子孙最好能早一些满足于静止状态，
而不要最后被逼得不得不满足于静止状态。
不用说，资本和人口处于静止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进步也处于静止状态。
各种精神文化以及道德和社会的进步，会同以前一样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生活方式”(Art of Living)也会同以 前一样具有广阔的改进前景，而且当人们不再为生存而操劳时，
生活方式会比以前更有可能加以改进。即使是工业技术也会同以前一样得到悉心培育,
不断得到改进，同以前的区别只是，工业改良不再仅仅为增加财富服务，
而会产生其应有的结果，即缩短人们的劳动时间。
到目前为止，机械方面的各种发明是否减轻了人们每天繁重的劳动，仍很值得怀疑。
这些发明使更多的人过上了同样艰苦和贫困的生活，使更多的制造商和其他人得以发财致富，
并提高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但这些发明却至今未按其性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使人类的命运发生重大变化。
只有当不仅有公平的制度，而且人口的增加也因为人类具有远见卓识而受到控制时，
科学发明者的智力和活力对自然力量的征服，才会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才会成为改变人类命运的手段。论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
依附和保护理论已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状况
近来，人们从道德和社会角度对劳动人民的状况所作的思考和讨论要比过去多得多。
人们普遍认为，当前劳动人民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根据前一种理论，在所有影响到全体穷人的事情上，穷人的命运都应学切人摆布，
而不应掌握在他们耳目手里。不应要求或鼓励穷人独立思考，
不应要求或鼓励他们对自身进行反思和展望，以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掌握。
该理论认为，上层阶级有义务考虑穷人的事，有义务对穷人的命运负责，
就像军官应对士兵的命运负责那样。上层阶级应有意识地履行这一职能，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应给穷人以信赖感，使穷人被动或主动地服从于为他们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
同时在所有其他方面安心在上层阶级的保护下不闻不问国事，过太太平平的日子。
根据这种理论（该理论也适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只应部分是命令式的，应是融洽的、合乎道德的、富有感情的，
一方给予慈爱和保护，另一方感恩戴德，表示尊敬和服从。
富人应是穷人的父母，像教导和管束孩子那样教导和管束穷人。
穷人方面不应有自发行动，他们只要每天干活儿，品行端正，信仰宗教就行了。
他们的道德和宗教应由上层阶级规定，上层阶级负责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教育，
确保他们的劳动和服从得到适当报偿，在衣、食、住以及精神和娱乐方面都得到适当照顾。
我并没有断言过去怎样将来肯定仍会怎样，
也没有断言人类的进步不会消除那种产生于权力的强烈的自私自利之心，
可是，虽然这种弊害有可能被减轻,但在权力被废除以前，这种弊害是绝不会被消除的。
我认为，不可否认的一点至少是，远在上层阶级能以保护人的方式进行统治以前，
下层阶级就会取得很大进步而不再需要这种统治。
人们所犯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些品德和感情同游牧的阿拉伯人的宗族观念和热情好客一样，
显然是野蛮和不完善的社会状态所特有的，在没有严重的危险因而人们不需要保护的社会里，
无论是在国王和其臣民之间，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都不再可能具有那种美好而可爱的感情。
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具有正常体力和勇气的人，
有什么理由要为所受到的保护表示最热烈的感激之情和最恭顺的效忠之心呢？
今天，只要是在法律没有废弛的地方，法律就总会保护人们。
一般说来，现在受到某人的保护，非但不像从前那样会得到安全，反而往往会遭受冤屈。
在一般情况下，现在所谓的保护者正是需要加以提防的人。
当今每一份有关残忍和暴虐行为的治安报道所涉及的，都是丈夫欺凌妻子，父母压迫子女这样的事情。
法律未能阻止这种残暴行为，法律现在只是刚刚开始缩手缩脚地防止和惩处这种行为，
这并不是法律本身的过错，而是立法者和执法者的奇耻大辱。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只要拥有独立生活的手段或能独立谋生，就只需要法律能够而且应该提供的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仍想当然地认为，据以提供保护的那种关系必将永远存在，
而看不到在不需要保护者的情况下，行使保护者的职责和权力，
必将产生与忠顺相反的感情，那这些人就太不了解人性了。
我们可以断言，至少在较为先进的欧洲国家，工人不会再屈从于宗法式的或家长式的政治制度了。
我们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因为工人现在已经认识字，能够读报纸和政论书籍，
各种持不同观点的人已走到工人中间，诉诸工人的官能和感情，反对上层阶级所宣传和支持的信仰，
许许多多工人已聚集在同一场所从事社会化的生产，铁路已使工人能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
能像更换上衣那样更换老板和雇主，工人已可以通过选举参与政治生活。
总之，工人阶级已开始自己照管自己的利益，并正在不断向世人表明，
他们的利益非但与雇主的利益不一致，而且是正相反的。
一些上层阶级人士自认为，上述趋势可以通过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予以纠正，
但殊不知能进行这种教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宗教改革的原则同读书和写字的能力一样，
已为社会底层的人民所掌握，穷人已不再接受他人规定的道德和宗教。
我所谈论的主要是英国的情形，特别是英国城市人口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农业最发达、
工资最高的地区的情形。在南部各郡，由于农业人口惰性较大、现代化水平较低，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贵族们也许仍可使穷人像过去那样忠于和服从他们，
办法是用高工资和固定职业引诱穷人，也就是确保穷人有饭吃，不要求他们做不愿做的事情。
但这两个条件从未也绝不可能长久地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只有强迫穷人工作，
并至少是通过道德上的强制来抑制人口的过快增殖，才能确保穷人有饭吃。
因此，那些对古代一无所知而想复古的人们，肯定将一无所获。
当前迫切需要的是济贫法，在这种需要面前，
力图通过抚慰穷人重建宗法封建制度的梦想会被彻底粉碎。劳动阶级未来的幸福主要依赖于他们自己的精神文明程度
但是现在，各从属阶级的依附性已愈来愈小，他们已愈来愈不满意于尚存的依附性，
而日益感到需要独立。因此，我们在向他们提建议，给予他们劝告或指导时，
必须把他们看作是与我们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必须让他们对我们所提的建议或给予的劝告有所了解。
劳动阶级的未来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具有理性的人。
辩论会、演讲会、公共问题讨论会、工会、政治鼓动，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唤醒人们热心于公益的精神，
有利于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各种各样的思想，有利于促使有识之士进行思考和反省。
虽然知识水平最低的阶级过早地获得选举权非但不会促进反而会妨碍他们的进步，
但毫无疑问，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上进心。
而且，工人阶级现在已成了公众的组成部分。他们或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
现在参加了有关公共事务的所有讨论;所有那些以报纸为工具的人，
都可以把工人阶级当作读者对象；中产阶级获取信息的途径，现在至少城市工人也可以利用。
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工人无需任何人帮助，就会变得比以前更聪明；
与此同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政府和个人的努力下，学校教育的质量和数量都将得到很大改进，
人民大众的精神文明程度和依赖于精神文明程度的道德品质，将比过去更为迅速、
更为顺利地得到提高。
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工人阶级知识水平的提高会带来以下几个结果。
首先，他们会比现在更不愿意受上层阶级的指引和统治，更不愿意接受上层阶级为他们指出的道路。
如果说他们现在就没有服从上层阶级的那种敬畏之心或宗教感情，
那么他们今后会更加没有这种敬畏之心或宗教感情。依附和保护理论将越来越不能被他们所容忍，
他们将要求自己支配自己的行为和生活。
与此同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会要求国会干预他们的事务,
要求法律对有关他们的各种事情作出规定，尽管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法常常很成问题。
他们会要求国会按照他们的意愿和想法进行干预，而不愿听别人指手画脚。
与此丝毫不相矛盾的是，他们会尊重有才智有知识的人，
并愿意在任何问题上听从那些他们认为熟悉问题的人的意见。这种尊重是深深植根于人性中的，
但他们将自己判断谁值得这种尊重。智力水平的提高也许会使人口得到较好的控制，妇女社会地位的独立也有助于人口得到较好的控制
我认为，随着工人阶级智力水平、知识水平和自立程度的提高，
他们必然会变得越来越通情达理，越来越精明节俭，从而人口相对于资本和就业机会而言将逐渐减少。
这种最令人满意的结果将会被另一种变化极大地促进，这种变化便是当代最有益的一种趋势：
工业大门既对男人敞开，也对妇女敞开。使穷人不再依附于富人的那些原因，
也同样将使妇女不再依附于男人，而且从正义的角度说，
法律和习惯无论如何不应迫使（已能独立生活的）妇女依附于他人，
即不应使未继承财产的妇女除了为人妻或为人母外，便无法谋生。
妇女如果愿意为人妻或为人母，那就让她们为人妻、为人母好了；
但是，如果绝大多数妇女只能在家里从事较为卑微的工作，别无其他选择，那就太不公正了。
我们早就应该认识到，以纯属偶然的性别为根据赋予人们不平等的权利，强制规定不同的社会职能，
这样做所依据的种种思想和制度，是阻碍道德、社会甚或智力进步的最大障碍。
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妇女社会地位的独立，很可能会大大减轻人口过剩这一弊害。
增殖人口这一动物本能之所以一直在人类生活中发挥过大的作用，
正是由于有一半的人专门执行这种职能，由于这种职能成了女性的终生职能，
同时又与男性的几乎全部生活目标交织在了一起。雇佣关系将逐渐被废除
在目前的人类发展阶段，平等的思想正日益广泛地在穷人当中传播，
要阻止平等思想的传播就得完全取消出版自由，甚至完全取消言论自由，
因而可以预言，人类是不会永远分为两个世袭阶级即雇主阶级和雇工阶级的。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不仅对雇工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对雇主来说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富人认为穷人天经地义就是他们的奴仆和随从，而穷人则把富人看作是捕食对象和牧场，
而且他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会得寸进尺。无论是雇工还是雇主，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
都丝毫不尊重正义或公平。一般说来，工人阶级并不认为得到高工资就应好好干活，
他们大都只想尽可能多地索取，尽可能少地回报。
总有一天，雇主会无法再与雇工保持朝夕相处的亲密关系，因为二者的利益和感情是敌对的。
资本家的利益所在几乎与工人的利益所在一样，就是把工业生产活动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使那些为他们干活的人像独立经营者那样，对工作具有同样的兴趣。
一个民族一旦在制造业或农业中采用了大规模生产制度，就不会放弃它；
而且只要人口与生活手段相适应，他们也不应放弃它。毫无疑问，在大工业企业制度下，
劳动具有更大的生产力；即使产品的绝对数量不比过去大,相对于所使用的劳动的产品数量也较大，
因为在该制度下，可以用较少的辛劳和较多的闲暇，养活与过去相同的人口，而生活水平不变。
整个说来，这是一种利益。一旦文明与改良发展到此种程度，
全体的利益也就会成为构成全体的每个人的利益。
而从这一问题的道德方面（这要比经济方面更为重要）来说，作为工业改良的目标，
则应该追求比现在更为良好的道德状况。现在人类分散在地球上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家族,
每一家族由专制的家长统治，同本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口几乎没有共同利益，也没有必要的思想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对其家族的其他成员的统治是绝对的；
他因此而往往把兴趣集中在自己的家族上，把这看作是自我的扩张，
一心想为本家族占有更多的财产，心思全用在如何为本家族保持和获取财产上。
固然，我们可以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种道德状况看作是摆脱单纯的动物状态而向人类状态迈出的一步，
看作是摆脱动物本能而向深谋远虑和自我管束迈出的一步。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得到的是热心于公益的精神、宽宏大量或真正的正义和平等，
那么养成这些美德的环境就不是利益的互不相关，而是利益的相互关联。
工业改良的目的并不是使人们老死不相往来，
而是使人们在没有依附关系的情况下，相互合作或相互服务。
到目前为止，那些靠自己劳动而生活的人，
或者是仅仅为自己劳动，或者是为雇主劳动，别无其他选择。
实际上，合伙经营推动文明和改良，以及大规模生产带来效率和节约，
并不一定要把生产者分为两个集团，利益和感情相互对立，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仅仅是奴仆，
受资金供给者的驱使，对企业的事丝毫不感兴趣，而只是盘算如何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挣得工资。
过去50年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及讨论，以及过去20年所发生的事情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工业改良（即使是强大的军事独裁统治也只能延缓而不能停止这种改良）发展下去，
则毫无疑问，只有那些道德素质低下不适于做独立工作的人,才会沦为雇佣劳动者，
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将逐渐为合伙关系所取代。这种合伙关系将采取以下两种形式中的一种:
在某些情况下，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而且也许最终将是劳动者之间的合伙经营。劳动者自己的合伙经营
大多数这类合伙企业的资本，最初只是创建者带来的几件工具，
以及他们能够凑集的或从与他们一样贫穷的工人那里借得的数量很少的资金。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共和政府也向它们提供贷款,但一般说来，获得这种借款的合伙企业，
或至少是成功以前获得借款的企业，似乎并没有成为最兴旺发达的企业。
干得最出色的是这样一些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微薄力量和工人兄弟的少量贷款外一无所有，
他们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而把全部节省下来的钱用于资本积累。
弗居里先生说，“他们常常身无分文，发不出工资。货物销不出去，欠款收不进来，
票据不能贴现，原料库空空如也;他们不得不忍受困苦，尽量削减一切开支，
有时仅仅靠面包和凉水维持生存。……正是在困苦和忧虑的煎熬下，
这些创业时几乎身无分文而只有良好的愿望和双手的人，终于招来了顾客，获得了信用，
拥有了自己的资本，建立起了发展前途稳定可靠的合伙企业。“竞争非但无害，反而是有用而不可或缺的
我认为，其中最大的错误便是把现存的所有经济弊病都归罪于竞争。
他们忘记了，哪里没有竞争，哪里就有垄断；忘记了垄断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
都是向勤劳者征税（如不说掠夺的话）来养活懒惰者。
他们还忘记了，除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外，所有其他竞争都对劳动者有利,
都会使劳动者消费的物品更便宜;忘记了只要争取获得劳动力的竞争大于劳动力之间的竞争
（美国、各殖民地和技术性行业的情 况正是这样），
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就不是低工资而是高工资的根源；除非劳动者的家庭人数过多，
致使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否则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就绝不会是低工资的原因；
但如果劳动者的供应量过多，即便是社会主义也阻止不了劳动者获得的报酬降低。
但竞争虽有其弊病，却防止了更大的弊病。正如福格里先生说的，
“工业世界充满了罪恶与不公，其最深刻的根源不是竞争，而是劳动对资本的屈从，
是工业工具的所有者能占有产量的巨大份额。……如果说竞争带来了罪恶的话，
它也同样带来了利益，特别是在发展工业设施方面和促进革新方面”。
社会主义者所犯的共同错误是，他们没有看到人类的天生懒惰，没有看到人类倾向于无所作为，
倾向于做习惯的奴隶，倾向于墨守成规。一旦人类处于自己认为过得去的生存状态，
人类所面临的危险便是他们就此止步不前，不再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听凭自己的能力衰退，
以致连维持现状的能力都丧失殆尽。竞争也许并不是可以想象的最好的刺激物，
但它目前却是必不可少的刺激物，而且谁也说不出什么时候进步不再需要竞争。
同其他部门相比，工业部门中应该有更多的人深知改良的好处,但即使在工业部门，
也将很难促使某一协会的理事会不嫌麻烦地改变自己的习惯，采用某种新的、
可望带来效益的革新，除非它意识到，如果它不采用这项革新，与其竞争的其他协会就会采用，
从而使它在竞赛中落后。
我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不同，并不把竞争看作是有害的、反社会的原则，而是认为，
在现在的社会状态和工业状态下，限制竞争是一种罪恶，而扩大竞争，
即使暂时会损害某一劳动阶层，最终也将带来最大的利益。
使人免受竞争，就是使人陷于无所事事、头脑发木的境地，就是使人不必像其他人那样积极进取、
聪明智慧；若禁止低收入劳动者以较低的要价从事某项职业，则等于恢复旧习惯，
恢复地方垄断或局部垄断，使某一工匠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较处于特权地位，
而时代已发生了变化,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已不再能增进普遍利益了。
如果成衣商和其他商人的出现,使成衣工和其他工匠的工资取决于竞争而不是取决于习惯，
从而降低他们的工资，那最终将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现在所需要的不是维护旧习惯，
使劳动者的某些阶层获得不公平的收益，使他们因此而热心于维么护现存社会体制，
而是引入新体制，使所有的人都受益。如果有什么办法能使具有一技之长而享有特权的工匠阶级感到，
他们与经济情况较差、自助能力较低的劳苦大众具有共同利益，所得到的报酬取决于相同的原因，
处境的改善依赖于相同的补救措施，那么，我们将为此而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