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医学史:上》

前言

我向来认为，正如在任何一种表达人类智慧和感情的历史上一样，在科学史上，
过去永远不是过去，而是延续至今的，非常活跃地表现在现代的每个形式与现象中。
医学(它与生命的基本需求的联系比其他科学更密切)
的进步和文明的进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很明显的。现代的医疗技术不仅同古代的巫术仪式、
宗教教义有关联，同原始的器官疗法和经典的希波克拉底学说有关联，
同教条主义学说、革命性的发明有关联，而且也紧密地联系着各时代各民族的经济、
文化和政治生活条件，联系着他们的富有或贫困，联系着他们的贸易、法律、
战争、哲学、文学和艺术，这一点或许还没有被人们充分估计到。
甚而言之，医学是现代生活中最强有力的潜在因素之一：
它既影响个人也影响集体，它总是面对着新的威胁和危险，
但也为开辟未来无限美好的前景提供了新的希望。

医学思想在历史上的进展

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的所谓固有错误观念，
就是想把医学学术专一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上和论辩的效力上，
认为思辨哲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包括生物学问题，所幸这段时期距今久远。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医学的最初观念是来自原始人的痛苦和惧怕，
甚至是来自动物的痛苦和惧怕，我们不应漠视这种医学发展的根由。
而我们却常忘了这种研究的目的是减少人类的痛苦，使其更坚强更有能力。
这种目的常为现今明察秋毫者所忽略，而通过对历史的研究，
可以使人对此获得客观而正确的理解。

例如，在远古时原始人就注意到分泌物和排泄物，
显然其后通过对它们的观察而产生了体液病理学的观念，
并由古代最杰出的人物将其提高到科学理论的水平。
希波克拉底认为弥漫于腺内的各种液体现象比位于单一器官内的重要得多。
他对腺的功能做了如下解释：腺管理体内液体的分布，
如果分布得不规律，便发生炎症和疾病。

医学是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份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
由于最初需要解释人体发生的各种现象和
以人类心灵为主题进行最初的辛勤探索而成为科学。
它的最高目标是解除人类痛苦，促进个人体质及种族改良。

事实上，在古生代的动物中不仅发现有骨折，而且有龋齿和寄生性疾病。
我们发现了和现代形态相似的骨损害的确凿证据，
例如中生代的动物恐龙和蛇颈龙中有骨膜炎、骨坏死、
牙槽脓溢以及关节炎，甚至骨髓炎。

正如发育不正常、发育迟缓的人的表情、手势和幼稚观念同正常的婴儿的一样，
我们由现在原始人群中所见到的观念和特性，便可推想出远古原始人的情况。

假使我们认为“医学” 一词是指自己或借助于他人以解除痛苦，
或修补由外伤或疾病所致的损伤，那么首先便应想到医学起源于人的本能，
正如痛苦最初的表现也来自本能一样。这种本能的医学甚至常见于动物，
更常见于古代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传奇中，他们所记载的无疑是更古的传说。
例如动物用冷水缓解发热，善于驱逐寄生物以及用舌舔疮面以减轻痛苦等，
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当狗的一条腿受伤则用三腿行走，这样断骨获得休息，
可在最短期内痊愈。此外喉能摘除体内异物以及动物帮助患病同伴等也是常见的事。

但是生物界中的妊娠、分娩、生长变化、死亡等不可思议的现象，
不是感官所能直接了解的，于是他们便将之归于至大至远的超自然的神。

这种思想的来源，是由于对动物的生命现象或不能见到病原的疾病找不出明显的原因，
于是想象疾病和死亡是由于某种神秘物进入身体所致，如像原始人所熟知的人和动物的寄生物；
或是认为这些是由于距离极远的物体，例如星辰或其他天上地下的东西。
原始人对这些东西和现象是不能解释的，因此产生一种思想，
认为某些星辰可使生物发生物理的或病理的改变，
特别是那些有明显周期性的现象，例如月经或间歇热力。

在发现自然界中如日、月、海、雷、电等的作用能使人发病，而且能治病时，
便迅速习知自然力的治疗价值，如热、日光、水等；更观察到植物的疗效,
这可能是由动物身上得知的，知道有些植物有毒，有些则能产生若干治疗效果，
还有若干则具有止痛或减轻疾病的作用，
因此便把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大树认为是超人的生物。

例如佩戴象征性的饰链（如佛珠、护身符等）以保佑避开邪恶，或用文身，
或病人改易姓名等以改变命运。这样精于占星或精于药草或毒箭的人
（这类知识在原始人中间是极为重要的），便成为有权力的人，
他们宣称自己有战胜凶魔或降伏恶鬼的方法。

一方面有了用某种器官治疗某种器官病的习俗，另一方面产生一种思想，
就是仿照身体各部的形状，画为符箓，以增强这些器官的力量，达到治疗的目的。
我们都知道代表生殖和生命的生殖器，自远古人们便描绘其形状作为宝贵的避邪物，
这些生殖器的象征在古代是普遍使用的（我们可以认为因其有避邪作用），
并将其崇敬地放在屋内。这种观念是性本能在原始人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缘故，
有如在儿童生活中一样。性本能支配了日常生活现象并且决定了一系列的动作，
这些动作有时是难以解释的，因为这类动作来自潜意识的本能或来自原始的隔代遗传。
崇拜阳具和原始人常见的性交绘画（在文明人看来是淫画），
可以认为是出于观念情结（按照弗洛伊德的概念）。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玛雅人 （ Mayans） , 阿兹特克人（Aztecs）、
印加人 （Incas） 、阿劳卡尼亚人（Araucanians） 的医学，我们知道得较多，
文献也较详，所以特别觉得有趣味。他们有刺破耳、唇和舌的仪式，
选族中最优美者作为向众神的献礼。这些民族很注重流血的仪式，
而最重视巫术方法。对病理状态特别是皮肤损害和骨伤损害的艺术复制，
居住在古代秘鲁的印加人似曾应用。此种复制品通常很逼真，
使人想到制作这种复制品是想用巫术方法预防可怕的疾病。
在另一方面，经验的医学已充分发达，在西班牙人占领以前，
经验医学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治疗方法的贡献特别有价值。胡椒能抗脓性炎症，
马替草（yerba mate） 和瓜拉那（guarana） 的疗效，咖啡、茶、
可可的兴奋作用等皆为他们所熟知。他们还知道甚苦碱有麻醉作用，
所以使用主要成分是含蓑若碱的曼陀罗花。
这些民族的历史和他们至今仍居住在美洲僻隅的后嗣所保持的习俗，
使我们得以知悉原始人的医学完全受巫术和经验所左右时的情景。
他们的巫师的观察能力，甚至可以说高过了我们，因为他们从长久经验中获得了锐敏的感觉，
这种锐敏感觉正是很有意义的资本，并且与合理的治法连接在一起。

他们对于发热病人知道应用液体食物、泻下、利尿、发汗(在专门发汗的帐篷内)，
甚至放血法等治疗；对于消化不良，知道应用吐法、缓泻、驱风药、
制痉药以及灌肠法；对于呼吸器官疾病用桔梗、亚麻和其他药物以及杯吸术和灸法。
斯通 (Stone)列出印 第安人用来治病的药物144种，其中59种仍见于现代药典中。
在难产或剥离胎盘时，应用腹部手法，偶尔也用阴道手法。
他们尤其擅长外科，注意创口清洁，并能缝合，用烧灼止血和使用膏药。
他们会固定骨折患处并能整复脱臼。

行医的人自然也就是熟悉植物效用的人，并且知道动物毒素可使仇敌死亡或受害。
他们也是指导性生活的人，还能预言新生儿的命运或使其免受恶魔侵害。

人类很早便知服催眠剂能使人麻醉，例如古人已知应用曼德拉草做麻药。
一些古代人，如现今的原始民族一样，认为某些颜色能防治某些疾病。
古代中国人以及现在新西兰的土人认为红色可以防恶鬼，所以佩带红色的带子、
颈圈或戒指等以抵抗疾病。在古代盛行的迷信中，
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普遍存在的治疗观念的萌芽—— 
当我们发现古代人用接种法预防蛇咬和用有毒动物的脂肪来涂敷时，
便不觉得这是怪事了。

美索不达拉，古埃及，波斯，印度医学

但是，如果根据雷普西乌斯(Lepsius)的估计，在冰河晚期，欧洲、
亚洲及美洲北纬45度以上的大部地区，气候极为寒冷。那么人类最初的文明地带，
必然是起源于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易于生存的大河流域。

美索不达米亚人可能是我们知道一些情况的迄今最古老的民族。
假使我们研讨他们的医学，便可看出是被巫术思想和僧侣所支配的。
星相学是那时研究的主题，从研究星辰运行与季节的关系，及星辰、
季节与某些疾病的关系中，我们可以找出科学的医疗原则。
由于假定星辰现象与人体生理之间有关系，于是人类便渐渐产生并发展了周期、
季节和星辰能影响人生的观念。我们要知道那时的人是过着牧人和农夫的生活，
他们往来于既会定期泛滥又能使附近田地肥沃的大河两岸。
由此他们认识到太阳的伟大，认为太阳是大地生产的第一个来源，是各种生命的起源。
从这里也可找到在宗教上和医学上认为水有很大重要性的最明显的动机，
因为水可以灌田，有时却又泛滥成灾。

这些聪慧的民族，由于生活条件所迫而需要观察自然现象，
他们将大宇宙和小宇宙互相比较，又从观察年年有洪水泛滥的事实中得出正确的认识。
显然他们已想到灌溉大地的水与动植物生活不可缺的水是类似的。
人和动植物密切相关的思想，或是来自人与大地关系更密切的时代的原始思想，
或是这个时代产生的。这种思想几乎在所有古代民族的变形神话中都能找到。
凡是通晓现代个体发生史的人，对此种神话便不会觉得很奇怪。
同样，由于与自然密切接触，便产生了人与自然一致，
死后可以再生以及身体死后生命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思想。
在自然现象中植物的迅速变异，使人们想到人的归宿也同于植物，
于是产生了一种病理观念，认为人生的一切现象都和自然现象一致。
在细致研究陶片上楔形文字以后，我们得知当时迷信星辰的会合可以决定出生以后的运气，
此点甚至在最古的历史文献中也是这样记载。假使星辰运行失常，
便被认为是上天垂象，给人一种预兆；同理，人在出生时有异常现象，
便被解释为一种重要预兆，怪胎被视为大不祥。
据雅斯特罗(MJastrow, 1861— 1921)研究，有一种说法，
认为右侧器官特大或异常时，表示将来的兴旺或成功；
反之，如果左侧大，则是衰弱、失败和患病的先兆。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史中，最初有苏美尔人(Sumerians), 他们的种族来源尚不明，
但是他们最初定居于巴比伦。据雅斯特罗的研究，
他们或者是从极远的山区来到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之间的平原。
在公元前4000年，甚或公元前5000年已有了文化。
他们对外的大扩张一直延至公元前2500年，
在此阶段中受了阿卡得人(Akkadians)文化的影响，
因此，苏美尔人的文明可能比埃及上古 象形文字的文明还早。
苏美尔人的语言最初是使用纯粹表意文字,图画和文字皆从右至左直写。
不久，由于陶片的广泛使用，遂改用楔形文字，从左至右上下写。
从原始的表意文字，可以断定当时的观念，一般常用身体部位来表示一个字，
如用乳房和腹连接在一起以代表妊妇。据近代研究，此种方法也可见于后来的文字。

对苏美尔医学的基本观念想要有一个正确概念是很困难的，
因为苏美尔医学曾被那些征服亚述一巴比伦王国的民族所吸收。
然而它基本上是巫术的医学，并认为血是生活机能的输送者。
基于此种思想，他们认为作为藏血的器官肝脏是生命的重要所在。
多数东方民族都有此种概念，认为肝脏极为重要，常检视其两叶以定命运。
对于献祭的动物，首先就要检查肝脏，从其形状位置和任何一种异常预言凶吉。

他们有一种有趣的概念，就是认为生命的延续是血液借营养而再生的缘故。
被埃及人认为极重要的呼吸，他们连名称也没有。
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民族认为体液运行全身，
这种运行会由于失去一种被认为是生命中心的宝贵液体或其进程受到阻碍而致紊乱，
这些才是生命最重要的现象。因此医学形成了一种以实际为基础的治疗体系
其中水和火占最主要地位，其治疗自然有象征作用，
但也有以实验为基础的实际效果。

巴比伦和亚述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后，继承了苏美尔人的习惯、
法律和学说，对于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均有极大的贡献。巴比伦是迦勒底文明的中心，
尼尼微在他们的古文献中已被称为圣城，这两地是著名学派的发源地，
这些学派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社会和商业兴盛时代曾有很大发展。
约在公元前2000年，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是地中海文明的中心。
此时政治军事稳定，有强大的君主政体，医学完全掌握在僧侣阶级的手中。

现在尚保存的一个用楔形文字写在陶片上的医疗摘要，
其格式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病名，第二部分是药名，第三部分是用法。

从研究巴比伦陶片得知，古代人认为一些小动物是带菌者,
使人生病，因而被视为神怪。巴比伦的神学中常带有一种象征性,
如认为瘟神状如昆虫，称为Nergal。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如此遥远的古代，
自巫术观念出发，人们已认识到或猜测到昆虫可散布传染病了。

巴比伦人有很发达的占星术和行星的知识，他们知道日月蚀的周期，
行星的升降及与太阳的关系。他们能计算天体运行和月球的相位，
曾观察陨星，并精通算术（圆周的区分，用60周年推算，黄道十二宫的名称和象征，
月和星期的划分，根据日和月的关系规定金和银的比值，
所有这些知识都起源于巴比伦）。

但是在另一方面，人体内体液（生命即存在于其中）的运行，也受星辰的影响，
恰如星辰之影响自然力、月球盈亏之影响海潮一样。

他们是精于计算和观察的人,是善于经商和思考的人。
他们的基本特征是对于人和宇宙间密切关系的了解，
虽然在客观事实的研究上不如埃及人科学，在制定法律上不如犹太人进步，
然而他们仍代表着一个有意义的发展阶段。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居民的历史中，
我们可以看到巫术医学慢慢地演变为僧侣的医学和教外医学，并一直保存着经验医学。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丰富的药物治法，
还可看到他们从对自然现象的确实评价中产生了卫生和社会医学最初的重要观念。
他们是最早不但注意动物解剖而且注意人体解剖的民族，
并且是首先在法典中规定医生责任的民族。

埃及人对于生命的观念与亚述一巴比伦人不同，
亚述一巴比伦人认为肝脏是血液中心和生命之所在，
埃及人则认为呼吸是极重要的生命功能。埃及人认为人死时呼吸的停止在血流停止之前，
所以说呼吸最为重要，因而产生灵气观念，这是埃及医学的特征。

埃及人的解剖知识或者不似文献中所记的那样肤浅，可能是文献中仅记载了医学操作，
不注意理论概念之故。按说在做干尸的过程中，会得到许多解剖知识，
但是做干尸是由技术人员担任，而不是由医生执行。
不过我们要知道，干尸法数千年来曾不断施行，而且对富贵人的尸体行干化法时还要特别小心。
此外为宗教目的也常解剖动物，这些必然为解剖知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例如埃及象形文字的“子宫”为双角形，“心”为牛心形，“喉”则为牛的头和气管。

从保存的药方数目中，可知眼病和皮肤病极为突出。还有治疗乳突病、秃头、
各种发热病和风湿病的处方。妇科病如月经病和子宫脱出、阴道病、
泌乳量少等也见于埃柏斯和康纸草文。古埃及人尚未认识梅毒，有人甚至说埃及古时没有梅毒。
龌齿直到金字塔时代尚不常见。在古代贫民中可见有磨损的牙齿、暴露的齿髓及齿槽脓溢等，
此乃因食含沙的粗糙饭食所致。在干尸中有慢性关节炎，并有患脊髓灰质炎病人的雕刻像。
还见有一例并发腰肌脓肿的脊椎结核，此外还见到动脉硬化、钙化、胆石、
阑尾黏着和胸膜黏着以及软骨发育不全等。
由此可见，人类的疾病从远古到现在没有重大变化。

埃及关于祭司的身体清洁法规非常严厉，每日和每夜均需沐浴两次，
每三日要剃一次头，在第三王朝时规定要按期完全剃光。

祭司只准穿白色衣服，禁食某些食物，特别是猪肉和豆，只准饮用开水或滤过的水。
埃及的法令严禁人工流产和弃婴，不准经期性交，
在 《死者书》中，认为手淫是一种可耻的罪行。

值得一提的是埃及人的婴儿卫生。新生儿要裹以白麻布，但不缠紧。
断乳以后喂牛乳，后加青菜。在五岁前不穿衣服，做种种合乎卫生的游戏（球类、铁环等）。
现今在埃及博物馆内还藏有自古墓出土的大量玩具。年长的儿童有多种运动。
埃及人有极高的美容术,从古墓发掘中得知头发和指甲不仅使用香料而且还使用染料，
脸上还涂胭脂，等等。

他们的医学思想的发展，一方面带着新颖和创造性的观察，
另一方面则具有严格的法典式作风而拘于礼仪，其原因也在于此。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发展过程是来自埃及人的特殊心理，就我们所知，
埃及人一方面富于思考力，研究自由，观察深刻，但另一方面，
在保存和传授知识成果上则有保守倾向，贵族阶级垄断了知识，
给它蒙上了传统、神秘和仪式的面纱，秘而不宣。

在 《圣经》里，祭司的职责是监督所有宗教活动，并是神的意志的代言人，
所以在医疗活动中祭司是唯一正式的医务工作者。祭司也是人们洁净的监护人，
由于身体洁净与心灵洁净同等重要，而且不允许只有心灵的纯洁而无身体的清洁，
所以卫生规定明显带有宗教告诫的特征，并且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祭司们需要有高尚道德，为人民的模范，他们是民法和刑法的
监护者，自然需要他们严格遵守沐浴和清洁条规。如经文中记载，
一般是早晨用冷水洗脸、手和脚，晚间洗手脚。

印度的解剖由于宗教禁止接触尸体，仍停留在幼稚阶段,
这一点与希腊医学不同。但我们应当承认，印度医学在药物方面的贡献甚大，
增加了西方民族药理学的内容。
如果说晚期文献中的体液病理学观念与希波克拉底著作中个别章节的内容很相似，
颇有来自希腊的嫌疑，那么就另一方面来说，所有卫生和饮食的规定，
从特征上来看都与印度的气候和动植物有关，可见是起源于印度。

印度医学文献中对于胚胎有详细和确实的研究，对在子宫内的各种现象和发育过程均有研究，
特别是胎儿的血循环。如何诊断妊娠各期，均给以详细说明，
使胎儿受影响的各种现象也均有详细的预后判断。
孕妇如果脾气粗暴好发怒，则将生癫痫病小儿，如好饮酒则孩子常口渴善忘，
如果淫荡则生儿堕落或柔弱等等。

印度的病理学，认为生物是由气（风）、胆 （热）和 痰 （水）
三种主要生活物质组成。疾病是由于这三种原质的关系有了异常，
或是由三原质所生的体液减少所致。病 原 （称为nidana）是身体的体液或精神的体液紊乱。
病因按照症侯群分成若干组，医生用五感官去精细研究。
医学的观察要求精确，在所有文献中最重要的是谨慎诊断。

肺癌，远古在印度便极常见，称之为贵族病，有 11种特殊症候。
爱惜名誉的医生不要医治有三种重症的病人，即发热、咳嗽和血痰。
不过若是病人食欲和消化都很好，病仍然在初期，还有希望治愈。

肱骨脱位的整复法是先将脱位骨向下拉，放一小枕于腋窝后，即推向体侧，
然后在肩胛和颈部绑一“8” 字绷带固定。

远东的医学

宇宙观念渗透到了中国哲学及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中，
是老子及道教信奉的观念：人就像世间万物一样，由木、火、土、金、
水构成，它们组成了跟宏观宇宙一样的微观世界。在中国哲学里，
数 字 “五”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五行、五感、五脏、五色、五味等。

阴阳是另外一对重要的宏观概念。这对具有相反属性的概念是阳
（男性）和 阴 （女性）。阳代表天、太阳、光亮、力量、硬、热、
干燥、眼、左侧以及其他主动的性质，阴代表着地、月亮、黑暗、
柔弱、软、冷、湿润、耳、右侧以及其他被动的性质。阴阳消长达到的平衡状态，
是身心健康，从容平和的基础。万物和则生、分则毁，两相交替就是宇宙的大法。

阴阳概念与我们讨论过的其他文明的类似概念有所不同，因为在中国，
“阳”起到主导作用。中国传统医学用引经药来激发“阳”的功能，
心理治疗也许有类似的作用。哲学家王充在公元1世纪论述了体内阳液的作用，
他认为，失去阳液，身体无法生存，而没有身体依托，阳液也失去了活力。

根据传统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的理解，人体有五脏来储存营养：心、肺、肾、肝和脾，
另有五腑相配：小肠、大肠、胆、膀胱和胃。每个脏腑都与五行、
植物、颜色、季节等相对应，并与其他脏腑有一定的关联。比如，心是最重要的器官，
心之母为肝，心之子为胃，心之克为肾。心的五行属火，并与火星相对应。
心阳的动力可以使身体气血一天完成50次循环。不同脏腑的精微物质由阴阳、气、血组成，
它们通过经络，循环到身体各处。传统中医学的病机理论也可以用阴阳理论来解释，
所有疾病的原因都是阴阳失调或者转化受阻。阴阳之间相生相克，制约转化。
宇宙的这两种力量如果出现不平衡，就会导致不良的后果。

中医倡导健康饮食、卫生的环境、适当体育运动和适量的劳动。
所有医疗方法都要依据阴阳大法，阴阳不仅影响人体的健康，还与行星，
五行，颜色，味道相关。在古代，动物的内脏经常用于治疗，
因为人们认为一些动物的内脏藏有大量的精微物质。
肺、肝、睾丸和动物的其他器官很早就被认为有补益的作用。
士兵和摔跤手会喝老虎的血液或者吃老虎的肝脏。在远古时代，
人们会把战死者的肝脏挖出来吃掉来增强士气。莫尔斯说，
“治疗的关键是，体内的阴阳或者某个器官内阴阳的损益，
通过合适的疗法能够达到阴阳消长平衡的目的。“

本草是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部分。作于16世纪的《本草纲目》共52卷，
是中药的重要标准，今天的医生仍然将其奉为经典。
这部书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记载了近两千种药物。它记载了铁可以用于治疗贫血，
砒霜可以用于治疗皮肤病和间歇热，水银可以用于治疗梅毒。
书中还记述大黄从中国到欧洲的传播，芒硝可作泻下药，石榴根可驱虫，
鸦片可用于麻醉等记载。

公元前1000年就有阉割的记载，有专人进行阉割操作，以此为宫廷提供宦官。
宦官在中国历史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上千人。阉割手术首先把外生殖器麻醉，
用丝质绷带把阴茎和睾丸捆在一起，然后将耻骨前端的生殖器官用剪刀或镰刀切下，
再用包含白砚和多种树脂的止血药粉涂撒创口，用力措压，直到止血完成。
然后用木质或金属导管插进尿道，大约三个月后才能基本愈合，
手术的死亡率可能很高，一些学者认为大约一半人会死去，
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死亡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二。

针刺在中医治疗中作用重要。用普通或加热的细针刺入皮肤来进行治疗，
这些针由银、金、钢或者铁制成，长度也有所不同(1时到10时)。
针刺的主要目的是刺入经脉。经脉并不是血管，而是阴阳气血运行的通道，
十二经脉与身体的脏腑相联，且密切相关。通过针刺可以促进气血运行，去除瘀阻。
三焦是意想出的腹部特定的三个空间，它们是存阴储阳的场所，
也是十二经脉疏泄到膀胱的部位。针剌穴位图从古代保留下来，详细地展示了针刺方法。
针刺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700年，流传到现在几乎没有大的变化。
针刺经常与艾灸共用。艾灸是用干燥成粉的艾草(Artemisia vulgaris)
做成艾条，在皮肤附近烤。这种疗法与针刺一样，在远东广泛传播，
可用于所有疾病。针灸起源得很早，近年来在西方得到了深入的研究,
尤其在法国。一些医生把针灸作为止痛手段广泛应用。

古代希腊的医学

这些拥有聪明商人和航海家的民族，由于产品交流的需要，经常使用钱币，
勤于注意重量和容量，因而发展了一种精于计算的才能，
并成为创始科学研究新纪元的民族。

这样，古代物质文明的进展，就集中在一个气候良好，
由于经商和航海而成为海洋主人的国家（希腊）之内。
希腊还是一个由于常和附近民族迅速交流产品而致富的国家，
它和其他沿海民族一样，经常慷慨地施送自己的财物和智慧。
这一点就足以使希腊成为进化史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部分，
即古代的种子由于和新生力量接触而得到了萌发。

希腊从来没有一个纯粹的僧侣阶级,神话诗就是它的宗教；它也从来没有政治大厦，
而且从来也不限制任何批判性的思想，因而思想可以得到自由发展，
对于最老的传统的反对和讨论可以得到展开；在文化方面，
没有固定的约束和教条戒律，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希腊人勇而无惧地去思想。

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许多关于药方的知识，
其中解忧药 （nepenthe）用酒调和，服后能使人忘掉疼痛。

清洁的水是庙所不可缺少的，希腊人常常把庙建在有矿泉的地
方，后来在泉和原始的圣所旁建立起巍峨的剧场、演武场、竞技场,甚至赛马场。
患慢性病的病人就在这里实施体育治疗、沐浴和涂膏治疗，
此外还附设有病人的住所。

阿里斯托芬在诗中用讽刺的文体描写了圣所的治疗。
诗中所使用的不礼貌的，甚至是污秽的字眼和采取的轻视态度，
都表现出希腊人对圣所治疗的批评具有智慧的特色。
这也足以说明，即或是在那个时候，
有独立见解的人们已明白这种治疗的迷信性和诡异性。

琐罗亚斯德、孔子、释迦牟尼、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差不多同时在北纬35度一带活动。

我们只注意毕达哥拉斯肯定是名医生，是个对动物机体具有深刻观察力的人。
他对生育现象特别好奇，并且可能提出了关于数目学说的基本原则，
这种原则构成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的基础，而且对希波克拉底派医学有很大的影响。
毕达哥拉斯可能最先注意到音调和锤的重量以及弦的长度之间的关系，
并且建立了数目学说。由于这个数目的理论(这理论最好叫作和谐的理论)，
产生了认为宇宙是处在一个完整的和谐状态中的观念，也产生了希波克拉底的转变观念、
转变期和关于大自然的治疗能力的观念。

按照阿尔克马翁的说法，感觉的部位和智慧的中心不是像以前所说的在于心，
而是在于脑。他是第一个研究视神经途径的人，他认为视觉有三种必需的物质：
外光、眼的内火和眼内透光用的液体。
据说他在山羊头上发现了咽鼓管(Eustachian tube)。
这位伟大的生 理学家还首先对循环做了提示，因为他区分了静脉和动脉。
他最先对脑损伤引起机能紊乱进行了研究，并且最先对睡眠的原因提出解释，
认为睡眠是由于血液从脑子里流到血管所致。他还用同理解释人的死亡。
我们在阿尔克马翁的著作中，看到最初的关于个人的体质以及体质能影响疾病发生的思想。
按照阿尔克马翁的说法，元素是成对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湿与干、冷与热、苦与甜。
疾病是由此一元素多于另一元素，或者一对元素多于另一对元素所致，例如：
不正常的营养、外部的气候、环境或病人家乡的地理特点等原因，
都能扰乱元素相互间的关系，因而致病。阿尔克马翁学说的基本原则包括 ：
动物的生命是一种运动，并是从属于血液的运动，血流即或不是永远一致，
也是继续运动的，感觉和思想从属于看不见的、不能发现的脑的动作。
因为运动是生命的重要因素，所以扰乱了生命的正常和谐的运动，便引起了疾病。

柏拉图在《斐多篇》（用自力）中提出了阿尔克马翁的学说。说
苏格拉底临死宣布了这样的概念：脑提供听觉、视觉和嗅觉，从而产生记忆和判断。
这些感觉一旦确立，智慧也就由之而产生。

阿尔克马翁学派的另一名重要医生是塔林敦(Tarentum)的菲洛拉斯 (Philolaus),
他大约是公元前5 世纪中叶的人。据苏黎世的佛兰克 (A. Franck, 1923)
和豪阿德 (Howard, 1924)两人的看法，
菲洛拉斯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前期学派中最重要的一员，
并且从这个学派中可以溯及柏拉图主义的基本来源。
其实应当把菲洛拉斯看作是一个学派的领袖，他认为世界与人之间有一种完全的相似之处：
世界以火为中心，所以人体以热为其基本元素，种子的热和子官的热是一切生命之源，
身体因为需要用冷来调节热，所以吸收外部的气，从而通过呼吸而使身体得到恢复。
这种交换也作用于血液、痰以及黄胆和黑胆，
正是由于这些体液之间的内部交换中可能发生的改变，才导致疾病。
所以认为动物的生命是一种和谐，是相反因素的统一。
我们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看到菲洛拉斯的学生西米亚斯 (Theban Simias)
仍然坚持这种说法，西米亚斯的论文显然 来自毕达哥拉斯学派，
论文主张小宇宙的一致性由精神所决定，身体好像一架七弦琴，当所有因素都统一时，
琴弦就松紧合适，假如过度紧张或放松，便失去和谐，这也代表精神的死亡，
精神甚至死亡于身体毁灭之前。柏拉图在其《斐多篇》这一对话中，
曾把这篇论文与其他说法加以比较，按照柏拉图的说法，
这篇论文曾受到菲洛拉斯学派的埃科瑞提斯（Echecrates） 的支持。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将毕达哥拉斯学说阐述无遗，他可能是依菲洛拉斯思想而阐述的。
他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概念仍很模糊，肝被认为是一面反映智慧精神的镜子，
它可被苦（过多的胆汁）所扰乱，或被甜所镇静。
所以柏拉图认为肝几乎是处在精神的地位而从属于智慧。
脾则如海绵，收集肝的不洁之物。

按照巴门尼德的说法，生命的要素是热，生物是从土中借着热而生的。

按照恩培多克勒的说法，呼吸不仅通过肺，而且通过皮肤；
血液携带动物热；在胚胎期间，心是最先形成的器官。

古代作家曾提到产婆，甚至在很古的时候，便有人请她们去做不正当的事，
例如寻求堕胎药或壮阳药，甚至行诲淫之事。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个产婆。
现在仍存有一本产婆教科书。

这个誓言显示出希腊早期医学派的开业医生的道德观念曾达到怎样的高度。

誓言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三条箴言：第一，禁止医生行堕胎术；
第二，清楚地表示出医生不许做任何损伤病人健康的事；最后，保守职业上的秘密。

因为人们认为不会照顾自己身体的人，也不会照顾别人的身体。

医生应当注意，病人在叙述自己曾用过什么药时常常说谎……注意病人的卧榻是重要的；
床的位置要随着季节和疾病的不同而变换。要避免嘈杂和臭气。

因此，我们看出希波克拉底学派的生理学是巴比伦和埃及生理学的结合物。
左心是产热的所在，由于热，器官和体液才由营养物形成。
血液贮存在肝中，血液不断的流动，供给左心所必需的热。
灵气由管道通到心，也有的作家说，是由动脉到达心。
这种灵气位于心内，它穿过身体所有的静脉，并有保持适当平衡的功用，
特别是在那些分泌液体的器官内。

关于生殖的思想，则基于观察动物和纯粹的揣测。
按照希波克拉底学派作家的看法，子宫永远是两角形的；右方孕育男性，
左方孕育女性。受孕是男性和女性的种子混合而成。脑是思想和意志的中心，
希波克拉底学派几乎一直认为脑是一个腺体，是聚集从身体来的过多液体的地方，
并认为脑是感觉的中心，视觉是瞳孔上形成的形象，耳骨把听觉传达到脑。

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一般病理学主要是液体方面的。
医生之所以特别注意液体，正如上面所提过的一样，
是因为人体和生命的基本元素是由四种主要液体所组成的：血从心来，代表热；
黏液代表冷,按照大多数的意见是从脑来，散布至全身；黄胆汁由肝所分泌，代表干；
黑胆汁由脾和胃来，代表湿。灵气论者认为血液代表热、黏液；
黏液代表冷、湿液；黄胆汁代表热、干液；黑胆汁代表冷、干液。

希波克拉底的病理学把病分为不同类型，一般是根据主要症状来分类。

在发热病中，已认识到疟疾，并知有日发疟、间日疟和三日疟。

对呼吸道的疾病曾描述有：鼻炎、喉炎、肺炎，但有时把肺炎与胸膜炎相混。
认为肺炎的起源是痰，痰由头部降下，变成脓，
并使积脓或血块或黏液块形成，并能形成瘤（结节？ ） 

一般都认为瘠病是咯血的结果，对它的主要症状描写得很好。
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作家认识到这种肺部疾病与喉部疾病的紧密关系，
对体温、痰的外观、脱发、腹泻等都作了正确的叙述，其中腹泻被认为是致命症状。
希波克拉底著作中清楚地描述了肺膀的传染性。
肠道疾病中记载了腹泻以及由硬结的粪块所引起的肠塞绞痛。

肝硬变、腮腺炎、白喉、丹毒、痛风、产后脓毒症以及癌，
都是希波克拉底著作中所认识到的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中，对脑部疾病的来源认为是由于脑中丧失了黏液痰 （phlegm）, 
而使神经变干，不能保持正常的温度所致。癫痫、 截瘫、破伤风、中风、
惊厥等病的来源也如此解释。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作家反对把癫痫称为一种“圣病”的迷信说法，
这是值得注意的。凡是有幻觉或谙妄的病都归入“谙妄”（phrenitis）这个类别。 

我们看看这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谁要想正确地研究医学科学，就应当如此做：
首先，应当考虑一年中每一季节都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季节并不完全相似，
各个季节以及各季节本身的变化性都很大；其次，应当考虑热风和冷风，
特别是普遍都有，或某一地区所特有的；此外，还必须考虑水的性质，
因为水的味道和重量不同，因此各种水的性质彼此很不相同……考虑这种事实的时候，
必须检查所产生的几个问题。因为假如医生很了解这些事情，无论如何，
当他到一个不熟悉的城市时，就不至于对当地的疾病无所知晓，
或不懂得那些普通流行病的性质。" （第一、二章，据琼斯译文）

希波克拉底详细地谈到某些地区常见的疾病和它们的特点。
他考虑到水以及水对身体所发生的一些影响，特别是来自池沼和死水池的水。
过于寒凉的水引起严重的肠疾患，池沼的水则常常引起三日疟。
他考虑到季节的重要性和每一季节最易发生的疾病，
他还注意到夏季较多发生间歇热症。

这本有意义的著述的第二部分在一开头就论述了欧亚两洲各种动植物之间的区别。
他观察到亚洲的气候比较温和，人民的性格较温柔，原因是季节的温度平和。
处在最热和最冷之间的亚洲部分，出产滋味较美的水果，有较美丽的树林和优质的水，
因而一年四季土地的生产自然很丰富。
动物兴盛，繁殖迅速，因而人的营养也好，长得高，健美。

然而，在这种气候中，人比较不容易培养出力量、
勇敢和果断力，反而常习于安乐。

希波克拉底于是研究亚洲人的精神品质，认为是气候所致，
因为这种气候永远是温和的平衡的。因此，人民不从事艰巨的工作，
常常惯于长时间懒散，所以他们能服从暴君的统治，全然听任王公大臣的管制，
缺乏好战的性格，甚至不善于战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大月氏人（Scythians） 的观察，
这种人住 在草原地带，空气永远潮湿，春天长达数月，常多日下雾。
当地的动物小而繁殖不速，草木稀少，蔬菜不丰，居民肥胖而体弱，筋肉不发达。
妇女肥胖，不易生育。这种种族的男人常常软弱无力，男人常做女人的事，并且动作像女人。

看病人应当在早晨，因为此时病人和医生的心神都平静。
首先，医生应当仔细地检查病人的身体，然后查询排泄的情况，
研究呼吸、汗、病人的举止动作和尿。体温是用手放在病人的胸上来量。

那些对肝、脾、肺的硬度和大小的记述表明，当时可能已经知道叩诊术。
文章清楚地描述到听诊（当然没有听诊器），是由摇病人的胸来辅助听诊；
注意到沸泡音，并用振荡声来推断脓的存在，还直接把耳朵附于胸廓去听，
如胸廓有脓，则有如鼾声之杂音（《论疾病》）。

《箴言》包括七册书，迄至中世纪末，甚至更晚些，一直被认为是希波克拉底学派医学的精华。
直到19世纪末，这本书一直被认为是希波克拉底本人的著作，近年来才对它的真伪产生怀疑。
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出，它的确是出自天才者的手笔，其中的观察，
若非是有高超思想、广博和深湛的知识，是不能做到的。

让我们引证一些这部箴言中最有名的句子。书的开头说：
“生命很短促，艺术则久长，机运在疾逝，经验常谬妄，判断则困难。”
最后说：“医药不能治的，刀能治，铁不能治的，火能治，火不能治的，
便完全不可治。”

希波克拉底同利斯特以前的其他许多外科学家一样，从经验上懂得治疗伤口时，
用清洁的水、开水或酒，自然，他们连最古的防腐思想也没有。
他还知道干伤口比湿伤口好，并且知道不用不清洁的绷带。
他们知道使清洁后的伤口边缘尽可能保持接近，有时可以获得第一期愈合。
他还记述了第二期愈合，并且知道化脓的征象以及如何治疗。

疾病剧烈时，应当减少营养。对发热病以及外伤疾患，
则用液体食物。允许用少量的酒。蜜醋、大麦糊或面糊为最好饮料。
奈达斯学派处方中曾用大量奶。

希波克拉底既不是先知和祭司，也不是巫术家。他不是神秘的代理人，
而是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具有自己的批判性思考，
对追寻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的强烈欲望驱动着他走向医学的真理。
此外，还加上了自己的知识，即内心的默想，正如泰勒斯常说的一句话所概括的：
“认识你自己 。“

医生应具有哲学家的全部最好的品质：大公无私、谦虚、高尚、冷静的判断、
沉着、果断、具备有用而必要的知识、无邪、不迷信。
我们已看到，希波克拉底勾画的医生品行的细节是多么细致，
一切都引导医生去热心地研究病症，
用对自然的确信和对技术的热爱代替神的治疗力量。

希波克拉底以后的医学，罗马医学

正如希波克拉底曾经深深地受了高尔吉亚的影响一样，
柏拉图的哲学反映了西西里学派中最出色的医生之一菲洛拉斯的著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对于无脊椎动物分类的巧妙尝试，更是他的天才的明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构想出的自然体系，从低等植物起，延展到软体动物、
节肢动物、甲壳类、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以至于人。

达尔文说所有现代的生物学家都应当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
这话并不夸张。

伊特鲁里亚人为了战胜疟疾，曾在城市和乡村中挖凿坑道和地下隧道，并将凝灰岩的山铺平。
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有一个时期—— 其年代现在已不可知—— 
疟疾曾使拉齐奥的所有居民毁灭，使该地的繁华为之衰落。
关于这种事件的记载一直保存到王朝时代。普林尼说：“古代拉齐奥居民53%毁灭无痕。”
切利说这些民族的历史证明这个地方在石器时代曾有一强悍的农业民族居住，
而在还不到罗马帝国时期的2、3 世纪时，疾病开始在民间蔓延，
其后就成为一种流行病的形式.我们上面提到的所有卫生设施，
证明伊特鲁里亚人懂得使沼泽干涸是必要的措施，
并且他们曾及时地展开大规模防疫工作。

希腊医生行医不分内科、外科。他们行放血术，并且卖药；他们在诊所给求医的人看病。
他们不久便跻身于贵族家中，很快便成了富人，不久，他们便被浴所、演武场和军队所雇用。
他们成为剑客和奴隶的医生。他们自己也是奴隶，主人为了酬劳他们，
常常释放他们为自由人。最近的历史研究似乎证明甚至到罗马共和国末年,
医生几乎都是外国人，当时仍认为医生的职业不是罗马公民值得做的。
一个穿着宽大长袍的罗马公民不屑于在一间小铺子中给剑客敷贴膏药，
给不名誉的女人媚药(love philtres),给奴隶放血，而这些都是希腊人所常做的，
并且是最赚钱的事。但是事情渐渐地转变了。到罗马来的希腊医生能得到最显贵的罗马公民的爱戴，
他们被接待到执政官的家里，受到罗马贵族的保护，
并与罗马最勇敢的士兵和最出名的作家得到同等对待。其中很多希腊医生很快地致富，
他们的豪华生活方式更使他们在罗马得到高级地位，
而罗马原始的纯正风俗就被奢侈的希腊习惯和胜利的战争所腐化了。
于是就再也看不见寻求财富的小乡村医生的到来，
所看到的却是那些受到变为文明世界的首都的大城市的繁华所吸引的赫赫有名的医生。
他们为取得在罗马居住和行医的自由，并取得有声誉的地位，
就必须享有罗马公民的称号，于是他们就特别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到共和国末期，一切公民权利便越来越自由地赐给医生了。
获得医生称号和医生能力的奴隶、理发匠、放血人，继续在暗地里借着各种技术谋生，
但是那些来自希腊学派并且有优良医学知识的医生逐渐居于上风。

他在否认自然的治愈力的同时，更反对希波克拉底学说的这一方面，
但他却利用机械物理的卫生学饮食疗法。因此，他的治疗学大都包括禁食、
饮食治疗、禁肉食、常散步、骑马、按摩、水疗。
他很少用药，并避免使用当时所常用的泻剂。阿斯克来皮亚得教给我们的医学治疗格言是：
“迅速，安全，愉快。”对于精神病，他是个周密的观察家，能区别幻想和幻觉。
因为黑暗促使幻觉加剧，所以他在白日治疗这种病，而不采用当时盛行的黑暗中治疗法。
人们认为他是第一个提到气管切开术的人。他至少在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重要性的原则上是有功的，
即认为研究的方法是重要的，而且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盖伦认为身体只不过是灵魂的工具。所以显而易见，他的学说基本上与基督教的教义相符合，
故而他很快便得到教会的支持，他的权威性因而得到了重要的支持。

他可能是第一个在动物身上制造脑损害的人以及第一个把脑叶脑干的损害与小脑伤害加以区别的人。
他认出了十二对脑神经中的七对，并区别了脑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
事实上，他对于脑的大部分的大体构造的了解，和我们今日相同。

我们再引证一些盖伦原著中对于几种疾病的定义”恐水病是在被疯狗咬后所发生的病，
并伴有嫌恶饮料、抽搐和呃逆。有时有躁狂发作。“

“霍乱是一种非常急性的严重疾病，迅速使病人因呕吐腹泻以及多量之分泌而脱水。
于是就发生绞痛，稍后，就发热，如痢疾之发热一样，同时内脏发生危险的变化。”

盖伦解释说，他之所以认为第七颈椎区是病之所在，
是因为他知道每一神经都有与其他神经不同的来源，然后与其附近的神经（臂丛部）汇合在一起，
但仍保持它自己的特殊性能，更因为他知道尺骨神经自第七颈椎顶开始，
走入最后二手指和中指的一半。盖伦说这个病例曾引起他和其他医生间的激烈辩论，
就是关于为什么只是感觉麻痹。他解释说，肌肉和皮层各有神经，肌肉损伤，
运动就废止,而皮肤损伤，则使感觉消失。

盖伦治疗学的基础思想是相反疗法，例如用热去治疗因冷所致的病，
反之亦如是，又如对多血病用放血法等。

他们曾用挖掘小 沟或堆积石块的方法，消灭地表和地下的池沼。

罗马城市以14条水渠的完善给水系统向居民供水，
所供给每个罗马居民的水，甚至数倍于今日卫生学的要求。

医学科学的衰颓，阿拉伯医学，中世纪初期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医

亚历山大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但他的解剖和生理知识有限。
他曾很仔细地研究过神经系统的疾病。他认为谙妄是大脑的病，
应用镇静剂、放血、温浴、酒等来治疗。认为忧郁病可能变化为躁狂症，
是痴呆的晚期现象。他特别致力于眼科病的治疗。对于呼吸道的疾病描述得很清楚，
他处理咯血是用下列的疗法：绝对的休息，内服淡醋，胸部冷敷，
并严格地限制饮食和热的或冷的汤。最后，对于具有多血质的患者则用放血的方法治疗。
对于患瘤病的人，他极力主张迁地疗养，海上旅行。
吃容易消化的食物和饮用乳类，尤其是驴乳。

根据保罗的记述，癌的最常见部位是子宫和乳腺。
他认为对于子宫癌施行手术是没有用的，因极易复发。
对于乳腺癌则主张切除,反对有些医生所主张的烧灼疗法。

据说这是穆 罕默德亲口所说的话。这部传统格言的文集是 于 18世纪成书的，
如今在东方的集市上还有廉价的版本在流行着。
内容是些简短的警句和格言，其中大多属于饮食方面的，
例如：“最好的食品是面包，其次是肉。作为食品和饮料，
没有东西能代替牛乳。”

雷泽斯的名望，不仅在于将天花从麻疹和其他斑疹症中区分开来，
而且在于他利用动物的肠子做缝线以及介绍许多新的药品，
例如汞膏。据说他是描述指(趾)气威(spina ventosa)的第一人，
并且他指出因麦地那龙线虫所致的肿胀是由一种寄生虫所引起的。
在一本有关解剖的论著中，他描述了喉返神经。

雷泽斯辨别出两种传染病：真正的天花和麻疹。对这两种病的描述都是按照它们的病征与症状，
并有鉴别诊断的指征。论到病程的预后时，作者谆谆告诫应密切注意心脏的机能，
以及脉搏、呼吸和排泄物。他说温暖的温度有利于斑疹的出现，
关于如何保护眼睛、面部、口腔以及如何避免发生过深的瘢痕，
都开列出处理的方法。所以对于美容方面的注意，并不少于病症的治疗。

现在我说一说在全年的季节中，天花最盛行的时期，那是秋季的末尾和春季的开头（第2 章）
……天花出疹之前先有一段连续的发热、背痛、鼻内发痒和做噩梦。
这都是天花即将发病的特有症状，尤其是背痛伴以发热，然后患者感觉全身刺痛；
面部觉得胀，时来时去，两颊绯红，一种发炎的颜色，两眼发红；
全身有沉重感，非常不舒服，其症状为伸懒腰和打呵欠，喉部和胸部痛，
并稍有呼吸困难和咳嗽；口干，唾液浓厚，声音嘶哑，头痛沉闷，不安，精神烦恼，
恶心与焦虑；(不安、恶心与焦虑在麻疹中比在天花中为多见，
背痛则在天花中较在麻疹中更属特有的)全身发热，一种发炎的颜色，红而发亮，
尤其是齿龈颜色深红(第3 章 )……至于那些白色脓疱，都是很小、密集、硬、
似疣状，并且不含液体，这是厉害的一种，其厉害的程度是与它们难于成熟的程度成正比的。
若是在它们出现以后， 患者还未好转，而且在其终了之后，病象仍未转佳的话，便是死征。
至于那些颜色发绿，或发紫，或发黑的，都是厉害的和可以致命的，
此外若昏厥及发生心悸时，则更为严重，更可以致命的。

他提醒外科医生永远不可忘记那万能的上帝是在时刻地注视着，
所以不可只为赚钱而施行手术。关于截石术、疝切开术、
腹部外伤治疗等的适应症的描述都是很有意思的。关于肠的外伤，
他建议使用大蚂蚁咬合伤口的边缘使之合拢。

据勒克莱尔统计，书中共描写了 1400多种药，其中有300种是新药，
初次在这部书里见到。阿拉伯人所采用的新药有琥珀、麝香、甘露蜜、丁香、
各种胡椒、血 竭 (sanguis draconis) 和姜、槟榔、檀香、大黄、豆蔻、
罗望子(tamarind)、樟脑、番泻 叶、决明、巴豆油、马钱子，此外还有许多。

从阿拉伯和波斯的这些药房中有许多药材和药品运往西欧。
在1000年以后的几世纪内，东方药材的贸易量是很大的，
成为意大利沿岸各国的主要财源。随着药材也就输入了盛装药材所用的波斯和摩尔的罐子，
这也许就是装饰彩釉陶器的艺术进入意大利的途径。这些药罐一般称为albarelli,
是圆筒形的，特为保存黏稠的物 质，尤其是蜜饯的果品。
在古代的治疗学中，蜜饯果品是很重要的。罐体的中部通常稍细，罐口有的较大，
有的较小，在口下的颈部绘有与罐体上相同的简单而具有特征的图案。
在这些东方的药罐上画着许多果品的图案，在文艺复兴的初期，
许多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绘画常仿效这些图案，同时也见于织品、
花毯和当时的东方陶器上。

阿拉伯人在数学方面也获得重要的进展，因而在力学和光学方面也有相当成就。
在眼科学领域他们是最活跃的，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眼科的阿拉伯书籍不下30部，
其中以前边已经提到过的阿利 ・伊本•伊萨的一部最为有名。

在日耳曼和凯尔特人（Cekic）的医学中，榔寄生的作用很大，
认为用它做的饮料可以防御各种毒物，并能使女性生育。
其他许多植物，例如曼陀罗花、车前草、马鞭草、鼠尾草，
都被认为是有魔力的药品，应用时需经过特殊的手续和仪式。

狄奥多里克是罗马文化的热爱者，他最早接受罗马帝国卫生管理办法。
他排除了沼泽地带的积水，改善了公共卫生。卡西奥多拉斯告诉我们说，
狄奥多里克制定了一项法律，以重建御医院院士
(comes archiatrorum)的权利与义务，并规定提名时的誓词。
"在施惠于柔弱的人类的最有用的技艺中，最优者首推医学，再没有能与它相比的，
医学以母性的慈爱协助病人，解除我们的痛苦，医学所给予我们的，
是财富和荣誉所不能给予我们的……有医学技术的人们！
将有害于病人的争辩放在一旁吧，若是你们的意见不一致，就向另一位不致引起嫌厌的人去请教，
因为任何聪明人是愿意请教于人的，勤于发问的人是最有智慧的，人们也都承认他是最热诚的。

康斯坦丁纳斯热爱学术，精通东方各国的语言，翻译古书的能力超众，
但流利胜于正确；他与一些人一样,遇到书籍就译，不分优劣；
他在翻译中，常将不同时代的和价值悬殊的书合在一起，甚至有时忘记提原著者的姓名，
以致人们常把别人的著作当作是他的。

克勒布斯在《科学和医学的起源》

萨勒诺校，谨撰数行。
奉献英王，安泰健康。
晚餐轻简，节制酒浆。
饭毕即起，久坐有伤。
午后勿睡，双目务张。
静愉营养，祛病良方。

清晨宜早起，不分冬与夏；
净面用冷水，凉些何须怕，
醒脑复明目，卫生实无价。
梳鬓刷牙齿，一日不可差。
放血身勿暖，出浴应加衲。
饭后忌呆坐，散步助消化。

昼寝无伤大雅，久睡必然伤身;
招来伤风寒热，四肢酸痛头晕。
饮食营养重要，多血却因过饱。
前餐尚未消化，贪吃造成苦恼。
不饥不饿不食，祛病延年到老。
口水涓涓排出，此时进餐正好。

美哉新生卵，半熟易消化。
酒与肉同食，可称营养大。

恶臭不胜数，非皆致祸灾。
一切感染病，莫不自臭来。

春日饮馔应有节，秋来瓜果忌用过，
暑夏炎热餐宜素，寒冬肉食不妨多。

有酒无肉味不香，充饥疗病酒与羊。
内脏备餐非尽美，珍馈美味此中藏。

饮用何物营养强？山羊骆驼乳汁良。
绵羊母牛皆可用，驴乳从来号无双。

进食应以序，注意胃封牢：
肉后食酪，鱼、果之后食胡桃。

但有说者：一枚确有益，
二枚则致伤，三枚一命天。

饮食兼暴饮，即刻睡朦胧，
跌打噪音重，耳鸣因以生，
酷热陡转冷，亦足伤尔聪。

应知视力何以伤，蚕豆、扁豆需少尝，
韭菜葱蒜食宜少，胡椒芥末性不良。
沐浴勿勤摒酒色，烟雾务远避强光。
尖细物事皆伤目，尤忌注视过久长。

春时湿润喜温和，
宜汗宜下复宜濯。
血如沸热或畏冷，
割臂放血但莫多。
夏日炎热宜冷食，
胆汁过盛致札瘗。
秋与春同惟渐冷；
冬季康壮醉颜配。

萨勒诺医生

发热的学说是根据临床征象，分为每日的和消耗的，
后者分为间歇的或为连续的。治疗最主要的为饮食疗法或缓和疗法。
神经疾患的病理是很幼稚的，认为精神紊乱是由于前脑室的脓肿，
嗜眠或昏睡则归咎于后脑室的脓肿。

精神病的治疗主要包括饮食、泻剂、放血和各种药物，
但强调心理治疗，例如用快慰的语言和沉静的音乐。

讲述治疗呼吸道疾病的一段很有趣味，因为有关于疾病的预后的一些观察。
在病开始时有血痰的，认为是好征象，认为咯血是腐病的原因之一，
这和过去一些著作的看法一样，但在治疗方面强调丰富的饮食和安静的环境。
水朦和气朦的鉴别诊断是很值得注意的，叩诊时前者声如装满水的瓶子，
后者则如鼓。

关于外科病的记述是很幼稚的，几乎全部是用外敷药剂治疗。
在另一方面，讨论生殖器官疾病的一章其治疗方法却较进步。
有名目繁多的春药、堕胎药、避孕药以及许多美容药。

以撒•犹大 是萨勒诺的验尿专家，
他的著作成 了这一方面的标准。他对尿的颜色、密度、成分，都仔细研究；
对静置以后所形成的各种云状物和沉淀都加以观察，
并在推论中加之以非常重要的远期的结论(far-reaching conclusions)。

中世纪后期的医学

“每晨起床后伸展四肢，可使身体舒适，体温得到剌激，四肢就会感到有力气。
然后梳头发，可以梳掉秽物，清新头脑。用冷水盥洗手脸，
可以使皮肤红润，而且刺激体温。清洗鼻腔，咯出胸中积痰，然后再刷牙，
因为这样能健胸胃，并使谈话声音洪亮。用香料树的树皮刷牙和齿龈。
时常燃些上好的香料熏烘头脑，热天用凉剂如檀香木，冷天则用肉桂、丁香、
没药、芦荟等类暖品。这种周到的熏烘法可以开通鼻窍和头脑，
可使头发不易脱落和变白，并使面庞保持丰润。服饰整洁可使精神愉悦。
嘴嚼小茴香、大茴香、丁香都有健胃之功，能使食欲增进，口颊芬芳。
除此之外，尚可服用延命菊、新鲜琥珀色蔷薇、丁香等类物品以平郁闷。
再则养成运动的习惯，即使是不剧烈的运动也可，因为运动有很多益处，
能使体温增加，消化旺盛。

“进餐之际切勿过量，以使食欲亢进，胃口舒畅。宜选适合于身体的食品，
这样才能使消化力强盛。对某些人的胃口来说，牛肉较之鸡鸭更为适当。
同一种食物对某人适合，对别人就不见得相宜,
因为有的人易于泻肚，有些人却常患便秘。"

博尔戈尼奥尼遵循当年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方法，推行在伤口上敷酒而使其愈合。
另一应提及的事是在狄奥多里的一部著作中发现最早的关于在手术中应用一种麻醉法的记载，
他用的是使人沉睡的药物。用海绵蘸以麻醉剂如鸦片、曼德拉草、曼陀罗等，
晒干后储藏备用。于施用前一小时将药浸入热水中，
用时将其敷于患者鼻部并使之行深呼吸，直至患者进入睡眠状态时，
手术方可开始施行。使用这些催眠的海绵或者可能更早一些，
因为在萨勒诺大学的外科著作上和中世纪早期的处方簿上都有这类的记述。

蒙狄诺的《解剖学》约著于1316年，虽称之为一本解剖手册比称为正式论著更为恰当，
但它称得上是第一部解剖学教科书。书内所用名词术语一部分取自阿拉伯，
一部分的来源则不能确定。他的论述看来似觉皮毛，特别是内脏的解剖令人有粗浅之感，
这主要是因解剖需要迅速进行所致。显然蒙狄诺仔细研究过阿拉伯著作家,
采用了他们不少词汇，例如称腹壁为m irach,称腹膜为siphach,
称 网膜为zirbus等。不过，从他的著作中也可看出他对尸体曾认真加以研究，
由亲身观察而获得不少知识。

蒙狄诺的解剖法是先自胃部达耻骨部，将腹部垂直切开，然后再由脐上横行切开。
关于肠肌肉组织的讲述相当精辟。解剖胃之前,先对其部位与功能做充分的讨论。
胃壁由两层所组成：内层司感觉机能，外层或称肉膜，司消化作用。
研究脾脏时解剖者应先将假肋剔除。蒙狄诺认为尸体的肝脏常较活人的部位为高。
对于腔静脉的讲解特别精致。关于男性生殖器官的讲解更是详尽。
虽然蒙狄诺对女尸的解剖可能不止做过一次,但他对女性生殖器官的讲解，则以动物为例。
其中一项新颖的说法是，子宫在经期也像孕期那样胀大
此外他对疝的观察与治疗以及对膀胱的解剖都值得注意。

蒙狄诺对于解剖学的讲述反映了盖伦的传统思想，他的生理学也是以盖伦为标准。
肝脏由五叶所构成（与许多动物相同），胃脏被记作球形。胆囊分泌黄色胆汁，
黑色胆汁则来自脾脏，而后经过设想的孔道流入胃内。关于胰腺导管的讲解比对胰腺本身更为精细。
心脏被分作三个心室来讲。右心室上有二孔：一孔通入肝脏，此孔较大，
因为从肝脏流入心脏的血液要通过它，另一孔接“动脉静脉”通至肺部。
左心室亦有二孔：一孔具有三个瓣膜,另一孔通“静脉动脉”具有两个瓣膜，
由肺部出来的烟状蒸气由此孔通过。第三室系由带有各种不同小洞的中膈所组成，
血液流经此处，过滤后流入左心室。

塞尔萨斯(Celsus）其中叙述了各种外科手术、手术器械和专为外科病症应用的急救箱。
此箱内必须具备六种器械：剪子、窥器、剃刀、解剖刀、针和刺血针。
乔利阿克认为做一个外科医生应具备下列条件：第一，要有学问，第二，要有专门知识，
第三，要有一定智力，第四，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对于第一个条件，他又补充说：
“外科医生必须熟悉解剖学，否则便不能担负任何外科手术。“

下面所录是在他入狱前不久所著《眼科学》中的一段，即曾涉及这些发现：
“倘使一个人透过晶体或玻璃或其他透明物体的中央去看一个字，或是一个小物件，
透明体盖在字的上面，那么球体较小部分的凸面对着眼睛，
眼在空间对着所看到的字一定较原形清晰而显大……
所以这种工具对于老年人和视力薄弱的人是有用的……视线的曲折更令人惊奇，
由上述规则很容易看出，很大的物体可以在视线内变得很小，反之亦然；
距离很远的物体也可以使之如在目前，或者相反。”

此时英国的医学，虽然肯定比欧洲大陆落后，但较之撒克逊时期的医术却已有长足的进步。
那些撒克逊医者们学识浅陋，医术上大多是世代相传，而往往认为他们还有些特殊能力。
他们行医的目的也不过是做一种副业，赚些钱以维持生计而已。
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既用简单的药草来医病，也用符篆和咒语治病，
并且认为效验更大。随着诺曼人的征服而来的那些有学识的教士们，
除去执行他们牧师职务外，还在修道院和庭院里分别为富者和贫者治病。

根据收集在器皿内的尿液沉淀层把尿分为四部分，每一部分都与身体的一部分相关联，
即如果上层呈混浊状态时，表明疾病在于头部，下层则属于生殖器官或膀胱。

放血的主要意思是要扭转致病的因素，使它转移到另一器官去。
放血作为诱导法时，系从患者身体病侧的对侧放血；反之作为引出法时，
便从患病的同侧放血，其目的在于使患者减去过多的血液，并减轻疼痛。
放血的方法和技巧极为细致，几乎完全是依占星学的说法来决定，
因之必须选定吉期良辰方可施行。关于放血问题讲究颇多，例如应从哪个静脉血管放血，
放血次数，放血量须依患者的年龄、气质而定，以及放血的季节、地点等，
这些问题都引经据典，经过热烈而冗长的讨论，各个学派、每个医生的意见都极为分歧。
次于放血的医疗方法是用杯吸法、水蛭吸法；15世纪常用的医疗方法还有发泡法、
烧灼法及经罗马人介绍的划痕法，还有灌肠术及芥末、斑螯等诱导剂。
萨勒诺学派的医生曾讲到关于脓疮口及排液线的用途。
排液线的用法是在皮肤上割破两道平行的创口，平常多在颈部，放上一条线,
或是一小片薄布，以防止伤口愈合。其目的在于逐渐划深创道，使继续得其对抗刺激作用。
至于脓疮口的处理是刺破一小口，填入一粒黄豆或豌豆或相类的异物，以防止愈合。
这些诱导法主要盛行于15世纪，但是直到18世纪在一些落后的地区及兽医治疗中仍旧普遍推行。
此外，东方医学采用的诱导法是艾灸法。

中世纪医生的报酬一般都相当可观，部分原因由于当时开业医
生人数比较少。当时一些有名望的开业医生都积有大量财富，
而且索取诊费之高在今日看来亦觉太甚。从当时的编年史、
遗物和公共律令中可以揣知，即便是声名不大的医生也因职业关系而生活优裕，
常常买房置地，收藏珍贵文物古玩。那时候的患者也企图尽量免费医疗，
不送礼金，这从当时一些医生为了保持他们个人的利益而写给他们同行的推荐信里可以看到。
下列诗句出自萨勒诺学派，虽然写的时间可能较晚，但却能恰当地道出病人的心理。

莫做无代价的服务，莫用医圣希波克拉底传授的睿智，
白白给病家医治。
因药本昂贵，利润不得不厚；
倘给药而不取酬，效果必不会好。
我们习于有施必有受。
空口恭维，则我们给以山草，
高价相酬，我们给以香料和油膏。
医生的规条既已明了，
所以应强调：取酬，取酬，直至病人啊！啊！叹息不已。
病人痛苦正深，医生的需索更要获得保证，
或要立付现款，否则须有担保之人；
先小人，后君子，信约保存友谊，
过后索债，将成仇敌。

像这类的故事能举出很多，可见当时医生的摆架子和服装的矫饰，
人们却时常把他们的愚昧当作笑柄。实际上他们也确是重要人物，
可以装束得十分豪华，衣带上饰以银线，珠围翠绕地招摇过市。
甚至医生的妻子们在穿戴上也可不顾一般妇女们在服装上所受的严格限制。
彼得拉克对于医生们的奢华极端愤慨，从他写给薄伽丘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进而言之，他们卑鄙地夸耀那些不义的华服，紫色夹着杂色，闪耀夺目的指环，
金的靴刺；无论我是多么的平庸,在这样的炫耀下，并不自惭形秽。”

爱好生活和享受人生思想的复燃，压倒了嫌弃或不关心死亡的教义。

文艺复兴时期

达 ・芬奇曾做过仔细的解剖。据 阿 拉 根 （Aragen）的红衣主教回忆，
他解剖过30个不同年龄的男子和女子，其中 10个单是为了研究静脉。

达・ 芬奇注意解剖学的各方面。他在观察人子宫中的胎儿之前,
先研究了动物的胚胎。他首先对子宫加以精确的说明，
在他以前都把子宫看作是有硬壁的倒置的管子。他证明人类子宫是单房的，
否定了一直以为与其他动物相同，也是两角子宫的说法。

他的绘画充分证明他曾仔细研究过肌肉和骨骼。他将脑分区，并注意到大脑神经。
他对呼吸作用有清晰的概念。他对循环的所有方面都曾研究过，他对循环特别感到兴趣，
这或许是因为循环与他年轻时研究过的机械学和水力学有关。
他经常研究瓣膜的功能，他将蜡注入牛心以观察各房室的形状。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他解决过循环的重大问题，但是很明显，他推翻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说法，
并指出研究尸体及合理的实验方面的正确进展方向。

直到这时为止，人们一直相信肝脏是血液循环的中心，因为古代的僧侣医学认为肝脏最为重要。
那时以为血液在肝脏与被“meseraic” 静脉带来的乳糜混合，然后自这里流遍全身。
按照古典的观念，左心室含有空气或与空气混合的血液，
它们是通过孔道自心脏的右方流过的，这些孔道虽不可见，
但设想是存在于心室中隔上的。

通过动脉的空气携带着全身的生命精气自肺脏借动脉管到达心脏，只有静脉携带血液。
要清除这种虚妄观念，首先要认识到，在中隔上有孔道存在的看法是错误的。
达•芬奇和贝伦加里奥曾怀疑这个孔道的存在，维萨里至少曾想象到没有孔道。
贝伦加里奥曾正确地论述心脏的瓣膜，
他清楚地指出三尖瓣的作用是避免血液自心室流向心房，
半月瓣封闭肺动脉并阻止血液由主动脉流入心室。
这样，解剖学的基础即开始奠定了。

他还写道："当心脏扩张时，腔静脉 (vena cava)中的血液进入右心室，
同时混合了空气的血液借静脉性动脉进入左心室，这时瓣膜下降，以使血液自由进入，
当心脏收缩时，瓣膜就关闭，这样血液不能由原路流出，在这同时，
大动脉的瓣膜与动脉性静脉的瓣膜都开放，使得与空气混合了的血液得以通过，
流布全身，同时静脉血被带入肺中。”

切萨尔皮诺持有小宇宙存在于大宇宙之中的概念，承认宇宙现象为单一的原则所制约。
在人类有一相似的原则管制着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功能，
他按照哲学家的见解称这个原则为灵气（anima）。但是与那些哲学家不同，
切萨尔皮诺不认为各种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生命原则，这一点使他在哲学上闻名。
他相信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他称为的灵气。这个原则是完整而不可分的，
管制着身体所有的功能。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原则的所在之处是心脏，
这种生命之力是通过热来体现其力量的。而按这位哲学家的说法，热的原则正是在心脏之中，
因为热是借着血液流布到全身各处去的。因此，切萨尔皮诺肯定地说，
盖伦认为可以把精神分成多种型，肝司营养，脑司感觉，显然是错误的。
热携同其灵气借血液散布到全身各部，然后又自各部经血液回归到心脏，
因此灵气与血液是同一的，它的中心是心脏，动脉和静脉是用来输送它的，
它们不过是心脏的延长。他曾对大血管和瓣膜做了解剖上的描述以说明此点。

帕拉塞尔萨斯时常到弗拉拉大学去听雷奥尼锡内斯的演讲，
雷奥尼锡内斯受到马西利奥•菲齐尼奥(Marsilio Ficinio)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是最早敢于攻击盖伦权威的人之一。他离开学校的狭窄天地，到大自然和生活中去追求。
他用青年人的大胆的眼光来观察人和事，敢于反对一切权威，
从而强烈地撼动了使最能干最杰出的人也会受到束缚的教条主义。
因为他有一种高估自己的性格，所以毫无限制地进行他的破坏性的批评，
甚至在古典知识的真理面前也不屈膝。

他的习惯是把他的学生聚集在病人床边而不是在大学中。
如果说他经常改换住所，那是因为他的不安定的、难以驯服的性格不能忍受权威的限制。

帕拉塞尔萨斯是最早提倡在治疗上应用化学物质的人。他推荐新型的医疗制剂，
如浸膏和酊剂，认为它比当时流行的药糖和糖浆更有效。

他支持 “外征学说" (doctrine of signatures), 
这个学说在疾病治疗上流行了很长时期；该学说认为药物的形状或颜色常与有病的器官相同，
因此在治疗上有效。例如，肺草 (pultnonaria)适用 于肺部疾病；
金由炼金术将其与心脏连在一起，适用于心脏病，
蜥蜴的斑点皮肤则是适用于恶性肿瘤的一种药物，等等。
医生的主要职责就在于发现适应每种疾病的有特效的药物。

在神经学领域，帕拉塞尔萨斯对癫痫做了重要观察，并认为麻痹和语言障碍与头部的伤害有关。
他的关于不可见疾病的来源的论述仍值得一读。
他对矿工的纤维性肺膀(Bergsucht)的敏锐观察是对职业病的最早研究之一。
他对梅毒性溃疡(他当时一定已有许多机会见到)及其治疗的观察，他对外科的研究，
尤其是对创伤治疗的研究,显示出其杰出的成就，特别是我们应考虑到他所处的不安定的境遇。

帕拉塞尔萨斯的医学概念是以化学为主体，他认为化学的及生命的法则主宰着机体的全部表现。
因此，正如苏德霍夫所指出的,他应被看作是一个化学病理学家和活力论者。

他认为，忧郁症的发病率增高是由于越 来越多的人沉湎于生活享受和穷奢极欲之中，
他找到此病的来源是想象力的紊乱。他将躁狂（mania）分成三类：
血性的，他推荐放血 治疗；胆汁性的，用利胆剂；忧郁性的，要经常导泻和烧灼。

作为医生，他名声颇大，王子贵人都是他的顾客。他为当时的人所反对，
死于忧困中，但是他的各种卓越的成就足以证明他的才智过人。

他说：“有不危害动物的植物的疾病，反之，也有不危害植物的动物的疾病。
有的疾病只限于人或某种动物,如牛、马等；
有些疾病对某个人或某个器官有特别的亲和力当他考虑感染是不是一种腐败作用时说：
“有时腐败作用由单纯分解构成……但有时又是一种有特殊形式的新的组合。”
结论是：“如果我们归纳地考虑接触传染，就会看到，
腐败物的接触传染是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不论远近。”（第 9 章 ）
他在第12章中又说：“这些种子有迅速繁殖和蔓延的能力。”
弗拉卡斯托罗或许 是受卢克莱修原子论的启示，
他的这种描述证明他充分了解接触传染的特性，因此堪称为现代感染理论的伟大先驱之一。

17世纪

哈维差不多历经20年的实验，确立了血液循环的理论。他
的潦草手稿是用英文与粗劣的拉丁文混合写成的。他在1616年
的演讲稿幸而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内。根据这些材料，可见他的学说已经到了成熟的地步。
他写道：“心脏的构造证实了血液是经过肺，源源不断地输入主动脉内，好像吸水箱的两个瓣阀。
通过结扎法可以证明血液能由动脉进入静脉，
由此证明血液能在一个环内不断地运行是由于心脏的搏动。
这是为了营养，还是借着输入热力以更好地保护血液与器官(血液使器官变热而冷却，
心脏又使血液变热)呢？ ”

哈维的伟大功绩使他成为科学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这是由于他用归纳法安排了一系列的物理示范，
从而证明了问题的各个阶段的结论。他证明了血经过静脉回到心脏，
并说明那是数学上的必然性。加里森认为，
把数学的证据和精确的计算用之于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上，这在医学史上是第一次。
哈维认为心脏是一个唧筒，靠肌肉的力量工作。他观察到类似于法布里齐奥的实验结果，
静脉在结扎处以下远离心脏处膨胀起来，血液自心脏流出。
哈维是正确解释这一现象的第一个人，并且证明盖伦的讲述是错误的。
他在活动物暴露的心脏上做一系列的实验，证明了心脏的收缩与舒张；
心跳是在心脏收缩时发生的，而动脉内的脉搏显然是比较迟些。
他又是第一个注意到心耳运动的人，并且发现这一运动传到心室，并正确地说，
心的这一部分（心耳）在人死时，是身体中最后停止运动的。
为了阐明肺血循环，哈维不满足于动物实验，他还用数学的证据，
将静脉和肺动脉的容量与其他血管的容量做比较。他借力学原理做如下结论：
动脉内的搏动，是由于血柱冲击弹性的血管壁的结果。

关于静脉内血流的方向，哈维根据心脏上下方的大静脉内瓣膜存在的事实，
正确地推论出此种瓣膜并非如前人所想象的那样，仅对抗静脉内的重力，
而是还能防止血由心脏逆流。为了确切而完善地阐明血液循环原理,
他又计算出体内的血量并与脉搏的时间及次数相比较。
但哈维不知道有毛细血管，他认为在动脉与静脉之间有一想象的吻合，以完成循环。

这里引证哈维的《心脏运动》(De motu Cordis)中的一段历史性文字，
说明他的循环概念：“现在让我简单地说明我的血液循环的观点，建议大家予以接受。
因为一切，包括辩论与眼见的证据，都表明血由心房。与心室的动作流入肺与心，
然后输出而分布于全身各部，从而进入静脉与肌肉的孔隙，然后沿着静脉由身体各部趋向中央，
由小静脉至大静脉，最后进入腔静脉与右心房，其数量之大，有如涨潮与退潮之由动脉而去，
由静脉而返。它不可能为食入之物所供给，且其数量远大于为营养所需要者，
因之绝对需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动物体内的血是在一个循环圈内被推进流动，
且呈川流不息的状态；这是心脏通过搏动而执行其动作或其功能，
并且这是心脏运动与收缩的唯一的目的。”

从雷迪所写的 《关于昆虫繁殖的实验》 intorno alia
generazione degli insetti, 1668） 中摘录一节，
就可证明当时的科学家在叙述方面是如何清晰，连外行都能明白：
“根据我的许多观察,我相信自世界最初受到全能的主的命令产生了最早的植物和动物以后，
大地从未自己产生任何草木和动物，无论是完善的或不完善的。
过去所产生的一切完全来自动植物真正的种子，而动植物借着这种种子保持它们的种族……
把虫体置入封闭的瓶内，经过数月从未看见产生一个虫体。
一日我自牛肉内得到许多虫子，将其杀死后，一些置于封闭容器内，一些置于开口容器内。
在封闭容器内，未见产生何物；但在开口容器内，虫则变为卵，继变成蝇。
然后，把这许多的苍蝇杀死，照样置于容器内；有的封闭，有的开口。
在封闭容器内，从不见产生什么，所发生的现象与前相同。”

伏尔泰(Voltaire)受到莱布尼茨的一个学生的攻击后，曾答复说：
“如果你能够说明为什么在这尽善尽美的世界里还有许多人自杀，我将非常感激你。
我等待着你的辩解、你的诗章，以及你的谩骂；同时，让我衷心地向你保证，
不论是你还是我，对这样的事情是一无所知的。“

根据霍夫曼的理论，致病的主要原因是多血症，这一病因通过胃和肠间接起作用
因此医生对于这些器官必须加以密切的注意。发热源起于脊椎，继发于动脉和静脉的收缩，
故需当作病态而不能认为是痊愈过程。自然疗能派的霍夫曼认为，
农民不经城市居民所能得到的医治也能很快地痊愈。他提出了 40种治疗方法，
而大多数直接引自希波克拉底。

按照霍夫曼的见解，应当依据病情对刺激和缓解纤维张力的需要，
而给以镇静剂、强壮剂、补剂或泻剂。由于他认识到药物的效能并非完全有赖于它们的药理作用，
同时还有赖于病人的体质，因此而受推崇—— 他也许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
假如漠视或者未充分注意这种情况，那么全部的治疗便是不明确的或是不确实的。
他引用到治疗学中的一些药方（都由他自己以优厚的利润卖出），
著名的霍夫曼氏滴剂和止痛剂仍可在一些药典中发现。某些慢性病使用奎宁、
铁和乙醛一类的药物，也应归功于霍夫曼。当时疗法中“补药”特别突出，
说明了他的学说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最重要的，他是一位对疾病有着明确见解的化学家，
虽然人们在他名之为 “恶魔病”的疾病中可以看到奇异的超自然的解释，例如，
他认为阳痿是由于以太的神秘影响而发生的。
可是，他的化学和生物学的知识往往也引导他走向正确的实验医学的道路。
他第一个把矿泉水介绍到治疗学中，并解释所谓“盐酸盐”（muratic）水的效果是有碱的缘故。
他对神经系统在疾病中的重要性之认识也不应忘记，
这种认识使他在医学史中最先把机体生活机能的最重要的作用归之于神经系统。

许多史学家赋予他的荣誉地位与他的实际地位是相称的。虽然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含有许多错误，
并且他舞弄艰深的文辞而著成的长篇巨作让任何人读起来都会感到冗长厌倦，但不可否认，
他仍不失为一个渊博的思想家和一个不倦的研究者。

按照哈尼曼的见解，药物的作用在于加强生命力，使生命力的元气增加，以消除症候。
哈尼曼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结果理应成为治疗的指南，
并认为这就是医学的全部目的。顺势疗法的另一个基本学说是相信投入的药量越小效力越大，
即 “效力论" (Theory of Potencies)。

约翰・ 亨特是个罕见的具有天赋智慧和深邃观察力的人，当他到达伦敦时，
从事科学的准备并不充分，但后来他很快地投身于科学研究，并在实践中取得成功。
他不倦地进行着解剖和病理的研究，特别喜欢亲自观察，他是空谈的烦琐医学混乱学说的死敌。
他还是一个坚忍不拔的研究家，有时在他的假说中充满了冒险性。
约翰•亨特天赋的卓越才能，澎湃的热情，铁一般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
代表了典型的苏格兰人的性格。以他答复詹纳(Jenner)关于刺猬冬眠的意见为例，
“勿空想，多试验”体现了他的研究方法。
亨特在实验病理学和外科病理学的许多方面投入了自己对科研的全部热情并有所成就。
他完成了硬性与软性下疳的鉴别和关于侧枝循环的有价值的观察；
他研究了冬眠时期消化停止的现象，以及因偶然事件而致腱损伤的修复现象，
他从事了许多新的研究工作，但由于早年教育十分欠缺，
迫使他在当时不少混乱的假说中浪费了很多时间。他的错误有：
在消化的性质问题上反对斯帕兰扎尼 (SpaUanzani)的观点以及把淋病与梅毒混为一谈，
其次是他的自家接种和为了研究疾病的发展过程而延缓治疗的办法。
他的死亡戏剧性地发生在圣乔治医院的董事会上。当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他认为，
“我的生命掌握在一个骚扰和捉弄我的家伙手里”；因为会议否决了他任该医院接班人的提案，
他非常恼怒，于是引起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关于切斯尔登(Cheselden)和亨特兄弟，在外科中将会再提到。

根据布尔哈夫的见解，炎症是因血液凝滞所致，
血液凝滞是由小血管的构造和血浆成分的变化所决定的。
有趣的是他关于发热的观念，在他看来，
发热是由于心脏遭遇到毛细血管的抵抗而搏动增加所致。

尽管有了良好的行医管理法和旨在管制当时常见的滥行医术的若干法律，
但 18世纪仍是一个冒险家和江湖术士泛滥的时代，万应药和秘方的买卖仍很普遍。
16和 17世纪的江湖术士只是心满意足地在广场上把他们的药剂卖给穷人，
并在一些州、县的小镇和乡村里施行小手术，
而18世纪竟出现了一种貌似高雅的投机者的新变种，他们放弃在广场和乡村集市间游走，
而是用许多布景道具搭起舞台，把表演作为他们牟利的方式。
这些投机者在夸耀和兜售自己的药剂时，已不再满足于古代传奇式的讲述了，
而是利用全套的喜剧班子做巡回表演。他们轻而易举地深入权贵宅府甚至皇家宫苑,
并深谙如何利用一种真正特殊的手段来博取公众的轻信。
我们已经叙述过那位最有名的自称是卡廖斯特罗伯爵的人，
他是专售让妇人永葆青春的粉剂、油膏和水剂的推销员，
他还是标榜可延年益寿的甘草酒剂的发明者，用此种手段从富人那里诈取了大量财富。
当他从欧洲其他地区病人那儿接受了大量的礼品之后，又开始在巴黎施展他的诡计。
他在那里先是攀附宫廷及高等贵族，后又转入另一种神秘的活动，
这种活动既给他带来了名誉同时也带来了烦恼。圣日耳曼伯爵是当时的欺骗大王，
他也发明了一种所谓长生不老的甘草酒剂，
他还宣称一种叫作“万灵丹”的药物能治百病。

《1940医学史:中》

19世纪上半叶

达尔文坚持认为，各不同物种的存在都经过了一个进化过程，这一过程取决于不同的选择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这个观点明确地抨击了物种不变论。
除了自然选择理论，我们不应忘记达尔文还曾提出过其他理论，
如性选择也是新物种发展的因素。达尔文在漫长而勤勉的一生中，
把对这一主题煞费苦心的详尽阐述写进了他的著作。他搜集到大量观察报告所需的资料，
并从中做出高明的推论和概括。这表明他不仅是一位细致、聪明和勤奋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天才。
他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极为卓越的概括。、

施旺认识到形式有限的细胞就像是植物的结构单位一样, 也是动物的结构单位，
尤其是细胞普遍地存在于所有的组织中，他还认为非细胞成分也来自细胞。
尽管他和施莱登一样，错误地认为动物细胞是一种囊泡，但是他建立了一个头等重要的概念，
即细胞是动植物组织生命基本单位的。这一概念很快为世人所接受，
并推动了其他许多方面的研究进展。

诺克斯的教学吸引了许多学生，这使他的解剖标本更显紧张。
当时，尸体来源缺乏法律保障，绑架者和盗墓者实际上为尸体解剖提供了必要的来源。
诺克斯从两个流氓布尔克(Burke) 和 黑尔(Hare)手中购买解剖用的尸体。
最后这两个人因为谋杀了许多无辜百姓，卖尸牟利，被定罪判刑。
尽管人们承认诺克斯对这些罪行一无所知，但他的医学研究前程就此断送。

马让迪研究了各种类型的孤立现象，时刻准备将实验应用于所有科学领域。
他自嘲是个“拾破烂的人:要收集起路上能寻觅到的所有东西。他竭力倡导动物实验。
马让迪是生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位严厉的批评家和改革家，
但任何人只要研究过他的工作便会发现，
他有时竟会不加评论分析就记载下经不起严格客观检验的实验结果。
但是，他对心脏功能、消化过程和血液在疾病过程中的重要性等问题的研究，
对静脉注射毒素引起斑疹伤寒的研究以及兔静脉内注射卵蛋白、
药物的局部定位作用（为应用士的宁、吗啡和藜芦素等药物提供了科学依据）等的研究工作，
都对科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首次明确展示出脊神经前根司运动而非感觉，
后根作用则相反的现象。这样，他完成了贝尔的未竟之业。
贝尔只是发现切断后根时“不出现肌肉痉挛，而稍稍剌激前根则可引起肌肉收缩”。
所谓贝尔-马让迪定律以后由弗德拉（Foderd）和贝林杰里（Bellingeri）进一步证实，
又于1831年由米勒（J. MiiUer）加以确证。马让迪曾说道：
‘我曾亲自观察腰神经和髓神经后根，用小剪刀背将其挑起并逐一切断而不损伤脊髓……
起初我以为与切断神经相应的肢体会完全瘫痪，并对针刺和重压没有感觉。
在我看来，肢体是完全不能再活动了。但出人意料，我很快便看到虽然感觉已完全丧失，
但肢体确实能够活动。第二次、第三次的实验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
我开始意识到脊神经的前后根可能具有不同功能，而后根尤其和感觉有关。”

隆热
黏度测量仪
脉搏描记仪
红细胞精确计数
血流速度计

伯纳德堪与马让迪之不同在于他并不把自己的学说和信念完全局限于他本人的实验结论，
还在于他伟大的发现。他的著名格言是：一个人进入实验室就应该像脱去外衣那样摒弃自己的想象，
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即，走出实验室就应恢复自己的想象力。
实际上，很少有人像伯纳德那样既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又有高度的实验能力。
一位学者只要具备其中一个条件，就必然得到科学的特别垂青。科学家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 
19世纪的趋向是过分强调事实的重要性，而不相信假设性理论，实则两者在适当范围内都是必需的。
伯纳德极力支持决定论作为生理学研究的基础。他的成就几乎遍及生理学所有分支，
在很多方面具有永久性价值。

1854年至1878年间出版的许多刊物中都载有他在法兰西大学时的演讲稿，
他继承了马让迪在法兰西大学的职位。科学院和其他团体的“报告书" (Cof "esreadus)
也都载有其许多研究报告。他最著名的发现是在观察到无论给狗喂食糖还是淀粉，
其肝脏均能产生糖的现象之后得出的结论：肝脏具有糖原生成功能(1848—1850)。
到 1857年肝脏糖原生成学说已经确立，当时已能够分离糖原，并已认识到肌肉活动消耗糖原。
这些研究形成了动物糖原及其代谢与糖尿病的关系的概念，
这使伯纳德成为内分泌学一位重要的开拓者。他对血管舒缩神经的研究也很有价值，
他观察到切断交感神经后的表现(1851—1852), 了解了血管舒缩神经对分泌的作用。
在消化生理学方面，他曾通过实验性胰腺痿管发现了胰液在消化过程中的重要性(1849—1856),
在此以前一般认为胃在消化中起主要作用。他指出胰液可以分解食物中的脂肪，
将淀粉转变为糖，并进一步分解已经过胃液作用的蛋白质。

米勒还是一位能干的动物学家，他曾热心于研究低等生物生活史中最微小的细节，
以后从早期的研究很自然地转向了研究人类生理学。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学生的工作，
他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这里只能提及其中最重要者：对视网膜色觉的解释(1826),
周围感觉器官和其他神经末梢感觉的离心投射定律( 1833),
关于发音和声带的研究(1835— 1857),特殊神经能定律(1840)
(意指每一感觉器官以其特有的感觉对各种刺激产生应答，见 其 《手册》)。
我们已经提到他在建立细胞学说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有关肿瘤的重要著作，
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只出版了第一卷。

米勒是一位生理学家，实验研究者，也是一位严格但不失公正的批评家。
他始终相信，哲学的推理和各种学科训练的有机结合两者缺一不可。
他的格言“一个人如果不是生理学家就不可能成为心理学家”，
正是这种思想倾向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建立新的有机化学的最重要一环的是韦勒(F.Wohler, 1800— 1882)
在1828年合成了尿素，从而证明有机物质可由人工合成。
而在此以前，人们一直认为有机物只能由活组织生成。
其他化学家很快也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贡献。营养学的科学基础是由佩滕科费尔
(M. von Pettenkofer, 1818— 1 9 0 1 ) 和沃伊特 
(K. Voit,1831— 1908)所建立。他们借助于一种可以放入一个大动物甚至一个人的特殊装置，
观察动物在活动或休息时食物的利用情况(新陈代谢)，
并测量了耗氧量与产热量(测热法)。
佩滕科费尔深信土壤在公共卫生和特殊疾病的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
他相信伤寒就是经这一途径传播的。为了证实单有伤寒杆菌即可致病一说的错误，
有一次他还喝下一杯富含伤寒杆菌的培养液。他幸未发热，
而从此伤寒的细菌致病学说在德国就难以立足了。
那时污水排入河流和海口之前常常是不加处理的，
佩滕科费尔便对污水处理作了非常必要的改进。

遵循诺比利 (Leopold。Nobili, 1784— 1 8 3 4 )
和马里亚尼尼 (Stefano Marianini, 1790— 1 8 6 6 ) 在电学研究上开拓的道路，
马泰乌奇描述了人所周知的“杜布瓦-雷蒙德氏电流”。
他发现，如将一个电极放在蛙肌肉的横断面，另一电极置于肌肉表面，
电流计上就会显示有电流通过。
1841年他指出，自蛙肌分离的神经与另一只青蛙的肌肉相连接,
如果刺激该神经便可引起后者的收缩，从而他首先确切证实肌肉活动伴随着电流变化。

1876年以后他在日内瓦大学任教。他研究了神经系统生理学，
指出迷走神经是心脏的控制神经；观察了大脑和小脑的功能、蠕动的机制。
他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生理学论著，在他去世后被收集整理成4卷集本[洛桑
(Lausanne), 1894— 1896]0 今天看来，
意义最大的是其在内分泌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尤其是实验性甲状腺切除。
他通过甲状腺移植或内服甲状腺提取物来预防有害影响。

洛布斯坦的著作主要体现这样一种精神：“医学的目的不在于理解无生命的器官，
而是活的器官—— 行使特殊功能的器官。”该书有三大优点：
清晰的病理学描述，对疾病发病(洛布斯坦创造并使用了 “pathogenesis” 一词)
的理解，病理解剖学与 各症状的关系，书中还强调需要进行动物实验。

为微细病理学开辟新途径的崇高荣誉，应归于意大利洛迪 (Lodi)的巴西 
(Agostino Bassi, 1773—1857),他最早指出蚕的白僵病是一种微小的生物所致。
这项成就使这位杰出人物跻身于细菌学主要开拓者的行列。
他从1807年到 1835年一直在研究蚕病,并得出结论：这是由一种“活的隐花植物寄生虫”
引起的疾病，从而概括为：植物、动物和人类的许多疾病是由动物或植
物的寄生虫所引起。他发现“反常葡萄菌" (Botrytis paradoxa)是一种病原菌，
并介绍了好几种破坏该菌的物理、化学方法。
他还认识到感染性微生物的数量对传染病的发生率有着重要关系，
以后弗吕格 (FKigge)发表了这一原理. 1846年巴西写下了寓意颇深的几句话：
“即使不是全部，也有许多科学家曾经并仍然认为，传染性物质是一类特殊的物质，
它们实际上是生物一 也就是说，
是动物或植物的寄生虫他基于无数次观察和长年的显微镜下研究所得到的这个明确结论，
正如马丁诺蒂(Martinotti, 1894)和格拉西所说，
比巴斯德发现微生物系致病原因早了 10年。
这是对一个伟大真理的明确认识，并为日后的发现作了进一步引申阐述。
1925年帕维亚内外科学会发表了巴西的全部著作。据舍恩莱因(Schdnlein)说，
正是巴西的研究成果引导他研究了黄癣病的病原菌一 黄癣菌(1839)。
亨勒也深知巴西之发现的重要意义，
并毫不犹疑地把这一思想传授给他的学生科赫(Robert Koch)。

罗基坦斯基的科学著作筑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虽然以后的研究否定了他的某些观点，
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仍然是很有价值的。
它们以清晰的论证，严谨的推理，成为医学著作的规范。他最重要的著作《病理福剖学手册》
（Handbuch der pathologischen Anatomic, 1842— 1846）
冠居于所有同类著作之上。
在他突出的贡献中尤其应提及关于甲状腺（1849）、动脉病变（1852）、
心脏畸形 （1875）、脊椎滑脱性骨盆（ 1839）、急性黄色萎缩（由他命名，1843）、
胃溃疡穿孔、淀粉样变等方面的研究。罗氏是一位尸体解剖专家，
他所建立的尸体解剖方法至今仍在沿用，只是稍作改进而已。
作为一位造诣很深的观察家，公认的权威，他虚怀若谷，
曾经很乐意地接受了年轻的微耳和对他不恰当的“混合体液”（Krasis）学说提出的批评，
他在以后的《病理解剖学手册》版本中（ 1855—1861）便删除了这一疾病概念。
他坚持不懈地发展了本尼维埃尼（Benivieni）, 博内蒂斯（Bonetus）
和莫干尼创建的病理思想体系。
此后，人们便不再单纯地将疾病看作是一些症状的聚合或其他假想的变化，
而是严格地着眼于精确观察和尸检时发现的有关结构变化。
正是他使新维也纳学派的声誉与日俱增并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国的学生。

微耳和的理论，简而言之就是：一切细胞来自细胞。他认为应该常在细胞内寻找疾病位置，
疾病时的形态改变和病理表现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细胞对于致病因素的反应。
这实际上就是固体病理学。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
“在我看来，疾病的实体就是有机体改变了的部分，更确切地说，
就是一个改变了的细胞或细胞群（无论是组织还是器官）……实质上，
机体所有的病变部位都寄生于其余健康部分并消耗着该有机体。”

如果我们承认正常生命取决于机体细胞的正常机能,
那么显然细胞形态的改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功能改变就可导致疾病。
微耳和极力主张病理学必须抛弃一切玄学臆测，比如素质、恶液质等概念，
而应该绝对地建立在直观变化的确切研究基础上。他曾写道：
“细胞学说应用于所有活体组织，演化出了细胞生理学和细胞病理学，
它们总是建立在组织学即局部结构的解剖学知识
的基础之上微耳和的著作还不可能解决病理学的所有问题，
也不可能总是作出精确的概括，但它却指出了科学医学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方向。
微耳和指出，细胞的繁殖并不是施莱登所主张的无组织的细胞核分裂的结果，
而是由于细胞核和细胞质的分裂。鲁斯科尼(Maum Rusconi)
在1826年首先观察到细胞的分裂繁殖，古德瑟(Goodsir)深谙此理，
微耳和为此恰如其分地称赞了古德瑟。巴里(M. Barry) 对细胞的分裂繁殖也有着深刻的理解，
他早在1840年就曾说过，细胞的繁殖由……亲代细胞核分裂而致，这是普遍的。”

在治疗学上，布鲁赛认为医生应该支配自然，而不仅仅像希波克拉底所坚持的只是辅佐自然。
他认为消炎药和衰弱疗法几乎对所有疾病都是必需的。
他常爱用的治疗方法是将水蛭置于病人腹部或头部以防治胃肠炎。
布鲁赛习惯于每天开出数百条水蛭的处方，他是历史上造成流血最多的内科医生。
由于19世纪早期曾有大量水蛭被运往法国，
这种使用水埋的方法形成时尚，在当时极其盛行。

鲍 迪 奇 (H. I. Bowditch,1808-1892)在跟随老师研究肺结核的过程中，
坚持认为地势低洼、气候潮湿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他在迪厄拉富伊(Dieulafoy)之前，
第一个用伊曼(Eyman)发明的抽吸器和套针、套管来抽取 胸膜渗出液。

拉 雷 (J. D. Larrey, 1776-1844)是拿破仑大军的外科主任医师，
他受到士兵的崇拜，也深得皇帝的敬重。皇帝留给他10万法郎遗赠,
并说拉雷是他所认识的人中最正直善良的一个。他参加了共和国和帝国的所有战役，
三次负伤，也曾随拿破仑去滑铁卢.据说在鲍罗迪诺(Borodino)战役之后，
他一天之内做了200多例截 肢手术。他著书侧重于战伤外科，
并创办了 “飞行流动医院”，他是现代战伤外科治疗的先导。

亨特的学生库珀(A. P.Cooper, 1768— 1848)是当时最有技术、
最活跃的手术家之一，他 享有国际声誉，并多次获得医学界和政府的表彰。
他是一位勤勉的解剖学家、手术家和开业医生。他早晨6 点起床，
常要接待病人到深夜，出诊时还在马车里口述他的著作。

1865年 8 月 12日他第一次应用这一方法，
其结果于1867年在 《柳叶刀》(Zaocer)上首次发表。
这使人们惊喜之至，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人们普遍采用了他的方法。
据说是巴斯德第一个建议用手术刀通过火焰的方法达到灭菌，
由此开始了着眼于 “清洁创口”的 “无菌外科”时期，
巴斯德的火焰消毒法堪与利斯特的消毒法相媲美。

直到19世纪没有人为减轻病人的痛苦作过尝试，顶多是让病人喝烈性威士忌。

1844年哈特福德(Hartford)的一位牙科医生韦尔斯
(H. Wells, 1815— 1848)在一氧化氮(“笑气”)作用下为自己无痛拔除了几颗牙齿。
他将这一发现告诉了临时合作者莫顿(T. G.Morton, 1819— 1868),
但在一次得到不遂人意的结果之后他便放弃了这一方法。
化学家杰克逊(C.T. Jackson)曾向莫顿推荐并提供了乙醛，
因此宣称这项伟大的发明中有他的一份。

对产褥热接触感染的认识过程是医学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产科的外科感染比其他任一专科的外科感染所导致的后果都更为凄惨。
产褥热使孕妇深感恐惧，尤其在医院病房里更是如此。
关于它的起因，曾有人提出极为荒谬的推测，甚至有人提出是由某些饮食成分或某种花的香味引起。
到 18世纪末，产褥热的传染本质逐渐为人们尤其是英国人所认识，
罗基坦斯基的助手科莱兹契卡(Kolktschka) 1847年死于切割伤，
塞麦尔维斯观看了对他进行的尸体解剖，并注意到有些损伤与死于产褥热妇女的表现非常相似。
他还发现，产褥热死亡率最高的总是那些有学生听完病理课或从解剖室进入病房的诊所。
于是，他即刻要求全体人员必须彻底洗净双手，并用氯化钙清洗病房。
很快，他主管的病房中死亡率大大下降，而其他病房则依然如故。
尽管他取得这样的成绩，尽管他已证实在患者血液中可以找到产褥热的病因
(他在1847年给维也纳医学会的一封值得纪念的信中提及该论点)，
但也未能摆脱维也纳所有著名产科医生的攻击和迫害。

对喉及呼吸道其他部位疾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着加西亚(M. Garcia, 1805— 1906) 
1855年发明的喉镜的影响。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声乐教师，希望能观察歌唱时声带的位置，
他终于成功地借助两面镜子检查了自己的声带。

摩拉维亚人冯• 黑 布 拉 (F. von Hebra, 1816— 1880)堪 称
19世纪最伟大的皮肤病学家，他是维也纳学派鼎盛时期最突出的一位代表。
他是仔细而又能干的病理学家，敏锐的临床观察家，他首次证实许多皮肤疾病起因于寄生虫感染。
对丘疹性湿疹、脚癣、多形性红斑、各种苔癣、疱疹样脓疱病(1872)、
鼻硬结病以及糠疹等等，黑布拉都作了精彩的描述，
他可以被认为是在病理解剖学基础上完善皮肤病学的开拓者。他的大作《皮肤病图集》
(1856—1876)更是一部无价之宝，有着永久的价值。

同样，1830年霍乱流行之后，
英国在同疾病抗争中做了最大努力，因为这些疾病影响了它的海运事业，
从而也威胁着它的一项最重要经济来源。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
英国这时也经历了人口由乡村迁向城市的大变动。工商业集中的城市中人口迅速增长，
随之就出现了由这种人口变动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医院的建立和一系列卫生法规的制定，
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于是重要的卫生学问题相继出现：
需要制定各大港口卫生措施，以防止自海外带来疾病的播散，要保护城市，
避免因发展过速和日益增长的工业化所带来的危害。

德国最杰出的卫生学家是佩滕科费尔(M. vonPettenkofer, 1818 — 1901),
他早年研究大气的化学状态及它们对于人类适当通风和衣着的意义和土壤与饮水的关系，
以后则集中精力研究新陈代谢。1866年慕尼黑建成卫生研究所，这是第一所大型科学研究机构，
这里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为卫生学问题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可能。
佩滕科费尔对霍乱和鼠疫的研究为制定有效的环境卫生措施奠定了基础。
很快，德国其他城市也以慕尼黑为样板建立了相应的机构。

在医学史上这第一次尝试之后，其他人便像对待伟大的战士和哲学家那样重视起名医的“传记”、
“生平”或 “对他们的颂扬”。从中我们有时能获得一些有用的史料，
但很少得到对这些名医的有价值的评价。
比较有价值的有亚里士多德的弟子蒙诺(Menon)和以弗所 (Ephesus)
的戴俄尼喜阿斯(Dionysius)的传记，赫米皮佩斯(Hermippus)关于名医的著作
(公元前3 世纪)也属这一类。塞尔萨斯 (A. C. Celsus)对古代医学史有很大的贡献。
索兰纳斯(Soranus,公元2 世纪)写了一部关于希波克拉底生平的书，
还著有10本包括一系列传记的书。在阿拉伯医学一章中，
我们提到了伊本•阿拜•乌塞比亚 (Ibn Abi Usaibia)和他对当时医生们的评价，
他的著作中文献目录参考特别有价值。
14世纪的乔利阿克(Guy de Chauliac)则对医学古训做了深刻论述。

重要的科学潮流在意大利和维也纳之间相互交汇，新兴观念和改进的技术从法国传到英国、
意大利和德国，从德国传到了英国，从欧洲传到美洲。
又从美国带来了对医学思想和医疗实践很有价值的新贡献。
年轻医生参观外国大学已越来越频繁，世界上的医学文献也越来越容易获得—— 
医学文献也已多到想要认真阅读多种文字的重要刊物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

另一方面，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也带来了新的、重要的问题。
由于扩大商业贸易，欧洲各国与远离他们的殖民地国家加强了联系，
海军卫生与热带病等问题因此产生。部队的大迁移，大规模的战争，
带来了无法预见的军队卫生的困难问题。最后，无疑也是这些现象中最重要的，
就是由于新的工业的诞生，都市人口的过速增长，
职业病成为新问题，社会迫切需要保护工人健康的法规。

这些情况又反过来迫使医生们进行新的研究，相应地也提高了医生的社会地位，
因为社会需要他们合作并指导公共卫生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政治医学和社会医学的出现成为19世纪医学史上最有特色的事件之一。
初等义务教育传播了文化，使卫生知识普及到更多的人，
在偏远乡村工作的教师们为医生和卫生学家开辟了道路。
民间迷信肯定远未消失，但其作用尤其在文化中心地区已经减小，
越来越多的人甚至边远地区的人们也更愿意找医生治病。
同时铁路建设促使交通业迅速发展，因此，
将遥远地区的病人送到大城市的诊所和医院已非难事，在那里临床资料丰富，
实验室又不断补充新的资料，这就为医学教学和研究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19世纪的医生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一个重要地位，
他们受到政府和病人两方面的尊重：政府委以重要职责，病人则越来越多地乞求医生的帮助。
这反过来又影响着医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许多国家医生在所有职业中地位最高。
在这一章所论述的整个时期，医生常常在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跻身于最高政治机构并充当伟大文化潮流的领袖。
在经济上他们也获得很大成功，我们可以列举出这一世纪的医生赚到大量的钱，
同时也获得显赫地位的例子。总之，19世纪的医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受重视，
许多医生得到了富足的甚或是舒适的生活条件。

爪哇猿人的骸骨已被认为是最古的人类遗骸，特别有趣的是，它的上面有长过骨瘤的痕迹。
在欧洲、非洲、亚洲(巴勒斯坦及中国)的不同地方所发现的史前人骨
引出了许多现在仍有争议的问题。吕费尔 (M. A.Suffer, 1859—1917)
和穆迪 (R. Moodie, 1880—1934)、史密斯 (G.E. Smith, 1871— 1937)
等所做的古人类 病理学研究和其他人对埃及木乃伊身上所留疾病的研究，
发现了许多骨病和当今人类所患的病相同，而远在二迭纪时代之动物的自愈骨折、
慢性骨节炎及其他骨伤的例子也被发现。

勒尼奥及赖塞特的器械是现代测量呼吸新陈代谢的闭路式仪器的前身。
关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及蛋白质与亥姆霍兹的学生普夫吕格尔
(A.F.WPHiiger, 1829— 1910)所称为呼吸商(R. Q)的关系，
法国研究家提供了初步的信息，他们预见这个定律包含在面积定律中。
这一点比德(Bidder)及施密特(Schmidt)看得更清楚，他们确立了新陈代谢常规的观念，
这个常规标准是在禁食条件下制定的。动物有同样的体积、面积及体温，
必有差不多相同的新陈代谢，体积、体温不变而身体的面积较大，
或面积及体积不变而体温较高的动物，其新陈代谢必然相应增强，
正如静热定律一样。勒斯克在 《医神》(ClioMedica)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营养》
(Nutntion)中我们看到作者早就了解热力学的定律对于活物也是适用的。
施密特在1850年对流行性霍乱的研究也是一个较早的有重大意义的贡献。
他通过描述肠分泌的盐和水分的再吸收的重要性以及水和盐的丧失同组织脱水的关系，
清晰地阐述了守恒的重要性,为现代人理解水平衡奠定了基础。

对呼吸气体的定量测验引起了对血中气体的测验，
这是邦森的学生路德维希 (C. Ludwig)首先进行的，他为这个实验发明了汞唧筒。

测压法在玻璃器内研究活组织切片的新陈代谢。

沃伊特独立地得出新陈代谢的进行是在细胞里，而不是在血里，
氧的需要量是新陈代谢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的结论，这与利比希以前所坚信的一样。
沃伊特的格言是：“身体细胞的总体及容量决定整个新陈代谢的程度……
蛋白质的需要量决定于全身组织的整体，
脂肪及碳水化合物的需要量决定于机械劳动的总量”，这话具有现代意义。

勒斯克 (G. Lusk)在新陈代谢定义上把他老师的意思概括为： 
“新陈代谢是物质在活细胞影响下的优学变化;沃伊特的另一个著名学生是鲁布纳
(M.Rubner, 1854— 1932),他倡导新陈代谢(以热的消失计算)
同动物身体的总面积成正比的定律［在他所著的《新陈代谢》(1902)中有充分说明)，
并做了碳水化合物、脂肪及蛋白质的等力价。勒斯克崇拜鲁布纳，
认为他是沃伊特最伟大的学生，其实他与鲁布纳相比毫不逊色。
1890年勒斯克在沃伊特研究所用自身做实验，确定了碳水化合物有节省蛋白质的功效。
这一发现不仅成为勒斯克本人以后在新陈代谢领域里很多研究的出发点，
而且直到今日仍具有巨大的临床价值，
它为“发热时宜滋养不宜断食”这句格言提供了基本的根据。
在勒斯克研究所(1898)开始的根皮或性糖尿实验，也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
在勒斯克的手里，根皮忒性糖尿病研究变为一项有激发性、有价值、
可使中间代谢明朗化的有意义的工作，它为理解糖尿病性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本知识。

普夫吕格尔及沃伊特之间关于新陈代谢必须先将组织蛋白变为未具形
(非组织)的或者所谓运行的蛋白质的问题的激烈争论，在他们的时代里未能获得结果。
虽然这种重要问题理应成为长期争辩的理由，但是, 没有充分的事实为依据，
争论也是没有用的。要理解蛋白质新陈代谢研究中的一些难题，
必须从现代的研究方法中得到启示，就是体内的蛋白质不是静止的，
而是常常处于运动与变化之中。

屈内的主要工作对象是肌肉和神经的生理学。1865年他做过血红蛋白的研究，
并在 1867年研究胰腺对蛋白质的消化。他于1876年发现了蛋白分解酶——胰蛋白酶。
他还对视网膜的视紫质做了早期的令人叹服的实验。他和伯纳德一起奠定了研究消化酶的基石，
并远远地走在时代前面，勇敢而巧妙地攻克了视化学的难题。

图迪休姆是黑森的一个 反对俾斯麦兼并小邦政策的国家主义者，
1853年他带着一个利比希所送的燃烧炉迁居伦敦，后来入了英国国籍。
图迪休姆有广泛的兴趣，充沛的精力，他写了很多涉及面广博的论文以讨论各种题目，
如胆石与尿的病理学、生理化学与病理学、酒与葡萄种植法以及烹调术。

贝内克(F.WBeneke, 1824— 1882)
在1862年就认识到胆醇在动植物的组织及液体内有极广泛的分布。
1861年巴斯德在研究细菌所致的乳脂酸发酵时发现有需氧和不需氧的新陈代谢之分。
这位伟人在坚持活细胞为发酵所必需的观点上是错误的。
早在1858年聪明绝顶的特劳贝(M.Traube, 1826— 1894)
为给他所认为是微生物发酵所必需的假设的化学物起一名称，创造了 “酶”这个名词。
最后，在1897年布克内尔 (E. Buchner, 1860— 1917)
提供了游离细胞发酵现象的最后科学证据(布克内尔得过诺贝尔奖金，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身亡)，现代的酶学正式开始了。

帕尼扎阐明丘脑与感觉之间是交叉支配关系，同年斯旺(Swan)也发现了这一规律。
神经衰弱理论主要是由沃勒(A. WaUer, 1816— 1870)发现的，
它是指从神经细胞中分离出的那部分神经纤维会退化，即指运动神经末梢或感觉神经中心。
波尔塔有关动脉的经典实验(1848— 1859)在科恩海姆之前已经证实了侧枝循环理论。
曼泰加扎(P. Mantegaza)成 功地进行了动物皮肤移植试验。病理解剖学取得的进展很多，
尤其是在显微病理解剖方面人们研究了各种异常情况的镜下解剖，经克利克、
克勒布斯、库斯毛尔等人的努力，建立了科学的畸胎学。

1607年黑尔丹尼斯(F.Hildanus)在给霍尔斯蒂厄斯(Horstius)的一封信中写道：
"伤员腿 上的伤口情况迅速恶化，不断发出恶臭，4 天后伤员死亡，
其伤口处时常发出声音，酷似从地下空洞发出的。”
这段描写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气性坏疽的实例。
巴斯德首先指出造成气性坏疽的条件之一就是产气细菌—— 
腐败弧菌的存在(详见细菌学内容)。

19世纪下半叶人们对结核病理表现有了进一步认识。
虽然微耳和指出结核结节是结核病最基本的病理表现，瘠病与结核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疾病，
但19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提出结核可以有多种不同表现形式。
鲍姆加滕(Baumgarten)提出结核可以遗传；
屈塞 (G Kiiss, 1867— 1936)认为恰恰相反，
儿童结核患者不是生下来就患病，而是在成长过程中感染的。

1900年内格利(O. Naegeli)报告了肺结核的预后及活动型肺结核。
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可以通过结核菌素实验判断是否感染上结核，
虽然它与兽医可以治愈牛的结核病无法相比，
但这已经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与梅毒相关的疾病通常都是由螺旋体引起的。这些疾病世界各地都存在，
如热带性类梅毒、毁断性鼻咽炎、鼻骨增殖性骨膜炎、非性病性梅毒(埃及)、
品他病(意大利)。1630年瓦西洛(Iago de VasiUo)发现了发生在南美的奥罗亚热，
当时没被人们重视，直到 1870年此病在奥罗亚山谷流行才引起人们注意。
这种病的皮肤表现。

肿瘤并发症，常见的有组织坏死、腐败、钙化等，这些主要是由德国人发现的。
肿瘤的各种组织学命名都已确定，如纤维瘤、血管瘤、骨髓瘤、淋巴瘤、黏液瘤、
骨瘤、软骨瘤、肌瘤、上皮癌、癌、神经母细胞瘤、畸胎瘤。
可以说，到 19世纪末，几乎所有的肿瘤都被发现了。

一些疾病的病理学史在本章已经做了介绍，下面再举几例。
关于血细胞的组织发生和骨髓的造血机能，比佐泽罗（Bizzozero）做了必要的介绍，
他描述了有关造血器官的病理知识，开创了血液病理学的新时代。
1868年诺伊曼最早介绍了脊髓的造血机能，
1875年小佩珀（W Pepper）第一次描述了发生在骨髓的恶性贫血，
1892年瓦 凯 （Vaquez）、1903年奥斯勒（Osier）分别描写了红细胞增多引起的疾病，
就是现在所说的红斑病和红细胞增多症。其他发生于骨髓的疾病，
像贫血［阿尔贝斯-舍恩贝格（H. E. Albers—Schonberg）,
1865-19211,长期接受X 射线者可引起骨髓功能障碍等也相继被发现。
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提到白细胞是由贝内特（Bennett）和微耳和发现的，
但是具体的细节则是纽曼在1870年提供的。

在过去的50年中，由于显微镜技术的应用，人们了解到血液、骨骼、肌肉、循环器官、
神经系统的病理学表现。埃利希（Ehrlich） 曾用苯胺染色，
按照肉芽组织的不同反应把多核白细胞分为三类。
人们使用吸量管和一种特殊载玻片可以对血红蛋白、红细胞和白细胞进行精确的计数。
细胞溶量计可以测定血浆和血细胞的比例，并可间接推断出各种细胞之间的比例。

提到性器官的病理解剖，当然离不开睾丸和卵巢损伤。
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肿瘤，它经常造成子宫出血（雷克森豪森、
威廉斯・皮克）。各种各样的输卵管损伤使妇产科医生越来越容易接近外科医生。
法伊特（J.Veit. 1852— 1917）研究早期子宫癌和宫颈糜烂
（1878）, 官外孕（1884）、多囊卯巢（瓦尔代尔，普凡嫩施蒂尔）
的处理方法，他采用了麦克道尔（McDowell）和麦氏后继者们创造的卵巢切除术。
维尔姆斯（Wilms）把卵巢肿瘤按照来源和分化程度进行分类。
阿朔夫（Aschoff）等人把阑尾炎分成多种类型，按照病因的不同以不同的方法去解释。

动脉硬化症是心血管系统疾病中一种独立的疾病，
也是现代社会中造成人类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
对这种病的认识应归功于古尔和奥尔布特(Allbutt)。
动脉硬化症不仅会直接造成卒中、冠 心病、肾硬化，而且还会对许多内脏器官产生不良影响。
正如奥斯勒所说：“一个人是否衰老，要看他的动脉是否发生硬化。”
古尔和萨顿 (Sutton)对动脉及毛细血管纤维变性的描述使人们
越发重视布赖特氏病的动脉硬化表现。

自1892年马里内斯科(Marinesco)完成脑垂体切除术实验后， 
人们知道脑垂体支配许多腺体的分泌活动。当腺体增生或腺瘤发生时，
腺管内嗜伊红细胞会增加(P. Marie, 1895),当这种现象发生在骨骼成长期时，
人体会产生巨大畸形。在阿狄森描述了肾上腺疾病不久，
布朗 -塞夸尔 (Btown-Sequard)公布了他们的实验结果。
肾上腺皮质和肾上腺髓质作用不同，发生在这两个部位的肿瘤对人体的影响差异很大，
具体的影响至20世纪以后才被发现。甲状腺增生造成甲状腺肿，
黏液性水肿和呆小症是甲状腺素分泌不足造成的。
1856年瑞士人希夫(M. Schiff)做了甲状腺切除的实验，
甲状腺次全切除术和甲状腺全切除术1882年由勒韦丹(J. L.Reverdin) 完成，
科克报告这种手术会造成甲状腺缺乏的恶病质。柯林 (T. B. Curling)于1850年、
古尔 ( W W Gull, 1816— 1890)于 1875年分别报道了人体发生甲状腺缺乏后的情况。
1891年格莱(E. Gley)发现了甲状腺的重要功能，
瓦萨莱 (G. Vassale, 1862—1912)和杰内拉利(F. Generali)进一步阐明在切除甲状腺的同时， 
如果将甲状旁腺也切掉，结果非常糟糕。缺少甲状旁腺会造成肢体痉挛、强直，
固钙离子平衡被打破，会出现缺钙性痉挛状态，解决的办法就是进行甲状旁腺移植
[艾斯贝格(A. von Eiselsberg), 1892]

细菌学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医学思想上的革命。这种革命不仅体现在疾病概念特别是传统病概念上，
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整个医学方法论。由此说来，19世纪的细菌学家们功不可没。
巴斯德和科赫的工作标志着科学的细菌学开始建立。
细菌学内容迅速渗透到医学各个领域，人们从无穷尽的微观世界里找到了许多疾病的发病原因。
细菌学成为医学领域中最重要、最有用的学科。细菌学的出现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
即所有疾病都由细菌引起。病理学地位开始下降，临床医学也让位于实验。
对细菌学的认识程度成为衡量国会议员、卫生学专家、产科医生、皮肤病专家、
儿科医生工作的标准。这一时期，细菌学成为医学的中心和医学研究的主要目标。
实际上，细菌学不能解决病因学的所有问题，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细菌学也是无能为力的。

巴斯德早期化学研究的对象是酒石酸盐结晶体，当然也研究过其他不同物质的结晶体。
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立体化学的发展，而且引导巴斯德开始发酵问题研究，
使他走向寻找病原微生物的正确道路，从而开创了细菌学的新时代。
他从研究啤酒和乳酸的发酵问题 中 (1857)发现了乳酸芽胞杆菌，
不久又发现这种细菌可引起酪酸发酵，他证实这种细菌可在无氧状态下存活，
即使在纯二氧化碳的环境里也照样可以存活。细菌自然发生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斯帕兰扎尼成功地驳斥了一百年前尼达姆（Needham）的观点， 同时，
普歇 （Pouchet）证明有些细菌在受热条件下仍可存活。
1860年至1865年间巴斯德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大量论文，证实只要方法得当，
无细菌的液体可以永远没有细菌。关于加热灭菌法，廷德尔 （J. Tyndall）
将其发展到顶峰（1877）, 他认为用间断加热的方法可以将那些热敏感细菌和耐热细菌都消灭掉。
至此，细菌自然发生问题告一段落。巴斯德发现酒在长途运输中变成醋是由细菌引起的，
只要将酒适当充分地低温加热就可以杀死细菌而不影响酒的质量 （1863—1865）, 
这个方法就是后来命名的巴氏消毒法。它的用途非常广泛，可以保存新鲜的食物。
巴斯德为人类健康和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
1876年巴斯德采用同样方法防止啤酒在运输过程中变质。
1865年法国的蚕丝工业面I临蚕病的严重威胁，巴斯德应法国政府之邀转向蚕病的研究。
他研究发现细菌不仅引起蚕虫发病，而且还可引起蚕蛾和蚕卵发病。
他通过在显微镜下对蚕卵的观察，找到了战胜蚕病的有效办法。
巴斯德对于发酵的认识与巴西的理论一致，即它是细菌作用于有生命的器官并不断发生分解造成的。
不同细菌的形态学和生物学特征造成传染病的不同传染性。继早期的研究发现之后，
巴斯德开始研究炭疽病和鸡霍乱的原因。达韦纳（C.Davaine）发现了炭疽杆菌
（1850—1865）, 科赫获得了炭疽杆菌的纯培养的成功（1867）,
克勒布斯发现炭疽杆菌是不能滤过的。巴斯德确信炭疽杆菌是引起炭疽病的唯一原因（1880）, 
经冷水浸泡的炭疽杆菌生命力不易受到影响，一旦家禽感染上炭疽病，
结局是非常不幸的。巴斯德与朱伯特（Joubert）共同发现了恶性水肿菌，
他还首先发现并命名了葡萄球菌和链球菌（在产后败血症的病例中发现,
1879）。巴斯德观察发现有毒的鸡霍乱菌经过在几代动物体内减毒培养，再接种给健康的鸡，
就可阻止鸡霍乱发生。巴斯德采用同样方法制止了山羊霍乱和牛霍乱（1881）。
加里森强调说：“在合适动物体内，经过培养可以将致病病毒的毒力减弱或增强……
这种思想是科学史上最富有智慧的思想之一。过去传染病产生或消失，
其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在特殊条件下病毒毒力的增强或减弱。”
此外，巴斯德还发现治疗狂犬病的办法，即在兔体内通过连续传代方法，
培养减毒狂犬病毒株，制成狂犬病疫苗。1885年7 月，他用这种疫苗成
功地抢救了一位来自阿尔萨斯（Alsace） 的少年。这位少年叫迈斯 特 （J. Meister）, 
当时被疯狗咬伤。位于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成立之后，迅速成为细菌学的研究中心。

巴斯德将自己的余热全部奉献在这里，他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生，如梅奇尼科夫、
埃米勒、鲁、耶尔森、卡尔迈特等。学生们在巴斯德的指导下，
在细菌学的各个领域辛勤地工作着。为了报答巴斯德的救命之恩，
迈斯特也为科学研究努力工作。不久后，相似的研究所在法国各地及其殖民地内先后建立。
巴斯德发明的抗狂犬病疗法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无论从哪方面讲，巴斯德都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作为研究者和领导者的优秀品德，对病人亲善和蔼的态度，对祖国的一片赤诚热爱，
令人尊敬的高贵品质，这些都充分体现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并对周围的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由此博得了大家的拥护爱戴。巴斯德成为全法国最出色的英雄，
他不仅赢得了国家给予的荣誉，而且得到全世界的崇拜。巴斯德一生取得的成绩，
不仅仅局限于卫生学和医学范畴，他还为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法国政府授予他的荣誉，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是其他任何一位科学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据说，几年前法国一家报纸刊出一张“谁是法国最杰出的人物”调查表，
结果巴斯德获得的选票远远超过拿破仑和查理曼。
无可置疑，巴斯德是世界公认的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

卡尔迈特(A. Calmette, 1863— 1933)是西贡和里尔地区巴斯德研究所的主任。
他发明了抗蛇毒血清，介绍了眼的结核菌素反应 (1907),发明了预防结核的抗结核菌苗，
就是现在所说的卡介苗 (B. C. G, 1926)。鲁 ( E Roux, 1853— 1 9 3 3 )
是巴黎巴斯德研究所主任，曾经利用猴子做实验研究梅毒，
他还是抗白喉血清疗法的发明人之一(1888)。耶尔森 (G. A. E. Yersin, 1863— 1943)
发现鼠疫细菌并制成抗鼠疫血清。马丁也从事过白喉和抗白喉血清的研究。
诺卡尔(E. I. E. Nocard)是位兽医，他描述了牛的放线菌病 (1888),
以后该病被称做土壤丝菌病(牛的淋巴结化脓)，1892年他发现了鹦鹉热的病原菌。
以前人们认为真菌是土壤丝菌属，现在将它归于放线菌属中。

对细菌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是科赫(R.Koch, 1843— 1910) 。
科赫出生于德国汉诺威州的克劳斯塔 (Klausthal), 1866年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医学系，
学习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的解剖学家亨勒。普法战争中他在陆军服役,战争结束后，
他在沃尔斯坦(WoUstein)开业行医，并开始细菌学研究。1873年他开始研究炭疽杆菌，
记录了当地炭疽病常见的严重表现。他观察了炭疽杆菌存活的整个过程，
发现在小鼠体内繁殖几代的炭疽杆菌仍可引起小鼠发病。
他还能在人工培养基上培养炭疽杆菌。他在研究炭疽杆菌致病的原因时又在思考新问题：
炭疽病是怎样传染的，炭疽病最长能持续多长时间。

1883年科赫和他的学生加夫克发现了细球菌属的四联球菌和霍乱弧菌，
阐明后者是通过食物传染，尤其是饮水传染的。
科赫发现了结膜炎的病因(埃及眼、红眼)，因为1886年美国眼科学家威克斯
(J. E. Weeks)也发现了这种病原菌，所以人们将这种致病菌命名为科赫-威克斯细菌。
科赫研究细菌学的范围非常广，包括疟疾、回归热、牛瘟等。
1890年他向设在柏林的国际医学会宣布他发现了治疗结核病的药物结核菌素。
消息传出，人们无比兴奋，都希望借助结核菌素在世界范围内消灭结核病这个可怕的白色瘟疫。
但令人们失望的是，临床使用结果表明结核菌素并无治愈结核的功能，
只能用来诊断结核病。1891年科赫当选为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后
发现应用过滤的方法可控制水传播的传染病，他采用同样方法控制了 
1892年哈姆贝格(Hamburg)地区的流行霍乱。

细菌学领域中的发现非常多，总结其中的规律非常重要。正如科赫所说：
“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就能尽早发现苹果树上的酸苹果。”

贝林 (E. von Behring, 1854— 1917)发现从已经注射过破伤风毒素和白喉毒素的动物体中，
可以提取到抵抗这些毒素的血清，将这种血清注射给人或动物，
那么人和动物就会具备抵抗破伤风杆菌和白喉杆菌的能力。
这个过程就是被动免疫，抗毒素起了重要作用。细菌产生的毒素有内毒素与外毒素之分。

诺 特 (J. C. Nott)和博佩尔蒂(L. D. Beauperthuy, 1803— 1871)
也把黄热病与蚊子 联系起来。1882年 芬 利 (C.J. Finlay, 1833— 1915)报告,
有证据 说明黄热病是蚊子传播的。1882年 金 (A. F. A. King)证明疟疾通过蚊子传播。
其他以昆虫作为传播媒介的疾病有：鼠蚤传播鼠疫和斑疹伤寒；虱子传播斑疹伤寒；
采采蝇传播非洲睡眠病；白蛉传播皮肤黏膜利什曼病、奥罗亚热、白蛉热；
各种各样的蟀和螭传播立克次体病。

戈尔吉认识到典型的间歇性发热(间日疟和三日疟)的不同病因，也认识到严重高热的原因。
通常寄生虫都参与血循环，其后寄生在内脏器官(脑等部位)中。
蒙蒂 (AMonti)第一次发现内脏 器官的红细胞内感染夏秋疟。
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上，切利开创了系统治疗疟疾的方法，并控制了意大利发生的疟疾，
以后又制止了鼠疫发展。

曼森在自己儿子身上做实验，证明疟疾通过疟蚊传播。
麦抖勒姆在学生时代(1897)就阐明疟原虫的鞭毛入口端可变成半月形(疟原虫性结合部位)。

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国际卫生委员会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消灭了鼠疫，
这在无形中提高了南方各州贫苦阶层的生存质量，
此举是慈善基金为公共卫生服务的典型范例之一。

爱丁堡的麦肯齐(J. MacKenzie, 1853— 1925)对于心脏病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设计了复波记器，可以同时记录颈静脉、心尖和挠动脉的搏动波。
将上述三种波痕对比，就能分辨各种心律不齐并推测其原因，从而确立了这一重要学科的坚实基础。
1890年他发现了缺脉即期外收缩的原因，
并认识到这种恒久不规则的脉是因为发生房颤的病人其心脏收缩力降低之故。

奥斯勒对医学的贡献从早年研究血小板开始，做出包括关于胃癌、
腹部肿瘤、恶性心内膜炎、儿童大脑性瘫痪、舞蹈病及舞蹈病样疾患等宝贵论断。
他描述了奥氏丝虫病、红细胞增多症兼脾大(有时叫作真性红细胞增多)、
毛细血管扩张兼复发性出血(又名奥斯勒病)及心内膜炎的奥氏点。
他很多的讲演及历史性和传记性论文保存在他的文集《论冷静》
和 《一个亚拉巴马的学生》(An AJabama student)及其他的书里，
这些都是同类文献中最可贵的。他很成功地讲授了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美丽。
他的人格和他的文字一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给幸遇他的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热情、善意和文雅的风度与深厚的历史文学修养，使人联想到他自己评价布尔哈夫的话：
“一个热心、慷慨、富有同情心的人，伟大的教育家，不倦的劳动者他那细心精确观察的精神,
对一切美好高尚事业所抱的浓厚兴趣和对本行的热爱，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位最有感召力、
最受人爱戴的领导者。奥斯勒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活跃的思想与高效的工作节奏。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所挚爱的独子死在比利时，这对他无疑是个无法承受的打击。
他的传记的作者把他的一生写得很好。库 欣 (Cushing)所写 的 《奥斯勒传》
是本伟大的医学家传记，后被艾博特(M. Abbott)的 《评徐》(Appreciations)
和 《书目提要》(Bibliography)很好地补充了。
奥斯勒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用的教学法，
被巴克 (L.F. Barker, 1867—1943)很好地传承下来了。
巴克对于解剖学、神经学及临床医学都有贡献。
塞耶 (WS. Thayer, 1864—1932)是他的专业中的领袖人物，他对疟疾、
伤寒、急性心内膜炎（特别是淋病性）的临床研究做出显著的贡献，并描述了第三种心音。
郎科普（WT.Longcope, 1877年生）是一位内科主任教授，
他特别关注链球菌感染以及它与肾炎的关系的研究。

随着人口与财富的增多，19世纪下半叶北美的医学进步是很快的。
在向西开拓的边疆，直到近年，以前拓荒时代的情形还存在着。
但在大都市，富有经验与接受过训练的医师是很多的，他们常常来自欧洲。
在第一流的但已不再是全美医学中心的城市费城，
科斯塔 （J.M. da Costa, 1833— 1900）被公认为是最杰出的临床医师和最好的诊断学家。
他在美国内战时所研究的“过敏性心”（irritable heart）,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被医界重视，
当时这种病叫作“神 经性血循环无力”又名“心脏不规则跳动”，
被认为是伤残的主要原因。小 佩 珀 （W Pepper, Jr., 1843— 1898）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和他同名的内科学教授的儿子，他自己也是内科学教授兼医学院院长。
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他曾对人说：“我宁做鲤鱼，不做甲鱼”，
这句话反映了他快节奏的生活。他的敏锐眼光、充沛精力及多才多艺，
促成他做出了伟大的成绩。他提高了医学教育水准，改良了教学法，
把他的大学重新建立起来，并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如城市博物院的改进和开放图书馆等。
在繁忙而短暂的一生中，他写了很多论文，描述过恶性贫血者骨髓的增生，
他主编了美国第一部医学通论 （共 5 卷，1885— 1886）,
他执行着繁忙的会诊业务。

法国著名的医师有阿尔萨斯人维尔曼(J.A. ViUemin, 1827— 1 8 9 2 ) ,
他因证明结核病的传染性(1865—1869)而拥有重要的地位。
他是法国外科军医慈善医院的教授。在细菌学时代之前，
他将结核病人的排泄物注入低等动物体内，从而证明了该病的传染性。

直到19世纪70年代，由于比尔罗特的富有天才、深思熟虑及不知疲倦的工作，
外科医师才开始系统地对付内脏癌。
随着诊断早期癌水平的提高和医师与病人对于尽早切除癌的必要性的认识，
统计结果令人兴奋，很多种癌被永久治愈的病例正在增加。
虽然X射线和镭确有治癌的作用，外科医生还在选择更好的疗法。

原有的纠正子宫位移的主要依靠被子宫托代替了。如果子宫完全脱垂就做阴道缝合术，
将阴道闭合。当时所用的子宫托中最受欢迎的就是霍奇所设计至今仍在使用的那种。
据说他从摆在壁炉旁的火钳和煤铲的支架设计中受到启发，领会了弯托的妙用。

虽然大家越来越明白，通常情况下没有第二种婴儿食物比得上母亲的乳汁，
但如果母亲无乳或因病必须停哺也无大妨碍，因为人工喂养法已有很大的进步，
足以克服大部分的缺憾。

维生素缺乏和内分泌紊乱所致影响的发现，对于了解儿童体质病有特殊的贡献。
格林 (C. P. G. GuWrin, 1839)、特 鲁 索 (A.Trousseau, 1849)
和贝拉尔(E. Beylard, 1852)等研究的佝偻病疗法，通过芬德利(Findlay),
麦科勒姆(McCollum)和其他人用缺乏营养的饮食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
并在实验及临床上用鱼肝油疗法进行了成功的治疗，从而使之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

在瑞士，戈 南 (J. Gonin, 1870— 1935)是眼科的知名人士，
因为他首先认识裂伤在视网膜脱离上的重要性，并发明用热烧灼器治疗此病。
莱伯知道视网膜被撕裂的严重性，并对其做了冗长的描述并使之系统化。
但正是戈南的成功才使莱伯的学说复兴，并将理论化为实际的行动。
戈南如何开始名扬全球的手术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有一个患视网膜脱离的老妇人多年来倍感苦恼，因为脱离的视网膜稍微一动便会引起眩晕，
因此她总是担心另一只眼也将失明，所以决定要把病眼摘除。
戈南认为这是实验他学说的好机会。他用热烧灼器治疗视网膜的裂处，
以便引起粘连性的疤痕，从而使视网膜脉络膜与巩膜胶成一片，手术的效果非常好。

隐斜视（眼肌不平衡）被史蒂文斯（G.T.Stevens, 1886）分析得那样精细，
以致六对眼肌中的任何一个弱点 他都能指出。美国的眼科学还少不了两个德国人的贡献，
一个是亥姆霍兹的学生纳普（H J Knapp, 1832—1911）, 
后来成为纽约第一流的眼科专家，他写了很多关于眼科问题的论文，
例如角膜之凸度和眼瘤等。

斯德哥尔摩的威德马克（J.Widmark, 1850— 1909）因其对紫外线引起雪盲、
电 （刺激）性眼炎及日光性红斑的研究赢得了国际声誉。
芬森 （Finsen）的放射线疗法是根据威德马克的 研究发明的。
乌普萨拉（Uppssala）的生理学家霍姆格瑞恩（A. F.Holmgren, 1831— 1897）
首先认识到色盲是引起行驶火车及航船失事的重要原理。他慎择各种颜色的羊毛线束，
借以测定不适应者（患色盲者），此法至今仍被人采用。

但鼻窦手术以往多是通过牙槽脊做的，因此人们误信感染是从蛀牙来的。

科迪维拉明确指出装补手术最大的要点在残肢完好，而不在切断之位置；
腱移植术应并用于腱鞘，以免粘连周围的组织；应把装补的腱放长，以免挛缩。
他曾用手术治婴儿麻痹；用手术治疗多年的先天性股关节脱位，
用钉子插入骨内借以牵弓,而将被病缩短的肢体拉长。

虽然从上古时代人们就晓得保护牙齿及口腔，并知道怎样减轻其病痛，
可牙科学的发展直到18世纪后才开始。
我们已看到伊特拉斯坎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对人造牙齿、
架桥术和做部分牙托的技术很熟练，关心各种牙病和它们的缓解之法。

格里辛格 ( W Griesinger, 1817— 1868)是德国最有权威的精神病学领袖。
他是第一部精神病学教科书的作者(1845)。他断言一切精神上的病都是身体上的病，
主要是脑的病，他看不出机体病和机能病有何不同。在他看来，每种精神病，
不管它的表面性质如何，都不过是脑病的表现而已。
他的影响使德国的精神病学牢固树立了解剖病理学的观点，
这个观点的产生是由于生理学的光辉成就和微耳和在病理学上的领导作用的结果。

按摩，古代中国人和埃及人用其作为一种治病的方法；我们知道，
希腊人和罗马人也很重视这种方法。在文艺复兴时期，巴累特地用按摩治疗骨折。

身体检查本是法国早期学派首创的，
只是因为女子也要显露形体而遭到维多利亚女皇时代英国人的反对。
当时大多数医院都没有实验室设备来帮助诊断。早年，乡间的行医条件更为简陋，
马车颠簸在泥泞的道路上，最有耐心的医生也发挥不出自己的才能。
因等待医生耽误了时机，以致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去的病人比现在多得多。
骑马在很多地方还是最好的交通方法。医院原是为贫苦人开办的，
所以没有什么便利病人的设备，就连那种高明的治疗也很简单，
在医院治疗并不比在家里强。至于外科手术，多是用来对付急症的，
很少是为了改善病人的健康状况。手术大多在病人家里做，
把一间屋子当做临时手术室，用条被单盖上满是细菌的被褥。
尤其是贫苦阶层的患者，往往把进医院作为最后一着，许多人干脆不去，
怕的是凶多吉少。幸而那时患精神病的人比现在少，如果病人确需加以约束，
家属就将其送进疯人院，进去难得有好转的希望，家属根本也不奢望病人好转。
有些患者死于某种当时尚未被确定的疾病，或当时还未被人了解的身体功能紊乱，
这些病现在多已弄清病因并能控制了。人无智者，“上帝的意志不可抗拒”，
这个凄凉的箴言大家都得听从。尽管如此，有些心慈智聪的人掌握了很多当时的医学知识，
比现今的医生所能掌握的还要多。他们观察力敏锐，责任感极强，以行医为终身职业。

医药费用，像其他商品一样，几世纪来总是随着通货的贬值而有上升的趋势，
但此时还没有像20世纪以来这样比生活费用的涨幅高得多。
以外科手术为例，在美国，两代以前，遇到股骨的开放性骨折，
请一位普通医生到家里绐病人上酰(或指导家里人施用)，把折骨接好，
涂上适当的防腐剂，做好引流，然后把伤口缝合，再复诊几次，直到病情渐好，
这全部的酬劳共约25至50美元。但现在把病人送进医院，就得付出病床（或病房）费、
手术费和麻醉费,手术前、中、后的X 射线费，或许还要付三个护士的护理费，
还有化验室费、外科医生费等，一下就要花去数百美元之多。
即使如此,有的好医院还难以经济自给。确实，这种骨折的痊愈率已大为增加,
可是谁想到花费这一层呢？大约在1800年的时候，普通的出诊费约为一元,
1850年前后仍差不多是这个数目。到了 19世纪末，农村的医疗费用稍微涨了一点，
而在城市已涨到两三元，现在已是五元或更多了。
聘请专家医师及会诊医师以前收五元至十元，现在大大提高了。
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医生不规定医费，由病家自愿付款。有一位专科医生，
他活到1938年才死去，他在年轻时不开账单索取诊费，只在壁炉上搁一个瓶子，
让病人在临走时放进一枚五元的金币。

到了 19世纪70年代，美国医学校的教师才开始领薪金。
学生的学费起初每年在100元到150元之间，后来逐渐增加，最好的学校达到年400至600元。
由州政府资助的医学校学费要低得多。但用税收资助的学校，对办学是不利的。
譬如以农业为主的威斯康星州的农场主就曾因大学的研究人员
发现人造黄油的营养价值相当于天然黄油而向州立法机构提出抗议。

《1940医学史:下》

20世纪

但另一方面，市上对某些药品和成药效力的大量的广告往往夸大其辞，
有时很少效力或毫无效力的成药被吹得灵验如神，这对人民的健康危害甚大。
这种情形，不禁令人想起旧时星相家和巫术家的伎俩,
他们用暗示的方法影响社会的思想，掌握群众。
人们常常容易听信广告所吹嘘的药品的药效，
这些广告的语调与往昔江湖兜售药草糖浆的口气如出一辙。

弗洛伊德对精神心理问题的研究,特别强调潜意识对人的精神具有的重要影响。
他把许多精神神经疾病的原因归于以往所潜伏于意识之下的抑制，
这些抑制往往是属于性方面的。按照弗洛伊德的方法，
把病人的心事深入详细地探讨，使这些被遗忘的事情重新回到患者意识中来，
这样，就不能再有扰乱心灵的力量了。

电子显微镜先由德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蒲许（H. Busch, 1926） 及其同事发明，
后来美国方面制成实用的静电型和磁力型电子显微镜，于是就开始了对极微物质形态的研究。
显微镜技术的发展开创了勘测领域的新园地。这种强有力的仪器能产生有用的电子，
将微动记录放大4 万 倍 （摄影放大可达10万倍），
但其重大意义不在于放大的倍数而在于其明辨力的增强。
我们知道，二级放大在理论上没有条件限制，但如照相的放大，
并不能使已显出的细节有所增加。现在有了电子显微镜，
明辨的程度可以达到3 〜 10毫微米（一毫微米等于一毫米的百万分之一），
与普通光学显微镜的0. 11微 米 （一毫米的千分之一）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在生物学方面，我们已经能够用电镜描记原先所见不到的滤过性病毒，
这些病毒的大小以前只能用间接的方法计算而知。原来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小物质是细菌，
但对细菌的微细构造无法知道，现在这种微细结构却显露出来了。
对抗体我们只知道它的一些作用，粗略地晓得一些它们的化学成分。
至于病毒，有几种曾被发现，特别是普法伊费尔（Pfeifer,南非洲）
曾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用暗视野电子显微镜来探测病毒，
但病毒的详细形态和构造却无法见到。若有相当薄的组织切片，
用电子显微镜也应当能显示出正常和病理组织的未知细节。
因此，现已发明了一种新式的切片机，能切至0.15微米的薄度。
在另一方面，活动电影在临床和实验室的研究中已被用来长期观察
并记录生理和病理的过程和某种微生物的典型活动。
药物学也极大地受到化学进步的启发，许多有效的药物被发明出来。

多数的无脊椎动物卵子似乎是一种已定的拼图的图形，分裂球的各部位，
甚至未受精卵的各区域，将来注定要发展成为哪一部分，都是可以预知的。

施佩曼 （Hans Spemann, 1869— 1941）在 1901 年
至 1903 年间提出了一种改良的实验方法。他用发丝把蛛螳的卵子系住，
用各种不同程度的松紧，就能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胚胎畸形，
从前中轴双叉以至自发性的双胎。这样，施佩曼和法肯勃格（Falkenberg, 1919）
二人就能解释某种怪胎和同一性双胎所常有的全内脏转位
（正常时在左侧的内脏转移于右，而在右者移于左）产生的原因。

冰冻或经福尔马林凝固的尸体可以被准确地用机械分切，使其解剖局部能更好地显露。
古时的动脉注射方法被用于通过注入不同的颜色显示健康和疾病情况时的冠状循环的分布
一一这也是现今临床方面令人很感兴趣的重大问题。

椎间纤维软骨在最近20年来曾被深入的研究，开始是施莫尔
(C.G.Schmorl, 1861— 1932)。他注意到椎间盘常常会发生病害(1925),
这种病害或在中心髓核，或在边缘软骨，并可能向椎体突进，或突入脊管内，
伴有出血，因此常成为背痛的原因，幸而这种背痛一般都可用外科手术治愈。

斯塔林 （E. H. Starling） 等人的心肺制备，使 “离体心脏” 
成为更好的持久的研究材料，这就产生了斯塔林的“心脏定律”（1918）, 
即在一切神经都被切断的情况下，血充得愈多，心脏收缩力就愈大，
如果充血超过了限度，就会发生心脏衰竭［见1918年利纳克尔（Linacre）演讲］。

脾的储藏作用，能使黏稠的红细胞在需要时迅速加入循环。

卡尔森证明（1917年及以前）饥饿感源于胃的收缩，在持续长久的饥饿中，
收缩大为减少，所以饥饿感反而消失。

从受损神经纤维通到正常神经纤维后量的恢复现象中说明了神经冲动的
能量之源在神经纤维本身。

举世闻名的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研究（即由经验而产生的反射）
和他分析这些反射的实验，本书另有叙述。也许较少为人所知，
这种反射不但能形成兴奋也能抑制动作，这对于各种功能疾病有很重要的关系。

正如心动电流描记一样，在这种记录上，每一个人不论醒着或睡着，冷静时或兴奋时，
脑电流都会有有意义的不同显示。
现在在把不同的波形与多种神经疾病联系起来方面，已有了进步。
例如癫痫发作在临床征象开始前，人们已可能见到A 波方面有显著的变化。

为什么把蛋白质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原因很多：蛋白质是原浆的主要构成成分；蛋白质能组成酶素、激素、抗体和病毒；
蛋白质有运输氧和二氧化碳的功能(血红蛋白)；
蛋白质可参与渗透压的调节与血的凝结(血浆蛋白质的功能)。
蛋白质构造的复杂性、在种族方面的特异性及其相对的不稳定性，对科学都是一种挑战。
在这机械化时代，人们对这些挑战的答复，是发明新的物理方法来分解蛋白质，
研究它们的巨大分子结构及其在溶液中的动态。例如超速离心器和研究电泳的仪器，
就是因这种兴趣而产生的。蛋白质的精细分子结构是波林(L. Pauling)
与其同事靠着分光镜和磁石的易感性以及X 射线折射测量而发现的。
稳定的和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显露了前所未知或未确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的详细情况，
并使我们知道蛋白质在体内不是静止而是时刻在变化的。
这个特殊的发现是新陈代谢观念方面大改革的依据之一。
80年来，人们思想中一直保持着“平衡对照”的观念(就是说，
蛋白质食料仅仅是补充身体少量的“日常消耗”，余下的都形成最后产物——尿素—— 而被排泄)，
例如，讲到氮平衡，人们通常认为只需要很少量的氮来补充身体的蛋白质，
尿中的氮就代表食物中的氮。“内源代谢”之说基于肌酸酊的排泄量恒定不变的观点，
但如食物中蛋白质的摄取量增加，则氮的排泄量也随之增加，
这一发现使福林创立了截然不同的“外源代谢”之 说 (1905—1906)。
这些观念，在当时属于有用而且似乎很对，但终究还是错误的，现已被舍恩海姆尔 
(R. Schoenheimer, 1898—1941)所著重要论文《身体成分的动态状态》
(The Dynamic State of Body Constituents, 1942)中的新观念所淘汰。
舍恩海姆尔是较新的生物化学开拓者之一。近代的观念是将人体看成一个新陈代谢的仓库，
其正常状态显示为多种平衡的 “稳定状态”，而不是停滞状态。
控制各种平衡，大都依靠生物触媒，而各种生物触媒本身也都由特异的蛋白质形成，
有变化的可能。这就解释了以前被认为神秘莫测的现象：
为什么会随时产生各种特异蛋白质(无论构造的、激素的或酶素的)。
而且更有意义的就是从哲学的方面看，这似乎是一种大体原则的具体表现。
动态平衡确定了伯纳德所说的“内在环境”，这是自己所预见不到的。
身体从它的外面环境中获得所需要的自由程度，其秘诀是持续不断地有控制地变化。
由于科学的发展和人们眼界的开阔，
百年来所强调的“需要氧维持生命”就改成了 “需要能量维持生命”。
大家认清楚了依照热力定律适应细胞工作的需要，是从适当的贮藏处释出游离而有用的能量，
并不是热量，有用的功能可从许多可逆的变化中获得(参阅吉布斯-亥姆霍兹定理)。
在这变化中有代谢物与生物触媒以基本上不可回复的变化参与的过程，
例如碳水化合物分解成二氧化碳与水。氧在体内的功用不过是直接将碳氧化而已。
阐明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分解的机制以及可逆氧化的机制一 能量贮藏与使用过程方面的还原体系—— 
可以说是本时期内生物化学最重要的内容。

1933年人们发现了在动植物和细菌中许多酵素与维生素的关系，
大大促进了维生素的研究。

维生素A ,为类叶红素的一种衍化物，并非单纯一种物质。
它是视网膜视紫红质成分之一，有光学作用。
上皮细胞的各种组织物似乎都具有活跃的维生素A 新陈代谢。

维生素B 是一大类不相关的物质，
是在鉴别并炼制抗脚气病和水溶性维生素B 的过程中发现出来的，
其中至少有三种与呼吸酶体系有关(B1噻胺，B2 核黄素，芋草酸)。
此外，B6、此哆醇、泛酸、 生活素、胆碱、叶酸、噻胺 (B1)
与碳水化合物新陈代谢中的辅羟酶有关。人们因为重视它的防止脚气病的功能，
就似乎不甚注意它在神经和肌肉之外各种组织的新陈代谢方面的重要性。
B2核黄素，就是沃堡“黄酶”的有效成分。芋草酸主要有抗糙皮病功能，
是辅酶的成分之一。

维生素C 是圣捷尔吉(Szent-Gy6rgyi) (1928)在研究酶素时分离出来的，
当时只知其为一种己糖羟基酸，并未发现其抗坏血病的性能。
1932年 沃 (WA. W augh)与 金 (C. G. K ing)将其析出，
并确定其与圣捷尔吉的己糖羟基酸同为一物。它的作用是细胞催化,
但它与现知的酶素体系的关系尚未确定。维生素C 又为维系细胞间
物质(肾基质，胶原等)所必需。维生素D 的抗佝偻病功能来自于某些受紫外光线刺激的固醇。
它的作用方式不甚明确，但与钙和磷的新陈代谢有关，能阻止佝偻病中的骨质软化。

维生素E , 即生育酚。原先发现它为一种抗不育因子(两性不同)，
但现在看来，除了防止不育，它似乎还有很多广泛的用途。
它是重要的抗氧化物质，对于其他维生素有显著的保护作用。

维生素K (甲 蔡 酰 )为 1935年丹麦人达姆(Dane H. Dam ) 所发现，
为了表示Koagulation (凝结之意)，他就采用了 K 这个字母。 
有许多蔡配也有维生素K 的效能。
凝血酶原在肝脏中产生时必须有维生素K 参与，
但维生素K 并不是凝血酶原的一种成分。

或许可以这样说，热力学至少是为研究物质中的能量转换提供了理论支持，
生物化学成为氧化作用、酶、维生素产生过程的汇合点，
继续研究生物化学将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玻尿酸酵素传染疾病的秘密与恶性肿瘤产生的机理相同，
都是通过邻近组织相互渗透而传播疾病的。

多次研究表明,皮肤癌与沥青有关（1916）, 
这个结论说明了化学物质与肿瘤的病因学关系，同时验证了古老的临床观察。
聪明而颇有毅力的菲比格（J. Fibiger）通过给老鼠喂食携带致癌线虫的嶂螂，
得到了小鼠的胃癌模型，从而证实在适当的条件下喂养实验动物可以人为的诱发癌症。
菲比格的成功为癌症的实验室研究打开了全新的领域。

线虫致小鼠胃癌
沥青致皮肤癌
囊尾蜘致肝癌
滤过毒致肿瘤

小鼠体内特殊染色体从出生时就决定了其长期的和灵敏的易感性，
而由养母喂食的小鼠很少发生肿瘤。

埃文斯等人揭示了垂体因其分泌激素（促甲状腺的、促肾上腺的、促性腺的）
不平衡而影响甲状腺、肾上腺和性腺发生疾病。
库欣发现了垂体嗜碱细胞增多症（垂体前叶中嗜碱细胞增多）（1935）,
指出这种病好发于男性化的女性，表现为胡须加重。

希波克拉底曾说过肝脏可以治疗夜盲症。

他们还发现水稻在去壳变为精白米的过程中丢失了重要的物质，
正是这种物质的缺少引发了糙皮病(1897-1900)。
本节 中我们介绍了因缺少必需的营养物质而引起的疾病，而反过来，
如果这些营养物质在体内淤积过多同样会损伤机体组织。
此外，一些营养缺乏症不断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

维生素A 缺乏通常会引起上皮细胞过度角化。维生素B 在糖代谢中作为辅酶承担重要角色。
沃尔巴赫（S. B. Wolbach）和 豪 （P. R.Howe）揭示出维生素C
缺乏会阻碍正常的细胞活动和细胞间质生 成，因而促进了坏血病的发生（1926）。
维生素D （如我们看到的）参与调节钙磷代谢。维生素K 是一种具有凝血作用的维生素，
它的缺乏可使肝脏不能正常生成凝血酶原，血液凝固能力下降。
维生素与相关疾病的病理学研究总体说来很缺乏，我们希望随着知识的积累，
严重的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症会越来越少。
概括地说，维生素在抑制多种疾病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各种贫血症产生的主要原因均属于先天缺陷，
如慢性溶血性贫血(球状细胞性的贫血)、镰状细胞贫血、卵圆形红细胞贫血、
库利氏贫血、血友病、血小板减少症以及营养缺乏或其他原因引起的血细胞丢失或损伤，
都会造成贫血症。但目前即使是最简单的预防方法也很缺乏。

赖 特 （Almroth Edward VCright, 1861— 1947）
是奈特利英国军 事医学院的病理学教授，在整个接种自体疫苗
（即从病人身体隐藏的细菌中获得的疫苗）
和利用加热方法杀死伤寒杆菌培养伤寒抗毒素的免疫学研究方面（1896— 1909）颇具权威。
当杀死细菌的精确的最低温度确定以后，这种加热杀菌方法被成功地推广，
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广泛应用。该方法的采用减轻了军队中流行伤寒造成的损失，
同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于传染病的人数比死于枪弹者少得多的重要原因。

早些时候，橡皮病中有丝虫存在已被证实。他在《热带病手册》 of Tropical Disease) 
中记载了许多内容，包括 大量的、他亲自观察的原始记录。
据说他曾想成为年轻人喜欢的具有无边魔力的人，能够帮助跛腿的狗越过篱笆，
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多数人需要学习和想做的事情，
即俗语所说“知道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曾经写道：“发现是逻辑思维的结果而不是冒险的结果。”(巴斯德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未来的事实比理论更有价值：理论建立在事实之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扩创术和卡雷尔(Carrel)的伤口柔性消毒剂
不停冲洗法大大完善了受感染哆开骨折—— 尤其是软组织大量受伤——的治疗。
用磺胺药剂和最近出现的青霉素口服或注射方法治疗哆开创伤，
在外科治疗方面形成了革命性的改变，它使许多以前没有希望的病人顺利地康复。

苏联方面，对于在战争中被子弹射去阴茎的人，曾用常规的方法施以再造，
并在许多病例上获得成功。这种新造的阴茎不但能正常地排泄小便，
并且据说还能渐渐恢复勃起的功能—— 尽管其功能规律尚未十分明了。

人们对晶状体的新陈代谢及其微妙的氧化还原作用已有了较深的知识，
但仍未能了解其内部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受到扰乱时就会使眼睛丧失透明性(形成内障)。
在这些重要研究方面有功劳的科学家很多。杜克•爱尔德把这许多研究积累起来，
试图对眼生理的复杂现象给予一个清楚合理的定义。

一位律师阿梅斯(Adelbert A m e s ) 想知道自己两眼所见是否一样，因好奇，
他发现了双眼所见影像不等的情况，就是一眼视网膜上影像的形状和大小与另一眼不同。
大脑将两个不同的影像努力合并会引起头痛、神经过敏，甚至消化障碍。
影像不等不能算为稀有的情况，有视力衰弱症状的病人约2 % 以上有这种病。
它可用一种特殊的仪器(影像计)检查出来，达特茅斯研究所已创出了特殊的眼镜可予以纠正。

听力测量法能客观地测验并记录一个人的听觉对各音调的锐度，
它对于确定听觉困难的所在并记录在治疗中病势发生的变化大有帮助。

杰克逊在1902年设计了一具很实用的食道镜并附有映光源，
从此便出现了照明的支气管窥镜。它从口中插入，能够检查整个支气管道，
还有许多的零件仪器增加了它的效能。如今对胃的彻底检查不但全部能由口中进行，
而且还可以对胃的黏膜进行照相。
采用口内腔镜检法可以深入呼吸道及胃对有关疾病进行诊断与治疗。

现代的发现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当时所认为的皮肤仅有遮盖身体和机械地保护身体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人们已把它当做一种大的腺体组织，当做内部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媒介，
皮肤的其他功能如调节体温，分泌及吸收脂肪和各种化学物质、感觉以至呼吸，也都是重要的。

与医学其他科目一样，磺胺药物对皮肤病治疗起了很大作用。
皮肤感染的局部治疗常有满意效果，皮脂溢出性皮炎也是一样。
口服药物对于慢性下肢溃疡、丹毒，甚至天疱疮都很有效，
但有时可能发生过敏或严重的反应，所以皮肤病学家都认为使用这些药物时不可不慎。

在皮肤病的诊断方面，一项显著的进步就是用伍德氏灯检查，
它对毛发癣菌病的诊断尤其重要。纽约城最近毛发癣菌病流行时，
更证明了这种诊断方法的重要。

对于灼伤的治疗曾有许多新的方法，如使用磺胺乳剂、糅酸、硝酸银和所谓三重染料等。

美洲皮肤病学辉煌的一页是中美洲和南美洲医师们对于美洲热带所特有的奇特皮肤病的研究。
这些病包括美洲蟠尾丝虫病、美洲黑热病、秘鲁疣、皮肤色斑病和流行性天疱疮。

花柳病与皮肤病分离的征兆己愈来愈明显了，
这似乎是由于人们对梅毒的全身征象的重视，或梅毒皮肤反应的减轻，
或新治疗方法的出现以及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卫生方面的措施。

没有哪门专科比矫形外科更直接地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因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创伤需要及时处理，以尽快使伤者归队服役、将损伤程度减至最低，
而对残废者也要努力使其复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早期，
人们不但特别注意到矫形病例在处理上的弱点，
并且在扩大这种专科范围的愿望上也曾有具体的表现。
于是，骨折的处理，神经、脑和脊髓的创伤及其所致的瘫痪、
瘢痕挛缩和肌肉创伤所造成的畸形的处理，以及功能性病患所需要的再训练也都包括在这一科目内。
新的人们未料及的问题多是由外科手术医师的大胆或是应用一些复杂机械的装置，
或长期连续性的物理治疗予以解决的。因此，近代矫形学家是以大胆熟练的外科医师的身份出现，
同时他们还是耐心而能干的观察家和孜孜不倦的再训练者，
随时准备去纠正运动器官功能上所存在的自然或后来的缺陷。
这也只是在较晚的时期中，功能和解剖学上的缺欠亟须修补，遂迫使矫形学得以迁速发展。
再者，一般家中的矫形病患或多或少是由于新陈代谢的缺陷所致，
故在发展中的矫形学家须对此种疾病的性质和原因给予更大的关注，
并由其个人或是与一内科专家相互密切配合予以处理，施以非外科性的预防和治疗。
因此，对矫形病患的治疗有着不同的倾向，有的倾向于外科的处理，
其他则倾向于非外科方式的治疗，即去除病原。
当每一矫形学冢根据自己的理解实行着不同种类的矫形方式时，
个人和其学派当然不是倾向于一方，就是倾向于另一方。
同一地区在业务上所以有着巨大不同，常也可据此而获得解释。

即借临床X 射线可以诊断出来的牙根尖周围或牙根周围的感染，
可威胁整个机体的健康，故需予以去除。

陶齿依然是牙科学中最大的实际问题，曾经无数学者—— 如米勒 (WD. Miller)、
布 莱 克 (GV. Black)、阿 尔 克 维 (Joseph Arkovy)
和马尼卡尔迪(Manicardi)等--竭尽心力的研究，
但仍未能真正解决其病理以及下列各病原因素对该病的重要影响等问题，
例如膳食、牙齿的局部护理、特殊的细菌、全身性因素，等等。
对萌齿问题近代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发现氟化物具有保护性作用。
牙科医师麦凯 (F.S. M cKay)约 在 1912年注意到科罗拉多的某些地区居民 
有一种他称为“斑釉质”的牙齿情况。
他和布莱克(1916)曾鉴定此种情况具有不同的地理分布，它取决于水源，
而受侵的牙齿其釉质并不健全，但对踽齿的发生则较正常牙齿具有更大的抵抗力。
后经确定，此种水源内含有能溶解的氟化物，含量多在百万分之一以上。
将氟化物施于实验室动物的牙齿后则会发生与人类同样的釉质变化。
正常釉质的氟化物含量经查是少于患斑釉质者而多于患糖齿者的。
服用氟化物的实验也可减少鼠中的糯齿率。因此，踽齿可以溶解的氟化物加入于水、
食物、牙膏，或其他方面予以控制。局部涂敷氟化物溶液于清洗过的釉质面上，
据说在特定的部位能将新发生的踽齿数减低约40 % 。
故在将来的科学中有关此项控制的可能性确实是很有希望的。
充填牙腔的物质和方法已有改进。各种合金以及熔合的充填磁与金均可用做嵌体。
磁可做甲冠和桥以使牙齿复原并得以保存。

弗洛伊德最初从事神经解剖学方面的工作，
而他在维也纳大学早年的作品中即自称为神经病理学家。
他开始为一研究员，随后任神经病学的讲师。

洛伊德从这样的一条线索出发，认为瘴病是由于与性欲有关的精神创伤所敛。
用这种分析方法，他的确帮助了许多神经不适应、瘴病以及功能紊乱的病人。
他将最大的重要性放在性的刺激上，进而提除了一种所谓恋母情结
(Edipus Complex)的观念，这也揭示了在潜意识下与异性父母相依恋者的处境。

最有趣味的病例之一证明，正确的检查在侦察人的死亡原因上可发挥其作用，
例如1917年至1924年间的镭中毒事件。当时约有800个妇女工作于新泽西某工厂，
她们用含有极微量镭的光亮油漆刷漆钟表的针面。在认识其危险之前，
她们数月来都是用舌尖将刷子舔成尖状，因此吞咽了极小量的镭。
结果，吞下的镭大部分积累在骨中。当几个女工死亡后，
详细的尸体解剖确定了她们死亡的真实原因，在尸体骨内发现有镭。
中毒最深的多死于再生障碍性贫血和颌坏死，中毒较浅的则在以后死于骨肉瘤，
这是镭的沉着对骨刺激的结果。

放射性物质对身体的癌性作用，在原子弹制造中和爆发后体现,
最近人们又恢复了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

对于最重要的药物的评价在这一世纪中曾有过极大地改动。
在第一个10年中，人们认为最重要的药物有以下10种：
（1）酸及少数其他麻醉剂，（2）鸦片及其衍化物，（3）毛地黄；
（4）白喉抗毒素,
（5）天花疫苗；（6）铁剂，（7）金鸡纳霜，（8）碘剂；（9）醇；（10）汞。
1945年人们又拟定了另一组名单：（1）青霉素、氨苯磺胺及其他抗生素；
（2）血浆及其衍化物和替代品；（3）金鸡纳霜及其类属，
（4）醒及其他麻醉剂以及鸦片衍化物，（5）毛地黄；（6）六零六，
（7）免疫学制剂及特种抗毒素和疫苗，（8）肝精，（9）激素，
（10）维生素 （在最早的名单内仅列有4 种）。这种脱离了许多陈旧药物，
尤其是那些不能显有确实药物作用的趋向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组内的氨苯磺胺（百浪多息、对氨基苯磺胺）是盖尔蒙（RGelmo）
在 1908年合成的，但在当时未能引起注意，故今日关于他的事情人们知之甚少。
其他有关药物（磺胺叱唠、磺胺嘎嘎、磺胺喀喔、磺胺甲喀嚏、磺胺甲基服）各有其优点，
无数生命因此得以获救，疾病过程亦因之而缩短。
这些药物在药理学上的重要性则是因其作用方式的发现，
即它们具有阻止细菌繁殖和防止细菌作用的功能 （杀菌剂）—— 并不是直接杀菌。
这似与下述事实有关，即细菌对于氨苯磺胺有易感性者，
此类药剂能替代某种具有同样结构公式的化学物 —— 对氨基苯酸 —— 
而后者主要是该细菌繁殖所必需的，于是便引起了所谓“竞争性抑制的酵素反应”。
在极少数病例中，曾发现氨苯磺胺对感染无效，
或是个别病人对此类药物有敏感性，或是药物有毒性，但这些反应也都可用抗生素来救治。

“抗生素”（意为一种化学物质来自具有与微生物对抗的生物）

抗生素的原理很早以前即被发现，例如巴斯德和朱伯特 (Joubert)
二人曾显示空气传染的细菌能抑制炭疽；埃梅里希 (Emmerich)和勒夫 (Loew)
二人曾应用(1889)绿脓杆菌脂质治 疗炭疽病和白喉；
与此类似的尚有科雷(WB. Coley, 1862— 1936)
在1890年至1900年间合并使用丹毒链球菌和灵菌毒素以抑制肉瘤的生长。

弗 莱 明 (Alexander Fleming)爵 士 (1881年生)系赖特爵士的学生，
1922年他发现了一种存在于蛋白、眼泪以及各种微生物内的抗细菌酵素，
此种酵素对活的细菌尤其是球菌属能予以溶解。他将其称为“溶菌酶”。
最伟大的进展则是由于弗莱明首先偶然地观察到碟中培养基上葡萄球菌属为青霉菌污染，
该菌使霉周围球菌属菌丛变为透明，甚至真正地予以溶解。

弗莱明曾从霉中提出一种精华，他称之为“青霉素”。
他认识到此种物质具有防腐价值，即试做一局部敷物于他正在观察的感染面上而告成功。
他还发现青霉素胜过其他有效化学物，特别是证明了给兔注射后无毒性，
且对白细胞的作用没有影响。但由于其明显的不稳定性以及其他工作的压力，
阻碍了弗莱明对此做进一步的研究，因而工作少有进展。
以后由弗洛里（Howard Walter Florey） 爵士 （1898年生）
及其在牛津的以钱恩（E.B. Chain）为首的一些人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他们已获得了某些方法可使此种物质较为稳定，
他们对其化学和生物性本质进行了研究并能使青霉素钠结晶化。
弗莱明曾在一组微生物名单中将青霉素分为易受性的和不易受性的两种，
后被牛津的同人和其他学者予以充分补充并得出结论：青霉素像氨苯磺胺一样，
主要是一个抑菌剂（即阻止细菌繁殖而未将其杀死）。
事实上，此后有了更精纯的制品，故青霉素被认为是
“在人类与疾病做斗争中以往从未有过的最有效武器”
（理查兹）。制造足量的青霉素困难很大，
事实证明英国在参与世界大战时对此种困难也未能克服，
但最终由于英美科学家以及美国的许多制药公司的合作，
并在美国国家研究院医学研究委员会的领导下，这个困难才得到解决。
因解决了大量生产的难题，故在数年间青霉素不但能足量制造供给所有的盟国军队，
而且也可供市民之用。青霉素G 是由杜•韦格瑞尔德（V. D u Vegreaud）
等人在 1946年合成的。一些科学家仍在积极地从事多种抗生物的研究，
特别是罗格斯大学一组的同人。另外，科学家也希望若干种（链丝菌素、
酪菌素、链霉素）抗菌素能对氨苯磺胺及青霉素无效的感染发生功效。

在可能救命的主要的新药中有四氯化碳，这种药在早先仅做干洗和消防之用。
霍 尔 (Maurice C. Hall, 1881— 19 3 9 ) 系华盛顿动物工业局的一个兽医，
他曾有一重要发明(1921),即用此药作为一种最有效而最实际的钩虫驱虫剂。

金鸡纳皮及其产物在过去曾对疟疾的治疗发挥过主要作用，
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扩展到许多疟疾疫区后，
它就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因盟国军队很早就失去了许多金鸡纳霜的出产地，
出于对该类药的迫切需要，遂导致疟涤平（一醇基氨基叮脸的衍化物）、
扑疟母星（最好的抗恶性疟原虫及无症状的带虫者的药剂）以及最近增添的全奎宁的发展。
而现今由于金鸡纳霜的需求不太紧迫，故人们长久寻求的合成方法得以获得进展。
当18岁的珀金（William Perkin）在一个世纪前发明了第一个煤胶染料后，
有机化学工业便 有了一个新的开端，但他试图人工制造金鸡纳霜则未成功。
自此之后，许多自然发生的有用药物被陆续合成，
但是金鸡纳霜直至1944年始在美国年轻化学家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 
1917年生）和德林（W Doering, 1918年生）面前屈服。
经过14个月的努力工作，他们成功地将得自煤或石油中的羟异性奎诺林转变为奎尼新 
（quinotoxine）, 从此金鸡纳霜和心脏剂奎尼丁也就极易制成。
此种发明在治疗上究竟有何种意义，现在下断语尚嫌过早，
但无疑它开辟了一个可能成功的方向。抗凝血剂的肝素是由麦克莱恩
（JayMcLean, 1890年生）析 出 的 （1917）, 翌年由豪厄尔（Howell）
定名。实验证明它对先兆性的血栓症（贝斯特，1929）和各种手术
［墨里 （Gordon Murray）, 1940］有效。现在有一可能的替代品，
即合成的双香豆素，系林克（Link）等人析出的（1941）。

输血不但对他种休克或失血症状有一定的价值，经查明，
它在常规的术后护理以及各种感染、贫血和其他非外科情况中也为一极有用的佐药。
科 恩 (E.J. Cohn, 1892年生)利用血浆分 析法制成了一种血清蛋白分子，
它在休克中对恢复血容量是有价值的。
此外，他还制成了含有血清免疫本质的血清球蛋白以及一种纤维泡沫，
后者可作为无皮面的一种生理性覆盖，在止血上也有效用。

冰冻既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新的麻醉法之一。冷有使疼痛感麻木的作用已为原始人所知悉。
冰冻法曾为塞韦里诺(1646)所应用，
而拉雷(Larrey)也曾在拿破仑军队中用它来帮助进行截断术。

X 射线对于身体组织的显著生物性作用，引起了早年一些工作者的极大关注，
长期接触X 射线，使他们的手及其他暴露部分曾出现有慢性和疼痛的皮肤溃疡，
其中一些人虽用各种治疗均无效果，终于转变为不治的癌症。
因此，早年许多这样的工作者，在他们认识这个危害作用之前，
都已因皮肤的复发癌症或是不治的再生障碍性贫血而死亡，就像镭的危害一样，
未能预知此种危害作用可用铅屏以及含有铅的玻璃予以防护。

他认识了由X 射线引起的红斑反应，鉴定了X 射线的强度单位，设计了测量剂量的仪器
以及取得与放射学有关的许多部门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发展。
他是一个多产的著者，从 1901年起至他去世时止，在放射学方面有过许多著作。
他还是一个典型的X 射线研究的献身者，
他在经过多次癌手术以及重复截断他的右上肢后死亡。
在法国的放射学家中，值得注意的是贝克莱尔(A.B6cEe, 1856— 1939),
他曾应用X 射线治疗腺性结核。

战壕内有应急用的食物袋，袋内配备有能维持生命较长时间和较好状态的平衡食物，
并有磺胺药粉可减少感染危险，预先消过毒的精巧注射器能让战士自己做皮下吗啡注射。

欧洲国家尚无仿效德国者。但对习惯罪犯、酒徒以及精神病患者的强制绝育，
现在美国的若干地方已经实施。

不容否认，黄热病感染仍在非洲的广大区域中蔓延，而猴及其他野生动物则是此病的带病者，
只有在人口众多的中心区做永久性防卫才能在此斗争中获得胜利。
现在已有数种蚊类可以传染此病，而由飞机也可将其传带至极为遥远的地区。
西非洲蚊曾在巴西立足生根，结果造成该病广泛流行。
经过当地人的极大努力和耗用众多财力之后，始将此病和蚊一并消灭，
但亦表明消灭仅属可能，而因此付出的代价也已超过疾病本身带来的损失。

由于膳食习惯的改变，以及人们更好地认识到酒类饮料的危害,
故在大多数的进步国冢中，慢性酒精中毒的死亡率已经减低。
由于抗酒精中毒运动的开展，若干国家已制定出禁酒法令。

缺乏教育和生活困难是形成饮酒习惯的主要原因，这可从革命前的俄罗斯获得证明。
在 1913年伏尔加酒的消耗量一人一年中达到8.1升(即约2 加仑)，
平均每一工人以超过其收入1/4的支出用于酒类。但自十月革命以后，酒的消耗即逐步减少。
1913年为年人均4.5升，1935年则为人均3. 7 升。
这些事实和许多有关的研究都证明抗醉的斗争主要是在于加强教育。
世界各国曾经订立了一系列抗醉的措施和法令。
1920年美国曾以第18次修正的法案试图管制酒患，法案严禁以毒酒类作为饮料制造和贩卖，
但大多数人对于这种激烈管制表示不满，后终因其弊端百出而于1933年废除。

贩卖有瘾癖的药品特别是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和印度大麻是国家及国际法律予以管制的。
这类药的非法交易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远东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医学史必须考察当代的文件和书籍。欧洲的大图书馆历来拥有丰富的医学书籍和文稿材料。
美国的许多图书馆不断地增加新书，常有私人收藏的图书捐赠入馆，
这些书是捐赠者长年热衷于搜集各种医史书籍所得。
“军事医学图书馆”对图片的大量收藏是对医学史研究工作的一种贡献。
"波士顿医学图书馆”和 “费城医师学院”堪以收藏有大量医史文献而自豪。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史研究所主要致力于搜集对医史有价值的参考书籍。
纽约医学研究院把较古老的文献和医史参考工具书合并研究。
奥斯勒创办的出色的图书馆现在麦吉尔(McGill)大学内。
库欣的很好的收藏，以及以前克勒布斯与富尔顿(J. F. Fulton)两人的藏书，
已并入耶鲁大学的新医学图书馆。谈论医学图书馆，
而不提一提图书馆馆员在组织工作和编目方面的辛勤劳动和他们对医史学者的不可缺少的帮助，
那将是不完全的。大的医学图书馆馆员的专心工作促进了医史学者的进步，
是值得医史工作者感谢的。

但今天，在大城市的医院则更趋于 采 取 “大单位式”，
如纽约的医学中心和罗彻斯特的梅奥诊所等巨大机构。摩天楼式的医院之所以日益增加，
不仅是因为大城市中心区的地皮有限和地价昂贵，
而且也因为这些建筑的电梯运输效率高及空气和光线的质量较好，
此外还有远离市街喧闹的好处。这些宏大建筑，既拥有足以容纳千余人的普通和特等病房，
又许可将病房、课室及实验室密集在一起，在它们的组织形式上体现出一种
"将一切专业融汇一处”的概念。

从医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一个最优秀的医生，一定是永远把病人的幸福系在心上，
不仅只注重病人的外表，更注重其心理状态—— 这是治疗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他一定全心全意地注重病人的情况，一定为自己高超的技术、
坚定的信心和献身病人的热忱所鼓舞。一个人除非是盲者，
否则决不会看不见这样的历史事实,即在近代科学医学开始以前或之后，
曾有过多少杰出的、有才能的医生，他们并非科学人士，
但却能以自己的才能和暗示力量抚慰病人，鼓励病人，使病人对复原具有信心，
因而有力地影响治疗疾病的过程。同样明显地，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家，
他们只是极平凡的医者而已。

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医学回到原始的神秘或迷信状态，是在所有历史阶段中，
当严重的政治骚动或社会变化动摇了人心，
导致了人生命的极大丧失及经济形态的改变时所通有的特殊现象。
在这些动乱之后,人类即陷入一种经济和道德消沉的状态，想逃避现实而盼望奇迹。
这些都是重病后遗症，是集体心理失去平衡的状态，
就像相信迷信邪说和易受各种暗示是一个患过重病之人的特征一样。

因此，从医学历史中我们不但能吸取有用的知识，而且能得到宝贵的帮助和经验。
正像一位旅行家在旅途休息时，能从他沿途所学到的经验中获得支持一样。
从这些经验中，他不但能得到他途中所观察到的一切现象的解释，
而且他还能对前面的若干曲折做出预见，同时，他还可以使他后面的人，
得到他的经验和教训，更加满怀信心地继续前进，去完成伟大的任务。

2024-04-26

Arturo Castiglioni

《1940医学史:上》

前言

医学思想在历史上的进展

美索不达拉，古埃及，波斯，印度医学

远东的医学

古代希腊的医学

希波克拉底以后的医学，罗马医学

医学科学的衰颓，阿拉伯医学，中世纪初期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医

中世纪后期的医学

文艺复兴时期

17世纪

《1940医学史:中》

19世纪上半叶

《1940医学史:下》

20世纪

Arturo Castiglioni

《1940医学史:上》

前言

医学思想在历史上的进展

美索不达拉，古埃及，波斯，印度医学

远东的医学

古代希腊的医学

希波克拉底以后的医学，罗马医学

医学科学的衰颓 ，阿拉伯医学，中世纪初期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医

中世纪后期的医学

文艺复兴时期

17世纪

《1940医学史:中》

19世纪上半叶

《1940医学史:下》

20世纪

医学科学的衰颓，阿拉伯医学，中世纪初期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