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W. Senior

感觉英国海军地位高

《1977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

导言

在宗教改革前的英国的地主阶级中，结婚率——结婚的子女的比率—— 
是受家庭策略决定。家庭计划的三个目标是香火延续、
祖传财产的维持及经由婚姻来取得更多的财产或有用的政治结盟。
由于婴儿的死亡率高，笫一项目标只能靠尽量多生小孩、
希望至少有一个男孩能活到结婚年龄来获致香火延续。
第二项目标则只能靠通过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
来限制子女对世袭财产的要求权来达成。
这意指将幼子和女儿排除在财产继承的资格之外，这不仅造成他们婚姻的延迟，
而在许多情形中更意味着完全剥夺他们结婚机会。
第三项目标最能借由让儿女结婚、并使他们与富有而有势力的家庭联姻来达成，
若是女儿则要求准备大笔的嫁妆，若是幼子则要求大笔的年金。
第二项目标因此与第三项目标直接冲突，而若前者被赋予优先性（经常是这般情形），
它意味着把女儿放入女修道院、让她们在那儿了此残生，或把幼子放逐，
让他们去从事或僧侣或什么的以自谋生计。

托马斯-柯根 (Thomas Cogan)
认为上层阶级英国人的平均身高往下掉是因为父母身体不成熟所造成的，
其他人则相信生产对非常年轻的女孩十分危险。

乡下大地主的继承人及其妻子的结婚年龄缓慢上升的
另一原因是高等教育的持续时间变长，如今的高等教育是先在大学念几年书，
然后在四法学院(Inns of Count)受几年教育，再花二到三年时间作大旅行。

延迟的原因很明显，他们必须广事积蓄才能结婚，
借由在某专业或职业付出个人努力，获得足够的收入与资本,
这样他们才能维持他们所习惯的阔绰生活。
早婚则意味着社会地位次级的伴侣和严重经济危机，
婚后得花相当多努力才能重新整合进入婚前的精英世界。

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等待的需要（the need to wait）,
或等存到足够的钱以买必需的家用品，或等继承农舍、店铺或田地，
如此才能跻身足以支持一个家庭的经济地位。

晚婚模式中产生几项重要影响。鉴于有记录可查的非婚生儿率很低，
我们很有理由认为对许多年轻人而言，此一延迟意味着相当高程度的性压抑
（尽管有一些非生殖的抒发管道存在）。若遵从弗洛伊德理论，
这是会它也可能刺激资本主义经济事业，因为它提供了廉价青年劳动力，刺激储蓄，
并引起积极的社经动能。无疑晚婚在下层阶级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控制问题，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尽可能让年轻人住在家户里当家庭工人、
学徒或仆佣，而非独居。

再者，它意味着家庭倾向于连续形成而非同时形成，婚姻常常是在父亲死亡后发生，
而在多数情况中是在父或母其中之一的死亡后发生。

高儿童死亡率和成人死亡率，加上将小孩送往他处寄养的习惯做法，
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亲子关系甚至比夫妻关系还要来得薄。

有理由认为，肮脏生活环境、恶劣卫生、
腐坏食物及长期营养不良是穷人的低生殖率及婴儿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
穷人夫妇中必有一位经常病弱得无法性交，而严重营养不良
（这在勉强维持温饱的最低阶层的1/3人口中相当普及）
如今据知是能降低男性性欲并严重影响女性生育力的。

父母与预期寿命如此低的婴孩情感关涉得过于密切仍被视为卤莽之事。
没有什么比“因料到两孩子中只一个能活，故给两孩子取同样名字”
这种中世纪风俗更能说明父母对儿童高死亡率的认命接受。

婴幼儿死亡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许多父母的冷漠和疏忽。
有钱人不顾奶妈的不敬业之名而将小孩送到奶妈那儿，
结果造成比母亲喂养的婴儿的死亡率高出一倍。
穷人有时被迫在他们外出工作时置小孩于襁褓中不顾，
贫穷也迫使他们把小孩放在自己的床上和他们一起睡，结果他们有时在睡梦中压过孩子、
使孩子窒息；与父母一样，幼儿得不到良好、充足的营养；
要是状况变得几乎不可能改善，父母可能宁可将小孩抛到街上也不愿看他们挨饿。
极高的婴儿死亡率部分必须归因于贫穷和无知所造成的疏忽。
但同时这疏忽部分是由高死亡率造成，
因为花时间心力照顾像小婴儿这般脆弱物是得不到什么报酬的。
这是个恶性循环。

开放的世系关系

16世纪英国有产阶级的婚姻因此是一家庭与亲属的集体决定，而非一个人决定。
过往世系联合、政治庇护、世系关系的扩张，及财产保存和累积都是主要考虑。
财产和权力是主导婚姻谈判的两项主要因素，而在一个对身份和阶层如此敏感的社会，
最大的恐惧便是社会地位在婚姻中堕落，和一个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家族联姻。

由于高死亡率威胁所有家庭，做父亲的总是设法使财产继承人能够早早结婚。

在这样的体系下，年长及年幼的子女都感到痛苦。
后者通常继承不到头衔也继承不到财产，除非其中一人碰巧成为他母亲财产的继产人，
所以他们无可避免地向下流动，直到他们在某专业或职业里挣得自己的财产。
有些被留在财产附近徘徊，作为活动的精子银行，以防长子无子而逝、需要有人替代。
至于长子，他们的事业进取心被财产继承的必然性给冲销了，
直到继承财产的时日到来，他们都过的是一种影子般的生活，等待父亲去世，
这时他们才能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女性倾向于与来自类似经济阶层的配偶结婚，
因为只有他们是奁资的适当接受者且能保证回报适当寡妇所得财产。
第二，嫁奁制度赋予家长很大的“控制子女婚姻”的能力，
因为只有他一人能提供必需的奁资给他的女儿，
并提供必需的寡妇所得财产给他儿子的未亡人。
不只男继承人和女儿，就连幼子也在他的摆布之下。
第三，在这种状况下婚姻倾向于由父母安排而非由子女自己安排。
第四，富有妻子是珍贵的一 富有寡妇更加珍贵(尤其是超过育儿年龄的寡妇)—— 
她们甚至成为男人竞相争取的对象。
为了获得适当新娘，一个16世纪的家庭经常依赖媒婆来作初次提议与接触，
而财产安排经常在一对年轻人看到彼此前即已在双方父母间议定。
相反地，嫁奁制度，与必须把女儿嫁出去的社会压力，
意味着女儿对家庭经济构成沉重负担,尽管她们在接合政治关系上很有用。
在这般状况下，要不是为生育取得一健全基因种是件重要的事，
个人因素是无法列入婚姻策略的考量。女性倾向于与来自类似经济阶层的配偶结婚，
因为只有他们是奁资的适当接受者且能保证回报适当寡妇所得财产。
第二，嫁奁制度赋予家长很大的“控制子女婚姻”的能力，
因为只有他一人能提供必需的奁资给他的女儿，
并提供必需的寡妇所得财产给他儿子的未亡人。
不只男继承人和女儿，就连幼子也在他的摆布之下。
第三，在这种状况下婚姻倾向于由父母安排而非由子女自己安排。
第四，富有妻子是珍贵的一 富有寡妇更加珍贵(尤其是超过育儿年龄的寡妇)——
她们甚至成为男人竞相争取的对象。
为了获得适当新娘，一个16世纪的家庭经常依赖媒婆来作初次提议与接触，
而财产安排经常在一对年轻人看到彼此前即已在双方父母间议定。
相反地，嫁奁制度，与必须把女儿嫁出去的社会压力，
意味着女儿对家庭经济构成沉重负担,尽管她们在接合政治关系上很有用。
在这般状况下，要不是为生育取得一健全基因种是件重要的事，
个人因素是无法列入婚姻策略的考量。

在英国，由于长子继承制使然，非土地继承人的新娘是无法提供地产的，
因此夫家希望她能带进来一笔相当的现金作为妆奁。
在 16世纪、17世纪初，这笔钱会直接到新郎的父亲那儿，
他经常用这笔钱作为自己女儿出嫁时的嫁奁。
为了回报，新郎的父亲保证给新娘一笔养老金，
叫“寡妇所得财产” (jointure),意思是要是新娘比丈夫活得长、
成了 寡妇，她在丈夫死后可终身继承这笔财产。

就我们所知道的范围，长子继承制对农民有非常重要影响。
它有助造成低结婚率，因为许多幼子负担不起结婚费用；
结婚的人也倾向于晚婚，因为长子经常得靠其父亲的死或退休才能负担得起结婚，
而幼子则先必须在社会谋生；移居到市镇或新大陆的情形很多，
因为只有一个儿子能留在老家；人口密度低，因为田地始终很大;
婚姻内生殖率相当高，因为没有很强动机去限制子女数目。
在农民阶层，关键问题在于父亲是否愿意退休、交出田地给儿子或女婿，
以为他自己及他妻子换得规定的终身养老金权利。
这在中欧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但在近代初期的英国显然不那样寻常。

在农民之下，无产贫民既缺乏世系群观念也无身份意识，
既不拥有家屋空间也不拥有多余的食物以能在危机时期提供亲戚食宿。
对子女婚姻的支配力薄弱，因为子女多数在7 岁到14岁之间离家,
去当住在东家的佣工，帮忙家务或农活，或去当一段时间学徒，也住在主人家。
他们因此在年幼时就脱离父母的直接掌控，而当他们在离家后约10年或15年准备结婚，
他们很自然地能自由地为自己选择伴侣。
在农民之下，无产贫民既缺乏世系群观念也无身份意识，
既不拥有家屋空间也不拥有多余的食物以能在危机时期提供亲戚食宿。
对子女婚姻的支配力薄弱，因为子女多数在7 岁到14岁之间离家,
去当住在东家的佣工，帮忙家务或农活，或去当一段时间学徒，也住在主人家。
他们因此在年幼时就脱离父母的直接掌控，而当他们在离家后约10年或15年准备结婚，
他们很自然地能自由地为自己选择伴侣。

贫民的婚姻与其说是家庭与亲属事件还不如说是个人事件。
另一方面，亲属对经济提升及工作安排十分有用，
叔（伯）在贫民生活中的角色不应被低估。此外，在有产农民及工匠之中，
婚姻操控始终很强，因为分出财产（以给年轻夫妇生活起步）的需要始终存在。

其次，村中家庭生活在频繁的邻居监控的阴影下，无法长期发展。
16世纪末17 世纪初时，此种干涉性监视更为加强，
因为清教伦理兴起，教会法庭对个人道德的控制活动增加。

暴力的习惯与冷漠、冷淡的习惯并非不相合，
情感证据的相对缺乏可能比暴力证据的充分更能显示社会的内在性格。

“朋友”一字在16世纪、17世纪初的使用便很能揭示这种人生态度。

浪漫爱情及性吸引无疑是16世纪、17世纪初许多诗的主题，也是许多莎士比亚戏剧的主题。
它也存在于一非常有限的社会团体的现实:在这社会团体里，
浪漫爱情自12世纪起就始终存在，那便是王子和大贵族的家户。
在这里，且只在这里，出身良好的男女青年远离父母监护，
在一相当自由状况中履行他们作为朝臣、侍女男仆、
小孩的男家庭教师女家庭教师的职责。
他们也有许多闲暇，而在这些大宅封闭的温室气氛里，
爱情比其他地方都滋长得厉害。在这些圈子里日日上演的是情诗和伊丽莎白时代剧场的内容，
爱情简直就是他们生活的背景。

孩子活得越久，就越有可能与父母产生较深厚的情感关系。

至于上层阶级中的兄弟姊妹关系，
长子继承制无可避免地在长子/继承人与他的弟弟们间制造出一道鸿沟，
弟弟们由于出生次序的关系，注定被抛掷到社会中就业，且社会地位并可能渐趋下移 。

由失去子女、配偶或父(母)所引起的悲伤，
往往能经由对灵魂不朽的信仰及对救赎的盼望而冲淡。

有限的父权核心家庭

殷勤待客的实践是项值得在个人墓碑上大书特书的事情，
它显示墓主生前必然获得了亲属、食客与盟友的忠诚随侍，
但殷勤待客的理想所涉及的绝不只限于由获得随侍所定义出的个人荣耀，
因为它牵涉的是一整套生活方式，
包括保留大群懒惰佣人及对所有来者保持亲切欢迎的态度。
这些习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衰微，牵涉的是消费模式的改易，
这是由贵族家庭中较精神取向、较私密且都市化的生活方式之成长所造成。
它具有“家庭从大厅撤退到私密餐室”及“越来越喜欢到伦敦度长假以享受‘季节'等特征。

17世纪中叶之后，社会流动量大幅缩小，
因此相当少新血注入乡下大地主阶级使该体系活络。
同时在每郡多世纪以来大地主与彼此近亲通婚，直到交表亲关系
（cross-cousinhood）网络变得浓密、普遍到失去意义。
如果每个人都是另外每个人的堂（表）兄/弟/姊/妹，
堂（表）兄/弟/姊/妹关系便不再要紧。

近亲通婚非常普遍地被用作17世纪初郡内教区绅士阶级家庭的社会结合物。
它也被用作伦敦等大城市新富商人精英的经济结合物。
在新富商人精英中，是经济状况一一对资本及对可靠的生意来往的需要—— 
刺激对婚姻及亲属关系的寻求，
婚姻及亲属关系在新富商人精英中比在其他社会团体中要更受到珍视。
它们在无雄心将子女转化成绅士的成功富裕的中产阶级中尤其普及。
这些向上流动的团体可能切断他们与家乡穷亲戚的血缘关系，
却会借一套新的亲属关系与和他们经济地位相同或更优的人巩固生意关系。

宗教改革带来社会的基督教化的强大驱力，以及对绝对的道德忠诚的要求；
文法学校及大学教育借由人文主义的教导带出它对忠于君主的强调；
四法学院教育强调对习惯法的尊重优于对个人的效忠；
人与人之间逐渐走向较商业化的关系；经济个人主义兴起，逐渐侵蚀旧有的宗教联系。
最后有民族国家 的体制化扩张：随着俗人的识字能力及资料保存能力提高，
民族国家的官僚政治的规模、组织及权力变大；
民族国家对君主的绝对忠诚的要求权扩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
地方司法权及地方庇护网络展开长期的、不断的侵入。

道理很简单，因为“爱若不存在，婚姻便除了一副空壳外什么也不剩下”。

在 16世纪英国，农村中快速的人口成长、都市移民、市镇的获穷化，
及物价飞快上涨意味着从亲属网络及社群中的邻居获得的支持，
对大群孤儿、寡妇、伤残人、病患、老年人变得不足够，
而有能力工作者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也初次成为一个问题。
在 16世纪英国，农村中快速的人口成长、都市移民、市镇的获穷化，
及物价飞快上涨意味着从亲属网络及社群中的邻居获得的支持，
对大群孤儿、寡妇、伤残人、病患、老年人变得不足够，
而有能力工作者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也初次成为一个问题。

父权体制的增强

在贫民中，“将子女送往他人处寄养”的习惯做法，
及由此社会习俗及经济弱势造成的高度地理流动，
意味着父亲对子女的控制只限于子女离家前的短暂时光。
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对小孩的父权操控就不再是由小孩的生身父亲行使，
而是由小孩的主人行使。

一旦脱离襁褓，男孩就自由了，
但女孩则被包在用铁及鲸鱼骨支撑的紧身围腰及紧身胸衣里，
以确保她们的身体被塑造成流行的成人体型。
穿迷你型成人衣服，她们被期望符合标准成人女性体态及姿势，
尤其要维持直立的姿势及缓慢、优雅的步态。
被用来达到这些目的的装置经常使她们感到沮丧，导致扭曲或器官移位，
有时甚至导致死亡。

至于多数懒惰又不致力办学的校长，
则随着古典语教育扩张而将中世纪鞭笞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因为鞭笞是将拉丁文法输入大群笨拙脑袋最容易且最不麻烦的方式。

家庭中的父母专制主义不只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
它也在当时的家庭体系内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父母从采取“挫杀年幼小孩的势气”措施中所能得到的好处是，
日后小孩会认命地接受父母对他人生两个最重要的选择所作的决定，
这两个选择是职业的选择和婚姻伴侣的选择。

职业的选择不影响女性，因为对女性而言唯一的选择是婚姻。
但婚姻是由父母决定，父母是以家庭利益为婚姻的主要考量，
考虑不外乎男方是否已准备好履行乡绅的责任，
或是否已接受从事教士职、律师职、商人职的专门训练。

不过，在社会最低阶层的无产者中，
孩子甚至在16世纪可能比阶级比他们高的人更能自由地选择配偶，
更不要说到了18世纪。首先，他们的父母对子女只有很少经济权力，
因为他们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东西能给或遗赠子女。
其次，多数小孩在10到17岁时就离家以成为学徒、家佣或住在东家的劳工。
此住在家庭外的大群流动青少年人口因此能免于父母监督，
也因此能一俟学徒生涯结束就自选婚姻伴侣。
唯一阻挡他们的事是累积足够资本以建立家庭、
开展事业的必要，这是婚龄推迟到二十四五岁的主要原因。

一项以近代初期欧洲农民社会的婚姻为研究对象、
以对所有证据的仔细调查为蓝本的翔实研究，业已下结论。
在农民社会，婚姻的缔结可能没有两情人间的亲密、私密了解牵涉在内。
在一农民婚约中，经济因素是主要考量。个人偏好不居最重要位置。

妻子对丈夫的顺从在上层及上层中产阶级中是确然无疑的状况，
但这状况在工匠、店老板、小农及非技术劳工中没有那么明显。
这些阶级在前工业社会的任何时期，丈夫、妻子与小孩倾向于形成一经济单位，
像船上的船员，其中妻子的角色居最主要。当先生不在家，她为他照看他的事务。
在一小农地(指50英亩程度)，她有有限的但定义非常清楚的责任，
对这责任她有完全操控权:她处理业务包括牛奶房和家禽部分，并为产品行销。
若有家庭手工业，她还得负责纺纱、织布、缝手套及编结缎带。
另一方面，若她的先生是位按日计酬的零工，
则太太和小孩可能必须帮他做田里的粗活。
她可能也在家设置一酒馆，或沿家挨户卖易腐烂物。
在织布区域，家庭更是一相互依存的经济单位，
因为生产体系盛行且织布完全由妇女和小孩负责。

贫穷是腐蚀肉体美及情感关系的酸性物。

有好几个原因能解释家庭内父亲/丈夫权威的增强。
国家欲建立威权政府、故而强调威权家庭；新教改革强调家户（而非教会）
作为道德和宗教操控机构的角色；加尔文教派强调原罪及“责打孩子、压制恶性”的必要；
古典文学教育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孩子在学校挨打；
妇女的财产权发生法律变化，家长能随己意处理地产；
家长急于操控子女的婚姻伴侣、教育、职业选择；
父母急于挫杀子女的锐气，因为自己在童年也经历相同的事情。

封闭的核心家庭

18世纪末有大量小说出版，这是因书价的降低造成，
而书价的降低是由便宜的纸张及较大的销售量所造成。
书籍销售量之所以变大，是因为有闲有学问的妇女人数增加，提供了新的需求，
这些人的需求因巡回图书馆的发明与流布而获得满足。
第一家这类图书馆是在1725年于巴斯设立，第二家是在1739年于伦敦设立，
而到1780年代时在英国所有大市镇都能找到这种图书馆。
当时一本书若印行1000本，其中就有400本被这类图书馆买走。
就像一本小说的一位女主角在1785年所说：“我光顾一家巡回图书馆，
一周狼吞虎咽10到 14本小说J18世纪末有大量小说出版，这是因书价的降低造成，
而书价的降低是由便宜的纸张及较大的销售量所造成。
书籍销售量之所以变大，是因为有闲有学问的妇女人数增加，提供了新的需求，
这些人的需求因巡回图书馆的发明与流布而获得满足。
第一家这类图书馆是在1725年于巴斯设立，第二家是在1739年于伦敦设立，
而到1780年代时在英国所有大市镇都能找到这种图书馆。
当时一本书若印行1000本，其中就有400本被这类图书馆买走。
就像一本小说的一位女主角在1785年所说：
“我光顾一家巡回图书馆，一周狼吞虎咽10到14本小说“。

18世纪的男人常是拥有许多休闲时间的男人，他们能花费许多时间在教育家里的孩子。
洛克将小孩比喻为一张白纸，
恰好符合当时“仔细看顾能有效促进家畜品质”的科学观点。

17，18世纪上层阶级生活方式上最显著转变是对个人隐私的日益强调。
15、16世纪的大家宅是由无走廊的连锁套房构成，
因此穿行的唯一方式是借通过他人的卧房。然而，到了 17世纪末18世纪，
家宅增添了走廊空间，
走廊如今使得人能在不侵犯他人隐私的情况下于家宅内游走。

农人、店老板及工匠需要更多居家隐私的一件证据是，
学徒和未婚雇佣劳动者逐渐搬离主人家。
结果，雇主对青少年劳动力的操控减弱，报酬的非金钱成分—— 
免费的食物及免费的住宿——被金钱工资取代。此显示劳资关系中家长作用的衰退，
及核心家庭的日益孤立。

婚姻安排

就撮合婚姻权而言，社会里有四种基本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选择完全由父母、亲属、家庭等“友人”来作，
而不考虑新郎或新娘的意见。第二种形态是选择是由父母、
亲属、家庭等“友人”来作,但子女被赋予否决权
（双方父母、亲属同意婚配后会举行一两次会面，
当事人若不喜欢对方则可否决父母的决定）。
否决权只能行使一两次，且倾向于让新郎而非新娘行使。
否决权背后的概念是情感就维系一婚姻而言是重要的，
而情感能在任何未在初见面时显出对对方反感的情侣间慢慢发展。
在一谦恭社会里，此是一合理假定。第三种（应个人主义兴起而生的）
形态的选择是由孩子本人来决定，但这选择必须考虑到双方门当户对，
而父母则保有否决权。第四种（到本世纪才出现的）选择是子女自己作决定，
只把决定的结果告诉父母。

在此形态范围内，家庭越有钱、越有势力，权力越可能由父母来行使。
再者，当时长子尤其暴露于父母压力，因为在长子继承制下他们继承大部分财产，
他们的婚姻因此对家族未来很重要。
女儿也处于弱势，因为她们唯一可靠的未来在于婚姻。

决策权之分配有四种基本形态，结婚动机也有四种基本形态。
第一种也是最传统的结婚动机是家族的社经政治巩固。

第二个动机是个人情感、伴侣关系及友谊，双方在长时期相处后，
基于对对方的道德、知识、心理素质的了解，认为彼此有机会长相厮守。
第三个动机是（由婚前某种程度的相互实验刺激而出的）性吸引，
这种可能性整体来说只对（涉足贵族家庭或王室的）
离家的高阶层年轻人或（习于婚前交欢的）低阶层人士开放。

第四种可能的个人动机是小说中及舞台上描述的那种浪漫爱情，
当事人爱得如痴如狂，对另一人的优点切切执迷，
对他（她）所有缺点则看不见，且拒绝考虑爱情以外的事，
尤其不考虑金钱之类的俗事。

在下层中产阶级中，父母的经济权力非常微弱(因为他们既无法以给予财产作为贿赂，
也无法以收回财产作为威胁），他们对子女的控制力也非常弱（因为儿女早早离家），
父权权威似在17世纪之际已全面衰退。
造成此现象的另一原因是非常迟的结婚年龄（晚婚在下层中产阶级非常普遍），
意味在许多情形父母在儿女结婚时已经死了，因此不能控制婚姻。
而在所有情形下婚姻当事人都是完全成年的男女，
他们不容易被控制，尤其难以从远方控制。
不难想象，既有这些因素在，下层阶级中父亲的婚姻控制必然很弱。
只有那些期望继承一些财产的人，如等待从父亲处继承一块地的农民之子，
或期待继承工具、店面、工匠或店老板之子，
才能被指望对父亲的指导或建议付出许多关注。

问题是玛丽无法喜欢她的求婚者“大而笨重的身躯和他通红的脸”。
“我认为他丑而令人讨厌；他很胖，染有痛风，经常闷闷地坐着，
我认为是他性情阴沉所致。”

没多久潘达尔夫先生由于为债所困加上无法赢得妻子的爱，
以酒消愁。直到痛风猛烈来袭，使他卧病在床，他才停止酗酒。

唯一确定的事实是大财富的继承人是最不自由的，除非他们的父母去世，
而他们获得完全的财产控制权；纵使他们自由，
年轻人也很可能选择金钱而非选择爱或色欲；
无爱的婚姻如今被普遍认为是对通奸的直接鼓励；
立基于新郎新娘自由选择和坚固情感联系的婚姻在18世纪末逐渐普遍；
若干贵族、绅士阶级父母利用他们与儿女间情感联系以主导儿女的婚姻选择。
我们可作合理假定：只有在个人主义及隐私已取得优势的地方，
经考验的情感才普遍为年轻人所追求，或成为主导婚姻决定的较佳凭借
（婚姻总是一种赌博，不管如何决定、由谁决定）。

47年后罗什富科有同样反应：“英国人有大得多的机会在婚前认识彼此，
因为年轻人从小就在社会走动；他们随父母到处旅行。
少女结伙成群,谈天、说笑、无拘无束。

有统计数据显示精英分子的初婚年龄中位数在18世纪陡然上升，
女性上升到约24岁，男性上升到约土十八九岁（表三）。
在这年龄，年轻人较了解自己的为人，他们的自我身份较稳固建立，
他们的社会经验较多，他们的判断较成熟。

友爱婚姻

1727年，笛福抱怨在他的时代“金钱和美貌仍是我们沉思的主题”，
结果是“婚姻很多，友谊很少。

18世纪分居率的上升，就像20世纪离婚率的上升，是对婚姻期望上升的一种指标。
因在期望低的时候，挫折也跟着低。

很有可能，女性受教权提高，必在“女性要求更大择偶权、
更大家庭决策权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无疑造成女性更能参与先生的生活及问题，
且它可能也造成对婚姻内的性更放松的态度，及更大的节育意愿。
另一方面，它造成越来越多女性完全撤离生产性工作，
并有大量休闲时间在手。

城里的店老板、零售商和工匠同样地靠资本来获得人生起步，
因此视婚姻中的物质及情感考量为同等重要。此外，小农、店老板、
工匠、零售商是一经济状况相当不稳的社会团体，
经济状况很容易出毛病让全家人受累。

在经历一大堆麻烦后，莱特终于了解到他除了再婚外没有选择。
他的结婚动机很明朗：

一些人劝我娶不会再生小孩的老女人，他们讲话的态度，
好像认为我会爱上任何老女人，简单得像挑块肉来当晚餐似的。
这些人似乎认为，如果一个人曾结过一次婚，有几个小孩，
他必定失去人心所有的美好感情；或者如果他想再婚，
他一定是着眼于金钱、利益等丑恶动机……我宁可选一位我能爱、
和她在一起我能快乐的年轻女士（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几乎必然是再生小孩），
也不选一位我不能爱、和她在一起我不能快乐的老女人。

由于幼子的低结婚率，加上嫁奁费用提高，
在18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从未结婚的老小姐增加可看出。

惨的是她们的低劣社会地位使她们不能享有任何伴侣关系或归属感。

解决老小姐问题的三个障碍是:社会歧视
（它使多数工作在好教养女性能接触到的范围之外）；女性的非职业教育训练；
工作机会缺乏，使女性连想当店员都难。19世纪初，
米尔视女性教育的缺陷为老小姐问题的根本肇因：“女性所受的教育，
使她们无法自力更生，而一定需要男人的扶持……她们所受的教育，
使她们无法在世上单凭自己立足……单身女性因此被自己及他人视为一种社会渣滓，
无用处、功能或职务。

18世纪中叶时奥利佛・ 
哥尔德斯密斯仍旧深信由小说引起不切实际的期望所造成的损害：
“那些婚姻幸福的画面是多么迷惑人、多么具有破坏性。
它们使年少心灵幻想根本不存在的美与快乐、轻视人生的小幸福、
期望不切实际的东西。”使事情更糟的是，小说读者多数来自中等阶层，
而小说题材通常得自乡下大地主阶级或贵族。

社会中、上阶层的妇女逐渐成为懒惰者。她们将家务交给管家，
借避孕手段降低生育责任，并将时间花在读小说、
上剧院、玩牌、访友这类事上。这是因为她们被教开拓
”那细致温柔及精致感性”。结果是妇女游惰之风弥漫于整个中、上阶层。
没多久就有越来越多妇女觉得受挫。
1853年玛丽耶塔•格雷 (Marietta Grey)在她 的日记里抱怨：
“女人，从酪农场、糕饼制造、储藏室、蒸镭室、养鸡场、
菜园及果树园解放出来，却发觉自己无重要事业可以投入。

此外，亲属关系的衰退带来世系群重要性的严重丧失，
“自己是过去与未来世代间的联系”概念亦丧失。
越来越少人知道他们的曾祖父是谁，且越来越少人在意。
“存有大链”的家族面向不若过去重要，个人成为无过去的原子化单位。
他不再与一件财产或墓园里墓碑联系，也不再与家族系谱中的姓名联系，
我们可以说他失落了他的过去，
但在这过程中成就了他的自主性及现时的自我完成。

妇女挫折感的另一来源是结婚动机从具体的权力、地位、金钱动机，
移转到抽象的情感动机,这可能对男性较有利而对女性较不利。
这是因为一般人认为求爱主动权应在男方而不在女方。
前者因此能自由追随他的个人倾向，但后者就较被动。

导致婚姻不和的另一问题是由富有女性所受的教育所引起。
女孩在家庭保姆及女家庭教师娇宠下，未被教导克制脾气或口舌。
男孩在家被母亲、姊妹、保姆及女家庭教师宠坏。
他们然后被送到公立学校及大学的粗鲁男性世界，
因此被剥夺了女性伴侣（除了下层阶级妓女及酒吧女）。

父权体制的衰微不仅带来老者权威的丧失，
而且带来老者的角色与价值的哲学性重估。

亲子关系

儿童玩具市场的形成显然是由社经发展造成
(社经发展创造出一大群有钱为儿女买玩具的父母)。
身份竞争无疑也在刺激对儿童玩具的需求中扮演角色。
但重要的是大群父母现在愿意以买给孩子昂贵玩具、书籍来娇养孩子。
英国显然正迈向一孩童取向的家庭类型。

18世纪中叶之际，也有视觉艺术证据显示亲子间日益亲和的关系，
这在日渐受欢迎的家庭肖像画里可以看出，小孩在这类画里不再摆出僵硬、
拘谨的姿势，而摆出显示与父母亲和关系的姿势与态度。
、
孩童取向的社会要发展，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孩子应比16世纪初、
17世纪、18世纪初的孩子较不易早死。套句经济学家的话，
孩子的价值随他们的寿命延长而增加——尽管同时他们的养育费也增加。

对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一 农夫、工匠、小零售商、贫农及一般劳工而言，
养儿的主要考虑是两种纯经济因素间的衡量。
一方面，这个阶层的每个人都明白他们一旦变老，
就无法干手艺或做庄稼活儿，这时候要是无法获得一笔退休金，
他们是会跌入赤贫的。鉴于当时的儿童高死亡率，可能需要五六个小孩，
才能产生一个养家活口的人，在父母老年时照顾父母。
按照此一假定，“需要子女提供廉价劳动力、
期盼子女能在父母年老时对父母提供退休金”是多生子女的主要原因。
此原因只对那些有远见、有足够财产、
家屋空间及收入能在无经济困难的状况下抚养子女，
并有信心能让子女有反哺能力的父母才说得通。
对无产阶级—— 贫农及一般劳工而言，状况就不同了。
在荒年，当收成失败而粮价很高，他们负担不起哺育孩子的费用，
孩子成了累赘、麻烦。他们未开垦足够大的农地来让孩子有活儿做，
工作前景也不好、无法期望孩子在父母年老时能照顾父母。
他们的房子小到没法容纳父母、他们的收入少到无法有任何盈余来反哺父母。
赤贫者因此没有生许多孩子的经济动机。

保险套在17世纪末首次出现,但直到18世纪初才变得普及。

用襁褓包裹婴儿的最重要结果之一，便是这方法使母亲或奶妈无法拥抱、爱抚孩子。
因此，很清楚的，变化得自意识形态而非科学上的原因，
为父母的好处而非婴孩的好处。近来研究显示被襁褓包裹的小孩确实比较安静、
睡得多、哭得少，心脏跳动及呼吸速度减慢，
且没有多少证据显示后来会因缺乏早期刺激而发生生理或心理迟钝。
用襁褓包裹婴儿的最重要结果之一，便是这方法使母亲或奶妈无法拥抱、爱抚孩子。
因此，很清楚的，变化得自意识形态而非科学上的原因，
为父母的好处而非婴孩的好处。近来研究显示被襁褓包裹的小孩确实比较安静、
睡得多、哭得少，心脏跳动及呼吸速度减慢，
且没有多少证据显示后来会因缺乏早期刺激而发生生理或心理迟钝。

哺乳是项完全没有社会威望的工作，
许多母亲害怕哺乳会伤害她们“美丽的乳房、坚挺的乳头”，
从而伤害她们的性吸引力。

我们从这些纷杂证据能得到的结论是：
在18世纪末英国的若干专业人员及地主阶级圈，发展出一种相当娇宠的养儿方式。
结果，有些父母宁愿疼爱子女而不愿严管小孩，
成人的社交场合充斥父母和小孩的声音，无纪律、吵闹、
多嘴的小孩闹得无法无天，父母习惯“在大人面前谈孩子的美言懿行“。

束身在18世纪这个较自由、温情的时代依旧被施行于女孩身上的原因，
是束身被认为对创造(钓金龟婿所必需的)身体曲线条件是绝对必要。

襁褓让位于宽松衣服，奶妈哺乳让位于母亲哺乳，严管勤教让位于娇宠优容，
距离感让位于同理心，母亲成为孩子生活中的主要角色。
这些变化反映了压力的减轻，这有助于制造对世界较亲和、较少使用暴力、
能与他人（尤其是妻儿）建立亲密关系的个人。

在贫民中，可得的证据显示许多父母对子女的态度经常是难以预料的，
有时是冷淡或残酷的。不清楚原因究竟是父母无钱照顾子女、子女早早离家，
或是较仁慈的感情是穷人负担不起的奢侈品。
贫穷文化不鼓励远见，因为穷人的生活过分受命运—— 坏收成、
失业或生病一 支配，以致他们无法为未来作理性算计。
他们容易对子女有时很好，有时冷淡，有时相当残酷。
要是他们对子女残酷，那是因为他们需要对某人发泄挫折，
或因为他们无法预见他们行为的后果，或那是他们自己被养育的方式，
他们因此视苛待为正常、正确的教育方法，或因为他们受限于经济无其他选择。
在一个对动物经常相当残忍的社会，小孩容易被以类似态度对待。
迟至 1846年，一位敏感的上层阶级妇女仍指出，
何长期住在乡下的人都必然知道穷人的孩子是被拳头及尖刻言词所养大的。”
为了这个缘故，她坚决反对将处罚上层阶级小孩的权力交给保姆或佣人，
因为后者会“以拳头及尖刻言词加诸小孩”。

对那些没有财产、安全感或前途的人而言，小孩有时是十足的讨厌鬼。
供子女食宿需要钱，妇女分神照顾子女影响赚钱机会。
纵使小孩7岁后能被雇用(在许多乡下地区小孩从事看守动物、捡柴、
吓鸟等工作，到工业革命早期童工变得更加普及)，小孩还必须被养育7年。
如果太太每两年制造一个孩子，这个家庭可能因此必须喂养三或四张无生产力的嘴，
这是许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的重担。1674年在威克菲(Wakefield)有个穷人
“因为孩子偷了块 面包吃而吊死孩子；另一个小孩说：
'爸，别吊死我，我没偷面包'这样的故事令人闻之鼻酸。

他的太太定时怀孕，照顾孩子使她无法做他的帮手。
她也跌入沮丧，因为“她一怀孕，就十分担忧我们的经济状况”。
尽管她在生产三日内就能下床煮饭，养育小孩减损了她的赚钱能力，
子女的增加拖垮了原已差劣的家庭生活水准。

无产者比例增加的一个结果是非婚生儿率的提高，原因将在后文讨论。
私生的增加无可避免地刺激一些杀婴及大量遗弃，
因为没有经济支持的未婚妈妈的困境坏到足以鼓励一些
心急如焚的妇女杀掉她们的新生儿（更多女性留小孩在街上让他们自生自灭，
或让他们被好心的过路人、教区少年院或弃儿医院收养）。

小孩被交到穷困、肮脏、衰老妇女之手，一个女人照顾三四个小孩，
有时和孩子一起睡。这些女人的收入非常少，
她们被引诱拿走捐给穷小孩的面包、牛奶。小孩哭着要食物，
保姆打他，因为他哭。如此因殴打、饥饿和肮脏的空气，因着虱、
痒、污秽，他很快便领受他的死。

即使活下来，前景也不乐观。女孩经常被交给
“凶恶的主人,不是沦为主人性欲的牺牲品，就是沦为苦活儿的奴隶”。
这些还算是幸运的，有些人沦为罪犯的奴隶，女的成为娼妓，
男的成为盗贼、扒手。有些人成为富人的马前卒；
另外有些人被乞丐断肢送到街上乞讨以博取同情。
法律对乞丐伤人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761年一名女乞丐被控“挖出孩子眼睛”以博取同情，被判两年徒刑。

弃婴部分是私生率上升的产物,但更多是贫民经济危机深化的结果。

性

由于膳食差及日晒雨淋，很可能疾病在穷人间比在富人间更普通。
许多赤贫者亦受苦于营养不良，尤其在收成欠佳的年月。
热量摄取严重不足将多少减少男人的性冲动，并大大减少女人的性冲动。
纵使营养充足，田里劳动的体力消耗也会减少性欲。

一般而言穷人似乎在性方面较有闲阶级来得谨慎、保守。
不愿剥光衣服的态度在贫民中尤其普遍。
一位法国医生肯定前戏过程在农民之中大体不存在。
结果，近代初期下层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性活动被描述为
“男在上，女在下，很少前戏，快速射精，男性对女性高潮不关心”。

一位17世纪对纵欲采取严格反对立场的俗人评论者
是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
他认为“过分频繁的性交会钝化视力，减弱记忆，
引起痛 风、瘫痪、削弱弄衰身体，并缩短寿命”。
此一观点在笛福于1727年刊布的一本小册子里被反映出，
在其中他也警告性放纵会造成“瘫痪和癫痫、虚弱、关节颤抖、
面容苍白委顿、消瘦、精神委靡及其他讨厌的病”，
更不要提老年时的性无能了。

另一方面，据说有些上了年纪的男人之所以娶年轻妻子
就是为了想靠对妻子的爱人提出法律诉讼来赚钱：
“多数人靠当丈夫赚钱，我们靠‘戴绿帽'赚钱 “。

越来越多男人以手淫或嫖妓手段度过越来越长的性成熟阶段。

专业人员及商人生活的经济不定、中产阶级女性教育的改善、
从富裕沦落至贫穷的女性工作机会很少，
意味富有男人不难找到美丽高贵女性来当伴侣或情妇。

法国长久以来一直是色情文学、图片的主要来源，
迟至1753年仍有人对“大量猥亵品每日从法国倒入”的抱怨。

伊丽莎白性欲不足的一个原因是她经常生病。
整个1660年代初她受苦于严重经痛，这使她每月卧床7天。
1663年她的阴道部位长了一脓疮，
这有时使夫妻无法性交、有时使她在性交时非常痛。

佩皮斯的冒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用他的政府职位来取得性优惠，
而别人则用性优惠来取得晋升。很难弄得清在这类交换中是谁在利用谁。
身为海军委员会行政长官，他能行使多项工作的人事权，
因此他不犹豫用此权来谋自己的利益。
诚然，与他上床的女性都靠他来为丈夫谋工作晋升。
他为他第一位且最持久的情妇贝蒂的先生马丁谋得（船舰）事务长的职务，
尽管他不怎么欣赏马丁的能力。马丁太太不断满足佩皮斯的性欲，
而她先生则不断在工作上晋升。

贫民的性行为

生活环境十分差，以致在19世纪下半叶前的庶民中，
家人一同生活、工作、吃、睡在一二间房。在这种状况下，
父母或住在家中的已婚孩子的性隐私是不可能的，
而孩子从幼年起就必已熟悉做爱的景象与声响。

妓女不只由贫穷滋养，也由穷人阶级的滥交文化滋养。
对一些女孩而言，卖身比靠一天做14到 16小时裁缝工谋生容易许多。
许多女人是由于当了未婚妈妈才去当妓女，
非婚生育的增加因此必然提高了妓女的供应量。
为上流人士抛弃的情妇也会去当妓女。
按笛福在1725年的说法，更多妓女是伦敦年轻女仆阶级的成员，
她们由于失业而被迫“卖身或饿死”。“这是我们的街道满是妓女的原因。
因此许多妓女到处流浪，从妓院到主人家，从主人家到妓院，颠沛流离。”
笛福不赞成这种生活方式，宣称这些女孩“既当不成好妓女也当不成好佣人”。
但有关18世纪工作机会的残酷事实是，
开放给来自穷家庭未受教育的女孩的唯二工作是当妓女及缝纫女。
由于工作不易，这两者经常混淆。

晚春和初夏高峰可能是由较暖天气所提供的较大隐私造成。
仲夏收获季节的低谷相当令人费解：可能的解释是田里非常重的劳动造成的。
体力衰弱，或赴外地劳动造成的家人分离、
营养不良(因为食物价格在新的收获季节来临前总是很高)。
另一方面，食物价格和怀孕都是在5、6 月达到高峰，
而怀孕周期对镇民和对农人都适用。医生建议在盛暑戒绝性交，
但这建议似乎不可能会影响富有精英外的任何人。
由于这周期随都市化、现代化逐渐消失，
无理由认为这周期支持任何自然女性怀孕周期理论。
事实是我们不知道这周期的解释。

在放松英国人对于性行为的看法上远为重要的，
是 1660年后对 1650年代政府借军法厉行清教徒反欢乐原则的反动。
1650年代时，舞台剧、赛马、斗鸡、五朔节花柱及妓院都遭镇压；
酒馆被严格限制数目，通奸可处死刑。结果恰是清教领袖所期望的反面。
未制造一新生的神的国度，他们创造一极端怨恨政府干扰他们正常娱乐的社会；
一个以嫌恶对待一切宗教狂热的社会，
这社会最后拒绝清教对人与自然及神的关系的看法，否定欢乐的罪性。

此一文化变迁在17世纪末、18世纪以三种方式影响贫民的婚前及婚外性行为。
第一种方式是国家和教会对性行为加诸的控制放松;
第二种方式是孩子对性行为道德标准的敬意降低；
第三种方式是性行为道德标准本身发生变化。
由于第一种方式，
迄今支配性行为一般做法的严格道德法则如今因宗教及世俗处罚放松而崩溃。
由于第二种方式，发展出一严重代沟冲突，孩子拒绝父母的道德法则。
由于第三种方式，有中世纪习俗的复兴现象，
在此复兴下性交获准在正式订婚后、婚礼前发生。

在乡下社区，有经济诱因让即将做父亲的人娶怀孕女性，因为，
如一评论者在1804年指出的：“双方都很穷，
因此他们必须努力使其子女合法，俾能确保名声，并获得生计。”

未婚怀孕的处罚在18世纪因此对母亲和孩子是非常重。
前者可能失去工作，可能被送到感化院，最终被逼为娼。
由于母亲有隐藏生产的很大动机，小孩可能在头几小时就被谋杀，
或被遗弃于街道，死在那儿或被抛到济贫院。

婚前怀孕的大幅增加的第二个经济解释在于家庭手工业、工厂的扩张，
这使年轻情侣得以自力更生。他们因此能反抗父母、社区规范，
而投入婚前性行为，知道就算怀孕发生，也没有阻挡早婚的经济障碍。
“道德的衰微跟着农业的衰微而来。”一个瑞士观察者在1801年这样悲叹。
非婚生育的增加是由反抗习俗、规避娶怀孕女孩之责的父亲造成。
这可能大半是由(为贫穷所迫拖延婚姻以致拒绝履行婚姻承诺的)
乡下无产男性之数目增加造成。
许多乡下无产男性为人口压力所迫离开村庄而到市镇找工作，
而有越来越多年轻女人也被迫离开家到都市帮佣或进入制衣业。

怀孕且被遗弃的年轻女性增多，其中许多漂流到疾病充斥、无前途的卖淫业，
成为性剥削的受害人，有证据显示婚前怀孕不只与经济弱势、
低社会地位相关，也与失学相关。

结论

死亡的无所不在影响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情感关系，
任何个人所受到的情感关注都不多，尤其婴儿受到的关注更少。
一个结果是婴儿被父母疏忽，这进一步减少了婴儿的寿命。
这种状况鼓励了“家庭是一群可替换的人”的观念。

晚婚也意味家户形成倾向连续式而非同时发生式。
此加快社会、知识变化，因为结婚者的父母经常已死亡，
因此不再能将他们的意志及价值加诸新家户。

养儿方式，尤其是用襁褓包裹婴儿、小孩任由奶妈照顾、
用暴力挫杀小孩的势气，易造成人的特殊心理特征：
怀疑他人、易使用暴力、无法发展与别人强烈情感联系。
结果是家人间情感冷淡、疏远的家庭类型，而这是和近代初期英国层级分明、
威权、好讯问的集体主义社会之基本价值及组织一致的。

无产阶级的孩子有较大配偶选择自由。孩子多半很早离家到别人家当佣人或学徒，
因此能自由选择伴侣，甚至在求爱过程中沉迷于某种性实验。
他们既不被财产交换的负担拖累，也不倚赖父母对婚姻的同意。

另一方面，由于孩子也是家庭经济单位的一部分，
他们可能从幼年起就受到身体及心灵压制。其次，累积家具、
劳动资本以建立一独立家户的需要，
强迫穷人孩子延迟婚姻直到性成熟后10到16年。
他们在结婚时机、人选上的选择自由因此受到经济考量的严格限制。

移民者远离了亲友联系，因此能自由发展有关贞操、婚前性行为、为爱结婚、
个人自主性等等的新价值及意识形态。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
第二种价值是包围中世纪晚期人的威权及扈从意识。
这由向长者脱帽的姿势而被仪式化，并经由不断教导而被内化。
存有大链理论一 宇宙万物呈阶序式排列理论- -使视君主为超级男家长
(super-patriarch)、 父为小型君主为自然的事。
这些价值依耐斯比所述也被16世纪以降的社经政治变迁破坏。

“社会稳定”这项传统价值依耐斯比所述被日增的地理、社会、职业流动破坏。
但若我们知道有产阶级的流动在1660年后是呈下降,则此说是有问题的。
17世纪末、18世纪，英国城镇里的学徒比例日增，而非日减。
都市移民日益从近距离移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人变得无产，
而当 18世纪的人口扩张取得动力，越来越多人涌入城镇。

年轻成人如今很少自然死亡，结果情感成了可能在一起逾50年的人的必要联系，
而离婚成了联系崩溃时的必要安全阀。婚姻如今是高风险事业。

无疑，变化本身有负面及正面特征。首先，权力是一种零和游戏，
因此妻子、小孩日增的自主性意味先前给予年长男性的尊敬与威权减少，
年长男性的身份地位必然降低。再者，亲属关系的衰退剥夺了妻子许多外在协助，
而这些协助是她过去在遭遇家庭生活困难时可得到的。
她如今缺乏婚姻发生冲突时的支持以及婚姻发生严重失和时的劝告：
她的生活变得较孤立、沉闷，而孩子由于缺乏亲戚分担养育教育重担而成长较慢；
她的生活在孩子离家后变得较空虚且缺乏社经功能。
此外，对世系群及祖先敬意的衰退、
“自己是血缘、财产、传统传递的受托人”观念的衰退，造成自我定位不易，
而孩子延迟进入成人生活更改变了童年的性质，并创造了
“如何处理大群有成人冲动却无成人责任的青春期孩童”问题。
最后，18世纪末、20世纪末许多中、上阶级家户高度娇宠的育儿方式，
产生了大群纪律差且社会适应不良的孩子，他们成长为需索无度的成人。
有些在终身的游手好闲中浪费生命，有些最终在福音主义里找到生命方向。

《2007进化心理学》

进化心理学的基础理

第一 ，男性骨骼上的骨折和凹痕远远多于女性。
其次，伤痕位置主要位于头部和胸部的左侧前方。
这说明攻击者是右利手。仅仅依据骨骼化石的记录, 
我们还不能断言男性之间的争斗是人类祖先社会生活的一项主要特征。
同样，我们也不能断言进化使得男性具有更多的身体攻击性。

拉马克 （1744— 1829） 是 最 早 使 用 “生物学”一词的科学家之一，
他把对生命的研究看做一门独立的科学。
拉马克相信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导致了生物物种的变化:
第一，每个物种都有朝着更高形态发展的天然趋势;
第二，获得性性状是可以遗传的。
拉马克曾说，动物必须为了生存而斗争，
斗争会促使动物的神经分泌出液体来增大斗争中可能会使用到的器官。
比如，长颈鹿进化出了长长的脖子，是因为它们必须设法吃到高处的树叶
（近期的研究表明，长脖子在求偶竞争中也具有重要作用）。拉马克相信，长
颈鹿的这种努力导致了脖子的长度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能够遗传给下一代，
这就是 “获得性性状是可以遗传的“。
关于生命形态演变的另一种理论是由居维叶（1769—1832） 提出来的，
他的理论称为灾变论(catastrophism)。这个理论认为，
突发性的重大灾难(比如小行星撞击地球)可能导致物种灭绝，
从而结束一个生命周期，然后有新的物种出现取而代之。

达尔文之前的生物学家也注意到，一方面生物物种多种多样，
另一方面某些物种之间却拥有惊人相似的结构。
比如，人类、黑猩猩和猩猩的手和脚都有五个指头。
鸟类的翅膀和海豹的鳍肢非常相似。
因此，有人推测也许其中一种是由另一种演变而来的(Daly & Wilson, 1983 )
对这些物种的形态进行比较后，人们发现，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
这个问题引起了科学家和神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
更多生命形态演变的证据则来自化石的记录。
从较古老的地质层中发现的骨骼与较新的地质层中的骨骼是不一样的。
科学家因此推断，生物体的结构在世代中会发生演变，
否则这些骨骼就不可能不一样。

另一个关于生物演变的证据来自对不同物种的胚胎发育的比较研究
(Mayer, 1982 )生物学家注意到，尽管物种之间迥然相异，
但是其胚胎发育过程却极其相似。
比如，在哺乳动物、鸟类和青蛙的胚胎中，
在靠近支气管裂口的地方都有一根特别的环状动脉。
这个证据也许意味着，这些物种在千百万年前都源自同一个祖先。
直到 1859年之前，所有这些证据已经表明生命形态不是固定不变的。
那些相信生物体的结构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生物学家把自己称为进化论者。

此外，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论者还观察到一些重要的现象：
不同物种所拥有的特征似乎都是有功能的。
比如，豪猪的刺让它可以抵御猎食者，海龟的壳是为了保护柔软的身
体免受天敌攻击，很多鸟类的喙可以帮助它们凿开坚果。
这些显而易见的功能性特征在自然界非常普遍地存在，它们也需要加以解释。
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论者始终缺少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应该能够解释生命形态是如何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
以及具有特殊功能的结构，比如长颈鹿的长脖子、
豪猪的刺是如何形成的。这些生物学现象需要一种因果机制来予以解释。
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正是这样的一种机制。

达尔文在托马斯•马尔萨斯于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
中找到了揭示生物适应器的关键。通过这本书，达尔文接受了这样的观点，
生物体实际上的数量远远多于能生存并繁衍后代的数量。
于是，个体之间一定存在“生存竞争”，通过竞争，
有利的变异得以保留，而不利的变舁则慢慢绝迹。
这个过程一代接着一代地重复，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新的适应器。

更正式地说，达尔文对生命谜题的答案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 ) 理论，
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变异 (variation)、遗传 (inheritance)
和选择 (selection) 首先 ，生物体会以各种方式发生变异，
比如翅膀的长度、鼻子的力量、骨骼的大小、细胞的结构、格斗能力、
防御能力和社交策略等。变异是进化过程发生作用的必要条件，
它提供了进化的 “原料”。

其次，只有一部分变异是可以遗传的--也就是能够稳定地从亲代传递给子代，
然后继续世代相传。而另一些变异，
比如偶然的环境因素导致的翅膀变形则不会遗传给下一代。
只有那些可能遗传的变异才能在进化过程中发挥影响。

达尔文理论的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选择。
拥有某些特定遗传特征的生物体会产生更多的后代，
因为那些特征有助于它们在生存和繁殖的任务中表现更好。
例如，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芬茨鸟的基本食物来源是树上或灌木中的坚果，
有些芬茨鸟的鸟嘴具有特殊的形状，使其更容易啄开果壳吃到里面的果肉，
那么这些鸟将比其他鸟更容易存活下来，并把这种特征遗传给后代。

如果某个生物个体繁衍的后代比其他个体更多，
那么它所拥有的特征出现在其后代身上的机会更大。
由于繁衍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所以它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为了解决自然选择理论所面临的窘境，达尔文提出了第二个进化理论:
性选择( sexual selection ) 理论。
自然选择理论主要关注那些与生存相关的适应器的进化历程，
与之不同的是，性选择理论则集中于讨论与求偶活动相关的那些适应器。
达尔文认为性选择有两种主要的运作方式。
第一种称为同性竞争(intrasexual competition ) ,
即相同性别的个体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目标是获得与异性交配的机会。

性选择的第二种作用方式是异性选择(intersexual selection ) , 
或者叫择偶偏好。如果某一性别的成员一致认为异性的某些特征正是其所希望的，
那么拥有这些特征的异性个体就会获得更多的配偶。
而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个体则得不到配偶。

择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渐进。当我们以人的生命长度来衡量时，
变化是难以察觉的。长颈鹿的短脖子祖先不是一夜间就变成了长脖子的，
这样的演变也不是短短几代就完成的。这个过程往往需要经过几十代、
几百代、几千代。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经历了数百万代的渐进选择过程，
才将生物体塑造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认为，
某种适应器在渐进性的进化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能够让当时的个体获得某种优势。
亦即，未完全进化的翅膀和眼睛在它们发展完全之前，
也一定能够让有机体具有某种适应性优势。
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些未进化完全的形态的确让有机体具有了某种生存优势。
比如，未进化的翅膀虽然还不能让鸟儿飞起来，但是它能够让鸟儿保暖，
也能使得鸟儿在捕捉猎物或躲避天敌时更加灵活。

哈密尔顿提出，自然选择将倾向于保留那些有助于有机体基因得以传递的特质，
无论有机体是否直接繁衍自己的后代。亲属身上携带有我们的一部分基因拷贝，
所以我们会帮助亲属，而亲代抚育—— 即对于自己孩子的投资——
只是亲属互助的一种特例而已。有机体可以通过帮助自己的兄弟姊妹、
侄子或侄女、外甥等亲属的生存和繁殖来扩大其自身基因的传播，
因为这些亲属都携带有与他相同的部分基因。
哈密尔顿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认识到经典适合度的定义过于狭隘，
应该扩展为广义适合度 （inclusive fitness ）。

广义适合度理论开启了一个被称为“基因之眼看世界”的新纪元。
假如你是一个基因,你会怎样来促进自己的复制？
首先，你得保证你的宿主的生存。其次，你需要促使宿主繁殖。
第三，你还可以帮助那些携带有你一部分基因拷贝的其他个体的生存和繁衍。
当然，基因不会思考，上述过程也不可能有意识地发生。
关键在于，基因是基本的遗传单元，在遗传过程中它会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
在进化过程中，那些能够增加自己繁殖成功率的基因将会取代其他基因。
适应正是通过广义适合度而在进化过程中被选择出来的。

例如，根据群体选择理论，一个动物个体可能会限制自己的繁殖率，
使整个群体的数量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从而避免耗尽整个群体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
同样地，根据群体选择理论，只有当整个物种拥有某种有利于群体的特质时，
这个种群才能存活下去。
那些自私的种群则会因为过度地开采整个种群所依赖的生存资源而最终消亡。
威廉斯令人信服地证明，尽管群体选择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但是它在进化过程中只是一种微弱的力量，具体理由如下。
试想，如果鸟群中有两种不同倾向的鸟：
一种为了避免食物资源耗竭而自我牺牲地选择了自杀；
另一种则不管食物还剩余多少，都自顾自地狂吃不止。
那么，到了下一代，哪种鸟可能拥有更多的后代呢？
答案是显然的，自杀的鸟因为少有或根本没有繁殖的机会，
因此会绝种 ；而拒绝为群体牺牲的鸟会存活下来并繁衍更多的后代。
也就是说，
作用于群体内的个体差异的选择力量超过了作用于群体的选择力量。

比如，汗腺就是一种适应器，出汗能够处理调节体温的问题。
味觉偏好也是一种适应器，它能够指导我们成功地摄取有营养的食物。
同样地，择偶偏好这种适应器能够让我们选择有价值的配偶。

对一个孩子而言的最佳策略（最大化地享有父母的资源）
并不是父母养育子女的最佳策略（将资源平均地分给每个孩子 ）。

由于进化过程发展得非常缓慢，
生物往往要在特定的选择压力下经历数千代的生命周期才能体现出变化，
因此，当前人类的设计实际上是更早时期的环境选择的产物。
换句话说，就是现代人长着石器时代原始人的大脑。
比如，现代人对脂肪的强烈偏爱，是因为过去食物资源稀缺
的环境中形成的适应器，但是在现代环境中它却可能导致动脉阻塞和心脏病。
塑造我们的心理机制的环境(绝大部分选择环境都来自早期的“狩猎一采集”时代)
和我们当前的生存环境之间存在极大的时间迟滞，
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拥有的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对当前的环境而言可能并不是最优设计。

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迁徙”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种群数量膨胀并逐渐向资源丰富的地区扩散。

尼安德特人的牙齿上有严重磨损的痕迹，这说明他们经常咀嚼较硬的食物，
或者用牙来软化皮革以制作衣服。

弗洛伊德认为，性不仅仅是成年人独有的动机，
而是人在所有年龄阶段的基本驱力，从初生的婴儿直到耄耋老人，
概莫能外。而我们所有的心理结构，都不过是性的宣泄渠道。

美国人常常佩戴耳环和戒指，但是有些非洲人则在鼻子上穿上骨刺，
在嘴唇上刺青。中国大陆特别推崇婚前贞洁，
瑞典人却认为成年的处女有点奇怪(Buss, 1989a)。
许多伊朗妇女用纱巾将自己的全身，包括头发和面孔都遮盖起来，
而有些巴西妇女却穿着“牙线比基尼”，几近于完全赤裸。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他对进化生物学的最高贡献，
该理论包含三个必要成分：变异、遗传和选择。

如果你光着脚走几个星期，你的脚底板上准会长出厚厚的茧子来。
茧子产生机制——当脚底的皮肤受到了反复摩擦后，
会生成大量新增的皮肤细胞—— 能让你的脚底板免受伤害。

你的脚之所以拥有产生茧子的机制，完全是拜自然选择所赐。
通过选择而发生的进化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产生茧子的机制就是这种创造过程的适应性产物。
这种机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过去的进化历史中，
那些拥有某种特定基因( 比如能诱发茧子产生的基因)
的祖先能够在他们的皮肤受到摩擦后长出额外的新皮肤。
与那些没有这种基因的人相比，这种额外因素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存活下来，
并成功地繁衍后代。

肚脐眼并不是适应器，它不能帮助我们捕获猎物或避开捕食者。
但它是脐带这种适应器的副产物。
脐带的功能在于让胎儿从母亲那里获得营养。

第一，女性对子女投资巨大，所以她 们进化了非常挑剔的择偶倾向
（从亲代投资理论中得出的标准预测）。
第二，女性选择的内容应该反映进化历史中能够增加她们子女的存活和繁殖成功率的因素。
所以，研究者假设女性已经进化了对这种男性的偏好：
拥有资源并愿意把资源投资在她们及其子女身上的男性。
我们称之为关于进化的心理学假设，
是因为它提出了一种特定的心理机制——一种期望—— 
这种心理机制被用来解决女性所面临的特定的适应性问题，
即寻找那些有能力为她的子女投资的男性作为配偶。

以一个常见的、已得到科学研究证实的现象为例。
这个现象就是，女性的外貌是她们对男性产生性魅力的重要因素。
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根本不需要什么科学理论的指导。

心理学家德文德拉•辛 格 (Devendra Singh ) 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
腰围与臀围的比率 ，也叫做腰臀比(WHR) (Singh, 1993 )。
低腰臀比是指腰围比臀围更小，它常常与高 生育力有密切关联。
原因有二：第一，临床表明低腰臀比的女性比高腰臀比的女性更容易怀孕；
第二，高腰臀比的女性往往更有可能存在心脏病和内分泌问题，
而这两种因素又和低生育力关系密切。
所以，辛格认为男性应该会更喜欢低腰臀比的女性，
而男性之所以进化出这种偏好，
是因为这个身体线索与女性的生育潜力存在高度关联。

比如，成熟的新鲜水果往往比腐烂的水果富含更好的营养物质。
一般而言，年轻健康的人会比年老体弱的人拥有更强的生育能力。

而择偶所包含的问题也不少，比如选择配偶、
吸引配偶、留住好的配偶和放弃坏的配偶。

在狩猎一采集社会中，优秀的狩猎技巧会带来很高的声望。
在学术界，有人发表了许多优秀论著，并被同行频繁引用，
这样的人具有较高的声望。在另一些文化圈里，文身的数量、
摩托车的大小以及弹吉他的技艺等都可能与声望有关。
人们学习声望的标准，通常是通过观察大家的注意指向——
那些高声望的人往往是大家最关注的对象(Chance, 1967 )。
那些受大家关注 的人，学习他们的品行、衣着以及行为方式，
然后我们就学会了我们当地文化中的声望标准。

你得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男性愿意承担责任并给予投资，
那么年轻的女性更有可能比年老女性选择将胎儿流产。
其中的进化逻辑是这样的：由于年轻女孩还有很长的生育时间，
所以她们能够“承受”放弃当前这个孩子所面临的损失，
并且等到更加适宜的时间再去繁殖新的后代。
但是，年长妇女再次怀孕的机会却相对较少。

当然，在比较物种内的不同个体时，并不仅限于年龄这个因素。
我们可以比较贫穷的个体和富有的个体来检验这样一个假设：
穷人会采用“更为冒险”的策略来获取资源；
而富人为了保护他们的资源通常显得更加“保守”。
我们也可以比较拥有很多同胞兄弟的女孩和独生女孩，
看独生女孩是否更容易受到其他男性的欺侮。

一开始，进化论指导我们考察以下几个范围比较广泛的适应性问题：

1 . 生存和成长的问题：让有机体存活到能够繁殖的年龄。
2 . 择偶问题：选择、吸引并留住配偶，完成繁衍所必需的性行为。
3 . 抚养问题：帮助后代生存和成长，让后代存活到能够繁殖的年龄。 
4 . 帮助遗传亲属的问题：帮助拥有你的基因拷贝的遗传亲属成功地繁殖。

群居通常意味着各个成员之间生活得非常接近，
所以个体之间必然会为了获取生存和繁殖资源而发生更加激烈的竞争现象。

生存问题

人类不仅依靠食物来为身体提供能量，
还通过分享食物来增强自身的求偶吸引力和巩固社会关系。

选择食物的问题对于杂食动物特别重要，因为它们不仅吃植物，也吃动物。
人和老鼠就是这样的杂食动物。杂食动物的食物丰富多样，包括各种植物、
坚果、种子、水果和肉类，这就增加了中毒的机会，因为毒素在植物界是广泛存在的。
一种精辟的进化论观点认为，植物的毒素本身就是一种适应器，
它有助于减少植物被吃掉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
虽然毒素帮助植物免于被食，
但它们却对以这些植物为食的人类和其他动物有害。
事实上，我们的祖先一直在和植物抗争。

渔夫展示自己所捕到的鱼，农民炫耀自己的庄稼，
猎人则吹嘘自己猎杀大型动物时的神威。
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能力获得食物，他在人群中会丧失尊严。

像美国和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人们在食物上的花费占他们收入的21% ,
仅次于在休闲娱乐活动上的 开 销 (Rozin, 1996)。
而在不那么富裕的国家，比如印度和中国，人们将50% 的收入都用在了吃饭上。
不过，全世界的人们都把婴儿抚养期作为食物选择的核心阶段。
对儿童而言，若想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存活下来，
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选择吃什么和不吃什么 。

人和老鼠都不喜欢苦味和酸味的食物，因为这种味道往往意味着食物含有毒素。

支持兰厄姆的烹饪假说的证据包括:
(1) 烹饪可以提高食物的净能量价值；
(2) 烹饪能让食物变得更容易消化; 
(3) 烹饪技术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
(4) 人类的大脑在执行其功能时需要消耗大量的热量，
而纤维质的水果以及其他未加工的食物难以提供足够的热量；
(5) 如果只吃未加工的食物，那么人类的食谱将会非常贫乏，
很多女性会因此而丧失生育能力。

第一，在 30种已经做过严格分析的香料中，
每一种都能够杀死食物中的部分细菌。你可以猜猜哪些香料是最有效的杀菌剂，
答案是洋葱、大蒜、多香果和牛至。第二，气候越炎热的地区，食物中的香料越多，
而且香料的味道也越浓烈，这是因为在炎热的地区高温会加快有害微生物的繁殖速度,
不冷藏的食物非常容易变质。比如在气候炎热的印度，
通常情况下菜里面要放9 种香料，而在天气寒冷的挪威，
人们通常只在菜里放2种香料，甚至更少。
第三，荤菜里的香料比素菜里放的多(Sherman & Hash, 2001 )o 
这可能是由于有害微生物更容易在未冷藏的肉类中繁殖，
而采摘下来的植物则相反，它们自己就含有生物化学的防御机制，
因此更不容易遭受细菌入侵。
总之，在食物中加入香料是我们人类设法抵御食物中的潜在危险的方法。

我们的身体就像“会走路的档案馆”，
其内部的资料表明我们人类食用肉类的历史由来已久 (Milton, 1999 )。
让我们比较一下人类和类人猿的肠道。类人猿的肠道主要由结肠组成，
那是一根很大的弯曲管道，专门被设计来消化由坚韧的纤维所组成的植物。
相反，人类的肠道主要由小肠组成，这一点将我们和其他所有的灵长目动物区分开来。
小肠能将蛋白质迅速分解，并吸收其中的营养物质。
这说明人类很早就开始食用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类。

由于肉类是非常经济而高效的食物，所以很方便带回家去喂养子女。
相反，长距离地携带低热量的食物则是很不划算的。
所以，狩猎假说能够很好地解释男性通过提供食物对子女
进行巨大投资的行为是为何出现的。

有时候，猎人在一周之内可以成功地捕获两只大型动物，
但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他可能什么都抓不到。
这些原因使狩猎者愿意超越自身家庭的界线，
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人共同分享肉类，而且，
这种周期性的“分享好运”的行为有助于提高他在群体中的人缘。

女性花在觅食上的时间往往取决于她丈夫能带回来的食物数量。
如果丈夫带回来的食物较多，那么女性的觅食时间会较少。
女性似乎能够调整她们的 行为来满足适应性的需要。
如果丈夫带回来的食物很少，她们会增加采集时间；
而当食物比较充足时，她们会将更多时间放在孩子身上，
让孩子远离环境中的潜在危害。

由于狩猎活动通常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
所以进化选择肯定会倾向向于那些能够找到回家之路的狩猎者，
而淘汰那些容易迷路的人。

在指明方位时，女性倾向于使用更加具体的标志物，
比如树木和具体的物体，
而男性则倾向于使用更为抽象的欧几里德几何的方位词，
比如 “北”和“南”。

人类似乎更喜欢那些与大草原相似的环境，
因为这样的环境能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安全的栖身之所。

比如，人们更喜欢蜿蜒的小路，直到它一 路曲折渐渐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人们还喜欢山，因为山后面可能存在某些东西。搜集信息也包含对潜在危险的评估。
蜿蜒的小路意味着丰富的资源，但它也可能会带来狮子和蛇。
所以，这个阶段的搜索活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寻找一个供自己和家人使用的藏身之所。
而且，合格的藏身之所还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
即拥有多个观察视角和逃命通道。

太阳落山时一般会变得更红，影子也会变得更长，
这些线索都能激发人们去选择一个地方作为暂时的宿营地。

此外，人在害怕时呼吸也会加快，甚至变得非常急促，
因为这能够增加氧气的吸入量以满足肌肉的活动，同时加速呼出二氧化碳。

如果一个人成为了家人的负担，那他的家人的繁殖活动，
以及他自己的广义适合度可能会因他的存在而受到损害。

人类可能已经进化了对情境十分敏感的心理机制，
用于评估自己未来的繁殖可能性以及自己给家属造成的净损失。

性行为和择偶行为的挑战

假如我们选择一个不能提供生活资源、风流而懒惰，同时还缺乏狩猎技巧、
暴虐成性的配偶，那我们的生活将会举步维艰，我们的繁殖机会也将十分渺茫。
相反，一个能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源、勇于保护我们和子女、
愿意为家庭投入时间和精力的配偶则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正是由于我们的祖先明智地选择配偶，才能获得这种生存和繁殖上的优势，
同时，许多特殊的欲望也随之进化而来。
现代人类是进化过程中胜利者的后代，
所以也继承了一系列特殊的择偶偏好。

假如一个女性选择了轻浮冲动、感情不专的男性，她将很难维持这段关系，
最后只得独自抚养子女，得不到任何物质帮助和人身保护。
相反，假如她选择了一个信守承诺的可靠男性，
那她的子女就会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
后代的数量也更多。在成千上万的世代更替之后，
女性逐渐进化出了一种择偶偏好，
她们更青睐那些愿意承诺并且有能力负责的男性，
就如同雌性织巢鸟偏爱善于筑巢的雄鸟一样。

女性还希望男性拥有一些稳定的特质，
能帮助男性源源不断地获取各种资源。
上进心就是其中的一种特质。

比如，雄性格斗蛙担负着建筑巢穴和保护幼卵的责任。
在大多数求偶过程中，雌蛙通常要对雄蛙考验一番，
故意用很大的力量撞击它，有时甚至会把它撞翻或者吓走。
在这个过程中，假如雄蛙逃跑或者被撞得离巢穴太远，
雌蛙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开始寻找其他的候选对象。
雌蛙正是借助撞击这种策略来评价候选配偶能否成功地保护未来的巢穴。

进化心理学假设，对称性是一种健康信号，标志着体内的寄生虫较少，
对寄生虫的遗传抵抗力更强，个体在发育过程中遭受的环境损伤也更少。

很明显，许多远古女性在同意发生性行为之前都要求男性给出可信的承诺，
不愿承诺的男性根本无法吸引到异性。

总而言之，男性之所以愿意给出婚姻的承诺，
主要是因为婚姻至少具有以下七种丰厚的适应性收益:
（1 ）增加吸引异性的成功概率，
（2 ）有助于吸引一个更迷人的配偶，
（3 ）增加亲子关系的可信度,
（4 ）提高子女的存活率,
（5 ）随过亲代投资提高子女的繁殖成功率，
（6 ）提高社会地位，
（7 ）有助于建立联盟。

男性偏爱年轻女性是因为年轻女性比年长女性更容易控制，
而男性通常喜欢选择容易掌控的女性。
但是，倘若这是男性偏爱年轻女性的惟一原因，
那么青少年应该也同样偏爱比自己小的女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人类祖先可以通过两种类型的外在线索来辨别女性的繁殖价值:
(1 ) 外貌特征，比如丰满的嘴唇、光洁的皮肤、清澈的眼睛、亮泽的头发、
灵巧的身体和匀称的体型；
(2)行为特征，例如轻盈的步伐、生动的表情和充沛的精力。
这些生理特征通常意味着年轻与健康，所以也可以预测女性的生育力或繁殖价值。

光洁的皮肤标志着年轻，身体完好无损则意味着健康，
这些都是公认的审美标准。

如果一个女性的面部肤色非常均匀，没有斑点和瑕疵，
男性通常会认为她更迷人，而且也更加年轻。
此外 ，面色红润的女性看起来更加健康，
常常给人留下“容光焕发”的好印象。
这也可以解释女性为什么喜欢涂脂抹粉，
因为化妆会让她们看起来更加健康，也更有活力。

第一种理论认为，人类可能拥有一种普遍性的认知偏好，
偏爱那些容易加工的事物，而最接近于平均原型的刺激信息恰恰更容易加工。
在实际情况中，人们也常常认为那些具有平均特征的鱼、
鸟甚至汽车更有吸引力。第二种理论则认为，
平均化可能意味着某种遗传的表现型优势。
偏离平均化的生物个体，很容易遭受环境的侵害，比如疾病和基因突变。

一个男人的工作职位越高，他越有可能娶到长相漂亮的太太。
事实上，人们的确可以从男性职位的高低来预测他妻子的魅力指数。

随着配偶价值的增长，人们才有资格拥有更多的选择，
对各种特征也更加挑剔。

男性在和漂亮女性说话时，会刻意压低他的嗓音，
在其他情况下却不会这样。
后来，研究者还把通话录音放给另一批被试听，
而这些人都认为被压低的嗓音更加悦耳。

费希尔认为，“如果女性想得到一个好配偶，
那么在她们最有可能怀孕的时候，
提高自己的竞争性肯定是有利的“

男性的择偶偏好确实影响了他们的择偶行为。
第一，男性对那些符合其偏好的征婚广告有更多的回应，
例如对年轻貌美的女子更加积极。
第二，在实际生活中，男性确实迎娶比自己年轻的女子，
而且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结婚双方的年龄差距越来越大。
第三，女性用于吸引异性的策略和诋毁竞争对手的策略，
都与男性的长期择偶偏好相吻合。从这些经验证据中，
我们有理由得到这样的结论：
男性的长期择偶偏好不仅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择偶行为，
而且也影响了女性之间的竞争策略。

生父能够给女儿更多的“监护”，防止女儿过早地参与性活动。

事实上，倘若未能成功地繁衍后代，
生物体为择偶付出的所有努力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在自然界中，很多物种之所以不抚育后代，
原因之一在于抚育后代的成本太高。
一旦养育子女，父母就要耗费一定的资源，
而这些资源本来可以用来追求更多的配偶，生出更多的后代。
父母在保护子女时，自己也要冒一定的生命危险。如果
天敌袭击子女，父母在与之搏斗时可能会受伤甚至死亡。
既然亲代抚育的代价如此之高，我们有理由认为，
在观察大自然中的亲代抚育现象时，我们要记住，
这种行为产生的繁殖收益必定超过它需付出的代价。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
货币经济的一个优点就是能够对父母的投资进行具体的量化评估。

我们可以预测，在某些情况下，父母对生病的孩子的投资比健康子女还多，
这是因为同等的投资可以在前者身上获得更多的回报。

自然选择会倾向于这样一种决策标准，
它让年长女性立即为子女投资而不是拖延时间。

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把精力放在择偶上，
他们对子女的直接投资往往也更少。
另外，择偶价值较高的男性( 比如社会地位较高，更受女性欢迎)
通常会削减他们对子女的亲代投资，而把资源和精力放到择偶活动中。

第一，子女在挑选配偶时会优先考虑对方的美貌
(它可能是衡量基因质量的一项指标),
但父母在为子女挑选配偶时却不像子女本人那么重视外貌
( Apostolou, 2008a )„ 
第二，父母在为子女挑选配偶时，比子女更看重对方的家世背景，
这可能是因为，对父母而言，和家世显赫的家族联姻，
将有助于父母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联盟(Apostolou, 2008b)。
第三，父母和子女对短期择偶策略的看法存在分歧 (Apostolou, 2009 )。
通常情况下，短期择偶策略会损害家族的声誉和社会地位。
在前工业时期，不同的群体之间通过联姻的方式来结盟，
如果子女倾向于短期择偶策略，父母的代价将会非常巨大。

长子（女 ）更有可能和父母建立牢固的感情，
认为父母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但是中间出生的子女却更有可能向家庭之外的人寻求联盟。
有趣的是，即使父母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
中间出生的子女所获得的总投资仍然是最少的
（Hertwig, Davis, & Sulloway, 2002 ）。
其中的原因在于，长子（女在生命早期得到了父母的全部投资， 
因为当时其他孩子尚未出生；而在哥哥姐姐建立自己的家庭之后，
幼子 （女 ）就可以完全享有父母的所有资源。
相反，中间出生的子女总是要和其他人分享父母的资源，
因为他们的全部成长过程中一直有同胞在其左右。
所以，即使父母努力地公平对待每一个子女，中间出生的子女还是会吃亏，
这也许正是中间出生的子女对他们的家庭缺乏认同感的原因所在。

广义适合度理论的最后一个推论是，亲属称谓常被用来说服和影响其他人，
哪怕你们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的亲属关系。
比如，乞丐的招呼方式通常是：“喂，老兄，给点儿零钱好吗？”
乞丐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发出请求呢？ 一种假设是，
乞丐希望采用亲属词汇 “兄弟”来唤起路人的亲属心理。
由于我们更有可能帮助兄弟而不是陌生人，所以当乞丐使用“兄弟”这个词时，
他们能激发路人的少许亲属心理，从而得到更多的施舍。
同样的例子还能在大学里的兄弟会和女生联合会中找到，
这些团体内部的成员相互以“兄弟”和 “姐妹”相称。
总之，通过语言来唤起他人的亲属心理，
是从广义适合度理论中得到的一种策略。

会等级的适应性价值源于这个事实：
等级高的人 ( 比如父母) 能够提供的帮助通常比等级低的人(比如子女) 更多。
这让我们更容易分辨出谁是潜在的助人者，谁又是受惠者。

如果孩子的成长环境比较 艰难，比如和继父、
半同胞或远亲一起生活，他们可能要面临更多的压力事件，
比如父母吵架、受到父母或继父母的惩罚、与半同胞发生冲突等。
在冲突发生之后，他们可能很少和解。
也许，早年的艰难生活已经损坏了他们处理当前压力事件的应对能力。
不管其中的因果关系如何，上述研究结果已经表明，
近亲可以创造出压力更少的生活环境，
如果孩子处于缺乏近亲的环境中，他们会体验到更多的压力。

一个人能否存活下来，很大程度上只取决于他在当地拥有多少亲属。
最先死去的人拥有的亲属最少，
而那些拥有父母以及其他亲属的人，则最有可能存活下来。

女性死者倾向于将遗产分给更多的受益人。
大部分男性倾向于将全部财产留给妻子，
并且相信他们的妻子会把这些资源用在他们的子女身上。

年长女性很少再婚，而且大多数都已经过了 生育年龄，
所以生儿育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正因如此，丈夫们才对他们寡居的妻子充满信心，
相信妻子会把他们留下的资源用在两人共同的孩子身上。

为什么动物界的大多数物种在身体发育成熟之后 就离开巢穴，
而很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继续留在父母身边(或者推迟离开父母的时间)将会付出巨大的繁殖代价。
在简单家庭中，子女在离开家庭之前不可能获得任何的繁殖机会。
而在大家庭中，父母经常会主动压制子女的繁殖行为(比如干涉子女的求偶意图)。
在这两种情况下，越晚离开家庭，子女付出的繁殖代价越高。

所以 ，家庭会让子女付出两种主要的代价：
(1 ) 繁殖行为被延迟了，有时甚至直接受到压制 (这也许是最大的代价) ; 
( 2 ) 资源竞争( 比如食物) 变得更加激烈，
这使得父母和子女的生命都受到更大的挑战。
因此，对于这3% 的少数物种而言，家庭模式能够得以进化的惟一条件就是，
子女滞留在家庭中所获得的繁殖收益，
要远远大于他们因早期的繁殖行为受到压制所付出的代价。

研究者们提出了两种理论来解释家庭的进化过程。
第一种理论叫做生态限制模型。
该理论认为，家庭之所以会出现，
是因为子女在到达性成熟之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繁殖空缺。
在这种情况下，留在家里所付出的代价以及离开家庭所获得的收益都非常低。

第二种理论是家庭收益模型。该理论认为，家庭的形成原因在于，
它使子女能够从中获得大量的收益。这些收益包括：
(1 ) 家庭成员提供的帮助和保护将会增加子女的生存机会；
(2 ) 留在家里可以学会更多的技能，身体变得更高更强壮 ，
从而具备更高的竞争能力;
(3) 可以继承家族的领土和资源；
(4) 通过帮助遗传亲属或从亲属那里获得帮助，
从而获得广义适合度的收益。

群居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帮助陌生人，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
当旁边有人围观时，我们也会表现得格外慷慨。
间接互惠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
此外，该理论还能解释这一现象：在一个群体中，
乐于助人的人也最容易获得来自其他人的帮助
( Nowak, 2006 )。

在豪华的餐宴和晚会中，往往需要大量的食物和酒水，
这些物资正是主人的赔本赚吆喝行为的具体表现。
通过昂贵的利他行为，主人向来宾传递出重要的信息，
让别人看到他作为一个合作联盟者的优秀潜质。
赔本赚吆喝的关键在于，你必须花费不少的财物，
这些开销传递出一种可靠的信号。
毕竟，只有经济状况很好或者资源丰富的人才能负担得起赔本赚吆喝的利他行为。
所以，利他行为的巨大开销变成了一条可靠的线索，
其他人可以通过这条线索来推测利他者的财富、
智力、适合度、获得资源的潜力。

从进化的视角看来，利他者在帮助他人时付出的代价越高，
利他行为就会越少见。
相反，利他者在帮助他人时付出的代价越少，利他行为就会越普遍。
一旦帮助他人的适应器进化成功，后来的进化过程就会慢慢地发挥作用，
使利他者在帮助行为中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少，而从中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多。
这个推论意味着，还有大量的利他主义机制未曾有人关注。
这些心理机制让利他者在代价最低、收益最高的时候向他人提供帮助。

比如，在远古时代，如果一个人受伤或者生病了，特别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但由于他并不讨人喜欢，结果谁都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的祖先和银行家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他们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把“贷款”发放给合适的对象。
银行要挑选信贷风险较低的人，同样，我们的祖先也要选择更有潜力的帮助对象，
毕竟人们帮助他人的能力和资源都非常有限。

真正的朋友之间完全是另一种期望和感受。
和朋友在一起时，我们会感到非常愉快。
当朋友获得成功时，我们不是感到妒忌，而是由衷地替他高兴。
我们和朋友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种志同道合让我们体会到深深的满足感。
当朋友急需帮助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
不会在意我们的付出能否马上得到回报。
毫无疑问，
将来的进化心理学研究将会揭示出这一系列专门用于形成深入交往的复杂心理机制。

维吉尔（Vigil, 2007） 认为，在进化历史进程中，女性经常与外族人通婚，
她们面临的适应性 问题是，她们必须依靠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其他女性。
亲密的友谊有助于她们获得更加安全可靠的社会环境，
使她们在没有近亲帮助的情况下成功地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子女。

如果我们能够为朋友提供某些独一无二的利益，
那么我们的朋友就会对我们投入很大的赌注，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
酒肉朋友和真心朋友之间存在天壤之别。当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能区分出哪些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我们经常体验到疏离感，这可能是因为人类已经克服了很多“恶劣的自然条件”，
很少有机会面对非常危急的事件。
但是，正是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才能发现哪些人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朋友。

设计特征的个体差异是进化过程的原动力，
所以，竞争对手遭受损失，也就意味着攻击者获得了收益。


在一个物种中，如果雌性成员对后代的投资比雄性更多，
那么对于雄性的繁殖活动而言，雌性将是有限的宝贵资源。
所以，雄性的繁殖成功率主要取决于它获得与高投入的雌性交配的能力。

一雄多雌意味着，有些雄性获得了超出“平均份额”的繁殖资源，
而另一些雄性则完全被关在了繁殖活动的大门之外。
这样的繁殖体系使得雄性之间的竞争更加残酷。
其实，一雄多雌已经筛选出了某些危险的策略，
比如和竞争对手进行搏斗，冒险去获取那些吸引异性所必需的资源。

跨文化研究表明，男性通常既是攻击行为的发起者，
也是攻击行为的受害者。攻击策略是男性进化形成的适应器，
因为男性繁殖活动的变化比女性更大。
攻击行为给男性带来的适应性收益比女性更多，
而女性因为攻击行为而付出的代价比男性更高。

觅食。假设一个动物生活在一个觅食区域，
这个区域提供的食物足够它生存，但是却不足以让它繁殖和抚育后代。
然而，跨出这个区域又存在一定的风险。
如果它离开自己的活动范围，它很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捕猎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雄性要想获得繁殖成功,就必须冒险跨出这个区域去寻找食物。
当然,有些雄性会因此丧命，这正是外出觅食的风险所在。
但是，有些雄性有效地避开了捕食者的攻击，
找到了额外的食物，从而获得了繁殖成功。
而那些不肯冒险去觅食的个体，则一点繁殖成功的希望都没有。
所以，这种情境筛选出了冒险性的繁殖策略。
在这个例子当中，自然选择就像是一张过滤之网，
淘汰了那些不肯冒险的个体。

对于男性而言，上肢的力量是他在通过攻击行为中使他人遭受损失的关键因素。
而对女性而言，外貌则是她能否获得收益的关键要素，
因为外貌不仅是择偶和择友的重要指标，
同时还是辨别亲属关系的重要线索。
鉴于此，校准理论推测 ：体格壮硕的男性和外形漂亮的女性更容易发怒，
他们在解决社交冲突时比其他人更容易获胜，同时也体验到更强烈的优越感。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外形俊美的被试通常更容易发怒，
更容易发起人身攻击，拥有更强烈的优越感，
也更容易在社交冲突中获胜。惟一的差别在于，
外形吸引力所产生的影响在女性 身上表现得更加强烈。

戴利和威尔逊认为，在人类的整个进化历史过程中，
如果男性要想吸引异性，那他就必须在狩猎 、部落进攻、
部落防守以及保护自己的财物等活动中表现出强大的体能。
这些表现不仅是为了给女性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向其他男性示威，
让竞争对手自动放弃。

这种观点可以应用到许多哺乳动物身上。我们人类的独特之处仅仅在于，
建立名声十分重要，因为名声往往具有长期的效应。
生命早期的竞争成败，是一个人能否建立起某种名声的决定性因素，
而这种名声又会影响到他整个人生的生存和繁殖活动。
比如，如果一个人在面对危险情况时表现得很勇敢，
那么这个勇敢的好名声将会伴随他一辈子。
研究发现，年轻男性的暴力行为基本上都是发生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境。
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还希望能给同伴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而建立一种强大的社会声望。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打败竞争者，
他们完全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选择一条偏僻的羊肠小道或隐秘之处来做这些事情。

雅诺马马战争向我们展现了人类攻击行为的几个主要进化特征：
（ 1） 战争主要是男性的活动；
（2） 年轻女人（即有繁殖能力）是战争获胜方所得到的重要战利品；
（3 ） 复仇和反击对于维持名声非常重要；
（4 ） 男人和女人都非常害怕战斗带来的致命后果。

进化的观点认为，采取攻击策略至少会给我们的祖先带来六个方面的收益：
夺取他人的资源；保护自己和亲属免受攻击；让同性竞争对手遭受损失；
提升地位和社会等级；打消竞争对手的攻击念头；以及防止长期伴侣出轨。

下面几个例子可以解释两性冲突的含义: 
（ 1 ） 男人巴不得第一次约会就和女人上床，
但女人却不希望这么快（ 对性行为的冲突）；
（2 ） 男人把女人灌醉，强行与她发生性行为（强奸违背了女性的择偶意愿）；
（3 ） 女人欺骗男人，故意隐瞒她之前的性伴侣人数
（这个数字是预测她以后是否忠贞的重要线索）；
（4 ） 女人想独自参加晚会，不希望男人监视她；
但男人希望女人留在家里，以防她和其他男人勾勾搭搭
（双方在选择配偶和监视配偶上存在分歧）。
在上述例子中，男女之间都存在冲突，因为他们各自的遗传收益不一致。

“消极” 一词之所以用引号标记，是因为虽然这些情绪会带来痛苦，
但是它们能够解决策略冲突所引发的适应性问题。
第一，它们指向冲突事件，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此，暂时撇开无关事件。
毕竟，注意力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必须明智地加以分配。
当一个人感到愤怒或烦躁的时候，这些情绪会把他的注意力导向困境的来源。
第二，情绪给这些事件烙上印记，便于记忆的储存和提取。
第三，情绪会激发行为，使人们采取行动来避免策略冲突事件的发生。

男性使用留住配偶策略的强度，也和他们对伴侣外貌的评价有关。
假如一个男人认为他的妻子漂亮迷人，那么，
与那些认为自己的妻子长相平平的男性相比，他通常会表现出更多的展示资源、
注重仪表、通过言语显示占有权以及威胁竞争对手等行为。

威胁是一种有效的社交工具，通常它无需支付太高的成本。
但是，如果威胁遭到他人的无视或否定，威胁者又不愿意继续咬牙坚持，
那么其他人就会把威胁当做虚张声势，威胁也将失去本来的效力。
即使后来再次继续，威胁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因为代价昂贵的高风险行为如果不及时使用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有效的威胁不应该“泄漏”自己的底气，必须看起来非常真实,
这样才不会被当成是虚张声势。尽管杀害去意已决的妻子并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威胁妻子不要离开确实是有价值的，跟踪和恐吓妻子、
公然表达愤怒、假装不计后果等行为也具有实际的益处。

两个因素可以降低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概率，它们分别是:
(1 ) 选择那些经济资源有保障的男人作为伴侣；
(2 ) 和自己的亲属住得近一点。

男性主要是和同性竞争，而不是和女人。此外，为了共同的利益，
男性还会和许多女性结盟，例如他们的朋友、姐妹、妻子、情人、侄女以及母亲。

在最早的有历史记载的六个文明古国中，
社会地位和等级决定了一个男性可能拥有的性交机会。

进化生物学家约翰• 哈通让我们思考一下那些认为自己大材小用的人
比如，一个男人认为他的工作无法让他发挥全部的才能；
一个女人知道她比自己的丈夫更加聪明能干。
然而，如果你的行为让上司或配偶感到自愧不如，
那么你的工作或婚姻很可能会陷入危机。
你的老板可能会因为你的恃才傲物而解雇你；
你的配偶可能会离开你，去寻找一个让他(她)感觉更加舒适和安心的人。

自然选择可能在男性身上塑造了比女性更强的追逐地位的动机。
一个择偶系统的一夫多妻特征越明显，
男性 （相对于女性而言）
就会为了获得繁殖成功而采取更加冒险的行为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等级。
在这样的择偶系统中，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通常可以拥有更多的妻子（古代），
或者更多的性伴侣（现代）。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
在各种文化背景当中，位高权重的男性总是拥有大量的妻子、情妇或者妾室。

走向统一的进化心理

合乎进化逻辑的假设应该是，人类的注意和记忆极具选择性 ，
它们被专门设计来关注、储存和提取那些与适应性问题密切相关的信息。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在哪个国家，人们的关注焦点始终集中在下列重要事件上：
死亡（自然死亡和意外死亡）、谋杀、暴力攻击、偷窃、声誉、英雄事迹、
好人好事、自杀、婚姻问题（比如出轨）、虐待子女、遗弃家人、表态或反击、
强奸或性侵害。这些事件不仅具有超越时间和跨文化的一致性，
而且刚好与本书谈到的各个主题相对应。
这一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组自然证据，它证明，
人类的注意力倾向于关注那些特别重要的信息—— 
与反复出现的适应性问题最为相关的信息。

1 . 基 率 谬 误：当面对非常典型的个例时，人们总是倾向于忽略基率信息。
基率是指在一个样本或群体中，一件事情可能发生的总体比率。举例来说，
这里有一个房间，里面70%的人是律师，30%的人是工程师。
房间里有一人叫乔治，他不喜欢看小说,而是喜欢做木工活。
在他的衬衣口袋里,有一个口袋保护夹(一种专门放笔的夹子，
用来防止钢笔漏液而弄脏衣服)，里面装着他的钢笔。
他写的文章枯燥乏味，他喜欢干净整洁、井井有条。
现在问题来了：乔 治是(A )律 师和(B)
工程师的可能性分别有多大？研究表明，
大部分人都会忽略基率信息，即房间里有70%的人是律师。
也就是说，乔治更有可能是律师。相反，人们往往过于重视后面的个体信息，
判断乔治更有可能是工程师。这种错误就叫做基率谬误，
因为人们倾向于忽略真实的比率(比如这个例子中，律师的实际比率)，
并且违反了基率的数学公式—— 
基率应该和个体化的信息以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

2.合取谬误 (conjunction fallacy ) ：
如果我告诉你，琳达穿了一件扎染的衬衣，戴着一枚徽章，
徽章上写着“男人都是王八蛋”，而且她总是想把办公室的姑娘们组织起来，
那么，下面哪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
(A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
(B ) 琳达是一个
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结果，大部分人都认为B 的可能性更大。
显然，这违反了逻辑 规 则 。 
因为 B (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 )是 A (银行出纳员)
的一个子集，所以A 的可能性肯定比B大。
换句话说，“女权主义者”和 “银行出纳员”
的合取概率肯定要低于银行出纳员的单独概率，
因为合取事件的概率不可能超过每个单独事件的概率。
但是，由于对琳达的描述更符合女权主义者的特点，
所以大部分人都忽略了逻辑关系，作出了想当然的判断。

一个人选择哪一种策略主要取决于他早期所处的环境，也就是早期经验。

如支配性和吸引力等面部特征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遗传性，
我们就能够推测男性已经进化了一种心理机制，
该机制被设计来对自己面孔的支配性和吸引力进行评估：
“如果在支配性和吸引力上得分很高，那就采取短期择偶策略；
如果得分很低，则采取长期择偶策略。”
当然，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未能排除其他变量的影响，
比如睾丸激素既能让男性的面孔更具支配性，同时还能增加男性的性驱力。
进化形成的评估机制使我们能对自己的遗传特性进行评估。
根据这种观点，
人们在短期和长期的择偶策略中所表现出来的稳定差异并不是直接通过遗传得来的。
事实上，这两种策略是人们在对遗传信息进行评估之后所产生的适应性的个体差异。
反应性遗传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外向性”这一人格特质，
它与人的体能和外貌高度相关(Lukaszewski & Roney, 2010b)。
旺盛的体力和漂亮的外貌有助于个体形成外向的社交策略，
而这种社交策略又会带来丰富的人际关系、
良好的人际声誉、更高的地位等级、更多的性伴侣。

《1884资本与利息》

绪论

凡是拥有资本的人，一般都可以从他的资本上得到经常性的纯收入，
这种纯收入，就叫做利息。

利息有各种不同形式。

第一我们要分清总利息与纯利息。总利息包含许多种不同类的收入，
只是外面看来是一个整体。它与运用资本而得到的总收人是同一事物。
总收入除真正利息外还包括一部耗费的资本实体的补偿、
各种杂费的补偿、修理费、保险费等。房主租出房屋而收到租费或租金，
租费或租金就是一种总利息。如果打算在总利息内找出资本的真正收入，
我们必须从总利息内减去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与使用期间之房屋的折旧费。
另一方面，纯利息正是资本的真正收入，
就是从总利息内减去各种必需的费用所余的数目。
利息理论所要解释的当然就是这种纯利息。

第二要分清自然利息与契约或放款利息一个人用其资本于生产上，
其资本的效用在于:从资本上所得到的总产品，
其价值常是超过生产过程中所用掉的财货的总值;
所超过的价值就是资本的利润，或者叫做自然利息。

例如，有一企业，投入资本十万镑，每年得利润九千镑，
若通行的利率为五厘，则其中五千镑可视为资本的利润，
其余四千镑则属企业家的利润。

利息问题的发展

罗瑟(Roscher)曾说在经济发展较低的时期内,常常发现憎恶贷款取息的现象。
在生产上信用仍然没有地位。借款差不多都是消费借款,也多半是穷人的借款。
债权人常是很富有的，债务人常是很贫困的，前者为人所怨恨，
因为他们以利息的形式榨取穷人，而增加他们丰厚的财富。
所以,在古代与耶教中世纪，反对重利盘剥是不足为怪的。
因为在古代经济上虽然也有一些进步,但是从来没有发展信用制度，
中世纪在罗马文化衰落后，工业和其他事业一样，都恢复到原始时代的情形了。

我以为古代著作里有一段在学说史上是很有直接价值的，
因为它能使我们推论著者对于利息经济性质的真实意见。
这一段是常常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第一册中的文章。
他在那上面说赚钱的方法有两种:其一,如方才所说的,
是处理家政的一部分，其二，则是零售买卖。前者是必需的和可贵的,
后者是一种交换,是可非难的；因为它是不自然的，是一个掠取旁人的方法。
最可憎恶的是盘剥重利，它是从货币本身上获利，
而不是从货币的自然效用上获利。货币本来是用来交换的，不是为生利息的。
重利盘剥（这一名词是货币生货币的意思，
也就是货币滋殖货币，因为生出的子钱与母钱相似。
所以，在所有赚钱方法中，这是最不自然的“。

宗教教人以良善、仁慈为最高道德,要忽视现世的财富,
所以对于富有的债权人掠夺贫困的债务人，一定是特别愤恨的。

有某些物件，它们的效用就在于它们的消费，如谷和酒。
因此，这些物件的效用不能与这些物件分开,如果效用转移于他人,
物件也必须随之转移。这类的物件要是出借，它们的所有权也随之转移。
一个人卖了酒而且把酒的效用分开来，很显然是不公平的，
如果这样做,他就是把同一物件卖了两次，或者是把不存在的东西卖出。
借出这类东西而得到利息的人,正和这一样是不公平的。
他也是以一种物件要了两次报酬。他要人偿还同样的物件,
并且要人给予这物件的效用的价格，
这个价格我们叫它作利息或重利。

常常见到的老一套的第三种议论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借出的物件变成债务人的财产。
所以债主所从以获得利息的物件的效用,是别人的物件的效用，
债主从这里获得利润,是不公平的。

说货币自身不能生产是不中肯的，因为就连土地如果没有开支、
努力和人类的勤劳也是不能生产的。
货币也正是相同的情形，如果加以人类的努力就能产生很值得注意的产果。
其余的反驳教会法典学者的辩论,在学理上不甚重要。

他说一个人借出货币给一个企业,他不必要问借款人是否把它作有利的运用，
正如一个租出房屋的人不必这样问一样。他这样说过以后，
继续说：“这并不是把物品卖了两次，也不是毫无代价地获得什么。
当你用我的钱去买你的必需品，或者去谋求你的利益时，我却用不上这些钱，
甚至有时因此遭受到损失，难道这都可以不加以考虑吗？
再者不仅是金钱可以借贷，而是任何有重量或容积的东西都可以借贷。
例如新旧湿干）谷物，一个人把葡萄酒或小麦借给需要这些东西的人，
而按用途取得利息，难道能算他毫无理由的获取利息么！
如果有人在没有食物时把我们的粮食用了，要不然，
他就得去高价买粮来维持生活;或者把我的粮食高价卖给别人,
除了他所借去的数量之外,为了表示酬答而再多给我一些粮食，
难道我就不公道了吗？再说如果粮食保留在我手里，
我在市场上卖价可能比从他们还给我的利息中能获得的利益更高”

特别尖锐的,是他答辩货币不能生殖的议论:答辩是容易的。
如果你硬要使东西变成废物，那么任何东西都是无用处的。
反过来说,如果你决心培养它使它产生效果，那就没有什么东西会不生利的。
我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田地肥沃—— 如果不是由于人们有意叫它如此，
田地是不会荒芜的……空气就更令人奇异了，
它也由于命令成为有利可图。君士坦丁的皇帝们，既对每个家庭都课了税,
并且连空气也不例外，只不过同意少课一点。
海洋也是如此，虽然对其他的人不发生效果，但对渔夫、
采珍珠的以及水手们都是有利可图的。还有什么能比患病的人更不能产生效果呢？
他们不能自给，甚至有时动都不能动。然而医生却向他们收得一笔收入。
只有一件东西比患病的人更不发生效果.那就是死人……但是它对杠房、殡仪馆、
石匠以及掘坟人,甚至过去对哭灵妇女，现在送殡唱哀歌的祭司们都不能说不带来利益。
这是用肉体养活肉体，尽管未生子女，也不是不生不育的。
这里姑且不考虑技术问题，单单本能性质就会去寻找生活出路。
也许大家看出我要谈到关于娼妓问题了……他们说金钱本质上并会生产什么，
那么为什么对其他作为借贷的东西以及各种果实所下结论就不同呢？
不过小麦是通过两种方式来结实的，一是播种在土中，二是借贷出去收利息，
哪方面都有利息，因为田地也是连本带利还回来，
有什么理由把我约定租金赁出去的房屋从本质上看成比我放利的货币有更大的生产能力呢？
如果我把房子毫无受益地借给别人，那同我把货币毫无受益地借给别人是完全一样的，
对我来说二者就成毫无生产力的东西。那么，你想知道什么样的金饯应当称为，
并且业已称为本身无生产能力的金钱吗？那肯定就是没有放利，
以及没有为我生产任何利息，希腊人叫做利息的金钱（第 198页）。
他的反对者第三种议论说，因为借出去的东西仍然是债权者的财产，
所以放款不应该有利息，沙马席厄士说他们的论点“是可笑的”，
“他们说:我把你的东西-那就是你的金钱的效用一卖给你，那是不公道的。
不错，论据相当有力。但是如果没有你拿去用，
付给我一定的所谓利息的报酬作为条件的话,那就不会被你应用，
你想叫金钱成为你的那也是办不到的。所以，我并没有把你的东西卖给你，
而是把我的东西卖给你，条件是我把金钱的效用交给你多长时间，
让你使用,那你就应照我们所约定的办法向我交纳利息。

一个人保存的货币比他要使用的货币多，另一人所有的货币不够用，
所以前者就为他的货币找个佃户，其理由正同有的人土地很多，
有的人土地太少，土地多的地主为他的土地找佃户一样。

如果一个人能获得高的利息，他就不接受低的利润。
如果他能得到高的利润,他就不接受低的利息。

如洛克、劳氏、休谟、詹姆斯、斯图亚特、朱斯蒂、尚能非尔等也是如此。
他们时常很清楚很详密地述说放款利息，
如何必须是从获得利润的可能性中发生出来的，
并且在这种利润内必能找到衡量利息数量的尺度。
但他们没有一个讨论到为什么有利润。


为什么在资本上我们得到利息？
为什么我们对于将来的报酬率或收益率的价值打了折扣？

罗兹对于利息问题的解释正和人们打算这样解释地租问题是一样的:
地主必须获得地租,因为不然他就宁愿让土地荒废;
农业劳动者同意自其劳动报酬中减去地租是很公平的，
因为要没有土地的合作，农业劳动者就不能得到可分配的报酬,
或不能获得这样好的报酬。

任何人从事积蓄，都是为了使他的积蓄能够生产。
也只有把积蓄用在生产上,才能有利润，没有动机就没有积蓄，
结果这种价格情况（因为对资本家没有利润）也不能发生了。
农场主与制造者没有利润，正如劳动者没有工资一样的不能生活。
利润减少，积蓄的动机也随之降低，
当利润低到不能补偿资本家的烦劳与运用资本于生产上所生的危险时，
则资本积蓄的动机就会完全停止。

以后因人口增加,对土地产品的需要也增加，因而需要扩张耕种。
这种扩张耕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扩耕，另一种是密耕。
所谓扩耕就是拿还未耕种过的次一等的土地来耕种。
所谓密耕就是把已耕种的头等土地再多加资本与劳动去密集地耕种。
假定农业技术情况没有变化，在这两种情况下,
只有靠增加成本才能使土地的产品增加；
结果以后增加的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就比较低小了，
这就是说，全部土地的生产力减少，
因为耕种较有利的土地的机会越来越少，
于是不甚有利的土地也要加以耕种了。

这样把资本用在不同情形的土地上，最初结果也是不同的。
但是各个资本不同的结果不会永久继续下去。
资本家的竞争不久就会使用在农业上的一切资本的利润率趋于同一的水准。
利润的标准，实际定于资本用在劣等土地上所能得到的利润。
用在较有利地方的资本由于较好土地的合作而产生的一切剩余报酬，
皆以地租的形式落入地主的手里了。

因此利润与工资合在一起总是由用在生产力最差的地方的资本的报酬所决定的,
因为这种报酬不必支付地租，全部由资本的利润与劳动的工资来分享。

这两者中，劳动的工资有一条固定的法则。
工资永远等于工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费用。如果生活资料的价值提高，
则工资也提高。如果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则工资也必低落。
资本家所收才得的是除去工资所剩余的部分,
因此利润的高度决定于当时工资的高度。
李嘉图在利息与工资的关系间发现了利息的真正法则。

李嘉图依此法则而讨论利润，他说利润随着耕地的增加必须逐渐降低，
人口是逐渐增加的，为供给增加人口的生活资料，
人们只好逐渐耕种越来越不利的土地，于是自逐渐减低的产品中，
减去劳动者的工资后，留作利润的产品也就愈来愈少了。
当然，虽然产品到〔量减少，可是它们的价值却未必减低。
因为，按照李嘉图著名法则，
产品的价值总是受生产这种产品所用去的劳动量支配的。
所以,如果以前十个人能生产一百八十夸脱小麦，
而后来十个人的劳动只能生产一百五十夸脱小麦,
则现在的一百五十夸脱小麦，其价值就要与以前一百八十夸脱小麦的价值相同，
因为在二者之中，都具有相同的劳动量一就是十个人一年的劳动。
这样,现在一夸脱小麦的价值自然要上涨了。
这样就提高了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值，结果工资也一定要跟着上涨。
但是减少了的生产量代表同量的价值,如果从中要付与劳动者较高的工资，
剩下来的利润自然就要少了。

他说:"为证明这种原则，假定一桶新酿的酒，价值五十镑，把它放在地窖里，
在一年以后价值五十五镑”，
问题是这增加的五镑价值是应该视为五十镑资本封闭起来时间的补偿呢？
还是应该视为实际投放在酒上的追加劳动的价值呢？
麦卡洛克是采取后一观点,由于这一最满意最确切的理由,
只有未成熟的酒才能发生价值的增加,因此在未成熟的酒上能够产生，
已经成熟的酒是不会这样的。这在他看来“无疑地证明了:
在这期间,酒在地窖里增加的价值并不是时间的报酬或补偿，
而是因为酒上发生了效果或变化。时间自身不能产生任何效果，
它只能供给期间使真正的有效因素能够发生作用，所以很明显，
时间与价值无关”。

生产力学说

物质生产力表现在产品数量的增加上,或者表现在产品质量的改良上。
我们可以举罗瑟(R osier)有名的例子来说明：
“假定一个打鱼的国家，他的人民没有土地私有权，也无资本，
裸居在穴洞里,靠两只手捉退潮后留在水塘里的鱼去维持他们的生活。
假定所有的工人全是一样,每个人每天捉三条鱼，吃三条鱼。
现在有一个聪明人，他限制自己每天只消费两条鱼,继续有一百天，
这样他省下了一百条鱼，他就靠着这些储存起来的鱼来生活，
而使用这期间的全部劳动力去做成一条船和一片网。
由于这种资本的帮助,他一天就可捉到三十条鱼了"。


1）资本有生产财货的能力。
2）资本用在生产上，比没有用资本能生产更多的财货。
3）资本用在生产上，比没有用资本能生产更多的价值。
4）资本有能够生产多于他自身价值的能力。

人类所能生产的不过是物质的形状、样式和物质的组合，
因此也就是东西和财货。这些财货自然可能是有价值的财货，
但是它们并不是生来就有价值，价值不是伴随生产而生的东西。
财货有价值总是先从外界得来的—— 从经济界的欲望与满足得来的，
价值不是发生于财货的过去，而是出自财货的将来。
价值不是来自制造财货的工厂，而是出自财货所要满足的欲望。
价值不能像铁锤一样冶炼出来,也不能像被单一样可以纺织出来。
如果能够这样，我们的实业界也不至于发生可怕的我们叫做恐慌的动荡了，
恐慌的原因只是由于财货的数量得不到预期的价值。
生产所能做的，不过是生产财货，希望按照预期的供给与需求关系,
财货能获得价值。这可以和漂布人的活动相比。
和漂布人把麻布放在日光下一样，
生产在能够有获得价值希望的东西和地点上发挥它的作用。
但是这样并不能创造价值,正如漂布人不能创造日光一样。

第一，资本的大生产效用会增加对资本的经济估价，
于是它的价值便会与预期产品的价值相同;
例如弓箭当他们存在的时期能多得一百只鸟，它们的价值也就是一百只鸟的价值。
在这种情形下，猎人为着能更新消耗的工具,
必须给予工具制造者全部剩余报酬一百只鸟（或者一百只鸟的价值），
这样就没有东西剩下来，去支付出借工具人的剩余价值或利息。

“资本能供给自然力量,这种自然力量虽然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
但只有靠资本的帮助，才能常常用到某种生产上。
不是每个人都有支配这些自然力量的工具。
资本很小的人，他只好替由于自然力量而拥有多量资本的人工作。
照这样说来，自然力量的使用如果经由资本的媒介，
就不是自然无偿的恩惠物，而是一种交易。
一个人若没有资本，他就必须把他的劳动产品一部分给予资本家,
以便使用这种自然力量。所以,资本生产价值，
但是他在生产上所担负的任务与劳动在生产上所担负的是完全不同的。

劳动学说

劳动者对于生活资料的需要,较之资本家对于劳动的需要迫切得多。
劳动者需要生活资料，为的是维持他的生活，这是一天都不能缺少的,
而资本家需要劳动，目的是在获得利润,稍微晚一点也毫无关系。
所以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交涉中，劳动者处于一种极不利的地位。
其结果，劳动者无论工资多少，只要能够维持最低生活，
便得接受工作，因此因分工制度而增加的生产,
大部分都归了资本家。

“这种强迫手段的原始形态，就是奴隶制度，而奴隶制度的发生，
则与农业和土地私有制度同时。当时在劳动产品中生产这种剩余的劳动者是奴隶。
奴隶属于奴隶主，奴隶的一切产品因之也属于奴隶主。
奴隶主给予奴隶的东西数量极小，刚刚足以维持奴隶的生活，
使他们能继续为他劳动。如果一国中所有的土地，
同时所有的资本都变成了私有财产，那么，
私有土地与私有资本便要对于劳动者实行同样的强迫，
甚至对于已经解放的奴隶与自由的劳动者也是这样。
因为:第一，其结果和在奴隶制度中是一样的，劳动产品并不属于劳动者，
而是属于土地与资本的所有者。第二，劳动者一无所有，
眼看地主与资本家握有种种的工具,也只好将劳力卖给他们，
取回一部分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借以维持生活，换句话说,
也就是使他们自己能够继续劳动。
所以奴隶制度虽然已为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契约所代替，
可是这种契约只是表面上的自由契约，实际上一点都不自由；
因为饥寒成为鞭子的代替品了。在奴隶时代，主人供给奴隶的伙食。
在自由契约时代,雇主给予劳动者以工资。”

从企业家方面看来,租赁费和利息是合法的，可是从劳动者方面看来，
它们都是非法的，因为归根结底，它们都是由劳动者支付的。

仔细的读者，必能从这种叙述里认识出罗伯搭斯在他的
利息学说中所提出最重要的理论:
财货的价值是由它的劳动量所决定的;只有劳动产生一切价值;
在工资契约上，工人所获得的价值低于他所生产的价值，
而工人为生活所压迫又必须接受这种契约;资本家把剩余价值据为己有，
结果这样获得的利润就是劫夺他人劳动的产品了。

剥削学说虽然内部充满了缺点,然而过去和现在还都有人深信它,
这件事，据我看来，似乎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这种学说把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情感的问题。
我们大都是易于相信我们所愿意相信的东西.因为劳动阶级的情况太可怜;
一般慈善家都希望它能改善。在事实上，的确有一部分利润来源不甚正当，
每个慈善家希望这种利润来源归于消灭。一种劫富济贫的学说，
总是容易使人感动。因此许多本来是富于批评能力的人，
一见这种学说，便消失了批评能力，而乐于接受。
同时我们也知道这种为穷人说话的学说，最易吸引一般的群众。
说到群众，他们对于批评当然毫无兴趣，他们的思想只是以情感为依归。
剥削学说虽然是错误的,可是很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他们相信它;
而且即使这种理论更糟些，他们也是会相信的。

《1962适应与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适应与进步

自然选择的另一个常见后果是对于种群长远利益的促进。
这一例子，如在鹿群中善于奔跑能力的维持。

霍尔丹曾举出下述例子,如借助于分类学上一组小小的昆虫群体作为媒介，
花的高度分化有利于高效的授粉过程的进行，但它容易走向灭绝，
这种灭绝正是由自然选择所带来的。
此外，精致的进攻手段、引人瞩目的色彩装饰和雄性求偶时炫耀行为
的产生，也许有利于雄性在竞争中获胜，
但这些特征由于浪费和损害了身体的资源以及在性冲突中使捕猎者有机可乘,
从而降低了种群的适合度。也许个体在体积上的增加就会导致数量上的减少，
这也带来了灭绝。
由自然选择所带来的数量上减少的一个优秀例子是某种蚂蚁群体中奴隶蚁的进化。

对于它们所生存的多雪环境来说，北极熊的白色外衣是必须的。
白色被选择所偏爱是因为暗色的个体不能生存。

一只老鼠能撤退到一个洞里以避免被一只猫所捕获，但是，
一个种群不能撤退到一个边缘生境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利。
这样一种演变模式,
仅可能是在进化着的种群中个体遗传物质差别的次生效应。

当竞争并不激烈时, 自然选择也许倒是最强烈的。
请看在一个实验种群中一条典型的生长曲线。假设在这一种群中，
当生存的需求过度地存在时，
遗传变异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有利于吸收食物用于生殖后代。
于是，在种群增长的最初阶段，当食物的存在是充裕富足的时候，
将存在强烈的选择作用。而当食物竞争变得强烈时，
上述的遗传变异将不再体现,于是选择中止。

自然选择，生态学和形态发生

一个狐狸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为狐狸种群的下一代做出贡献。
一个兔子的目标就是为兔子种群做同样的贡献。
两者所用的策略都不是为了刻意去挫败对方。
然而，在战术的层次上，狐狸目标的达到也许需要兔子的死亡，
这一事件就损害了兔子的利益。在战术的层次上，
这些生物体经常会影响另一方的目的，尽管它们的长远策略还是独立的。
只要一个生物体的防御机制在有效性上受到极大的削弱，
它只能走向死亡、在生物圈中、它就会迅速地消失。
仅仅只有一个无生命的地球才会真正表现出游戏理论中大自然的那种行为，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死的物体能持续很长的时间。

由于大脑中的神经和心理活动使得一个猴子花大部分时间呆在树上。
然而，就理论上的重要意义而言，选择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
在大海中，游隼大多漂浮在水面上而金枪鱼则游在它们的下面。
这部分也许是由于心理因素所确定的，对于游隼来说，它要寻求空中的环境，
而金枪鱼则要寻求一个水下的环境,但心理因素显然不是全部的解释。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
通过指导形成具有内部的气囊和外部的防水羽毛这样一个体质构造,
游隼基因选择把时间大量地花费在海洋的表面。相似地，金枪鱼基因，
由于将动物所要承受的重力如海水看作是一种负担，
从而放弃了深海之中的生境。对于这两者来说，
已选择的环境对于发育施加了影响,这些影响在正常情况下是有利的。
游隼和金枪鱼在它们所选择的远洋环境中生长和成熟,
但在对方的环境中它们都不能长久地生存。
既然生态环境是在发育期间主要被体质所选择，
既然这种选择是针对最合适的环境,
我们就能够说对生态环境的选择是发育的正常机制的一部分。
对于大气中的氧的利用是随着线粒体的产生而在遗传学上得到确认的。
两者都是基因型与不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发育不可能被理解为一个自我包容的活动，而是一系列的事件，
其中生态环境的某些部分形成了整个系统的特定成分。
这不仅仅是在修辞学的意义上才说，生物体和环境是一个整合系统中的组成部分。
“环境的适合度”是一个具体的存在，
但仅仅是因为生物体从一个宽泛的可能性中选择了它自己的有效环境。
这一选择被谨慎地做出以便提高主要基因的生殖能力。
体质的演替和所选择的生态龛是为基因服务的工具和战术。

一个幼鸟，既能够飞行，又没有生育的责任要完成，
就能享受到非常低的死亡率。因此这就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阶段，
促使迅速发育的选择将会极大地松弛下来。

群体选择

因为当我们看见一个成体动物或植物时,
我们判断它是健康的和富有活力的，并且我们知道它还会产生健康的后代，
我们就认为它在当前是成功的。在一个种群中，
也许对于健康和富有活力不存在可以比较的特征，以至我们可以说，
它在当前是成功的，因此也可能是适合的？

遗传系统中的适应

假设在一个人类种群中，其中男孩子的数量是他们女朋友的两倍，
任何一无所有的人，只要他拥有女儿，
就有了一种将带给他重要进化优势的适应性。
当这种进化优势越来越流行时，作为自然选择的一种结果，
它将变得越来越少有优势。
当这种优势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青春期的性比例趋向于持平时,
它就完全失去了适应意义上的重要性，从而成为选择意义上的一个中性性状。
仅当一个种群自身失去平衡时,性比例才作为一种个体适应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这可能是一种不常见的情况。在大多数种群中，
既不是个体的性别也不是他后代的性比例,
会对他的繁殖成功带来任何影响。

生殖生理学和行为

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明白，个体生殖成功的最大化将受到生育力的限制。
即使一个成年绦虫也会为了营养需要而耗费它的某些资源。
如果它不顾身体状况去生产配子，也许它能增加今天的后代产量，
但是，它将失去明天以及以后的全部生产能力。
仅当它活不到明天时，耗去所有今天的贮藏才是有利的。
正如任何其他的生物体一样,绦虫还能很好地说明另外一条原理。
仅仅只需把释放到其寄主肠中的卵（实际上是休眠的幼虫）
的平均大小减少一半，这时，耗费同样的资源，但生育力却可提高一倍。
然而，这样的偷工减料将使得每一个幼虫的平均生存率减少一半以上，
因此，生育力的增加就意味着生殖成功的减少。
我想在绦虫中卵的大小应是在生育力和生殖成功率之间的一种最佳平衡。

有关这条原理的一个非常富有启发性的例子,
这就是合子数目的最佳值与为每一幼体所能提供的资源有关,
这一现象曾被拉克所讨论。他显示，在数个鸟类物种中，
一次所孵卵的数目若是高于平均数，
那么，所得到的会飞的幼鸟数就会低于平均数。
相似地，一次所孵卵的数目若是低于平均数，所得到的会飞的幼鸟数也会低于平均数,
尽管这时每个合子的成功可能性或许更高。
种群平均数就是在正常条件下所得到的最多的会飞的幼鸟数。
这一现象—— 平均生育力大大地低于每一对父母所产生的合子数—— 
明显地来自于这一事实，即当卵受损时，它们容易得到补偿。
生育力显然根据双亲所能抚养的幼体的数目被调整至最佳值。
一次所孵卵的数目若是高于平均值，就会导致每个雏鸟的营养的减少，
于是，总体的生存率反而更低。

正如拉克所指出的,建立在这个观点基础之上的误解依然存在，
这就是认为生殖是根据种群的需要而被调节的。
他举出一个流行的说法：在物种中，因为有高的雏鸟死亡率，所以,
双亲才非常多产以便补偿损失。
相反，在幼体阶段具有低死亡率的物种不需要是多产的，
因此它们就有较低的生育力。

在生育力和死亡率之间肯定有一种相关性，但是，我支持拉克的解释，
其中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与通常所认为的正好相反。
有着较高死亡率的物种正是它们高的生育力的结果。
相反，低的死亡率是低生育力的结果。

死亡率取决于生育力有两个因素。
首先,无论哪个学派都得赞同这个决定种群规模的因素没有一个物种，
不管它是多么地适应和成功，能在一个有限的环境中无限地增长。
或早或迟，环境的承受能力将达到极限，
或某些其他的因素将阻碍这种增长。

第二个因素是双亲所能提供的资源本身就有限。
在物质和精力上它们仅能提供有限的量。如果幼体是少得可怜，
它能够为其中的每一个提供大量的食物、保护和其他的便利。
如果幼体有许多，它就只能为每一个提供非常有限的资源，
以使这些幼体能够应付将受到的危险和压力。
上述的差别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不同的死亡率。
拉克的工作提供了一个优秀的例子来说明减少每个合子的资源如何会导致死亡率的增加,
这个现象显然具有普遍的意义。拉克在其他的群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例如，在哺乳类中，他发现至少在一个物种中，
死亡率会随着胎产下的幼仔的数目的增加而增加，最大的生殖成功率，
其一胎产下的幼仔数目肯定要小于最大值。
他还指出，许多动物能够根据食物的供应来调整其生育力。
这种能力尤其体现在群居昆虫中。

我发现在鸟类中胎生的缺乏是极为神秘的事情。
在许多物种中巨型蛋的高死亡率表明，鸟类能够极大地从胎生中获得好处，
即使生育力会大大地降低以便胎儿的重量不会严重地影响飞行。
考虑到在繁殖习性和种群结构上的极大不同，
我认为胎生至少是有利于某些物种。
也许鸟类正是由于缺乏某些重要的预先适应，
那正是早期的哺乳动物所具有的，从而无法克服胎生所面临的免疫学障碍。

也许在某些昆虫中胎生的缺乏是由于随之而来的生育力的减少,
因为使幼体在体内发育到高级的阶段当然会影响生育力，
这一点确实符合群居昆虫的情况。
如果一个蜂王不得不在自己的体内筑巢和喂养其每一个后代,
直到它们成为一个幼虫或甚至到达一个高级的胚胎阶段，
就不可能具有如此旺盛的生育力。

胎生的根本好处是它极大地减少了损耗，
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损耗严重地影响发育的最早期阶段。
昆虫，尤其是群居昆虫，典型地在有保护的生境中产卵，
其中所冒的死亡风险甚至要低于成体本身。
这个因素也许使胎生的选择优势不再存在。
如果这是真实的解释，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显示，
那些已经变成胎生的昆虫就是由于在卵阶段处于缺乏有效保护的生境之中。

在鱼类中，就有一系列相关的例子。太平洋鞋鱼仅产卵一次，
在它们中，我们确实发现这一情况，
由于对生殖功能的过度强调以至于损害了双亲的身体。
它们中的某些，承担了最长的迁移路程，
已知的有鞋鱼或任何溯河性鱼的其他群体。
在准备产卵的过程中，消化系统会萎缩以至于使得以后的生存不再可能，
但是，这种萎缩却为配子提供了物质和空间,并且还卸去了鱼的多余重量，
因为在它的逆流旅行中，这种负担对于单纯的生殖功能来说是不必要的。
雄性的鱼的口部也经历了变化，这种变化有助于它在争夺雌性的战斗中取胜，
但是却不利于它有效地去完成摄食功能。
为领地和雌性而竞争的雄性的好战性与其体枳相比是极不相称的。
在这些鱼中,为生殖而付出努力的极端例门音楚地表明，
这将是它的最终一个机会。
终生一胎动物的生活史的起源是衰老进化的一个方面。

对于一个雌性哺乳类来说,失败也许就意味着体质虚弱或是数个月时间的浪费。
怀孕期间的不便和额外的营养负担增加了它被捕获的危险，
也减少了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或者还有其他的风险。
即使雌性成功地忍受了这些压力和危机，它还是可能会失败，
如果其幼儿在断奶之前失去的话。
雌性进入生殖角色）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生殖努力之中。
自然选择以这种方式来调整雌性生殖行为，
仅当成功的可能性处于某种不可能被超过的最高值时，
才会承担起生殖责任。

于是，雌性传统上的害羞行为就是一种适应性的机制，
正是通过这一机制，它能挑选出理想的时刻和对象，
以便承担起母亲的资格。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是将要使之受精的雄性。
雌性的优势正是表现为能够挑选出最合适的雄性来做它孩子的父亲。
特别优秀的雄性就会倾向广有特别优秀的后代。
求偶的功能之一就是做广告， 一个雄性借助于此炫耀，它是多么能干。
对于雄性来说，它的充分发育的第二性征,尤其是求偶行为，
必定要有足够的健康和营养作为保证、这就说明它在遗传学上的素质是合适的。
其他重要的合适特征表现为占领和选择一个恰当的筑巢地点和大的地盘的能力,
打败或者威胁其他雄性的能力。当把白己托付给-一个具有这些合适特征的雄性时，
一个雌性可能正在促成其自己基因的生存。
其间不可避免地就会存在一种性别的进化之战。
在一个特定的繁殖季节，如果一个雄性企图完成生殖任务,
它的优势就是它必须要有高度适合的特征，哪怕这是一种假象。
如果一个弱的、毫无资源可言的雄性成功地哄骗一个雌性与之交配，
它根本就不失去什么， 它可能已经成功了，
一个雌性的优势恰恰表现为能够告诉一个雄性，
仅就假装这一点而言，它确实是合适的。
于是，在这样一个种群中，
是因选择将导致一个雄性具有熟练的推销术，
而一个雌性却具有与之抗衡的完善的抵抗销售和区分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有性生殖中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两种性别后代的生存，
因此与集体生殖有关。当一头母牛为其牛犊哺乳时，
这不仅促进了它自己的基因的生存，而且也促进了公牛的基因的生存。
它本身的基因中仅有一半体现在牛犊上。
不过，对于一头母牛来说，有性生殖是惟一可能的类型。
为了其基因能得到生存,它还必须同时为某些竞争对手的基因提供生存条件。
性别的起源问题和这种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完善的生殖类型的演化已在第五章中被讨论。
无论如何，哺乳很容易被解释为是雌性哺乳动物为繁殖自身而做出的一种努力。

有许多水生生物，如鱼和无脊椎动物，
它们大量地聚集在一起产卵。
然而，我并不认为在这些群体中已存在一种适应性的有机结构,
它们只不过是在功能上毫无分化的个体的集合而已。
我推测，个体加入这个集体是因为在那儿它的配子将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得以受精，
或者说这要比它们在其他地方撒种更可能受精。

社会适应

群居性昆虫典型地存在于这样的群体之中,
其中双亲的一方或双方与不同年龄的若干子代生活在一起。
较年长的子代帮助哺育较年轻的子代，或者完全接替了这个责任。
最引人注目的进化是在更高级的昆虫社会中，
其中大多数的子代（工蜂或工蚁以及其他的奴隶等级）是永久不育的。
假定这样的社会是从家族群体进化而来，在家族群体中，
双亲是在永久性的巢中哺育它们的幼体，并试图同时去照料不同年龄的个体。
在这种情况下，较年长的子代也许会去帮助它们的弟妹，
从而对这个家族的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然它们付出了非常有限的自我牺牲。
能够强化这种行为的基因将是有利于被选择的，
因为假定这种帮助通常有益于具有同样基因的其他个体。
奴隶般地为双亲的生殖任务服务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用一天的时间额外地帮助一个白蚁蛹，
就是在挽救群落中许多更年轻和更无助的成员的生命。
要说明高级社会中工蚁和兵蚁的永久性不育的起源、必须考虑到这一时间因素。
贡献一天的时间进行奴隶般劳动的一个基因，可能会降低少年期的适合度,
因为它多付出了这额外的一天、它也许正好在这一天会被杀死、
而它还未来得及繁殖，因为它将食物、能眼和其他资源用在了别处，
但本来这些东西是可以为它自巳的生殖提供服务的。
然而,只要这个被帮助的个体能够成熟、工蚁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它的基因获得了实质性的增加,
因为与它相同的基因已存在于卮代的个体之中。

个体的适应性反应所带来的统计结果,我相信正是它构成了所有群体行为的基础，
不会必然是有害的。相反，它经常是有益的，比不利之处更多。
这样一种益处的例子就是在寒冷的冬天里,
哺乳动物或鸟类紧密地围成一个群体有利于热量的维持，
但是如果假设兽群的形成就是为了热量的维持，
这不会比假设它就是为了传播疾病有更多的理由。
在冷天，一只老鼠倾向于挤在群体中的行为是为了使它自己的热量损失最小化,
这不是该群体的行为。在从它的邻居寻找热量的过程中，
它也同样把热贡献给这个群体,因此，
这种集体性的热量就成了一个更强的刺激，引起其他的个体产生同样的反应。


当母鸡的群体刚形成时，会发生更多的战斗和其他的明显竞争。
随着等级次序的建立，这种竞争会明显减少并且变得更为仪式化。
随之而来的是，它们的平均生长速度有所增加，
通过测定食物消费和产卵就可证明这一点,
显然这是由于每一个母鸡减少了公开竞争中时间和能量耗费的结果。

其它假设的与群体有关的适应

利奥波德（Leopold） 对于衰老的进化和生态学意义提出了某些新的见解，
他特别提及高等植物。他的观点是衰老应当被看做是植物生命周期中的一种适应，
我相信，他的推理的大部分是有效的。例如，他令人信服地指出，
树叶的衰老是适应性地与它们对植物的有用性相关的。
当最早的树叶被形成时,它们总是往高处长以便更好地接受光照，
但是，随着新生枝条的生长，它们就被更新的树叶所遮蔽，
光合作用的效率有所降低。
于是，植物就做出重新部署，将营养从老的枝叶转向新的树叶，
在那儿它们能被派上更好的用途，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老树叶的用途。
当一棵树叶的贡献不足以补偿维持它的代价时,
植物就会尽可能地在更有效的地方进行代谢，并最终脱落现在已无用的部分。
然而，利奥波德所得出的一般结论却是错误的，因为他把这整个顺序看做是衰老。
通过重新部署，使物质的用途最佳化，这明显是一种适应性，
它与通常所认为的衰老过程正好相反。老树叶的退化和脱落是衰老而不是适应。
它反映了物质和能量的一种可观的损失,
这是对于物质的一种适应性分配所付出的代价，
而这种代价是完全值得付出的。

同样的说法也被用于整个植物躯体的衰老。
利奥波德坚持认为,整株植物的衰老使得植物能够用一种适应的方式
与季节变化相协调。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有必要再次强调，
在一种将被获得的正面目标的意义上,
一棵一年生杂草的季节性死亡不是一种适应。
它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
完成迅速的形态变化并使越冬种子贮存的生存率最大化。

任何种类的衰老，在我看来，对于所涉及的个体而言,都是一种损失。
它在生活史中的存在不得不在此基础上做出解释，即它允许一种进一步的生长，
为此值得付出此种代价。仅在此意义上，衰老能被看作是适应性的，
因为正面利益的某些特征没有它将是不可能的。
例如，如果一棵多年生植物没有进化出一种允许抛弃它的某些叶子的适应性状,
它的生长将受到严重的阻碍，它的成功可能性也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为了达到生物学的目标而诉诸于生理学牺牲的可能性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然而，在分析这种关系的进化时，一个人必须谨慎地将目标与牺牲区别开来。

有一个这样的例子，青蛙鸣叫是为了有助于它们的同伴发现水，
在最近的专业性作品中，这还被看作是一种新的概念。

如果一个动物所得到的食物勉强仅够维持其生存，可以想象，
它会采取下述两种方式之一来行事。
它可能用其中的部分食物来产生配子，因而就会忍饥挨饿甚至死亡。
而它的死亡将使得其他个体有更多的食物可以利用，于是，
这将倾向于减低它们的死亡率。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适应性地调整生育率使之与食物供应相平衡。
这就是说，仅有勉强够用的口粮时,
动物也许就会完全停止生殖以首先维持生存。
这两种选择方案，作为一种物理学上的必然性，
就会导致一个有限种群的存在。
生育力与食物供应的平衡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是适应的。
它允许动物有可能生存到以后的某个更繁荣的时刻。
然而，从种群的角度来看，
这种适应既不能促进也不能抑制物理学上不可避免的种群规模的调整。

当一只鸟正在寻找筑巢地点并且不断碰到其他个体的区域性展示时，
显然它正处于一个高密度种群的范围之内。
这时，适应性的反应就是转向更不拥挤的区域。
当其他合适的地方被发现并且没有其他竞争者在此炫耀它们的优先权时,
这只鸟也许就会占据这个区域作为它自己的领地。
在这以后，维持低密度种群的优势就会变得很重要。
于是，这只鸟就开始了它自己的区域展示活动，
从而打击了潜在竞争者觊觎其已占区域的勇气。
一旦一只鸟已经暂时占领了一个区域,
它就具有了赋予那个特定区域以特殊价值的一种法定权利。
在居留期间，它会获知该区域重要的地理学特性、安全地带、
水和食物来源以及其他筑巢生境的特定位置。
它也许会在巢的构造方面付出时间和努力。
它寻找该区域各种用途的动机要比一个赏识它的新来者的动机更强烈。
因此通常总是观察到，在与侵入者的冲突中，该区域的占有者几乎总是赢家。
已经指出，如果区域展示不能吓倒一个入侵者的话，
这时，它的效果总是取决于诉诸有效武器的可能性。
在维持仪式化的有效性和减低冲突形式的破坏性方面，
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甚至小的鸣鸟在偶尔发生的冲突中也会受伤或死亡。
不过，即使没有破坏性的战斗，正常情况下，
在不拥挤的区域中筑巢也有可能保证入侵者
从已做过仪式化防备的地盘中撤退。

动物中的区域性并不是为了在它们的占有期间为子代准备食物，
例如，许多鱼类、鳍足动物、海洋鸟类，而应理解为是对于某些其他资源的保护，
诸如一个筑巢的生境或是一个妻妾成群的后宫。
从求偶仪式的竞争中获得的特权是守护一个大的区域所可能得到的利益。

适应的科学研究

人类的一种原始本能，即偏爱甜的水果，
正常情况下就会导致人们去吃成熟的和有营养的东西，
尽量避免生的或腐败的东西。但同样的本能也
导致我们中的许多人去消费更多的糖果而不是成熟的水果。
一个雌性的棘鱼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它能忍受它的配偶的突出的红色体型的话，
这就是一种很好的适应行为。因此，它偏爱奇形怪状的夸张的体型,
而不是那些具有更正常的颜色和比例的体型。
这种对于超越最佳刺激的偏爱反映了经济学适应的存在，
亦即它们偏爱更昂贵的东西。

威廉斯也一再强调,
必须把功能与偶然的结果相区分。以蚯蚓取食为例，由于蚯蚓的取食活动，
所达到的总体效果是改善了土壤的品质，
但改善土壤决不是蚯蚓取食所体现出来的功能,
它只是取食行为的偶然的附带的结果而已。

《认识我们的宇宙：行星、恒星、星系》

地球

极区覆盖着厚厚的冰层，沿着赤道是大片的沙漠、草原和茂密的热带丛林。
在温带地区，绿色的森林环绕着由火山或板块运动挤压形成的山脉。

利用计算机模拟和抽取月球岩石样本，
天文学家推测45亿年前地球被一个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从上图开始），
撞碎的物质形成了月球。

当这个天体撞击地球时（上图），被撞掉的物质首先形成一个由熔融岩石组成的环，
然后融合在一起，最后聚集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月球。在太阳系早期，这样的碰撞频繁发生。

大约45亿年前，一个约火星大小的天体猛烈地撞向地球，
使地球的自转轴倾斜了23.5°。这次碰撞把地球撞掉了一大块。
它先变成无数碎片，然后形成一个巨大的、围绕地球的环。
这些依然炽热、熔融的碎片很快又聚集成团，形成了月球。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月球与地壳的化学成分几乎完全一样。

月球的形成使地球的转动趋于稳定，这非常有利于地球上生命的生存。
如果地球垂直转动，赤道将会比今天热很多。
我们也不会有四季变化，气候也会变得异常严酷。

与地球一样，月球也有山脉，它们大部分位于大型陨石坑的边缘，
这是由于小行星的撞击而被突然抬高形成的。
最令阿波罗飞船上的宇航员惊讶的景象之一，是月球上的山脉不是陡峭、
参差不齐的，而是平缓且呈弧形的。由于没有大气，
月球的地面上只有黑色的影子，不像地球上的阴影是浅灰色的。
并且没有诸如电线杆那样熟悉的物体作参照，
所以站在月球上的宇航员无法分清山脉的大小和远近。

很久以前，人们在观察天空时注意到星星能组成不同的形状和图案。
他们将星星连接起来，把它们想象成天上的人或动物，
用星星描绘传说中的英雄和怪物。

望远镜像一架时光机器，因为它能让我们看到过去的事物。

恒星的诞生和死亡是相互联系的。
当恒星死亡时，它们的残骸与其他恒星的残骸混合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形成新的恒星甚至是新的太阳系。


你也许认为质量大的恒星会活得更久，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燃料。
实际上，质量大的恒星燃烧得越快，寿命反而越短。
质量大的恒星只能活几百万年，而较轻的恒星能活几万亿年。

恒星的质量决定了它其他的性质：它有多热、是什么颜色和能活多久。
大质量的恒星炽热，呈现蓝色，而小质量的恒星冷，呈现红色。

旅行需要大量昂贵的燃料，长时间的失重会使人的骨骼和肌肉变衰弱。

《1770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1.如果把土地这样地分配给一个国家所有的居民，
使他们每一个人恰好拥有维持他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土地，而毫无多余，
那么，显然,既然大家都处于同等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人愿意为别人工作。
同时，任何人手里也不会保有可以用来偿付别人的劳动的东西；
因为既然每一个人仅仅拥有为生产他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土地，
他必然会把他的全部收获都消费掉。
而不会有任何可用以交换别人的劳动的东西。

2.一个拥有只适宜于种植谷物而不能生产棉花或大麻的土地的人，
就不会有可用以蔽体的布匹。
另一个人可能拥有一块只适宜于种植棉花而不能生产谷物的土地。
第三个人可能没有取暖用的木柴；同时第一个人可能没有充饥用的谷物。
经验很快会使每一个人知道他的土地最适宜于哪一种产品，
从而他也就专门种植这一特殊农作物,以便通过和邻居交换而获得他所缺少的东西；
他们每一个人都做过这种考虑以后，
他们就都会只种植最适宜于他们的土地的农作物，
而不再种一切其他的东西。

3.我们时于每一个人的一切其他需要都可以这样说。
如果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靠他自己的土地和
他自己的劳动来满足他的一切需要。
那么，他就会花费掉很多的时间和力气,而且在各方面都得不到好的东西,
同时他的土地也会耕种得很坏。

4.农人能够从他的土地上获得最大可能数量的产品;
通过剩余产品的交换,
他可以比用自己的劳动来生产时远为容易地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其他东西。
鞋匠为农人制鞋.便获得后者的收获的一部分。
每一个工人都为满足一切他种工人的需要而从事劳动，
而各种工人也就为他而劳动着。

6.只有双手和辛勤劳动的单纯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
就一无所有。他可能或多或少地以高价出卖他的劳动;
但是，无论这种价格是高一些或低一些，都不能完全由他本人来决定;
这是他同那个购买他的劳动的人双方协议的结果。
后者尽力压低这一价格；由于他有一大群工人可资挑选，
他便优先选用那个讨价最低的工人。

9.让别人来耕种他的土地，不会是一件安全的事情,
因为一个费了力气来耕种土地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全部收成并不都归他所有。
而且，在这个早期的年代里，
由于每一个勤劳的人愿意要多少土地就可以得到多少土地，
因此他也就绝不会想去为别人耕种土地。
每个土地所有者都必须亲自耕种他的土地，否则,他就必须根本放弃它。

12.一个体力较强、工作较辛勤、对未来较为关心的人所占领的土地，
比一个性质与此相反的人所占领的要多些。
一个家庭人口较多的人，由于需要较多，由于可供支配的人手较多，
进一步扩大了他的产业；这里就出现了最初的不平等。
所有的土地并不是同样肥沃的；两个拥有同样大的土地面积和同样多的劳动力的人，
从土地上得来的产品数量可能很不相同；这是不平等的第二个原因。
当土地由父亲手里转移到子女手里的时候,
往往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寡把土地分成若干或大或小的份额；
在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过程中,有时这些遗产要更进一步地再行分割,
有时则因有些宗支绝嗣,又重新归并起来；
这是不平等的第三个原因。有些人聪明、活跃而且最重要的是节俭，
另外一些人则懒情、死板和浪 ;这二者之间的差别是不平等的第四个原因，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疏懒而不为将来打算的土地所有者，耕种得很坏，
在丰年里把全部剩余随意浪费掉.即使遇到最小的意外，
也得求助于比较勤谨的邻居，靠借贷生活。
如果由于新的意外事件的发生.或是由于他继续地疏忽下去，
他就无法清偿债务；在他不得不再举债，
他最后绝不会有其他的办法，只好把他的地产的一部分，甚至全部。

16.土地耕种者和工匠这两个阶级彼此之间有许多类似点，
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的成员都没有收入，都靠工资生活，
这种工资是从土地产品里付给他们的。二者还有这样一个共同之点：
它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它们的劳动和垫支的代价，
而两个阶级的这种代价差不多是相同的；土地所有者和那些耕种土地的人讨价还价，
希望尽可能地少给他们一部分产品，正像他和鞋匠讨价还价，
希望尽可能以最低的价格购买他的鞋子一样。
总而言之，土地耕种者和工匠所得到的东西都不可能超出他们的劳动报酬。

21.在社会刚刚开始形成的时期，要想找到愿意耕种别人土地的人，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时土地还没有被人全部占领，
所以凡是愿意劳动的人都情愿开垦新的土地,为他们自己耕种它们。
这与人们在所有新殖民地里所处的情况是大体相同的。
因此，强暴的人就想使用暴力来强迫别人为他们劳动；于是他们就有了奴隶。
从这些不侵害人类的一切权利就无法把别人变成奴隶的人那里，
奴隶是不能希望得到正义的。
然而自然规律仍旧保证他们可以从他们使土地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取得他们的份额.
因为他们的主人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必须养活他们。
可是这种工资只限于最低的维持生命的必需品。 

22.因此，当人们集合在一起而组成大型社会的时候，
便不会再有足够的奴隶后备军来代替农业方面已经使用得不堪再用的奴隶。
虽然人类劳动可以用兽力来补充，可是总有一天土地再也不能利用奴隶来耕种。
那时，奴隶的使用将只限于家务劳动；到了最后，这种制度必然会全部消灭，
因为随着各个国家变成文明国家，它们在战俘的交换方面可能达成协议。
由于每一个人对于摆脱沦为奴隶的危险都极端关注，这种协议便更易达成。

28.
我已经列举了五种不同的使土地所有者本人能够不从事耕种
劳动而利用别人的双手来使他们的土地提供收益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由领取固定工资的雇工来耕种。
第二种方法是由奴隶来耕种。
第三种方法是在缴纳地租的条件下出让土地。
第四种方法是把农产品的一个固定份额—— —通常是一半 一
分给土地耕种者,而由土地所有者负责垫支耕种方面的费用。

第五种方法是把土地出租给农业经营者，
由农业经营者垫支耕种方面的一切费用，
并应许在议定的年限以内向土地所有者缴付一种固定不变的收入。
在这五种方法中，第一种开销太大,很少被人采用；
第二种只能在那些仍然是愚昧而野蛮的国家里实行；第三种。
其说是一种从产权上获得能够得到的东西的方法，
不如说它是以取得土地留置权,为条件而交出产权，所以，
原来的土地所有者，确切地说，只不过是新的土地所有者的债权人。

最后的两种耕种土地的方法是被人们采用得最普遍的方法,
这就是说，在贫苦的地区里由对分仙农来耕种土地，
在比较富裕的地区里则由农业经营者来耕种土地。

38.例如，很显然，一个拥有一匹布的人，
当他需要谷物的时候，
必然会比一个拥有同等价值的一桶葡萄酒的人更仃把握地换得一定数量的谷物；
因为葡萄酒这种东西可以遭受无限多的意外事故，
使人在瞬息之间失去它的全部价值。

41.据说，最初铸造的铜币所代表的就一只羊的价值，
所以上面铸着一只羊的形象；
pecunia（货币）这个名词的来源就在于此，
它是从 pecus（牲畜）这个字衍化出来的。 

42.在一切商品中，黄金和白银这两种金属，是质量最便于鉴别、
数量最易于分割、能永久保存而不变质、
能以最低廉的运达把它们运输到一切地方去的东西。
凡拥有某种剩余商品而暂时又不需要用别的商品的人，
都会急于把剩余商品换成货币；
拥有货币比拥有其他任何东西更能使他有把握地
在他需要的时候取得他所希望得到的商品。

44.一切金属都可以当做货币使用。不过那些非常普通的金属,
由于体积大而价值小，就不便于在日常交易中使用。
铜、白银和黄金是人们经常采用的仅有的几种金属。
除了某些还没有能够从矿藏中或从商业中获得足够数量的黄金和白银的民族以外，
甚至铜也只在最小的价值的交换中才为人们所采用。

50.显然，在人们还没有熟知货币之前.他们总是努力工作，
借以尽多地取得这类财富；可是同样明显，
一旦人们发现了而且证实了货币在一切商品中最能经久不变、
最易保存而不惹起麻烦之后，凡是想要积累财富的人便必然会尽先去寻求货币。
采用这种方法来积累他们的剩余产品的不只是土地所有者。
虽然工业利润与来自土地的收入有所不同,它不是自然界的赐予，
同时从事工业的人从他的工作中所获得的，
只不过是付给他工资的人为此而给予他的代价；
虽然支付工资的人在支付工资时总是尽可能地少付，
同时竞争也迫使工业的从业人员不得不满足于少于他本来想要挣得的劳动代价；
尽管这样，还是可以肯定地说，在一切不同种类的劳动领域中，
这种竞争却从来没有多到或者尖锐到这样一种程度，
以致总是使一个比别人更内行、更积极，特别是在个人消费方面更节俭的人，
不能挣得一笔比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生活所必需的稍微多一些的收入，
并使他不能把这笔多余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创立一笔微小的储备。

53.特别是牲畜，是远古时代一切动产中最为人们所追求、
最容易积累的动产。牲畜固然不免一死，可是它们能够繁殖；
由它们构成的财富,简直是永远不会消灭的；
而且，这种基金只需通过生育过程就可以成长，而且还能以乳或者以毛、
皮和其他原料的形式提供年产品，
这种种年产品连同从森林里得来的木材便形成了供工业用的第一批基金。

54.畜牧生活需要在同一块地方居留较久的时期；它使人们有较多的闲暇时间；
它提供较多的机会，使他们能够研究各种土壤的区别，
并在作为牲畜饲料的植物生产过程中能够观察到自然界的步调。
也许就是由于这一原因，亚洲民族便成了第一批耕种土地的民族，
而美洲民族则长期停滞在野蛮状态之中。

58.只是由于担心在不能肯定的未来时期中缺乏生活必需品，
因而蓄积货币来使他自己安心的胆小的守财奴，总是把他的货币窖藏起来。
如果他所预料的危险果然发生，而且使他陷于贫困，
以致不得不每年依靠窖藏来维持生活，或者，如果他有一个浪子,
渐次把窖藏的货币随手乱花，那么，这笔窖藏不久就会花得一干二净，
而这笔资本就会全部为所有者所有；后者可能用更好的办法来利用它。
既然提供一定收入的一份田产只不过是价值等于这种收入的一定倍数的一个总值的等值物,
我们就可以说,价值的任何一个总数都是一块生产着等于这一总数的若干分之一
的收入的土地的等值物；至于这一价值的总数，或这一笔资本，
是由一堆金属所构成，或是由其他任何物品所构成，都完全无关紧要;
因为货币代表每一种价值，正如每一种价值都代表货币一样。

66.商品出卖时的价格总是决定于消费者的需要和他们的财力。

第一批物品一经制成，必须接着制造另一批物品；原材料必须边消耗边补充。
一个企业的工作一经开始，如果让它们中途停顿，那是很危险的，
这些工作绝不是我们什么时候想恢复就可以马上恢复过来的。
因此，企业家所最关怀的事莫过于最迅速地出卖他们的农作物或制成品，
以收回他们的资金；在另一方面，
消费者所关心的则是在他们需要某种物品的时候，并且在需要它们的地方，
买到那种物品；如果他们不得不在收获季节一次购备他们的全年口粮，
对他们来说,那将是极不方便的。在日常的消费品中，
有许多都需要长时间的和花费很大的劳动；
这种劳动只有在使用大量原材料的条件下才有利可图。
原材料的数量必须大得使少数人或一个范围有限的地区的消费，
不足以把一个制造厂的产品全部买完。
因此，凡是和这类产品有关的企业，数目必然不多，互相之间的距离必然较远，
因而它们和大多数消费者的家庭便相隔很远了。
除赤贫者以外，没行一个人是无力消费几样在离他家乡很远、
彼此之间也相距很远的各地生产或制造的物品的。
如果一个人只能直接从收获者或制造者手里买进他的消费品的话，
他就会有许多东西买不到手，或者就得把他的全部时间花在旅行上面。

67.如果没有把握收回这种垫支和取得这种不可缺少的利润，
任何商人都不会经营商业，而且任何商人都不会继续经营商业。
当他们估计他们在一定时间以内可望卖出的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时候，
他们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来指导他们的买进的。
零售商凭着经验,凭着他们从小心谨慎地作出的有限尝试中获得的成就，
了解在消费者的需求量中他们所能供应的大概是多少。

因为商业是必要的，同时如无与其规模成比例的垫支便不可能经营任何商业，
我们就发现了另一种运用可动的财富的方法，这种新用法是：
一个人拥有大量储蓄和积累起来的价值，一大笔货币，
干脆说是一大笔资本，就可使用这种资本来赚取利润，
获得生活资料，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增加他的财富。

68.不管它是什么紊乱，以致企业家无法收回他们的垫支和他们有权利
希望从垫支上获得的利润,那么，很显然，他们将不得不缩小他们的企业；
这样一来，劳动的数量、土地产品的消费量、生产量以及收入总额，
都将按同等幅度缩减；贫穷将代替富庶，
而一般工人由于不能找到职业将沦于极端困乏的境地。

74.一个买进面包的人之所以买进面包，是为了养活他自己；
可是出卖面包的人所具有的索取画包代价的权利，
却与面包的这种用途毫不相干；如果他出卖石头,
他也有这种索取代价的权利；这种权利完全建筑在这种基础之上，
面包是他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利来迫使他无偿地『以放弃。

78.如果现在假设一个国家里所有的富人都不从他们的收人
或每年的利润中提出一部分来作为储蓄，而把它们全部花光；
再假设他们在花光了收入之后还感到不满足,
再进一步地花掉他们的资本；再假设一个拥有十万法郎货币的人，
既不把这笔资金用在有利可图的事业上,也不把它借出去，
而是一点一点地把它浪费在愚蠢的开支方面；
显然，这样一来.一方面用在日常购买、
用在满足个人欲望或一时兴致上的货币数量一定加多,
结果货币的价格就会下跌；另一方面，可以用来作为贷款的货币肯定会大大减少；
同时，由于有许多人会倾家荡产，借款人的数目大概也会增多，
于是，货币的利息将会提高，同时货币在市场上将更为普遍，
货币的价格将会降低，而这完全是由于同一原因。

81.一个民族的节约精神有助于不断地增加它的各种资本的总额，
增加贷款人的数目而减少借款人的数目。
浪费的习惯所造成的后果则恰恰与此相反；
根据前面说过的关于资本在农业、工业或商业中的用途的那些论点，
我们就可以判断浪费到底是使一个民族富裕起来，还是使它贫困。

88.假如突然之间有很多土地所有者都想出卖土地，显然土地的价格就会下跌，
用较小数量的资本就可以获得较大的收入；如果货币的利息没有上涨,
这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货币的所有者将宁可买进土地，而不愿把资金贷放出去，
以取得不多于他能买到的土地的收入的利息。所以，如果借款人想要借得货币，
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为这笔贷款偿付一笔较高的租金。
假使货币的利息上涨，人们就将宁愿把货币贷放出去,
而不愿既操心又冒险地把它用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企业里；
只有那些能够在支付投资人的劳动工资
以外还产生出一笔比贷款利息大得多的利润的企业，
才会有人从事经营。

89.货币的利息越低，地产的价值就越高。
如果地产是按二十分之一的比数出售的活，一个能够收入五万利弗尔地租的人，
他的地产只值一百万利弗尔；如果地产是按四十分之一的比数出售的话，
他的地产就值两百万利弗尔。如果利息是口分之五,那么，
所有那些其产物除了抵偿垫支和酬报上地耕种者的辛劳以外
不能带来这百分之五的收入的荒地，就会没有人肯去耕种。
任何制造业、任何商业，如果除了企业家的操劳和所担风险的报酬以外，
不能再提供这百分之五的收入，就将无法维持。
如果有一个邻国，它的货币的利息只有百分之二，
那么,这个国家不仅会经营那个利息为百分之五的国家所不能经营的一切商业部门，
而且，由于它的制造业者和商人能够满足于较低的利润，
他们必定会把自己的商品以低廉得多的价格投入所有的市场上去，
同时还会把所有那些由于特殊情况或是运费过高
因而其利息为百分之五的国家的商业所不能继续经营的商品的贸易,
几乎全部独占起来。

休谟致杜阁书（未注明日期）

劳动的价格将永远取决于劳动的供给量的劳动的需求量,
而不是取决于赋税。制造出口物品的商人不能提高他们的劳动的价格。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些物品的成本就会高得无法在国外市场脱售。
制造供国内消费用的物品的商人也同样不能提高他们的劳动的价格,
因为同一种劳动不能有两种价格。这一原则，
对于所有有一部分要出口的那些商品都适用，也就是说，
差不多对所有的商品都适用。即使有某些商品，
它们的任何部分都是不出口的，用来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的价格也不能提高，
因为这种劳动价格的提高将使许多人转到这种工业里来,
从而使劳动的价格立刻下跌。在我看来，征收消费税的直接后果是：
工人们不是消费减少，便是工作加多。
没有一个工人不能迅速敏捷地在他每周工作时间以外加上几个工时；
同时，也几乎没有任何人穷得不能在开支方面稍为推节一些。
当谷物价格上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贫穷的人岂不是生活得更艰苦而工作得更努力么？

《1890金枝》

在内米的圣殿外有一棵特殊的树，它的枝条是不许砍折的，
只有逃亡的奴隶才被允许折下它的枝条。如果真有哪个奴隶能做到，
他就获得了和祭司单独决斗的资格。如果他杀死祭司，
就可以接替祭司职位，并获得“林中之王”的称号。
古代的民众称这改变命运的树枝为“金枝”。

罗马女灶神的侍女们为了清洗女灶神殿，
每天都要用头顶着陶罐从这眼泉水中打水。

我们在很多故事中都能看到年轻勇士惨死的情节，就像希波吕托斯那样。
这些来自凡尘俗世的俊美年轻人以生命为代价，
获得了一段和青春永驻的女神恋爱的时光，尽管这段快乐的时光是那样短暂。
我们不该只把这些不幸的情人看成一种神话素材，按照某些传说，
正是因为这些惨死的情人的鲜血，紫罗兰才那样紫红，
牡丹才那样鲜红，玫瑰才那样艳红。
我们不该把这些故事当作以花朵象征美与青春转瞬即逝的肤浅诗篇。
这类故事还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哲理，即人和大自然的生命关系。
悲剧的哲理引发了悲剧性的行为。

中国人大多活着的时候就把寿衣准备好了，负责裁剪和缝制寿衣的，
通常是那些没出嫁的女孩或年轻的媳妇。她们正值花样年华，
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由她们缝制的寿衣必定也会感染到这一点，
从而推迟它们真正能派上用场的时间，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另外，制作寿衣的时间，一定是有闰月的年份。
中国人认为有闰月的年份比一般年份长，
在这一年制作的寿衣更能起到延长寿命的作用。
制作得最为华美的寿衣是一种丝绸长袍，
它被赋予了最珍贵的品质。那件长袍是深蓝色的，
上面用金丝绣满了“寿”字。在中国，人们认为子女如果孝顺父母，
关心父母，就要送一件这样华丽的礼服。
老人经常把这种能够延长寿命的衣服穿在身上，
尤其是在喜庆的场合。越是在这种时刻，
这件被众多金色“寿”字衬得金光闪闪的衣服所具有的能力就越强，
所以老人过生日那天一定会穿它。
中国人相信生日祝福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会在之后的一年里护佑他的健康和活力。
他在生日庆典上穿着这件华美的礼服，沾染在上面的福祉透过毛孔进入体内。
他笑容满面地接受亲友们的祝福，他们热情地称赞这件衣服，
称赞他儿女的孝心。小辈会送这种既实用又漂亮的礼物给长辈，
正是出于这种孝道。


在原始公社里，统治权不是掌握在所有成年男性手中，
而是掌握在长老议会手中。不管这种改变的起因是什么，
最初的统治者又有怎样的性格，从整体上来说，它都是一种明显的进步。
看样子，想让人类从野蛮状态中脱离出来，君主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还有什么人比民主的原始人更容易受到旧传统和旧风俗的束缚？
还有什么社会比原始社会发展得更缓慢、更艰难？
以前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民主的原始人拥有最大的自由。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个时候，他表面上不是奴隶，
却完全被过去的自己和祖先的幽灵所压制。
终其一生，那些幽灵如影随形，不停地用铁鞭控制着他。
他视他们为榜样，觉得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
他们的行为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法律，他必须坚定不移地效仿，
绝不能有任何怀疑犹豫。再有能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
也很难改进那些固有的习俗。最愚蠢和最无能的人势必会制定一套法则，
将最有能力的人拉到自己的水平线上，
因为他们升不上去（虽然也不会变得更糟了），
后者却能掉下来（虽然有更进一步的机会）。
上天对人其实并不平等，它分给每个人的能力、气质，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都各不相同。
但是这种社会却把这种差异和不平等抹杀成表象上的假平等，
所以它必然会呈现出一种僵化的状态。
虽然有些梦想家和煽动家把原始社会美化成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和理想国度，
然而原始社会其实是非常低级和固化的社会。
在这种时候，一个真正关心民众利益的人对于那些能够激发才能，
按照个人天赋能力分配权力阶层的事情，自然会充满好感，
因为它们能促进社会进步。
那些有助于社会发展的事情总有一天会冲出牢笼，发挥作用。
而它们一旦起效，社会文明就会进一步加速发展。
当权力被集中到一个人手中，
他可能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让社会发生了以前数代人都不曾引发的巨大变革。
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人往往会谈笑自若地抓住这种机会，
甚至只凭一个闪念或一时好恶就扯碎了压在原始人身上的沉重枷锁。
当一个部落摆脱了胆小怯懦、各执己见的长老议会，
有了一个果敢坚韧的领导者，它就会明显强于临近的其他部落，开始大肆扩张。
在人类的早期阶段，这对社会生产和智力发展都大有助益。
通过武力征服和一些小部落的主动投靠，这个部落的势力越来越大，
这个氏族社会很快就拥有了大量财富和奴隶。
这两样东西让一些阶层不用再为穷困潦倒而绝望地挣扎，
给了他们全力追求知识的机会。
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知识更能帮助人改变命运的呢？

要知道，原始社会的人虽然看起来十分自由，但他们从出生那一刻起，
其命运就已经被世代相传的习俗捆成固定的样子。
比较起来，反倒是彻底独裁的暴君统治更能让他获得一些自由，
当然这种自由是从最好的意义上讲的。
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以自由地塑造自己的命运。

希伯来的先知们一直在向世人传达宗教的伦理学这一面，
因为他们坚信上帝是美好而神圣的。
弥迦说：“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他们需要全神贯注并担负起下面这些事：比他的同伴渊博；
掌握所有必要的与自然搏斗的知识；知道怎么做才能减轻人类痛苦、
延长人类寿命，并以此为目标，了解所有药物和矿物的特性；
了解风、雨、雷、电的成因；四季的更替、月亮的盈亏、
太阳的运行、星辰的运转、生死的奥秘等等，
所有这一切必定都曾引起这。

在中国，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以“同类相生”原则为基础的信仰。
中国人认为一座城市的命运如何，与它的外形密切相关。
和它外形类似的生物具有怎样的特点，这座城市就会被赋予怎样的命运。

中国人认为没有被安葬的尸体如果被雨淋到，死者的灵魂也会痛苦，
就像活人如果没有栖身之所，就会饱受风吹雨淋一样。
所以，那些可怜的鬼魂会竭尽所能地阻止下雨，
有时用力过猛就会引起旱灾。旱灾会导致歉收、饥饿和死亡，
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可怕的灾祸。所以中国的皇帝在遇到旱灾时，
为了挽救危局，向苍天求雨，
最经常的做法就是让人将那些未被安葬的干尸掩埋起来。

中国人擅长用法术来改变天气。如果他们想要求雨，
就用纸或木头做一条象征雨神的巨龙，人们排着长队，举着它到处转悠。
如果求雨失败，人们就会说这条龙是假的，一边骂一边将其撕碎。
还有些地方为了强迫这位雨神降雨，会恐吓和鞭打它。
如果还是没能下雨，他们就公开废黜这位龙神的神位。
反过来，如果求雨成功，他们就会发出诏令，晋升它的神位。
1888年4月，广州的清朝官吏因为龙神没有理会人们的祈祷，
还在拼命下雨，就把它的神像用锁链锁了五天。
这个办法卓有成效，雨终于停了。人们这才卸下龙神身上的铁链。
前一些年，由于旱情严重，人们又把这位龙神绑上铁链，
拉到龙王庙的院子里暴晒了好几天。他们认为只有这样，
龙神才能体会到一直不下雨的痛苦。

朝鲜人认为死于疫病的人、死在路上的人和难产而死的妇人，
其灵魂都寄居在树里。人们在树下堆起石头，摆上鲜花果品、
美酒佳肴，以祭拜他们的亡魂。中国有一个古老的风俗：
为了使死者尸身不腐、灵魂安宁，会在坟墓旁种植树木，
由于松柏四季常青、不易腐烂，中国人的坟地四周通常有很多松树和柏树。
坟地上的树木郁郁葱葱，就意味着死者的灵魂是平静的，
反之，则意味着死者的灵魂正在受苦。
在中国西南部的苗族聚集区，每个村庄的入口处都有一棵神树，
人们相信那里寄居着他们的始祖之灵，它拥有改变他们命运的能力。

中国人在给死者盖棺时，除了最亲近的亲属外，
其他人都要后退几步甚至退到其他房间，因为人的影子如果被关进了棺材，
此人的身体健康会受到危害。在把棺材放到墓穴里时，
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要后退一段距离，以免影子投进墓穴，损害身体。
风水先生及其助手站在影子不会投进墓穴的地方。
挖墓人和抬棺人为了让影子牢牢附在自己身上，
都在手腕上紧紧缠上布条。影子受损，身体也会受损，
这种规律不仅适用于人，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牲畜。

中国人死后，要在房间里停尸七日。刀具、针都不准使用，
吃饭时连筷子都不能用，只能用手当筷子。

为了获得心的原有者的素质，吃心脏当然是一种常见的方式，
但我们之前也提过，人们也吃被杀者的其他部位，绝不仅限于心脏。
比如，澳大利亚东南部有两个部落，分别叫罗瑟托拉和安吉利戈，
他们的武士为了获得被杀敌人的勇气和素质，通常会吃掉死者的头和脚。
新南威尔士的卡米拉罗伊人通过吃勇敢者的心和肝来获得勇气。
图琴地区也流传着吃勇敢者的肝能够增强勇气的迷信说法。
中国人吞下刚被杀掉的江洋大盗的胆汁，也是出于类似的目的。
沙捞越的达雅克人为了加强手部和膝盖的力量，
通常会吃掉死者的手心和膝盖肉。著名的托拉查部落生活在西里伯斯中部，
他们喜欢猎取人头，被杀者的血和脑子都成为他们的盘中餐，
他们相信，吃完这些东西后就会变得更加勇敢。
菲律宾群岛的伊塔伦人为了得到被杀死的敌人的勇气，
会喝死者的血，并把他们的后脑和内脏生生吞下。
出于同样的目的，菲律宾群岛的另一部落，安弗高人在杀死敌人后，
会吸食他们的脑髓。德属新几内亚的卡伊族人也有吃敌人脑子的传统，
他们也是想借此获得力量。非洲西部的吉姆邦达人在新王登基时，
通常会杀掉一个勇敢的俘虏，新王和贵族吃过他的肉之后，
就会变得像他一样充满勇气和力量。

狄俄尼索斯最大的特征是葡萄树和茂盛的葡萄藤，
不过他同时也是广义上的树神。

《2014情爱现象学》

阿佛洛狄忒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2006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

戈特洛布·弗雷格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论概念文字的科学根据

若没有符号这一伟大发现,
它们也将局限于我们的手所造成的东西和我们的声音所能造成的音响。
是符号使我们能够想到不存在的、看不见的、
也许是非感官所能感觉到的东西。

就像发明利用风逆风行驶对于航海具有重要意义一样，
符号对于思维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没有人轻视符号！
选择适当的符号也同样重要。我们经过长期练习，
实际上不需要再创造符号，进行思维再也不需要大声说话，
但这同样不会减少符号的价值；因为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用语词进行思维，
即使不用语词，仍然要用数学符号或其他符号进行思维。

现在要问，应该优先选择听的符号还是看的符号。
听的符号首先提供以下优点，当它们出现时，
人在外界情况面前是比较独立的。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可以认为声音与内心过程有更为近似之处。
听的符号和看的符号的表现形式都有时间顺序；它们同样是暂时的。
特别是声音较之形态和颜色与内心活动有更密切的关系；
而且人的声音无限柔韧，能够表达最细微的感情混乱和变化。
但是无论这些优点对于其他用途可能有多么大的价值，
它对于推论的严格性毫无意义。
可听的符号如此紧密地依附于理性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条件，
这也许恰恰有使理性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条件依赖于可听符号的跳点。

文字使人们可以同时考虑许多东西，尽管我们每一刻只能考虑其中一小部分，
但是对其他东西确实也有一般的印象,并且当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时，
它们立即为我们所用。
在二维书写平面的文字符号状态比在一维时间中单纯的前后相续
过程可以更多样地表达内在关系，
而且这使人们更容易发现我们恰恰要予以注意的那些东西。

算术的形式语言是一种概念文字，因为它们不传达声音，直接表达事物。

《1936语言学概论》

原则上讲，人的发音器官跟单簧管和双簧管等管乐器一样:
利用振动的薄膜使一团空气发音。
我们呼气的时候，空气从肺里排出，经过气管，从口鼻外流（见图一）。
要让这一团空气振动，我们必须利用声带。声带是两片有弹性的薄膜，
通常呼吸的时候向喉头两旁折叠。声带连着肌肉，
利用肌肉可以靠紧拢而阻止从肺里出来的气流。
气流受强压通过声带，声带因此振动，就发出声音。

刚才讨论的过程起源于人们有一种自然趋势：要节省劳力。
然而尽管说话的人可以尽量少动发音器官，只要别人听懂就行，
但却有一个因素引起的结果恰好相反。要人体的肌肉连续做相同的动作，
是很难的。初学钢琴的人觉得快速弹一串和弦很困难，
手腕硬得像火筷子一样。这种生理现象叫作强直痉挛。

有人说:在战争和变乱的时候,父母亲不能花很多时间去注意孩子们的教育,
语言就会发生很快的变化。还可以指出一点，
语言就其本质而论就是声音模式的重复。
这一点我们可以拿临摹图画的过程来对比。
临摹图画的时候我们永远可以对着原本。
语音一去不复返,我们只能全靠记忆;所以语言是摹本的摹本。

某些改变住地的人为了势利或者策略会采用别的社会阶层之语言习惯。

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爱用的字眼和措辞，构成他说话的特点。
在一个语言社群里，我们还看到以阶层和职业区别为基础的差异。
各语言学概论种行业的人都有外行人不懂的词汇。
船夫讲话跟学生不同，教授跟老妈子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语言统一的外表甚至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也是虚幻的。
一个语言社群由好些成员组成,每一个成员有他自己特殊的“方言”。
由于阶层的区别或者个人的能力，社群当中某些分子变成了被尊敬和羡慕的对象;
羡慕他们的人就去模仿他们穿衣说话的习惯。
这样一来，领头人物说话的方式甚至缺点都会变成一个标准，
通过被人模仿而影响整个社群的语言。
本书后面有一章说明语言的变化实际是从一个中心渐渐传播出去的,
像波浪一样。

而说本族语的人则是在他的日常生 活中学会语言的;
无数的短语只是在出现的时候才被他记住，既无次序，也无系统。
一个罗马小孩第一次接触到相当于“战争”的词时,
这个词可能是以它的属格复数形式出现的。

我们说过:人类有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和知道的东西等同起来的普遍倾向。

没有受过教育的说话人特别容易把不同的结构混淆起来。

说话人之目的是为了传递信息;换言之，他说的话必须明白易懂。
我们知道：人类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越省力越好，说话也不例外。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家能听懂，说话人总是把要说的话尽可能地压缩，
那些对于表达意义并非必不可少的词语就常常省去不说。
这一运作过程，说话人在惰性的驱使下会在许可的范围内任其发展;
直到听话人的一声“对不起，请再说一遍”把他截住为止。
我们不妨说:可懂度形成语言损耗的极限。

就各行各业的专门语言而论，
同行的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有一种较为密切的接触。
他们有共同关注的事物和思想习惯；
比起操不同行业的人之间的交谈来说，同行的人对所指对象的释义更为明确，
理解也更为亲切。
因而，传达说话人意图所需要的语言暗示不必太明确。

例如对许多 人来说，不同的乐音和音色会引起各不相同的颜色感觉:
也许听双簧管使人想到蓝色，听大提琴使人想到红色，听笛子使人想到绿色。
象征性语言就利用这些联想，特别是用于描绘精神状态。
众所周知，颜色有一种很大的心理效果。黑色是悲哀和不幸的颜色。
所以这个形容词常常用于发生悲剧事件的日子。

一个说话人想要生动地向听话人表达某一性质，
可以提到特别显著地具备那种性质的一个实物。
形容一个忠厚善良但毫无风趣的人为“汤团”或者“羊油布丁”是再好不过了。
同样，动物可以作为体魄的或道德的品质之象征：
蛇象征狡猾和阴险，猴子象征调皮捣蛋，狐狸象征诡诈，狮子象征勇敢。

大多数人对“死”这个主题精心选择用词，
在每一种语言里都可以看到人们极力避免直接使用这个词：
我们说“他逝世了”或“他停止了呼吸”，
德国人用美丽的字眼“长眠”，而罗马人说“遭逢末日”。

在卖禽畜的时候，年岁是定价的重要因素，
不论那禽畜买去是宰了吃还是用于下蛋产仔。
所以农民对自己的货物会做出最有利的描述 。
结果每只鸡都变成pulla（小鸡）了。

常有人认为 ，这说明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在智力上的某种落后性。
然而我们完全可以做出相反的结论。例如我不知道松树、枫树、
云杉和落叶松的区别，就把这些树笼统地归为一类“圣诞树”。
这能否证明我比熟悉此中细微差别的大自然爱好者在智力上更胜一筹呢？
说实在的，各种辨析和区分与其说是智力落后，不如说是出于实际需要。
一个骆驼买卖人用他的四千个术语去做生意，
比起我们用一个术语,会有效得多。

变迁过程是一种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如果不是一代人把语言知识传给下一代人，
人们就无法理解这个过程。这种所谓适合似乎无非是不同的语言“条件反射”;
那些后来学说话的人，于新的惯用法在语言中频繁出现时，
是会得到这种条件反射的。
比如，如果一个小孩子主要是在
和乐器相联系的情况下听到hom （号）这个词，
那么这个词就会完全同“汤匙”、“小刀”、“笛子”等词一样，
作为普通名词而被他所理解。

西欧各国的文字系统源出罗马人，而罗马人又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
希腊人自己相信,他们的字母得归功于闪米特族的腓尼基人。
这些人来自推罗和西顿这些城市，从事商业活动，远至英伦三岛沿岸。
然而直到最近一些年之前，还没有人能成功地把闪族文字
（腓尼基文是其中一种）和埃及象形文字系统联系起来。
但在1916年,杰出的英国埃及学家伽丁纳（A. Gardiner）
成功地释读了在西奈半岛发现的某些铭刻。
这些铭刻正是两种文字系统之间已经失去了的中间环节。
那些符号和古埃及的圣书字相似,而且也像后者那样可以横写或竖写，
可以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图十二不加解说就足以表明这样一个事实：
西奈符号的形状是以埃及文字为范本的，而它们又酷似最古的闪族文字。
唯一的难点是，它们具有不同的音值。后来这个疑团一下子解开了；
人们认识到：闪族符号的名称指明西奈符号描画的实物；
也就是说，西奈符号表示埃及象形文字所代表的实物之闪族称呼。
这只能意味着:一个说闪米特语言的民族采用了埃及文字,
但是让它表示自己语言中相应的词。

在中国，一如在古埃及，文字不过是一种线条化了的、简化了的图画系统。
就是说，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的词再去表示概念。
这就意味着，书面语言并非总是受制于口头语言的各种变迁和变异。
它意味着：一个学生学了 4000来个视觉符号（据说足够日常应用了）之后，
四千年的文献就立刻展现在他面前了。他没有学习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负担；
也没有学习古希腊文献之学生所碰到的那种复杂的方言问题。
后者要想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
德摩斯梯尼的作品就要学习多种方言。
再者，虽然中国的不同地方说着互相听不懂的方言，但是不管哪个省的人，
只要是有文化的都能马上看懂用古代文字写的一个布告。
然而我们听说：要是广州人把它念出来,那声音对说北京话的人根本不能传达任何意思。
所以，汉字是中国通用的唯一交际工具；
唯其如此，它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
引进一种字母文字，充其量不过为小学生（和欧洲人）省出一两年学习时间。
但是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
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和发展了四千年的文化典籍之继承权。
再者，用北京话写的文件在其他地方就会读不懂。
中国的统一，正如所有行政区域的统一那样，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见下章）。
这项事业迄今为止一直通过全国普遍通用的文字这个媒介来进行。
如果把它废除了，从哪里找得出一种能代替它的“通语”？
高本汉说得好'如果中国不废除自己的特殊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
那并非出于任何愚蠢的或顽固的保守性。
……中国人扔掉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

汉字字数越来越多，是世界文字史上绝无仅有的事;这被认为是汉人“愚笨”的表现,
但其中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过，这总是不能听之任之的。
而汉字笔画繁多，认记和书写不便，也是汉字的一大缺点甚至“罪状”。

个人依靠自己的记忆来发出语音符号，
想到的只是花最小的力气在听话人身上收到预期的效果。
因此,个人的言语特别容易受到语言漂移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这种个人的离心趋向如果不加以制止，就会导致混乱无主，
使得人们无法相互了解。但是，与此相对的有一种语言社群的整合力量。
因此可以预料：在任何社群中，
语言的一致性直接随着社会交往的密切程度而发生变动，
因为频繁的社会交际能够消除个人言语的特殊之处。
做买卖也好,举行宗教的或者世俗的节日活动也好，或者只是进行行政管理也好——
只要有一个人们能经常聚会的社会活动中心，那儿就存在着一种一致化的力量，
表现在那个地区的文化现象上，尤其是在那个地区的言语上。
另一方面，正像隐居的人因为不会受到别人的批评、也没有仿效的榜样，
所以行动举止会变得怪僻一样，
处于隔绝状态的社群在语言上也会有不同于其他社群的地方。
现在我们来看看方言地理学怎样帮助说明社会交际与言语分化之间的这种关系。

河流上面如 果架有一些桥梁,而且便于通航，那就不会阻碍交通，
从而也就不成为语言疆界;但是如果河面宽阔、
桥梁稀少，那么河流就把两岸隔绝开来。

在服装方面，法国服装很快就 排挤了英国式样；
结果,英语中大部分有关的旧词就随之消亡了。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 罗马人在文化上有着强大的影响，
但提供给日耳曼各族人民的表示武器的词却少得可怜;
相反,在这方面他们倒是借入者。这是由于在帝国的统治下，
新兵大部分都是从日耳曼部落里征召的缘故。

教育学家告诉我们，纯数目的概念是儿童最难掌握的东西。
回想一下要把两个苹果和三个柑子加在一起这道自古以来折磨人们的算术题，
我们也能体会到这一点。
有鉴于此,探究语言在这种一般概念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将是十分有意思的事。

一个正常的人之所以能从毛线中把攀自毛线挑拣出来，
是靠着他语言知识的帮助。他并不拿各种颜色相互比较，
而是在那个病人认为差异太大、
无法归类的一段段毛线上都拴上“绿色”这个语言标签。
回头来看上面提到的那个病例，则显然易见:
遗忘一般颜色词和不能把颜色分类这两种现象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

我们现在回过来考虑一下开始讨论时举的那个例子。
经常使用“两”这个言语符号（不论被限定的实物是什么，
这个词始终不变）使得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共同特征上面，
从而促进思维形成抽象的数目概念。儿童的语言里如果没有这样的抽象符号，
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去推动他进行必要的思考;
他就只能停留在颜色词语受到损害的病人的那个水平上。
他的意念仍然被束缚在具体的感觉世界里，在那里列举和辨别，
而不是在那里归类和合并；
他不能借助抽象概念使智力上升到语言程度较高的人们所达到的那种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学习外语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智力训练之道理所在。
母语的词语同另外一种语言的词语在意义上不会完全一致，
从而儿童（或者成年人）
在学会这门外语的同时能够获得一套与母语不同的概念系统。

动物虽然没有语言,但是它们同人类一样，能够辨别蓝、红等基本颜色。
由此可见，这些特定的颜色类别显然是离开语言而独立存在的。

但是以最精细微妙的方式向人们施加力量并且最不容人们抗拒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语言。
这套与特定的思维内容相关联的符号系统具有任意性;
你要用它,就得不折不扣地遵守它的条件。
对于思想和言语之间关系的任何扰乱都会导致不可理解。
所以，个人只有服服帖帖地接受群体的言语习惯，
才能同群体的其他成员进行交际。
但是，前面讲过，习得某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
在成长中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
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
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

《560哥特史》

哥特史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Comosicus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匈人，这个最勇敢的民族，从他们那块肥沃的土地上起兵，
开始向周边的两个民族发动扩张战争。
这两个不幸的民族叫撤阿尔兹亚吉尔人
(Altziagiri)和萨维尔人(Saviri)，
他们本来住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块土地上。
阿尔兹亚吉尔人处于切尔索纳城附近，亚细亚贪婪的商人们经常往那里输入货物。
夏天，这些人赶着畜群向远处的荒原漫游,哪里草料肥美，
便于放牧,他们就在哪里居住;冬天，他们则回到温暖的本都海滨去。
另一个民族：胡努古尔人(Hunuguri), 
却是通过他们那里的鼬鼠毛皮交易而广为人知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勇敢的大个子，在他们粗野的邻居面前也会感到害怕。

哥特人用一种残酷的方式祭祀玛尔斯—— 拿战俘作他的牺牲，
因为他们相信,人血是平息战神怒气的最好礼品。在战神的灵位前，
人们表扬第一批俘虏敌人的勇士，把战利品悬挂到树梢上。
这被认为是战神特别的荣耀，
因为看上去哥特人证实了自己祖先那神圣而值得尊敬的出身。

达纳伯河起源于一块巨大的沼泽地，就像婴儿从母亲的子宫里出来那样。
河道里充溢着可以饮用的淡水，还盛产味道不错的软骨鱼。

“帕提人”这个词在斯奇提亚语中是“出走者”的意思，
因为他们当时不守纪律，擅自离开了队伍。
这些人是与自己出身相符的一群勇敢的战士，
亚细亚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匍匐在他们的弓箭之下。
塔瑙西斯驾崩之后，在哥特人中受到神灵般的尊奉。

出于对自己后代逐渐减少的担心，亚马孙人努力争取与临近民族的男子们睡觉。
部落每年都组织这样的一次相会，配对的男女们还须商定，
次年在这同一天相会，以便把生下来的男孩交还给他们的父亲，
而女孩则被她们的母亲留在亚马孙人那里接受军事训练。
有人声称，他们像继母那样，怀着深深的愤恨，把生下的男孩都杀死。

男孩的诞生，在其他民族都是人们日夜期待的好事，
而在她们那里却特别受到憎恶。这种残暴的本性，
是其他民族害怕她们的主要原因。
我不禁要问自己，如果她们真的对自己的儿子都不能容忍的话，
那么哪个落到她们手里的俘虏还有活下来的希望呢？

亚马孙人后来还拥有过一位叫彭特西蕾娅 (Penthesilea)的女王，
她是特洛伊战争光荣的见证者。直到亚历山大大王远征之前，
这些女子还把当地的统治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西纽斯看见哥特人在日常事务中对他无条件地服从，而且拥有相当多的天生才智，
又因为他本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哲学家，
所以他就开始给哥特人讲解几乎所有的哲学理论。
通过伦理学课程，他使哥特人的野蛮性格得以被抑制；
通过物理学课程，他使哥特人在法律的指导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这些法律至今还被以书面的形式保存着，
哥特人管它叫“贝拉吉尼斯”(Belagines)，通过逻辑学课程，
他使他们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擅 长于运用自己的理智；
通过实用哲学课程，他使哥特人掌握了优秀工具的制造技术，
用以提高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通过天文学课程,
他使哥特人懂得观测十二行星的运动轨迹，以及全部星象学知识。
他告诉他们，月亮的面积如何增大或减小，
炽热的太阳在大小方面超过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多少，
由东向西穿越天空的全部颗星星的名字和标志。

通过用自己的经验讲授诸如此类的许多道理，
迪西纽斯在哥特人中间赢得了如此之高的声望，
以至于他不仅控制着普通民众，而且连酋长们都处于他的掌握之中。
他在贵族中挑选出身最高贵的和最聪明的人物，教授他们神学理论，
引导他们崇拜神和圣物，最后任命他们做牧师。

马克西明在位一共三年，当他后来把武器指向基督徒的时候，
他就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和生命。

罗马城庆祝了它建城的千年盛典—— 统治着罗马人的时候，
由于他取消了罗马应当缴付给哥特人的年金，
而使哥特人从罗马的朋友变成了仇敌。
因为虽然在各个国王管辖下的哥特民众居住在相距甚远的土地上，
但他们都与罗马帝国结盟，而且为此每年获得一定的礼物，这早已成为惯例了。

有一次，他姊妹马尔西娅 (Marcia)的女儿在从现在市中心
流过的泊塔穆斯河中沐浴—— 这条河里的水非常纯净，味道也特别好。
当她正要汲水的时候，身边的一只金杯突然落入了河里。
因为金属的密度比水大，所以它很快便消失在深渊中了。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那金杯又缓缓地浮出了水面。
这是一件极其不寻常的事情；首先，一个空着的金杯自行跳入了河流；
其次，在被波涛吞没之后，它居然还能重新回到水面上来。
图拉真听说这件事后，大为惊讶。
他猜想这河水里居住着神灵，因此便下令，在这个地方建造一座城市，
并且按照他姊妹的名字，称它为马尔西安波利斯。

即便是那些在战斗中并不占下风的对手，也会被匈人恐怖的眼神而吓得落荒而逃，
所以他们几乎战无不胜。要知道，这些人天生一副黝黑的丑陋容貌，
矮小的躯干上长着一个可憎的块状物体,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头颅，
上面甚至连五官都没有，只有几个类似眼睛的小洞。
他们在自己的野性外表下隐藏着肆无忌惮的性格，
而且在他们的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这种残酷的特征便暴露无遗：
匈人男子用铁刀划破他们初生婴儿的面颊，
为的是让孩子们在品尝母乳的鲜美滋味以前，就学会忍耐伤痛的折磨。

因为脸上应该长出胡须的地方都被划出了疤痕，所以他们一直到老都不长胡须,
也不戴相应的首饰。虽然形象惨不忍睹，但他们身手矫健，而且骑术高超。
匈人的肩膀很宽，适合使用弓箭，脖子总是傲慢地笔挺着。
虽然他们长着近似人的形状，但生活方式却如同禽兽那样野蛮。

很快，就像时常发生在还不是完全定居的民族身上那样，
西哥特人遭遇了大饥荒。此时取代国王们统治他们的公爵和侯爵，
即弗里提格、阿拉特乌斯（Alatheus）和萨夫拉克（Safrac），
对他们军队的危险状况感到同情，因此请求罗马将军卢皮奇努斯
（Lupicinus）和马克西穆斯，向他们开放一个市场。
为什么“对黄金疯狂的渴望”会不起作用呢？
出于贪婪，这两位将军不光以高价卖给他们羊和牛的肉，
甚至还有死狗和不洁净动物的尸体,一块面包居然得拿一个奴隶来交换，
而一块肉也被要价到十镑钱。

当哥特人已经没有了奴隶和财产的时候，
贪婪的商人又在这紧急关头索要他们的儿子们作为报偿。
出于对后代幸福生活的考虑，这些父母们认为，与其把孩子交给这些商人，
倒还不如出售自己的自由；况且，如果有幸被比较仁慈的主人买下，
他们应该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不至于被饿死。
在这个艰苦的时刻，罗马将军卢皮奇努斯邀请哥特领袖弗里提格去他那里参加一个宴会，
但他的真正用心，却是要害掉弗里提格的性命。
弗里提格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邪恶的计划，于是只带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随从，
就去赴宴了。

当他正在罗马将军的军用帐篷里进餐的时候，
突然听见自己的部下正因为被可耻地谋害而痛苦地喊叫着：
罗马士兵们正在这房子的另一个部分里，按照他们将军的命令，
企图杀死弗里提格的随从，这些人的喊叫声刚一传进了听觉敏锐的弗里提格耳中，
他便立即察觉了这个骗局。他于是抽出自己的剑，靠着自己的勇气和敏捷，
从宴会上冲了出去，把正受到死亡威胁的下属从罗马士兵的手中救了出来。

如此一来，这些善战的男人就得到了他们一直渴望着的机会—— 
宁肯死于战场，也不愿被饥饿毁灭。
他们马上就拿起武器，杀死了罗马将军卢皮奇努斯和马克西穆斯。
哥特人的饥荒和罗马人的安全,就都在那天结束了。
此时的哥特人不再是异乡人或外国人，而是如市民和主人那样，
开始统治从自己的驻地到多瑙河的大片北方领土。

当瓦伦斯皇帝在安条克听说这事的时候，就立刻组织了一支部队，
向色雷斯挺进。在这里，一场悲惨的战斗爆发了，最后哥特人大获全胜。
瓦伦斯皇帝自己受了伤，逃进阿德里亚堡附近的一个农场里。
追赶上来的哥特人不知道皇帝本人竟然会躲藏在如破旧的一个小屋里，
于是就像他们习惯对敌人的建筑物做的那样，随手点火把它焚毁了。

由于他远离几位前任的懒惰和粗心等毛病，哥特人感到了恐惧。
因为这位皇帝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为人精明能干，行动谨慎，
所以他能够靠着严厉的军规、慷慨的作风、不时施加给将士的恩惠，
把他那原本士气低落的军队激励成一支能够完成任何勇敢任务的强大武装力量。
这些士兵们因为得到了一位较好的领袖而信心大增，
便向哥特人发起了进攻，并且把他们赶出了色雷斯边境。

格拉提安皇帝因为汪达尔人入侵，此时正在从罗马前往高卢的路上。
在得知哥特人正利用提奥多西身体状况的危机而向边境派遣越来越多的军队时，
他便立即率军前去抵抗。然而他并不完全信赖自己的武器，
而是用仁慈和礼物战胜了他的对手；他许诺供给哥特人足够的食物，
就这样不仅实现了地区的和平，而且还与哥特人结成了同盟。

这位通过他自己给罗马人带来的灾难而闻名于全世界的盖瑟里克中等身材，
因为曾有一次从马背上摔下来过，走起路来的样子显得有些跛。
他为人深思熟虑，寡言少语，蔑视奢侈的生活方式，情绪易怒而贪婪,
精于挑唆他人，擅长散布流言蜚语，在民族间制造分裂和敌意。

我们提到的这个人应波尼法提乌斯的热情邀请抵达非洲，
并且按照上帝的意志，在那里维持住了自己的威望，
并且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临死之前，为了预防他的几个儿子将来因为争夺王位而发动内战，
他把他们叫到身边来，并立下这样的规矩：他们中年龄越大的，越有权继承王位；
也就是说，在活着的人当中，
年纪相对较大的弟弟应该继承他去世的兄长，并且依此类推。
因为他们在很多年内都注意遵守这个指令，
所以他们得以快乐地统治了他们的王国许多年，
并且不像其他民族那样由于内战玷辱自己的名声，
而是按照次序，一个接一个地用和平手段得到统治权。

按照匈人的习俗，他们首先屠宰牲畜，
然后观察它们的内脏形状和被刮干净的骨头的纹理。
结果巫师们预言，这场战役给匈人带来的将是不幸;但作为一个比较小的安慰，
他们又说，敌军的主要指挥官必将阵亡，他的死会令对方的胜利大为减色。
阿提拉认为埃提乌斯总是在妨碍他的计划,所以一直想杀死对方，
哪怕是他自己与埃提乌斯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因此,虽然预言并不吉利，作为一位富有军事经验的统帅，
他还是在当天的大约第九个小时忧心忡忡地下达了作战的命令，
以便利用即将到来的夜幕作掩护，在战场上获利。

如果我们能够相信长辈们的叙述的话，从死者伤口中流出的鲜血如此之多，
以至于使得一条在低矮的河岸中流过卡塔洛尼亚平原的小溪开始上涨——不是像平常那样，
因为雨水的浇灌，而是因为从血管里流出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液体，
已经汇成了它的一道支流。那些因为受伤而极度口渴的人们，
就只得饮那和血混合在一起的溪水。
是凄惨的命运，逼迫他们这样喝从自己血管里流出来的鲜血。

性的弱点往往因为害怕面对危险的境况，而使他们自己失去了做大事的机会。

因为守城的罗马军队表现十分英勇，
阿提拉虽然围攻了很长的时间，但却没有效果。
他的军队也开始埋怨，要求撤退了。正当心情烦躁的阿提拉在城墙周围徘徊，
思考是应该撤退还是继续攻的时候，他突然看见几只白色的鸟，
即原来在三角墙上筑巢的白鹳,违反它们自己的习惯，
叼着它们的雏鸟离开城市，并越过原野飞走了。

为一位特别敏锐的观察者，阿提拉立即从这件小事中推算出了将来的情况，
于是就对他的军人说:“你们看，这些能够预见未来的鸟雀，
因为知道那即将陷落的要塞所面临的危险，正在离开这座注定要被毁灭的城市。
你们不要把这件事看作毫无意义，或一个并不确定的信号。
看吧，对未来的恐惧甚至都已经改变了鸟类的习惯！”
他的部下很快就乂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对阿奎利亚城的攻坚战去，
他们利用攻城槌或其他类似的武器，迅速地攻破了城池，
并在那里面疯狂地烧杀掳掠，以至于如今已留不下这座城市的什么遗迹了。

苏阿维人从前住在高卢和卢西塔尼亚，也就是西班牙右侧的海滨地区。
它的东面是奥斯特罗戈尼亚(Austrogonia)；
西面的山崖上，建有一位罗马将领西庇阿的神圣纪念碑：
北面是大洋；南面则是卢西塔尼亚，以塔古斯河(Tagus)为边界。
这条河里的沙子 中混有金粒，和它普通的河泥资源一起向前流动。
苏阿维国王里奇阿里乌斯就从那里发迹，并且努力想占领整个西班牙。

匈人们于是按照自己民族的习惯，剪去一部分头发，
用刀划破自己的脸，使其面貌可憎。
这样，那位伟大的军事英雄就不会被人用女性的眼泪，
而是用男性的鲜血来哀悼了。

在对死者的哀思中，他们一边 痛饮着无数的饮料，
一边发表起混合着少许欢乐情绪的言论。
然后，匈人们在夜晚里秘密地把阿提拉的尸体埋入地下。
他的第一口棺材是金制的，第二口是银的，第三口是铁的。
他们借此表示，这位强大的国王所拥有的一切：铁代表他征服了大量的民族,
黄金和银表示他获得了两个罗马帝国的贡品。他们又把缴获的一些敌军战利品、
值钱的战马装饰品、各种发光的钻石以及装饰王宫的许多勋章放到那上面。
为了让人类的好奇心远离阿提拉的坟墓，他的部下在它完工之后，
杀死了所有参加建筑的工匠--一多么可怕的薪酬啊！
那些人在完成了工作之后，对于自己突然面临的死亡，都感到十分惊讶巴！

由于阿提拉本人毫无限制的淫欲，他的儿子多得几乎可以组成一个民族，
而他们现在全都要求平分匈人治下的其他民族。
这些好战的国王们于是用抽签的办法，
像对待仆从那样，决定了各个民族的归属。

古罗马人一般只喝泉水和葡萄酒，偶尔喝羊奶，极少喝牛奶。
直接饮用牛奶在当时被认为是野蛮人的饮食方式，所以约达尼斯在此特意加以强调。

晚些时候，当附近的各个民族都因为这些掠夺性战争而逐渐衰弱时，
哥特人自己也开始缺乏食物和衣服。
对于这些平日以战争为唯一经济来源渠道的人来说，和平是十分不舒适的。

《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5%8D%9C%E5%A4%A9/9019093

https://ar.wikipedia.org/wiki/%D8%AC%D8%A7%D8%A8%D8%B1_%D8%A8%D9%86_%D8%AD%D9%8A%D8%A7%D9%86

Theophrastus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Pedanius Dioscorides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老普林尼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Hermes Trismegistus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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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立体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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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Baptist van Helmont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thanasius_Kirch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aldo_Colomb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eronymus_Fabricius

亚里士多德基于题材把物理学与数学以及神学区分开来：
物理学研究的是可毁灭的和可感的东西；
数学研究的是可感但不可毁灭的东西；神学研究的则是不可感且不可毁灭的东西。
由于每一个学科的题材和原理都不同.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说，
这些学科是迥然不同的、无关的。他认为把数学应用于物理学是非法的，
这对于自然哲学和科学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这种做法也许在我们听来很奇怪，但我们的前人却完全可以理解。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世界上发生的变化有不同类型：
位置的变化或位置运动；量的变化，如扩张和收缩；
质的变化，如一个革果成熟时变红；以及生灭，比如出生和死亡。
每一种变化都需要有自己的因果解释。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完整的解释需要诉诸四种原因：形式因或形式；
质料因或质料；动力因或产生变化的动因；还有目的因或变化的目标或目的。

托勒密断言地球是由重的物质构成的。
因此，如果把地球从其自然位置移开,它将倾向于落向其自然位置—— 宇宙的中心。
由于地球比动物以及其他不在地球表面的物体更重，如果地球下落，
这些东西将会被落在后面,但我们并没有觉察到这样的结果。
此外，由于轻物一比如炽热的星体——— 
从本性上说比地球那样的重物更倾向于快速
运动，所以要想解释行星、太阳和月亮每日的升落，
假设天球运动要比假设地球绕轴自转更简单。
基于这些理由，托勒密认为地球静止于宇宙的中心。

他描述和解释了天体影响地界事件的方式，从太阳和月亮对天气和植物生长的影响，
一直到天体对个人生命的影响。他认为，宇宙万物是相互关联的，
这是占星学起作用的原因。由于他相信人出生时的天体位置会影响个人性情，
因此他认为占星学可以在医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整个中世纪到近代早期，占星学与天文学一直密切相关。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金属是由地下的热作用于地球内部的呼气
（exhalations）而形成的。

原子论者声称，一切物体均由在空的空间中运动的微观原子所构成。
原子是不可分的，而且材料都相同。只有原子的形状有所不同。
原子的形状、
原子聚合而成的位形以及原子的运动产生了包括化学性质在内的宏观物体的一切性质。
原子论者把化学变化解释为构成物质的原子的重新配置。

贾比尔的著作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理论，
把元素当成可从更复杂的物体中分离出来的具体物质。
根据这一理论，世间万物都是由这些元素按照特定的比例构成的。
这些著作描述了计算任何一种物质中元素比例的精确定量方法。
可以通过各种化学过程来提取物质的构成元素，
然后把它们重新组合成其他种类的物质。
这种物质理论为金属嬉变的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贾比尔在另一本书中指出，金属由汞和硫组成。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地下呼气理论，这一理论声称，两种地下呼气发生凝结，
湿的呼气变成汞，干的呼气变成硫。
由此产生的汞和硫结合起来形成了各种金属，
金属之间的差异源于不同比例的汞和硫的成分。
当杂质污染了混合物时，就会产生另一种更贱的金属。
这一理论的各种版本一直存在到18世纪。

罗吉尔•培根认为，炼出来的金比自然的金更好,
炼金术能够产生一种包治百病的万灵药。
鲁庇西萨的约翰认为，可以通过炼金术从溶解在矿物酸中的金属中提取“精华”，
因此主张使用化学药物，这一建议不再像传统那样强调草药治疗。

亚里士多德对博物学采取了一种目的论方法，也就是说，
他认为动物的部分作为其形式的表达要适合于某些目的。
例如，眼睑和睫毛存在是为了保护眼睛，肺存在是为了调节体内热量。
正因为动物的部分是其基本形式的表达，所以在生殖过程中，
动物的形式才由亲代传给后代。生产与亲代相似的后代是生殖过程的目的或目的因。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自然界中的这种目的性并非智能设计的产物；
自然的展开就是目的本身，是显示于生物界的料、形式和四因的结果。

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 Di- oscorides,约 40—90）
对植物作了更专门的研究，且特别关注药用 植物。
作为随同尼禄皇帝的罗马军队出征的外科医生，
迪奥斯科里德斯走遍了欧洲和北非的许多地方，看到了数百种植物。
他在《药物论》（De materia加e/ca ）中简洁而全面地记录了这些信息， 
这部著作在整个中世纪都是关于草药的权威文本。

体液理论是希波克拉底医学的基础。
这种理论假定存在着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
这些体液的平衡与否将会导致健康或疾病。每一种体液都是由两种原初性质构成的。
因此，它们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相应地，血液像气一样是湿和热；
粘液像水一样是湿和冷；黄胆汁像火一样是干和热;黑胆汁像土一样是干和冷。
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把体液与元素、季节和亚里士多德的原初性质联系起来。

在甲醛等防腐剂发明之前,
必须在处理肌肉和骨骼之前解剖最有可能腐烂的腹腔和内脏。
由于维萨留斯认为构造是功能的关键，
所以与解剖学带有很深目的论色彩的盖伦相比，
他更少利用目的因或目的。为了突出人体解剖的细节，
他还广泛利用了比较解剖学。

工匠们对于使探索更方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制造了绘图仪器，作了对于航海必不可少的观测。
因此，实用数学的重要性开始上升，不仅是为了绘制地图和航海，
也是为了测量新发现的领地。

历法需要作彻底检查，因为自公元前1世纪采用儒略历以来，
许多个世纪的误差积累起来已经导致历法与春分等天文现象不再同步。

行星距太阳较近时必须移动较快，
距太阳较远时必须移动较慢，以使SP在单位时间内扫过相同的面积。

他不是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来解释天体的运动，
而是发现数学关系和宇宙的几何结构具有深刻的解释力。
他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神学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解释宇宙。
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学科之间的传统关系。

牛顿写道；“［自然］哲学的基本问题似乎是从运动现象中发现自然力，
再从这些力证明其他现象“。

在表明存在着支配太阳与行星之间关系的万有引力之后，
牛顿用这种力解释了四种迄今无法解释的现象：
潮汐的涨落、月球运动的变化、岁差以及彗星的运动。

太阳和行星之间既无稠密物质，它们何以会相互吸引？
何以自然不做徒劳之事，而我们在宇宙中看到的一切秩序和美又从何而来？
……动物的身体怎么会设计得如此巧妙，它们的各个部分分别为了哪些目的？
没有光学技巧，能否设计出眼睛？没有声学知识，是否能设计出耳朵？
……这些事情是这样井井有条，所以从现象来看，似乎有一位无形的、
活的、智慧的、无所不在的上帝，他在无限空间中，就像在他的感官中一样，
仿佛亲切地看到形形色色的事物本身，彻底地感知它们，完全地领会它们，
因为事物直接地呈现于他。

《摄影的艺术》

安塞尔·亚当斯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Wynn Bullock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亚伦·西斯金德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乔尔-彼得·维特金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罗伯特·亨利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Minor White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保罗·卡波尼格罗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玛丽·科辛达斯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Morten Krogvold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我经常会听到有人尝试创造各种形式的作品，
却没有对作品感受到任何的热情，这些作品不可能成功。”

如果我们可以回到摄影术远未出现之前，我们会看到类似的例子，
艺术家们更多地表达真实，而不是寻找真实。
米开朗基罗在他的著名壁画中，把当地一些显赫的官员描绘成被投入地狱的罪人，
他大胆地通过这些壁画对自己的遭遇进行了注解。
其他杰出的艺术家、
作曲家和文学家对他们的“真实”也有着同样大胆的表达方式。

眼睛不是一下子就看到所有景物的。它把世界分成小块来看，
然后把这些小块组合成完整的画面。这些狭窄视野的角度非常小，只有大概3°。
为了亲身理解其中的含义，你可以试一下这样做：
举起手臂，手掌向上弯曲，手指张开（就像把手掌按在前面的墙上一样）。
这样你会隔着一个胳膊的长度，看到你手掌背面。
现在，看着你的拇指指甲。这样，你会发现你的小指已经处于聚焦范围之外！
你需要转动眼睛才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小指。然而，它离你的拇指并不远，
即使你的手指都张开。实际上，你的其他手指都处于聚焦范围之外，
这就说明了我们的视线到底有多窄。

由于眼睛只能清晰地看到很小的范围，它必须快速地移动，以看到完整的场景。
它的运作方式不同于电视扫描，不是设定好的。相反，视线的投射是随机的，
从上下左右把各处的小片段挑选出来，然后以极速传达到大脑。
大脑把这些随机数据组合在一起，就像拼马赛克或七巧板一样。
在观察场景的时候，眼睛会在显著的物体上停留片刻，把它看清楚，
而把其他东西留在模糊之中。因此，眼睛所观察的整个场景，
其清晰程度和注意力是不统一的。

“观看”和“以摄影的方式观察”之间是有确切的区别的。
人们可能会认可和欣赏某个有趣的场景，但未必会把它组织成一幅有效的照片。
只有那些可以从场景中创造出有价值的照片的人，
才可以算是“以摄影的方式观察”了场景。

摄影师往往只能对他的拍摄对象获得快速印象，
因此他的感知和定性必须又快又准。

此外，那些消极的元素，很不幸地，确实是当今世界的一部分，
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们一直都在。文明什么时候没有被仇恨、
残忍、战争、冲突，以及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无法预计的灾难感染过？
艺术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把这些困惑和瑕疵隔离开来，从而照亮这个世界。
简单性和统一性对于我来说是最容易理解的方式，也是最具冲击力的方式。

摄影不仅是一系列的动作，举起相机，对着什么，然后按下快门。
它是一个思想性很强的过程，包含着你对拍摄场景的观点。
它需要创作性的思考，这并不容易。这里所表达的观点仅仅是一种启发，
让你有更深远的思想、更丰富的创造力。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人们希望创作“丰富”的作品，
创作可以抓住眼球、充满戏剧效果的作品。
但是，你需要的可能是一种平静、沉思的氛围，
一种让读者坐下思考而不是跳起高呼的氛围。
高反差和锐利的边缘与这种氛围相矛盾。

你应该做的是创造氛围，而不是创作出黑色与白色，
仅仅为了告诉世界你可以这么做。

一个重要的物体，无论大小，位于照片的边缘附近，
而另一侧没有同等重要的物体，这就会产生明显的不平衡感。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面部等都是左右平衡的，而不是上下平衡。
我相信，我们对左右方向的差别的注意能力会远高于上下方向。

如果摄影不能深入到表面以内，去揭示内在的真实，或提出探索的疑问，
我们的作品就只能像质感一样肤浅。

有太多的人，他们往往只从眼睛的水平高度拍摄，因为这是他们观看世界的位置。
他们很少从腰部或膝盖的高度、或者他们的路线的左右两侧，
又或者其他不寻常的位置来研究风景，而这些位置可能会新奇刺激得多。

上帝并没有按照35mm格式、6×6画幅或者4×5画幅来创造这个世界！
有时候，在进行全幅构图后，我可能会发现画框内其中某个部分的图像会优秀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裁剪。没问题，这么做是合规矩的。

记住爱德华·韦斯顿的一句话：“好的构图是最强烈的观看方式。”
坚持拍摄全幅影像有可能会削弱这种强度。

在光圈很小的时候，虽然景深增加了，而图像中却没有一处是真正锐利的。
或者换句话说，所有东西都是“接近锐利”而不是真正锐利。

如果你对自己所拍摄的题材没有兴趣、投入和理解，
你的照片就不会让其他人产生兴趣，因为它们没有表达出任何东西。

为了快捷而按下过多的快门，是最严重缺点之一。

摄影是一种非语汇性交流，这个理念是一种哲学上的观点。

如果你的照片也很容易被忽视，就像照片中的的那些东西一样，
那你就什么都没创作出来。

正如著名美国画家和教育家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i）所说：
“视线不应该被引导到什么都看不到的地方。”

游客们很少思考光线，或者推断下一小时或明天早上会有什么光线变化。
他们很少考虑隐藏在其中的构图元素。
通常，拍摄的动力都是因为他们以后都不会再到那个地方了，
所以“最好现在就把它拍下来！”这种态度往往会拍出极其沉闷的快照。

我建议你宁愿留下对景色的美好回忆，也不要留下一张坏照片，
因为这张照片最终会变成你对景色的回忆。如果你愿意、并渴望超越场景，
那么你的创意潜力就是无限的。你不仅可以向观看者展现对你影响很深的东西，
而且还可以创造出全新的世界。米诺·怀特（Minor White）说过：
“我们拍摄的某种东西原因有两个：
它是什么，以及它除此之外还是什么
（for what it is, and for what else it is）。”这句话是我们要谨记的。

米开朗基罗会在没有构思作品的最终效果时开始雕刻大理石吗？
你认为伦勃朗、梵高、塞尚、毕加索或奥基芙会在画布上东一处西一处地涂抹吗？
还是，你认为他们应该从一开始就对绘画的最终效果了然于心？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你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
按照心中的完整程序来创作，避免错误的决定让整个过程偏离轨道。

当眼睛看到明亮的区域，瞳孔会马上缩小，让你不会因为过于明亮而看不清。
然后大脑会进一步压低明亮的部分，让它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刺激。
当你看到黑暗的区域，瞳孔会扩大，让你看清楚黑暗中的东西。
然后，你的大脑又会把它变得更亮，让你看得更清。
换句话说，你是通过“可变光圈”来观看场景的。

知识丰富的摄影师都会认识到他们拍摄的不是物体，而是光线，
以及光线描绘物体的方式，或者物体发射光线的方式。
摄影是对光的研究、理解和演绎。线条、图形和形状之所以会出现，
是因为它们被光显现出来了，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自身的特性。

正如画家控制涂到画布上的东西一样，
摄影师也必须控制首先照射到传感器或感光乳剂上、
最后照射到印刷作品上的东西。

“你一开始被场景所吸引的原因是物体，但一旦你拿起相机，
你就应该停止思考物体，而集中思考光线。”

在我超过35年的教学经历中，我发现大部分初学者（以及很多经验丰富的摄影师）
观察的都是物体，而不是光线。而且，大部分摄影师会避免柔和、
均匀的光线，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光线会让照片显得平淡乏味。
这种普遍观念是错的。柔光可以消除影调的突变，
而反差则可以通过很多摄影手法来加强。
尤其是在近距摄影中，柔光往往是唯一可行的光线条件。
柔光可以表现出形状的连续性，但它不会表现或增强照片的平淡性。

在多云天气下，山脉可能表现为大量的中间影调，而它的内部结构则很难被描绘出来，
而多云的天空（光源）可能是一片没有细节特征的浅灰。
这种情况下拍摄出来的照片或许是非常乏味的，尽管山脉本身很壮观。

假设你的拍摄主题是一个满面皱纹、皮肤粗糙的老人。
在强烈的侧射光下，他会是什么样子？他的皱纹、肤斑、皮疣会非常显眼。
高反差的侧射光会大大加强粗糙感。这会让他显得有些险恶。
如果我们采用柔光罩，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
所有的容貌特征和面部瑕疵都会变得柔和，
这会把拍摄对象拍摄成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数百万年的进化史告诉我们，火焰、阳光以及众多其他温暖的东西都是与红色、
黄色、橙色及类似颜色相关的。
而水、冰、浓厚的植被与其他凉快或冰冷的东西，
则与蓝色、绿色及类似的颜色相关。

人们对暖色和冷色会有情感和生理的反应。艺术家如果以冷色为主调来描绘风景或静物，
就会表现出一种温度降低的感觉，如果以暖色为主调，则会有相反的效果。
以暖调为主的的人像作品会隐约地传达出人物温暖、迷人和友善的感觉，
但如果相似的作品以冷色为主，则会表现出冷傲或类似的性格。
此外，人们被明亮的红色、粉红色或橙色包围的时候，往往会变得激动不安。
如果处于较暗的红色和所谓的大地色中，则会变得平静放松，而在冷色中，
甚至会变得深沉。这说明了为何快餐店都用明亮的粉红色或橙色装修，
这样会让顾客的动作快些，而豪华餐厅则会用深红或棕褐色装修，
而且采用柔和暗淡的灯光，从而让顾客可以坐在舒适的氛围中用餐。
图书馆和其他公共建筑则会用浅褐色和轻松的蓝色和绿色，以加强安静感。

我觉得，在深思熟虑之后使用的滤镜，可以对风景摄影起到最大的提高作用，
因为自然界的颜色都是相当不饱和的，
在柔和的光线下，它们在黑白照片中会显得很灰。
使用滤镜之后，影调的变化会变得更清晰。

请记住，繁琐的工作和艺术创作是不同的东西。
有多少人会认为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或贝多芬会因为过于繁琐而放弃创作他们的巨作？

这里作为一次重要的技术性旁白，我们有必要向你解释一下光圈数值，
因为这些数值刚看上去显得相当随意、毫无意义。圆形的面积公式是A＝πr2，
其中A代表圆的面积，r代表半径，π≈3.14159。
如果你把每个光圈值乘二次方（即与自己相乘），并作为r2代入公式中，
它们就会组成一系列简单的几何级数：4、8、16、32、64、128、256、512等，
因此每级开口的大小都是就是前面一级的一半或一倍。

亚当斯有一个著名的类比，他把摄影比作音乐，“底片是乐谱，照片是演出”。

关于相纸，最后还有一个共识：双倍重量相纸比单倍重量相纸耐久。
这是显然的，但这也意味着长远来看，双倍重量相纸可能会显得更经济，
麻烦也会更少，因为它在显影和后续处理中损坏得更少。
而且，由于双倍重量相纸可以承受更粗放的处理，
你可以在显影液中用手来擦其中的某些区域，
以增加黑度或带出更细致的高光渐变。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艺术摄影师是更偏爱使用单倍重量相纸的，
这个事实有着重要的经验教训！

想一下：在梵高的一生中，他从来没有被别人认为是有价值的艺术家。
但他无视所有嘲弄其作品的人，按自己的构思来创作。
当然，他如今已经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在今天的历史视角，而不是在他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他无视批评是正确的。
同样值得考虑的，还有谁是谁非的问题——正确的是当时的公众和批评家，
还是今天的？答案是不断变化的。
谁知道在120年后梵高会继续得到现在的尊崇，还是会像120年前一样被轻视？

取悦自己——像梵高那样——不应该与创作艺术混淆。
有些人真的认为他们是伟大的艺术家，并像梵高那样，声称自己被世人误解了。
我把他们的逻辑命名为“梵高式自辩”，它大概是这样的：
“他很伟大，但在他的一生中没人能理解他；我也同样伟大，
也同样得不到理解，但将来的人会理解我。”
对于这样的想法，还真没有合理的论述来反驳他。
很不幸，梵高们实在太少了，即使在那些自称被误解的天才中，
比例也少之又少。
通常，梵高式自辩只不过用来掩盖其作品纯粹是垃圾这一事实。

们可以把斯图亚特的华盛顿肖像与其他现代总统的肖像画进行对比，
前者一直被认为是极具艺术价值的，
而后者则只不过是总统肖像画系列中的又一幅而已。
如果伦勃朗、戈雅、庚斯博罗、雷诺兹等大师的肖像画是在现今完成的，
很明显，大概都会被无视，因为它们太具象、太真实了。

摄影到达艺术的领土还有另一种方法，那就是抽象化。
抽象，正如其定义，是指把摄影作品从纪实的领域中抽出。
好的抽象摄影需要非常敏锐的洞察力。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拍摄事物的细小部分来创作难于分辨的图像，
但只有这些图像与构图的力量结合起来，与被称为内在信念的、
几乎无法定义的特质结合起来，才能被称之为艺术作品。

抽象意味着把拍摄主题的固有特性与其物理对象分开。
波迪的照片缺乏这种特性。相反，裂谷的照片则拥有这种特性。
有时候，我把它们漩涡般的线条和形状看作是组成行星、
恒星或整个星系的尘粒和气体所遵循的轨道，
有时候又把它们看成是天体本身，或者看成驱使这些天体移动的力场。

“我很怀疑如果摄影师本身没有情感，它的照片是否能够释放出读者的情感。”

第一个这样的问题是：这是哪里？这个问题适用于可以辨认出实物的现实主义摄影。
问这个问题的人对场景的地点往往并没有真正的兴趣。
然而，从艺术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照片是在那里拍摄的有什么意义呢？
唯一的事实是，这个问题的提出，
意味着这幅照片并没有被认为是一幅艺术作品，
而只不过是一幅吸引游客的照片。

我拍摄这幅照片并不是为了吸引游客们到惠特尼峰，
而是为了表现出它的力量和它显得不真实的雄伟。

记住，最优秀的艺术一定会引起情感反应，这很重要。
情感反应不会来自只有好的白色和黑色的照片，而是来自具有好的内容、
好的构图和个人意义的照片。
当这三个要素清晰地表现出来，照片就会找到懂得欣赏的观众。

柯特兹、亚当斯、萨德克（Joseph Sudek）、艾伦·马克、
萨尔加多、布拉沃（Manuel Alvarez Bravo）、

布莱特·韦斯顿以及其他摄影家们可以向全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
因为视觉语言是世界通用的。低估这种视觉交流的力量，是愚蠢而目光短浅的。

经验：经验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而且应该把你从世俗的、
程式化的摄影操作中释放出来，让你可以专注于新的理念、技巧和方法。
经验会告诉你，从以前所做的大部分事情中应该产生怎样的期望，
让你摆脱对一些基本事情的过度关心。
但往往，经验很容易把你封锁在常规的习惯和已证实的技巧中，
抑制你的创意潜能。每个摄影师都要防止经验变得陈腐。

如果梵高的内在信念不是那么强烈的话，他就不会再画画了，
因为他的作品在其毕生中都无法获得称赞。

当拍摄别人创作的东西时，你必须问这个问题：
“这幅照片中，有多少是你的创作？”

我建议你重点向以往的大师学习——贝伦尼斯·阿博特（Berenice Abbott）、
安塞尔·亚当斯、戴安·阿勃丝、尤金·阿杰（Eugène Atget）、
比尔·布兰德（Bill Brandt）、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
弗雷德里克·埃文斯（Frederick Evans）、
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安德烈·柯特兹（André Kertesz）、
伊莫金·坎宁安（Imogen Cunningham）、沃克·埃文斯、
约瑟夫·萨德克、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
保罗·斯特兰德（Paul Strand）、埃德华·韦斯顿、布雷特·韦斯顿、
米诺·怀特、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弗雷德里克·萨默等，你还可以向当代的摄影家学习。
你要特别注重研究那些与你有相近爱好领域的摄影家，但研究别人的时候，
要寻找新的想法和方法。不要过于关注他们的拍摄主题，
以至于无法学习他们光线、质感、构图、情感、
动态和其他视觉和感觉元素，无法把这些元素应用到自己的作品中。

在思考摄影能做什么的时候，你肯定会意识到它不是什么都能做到的。
它也有局限，就像绘画、雕塑、音乐、文学，以及科学技术一样。
它们都无法表达所有东西、解决所有问题、揭示所有真相。
事实上，摄影也许不会总能完成表达你的感受的任务，无论你的经验有多丰富。
我至今还没有想出来一个通过摄影来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方法。
我觉得，理解摄影的局限就跟理解它的潜力一样重要。

找有见识的人评价你的作品吧。我们开始的时候都让亲戚朋友来看自己的照片，
但某种程度上，你需要找一些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并且愿意说出自己所想的人。
这也许不容易，但却是提高摄影水平的最佳方式。
过一段时间后，重新找回那些懂摄影的亲友，让他们的赞赏建立你的自信。
然后，当你准备好后，再次找专业人士进行下一轮的评论。

《1955世界图景的机械化》

Eduard Jan Dijksterhuis - Wikipedi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B5%96

罗杰·培根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 甚至故火硝烟弥漫，
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于是，在其唯一的科学对话录《蒂迈欧篇》中，
柏拉图基于抽象的数学思考用一组数字关系构造了一个音阶，
能用耳朵听到的音程仅仅是对这些数字关系的不完美反映和粗劣模仿。
因此，其内在和谐无法用耳朵听到，而只能用思想来把握。

原子论者认为神和人的生命是原子普遍运动的特定变式,
而柏拉图却为宇宙的身体赋予了灵魂,从而将宇宙变成了一个生命体；
原子论者没有回答宇宙闪何存在以及为何存在。
《蒂迈欧篇》则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巨匠造物主因为善而不能容许混沌保持在恶的无序状态中，
这促使他把无序的空间物质组织成个美妙的整体，
使之尽可能地像自己。

巴门尼德论证说，存在既不能产生于存在（它已经存在，
因此不会产生）,也不能产生于非存在
（因为事物不能产生于某种不存在的东西）。

业物朝下落向宇宙中心,轻物朝上落向月亮天球。
这些事实也可以表述为，根据宇宙的秩序，重物的自然位置似乎在中心，
轻物的自然位置似乎在圆周，只要不受阻碍，
它们就会直接朝那个方向。

雕琢它所用的大理石是质料因，
雕刻家在工作时头脑中呈现的形式是形式因；
借助于工具的雕刻家本人是动力因；
作为预定目标的完成的雕像是目的因。
当然，如果雕刻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那么目的因也可等同于形式因。

希腊人很早就知道,每个季节并不等长：
太阳从春分点运行到夏至点需要94.5 天，
从夏至点到秋分点需要92.5天，因此半年有187天，
超过了一年的一半。

奴隶制盛行于整个古代,甚至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
家都认为它完全正常。
无论如何，假如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有生命的机器，
定会减少对无生命工具的需求，
加之没有从人道主义角度着，要求充分利用这些工具，
更是加剧了这一后果。不过，如果因为拥有奴隶而认为机器是多余的
（现代意义上的效率并非希腊的理想）,那么一个恶性循环必定已经形成：
因缺少机器而不能离开奴隶。

然而，奴隶制还可能以另一种方式阻碍了实用技术的发展：
它导致任何旨在提高物质福利的自身努力
都会被古代社会的领袖视为有失社会地位。
即使奴隶制不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唯一原因，
至少也促进它的持续。

基督教认为人是无助，人凭借自身的力量既不能正确地行动，
也不能正确地思想。前者需上帝持续的帮助，
后者则需要上帝对心灵的照亮；
基督教使得上帝对人的心灵的后示在一切生活领域都具有权威性，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

其中一个错误在于高估了思想本身的力量,
认为不借助经验就能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成就。
那位在12 世纪影响破大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便是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深受其害,
这种高估在他那里乃是源于心灵的一种片面的数学态度,
人的心灵相信（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幻觉,我们这里不讨论）
不必借助经验,仅凭自身的力后就可以创造出数学。
这容易使人的心灵以为，大概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获得自然知识。
然而，自然是一种外在我们的冷冰冰的实在，
那些确信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辨来理解自然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他们的工作将是徒劳的。用弗朗西斯•培根的一个比喻来说，
数学家就像蜘蛛用自己的东西织网，而物理学家则必须像蜜蜂。
通过从外界辛勤收集来的东西酿蜜。

柏拉图教导说，世界并不是从虚无中创造的，
而是由一个仁慈的巨匠造物主构建起来的，
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世界巨占以来就已经存在。
他还违反法督教的观念教导说,未来也是永恒的。
可以把柏拉图的理型自然地斛释为上帝的思想。
虽然巨匠造物主在勾画了世界结构的基本特征之后便返回到其自身的存在方式，
让受造的力城来完成和引导的作品，但宇宙仍燃处于神的监督之下。
我们已经看到，世界灵魂与圣灵的一致在基督教思想家看来是多么自然。
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的神是一种奇特的抽象存在，
他具有如此绝对的超越性.以致几乎不能满足任何宗教需要：
他完满而自足地居于世界（他并没有创造世界）之外，
与世界只有一个接触点：他是一切不完美的尘世之物向往和追求的最终目标。
此外，至少根据阿威罗伊对其体系的解释。
既然亚里士多德已经免除人对其尘世活动的个人责任
（据阿威罗伊说，亚里士多德否认个体灵魂的存在，
认为个人的精神生活都是包含着所有个体意识的同一个智悲的表现），
所以在伦理方面，亚里士多德主义似乎也比柏拉图的学说更远离基督教,
柏拉图教导说，人死后将被要求对其尘世的生活负责。
人可能会因其曾经的过犯而受到惩罚。

阿奎那永远不可能满足于这样一种科学，
它宣称自己只能尽可能精确地描述自然的组织和运作，
因此要么认为自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问题无法可答，
要么斥之为一个假问题，对自然力的纯技术控制的理想也不能使他满足。
他所铭记的目标是智慧，是理解生命和造物的意义和目的，最终的理想是认识上帝。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知识论 明显是“感觉论的”：
所有知识都来源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由感官获得的经验，
没有任何知识是天生的或者来自于前生。
有许多说法鲜明地表达了新思路中基本的经验态度。
这些表述不仅见于阿奎那本人,更见于他的前辈和老师大阿尔伯特。
大阿尔伯特漫长的一生中,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为研究自然而收集经验
材料，竭力推进这项研究。

科学不在于简单地相信被告知的东西,
而在于探究自然事物的原因。

与感官证据不一致的结论不能相信；
与感觉经验不符的原理不是原理,而是它的反面。

必须把对自然的探究贯彻到个体事物；
关于事物一般本性的知识只是初步的知识。

要想把实验设计得天衣无缝，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事实上,不应只用一种方式做实验，而应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做实验。
从而为这项工作找到可靠的基础。

在科学中，基于感觉经验的证据是最安全的，他优于没有实验的推理。

马赫所表述的那条真理：感官并不撒谎，只是不说出真相。

普遍本性总是高于物体的特殊本性。
凭借其特殊本性（源于其实体形式），
水在气中倾向于下落，以到达它的自然位置。
然而,必须始终与其他物体相连接，这是所有物体的普遍本性。
正因为此，才会有与重物的特殊本性相反的静止状态（如果顶部封闭，
水不会流到吸管外）和运动（如果吸这个吸管，水会上升）。

我们现在说，鸦片是一种催眠剂，
或者列举它所包含的那些能够起催眠作用的成分；

当所有天体又都回到同一点时(每36000年发生一次)，
同样的事件将会再次发生。

249

杂书笔记IX

《1977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

导言

开放的世系关系

有限的父权核心家庭

父权体制的增强

封闭的核心家庭

婚姻安排

友爱婚姻

亲子关系

性

贫民的性行为

结论

《2007进化心理学》

进化心理学的基础理

生存问题

性行为和择偶行为的挑战

群居问题

走向统一的进化心理

《1884资本与利息》

绪论

利息问题的发展

生产力学说

劳动学说

《1962适应与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适应与进步

自然选择，生态学和形态发生

群体选择

遗传系统中的适应

生殖生理学和行为

社会适应

其它假设的与群体有关的适应

适应的科学研究

《认识我们的宇宙：行星、恒星、星系》

地球

《1770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1890金枝》

《2014情爱现象学》

《2006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

论概念文字的科学根据

《1936语言学概论》

《560哥特史》

《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

《摄影的艺术》

《1955世界图景的机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