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is de Tocqueville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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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

1661年   托克维尔家族姓氏原为“克雷莱尔”，1661年，
这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在塞纳河畔的诺曼底取得托克维尔封地后，把姓氏改为“托克维尔”。

1805年   7月29日，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出生。

1820年   年满16岁，担任梅茨市长的父亲将其送入梅茨中学，学习修辞和哲学。
托克维尔阅读大量历史和哲学著作，尤其是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
深受反封建、反教会启蒙思想的影响，其内心爆发了一场“地震”，
一种“普世怀疑”穿透了他原本具有虔诚信仰的灵魂。

1825年   父亲送托克维尔到巴黎皇家法学院学习法律，其后托克维尔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1826年   游历意大利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等地，著有《西西里游记》。

1831年   与博蒙一起获得为期一年半的假期，两人出发前往美国进行考察。

1832年   2月20日从美国返航，3月下旬回到法国。5月17日，辞去助理法官职务。 
8月访问英国。9月开始撰写《论美国的民主》。

1835年   1月，《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出版，深得基佐、穆勒好评。
3月16日，与英国人亨利·里夫在巴黎见面，后者成为其著作英文版的指定译者。
4月25日，与博蒙访问英国和爱尔兰。10月，
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米尔撰文高度称赞《论美国的民主》。
10月26日，迎娶英国中产阶级女子玛丽·莫特莉为妻。完成《论贫困》。
与鲁瓦耶·科拉尔相识，转而担心温和的民主专制。初步拟就《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架构。

1841年   游历阿尔及利亚，撰写《阿尔及利亚行纪》。12月23日，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1850年   患肺结核。12月15日，写信给朋友路易·德·凯尔戈尔莱说：
“我感觉：我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所酝酿的著作中；我擅长思考胜于行动；
倘若我能在世界上留下什么，就会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建功立业的回忆。”
12月26日，写信给博蒙说：“我反复思量，倘若我要在世界上留下印记，
立言胜于立功。我感觉，与十五年前相比，如今我更有能力著书立说。”

1851年   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军事政变，
托克维尔与其他议会代表遭反对派逮捕，并被关押两天。

1852年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称帝，史称“拿破仑三世”，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托克维尔辞去一切官职，逐渐转向研究写作。开始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

1859年   4月16日，托克维尔逝世。

前言

托克维尔开创性地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在旧制度最繁荣、
最开明的时期，革命却加速发生；大革命为什么在压迫最轻的地方首先爆发；
为什么革命者要愤怒地摧毁一切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和言论自由，
是否导致人民对政府百般苛求；为了实现酷爱的平等，人们为何宁愿不要自由，等等。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托克维尔在普遍意义上，
厘清了民主、专制、自由、平等这四个重要政治概念之间的关系。

要真正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就必须暂时忘记眼前的法国，
而去考察那已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我不仅想弄明白人的病逝之因，而且想看看当初如何可以救他一命。
我像医生一样，试图解剖每个坏死的器官而寻找生命的规律。
我的目的，就是要创作一幅极其精确而具有指导意义的画卷。
因此，每当在先辈身上发现我们如今几乎丧失而又极为需要的真正独立之精神、
远大之抱负、对自身与事业之忠诚的崇高品德时，我均用画笔突出它们；
与此类似，每当在那旧时代的法律、
思想或者习惯之中发现摧毁旧王朝并在如今蚕食着我们的任何弊病迹象时，
我都会不遗余力地揭露它们，让人们明白，
那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在未来黑暗的岁月里，有三条真理人们会看得很清楚：
第一条是，有一股无名的力量时缓时急地推动着当下的所有人去摧毁贵族制度。
这股力量，也许可以控制或者抑制，但无法战胜。第二条是，在一切人类社会中，
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制度的，恰恰是那些从未存在以及无法存在贵族制度的社会。
第三条是，无论在哪个地方，专制比上述任何制度可能导致的危害都更大，这是因为，
较之其他制度，专制更易于助长上述社会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
并必然朝着其固有的不良方向发展。

倘若不再通过阶层等级、家族行会等纽带而凝聚在一起，人们就会只考虑自己，
就会只关心个人私利，就会只蜷缩于无视公共美德的狭隘个人主义之中。
专制制度，不但不同这种倾向作斗争，而且还任其畅行无阻。
其原因在于：专制制度取消了人类的一切共同情感、一切共识基础、
一切相互需求、一切和谐共处的机会，也就是说，它把人们禁锢于个人生活之中。
人们原本就具有彼此各不相干的倾向，专制则使人们坠入彼此孤立的状态；
人们原本就具有彼此漠不关心的倾向，专制则使人们陷入彼此冷若冰霜的状态。

在这种专制社会，无所谓安居乐业之说，人人都焦虑不安，都渴望挤为人上人，
都唯恐沦为人下人；金钱，成为尊卑贵贱的主要标志，具有独特的流动性，
不断转手，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提升或者降低家庭的社会地位。
因此，几乎人人都想拼命积聚财富，渴望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热衷经商，
贪图钱财，追求物质享受和安逸，就会成为专制社会最普遍的情绪。
这种情绪，会很容易弥漫于社会各阶层，甚至弥漫于素来与此无缘的阶层。
倘若不遏制这种情绪，不久就会使整个民族都萎靡堕落。
可是，在本质上，专制是助长这种情绪的，而这种削弱斗志的情绪也有助于专制统治：
它促使人们的注意力远离公共事务，让人们一想到革命就会不寒而栗。
因此，唯有专制，能够为这种情绪提供荫护，任由人们贪婪无忌，
任由人们不顾廉耻攫取不义之财。此种情绪，没有专制，也许会很强烈；
有了专制，就会占据统治地位。

唯有自由，才能促使人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琐事的烦扰，
从而让人们时时刻刻都感受到，祖国就在身边，祖国高于自我；
唯有自由，能够在关键时刻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情感取代追求安逸的念头，
能够让人们具有比发家致富更伟大的雄心壮志，能够点亮明灯让人们清晰辨别善恶。

在最坏政府统治下的最腐败社会中，培养有教养的基督徒——罗马帝国的没落时期，
就充斥着如此这般的基督徒。但是，我胆敢断言，这种社会，绝对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公民，
更不用说产生伟大的民族；我还胆敢断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
人们的心智水准就会不断下降。

专制者并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是他们自己想独享自由，
并妄称其他人不配享有自由。故对于自由，是无所分歧的；
有所分歧的，是对于人的评价。因此，严格而言，爱戴专制，就是蔑视祖国。

大革命爆发之初人们褒贬不一

在那些君主看来，法国大革命只是转瞬即逝的局部事件，只要可以渔翁得利就行。
基于这一考虑，他们秘密策划，多方筹措，暗地结盟；看到猎物时，争吵妥协，
时分时合。总之，他们几乎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准备好应对即将发生之事。

英国人，由于对自身历史记忆犹新，由于长期享有政治自由，富有经验与见识，
所以他们能够透过重重帷幕，看见一场伟大革命正在逼近。
但是，他们无法看清其形式，
无法预测法国大革命将会对英国与世界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

拿破仑成功压制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但无法抑制人们反基督教的情绪。
甚至直到如今，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些人认为，藐视上帝，
就是赎买当初对政府小吏唯唯诺诺的罪过；他们抛弃了大革命信条中最自由、
最高贵、最自豪的一切，并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不信教，就仍然忠于大革命的精神。

人们如此仇恨基督教，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
并非因为教士们自命不凡而统治俗世，而是因为他们是俗世的封建领主、
地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
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即将创建的新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是因为它在正被推翻的旧社会中，占据着享有最多特权、最高权力的地位。

大革命的政治成果一旦得到巩固，反宗教运动即告瓦解；
大革命针对的旧政治制度摧毁得越彻底，大革命特别仇视的阶层、
权贵就越被征服得无法翻身，那些仇恨——旧王朝、旧阶层、
旧权贵失败的最终标志——也会消失；最后，我们已看到，
当教士们越来越远离与他们同时垮台的那些东西时，
教会力量就逐渐恢复并更深地扎根于人们心中。

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要改朝换代，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的结构。
因此，它必定要抨击一切既有权力，摧毁一切既有权势，铲除各种传统，移风易俗。
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扫除人们头脑中一贯的尊卑服从观念。
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独特的无政府思想来源。

宗教往往只考虑抽象之人本身，而不考虑国家法律、
民族传统与风俗习惯对具体之人的影响。宗教的主旨是调整人与上帝的关系，
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权利与义务，而不论是何种社会制度。宗教的行为规范，
针对的不是某一国或者某一时代之人，而是人父、人子、人主、人仆、邻里之人。
宗教规范以人为本，适合各色人等。因此，宗教革命，往往拥有如此广阔的舞台，
像政治革命那样局限于某一国家或者某一民族范围内的情形，甚为罕见。
倘若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无论民族、法律、气候有何不同，
宗教具有的这一抽象而普遍的特征越多，就传播得越广。

推翻罗马帝国并最终创建近代国家的那些部落，其种族、故土、语言皆不相同，
唯一相同的就是不开化。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定居后，
就陷入长期互相厮杀而不得安宁的局面；在最终稳定下来后，
却发现被自己制造的片片废墟所隔绝。当时，文明几乎毁灭，公共秩序荡然无存，
人们的交往艰难险恶，庞大的欧洲分裂为千百个迥然不同、彼此排斥、互相仇视的小社会。

我看过的14世纪“土地赋税清册”，设计严谨，清晰准确，有条不紊，堪称杰作。
可是，年代离我们越近的“土地赋税清册”，所记载的内容反倒越模糊、
越不全面、越混乱，尽管知识水平在发展。
如此看来，似乎是文明进步导致社会制度堕落至野蛮时代。

所有那些活跃的、充满活力的、富有创造力的东西，其根源是全新的，
而且岂止是全新的，简直是与古老制度相冲突的。

乍看之下，英国仍然施行欧洲的旧政制，但是，细究之下，就会发现，与上述情形并无二致。
倘若忽视其旧名称，抛弃其旧形式，我们就会发现，早在17世纪，
英国就已经在实质上废除了封建制度。自那时起，各阶层互相渗透，贵族式微，
贵族政治呈开放状态，财富就是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税赋人人平等，
出版自由，辩论公开。所有这一切现象，在中世纪社会都是闻所未闻的。
正是由于巧妙而逐渐地注入了这种新鲜血液，古老的封建躯体才得以完好无损，
才免于土崩瓦解，才具有新鲜的活力。实际上，17世纪的英国，
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只是在其内部，犹如保存纪念品一般，
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迹。

1788年，在德意志的大多数邦国，农民都不得离开领主庄园，否则就会被暴力遣返。
在领地上，农民受教会法庭的管辖，
个人生活受其监督，若有纵欲偷懒的行为就会遭受惩罚。
农民地位无法改善；职业不得改变；未征得主人同意就不得结婚。
农民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主人服徭役：年少时，就得在庄园做仆役；
长大后，就得为领主服徭役，而且在某些邦国，竟然每周服三天徭役。
领主的房屋修建、领地产品运输、充当马车夫以及信使，都由农民承担。
农民可以拥有土地，但是，其所有权始终是不完全的。
农民种什么庄家，得由领主决定，并受领主监督；不得任意转让和抵押土地；
农产品的买卖受领主左右；耕种土地永远是受到强迫的；
甚至其家业也不得由其子嗣全部继承，其中有一部分通常归领主所有。

就像如今一样，当时，农民极其爱恋土地，土地占有欲点燃了农民身上的全部激情。
当时有位睿智之士评曰：“对成为地主，人们趋之若鹜，所以，土地总是溢价出售。
在法国，下等阶层的所有积蓄，就是为了购买土地，
而在其他国家，不是借给他人就是投资公债证券。”

大革命的结果，并非分割土地，而是暂时解放土地。
其实，所有这些小地主当时都受到种种限制，承受着许多无法摆脱的封建徭役和税赋。

事实上，法国贵族已经长期不再染指国家统治权，唯一例外的就是司法权。
贵族阶层的主要人物对某些案件仍然拥有管辖权，有权让法官以他们的名义裁决那些案件，
并在领地范围内不时制定颁布治安管理条例。但是，由于王权已逐渐限制、
削弱甚至铲除该司法权，所以，那些仍然享有司法权的领主不再视之为权力，
而是视之为收入来源。

贵族享有的其他特权，命运也是如此。他们已经失去政治特权，
所保留的只是经济特权，但是，这种特权有时还会扩大。

修道院所在村庄通常就是其领地。在法国还存在农奴的地区，修道院还拥有农奴。
他们有权迫使他人服徭役，有权征收集市贸易税。在领地上，唯有他们拥有烤炉、
磨坊、葡萄压榨机以及耕牛。除此以外，法国的教士如同其他地方的教士一样，
还有权征收什一税。

重要的是，当时整个欧洲都可以见到这些完全相同的封建负担，
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这些负担远比法国的沉重。权且试举领地徭役为例：
在法国，罕见而温和；在德国，普遍而残酷。

请诸位先刻画一下18世纪的法国农民，或者刻画一下你今天所认识的法国农民，
因为这两者是同样之人：其地位已变，但其特征未变。
再看看我引用的文件所描述的农民吧：

他酷爱土地，倾其所有而且不惜代价购买土地。为购得土地，他得先付一笔费用，
不是付给政府，是付给相邻地主，而且这种地主并非政府官员，是与他一样无权无势之人。
他终于买下一块土地后，把心与种子一起埋进那地里。
在广阔的天地里，拥有了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他心中洋溢着独立与自豪感。
可是，那帮相邻地主跑将出来，把他从地里拉走，强迫他在他们的地里为他们无偿劳作。
倘若他想保护自身的劳动果实不沦为他们的猎物，那帮人就会想方设法阻止他。
那帮人守候在渡口，他不付过河费就不能过河。在市场上，他不向他们交纳一笔钱，
就不能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回家后，他打算享用剩余的麦子——这是他亲手种植、
亲眼看着长大成熟的麦子——可是，他不得不用他们的磨坊磨面，
用他们的烤炉烤面包。就这样，他那小块土地上的部分收入，
都以这费那费的形式交给了那帮人，而且那些费用永远无法取消或者摆脱。

无论他做什么，无论他到何处，都会遇上那帮令人讨厌之人。
他们破坏其幸福，阻碍其劳作，蚕食其收成。当他好不容易摆脱那帮人后，
另一帮身穿黑袍之人又跳将出来，夺走其大部分收入。
权且想想这些农民的处境、需求、性格与情感吧，
权且估摸一下这些农民的心中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吧。【注释十三】

倘若翻开旧王朝的年鉴，就会发现各行省都有自己的专用大臣。
但是，研究档案记载的行政管理活动，就会马上发现：那些大臣无足轻重；
国家的日常事务均由总监主持，而且这位总监逐渐垄断了一切与财政有关的事权，
换句话说，他几乎掌控了全部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不断变换其角色：
一会儿是财政大臣，一会儿是内务大臣，一会儿是公共工程大臣，一会儿是商务大臣。

如同中央政府在巴黎实际上只有一位代理人一样，在各行省也只有一位代理人。
在18世纪，有些大领主还拥有省长头衔。
他们是封建王权的旧代表，而且往往是世袭代表。
虽然他们还享有荣誉头衔，但是，他们不再拥有任何权力，而是由省督掌握实权。

省督没有显要的身世，是外省人，而且年轻，想的是升官发财。
他获取这一职位，靠的不是选举、不是世袭、不是买官进爵。
他是由政府从国务委员会的低级成员中选任的，可以随时撤换。
他离开国务委员会任省督后，就代表国务委员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时官话称其为外派专员。他几乎拥有国务委员会拥有的一切权力：
从初审起，就行使所有权力。就像国务委员会一样，他既是行政官又是法官。
省督与所有大臣都保持联系，在其任职的省份他就是政府意志的唯一代理人。

在省督之下并由其任命的，是设置于各县的、任由其撤换的称为省督代理人的官员。
省督通常是新封贵族，而省督代理人往往是平民。然而，在其管辖的小小范围内，
省督代理人就像选举区行省的省督一样，代表着整个政府。
省督隶属于大臣，而省督代理人则隶属于省督。

阿冉松侯爵[3]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有一天约翰·劳曾对他说：
“我从不敢相信我任财政总监时目睹的那些东西。
要知道，法兰西王国竟是由30个省督统治的。没有高等法院，没有三级会议，
没有省长。各省的幸与不幸，完全系于这30位省督身上。”

上述官员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在残存的封建旧贵族面前，却显得黯然失色，
仿佛消失于旧贵族的余辉中一样。正因如此，当时的人们难以看到省督，
尽管那些省督无事不插手。在社会上，较之省督，贵族在地位、
财富以及与旧事物相联系的声望上都占有优势；在政府中，贵族围绕在国王周围，
是宫廷成员：指挥部队、统率舰队的，是贵族。
概言之，贵族是那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人物，连后人都常常把眼光停留在他们身上。
倘若有人提议任命大领主为省督，那会是对大领主的侮辱；即使是最穷困潦倒的贵族，
也会不屑于出任省督。在贵族眼中，省督是篡权者的代表，
是资产阶层以及农民阶层派至政府中任职的新人，是无名小辈。
然而，正如约翰·劳所说的以及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些人却统治着法国。

军役税和许多附带的捐税总额以及摊派给各行省的数额，每年均由御前会议秘密决定。
如此这般，军役税逐年增长，而人们事先根本无法得到任何消息。

军役税，乃古老之捐税，其课税及数额在从前均委托当地代理人办理。
那些代理人或多或少地独立于政府，因为他们是依出身、
选举或者买官进爵而获得这种权力的。他们是领主、教区征税人、
法国财务官、被选定的代理人。18世纪依然存在这种人，不过，
有些人已完全与军役税毫无关系，另一些人即使与之有关但也位于次要或者从属的地位。
此时，军役税的真正权力掌握在省督及其代理人手中，而且事实上，
也是由他在教区间分派军役税，指导监督征税员征收此税，批准缓征或者免征此税。

当时所有的公路甚至镇与镇之间的公路修建维护资金，都由公共财政负担；
规划公路并发包建设公路的，是御前会议；监管工程的，是省督；
招募徭役进行施工的，是省督代理人。留给地方旧官员管理的，
只有村道，而那些村道自那时起一直无法通行。

中央政府管理公共工程的代理人，就像今天一样，是桥梁公路工程局。
虽然时代不同，但在这点上却惊人地相同。桥梁公路工程局设有委员会和学校；
有工程监督官，他们每年在整个法国跑来跑去；有工程师，他们住在工地，
按照监督官的指令，负责整个工程的建设。旧社会的很多机构被新社会所采用，
其数量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其架构得以保留而其名称则被抛弃。
但是，桥梁公路工程局既保留了其名称，也保留了其架构，这是极其罕见的。

中央政府通过其代理人单独负责维护各省治安。编成一小队一小队的骑警，
遍布整个王国，受各地省督的指挥。正是依靠这些警察，必要时还动用军队，
省督才能应对意外事件，羁押流浪汉，打击乞丐，平息因粮价上涨而不断爆发的骚乱。
因此，从未像从前某个时期那样，需要召唤被统治者帮助政府完成上述任务。
当然，在以前的城市，也不必如此，因为城里通常有保安卫队，
这支卫队成员是由省督挑选的，其军官是由省督任命的。

在封建旧社会，领主倘拥有巨大权力，也负有重大责任。例如，他得救济领地内的穷人。
我们在1795年的普鲁士法典中，找到了这一欧洲古老法律的最后痕迹，其规定：
“领主应确保贫苦农民接受教育，应尽可能为没有土地的奴仆提供谋生手段。
倘若他们中有人陷入贫困，领主有义务伸出援手。”

在法国，类似规定早已不复存在。由于领主的旧权力已被剥夺，因此，
他也摆脱了旧义务。但是，又没有任何地方政权、议会、省或者教区机构取代其位置。
任何人都不再负有照顾乡村穷人的法律义务，
唯有中央政府勇敢地承担起救济穷人的工作。

御前会议每年都从税收总额中划拨一定数额的资金给各行省，
再由各行省省督将其分配给各教区用作救济金。贫穷农民得向省督申请救济金。
发生饥荒时，由省督负责发放小麦或者稻米。御前会议每年都会发布法令，
要求在其指定之地建立慈善工场。穷苦农民可以在那里工作，并领取微薄的工资。
【注释十四】显而易见，从天高地远之地作出的慈善决定，
往往是盲目或者心血来潮的，永远无法满足实际需要。【注释十五】

中央政府不但要在发生饥荒时赈济灾民，而且还要教他们学习掌握致富之术，
在必要时还得采取强制手段驱使他们走上致富之路。
为此，中央政府不时地通过省督及其代理人，散发宣传农业技术的小册子，
建立农业行会，拨款设立奖励资金，花费巨款开办苗圃并将苗种分发给农民。
当时的中央政府倘若能够减轻农业负担，减缓不平等状况，
效果会更好，但是，它显然从未想到这一点。

御前会议有时会强迫人们发家致富，而不管人们是否具有这种愿望。
强迫手工业者采用某种方法制造产品的法令，数不胜数。
【注释十六】由于省督数量不多，无法一一监督此种法令的实施执行，
于是，就任命工业监督员，让他们在各省之间穿梭，监督法令的实施执行。

御前会议倘若认为某地不适宜种植某种作物，就会发布禁种法令。
有的法令，竟然要求人们拔掉在其认为土质低劣的地上种植的葡萄。
由此可见，当时的政府已由统治者角色转变为监护人角色。

城市选举制度，直至1692年才被首次取消。从此，城市官职可以买卖，
就是说，国王可以在各城市向居民出售永久管理他人的权利。

如此这般，毁掉的不仅是城市的自由，而且是城市的福祉。
卖官鬻爵涉及的倘若是法官职位，往往有益，
因为良好的司法前提条件就是法官完全独立。
但是，卖官鬻爵涉及的倘若是行政官职，却十分有害，因为讲责任、
讲服从和讲热情是有效行政的前提。从前的君主政府在这点上未出差错，
小心翼翼避免将强加于城市的制度用于自身，即省督及其代理人的职位绝不出卖。

1764年，有位省督致信财政总监：“历来为赎买城市自治权而支付的金钱，
其数额之大让我感到震惊。倘若把这笔钱用于城市的公共事业，就会极大地改善市民生活。
如今，市民感受到的只是政府以及这些官职享有的种种特权的压迫。”
在我看来，这是旧王朝最无耻的一面。

我完全确信，各个城市的管理方式极为相似，
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表面上的，本质上则处处相同。

第一大组织是由城市官员组成的市镇委员会，其成员人数各地不尽不同。
它是城镇的权力执行机构，或者是昔称的城镇主政当局。
在城镇从国王手中赎买了城镇自治权或者王国在当地建立了选举制度时，
城镇当局的官员就经选举产生并有一定的任职期限。
在国王收回了城市自治权并出售其官职时，那些官员就得花钱买官职并任职终身。
不过，后一种情形并不常见，
因为随着城镇政权逐渐从属中央政权而导致其官职日益贬值。
无论何种情形，城镇官员都不领薪，但是，他们享有免税权以及其他特权。
那些官员一律平等，集体行使职权；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得独自行使职权，
也不必单独向城镇负责。那时的市长，不是城市的行政首长，
而只是城市管理当局的主持人而已。

至18世纪，全民大会不再由全体市民共同组成，而是不可避免地几乎都实行代议制。
请记住：在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再由市民普选产生，也不再倾听民众呼声；
无处不是由达官贵人组成，其中有些人是因其拥有显要地位而参加会议，
另一些人则是由行会或者协会指派参会并听从其指令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官显贵在全民大会中的人数倍增，工业行会代表则下降甚至完全消失，
但仍然可以见到手工业行会代表，就是说，其成员几乎鲜见工人而都是资产阶层。
自那时起，人民就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般轻信虚伪的自由，也不再关心公共事务，
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官员们试图唤起人们在中世纪屡建奇迹的爱国主义精神，
却徒劳无功，无人予以搭理。即使是城市最重大的利益，他们也漠不关心。
在那些保留自由选举假象之地，倘若让人们投票，他们就会坚决不投票。
这种情形历史上屡见不鲜。从奥古斯都起至今，每个摧毁自由的专制君主，
几乎都会保留自由的表面形式。他们以为，这么做就可以增加其道义力量，
从而得到公众的认可。然而，这种企图几乎都告失败，而且他们很快就会明白，
要长期掩饰这种骗人的假象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18世纪，各地城市政府都普遍堕落为小型寡头政治。
若干家族为自身的特殊利益而掌管公共事务，不受公众监督，不对公众负责。
整个法国的政局都染上了这种弊病。各地省督都洞察了这种弊病，然而，
他们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地方当局更加服从中央政府的掌控。

从省督与其代理人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所有城市的大小事务，中央政府都予以插手：
任何事情，都要征询其意见；所有事务，都由其作主；甚至节日放假问题，
都由其说了算。有时候，公众喜庆活动、燃放烟花爆竹、张灯结彩等，也要听从其指令。
在他们的通信中，我发现省督对一些资产阶层官员罚款20里佛，
原因是唱《赞美诗》时他们缺席。

其时的城市官员人人自危。他们中有些人写信给省督说：“阁下，我们无比谦卑地恳求您，
赐予我们仁慈与保护。我们将不负厚爱，绝对遵旨听命。”
另有一些大言不惭，自称“城市贵族”之人，
致信省督说：“阁下，我们从未违背您的意志。”

因此，在那个时候，资产阶层就想拥有政权，人民就想争取自由。

城市如此紧紧依附于中央政府，至少可以维持自身的财政地位吧，但是，并非如此。
有人认为，倘若不是中央集权，城市很快就会走向毁灭。
对此，我不敢肯定，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在18世纪，
中央集权并未阻止城市走向毁灭的命运。其时的城市管理，完全是一团乱麻。

让我们把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吧，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权力机构，
不同的组织形式，但它们同样依附于中央政府。【注释二十】

在18世纪，各省教区官员的头衔与数量均有所不同。从古老的文献中可以看出：
教区蒸蒸日上时，官员数量就增多；教区暮气沉沉时，官员数量就减少。
18世纪的大部分教区官员，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收税员，另一种通称为理事。
一般而言，这些市政官员通常是经选举产生的，或者名义上经选举产生的，
但是，他们已经更多地蜕变为国家的工具，而不是社区的代理人。
收税员根据省督指令征集人头税；理事在省督代理人的日常监督下，
代表其处理诸如自卫队、国家项目、
普遍适用之法的实施等一切与公共秩序或者政府有关的事务。

正是由于领主的存在，导致几乎所有富裕而受过教育的居民都迁往城市，
关于这一点，稍后我将详述。结果是，教区内除领主外，只剩下一群粗俗无知的农民。
这些人，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公共事务。蒂尔戈曾正确地指出：
“教区就是由茅屋以及像茅屋一样毫无生气的佃农组成的。”

18世纪的政府档案，充斥着人们对教区收税员和理事等官员人浮于事、
粗心大意、懒惰迟钝的投诉。大臣、省督、省督代理乃至贵族等所有人都对他们满腹怨气，
但是，却无人追问原因何在。

直至大革命爆发前，法国农村教区的治理，仍然残留着中世纪曾具有的民主特色的某些痕迹。
每当要选举市政官员或者讨论公共事务时，就会敲响村里的钟声召集农民到教堂门前集合开会。
这种会议，无论穷富，都一样有权出席。当然，在这种会议上，
并没有正式的辩论或者投票，但是，每个人都能各抒己见，
而且还有公证人当场制作公证书，证明人们所说的内容。

1750年，有位省督说：“我把几个略有怨言的教区头头送进监狱，并令其负担骑警费用。
借此手段，我把他们搞得服服帖帖的。”
正因为如此，人们不把教区公职视为荣誉，而是视为要想方设法予以摆脱的负担。

然而，那些残留的教区旧制度，对于农民而言，依然很宝贵。
直至今天，在一切公共自由中，唯一为农民所理解的，就是教区自由；
在所有公共事务中，真正让农民感兴趣的，也是教区自由。
有人愿意拱手将全国置于一个主子之手，却因无法在村中畅所欲言而大为不满。
真没想到，最空洞的形式竟然拥有如此之大的分量！

旧王朝的法国，就如今天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城镇、大大小小的村落、
济贫院、工厂、修道院、学校等等，能够自主处理其事务，能够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

当时的君主制旧政府与如今的政府一样，都想方设法不让政府官员像普通公民一样，
接受法院审判并认罪。两个时代之间的唯一实质区别是：
大革命前，政府唯有通过专横违法手段袒护其官员；大革命后，政府让其官员合法践踏法律。

它保留了从前官员的头衔与荣誉，却逐渐剥夺其权力。
它并非把从前的官员从其权力领域逐出，而只是让它们边缘化。
它巧妙地利用有些前官员的惰性、其他前官员的自私本性，
利用而不是纠正从前的政府机构的一切弊端，最终以省督这一闻所未闻的政府代理人，
和平地取代了从前的一切政府官员。

我原以为，热衷数字统计，是我们今天政府官员的特有嗜好。但是，我错了。
在旧王朝末期，就不断有印好的各种小型报表发给省督填报，
而省督又令其代理人以及教区理事填报。财政总监要求报告的内容，涉及土地特性、
耕作情况、作物的种类和产量、牲畜数量、人情风俗等等。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资料数据，
与当今市长、县长上报的，是同样详尽而不确切的。省督代理人在那种程式化的报告中，
似乎对辖区民众的评价都不高。他们总是这样评价：
“农民生性懒惰。若非为了活命，他们是不会干活的。”

当时的行政官员几乎都是资产阶层，已然形成一个独立阶级，有其独特的精神、
传统以及道德观、荣誉感和自尊心。他们是新社会的贵族，
已成气候，充满活力，只待大革命为他们腾出位置。

18世纪的报纸，或者说是当时人们所称的“加泽特”，所刊载的内容，
四行诗文多于政论文章。尽管如此，政府早已视这支小小的力量为眼中钉、肉中刺。
它对书籍比较宽容，对报刊却非常苛刻。
由于无法专横地予以取缔，它就竭力垄断报刊的经营。

旧王朝的制度就是如此：规则严厉，执行松弛。

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藐视法律。哎哟，他们什么时候学会过尊重法律？
可以说，在旧王朝人们的头脑中，法律观念本该占有一席之地的地方，是空荡荡的。
个个求情者都恳求法外开恩照顾他们，其认真严肃的态度，犹如其要求他人严格遵守法律时一样。
只有等到政府抛弃他们时，他们才会想到运用法律武器。
虽然人民对当局的服从是全面的服从，但是，他们服从当局，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出于习惯。
倘若人们偶然躁动起来，一点点刺激都会导致他们暴动。
此时，要压服他们，靠法律已经无济于事，只有采用暴力和专政手段。

通常极其讨厌他人指手画脚的农民，竟然也相信，农业落后，
主要应归咎于政府指导不力与资助不足。有位农民写信给省督，语气极其愤怒，
似乎早已让人感受到了大革命的气氛：“政府为什么不指派巡视专员，
每年到各省巡视检查农业生产状况？巡视专员可以教农民应该种养什么、
如何施肥、如何饲养牲畜、如何养膘牲畜、把作物或者牲畜送往哪个集市出售、
如何出售，等等。应该给予这些巡视专员优厚的报酬。
政府应当大力表彰奖励种养出色的农民。”

这位流亡贵族从未想过，所谓的上述英国怪现象，可能与他们的自由有着某种联系。
不过，他偏爱运用科学原理进行解释。他说：“天气潮湿闷热，会导致人的性情忧郁。
在这种国家，民众必定喜爱严肃话题。因此，治国理政之事，
英国人天生就津津乐道，而法国人则敬而远之。”

18世纪频频发生饥荒。每当爆发饥荒，各省居民都求助于省督，
似乎唯有从他那里才能获得粮食。其结果是，每个陷入贫困之人都指责政府，
甚至把那些注定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就连天气异常人们也责怪政府。

因此，对于法国于本世纪初轻而易举地就重建起中央集权制度，丝毫不必感到惊讶。
在1789年，人们推翻了中央集权，但是，其根基却深藏于摧毁者的心中。
正是由于存在这一根基，中央集权的大厦才能突然重新建起，而且还比以往更为坚固。

我发现，多份呈报大臣的有关出版状况的报告记载：
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许多外省城市都设有大型印刷厂，但是，如今既没有印刷工，
也没有印刷工作可干。毫无疑问，18世纪末出版的书籍，远比16世纪多，
但是，一切思想观念均出自中央而非地方。就是说，巴黎已经吞噬外省。

著名旅行家阿瑟·扬，是在三级会议召开后不久而巴士底狱被攻占的几天前，离开巴黎的。
他在巴黎与外省的所见形成强烈反差，这让他惊讶不已。在巴黎，一片沸腾景象：
随时都有政治宣传小册问世，每周出版高达九十二册。
他说：“即使在伦敦，我也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出版发行热潮。”
但是，走出巴黎，目睹的似乎就是死气沉沉的局面：印发的小册子寥寥无几，
报纸则根本没有。然而，外省民情涌动，一触即发，只是尚未见诸行动；
人们聚在一起，也是为了打听传自巴黎的消息。每到一座城市，
阿瑟·扬都会询问当地人打算做什么。“回答都千篇一律，”他说，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得看看巴黎要干什么。”
他进一步说道：“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见，除非他们知道巴黎在想什么。”

在大革命前夕，巴黎的制造业、工厂、高炉大幅度增长，政府有所警觉。
目睹工业发展，政府充满种种臆想的恐惧。御前会议于1782年发布的法令说：
“鉴于制造业飞速发展，导致木材大量消耗而危及城市供应量，从今以后，
国王禁止在首都方圆十五里以内新建这类工厂。”
至于工人聚集会产生的真正危险，当时并无人有所察觉。

就这样，巴黎摇身变为法兰西的主人，并且不知不觉地汇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而这支“军队”就是巴黎的主人。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
是我们这四十年来所有走马灯式的政府垮台的主要原因。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大家明白：
旧君主制突然而猛烈地灭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这也是催生一切其他革命的第一场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面上，在旧王朝生活的所有人，尤其是那些引人注目的中上层人士，彼此之间简直一模一样。

然而，就在那群彼此一模一样的人们中间，竖立着无数小小的屏障，
将人群分割成许多群体，而在每个群体的内部，又存在许多特殊的小群体。
这些大大小小的分散群体，只顾关心自身利益，完全不关心其他任何人的利益。

想到这种毫无止境的人群划分，我豁然开朗，由于在面临危机时，
法国人比任何国家的人们都更缺乏团结一致、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
因此，一场大革命能够瞬间就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
我脑海中浮现的，是那场大动荡砸碎一切小小障碍物后，
立即呈现的是历史上最紧凑、最一致的冰冷社会。

几个世纪以来，法国贵族变得越来越贫困。“尽管拥有特权，
但是，贵族每天都在破产，都在消亡，而第三等级却在占有其财富。”
有位贵族在1755年如此悲伤地写道。保护贵族财产的法律一直未变，
贵族的经济地位也未发生变化，然而，随着贵族丧失权力，他们也相应地陷于贫困。

也许有人会说，人类制度，犹如人体一样，除存在履行各种功能的不同器官外，
还存在一种看不见但却是生命源泉的核心力量。当这种核心力量的生命之火熄灭时，
虽然各种器官看似正常运转，但是，整个身体却立即衰亡。当时的法国贵族，
仍然享有限嗣继承权，而且柏克还注意到，与英国相比，
法国贵族的这种特权更为普遍更具有约束力；仍然享有长子继承权、
不可撤消的永久地租权以及源自封建习俗的一切用益权；
在免除支付战争捐税的义务后，仍然拥有免税权，而且这种权利还大为加强，
就是说，减少了负担，保留了特权。此外，他们还享有其前辈从未享有的许多经济上的优势。
然而，他们由于越来越少参政并丧失参政热情，所以逐渐变得贫困。

如蒂尔戈提到的利穆赞，只有贫穷的小贵族，他们几乎不再拥有土地，
只靠领主权和地租维持生活。

早在本世纪初，有位省督就写道：“在本地区，贵族家庭数量有数千家，
但是，其中年收入2万里佛的不足十五家。”我从另一位省督（弗朗什-孔泰行省）
于1750年向其继任者所作介绍的备忘录中，看到如下内容：
“这个地方的贵族，相当友善，但非常贫穷。他们的骄傲，如同他们的贫困。
他们目前的境遇同以往相比反差很大，这让他们感到莫大的羞辱。
让贵族陷于贫困，没什么不好，如此就可以迫使他们为我们服务、向我们求助。”
省督进一步补充说：“他们已组成一个团体，只接纳那些能证明四代以内宗亲为贵族之人。
这个团体的成立未得到批准，只不过官方容忍其存在而已。
它每年只聚会一次，省督会出席其会议。那些贵族一起做弥撒、用餐后，
即各自回家。有些人是骑老弱病残之马，有些人走路。你看，这种集会是多么滑稽啊。”

贵族逐渐贫困化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法国，在整个欧洲大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欧洲其他地方也像法国一样，封建制度在消亡，但没有新的贵族制代替它。
在德意志莱茵河流域，这种没落尤为明显，尤其引人注意。
只有英国的情况才截然不同：古老的贵族世家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其财富大幅增长；
无论拥有的财富，还是拥有的权力，贵族在英国国内都是独占鳌头的。
在世袭贵族旁边发展起来的新贵族，在财富上只能亦步亦趋而无法超越世袭老贵族。

在法国，似乎只有平民接收了贵族失去的财产，因此，有人说，
平民是汲取贵族的血肉发展起来的。虽然没有任何法律禁止资产阶层破产，
也没有任何法律帮助资产阶层发财致富，但是，资产阶层却不断在发财致富，
而且很多情形下变得与贵族一样富有，有时甚至比贵族还富有。
这些资产阶层拥有的财富往往与贵族相同，通常拥有的是田地，
有的甚至拥有领地，不过，他们平时都住在城里。

上述两个阶层所受教育以及所过的生活方式，让他们的相同之处比不同之处多千万倍：
资产阶层与贵族具有同样多的知识；尤须值得注意的是，
两者的知识来源恰恰是相同的；两者都受同一阳光的照耀；
两者接受同样的理论与文学教育。巴黎越来越成为法兰西人的唯一导师，
而且用同样的模子、同样的方式，打造一切法国人的思想观念。

在18世纪末，毫无疑问，人们仍然可以看出贵族阶层与资产阶层的行为举止有所不同，
这是因为，所谓的行为举止这种外在的东西，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得一致，
但是，内在的东西，所有高居平民百姓之上的中上层人士都彼此相似：
他们的思想相同、习惯相同、嗜好相同，他们从事的娱乐相同、阅读的书籍相同、
讲话的言辞相同。除享有的权利不同外，他们已经无甚区别。

我不太肯定，在当时的其他国家，此种现象是否也达到这种程度。
即使是英国，虽然共同利益已经把社会不同阶层牢固地绑在一起，
但是，阶层之间在思想观念、精神面貌等方面仍然具有差异。
其原因就在于：具有令人叹服之力量的政治自由，
尽管可以促使公民之间形成密切联系并建立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
却不能同化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独夫专制体制。
它通过天长地久的日积月累，不可避免地迫使人们彼此趋于相似，
但却对彼此的噩运漠不关心。【注释七十三】

在欧洲，凡是建立了封建制度的地方，贵族最终都演变为世袭等级阶层，
但唯有在英国只是贵族而已。

事实上，让英国迥异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并非其拥有国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陪审团制度，而是某种更独特、更重要的东西。
英国是唯一摧毁了世袭等级制度而不是将其改头换面的国家。
在英国，贵族与平民可以从事同样的事务，可以选择同样的职业，而且更重要的是，
贵族与平民之间可以互相通婚。在英国，最大领主的女儿，
可以嫁给没有任何世袭职位之人而不会有失颜面。

世袭等级制度以及与此有关的思想、习惯、障碍等等，是否确实已被该国摧毁，
只要看看该国的婚姻状况就可以知道。只有考察通婚状况，才能找到具有决定性的特征。
在法国，直至今天，虽然已有六十年的民主历史，也无法找到这种特征。
新老家族，尽管在各方面似乎都已经融为一体，但是，仍然竭力避免互相通婚。

人们常说，英国贵族，与其他任何国家的相比，更加谨慎、更加灵活、更加开放。
必须指出的是，倘若按照在其他国家保留的古老而严格的“贵族”含义而言，
英国长期以来根本就不存在贵族。

事实上，随着领主统治的瓦解，越来越少召开甚至还停开全国性的三级会议，
全国自由遭到摧毁，地方自由也随之遭到摧毁，
资产阶层与贵族阶层在公共生活领域不再合作。
他们不再认为有互相接近或者互相合作的必要，彼此变得更加疏离、更加陌生。
到18世纪，这场革命就告完成：这两个阶层，只在私人生活领域偶然相遇；
他们不仅成为对手，而且成为敌人。

法国似乎存在这么一个独特的景象：作为集体的贵族阶层在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
作为个人的贵族，却获得了许多以前未曾拥有的特权，或者比以往拥有更大的特权。
可以说，是肢体依靠死亡的躯体致富。贵族阶层的统治权越来越少，但是，
贵族个人作为主人的第一奴仆，却拥有越来越多的特权。
与路易十六时期相比，在路易十四时期，平民百姓更容易成为政府官员。
路易十六时期，在法国，平民百姓几乎罕见成为政府官员，而在普鲁士，
此乃司空见惯的现象。他们一旦获得那些特权，就世代相传，与血缘不可分离。
因此，贵族阶层已经不再是贵族统治阶层，而只是名义上的世袭贵族阶层而已。

让我们看看最遭人诟病的特权——免税特权吧。显然，从15世纪一直到法国大革命，
免税特权不断增加。它是随着国家开支的迅速增长而增长的。
在查理七世[5]统治时期，军役税仅120万里佛，免交军役税特权的情形就很少。
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军役税8000万里佛，免军役税特权的情形就很多。
在军役税是平民缴纳的唯一税种时，贵族的免税特权几乎无人注意。
但是，当捐税名目繁多成倍增加时，当其他四种捐税也化作军役税时，
当中世纪闻所未闻的各种税赋，如公共工程、军事工程的种种徭役，
都压在贵族以外的各阶层的头上时，贵族由于拥有特权而被免除的捐税数量，就显得很庞大。
【注释三十】不平等尽管很明显，不过，其外在感观却远远大于实际情形，这是因为：
贵族本人虽然享有免税特权，但是，却常常不得不替佃户交税。
可是，在这些事情上，与事实上的不平等相比，人们感受到的不平等更为危险。

路易十四，在其统治末期，迫于财政困难的压力，决定征收针对所有臣民的两项普遍税：
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但是，就如贵族的免税特权本身就是一种荣誉，
即使受到批评也得奉若神明一般，针对他们征税时，人们也得小心翼翼，
在方式上有所区别。要求平民百姓交税，可以态度严厉、语言粗鲁；
恳求贵族交税时，就得充满敬意、彬彬有礼。【注释三十一】

在捐税问题上，虽然整个欧洲都存在不平等现象，但是，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不平等，
如法国那样赤裸裸，如法国那样让人无时不感觉到其存在。
【注释三十二】在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捐税是间接税；
贵族的免税特权，只限于免缴部分直接税——就是说，
贵族比平民百姓负担的间接税少一些而已；有些税，只有贵族承担，
以代替其原本应当承担的无偿服兵役的义务。

不管如何，在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而区别对待的政策中，捐税不平等的危害最大，
最容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分裂，造成社会阶层之间巨大的、无可救药的不平等与分裂。
因为其后果是：当资产阶层与贵族阶层不再缴纳同样的捐税时，每年的捐税摊派征收，
都在他们之间再次划出一道分界线，而且这是一条永远不会消失的阶层分界线。
每一个特权者每一年都感到要维护自己现实而紧迫的利益，
不能让自己沦落为平民百姓，必须继续努力与他们保持距离。

几乎没有一项公共事务不是源自捐税或者最终导致征收捐税。
因此，在两个阶层不再平等纳税后，他们就几乎不再有必要共同商议问题，
不再有理由感到拥有共同的需求与情感。此时，他们彼此之间的疏离与分裂，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共同协作行动的动机与愿望。

居住于城市的资产阶层，可以找到很多办法，以便少交军役税甚至完全免交军役税，
而倘若居于农村，恐怕无法找到上述办法。尤为重要的是，居于城市，
他们还能逃避为政府征收军役税的义务，而这个义务，比缴纳军役税本身更为担惊受怕。
他们之所以害怕，是有其道理的：我认为，在旧王朝，甚至在任何朝代，
没有哪个官职的处境，比教区军役税征税员的处境更糟糕。
关于这个问题，以后还会进一步阐述。在乡村，除了贵族，
谁也无法逃脱担任军役税征税员的义务，因此，富有的平民，
宁愿出租其在农村的田地房产而迁入附近城市居住，也不愿承受这一义务。
蒂尔戈说：“军役税的征收，把农村中拥有土地的平民几乎都变成了城市资产者。”
蒂尔戈的说法，与我有幸查阅到的有关秘密文件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顺便说说，较之欧洲大部分国家，法国为什么拥有更多星罗密布的城市尤其是小城市，
原因就在这里。

困于城墙之内的富有平民，不久就不再拥有田园趣味和田园精神，就不再对耕作感兴趣，
就疏远了依然留在农村的伙伴们。可以这么说吧，他们生活的唯一目的，
就是渴望跻身于他所迁入城市的政府官员行列。

要是认为，如今几乎所有法国人，尤其是中产阶层的法国人，
追求官职的狂热是始于大革命的，那就大错特错。这种狂热，早在若干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
而且自从那时以来，人们不断给它培土施肥，百般呵护，促使它不断生长。

我曾经统计过，在1750年，一个外省中小城市，担任法官职务的竟有一百零九人，
担任执达吏职务的竟有一百二十六人，而且所有这些人都来自城市。
资产阶层追求这些职位的热情真是史无前例。他们一旦自认为赚取了小小的资本，
就会立即用于购买官职，而不是用于做生意。这种可悲的野心，
甚至比行会师傅和军役税给法国农业与商业发展造成的危害都要更大。
倘若没有职位空缺，一心追求官职之人就会绞尽脑汁，不久就会发明新职位。

在谋求官职方面，那个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那时的政府是卖官鬻爵，
而如今的政府则是私相授受官职：不必花钱而只要出卖灵魂，
就可以获取职位，手段更为高明。

由于居住地不同，更主要是由于生活方式不同，最主要是由于利益不同，
资产阶层就与农民阶层相分离。抱怨贵族在捐税问题上享有特权，是颇有道理的，
但是，对资产阶层享有的特权，又该如何说呢？有无数官职可以让资产阶层免除税赋等负担。
例如，可以免除这个人服役自卫队的负担，可以免除另一个人承担徭役的负担，
可以免去第三个人缴纳军役税的负担。当时就有人撰写文章问道：
除教士与贵族外，哪个教区没有居民依仗公职或者政府委托事项而享有免税特权？
有时不得不削减许多留给资产阶层的职位，原因之一是，免缴军役税者众多，
导致国家收入锐减。所以说，我毫不怀疑，资产阶层免税者与贵族阶层免税者的人数，
是同样多的，甚至往往比贵族免税者还多。

在资产阶层心目中，与他们共同生活于城市的平民，也形同陌路甚至几乎是其敌人。
他们经过谋划，把本地大部分开支都转嫁给下层民众独自承担。

有趣的是，英国贵族颇有雄心壮志，在必要时，可以同下属打成一片，
并假装把下属视为与自己地位相同之人。前文提及的阿瑟·扬，
其著述是了解旧法国最有助益的著作之一，他记述道：有一天他到利昂古尔公爵家，
向其表示想同附近几个最能干、最富裕的农夫了解一些情况。
公爵于是让管家把他们找来。这位英国人阿瑟·扬就此感叹说：
“英国领主会请三四个庄稼汉与其全家一起吃晚餐，并让他们坐在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当中。
在我们英国，这种事我见过上百次。但在法国，从加来到巴约讷，哪能看到这种事？”

毫无疑问，较之法国贵族，英国贵族天生就更傲慢、更不善于同一切低于其地位之人套近乎，
但是，其所处地位迫使他们有所克制。为维护统治地位，他们什么都愿意做。
在英国，几个世纪以来，陆续推行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捐税，均是有利于穷人阶层的。
诚请诸位想想，不同的政治原则，竟能将如此邻近的两个民族引向不同方向！
在18世纪，英国享有免税特权的是穷人，法国享有免税特权的是富人。
【注释三十三】在英国，贵族承受着更重的公共负担，以便人们允许其实施统治；
在法国，贵族直至灭亡仍然享有免税权，作为其失去统治权的补偿。

国王第一次自行决定收捐税时，他很清醒，必须选择一种不直接损害贵族利益的捐税。
当时的贵族，是王权的对手，是王国内最有权势的阶层，决不会容忍损害其利益的举措。
因此，国王选定一种贵族享有免税权的捐税——军役税。

如此这般，就是在已有不平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项更为普遍的不平等，
从而维护并加重了其他一切不平等现象。自那时起，
国库需求就随中央政府职权的增长而增长，而军役税也随之加重并呈现多样化趋势，
一直增至十倍，并且所有新开征的捐税都成为军役税。【注释三十四】就这样，
年复一年，捐税的不平等导致各阶层的分离，使人们彼此之间孤立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自那时起，最有能力纳税之人得以免税，最无能力纳税之人却得纳税，
于是就出现一种怪异的局面：富人免税，穷人交税。

只有认真研究旧王朝的行政与财政史，才会明白：一个温和的政府，
一旦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迫于金钱需求的压力，
以及出于恐惧革命——这是人民自由的最终保障——
会秘密而毫不负责任地采取哪些粗暴可耻的手段。

在那些行政与财政历史档案中，
我们随处可以看到王家财产出售后又旋即宣布该财产不可转让的记载，
可以看到破坏契约以及漠视既有权利的记载，可以看到每逢发生危机时，
国家公债的债权人就成为牺牲品的记载，可以看到国家不断失信于民的记载。

终身赐予的种种特权被取消的情形，常常发生。倘若怜悯因愚蠢虚荣而遭受痛苦的那些人，
人们就会同情那些遭受不幸的敕封贵族的命运：在整个17世纪与18世纪期间，
他们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掏钱购买那些虚无缥缈的荣誉或者不公不义的特权，
尽管他们已经多次掏钱购买那些特权。例如，路易十四就采取这种手法，
取消了九十二年来所授予的全部贵族头衔，而且其中大部分的头衔还是他亲自敕封的。
路易十四的敕令规定，若要保住头衔，唯有重新掏钱，
“因为所有这些贵族头衔都是意外获取的。”
八十年后，路易十五也如法炮制。【注释三十五】

据说，那时的自卫队士兵是找人代替的，原因是怕增加国家征兵的代价。

为了有钱借给国王，城市、社区、收容院等等不得不违背自己许下的诺言。
教区不得不停止兴建有益工程，原因是唯恐分散资金而不能足额缴纳军役税。

在早期，倘若平民持有贵族土地，就要缴纳一种称作自由保有税的特殊捐税。
这种自由保有税，既造成土地与土地之间的割裂，也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分裂，
而且两者之间是不断互相推进的。自由保有税，在加剧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分裂上，
比其他捐税所起的作用更大，阻碍了贵族与拥有土地的平民的融合。
一道鸿沟，就这样在贵族与其邻居即平民之间划开。
而英国自17世纪始，就废除了世袭领地与自由保有土地之间的差异，
从而大大促进了这两个阶层的融合。

14世纪的封建土地自由保税的负担不重，而且征收间隔很长。
但是，到18世纪，封建制度濒临灭亡时，这种捐税每二十年征收一次，
数额是全年收入，父死子缴，极其苛刻。1761年，图尔农业行会说：
“这种捐税对农业技术的进步危害无穷。毋庸置疑，在国王向臣民征收的所有捐税中，
在乡村，没有哪一种像这种捐税那样，如此令人难以忍受。”
那个时代的另一人说：“这种捐税，最初是一生交一次，后来却逐渐成为苛捐杂税。”
【注释三十六】贵族阶层甚至都希望废除这种捐税，
因为它为平民购买贵族土地设置了障碍。
但是，国库的种种需求让它得以保留，而且还有增无减。

财政越拮据，新设官职就越多，而且以享有免税权或者其他特权作为其报酬。

总之，正是这种只向国民索钱而阻止国民索取自由的愿望，
导致社会各阶层互相排斥而无法达成共识，更无法形成共同反抗的局势。
其结果是，政府在任何时候要对付的只是寥寥数人，从而完全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在法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先后出现了许多杰出君主。
有的以思想观念著称，有的以才华出众著称，几乎所有君主都以胆略著称，
但是，没有一位君王曾经致力于消除社会各阶层的差别，
或者曾经致力于各阶层的彼此融合而不是彼此依附。不，我错了，
有一位国王曾经想让各阶层融合，并曾经为此而竭尽全力。
这位国王是谁？谁能揣摩上帝的意图？他，就是路易十六！

为了捞钱，那时的政府出售了大部分官职，从而丧失了随心所欲封官免职的能力。
政府的此欲望极大地损害了彼欲望：其贪婪与其权欲针锋相对。
它不得不利用并非其制造而其又没能力予以摧毁的工具。
【注释三十九】结果是，它最专制的意志，在执行过程中常常变得软弱无力。
旧王朝古怪的弊端以及有害的制度抵消了无所不在的中央政权的力量。
犹如一道堤防，尽管建筑质量低劣而歪歪扭扭，却仍然可以分化、缓冲水流之冲击一样。

当时的政府，不像如今的政府，拥有取之不尽的优待、慈善、
荣誉和金钱等等许多笼络手段。政府那时拥有的强制手段，
与其拥有的笼络手段一样，也比如今少得多。

王国的行政官员，对自己资历浅、身世卑微有自知之明，因此，
在管理过程中总是畏首畏尾，遇到阻力时必然前怕狼后怕虎。
读一读18世纪的大臣与省督之间的来往信函，就会十分惊异地发现一种怪现象：
虽然臣民逆来顺受，官员耀武扬威，但是，官员们只要稍遇反抗就不知所措，
略受批评就会惶恐不安，简直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一旦遇到上述情形，
他们就会裹足不前、犹豫不决、委曲求全、不敢越雷池半步。
路易十五的优柔寡断、自私自利及其继任者的老好人心态，均是这种现象的最佳注脚。
此外，这些君王未曾想过会有人要推翻他们。
他们丝毫不怀有后来的统治者常因恐惧而具有的那种冷酷之情，
他们蹂躏的只是那些他们看不见的人。

贵族极其蔑视行政当局，尽管有时有求于它。贵族虽然不再拥有权力，
但仍然拥有一点先辈的傲骨：仇视奴役，仇视法律。他们根本不关心大众的自由，
漠不关心政府对民众的控制，但是，绝对无法容忍政府控制之手落在自己身上，
并会不计代价地反对政府控制他们自己。在大革命爆发之际，
即将与王权一起被推翻的贵族阶层，谴责国王尤其是国王代理人时，
与即将推翻王权的第三等级相比，其态度更为激进，其言辞更为激烈。【注释四十】

多少世纪以来，贵族都是具有优秀品质的阶层，都是具有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的阶层。
他们内心自傲，天生自信，富有责任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他们具有英雄气概，而且还以榜样的力量培养其他阶层的英雄气概。
消灭贵族，也导致其敌人萎靡不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
它本身也不可能死而复生。人们可以重新获取爵位与财产，但是，先辈的精神永远不可能恢复。

如我们所见，自那个时期以来，教士在世俗事务中往往唯唯诺诺，
谁是国王就屈从于谁，而且只要国王稍有恩赐，他们就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想当初，他们是国民中最独立的团体，
而且唯有这个团体才拥有人们不得不尊重的特殊自由。

一个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服从于外来权威，在其居住之地又不能拥有家室，
因此，可以让他扎根于这片土地上的，唯有与土地的密切联系。
斩断这种联系，他就会无所归属。在这片偶然降生之地，
他就像陌生人一样生活于世俗社会之中，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直接触动他的利益。
他的信仰寄托于教皇，他的衣食仰赖于君主，他的祖国唯有教会。
每当发生政治事件，他心中所想的，只是对教会有益还是有害。
只要教会自由繁荣，其他有何所谓？对于政治，他最自然的状态就是漠不关心。
他，是基督之城的优秀成员，却是其他地方的平庸公民。
他，作为孩童的老师和公众道德的指路人，拥有的竟然是这种观念与情感，
其结果只会在公共生活上让整个民族的灵魂变得更加软弱无能。

虽然教士在陈情书中常常流露出偏执态度，有时还顽固地留恋其曾经拥有的特权，
但是，他们与第三等级或者贵族阶层一样，仇视专制制度，支持公民自由，热爱政治自由。
他们宣称，保障个人自由，不能依靠承诺，
而要依靠类似于人身保护法令之类的法律制度与程序。
他们呼吁，要摧毁国家监狱，要废除特别法庭和调案制度，司法程序要公开，
实行所有法官终身任职制度，所有公民均有权担任公职，任人要唯贤。
他们要求：征兵时，少一点羞辱与压榨下层民众，而且任何人都不得免除服兵役的义务；
可以赎买领主权利，因领主权利源于封建制度，乃有悖于自由；劳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
废除内陆关税；大举兴办私立学校，每个教区必须至少设立一所学校，并实行免费教育；
所有乡村均应设立民间慈善机构，如济贫院和慈善工场等；要想方设法鼓励发展农业。

我开始研究旧社会时，对教士是充满偏见的；我结束这一研究时，对他们是充满敬意的。
实际上，教士身上的缺点，只不过是一切行业组织固有的缺点。
不论是政治组织还是宗教组织，当它们牢固建立而具有严密组织时，
都具有扩张干涉他人的倾向，就会走向不宽容而偏执的地步，
就会本能而盲目地维护本组织的特殊利益。

的确，旧王朝的司法运作，极其笨重、复杂、拖沓而且代价高昂，毫无疑问，
这些都是严重问题。但是，那时的司法机关从不屈从于王权，
而屈从于王权乃是最大的腐败，因为它不仅腐蚀法官，而且很快就会毒害全体人民。
但是，那时的司法并没有这种弊端。那时的法官，不但终身任职，
而且并不追求升官发财，这两点对于保持独立很关键，
其道理在于：无法革职，如何收买？

路易十五统治初期，曾在一敕令的前言中说：“我们无上光荣地统率着一个自由而大度的民族。”
其实，他的祖先早就用更为古老的语言风格，在感谢大力进谏的三级会议时表达过同一意思：
“我们宁愿跟自由人而不是农奴讲话。”

18世纪的人们，没有那种奴性之源的贪求安逸的欲望。这种欲望，虽已弱化却又顽固不化，
很容易与某些私德——例如，热爱家庭、崇尚风俗、尊重宗教信仰，
甚至对教仪采取不冷不热但又按时参加的态度——混杂交织在一起；
它崇尚正直忠诚但排斥英雄主义，善于培育遵规守矩但又怯懦之人。
总之，18世纪的人们，既比如今好又比如今坏。

当时的法国人，追求欢乐、崇尚享乐。与现在相比，他们也许更习惯于无拘无束，
他们的观念也许更复杂，但是，他们对我们如今这种有节制的、
有礼貌的肉欲主义毫无所知。当时的上层社会，
热衷于追求华丽炫耀而不是舒适方便的生活，更热衷于与众不同而不是发财致富。
即使是资产阶层也并非一心贪图安逸，他们常常放弃追求安逸而追寻更高尚的快乐，
他们的人生目标绝不是金钱。当时有人用古怪但不失自豪感的口吻写道：
“我了解我的同胞：他们善于铸造并挥霍金银但不会如常人那样崇拜金银，
他们随时准备回归古老的信仰——勇敢、荣耀，我敢说，还有慷慨大度。”

他们像爱父亲一样热爱国王，像敬上帝一样敬重国王。他们顺从国王最专横的命令，
不是缘于强迫而是缘于爱，他们往往仍然拥有自己的灵魂，即使完全顺从国王时也是如此。
于他们而言，顺从的最坏弊病在于强制；于我们而言，此乃最微不足道的毛病。
我们目前的最坏弊病，乃是迫使他人服从的奴性。不要看不起我们的先辈，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上帝保佑，希望在发现前人的偏见与不足的同时，
我们也能够发现他们的一点点伟大！【注释四十六】

留在乡村的贵族，几乎都是经济较差而无力迁移的。【注释四十八】他们只好与农民为邻，
其处境，在我看来，是富裕地主从未遭遇过的。【注释四十九】一方面，
他们不再是农民的首领，不像从前那样有心照顾、帮助和领导农民；
另一方面，他们不同于农民而不用承担公共捐税，对农民贫困也不再抱有同情，
也不会分担他们没有切肤之痛的农民疾苦。

可以这么说，上述情形导致贵族心不在农村。心不在农村，甚至比身不在农村的影响，
更为普遍、更为深远。这种居住于领地的贵族，
常常会抱有他不在乡村时其管家具有的种种心态和做事方式：
认为佃农只不过是债务人而苛刻对待佃农，从而严格按照法律或者惯例榨取租金，
其结果是，封建末期的苛捐杂税，竟然比封建时代的全盛时期更为苛刻。

这种贵族经常负债累累、穷困潦倒，在庄园里通常过着极其吝啬的生活，
心里盘算的只是攒钱以便过冬时进城挥霍。平民百姓说话往往一针见血，
借用猛禽中身量最小的那种鸟的名字，把这种小贵族叫做“燕隼”。

人们往往把贵族抛弃乡村的行为，归因于个别大臣、国王的特殊影响。
例如，有人归因于黎世留，另有人归因于路易十四。没错，在君主制的最后三个世纪中，
促使贵族与人民分离，吸引贵族踏入宫廷进入仕途的，几乎一直都是历代君主的旨意。
在17世纪，此种现象尤其明显，因为当时的贵族仍然令王权生畏。
当时向省督提出的许多问题中，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你行省的贵族，愿意留在乡村，还是选择离开？”

有位省督在答复此问题的回信中抱怨，
其行省贵族宁愿与佃户呆在一起而不愿在国王身边尽义务。
请注意，此处谈及的行省，是指安茹，即后来的旺代。
据说，后来，唯有这些拒绝向国王尽义务的贵族拿起武器投入战斗，
捍卫法国君主制并为之献身。他们之所以享有这份独特的荣耀，
就在于他们能够把农民吸引在其周围，可是，他们竟然因宁愿生活于农民之中而受到指责。

不过，必须注意，不能把当时贵族抛弃农民的现象归因于某个国王的直接影响。

在农村，几乎从未见过一代以上的富裕农民。农民一旦通过辛勤劳动积聚一点钱财，
就会立即让其子女放下犁锄，送他进城，并为他买下一官半职。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
法国农民都对让其发家致富的农业常常流露出一种奇特而厌恶的态度。
目前，其原因已经消失，但其后果仍在。

事实上，长期居住于农民之中，并不断与农民保持联系的唯一有教养之人，
或者按照英国人所说的唯一绅士，就是教堂牧师。
教堂牧师本来可以成为乡村居民的主宰者，要是他们如伏尔泰所言，
不是那么明目张胆地与政治权力等级制度紧密相连的话。
政治权力等级制度，虽然赋予了教堂牧师许多特权，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这种制度而激发了平民百姓仇恨他们。【注释五十】

就这样，上层阶级几乎完全脱离农民，农民疏远了本来可以帮助、引导他们的乡亲。
那些乡亲接受教育，富裕起来后，就避开农民。
农民好像是被淘汰的失败国民，被人撂在一边。

在18世纪，农村是一切贫穷、愚昧、粗野之人的聚居地，
村庄的行政官员也一样未受良好教育并遭人鄙视，村里的理事也不怎么识字，
村里的收税员本人不会清算村民以及自己的财产账目。
当时的领主不仅无权统治农民，而且他们还认为，打理村务简直有辱身份。
他们认为，分派军役税、招募自卫队员、监管徭役，都是卑贱行当，
都属于理事才做的苦差事。在那时，唯有中央政府关注农村，但是，
由于山高皇帝远，乡民并不畏惧它。再说，中央政府关注农村，
只不过是想从中捞取利益而已。

下面来看看这个被抛弃阶层的处境吧：无人想对它施以暴政，
也无人想引导它、服务它。

那时，毫无疑问，封建制度压在村民身上的最沉重负担已经清除或者减轻，
但是，人们不甚了解的是，取而代之的是也许更为沉重的负担。
他们虽然不再遭受其先辈所遭受的所有苦难，但却经受着其先辈从不知道的许多新苦难。

在18世纪中期，法国农民为了逃避这种横征暴敛，就模仿中世纪的犹太人：
在外人面前装作穷困潦倒，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可见，拥有财富，让他感到害怕。

在这种征税制度中，对于窥探邻居情况，向收税员告发其财产增加情形，
个个纳税人都有着直接而长远的利益；人人都被教唆要嫉妒、仇恨并告发他人。
如此不堪之事，难道是发生在印度斯坦的贵族领地上？【注释五十二】

不过，在同一时期的法国部分地区，捐税数额不重，征税手段较温和。
例如，有些三级会议行省就是如此。这些行省确实有权自行征税。
例如，在朗格多克，军役税只按土地多寡计算，不因土地所有人的财富变化而增减。
他们为此编制了详细的土地登记簿籍，以供查阅。这种登记簿籍每三十年重修一次。
登记簿籍把土地依肥瘠分为三等。每个纳税人事先就能确切地知道自己应缴纳多少捐税。
倘若他不缴纳，唯有其本人，或者不如说，唯有其土地，应对此负责。
倘若他认为，捐税摊派时给他多分配了捐税，他就有权要求，
将其捐税份额与其选定的教区另一居民的捐税份额作比较。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比例平等制度”。

农村常见的贫困现象，产生了不利于消除贫困的种种所谓金科玉律。
例如，黎世留在其政治遗嘱中写道：“人民一旦富裕，就难以用法律进行管理。”
到18世纪，人们的看法不至于如此极端，但是，仍然有人认为：
倘若不是生活所迫，农民绝不会干活，因此，穷困是防止他们懒惰的唯一保障。
这与我听到的有些人谈论殖民地黑奴时所说的那套理论如出一辙。
这种观点在统治者之中极其流行，以至于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派都不得不对此加以批驳。

旧王朝的农民极端厌恶自卫队，起因不在于法律原则而在于执法方式，
尤其在于这种执法会让可能被征募之人长期心神不定，因为只要未婚，
未满四十岁前都可能被征入伍。他们担心执法方式无常，担心即使抽中免征签也无济于事，
担心禁止找人替换，担心被派遣去干农民都不愿干的艰苦危险而又毫无升迁希望的行当。
不过，最应该谴责的是，如此重担只让农民承受，而且是落在最穷苦、
最无依靠的农民身上。那些农民地位最卑下，结果导致他们难上加难。

有位经济学家说：“士兵军饷如此微薄，吃穿住如此简陋，
如此没有独立人格，除地位最卑微之人外，实在过于严酷而令人无法承受。”

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交通要道要么无人维护，
要么交由道路使用者即国家或者沿途的地主维护。
不过，在此前后，交通要道的维护保养开始单纯依靠徭役，就是说，由农民单独负责维护。
不必花一分钱，就能使道路畅通，这种方法很妙。因此，到1737年，
财政总监奥里要求推广到全法国，并授权省督可以任意关押不服徭役者，
或者派兵搜捕不服徭役者。

从此以后，每当贸易发展而需要更好的道路时，徭役就会扩大，徭役负担也会增加。
【注释五十三】1779年，贝里行省三级会议的报告说：
这个穷省每年以徭役形式建造的工程，价值估计高达70万里佛。
1787年，下诺曼底行省估计的徭役数额与这一数额相差无几。
没有什么比这些数字更能说明农民的悲惨命运。社会进步，让其他阶层富裕，
却让农民阶层失望。文明，造福于除农民以外的所有人。【注释五十四】

我曾看到同一时期的省督在通信中说，鉴于徭役只能用于建设交通要道，
或者如当时的人们所说，只用于建设王家道路，因此，修建村道不能使用徭役。
【注释五十五】真是咄咄怪事，最穷最苦最少出门之人反倒要负担道路维修费用，
而且这种念头，还如此牢固地扎根于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脑中，
并竟然认为其他解决方法都不可行。1776年，徭役改为地方税。
于是，徭役化为新税，不平等得以改头换面而继续存在。

徭役，从领主徭役变为王家徭役，并逐渐扩展到所有公共工程。
我发现，在1719年，竟然使用徭役修建兵营！【注释五十六】有法令规定：
各教区必须派遣最能干的工人，一切工程都应为它让路。
【注释五十七】在当时，押送罪犯进监狱，押送乞丐进慈善收容所，都使用徭役；
军队换防搬运军什，也使用徭役。军队辎重极其沉重，因此，这种徭役非常繁重，
必须从远处调集大量车辆和牛马才能拉走这些东西。【注释五十八】这类徭役开始并不多，
但是，当常规军越来越多时，就成为最沉重的徭役之一。
我发现，当时有些国家工程承建商不断要求调派徭役，将木材从森林运往沿海的军用船坞。
此类徭役通常领取工资，不过工资很低而且总是被人随意削减。
捐税负担如此不合理，有时如此沉重，难怪军役税收税员顾虑重重。
1751年，有位收税员写道：“因修路而向农民征收的各项费用如此沉重，
不久就会造成他们无力缴纳军役税。”

如果农民身旁存在一些有钱又有教养之人，即使不能保护农民，
至少也会有意愿并有权力在掌握穷人与富人命运的共同主宰者面前，为农民求情。
不过，如果真的这样，怎么有可能制定如此沉重的税收规定？

我看过一位大地主于1774年写给省督的信，信中恳请省督修建一条道路。
他说这条道路有助于促进全村繁荣富裕，并列出种种理由。
他建议设立集市，并断言若有这个集市，产品价格就会翻倍。
这位好人还说，只要政府资助一下，就可以创办一所学校，为国王培养勤奋臣民。
他以前从未考虑到上述问题，但是，两年前国王密令将其软禁于他自己的城堡中后，
他才考虑上述问题。他坦率地写道：
“在自己庄园流放的这两年，让我确信这些工程是极其有用的。”

然而，我们发现，尤其在大饥荒年代，
昔日维系农村大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那些保护与依附关系已经松弛或者破裂。
每当发生危机，中央政府就会因这种关系的削弱而深感恐惧。
政府意欲重建被它打倒的那些个体权力或者政治团体，争取其支持帮助，
但是，却无人响应。此时，它往往会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些人、
那些团体已经死去，而且是被政府夺去生命的。

在极端困难的时期，尤其是在最穷的那些行省，有一些省督，如蒂尔戈，
会擅自不顾法律规定，下令富有大地主必须提供粮食给佃农，直至收获时节。
我看过很多本地教士于1770年写给省督的信件。
在信中，他们建议向教区内的大地主抽税，无论他们是教会教士还是世俗人士。
他们写道：“这些人拥有大量田产，但并不在当地居住生活。
他们从中攫取大笔财富，却都在别处挥霍。”

即使在正常年代，乡村也到处遍布乞丐。诚如勒特罗纳所说，
穷人在城里可以得到救济，但是，在乡村，尤其是到冬季，除行乞外别无出路。

这些不幸的人们，不时遭到残暴对待。1767年，舒瓦瑟尔公爵曾采取措施，
企图一劳永逸地清除法国的行乞现象。从省督们的信件中就可以看出，
所采取的手段是何等残酷。骑警队受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行动抓捕一切乞丐。
据说，被抓捕的乞丐高达五万多人；身强体壮的被押去服苦役；
剩余的则送往四十多家乞丐收容所。其实，让有钱人发发善心救助他们，或许会更好。

如同我曾所说，旧王朝政府，在面对上层社会的高官贵族时，是如此温文尔雅，
宽容大度；而在面对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民时，往往却变得冷酷无情，让人难于接受。
我从未看到有哪份档案记载省督下令逮捕资产阶层人员。但是，不断有农民被抓去服徭役、
军役，或者因乞讨、扰乱社会秩序等等而被抓捕。
前者接受的是独立法庭耗时很长的公开审判，
后者接受的是快速审判而且对判决结果不准上诉。

1785年，内克写道：“平民百姓与其他阶层之间存在极大的距离，
这容易转移视线而让人不注意政府权力如何被滥用来欺压老百姓。
难道仁慈与人道不是法国人的本性与时代精神吗？对于那些自己免受苦难，
但对苦难抱有同情心的人们而言，一定会感到无穷无尽的忧愁。”

可是，压迫之深重，体现更明显的，不是在已遭受的苦难上，
而是在不让他们改善自身的处境上。当时的农民，虽然是土地自由保有人，
但是，他们几乎如其祖先农奴一样愚昧无知，而且其境况常常比其作为农奴的祖先更为悲惨。
农民，身处工业技术惊人发展的时代，却身无一技之长；
身在文明灿烂的世界，却仍未开化；身上保留着其种族独有的智慧和敏锐，
却并未学会如何加以利用；种地是其唯一的谋生手段，却甚至连地也无法种好。
“呈现在我眼前的，是10世纪时期的农业。”有位著名的英国农业专家说。
那些农民，唯一擅长的是当兵打仗；至少在这个行当，
他们与其他阶层存在天生而必要的联系。

就这样，农民生活于孤独而贫困的深渊之中，完全与世隔绝而被禁锢于此。
在天主教信仰未经反抗而被废除、教堂被亵渎前不到二十年的时期中，
政府有时采取如下办法清查县区人口：把教堂牧师清点的参加复活节圣餐的人数，
加上小孩与病人的估计数，得出的总数就认为是居民总数。
发现人口统计竟然是这样进行的，我又惊又怕。
然而，时代思潮已经从四面八方深入到这些粗人的心中。
它们是采取种种怪异方式、通过一条条曲折而隐蔽的地下渠道进入的。
但是，从外表上看，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农民的信仰、风俗、习惯，
似乎并未改变；农民是臣服而喜悦的。

不要相信法国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常常伪装的轻松淡然。
这种心情，只不过说明人们在面对无法摆脱的厄运时，只能苦中寻乐。
但是，不去想并不等于完全释怀。倘若给他们打开一条出路，
可以摆脱其似乎不在意的苦难，他们就会立即朝那条路飞快地跑去。
其速度猛烈得无法阻挡，如果你挡道了，他们会看都不看你一眼，
就从你身上直接踩过去。

对上述情形，我们今天看得非常清楚，但是，那时的人们却无法看到。
上层阶级向来难以体会老百姓的灵魂，尤其是农民灵魂中所发生的一切。
农民所受教育及其生活方式，让其对人类问题具有自己的独特理解，
而且这种理解不为其他人所理解。但是，当穷人和富人几乎不再拥有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痛苦、共同 的事业时，那遮蔽各自心灵的黑暗就会变得深不可测，
两者之间就会老死不相往来。在大革命爆发之际，高居社会大厦中上层的人们，
拥有的是何等奇怪的安全感啊！1793年的帝国末日近在眼前，
他们还在若无其事地奢谈什么公民美德、绅士风度、忠诚奉献、幸福快乐！
看到这种荒诞的情形，怎么会不觉得奇怪？这是多么可笑而可怖的一幅景象！

法国贵族阶层顽固坚持要把它们与其他阶层区别对待。
贵族最终得以免缴大部分公共捐税，而让其他阶层承担。
他们幻想，没有这些负担，就保住了其尊严。刚开始时，似乎确实如此，但是，
没过多久，就有一种看不见的内疾缠住他们，导致其日益虚弱却无人过问。
他们享有的豁免权越多，其家境就越贫困。他们担心会与之为伍的资产阶层，
却越来越富，越来越有教养，这些资产阶层就生活在贵族身边，
不仅拒绝接纳贵族，还反对贵族。不愿把资产阶层当作合伙人，
甚至也不愿把他们当作同胞的贵族，不久就发现，资产阶层已成为对手、
敌人，而且最终成为了主子。尽管资产阶层组成的奇怪政权解除了贵族领导、
保护、救济其封臣附庸的责任，但是，贵族的经济特权以及荣誉头衔仍然完好无损，
因此，贵族认为，自己并未丧失什么东西，自己仍然是上流阶层，
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仍然是统治者，何况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仍然是契据中叫做“臣民”、
“附庸”、“自由土地保有人”、“佃农”的人们。但是，实际上，
没有谁会再听候贵族的差遣，所谓的贵族已经是孤家寡人；
在面临被推翻的命运时，贵族唯有选择逃亡。

贵族阶层和资产阶层，尽管命运千差万别，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
那就是，他们最终都脱离了人民。资产阶层根本不接近农民，面对农民的困苦，
裹足不前；他们根本不与农民联合，共同与普遍的不平等现象作斗争，
反而企图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制造新的不公正，
资产阶层就像贵族阶层拼命维护自身特权一样拼命牟取特权。
他们原本出身农民，但是，在他们眼中，自己与农民已然各走各路，甚至素不相识。
资产阶层直至把武器交给农民时，才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之中激起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但是，对于这种热情，资产阶层无力引导也无力驾驭。
资产阶层曾经是鼓动者，但注定最后要变成牺牲者。

但是，在资产阶层与贵族阶层完全分裂后，农民阶层与贵族阶层，
以及农民阶层与资产阶层也完全分裂。这种分裂现象在各阶层内部也相继发生，
从而在各阶层内部出现众多彼此分裂的特殊小集团，与各阶层之间的情形一模一样。
整个国家尽管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但是，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基本上毫无联系。
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力量可以制衡政府，同样，也再没有什么组织力量可以帮助政府。
这样一来，社会基础一旦动摇，宏伟的君主专制大厦就会顷刻之间完全崩塌。

到头来，似乎唯有人民从其曾经的主子的罪恶与失误之中获得了好处。
但实际上，他们虽然挣脱了主子的统治，
却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者允许他们拥有的那些错误观念、
陈规陋习、不良嗜好的束缚。由此可见，人民有时竟然会像奴隶那样行使自由权，
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乃至粗暴蛮横地对待自己的老师。

有些作家本身的处境，为他们对抽象的宏大政治问题产生兴趣作了准备，
并促使他们盲目地相信那些理论。【注释五十九】他们的生活远离政治实际；
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经验，无法抑制自己的天生热情；他们不知道，
最向往实施的改革会受到种种阻碍；他们根本没有想过，
最需要采取的革命具有不可回避的危险。

他们之所以对此毫无认识，
是因为没有政治自由，导致他们对政事知之甚少甚至根本无法知道。
他们本身没有担任官职，也没有看到担任官职之人是如何处理政事的。
其实，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只要听过自由社会发生的事情，即使不问政事，
也能受到教育，但是，他们甚至缺乏这方面的粗浅教育。与专业的政治学者相比，
这些关注公共议题的文人更敢于提出创新想法，更热爱普世理论，
更蔑视古人传承下来的智慧，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

同样也是出于愚昧无知，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激赏有加。
倘若法国人如从前一样可以通过全国三级会议参与国家管理，
通过省三级会议参与地方管理，法国人就不会像那时那样轻易受这些文人的蛊惑，
就会遵循实际经验而对纯粹理论保持警惕。

终日受到法律实施困扰的人们，不久就迷上了这种政治文学。
迷恋政治文学的，还有那些由于天性或者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辨的人们。
一切受到不平等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对于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
无不精神振奋；庄稼遭受贵族邻居的兔子祸害的小地主，
听说一切特权都应受到理性的谴责，无不欢喜雀跃。就这样，公众激情披上了哲学外衣，
政治生活裹上了强烈的文学色彩，
文人引导着舆论并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据的位置。

此后，就不再有人能够代替这些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

全盛时期的贵族阶层，不仅主导政务，而且还主导舆论，给人们的创作定基调，
给人们的思想定条条框框。到18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方面的权力，
其信誉也随之丧失。曾被贵族占领的精神领域成为真空后，
文人们得以轻松传播其思想并独占贵族以前的阵地。

我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
乃是同时而且全面地废除国家的一切现行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
我立即明白，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为危险的一场激进大革命即将到来！
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那些人，不但对此浑然不知，而且还以为，借助理性，
仅仅借助理性之力，就可以毫无震荡地对如此古老而复杂的社会实施全面而突然的改革。
可悲的人们，竟然忘掉了其先辈四百年前简洁而有力的箴言：
追求过大的自由，就会陷入过大的奴役！

在英国，研究治国理论之人与治理国家之人，是融合在一起的：
有一些人将新观念引入实践，另有一些人通过实践修正理论。
但在法国，政界仿佛分为两个彼此隔离、互不往来的领域。
一个领域之人负责治理国家；另一个领域之人，负责研究国家治理的抽象理论；
前者实践日常具体措施，后者宣扬普世法则而从不考虑如何实施；
一部分人只管实务；另一部分人只管理论。

他们目睹的现实社会，是传统的、混乱的、无序的，其法律是五花八门而互相抵触的，
是等级森严的，人们的社会地位是一成不变的，税赋是不平等的。
他们要在这个社会的基础上建造的，是一个虚构社会：
在那里，一切都简单而协调，一切都统一而公平，一切都合乎理性。

就这样，人们的思想逐渐抛弃了现实而沉湎于虚拟的想象之中，漠视社会现实，
一心想的就是将来能够如何如何，最终于精神上生活在文人们建造的那个理想王国里。

文人作家们不仅向革命群众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还把自己的精神气质传导给人民。
法国人民别无其他启蒙老师，长期接受的是文人的教育，对实践一无所知，
在阅读过程中染上了文人们的本能、性情、好恶乃至怪癖。
其结果是，当国民最终行动起来时，就连带把文学思维习惯都搬到政治生活之中。

奇怪的是，虽然我们保持了源自文学的习性，但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对文学的热爱。
我从政期间就惊讶地发现，人们几乎不怎么阅读18世纪的著作，
更不必说其他时期的著作，而且极端鄙视文人作家，
但却无比忠实地保留了其出生以前的文学作品里所显露的主要精神缺点。

在法国，人们怀着满腔怒火攻击基督教，却并未试图用新的宗教取而代之。
人们狂热不休地想从灵魂深处铲除其信仰，结果却造成灵魂空空荡荡而无所寄托。
许许多多的人们疯狂地投入这一吃力不讨好的事业。绝对不要宗教信仰，
似乎对民众具有吸引力，但是，它是违反人类天性的，是会让人类灵魂坠入痛苦深渊的。
不信教，在以往是导致人们陷入萎靡不振的病态之中，
而这一次则是导致人们坠入满口胡言的狂热之中。

教会治理教会的根本原则，与文人们希望在世俗政府中建立的起主导地位的原则，
是互相抵触的。教会主要依靠传统，而文人们极其藐视遵循传统基础而建立的一切制度；
教会承认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而作家只信赖个人理性；
教会以等级阶层差别为基础，而作家主张各等级阶层平等融合。
倘若两者要和睦相处，双方就必须承认，由于本质不同，
政治社会与宗教社会就不能采用相同的原则进行治理，但是，当时根本无法达成上述共识。
因此，似乎要攻击国家制度，就必须摧毁教会制度，
因为教会制度乃国家制度的基础与模型。

此外，当时的教会本身就是首要的政治团体，而且是最令人厌恶的政治团体，
尽管并非最具压迫性的政治团体。

资产阶层在胜利中感到自身受到冲击时，也逐渐重拾宗教信仰。
就这样，尊重宗教慢慢地回到在社会动荡中有所失去的人们心中，
而且随着恐惧革命情绪的出现，不信教现象消失了，或者至少是掩藏起来了。

但是，旧王朝末期的情形并非如此。我们完全忘掉了人类伟大的实践经验，
对宗教在各国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一无所知，从而导致首先在对于维持国家秩序，
并使人民顺从的拥有最迫切、最切身利益要求的那些人的头脑中确立不信教观念。
他们不仅欢迎反宗教的思想，而且盲目地予以传播，将不信教视为无聊生活的一种消遣。

法国教会，从前曾产生许多大演讲家，当感到自己遭到所有与其拥有共同利益之人抛弃后，
他们就变得沉默无语。人们曾认为，一旦给教会保留财富和地位，它就会谴责自身的信仰。

否定基督教之人摇旗呐喊，而仍然信仰基督教之人则鸦雀无声。
这种情形，在随后的法国屡见不鲜，不仅宗教领域如此，而且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保留信仰之人，由于唯恐自己是唯一忠于信仰之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超过害怕犯错，
就只好随波逐流，加入与其信仰不同的群众之中。

宗教抛弃灵魂时，并非如常人所想，必定造成灵魂空虚软弱。
观念可以代替宗教充满灵魂，让灵魂暂时不至于消沉。

有自信的人民，只能接受奴役。他们从不怀疑其使命就是改造社会，就是让人类重生。

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在传统宗教规范被废除的同时，世俗法律也被铲除，
导致人类精神完全失常，不知何物可以依靠，何处可以栖息。
那时的革命家，仿佛是陌生人种，勇敢得像个疯子，对任何新鲜事物都习以为常，
对任何谨小慎微都不屑一顾，在执行任何计划时都非常坚决。
我们决不应认为，这些新新人类，是一时的、孤立的、昙花一现的、
注定转瞬即逝的上帝创造物。

经济学派所设想的那个庞大社会权力，不仅比他们眼前的任何政权都更大，
而且具有不同的起源与性质。它不是直接源自上帝，与传统丝毫不搭界；
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再称作“国王”，而称作“国家”；
它不是家族遗产，而是全体国民的集体产物与代表，一切个人权利都必须服从整体意志。

经济学派相当熟悉这种中世纪闻所未闻的所谓民主专政的特殊专制形式：
在这种社会中，不再有社会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地位；
所谓的人民，是由彼此几乎相同而且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
人民，虽然被视为唯一合法的主权者，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
在人民之上，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有权以人民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
而不必征求人民的意见；监督这个代理人的，是不具有任何组织机构形式的公共理性；
阻止他的，是革命而不是法律；法律上他是臣民，实际上他是主人。

他们在法国四周都找不到任何符合其理想的东西，于是就转向亚洲腹地寻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没有一个人不在其著述中对中国大加称赞。
只要看看他们的著作，就可以发现有关赞美之语。
由于对中国了解甚少，他们说的，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他们眼中，那个任由一小部分欧洲人随意摆布的野蛮、软弱的政府，
是可供世界各国效仿的最完美典范；
中国政府就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
在他们看来，中国令人心驰神往、令人叹为观止，因为其君主不抱偏见，年年举行亲耕礼，
奖掖有用之术；因为中国的一切官员均通过科举选拔任用；
因为中国只把哲学视为宗教，只把文人奉为贵族。

省督们在致勃艮第公爵的呈报中，就暗示国家已经日益衰落，
而且并不认为是最近呈现的迹象。有的省督呈报：
“本选举行省区已连续几年出现人口大幅下降的现象。”有的省督呈报：
“昔日如此繁荣富庶的这座城市，如今已没有工业。”有的省督呈报：
“本行省原有的制造业，如今已遭抛弃。”
有的省督呈报：“昔日居民的土地收成远远超过现在，
二十年前的农业远比如今繁荣。”
奥尔良省督呈报：“近三十年左右，人口和产量锐减五分之一。”
建议欣赏专制政府的人与热衷战争的君主，读读这些呈报资料。

随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精神上发生上述变化，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繁荣发展，
一切迹象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
北美战争并未减缓这一发展趋势：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个人财富继续增加；
人们越来越勤奋，越来越富有进取心，越来越富有创造力。

当时有位官员说：“自1774年以来，各类工业得到发展，
所有消费税的范围都得以扩大。”事实上，
只要把路易十六在位的不同时期国家与负责征税的金融机构所签订的合同进行比较，
就可以看出，每次续签合同时，地租都在迅速攀升。1786年的地租，
比1780年的高出1400万里佛。因此，内克在1781年度的奏折中说：
“可以估算，所有消费税总数每年递增200万。”

世上最肤浅的，莫过于把国家的伟大强盛完全归因于其法律机制。
这是因为，制造产品的，不是工具的完善而是发动机的力量。
权且看看英国的情形吧：即使是其今天的行政法，与我们的相比，仍然显得更为复杂、
更为五花八门，更为无章可循！【注释六十三】可是，与英国相比，
欧洲有哪个国家拥有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公共财富、更为丰富多样更为安全的私人财产、
更为牢固更为富裕的社会？可见，根源不在于某一部法律是否优良，
而在于推动整个英国立法的精神。某些器官是否完好无关宏旨，关键是生命力是否强大。

虽然如我刚刚介绍的，法国社会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但是，人心却躁动不安，
公众不满在加剧，仇恨一切旧制度的情绪在加剧，国家明显在走向革命。

有位亲眼目睹上述现象，而且比他人看得更为清楚，从而值得信任的证人说：
“那个时代的法国人与政府做生意时，承担着巨大风险：倘若他们购买政府公债，
无法指望可以按期获得利息；倘若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士兵提供衣物，
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
他们不得不考虑与大臣签订的合同风险究竟有多大，就像搞风险贷款一样。”
他还意犹未尽地说：“在这个工业大发展的时期，越来越多的人们热衷追求财富、享受安逸。
那些把钱财委托给国家的人，更难以忍受破坏契约的行为，
更何况破坏者正是本应最尊重契约的债务人。”

1789年，国家欠债将近6亿里佛，而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
正如当时一位财政专家所说，他们与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人联合起来，
共同向政府发泄不满。请注意，不满人数越多，他们就越愤怒。
随着经济的发展，疯狂投机、渴望发财、贪图安逸福利的现象也在扩大，
从而导致，三十年前原本对同样痛苦逆来顺受之人，此时却感到忍无可忍。

在那个时期，产生了食利者、商人、工业家以及其他经营者、金融家。
他们通常是最仇视新政策、最支持现政府、最服从其所蔑视或者厌恶的法律的阶层人士。
但在当时，正是上述阶层人士，最迫切希望改革，最坚决支持改革。
他们尤其大声疾呼要彻底变革整个财政系统，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倘若这个政府部门发生这么急剧的变革，其余一切政府部门就必定会崩溃。

一百四十年来，人民从未有须臾片刻走上政治舞台，也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走上政治舞台，
麻木不仁得被人视为聋子。因此，当人们开始关心人民命运时，
就当着他们的面高谈阔论，仿佛他们不在场。
人们似乎是专门讲给骑在人民头上的那些人听的，担心的唯一危险就是他们不能完全听懂。

在人民面前大声谈论人民常常遭受的那些残酷而不公正待遇的，
正是最该恐惧人民发怒的那些特权者。
他们互相揭发压迫人民最深重的政府部门的种种骇人罪恶，
用感人的文学手法描绘人民的苦难遭遇和微薄报酬。他们试图以此拯救人民，
结果却激起人民的愤怒！此处的他们，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是政府官员，是特权者本身。

大革命爆发的十三年前，国王就试图废除徭役，在敕令序言中御笔批示：
“除少数几个行省（三级会议行省）外，王国的几乎所有道路都是由最贫穷的臣民无偿修建的。
一切负担全都落在那些除双手外就一无所有的人头上。
在修路上，他们只具有极其次要的利益关系；真正拥有切身利益的，
是地主，几乎都是特权阶层，因为修建道路可以促进其财富的增长。
为了富人的利益，就强迫穷人牺牲时间提供无偿劳动修建道路，
从而剥夺了穷人抵御贫苦饥饿的唯一手段。”

与此同时，法国也着手消除工业行会制度强加给工人的种种痛苦，并以国王的名义宣告：
“劳动权是最神圣的财产权利；一切侵犯劳动权的法律，由于违背自然权利，
均应视为无效；目前的工业行会制度是怪诞而专制的制度，是自私、贪婪、暴力的产物。”
这种言论很危险，但更危险的是，此话竟然说了也白说：
数月后，又恢复了工业行会和徭役制度。

有位省督为激起有钱人的善心，就说：“那些不讲公义、为富不仁的地主所拥有的一切，
都应归功于穷人的劳动，可是，他们为了增加财富，就把穷人压榨得只剩皮包骨并任其饿死。”
在类似场合，国王也跟左右说：“朕希望人民不受无衣无食之苦，可是，
有钱人却强迫他们劳动，报酬想给多少就给多少。朕无法容忍有人受贪婪之人的摆布。”

一直到君主制末期，不同行政权力之间的斗争，都会引起上述类似的怪现象：
争论双方都把人民的苦难归咎于对方。1772年，国王与图卢兹高等法院在粮食流通问题上的争论，
就极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现象。图卢兹高等法院认为：“政府的错误政策，会饿死穷人”。
国王则反驳说：“造成民众贫穷的，是高等法院的野心和富人的贪婪。”
就这样，双方都在向人民灌输如下观念：人民的痛苦，责任永远都在更有权势的一方。

伏尔泰的秘书告诉我们，夏特莱夫人无所顾忌地在仆人面前更衣，
因为她认为，仆人根本就不是人。

千万不要以为，上述危险话语只是出自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之口。
那些即将成为人民抨击对象的特权者，面对人民谈话时，并无二致。
应当承认，法国上层社会开始关心穷人命运时，穷人尚未让他们感到恐惧；
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身的毁灭。
这在1789年的前十年，体现得尤为明显：那时的人们，往往同情农民，
常常谈论农民，研究该用什么方法拯救农民，揭露农民受苦的主要原因，
谴责严重损害农民的税收制度。但是，当时对穷人的同情，
仍然像以往一样，缺乏远见，并未觉察危险所在。

农民在呈文中，对于特权者，无论属于贵族阶层，还是属于资产阶层，都一一指名道姓；
有时还描述一番他们的生活方式并加以批判。人们好奇地计算那些特权者的财产价值；
详细讲述那些特权的数量和性质，尤其是特权给村民造成的损害；
列举交租的小麦斗数；眼红地估算特权者的收入，而且据说谁也不能分享其收入。
人们认为，教堂教士的额外收入——其实人们早已称为“薪资”——过高；
人们辛酸地注意到，教堂里一切都要付费，穷人下葬也得交钱；
一切捐税的征收方式都不合理，而且都令人难受；没有一种捐税不受抨击。
总之，人们怒火冲天地谈论一切人一切事。

农民们说：“间接税很可恶：没有哪一家，包税官没有搜查过；在包税官的眼中和手里，
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侵犯的。注册税很重，军役税征税员是暴君，贪得无厌，
欺压穷人时无所不用。执达吏也好不到哪里去，没有哪个老实的农民能够躲过其暴行。
村里的捐税代征人为了不被这些恶霸吃掉，不得不伤害其邻居。”

在16世纪，大部分显要人物之所以投身宗教革命，是出于野心或者贪婪；
而人民之所以投身宗教革命，却是出于信仰，并不期望得到什么好处。
在18世纪，情况则不同：激励有教养阶层投身革命的，是无私信仰与慷慨同情；
而驱使人民行动的，是满腹怨恨、愤怒与改变自身地位的强烈欲望。
最终点燃并武装后者的愤怒与贪婪的，是前者的热情。

在路易十四之后的历代君主统治时期，政府每天都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现身说法，
告诉人民应对私有财产抱蔑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
政府热衷于基础建设尤其是修建道路工程，毫无顾忌地征用侵占所需用地，
并拆除铲平阻碍工程建设的房屋。【注释六十八】自那时起，
桥梁公路工程局就像我们如今所看到的那样，崇尚直线几何美：
现有道路只要有一丁点儿弯曲，他们都会弃之不用；他们宁愿径直穿过无数土地房产，
也不甘心绕一个小小的弯。因建设工程而被毁坏的财产，其赔偿数额随意而定，
而且往往拖欠很久，甚至根本就不予赔偿。【注释六十九】

无偿征收征用财物、强制出售产品、设定最高限价，所有这一切手段，
都是旧王朝政府所采用过的。我发现，发生饥荒时，政府就会事先规定，
农产品应以什么价格在市场出售。倘若农民拒绝在市场出售其农产品，
政府就会以罚款相威胁而强制其前往市场销售。

但是，危害最大的教育，莫过于刑事法庭在审理涉及老百姓的案件时的某些司法行为。
在防止有钱有势之人的侵害方面，穷人远比人们所想象的更有保障，
但是，当穷人和国家打交道时，诚如我在别处所指出的，他们遭遇的是特别法庭、
充满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伪的审理，以及不得上诉而先予执行的判决。

不过，事实上，18世纪君主统治下的刑罚，虽然形式恐怖，但几乎总是很温和。
其原则是宁愿让人在心理上感到恐惧，而不愿意让人受到真正的残酷刑罚，
或者莫如说，出于习惯与冷漠，人们专横残暴；出于自身本性，人们兼抑温和。
但是，人们偏爱速战速决的司法程序的情绪，会越来越占上风。
刑罚越轻，就会越容易忘记定罪量刑的方式；轻缓刑罚之下，掩盖着令人恐怖的诉讼程序。

人们不妨想想吧：在法国，政府长期以来占据重要地位，天天影响着许多利益，
一切事情均有赖于政府或者需要政府协助、支持；唯有依靠政府而非自身，
才能衣食无忧，才能发展自身事业，人们才能有所成就，才能修建道路，
才能维护稳定，才能确保福祉。只要想想这些，人们就会明白，
损害政府就会导致无数人受到损害。

在大革命爆发之初，那些人们每天感受最深而且利害关系最大、
最长久的政府下属各级机构完全被推翻，政府突然更换了所有官员以及更新了所有行为准则。
国家最初似乎并未从这场大规模改革中感受到什么大震动，但是，
所有法国人都亲身感受到了一种微震：动摇了每个人的地位，打乱了每个人的习惯，
干扰了每个人的职业；尽管国家大事的处理仍然遵循正常程序，
但是，在社会日常生活的小事上，没有人知道该听命于谁、该找谁办事、该如何行动。

法国是长期完全没有政治生活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没有参政议政的能力、
审时度势的思维习惯以及观察人民运动的经验，甚至几乎根本没有公民观念。
因此，不难想象，法国人必然会一下子就坠入一场他们根本意想不到的可怕革命
——遭受革命最大威胁的那些人，恰恰是走在革命最前面、开辟并拓宽革命道路之人。

法国大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就是温和理论与暴虐行为之间的反差。
倘若人们注意到，这场大革命，虽然是由法国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层酝酿准备的，
但却是由最无教养、最粗野的阶层所实施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讶。
前一阶层内部，人们相互之间并不固定联系，并不存在共识，并未控制人民，
因此，当摧毁旧政权后，后一阶层就几乎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统治阶层。
后者即使在不能亲自实施统治之地，至少也用他们的精神武装掌权之人。
此外，倘若注意到了后者在旧王朝的生活方式，就不难想象他们在大革命后的一举一动会怎样。

独特的社会地位让法国人民养成了一些罕见品质。他们早已获得自由，
早已拥有部分土地；他们彼此孤立而互不依赖，因而颇为自负而有自制力；
他们勤于耕作，不看重生活享受，能够忍受巨大痛苦，临危不惧，意志坚定。
这些淳朴勇敢的法国人，随后组建的强大军队，威震欧洲。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
导致他们成为危险的主人。几百年来，法国人民独自承担了种种弊端产生的一切沉重负担，
孤苦无依，在偏见、嫉妒和仇恨的夹缝中默默苟活。
严峻的命运，造成他们冷酷无情，把他们塑造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迫使一切人受苦。

城市内部，负债累累。之所以负债，一方面是由于皇帝仍然按照城市鼎盛时期的经济状况征收捐税，
另一方面是由于城市治理不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治理不善，无论采取何种治理模式，
似乎都是所有城市的奇怪通病。那些城市，无论是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民怨鼎沸，
尽管民怨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但都同样激烈。人们认为，在贵族政体下，
城市政府是少数家族的帮派小集团，左右一切的都是恩惠私利；在民主政体下，
到处都充斥着阴谋诡计、卖官鬻爵。无论哪种政体，人们都抱怨城市政府自私而不公。
皇帝不得不经常干预城市政务，企图恢复城市秩序。无论如何，城市居民数量减少、处境悲惨。
因此，帝国城市不再是日耳曼文明的中心，艺术远离它们而在新兴城市焕发光芒。
那些新兴城市，是诸侯们创造的，代表着新世界。商业也远离了帝国城市。
就这样，帝国城市昔日的活力与爱国热忱也不复存在。
几乎唯有汉堡，仍然是财富和知识的一大中心，但是，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较特殊。

例如，法典宣称：凡无力维持生活、无权取得领主赈济和社区赈济者，其衣食、
工作、工资均由国家负责解决；必须保证这些人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国家必须设立接济贫民的机构。此外，国家有权取消那些鼓励好吃懒做的基金，
并将这些基金的金钱分给穷人。

调整贷款利息的法律如何加速土地分割

至18世纪末期，禁止收取利息——无论利率是多少——的法律仍然有效。
蒂尔戈告诉我们，即使在1769年，在诸多地方仍然如此。他说，这种法律尽管经常遭到侵犯，
但是仍然如此规定。领地法院法官允许出借本金而收取利息，
而普通法院法官则会对收取利息的行为定罪处罚。我们仍然可以发现，
有违约债务人，以出借本金而收取利息为由，对债权人提起刑事诉讼。

如此法律规定，除对正常的工业贸易发生相当大的影响外，
对于土地分割以及佃户的状况也具有巨大影响，
包括地租以及其他租金在内的永久租金无休无止地成倍增长。
如此立法，导致旧地主在急需借款时，只有从拥有的土地中划出小块土地出售，
以收取一笔现金或者永久租金。如此做法，一方面导致土地的分割，
另一方面以永久债务的形式加重了小地主的负担。

在大革命爆发的十年前什一税早已激起强烈不满的实例

1779年，吕克镇的小律师以极其不满的口吻抱怨，教士以及其他什一税的主要征收人，
以高得离谱的价格把稻草回售给农民。这种稻草，是农民以什一税的形式上交给他们的，
而且是农民耕作土地极其需要的肥料。上述抱怨，已经带有大革命的气息。

封建特权尤其是教士拥有的封建特权给农民造成的困苦感受“租赋有金钱、
谷物、蔬菜、徭役、木材、家禽、水果以及蜡烛，如此之多的横征暴敛，我们会怎么想？
我听说还有更奇怪的租赋：面包、蜡、鸡蛋、无头猪、一束束玫瑰、
一捆捆紫罗兰、镀金马鞍等等。此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各种领地税赋。
为什么法兰西不取消如此之多的税赋？最后，我们盼望充满智慧的政府会解决一切问题。
政府会伸手帮助因满足叫做封建特权的、贪得无厌的捐税需求而导致赤贫的人们。
那些封建税赋特权，我们是永远没有资格通过买卖转让而予以清除的。

“对于售地金这种专横的税赋，我们会怎么想？人们花尽积蓄购买土地，
到取得土地时还要支付大笔费用，评估费、契税、印花税、登记费等等多如牛毛。
除此之外，他还得将契据提交领主，并向其支付售地金，
数额以购买价款为基数计算——有的要付十二分之一，有的要付十分之一，
有的要付五分之一，有的要付二十五分之一。我甚至了解到，
有的要付价款三分之一的售地金，有的要付与购买土地金额一样的售地金。
世界上最凶残、最野蛮的国家，也不会像我们的横征暴敛者那样，
发明如此之多的苛捐杂税，并说这是我们祖先定下的规矩
（如此充满文学和思辨色彩的辞藻，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出自农民之手）。

“教会土地持有人的管理人，每当所有人变换时，都要向农民索要财物。
最近就发生如此事情。我们的新大主教的管理人一到任就宣布，
其前任德·富勒里先生的佃户都要清理；与其前任签订的租约都无效；
不愿双倍加租者或者不愿支付比付给德·富勒里更多贿赂款的佃户，都予以扫地出门。
就这样，取消了佃户七、八年的仍然具有法律效力的租约。
更要命的是，强迫他们在圣诞夜就立即退租。在一年的这个重要时刻，
他们哪里去找住处啊。普鲁士国王所作所为最坏的莫过于此。”

政府慈善——徇私笼络人心的手段

1748年，是18世纪饥荒与灾难最多的一年，国王为此拨出20,000里佛稻谷。
图尔大主教声称，在他的主教区，必须通过他才能获得帮助，
唯有他才能分配国王划拨的救济物资。省督也宣布，这个资助是面向全行省的，
而且必须由他分配给各教区。在经过漫长的扯皮后，为达成妥协，
国王双倍划拨稻谷给图尔行省，由大主教和省督各自分配其中的一半。
然而，他们两人都认为，应由教区教士进行分配，而且分配之事不关领主或者行会理事的事。
从财政总监与省督的往来通信中，可以看出，按照省督的说法，
大主教只想把稻谷分配给其宠信之人，尤其是把大部分稻谷分配给罗什舒瓦尔公爵夫人。
此外，在那一大堆通信中，有显要贵族要求特殊对待其教区的信件，
有财政总监要求特别关照某个教区的信件。

省督管控工业的权力

省督辖区档案有诸多与管理工业有关的档案。

工业不但要受行省政府机构、行会等设置的障碍的约束，
更多的是还要常常受国务委员会的规章制度以及省督的特别指示的困扰。
省督就布匹的长度、选用的材料、采用的工艺、如何避免生产环节出错等等，
没完没了地指手画脚。除省督代理人外，他们还要接受地方工业监督官员的管理。
其时的中央政府在这方面插手的程度远超如今，而且比如今更专横，更是瞎指挥。
中央政府生产出无数官员，从而迫使人们要服从无数人的指挥，要养成顺从无数官员的习惯。

请记住，更多沾染这些习惯的，是资产阶层（即将胜利并掌权的工商贸易从业者），
而不是即将被打倒的阶层。因此，大革命注定会传播如此习惯，
注定会让他们的权力更大而不是摧毁他们。

上述所有结论，都是从阅读题为“工厂、作坊、制衣、制约行业”
的无数信件与档案资料中得出的。其实，法兰西岛省辖区的档案文件中就有类似言论。
在上述档案文件中，可以看到诸多由监督官向省督详细报告其检查工厂执行有关规定的情况。
此外，还可以找到御前会议要求省督禁止或者批准生产某种布匹的法令，
建议省督要求工厂使用某种纤维、采用某地布匹或者使用某种工艺的指示。

上述检查工厂的监督官言论的主要特色，是国家有权利也有义务，
强制工厂做出不仅有利于公共福祉而且有利于个人利益的行为。
其结果是，监督官们感觉自己有义务促使工厂采用最好的生产方法，插手其经营细节。
他们给所有的行为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暴力色彩以及严厉处罚的特色。

一个18世纪的城市政府

根据1681年3月29日的法令，城市委员会由二十一名官员组成，他们是：
市长，授予贵族称号，任期四年；
四个临时城市官员，任期两年；
十二个助理城市官员，一旦当选任期终身；
两个城市检察官；
一个律师；
一个法院书记员。

上述人员拥有诸多特权：他们负担的人头税缴纳数额最少；
他们可以享有免除为军队提供住宿、军需用品或者纳税的义务；省督法院说，
他们享有免税特权，享有免除其他负担的特权，享有免缴消费税特权，
甚至享有获得免费礼物的特权。除此以外，他们享有蜡烛费，有些人可以领取薪水、享有免费食宿。

从上述事实细节不难看出，担任那时的昂热城市终身官员是肥缺。
注意，这种制度无处不是让最富有之人可以享有免税特权。
在上述报告中，我们还进一步发现：“这些职位，都是有当地最富有之人购买的。
他们之所以购买官职，打的如意算盘就是可以大大减少应缴纳的人头税，
其结果是导致额外增加其他居民的负担。目前，
有几位城市官员本来应缴纳250至300里佛的人头税，结果在购买官职后只需缴纳30里佛。
其实，倘若按照拥有的财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至少缴纳1000里佛的人头税。”
我们在这份报告的另一处发现：“在最富有的市民中，我们遇到的有四十位官员或者官员遗孀，
由于担任官职的缘故而享有免缴该城市确定的相当大数额的人头税的特权。
他们免缴的数额，就转移到无数穷困潦倒的生意人身上。
这些生意人认为，他们自己负担的人头税过多，经常抱怨他们自己做出了太大的贡献。
如此抱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其他城市，人头税的负担也不是公平分配的。”

市三级会议由七十六个人组成，他们是：
市长；
两个天主教代表；
一个来自教士的理事；
两个来自省督法院的代表；
一个来自大学的代表；
一个骑警队中将；
四个城市官员；
十二个终身任职的城市官员；
一个王室派驻省督法院的检察官；
一个市属检察官；
两个来自森林河流管理局的代表；
两个来自选区的代表；
两个来自盐场的代表；
两个来自包税官的代表；
两个来自造币厂的代表；
两个来自法律顾问团体的代表；
两个来自城市法官的代表；
两个来自律师的代表；
两个来自贸易行会的代表；
最后是十六个教区各派出的两个代表。
人们认为，这个代表名单，可以很好地代表人民，尤其是行业行会。
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代表名单，设计初衷就是要让各方面的代表都不会独大、都不可能占多数。

议会组成人员过多，而且有部分是没有文化之人。议会只应讨论城市财产的处置问题、
贷款问题、税赋问题以及城市官员的选举问题。
其他问题，应当由规模更小的由贵族组成的议会讨论。能够成为这种议会成员的，
唯有塞尼斯查尔西的中尉、王室检察官以及从六个团体中选举的其他十二个贵族——教会、
司法、贵族、大学、商人、资产阶层——其余的，则不属于这些团体。
贵族的选择权，首先应赋予市三级会议；
其次，属于贵族本身组成的议会或者应选出贵族的那些团体。

所有上述国家官员，即拥有官职或者贵族头衔而进入城市政府的人员，
与我们如今的官员都相似。
但是，在地位方面，他们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
倘若希望避免出错，在这点上我们必须小心。
几乎所有上述官员，在购买官职之前都是贵族，或者都是为了成为贵族而极力挤进官场的。
他们并没有离开所在城市的打算，也没有升职的任何愿望。
这些就是他们与当今官员的不同之处。

《城市官员的呈报》：
从这份呈报我们得知，城市委员会是路易十一在废除从前的城市民主体制后所建立的，
而且这种城市委员会往往是遵循上面所阐述的制度而建立的。
就是说，限制大部分政治权力只落入资产阶级手中；弱化或者铲除平民百姓的作用；
为了以改革的名义吸收更多社会成员，拥有大量的城市官员；
把大量的贵族头衔以及种种特权赋予领导城市工作的资产阶层。

城市官员要承担的职责可以列一个长长的清单。
这些职责，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特权、巩固了他们的地位。
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很怕失去这些特权和地位。他们为他们的工作给出的理由非常有趣，
例如，该呈报说：“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考虑监管不断增多的经济问题，
因为资助费用、盐税、印花税、登记税、非法收取的登记费，
以及土地自由保有费的行为在增多。由各种税费引起的没完没了的纠纷，
迫使他们要代表城市到不同的法院应诉，从高等法院到御前会议，
以答辩支持遭到起诉的城市政府行为。三十年的公共服务经验让他们明白，
一个人的一生几乎难以抵挡包税官的代理人为获取中介费而不断给居民设下的种种陷阱。”

奇怪的是，竟然有人写信告诉财政总监本人上述事情，
试图说服他保留写信人拥有的特权，而且养成了如下根深蒂固的习惯：
认为负责征收捐税的部门就是敌人，人人都可以予以抨击，
并认为这种抨击不会遭到任何人的反对。最后，这种习惯传播范围越来越广，
逐渐变得越来越强烈，巩固了财政税收部门是不值得信任的、
是臭名昭著的暴君的看法，它们不是哪一个省督代理人而是所有人的敌人。

城市官员的呈报意见不值得注意。其目的只是想证明他们的特权的正当性。
省督法院的称霸比较有用，可以参考，但是，没有理由赋予他们想要的特权。

下属代理人认为，城市行政机构早就需要进行改革。
除我们已经知道的而且是城市官员拥有的特权外，他告诉我们，市长在任期内，
除有50法郎的薪水、100法郎的开支费用外，至少还享有600法郎的房租补贴。
城市检察官如城市办事员一样，也享有住房。为了获得免缴税费特权，
城市官员各自给自己设立了一笔消费资金。每人每年都可以免费入城，
可以免费获得整桶整桶的葡萄酒以及其他财物。

下属代理人没有建议取消城市官员的免税权，但建议将他们的人头税由固定而不足额的缴纳，
改为每年由省督规定应如何缴纳、缴纳多少。
他希望，这些官员也像其他人一样作出贡献，因为他们的免税权是没有先例的。

省督给财政总监写信说：“减少城市官员数量，对于市民以及公共利益很重要。
城市官员数量过多，而且他们享有特权，已成为公众的极大负担。”

省督继续说：“我很震惊，昂热在各个时期为赎回城市官职而付出了如此巨大的金钱数额。
倘若把赎回官职的总额用于有益用途，会大大有利于该市，
而不是成为该市的沉重负担，并变成那些官员的特权。”

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几乎所有的名望人士都是公务员，而且所有公务员都是名望人士。
从这点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正如这些文件的其他内容所揭示的，
彼时的资产阶层渴望获得官职。就如今天的他们希望参加公职范围之外的活动一样。
唯一的区别是，如我在正文中所说，那时最微不足道的官职都是购买的，
而今天的求官者并不需要付出什么。

省督使用的是“资产阶层”与“商人”这两个词，指不同的两种名望之士：
给这些词下一个准确定义，就可以知道划分为资产阶层的人数是很少的，
就可以知道有多少无名之辈在他们周围工作。

“资产阶层”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它可以代表资产阶层成员，
还可以指这个阶层核心成员中的某些人。有一份呈报回答1784年的调查时说：
“资产阶层是因出身或者财富而可以舒服地生活而不必为钱而工作之人。”
我们从其余的呈报可以看出，“资产阶层”不指属于行会或者工业协会的那些人，
但是，很难准确地说究竟应指哪些人。上面那份呈报也注意到：
“在那些声称自己是资产阶层的人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人，
除根据他们有闲暇时间可以称为资产阶层外，在其他方面他们并不能称为资产阶层，
因为他们没有财富，没有教养，也不与众不同。资产阶层，通常是在财富、
能力、生活方式与习惯等方面比较突出之人。
组成行会的贸易人士，从未被人称为名望之士。”

路易十四破坏城市自由的借口，是城市财政管理不善。但是，正如蒂尔戈所指出的，
自路易十四改革以来，财政管理不善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更加恶化。
蒂尔戈还说，彼时的大部分城市负债累累。究其原因，有部分原因是城市曾借钱给政府，
有部分原因是城市官员奢侈浪费：他们花着居民的钱，却不向居民报告账目，
也不用听取居民的建议。他们无所顾忌，为所欲为，有时还中饱私囊。

为何加拿大才是评价旧王朝中央行政集权制的最佳之地

在殖民地，人们才能处于评价宗主国政府面貌的最佳之地，其原因在于：
在那些地方，一切政府特征，通常都得以放大并且显示得更明显。
当我想评价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精神和弊病时，我就应当去加拿大。
在那里，我可以用显微镜观察物体的扭曲状态。

在加拿大，不存在那些由旧现象或者旧社会状况设置的、
与自治精神的自由发展公开或者暗中对抗的诸多障碍。在那里，几乎不存在什么贵族阶级，
或者说，至少在那里，他们已失去了根基：教会不再拥有统治地位；
封建传统已经丧失或者已经模糊不清；司法权力不再扎根于古老的制度与习俗之中；
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中央政权的自然发展，没有任何东西阻碍它按照其内在精神制定一切法律。
因此，在加拿大，根本不存在城市或省级政府机构，
不存在所授权的集体权力和所允许的个人立法创议权。
在那里，总督地位比法国省督的地位高得多，
政府要掌管的事务比宗主国多得多——那里尽管与巴黎相隔1800法里，但是，
政府竟欲从巴黎统辖一切。政府从未采取重大措施让殖民地自然增长人口和繁荣昌盛，
相反，却想方设法强行增加扩大某处的人口：强制耕种土地；
强制一切与土地转让有关的案件不交由法院而只交由政府审理；
强制采取某种方式耕种土地；强制人们在某些地点定居而不得在其他地点定居，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一切，均发生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
而且一切敕令均由科尔贝尔副署。人们早已经感到生活于现代中央集权的统治下，
就像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形一样。
实际上，加拿大就是阿尔及利亚一向存在的现实状况的忠实写照。
在这两个地方，人们都能看到几乎与人口一样多的政府官员。
这种政府，凌驾于一切之上，极其活跃，什么都管，限制人民的一切行动，
欲预见一切、掌管一切，总是比被治理者本人更了解被治理者的利益，
不停地活动，但却毫无收获。

在美国，英国的地方分权制度得以发扬光大：各个城市几乎成为独立的市政府，
几乎成为某种民主共和国。那些构成英国政体及其习惯基础的共和成份，
畅行无阻地得到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在英国管得不多，而个人就大有作为。
在美国，政府不再介入任何事务，个人联合起来，什么都可以做好。
由于没有上层阶级，加拿大居民比同一时期的法国居民更加服从政府，
而英属美洲各地的居民则变得越来越独立于中央政权。

我们必须承认，除了在少数几个县，有公正并富有慈心的领主会运用权力约束其家奴，
防止他们骚扰攻击农民外，其余地区是没有任何人约束那些无知、
粗野、头脑发热、胡作非为之人的。

在旧王朝，就如今天一样，人们对烟草专营许可证趋之若鹜。
地位最显要之人都在为其家属亲友谋求烟草专营许可证。
我发现，有些烟草专营许可证是在社交名媛的推荐下获得的，
另有一些是在大主教的推荐下获得的。


从行省看领地税赋的重要性是大还是小

蒂尔戈在其著述中说：“我必须提醒，这些捐税的重要性在多数富裕行省如诺曼底、
皮卡第以及巴黎周围地区是大不相同的。在这些地区，主要的财富来源就是土地出产。
而这些地区的土地都是大农场，地主从中收取很高的地租。
领地最大土地的税赋只及上述地租的最小份额，而且几乎只是象征性的。
在较不富裕的行省，是按照不同标准征收捐税的，领主与贵族几乎不再拥有任何土地。
极其细分土地的继承方法要负担沉重的捐税，并由各继承人平均负担。
这些捐税负担常常吞噬土地出产的大部分，而且领主的收入几乎完全来源于此。”

，而且领主的收入几乎完全来源于此。”


“在人头税方面，特权阶层享有的特权是相当可观的。人头税本质上是一种任意征收的税种。
除了任意盲目摊派，不可能在全部人口中分配这种捐税。
人们认为，比较便利的分派方法，就是以现有的军役税记录档案资料作为其征收基础。
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征收名册，但是，由于特权阶层可以找到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
而没有任何人为军役税负担者说话，因此，特权阶层的人头税少而又少，
而军役税负担者的人头税几乎与军役税一样多。”

普遍税不平等征收方式的实例：我们知道，地方税是针对每一个人征收的。
决定征收此种捐税的御前会议指令规定：“这种捐税，应针对所有应缴纳此税之人，
不得免除任何人缴纳此种捐税的义务，不得免除任何特权阶层的缴纳义务，
应毫无例外地与人头税一起或者根据人头税的比例进行征收。”

注意，由于军役税负担者的人头税是与军役税一起征收的，所以，
他们的人头税数额往往比特权阶层的更高，就是说，
征收不平等就存在于看似排除不平等的方案之中。

政府本身承认即使在普遍税的征收上特权阶层也拥有优势

1766年，御前大臣写道：“我看最困难的捐税征收，就在于贵族阶层与特权阶层，
其原因就在于征税人员要顾忌他们的感受而顾虑重重。因此，长期而大量拖欠税款的项目，
就是贵族与特权阶层的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即那些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要缴纳的捐税）。”

《阿瑟·扬1789年游记》就对两国社会状况作了如此精确而全面的描述，
我忍不住要在这里说说。

阿瑟·扬游历法国时，碰上了攻占巴士底狱而引发的第一波动乱。
由于头上没戴识别革命者的帽徽，被某个村庄的一群老百姓抓住，
欲将他扭送监狱。为摆脱困境，他设法跟他们说了如下一小段话：

“先生们，”他说：“刚才有人说，必须像从前那样缴纳捐税。
捐税肯定必须缴纳，但并不非要像从前那样缴纳，而是应像英国人那样缴纳。
我们要缴纳诸多你们不必缴纳的捐税，但是，第三等级阶层即平民百姓是不必缴纳的，
捐税只由富人承担。在我们英国，每个窗户都要纳税，但是，
只有六扇窗户的人家是不用纳税的；领主要缴纳二十分之一税和军役税，
但是，只拥有一个花园的小地主是不用缴纳一分一文的捐税的；
富人要为其车马仆人纳税，甚至要为拥有打山鹑的自由而纳税，但是，
小地主与上述捐税没有任何关系。不仅如此，在我们英国，
还有一项捐税是由富人缴纳以救济穷人的。因此，倘若你们还要继续缴纳捐税，
就应该采用另一种捐税缴纳方式，采用我们英国的捐税方式是最好不过的。

“与不动产有关的、难以赎回的负担，无论是土地负担还是封建负担，数量都越来越多，
对于债务人是极其沉重的负担，导致他们不堪重负，也因此导致土地本身不堪重负。
债务人只有被迫放弃不动产，因为不动产上的抵押早已过多过重，导致无法通过抵押获得贷款，
或者导致想卖也找不到买主。倘若上述债务负担可以赎回，
那些破产的捐税负担者也难以获得贷款或者借款以清偿那些应付款项，
难以找到有能力支付那些不动产负担以及税赋负担的购买人。
人们中意的拥有和开发的不动产，一直都是没有任何负担的不动产，因为只有这样的财产，
人们才会相信自己可以安全拥有，不会带来任何纠纷。
倘若可以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清除上述可赎回的土地负担，就会极大地促进农业发展。
当然，相信可以采取如此措施清除负担的地主，就不会请求支持如此安排。
因此，找到可以清除土地负担的办法，会是非常有益的。”


关于1789年贵族阶层陈情书的分析

人身自由：贵族希望，废除一切残存的封建农奴制度；采取一切措施废除黑奴贸易；
人人都享有自由迁徙权或者定居权；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人都不被任意羁捕；
革除治安管理制度的弊端，警察应受法官的监督，即使在骚乱时期也是如此；
任何人都只能由法官逮捕和审判；国家的非法监狱以及其他非法关押场所应予以拆除。
甚至有些贵族要求拆毁巴士底狱，巴黎地区的贵族尤其坚持这一点。

对于下令逮捕人的所有密札或者国王密札，必须禁止使用。
因国家处于危急状态而必须逮捕公民并不宜立即交付普通法院审判的案件，
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滥用职权，例如，必须将逮捕之事通知国务会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

其中有份陈情书说：“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人民为官员服务的。”
他们甚至要求，每个辖区都要为穷人设立法律顾问委员会并提供免费辩护；
必须实施公开预审制度；必须赋予当事人自由辩护权利；涉及刑事犯罪的，
必须为被告人提供律师，并在诉讼过程中，
由来自被告人所属等级阶层的一定数量居民协助法官审理案件，
应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或者不法行为作出裁决（在这点上，他们所指的是采用英国的制度）；
罚当其罪，刑罚面前人人平等；逐步减少死刑判决；取消刑讯逼供；废除一切肉刑。
最后，必须改善囚犯待遇，尤其是交付审判前被羁押的刑事被告人的待遇。

陈情书呼吁，在征募陆海军士兵时，必须切实采取措施保障个人自由；
应允许以金钱给付代替服兵役的义务；唯有在三个等级阶层的代表都在场的情形下，
才能实施征兵抽签行为；最后，既要维护军队纪律、确保服从军事指挥，
又要保障个人权利；必须取消用刀面抽打士兵的行为。

财产自由与不可侵犯：陈情书要求确保财产不可侵犯，除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外，
不得损害任何财产；因公共利益需要而损害公民财产的，
政府必须予以高价补偿，不得拖延；必须废除财产没收的规定。

工商贸易自由与劳动自由：必须保障工商贸易自由，因此，
必须取消赐予某些公司的控制权以及其他特权，必须将关税线移至国边境。

宗教自由：天主教是法国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但是，
应当允许人人都享有信仰自由，应当恢复非天主教徒的市民权利，
并且返还他们被没收的财产。

出版自由与通信秘密不受侵犯：必须保障出版自由，
法律必须事先确定哪些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限制规定。
除涉及教义的书籍外，任何人都不受教会的审查；
其他书籍只要可以让人知道作者与出版者就可以出版。
许多人提出，涉及出版的犯罪，只能交由陪审员审判。

陈情书坚持认为，通信秘密必须得到尊重而不受侵犯，不能把信件用作控告的理由和手段。
陈情书直截了当地说，擅自拆阅他人信件是最可恶的间谍行为，因为它背离了公众的信任。

教育与教学问题：贵族阶层的陈情书只谈到要积极关心、支持教育，
要把教育扩大到城市和农村，要根据适合学生兴趣爱好与职业规划的原则开展教育，
尤其要进行国民教育，对他们进行公民权利义务的教育。陈情书甚至要求，
为学生撰写教义问答教材，将国体要点用学生可以理解的浅显形式编写。
不过，陈情书并未指明应采用哪些措施和方法推广教育，
而只限于呼吁为贫困贵族子弟修建教育设施。

必须关心人民：大量陈情书呼吁，要更多地关心平民百姓。许多陈情书反对警察滥用职权。
他们在陈情书中说：经常有大量手工业者和工人，
未经审判或者无故就被投入监狱或其他羁押场所，有的只是犯了一点小错，
有的甚至只是受到怀疑而已。如此做法，侵犯了天赋自由权。
所有陈情书都要求彻底废除徭役。多数辖区都要求允许赎回领主出租磨坊、
面包烘炉等设施的权利以及收取通行费的权利。大量陈情书要求减轻许多封建捐税，
要求废除世袭领地税赋。有一份陈情书说，减轻土地负担而便于买卖，对于政府是有利的。
其理由，正是人们为一举废除一切领主权利和出售一切限嗣继承土地而即将提出的理由。
许多陈情书要求减轻鸽舍权对农业的损害。陈情书呼吁，立即废除专供国王打猎的诸多设施，
即取消王室狩猎权，因为这种狩猎权侵犯了私人财产权。
陈情书呼吁，要用负担较轻的捐税取代现行捐税。

陈情书提出：要把济贫院分设在各区的小型救助所，要取消乞丐羁押所，
代之以慈善工场；要在省三级会议的指导下，设立救济基金，并由各行省出资，
派出内外科医生、助产士深入各乡镇为穷人免费行医；
法院永远不得向打官司的平民百姓收费。最后，提出应为盲人、
聋哑人、弃婴等等兴建各种设施。

当然，在上述所有问题上，贵族阶层只提出了他们的改革愿望，
并未提及如何改革的诸多细节问题。贵族阶层不像下层教士那样长期生活在下层阶层之中，
也不像下层教士那样接触民间疾苦，因此，他们很少考虑该如何祛除那些苦难。

在官职分配方面，贵族要求取消捐钱购买法官职位的现象；提出倘若出现此类职位空缺，
就由国民推荐候选人给国王，由国王依据年龄、能力而不是阶层等级，予以任命。
至于军人晋升问题，多数陈情书认为，不应排斥第三等级，只要有军功，
任何军人均有权得到晋升，直至晋升到最高官位。有好几份陈情书写道：
“贵族等级不赞成将第三等级阶层人士排除在军职大门之外的法律。”
贵族只要求，保留贵族直接担任高级军官而无须经由低级军阶逐步晋升的贵族特权。
几乎所有陈情书都提出，要确立常态的、适用于一切人的军职晋升制度，
不得把军衔全部留作恩赐；除高级军官职位外，其他各军职均可凭服役年龄而取得。

大多数辖区提出要减轻什一税对农业的危害，甚至有大量陈情书提出要废除什一税。
有一份陈情书说：“大部分什一税是由教士征收的，这些教士极少把它用于佑护人民。”
从中可见，第二等级阶层的一言一语并不大宽容第一等级阶层，
也不再彬彬有礼地对待教会。有几个辖区正式承认，三级会议有权取消某些宗教等级，
有权将教会财产另作他用。有十七个辖区宣布，三级会议有权制定教规。
许多辖区说，宗教庆典节日太多，妨碍农业生产并且助长游手好闲的社会风气，
必须取消大量的庆典节日，或者把它移到礼拜天举行。

贵族阶层的思路很明显，无论是借款也好，抑或是征税也好，
就是要将全国财政税收管理权通过全国三级会议和省三级会议赋予人民。

在阅读贵族阶层的陈情书时，最让人感到惊奇而且任何摘录都无法再现的，
是那些贵族具有的时代特征：他们具有时代精神，极其流畅地使用时代语言。
他们谈论的，是不可转让的人权，以及根本的社会契约原则。
谈到个人时，他们通常关心的是个人权利；谈到社会时，他们通常关心的是社会责任。
在他们看来，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一样绝对，理性是它们的共同基础。
他们希望废除残余的农奴制度，认为那是清除人类堕落的最后痕迹。
他们有时称路易十六为公民国王，并多次谈到叛国罪，
而这一罪名后世通常认为就是他们发明的。他们同其他人一样认为，
应当不遗余力地发展公共教育，发展公共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有一份陈情书说，三级会议应通过改革青少年教育，塑造国民性格。
和同时代其他的人一样，他们对法制统一表现出强烈而持久的兴趣，
但是，每当触及阶层等级问题时，看法就大不相同。他们与第三等级一样，
要求统一行政、统一采取各种措施等等。他们提到要进行各种改革，
并希望实行彻底的改革。按照他们的想法，所有捐税，无一例外均应废除或者进行改革；
所有司法制度均应改革，但是，领主司法除外，它只需进行完善。
他们就像其他法国人一样认为，法兰西是政治试验田，是政治示范农场，
一切均应推倒重来，一切均应尝试，但是，派生其个人特权的小天地除外。
不过，我们还得替他们说句公道话，就连这块小天地，他们也没有放过。
总之，在阅读贵族阶层的陈情书时，人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
倘若那些贵族是平民的话，发动大革命的就会是他们。

利用徭役运送犯人的实例

从1761年管理囚犯的专员写给省督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强制农民用车运送犯人。
农民们极其不愿意做这种活，而且经常遭到狱吏的粗暴对待。
专员写道：“看看吧，狱吏是多么粗鲁多么残暴多么侮辱人，
尽管如此，农民往往还是表现出很不愿意做这种活的态度。”
【注释五十七】（第二编第十二章第三十六自然段）

蒂尔戈描述过运输军事物资的徭役遭受的苦难和严酷。我在相关档案中阅读其描述后，
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夸大的成份。他尤其讲到，最大问题就是负担的极端不平等。
运输军事物资的徭役，几乎完全落在少数几个教区，原因就是这几个教区不幸所处的位置。
那些徭役要走的路程，通常是五六里格有时甚至是十里格或者十二里格，
来回走一趟必须花上三天时间。可是，付给他们的费用，只有他们开支的五分之一。
做这种徭役，几乎往往是在夏天的收获季节。
在夏收后，耕牛几乎都已经很累而且往往是累病了。
正因为如此，承担徭役的当地人宁愿掏出十五至二十里佛的金钱，
也不愿意提供自家的耕牛与四轮车。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造成一片混乱，
士兵往往采取暴力强迫农民充当徭役。何况官员提出的徭役要求，
往往都是多于他们应负担的数额。
有时，他们迫使车夫不顾可能使牛马葳脚的危险而驱赶拉车的牛马。
何况士兵装载的东西已经极其沉重。有时，士兵恼火于慢吞吞的牛马，就挥剑戳它们。
倘若见到此情此景的农民稍有抗议，就会遭到士兵的粗暴对待。

该省督立即于1775年12月11日回信坚持说，他任职图尔省督十年期间，
从未分派过如此徭役，因为如此徭役必定导致滥权专权弊端，
而且所确定支付此种徭役的车马价款从未真正偿付。
他说：“由于路况糟糕，天气糟糕，要驮运的物资又如此沉重，马匹总是受伤葳脚。”

有人说，18世纪哲学的特点，就是崇拜人类理性，就是无限信赖理性可以主宰一切，
并藉此任意修改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这一点应当予以澄清：
事实上，有些哲学家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只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
从未有人像他们那样对人类的共同智慧缺乏信心。我可以列出诸多人，
他们几乎就像蔑视仁慈的上帝一样蔑视民众。他们对上帝表现出的，
是一种竞争对手所具有的傲慢；对民众表现出的，则是一种暴发户所具有的傲慢。
真正恭敬地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就如同服从神的意志一样，于他们而言，都是格格不入的。
几乎所有革命家后来展现出来的都是这一双重性格。
这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其多数公民的意见、感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尊重，不可同日而语。
在英美国家，理性是自豪与自信，绝对不是蛮横无礼。
因此，他们的理性走向的是自由，而我们的理性，只不过发明了全新的奴役形式而已。

在英国，不管一个人的地位如何，不管他是控诉个人或者国王，
他都更有把握让世人听到他的控诉，而且唯有英国法院，才能更好保障其财产、自由与生命。

论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

法兰西的贵族们呆在自己的城堡里闭门不出，既无法被君主所知，又与周围的居民格格不入。
社会一天天在变化，而贵族们却一成不变。在贵族的周围，是国王的官吏，
他们审判案件，征收捐税，维持秩序，为人民谋取福利，并领导人民。
拥有大量土地的大贵族厌倦无所事事的生活，遂来到巴黎，生活于宫廷之中。
这里是显示他们荣耀身份的唯一舞台。小贵族被迫留守外省老家，天天游手好闲、
无所事事、令人生厌。就这样，有些贵族虽无权力但拥有财富，本来能够对人民有所影响，
却主动远离人民；有些贵族被迫与人民为邻，但是，在人民眼里，
仿佛是贵族阶层唯一代表的他们，却充分暴露出贵族制度的无用和累赘。

出身贵族之人，不但免缴部分捐税，而且每年还向领地居民征收大量各种苛捐杂税。
上述特权并未让贵族的财富增长多少，但却让他们成为仇恨与嫉妒的公敌。

当贵族无需想方设法追求财富时，其他阶层也几乎对于上帝安排给他们的命运逆来顺受时，
替代继承权在社会风气方面所起的作用，就造成整个社会的麻木和停滞。
平民与贵族相比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获取财富，而贵族也没有机会丧失其财富，
因此，所有的好处都落在贵族手里，每一代人易如反掌地承续着上代人的位置。

但是，倘若除贵族外，其他所有人都挤破脑袋发财致富，那么，在如此国家，
贵族的财产很快就会成为其他阶层的猎物：每个人都会利用贵族的无知、
冲动与弱点，争先恐后地将贵族拥有的大量非生产性财产纳入正常的商业活动中。
不久，贵族自己也会迫不及待地加入这种活动。

平民由于只能拿财富这一普遍特权反对其对手所享有的各种特权，
当然也就会在贵族面前炫耀其庞大的财富。反过来，贵族又会模仿他们，
一心想学他们摆阔气，却又不知钱从何来，于是，很快就会陷入经济拮据状态，
导致入不敷出。最终，贵族就把保护他们的法律视同敌人而竭尽全力地逃避。
当然，我并非说，在当时，替代继承法没有延缓贵族走向破产的境地。
我的意思是，替代继承无法阻止贵族走向破产。法律往往会朝某种方向起作用，
但是，还有一种比法律更活跃的东西，往往会从反方向起作用。它，就是人类的冲动。

在大革命爆发之时，法国法律仍然规定几乎全部家产都归贵族长子继承，
贵族长子有义务将家产原封不动地传给后代。可是，大量封建领地已经脱离贵族的掌控，
其他许多领地也已被瓜分。在贵族内部，不仅可以看到极富与极穷之人，
这种现象与贵族的存在并无矛盾，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群不贫不富、收入中等之人。

贵族们自我孤立于富足而有知识的平民之外，却以为自己是在守护先人的精神。
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刻板地模仿先辈时，其实是在背离先辈曾经实现的目标。
在中世纪时期，出身确实是全部社会权利的主要来源，但是，在中世纪，
贵族是富有的，而且他们还把有知识学问的教士召集到身边。
当时的整个社会都交由这两种人统治，而且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理应如此。

但是，到18世纪，许多有钱人不再是贵族，许多贵族也不再富有。
在知识方面也同样如此。因此，第三等级就成为了贵族统治阶层的天然部分，
但却是与贵族主体相分离的部分。由于他们不支持贵族主体，
因此，必定要削弱主体，而且必然要与主体作战，并最终摧毁主体。

在财富是贵族制度的唯一基础或主要基础的国家里，
金钱除了能给个人带来物质享受之外，还能带来权力。由于具备这两种好处，
金钱将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过来，并且，最终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荣耀。
在这种国家，文学通常得不到很大的发展，因此，文艺才华无法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在由血统贵族统治的民族中，人们无法看到为获取财富而激发的普遍冲动。
人类心灵不会只受同一种欲望的单方面驱动，而是天然具有多样的爱好。
一个文明开化的民族，必然有大量公民喜爱精神享受，并推崇精神产品的创造者。
许多雄心壮志之人蔑视金钱，由于出身平民且不爱经商，遂沉溺于文学研究，
并把它当做生命的归宿。他们追求文艺上的荣誉，这也是他们唯一可以争取得到的荣誉。
就这样，他们在政界之外，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无可争议的显赫地位。

在金钱就是权力的国家，个人的重要性与其拥有的财富有关，而财富时刻都会有失有得，
因此，贵族们终日提心吊胆，生怕失去自己拥有的社会地位，生怕其他国民瓜分其特权。
统治阶层这种常见的身份快速变化，让贵族的灵魂永远处于焦虑不安状态。
他们只能忐忑地享受财富，匆忙地抓住财产带来的好处。他们时不时不安地打量自己，
看看是否丢失了什么。他们用充满疑惧与嫉妒的眼光审视他人，
为的就是发现周围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倘若有所变化，他们就会感到不安。

只有建立在出身基础上的贵族阶层，才会不太在意身外闪闪发光之物，
因为贵族阶层拥有的优势地位具有如下性质：既不会被瓜分，也不会丧失。
人可变富，但是，贵为天生。

一直以来，法国贵族很愿意向作家伸出双手，乐于接近作家。18世纪尤其如此：
这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时代，贵族几乎和平民一样，不负有治国之责，
而知识的传播，正好给他们带去高尚的文艺享受乐趣。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贵族尊重并保护作家，但是，贵族并未与作家真正融合在一起。
他们分别形成两个阶层，彼此经常接触，但却从不混同。
到18世纪末，情况有所不同：并非是作家可以分享贵族特权，
也不是作家在政界拥有公认地位。贵族阶层并未邀请作家加入贵族行列，
而是诸多贵族加入了作家的行列。因此，文学变成了一个中立地带，平等观念就栖身于此。
文人和大领主在这里会合，彼此既不寻衅，也不害怕。在这个世外桃源里，
流行的是人们所憧憬的民主；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其天赋的产物。

导致土地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形，存在诸多原因，其中首要的就是物质力量。
征服者夺取被征服者的土地，并在少数同伙中分赃。
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原所有者的权利。
当然，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例如有人自愿出让土地。

假如有这么一个民族：工商企业众多、产品丰富；国民普遍很有知识，
每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发现工商业提供的一切发财机会。
假如在这个民族的法律、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中，
土地仍然是得到他人尊重与获取权力的主要来源。那么，发财致富的捷径，
就是出卖土地，以便投资工商业。另一方面，享受自己既有财产的最佳方式，
就是把钱从商业中抽回而购置土地。因此，土地遂成为享受的目标而非投资的对象。
获取土地时，人们渴望得到的，是荣誉与权力，而不是收益。
这样一来，虽然有小片土地出售，但是，人们只愿意购买大片土地。
卖主和买主的目的与地位，是不同的。前者是一个追求财富的穷人；
后者是富人，欲将手中的大量余钱用来享乐。

随着工业技术不断进步，而知识传播又让穷人们发现了这些新工具，
则我刚才讲的运动必然加速。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必然会更加有力地促使小地主出售土地。
因为工商业必然会创造巨额的动产财富，
而这些巨额动产财富的拥有者随后将购买大片土地。
就这样，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就会存在于文明的两端：
在人类处于半野蛮状态，只知道珍惜甚至说只知道土地的价值之时；
在人类已经高度开化并发现了其他无数致富方式之时。

我们已经知道，大革命前很久，土地就不再是地位和权力的主要来源。
与此同时，工商业发展不快，人民虽然经过开化，梦想追求更好的生活，
但是，却远未获得可以发现成功捷径的知识。对于有钱人而言，土地不再是奢侈品；
但对于穷人而言，土地是谋生之道，可以说是唯一谋生之道。
有钱人购买土地，是为了享受生活；穷人购买土地，是为了增加财富。
就这样，土地悄悄地脱离贵族之手，逐渐被人民瓜分。

随着旧地主土地的丧失，大量平民逐渐获得了土地。
但是，他们是竭尽全力才实现这一目的，而且是借助极不完善的手段获得的。
大片土地日渐减少，却并没有聚集起大宗的动产。
在原来的大领地上，人民节衣缩食、惨淡经营，形成了诸多小土地所有人。

土地分割上的这些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即将爆发的政治大革命。

有些人或许认为，不必在公民社会中引入某种平等，
就可以在政治领域建立永久而彻底的平等。我认为：这些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谁都无法不受惩罚地让人们时强时弱，让人们在某个领域极端的平等，
而在其他领域忍受极端的不平等。倘若如此，用不了多久，
人们肯定要么就会渴望全面强大，要么就会变得全面软弱。
不过，一切不平等中最危险的，莫过于由于不分地而产生的不平等。

拥有土地之人，会产生特别的思想、观念与习惯；而拥有动产之人，
不会或者较少产生同样的思想、观念与习惯。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拥有大宗土地，就会以某种方式让其财富的影响限于某个地方，
让它在某些地点对某些人造成更大更持久的特殊影响。
动产上的不平等，会让某些人富有；而不动产的不平等，会让某些家族富有，
让有钱人之间产生联系，在几代人之间建立联系，并在国家中变成一个独立的小民族。
这种小民族，会在他们自己所在的大民族中，一直拥有某种凌驾于大民族之上的权力。
对民主政府而言，最为有害的正是这些东西。

最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莫过于将土地分割为一小块一小块的地产。

只拥有少量动产之人，基本上或多或少都要看他人的脸色。
他必须屈从于某一组织的规章，或者屈从于某些个人的意愿。
他被动地受制于国家经济形势的最细微变化。
他的生活不断因宽裕与困顿的无常变化而乱套。
这些支配他命运的变动，常常使他思想混乱并改变他的好恶。
小土地所有者则相反：他只听命于自身的动力，虽然活动范围狭小，但却是自由的；
他的财富增长缓慢，但却不受外部风险的影响；他的情绪与命运一样稳定，
他的好恶与劳动一样有序；因为不依赖外物，所以，他能在贫穷中坚守独立精神。

在长期屈从于贵族制的国家，属于下层阶层的每一个人，从小就养成了如下习惯：
在周围寻找一个最引起其羡慕或者畏惧之人，把中央政府视为他与当地压迫者之间的天然仲裁者，
并且往往认为中央像天神一样拥有超凡的公正与智慧。

当议会拥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权力时，中央集权就会有名无实，其原因是：
议会唯有依靠法律才能实行中央集权，而法律无法预料一切。
即使法律可以预料到一切，但是，实施法律唯有依靠官员和不间断的监督，
而立法权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议会可以集中政权，却不能集中行政。

附录三：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的简介

我是世上最不能违背自己的精神与追求而委曲求全之人：倘若无法从所作所为中得到快乐，
我就会认为自己简直不如碌碌无为之人。因此，这几年，我常常寻寻觅觅
（无论如何，我心中尚存一点安宁，让我可以跳出所陷入的心烦意乱，
而观察一下四周以及其他东西），寻觅可以从哪个主题入手，但却一无所获，
没有找到让我满意或者心动的主题。岁月如梭，人身苦短，青春已逝，踏入中年，
活动范围日蹙。身处孤独之境，油然而生的百般思绪，也可说是躁动不安的心绪，
自然而然地催促我更加认真深入地寻找计划写作之书的主题思想。
我袒露自己的想法，就是想征求你的意见。我只会考虑当代主题，而且事实上，
公众与我都感兴趣的，唯有当代之事。人们过多关注当今世界呈现的壮哉奇哉的景象，
乃至无法好奇地关注历史。可是，该选择什么样的当代主题呢？
最具有原创性以及最适合我之心性与习惯的主题，就是自由评判近代社会，
就是观察思考当代社会，就是展望不久的未来社会。

昂佩尔的评述极其详尽，我们只能再引述如下一些话语：“透过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
我们非常惊奇地了解到，几乎所有被视为大革命的成果或者战利品的一切东西，
早已在旧王朝中存在：中央行政集权、行政监督、行政管理模式、
保障官员不受人民起诉制度、官职繁多而人浮于事、征兵制度、巴黎的优势地位、
财产的过分分割等等，所有这一切，在1789年之前就已经存在。
从那时起，就无所谓地方政治生活，贵族只剩下头衔与特权并对身边事务无法再拥有任何影响力，
御前会议、省督或者省督代理人主宰了一切，或者说，是国务委员会会议、
省长和市长主宰了一切。就连市镇要翻修教士宿舍或者修建钟楼，
都得花足足一年的时间，才能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如此情形，世上极为罕见。
在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中，有一精彩附录专门论述说：
倘若领主不再能够有所作为，除了在少数三级会议行省外，市政府也将毫无用武之地。
自路易十四把市政府变成其营业所并明码标价卖官鬻爵后，真正的城市议会几乎均已绝迹。
这场伟大革命的实施，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赚钱目的。
如此之事，诚如德·托克维尔先生所说，为历史所不齿。
中世纪常见的英雄市镇移植到美国，演变为美国的乡镇，实行自理自治；
而在法国，却变得不理不治，国家还袒护为所欲为的官吏，让他们免受被害人的起诉，
而且国家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在阅读这些内容之际，
人们就会思考，大革命为何会发生，大革命改变了什么。
在其他几章，作者就极其出色地阐明了它为何发生，何以产生如此变化……”

托克维尔与泰纳之间的联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差异，
也许可以解释为是由各自知识结构不同所产生的。托克维尔接触社会学问题，
主要靠实践经验以及深入研究行政史与行政法律制度，而泰纳接受的主要是文学、
哲学与艺术方面的教育。兹摘录泰纳书信中的一段话（前引书，第二卷，巴黎，
1904年，第263页以及随后几页），以揭示其政治哲学观点。
在1862年10月，泰纳写道：“我确实拥有政治、宗教理想，但是，
我知道这种理想不可能在法国实现。这就是我为何只能是思辩家而非实践家的原因。
德国施莱艾尔马赫尔时期或者稍后英国的新教自由，堪比如今的比利时、荷兰、
英国的地方自由或者城市自由，均采取中央代议制度。
但是，新教与法国人的天性相违，地方政治生活与法国社会、财产结构相违。
因此，唯有淡化过分的中央集权，说服政府在其利益范围允许人们拥有一些发言权，
减少天主教与反天主教之间的暴力行为，让大家控制各自的情绪。
必须将其力量引向其他方面，例如，引向理论科学，引向优美文风，引向某些艺术领域，
引向精致的工业技术，引向优雅的社交生活，引向无私而普世的思想，引向促进全民的福祉。”

人们在思考，大革命在现代社会确立了社会地位平等，但是，
谁敢说大革命不会像昔日罗马帝国那样为新式专制暴政铺平道路？
没有哪位政论家比托克维尔更为敏锐，托克维尔最先触摸到这种思想。
他是拥有这种思想的第一人，他在具有极其独到见解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
就在身居和平、温和、立宪的时代，向现代各国预示了‘恺撒式专制’的危险。
这一令人震惊的预见，在当时并没有任何条件、任何事件、任何明显的征兆可资利用。
后来，他的上述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为历史事件所证实，
而且他在传奇式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著作中，以最为罕见的洞察力，
再次对上述思想加以论述和发展……”我们无法完整地引述雅内的透彻分析，
只能摘要如下：“因此，托克维尔在某种意义上是为大革命辩护，
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在批判大革命，但是，他不同于大革命的一般批评者或者拥护者，
不会采取他们通常对革命采取的行为。他为大革命申辩，
阐明大革命并非如保守派所说的那样标新立异、那样荒诞不经。
他认为，大革命试图根据纯理性以及抽象权利与人道思想，创建全新的社会秩序，
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大革命所实现的，也只是此前所有时代已经准备好的东西。
所以说，大革命在历史上是正确的，在哲学上也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托克维尔企图让我们关注大革命可能产生的后果：
新专制主义、民主专制或者军事独裁专制的建立，抹杀个人、无视权利的结局，
中央集权吞并一切地方权力并消灭各种权威的全部生命力。

《1850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

前言

现代人沉溺于自我的焦虑而遗忘了对伟大和德性的追求，
因此民主时代的平庸和堕落会让追求德性和伟大的人感到焦虑；
而现代社会中上帝的不在场让现代人陷于对生命意义的焦虑之中。
民主社会最迫切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沉溺于第一种焦虑之中甚至不会再产生后两种焦虑。
因此，托克维尔首先致力于说明第一种焦虑可能导致的平庸、堕落和罪恶等种种危险，
而试图借助于通过政治自由和宗教来培育道德和友谊。
如果在一个民族实现了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结合，良好的民情成为政治的基础，
公民的友谊成为城邦的纽带，那么这第一种焦虑是可以得以克服，或至少是可以被缓解的。
至于对伟大和对生命意义的焦虑，在托克维尔看来，这取决于人们自己如何在政治、
友谊和宗教中去面对了。一个没有能够拥有确定信仰的人竭力强调宗教对于现代心灵的意义，
并非一个有隐微教导的人提倡一种显白的教导，
而是常常对帕斯卡感佩不已的托克维尔对人生的某种深切理解。
不过托克维尔远没有对人产生厌倦，他一直拒绝戈比诺宿命论的种族主义，
而是相信“如果想要从别人和自己那里获得巨大的力量，我们就不应该蔑视人”（第32封信）。
根本上，托克维尔是一个有宗教情怀而敢于直面人生之不幸的人文主义者。

致欧仁·斯托菲尔

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要灰心？这个世界上无疑存在不公正和欺诈，
但你是在等待这方面的证据以使自己确信这一点吗？当然不是的。
所以，我们不能不与敌人一起生活，因为我们不能把任何人都视为朋友，
让我们从人的本来面目来看待他们，满足于他们身上的那些美德，
尽可能地减小他们的邪恶给你造成的损害，把自己局限在知心朋友的圈子内，
而在这个圈子之外，则只能期望隐藏或公开的冷淡和漠然，而且还要保持警惕。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亲爱的朋友，我看到你再一次倾听良心的呼声而不是这个世界的声音。

1823-1832

世上的所有景观中，大海是在童年中最让我心动和向往的，
我渴望体验一下它现在带给我的是什么感受。

沿泰晤士河前往伦敦，航行在河两侧的船只之间，穿过那里展现出的英国的全部富庶。

我对法律的了解就好比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对科学的了解。
我头脑中只是些尚未成形的东西，仅此而已。一遇到实际应用，我完全不知所措，
我的缺陷让我灰心丧气；我肯定是最差劲的；虽然我也像所有人一样，
内心深处有种骄傲之情，它告诉我，当我和同事们一样干过那么多的工作后，
我至少会与他们一样的出色，但我感到非常受挫。
这些天来，我总觉得自己心中有某种胜过别人的欲望，它将无情地搅扰我的生活。
——眼下我还有另一个缺点，我很难习惯于在公众场合下讲话；我总是在斟酌字句却词不达意。
我发现自己身边有些人，他们思考很差，但讲话很好；这总是让我很愤怒。
我觉得自己比他们出色，但当我想表现出来时，我又觉得自己不如他们。
不过我发现巴黎掩藏着许多其他我不知道的才智之士［……］角度。

我的生活远离整个社会、与心灵的所有情感都疏远了，所以我担心两件事：
第一，我担心自己像大部分的同事那样，随时间的流逝而变成一台法律机器，
成为专业化人士——如果确曾有过这样的人的话——他们无力判识伟大的运动、
领导伟大的事业，但他们很适合去推断出一系列公理、发现事物的相似性和矛盾性。
我宁愿把书烧掉也不愿陷入那种境地；不过，日复一日的影响，其后果谁能预料到呢？
谁能说人可以不服从普遍的法则呢？第二个担心的事是，由于迈向［……］一个目标，
我在生活中仅仅只能看到这一点，你知道，我对这个抱负一直有某种偏爱，
我完全专注于它，它吞噬了所有其他的情感，
而如果——因为这太有可能了——它得不到满足，这会让我感到悲哀。

友谊这种美好的激情就是这样，
在我看来，关于友谊的理想只是我们年少时激昂的想象力所构想出来的。
不过，我的生活阅历越是深入，我越是相信，我所构想的友谊事实上是能存在并始终保持其特质的，
但它无疑不会存在于所有人当中，而是存在于某些人当中。
不是所有的年龄都能产生友谊，但当它产生时，我看不出何以年龄会削弱乃至改变它的性质，
对于那些理解友谊的全部价值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会一直照看它，
决不丝毫败坏那唯一能维持友谊的东西——这就是事无巨细的信任。

该女士是年已四十五春

一句话，这是个没有根基、没有回忆、没有偏见、没有成例、没有共有的观念、
没有民族特性的社会，但它比我们的社会幸福百倍。但更具美德么？我很怀疑。
而这就是出发点。如此多样的因素，是什么构成它们联系的纽带？
是什么从这一切中创造了一个民族？利益。秘密就在这里。
个人利益每一刻都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公开出现，并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来表达自己。

领土区域十分明确，各州根本没有敌人，因此也不需要军队、税收、中央政府；
行政权力机构只是选举团体的意志的临时执行者，仅此而已：
它既不给予金钱，也不给予权力。既然这样的局势还会继续维持，
谁会为了获得权力而去自寻烦恼呢？

人人皆能合理地期望幸福美好的生活，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热爱劳动，未来就有保障。

美国人在追求世界上的所有价值时，只考虑一个问题：这到底能赚多少钱？

至于性格的不稳定，可以说到处都体现了这一点：他一生会从事、放弃、重操十来种职业；
他不停地搬家，总是在筹办新企业。与世界上的其他人相比，
他们不太担心所获财富遭受损失，因为他们知道，获得新财富是件多么容易的事。

让人无所事事的财富所造成的一切不良习气，他们都没有：他们的习惯是有节制的；
为女人花费的时间很少，或根本没有，女人只被视为一个家庭的母亲或家庭主妇。
民风是纯洁的，这一点无可置疑，欧洲的那种浪荡子（roué）
在美国是完全没有的；发财的欲望引导和支配着一切。

从早到晚，我们与所有阶层的人一起生活，我们的英语说得不好，但听力还不错，
很少漏掉什么东西，此外，我们认识了解的欲望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能很好地适应，接受各种信息也很快。

但是父母、朋友、一个部分来说由老人或病人构成的家庭，
这些都使我思绪紧张，使我心怀恐惧地注视着未来。

坏的方面是：无节制的发财欲望、暴富的欲望，各种欲望永远处在变动之中，
对变迁的持续渴求，古老传统和风俗的完全缺失，商业和赢利思想被运用到一切事务上，
即使是与这种思想最不相容的事务。这些至少就是纽约的外部面貌……

在法国，信教者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表现其信仰。
似乎这些教徒受某种激情的驱策，这一激情支配他们使他们成为其行动者。
确实，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些粗野之人，他们甚至连宗教这个名字都厌恶，
甚至不能很轻易地区分善与恶。但是，无论是前一种人还是后一种人，
我认为在美国的新教群众中都不存在。人们信仰一种宗教，
就好像我们的父辈在五月份吃某种药，如果没有给身体带来什么好处，
他们也许会说，至少没有让身体变坏，并且遵守常规也合乎时宜。

他们在近似、大致之类的思想折衷中生生死死，从不关心探讨事物的本质；
他们也不去扩充自己的教派。

出于绝望他们摒弃了对于真理的追求，再次重缚手脚投身于“权威”的控制之下。
对他们而言，理性是个负担，他们愿意欣然牺牲之。他们成了天主教徒。
另外，天主教教义能强烈地控制意识和灵魂，它比新教更适宜于人民。

思想和情绪可以听从人的自然偏好。

他们在这种自然宗教中看到的只是所有来世信仰的缺失，
并径直堕入唯利主义的教条中。

但它把人类分为幸福者和入地狱者，在尘世间造成分裂，而这种分裂本应只是来世的事，
它孕育了不宽容和狂热主义。而别的宗教则宣扬宽容，信赖理性，
把理性作为自己的象征；但它没有获得任何力量，
只是一件毫无活力的事业，没有力量，几乎也没有生命力。

现在，财产的分割十分普遍，财产转手之快超乎我的想象。

因为没有哪种人类的力量能改变继承法，而由于这个继承法，我们的家族将会消失，
财产将会转入别人之手，财富将日益趋向平等化，
上层阶级将融入中等阶级，后者将为数众多，并会到处建立它的平等。

生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尽可能去忘却个人的存在。
我想，当人们听说一个离职的大臣因为野心得不到满足而痛苦，人们会指责他。
但我认为他们首先是因为无所事事而痛苦。当一个人成为大臣时他就完全不是他自己了，
他再也无法适应全部时间独处的生活。他像一个结了婚的老光棍。

当人们刚迈入青春时代，会觉得自己面前的整个人生就是一个幸福或不幸的整体，
这个整体会成为你的命运。我并不这样看，我们的期望或恐惧过多。
几乎没有哪个人一直走背运，也没有谁一直都幸运。所以，生活既不是非常美好，
也不是很坏，而是某种由好坏两方面所混合的中等事物。不应对它有过多的期待，
亦不应对它有过多的恐惧，而应努力把它看作既不令人厌恶也不让人狂热的东西，
看作一个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能终止，重要的是使之变得能为人承受的不可避免的事实。
请您不要认为，我是在未经内心激烈的斗争而对人生产生如此看法的，也不要认为，
我一直都有这样的认识；像您和所有人一样，我觉得自己内心也有一股强烈的激情，
它驱使我追求无限的幸福，并且让我认为，没有这种幸福便是一种莫大的不幸。
但是，请您相信，这是一种应与之斗争的虚弱情感，它不是男子汉的气概，
也根本不会产生男子气的东西。生活既非享乐也非受苦；
它是我们承担的一项严肃事务，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好地完成它。

还有一种年少时的空想是特别需要提防的。当我开始思考时，
我曾认为这世界上满是已经被证明的真理，所要做的只是去好好观察和认识它们。
但当我试图对事物进行认真的思考时，我发现的只是些纠缠不清的疑惑。

我认为怀疑是我们天性中最大的不幸之一，我把它仅置于疾病和死亡之后。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生来就能成为自由的，但可以肯定的是，
与四十年前比起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无能不知减少了多少。

一平方英里养活的文明人是野蛮人的十倍；道理证明，
只要文明人可以定居的地方，野蛮人就得让出地盘。

这是条巨大的黄色河流，平缓的水流穿行在最荒僻的原野和森林中，春天泛滥时，
它用淤泥肥沃土地。地平线上看不到丘陵，只看到森林，森林，还是森林；
芦苇和野藤；四周是深邃的静谧，杳无人迹，甚至没有印第安营帐中的炊烟。

看来每个人都同意，他的国家的政府不过是“所有事物中的一件”。
每个人都越来越关心个人利益。只有那些总为自己谋取权力而不考虑祖国的强大和光荣的人，
才会高兴看到这样的症状。

这个国家物价之昂贵超乎我的预计。要想在伦敦过上稍微得体一点的生活，
每天不花上12或15法郎是不可能的。我说的还只是住宿、饮食，而且我还尽量节俭。
您可以想想，在一个一切都得花钱的城市，不可预见的开支会有多少。

难道我不正是在死亡的领地么？我从各个方向察看这片废墟，
并让可能沉睡了许多年的东西重新在我的脚下发出回响，随后我回到中心点，
坐在一块石头上，仿佛堕入梦游之中，
我的灵魂似乎被一种莫可名状的力量拖入过去的岁月。

不再存在的东西真的比从未存在过的东西具有显著的优越之处吗？
它们都只因为那些关注它们的人的意志而存在。如果想象中的事物比现实的事物更为迷人，
那么对于前者的关注为什么要少些呢？

像所有人一样，我的生命还有好多年，一旦我的书出版、青春岁月过去后，
我不知道该如何度过那些岁月。这个想法让我疲惫，而且经常会产生强烈的悲伤情绪；
但我尽量不去想这些，我承认这一点，但我这样轻易地一天天打发日子，
这解释了那种我曾在很多人身上看到的灵魂状态，
此前我一直觉得这种状态是种捉摸不透的神秘。
几年前，我总是十分吃惊，人们如何能倒着走向未来，他们甚至不太想掉过头来。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值得人们去努力，这就是人类的善。
有的人以蔑视人类而为人类的善而努力，而别的人则通过爱人类而为之努力。
在第一类人给人类提供的成效中，我们总是碰到一些不完善的、粗暴和高傲的东西，
它们无法产生信念和感激。我很想成为第二类人，但我经常不能够如愿。
通常来说我爱人，但我老是遇到许多灵魂卑贱因而令我厌恶的人。

在评价别人时，我应提防自己个人的看法，应更多地针对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他们的心灵。

竭力摆脱现状吧，否则你会丧失寻找能理解你的精神理想的人的动力。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你还不了解自己吗？你不知道你本来的趣味爱好和自己的习惯吗？
说到成功，有谁会知道成功之前的点滴呢？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没有确定的东西来教导你。
你所知道的确定无疑的一点是，你正当精力充沛的盛年，
政治事件使你不能在公共部门施展运用这种能力，
而你的天性又拒绝去为私人生活中的琐碎之事操心，
所以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你的思想活动有所归依，
否则你甚至还不如那些成功操持自己事务的人。

我觉得社会所处的状态就像一个臂膀受伤的人，坏疽已经生根并到处蔓延。
如果要截去患病的手臂，这个人肯定非常不安，而且手术可能是致命的，
但是独臂活下去难道不比带着双臂死去更好吗？

当我们看到同伴身处险境时，我们有责任去帮他；强者多干些，弱者少干些，
但虚弱并不是袖手旁观、拒不合作的理由。所以我对自己说，
如果你要发表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它就不会引起人的注意，
而我的虚荣心会受到伤害，但仅此而已。

我仍将认为，在英国，富人一点一滴地把社会条件给予人们的几乎所有利益都据为己有。
如果从您提出的狭义意义上来理解这个问题，即使我们承认，
穷人耕种别人的土地比耕种自己的土地能暂时获益更多，但您认为土地占有权不附带有政治、
精神和思想上的利益吗？这些利益不是更多地补偿了——
最重要的是以一种永久的方式——您所指出的不利之处吗？

在我启程前，如能与您共度两个小时，我将十分荣幸。

我善良亲爱的朋友，愿神陪伴你，愿他让我们重逢于比现在更美好的时光。
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我越来越以一种我过去认为仅仅是源于年少时的狂热的观点去看待人生：
人生是一个平常的东西，其价值在于人们只是利用它来完成责任、
为人们服务、使自己在人们当中居于一席之地，仅此而已。

当我偶尔迫使自己看看报纸或进行一次理性化的交谈时，我努力去理解我从中得到的东西。

更让我吃惊的是，您竟从希腊文来阅读这个希腊人，而我，说来惭愧，只能读译本。
作者对于美德和邪恶同样都很了解，但这种认识对他的判断和他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

人们只是对还活着的事物有强烈的热爱。

在巴黎过了几个月后的回家途中，我一直在思考，是否真的存在原则？
遵循这些原则是否是好事？今天的社会被拙劣的阴谋所支配，卑鄙的江湖骗子在利用社会，
几乎无处不在的卑劣行径大行其道，特别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社会中，
无私精神惊人地匮乏，甚至更为宏大个人利益也很缺乏，在社会上也看不到——
当我考虑这些时，我有时在想，被我视为偶然性的东西到底是否是普遍的规则？
就是说，我们眼下看到的，是否是人类的自然行为和永恒状态？
今天的人是否已经达到了它的高度？难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浸润着伟大的激情——
我根本不是说美德、由可悲的旦夕之间的利益之外的其他动机所引导的政治世界么？

我告诉过您是什么造成了失败。一方面是政府代理人的阴谋，
另一方面是下层阶级盲目的民主激情，最后还有我的对手的金钱。
亲爱的朋友，我不怀疑，当金钱不与贵族结合在一起，
并且金钱还有对贵族的仇恨作为辅助时，它将有什么样的力量。

这些人物被还原为人时，他们比我们想象中的巨人和那些静止不动的巨大雕像更能打动人。
他的书让我十分着迷，以致有时我担心自己会变成像堂吉诃德似的疯子。

在这些事上我们应互相帮助，应不断互读对方的著作。

亲爱的朋友，当我看到今天的公众人物，
为了其最卑微的眼前利益而出卖在我看来同原则一样严肃而神圣的东西时，
我真是有种说不出的憎恶。我们所见的这些朝三暮四的行为，
它们对我内心的伤害可能比反对派的所作所为对我的伤害还要严重。
它们让我害怕，让我暗自思考：这世界上除了利益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东西？
人们所谓的情感和思想，是否只是出于利益的行动和表白？
能让我与这个时代稍微作调和的，是我在迄今认为最美好的古代时期所看到的类似情况，
这得益于冒失而饶舌的普鲁塔克。这能稍稍提高一点我们当代人的地位，但却降低了普遍的人。
不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最近得出了一个看法：如果想要从别人和自己那里获得巨大的力量，
我们就不应该蔑视人。还有一天，我曾作过这样的思考：
当我在脑海中回想那些最能震撼人类的想象力、最历久弥新、最具光辉的思想作品时，
我发现它们大多是这样一些书：它们深深浸透着美与善的伟大原则、
关于神之存在和灵魂不朽的崇高理论，它们最好地突出和阐发了这些原则和理论。
因此这就是最成功的文学作品的最持久、最重要的因素；这就证明，人类心灵以最热烈、
最持久的方式热衷于这些原则和理论。例如，如果柏拉图没有对永恒的向往，
没有探讨令他心驰神往的无限，让他只剩下那些过时的言语、
残缺而且通常是可笑的科学、早已离我们远去的辩才，那么他就会被人遗忘，
其作品也不堪卒读了。但柏拉图所论及的是我们天性中最高贵最恒定的本能，
只要有人在，他就会有生命力，他甚至会吸引那些对他一知半解的人，
并将永远是思想世界中的一位巨人。

我们两人当中，谁的思考方式更合理呢？事实上，对此我一无所知。
我认为，结果总是您比我了解得更好，但我比您了解得更多。
我桌子上胡乱地堆放着一些奇怪的书，四个月来我几乎一直在看，如果您见到会笑的。

1839-1847

不幸的是，你试图救治的疾病几乎无可救药，因为它是——至少大部分是——由个人的构成
（organisation）造成的。这种组织应当加以改变，但也不能指望去毁灭它。
有时它构成我的力量，许多其他情况下则是我的弱点。
正是这种思想的焦虑，这种折磨人的焦躁，这种对强烈而经常性的感受的渴求，
在父亲身上存在，并且常常发展到幼稚的程度。有的时候，这种性情给人巨大的激动。
但对于具有这种性情的人来说，它更为经常地是一种无端的折磨，一种徒劳的躁动，
一种巨大的痛苦。我经常就是这种情形，我很容易看到这一点。
我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快乐，而且我还给了周围的人一个很好的不快乐的理由。
另外，我强烈地意识到，这种性情会在行动中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找到了一位最称意的妻子。我缺少一些美好的东西，很多人会因为缺少它而不幸，
我也渴望它，但并不狂热，譬如巨大的财富，还有，我告诉你，孩子。
当我想到孩子的时候，我确实非常渴望有孩子，但我并没有十分强烈的做父亲的欲望。
那么我还缺什么呢？你已经想到并说出来了：头脑的宁静和欲望的节制。
我的生活阅历足以让自己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美好的事物，
它带来的享受能完全吸引我，让我满足。

其中一派梦想着征服并热爱战争，这或是因为战争自身，或是期望战争能引起革命。
另一派热爱和平，但我并不害怕说他们的这种热爱并不诚实，
因为它唯一的原则并不是公共利益，而是对物质享受的嗜好和心灵的软弱；
这一派愿意为和平牺牲一切。

为了安逸而牺牲被视为其光辉的东西，为了卑微的事物而牺牲伟大的事物；
允许这样一个民族认为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变小了，认为它已经从祖先曾达到的层次上跌落下来，
认为它必须以铁路建设、以和平环境下（不管条件如何都应获取和平）
增进私人的物质福利来自我安慰——所有这些都并非积极健康的。

您不认为这样的局面反复出现不会损耗一个民族的意志吗？
您认为这是适合于我们的治疗方案吗？难道不应该有坚定而独立的呼声
来抗议这种软弱来维护民族大众的利益吗？那些没有任何党派联系、
显然也既没有波拿巴主义倾向也没有革命趣味的人，
他们应该以言论来再次提升和维持民族的灵魂、
努力遏制把人们日益拖向物质享乐和卑微的满足感的虚弱趣味。
亲爱的密尔，如果我们不再拥有自豪感，我们可能会遭受不可挽回的失败。

我们今天最少见的东西就是激情，真正可靠的、调节并引导生活的激情。
我们不再知道希望、热爱、仇恨。怀疑和慈善（philanthropie）
使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无能为力——无论是最邪恶的还是最高尚的，
我们围绕着一大堆卑微的东西沉重地滑行着，那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吸引我们，
甚至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感到强烈的反感或者能抓住我们。

这样我又堕入了自己哲学的病（mon mal philsophique）中了。
请您原谅，因为这也是一种友谊病。人们跟朋友交谈就好像是对自己说话。

脑力劳动总让我感到疲惫，尽管我很少全力以赴；
我担心最终会丢掉脑力工作的习惯而染上幻想的习惯，即浅尝辄止。
我觉得自己以前能更为持久、更为深入地关注于某一事物。
我想，这样充满活力的思想活动会随着体力的恢复而重新到来。
而我的心情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宁静过了。目前这种孤独、安宁、平静的生活，
对我而言充满诱惑，我以前简直无法相信会如此强烈地品味着它。

我把自己比作高速转动的齿轮，但由于没有传动系统，它什么也没做，什么作用也没起。

我只有一个易受攻击的地方。
我的出身及我家庭的看法可能使人们相信我与正统主义者和教士站在一起，而且，
我没有像您那样娶一位拉法耶特将军的孙女为妻，这就自然使我的敌人不断攻击我，
不仅攻击我的行为，而且还有我的意图，不仅攻击我的举动，还有我的名誉。
一旦他们的虚荣心受到刺激，他们总会对我发动攻击，
而就在他们对我进行卑劣无耻的战争的第二天，
而在这一导致我们产生分歧的问题上，您也公开与我保持距离。

没有什么比从蛰居生活向旅途生活的转变更为危险的了。
因此我仿照赛马师俱乐部中业余选手驯马的方法，就是他们所称的“训练”。
在阿尔及尔的一个月中，我为逐步改变自己的习惯而努力，使自己习惯于剧烈的锻炼，
特别是骑马，每天我都要比前一天做得更多一些。

这个国家堕入了严重的冷漠之中，那些最可怕的迹象表明，这种冷漠在不断增长，
我们都会把这种冷漠看作当前最大的不幸和危险。这种不幸的原因很多；
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公众之中有一种日益深入人心的信念：
政治生活无非是一场人人都在追逐胜利的游戏；除了把政治当作工具的个人野心，
政治中没有任何严肃的东西；政治领袖们只是些演员，他们甚至连戏剧的成功都不关心，
只在意他们个人角色的成功，为这样的人物、
为这样的演出而投入感情是受愚弄，简直是一种愚蠢和耻辱。

政治自由一旦确立下来，一旦在和平的环境下得以施行，它就会把人们推向实践活动，
驱使人们追求物质和享乐，并激发起发财的欲望。反过来，这些追求和欲望会窒息宗教激情。
但是，这只是政治自由所带来的遥远而次要的后果，
这些后果对政治激情本身的损害几乎与对宗教激情的损害一样。

1848

我曾跟您说，我估计会有一场大的工业危机。
我担心它将超过我自己的思想所能给它划定的限度。
有理由担心，巴黎的所有银行家都会在几天之内暂停支付。
昨天，高米中央银行已经破产。证券交易所本来准备重开的，这个消息传来后它又关闭了，
恐慌情绪难以言表。舒适的生活随工作一起消失了，而一部分间接收入又随舒适的生活而远去。
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向国库的请求，国库也从来没有如此接近于被掏空。挽救措施在哪里？
要是还有教会和流亡贵族的财产就好了，这样还可以用它来作抵押发行纸币。
在今天，已经不可能触动某人的财产而又不干扰所有其他人的产权了。
现在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其他生财之道。

所有有产者当中，今日最受威胁的是那些拥有以某种特权为基础的流动产权的人，
如法官、诉讼代理人、公证人、律师、医生。自由公社、职务向所有无地位的人开放，
人人有权做任何事，这样的极端民主理论对他们的威胁最大。
他们太聪明了，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的利益，再加上他们的理智，
将强有力地把他们推向试图控制而不是加速这场动乱的人一边。

在农业中，不是工人缺少工作，而是到处都缺少工人。由于地产的分割，
“出租”自己劳动力的工人数量几乎不够充足。折磨大工厂工人的危机是短暂的，
尽管它相当剧烈，但并没有超过众所周知的限度。引起这场大动荡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
而是观念：有关工人与资本的相对地位的虚幻观念，
关于社会权力在劳资关系中可以履行的角色的夸张理论，
过分的中央集权的信条——这些信条使得很多人相信，他们不仅可以依靠国家来摆脱苦难，
而且国家还可以给予他们富裕和安逸。您可以理解，对于这样的精神疾病，
一项济贫法并非特别有效的药方；但我远不是说不应该求助于济贫法。
我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满足人民的这一正当要求；但依靠这个法律，
我们并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因为（我向您重复一遍）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观念，
而非物质需求。

这场革命总体性的、真实的原因在于一种可憎的精神，
在整个王朝期间它都一直是政府的动力所在，这就是欺骗、卑劣和腐败的思想，
它煽动并败坏了中产阶级，使它完全丧失了政治见解力，而提供给它的则是一种利己主义，
这种利己主义是如此愚蠢，以致中产阶级到最后完全与产生它的人民分离了，
它让人民任由别人去指引，而所有这些人都以帮助被抛弃的人民为借口，
把那些错误的思想装进人民的头脑中。

最迫近的困难来自于财政状况。如果我们继续批准开支而收入又持续下降，
那么我们很难避免财政危机，这种危机的后果谁也无法预料。
［即使财政秩序稍稍恢复，要想制止个人苦难的恶化仍然是十分困难的；
到冬天，这种苦难可能变得十分严重，以致单是这种苦难——而不必与政治激情结合到一起
——就足以使社会面临全面动乱的威胁。］这些是最直接的危险。

们没有看到人类历史上这场大革命的开端，我们也不会看到它的结束。
如果我有孩子，我会不断向他们重复，我会每天对他们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这样一个社会，我们身处其中就应该事事都要好自为之，要对一切都做好准备；
因为在这种环境中，任何事物的命运都是不确定的；我特别要向他们补充的是，
正是在这个国家，你们才不要指望可能被人夺走的东西，不管那东西是什么，
你们只应考虑如何取得只会因生命告终而失去的东西——力量、勇气、知识和积极行动的精神。

部长们之间缺乏信任，正如议会对他们也不信任一样。您还看到了选举的结果。
更为严重的是，路易-拿破仑在巴黎获得了提名。
人们现在知道，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不是得益于社会主义者，而是因为国民卫队，
他们受贫困驱使而感到绝望，就像贫困曾驱使工人走向街垒一样。
这一症状，再加上外省出现的很多其他症状——它们反映了人们对共和国的恐惧，
表明人们会以怎样的狂热去接受任何东西，只要它不是共和国——都在所有人
——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的头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1849-1851

很可能已经有人给您写信说，建立帝制的尝试迫在眉睫；而且这只是一个更重大、
更具决定意义的事件的十分切近的前兆；这是一种最普遍的看法，我敢说，
各派领袖们也很愿意这样想，但他们都深感不安。我认为他们错了。
我对总统有相当研究，对于他，我有自己的看法。总统是个十分偏执的人，
只有到咽气的时候他才会放弃帝制的想法；他十分大胆，以至于鲁莽和疯狂；
但同时他又是个迟钝麻木的人，不可能连续作出两个重大行动。
他刚刚大大地满足了一下虚荣心；他觉得自己把议会和各派领袖羞辱了一番，
而且在法国人的眼里，他的形象大为提高了。

莫莱永远是个待价而沽的人。他是这一伙人中最龌龊的阴谋家。
他让我想起了那种已经没有能力做事但还去勾搭姑娘的老色鬼，
这种坏毛病已经变成他们不可克制的劣根性。

此外，议会中的一部分人期望得到地方的满足，而且他们一个一个会因此被收买。
新内阁会毫无顾忌地努力满足他们的希望；它会双膝跪在多数派的面前，请求他们的宽恕。
内阁的多数成员是些卖身投靠者，他们平庸而怯懦，
这样的内阁会努力在议会多数派和总统之间达成和平，
以便使这个他们感到日益接近的政变尽可能地不那么猛烈和危险。

我们的旅途十分愉快，到这里时身体很好，只是非常疲惫。
随后的一周内，我的身体好得出奇。但最近几天，我又变得虚弱了。
我没有患病，但没有锻炼使我感到疲倦，我的精力尚未恢复。
我最近患上的病根本没有在其影响的器官上留下任何特别的痕迹；
但可能它使得所有器官都出现了全面的衰退，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恢复。
这个康复期——因为我的确在康复——使我相信，青春是一段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
二十年来您一直跟我唠叨的那些衰老的最初症状，终于开始兑现了。
我不知道您是否在我这种日渐冷漠的感受力中也看到了衰老的先兆。
我确实比以前更有耐心、更冷静，脾气也不知平和了多少。
正如您看到的，我的消极品质正在增长。我变得淡泊随和；尽管我近来的哲学是这样，
但在这种孤独中，我却不能不去热切关注在这个大舞台上——您将继续生活于其中——
发生的事情。革命的时代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不允许对政治漠不关心和自私自利。

历史教导我，经历过世界曾经目睹的宗教和社会组织之毁灭者，
无一能预言乃至想象后来之事：这种毁灭无法阻止基督教取代偶像崇拜，
仆人服务取代奴隶制，蛮族人继承罗马文明，封建等级制取代蛮族。

到现在为止，我最成功的一点是评论事实，而不是叙述事实；但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中，
我的专长只能偶尔间断地、作为次要手段施展一下，
否则就会弄得不伦不类，使叙述累赘不堪。

当我跟一些人闲聊时，我觉得自己是行走在一所疯人院中。
确实，我并不具有作为错觉之母的激情。我没有激情，我怎样才能有呢？
目前呈现出的所有解决方案中，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只有那些差劲的选择留给我。
人们生活在关于这个国家的真相的错误认识中，生活在对于军队的幻觉中；
对于后者，一位我不想透露其名字的将军昨天曾相当精确地描述他的想法，当时他说，
“军队是个有良好教养的年轻姑娘，她所请求的无非是自我献身，
但她不容许别人强奸她，而只会在祖父母的许可下自愿服从”。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您的衰老吧，此刻您拿它来供我消遣，而且带着某种令我发笑的忧郁。
如果您说起这事只是为了取笑，那我十分希望分享这个笑话。
但如果您的话当真，那么您可不能归入无助者的行列，而肯定是要归为疯子一类。
因为对于您要进行的事业来说，您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时期。
我承认，要是让我们去做25年前喜欢做的事，我们可能是有点老了；
但对于其他事，我则不那么认为，我想告诉您，
我生命中还没有哪个时期比现在更适合于去判断，因此，就我们的职业来说，
此刻是最适宜于行动、思考和写作的。这对您肯定也是一样的，因为您我是同代人，
而且您比我更健康。真实的情况是，两年来，您经受过特别痛苦的考验，
这很容易造成暂时的精神疲惫。但是，就在我刚刚跟您谈起这些事的时候，
我深信您的坏运气现在快到头了，因为每件事情中都有好运，就像赌局一样，
或者说，人生只是一盘很大的赌局，人有时会输，有时会赢，当然这需要运气和技艺的结合，
直到有一天，死亡把色子突然打翻，赌局猝然中断。
我相信，现在可以享受一段多年来未曾经历的幸福时光。
您毕竟找到了一个小小的隐居处，没有这个小地方，既不可能有完全的安宁，
也不可能有完全的快乐，您拥有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每个父亲都渴望有这样一个儿子，
眼下，又有了第二个会给您的老年带来快乐的儿子，而且他肯定会像第一个那样成长。
我并不怀疑，在所有这些美好事情的影响下，您那位出色而富有魅力的夫人，
她的心灵肯定能恢复并重新找回失去的宁静。

路易·拿破仑为了掩饰他刚刚在法国内外犯下的破坏法律的大胆行径，到处散发谣言，
称他只是预先对议会的敌对措施采取了防范，因为议会正在策划反对他的阴谋，
如果他不攻击议会，议会就会攻击他。这种辩解对我们法国人来说并不新鲜。
过去60年中我们所有的革命都曾运用之。国民公会的成员在把对方送上断头台时，
总是把他们的对手看作阴谋家。

两个小时过去后，这群人被赶到楼上的营房中，他们大多数人就在那里过夜，没有火，
几乎没有食物，只能躺在床板上。剩下来的事情无非是把这些有尊严的人送到监狱中去，
并非因为他们有任何的罪行，仅仅是因为他们保卫法律和自己的国家。
为此采用了最折磨人、最无耻的手段。向监狱运送苦役犯的囚车拉了过来。
于是这些曾为国服务、为国增光的人被关到这些车辆上，像运送三群罪犯一样，
分别被送往瓦列良山的堡垒、巴黎的马扎斯监狱和万森监狱。
两天后，政府慑于众怒，释放了大部分被关押的议员；
但有一些人还在监禁中，既没有自由，也不让接受审判。

卡芬雅克，这位在六月的日子里曾拯救了巴黎和法国的人，
这位上次竞选中路易·拿破仑的对手，竟在重罪犯的囚笼中关了一天一夜！
我且让每个诚实的人、让每颗诚实的心灵去评论这样的事情。
这些尤甚于那不勒斯国王之行径的粗暴举动能在英国找到其辩护人吗？
不会的；但英国只知道事情的一小部分。当这些事实为世人知晓时，
我呼吁英国作出更恰当的判断。

这是对人身的侮辱。现在让我说一下那些公共罪行。
出版自由被破坏到连帝国时代都未曾听说的程度。大部分报纸被取缔；
还能出版的报纸不能有一句涉及政治的话，甚至不能刊登任何新消息。
但这还不是全部。政府公布了一份组成所谓“协商委员会”的人员名单。
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让法国人相信，行政当局并没有被我们当中所又有威望的可敬人士抛弃。

先生们，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境地。暴力在推翻法律，在践踏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
在嘲弄民意，而这个政府正是冒充民意行事的——法国被强迫脱离自由民族的联盟，
套上这个大陆上最专制的君主制的枷锁——这就是政变的后果。
如果英国人民的判断赞成这种血腥的军事暴行，如果我所讲述的事实——
我保证它们是完全准确的——不能激起你们的义愤，我将为你们也为我们而哀悼，
为全世界法制自由之神圣事业而哀悼；因为英国的公共舆论是捍卫自由的大陪审团，
如果它的裁决判定压迫者无罪，那么被压迫者将只能求助于上帝了。

1852-1856

革命者的最恶劣的方法被用来挑动仇恨，特别是用来平息保守派的恐惧。
实际上，在我们的历史上，应追溯到公安委员会和恐怖统治时期才能看到与今天类似的情况。
而且恐怖中还在罪恶中保留着某种虚伪的司法公正形式，今天连这种虚伪都没有了。
那时候人们至少还假装对那些要被处死的人进行审判。

但是，当看到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竟鼓掌称庆时，当觉得它不是受到了压迫，
而是成为压迫者时，这才是真正可悲的。有两件事再清楚不过：
第一，路易-菲利浦时代那个伤风败俗的政府导致了人们灵魂的软弱；
第二，猛烈，特别是疯狂的二月革命使这些软弱的灵魂中产生了可怕的恐惧感，
他们愿意满怀喜悦地承受一切，甚至愿意支持一切，只要那曾扰乱他们的享乐、
现在仍威胁着他们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幽灵能销声匿迹。

命运的偶然和二月革命的创造者放在他面前的享乐中黯淡下去。
我觉得他越来越缩回到像路易·菲利浦的原则中：对外胆小无能，对内推行工业政策；
一个人们无法回应的媒体为他涂脂抹粉、描红画绿。
目前这种状态的国家中，没有任何光辉的美德能像这些庸俗的恶习一样为他效劳。

政府已经完全走回到路易·菲利浦的体系中：对内实行恶棍统治，无节制地发展物质利益；
对外极端低调，但尽可能地显示武力或发表高傲的言论，以作装饰。
我坚持认为，东方问题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它已注定在所有“实质性”问题上保持退让，
顶多只是在圣地问题上满足一下自尊心【7】。不过，如果在这方面一无所获，
如果这样一桩冒失地开始的事业以如此怯懦的方式了结，人们也会平静地吞下这种耻辱。
但法国人民对此有何了解？进一步说，这个问题与他们有何关系？
由于公开性的缺乏和管制的影响，巴黎人能够通过他们的劳动和帮助专心致力于赚钱，
其数目是此前的各政权下未曾见过的。我听说，巴黎近郊尤其得到照顾，而且不无成就。
穷人相互揭发对方是社会主义者，以便能得到一点好处。请不要跟我说什么人民，
或那些从气质上说是人民的人；这些人只有本能而没有原则；
他们偶尔能被突然推到英雄主义的高度，但一般来说他们是在阴沟里挣扎。

您询问起我们的打算。此刻在巴黎附近要找到可以购买，甚至可以租用的房子都很困难，
而且我们希望能过一年节俭的日子，特别是，我觉得我妻子必须有一段长时间的、
不被扰乱的休息，这一切使得我们考虑今年夏天和冬天能住到外省一个非常安静的小角落里。
我们很愿意回托克维尔，如果我们可以在那里度过夏天和冬天的话。
但我的健康不允许我们此刻冒这个风险。所以我们曾考虑去卢瓦尔河谷，
布卢瓦或图尔；布卢瓦考虑得更多些，因为它靠近巴黎，还因为贝拉姆夫人【8】的缘故，
她现在已经老了。那里气候温和，乡间很宜人。生活得越久，
我越是觉得不需要外边的娱乐；这是迄今我在衰老过程中的唯一收获。

您对我的想法相当的了解，难道您不知道，我仅认为制度只对人类的命运有次要的影响力么？
但愿我更相信制度的无比威力，那样我对我们的未来有更多的期望；
因为也许有一天，命运的偶然会让我们碰上一张写有治疗我们所有弊病的药方，
或是遇上一位知晓这一药方的人。但是，唉！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类东西，我深信，
政治社会不是其法律创造的东西，而是组成社会的人的情感、信仰、
观念以及心灵和头脑的习惯所预先决定的，是创造社会的天性和教育的结果。
如果我不能在书中的每个部分都揭示这一真理，
如果这一著作不能让读者不断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反思，
如果它不是时刻向读者指出（不过并不敢奢望教导读者），
能导致繁荣和公共自由的情感、思想和民风到底是什么，
哪些又是不可避免地使他们远离自由和繁荣的缺点和错误，那么，
我将根本不会达到我的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

人们并非因为过多的不幸而陷入革命，而是由于过多的进步而陷入革命。
当到达楼梯的中间时，人们会直接从窗口跳了下去，以便早日下到最底处。
人类几乎总是这样。人们几乎从来不是在事物处于最可憎的状态时推翻它，
而是在它开始改进之时，当人们可以喘口气，可以思考，可以交流他们的想法，
可以以他们已然具有的东西来衡量权利和苦难之时。
到那个时候，负担虽然较轻，但看起来更难以承受【13】。

当看到这个本性依旧的民族总是如此固执地拒绝自由，如此易于堕入奴役之中，
看到它不仅承受着枷锁，而且像得胜凯旋一样为之兴奋、激动不已地亲吻枷锁时，
怎能不令人悲伤呢！别人能容忍其主人，但法国人自从不再试图摆脱任何法则和权威后，
就成了唯一把他们的奴役视为光荣并为之兴奋的民族，他们和那些被投入巴士底狱的法国人一样，
那时他们还以这样的话聊以自慰：至少人们不能否认，我们的主子是世界上所有国王中最强大的。

看起来，组成人类的不同家族，它们有自己一定的倾向和性情，
这些东西是从上千种不同的因素中产生的。但这些习性、这些天分是不是不可克服的呢？
这个问题不仅从来没有得到证实，而且它本身就是不可证实的，
因为这不仅取决于过去，还要考察未来。我可以确信，如果尤利斯·恺撒有充分的时间的话，
他会很愿意写一本著作，以证明他在大不列颠岛上碰到的野蛮人与罗马人根本不是同一种族，
后者的天性注定要使他们统治世界，而前者还只能在偏僻的角落里艰难度日。
罗马人，牢记要以权力统治人民，我们的老朋友维吉尔曾这样说【17】。
这些人类家族，从外表看他们之间以某种深刻而长久方式存在着差异，
他们在所有时代中都可以通过明确不同的特征加以区别，并可被归为属于不同的创造物。
从这一点来看，这个理论可能不那么靠不住，并且更容易提出来——虽然在我看来它并不更加确定。
但是，当人们在一个大的人类家族内部如白人种族之中进行考察时，
思考的线索就会消失，每一步都会陷入迷惘。对于那些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其起源的可见痕迹的人，
要通过历史或传说来了解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比例上混合在一起的，
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这更难以确定的问题吗？这些事件都是发生在遥远的野蛮时代，
它们留下的只是些模糊的传说，或是些不完整的文献。
您认为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不同民族的命运，您就已经大大阐明了历史吗？
从世界开始以来，众多伟大的思想者在某些人物、某些情感、某些思想、
某些信仰的影响中寻找事件的原因，
您认为科学偏离这条人们走过的道路可以在确定性上有很大进步吗？
您的理论并不比他们的理论更可靠，但愿它对人类更有益！显然恰恰相反。
对于生活在野蛮、麻木、奴役当中的懦弱民族，若劝说他们相信，
他们的处境是其种族天性使然，没有任何办法能改善他们的状况、
改变他们的风俗或政府形式，这样做有何益处？您难道没有看出来，
从您的理论中很自然就会推导出永久性的不平等所能产生的一切罪恶如傲慢、
暴力、同类之间的蔑视、暴政和各种形式的屈辱吗？亲爱的朋友，
您认为要在使人们实践道德真理的品质与您所称的社会能力（l'aptitude）之间区分，
您想对我说什么呢？它们是不同的东西么？
当人们对公共事务的运转方式作较长时间和较为切近的观察时，您难道不认为他们会深信，
公共事务的成功恰恰也是以在私人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方式实现的吗？
您难道不认为，勇气、活力、诚实、远见、良好的意识是使帝国也是使家族繁荣的真正原因么？
一句话，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他们的命运难道不是他们意欲创造的么？
我暂且说到这里；请允许我们的讨论到此为止。

他考察了俄国唯一有趣的、有时还十分重大但又是唯一没有人去观察的事情：人民。
我在这本书中发现了大量我不知道的事实，
我觉得这些事实使人们大大了解我们欧洲这一鲜为人知的部分，如果它确实仍属于欧洲的话。
我不想过多地说起俄国那些令你不快的事，因为至少你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它很好；
所以我仅仅想说的是，在读过哈克斯特豪森的书之后，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更缺乏去沙皇的帝国生活的兴致。
使这个社会在我看来不宜生活的首要原因是单调乏味；
我们只要在听别人描述乏味时就能感觉到这种乏味。自由制度下的一致性尚且总让我厌烦，
但对于那种奴役之下的彻底的一致性，对于那些全无二致的村庄，
对于那些在最愚昧的精神状态下从事着相同的劳动的全然相似的人民，究竟该说些什么呢？
低声向你坦白说，我宁愿选择混乱的野蛮状态。

在上个世纪，人们对于运用于自身的力量、对于各民族影响其命运的力量，
曾有过夸张而稍显幼稚的信心。毕竟这是个时代的错误，高贵的错误，
虽说它导致人们干下了许多蠢事，但它也催生了许多伟大事物，与这些伟大事物比起来，
我们的后代会觉得我们很渺小。革命带来的疲惫、激情造成的厌倦、
众多恢宏思想和宏大希望的破产，都把我们推向了另一个极端的对立面。
以前我们觉得可以改变自己，现在我们认为无力进行改革；以前我们有种极端的骄傲，
现在则堕入同样极端的卑微中；以前我们认为无所不能，今天我们觉得一无所能，
我们更愿意相信，斗争和努力从此成为徒劳，我们的鲜血、
肌肉和神经将永远比我们的意志和品德强大。这正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病症；
这病症与我们祖先的病症恰成对比。您的书无论以某种方式进行讨论，都助长了这一病症，
而不是对其进行斗争：即便您不愿意，
它把您同时代的人已然过于软弱的灵魂进一步推向了软弱。

有一天，我与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普鲁士人（他在那里当了十年的大使【29】）
进行了一次谈话，我觉得谈话相当有趣。他最主要的工作是监管移民事务。
当他对我说，去年移居美国的德国人达到难以置信的14万时，我大吃一惊；
而且移民还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行。以前，移民的只是穷人；但是今天，
。我问他，这些移民一般来自哪些国家，什么原因使他们移民。
来自普鲁士的移民相对来说很少。14万德国移民中，普鲁士人只有1万。
但他们几乎全是很有教养、很富裕的人。其他人主要来自德国中部的一些小国，
来自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的移民也很多。根据这个人的看法，
所有这些德国人都把他们的思想带到了美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它们。
他们保持着自己的语言；他们与当地人的来往不多，一般仍是聚集在一起，
虽然他们通过模仿最终学会了美国的部分政治习俗——第二代尤其如此，
但他们依旧是个特别的和外来的因素。总之，他的话证实了我一贯的想法：
不同于英语民族的外国人迅速涌入美国，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
这将使民主制度的最后胜利成为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我忘了跟您说，
我的这位谈话者把今日大部分家庭离德赴美，
归因于他们已经移居美国的亲人或朋友的再三劝请。
但促使这些人移民的德国原因是什么呢？

两个世纪的绝对主义政府、60年的中央集权制、十分漫长的对行政体制的依赖风气
——无论是官僚还是被统治者都是如此——造就了他们的公共风尚：
就是说，他们要么屈从于奴役，要么倾向于革命。当这些人到达美国时，
你们能让他们做些什么呢？不过，抵达美国的人数每天都在增长，
有人向我确认说，每年达14万。不管你们的吸收能力多么强大，
你们要快速消化这么多外来团体，以便能将它们融入你们的社会实体中，
并把他们变成自己人，以便他们不能扰乱经济和你们社会的健康肌体，
这确实是件难事。我希望你们放慢移民的增长速度。
但你们命中注定要走向强大和危险。

我们每天都在继续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寝和工作；
现在我们还在那里面吃饭。如果天气更冷一些的话，我们就不会做事的。
不过我已习惯这种生活，当我觉得自己精神好的时候，
我觉得这间陋室住起来相当舒适。到现在为止，寒流的回潮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不适。
一周以来，我每天到森林中散步一个多小时，从未间断。
雪景中的参天树木让我想起了我们曾穿越过的田纳西的森林，那时天气更加恶劣，
而今都快25年了【33】。画面中的最大的差别就是我自己。
因为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二十五年就是整整一场革命。我一边在雪中前行，
一边伤感地思索着。但是，当我回顾这些年之后，我想如果我重新开始这四分之一世纪，
我想做的事与我已经做的不会有太多的不同，于是我又感到宽慰。
也许我会努力改正细节上的错误，防止一些明显的蠢行，但整体而言，我的思想、
我的情感，甚至我的行为，都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也清楚地意识到，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对于人的总体看法很少变化。关于年轻时的幻想和成年时的幻灭，
人们谈论得很多。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我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
人类的缺陷和弱点从一开始就映入我的眼中，至于当时我所发现的人的优良品质，
我不能说此后我没有遇到近似的东西；这段短暂的回顾使我心绪更好，
而当我想起那个与我一起在孟菲斯捕猎鹦鹉的朋友，直到今天他依然是我的知己，
而时间只是使我们之间当时存在的信任和友谊更加紧密，这更让我焕发生气。
这想法让我觉得比考虑所有其他事情都更让人快乐。

确实，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每十五年就要来一次革命，
就像农夫每年都要用犁犁地一样，把上面的土翻到下面，下面的土翻到上面。
但这是人人共有的命运。我们的许多同代人已经被这种命运埋葬；
我希望它只是把我们覆盖起来，最终我们将随时间和勇气而突破它，重见天日。

“不管怎样，地球还在转！”【42】不管人们怎么做，真理将永存，
自由仍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但是不久之后，谁还会配享有自由呢？
有件事或许是令人愉快的，如果它没有这一如此令人悲哀的方面的话，
这就是听到英国的资产阶级对贵族说：“除了让你们来统治之外，我们并没有要求更多的东西，
但你们只会犯错。”然后贵族回答资产阶级说：“为了迁就你们，
我们的贵族制几乎处于半解体状态，为了统治，我们需要你们，
但你们的行列中不能产生天才人物，甚至连一个可供我们利用的突出人物都没有。”
双方都有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英国既没有它从前的主人的才智和精力可资利用，
也没有民主赋予其美国孩子的那种粗糙但却强大的奋斗精神。
今天它只有一个平庸而软弱的政府，这个政府不足以应付战争，
现在连应付和平都可能有些困难了。幸运的是，人民还是平静的，
他们最初的骚乱将可能十分危险。

沙皇尼古拉的死很可能会导致和平。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
这完全取决于驱使路易·拿破仑运转的那种神秘想法，没有人知道他的想法，
我想，即使是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也不知道；对于像我们这样生活在他的对立面的人来说，
就越发不知道这个想法了。如果他真的想要和平，那将会使他成为超级和平主义者，
相反则是个极端好战分子。因为他的态度既能轻易地导致和平，
也很容易给战争带来痛苦的结局。人们所要做的只是提出交出塞瓦斯托波尔的条件，
限制俄国船只在北海的活动；年轻的沙皇【43】并不是非放下武器不可，
他父亲也是如此，也许他比他父亲更能这样做。不过，如果非要我打赌，我会赌和平。

如果过去是场梦，那么我们至少不能失去现在，应让它产生某种更为切实的东西。
不管我的人生可能安排得多么出色，但对于像您这样一位勤奋而又聪明的人，
如果我看到您并不是按我们有理由期望的方式去生活，那么我是绝对不会感到满意的。
这个话题我不想再说了。我怕您会厌烦。您只需知道，
我经常想到这件事，而且总是带有遗憾。在我们过去的生活之后，
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兴趣强烈的脑力工作是幸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它；不管表面看来如何，我敢确信，您永远不会有颗平静和满足的心，
除非您能碰上那种脑力工作。我成布道者了，坦白地说，我经常遭遇可怕的沮丧；
有时我一连几个小时或几天沉浸于无尽的苦涩和悲伤之中。
当把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想象、愿望和期盼与我们眼前的景象作对比时，怎么会有别的情绪呢？
但这恰恰是我所做的并仍在不懈地坚持做的工作——我做这一工作
（我是说受到热情激发的工作）是为了摆脱我的境况——使我十分希望您也能备有类似的药方。
您不像我那样急切需要它。您的精神气质不那么焦虑。
但处在我们的处境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没有它。
至于我，如果不是找到了这种工作的话，我肯定会忧郁而死。

这病的年头几乎跟我一样老，要从中完全恢复并不容易。
不过几年来我一直努力与它斗争，而且我肯定已经大大削弱了它的威力。

我把自由看作首要的善，我一直都这样认为；我一直认为，
自由是孕育刚毅的美德和伟大的行动的最肥沃的源泉之一。
无论是安逸还是富足，都不能使我远离它。相反，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
我是说最诚实的人，因为其他人的情感对我来说无足轻重——
他们只梦想着如何在一个主子下尽可能地自得其乐，而最终在我的内心中投下混乱及某种恐惧的，
是他们看来要把对奴役的爱好变成美德的一个因素。我也想与他们那样去思考、
去感受，但我做不到：我的天性抵制我这样做，甚至比我意志的抵抗还要强烈。
在这一点上，一种不可驯服的本能迫使我跟过去始终如一。
夫人，当我生活在这种精神孤独中，觉得自己与这个时代、
与这个国家的思想环境格格不入的时候，您很难想象我体验到的痛苦，通常还有残酷。
我觉得，这种人群中的孤独比荒漠中的孤单还要严酷。因为，我可以向您坦白我的弱点，
孤独总让我害怕，要想快乐，甚至要想得到安宁，我总需要——这并不总是和明智的——
身边有一些帮助，总希望能依靠我的一些同伴的同情。那人独居不好【48】：
这句深刻的话尤其适用于我。

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一本书的成功更多在于读者已经具有的思想，
而不是作者自己表达的思想。

别再对我哀叹老年和独孤正在给您造成的影响。您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个人，
只是现在您更有价值。所以我希望把校样给您看看，希望得到您的建议；
如果博蒙夫人允许的话，我也很希望能让她过目，因为她在文字方面具有绝妙的鉴别力，
而且还有与生俱来的崇高思想。校样的往来不会很麻烦。
更为麻烦的是如何使我的头脑保持从事有益的工作所必需的状态。
您知道，我的头脑很容易患病，这病我只能跟我最好的朋友们说。
在检查我的作品时，最初创作时的兴奋过去之后，接着就是痛苦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沉。

时间——我还要加上辛劳——并不能为所做的工作增添价值。
所有从事并不轻松的工作的人都有同样的幻觉；这也是另外一些人的幻觉，
他们经常认为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但实际上是一堆微不足道的事情时。
总之，在这一刻，我可以回答你们说，我并不感到骄傲。这就是对我精神状态的总结。

1856-1859

我很想像一个我在美洲碰到的同胞那样，当他有什么紧要的事要告知他的朋友们时，
宁愿跑上百里路，而不是写信。这种做法和我的一位邻居大不相同，他不善言辞，
但习惯于动笔，所以，如果有人在交谈中把他推向了稍微激烈一点的争辩，
他会马上离开，骑上来时拴在门口的马，快马赶回自己的城堡，
为的是写信告诉别人他应作的回答。

您反对一切近似于奴役的事物，听到您如此高尚地谈起这些，我是多么高兴！
我十分赞成您的观点：更为平等地分配世界上的财富和权利，
人类事务的领导者们应以此作为他们最伟大的目标。
我只是希望，政治上的平等在于所有人都同样平等地享有自由，
而不是今天有人经常提到的那样，所有人都平等地屈从于同一个主人。

这种活跃而杰出的思想表明，这是一代学会自己去思考和感受的人，
而不是像今天的人们一样，在难以言表的贫乏苍白的陈词滥调中喘息。

我们四周是以欧洲各种主要语言出版的最好的书。只有卓越的书才可以进入我的图书馆；
因此藏书不算多，特别是19世纪的书不占多大地位，告诉您这一点就足够了。
我们时而朗读这本书，时而朗读那一本。我们好像是要强迫那些才华横溢的作者同我们交谈。
时间就在这平静的消遣中悄然而去。我们总是觉得它过得太快，而且人生确实在朝前迈进。
人只有到变老时才能真正从生活中获得益处，这确实很遗憾。

我早晨的时间都得用于研究工作，白天得到田野里监督工人干活。
此刻我们在进行一些重要的工作，我们尽量加快进度，以便把外面的活料理得差不多。
这事完了后，我们就只有一些琐碎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只有在拥有许多工人
的条件下才耐得住乡间生活的闲散者，他们刚刚安顿下来就立刻感到厌倦。

从心里说，只有在父亲和妻子那里，才有真正的和永远的深情。
与这种情感比起来，所有其他的友谊都只是不完整、不够有效的感情。
我希望你能找到这种幸福，既然你能理解并渴望它。但若以法国的方式结婚，
这种幸福很难达到；在这里，处理这一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一般说来还不如买双手套慎重。

非常感谢您劳神就我的那一丁点儿农业事务给我写信。这农事一直让我很是操劳，
虽然我只能经营很小的规模。我所有的土地都租出去了，只有邻近我房子的几块草场除外，
我在那里饲养牲畜，收割干草。这样做既足以使我对所有一般性的农业问题都兴趣盎然，
又足以给我的孤独生活带来很大的乐趣。我的日常生活分为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
中午之前我是个作家，中午之后我是个农民。我的书从未让我忘却田园工作，
虽然后者经常在我和书打交道的时候分散我的精力。
夜晚来临时，我和妻子一起回到那个巨大而古老的壁炉前，壁炉里闪耀着明亮的火光，
我的很多先人就曾坐在壁炉前。我们一起重读那些最让我们高兴的书，时光就这样流逝。
您知道，我们在乡间的习惯跟你们有点不同：我们在夏天招待朋友，冬天过隐居生活。

我不发烧，睡眠和食欲接近于健康状态；但我喉咙发紧，周身不适，只能待在房间里，
对一个像我这样习惯于每天在户外待上五六个小时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受了。
我希望并相信，天气转好时这种困难状况会过去。
一个月来，我们这里刺骨的寒风让大地和人们的喉咙变得极其干燥，可能您那里也一样。
我觉得从未见过现在这样干燥的天气。农民需要雨水，但可能其他地方的人希望干旱，
这些相互矛盾的愿望可能对老天爷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去看望一个已经年满九十六岁但仍充满活力、头脑像你我一样敏锐的老人。
他原是位本笃会修士，一位文人和有头脑的人，虽说他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和信仰，
但正像复辟时期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深陷于大革命的原则之中。
他曾与革命前夕和革命开始时涌现的思想和行动人士相往来。
他住在离我只有几里的地方，生活十分隐蔽（他隐居在距我几里之外的地方）。
那天我去看他。他坐在一堆小火旁，周围是他正在研读的大部头的经典著作，
他仿佛还要完成他的学业。一个在旧君主制时代生活了二十七年，
1789年时年纪比我在1830年时还要大，并作为一个已然成年者目睹了三级会议最初的举措、
追踪了制宪会议业绩的人，您能想象在面对这样一个人时是何种心境吗？
我觉得这个老人比他的年纪还让人惊叹。他的思想肯定装在一个密封严实的瓶子中，
就好像水果不与外界空气接触时能够保鲜一样。我注意到，在法国，
思想和精神方面的热度是与年龄成反比的。现在，越是年轻便越是冷静，
热情随着年龄而增长。在那些十八岁的聪明人看来，像您和我这样的人就是可笑的狂热分子。
根据这个新规则，这位百岁老人应当是一团火。当这个老人谈论89年的企盼和伟大的自由事业时，
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可以这样说，
要让他承认我们此刻拥有的制度就是大革命的缔造者们想要的制度，这是非常困难的。
我问他是否觉得法国在精神方面大有改观。他答道，“哦，先生，当我回想起年轻时的精神状态，
那种活力、那种观点的真诚、那种对个人和公共舆论的尊重、那种无私的政治激情，
我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他又以十八世纪的神情坦诚而夸张地握住我的手，说道，
“哦！先生，我们那时候是有事业的，但现在人们只有利益。过去人与人之间是有纽带的：
但现在没有了。人活得比他的国家长久，先生，真让人悲哀！”

我本想把我妻子带到温泉去，以治疗折磨她的肝痛。
但我已经对让她离开这里不抱希望了，她很怕旅行奔波，而且很喜欢我们所过的隐居生活。

要使人类的思想活跃起来，需要强烈的恨、炽烈的爱、远大的希望和坚强的信念，
但是现在，人们对一切都意念不坚，对一切都没有爱，没有恨，人们没有什么希望，
除了在交易所中赚钱外。迄至今日，
法国都没有这样一种让它如此长时间地沉迷于物质享乐的气质，
如果回答来一场使其重新振作的运动的话，这一运动同样能重新激发法国的文学活力。

我相信，神已赐给我对于伟大行为和伟大美德的天然爱好，
然而当这种伟大事物总是在我眼前飘荡而我却一直无法把握时，我很失望；
我的灵魂希望生活于一种理想的创造当中，而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时代却与之相去甚远，
这令人悲哀；我相信这些不会因年龄而有丝毫减弱的感受，
是导致我一直未能克服的内心的苦痛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这种苦痛还应归因于多少其他并不那么美好的因素呢？
您的宽容可能会使您的目光偏离这些因素，但我自己，不允许我不去观察它们，
不允许我再看到它们之后仍然向一双充满善意的眼睛隐藏。
如果从最难看的一点来开始我的坦白，夫人，
您相信这种精神上的不安主要难道不是源于终生激励我的对于成就、影响和声望的激情吗？
这一激情有时能促成伟大的事物，但它本身显然并不伟大。
这是作家们通常有的一点坏毛病。对此我也像别人一样无法逃避。
我的第一部著作出版后，我曾长期什么也没写，以至于作家这种与生俱来的毛病几乎已经好了，
或至少是已表现出别的症状，但上一本著作又使得旧病复发。
它使得一个老人的缺点、他的焦急以及总是比他的成就更为巨大的欲望，
再次完全暴露于世——即使这成就足以让一个理智之人满足了，
但我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完全是这种人。这是一个十分好笑的造成焦虑的原因；
还有另一个原因，它值得同情！这就是一个向往确定性但又不能把握它的人的不懈然而徒劳的努力；
他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这种确定性，但比任何人都更无法平静地享受它。
目睹人类生存之问题总令我不断感到操心和苦恼。我既不能探究个中奥秘，
又无法不关注它。它时而令我奋起，时而又让我衰颓。我觉得人生于此世不可解释，
于另一个世界则是可怕的。我坚信是有另一个世界的，因为绝对正义的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一观念；
我也坚信在这个世界中善恶皆有报偿，因为神已让我们区分善恶，并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
但除了这些清晰的观念之外，所有超越此世界限的，我觉得都被令我恐惧的黑暗笼罩着。
我不知道是否跟您讲过，童年时的一件事给我的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童年之后的那些年里，我好像被封闭在某种孤独中，受一种永不餍足的好奇心的驱使，
这好奇心只能在一个图书馆的书籍中得到满足，我开始将各种思想观念胡乱塞进头脑中，
而这些思想本来是属于另一种年纪的人的。到那时为止，
我的生命都是在充满信仰的内心中度过的，这种信仰甚至不允许怀疑渗入我的灵魂中。
这时怀疑进来了，毋宁说是以一种闻所未闻的狂暴袭来，这不仅是对某个事物的怀疑，
而是一种普遍的怀疑。我突然经历了一种目睹过地震的人们所谈及的感受：
脚下的大地，四周的墙壁，头顶的天花板，手中的家具，眼前的世界，所有一切都在振动。
我被最黑暗的阴郁困扰、对我还没有认识的人生感到极度厌恶；
看到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走的路时，我因为恐惧和混乱而感到难以忍受。
强烈的激情将我从这种绝望状态中拉了出来；它们将我的目光从心智的废墟转向可感知的事物；
但我青春时代（当时我16岁）的感受又不时再次困扰着我；我重新审视这旋转的心智世界，
在普遍的动荡中我感到迷茫和狂乱，这动荡推翻或动摇了我的信仰和行动所依据的全部真理。
我向您描述的这悲伤而可怕的病症，夫人，
我不知道是否也曾以同样的力度和同样的真实向别人讲述过这一病症。
那些未曾或不再体验此种苦痛的人该是何等幸福！

1835年托克维尔第二次前往英国时遇到了密尔。同一年，密尔在《伦敦评论》
上对《民主在美国》的第一部分撰写了评论文章，称托克维尔是19世纪的孟德斯鸠。

《1850托克维尔回忆录》

这部作品将是一面自我消遣地从中观看我的同时代人和我自己的镜子，而不是准备公之于众的画像。

从整体来说是坚定的，有时在虚荣心和利己心的驱使下有点鲁莽，气质内向，处事中庸，
表现平凡，但在追求物质财富时除外。这种精神与人民和贵族的精神混在一起，
可以做出非凡的事情，但它只能创造出无德和没有伟业的政府。
妄想领导一切的中产阶级，像以前担当过领导和将要担当领导的贵族一样，
要成为统治阶级，沉湎于他们所夺取的权力当中，而且马上便受利己心的驱使，
对政府进行私人企业式的管理；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把国事按照私事处理，
在一些小的福利方面又把人民群众忘得一干二净。

什么办法使自己变成一切业务均按分红的原则办理，而让股东可以收回投资的工业公司的情况，
恐怕一无所知。这些罪恶来源于统治阶级的天性、它的绝对权力、当时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本身。

数年前我和迪沙泰尔先生为改革监狱制度而携手进行的斗争，使我们开始接近，还建立了某种联系。
他一点也不像我上面说过的基佐：他身体健康【52】
 ，举止文雅，而基佐虚弱瘦削，说话生硬，有时尖酸刻薄【53】
 。对方的信念越炽烈，基佐的怀疑心越重；对方越能积极活动，他越能以柔性的冷静【54】
 对待，他的强大身躯包含着非常柔韧、非常细致、非常精密的精神，
 使他能够令人钦佩地理解政治事务，可以在谈论问题时表现出优势，
 清楚地看到人的不良欲念，特别是他的党的不良欲念的要害，并善于及时地除掉这个要害。
 他没有偏见和私仇，态度和蔼令人容易接近，当他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时他随时准备承担义务。
 对自己的同行不卑不亢，友好亲切。总之，他是一位既不能不尊重又不能不憎恶的人物。

我一直认为，司法官员不应成为政治家，而像埃贝尔先生这样的例子，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他虽然当了大臣，但骨子里还是总检察长时期那一套。他有干这种职业的性格和容貌。
你可以想象出这种人的面孔：一张小脸又瘦又狭又歪，两鬓下凹，
额头下面是尖鼻子和尖下巴颏，两只眼睛干瘪但很有神，紧闭着薄薄的嘴唇；
你还可以丰富一下你的想象：嘴上一般横叼着一支长羽翎笔，好像猫的竖着的胡子；
你可以给这样的人画出一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食肉动物那样的肖像。
但是，他既不笨，又不傻，而是性格顽固，不柔和，不知道迁就和随机应变，
终因不会以不同的方法处世而情不自愿地陷入无力自拔的地步。
基佐先生为了不让妥协使和解拴住自己，
是需要在这种环境下把这样的说客雄辩家派到议会的讲坛上去的。
这位先生在会上的发言过于大言不惭和具有挑衅性，以致巴罗几乎不知不觉地大叫起来，
用多半是杀气腾腾的口气，怒不可遏地大骂，查理十世的大臣波利尼亚克和佩罗内
都不敢这样狂言。

如果想到这些人的绝大多数不仅在政治观点上，而且在最敏感的私人利益上受到打击，
则对这种绝望的表现就毫不惊讶了。导致内阁垮台的事件，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
是丧失全部财产；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使自己的女儿的嫁妆没有了着落；
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使自己的儿子官运受挫。他们将因此几乎全部不再趾高气扬。
他们的大部分人不仅是依靠阿谀奉迎【72】
爬上去的，而且有人会说，他们也是如此生活的；他们还要这样生活下去，
也最希望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因为内阁存在了8年，他们已经习惯了依靠存在至今的内阁。
他们是以在生活中养成的心安理得的讨好态度依靠内阁的【73】。
我从自己的座位上看到周围的人走来走去，看到他们在没有满足愿望之前表现出来的惊讶、
怒气、恐惧、贪婪的样子，以及惊慌的脸上出现的各种表情。
我在心里暗自把这一大帮立法议会议员比作一群猎犬，
看着他们把猎物的一半叼在嘴里，可就要被猎户抢去。

随他们来的我的表姐，因遭不幸而一直头脑混乱。她亲眼看到丈夫之死和女儿被强暴。
我的姐夫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只知道埋头工作，但他本人已不复存在。
现在我才无比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勇敢的女伴虽然在革命时期可以大力支持你，
但如果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母鸡，即使有一颗鸽子的心，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累赘。
使我特别不耐烦的是：我的表姐只哀叹自己的悲惨命运，而一点也不涉及国事。
她是一位感情容易外露，但没有深度和广度的女人。总的说来，
她是一位非常善良而又心灵也很纯洁的人，但她的精神有点狭隘，
她的心有点冷漠，并把这样的精神和心，紧紧地压在【95】
 一种并不害人的个人主义之中。这种个人主义使她只为善良的神、善良的丈夫、
 自己的儿女，特别是自己的健康而生活，对其他一切毫不关心。
 她是一个可能遇到的最善良的女人和最不好的公民。

贝多绝不是胆小怕事的人，甚至可以说不是优柔寡断的人，因为他一旦作出决定，
就会非常坚定地、冷静地、勇往直前地奔向目标。但他也有慢条斯理、
不相信自己、不敢冒险和难以想象的怠惰【105】
 的毛病。他总是在做一项工作的时候从所有方面考虑如何行动，
 先从［所想到的］最难处开始，以致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左思右想、
 不快速行动和空放议论方面。此外，他还是一个正直、稳健、慷慨、仁慈的人，
 这对在非洲打了18年战争的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为人谦逊，品行端正，
 诚实，甚至心软慈悲，是军人中间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的好人。他当然不乏见义勇为之心，
 因为他的勇气经过各种考验。他更不会有受不良动机驱使的背叛。
 因为他与奥尔良家族没有关系，所以他不可能像他的最好朋友们那样，
 甚至更不可能像这一族的一些创始人那样背叛这一族的王公。
 他的唯一不幸，是他卷进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事件，要处理好这一事件要有天才，
 尤其是特有的革命天才，而他只有一般的才能。
 这种天才主要是随着情况的变化采取行动和能够适时地改变行动。
 有关二月革命的一些回忆录，对于贝多将军的生平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使他的内心受了重伤，而且通过人们一再谈论和叙述这一时期的事件，这个伤更加重疼痛。

大家知道，这位索泽先生形貌富态，像神殿卫士那样严肃，身材高大而且肥胖，
但双臂短小。他在不安和慌乱的时候（他几乎经常如此），就疯狂地挥动双臂，
像一个溺水求救的人在头上摇晃。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坐立不安得出奇，
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下，然后把一只脚垫在大屁股下坐下，这是他在情绪十分激动时候的习惯。
过一会儿，又起来，又坐下，但什么结论也没有作出来。
由这样一个笨蛋在如此危机的日子在议会里坐镇，对奥尔良家族来说真是一大不幸：
一个不知廉耻的大无赖即将发挥他的最坏作用【110】。

我常与一些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以写历史为主的文人交往，
也认识一些专搞政治事件而不想写它们的政治家。我从中经常发现，
前者总是到处寻找一般原因；而后者则总是喜欢认为，一切事物都应有其特殊的偶然原因，
而被他们视为不断发生作用的小小动因，则跟推动世界前进的那些动因完全一样。
当然，他们双方都是错误的。

对我来说，我嫌恶这种把一切历史事件都归因于重要的初始原因的绝对系统，
因为这种系统用一个宿命的锁链把历史事件互相联结起来，
从而可以说使人类历史上的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我发现，
在他们自以为重要的系统中有偏执之处，在他们炫耀自己像数学真理的时候也有错误。
尽管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尊心和便于自己的工作而发明了这种崇高理论的文人可能不高兴，
但我依然认为，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虽然只能用偶然出现的情况来说明，
但仍有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无法说明；结果，
偶然因素或者可以说是我们知识不够而不能梳理的一大堆次要原因，
便大量进入我们在世界的舞台上所见到的所有事件当中。
但我坚信，偶然因素如果不是事先就已成熟，那就发生不了什么作用。
先前的事实，制度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习俗的状况等，
都是使我们感到惊奇和害怕的即兴表演的素材。

产业革命至今30年来，使巴黎成为法国的第一制造业城市，把一批新的劳动群众吸收到城市里来，
另一批暂时没有工作的农民群众也参加到城垣建筑的劳动中来；
对物质享受的热望，在政府的鼓励下，使这些群众本身的规模越来越庞大，
因羡慕而产生的民主主义的不满，也在无形之中影响这些群众；
各种经济和政治学说开始在群众中生根，想方设法叫群众相信人的贫困不是天意使然，
而是法律造成的结果，只有改变现存的社会才能消除贫穷；
对没落的统治阶级特别是对过去的头面人物的轻视，
已经广泛而深入地使保护政权比推翻政权对自己更有利的一些人也失去抵抗能力；
引起革命行动的中央集权，使巴黎成为指挥革命的中心，
把权力都集中在看来很完整的政府这个机器手中；最后，一切事物经常变动，
比如，动荡社会中的各种制度、思想和民风，都至少在60年间由于7次重大革命，
还不算许多小的社会动荡，而发生动摇。——上述这一切，
就是没有它们就不会发生二月革命的一般原因。而导致二月革命的主要的偶然因素则是：
王朝反对派的弄巧成拙的激情，本想改革选举制度，但却促成叛乱；
对这一叛乱的镇压最初是过火，后来又被放弃；旧大臣们的突然消失，
立即打乱政权的机制，而新上台的大臣们，在慌乱之中既未能掌握政权片刻，
又未能革新政权；这些大臣的失策和思想混乱，使他们想恢复他们曾经奋力打倒的东西都不可能了；
将军们犹豫不决，没有深得民心而精力充沛的王族，特别是路易·菲力浦国王年老昏庸，
及其令人难以想象的软弱无能，等等。他的软弱无能在已被事变证明之后，
依然是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有时寻思，什么东西能使国王的精神产生这种意外的和前所未有的意志消沉。
路易·菲力浦有过在革命环境中生活的经历，所以他的意志消沉肯定不是因缺乏经验，
也不是没有勇气和精力而造成的，但在这一天这些东西却完全不见了。
我认为，他的软弱无力来自他的过度惊惶；在没有把事情弄清楚之前，他就吓得亡魂丧胆。
二月革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意外，而对路易·菲力浦来说，尤比别人觉得是意外。
任何外来的建言，他都不准备采纳，因为多少年来他的精神都处于一种傲慢的孤独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他几乎总是依靠长期幸福的亲王们的才智度日。
这些亲王认为幸福来自天才，不愿意听任何建议，因为他们认为不必向任何人学习。
路易·菲力浦还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像我已经指出的，他的大臣们也犯过这个错误：
在拿过去的历史事实比照现在的事实时，并没有真正从中汲取教训。
这些事情虽然不尽相同，但我们仍然可以排出相继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独特的一览表。
比如，英国的查理一世，知道父亲的德政，但看到反对派势力作出的种种进步后，
却走上专横和暴力的道路；又如我国的路易十六，
知道查理一世是因为什么都不能忍耐而被送上断头台的，所以决定采取容忍一切的态度；
再如查理十世，看到路易十六的软弱无能，而自己却引起革命烧身；
最后，是洞察力极强的路易·菲力浦，他本以为，要想保住王位，不破坏法制和守法就可以了，
只要自己不违背1814年宪章，全国人民也不会违背。收买人民而不顶撞他们，
偏离宪法的精神而不修改它的条文，以恶制恶，把革命的热情慢慢地溺死于物质享乐的爱好之中。
这就是他的终生理念。这个理念不仅逐渐变成他的第一理念，而且成为他的唯一理念。
他把自己封闭在这个理念当中，依靠它来生活。在他突然感到这个理念有误的时候，
就像一个人在夜间被地震惊醒，在黑暗中房屋倒塌，觉得大地从他的脚下下沉，
在这没有预想到的全面崩溃当中感到一切都完了。

我已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不想再说一些废话来安慰自己。
我已经明白，即使一场伟大的革命能在一个国家建立起自由，
而其后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革命，也未必能长期保持一切正常的自由。


接替旧制度的是立宪王朝，接替立宪王朝的是共和国，而在共和国之后是帝国，
帝国之后是王朝复辟，后来就到了七月王朝。在这相继出现的政权转移的每一次之后，
新的掌权者在接近完成自诩为自己的事业的时候，都宣称法国革命完成了。
可悲！我自己在王朝复辟时期也曾希望如此，而在王朝政府垮台不久也还这样希望。
这是又重新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因为人们向来是这样看的。我们越往前进越远离目标，
越感到前途暗淡。我们能像其他的预言家或许也如他们的先行者煞费苦心所保证的那样，
达到我们的祖先都没见到和想到的那种十分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吗？
或者只能进入到间歇发生的无政府状态和染上老百姓熟知的不治之症吗？
至于我，我既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又不知道何时能够结束这一长期的旅程。
我已为多次迎接总是迟迟不来的轮船的到岸而累得疲惫不堪。
我经常自问：我们长期以来寻找的安定的土地是不是真正存在！
或者我们的命运是不是永远要在大海上飘荡！

这一天的其余时间，我是同我的科学院同事、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安培【3】

 一起度过的。他来看我在这场骚乱中遇到什么危险，然后让我准备晚餐。
 最初，我想同他谈一谈我的苦恼，以减轻自己的思想压力，
 但我很快发现他的感受与我完全不同，他是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
 安培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心地善良，为人温柔诚实。
 他待人宽宏，赢得人们的喜爱。他喜欢与人进行丰富多彩的、富有智慧的、妙趣横生的、
 嘲讽时事的谈话，在这种谈话中时而加上一些小小的挖苦话（其中每一句都不是大声说的，但是）【4】
 ，都能使人听来不太刺耳。遗憾的是，他总是一贯把沙龙精神加入文学当中，
 把文学精神移入政治当中。我所说的把文学精神移入政治，
 就是重视新奇的东西而轻视实在的东西，偏爱有兴趣的描写而不太爱实用，
 喜欢琢磨演员的演技和漂亮的台词而不太注意全剧的效果，
 最后是主要根据印象而不是依靠论据作判断。我没有必要说其他院士也有这样的怪僻。
 其实，各国人民都多少有这种怪僻，而法国人则是大多数最常像文人那样对政治进行判断。
 安培为人宽宏，但从未因为他领导下的同事软弱而结成终生的小圈子。
 他非常轻视已被革命打倒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最近曾支持瑞士的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5】
 ，使他强烈愤慨。他对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的憎恶，特别是他对他们的法国友人的憎恶，
 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他对自暴自弃的人恨得要死，但他的内心并不是伪君子的那种嫌恶。
 实际上，伪君子对他恨之入骨，残酷中伤，而他当然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也没有必要以他也是一位基督教徒燃起反对他们的盲目的排斥
 异己的烈火来证实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称安培是一位基督教徒，
 不是根据他的信仰，而是根据他的人生目的、爱好，而且也敢说是根据他的气质。

 安培看到曾为伪君子们【6】殷勤服务的政权倒台，心中感到轻松慰快。
 他在来我家的途中，从起义者身上看到大公无私，甚至宽宏大量和勇敢的精神：
 他被人民群众的激情征服了。

我看到他的情感不仅不与我的情感一致，而且完全相反。这种看法一产生，
我便一股脑儿地把当天早晨开始就积压在心中的一切义愤、苦恼、激怒的情感倾注在安培身上。
我当时说话的口气很粗暴，后来想起时有些后悔，但他与我有这样的诚挚的友谊，
也只能原谅我了。我当时对他说：“你对事情的经过一点也不了解，
你是用巴黎街上看热闹的人和诗人的眼光判断发生的事情。
你把这称为自由的胜利，但这是自由的最后败北。告诉你，被你如此天真地赏识的民众，
正向人们显示他们既无能力又无资格享受自由生活。你说说，经验教给了民众一些什么？
经验向他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新的美德？这种美德又清除了一些什么旧的恶行？
我告诉你，什么也没有，一切照旧。还是像他们父辈那样没有耐性，那样不动脑筋，
那样轻视法律，那样固步自封，那样冒险蛮干。时间前进了，但民众并没有什么改变，
仍然在重大的事件当中悠闲自在。他们仍像以前那样忙于琐事。”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最后两个人都同意等待将来的高明而正确的判断。
可悲，到那时候什么都晚了！

街上异常安静，几乎见不到人影，并像往常一样，巴黎在星期日的早晨，
富人还在睡觉，穷人也没有起来。可以不时地看到昨夜的胜利者蹒跚于墙边，
但是【8】，大部分时间是找路回家，无暇观看过往行人。在仍然开业的少数商店里，
可以见到一些恐惧害怕的、但主要是吃惊的资产阶级，
他们就像看完一出剧后尚在玩味剧情的真谛的观众【9】。
在这些几乎已经没有行人的街路上，见到最多的是士兵，他们有的单独行动，
有的结成一小群，都没有武器，像在寻路往家里走。这些人昨夜遭到的失败，
给他们的心中留下十分强烈的和根深蒂固的受辱与激怒的感受。
以后人们将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现在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得到解放的喜悦，呈现在这些年轻人的脸上，把他们的其他感受都掩盖了。
他们就像放了假的学生，无忧无虑地迈着轻松的步子前进。

尽管工人阶级在第一共和国的一些事件中屡次发生主要作用，
但他们不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权利上从来没有成为领导者和国家的唯一的主人。
国民公会中恐怕连一个真正民众出身的人也没有，完全是资产者和文人。
山岳派和吉伦特派之间的斗争，双方都是由资产阶级的人士领导的，
山岳派的胜利并没有把权力下放到民众手中。七月革命是由民众进行的，
但得到革命的主要果实的，是煽动和推动民众的中产阶级。
二月革命与此相反，它表面上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且是反对资产阶级的。

我看到拥有大量财富的巨大城市，或者应该说是整个庞大的国家，
被一无所有的人们掌握在手中，因为统治了巴黎的人，
可以依靠中央集权制向全法国发号施令了。
因此，他们以外的所有阶级感到的恐怖是非常巨大的。
我不相信任何时期的革命都应当出现如此巨大的恐怖，但我认为这次革命的恐怖，
只有罗马世界的文明城市在突然遭到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入侵时感到的恐怖可与之相比。

因为我们在长年的骚乱中生活过，
所以养成一种适于动乱的特殊道德和一种在动乱中生活的特殊准则。
根据这种反常的准则，杀人不受谴责，破坏也被允许，但严禁偷窃。
虽然有所谓的严令规定，但在革命的日子里，偷盗却没有稍减，
因为一个叛乱者的社会的成员几乎没有什么例外，都是一些流氓无赖，
他们依靠自己的特殊地位而不把集体的道德放在眼里，
在谁也不理他们的时候连名誉都可以轻视。使我忽然产生的另一个思想是：
胜利者没有想到自己会突然成功，而他们的敌对者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快败北。
双方的激情连点燃起来去进行战斗的时间都没有。政府就在没有保卫者和无力自保的条件下垮台了。
那些心里对政府的倒台觉得十分遗憾的人们，
长期以来也曾对政府进行攻击，或至少进行相当激烈的非难。

一年以来，王朝反对派和共和主义反对派，以完全相反的思想进行同样的活动的同时，
保持着欺人的亲密关系。双方之间的误解曾推动革命，而现在却使革命比较稳重了。
王朝被推翻了，战场也空荡荡了。在这空荡荡的战场上，
民众已经看不到他们曾经追击和打倒的敌人。民众愤怒的旧对象本身也消失了。
神职人员完全没有同七月革命后的王朝妥协，对这个王朝的崩溃也没有感到痛苦。
旧的贵族对王朝的崩溃拍手称快，而不管崩溃的结果如何。
神职人员忍受了资产阶级的排斥异己的制度，而旧的贵族则忍受了资产阶级的盛气凌人。
他们两者都蔑视或害怕资产阶级的政府。

从2月25日起，无数的千奇百怪理论，从革新者的头脑里迅猛地冒了出来，
并在群众的混乱的心中扩展。除了王权和议会，一切还照旧存在。
社会本身好像已被革命的冲击打得七零八落，
大家好像都在为将来建立的建筑物采取什么新形式而争论不休。
人人提出自己的方案，有的人还拿到报刊上发表，而另一些人则以通告的形式公布自己的方案，
即马上把方案揭示在街上的墙头。还有的人在户外发表演讲，表述自己的方案。
一个人主张摧毁财产的不平等制度，另一个人主张破除教育的不平等，
第三个人要求废除一项最古老的不平等，即消除男女的不平等。
还提出一些医治贫困和消除自古人类以来就折磨着人的劳动辛苦的特效药方。

这些理论互相之间有很大不同，常常彼此矛盾，有时还敌对。
但它们比政府还关心最下层民众，努力从他们所在的社会本身开始改革，
提出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社会主义。

共和制度将永远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出现在社会主义当中。

人们不是很早以来就看到民众在不断增强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自己的重要性、
教育水平、欲望和能力吗？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提高得不是很快，
而是刚接近人口多而就业机会少的旧社会所不能达到的地步。
原来地位低下而现在拥有权力的穷人阶级【26】
怎么会不想利用现在的权力去摆脱贫困和低下地位呢【27】？
因此，60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此而努力。民众最初想在改变一切政治制度当中互相帮助，
但后来发现他们的境遇一点儿也没有改善，或者说改善得非常缓慢，跟他们预想的速度相差甚远。
最后，必然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不是政府的组织所造成的，
而是构筑社会本身的不变法则使然。于是，他们自然要自问：
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力和权力像改变其他事物那样去改变这个法则本身呢？
财产所有权是我们的社会秩序的基础，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种所有权。
保护着、也可以说掩盖着财产所有权的一切特权已被破坏，
但财产所有权依然作为人们之间平等的主要障碍而被留下，成为这种不平等的唯一标识。
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28】暂且不说是废除这一障碍，
但至少要让废除这一障碍的思想进入没有这种特权的人们的心中吗？
民众心中的这种动荡，他们的愿望和思想的这种激扬，群众的这种需求和本能，
正在织造一幅画布，等着改革家们在上面去画他们的远大无比的千奇百怪的图像。
他们的作品可能荒唐可笑，但他们画出的形象比哲学家和政治家可能观察到的客体要深刻得多。

但几天以后，我同败北者有了往来，又会见了旧议员、旧贵族、文人、实业家、
商人和地主，当时的语言开始把这些人称为游手好闲者。
我发现革命的景象从上面看来比我起初从下面去看时还要反常，
我从革命中看到很多恐怖，而很少看到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种真正激情。
只是莫明其妙地顺从，特别是没有任何希望。我几乎可以说没有出现推翻政府的想法，
而是对它置之不管。尽管二月革命是我国的所有革命中完成期限最短和流血最少的革命，
但它使失败者的精神、心思和感情感到它比其他革命都更加全能。
我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和思想没有信仰，
没有政治热情，在失望和无益的冲动之后，所剩下的只是对舒适生活的向往，
一种非常顽强和排他的但又非常温和的感情，只要使他们感到满意，
任何政府体制都能容易适应这种感情。

于是，我发现人人都在努力使自己适应命运偶然制造的事件和驾驭新的主人。
大业主喜欢向历来与他们为敌的资产阶级和历来与他们友好的民众阶级呼吁；
神职人员又从福音书中找到关于平等的教条，并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向来重视这一教条；
资产者本人又有点骄傲地想起他们的祖辈曾是工人，
而当他们因为家谱难详而不能回溯到自己的祖先曾是依靠自己的双手生活的地地道道的工人时，
他们至少也要设法证明自己原来是个大老粗，后来依靠自己的努力才有了财产。
人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逐渐将不久前隐藏的东西公开出来，这实际上是人的虚荣心在作怪。
虚荣心这东西可以在不改变人的性格的条件下作出各式各样的表演，
它有正面和背面，但总是像一枚奖牌，翻过来翻过去都是表扬。

由于当时除了恐怖之外再无其他真实激情，并且与投身革命的祖辈的激情还没有断绝关系，
所以人们都在努力恢复祖辈的激情。这是寻找机会利用自己家族曾经有过的坏人坏事的良机【31】 。
如果一个人有幸有一个因放荡不羁而死去的堂兄弟、亲兄弟或儿子，则他可以马上功成名就【32】。
如果他再提出某一怪诞的理论而受到注目【33】，他就可以有望万事亨通【34】。
大部分政府委员和副委员，都是由这种人出任的。被人们避而不谈的父辈【35】，
如果在以前蹲过巴士底狱，而在今天，当被派到阿尔及利亚充任官员，
一举光宗耀祖，成为家庭的顶梁柱。

们总是喜欢就近观察自己，沉迷于能够打动对方的观点、关心、思想、
兴趣和爱好当中而不能自拔。这种使经常走的人都难以辨清的错综复杂的小道，
妨害着人们认清引导自己下定决心去作最重要决定的大道。

不管我遇到什么人，只要他的精神或感情中没有什么罕见的东西打动我，
都可以说我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向来认为，不管是平凡的人还是才能出众之士，
都有一个鼻子、一张嘴、两只眼睛，但我又记不住他们每个人的容貌特征。
我不断询问这些每天见面但又叫不出名字的人士的姓名，而后又不断把他们的姓名忘掉；
我绝不是轻视他们，而是不常同他们见面，见面时也只是说些客套话。
他们在领导大众，所以我尊敬他们，但他们又使我感到非常厌烦。

我有时候就想，虽然不同社会的习尚是各异的，
但主持政务的政治家的品德为什么到处都是一样的呢！说实在的，在法国，
我这个时候见到的所有政党领导人，在我看来都几乎不适合做领导人：
他们不是在性格上有缺陷就是没有真正的学识，而大部分是德行不佳。
我几乎看不到他们对人的善行有大公无私的爱好，
而我觉得自己却有这种可以帮助我克服欠缺和弱点的爱好。
于是，我发现自己既难以同这些人进行使自己满意的合作，又难以接受被他们领导的合作，
而不得不在忧郁的孤立状态下生活；人们对我敬而远之，认为我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物。
我每天都感到，有人在背后指点他们所想象的我的长处和短处。
他们说我为人机敏，观点独特而深奥，野心勃勃，其实我毫无野心；
另一些人又说我对自己不满，自寻苦恼，总是自高自大，
没有树立最大的敌人，没有太大的劣行。他们认为我狡猾，在暗中活动，
因为我总不显示自己，沉默寡言。人们说我性格古怪，对人记仇而又可怜，但这说的不对。
因为我对好事和坏事一律以近似软弱的温和的宽大态度对待，不记夙嫌而能毅然放弃，
这样的不记旧恶与其说是好像我心软，不愿意想起昔日的屈辱，
不如说是我的品德能够清除旧恶。

这种严重的误解不仅使我感到不快，而且觉得这大大降低了我的人格水平。
没有人能使表扬发挥最大的作用，
也没有人能像我需要借助公众的爱戴和信赖来使自己的行动达到可能达到的地步。
对自己力量的这种极端自信，这种不断想从他人的思想中找到某种共鸣的欲求，
是来自真正的谦逊吗？
我宁愿承认这种自信和欲求来自精神活动中的那种总是焦急与不安的骄傲自大。

我觉得我的游移不定的性格不是来自我的心力不足，而是来自我的智力受到蒙蔽。

革命把旧有党派都裹进共同的深渊，丢弃它们的领袖，破坏它们的传统和纪律。
实际上由此产生的是一个没有秩序的混乱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一切权利和制度都变得没有必要，失去作用，而以见义勇为和勇气为重；
骨气比说话的技巧和待人的方式更为重要，尤其是没有优柔寡断的精神存在的余地：
现在这样可以救国，而以前那样则会失国。

我在自己的周围不知看到了多少夸耀自己的美德以求得一官半职，而后大失所望的人！
他们之所以失望，是因为他们一生的最好时光是在批判他人的恶行中度过的，
而自己却很少由此捞到好处，但又幻想【60】去滥用自己的恶行。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这种长期未能满足欲望的生活中，使追求地位、
名誉和金钱的欲望变得更大，以致一遇到机会，就自然像饿狼捕食那样投靠政权，
而不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和能得到多少猎物。

在竞选的最后数日，我是像穷人一样在我的故居托克维尔家宅度过的。
这是我在革命之后首次回到故居。或许我将永远告别这里！
我一进故居，就感到一片广漠而独特的凄凉，以致我今天想起来，
当时看到的种种景象还历历在目。我到故居时没有人接我。各个房间空空如也，
在那里迎接我的只有我的一只老犬，窗户上没有挂窗帘，家具上满是灰尘，壁炉无火，
挂钟停摆，气氛沉闷，墙壁潮湿。这一切使我觉得故居已被放弃，即将成为废墟。
这个偏僻的大地的一角，似乎被遗弃在我们诺曼底的田林交叉地带的篱笆和牧场之间，
使我多次陷入富于诱惑力的孤独，觉得自己的思想现状【69】像似在荒凉的旷野，
但透过思想的孤独，我又感到自己好像从坟墓里走出来，
看到我的人生的最温和和最喜人的景象。我惊异地发现，在人间世界，
想象比现实更丰富多彩和更激动人心。我在目睹七月王朝垮台后不久，
就看到一连串非常可怕而又极其血腥的场面；好吧！就让我来谈谈我的感受：
这些令人惊异的场面，没有一个比我今天在这里看到的更使我伤心和更印象深刻。
我今天一看到祖先的旧居，就想起昔日的那种我当时并未理解其价值的和平和幸福的时光。
我可以说，在这里和在今天，我才更好地理解了革命的苦涩。

他们仿效过去的实例，但对这些实例又不理解，只是天真地以为，
只要号召群众参加政治生活，就可以把他们拉进政治活动，只给他们以权力而不给他们以利益，
就足以使他们爱护共和国。这些革命家忘记了，
他们的前辈在给予农民以选举权的时候并没有废除十一税，免除徭役，
废止领主的其他特权，把旧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原先的农奴，而自己却毫未放弃权力。
在建立普选制时，他们本想以此鼓励民众支持革命，
可他们给予民众的却只是反对革命的武器。但我绝不认为农村就产生不了革命激情。
在法国，种地人都有一定份额的土地，大部分人以小片土地维持贫苦的生活，借债累累。
他们的敌人已不是贵族，而是放债人。这些放债人才是他们攻击的对象。
不必许诺废除所有权，而要允许废除债务【75】。

在巴黎，再也没有财主随便使用或挥霍自己的财产或收入的日子了；
人们时而要求他们亲身劳动才可以出售自己的财物，时而要求他们停止向租户收房地产租金，
不允许他们本人依靠他人的收入生活。财主们尽量服从这一切暴政，
在暴露自己的弱点时【78】努力做到损失最小。

议会的其余议员，我看都是从旧制度脱离而来的没有经验的新手，
因为在中央集权的条件下，政治生活一直操纵在议会的少数人手里，他们没有机会参与。
一些没有贵族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经历的新议员，几乎不懂议会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如何在议会中行动和说话才得体，完全不了解议会的日常工作习惯和基本惯例，
在关键时刻态度犹豫，对不重要的事情却听得极其认真。我清楚地记得，
在会议的第二天，这些新议员都坐在讲台的周围，
鸦雀无声地仔细倾听会议主持人宣读昨天会议的记录，
表现出把这没有太大意义的行事视为大事的样子。

依然是模仿国民公会开会时的样子，陈述自己的非常激进和特别革命的观点的人，
总是坐在阶梯式议席的最高处。他们坐在那里虽然很不舒服，但却有权自称为山岳派；
像人们自愿地沉湎于可爱的空想一样，
他们也以自己能够取得这个称号以致被人视为可恶的坏蛋而非常愚蠢地自鸣得意。

这个山岳派很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集团：一个是旧派的革命家，另一个是社会主义者，
但两者的细微差别并不明显。人们只能根据并不明显的色调来区分他们：
名副其实的真正山岳派，头脑里几乎都有点儿社会主义思想；
而社会主义者则从心眼里同意山岳派的革命方式。但他们之间也有相当深刻的分歧，
使人们不能永远同他们一起前进。这一点把我们救了。
社会主义者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更准确地符合二月革命的真正性格，
以及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唯一激情。但他们主要是理论家，而不是活动家，
所以他们认为震撼社会是容易的，
而为此所需要的实践的毅力和他们的山岳派前辈拥有过的关于起义的科学，
他们却是没有的。

我在我的席位上，可以听清山岳派的议席上发出的言论，尤其是能看清那里发生的一切。
这使我有机会十分仔细地研究经常出没在议会的这一部分人士。
我好像在这里发现一个新大陆。他们不以全然不知外国的事情为耻，
反而以至少知道点本国的事情自慰。但这是不够的，
因为国内总是还有许多地方他们没有去过。我们在这次会议上，
就确切地感到他们是如此。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第一次见到山岳派，
他们说话时总是使用方言，习俗也带有地方的特点，真是使我大吃一惊。
他们使用的行话，与无知的法国人和有学识的法国人使用的完全不同，
虽然任何行话都有缺点，但他们的行话的特点是：充满大量的粗话和野心勃勃的词句。
从山岳派的席位上，不断传来侮辱性的或玩笑性的责骂声，
同时夹杂着一大堆嘲讽和警句，交替使用非常放肆的高喊和美丽动听的低语。
显然，这些人既不属于小酒店的常客，又不属于沙龙的贵宾。
我认为他们的行为举止是从咖啡馆学来的，
他们的精神完全是在报刊文艺的熏染下养成的【85】。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自革命开始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些人物出现在我们议会的一次会议上。
 一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在议会里的代表，
 只是几个孤立的名气不大的人物，这些人关心掩饰甚于关心露面。

我同多数派一样，在考虑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我绝不能有君主政体的思想，
即不能对任何一个君主有爱怜和惋惜的念头；其次，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拥护自由和人的尊严。
我的唯一目标是：维护社会原来的法律，
以抵制革新者利用政府依靠共和主义原则可能获得的新的力量去捣乱；
使法国民众的明显愿望对巴黎工人的激情和愿望占上风；
从而用民主主义战胜蛊惑宣传。我觉得我的目标既不太高，也不炫目。

我认为，他采取什么行动都不能长期保住权力，而他的可能下场，
是以救国为名而光荣地失去权力。拉马丁确实不是可以不顾一切地牺牲自己的人。
我不知道在这个我也生活在其中的迷漫着利己野心的世界里
是不是会遇到比他还只顾自己而全无公益精神的人。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
是一帮为了使自己伟大而乱国的人。这是当时流行的邪恶行为。
但我认为，好像只有拉马丁一个人是为了排解积怨而总在准备推翻世界。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最缺乏真诚、最彻底轻视真理的人。

要知道，在法国，这样的政治乞丐在任何体制下都有，
甚至被反对这种钻营拍马的革命【104】所助长，因为所有的革命都要有一定数量的人没落，
而在我们中间，一个没落的人只有依靠国家才能复出。在这群乞丐中有各式各样的人【105】，
被沾了一点与拉马丁的友谊的光的香浦以权谋私而拉进来。我想起其中有一位厨师。
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的手艺并不高明，但他说他一定要为当上共和国总统的拉马丁服务。
香浦对他大声喊道：“但他还不是总统！”这个人回答说：“虽然像你所说他还不是总统，
但他即将当上总统，而且应当早点儿考虑自己的厨师问题。”
为了安抚这个只能当个帮厨的人的执拗的野心，香浦答应他说，一旦拉马丁当上总统，
他的名字一定会被拉马丁想起。于是，这个可怜的人，
便在遐想他将来的厨具【106】如何精良的美梦中感到极大的满足。

尽管香浦十分傲慢，多嘴多舌，令人讨厌，但在当时我又不得不时常去见他，
因为我不能绕开香浦去找他的主人说话，
而在同他的谈话中可以知道拉马丁在想什么和在计划做什么。【107】
香浦的一派胡言乱语反射着拉马丁的思想，这就像太阳落在一个被熏黑的巨大玻璃容器里，
它射不出光，但使人能用肉眼看得更为清晰。我不难推断：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差不多都沉湎于我方才说的厨师的那种幻想；
而拉马丁本人已在自己的内心品味这时正在从他的手里跑掉的最高权力的魅力。
但他在走这条很快就要导致他垮台的崎岖道路时，
他要努力设法控制山岳派而不是打倒它，减轻革命火焰的势头而不是熄灭它，
使国家得到足够的安宁以使民众对他感恩戴德，但他却被民众完全遗忘了。
当时他最害怕的是，议会的主导权落在昔日议会的领袖们手里。

国民当时从赖德律—洛兰身上看到恐怖政治的血惺图像，认为他是制造罪恶的魔鬼，
而拉马丁则是善的保护神，但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
赖德律—洛兰不过是一个非常善感和多情的胖胖的青年，他没有原则和几乎没有思想，
没有真正勇敢的精神和心灵，甚至没有罪恶的意图，而从心里希望所有的人都幸福。
他也没有抹过自己的任何一个反对者的脖子【109】，因为他可能是不记旧仇或对朋友表示宽容。

人们在集会上主张，民众总要高于他们选出的议员，绝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完全交给他们。
这是一个合理的原则，但他们却由此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巴黎的工人代表全体法国人民。

在得知路易·拿破仑当选的时候，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
一年以后他成为总统的时候我会去当他的部长。
我承认，在我看到昔日的一些议会头面人物重新当选时感到十分担忧和遗憾。
我虽然不否认他们的才能和本领，但我担心他们的复出会把至今与我们接近的
温和的共和主义者推到山岳派方面去。我了解这些人，而且非常清楚他们一旦参与政治，
马上就想领导政治，而如果领导不了政治，他们就不太想救国的问题。
但我觉得他们试图领导国家还为时尚早，而且十分危险。
我们的任务和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有理智的共和主义者去管理共和国，
而不是设法使我们自己去间接管理共和国，尤其不要亲自参加政府。

贪婪的欲望和错误的理论的结合，使这次动乱在发生之后变得如此可怕。
有人叫这些穷人相信，富人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偷窃的产物。
他们还叫穷人相信，财产的不平等既违反自然，又有悖于道德与社会。
在贫困和激情的促使下，许多人相信了这些宣传。
关于权利的这种糊涂而错误的观念，与粗暴的力量一结合，
就给这种力量带来活力、韧性和它从未有过的唯一的威力。

还必须指出，这次造反并不是一些阴谋家干的，而是全体居民对另一些人的造反。
妇女和男人一样，也参加了造反。男人进行战斗，女人则准备和运送弹药。
在不得不投降的时候，女人还是决心战斗到最后。

可以说这些妇女是带着爱家的感情参加战斗的。她们是为了自己的丈夫能够舒适地生活，
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地成长，而指望胜利的。她们就是像买彩票一样来对待这场战争的。

我清晨醒来，太阳已高悬在地平线上，因为现在是全年白天最长的时期。

如果叛乱不太过激，不太残忍，大部分有产者就会留在家里，全法国也不会前来帮助我们。
国民议会本身也许会让步，至少议会的少数派会建议【181】让步。
军队的士气也就由此非常低落【182】。
但是，由于叛乱具有断然拒绝一切调停和不愿意调解的性质，
所以一开始就选择了不是战胜就是战败的道路。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使造反没有一个重要人物出来为其带头。
我认为，一般说来，取得胜利的造反，也是开始时没有领导者，
但总是在得到领导者后而告终。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先例，它包括所有的平民阶级的造反，
而绝没有超过这个范围。议会中的山岳派也没有敢于支持这次造反。
有几个人公然反对这次造反。他们还希望用另一种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此外，他们害怕工人的胜利不久将给他们带来厄运。激起民众拿起武器的那种贪婪的、
盲目的、粗糙的热情，使他们害怕了：事实上使同情他们的人也害怕的这种热情，
更没有迷住那些指责和反对他们的人。

一些唯一可能领导6月造反者的人，早在5月15日就被视为祸首抓了起来。
于是，他们只能隔着文森纳监狱的墙壁听到外面的激战枪声。

在通过我方才说的法案之前，议会一致通过另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规定，
在战斗中死亡的人的家属将得到国库发放的抚恤金，他们的子女将由共和国抚养。

不出所料，我被大家一致推选为委员。科尔默南和克勒米厄【188】也当选了，
另外还有古德硕【189】。当时他不太出名，但在这3人中他最有特色。
他是集激进派和银行家于一身的罕见人物，善于仔细观察事物，
能够用一些合理的思想掩盖其满怀似是而非的理论的内心世界，而最后又经常被人揭露出来。
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但从外貌来看他并不像犹太人，因为他的双颊丰满，
嘴唇又红又厚，身材又短又胖，容易被人看成是一个富人家的厨师。
他不可能是那种特别虚荣、特别暴躁、最爱吵架、特别活跃，而又不太容易激动的人。
他在讨论政府的预算困难的时候，发言中总是掉泪。
总之，他虽然身材短小，但却是人们可能遇到的最勇敢的人物之一。

蠢人暴露他们的恐惧心时赤裸裸，一览无余，而聪明人总是在恐惧心的上面
盖上一层用一些小小的谎言精心细致织成的遮恐布。
这真是喜欢把说谎看成是智慧的人的天才活动。

我们虽然对王权失去兴趣，但我们仍然保存着王权的精神【233】。
在这种情况下，由人民选出的总统岂有不觊觎王位的？
总统的制度只适合于想利用它把总统的权力变为王权的人。
我当时就感到，现在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要想由人民选举总统，并使他不给共和国带来危险，
就得大大限制总统的特权范围，而且这还不够，因为在法律上受到限制的行政权的范围，
在人们的记忆中和他们的习惯中得到扩大。
相反，如果让总统随意使用他的权力，那就不必由人民选举总统【234】。

最后，迪福尔建议禁止由他人代替服兵役，人人都必须自己去服兵役。
在采取这项措施时，如果不大大缩短服役期限，就将破坏公民的自由教育，
而如果缩短服役期限，又将损害军队。

人民在革命中疲于奔命，而革命给予他们的许诺完全是空头支票，
所以人民的一切政治激情都减弱了。而在这种减弱的过程中，
法国只剩下一种还很活跃的激情，那就是憎恨旧制度和不信任他们认为是代表旧制度的旧特权阶级。
这种感情经过历次革命保存下来，既未在革命中发生变化，又未在革命中消解。
按照前人的说法，它就像一股清泉，乘着大海的波涛进入大海，既未与海水混合，
又未消失在大海当中。至于奥尔良王朝，人们从这个王朝得到的感受，
没有使人产生迅速回到这个王朝的巨大兴趣。
这个王朝只能把整个上层阶级和神职人员重新投入敌对关系【24】之中，
把政府的运作与独占利益仍然交给我18年来所见的无力管好法兰西的中产阶级而脱离人民。
而且，它也没有为自己的胜利作任何准备。

只有路易·拿破仑为取代共和政体作了准备，因为他已掌握政权。
但是，他如果成功，除了出现一个轻视知识阶级，敌视自由并依靠阴谋家、
骗子和走狗进行统治的杂种王朝，又能是什么呢？这样的结果绝不能称之为一场新的革命。

路易·拿破仑也有常人的一定感人之处：他平易近人，有人性，心地柔和甚至相当感人，
不爱挑剔，人际关系很稳定，浑厚朴实，虽然出身可以使他无上自傲但为人却相当谦逊，
重感情而轻怀恨。他能够感受友爱，对接近他的人也能施以友爱。
他同人谈话的时候较少，而且多半不得要领。他没有引发他人谈话和同谈话人拉近关系的技巧。
他不善于口述自己的观点，但有舞文弄墨的习惯，并有些以文学家自负。
他爱隐讳，同一生中总搞阴谋的人爱隐讳一样深重，并因他不动声色和目光凝滞而得到加强。
他的两只眼睛晦暗无光，就像安在轮船下层舱的厚玻璃，虽然可以透光，
但往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他对危险毫不在乎，能在危机的日子里安然处之。
同时，对于一些相当平凡的事，他又总是研究来研究去，拿不定主意。
可以看到他经常改变路线：前进，徘徊，遇到重大损失时后退。
国民选举他，是叫他敢作敢为；国民期待于他的，是大胆而不是慎重，所以他不该遇到损失就后退。
有人说他耽于享乐，而对于享乐的选择不够高尚，对于一般享乐的这种热情和对安乐生活的这种爱好，
随着权力的易于获得而更增强。这样，每天都在消耗他的精力，甚至减退他的野心。
他的智慧缺乏条理，混乱，总是胡思乱想，以致时而要以拿破仑为榜样，时而借用社会主义理论，
时而又想起他曾生活过的英国。他想学习或借用的东西多种多样，而且往往是互相对立的。
他苦心孤诣地把这些东西收集在他的远离事实和生活的孤芳自赏之中，
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梦想家和空想家。但是，当现实迫使他走出这种茫然而空洞的思维领域，
以把精力用在实事求是的限界之内时，他的认识也可能正确，有时还相当细致，
有广度，甚至有一定的深度。但这绝不会持久，
而是往往要把稀奇古怪的想法放在正确的想法旁边备用。

一般说来，通过长期观察和亲身接触，不难发现他的见识当中也有小小的狂妄才气，
在想起他青年时期的不务正业而见到这种才气时，就可以找到不务正业的由来。

路易·拿破仑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有一段时间努力效仿平庸的君主，
这样的君主自然爱护其仆从，同一些小冒险分子、破产户、
失意者和公子哥儿20多年在一起搞阴谋的生活经历，
使这些人在此期间都能自觉地成为他的追随者或共谋者。
而他本人，则通过奇妙的手法学会了可以使自己成为冒险家或侥幸的君主。
他继续同这些末流人士在一起花天酒地，而不再过正常的生活了。
我认为，他除了写文章，描述那些长期与他在思想上共鸣，在梦中都与他胡混在一起的人物，
就难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同这些末流人士的经常往来，
一般又使他同有风趣的很难打交道的人接触。
另外，他也希望自己的人格和事业能得到众人的尊重（就像他的人格和事业能够产生这种尊重一样）。
他不愿意依靠自己的能力去独立行动。他要求人们相信他的星相，盲目崇拜他的命运。
因此，只有通过他的亲密追随者和特别友人形成的集团，才能接近他。
尚加尼埃将军当时就这个集团对我说过，
差不多可以用骗子和混蛋这两个合辙押韵的词合称他们而给他们定性。
总之，虽然不能说这一族类的成员大部分是男流氓和坏女人【27】 ，但他们通常不如其亲信。

这个大厅原来是为460人开会准备的，而现在容纳750人就太勉强了。
因此，大家在里面你拥我挤，互相埋怨，但总算在不顾互相指责之中，拥挤地进入了会场。
肉体上遭受的折磨，加剧了心里的不满。这是一场挤在木桶里的决斗。
山岳派怎么能够忍耐呢？他们自以为有相当多的人承认他们在国民和军队中是有强大力量的。
但是，他们在议会中的力量很弱，不足以实现他们控制议会或在议会中为所欲为的希望。
一个使他们重新集结力量的良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仍然处在动荡之中的整个欧洲，
只要大力打击巴黎一下，就可以重新回到革命的道路上去。
这不仅仅是气质粗暴的人们所需要的。

山岳派是一些奇怪的人物：他们喜欢吵架的性格和自傲，还表现在他们不该进行的活动当中。
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和亲自煽动人们积极参加内战，在以大量侮辱的语言攻击我们的人们当中，
有一位孔西德朗。此人是傅立叶的门徒和后继者，写了一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著作，
在其他时代，他是微不足道的人物；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是一位危险的人物。

王朝正统派在前届政府中被排除在政权之外，所以他们既无地位又无本钱去恢复昔日的权势，
但也不遗憾。他们大部分是大土地所有者，并不像资产阶级那样需要去任公职，
或者至少没有养成资产阶级那种爱过舒适生活的习惯。尽管他们在原则上比其他人更反对共和政体，
但他们却比大部分人更能适应共和政府的长期存在，因为共和政体打倒了他们的七月王朝，
向他们开放了走向政权的道路，一并满足了他们的野心和复仇心，
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确实存在的是很严重的恐怖活动。构成多数派主体的昔日保守派，
想尽快摆脱共和政体，但因为他们对共和政体的疯狂憎恨，被他们对恐怖的惧怕所强力抑制，
而且他们长期以来养成了跟着政权当局走的习惯，
所以我们容易使他们让他们的领袖支持我们或只保持中立。
众所周知，他们当时的主要领袖是梯也尔先生和莫莱先生。

俄国的贵族接受了欧洲的原则，特别是它的恶习；
而俄国的人民并没有接触过我们西方的东西和使西方有了活力的新精神。
他们不仅说皇帝为正统的君主，而且把皇帝视为神的使者，几乎就是神本身。

法国的利益是强化还是削弱德意志联邦的纽带？换句话说，
我们是要使德意志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单一国家呢，
还是要使它继续作为由一些分散的人民和分散的君主合成的结合得不够密切的集合体而存在下去呢？
力图使德意志一直分裂成大量的各自独立的国家，是我国外交的旧传统；
显而易见，这只有在德意志背后仅有波兰和半文明的俄国的时代才能实现。
但在今天还能实行这一政策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要回答另一个问题：
俄国的存在对欧洲独立造成的危险，在今天是真实的吗？
至于我，认为我们西方迟早不是被沙皇奴役就是受其直接的不可抗拒的影响。
所以认定我们的首要利益是支持全体德意志民族结成同盟，以对抗沙皇。
世界的局势变了，这使我们必须改变旧的方针，不要害怕帮助我们的邻国强大起来，
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同我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

俄国皇帝自己也清楚地看到，统一后的德国对他会造成什么障碍。
拉莫里西埃在他给我的亲笔信中告诉我，沙皇有一天十分率直地和一贯高傲地对他说：
“如果德意志一旦实现您比我还不愿意见到的统一，
则为了维持这一统一就需要一个能够实行拿破仑本人都未能实现的事业的人物；
但如果这个人物在德意志出现，而他们那些武装起来的民众又构成了威胁，
则这种事态就与您和我都有关了。”

我还发现，我自己一个人独处比在群众当中更容易宽宏、仁慈和专心。
平时韬光养晦，而后一鸣惊人。

《2009托克维尔 (（美国）哈维•C.曼斯菲尔德)》

序言

曼斯菲尔德谈到，托克维尔与霍布斯、洛克的区别之一，是他没有使用自然状态这一概念。
曼斯菲尔德的友人、另一位托克维尔研究专家、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学者马南同样指出，
民主不断地向自然状态回归以便从这一自然状态中走出。无论是创造、回归还是离开，
自然状态构成了民主的参照。民主的社会状态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竞争
”取代了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中“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正是在这样的竞争中，
民主人会纠缠于骄傲、贪欲、焦虑、嫉妒、虚弱的欲望和情绪当中。
这些欲望和情绪是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骄傲、恐惧、虚荣、权势欲的某些变形，
只是国家的存在阻止了它们轻易发展为暴力冲突。

骄傲是人的本性。平等一方面满足了人的骄傲感，因为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但是平等超越这些差异为人赋予了尊严。但是，这种尊严感是所有人都可以拥有的，
它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优越于他人的追求，而对优越的渴望是人性最强烈的激情之一。
结果，民主人事实上并不热爱平等，他们自认为比邻人优越，亦不愿意服从平等之辈的领导。
所以，平等激发人的骄傲和嫉妒，这一骄傲事实上是轻蔑他人的傲慢。
但另一方面，吊诡的是，这些既不能忍受平等也不能忍受他人之优越的
民主人却往往只追求物质享受，胸无大志，眼光短浅，他们的自我认知事实上是卑微的。

政治在本性上具有贵族性，因为政治要求统治，统治意味着领导和承担责任，
而能够承担责任的领导者必须是卓越的。然而，在现实政治里，
无论在贵族制还是民主制当中，这种卓越和贵族性都不多见。
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是公民在政治实践中学习自治。在美国，这一学习方式主要有乡镇自治、
陪审团制和政治结社。正是在这些实践和学习中，美国人理解了权利、法律、责任、
德性，掌握了辩论、商议、法治、结社等自由的技艺。
在美国，自下而上的人民主权在各个层面让公民成为自己的主人。
自治也是统治，同样具有政治统治所要求的贵族性，并且要求公民同时能够统治和服从。
正是在自治中，公民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品质，
特别是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联合来解决重大的问题。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服从本身不会败坏人，不正当的服从才会。

家庭的维持取决于男性和女性在情感、欲望、责任之间的平衡和节制，
因此家庭事实上要求自我能够舍己与献身，能够为了家庭规训自己的情感和欲望。

如果关注灵魂，必然要思考宗教，因为宗教关乎的正是灵魂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在美国的发源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性和灵魂性的。
在美国，民主并非起源于社会契约，而是清教徒与上帝的圣约。
这一追求灵魂拯救的圣约要求的是作为自治的民主，
或者说这一自治是灵魂拯救的政治行动方式。

多合一

托克维尔之伟大，还因为他把民主和自由与伟大联系了起来。

托克维尔的妻子玛丽·莫特利。她是英格兰人，新教徒，出身中产阶级。
对一位法国贵族而言，这样的背景并非佳偶，但托克维尔写信给她说：
“你是世上唯一能洞悉我灵魂深处的人”

托克维尔终其一生都是贵族，却一直致力于民主事业，并为此积极参与政治实践。
在法国的“旧制度”，也就是贵族政治中，他本可以通过封建世袭制度来获取权力。
托克维尔相信，从政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就是一种贵族行为，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为他人负起责任，
因而在地位上就要高于大众。他在君主制复辟期间首次从政的经验就带着一点儿特权意味，
因为他的父亲埃尔韦曾任地方长官，在地方政事中十分活跃。正是在父亲的建议和影响下，
亚历克西在1827年成为一名不受薪的法官助手。在那之后，
他不得不参加多少有几分民主色彩的竞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一直秉持的两条原则：
在本质上属于贵族行为且起初也一直是贵族行为的政治应当民主化；
以及从参政中学习政治，后一条恰是他在美国的民主中看到的独特优点。

对哲学家，或者说对大多数哲学家而言，人伟大与否只是件小事，
那不过是人的自我膨胀，与永恒相比，注定将黯然失色。

托克维尔的启蒙恩师是勒叙厄尔神父，此人也曾是他父亲的私人教师。
除老式的宗教训导外，勒叙厄尔在其他方面对他溺爱有加，两人遂成为密友。
托克维尔16岁时，还在梅斯的地方长官任上的父亲把他送到一所学校去学习修辞学和哲学。
据托克维尔后来回忆，他就是在那时走进父亲的书房，阅读了一些哲学书籍，
在他心里引发了一场“地震”，一种“普遍的怀疑”穿透了他原本充满虔诚信仰的灵魂。
他后来一生都在与这种怀疑搏斗，它不仅动摇了他对上帝的信仰，
也摧毁了他为自己的信仰和行为所构建的“全部真理”的“理智世界”。

民主是什么？根据托克维尔的定义，它首先是身份平等，是一种生活方式；
只有在谈到清教徒时，他才开始将民主描述为一种政府体制。
如果民主不意味着自治，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不那么值得赞美。
我们或许会反对托克维尔的民主即身份平等的定义，因为即便到今天——更不要说在他的时代了
——民主中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对此他的回应大概是，人们会变得越来越平等，
民主的本质正是日益民主，就像平等本身就是唯一永续的目标，
即便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他注意到民主制与贵族制之间、
个人的成败兴衰与阶级的森严等级之间的反差。在引介民主时，
他称其为已经延续七百年之久的大趋势，始自教堂神职人员的地位向大众开放，
而不再是贵族的特权——如今，这种隐秘的趋势在美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托克维尔正是去那个国家寻找“民主本身的形象”。

然而与自由主义理论家不同，他没有阐明这一形象的逻辑，尽管他说会探索其“理论性的结论”。
他致力于研究真正的民主实践的“起源”，即清教徒来到美国。
清教徒自称朝圣者，因为他们来美国是代表着一种思想，而不是为了金钱或冒险；
虽然这种思想基本上是关乎宗教的，但也是一种民主的政治理论，
主张人民当家做主，管理整个社会，规范社会民情，建立公共教育。

美国的一个例子就是继承法从长子继承改变为平等继承或选择继承。
长子继承的初衷是为了保持贵族地产的完整并培养整个家族对祖先的自豪感，
而平等继承将个体的自私从家族纽带的樊笼中释放出来，诱使人们展望未来而非缅怀过去。

托克维尔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民统治着美国的政治世界，犹如上帝统治着宇宙。”
凡事“皆出自人民，并归于人民”。但如果说美国人民像上帝，
他们似乎就要取代上帝、自己当家做主了。人，而非上帝，才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是清教徒思想中一处明显的改变，他称其为“起源”。清教徒的民主是一种神权政体，
如果托克维尔心向往之的是那种思想，他就不会是个自由主义者了。

霍布斯希望自豪感或浮夸心可以受到政府的压制，而洛克则将其简化为一种无保障或不安定的感觉。
这两位思想家都将自保的权利放在首位，声称担心个人的生命安全，
而非对自身的美德充满自豪，才是人类最强烈的天然欲望。

因此，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所表达的主要忧虑就是，
他在欧洲看到的民主制导致了灵魂的堕落。他说，贵族制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
即贵族成员的特权是大自然永恒不变的秩序，这当然是个假象，
但不得不服从的人民却认为它是正当的。
而民主制度还没有建立合法机构来取代已经被推翻的贵族特权，
因而人民虽然不再是“农奴”，却出于恐惧而不是爱和尊重，对现有的政权垂首帖耳。
出于恐惧的服从完全是权宜之策，难免使灵魂堕落，
因为人民会为自己懦弱卑微地服从权威而感到羞耻，哪怕他们服从的是民主的权威；
这样的人民无法自重，也不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美国新闻记者的精神与其法国同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法国，记者拥有更大的权力，
他们擅长粗鲁的攻击，总是被热情冲昏头脑，不讲原则、长于诽谤。
总之，自由的新闻媒体是善与恶的结合体，对此必须全盘接受，
在完全自由的媒体和遭受打压和奴役的媒体之间，并没有经得起考验的中间派。

托克维尔说上帝的无限权力是安全的，因为祂的智慧和正义与其力量相当。
但不完美的人类就不一样了。人类主权的无限权力会带来暴政，
这虽非必然但可能性很大，除非另有预防措施。与霍布斯、
斯宾诺莎和洛克以自由主义原则为依据的提议不同，在托克维尔倡导的民主社会，
他不希望拥有主权的人民原封不动地接管上帝的权力。

托克维尔没有谈及任何一个种族天然的或继承的优越性。
相反，区分这三个种族的是他们所展示或所缺乏的自豪感。
托克维尔称白种人或新世界的英裔美国人为“杰出的人”，
因为他们对待其他种族就像是人对待野兽一样，他们是征服自然的人。
这种人对两个居于从属地位的种族实施暴政，后两者则是两个相反的极端。
野蛮独立的印第安人显示出极大的自豪和自由，而黑人是另一个极端，他们被压迫和奴役，
只能卑屈地模仿，毫无创造、毫无自由。两个从属种族的行为完全相反：
黑人接受了白人的文明并试图加入白人的社会，白人却拒绝和排斥他们，
而印第安人为其祖先感到自豪并对大自然的恩赐充满信心，他们拒绝白人的文明，
与其保持距离。印第安人熟知自由的滋味，但因为在生活中总是幻想自己是高贵的，
他们既不会自控也无法自保。黑人知道如何自保，但作为他人的财产，他们毫无尊严，
因而无法自我改善，获得自由。这两种极端状况各自揭示了多数暴政滥用自豪感的结果：
顽固的印第安人的命运是因为自豪感过多，而黑人的屈从则是因为几乎没有自豪感。
白人多数如果没有适当关注自豪感，也可能会经历他们施加给两个被压制种族的悲惨命运。
要想拥有自由，需要在拥有自豪感的同时具备理性，因为在民主制度中，
出卖自由来换取行政效率看来总是合乎情理的。但自豪感也需要理性来节制其不切实际的幻想，
并使其顺服于文明。托克维尔明确表示，要顺服于文明，而不仅仅是顺服于专业技能。

托克维尔赞同自豪感，但他在这方面仍然有别于托马斯·霍布斯制定的自由主义的原始形式。
他的理论声称，为了产生文明，人不仅应该节制，必要时还应该抛弃自大。
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始终彼此冲突，那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
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保，他们需要把自己那些虚荣的幻想统统丢进恐惧的冷水中。
有过那样的经历之后，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想象中，人们就会做好准备接受文明，
在文明的社会里容忍他人，虽然不会过分屈从于他人。
在霍布斯及其众多追随者看来，自由和自豪感是相互冲突的，
他们教育文明的人必须学会反应敏锐和相处融洽。

当奴隶制与种族联系在一起——在美国的情形如此，一般的现代奴隶制也都是这样——
肤色就成了奴隶永远的标志。白人因为偏见而把他看作处于人兽之间的低等人类。
自由主义者可能会断言——《独立宣言》也可能宣称——人人生而平等，
但这种主张实际上使得奴隶制更难废除了，因为白人不把黑人看作具备完全人性的人类。

当人产生怀疑时，他们看不到比自己的意见更好的主张，也没多大兴趣，
倔强、偏见和固有观念本身，可能在他们看来更加利益攸关。

因此，出版自由不会诱惑人们生活在理性的信念之中或追求真相、实事求是。
如今的媒体声称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多是在唱高调。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并不关心事实真相，
只要有自命不凡的主观判断就够了。他们是怀疑论者：“不能相信书本！”
就像我们如今常说媒体总是搞错。因此我们坚信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
没有哪个高高在上的权威能够评判我们的对错。民主主义者喜欢鼓吹自己思想独立，
而他们的表现恰恰最缺少这种独立。托克维尔指出出版自由有两个隐秘的优点：
一是创造就业，鉴于有点天分的作者都有野心，总要用粗鄙的机灵俏皮彼此相轻；
二是稳定舆论，鉴于人们永远糊里糊涂，听到什么都会狐疑不已或不予理睬。

密尔认为，普通人的偏见可以由如今被称为“知识分子”的那些人来克服，
知识分子可以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而不必成为实际的统治者；
他认为人的自豪感是一种障碍，而政治自由是知识进步的工具。

民主的舆论依靠的是平等，但这种平等的性质有待考察。
民主如何应对显而易见的天然的不平等？在民主制度中，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与他人平等。
这种平等的想法比不平等的事实更加强大有力，因为它可以凭空臆造出平等。
你的邻居可能会比你富裕，但如果你认为他和你是平等的，那你们就是平等的。
托克维尔使用了人的相似者（semblables）——看上去和自己一样的人——
这一概念来表示民主舆论的创造力。你的邻居并非和你完全平等，
但他看起来和你没有两样，无论他是否比你富有、美丽或聪明。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平等对待他，
也就是说你们之间的不平等并不能赋予一方高于另一方的任何权力。

当人屈服于舆论时，他不是屈服于某一个看似拥有超越他的权力的特定个人或群体。
舆论的这种暧昧特性不但保护其自身免遭指责且无须承担责任，
而且使得它既得权力之实，又无须承担权力之名。

在民主舆论的运作中，自豪感既受到了褒扬，也遭到了贬抑。当一个人与他人进行比较时，
他会因自己与他人平等而感到自豪，
但随后当他将自己与“相似者的全体”这样一大群人进行比较时，
就会感到自己无足轻重而颇受打击。因此，群情“就会对每个人的精神施加巨大的压力”，
包围、指挥、压制着他。人们彼此之间越相似，个体在大家面前的自我感觉就越弱小。
当他和多数人意见不同时，他首先信不过自己，以至于多数人“根本无须强迫他，
说服他即可”。托克维尔说，这就是民主制度中鲜见大规模革命的原因。
生活在民主中的各族人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征询新的见解；
他们只愿意接受自己熟悉的事物，无论对错，也不管屈从于多数会令尊严蒙羞。

托克维尔在旅途中遇到过一位法国同乡，他在老家时曾经是个热心的财富平等主义者，
但在美国的成功让他学会了像经济学家或唯物主义者那样对财产权津津乐道；
随着财富日渐增多，他的观点改变了，其本人也不再是平等主义者：
托克维尔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教条和大众对物质富足的喜好之间的联系——
这看来或许有些牵强。在美国，教条和喜好各自都有一股非形式的力量，
在民主生活的若干阶段，它们倾向于造就一种无趣而软弱的庸才。
托克维尔在下卷用连续七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一喜好，但在上卷的绪论中，
他就已经严厉谴责了这一教条，还说那些“将人全然物化”之人无礼、窃据又卑劣。

从这个未提及姓名的法国人的例子来看，在美国，
对于物质富足的喜好似乎变得对上述教条有利了——以至于像马克思主义鼓吹的那样，
经济利益或阶级决定了人的经济观念。

平等物化了人，因为它推翻了压迫人民的所有贵族权威，
那些权威会引导或强迫他们寄希望于未来，或者为了长期的目标而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
民主主义者只活在当下；他们的心思全在眼前。
而眼前又有什么无须引导或牺牲就能看到的东西呢？物质财富。
问题在于，人们获得的物质财富会激发贪欲，让他们更加不满而不会知足。
在民主制度中，人们可以自由迁徙、跳槽、搬家，并且由于美国人心仪世上美好的事物，
总是多多益善，他们必须时刻行动、永不停歇。没有法律或风俗限制他们留在当地。
因此，美国人严肃而忧伤；他们不能得偿所愿；生命太短，而选择太多。

他说，唯物主义“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危险疾病”，
但在民主国家尤其可怕，因为它会与民主国家“最常见的人心之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唯物主义本身并不是民主社会独有的，在贵族制的时代当然也有唯物主义者。
一切唯物主义者都让他不舒服，因为在他看来，唯物主义的教条是有害的，
骄傲的唯物主义者也令人讨厌。虽说现代唯物主义与民主制度相伴相生，
但唯物主义教条教导人们不要关心政治和道德。
人们或许试图从唯物主义中提取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德教义，
告诉人们因为人这种物质不比其他物质优越，人应该有自知之明。
但事实正好相反，唯物主义者愈发自以为是地宣称人类与兽类无异，
表现“出来的那股傲气就好像他们证明了人就是神一样”。

争执是托克维尔希望继续下去的，因为它源自人的内心，
它可以同时承载“对尘世幸福的喜好和对天国幸福的热爱”。
人心能够跨越民主制度和贵族制度之间的差别，托克维尔坚信人心自有宽广天地，
因而对民主制度中的唯物主义充满厌恶。

为解释清楚民主的头脑，托克维尔深入思考了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
与本能或自发的活动相反，所有的智识运动都要求人自己动脑进行判断。
自己动脑意味着怀疑现有知识的权威性。然而如果说思考的目的是行动，
人就必须压抑自己的疑虑。谁也没有时间或能力自己把一切想得彻底通透，
如果没有共同行动和共识，也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存续。
就连哲学家也需要作假设，因为没有谁能一下子把一切都想个明白。

民主制度并非产生于没有权威的自然状态，
而是由否定任何高于自身的人或阶级之权威的民主主义者们创造出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体会到了与他人平等的自豪。
而与此同时，在所有其他个体组成的“大整体”面前，每个人也都深切感受到自身的虚弱和卑微。
因此，民主的权威对于头脑有两种相反的效果：它否定传统和风俗，
给头脑带来新的思想，与此同时，又诱使头脑面对舆论时放弃思考。

托克维尔从对信仰的需要得出结论：民主的头脑喜欢归纳。他认为这是个弱点。
上帝能够同时看到万事万物的异同之处而无须归纳，
但人却需要将相似的事物集合为同类以便思考。比起他们的“英国祖先”，
美国人更喜欢笼统的观念，那些“英国祖先”是美国远在英格兰的贵族制往昔，
与反对英国贵族制度的清教徒们的民主起源截然不同。
贵族天生厌恶共性，偏爱一次只考察一个或少数几个人，
但民主主义者则培养出一种懒惰的对共性的热爱，
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
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差不多一样——那些人和自己没什么两样，都是相似者。
民主的平等产生了轻率归纳的思考习惯和对深刻见解的恐惧。
这个民主的弱点促使托克维尔重新讨论了宗教。在上卷中，他考察了宗教对民主制度的促进作用，
表明了宗教如何“教导美国人掌握行使自由的技巧”。在下卷中，他转向了宗教的真相。

宗教让美国人从怀疑中解脱出来，这有助于他们用头脑思考。

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将会沦为不事思考的懦夫。

但托克维尔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怀疑会让他们变得因循苟且，
因为怀疑本身就是在质疑事物发生的规律性或可预测性。
如果人们认为天命支配人事，他们就会听任万事顺其自然而不以理性、
自由的行动来进行干预。宗教则向我们保证一切并非全凭机遇，并让我们坚信，
人类的意愿可以实现，人类的行为是有意义的。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理由是这样仍然是在以其功用来评判宗教对心智的影响；
但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这种质疑：如今用来评判宗教的乃是人的头脑指导行动的功用。
宗教之所以有利于民主制度，是因为它启迪了与物质享乐相反的本能，
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教会了人们对他人承担义务。
在这两个方面，宗教都是自由所必需的。托克维尔说，
他日益坚信“［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
考虑到旧的自由主义对信仰的敌意，这的确是一种“新式自由主义”。
他把宗教看作哲学的公共形象，是哲学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它保证哲学不致造成无意的伤害——如果不加以干涉，哲学的确可能造成无意的伤害。

托克维尔讲了一个美国船员的趣闻，此人解释说他们国家的船之所以不耐用，
是技术进步太快，老船很快就不堪再用了。在美国人看来，完美的船根本就不存在，
但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不知道何为完美，人们却稀里糊涂地知道，新的就是更好的。

因此，民主的头脑有一个进步的理论，但它轻视关于完善的纯粹理论，而偏爱将理论应用于实践。
“平等让每个人有了凡事自行判断的愿望，让他在看待一切事物时都更偏爱真切的实体，
而轻视传统和形式。”在民主的永久喧嚣中，人没有闲暇去苦思冥想什么“最纯理论原则”，
他们没有什么见解去表达在贵族制中一度被珍视的“人的尊严、力量和伟大”，
而他们的头脑又倾向于热爱真理。托克维尔警告说，进步有赖于纯粹理论的发现，
但在一味追求进步的社会中不大可能会有这类发现，当然也并非全然不可能。
进步来自那些拥有“对真理的无私的爱”的人，而不是热爱进步的人。

而且他们发现，薄利多销可以致富。

民主时代的人看来拥有一种对荣誉的渴望，这是一种想要生活在贵族时代、
作为大人物而备受拥戴的渴望，而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他那善于归纳的头脑整日忙着证明民主制度的优越，
与他那个要证明自己杰出的个人头脑并不合拍。

托克维尔不是一个许诺过多的人，他担心美国的未来会面临一种由实业产生的新的贵族制度。
他在这一点上很像卡尔·马克思，预料到因为劳动分工日益细化，限制了工人的视野和能力，
民主国家的工人会沦落到只会服从和仰仗他人，把所有规划和思考的事儿都留给工厂主。
这种贵族制度会很苛刻无情，因为它把工人看成物件，但它并不危险，
因为它不会由某个统治阶级来组织。民主制度——托克维尔并未谈及资本主义——
在本质上就会激发人们更多地变迁和追逐机遇。这正是民主国家转向商业的原因，
不仅是为了获利，也是为了乐趣。工业危机蕴藏在民主国家的禀性之中，
因而是民主国家所特有的且无法预测。美德终获回报的美国梦时刻要面对商业复杂性的危险，
并受到各种意外因素的影响。

年轻的女孩摆脱了父亲的保护性控制，学会了自行管理，控制自己的情感，
培养自己的判断力；她们很快就不再天真无邪（哲学家可比她们天真多了），
而且学会了“应对一切的初步知识”。托克维尔此话令人难忘：
“与其说她们有高尚的精神，不如说她们有纯洁的情操。”她们通过观察世界——
男人的世界——来获得民情的教育，因而获得了男子的教育，用以取代她们缺失的父权。
托克维尔认为，男子气概不单是一种男性品质。

而女人嫁人之后就进入了婚姻，托克维尔尤其强调了婚姻的道德和家庭“纽带”。
他说，在美国，女人与男人的命运完全不同，因此她们必须放弃女孩的轻松自由，
在无尽的家务和约束中寻找幸福。但美国女性勇敢地承受婚姻束缚之苦，
因为她们自愿选择接受婚姻。托克维尔强调了她们的选择——
如今我们用这个词来指代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生活，
她们不但可以离开家庭追求事业或寻找工作，而且受到邀请和鼓励这样做。
在托克维尔看来，选择并不是要逃离女人的独特命运，而是选择做谁的妻子并与他共同生活；
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结婚，但她可以选择丈夫，而不必接受父亲为她选择的对象。
托克维尔在这里描述了一种我们如今视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让我们知道，
自由选择需要明智的头脑。因为当时离婚很罕见，女人不能自由地犯错和改正；
她必须谨慎和负责。男人不必因为被某个女人吸引而选择她作为妻子，
但婚姻是女人的选择：或许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男女对待婚姻的方式存在着这种差异。

我们知道，民主主义者欣然成为个人主义的牺牲品，这是一种让人丧失活力的软弱感，
把公民变成只关心个人生活的孤立的个体。当他们这样做时，
只剩下国家作为公众唯一可见的永久代表，而个人一旦培养出让国家处理一切公共事务的天然倾向，
也就脱离了社团。作为彼此平等的人，他们本能地倾向于骄傲和独立，但作为个体，
他们却必须忍受独立带来的软弱感和孤立感。因此，他们厌恶本地的政治和社会活动，
无动于衷地服从国家的“强大存在”（托克维尔曾在前文中用这个词来形容泛神论的神灵）。

尽管每一个民主的民族都倾向于依赖国家，但国家本身则热爱平等，
并尽其所能地扩大平等的范围。现代国家源自欧洲的君主政体，
它们奉行与人民结盟反对贵族的政策，逐渐把人民从贵族政府中移除，
转向国家的中央集权。法国大革命期间，民主制度取代了君主制度，
国家一如往常，继续独揽一切行政大权，它对社团产生了新的敌意，
取代了君主对贵族的嫉妒。因此，集权国家热爱其民主公民所热爱的平等，
并恨其所恨；两者互相配合补充。国家不断巩固权力；人民持续失去权力。

如此一来，民主国家不得不害怕的专制就是那种温和的专制。
这种专制远没有让它们的期望落空，而是让最糟的期望变成了现实。
民主制度中最糟的期望是放弃让人保持独立的骄傲和丧失自由，从而无须启用酷刑、
无须挑起人们的反对，甚至让人们对自己失去的东西毫无察觉，便可降低其地位。

远在尼采之前，托克维尔便称他们是“一群胆怯而又很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就是那牧羊人”。

托克维尔说，“自由和人之伟大的真正友人们”必须时刻警惕，
确保个人权利不致轻易被献祭给社会的总体设计。

考察一下前文提及的查理七世采取的第一步，
我们就可以看到国王在未经贵族同意的情况下获得了征税的权力，作为交换，
对贵族免征税赋。托克维尔说，出于贪婪，贵族把自己的政治权力出卖给了国王。
但除此以外，国王一方有着“让每一个政府都希望自行领导一切事务的本能，
无论政府的行为主体是什么，这种本能始终存在”。这一动机超越了贪婪的偶然性，
因为它永远在引诱任何政府从产生于政府之外的任何社团中攫取权力。
若干个世纪以来，贵族在君主面前节节败退，不断丧失被征求意见和统治其领地的权力，
而君主逐渐学会了通过总督来治理国家，总督是国王的代理人，
是受国王的大臣们从中央指挥的行政官员。

他曾批评唯物主义哲学助长了民主制度只寻求物质享乐的性情，
致使人们丧失了宗教所激发的自豪感。

唯物主义追求实施改革而不再逆来顺受，理性主义追求改善物质生活而非画饼充饥。

上帝既能看到孤立的事件，也能看到全貌。在本书中，他站在个体的立场上来审视人性，
因为事件之所以是孤立的，是因为人类个体千差万别。

门房是个在邻里间恶名昭著的老兵，精神不太正常，这个废物不是在家里打老婆，
就是在酒馆里虚掷时光——总而言之，他是个天生的社会主义者。
在1848年6月暴动期间，有一天他带着刀四处游荡，威胁说再见到托克维尔就要宰了他。
但当晚当托克维尔回家时，这个门房毫无作为，并表示他本来就没打算怎么样。
就此托克维尔评论说，在革命期间，人们总是吹嘘自己想象出来的罪行，
就像他们在平日总喜欢吹嘘自己想象出来的善行。而尤金曾是名国民自卫军的士兵，
他以超然的冷静态度继续自己的随从工作，同时也加入了镇压的军队。
他不是个哲学家，但有着哲学家的沉着。他也不是个社会主义者，
但如果社会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虽然他并非桀骜难驯，也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
最终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会产生生气勃勃的特质，
而这种特质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便会消失。

《1832荒野文明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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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意大利与西西里

我们开始感受到，这个地区的富饶美丽并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安逸和舒适。
第一件让我们很吃惊的事情,就是这里的房子完全没有玻璃窗。毫无例外。

自从来到意大利，我们已习惯看到不同 时代不同形态的寺庙残骸，
习惯于以这样极端的例子去想象人文事物的脆弱，
然而我们还从未在一片荒野中看到过一座如此完整的大型古城遗址。

不过西西里的确没有村庄，只有数量众多的城市。
在穿越了长达八至十法里的无人之地以后，
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进入了一座拥有两万居民的城市，
远处并没有任何大路或喧嚣声向我们预示这座城的存在。
这里的工业和物产几乎为零，仿佛一个瘫痪的躯体般奄奄一息。
可以给这种特殊现象找到一个理由：西西里的大地主皆为贵族和修道院，
这两个阶层并没有改善这种现象的念头，他们早已对自己的既得利益习以为常了。
贵族们在巴勒莫或那不勒斯挥金如土，只有寄收据的时候才会想到自己在西西里的产业。
有人对我们说，相当多的贵族甚至从没有来看过他们的土地。
至于僧侣们，由于其特殊身份，一直以来都是上等人，
他们悠然自得地享用自己的那部分收入，也不用费心考虑如何使其增加。
而对于普通劳动人民来说，土地几乎没有为他们带来一丁点收益，
加之粮食又没有销路，于是他们逐渐离开了乡村。
如今只剩下极少数居民勉强耕种着广袤的大地，此情此景与罗马城郊如出一辙。

多么奇妙啊，拥有无穷想象力的希腊人，却从未想过改变他们曾采用过的建筑体系。
尽管并不确定，但我相信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在艺术领域天资卓越的民族
才具有的对美和雄伟的强大信念。

总体来说，希腊人，以及罗马人在加工此物方面具有使其雄伟的
天赋和技巧，但是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却并没有一味求大。
他们明智地发现求美比求大困难，而使二者兼具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埃特纳火山周围的土地受到可怕的自然灾难的制约，领主和僧侣们早已对其厌倦了，
而普通劳动人民则因此成了土地的主人。如今，田产几乎没有分界，无论多少，
人人都能从土地中获得一份利益。这里是西西里唯—— 处归农民所有的地方。

然而，如今土地的这种高度分割仍然被很多法国的有识之士认为是一种恶，
那么在西西里它能够被看作是一种善和至善吗？可想而知。

实际上，我知道在一个阳光明媚、气候适宜耕作、所有阶级都愿致富的国度中，
比如英国，土地的高度分割可能会妨碍农业生产，从而影响国家的繁荣。
因为对于有能力和有意愿使用土地的人，分割无法实现改良土壤的方针及行动。
不过，西西里的情况与之相反。如果为了激发和唤醒处在半麻痹状态的不幸的普通劳动人民
（对于他们来说休憩是一种快乐，他们劳作的土地的拥有者—— 上层阶级，
沉迷于世袭的慵懒或放荡的生活），我不知道有什么方式比分割土地更加有效的了。
因此，如果我是英国国王，我会支持大庄园政策；如果我是西西里领主，
我则尽力鼓励小农经济。然而我什么也不是，所以我还是继续写我的日记吧。

……终于，这就是西西里岛，我们自言自语。我们旅行的终点，几个月来探寻的对象，
现在就完完整整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现在只消原地转个圈，我们就能迅速地环视全岛，
眺望任一处地点。它的边缘远远未及地平线，几乎没什么能逃过我们的眼睛。
我们从意大利来，满怀对历史的崇敬，踏过了那些已逝伟人们的遗骸，
呼吸了从他们建造的建筑的遗迹中弥漫出的尘埃。
但是这座岛屿却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前的幻象：所看到和想到的一切都将我们带
回到了那些原始时代。我们来到了天真无邪的初民之世，那时人们的心中没有伤古的哀思，
没有前途未卜的忐忑。那时，他们满足于当下的幸福，满怀信心度过一生；
他们收获未经耕种的土地所赐予之物，并以纯净的心灵接近众神；
他们时时见到神迹，或者说原本就生活在众神当中。

我坐在沙子上，手托着头，眼望大海，脑袋里翻来覆去地转着那些最悲哀的想法。
我看见一艘渔船在海上行驶了很久，它向岸边驶来，船上坐满了高声唱歌的人，
让我颇感厌烦。这是一个贫穷的渔民之家，丈夫、女人和孩子，至少三代人聚在船上。
所有人都在划船，他们很快就能到岸边了。父亲和几个年纪大的人跳进水里，
在沙滩上牵引着船前进。这时，我看见从岸边一个小窝棚里出来一个半裸着的两三岁小娃娃，
他手脚并用艰难地向前跑，同时还发出快乐的喊叫。这个孩子立刻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一个下了船的中年妇女走过去时很快发现了他，她把孩子抱起来揽在怀里，一边轻轻抚摸他，
一边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很快，所有人都围在孩子身边，纷纷对他讲话，
他在人们的手中依次传递。男人们把鱼放在他面前，让他摸鱼鳞；
孩子们每人送他一些刚刚做好的乡下小玩意儿。他们把一串贝壳项链戴到小娃娃手臂上以后，
大人和孩子都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毫无疑问，这个小娃娃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我有生以来，从未像此刻这般厌恶漂泊，也从未如此刻这般了解故乡在人本能中的真实意义，
无论艰难险阻它都会将你从远方带回家园。我想起法国，想起这个词所蕴藏的一切含义。
记忆呼啸而来，仿佛扑向我的猎物。我从未像这样不可自拔地陷入对法国的强烈思念，
不知道需要献出什么才能立刻回到它的海岸。当我们生活在祖国时，想象不出它有什么好，
我们认识了它以后也想象不出那里的生活有什么幸福。
但是，倘若你远离家园或者身遭不幸，而后沉湎于记忆时，或许会重新发现它的真正价值。
又或许你什么也发现不了，因为所有记忆中的事物都已不存在了，所以根本谈不上美好。
身在异邦，一切都是悲伤的，甚至包括快乐本身。相反，所有你在祖国时无知无觉的事物，
所有让你觉得千篇一律、乏善可陈，甚至无聊可憎的事物，在漂泊的旅途中都会重上心头，
不再是原先所体会的那样，而是多姿多彩、生机盎然的，
所有这些事物只有在此时你才会感到它们充满魅力；它们原先不能让你幸福，
此刻却有足够的力量让你陷入凄惨。

最近四十年来的经验证明了，提前做好进监狱的准备并非无稽之谈。
我记得在我说出这番话以前，自己甚至对那个可怕的地方还产生过一个算得上令人愉快的念头。
我想象一个人将自己关进了书斋，应当能够找到简单的方法让时间缓缓流淌。
平民生活是那么忙碌，只有进了监狱才能真正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
因此，我惊诧于有那么多人，在监狱里待了那么多年，本应写出好多本书了，
但是出狱的时候却一事无成。

困居斯特龙博利期间，我明白了为何会有这种现象，从而也证明了我的想象是错误的。
即便时间成了最大的敌人，我们也丝毫不能用沉溺于他事来与之抗衡。
事实上，我想象自己会在监狱中成长，这幅诱人的图景中并没有考量对未来的忧虑，
也没有确定当下的期限，尤其没有找到正确的兴趣。
人们在说“工作”这个词的时候并未说出它的本意，而是仿佛在说一件工具，像是锹或镐。
工作必须具有一个缘由和动机才能进行，而对于朝不保夕的囚徒来说，
未来也许过于遥远了。当人们不确定是否能完成那些或许对自己和他人根本没用的事情时，
一个好的开始又从何谈起呢？然后，时间会缓缓地将你碾碎；日复一日的单调会让你灰心丧气。
总之，开始工作必须凭借一种努力，而这种努力，为何要等一会儿而不是从现在开始，
为何要等到明天而不是从今天开始？究竟什么才能促动你？该到何处寻觅激情？
无聊，这种深深的无聊感不仅来自闲散，也来自艰难的处境，它让所有才能变得麻木，
它让人心低迷，它让想象力灭绝，最终，人们像守财奴一般死在了大笔的财富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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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正值壮年，但是差别却非常大，可以断定他们分别是在海的两岸出生的。

在第一个人（安布罗西奥先生）身上首先看到的是一 种堕落的天性，
看到强壮与虚弱、勇敢与胆怯、骄傲与卑 鄙同时出现在他的身上。
透过他的眼睛可以看到他心中的 仁慈。他的眼中看似充满了忧愁和不满，
但是从他热烈的 目光以及常常展现的机智中，我们又能判断出，
倘若他能从忧虑中释放自己，那么喜悦的话语和快乐的冲动对他来说也并不陌生。
我怀疑，在某一时刻，上帝创造了善良， 而这个人的面貌便呈现出这种善良之态。
但是他似乎已经 忍耐了很长的时间，这种忍耐仿佛一个愤怒的包袱压在他的灵魂之上，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看不到未来有任何解 脱的希望，从而变得更加愤怒。

人们看到这个人就会对他形成某种负面的看法，他待在身边的时候这种看法会更持久。
在他身上，一个行为、 一次活动、一句低级玩笑，
就已经称得上是最严重、最可 憎的堕落了。

在第一个人的堕落中，某种人性的高贵依然存在。但这种高贵在第二个人身上却看不到，
他的目光同时显示出自负和虚弱。一句话，这是个幼稚的人，
一个道德败坏的幼稚的人。两人之间存在一点联系：他们似乎都早已习惯口是心非。
但在第一个人身上，这可以说是被奴役的生活所必然结出的苦果；
而我们可以认为，在第二个人身上，奸诈则 是达到目的最简单便捷的方法。

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人却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是同一个王国的臣民，服从同样的法律。
我们刚一走近，就听见那不勒斯人（卡尔洛先生） 说：
“安布罗西奥先生，这是什么？ ”他用一种嘲讽的口 吻对他的同伴说，
“要么是我搞错了，要么就是我们好像快要走上一条压平的路。
如果这片广阔的平原并非无人耕种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认定这是在一个文明的地界。”、

西西里人没有回答，他又接着说： “您也承认吧，要么像我这样为生活所迫，
要么像这些外国人那样着了旅行的魔，只有这两种情况才会让人离开那不勒斯的美妙海岸，
跑到你们的荒漠里四处打转。” “卡尔洛先生，"西西里人很不自在地阴沉着脸回答道，
“劳驾，我们不要互 相埋汰，你我都是同样的臣民，本性相当，谁都好不到哪儿去。
您知道西西里并非一直如此。这是个困苦、悲哀的时代。
很久以前，那时候我们一个城市的居民毫无疑问多过现在全岛的居民。
那时候西西里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我们的舰队远涉重洋；我们的艺术、
想象力和德行教化了周边的邻居；我们土地之肥沃和战士之勇敢名扬世界；
在我们幸福的城市中，财富滚滚而来……”

说到这里，安布罗西奥先生被那不勒斯人的大笑声打断了。
他咬咬自己的嘴唇，不再说话。

“是的，狄奥尼修僭主的时代的确不错，”他的伙伴 反驳道， 
“但为什么要使劲唠叨这些你们已经失去的优势……已经是两三千年前的事了①。
你们的乡村曾经是很兴 旺，但如今却荒无人烟；你们的城市曾经高大富庶，
但现在却渺小贫穷；你们的舰队曾遍布大海，但此时你们的港口却拥挤不堪；
你们的艺术和才情在从前是很光彩夺目， 但眼下，
你们却连简单的生活设施都不具备。世界上有哪个地方会比西西里更愚昧无知？
而且，你们已经没有战士 了，如果你们能找到足够的人手去耕种田地，
就算是撞了大运！ ”

听到最后几个字，长时间压在西西里人胸中的块垒终于爆裂了。 
“太过分了，”他叫道， “给我们带来这些灾难，还要当着我们的面为自己的恶行恶果自吹自擂。
我们承受着难以置信的灾祸，该怨谁？谁应该对一个民族的整体覆灭和不断堕落负责？
如果不是你们，那么到底是谁？今天是您来到这里拿我们的覆灭取乐，
在你们制造的荒漠中玩笑，还要侮辱你们带来的贫困！你们仗着自己的势力统治了西西里，
但征服它的却不是你们，而是征服你们的人。我们与你们的帝国签订了条约，
却不曾见到你们的人—— 我不想说是同胞。你们本应时常出现，
但是我们却只见到一些地主在我们的土地上搜刮并扩充他们的财产。 
如果没有我们的事例，怎么能够想象得出，多年以来，
有人对一个民族采用了一套对君主和臣民来说均糟糕至极的压迫体制，
直至最后臣民变得对君主毫无用处，而君主对臣民……”

“你们自己难道不是一些更加残忍的压迫者吗？ "那不勒斯人立即接上话头反驳道， 
“承认僭主制存在的同 时，在它的权柄之下难道还能找到更卑劣的机制吗？
向你们提供了公共职能的那不勒斯人更卑劣吗？不，我们在这里只看到西西里人，
只有西西里人在那不勒斯的桎梏下劳作并为之祈福，
希望轮到它来顺顺当当地统治不幸的西西里。占据你们的法院并引领社会公正的还是西西里人……

“如果我们想你们堕落的话，那么你们的确满足了我们的愿望……

“你们的贵族阶级已经优于其主宰者！我想它有理由为自己冠绝全欧洲的放荡不羁而自豪……”
“我们的贵族，”西西里人回击道， “他们已经不是西西里人了。
早在你们最后一次染指西西里以前，就已经夺走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一切兴趣，
并将其注意力全部引 向了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你们让这些人损耗了自身精力，
也丢掉了民族气节。他们沉浸在欢愉幸福之中，只图虚名，再无心力去争取荣耀和勇气……”

安布罗西奥先生说话时，那不勒斯人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很明显，两人之间的唇枪舌剑让他无法再保持开始时的轻松惬意。
西西里人说到最后一句时，卡尔洛先生无比 蛮横、轻蔑且迫不及待地看了他一眼。
他打断了对方的话。

“那好吧！”他冷笑着大声说， “既然我们的枷锁对你们来说如此沉重，
那为什么还不打破它呢？为什么在你们的乡村，警钟还没有敲响？
你们还在等什么呢？团结起来，前进吧！然而，这并不会发生：
你们从未觉得压迫深重，忍无可忍，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会信奉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如果你们始终下不了决心扯旗造反，
那么那不勒斯要摧毁你们的这种软弱该有多么轻而易举啊！
翻翻你们的老黄历……还记得1820年吗？那时你们的军舰，你们的战士在哪里？
你们的年轻人不愿从军，现在我们在军队中 看不到有西西里人……”

“是的，”安布罗西奥先生不自在地轻声答道， “这一切毫无疑问，
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但是我们并非生来就被奴役，我们的历史能够证明。
而且没有哪个 民族遭遇过如此糟糕的压迫者。自由的种子正在我们中间酝酿，
我们还没有卑微到既不想报仇也不想过好日子的地步。
我们民族气节中的能量一点都没有减弱，它就蕴藏在所有人的灵魂之中，
只有它能让我们去除自身的卑鄙，寻 回古代的美德。我们一点也不掩饰，
在你们眼中这一切毫无疑问，但是我们并没有不加抗争就逃避了事。
年轻人更喜欢耕种父辈的土地而不是加入你们的军队，这有什么不好吗？
这股已经被压迫者扭曲的力量隐藏起来了，只有不断地施加暴行能让它重见天日。
而你们，在拒绝给我们正义的同时，在用正义向我们换取财富的同时，
已经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暴行等同于一种权利。”

“在即将到来的时代，也许欧洲的政治利益会重新分配，
国王们不再觉得非得彼此支持不可。有一天，法国或者英国会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我们也会向他们求援。我们会让你们满意的，那不勒斯人！
……不过那时，你们会 发现我们不再是各顾各的了……”

当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后，两人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在卡尔洛先生的目光中，
之前的放肆不见了。他走到路的另 一边，靠近西西里人，
用温和的语气对他小声说了几句。 在这方面，两人出人意料地达成了一致。
然而过了一会儿，西西里人发现这番大胆的言论对他的同伴起了作用，
自己却害怕起来。我们看见他勉强笑了一下，然后找了点别的笑话说起来。
就这样，两个曾经互有敌意、彼此对立的人终于找到了一种共通的情感：恐惧……

人们也许会奇怪，我们居然能坚持用同一种方式生活这么长时间，
不停地行动，很少睡觉，而且从来没有真正休息过。

对此现象，我只能这样解释：我们想这样做。这种“想”，
其方式与一般人想要邻人的财富不同，它必须坚定不移。
的确，我们颇费了一番心血和力气，而目标却与我们的努力并不相称。
但即便它微不足道，我们也会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哪怕它根本不存在，
哪怕我们根本无法抵达。就这样结束这篇游记吧，我只向上帝祈求一种恩赐：
请让我有机会再次以这种方式做一件值得我不辞辛苦去做的事。

1831-1832美国与下加拿大

亲身体验以后，纽约已经不再像他们一开始以为得那么美了，
他们在笔记中也难以掩饰自己的震惊和失望。这座大都市是那么单调乏味，
市中心连个钟楼都没有，到处都像无边无际的村庄。
两位旅行家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也是惊奇不已，比如他们的餐桌上居然没有葡萄酒，
以及 “美国人一顿饭居然能吃那么多”！

在他看来，
“宗教是道德的表现，是观念的准绳，它能让人恪守自己的灵魂”。
最后，他还非常失望地发现，在美国这样一个人种混杂的国际化社会，
人们居然都有着同样的兴趣，想 的都是用劳动来获取利益。
因此，他觉得美国人对政治必然不会有什么热情，对公共事务也不会太关心。
然而， 1831年7月4日，他去奥尔巴尼（Albany）参加独立日庆典时，
却惊异地发现了美国民众的公民精神和爱国热情。 
这让他满怀敬意，对美国社会的看法也彻底改变了。

国式的苦役很难被移植到仁慈的法国监狱中，而美国的单人牢房则值得借鉴，
它 可以让犯人彼此隔离，在孤独与宁静中反省自身，
从而不至于使监狱变成一所犯罪学校。

此地在他们面前展现的是一幅阴暗的画面：各的移民在此艰难度日，
远处还有印第安人偷偷监视着他们。

早在布法罗时，他们就第一次遇见了印第安人，
两朋友失望地发现这些人完全不符合他们对初民的浪漫想象。
他们原以为“人的天性会在一些人身上留下高贵的品德，从而产生自由的精神”，
而这些印第安人既放纵又堕落，简直就是穿戴着羽毛和贝壳的欧洲人，
在与文明的遭遇中丢失了自身的尊贵。不过，这种糟糕的印象很快就改变了，
他们在其他一些印第安人身上看到了善意，看到了浪漫主义小说《阿达拉》
(Ata/a)中描写的健美体态。托克维尔在印第安人的智慧和节制中发现的不仅仅是高贵、
独立的精神，还有坚强的忍耐力。他认为这些“旧大陆”(Ancien Monde ) 
的人们所具有的品格非常像欧洲“旧制 度” (Ancien Regime)下贵族的品格。
这两个世界注定 要消亡了吗？托克维尔思考着这个问题，
并对美国人以及印第安部落的风俗产生了实际的兴趣。
在他看来， “旧大陆”的人虽然高贵，但面对普遍冷漠的文明世界，
他们注定将走向灭亡。

1831年秋季，托克维尔和居斯塔夫•德 •博蒙再次从纽约出发，
开始了前往美国西部和南部的长途旅行。他们一方面是为了参观新奥尔良和华盛顿，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感受美国南北方在习俗和民主制度上的差异。
他还想审视一下奴隶制度的罪恶。在他看来，这种制度在美国实行是会出乱子的。
10月12日，他们首先来到费城，受到了上流社会的热情接待。
在与这些正直无私的精英们的交往中，托克维尔发现宾夕法尼亚州虽然废除了奴隶制,
但种族歧视的问题依然非常严重。

很显然，美国南部 的氛围要比北部轻松得多。他将这归结为气候的差异，整
个社会的风貌似乎都随着纬度的变化而改变了。奴隶制也是改变社会效率的一大原因。
在他看来，奴隶制不仅压榨 奴隶，也将奴隶主们做事情的动力带走了。
因此，在俄亥 俄州，那里的社会是“工业的、充满活力的”，
在那里“劳 动是一种光荣”，而且那里“没有奴隶”。但与之相邻的南部的肯塔基州，
“事业心一下子就没有了”，“劳动不仅是痛苦，更是羞耻”，
那里会产生一个贵族阶层，对于他们来说 “比钱重要的东西很多”。
于是，托克维尔判断，南方终究会被北方统治。

美国值得法国仿效的是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一切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
身份的平等不仅“会对社会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会改变政府和政治的风气。

直到现在，我所见到的东西都不能让我兴奋，因为与其说这是人的意愿，
不如说是事物的本质。我眼前的这幅 景象不可谓不宏大。
人们从来没有活得如此快乐，如此强大。在这里，人的自由发挥出了它全部的威力，
并从绝对有用且无害的事业中获取养分。不可否认，这里会有一些狂热的东西流入工业，
流入人的精神。但直到现在，这种热度似乎只是让力量变得更强，
却并未改变人的理智。无论人 们怎样开发，大自然的物产似乎永远取之不尽，
将来要做事似乎只需按照现行的方式继续下去就行了。
独立战争时期，纽约有20 000居民，现在已经增加到了200000, 而且每年，
这座城市的规模都有很大的发展。有人肯定地对我们说，
密西西比州蛮荒之地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所有人都对我们讲，
他们找到了美国最富饶的土地，而这些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几乎没有穷尽。
在这场不可思议的物质运动中，政治上的动荡在我看来很是无关紧要，
它只停留在表面，根本不会对大众造成深度影响。有人确定地对我们说，
人们很难接受那些会干涉私人事务的公共部门。事实是这里的社会独自运转着，
而且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在我看来，此地的政府十分之轻松惬意。

S先生是纽约的一个小律师，住在新新，他对我说： 
“我不认为一个共和国可以没有道德，
我也不认为一个民族可以在拥有道德的同时舍弃宗教。
因此，我认为坚持宗 教精神是我们最重大的政治利益之一。”

纽约，1831年6月7日

与美国前驻法国和英国公使加勒廷先生 ( M. Gallatin) 谈话。

他告诉我美国并没有村庄，也就是说没有庄稼汉们聚集的地方。
地主靠他们的房产为生，而房子全都分散在乡间。

因为乡村人口由商人、工匠和律师组成，所以村庄更 应该被称为城市。

问：我提一下最后一种职业，律师。你们这里律师应 该非常多喽？
答：我想，比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得多。

问：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有什么特点？
答：这两者互为因果。律师占据着社会上层；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
与欧洲律师焦虑、好动的特点不同，这些人更加稳定。
如果没有这些律师，我们的民法早就被修订了，
而他们由于要从民法的晦涩和弊端中获取利益，因此自然就成了捍卫者。

问：他们在国家议会中的地位重要吗？
答：他们是这些议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但我们注意到这个国家最杰出的演说家，
尤其最伟大的人都不是律师。

问：你们法官的地位、社会阶层和特点又如何呢？
答：法官全部在律师团体中选出，除了掌控庭审纲纪 ，他们与律师地位平等。
我们的法官极受尊敬，由于只 受到公共舆论的支持，法官必须不懈努力，
才能维系这种支持。法官的公正是毋庸置疑的。法官总是受到律师团体的支持，
我将他们看作是我们民主体制不规则变动的调节器，是他们在掌控民主机器的平衡。
要知道，法官可以拒绝执行违反宪法的法律，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一种政 治权力...

问：有人向我保证，这个国家民风淳朴，是这样吗？
答：夫妻间让人钦佩地保持着忠诚，但人们在婚前并不总是恪守贞洁。
在我们的乡间（城市并非如此），年轻人在两性关系上过于自由经常会惹出麻烦。
我们周边的野蛮民族更是不注重婚前的贞洁，他们不认为那是一种道德义务。

多合一

探寻这个民族的特点，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件颇为急切 的特殊任务。
美国人身上充斥着发家致富的欲望，这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热情。
他们对任何地方都没有留恋， 也没有经久流传的风俗，同时不遵守常规。
他们每天关注 的就是财富变化。哪怕未来根本毫无希望，他们也不会惧怕，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创造出新的财富。 
于是，他们就像在一场庞大的事业博彩游戏中买了彩票， 赢是肯定的，
只是多少而已。有一个我们经常与之聊天的人，已经在十个州试过运气。
他做过商人、律师、医生、牧师，住过二十个不同的地方，哪里都留不住他。
总而言之，这里的人没有习俗，他们眼前的一切不允许他们有习俗：
很多人来自欧洲，并把他们的习俗带到了这里；
而在这个国家生活久了的人已经把不同的习俗保留了下来。
因此，美利坚的风俗还没有形成。每个人都选择适合他的团体，
同时又保持着自身的特点。怎么会不这样呢？这里的法律不停地变，法官会改换，
行政系统会变，自然甚至改 变得比人还快。
事物的一般秩序居然也会颠倒，只有变化 本身不变，人也不变……

一个人可以用他的名字命名一片在他之前无人走过的荒野，
可以看着森林的第一棵树被推倒，在荒僻孤独中建起庄园主的房子，
然后周围再建起一个村庄，直至如今成为一个庞大的城市。
在一生的短暂光阴里，他目睹了一切改变。他年轻时居住在即将消亡的民族中间；
他活着的时候，河流改道甚或缩短，气候变得他再也不认识，
而这一切只是他无尽事业中的第一步而已。在这里，不管时光的流逝如何迅猛，
想象力总是走在它的前面。没有足够大的画布供想象涂抹，它已经占领了一个新的世界。
这是一 场理智的运动，只有三个世纪前新大陆的发现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而实际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又一次被发现了。
这样的想法并非只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才会产生，工匠、投机 商人、农民、市民都这么想。
它融入了一切目的之中，一 切感知里也有它的存在；它可以看得见、摸得着，
也可以感觉得到。美国人生于另一片天空下，活在永远运动着的图景中，
裹挟一切的洪流带着他们滚滚向前，他们根本没有停留的时间。
他们习惯的只有改变，最终以为人生来便是如此。他们从中感受到欲望；
而且，他们钟情于欲望， 因为他们觉得不安定似乎只会给他们带来奇迹，
而不是难……

不难看出，如今被新生树木占领的岛中央，曾经被一双勤劳的手开垦过。
此处没有树木残骸上伸展的老树，完 全相反，这里显得很新。
附近的树木在被舍弃的田野中央 生出了新枝，流亡者从前收获庄稼的地方如今已是杂草丛生，
荆棘和寄生植物又卷土重来。每走几步我们就能发现篱笆的痕迹或者田野的标记。
树的枝叶和荆棘丛让废弃的 房屋遗址很难被察觉，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在它们中间徒劳地寻觅着。渔夫的妻子向我们描述过的那个田园，
草坪、 花圃、果实，这些由一种创造性的温柔带到荒野中间的文明的产物，
已经全部随居住其间的生命一同消失了。正当我们想放弃寻找的时候，
一棵衰老得奄奄一息的苹果树进入我们的视线，它让我们开始找到了正确的路。
在它的附近，有一株植物，我们开始误以为是爬在最高的树木上的藤蔓，
它缠绕着修长的树干，像一个树叶编成的环悬挂在细枝条上。
仔细辨认之后，我们认出了那是一条葡萄藤。由此可以确认，
四十年前两位不幸的同胞就是选择了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作为他们最后的家。
掘开盖住地面的厚厚叶床，我们勉强能发现几段腐烂的残留物，要不了多久， 
它们就会彻底消失。至于那位甘愿舍弃文明世界的快乐生活，
选择在新大陆的荒岛上了此一生的女人的遗体，我们再也无法找到半点蛛丝马迹。
流亡者把这件属于他的珍宝 留在旷野中了吗？或者相反，
他将她带去了自己生命终结的地方？没有人能回答我们。

读到这些文字，也许有人想象不出它描绘的是怎样的情感，以为都是些夸大妄想之词。
对此我只能说我们的心 中充满感动，并激荡着忧虑和希望。
是一种宗教的情感鼓 舞着我们潜心寻找那两个人留下的痕迹。
他们的姓名、家 族和生平都是我们不知道的，
唯一能知道的只有他们曾经在这里痛并快乐着，这是所有人都感兴趣的，
因为这是所 有人心中的信条。

这里有人类社会所制造的不幸。他的同胞拒斥他、驱逐他，
逼迫他舍弃社会关系远遁荒野。只有一个人与他形影不离，
在孤独中相随，抚平他灵魂的伤口，并以最透彻的内心情感取代世间的快乐。
就这样，他与命运达成了和 解。他忘记了革命、党派、城市，
也忘记了他的阶级和家庭，他心中的块垒终于平复。然而，他的妻子死去了，
死亡袭击了她却放过了他。不幸的人！他会变成什么样？会独自留在荒野中吗？
还是回到那个早已将他遗忘的社会？ 他不再习惯孤独，也不再习惯人世。
他不知是该活在人群中，抑或孑然自处。他不是野蛮人，也不是文明人，
他只是美国森林中的一棵枯树。风把他连根拔起，却无力将他摧毁。
他仍然活着，但已然死去。

问：在美国，您认为是什么促成了宗教间的宽容？

答：主要是由于教派间极度分立。如果只有两种宗教 相互对立，势必拼个你死我活，
但如果没有一方能占据多 数，那么所有宗教就都需要宽容。
另外，我国有一种共识，我也赞成这种观点，即无论什么宗教，都是社会人所必需的。
人越自由，就越需要宗教。我听说在法国，有人企图抛弃整个现行宗教。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即便你们拥有自由的精神，法国的自由制度也是难以巩固的，
你们只能指望下一代人了。
问：在您看来，让宗教重获其最初权威的最好方法是 什么呢？

答：我认为新教比天主教更加适合自由思想。然而，如果教士与世俗权势完全分离的话，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流 逝，他们会重新获取其天生就有的知识和道德上的权威。
我想，有利于教士的最好且唯一的方式，就是不对其怀有敌意，同时假装在忽略他们。
这样，你们慢慢就会将教育公众的任务交给教士，
久而久之，青年们的精神面貌也将改变。

庭审结束后，他走到我面前，直截了当地说： “我兄弟（指被告）从前侮辱过你？ " 
我回答说，在被告犯罪前，我并不认识他。 “我懂了，” “红夹克”又说道，
“被杀的那个白人是你的兄弟，你要为他报仇。”我只得说他弄错了，
并告诉他我的工作职责。仔细听我说完后， 
“红夹克”问是不是我们的长老付钱让我做这些事的。我跟他解释其中的原委，
他以一种无法言表的愤怒吼道： “什么？我兄弟从来没伤害过你，
但你不仅要杀他，而且事先就拿他的命去换钱了！”

白人对我们说，他们相信一本由神灵传给他们的书，但我们认为，
白人部落中的每一个都对这本书作了不同的解释。你讲给我兄弟们听的也可能是错的吧？ 
”传教士不得不承认这个印第安人所讲的有些是正确的，于是 “红夹克”又谦虚地说道： 
“神灵用心地将万物的知识写成了一本书，并将之传给白人。
但如果白人还没把握看懂它，我的兄弟们只是些可怜的野蛮人，他们又怎能弄明白呢？”
传教士尽力解释说，基督徒们只在几点问题上有争议，对其余部分还是意见一致的。
“红夹克”等他说完后，便给他们的谈话作了总结： 
“要理解这些东西对于红种人来说太难了，不过，神父你可以去向我们的邻居白种人重说一遍。
如果布道能让这些白种人停止终曰抢夺我们的土地和牲口，
那么神父你可以再回到这里，我们将洗耳恭听。”

来到美国，最能激起我们好奇心的事情就是走遍欧洲文明的边界。
而且，如果时间允许，我们还要寻访一些印第安部落，因为它们宁愿逃到最荒僻的孤独中去，
也不愿屈身于白人所谓的社会生活的愉悦当中。如今要见到这样的荒野却困难得超乎人们的想象。
从纽约出发后，我们一路向西北前进，然而此行的目标似乎总在我们面前溜走。
我们经过了一些印第安人的历史名胜，见到了一些由他们命名的山谷，
还穿过了一些与印第安部落同名的河流，但是在每一处，
野蛮人的茅屋都换成了文明人的住宅，树林纷纷倒下，荒野焕发出生机。

人对一切都习以为常，习惯战死沙场，也习惯死于疾病，习惯杀戮，也习惯苟活。
他们对所有这些场面都能适应。一个古老的民族，美洲大陆最初且合法的主人，
每天像阳光下的积雪一样融化，越来越快地从地面上消失。
在同一片土地上，另一个人种取代了他们，并以更加惊人的速度崛起。
因为这些人，森林倒下了，沼泽干涸了。汪洋般的湖泊和大河徒劳地阻挡着他们胜利的步伐。
荒野变成了乡村，乡村变成了城市，每天见证这些奇迹的美国人对眼前的一切毫不吃惊。
难以置信的破坏和更加难以置信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世界上发生的寻常事件。
他们适应这一切，犹如适应大自然永恒的秩序。

触动我们的第一件事是，那天，
大批印第安人聚集在布法罗接受美利坚合众国付给他们的土地转让费。
在见到这些印第安人以前，我相信自己从未感受过如此彻底的失望。
我满脑子都是夏多布里昂先生和库柏先生的回忆录，
原以为在这些美洲土著中能够看到一些野蛮人，
大自然会在这些人的身上刻画出自由精神所带来的高贵品德。
我还以为在他们中能遇见一些被狩猎和战争锻炼出美好身形的人，即便裸体，
他们的美也不会有丝毫损失。所以可以想象我看到下述景象时有多么的吃惊。

那天我看到的印第安人身材矮小，可以目测其衣装下面的四肢多么纤细；
他们的皮肤并非如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是紫铜色的，而是深青铜色的，
乍一看就像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他们乌亮的头发单调僵直地垂在脖颈和肩头；
他们的嘴通常都很大，表情难看且凶恶。
他们的体貌特征显示出被文明长期过分善待后造成的深深的堕落。
有人会说这些人就是我们欧洲大城市里最卑劣的贱民，
而事实上他们仍旧是野蛮人。从我们这里沾染的坏习气与他们自身的野蛮粗鲁混在一起，
让这些人愈发可恶百倍。这些印第安人没带武器，穿着欧洲人的衣服，
但穿着方式却与我们不同。看得出他们并不懂得如何穿，就像是被捆在衣服的褶皱里。
除了欧洲饰品，他们还佩戴了一些野蛮人的奢侈品，羽毛、巨大的耳环，以及贝壳项链。
这些人行动迅速而混乱，他们的声音尖利且不和谐，他们的目光不安又野蛮。
乍一看，人们不禁会以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森林里的野兽。
他们被教化成人形，但依然是不折不扣的野兽。
然而，这些弱小又堕落的人却属于一个美洲旧大陆最为著名的部落。
说起来真是可怜，我们面前的这些人是著名的易洛魁联盟最后的遗民，
他们的智慧曾经与武勇一样有名，
并曾在欧洲两个最伟大的民族之间掌握平衡。

那天晚上我们出了城。刚离开最后的人家不远，我们就看见一个印第安人睡在路边。
这是个年轻人，他一动不动，我们以为他死了。
然而，从他的胸膛中发出的几声微弱呻吟说明他还活着，而且因为喝了高度酒，
正在与危险的醉意搏斗着。太阳已经下山了，地上变得越来越潮湿，
一切都预示着这个不幸的人除非得到救助，否则将在那里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时，城里的印第安人正在离开布法罗，返回他们的村庄。
不时有一队队人从我们旁边经过，他们走上前来，粗鲁地翻过他们这位同胞的身体，
想看看是谁，然后又继续赶路，毫不理会我们的注视。这些人大部分都醉了。
最后有个年轻的印第安女人来了，她先是关切地走上前来，
我们以为这是那个将死之人的妻子或姐妹。然后她仔细端详着他，
大声叫着他的名字，摸摸他的心口，确认他还活着，又想办法让他从昏睡中醒来。
但是她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们看见她对面前这个躺倒不动的人发了火，
用手打他的头，捏他的脸，还用脚踩他。在肆意做出这些凶猛动作的时候，
她还发出一些模糊而野蛮的吼叫。直到如今，我的耳边似乎仍然回响着那些叫声。
最后，我们认为应当介入，便果断地叫她走开。
她听从了，但在离去时，我们听见了几声粗鲁的大笑。

回城以后，我们和几个人说起了那个年轻的印第安人。
我们说到他所面临的险境，甚至要为他付住旅馆的钱。但这一切都没用，
我们没法让任何人来关心这件事。有些人对我们说：这些人习惯喝得烂醉如泥，
然后睡在地上，他们死不了；另一些人则承认那个印第安人有可能会死，
但我们在他们的话里还听出了隐藏的意思—— 印第安人的一条命算什么呢？
这就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在这个如此珍惜美德和仁慈的社会里面，
当关系到美洲土著居民的时候，我们却看见了一种彻底的冷漠，一种无情的冷血的自私。
美利坚合众国的居民并不像墨西哥的西班牙人那样大张旗鼓地去捕杀印第安人，
但这里也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有一种无情的本能在驱动着欧洲人。
旅途中，有多少次我们本应该在晚上遇见诚实的市民，
他们平静地坐在壁炉旁的角落里对我们讲：印第安人的数量每天都在减少！
但这并不是由于我们经常和他们打仗，而是因为我们低价卖给他们酒。
多年来，酒比我们的武器夺走了更多印第安人的生命。这里的世界属于我们，
他们补充说。上帝拒绝赋予这里的原住民开化的能力，
因此已经决定了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
这片大陆真正的主人是那些懂得利用其资源的人。
美国人对自己的推论很满意，然后他们去教堂，
在那里听一位宣讲福音书的牧师告诉他们人人皆兄弟，
上帝按照同一个模子造出了所有的人，并给了他们相互救助的义务。

7月19日上午10点，我们登上了前往底特律的俄亥俄号蒸汽船。
一股超强的风从西北方向吹来，把伊利湖变成了汪洋一片，无边的地平线在右边伸展；
在左边，我们与湖的南岸很近，经常能听见岸上的声音。南岸极其平整，
而且和我在欧洲所见过的都不一样，与海岸也不相像。广袤的森林将湖岸遮蔽起来，
绕着湖形成了一条茂密且几乎没有中断的植物带。不过，大地有时还是会突然生出另一番面貌。
在一片树林的拐角处，我们看见了一座钟楼优雅的尖顶、一些白净光鲜的房屋和商店，
但仅仅几步之遥，原始森林又以不可阻挡的气势重新掌管了它的帝国，
树叶又一次在湖水上倒映出来。

走遍了全美国的人将在这幅图景中找到一个美国社会的明显象征。
这里的一切都对比强烈，且出乎意料。文明的尽头与荒废的自然无处不在，
几乎就是面对着面，这在法国是无法想象的。在我这个旅行者的幻觉中
（我相信谁都有自己的幻觉），我设想出的则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我注意到在欧洲，一个省或一个城市位置偏僻与否、富裕还是贫穷、狭小还是广阔，
都会对所有居民的思想、风气，乃至文明造成巨大的影响，
并且常常会在同一片土地的不同部分之间营造出几个世纪的差别。

你在纽约街头辞别的人，在西部荒野中又会重逢，同样的衣着，同样的气质，同样的语言，
同样的习惯，同样的趣味。没有乡土，没有天真，没有荒野的感觉，
甚至没有与我们的乡村相似的东西。这种单一状态很容易理解：
最古老的地区与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都拥有高度的文明。在那里，教育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在那里，平等精神以同样的形式扩展到了生活的内在习惯中。
然而，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每年移居到荒野中的恰恰也是这些人。
在欧洲，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在同一片土地上。在美国，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样的人——
他们长期生活在荒野中并在那里繁衍生息，不为人知，一切全凭自己的努力。
居住在荒僻之地的人们也只是刚刚到达，他们带去了文明的风俗、观念和需求。
他们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过野蛮人的生活，由此产生了最奇特的反差。
人们直接从荒野来到城市的街道，从最野蛮的场景进入文明生活最宜人的画面。
如果突如其来的黑夜没能迫使你在树下露宿，那么你很有可能来到一个村庄，
那里从法国时装到通俗漫画，应有尽有。纽约商人能有的商品在布法罗和底特律都有，
里昂的工厂为他们生产时一视同仁。你离开大路，深入一些崎岖的小道，
最后会看到一片开垦过的农田，以及一间用半方形树干搭起来的小木屋。
在那里，光线只能透过一扇狭窄的窗户照射进来。
你以为你终于来到了美国农民的住处，但你错了。走进这个看似贫民收容所的木屋，
此地主人却穿着和你一样的衣服，说着城市里的语言。他简陋的桌子上放着书籍和报纸，
他本人则迫切地拉住你细细打听在古老的欧洲所发生的事情，
并向你询问他的国家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还会在纸上为你画一张出征比利时的地图，
然后郑重其事地对你说为了法国的繁荣还需要做些什么。
人们会以为看到了一位由于约人打猎而来此小住几夜的有钱人，但实际上，
这座小木屋对美国人来说也只是个临时住处，一个受环境所迫的权宜之计。
当四周的田地获得丰收，这个新地主有闲暇去享受生活时，
一座更宽敞也更能满足他的房子就会取代这座小木屋，
他将在那里养育很多孩子，而他的孩子们有一天也会在荒野中建造一个住所。

在右边的河岸之上，一个穿军装的苏格兰士兵走上了岗哨，
他身上的军装曾因滑铁卢战场而名声大振，他的衣服和武器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而左边却像在为我们提供对照。两个赤身裸体的印度人，身上花花绿绿，鼻子上穿着环，
在同一时刻来到了河对岸。他们登上一条用布做帆的树皮独木舟，
让这条脆弱的小船任凭风力和水流的驱使，像一杆标枪径直向我们的大船冲来，
有一会儿还围着它绕圈，然后他们平静地来到英国士兵附近捕鱼。
那个士兵一直闪闪发光，一动不动，仿佛作为欧洲军队和灿烂文明的代表置身于此。

在潮湿的树林里露营，这些对于美国人来说毫不费力，只要能挣到美元就行。
但如果有人做同样的事只是出于好奇，美国人便搞不懂了。
荒野里的居民只欣赏人类的杰作，他会很乐意带您去参观一条路、一座桥、一个漂亮的村庄。
但如果有人赞赏大树和美妙的孤独，对他而言是绝对无法理解的。

因此要找到一个理解我们的人是无比艰难的。 “你们想看森林，”
旅店老板微笑着对我们说， “一直走，你们就会找到满意的地方了。
它们就在那些新建的道路和开辟得很好的小路附近。至于印第安人，
你们在我们的公共场所及道路上就能看到很多，没必要为这个跑太远。
这里的印第安人已经开始变得文明，看起来不那么野蛮了。”
我们立刻意识到直接问他们不可能得到真相，得耍点手段。

第二天，7月23日，我们赶紧租了两匹马。由于打算用个十来天，
我们想先把钱付给马主人，但他拒不接受，说我们回来再付也不迟，他一点也不担心。
密歇根湖沿岸尽是湖泊和荒野。他把我们带到一个由他看门的驯马场之类的地方。
买了一个指南针和一些弹药后，我们扛着枪出发了，心情轻松，对未来毫不担心，
就像两个离开学校回老家度假的学生。

如果我们只是想看些森林，底特律的旅店老板说得没错，的确没必要走太远。
因为离城一英里，道路就义无反顾地扎进了森林，它所经过的土地非常平坦，但常有沼泽。
我们不时会在路上看到新开垦的土地。不管是在密歇根腹地还是在纽约边缘，
这些定居点都极其类同，因此我会尽力一次把它们都描述清楚。

拓荒者为了能在茂密的森林里找回牲畜而在它们的脖子上挂了铃铛，
铃声老远就宣告了附近有开垦地。不久，就能听到砍伐树木的斧声的回响，
而且随着逐渐走近，一些被破坏的痕迹就更加清晰地显示出人类的存在。
截断的树枝盖住了路，被火烧了一半或是被铁器切了一半的树干依然挺立在道旁。
继续向前走，在一片树林中，所有的树都像是遭到了死神的突袭。
虽是仲夏，可它们干枯的树枝却显示出一派冬日的景象。
上前检查，才发现有人在树皮上深深地划了一圈，阻断了树液循环，杀死了它们。
事实上这通常是种植者一开始做的事情。第一年，他不可能砍掉自己新土地上所有的树，
因此他在地面上撒下玉米种子，让大树死掉，不让树遮住农作物的阳光。

这片田只是半成品，是文明踏入荒野的第一步。在田野后面，是田主人的小木屋。
木屋通常位于一块耕种得最为仔细的土地中央，但在那里，
人类依然对自然发起了不公平的斗争。那里的树被砍掉，不过并未连根拔除，
树干仍占据并阻塞着那块它们曾遮蔽的土地。在这些干枯的残骸四周，小麦、
橡树的根薨、其他各种作物，以及自然长出的杂草，乱七八糟地生长在一块尚未被完全驯服的、
仍处于半野蛮状态的土地上。种植者的房屋，或者这个地区人们所说的“原木屋”，
就坐落在各式各样生机勃勃的植物中间。

住房连同它周围的田地显然是一件匆忙的新作品。
小屋很少超过30英尺长，20英尺宽，15英尺高。
它的墙壁和屋顶由不方正的树干构成。为了避寒遮雨，人们在树干间填了一些苔葬和土。
旅行者越是靠近，眼前的景象就愈发生动。
正在周围碎木中打滚的孩子们听见脚步声，
急忙站起来跑进父亲的小屋，似乎因为看见陌生人而受到了惊吓。
此时两只半野生的大狗竖着耳朵、伸长鼻子从木屋里跑出来，
低声嗥叫着掩护它们年轻的主人撤退。

与此同时，拓荒者本人出现在门前。他仔细打量了来人，既没有表现出好奇，
也没有表现得不安。随后他带着两只狗回到屋子里。

走到原木屋门前，我们两个欧洲人忍不住用惊异的目光环顾眼前的景象。

这种小屋一般只有一扇窗，有时上面会挂一条纱布窗帘。
在这些必需品经常短缺的地方，多余的东西倒是挺常见。
在夯实的地面上，火炉僻里啪啦燃烧着树脂，火光比日光更能照亮屋内。
在这个简陋的火炉上面，有一些战利品或是猎物：一把长柄膛线卡宾枪、一张黄鹿皮、
一些鹰的羽毛。烟囱右边摊着一张美国地图，从墙缝里吹进来的风让它不停地起起伏伏。
地图附近一个用歪歪扭扭的木板做成的孤零零的架子上，摆着几卷不成套的书：
一本封面和边缘已被两代人的虔诚磨破的圣经、一本祈祷书，
还有一本弥尔顿诗集或一部莎士比亚悲剧。沿墙摆着几张粗糙的椅子。
主人的劳动成果则是代替衣橱的箱子、一些农具和几种作物样品。
在房子中间立着一张跛腿的桌子，桌脚上满是树叶，仿佛它们是从下面的土里长出来的。
全家人每天就聚在这里吃饭。还能看见一把英格兰陶瓷茶壶、
一些通常是木制的勺子、几个有缺口的茶杯和一些报纸。

屋主人的外貌与这个为他提供庇护的地方一样引人注目：肌肉棱角分明，四肢修长，
让人一下就能认出这是个来自英格兰的新居民。此人并非生于他所居住的荒野，
仅从他的体格就能看出。他早年在一个知性和理智的社会中度过，
之后自愿投身到自己似乎并不适应的荒野劳作之中。
然而，如果说他的体力看上去跟不上他所从事的劳动，
那么他那因操持生活而留下皱纹的脸上却饱含着精明强干的、冷静的、坚韧的表情，
第一眼就给人深刻的印象。他的步伐缓慢而小心，言辞审慎，面容严肃。
是习惯，更多的是骄傲赋予了他一张坚韧刚毅的脸。
是的，这个拓荒者蔑视那些最为激荡人心的东西，他的幸福、
他的生活从不听凭运气或者一个女人的摆布。为了致富，他不惧远行、
孤独和荒野生活无尽的苦难。他睡在光秃秃的地上，只身面对森林里的热病和印第安人的战斧。
一日奋起，积年不辍，或许再拼20年，他也无怨无悔。
那么，一个能够做出如此牺牲的人会是冷漠无情的吗？
相反，人们不该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炽热、顽强、一往无前的激情吗？

一心要创造财富的移民最终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对家庭的情感已经化为一种广义上的逐利，妻儿或许在他看来只是自己身上可去除的一部分。
因为和同类人很少联系，他已经学会了享受孤独。当你出现在他的门前时，
他会上前与你见面，习惯性地伸出手。但他的脸上既看不出欢迎也看不出高兴，
你不提问，他就不会开口说话。他想满足的只有头脑，而非心灵，
一旦从你那里了解了想要的信息，他又会归于沉默。
你会以为见到了一个被俗世的喧闹和纷扰弄得疲惫不堪的夜归之人。
你提问时，他会聪明地给你一些你所缺乏的信息；你住在他家时，
他甚至会为你提供所需，以及保障你的安全。但他的所有举动都透着生硬和刻板，
你会从中看到他对你的努力无动于衷，以至于你觉得自己的感激之情也被冰冻住了。
然而，拓荒者是在以他的方式招待客人，但他的待客之道丝毫不能打动你，
因为他自己这么做就像是在服从荒野中一条让人痛苦的义务：
他将它看成是其处境强加于他的一项责任，而非快乐。
这个无名之人代表着一个新大陆未来的群体：他们不安分、理智、爱冒险，
他们冷静地做着只有怀着炙热激情才能做的事情。
征服者的民族屈身于野蛮人的生活，却从不去体会它的魅力，
他们只爱其中能让他们发家致富的东西—— 文明和知识。
他们用一把斧头和一叠报纸，将自己深锁在美洲大地的孤独之中。

这个无与伦比的民族与所有伟大的民族一样，只专注于一种思想，
朝着自己劳作的唯一目的—— 获取财富—— 前进，
带着一种人们称之为“英雄主义”的坚韧和对生命的蔑视—— 
如果说“英雄主义”指的是德行努力以外的东西的话。

这是河流与湖泊皆无法阻挡的流浪民族。森林在它面前倒下，草原被绿荫覆盖，
而且到达太平洋之后它将会回头，去扰乱并破坏其身后建起的社会。

谈到拓荒者，就不能忽略与他一同分担苦难和危险的妻子。
看看火炉另一端的年轻女人，她一边留心正煮着的饭菜，一边把她最小的儿子放在膝上摇晃。
和拓荒者一样，这个女人也正当盛年，同样，她还能记起早期岁月里的富足生活。
她的衣着甚至显示出一种对华丽服饰难以掩饰的爱好。但时间给了她沉重的负担。
从她过早憔悴的脸上，从她消瘦了的四肢，不难看出生活对她而言已成了一个沉甸甸的担子。
事实上这个弱女子已遭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 刚刚步入婚姻生活，
她就不得不离开母亲的慈爱和兄弟的温情。年轻姑娘在离开家人时没有不落泪的，
即便她离开他们是为了与新婚丈夫共享富足的家庭生活。
拓荒者的妻子，顷刻之间就被带走，而且很难再回到她年轻时的纯真摇篮。
她用社交生活的魅力和家庭生活的欢乐换来的是森林中的孤独，
她的婚床放置在光秃秃的荒地上。
献身于严肃的义务，忍受未曾尝过的困苦，过着不习惯的生活，
她的青葱岁月就是这么度过的，
对她来说婚姻的甜美不过如此。贫乏、痛苦和烦恼改变了她脆弱的体格，却没有摧垮她的勇气。
在她柔弱的面容刻着的深沉忧伤中，人们不难看出一种宗教式的顺从、一种深深的安宁，
以及我无法形容的朴素沉静的坚定，它使她面对生活中所有的苦难时，既不畏惧也不轻视。

在这个女人周围围着一些半裸的小孩，他们健康、无忧无虑，是真正的荒野之子。
母亲不时向他们投去既伤感又快乐的目光。看到他们的力量和她的虚弱，
人们会以为她在给予他们生命时耗尽了自己的元气，而且并不后悔为他们付出心血。

移民们居住的房屋内部没有隔断，也没有谷仓。全家人晚上都到住宅唯一的房间里寻求庇护。
这个住所自身构成了一个小世界。这是消失在树叶海洋里的文明方舟，
是沙漠里的绿洲。在房屋的四周，100步远处，无垠的森林延伸着它的绿荫，荒野再次出现了。

直到晚上，太阳落山以后我们才抵达庞蒂亚克。20栋整洁漂亮的房屋成了装饰精美的商店，
一条清澈的溪流、一块1/4平方里的林中空地，以及周围一望无际的森林——
这就是20年后可能成为城市的庞蒂亚克村的真实图景。
此地景致让我想起加勒廷先生一个月前在纽约说过的话：美国没有村庄，
至少在我们赋予这个词的涵义上没有。在这里，耕种者的房屋全都分散在田地中，
人们在一个地方聚集只是为了在那里建立一种供周围居民使用的市场。
这些所谓的村庄中只有律师、 刷工人或商人。

我们让人把我们带到了庞蒂亚克最好的旅馆（因为有两个旅馆），
依照惯例，我们被带到人们称作barroom （酒吧间）的地方。这是个提供酒水的房间，
当地最朴实的工人和最富裕的商人都会来这儿，用看似最平等的方式一起抽烟、
喝酒和谈论政治。这个地方的主人或者老板—— 我不说他是个粗壮的农民，
因为在美国没有农民，不过他至少是位很粗壮的先生——
脸上带着那种不同于诺曼底奸商的坦率且单纯的神情。他是这样一个人，
由于生怕让你感到局促，谈话时从不看你的脸，
等到你忙着和别人交谈时才悠闲地打量你。

此外，他非常关心政治，有着美国人的习惯，是一个爱发问且不留情面的人。
这位可敬的公民和聚会中的其他人一样，起初惊讶地看着我们。
旅行者的衣着与步枪让我们看起来不像工厂主，
而为了随便看看就来旅行是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
为了少作解释，我们一开始就声称是来买地的。话一出口，我们就意识到为了避免一个麻烦，
我们已经陷入了另一个更可怕的麻烦之中。人们的确不再把我们当怪人看待，
但每个人都想和我们做买卖。为了摆脱他们和他们的农场，我们对旅店老板说，
在做生意之前，我们想从他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土地价格和耕作方法的有用信息。
他立刻把我们带到另一个房间，不紧不慢地在房间中央的橡木桌上展开了一张密歇根州地图，
又在我们三人之间点上蜡烛，稳稳地等着我们向他提问。
和我们一样无意定居美国荒野的读者可能很想知道，
每年来这里试图安家的成千上万欧洲人和美国人是怎样做的。
因此我将在此记录庞蒂亚克的旅店老板提供的资料，
此后我们经常能够证实它们的准确性。

“这里和法国不同，”旅店老板静静地听完了我们的所有问题，剪了烛花，然后说道，
“在你们那儿劳动力便宜而土地贵，在这儿买地不算什么但劳动力价格特别贵。
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们知道，在美国定居和在欧洲一样，
需要一笔资金，虽然用处不同。至于我，并不建议人们来我们的荒野淘金，
除非至少有150至200美 元 （750至1 000法郎）可供支配。
在密歇根州，土地尚未开垦时，一英亩地的价格从不超过10先令 （约6法郎5生丁），
大约是一天的劳动所得，因此一个工人一天可以挣到买一英亩地的钱。
不过买了地，困难就开始了。下面是人们为了克服困难常做的事。
拓荒者带着一些牲畜、一头腌猪、两桶面粉和一些茶叶到他刚买下的土地，
如果附近有一个简陋的小屋，他就到那里去并受到短暂的接待，如果没有小屋，
他就在将要成为其田地的树林中搭个帐篷。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砍倒最近的树，
用它们赶紧建造一座粗糙的房屋。你们可能已经考察过这种房屋的结构。
在我们这儿，养些牲畜几乎不花什么钱，移民给它们系上一个铁铃铛后就把它们放到森林里去，
无人照管的牲畜很少离开住所附近。最大的花费是开垦土地，
如果拓荒者是和一个能够帮他完成最初劳动的家庭一起来到荒野的，他的工作就相当轻松。
可是这种情况很少。移民通常很年轻，即便他有了孩子，孩子们也非常幼小。
因此他必须独自养活全家人，或者雇他的邻居来帮忙。开垦一英亩地要花4至5美元 
（20至25法郎）。土地准备好以后，新的地主给一英亩地种上马铃薯，
其余的种上小麦和玉米。玉米在荒野里是天上掉下来的宝贝，
它在沼泽地的水里和森林的树叶下生长得比在阳光下更好。
当贫穷、疾病或失误使他无法在第一年种完足够的地时，
正是玉米将移民全家从不可避免的毁灭中解救出来。
没有比开垦土地后最初几年更艰难的了，
之后的生活会变得宽裕，财富也接踵而来。”

我们的旅店老板这样说道，而我们颇有兴致地听着这些简单的细节，好像我们自己也能用上似的。
等他不说话了，我们问道： “没人打理的森林土地通常是沼泽地，而且有害健康，
在荒野中艰难谋生的移民难道对自己的生活一点也不畏惧吗？ ” “所有开垦都是危险的事业，”
这个美国人说， “而且几乎没有哪个拓荒者或他的家庭能在第一年躲过森林里的热病。
经常有人在秋天旅游时发现一个陋屋里的所有人都染上了热病，从移民直至他最小的儿子。”
“如果老天这样打击他们，这些不幸的人会怎样呢？ ”

“他们只能听天由命，指望以后会好一些。” “他们能从同胞那里得到一些帮助吗？ ” 
“基本不能。” “他们至少能得到医疗方面的救助吧？” 
“最近的医生通常住在离他们60英里远的地方。他们和印第安人一样，
是死是活全听凭上帝的意志。”我们接着问： “宗教的声音是否有时会传到他们这里？ ”
“很少。在我们的森林里，人们还无法预备任何东西来确保公共礼拜。
的确，几乎每个夏天都有一些卫斯理宗的牧师来新定居点到处走一走。
他们到来的消息以惊人的速度从一个小屋传到另一个，
那将是一个的重大新闻。在指定的时间，移民、他的妻子和孩子们，
会穿过森林里那些勉强开出来的小路前来参加指定的聚会，方圆50英里的人都会来到这里。
这些虔诚的信徒不是在一个教堂里聚会，而是在野外，在森林里的树下。
用不太方正的树干做成的讲道台，推倒大树充当座位，这就是荒野礼拜堂的装饰。
拓荒者和他们的家庭在周围的森林里露营，正是在这里人们举行三天三夜几乎不中断的宗教活动。
你们应当看看这些人在以多么大的热忱专心祈祷，
又是怎样聚精会神地聆听牧师庄严的布道。正是在荒野中，人们明显表现出对宗教的渴求。”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那儿的人们通常认为，美国的荒野是靠欧洲移民的帮助才有人居住的。
那么为什么自从我们来到森林，还没见到一个欧洲人呢？ 
”听到这个问题，旅店老板脸上露出一丝带着优越感和满足的微笑。 
“只有美国人，”他用强调的语气回答说， “才有承受这种苦难的勇气，
并能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去追求富足生活。
而欧洲移民却止步于那些沿海的大城市或邻近的地区，
在那里，他们成为木匠、农场工人、雇工，
过着比在欧洲更安逸的生活，满足于给他们的孩子们留下同等数量的遗产。

美国人却相反，他们获取土地并寻求用它创造远大的未来。”
说完最后这番话，旅店老板停住了。他从嘴里吐出一个巨大的烟圈, 
似乎准备听我们讲讲自己的计划。我们先感谢他宝贵的意见和明智的劝告，
肯定地表示我们总有一天会因此受益，然后又说： “在我们定居贵地之前，亲爱的老板，
我们想去萨吉诺（Saginaw）, 想向 您打听一些情况。”听到萨吉诺这个词，
美国人的表情突然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似乎有人硬生生把他从现实中拉出来，推入想象的世界。

他瞪大双眼，嘴微张着，整张脸显出极度的惊讶： “你们想去萨吉诺，去萨吉诺湾！
两个有理智、有教养的外国人想去萨吉诺湾？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为什么不呢？ " 我们答道。 “可是你们真的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事吗？ ”
旅店老板又说， “你们真的知道萨吉诺是直至太平洋为止的最后一个居民点？
从这里到萨吉诺几乎只能见到荒野和有待开垦的穷乡僻壤！
你们是否想过森林里到处是印第安人和蚊子？而你们却必须至少在潮湿的树荫下睡一夜？
你们想过热病没有？你们能够应付荒野，并且在我们的森林迷宫里不迷路吗？ ”
说了一大通后他停了停，想好好看看他这番话给我们带来的震动。我们回答道：
“所有这些可能都是真的，不过我们明天早上还是要启程去萨吉诺湾。”
旅店老板沉思了一会儿，摇了摇头，缓慢而肯定地说： 
“只有重大的利益才会让两个外国人去做这样的事，毫无疑问，
你们十分错误地认为在远离所有竞争的地方定居是有利的。"我们没有回答。他又说：
“也许是加拿大的皮货公司委托你们和边境上的印第安部落联系？ ”我们还是沉默。

旅店老板停止了猜测，不再作声，继续思考着我们计划的古怪之处。
“您从来没去过萨吉诺吗？ "我们问道。“我嘛，”他回答，“很不幸我曾去过那里五六次，
不过我是为了利益，但我看不出你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别忘了，我可敬的老板，我们不是在问您是否应当去萨吉诺，
而只是问您有什么到达那里的方便途径。”这样被拉回正题后，
美国人恢复了他全部的冷静和清晰的思维，他凭着令人钦佩的实践知识，
用几句话向我们说明应当采取怎样的方式穿越荒野。他谈到了最微末的细节，
也考虑到了最意外的情况。做完了这番介绍，他再次停顿了一下，
想看看我们是否最终明白了此行的凶险。他看到我们两人都不再说话，
就拿起蜡烛，把我们带到一个房间，以十分民主的方式和我们握了手，
然后回到公共房间里消磨晚上剩下的时间。天亮时我们起床并准备出发。

旅店老板很快也起床, 他花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
是什么使得我们要去做一件在他看来如此奇怪的事。不过，由于我们看上去决心已定，
要与他的劝告背道而驰，他也就不敢再来劝说了，但他不停围着我们转，不时地重复嘀咕道：
“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让两个外国人到萨吉诺去。”他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
直到最后我上马时对他说：“有许多理由让我们去那儿，亲爱的老板。”
听到这句话，他突然停了一下，头一次盯着我的脸，似乎准备聆听一个大秘密。
可是我静静地跨上马，向他做了一个友好的手势便结束了这一切，
然后我的马就小跑着离开了。走了五十步远，我转回头，看见他还像一堆干草垛似的站在门前，
过了一会儿才摇着头回到屋里。我想，他还在说： “真搞不懂两个外国人去萨吉诺做什么。”

我们问他是不是得提防那些我们将穿越其领地的印
第安部落，威廉姆斯先生带着一种愤怒反驳了这个想法：“不！不！”
他说， “你们大可放心前进。至于我，我在印第安人中间比在白人中间睡得更安心。”
我注意到，这是我到美国以来第一次看到有人表露出对印第安人的好感。
在居民众多的地方，人们谈到他们时只会夹杂着害怕和轻蔑，
我认为事实上在那里他们是应该被害怕和轻蔑的。
可以看看之前当我在布法罗遇到最初的那两批印第安人时我本人对他们的看法。
继续看这个游记，并跟着我来到边境上的欧洲人以及印第安人自己的部落中间，
你们将会对美国的原住民有一个更值得尊敬同时也更公正的印象。

辞别了威廉姆斯先生，我们继续在森林中赶路。树下不时地出现银子般的小湖
（此地到处是这种湖）。如此美境，尚无人居住，处处是深沉的安宁和寂静，
其魅力让人难以想象。我去过阿尔卑斯山区一些可怕的荒野，在那里，
大自然拒斥人类的劳动，但它在自身的恐怖中仍然显现出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伟大。
而这里的荒野虽同样深沉，却不会让人产生同样的感受。
走过这片如弥尔顿的《伊甸园》里描述的那般开满鲜花、准备迎接人的荒野时，
人们唯一能体验的情感是一种静静的赞叹、一种温柔的忧伤、一种对文明生活隐隐的厌恶。
一种自然的冲动让人伤感地想到不久后这个美妙的荒野将改变面貌。
事实上白人种族已经穿越了它周围的森林，短短几年后，欧洲人将砍掉倒映在清澈湖水里的树木，
逼迫岸边的动物向新的荒野撤退。

我们缓缓前行，来到一个地貌不同的地方。这里的土地不再平坦，它们被山丘和谷地所分割，
有几座山显出最原始的面貌。正是在其中一条风景如画的路上，
当我们转身欣赏身后壮丽的景观时，猛然发现，
在我们的马臀附近有一个印第安人似乎正紧紧跟随我们。
这是个30岁左右的高大男子，和所有印第安人一样，身材匀称得让人赞叹，
又黑又亮的头发沿着他的肩膀垂下，只有头顶系着两根发辫。
他的脸上涂着黑色和红色颜料，穿着一种很短的蓝衫和红色的米塔斯（mittas, 
一种只到大腿上部的裤子）， 脚上穿着鹿皮鞋。他身上挂着刀，
右手拿着长长的卡宾枪，左手提着刚刚杀死的两只鸟。
第一眼见到这个印第安人时我们感到很不舒服。
我们的位置难以抵挡袭击，右边是一片生长在巨大山岗上的松树林，左边是深深的隘谷，
谷底岩石间流淌着一条小溪。由于树荫遮住了视线，我们正像瞎子一样朝小溪走去！
突然间，我们把手放在步枪上，转过身，停在路上和那个印第安人面对面。
他也停了下来。有半分钟的时间，我们都不说话。他的脸上显出印第安种族独一无二的特征，
黑黝黝的眼睛里闪耀着野蛮人的热情。混血儿的目光中也会洋溢着这样的热情，
直到第二代或第三代才消失。他的鼻子中间弯成弧形，底部有一点扁平，题骨高，
嘴很阔，露出两排亮白的牙齿，这充分显示出野蛮人比他的美国邻居爱干净，没有成天嚼烟叶。
我说过当我们转过身把手放在武器上时，那个印第安人也停了下来，他十分沉着，
以一种坚定冷静的目光接受了我们对他外表的扫视。看到我们没有任何敌意时，他微笑了，
可能他意识到自己吓到了我们。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快乐的神情能如此全面地改变这些野蛮人的相貌，
此后我有上百次机会发现这样的现象。一个严肃的印第安人和一个微笑的印第安人完全不同。
前者的静止不动中有一种让人不由感到恐惧的原始威严，而当他微笑时，
整张脸上却带着一种天真和亲切的表情，赋予了他一种真正的魅力。

看到这个人露出了笑脸，我们用英语和他搭起话来。
他先让我们尽情地说，然后示意自己完全听不懂。
我们给了他一点烈酒，他毫不客气马上就收下了。我们一直用手语交谈。
我们向他要手里提的鸟，他把鸟给我们，换得一枚小钱币。就这样认识了以后，
我们用手向他致意，小跑着出发了。快速前进了一刻钟后，我再次转过身，
吃惊地发现那个印第安人还跟在马屁股后面。他像一头野兽似的飞奔着，
一言不发也不加大步伐。我们停，他也停，我们走，他也走。
我们驱马大步奔跑，生长在荒野中的马儿轻松地跨过所有障碍，而那个印第安人也加速前进。
我看见他时而在马右边，时而在左边，从灌木丛上跃过，又无声无息地落到地上。
有人会说这是一只北欧的狼，跟随着骑马人，等他们从马上掉下来时就可以轻松地吃掉他们。
看到这个坚持不懈的人时而消失在森林阴暗处，时而重现在光亮中，好似在我们身边飞来飞去，
我们终于腻烦起来。由于想不出有什么原因能让这个人如此快地跟着我们—— 
而且有可能第一次发现他时，他就已经跟了我们很久了—— 我们只觉得他正把我们引向一个陷阱。
一心想着这些时，我们发现在前面的树林里露出了另一杆卡宾枪的一截。
很快我们来到了持枪人的身边。一开始我们以为是个印第安人，
他穿着一种短短的双排扣长礼服，紧束着他的腰，勾勒出笔直匀称的好身材。
他光着脖颈，脚上穿着鹿皮鞋。抬起头时，我们立刻认出他是个欧洲人，
于是停了下来。他向我们走来，诚恳地和我们握手并交谈。
“您住在这荒野吗？ ” “是的，那是我的房子。”
他指着树林里一个比一般原木屋寒修得多的茅屋说。
“您一个人吗？ ” “一个人。” “那您在这里做什么？ ” “我走遍森林，杀死道路两边的猎物。
不过现在没什么好猎物。” “您喜欢这种生活吗？” “比其他所有生活更让我喜欢。”
“可是您不害怕印第安人吗？ ” “害怕印第安人？不！不！我不怕印第安人。
我更喜欢住在他们中间而不是呆在白人社会里。他们比我们更好，
如果我们没有用甜酒把他们变蠢的话，这些可怜的人！
”我们于是把那个执拗地跟着我们的印第安人指给这位新朋友看，
他正停在几步远的地方，像一块界石般一动不动。 “这是一个齐佩瓦族人，”
他说， “或者如法国人所说，是个跳跃者( Sauteur ) 。我打赌他刚从加拿大回来，
他在那里接受了英国人的年度礼物。他的家应该离这儿不远。”说完这番话，
美国人向印第安人示意让他走近一些，并开始用印第安人的语言极为流利地和他交谈。
这两个出身和习惯大不相同的人谈得却很投机，真是不寻常。
显然他们谈的是各自武器的特点。白人很仔细地看了野蛮人的枪之后和我们说道：
“这是一把非常棒的卡宾枪，英国人给他枪无疑是为了对付我们，
而且他们在第一场战争里会这么做的。
印第安人就是这样把所有压垮他们的灾祸带到头脑里的，
然而他们知道得还不够多，这些可怜的人。” “印第安人能熟练地使用这些笨重的长枪吗？”
“没有比印第安人更好的射手了。”我们的新朋友以极度钦佩的口吻热情地答道，
“看看他卖给你们的小鸟，先生，它是被一颗子弹穿透的，而且我很确信为了得到它他只开了两枪。
噢！ ”他接着说道， “在猎物还没被我们赶跑以前，没有人比印第安人更幸福了。
可是那些大的动物在300多英里远处就嗅到我们了，它们逃离后，我们的前方就成了一片荒野，
在那里，可怜的印第安人如果不种地就没法活下去。”

重新上路时，我们的新朋友大声说道： “你们再路过这里的话，一定要来找我。
在这个地方见到白人的面孔是件让人开心的事。”

我记下这个本身并不重要的对话，是为了让读者知道这种我们此后经常在居住区边界遇到的人。
这是些欧洲人，他们不顾年轻时的习惯，最终在荒野的自由中找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魅力。
趣味和激情让他们依恋美国的荒野，而宗教、道德和思想让他们依恋欧洲，
他们混合了对野蛮生活的热爱和对文明的骄傲，他们喜欢印第安人更甚于同胞，
却并不认为自己和印第安人是同等的人。

于是我们重新上路了，一直用同样的速度前进，半小时后来到了拓荒者的房屋。
一个印第安家庭在这个简陋的小屋前搭起了临时住所，一个老妇、
两个年轻的姑娘和几个孩子蹲在火堆周围，火上正烤着一整只雄泡子。
几步远的草地上，一个裸体的印第安男人正在阳光下取暖，而一个小孩正在他附近的尘土里打滚。
我们沉默的跟随者正是在那里停下的，他没有告辞就离开了我们，安静地坐到了他的同胞们中间。
是什么才可能让此人这样跟着我们的马跑了两法里路呢？这是我们永远也猜不透的。
吃完午饭后，我们重新上马，在一片高大稀疏的树林里继续赶路。
矮林曾被焚烧过，这可以从草地上横躺的树木被灼烧的残骸中看出。
在森林的树叶下，地上现在覆盖着一望无际的蕨类植物。

走了几法里远，我的马掌掉了，我们十分焦虑。幸运的是，那附近有个耕夫，
他重新给马钉上了掌。如果没有遇到他，我怀疑我们能否走得更远，
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接近开垦地边界了。耕夫建议我们加快脚步，
因为太阳已开始西沉，离我们要去过夜的弗林特河(Flint-River)
还有整整两法里的路。

果然，很快，沉沉的黑暗开始围上来，我们必须继续前行。
夜清朗而寒冷，森林的深处皆是彻底的安宁，人们会以为大自然的所有力量都在这里停顿了。
在这里只能听得见蚊子讨厌的嗡嗡声和我们的马蹄声。
不时可以看见远处有一堆印第安人的篝火，烟雾勾勒出火堆前一动不动的侧面像。
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岔路口，这个地方分出两条小道。该走哪条路？这让我们难以抉择。
一条路通向小溪，我们不知道它的水有多深，另一条通向林中开阔地。
此时，升起的月亮让我们看见前方是一个布满碎石的山谷。
我们发现更远处有两座房屋。在这样的地点和这样的时辰，不迷路最重要，
于是我们决定在继续赶路之前去探听些情况。我的同伴留下来看着马，
而我则把枪扛在肩上，朝山谷走去。不久我发觉自己进入了一片新近的开垦地，
一些树枝尚在的大树干铺在地上。我从一棵跳到另一棵，终于快速来到房屋近前，
可是那条小溪把我和房屋隔开了。幸而它的水道被一些拓荒者砍倒并抛入水中的大橡树阻断，
我顺利地沿着这些树木走过去并最终到达对岸。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两所房子，
担心那是印第安人的茅屋。房子还没有完工，我发现门敞开着而且没有任何声音回应我的问话。
我沿着溪岸返回，在那里，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不禁赞叹这个地方壮丽得令人敬畏的景致。
山谷被森林里如黑色帷幔般的树叶从四面围住，似乎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剧场，
在它中央，破碎的月光生成了上千个神奇的影像，它们静静地在森林的废墟间嬉戏。
此外没有任何声响，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从寂静中升起。我终于想起了我的同伴，
我大声呼喊，想告诉他我找到的结果，让他穿过小溪与我会合。
我的声音长时间地在四周的寂静中回响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再次喊叫并侧耳倾听，
死一样的寂静笼罩着森林。我陷入了恐慌，沿着小溪奔跑，想找到下面那条横跨溪流的水道。
到达时，我听到远处传来马蹄声，很快我看到了博蒙。他对我的长时间不见踪影感到奇怪，
决定向着小溪前进。当我呼喊时，他已经到了浅水处，而我的声音没法传到他那里。
他告诉我他也尽力让我听见他，也和我一样由于没有得到回应而恐惧。
如果没有那个可涉水而过的大橡树充当会合点，我们很可能要花大半个晚上相互寻找。
我们重新上路并约定决不分头行动，三刻钟后，我们终于发现了一块开垦地、两三间房子，
以及让我们更高兴的一盏灯。那条延伸到山谷末端紫色的线表明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弗林特河。
果然，狗吠声很快回响在森林里。我们来到一个木屋前面，和木屋只隔着一个栅栏。
当我们正准备跨过栅栏时，借着月光我们发现另一边有只大黑熊直立着，并且拽着身上的链子，
很明显它想要给我们来个友好的拥抱。“这地方真奇怪，"我说，“人们竟然拿熊当看门狗。”
“喊吧，”我的同伴答道，“如果跨过栅栏，我们很难让‘看门人‘保持理智。”
于是，我们竭力喊叫起来。叫声很有效，一个男人终于出现在窗边，
在月光下仔细端详了我们之后，他说道：“进来，先生们。
罐头，睡觉去。我叫你到狗窝去，他们不是强盗。”那只熊摇摇摆摆地退后。
累得半死的我们进了屋，问主人是否可以要些麦皮。“当然，”
他答道，然后立刻去最近的地里收割，带着美国人全部的沉着冷静，就像此刻是中午一样。
在这段时间，我们卸下马鞍。由于没有马厩，我们把马系在刚才跨过的栅栏上。
安排好我们的同伴以后，我们开始考虑自己的住处。屋里只有一张床，博蒙抽到了床，
我则把自己裹在大衣里，躺在地板上，像个刚刚骑在马上走了15法里路的人那样沉沉睡去。

第二天，7月25日，我们关心的第一件事是找个向导。
弗林特河和萨吉诺之间是15法里的荒野，而通向萨吉诺的道路是条难以辨认的羊肠小道。
我们的房东同意这个计划，很快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印第安人，他向我们保证他们完全可以信赖。
一个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另一个是十八岁的年轻男子。后者的身体还不如成年人健壮，
但已显得敏捷有力了。他中等个头，笔直瘦长，四肢柔韧且匀称，长长的发辫从光头上垂下来，
此外他还在脸上用心画了一些对称的黑色和红色的线条。
他的鼻间穿着一个环，还戴着一条项链和一些耳环，这些就是他的全部饰物。
他的装备同样显眼，腰间一边挂着战斗用的斧头—— 著名的印第安战斧；
另一边挂着锋利的长刀—— 野蛮人用它割掉战败者的头皮。
他的脖颈上挂着一个用来充当火药壶的公牛角，右手拿着一枝有膛线的卡宾枪。
和大多数印第安人一样，他目光凶狠但笑容亲切。在他旁边，好像为了让这幅图画变得更完整，
有一只耳朵竖起、口鼻伸长的狗，它更像一只狐狸，而且凶狠的神情和它的主人极为协调。
我们在他似乎毫无察觉之时打量了他一番，然后问他想要多少报酬。
这个印第安人用他的语言回答了几句，美国人赶忙告诉我们这个野蛮人所要的东西大约值2美元。
“既然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房东好心地补充道， “不知道钱的价值，你们就给我2美元，
我乐意负责给他等价的物品。”我好奇地想看看这个可敬的人所说的2美元等价物是什么东西，
于是轻手轻脚地跟着他到交易的地方。
我看见他给我们的向导一双鹿皮鞋和一条可以放在衣袋里的手帕，
这些东西的总价值显然不到那笔钱数目的一半。那个印第安人非常满意地回去了，
而我则一边悄无声息地走开，一边像拉封丹似的自言自语道： “哎，如果狮子会画画！”

美国的拓荒者欺骗的并不只有印第安人，我们每天都要成为他们贪爱钱财的牺牲品。
的确，他们从不偷盗，他们太开明了，不会做这么冒失的事。
然而我从未见过像这些荒野中的居民般无耻要价的大城市的旅店老板。
我本来以为可以在他们当中找到自然的诚实和质朴的单纯。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上了马并从可涉水而过的地方穿过那条分隔了文明和荒野的小溪，
真正地进入了荒野。

两个向导像野猫一样，与其说是行走不如说是跳过路上的障碍。
当我们碰巧遇到一棵倒下的树、一条小溪、一片沼泽时，他们用手指指出最佳的路径然后穿越过去，
甚至没有转身看着我们走出困境。印第安人习惯依靠自己，
他们难以想象另一个人会需要帮助，只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提供服务，
但没有人教他用殷勤和关切让服务变得更加出色。尽管这种做事方式应受批评，
但我们不可能让这些同伴听懂一个字。此外我们感到自己完全被他们所支配，
在那里秩序事实上被颠倒了。在深深的黑暗中，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
文明人像盲人一样行走，不仅无法在脚下的迷宫中找到出路，甚至无法找到维持生存的办法。
在这样的困境中，野蛮人却显出了他的优胜之处。对他们来说森林里没有一点阻碍，
他们在那里就像回到了家。他们凭借比航海罗盘更可靠的直觉的指引，
昂着头在森林中前进着。在最高的树顶，在最密的叶丛下，
他们的眼睛能发现猎物，而欧洲人来来回回地走上百次也发现不了它们。

我们的印第安人时常停下来用手指放在他们的嘴唇上，指示我们下马悄悄行动。
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一个可以看到猎物的地方。看着他们带着骄傲的微笑，
像带孩子一样把我们带到他们自己早已看见的目标附近，真是一幕奇景。

不过随着我们前进的步伐，人类活动的最后踪迹消失。很快甚至野蛮人存在的痕迹也消失了。
我们来到了苦 苦寻觅的景致—— 原始森林深处—— 面前。

在一片稀疏得可以看透的矮林中间，怵然耸立起一片几乎只有松树和橡树的乔木林。
由于不得不在一块几乎完全没有阳光的小土地上生长，每棵树都迅速地长高以寻求空气和太阳。
有一棵树像船的桅杆一样笔直，长得比周围的一切都高。
到达更高的位置后，它静静地伸展树枝把自己包裹在树荫中。其他树也跟随它到了这个高处，
所有树的枝丫纠缠在一起，在土地上方形成一个巨大的拱顶。
在这个潮湿的拱顶之下，景致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头顶上方尽是一派庄严的秩序，
而附近的地面上，一切都显得错杂纷乱。一些无法支撑树枝的树干在拦腰处裂开，
只露出被撕裂的尖顶，另一些长期被风摇撼的树，整个倒在了地上，被连根拔起，
树根形成了许多可让几个人轻松躲在后面的天然防御物。一些被枝条遮挡的大树悬挂在空中，
跌落下来却没有触及地面。在法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会像这里一样人烟稀少，
森林中的树木如此放任地生长，并在静静地度过一生后因枯朽而倒下，
人类总会在它们壮硕之时将它们砍倒并带出森林。
而在美国的荒野，全能的大自然是唯一的毁灭者，也是唯一的再生力。
和那些受人类控制的森林一样，这里也不断受到死亡的侵袭，
但没有人负责清除它所制造的残骸。每天，死树的数量都在增多，它们倒下，
其中一些堆在另一些身上。时间来不及把它们化为尘土并腾出空地，
几个世代的树木躺在一起。那些分解掉的残骸看上去只是草地上画的一条长长的红色粉线。
另一些在时间里苟延残喘的树仍然保持了它们的形状，最后是前一天刚倒下的树，
它们长长的枝丫还在地上伸展着，不经意间就挡住了旅行者的脚步。
在各种各样的残骸当中，再生的工作也不断进行着。一些树枝根部长出新枝；
一些攀缘植物，以及各种草本植物越过一切障碍获取阳光。
它们沿着被砍倒的树干蔓延，钻到树的粉末里去，顶碎了它们的树皮。
生命和死亡在这里对峙，似乎想把它们的果实混在一起。

我们时常赞叹海上那些无雨晴朗的夜晚，船帆安静地在桅杆上飘动，
让水手搞不清微风从哪里吹来。在新大陆的荒野和在无垠的大海上一样，
整个大自然的安宁令人肃然起敬。正午时分，太阳把光芒投射到森林中，
森林深处回荡着长长的呻吟声，以及传至远方的哀怨呼号。
这是风在寂灭前的最后努力，然后你周围的一切重新陷入如此深沉的静默，全然的静止，
让你感觉灵魂被一种宗教的恐怖穿透。旅行者停下脚步，通过观察，他会发现：
森林中这些相互挤压、枝缠叶绕的树似乎是一个整体、一座坚不可摧的大厦，
它的拱顶之下是一片永恒的黑暗。无论旅行者的目光投向哪一边，
他看到的都只是一个暴力和破坏的战场。被折断的树、被撕裂的枝干，
一切都表明这里在进行永恒的战争。但是战斗被中止了。有人会说，在一种超自然力的命令下，
运动突然停止了。一些断裂了一半的树枝似乎仍然坚持粘在不再为它们提供支撑的树干上，
一些已经被连根拔出的树来不及碰到地面，还悬在半空。旅行者怀着敬畏屏住呼吸侧耳倾听，
想更好地捕捉到生命最细微的回响，但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细语到达他的耳边。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在欧洲森林的深处迷路，然而总有一些生命的声响来敲打我们的耳鼓。
那是最近的村庄中传来的遥远的叮当声，是一个旅行者的脚步、伐木工人的斧劈、
火器的爆炸、狗的吠叫，或者仅仅是一个文明之地响起的混乱的嘈杂。
但是在这里，不仅没有人，甚至连动物的声音也没有。
小型的动物离开这里去了接近人类的居住区，大型的动物则去了更远的地方，
留下来的动物躲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因此在森林里，一切都静止不动，
一切都在叶丛下沉默不语。有人会说，造物主暂时转过了脸，
而大自然的力量则完全停止了。

我们并非仅仅在这种地方才注意到大海和原始森林之间存在的奇特的相似性。
在大海上与在原始森林里一样，无边无际的感觉围绕着你，相同景致的单调和重复摧毁了想象力。
在大西洋上，孤独和遗世独立之感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难以煎熬，而在新大陆的荒野中，
这种感觉却越发强烈，也更让人心碎。海上，旅行者至少可以看到广阔的地平线，
他望向那里时总是怀着希望。可是在这树叶的海洋中，谁能指明道路？该望向哪里？
你攀上树顶，更高的树依然包围着你；你登上山丘，无处不在的森林似乎和你一同前进。
它们从你的脚下一直延伸到北极和太平洋，你可以在树荫下走几千法里，却仿佛还在原地。

同时在线的中间标一个点，向我们表明已经走了一半，应当休息一会儿。
太阳升得老高，如果能在视野范围内看到水，我们本来会乐意接受他所提出的建议。
可是由于在附近没有看到水，我们向他示意说我们想要吃饭和喝水。
他立刻明白了，然后重新用和以前相同的速度前进。
一小时后，他再次停了下来并指给我们看30步远的树林，他示意说那里面有水。
不等我们回应也没有帮我们卸下马鞍，他自己就去了，我们赶忙跟着。
不久前风刮倒了那里的一棵大树，在树根先前所占的洞穴里有些雨水，
这就是向导带我们找到的水源。他似乎并没有想到我们可能会对饮用这样的水感到犹豫。
我们打开袋子，发现又一件不幸的事！炎热让我们的食物完全变质了，
我们不得不把我们能找到的唯一一块小面包当作全部的午饭。
此外还有一大群被水招引到附近的蚊子，我们必须用一只手驱赶它们，
同时用另一只手把面包塞进嘴里。现在你们了解在原始森林里野餐是什么滋味了。
吃饭时，我们的印第安人向导双臂交叉在胸前，坐在我提及的那根被刮倒的树干上。
当看到我们吃完时，才向我们示意他俩也饿了。
我们给他们看空空如也的袋子，他们摇了摇头没说话。印第安人不
知道什么叫有规律的进餐时间，当他们能吃上饭时就狼吞虎咽，然后一直挨饿，
直到再次找到能满足口腹之欲的东西为止。狼在相同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做。
很快我们想重新上马，却惊恐地发现我们的坐骑不见了。由于被蚊子叮咬和受饥饿刺激，
它们离开了我们让它们待的那条水道，我们费了好大劲才重新找到它们。
我们由衷地感激那些催促我们动身的蚊子，然后重新上路了。
我们走的小道很快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马总得从稠密的灌木林里强行开出一条通道，
或是从挡道的大树干上跳过去。艰苦地前进了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一条夹在陡壁之间的浅河。
我们从可涉水的地方过了河，到达对面峭壁河岸的高处，
然后我们看见一块玉米地和两个简陋的小木屋。
走近时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小定居点，那些木屋是印第安人的小屋。
这个定居点和周围的森林一样笼罩在最深沉的寂静中。来到这些废弃住所中的第一个小屋前，
萨干停了下来，他仔细地查看周围的一切，然后放下卡宾枪来到我们身边。
他先是在沙地上画了一条线，用与之前同样的方式指出我们只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
接着他站起身，指着太阳向我们示意它很快就要落山了，然后他看着小屋闭上了眼睛。
这个动作很好理解：他想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睡觉。我承认这个建议让我们十分吃惊而且不快。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没有吃饭，不太想没吃晚饭就睡觉。
从早上就开始见到的阴郁荒凉的景象中透出的威严、我们所处的完全孤独的境地、
无法沟通的向导粗野的举止，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产生信任感。
此外这些印第安人的举动中有某种怪异的东西让我们不放心。
刚刚两个小时里走过的路似乎比先前走的路还要荒凉，
而且从来没人对我们说过将会穿过一个印第安村庄，相反，
每个人都向我们保证只要一天就可以从弗林特河到达萨吉诺，
因此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向导想让我们留在荒野里过夜。
我们坚持要走，那个印第安人表示我们将会被森林中的黑暗吓到，强行赶路是一次危险的尝试。
我们决定勾起他们的贪欲，可是印第安人是最懂哲学的，他们的需求很少，因而欲望也很少。
文明对他们不起作用，他们不知道甚至还蔑视文明的舒适。
不过我注意到萨干特别留意我挂在身上的小柳条瓶，这是个不会摔坏的瓶子。
他能感觉到这件东西的用处，而且似乎激起了他真正的渴慕。
在我的欧洲装备中，似乎只有步枪和瓶子讨他喜欢。我示意如果他立刻带我们去萨吉诺，
我就把瓶子给他，于是这个印第安人似乎作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他看了看太阳然后又看了看地面，最后他做了决定，抓起卡宾枪，把手放在嘴上，
发出了两次“喔！喔！ ”的喊叫，并向我们前方的荆棘奔去。
我们在他身后跑着并费力地开出一条道，我们很快就看不到印第安人的住所了。
向导就这样以他们未曾有过的速度奔跑了两个小时。
夜色笼罩着我们，落日的最后余晖刚刚消逝在森林中，这时萨干突然猛流鼻血。
尽管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和他的兄弟一样习惯运动，但显然疲劳和缺少食物耗尽了他的气力。
我们开始担心他们不再想前进而是想在树下过夜，于是我们决定让他们轮流骑我们的马。
印第安人接受了我们的提议，既没有感到惊讶也没有谦让。
看到这些半裸的人一本正经地坐在英国马鞍上并提着我们的猎袋，
肩上斜挎着我们的枪，而我们却费力地在前面行走，这真是一件怪异的事。
夜晚终于来临了，一股冰凉的湿气开始在树叶底下蔓延。
此时黑暗给了森林一幅可怖的新面貌。人的眼睛在它周围只能看到一些混乱堆积的块状物，
既无序也不对称，奇怪的、不成比例的形状，支离破碎的景象，
仿佛来自热病患者的幻觉（巨人和荒谬的形象一齐出现，如同在我们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一样）。
我们的脚步从来没有发出这么多回声，森林的寂静在我们眼里从来没有这么可怖过，
可以说蚊子的嗡嗡声是这个沉睡的世界里唯一的声音。随着我们的前进，黑暗变得更加浓重，
唯有一只穿过森林的萤火虫不时在黑暗中划过，像一条闪光的线。
等我们意识到印第安人是正确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退缩已不可能，
于是我们用所有的精力和夜晚允许我们有的最快的速度继续前进。
一小时后我们走出森林，来到了一个广阔的草原。向导发出了三声粗野的喊叫，
回响起来像铜锣的不和谐音，有人在远处回应。5分钟后我们来到一条河的岸边，
黑暗使我们无法看见对岸。印第安人在这里休息，他们躺在草地上，
把自己裹在毯子里来躲避蚊子，很快蜷成一个不像人形也不易被觉察的毛球。
我们则站在地上，耐心地等待随后将发生的事。几分钟后我们听到了一个轻微的声响，
有个东西正靠近河岸。这是一只印第安人的小船，长约10英尺，由一整棵树制成。
蹲在这只脆弱小船最里面的人，穿着和相貌都像一个印第安人。
他对我们的向导说了一番话。遵照他的指令，我们的向导赶忙拿走我们的马鞍放在独木舟里。
当我们准备上船时，这个我认为是印第安人的人走了过来，把两个手指放在我的肩上，
操着让我吃惊异常的诺曼底口音说道： “啊！你们竟来自古老的法国！
别走太快，这里有时会淹死人。"我 想 ，就算是我的马说这番话，我也不会更吃惊。
我看着说话人的脸，此时初升的月亮照得他的脸像铜球一样闪闪发亮。 
“那么你是谁，”我问他， “法语似乎是你的母语，但你却长得像个印第安人。”
他回答说，他是一个“焦木头”，也就是法裔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的儿子，
我以后会有机会谈到这个分布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上的奇特的混血种族。
当时我想到的只是说母语的快乐。遵照我们野蛮人同胞的建议，
我坐在小船的最里面并尽量保持平衡。马踏进河里开始游泳，
而那个 “焦木头”则一边用桨推小船，一边低声唱着下面这首法国的古老民歌，
我只知道它的头两句歌词：

在巴黎和圣德尼之间
有一位姑娘。

长长窄窄的黑色小舟轻松快速地滑行着，像一只密西西比河里的短吻鳄在河岸上追捕猎物。
萨干蹲在船头，头支在膝盖上，只看得见他头上发亮的辫子。
船的另一端是那个静静划桨的印第安人，在他身后，马儿强有力的胸膛搅得萨吉诺河水花四溅。
整个景象中透着一种原始的庄严。从那时开始，这幅景象就在我的灵魂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岸后我们赶忙往一个房屋走去，借着月光，我们在离这条河一百步远的地方发现了它。
那个 “焦木头”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住宿的地方。我们确实找到了合适的安顿之处，
如果能赶走布满房子的无数蚊子，我们还有可能美美地睡上一觉来恢复体力，
然而这是我们始终无法做到的。

这些小飞虫是美国荒野中最让人讨厌的家伙，它们的出现足以使人无法忍受在此长期居住。
在这次旅行的整个过程中，尤其在萨吉诺逗留期间，它们让我们备受折磨，
这种折磨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白天它们妨碍我们画图、写字或是在一个地方久待，
晚上成千上万只蚊子围着我们转，身上任何裸露的地方都会成为它们聚会的场所。
被咬醒的我们用被单盖住头，它们的刺却穿透了被单。我们就这样被它们追赶、纠缠，
不得不起床去呼吸外面的空气，直到疲倦最终给我们带来一次断断续续的痛苦睡眠。

这是一小块被开垦过的平原，南面是一条美丽宁静的河，东、西、北三面是森林，
这就是这个刚刚形成的居住区的全部地域。

在我们附近矗立着一座房子，其构造显示出主人的富有，我们正是在这座房子里度过了一夜。
一座同样类型的住宅出现在这片开垦地的另一端，在这两座房子和森林边缘中间，
两三幢木屋半遮半掩地在叶丛中。在河对岸，草原像宁静的白天里无垠的海洋一样延伸着。
这时一柱烟从草原上冒起，静静地升向天空。循着它的方向回到地上，
人们最终会发现两三个印第安人的小屋，
它们那圆锥状的外形和尖顶与草原上的草融为一体。

一个被推倒的犁、几头独自耕作的牛、一些半野生的马构成了完整的图画。

无论从哪一边望去，人们都无法在视野中找到一个哥特式钟楼的尖顶、
指路的木十字架，或是本堂神甫家覆盖着苔好的门槛。
基督教文明可敬的建筑没有被带到这个荒野，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会让人想起过去或是未来。
人们甚至见不到逝者的墓地，死亡还来不及要求领地或是树立界标。
在这里，人似乎是悄悄地步入了生活。没有几代人聚集在他的摇篮周围，
说着一些往往是骗人的希望，或是过早地沉湎于经不住时间冲击的快乐。
他的名字没有被登记在城市的花名册上。宗教动人的威仪尚未进入家庭生活当中，
一位妇女的祷告，几滴由父亲的手洒到孩子头上的水，无声地向他敞开了天堂的门。
萨吉诺村是欧洲人在辽阔的密歇根半岛的西北方建立的最后一个居民点。
人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前哨，即白人在印第安人中间建立的哨所。
欧洲的革命，以及文明世界不断出现的乱哄哄的喧嚣，只是偶尔传到这里，
而且像是某个声音的回响，耳朵无法感知它的本来状态或者来源。

太阳底下发生了某些不寻常的事。

我们路过时，这里只有30个人。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构成了这个小社会，
这是一个刚刚成形的胚胎，一粒被交托给荒野而且必须由荒野来孕育的新生种子。

偶然、利益或是激情让这30个人聚集到这个狭小的地方。
此外，他们以前不仅没有联系，而且还有着深刻的差别。
人们在这里能看到法裔加拿大人、美国人、印第安人和混血儿。

一些哲学家认为，相同的人性只会随着不同社会的制度和法律而变化。
这是世界历史的每一页似乎都会驳斥的观点之一。
所有的民族都和个人一样显现出自己独特的面貌，在它们经历的所有变迁中，
自身特性不断重现。法律、民情和宗教改变了，权力和财富易手了，外表不同了，
衣着更换了，偏见消失了或是被另一些偏见取代了。在这各种各样的变化中，
你总是能辨认出同样的民族，某些不变的东西隐藏在人类的多变当中。

走进叶丛中的陋屋，你会遇到一个人，
他热情的款待和坦诚的面孔一开始就向你显示出他对社交乐趣的爱好和生活的无忧无虑。
起初你可能以为他是印第安人，由于不得不过野蛮人的生活，他自愿地接受了他们的习惯、
习俗，并且几乎接受了他们的民情。他穿着鹿皮鞋、獭皮帽和毛大衣。
他是不知疲倦的猎手，睡在隐蔽的地方，吃野蜂蜜和野牛肉。
然而这个人仍然是个法国人，快活，敢闯敢干，自命不凡，为自己的血统自豪，
酷爱军事荣誉，爱慕虚荣甚于自私自利，冲动，更多地受本能而非理性的支配，
喜爱名声甚于钱财。为了来此荒野，他似乎切断了把他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纽带，
人们没看到他身边有妻子和孩子。这种状况有悖于他的习惯，然而他轻易就适应了，
正如他适应这里的一切。若听任自己选择，他自然会感到自己喜欢待在家里。
没有人比他更喜欢家庭了，看到古老的钟楼没有人比他更欢喜了。
然而有人不顾他的意愿把他从平静的习惯中拉出来，用一些崭新的图景刺激他的想象力，
使他移居到另一片天空下。这个人一下子感到自己被一种对激情、变化和危险的渴望深深控制了。
最文明的欧洲人变成了野蛮生活的崇拜者，他喜欢无树的草原更甚于城市的街道，
喜欢狩猎甚于农耕。他不把性命放在眼里，对将来没有任何忧虑。

加拿大的印第安人说，法国白人是和我们同样出色的猎手。
和我们一样，他们轻视生活的舒适并且不惧死亡的恐怖。
上帝创造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居住在野蛮人的陋屋里并生活在荒野上。

在离这个人几步远的地方住着另一个欧洲人，他经受着同样的困难，并坚强地与之对抗。

后者是一个冷静、固执、争论时不留情面的人，他依恋土地，
竭力去除野蛮人生活中一切能够去除的东西。他不断与之斗争，每天都去除它的某些特性，
一点点把他的法律、习惯、风俗，乃至他先进的文明中最微不足道的改进带到荒野中。
美国的移民只尊重成功的结果，认为荣誉是一种虚幻的喧哗，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获取财富和生活的舒适。但他是勇敢的，
不过他的勇敢是出于盘算，是因为他发现有的事情比死亡更难受。
这是个被家人围绕的冒险家，但他轻视精神的愉悦和社交生活的魅力。

住在这条河另一边的萨吉诺芦苇丛中的印第安人偶尔向他欧洲兄弟的住所投来淡淡的一瞥。
不要以为他羡慕他们的劳作或妒忌他们的境遇。
近三百年来，美国的野蛮人一直与驱赶和包围着他们的文明作战，
但他们还是没有学会认识或尊重他们的敌人。这两个种族世世代代交替，像两条平行的河，
三百年来流向同一个深渊。狭窄的空间将它们隔开，而它们的水流从不汇合。
不过，新大陆的土著并非天生缺乏才干，只是他们的天性似乎顽固地拒斥我们的观念和技艺。
置身于茅屋的烟尘中，躺在大衣上，这个印第安人轻蔑地看着欧洲人舒适的住所。
对他来说，他在苦难中找到一种骄傲的满足，他的心为野蛮人的独立形象感到得意和欣喜。
他苦笑着看我们为了获取一些无用的财富而败坏生活。他把农耕者比作吃苦的牛。
我们称之为工业的，他称之为可耻的束缚。我们称之为舒适生活的，
他则称之为孩子的玩具或女人的饰物。他只羡慕我们的武器。
当他在夜里能在树叶底下得到庇护时，当他能找到生火的办法以便在夏天驱蚊、
在冬天御寒时，当他拥有一只机敏的狗而且这个地区猎物丰富时，
他还能向上帝要求什么呢？

在萨吉诺另一边的欧洲人开垦地附近，也可以说是在新旧大陆的边界上，
有一个比野蛮人茅屋舒适，却比文明人住宅粗糙的陋室，那是混血儿的住所。
第一次来到这个半文明的茅屋门口时，
我们惊奇地听到里面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用印第安曲调唱着忏悔歌。
我们停下来听了一会儿，调子变化缓慢而且非常伤感，
不难听出荒野的所有歌声中特有的哀伤之声。我们进了门，主人不在家，
一位年轻女子双腿交叉坐在屋子中央的一张席子上，她正在制作鹿皮鞋。
她用脚摇晃着一个孩子，那孩子赤褐色的脸和面部轮廓显示出双重的血统。
女人的穿着像我们那里的农妇，只是赤着脚，头发随意地垂在肩上。
看到我们时，她带着一种敬畏沉默了。我们问她是不是法国人。 “不。”
她微笑着回答道。 “英国人？ ” “也不是，”她垂下眼睛又说道，
“我只是个野蛮人。”两个种族结合生出的混血儿，成长时说两种语言，
受到不同信仰的滋养和相反偏见的影响，成了一个对其他人和对他自己来说同样难以理解的混合体。
这个世界的形象在他未开化的头脑中，好似一片混沌，他的心灵无法找到出口。
他自豪于欧洲血统，看不起荒野，但他却喜爱这里无所不在的野蛮人的自由。
他羡慕文明却不能完全服从它的统辖，他的趣味和他的观念相互冲突，
他的见解和他的习惯也相互冲突。不知道如何在照亮他的不确定的光芒中找到出路，
他的灵魂在一种普遍的怀疑中痛苦挣扎着。他接受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习俗，
他对着两个祭坛祈祷，他相信救世主耶稣和江湖骗子的护身符。
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也无法弄清他的生存问题。

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无人知晓的角落里，上帝之手已经投下了不同民族的种子。
已经有几个不同的种族，几个不同的民族生活于此。

几个被人类大家庭放逐的成员在这辽阔无垠的森林里相遇，他们的需求相同，
必须共同与森林里的野兽、饥饿和严酷的气候斗争。在一个拒绝他们全部努力的荒野中，
他们总共只有30人，而且还相互投以仇恨和猜疑的目光。
肤色、贫穷或富裕、无知或有知已经在他们中间分出了一些无法消除的差别，
民族、教育和出身的偏见更使他们相互隔离。

出身和观念在这些人的命运之间划下的深刻界线，并没有随着生命的停止而停止，
它一直延续到死后。不同的宗教及教派共同瓜分了这个初生社会的信仰。
一成不变、死守教义、奖罚严格的天主教，混乱无序的新教，
以及古老的异教都在这里找到了代言人。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崇拜着按照自身形象创造所有人的唯一和永恒的存在。
人们热烈地争论着天国，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是它唯一的传承。
此外，在荒野生活的不幸和当前的困苦中，人类的想象力还竭尽全力地为将来
制造了一些无法形容的苦痛。路德宗教徒判处加尔文宗教徒永受地火煎熬，
加尔文宗教徒对一位论派教徒施以相同的判决，
而天主教徒则判处他们全部遭受共同的惩罚。

信仰粗浅、比较宽容的印第安人只是把他的欧洲兄弟逐出自己幸福的原野。
对他而言，坚守父辈的混乱传统，就能在遭受生活困苦时轻而易举地找到慰藉并平静地死去，
同时还梦想着拓荒者的斧头永远不会伤害到苍翠的森林，
梦想着在那些无数的永恒的日子里，黄鹿和河狸会自动撞上他的枪口。

吃完午饭，我们去拜访这个村庄最富有的地主威廉姆斯先生。
我们在他的商店里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忙着把许多不值钱的物品卖给印第安人，
如刀子、玻璃项链、耳坠子。这些被欧洲的文明人兄弟欺骗的不幸的人，真让人同情。
我们见到的每个人都大声称赞野蛮人，他们善良，不伤人，很少偷盗，
比白人好上一千倍，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物品的价值。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人们在和他们做生意时，利润总是没有前一天可观。
你在这里发现文明人的优势了吗？印第安人可能会朴实天真地说，
他发现他的邻居要欺骗他真是一天比一天难了；
可是白人却在语言的完善中发现了一种令人满意的细微变化，既能表意又能遮羞。

从威廉姆斯先生家回来，我们想沿萨吉诺河而上去打岸边的野鸭。
正当我们忙于打猎时，一只独木舟从芦苇丛中驶出，几个印第安人从远处看到了我的步枪，
于是走上前来仔细观察。我发觉，这件武器尽管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却使我在野蛮人中赢得了一种特别的敬意。
一杆可以在一秒钟内杀死两个人并且可以在雾中开火的枪，
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无价之宝，至高杰作。我面前的这些人像往常一样表现出强烈的羡慕之情。
他们问我的枪来自哪里，我们的年轻向导回答说它是在大湖区的另一边，
在 “焦木头”的父辈那里做的，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会贬低这把枪在他们眼里的价值。
不过他们提醒我们注意，这种枪的瞄准器不在枪管中央，人们无法确保打得准，
对于这个批评我承认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夜幕降临，我们重新登上小舟。根据早上的经验，
我们沿着萨吉诺河的一条先前只是隐约见过的支流出发了。
碧空如洗，空气纯净且凝滞。河水穿过广阔的森林，但它流得那么缓慢，
几乎无法得知它流向何方。我们一直以为，要真正认识新大陆的森林，
应当沿着几条树荫下的河前进。
它们像是创世之初由上帝在荒野中精心开辟出来让人类通达的道路。
当人们往来于一条穿越森林的路时，视野往往是狭隘的，况且你走的这条小道是人类的成果。
河流则相反，它们是一些不留下足迹的道路，
而且河岸还可供自在地观赏生猛的野生草木所呈现出的壮丽奇景。
荒野就在那里，正如六千年前它呈现在我们的初民眼中那样：
一个开满鲜花的荒野，美妙芬芳，一个为人类建造的壮丽居所，
生机盎然的宫殿，然而它的主人还没有入住。小舟毫不费力且悄无声息地滑行着，
我们的四周笼罩着一片寂静，一种包罗万象的安宁。
我们很快感觉到如此景象让自己变温柔了。我们的话越来越少，不久后只低声表达想法。
最后我们沉默了，划着桨的同时，我们两人陷入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丽而宁静的遐想中。

为何能够表达所有痛苦的人类语言，在让人理解心中最温柔、
最自然的情感时却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谁能忠实地描绘生命中这些罕见的时刻？
此时身体的舒适为你预备了精神的安宁，在你的眼前宇宙似乎构建了一种完美的均衡，
而灵魂，半睡半醒地徘徊于现在与未来、真实与可能之间。
这时人被美妙的大自然包围，呼吸着宁静微温的空气，在宇宙的宁静中获得了自身的安宁。
他的耳朵听着他的动脉均匀跳动，
每次搏动对他而言似乎都是一点一滴在永恒中流淌的时间的飞逝。
也许很多人度过了漫长一生中的许多年，却一次也没有体验到如我们所描绘的感受，
也无法理解我们。可是我们确信有些人会在记忆和心灵
的深处找到比我们描绘的景象更丰富的东西，
并且在阅读我们的文字时会感到短暂的记忆的苏醒，
无论是时间还是生活中的实际忧虑都无法抹去这种记忆。

我们曾凝视那些已不复存在的帝国的废墟，行走在有人类建筑遗迹的荒野。
我们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孩子，不知是出于命运的何种安排，
我们被引领前去见证原始世界的景观，并发现一个伟大民族依然空空如也的摇篮。
这并非智慧的偶然预测，而是非常确定的事实，就像一切已成定局。
在短短几年内，这些无法穿越的森林将倒下，文明和工业的喧哗将打破萨吉诺的寂静，
它的回声将静默……一些河堤将限制河岸，河水如今在一个无名的荒野中默默地流淌着，
将来它的水流会被巨轮激荡。

人因身为人而感到骄傲，同时对于上帝赋予我们支配大自然的力量
又感到一种说不清的苦涩的遗憾。灵魂被一些截然相反的想法和情感激荡着，
而它获得的所有印象都是强烈的、深刻的。

这是一个不太大的平原，没有树林，但土地肥沃。
那里的草高达三四英尺，十分坚韧。

“你为什么那么小心呢？ "我问他，“是不是怕弄湿了？” 
“不是，”他答道，“我养成了习惯，过草地时总是看看脚在哪里，
以免踩着响尾蛇。”“真见鬼！ ”我说道，同时跳到小路上，
“这里有响尾蛇吗？ ”“确实有，”我们的美国诺曼底人答道，
带着一种沉着的冷静，“这里到处都是响尾蛇。”于是我责怪他没有更早些提醒我们。
他说由于我们穿着上好的靴子而且响尾蛇从来不咬脚踝以上的部位，
所以不认为我们会遇到严重的危险。

我问他被响尾蛇咬伤是否会致命。他回答说如果不向印第安人求助的话，
被咬的人会在24小时之内死去。他们懂得一种疗伤的办法，
如果及时治疗，可以救伤者一命。

不管怎样，走剩下的路时，我们也效仿向导，
不停地看着脚。

酝酿了很久的暴风雨突然来了。无法入睡的我起身打开小屋的门，
想呼吸一下夜晚的清新空气。

整个白天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人的面孔，动物们也销声匿迹了，
无疑它们藏在树叶底下躲避白天的炎热。

酋长的打扮：红裤子、一件披风，头顶处的头发卷起，里面插着两根羽毛。
我问这些羽毛表示什么，他骄傲地笑着回答说，他杀了两个苏族人
（Sioux,是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 总在与另一部族打仗）。我向他讨要其中的一根羽毛，
并说我将把它带到伟大战士的国度，他立刻从头发上解下羽毛递给我，
然后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晚上，我去湖边散步，来到一个加拿大人的营地。
我很快认出这里住的是那些与印第安人做生意的加拿大人。
我坐在他们的火堆边，与他们的主要谈话如下：

问：在殖民地历史中地位重要的休伦部和易洛魁部现在怎样了？
答：休伦部基本消失了，易洛魁部损失了一半，与齐佩瓦部合并了。
很多人驻扎在格林湾附近。易洛魁人成了一个诡诈的民族，
他们总是作势站在我们一边或者站在英国人一边，他们偏向谁，好运也会偏向谁。

问：你们和印第安人做生意会害怕吗？
答：基本不怕。印第安人不是强盗，而且我们对他们有用。

问：按照印第安人与欧洲人接近或疏远的程度，你们觉得他们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答：我认为他们完全不与我们接触时要好得多，当然也更幸福。
随着我们在野蛮人的森林中不断前进，印第安人会更有秩序，并得到更好的管理。

问：你们所说的远方的印第安人，他们有酋长吗？
答：是的，先生，他们有酋长。和平时期，酋长的权力极受尊重，他们都是世袭的，
来源已难以考证。他们会任命一位特别的首领（最勇敢的）带领他们打仗。
他们没有正规的司法部门，不过当有人犯下谋杀罪行时，人们会把杀人犯交给死者的家人。
有时他能得到赎罪的机会，更多的时候，死者的家人会杀了他，
然后把他和他的罪行一同埋葬。

问：你们说的这些远方的印第安人是怎样生活的？
答：在欧洲人定居点附近，他们生活在一种旁人绝对未曾体验过的自在之中。
他们不耕种土地，穿戴不太好，只会摆弄弓箭。但在他们的荒野中，猎物极其丰富。
我能想象，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大西洋海岸都是如此。
不过，猎物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向西逃去，因此他们要领先白人100多法里去追赶。

问：难道印第安人不会意识到他们这个种族迟早会被我们消灭吗？
答：他们对未来极其无所谓。那些已被半数消灭的或先于我们来到此地的民族，
只是绝望地看着欧洲人西进，却不觉得是反抗的时候。
所有僻居西部的民族（我听说还有300多万人）似乎并不觉得危险在向他们逼近。

问：印第安人喜欢法国人，是真的吗？
答：是的，先生，千真万确。他们愿意说的只有法语。
更远的荒野中，在他们面前表明自己法国人的身份是最好的。
他们总是记得我们掌管加拿大时对他们的好处。另外，我们中很多人是他们的盟友，
并且几乎像他们一样生活。

同一天，在苏必利尔湖岸边，与尊敬的天主教神甫穆隆先生谈话。
他从底特律来，要去米奇里麦基诺，从那里向阿布尔克罗许(Arbre Crochu ),
一个新建的天主教印第 安人居住地传教。

问：您觉得世俗权力对宗教的支持有用吗？
答：我深信它对宗教是有害的。我知道欧洲大多数天主教神甫有相反的认识，
我知道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他们不相信自由精神，认为人们力图用其反对他们。
他们一直生活在保护着他们的君主制权威之下，因此自然会怀念这种保护，
于是他们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他们住在美国，马上就会改变观点。
在这里，所有宗教信仰都是平等的，政府既不会支持，也不会迫害。
而且毫无疑问，没有哪个国家的天主教徒比这里的更加虔诚和众多。
我再说一遍，宗教及其牧师越少掺和世俗统治，他们就会越少参与政治争论，
宗教思想从权力中赢得的也就越多。

问：在美国，天主教徒最敌视什么？
答：所有教派都在天主教的仇恨之列，但只有长老会教徒最暴力，但他们也是最虔诚的。

问：您有没有看到过耶稣会士在印第安人中传教?答：
有，150年前，阿布尔克罗许的一些家庭就接受了基督教的基本信条，
现在我仍能在那里找到遗留。一些部落接受了耶稣会士们传播的几个基督教观念，
在他们身上这些观念还没有完全去除，人们只要再去他们那里，
就能将之很快召唤回来。总之，印第安人回忆黑袍教士时依然满怀敬重。
人们在荒野中时不时就能发现耶稣会士曾经树立起来的信仰。

问：印第安人真的天生善辩吗？
答：的确是真的。我经常对他们言辞的简洁和意味深长感到敬佩。
他们的风格具有某种斯巴达式的节制和果敢。

问：他们战斗时是否还像从前一样残忍呢？
答：一样。他们有上千种方法去折磨和煮死他们的俘虏，他们会割掉死伤者的头皮。
然而，当没有战争刺激他们时，他们也是温和、正直的人。
我看过他们跳战舞，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可怕的表演。
跳舞的战士会费尽心机在身上涂抹颜色，让自己尽可能变得恐怖。
跳舞时，他们会模仿印第安人战斗中所有野蛮的场景。
他们的动作看起来就是在砍敌人的头、折磨敌人、割敌人的头皮。
几年前，辛辛那提主教建议一个印第安部落（我忘记了穆隆先生说的名字）
派一些孩子去他那里学习。部落收到建议时，我参加了他们的讨论。
我向您保证，尽管这个会议由野蛮人组成，却不乏威严。
他们围成一圈坐着，每个人轮流发言，郑重严肃而且天生善辩。
一人发言时，别人从不打断。

问：野蛮人那里有什么样的公共权力呢？
答：他们有酋长，都是世袭的，除非酋长的家族犯下可耻的罪行，否则不会失去权力。
在圣约瑟夫河沿岸，有一位印第安酋长的祖先能够追溯到法国人最初来到此地的时候。

问：阿布尔克罗许的印第安人虔诚吗？
（说到此处，穆隆先生神采飞扬）
答：我没见过比他们更好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非常纯粹，他们完全遵守教规，
一个受洗的印第安人宁可死也不愿违背他所信仰的教规。
他们的生活变得非常合乎道德。您已经见识了（苏必利尔湖入口处的）
苏圣玛丽的印第安人有多么热情，他们知道船上有个神甫后就跑来找我，我为很多孩子施洗了。

问：美国的神职人员是怎样征募的？
答：至今大部分神甫来自欧洲。我们现在开始只招收出生在美国的教士，他们要有用得多。
现在，我们在联邦中有12到13所神学院。
40年来，天主教神学在我们之中取得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发展。

问：如何应对宗教上的开支？
答：靠自愿捐赠。每个家庭在教堂里拥有的长凳构成基本的收入。

问：主教如何命名？
答：教皇直接为其命名，不过通常他会听从主教所在机构的意见。
有时，他也会不这么做，那样的话可供选择的名字就很难让人满意了。

问：你是否相信印第安人永远不会向文明屈服？
答：我不相信。他们讨厌工作，特别是他们的偏见一直使他们无法开化。
黑人想学欧洲人，但是学不像。印第安人能做到，但他们不愿。
他们只看重战斗和狩猎，认为工作是一种耻辱。他们很少想要文明的安逸，
对这种安逸鄙夷不屑。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见过一些印第安人，
他们身上只穿着一件披风。他们并不羡慕我们的裘皮和大衣，他们蔑视地看着这些东西。
他们想象不出人既然有了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小茅屋，为什么还想要其他东西，
也想象不了既然用枪能获取生活必需的猎物，人为什么还要耕田。

这座城市的居民以法国人居多，但是轻易就能看出法国人是失败者。
富裕阶层大多数是英国人，尽管人们普遍说法语，但大多数报纸、海报，
乃至法国商人的招牌用的却是英语，商业机构也差不多都在英国人手里。
恐怕如此状况也长久不了，这种怀疑是可能的。
教士和不富裕的法国知识阶层开始深切感受到他们的次等地位。
我看到法语报纸在激烈且持久地攻击英国人。至今为止，民众还是向往舒适的物质生活，
对知识缺乏激情与渴望，他们对自己属于被征服民族的意识很有限，
对知识阶层的支持力度也很微弱。不过近年来几乎完全由加拿大人
组成的下议院已采取措施来普及教育，一切都预示着下一代人会和现在这代人不同。
如果自此以后的几年里，英国人的数量不会由于移民而得到激增，
并且他们无法将法国人限定在现在生活的这个狭小地区的话，那么这两个民族将呈对峙之势，
他们之间相互融合或者结成完整的联盟是非常困难的。
于是尽管法国人被征服了，我们还是能期望他们将来在新大陆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国度，
他们也许会比他们的父辈更有文化，更有道德也更加幸福！
至于现在，种族间的分离完全有利于英国人的统治。

我在此见到的那些所谓魁北克最好的律师，在法律基本概念和辩护方法上都没有显示出才干。
他们说着带有诺曼底中产阶层口音的法语，说话方式庸俗，
且混杂着英语措辞和一些古怪的用语。

问：加拿大农民有什么特点？
答：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群体。加拿大农民趣味简单，特别容易交往……
这里的舆论力量大得惊人。乡村中没有任何公共权力机关，
但秩序保持得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好。如果一个人犯了错，人们就会疏远他，
他将不得不离开村子。如果有人偷窃，人们不会告发他，
但此人的名誉就坏掉了，必须远走他乡。在我们的乡村，非婚生子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加拿大人极其依附于他所生长的土地、教区和家庭，
因此，让他去别处寻找财富是件很难的事情。朋友间的聚会、公共礼拜堂、
教堂门前的集会，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快乐。加拿大人虔信宗教，他们对什一税毫不反感。

问：什一税怎么收？
答：约合收成的二十六分之一。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称新教徒来合法免税，
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先例。教士没有不动产，在这里，他们只与人民紧密相连。
他们赞同人民的想法和政治利益，并与之一同对抗权力。教士从人民中来，只为人民而存在。
这里的政府指责他们蛊惑人心，而事实上，他们开明、知性，同时也很虔诚。
他们的品德堪称典范……我对您说过，加拿大农民有一种特有的社会意识，
这使得他们在危急关头能够相互扶持。他们中有一个遭了灾，整个社群都会行动起来帮他修复。
最近X的谷仓被雷电击中，五天后，邻居们就免费帮他重建了。

问：这里还存在封建制的残余吗? 
答：是的，但微乎其微，几乎不被人察觉。L 领主对他原先转让的土地收取微不足道的地租，
比如90阿庞的土地收6 - 8法郎。2 .人们必须把谷物交给领主的磨坊研磨，
但他定的价格不能高于法律所规定的价格，这里的法定价格比美国自由竞争的价格要低。
3.有土地出让税，意思是，土地所有人出卖依附于领主的土地时，
须向领主缴纳出让价格1/12的税费。因此，要是民众不想再继续紧紧依附于土地，
那么这笔税费对他们而言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加拿大封建制度残余的整个情况就是这样。
另外领主不享有荣誉性的权利，也没有任何一种特权。这里和美国一样，没有贵族，
也不可能有。人们必须靠劳动生活，领主找不到佃农，因此通常只能自己耕种。

问：这里的基础教育怎样？
答：……民众以惊人的热情抓住机会学习。教士尽力帮助我们。
我们已经让一半的孩子，约5万人，进了学校。未来两三年中，我相信我们能让所有孩子上学。
到那时，我希望加拿大人开始离开河岸，向内地前进。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圣劳伦斯河两岸开拓的长度已经达到了180法里，
但是宽度甚少达到10法里。然而，在更远的地方有着非常好的土地，
非常适于耕种， (从理论上说)人们几乎免费就能得到它们。

内尔森先生给我们看了耶稣会士当初建造的老教堂，
他对我们说，印第安人对耶稣会士的回忆充满了敬重。印第安人的家非常干净，
他们说法语，长相也几乎和欧洲人一样，尽管装束不同。

看不见他们种地让我很奇怪。“啊！ ”内尔森先生对我说，
“这些休伦人都是绅士，耕地让他们觉得有失体面。
这种工作只适合法国人或英国人！他们仍然靠打猎以及他们妻子做的小工艺品生活。”

问：印第安人偏爱法国人，这是真的吗？

答：是的，的确如此。在所有民族中，法国人也许是保留自身特点最多的。
然而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也最容易向他们生活之地的风俗、观念和偏见屈服。
只有变成野蛮人，您才能得到野蛮人持久的爱。

问：休伦人已显示出对法国人如此强的依附性，
并且在殖民地历史中发挥了如此大的作用，他们变成了什么样？

答：他们渐渐被同化了。然而，他们曾是这片大陆上最大的印第安民族。
他们能够武装6万人，您已经见到了它的残部。

在这次散步中，加拿大民众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再好不过了。
我们发现了一些耕种得很好的土地，还有一些安逸富足的人家。
我们走进了其中几户，宽敞的屋中配有非常好的床，墙壁刷成白色，家具十分干净。
一面小镜子、一个十字架或几幅表现圣经主题的版画构成了一个整体。
农民健康、强壮、穿着得体。他们待人十分坦率真诚，而美国人常常不具备这一点。
他们礼貌，但并不卑躬屈膝，他们平等对待您，却又非常体贴。
他们的举止中有某种高贵的气质，一开始就给人深刻的印象。
这个人群不如美国人理性，但却比美国人更感性。加拿大人的才智很少得到培养，
但他们淳朴直接，与其邻居相比，加拿大人少于算计和行动，
他们更多的是凭借心灵去生活。

以下是我们从谈话中得出的结论：1.至今为止，这里的民众生活十分安逸。
魁北克周围的土地极贵，与法国城市周边的土地相当，不过它带来的收益也很高。
2.加拿大人的想法还不太成熟，不过他们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英国人的族群
正在他们周围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扩张着。他们故步自封是错误的，
应该向那些还不受控制的地区扩张。每天到来的欧洲人强烈地激起了他们的猜疑，
他们觉得自己最终会被吞并。我们看到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自身的热情又焕发出来，
但他们找不到确切的解决办法，而且似乎也不认为有办法。他们对背井离乡过于恐惧。
“您是对的，”他们说， “但您想能怎样呢？我们生在这儿，也必须死在这儿。”

与法国的农民一样，加拿大农民也很欢快活泼，他们回答问题时总是很有趣。
我问一个庄稼汉，为什么加拿大人要固守在一个小地方，
只要走出20法里就能找到肥沃的荒地。他答道： “为什么邻居老婆的眼睛更漂亮，
但您还是更爱您的老婆？”

在我看来，对于加拿大人的未来命运来说，最危险的是由内尔森先生在议会中所代表的、
由 《魁北克公报》为其代言的那个阶层的人。这个阶层是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过渡群体，
他们由与加拿大人联合的英国人、对政府不满的英国人，以及当地法国人构成。
他们不会激起民众的妒忌和怀疑。在利益上，他们更像加拿大人，
而非英国人，因为他们反对政府。然而从根本上说，他们的习俗、
想法、语言都是英国的。如果他们无法占据加拿大的上流社会和知识阶层，
这些人的民族特点就会彻底沦丧，那么他们就只能像法国的下布列塔尼人
(les Bas-Bretons ) 那 样混日子。幸运的是，宗教造成了两个种族间难以通婚，
并在教士中形成了一个知识阶层，他们喜欢说法语，喜欢吸收法国文学和法国人的想法。

3 .在城市里，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形成了两个社会。英国人极其奢华，
而加拿大人则相当拮据，族群和阶级间的妒忌之情由此而生。

4 . 英国人掌控所有的对外贸易，在对内贸易上也占主要地位，由此又产生了妒忌。

5 . 英国人每天都在侵占加拿大人认为是留给他们族群的土地。
最后，英国人在加拿大展现出他们所有的民族特征，
而加拿大人则保留了法国人的所有体貌特征。事实上，加拿大人依然是彻头彻尾的法国人，
因此与周围的英国人截然相反：活泼、戏谑、爱荣耀、爱热闹、聪明、擅长社交。
这里的人只是比法国的更加有道德、好客、虔诚。
只有在加拿大才能找到在法国所谓的“好心人”(bon enfant), 
在英国和美国根本没有这样的人。

法国人既有天生的故土情结，同时，如果他们偶然离开家乡，
也会以最快的速度沉浸到不可预测的野蛮式生活中去。

法国人性格中同时存在的这两种品质非常不利于建立殖民地。
让我们的乡村中那些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下决心背井离乡去追逐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更加害怕的是异乡生活的艰苦和不确定性，而非自己家乡的苦难。
然而正是靠着这样的人，我们才能构建出一个优秀的殖民地核心。
好不容易到了大洋彼岸，我们却很难让他们安定下来。
他们身上从来就显现不出对发家致富的强烈而执着的愿望，
不像英国人那样每天都在为此努力，所有的精神动力也只朝向这一个目标。
法国的拓荒者对于提供给他们的土地开垦得很慢。
他们的整体进展都很慢，人们不断发现他们被一种懒散的、漫游式的美好生活所引诱。

这是我们的民族特点所面对的第一个障碍，其中也有一些从我们的政治习惯和法律中产生的因素。
几百年来，法国政府不停地将所有事务的决定权都揽了下来。
如今，可以说它不仅统治着，而且还管理着王国的所有领域。
在这里，我看不到法国政府在这种状态中得到了任何有用或有害的东西，我只能说它存在着而已。
法律义务和政治习惯所导致的结果基本不利于一个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
如果政府常常不能正确判断并及时解决其权力中心省份所产生的困难，
那么当它必须关注3 000法里以外的利益时，也极有可能无法达成。
提供执行方式、选择能干的人才、制定不容背离的法律，
这些就是祖国派遣她的子民去另一个半球寻找财富时必须要做的事情。
至于对公共事务部门的日常关注，以及拓荒者的个人劳作，宗主国则不能也不应试图去操纵。
这是所有大的殖民国家都采用的运作方式，但应当指出，
这些国家都不曾将行政管理集中于它们的政治中心。而在我国从来就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恰恰相反，
它不断力图将一些不符合事务本来规律的统治原则和行政律条搬到大洋彼岸。
也许是对它所雇用的人不信任，又或者更可能是对权力和权威习惯性的猜忌，
法国政府总是出人意料地力图对殖民地保持领导地位，就像它在王国中心的地位那样。
于是，可以想见它要去判断那些它无从得知的事情，调整一个与它眼前的社会不同的社会，
满足一些对它可有可无的需求，而且为了更加公平，它还扣留了所有悬而未决的利益和权利。
它想预知一切。它畏惧拓荒者的个人热情或者利益，迫使他们接受它的一切审查、
一切领导、一切监督，而且一切都由它亲力亲为。
它投身于一种繁重的劳动，并白白耗费了所有的精力。

另一方面，法国拓荒者在其祖国接受的政治规训使他直至今日都很难轻松地摆脱监管。
为了发家致富来到一个地方以后，他必须自己管理自己，
但他却对行使其新权利表现得局促不安。如果政府想要为他包办一切，
那么他只会在所有需求上都极端地依赖政府。
他很难感受到独立的意愿，几乎要强迫他自由。

新大陆的事例证明了，如果说个人能力和自我管理的技术对一切社会都行之有效的话，
那么对于那些不得不在与世隔绝之地（如殖民地）繁衍生息的人们来说，
则更是这样。

近几百年的历史展现了一种（必须承认的）特殊的场景。在其中，法国经营着一个庞大的殖民体系，
计划设计巧妙，地点精心挑选。它要用连绵不绝的定居点将密西西比州的圣劳伦斯河连成一个整体，
并在北美中部建立一个新的法兰西帝国，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就是向此方向发展的两个典型。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牺牲了很多人，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政府一刻不停地操持着这些新的定居点，兢兢业业地领导着它们。
然而，尽管付出了很多，这些殖民地却都半死不活。土地毫无价值地在法国人的脚步前绵延着，
他们根本不向周围肥沃的荒野中行进，人口只有很少的增长。这种视而不见的范围似乎越来越广。
新社会停滞不前，它既没有赢得权力，也没有赢得财富。
在对外族入侵进行了一番英勇的抗争后，它终于支持不住了。

在附近，英国人来到大西洋沿岸定居下来。法国人是被祖国派来的，
而英国人更多的是逃离他们的祖国，一旦踏上美洲的土地，对英国来说，
他们就成了外国人，于是英国也就不怎么想去统治他们了。
一开始，他们就拥有了自己的议会和法庭，他们任命大部分行政官员，
组织军队，满足社会需求，制定治安条例和法律。宗主国几乎完全不插手他们的内部事务，
只是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贸易，并保障他们免受外族攻击。
宗主国没有劳民伤财，然而这些被扔给拓荒者的定居点在22年中不仅增加了一倍的人口，
还成了知识与财富汇聚的家园。

凭着这些经验，人们必须承认，对于法国来说，
建立一个殖民地就好比是在做一件充满风险且成功与否非常不确定的事情。

为了建立一个远方殖民地，必须保证拥有并保留对海洋的控制……

在波士顿，精神劳动特别指宗教方面。在我们从阅览室里找到的25份半定期刊物中，
有12份多少都与宗教有联系。

……在欧洲，让我们觉得最尴尬的，是那些出身低微，
接受了教育想要出人头地，却又苦无良方的人。

在美国，则几乎感觉不到教育有这种缺陷。教育总是自然而然能为致富提供方法，
而且不会造成任何社会危害。

若想要民主运转顺畅，必须有公民，即对公共事务拥有兴趣、
有能力且有意愿参与其中的人，这是问题的首要因素。

问：您是否认为奴隶制是美国的一块大伤疤？
答：是的，毫无疑问，奴隶制中包含了几乎所有现实的困境和未来的忧虑。

问：南方人意识到这种状态了吗？
答：是的，他们深知这些。虽然这让他们担忧，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并不承认。
奴隶制已经彻底改变了南方的社会状况，那里的白人形成了一个拥有所有观念、
所有激情和所有偏见的贵族阶层。然而，不要误解，
任何地方的白人都没有在南方那么平等。在我们这里，
人们在法律面前非常平等，但在生活习俗中就不这样了，还是有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之分。
而在南方，所有白人都平等地享受特权，他们的使命是让黑奴劳动，而他们自己不劳动。
您绝对无法想象，在南方美国人的心目中，劳动有多么让人不齿。
而在联邦，所有的企业由于黑奴无法在其中充当基层职员而难以获得成功。
所有在查尔斯顿以及其他城市做大生意的人都来自新英格兰地区。
我记得和一个南方的众议员在华盛顿吃饭时，他看见白人侍从为我们服务，
完全掩饰不住他的惊讶之情。他对我夫人说： “白人做侍从真是对这一人种的侮辱。
每当他们中有人来给我换盘子时，我总是想把我的座位让给他。”
南方白人过的这种游手好闲的日子导致他们的性格产生了巨大变化。
他们沉迷于体育锻炼、打猎和赛马，他们强壮、勇敢、充满荣誉感。
在南方，人们所谓的自尊心比别的地方的人更加敏感，决斗是常有的事。

问：您是否认为南方人离不了黑人？
答：我认为正相反。欧洲人能在希腊和西西里的土地上劳动，
为什么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的人不能这么做呢，那里并不是更炎热啊？

问：奴隶的数量有没有增加？
答：特拉华州以北的地方都有所减少，因为那里种植小麦和烟草，
在这种耕种方式下蓄养黑奴没什么用，只是浪费钱。
人们把奴隶转移到生产棉花和蔗糖的地区。
在这些地方，奴隶数量有所增加。在已引入黑奴的西部各州，
他们的数量依然很少。当一个黑人不理会主人，也不怕挨打时，我觉得他是最放肆的。
当黑奴和一个懦弱的主人打交道时，他们恶劣对待主人的情况也不少见。
特别是女黑奴，常常滥用女主人对她们的仁慈，因为她们知道对她们进行体罚不符合习俗……

亚当斯先生似乎相信实现美国国内安宁和秩序最有效的保障之一，
在于将沿海地区的人迁到西部去。
他说：“在我们充分意识到这点以前，已经有几代人在迁徙了。”
然后，我问他联邦最迫在眉睫的危险，以及可能导致分裂的因素。
亚当斯先生没有回答，不过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他对未来的信心并不比我更足。

“但您不担心吗，”我直接对他说， “由于要净化基督教，您最终却会使其主体消逝？
坦白说，我很担忧人类精神从离开天主教后所走的道路，
恐怕它最后会走到自然宗教那里去。”

今天我在聋哑人收容所里看到一个瞎眼的聋哑小姑娘。
然而，她能够缝纫，并且能穿针引线。她会时不时地因想到什么事而微笑，
这个场景真是奇特。

这种愉悦的感受是怎样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人身上产生的呢？它又会是什么样子的?

管理人告诉我们，她个性温和，非常听话。他还说，
她的嗅觉极其灵敏，能够仅凭味道来辨别来人……

收容所里有三四个黑人。人们肯定地对我说，他们的智力和白人没什么不同。

在欧洲，我们发现劳动分工让人处理细节的能力无止境地提高，而总体能力却下降了。
这样分类的工人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过于熟练，在其他领域却十分笨拙。
以英国为例，在这个国家，工人的分工极其精细。而在美国，劳动分工却可以说并不存在，
这使得美国人从平凡民众变成了聪明人。每个人对做所有事都懂得一些，
比起术业有专攻的欧洲人，他们做每件事都要差一些，
但总体能力则胜过前者百倍。
这是他们能够高明地处理生活和社会管理的一般性事务的重要原因！

我们在教会中从来不谈理论，只谈道德。但是，在美国，我没见过唯物主义者。
可以说，人们普遍对灵魂不朽以及赏善罚恶说有着坚定的信仰，
这是所有教派都会涉及的公共领域。我做过很长时间律师，
总是能见到人们对誓言非常遵从。

当我们谈到他居住了20年的新奥尔良时，他对我说：
“在新奥尔良，有一个阶层的女人专门过同居生活。她们是有色人种。
在某种程度上，伤风败俗对于她们来说是一种要忠实履行的职业。
一个有色女子从出生起，就注定要成为一个白人的情人。
当她到达适婚年龄后，她的母亲就会花心思让她成家。
这是一种暂时的婚姻，这种婚姻一般会持续几年。
在这段时间内，人们很少会指责以这种方式结合的女子有任何不忠。
她们就这样被人转手，直到攒足了一笔钱，她们才会真正找一个合适的男人结婚，
然后把她们的女儿带上同样的路。”我说：“这种事情是违背自然伦理秩序的，
它会给社会造成混乱吗？ ”“并不像您想的那样，”布朗先生答道， 
“富有的年轻人非常放荡，但伤风败俗的事情仅限于有色女子。
法裔和美国的白人女子则十分纯洁。她们贞洁，我想首先是因为贞洁让她们愉悦，
其次是因为有色女子不守贞洁，有情人就等同于与她们为伍 … … ”

问：如何区别北方人和南方人？他们各自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答：我这样描述区别，北方人的特点是具有实业精神……南方人的特点是具有贵族气质。
南方人作风直接、开放，在涉及荣誉的问题上，他们容易激动、生气，甚至暴怒。
而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则很冷静，精于算计，有耐心。
您去一个南方人家里做客会受到热情接待，他会与您分享家里所有的乐趣。
而北方人在迎接了您以后，就会开始想能不能和您做生意。

问：您觉得马里兰州的人可以不依靠奴隶吗？
答：是的，我相信可以。奴隶制常常是一种太费钱的生产方式……

他又很天真地补充道： “不，毫无疑问，我们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程度！
我们签署《独立宣言》的时候想的是，大不列颠会对我们这一举动感到害怕，
会想方设法接近我们，然后我们还可以再成为好朋友。
然而，英国人却向我们举起了刀，于是我们也举起了我们的。”

查尔斯•卡罗尔的所有生活方式和表现出来的气质让他看起来全然像是个欧洲绅士。
也许革命时期的南方大庄园主们都是这个样子的。在产生了美国最伟大的人以后，
这种人便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高贵的道德传统。
民众受到了教育，知识得到了普及，一种中庸的才能大行其道。
社会少了杰出却多了繁荣。只有在欧洲人们才能感受到的这种文明与知识进程中的种种后果，
已在美国完全显现了出来。它的首要成因是什么？我还没有看到。

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些德意志殖民地建立了至少50年，
它们依旧完整地保留着父母之邦的精神和风俗。在他们周围游荡着不断迁徙的人，
后者致富欲望毫无节制，对任何地方都没有留恋，任何束缚都不能让他们停止脚步，
哪里看上去有财富他们便蜂拥而至。而德意志人却在这股广泛的运动中间蜡然不动。
他们克制住自己的欲望，慢慢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状况。
他们不停地劳动，却从不轻易放弃任何东西。他们肯定会变得富裕，但很缓慢。
他们留恋家庭，把幸福保留在自己生活的区域内，
对自己家园之外的事物毫无兴趣……

问：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在树林中遇见的居民只用一个很不完整的窝棚来度过恶劣的天气？
墙壁上有洞，这样风雨岂不畅通无阻？主人和外来者想必都不会喜欢这样的住房，
把墙堵上有那么难吗？
答：最简单不过了，但这里的居民普遍都很懒散，他们认为劳动是一种痛苦。
他们只要有足够的食物和一个能凑合一下的房子，就很满足了，只会想着抽抽烟，打打猎。

问：在您看来，造成这种懒散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答：是奴隶制。我们习惯了自己什么也不干。在田纳西州，每个农场主都有一两个黑奴。
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奴隶，通常应该不得不和他们一起在田里干活。
然而，拥有的奴隶少于十几个的很少见，极其常见的情况是，一个白人指挥着奴隶，
而他自己绝对什么都不干，只会骑马打猎。小农场主都拥有一把好枪，只会花时间去打猎。

问：您觉得靠奴隶种庄稼省钱吗？
答：不，我相信这要比雇用自由劳工干活更加昂贵。

路易斯安那几乎所有土地都还在法国人手上，但高端贸易已经被美国人控制了。
必须得说，这两个民族做起生意来有很大差别。路易斯安那的法国人不敢做工业，
他们一点也不喜欢在不可靠的事情上冒险，害怕因为一次破产而名誉扫地。
每年从北边而来的美国人却充满了致富的欲望，他们全是为此而离开家乡的。
他们来的时候几乎一无所有，对于偿还债务，他们远不像法国人那么在乎荣誉。

问：你是否发现南北方的社会状况差异很大？
答：非常大。我们南方人可能比北方人更有天赋，但我们不够活跃，尤其缺乏毅力。
我们的教育非常缺失，我们没有任何正规的学校系统，有三分之一的民众是文盲。
我们对一切社会需求也没有给予同等的关注，对未来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