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y Stack Sullivan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卡尔·荣格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Karen Horney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埃米尔·克雷佩林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Eugen Bleuler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Karl Jaspers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2013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

引言

焦虑的根源在于人类在婴儿期长期而又完全的依赖状况,即生物需要的紧迫性,
以及这一事实,即育儿者的努力对于其需要的满足来说是必需的。

这种被称为焦虑的紧张主要与婴儿和个体环境的共存有关,
也与母亲和个体环境的共存有关,这种个体环境与物理化学环境完全不同。

对于母亲是以何种方式将焦虑传递给了婴儿这个问题,
沙利文基本上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他将此种交流经验归入了“共情”(empathy)的类别之下;
但是,他所说的共情,并不是指任何与超感官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
相类似的东西。确切地说,他所指的是从母亲到儿童的感觉交流通道,
但由于没有对其进行探究,所以无法给出恰当的描述。

当两个人谈论那些假定他们已经学过的东西时,要让他们意指同一件事情,那就十分困难了。

这种困难是由下列这一事实造成的,即精神病学处理的是生活问题,
而每个人都有大量不同的生活经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以艺术的最高风格来生活;
而且,如果疲劳和其他不适与一个人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
从这种意义上说,当他看到自己的生活非常糟糕时,他会感到十分惶恐不安。
因此,要使精神病学的主题像钟表的运作或物理的原理,
甚至是法律中的按劳计酬(quantum meruit)现象那样,
发展出那种人人都能够遵循的客观性,并非一件易事。

他们无法像普通人那样适当地生活于那个社会组织之中,
而那个社会组织是他们一直以来被训练生活于其中的。

即人类这种动物所具有的巨大能力,在遇到适当机会时,就会产生意义。

换句话说,人类有机体具有如此非凡的适应能力,
以至于不仅最为稀奇古怪的社会规则和规章都能为人们所践行
(只要将它们以恰当的方式反复地灌输给青年一代),而且它们也能够成为看起来非常自然、
恰当的生活方式,并几乎超越了研究的范围。换句话说,在习得言语之前,
每一个人,甚至是那些低能的人,都已经习得了与父亲或母亲的一些显著的关系模式,
或者与某个抚育他的人的一些显著关系模式。那些显著模式会成为深藏但却坚实的基础,
后来生活中的大量东西会添加在其之上,或是以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

你会发现,某一个体的绝大部分生活与你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而你的生活与他的生活之间这种同一性混淆了下列事实,
即尽管这种生活表面看起来相同,但对你和他来说,其意义根本不同。
因此,你不能忽视他的生活中那些在你看来似乎相当自然和正常的方面。

由于整个生物学领域内的大量现象,如果你从它们的开端追踪至它们最为复杂的表现为止的话,
则更为容易理解,因此,我想描述在我看来焦虑是如何从婴儿期开始的。
我不知道第一次表现出焦虑是在生命的多早的时刻。
确切地说,这不是你让母亲和儿童合作就可以开展探索的领域。
我对下列情况毫不怀疑,即由于人与人之间在大量的其他事情上都有所不同,
因此,与焦虑有关的精确数据在不同婴儿的身上也会不同。
人类幼儿在生命的头几个月中——而且,我认为,在其他动物幼体身上也有类似情况,
只不过在人类幼儿身上,这种表现十分显著——当养育者产生“情绪紊乱”
(emotional disturbance,我相当宽泛地使用“情绪紊乱”这个术语
来指你们认为它所意指的东西)时,会表现出紊乱的行为,这是可以证明的。
那个时候,婴儿无论做什么都将会受到干预和阻碍,也就是说,
他将停滞不前,或者他不会像在焦虑出现之前那样取得有效的进步。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喂奶的紊乱;不过,婴儿的所有行为都同样容易受到阻止和妨碍,
而且与那个重要他人的情绪紊乱有着直接的按照年月顺序的关系,以及其他特定的关系。
我无法告诉你们婴儿感受到的焦虑是怎样的,但是我可以进行推测
(对此推测,我认为具有非常高的准确度)——就婴儿模糊的心理状态而言,
在焦虑与恐惧之间是不存在差别的。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说:
“婴儿会产生恐惧吗?”当然,这个疑问会变成这样一个问题,即:
“你指的恐惧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婴儿听到突如其来的巨大噪声,
他就会感到非常心烦意乱;那些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区域(zones)
紧密相连的属于那一种类的其他一些经验,也会造成同样的心烦意乱。
无论是谁,只要他看一眼那个正感到心烦意乱的婴儿,
几乎都会认为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婴儿并不喜欢它。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无论你给予其何种称谓——会不间断地发展成为我们自身称之为恐惧的表现,
而且其他人也能认出这些表现就是恐惧。因此,我有理由假定,
有两种情况下可以引发婴儿表现出一种像恐惧一样的状态:
一种情况是,他与周围现实进行接触的区域出现了相当严重紊乱,从而引起恐惧;
另一种情况是,养育者身上的某些类型的情绪紊乱引起了婴儿的恐惧。
从后一种情况中产生出了整个非常重要的焦虑结构,
而且,只有通过参考焦虑的概念,才能理解这些表现。

在这个方面,我敢说,婴儿身上这种作为原始焦虑或原始恐惧的经验,在后来的生活中,
在特定的环境下,会重新出现——很可能在每个人身上出现,但肯定会在有些人身上出现。

人生来是一种动物。只有通过新生儿才能了解人类这种动物。
将人这种动物转化为其他某种东西的过程,在个体出生后很短时间内便开始生效了。
作出这样的推断是很有根据的,即人这种动物如果照这样继续存在下去,
他们就会被发现是生物系列中非常具有天赋的成员,尤其在其中心整合装置
(central integrative apparatus)的演化过程中极具天赋,
这种中心整合装置提供了下述三种独特的能力:
(1)视觉与用于握物的双手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是除了嘴巴之外最为重要的相互关联工具;
(2)听觉与发音器官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发音器官已经达到了非常精炼的程度,
以至于产生了让人难以相信的进化发展结果——语言;
(3)上述这些东西与一个非常复杂的大脑中
(这个复杂的大脑使得可以用多种经验的抽象物来进行操作)
所有其他接收器—效应器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

有大量证据表明,人这种动物在出生后有很长一段时期间不能照顾自己;
证据还表明,作为人类之特征的能力,要经过不少于10至20年的时间才能逐渐地成熟。
人这种动物在出生时完全依赖于他人,之后这种依赖性会逐渐减少,但仍旧很强,
在出生后的五六年时间里,都需依赖于人类环境中的温柔合作。
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在这期间,各种生物能力会依次成熟),
人性动物会进一步地形成特征。

尤其是在一些中国人身上。我不知道他们枕部增加了的肌肉痉挛是否会影响视觉,
但我推测是有影响的。很可能它并不影响颜色敏感性区域的视觉;
不过甚至是那儿,它也有可能产生影响——对此,我们并不十分确定。

除此以外,在对光的强度作出反应方面——例如,
当视网膜杆接收暗淡照明条件的特殊时刻——也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而且,
由于这些差异随着健康状况、营养和所涉及个体的其他条件的不同而不同,
这一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些差异在某些影响所涉及个体之生存的特定环境里颇具意义,
例如,晚间飞行,甚至是晚间驾车。

对光的距离感受器(distance receptor)方面所存在的这些差异,
与对空气波的听觉感受器(auditory receptor)方面的差异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这里,我们也有一条通过统计方法而得出的相当典型的感受性曲线,
而且这条曲线可以应用于有关个体听觉的大量数据。与色彩视觉领域中的个体差异相比,
从这些统计曲线中得出的个体差异要大得多。事实上,
听觉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年龄机能(function of age):在大多数人身上,
直到某一特定的年龄,这条曲线都可能以一种无法察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
接着,听觉敏感性会随着时间而出现一种或多或少的持续递减。
这里的差异可以更加容易地被察觉到,这样我们才会知道,对于某一个词语,
有些人听到的与另一些人所听到的显著不同。而且,由于早年的疾病或创伤,
还存在着一些病理性差异,这种情况要比视觉感受器领域的情况常见得多,
并且会对所经验的外部世界产生隐秘得多的影响。在不同的人身上,灵巧程度也显著不同;
例如,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想要成为钢琴家的人来说,修长的手指是非常有用的,
或者对于一个想要成为演说家的人来说,裂腭将会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

如果可以将天才视作智力的一种机能的话;所谓天才,
我指的是那些拥有能够看出事件之间的相关性这种真正杰出的能力的人,
这种能力似乎是可测量之智力因素的终极。我们都知道,
向有些人解释问题要比向另一些人解释问题容易得多;
而且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完全不受约束地根据一群人是聪明还是愚钝而将他们进行分类。
人们已经发现了大量尚未确定的先天因素,用以证明一个人的感觉,
即他自身的动物基质无疑是独特的个性。而且,我们也已经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持久效应的信息,
即这些效应可能产生自与最佳物理化学环境之互换所造成的缺陷,如在营养缺乏症中那样。

众所周知,聋哑人能够熟练地将“唇读”(reading from the lips)
作为理解言语的一种辅助方法。在所有的视觉言语符号中,
最重要的当然要数书面文字或印刷文字了……[在其中]该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
(字母或书写的文字)对应于原始系统中某个特定的要素
[声音、声群(sound-group)或口头的文字]。

此外,还有更为复杂的迁移,关于这一点,萨丕尔提到了莫尔斯电码
(Morse telegraphic code),以及不同的手语,例如那些“为聋哑人使用而创制的手语、
为天主教西多会特拉普派(Trappist)创制的手语,或者为可见距离之内,
但却听不清对方声音的人们之间的彼此通信而创制的手语”,
例如,通信兵所使用的旗语。萨丕尔继续写道:

关于语言,最为显著的一般事实在于它的普遍性……我们了解到,
所有人都拥有一种充分发展的语言……语言的根本基础——一个清晰语音系统的发展,
言语要素与概念的特定联结,以及精细地提供一切关系的形式表达——所有这些,
在我们所了解的每一种语言中,非常完美、系统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最为重要的事实是,习俗在经验中和信念中起着支配的作用,
而且它还可以表现出巨大的多样性。

没有人会用原始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他的眼里,世界由一组明确的习俗、
制度以及思维方式组成……约翰·杜威曾经非常郑重地说过,
习俗在塑造个体行为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他所能影响传统习俗的任何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就像他母语的全部词汇所占的比例,
与他自己的孩子交谈时所使用的词汇占据家庭用语的比例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样……
个体的生活史首先是对他社区中传统地继承下来的模式和标准的顺应(accommodation)。
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所处的习俗就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
到了他能够说话的时候,他成了他的文化的小奴隶,而到了他长大并能参加文化活动的时候,
文化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文化的信念就成了他的信念,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成了他的不可能性。
每一个与他身处同一群体的儿童都将和他共享上述这些东西,而生于地球另一端的儿童,
没有一个能够获得上述东西中哪怕是千分之一的部分。
没有哪一个社会问题像习俗作用这个问题这样让我们感觉义不容辞。
在我们理解它的规律和多样性之前,人类生活主要的复杂事实必定还仍处于不可理解的状态。

经验指的是所有生活过的、经历过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经验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凭其自身而参与之事件的内在成分,也就是说,
作为有组织的实体参与其中。经验的有限特征取决于有机体的种类,
同时还取决于所经验之事件的种类。

经验与有机体所参与的事件并不是一回事;当我看并看到一只蛙时,
我关于这只蛙的经验——我关于这只蛙的知觉——并不是这只蛙。
这只蛙(如果它是一只“真正的”蛙的话)——这绝不是必要的——
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种特殊光线模式;我的双眼经受了这种特殊光线模式的冲击;
紧接着发生了各种不同的“内部变化”,包括“内部”资料对蛙这个概念的识别。

但很少有人能长时间中断自己与他人间接和直接的关系,而不经受人格上的恶化。
换句话说,这样的中断很可能不会像动物断氧那样造成致命的结果;
但是,其危害方面肯定会出现在正确的参照言语领域,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或一个寓言。

人格发展

我想在这里提出一种对人格发展的启发性分类
(heuristic classification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这种分类对于思维组织来说非常方便。这些启发性阶段是:
婴儿期、童年期、少年时代、前青年期、青年早期、青年晚期、成年期或成熟期。

婴儿期(infancy)的时间跨度为:从出生后的几分钟到出现发音清晰的言语,
不论这种言语是否能够交流或者是否具有意义。童年期(childhood)的时间跨度为:
从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或者属于言语的声音)到游戏伙伴需要的出现——游戏伙伴就是同伴,
也即在各个方面与自己相似的合作伙伴。接着就进入了少年时代(juvenile era),
这个时期包括小学的大部分时间,
一直到由于成熟而产生了与另一个与自己状况相似的人建立亲密关系的需要为止。
紧接着,就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前青年期(preadolescence),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
不过时间上相当短暂,它通常以生殖器性欲和发身的出现而告结束,
不过,从心理学或精神病学上说,从对同性感兴趣转变为对异性有强烈的兴趣,
就宣告了这个时期的结束。这些现象标志着青年期(adolescence)的开始,
它在我们的文化中(不过,它随文化不同而不同)一直持续到个体模式化了某种行为
来满足自己的情欲(lust),即个体的性驱力。
这样的模式化便引出了青年晚期(late adolescence),它作为一个人格时期,
一直持续到人格中任何没有完全发展的方面与其时间分割形成恰当的关系为止;
这样,一个人便能在成年期(adulthood)建立起对某个他人的爱情关系,
在那种关系中,那个人与个体自身一样重要,或者几乎一样重要。
这种与另一个人真正高度发展的亲密关系并非生活的主要任务,
但是它很可能是生活中产生满足感的主要源泉;从那个时候起,
一个人的兴趣在深度或广度上继续发展,或者既在深度上又在广度上继续发展,
直到有机体内令人不悦的退行性变化导致老年阶段的开始为止。

紧张是一种感觉到的或有意注意到的存在状态。

让我们回到我关于人性动物成为一个人的发展过程的描述,我曾说过,
欣快可能就相当于有机体的整体平衡,我们知道,尽管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
但是在紧张处于最低限度的那些时间间隔或瞬间,就会接近于这种状况。
在十分年幼的婴儿身上,当呼吸循环开始其终身的进程,当体温没有什么不正常,
当水的供应和食物的供应(通常在胃中)充足,
当没有任何有害的事件对后来所谓的“意识”的外周进行冲击时,这些间隔就会出现。

虽然我知道,就像历史神话所描述的,由狼或猿来照料婴儿也没有什么固有的困难,
但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我们尚无可靠的或可证实的证据表明有哪个人是由狼、
猿或其他动物抚养长大的——如果我们确有这样的人,
那么,我们对人性动物便可以了解更多一些了。

当我谈到婴儿用活动或能量转化来弥补生物上的不平衡或满足需要时,
人们可以很容易就看到,婴儿的呼吸运动是如何用来弥补他对氧气的需要,
吮吸动作是如何用来弥补他对糖和水的需要的。但也有一点不那么明显,譬如说,
婴儿的任一活动是如何用来满足其维持体温的需要的。
不过,那些与新生儿打交道的人们都知道,一旦婴儿有什么需要,
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可以察觉的。如果没有给他们盖上被子而导致热量散失,
啼哭便会成为婴儿最初的活动,它指向于减少热量散失的需要;
而热量散失的减少,即适当内在体温的体验,便是对那种需要的满足。

婴儿的生活空间特别小,而且尚未分化。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他的知觉空间。
随着儿童生活空间的逐渐延伸和分化,
一个较大的环境和迥然不同的事实便会使心理现象得以存在,
而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动力因素。儿童以不断增长的程度学会了控制环境。
同时——而且,这一点依然很重要——他开始在心理上依赖于不断增多的环境事件……
为了探究动力问题,我们必须从儿童真实的心理环境开始。
从“客观的”意义上说,社会联系的存在是一个尚未能够自己满足其重要的生物需要
的婴儿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这种社会联系通常表现为婴儿与母亲的联系,
在这种联系中,从功能上讲,婴儿的需要是第一位的。

我的定理是这样的:婴儿可以观察到的源自需要紧张的活动引发了照料者的紧张,
这种紧张被体验为温柔(tenderness),体验为一种想要进行旨在减弱婴儿需要之活动的冲动。
换句话说,不管婴儿身上日益增强的需要紧张表现如何——
我们将研究在婴儿啼哭的能量转化中紧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观察到这些紧张,
或者观察到表明这些紧张存在的活动,都会在照料者身上引发某种紧张,
这种紧张可以被描述为温柔的紧张,它是一种适合于——或者或多或少适合于
——减弱婴儿需要的潜在可能性,或者是一种想要做出适合于——
或者或多或少适合于——减弱婴儿需要之活动的冲动。

对温柔的需要作为一种人际需要,一开始就是根深蒂固的。

母亲必须温柔地行事,帮助婴儿缓解各种反复发生的不平衡。
只要强调这件事情绝不仅仅就像用一个好的孵卵器来抚育婴儿那样,
那么,这种解释的复杂性就有原因了。

婴儿

经过多年的发展,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产生了饥饿感;
也就是说,由于你产生了对食物的需要,或者由于肝脏拒绝放弃食物,
直到它有希望得到新的供给为止,你便能够将与紧张相联系的经验分化出来。
你通过这种特定经验的标志,认为“我饿了”,进而去找一家饭馆,
或者考虑从哪个人那里骗一顿饭吃。
这就是在你目前正具有之经验的特定特征的基础上为减轻紧张而从事的适当活动的分化。

婴儿操控另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一开始,他只能通过表现出需要来唤起温柔;
而在婴儿感到焦虑的情境中对其所表现出的需要作出反应的那个人,
相对来说没有能力作出此反应,这是因为引发婴儿焦虑的正是父母的焦虑——
正如我马上就会解释的那样,焦虑总是会干预任何与它恰好重合的其他紧张。
因此,关于共情联系(empathic linkage)的早期证据,
表明了这样一个特点,即焦虑是无法驾驭的。

窒息、被二氧化碳或无氧气体包围,等等,都是非常可怕的体验。
缺氧危险的独特性,不仅在于阻碍呼吸的一切会引出强烈的害怕,
这种害怕很快就会变为恐惧,我们在婴儿身上可以看到这种行为,
譬如尖叫、乱踢等,而且,若缺氧情况继续发展,在死亡真实发生之前,
有机体就会全身痉挛,就好像摩托车发动时产生的震颤一样。

从最轻微形式的害怕到最强烈形式的恐怖,
都被人们看做是由于危险而产生之紧张的感觉到的方面,
这些危险是对于有机体之生物性整合或存在而言的危险。
这些危险通常包括缺氧的危险,即我刚刚讨论过的氧气缺乏,口渴的危险,
即水的缺乏,缺乏碳水化合物或其他化学食粮的危险,过冷的危险,
身体摩尔损伤(molar injury)的危险,即身体大规模损伤的危险,
以及各种维持生命所必需之因素的削弱或故障而带来的危险。
循环性故障很可能是一种与缺氧同样久远的危险,而且,
如果迅速加深的话,也极易引起恐惧。

在很多方面,人性动物特征的许多细节都可以很容易地用目的论的观点来解释,
但是,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由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控制的进化改变的结果。
因此,即使你想的不是人类婴儿,而是小猫或小狗,你也会认识到,
对这只小猫或小狗来说,它们所面临的危险之一,
就是当它们为了减少热量散失而藏身于母体之下时,很可能会因此而缺氧。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由于氧气缺乏一开始就产生的这种剧烈动作,
会告知猫母亲或狗妈妈其幼崽所面临的危险。无独有偶,
一旦人类婴儿由于毛毯阻隔了氧气的供应而受到缺氧威胁时,
会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剧烈的动作(这种动作最终可能会转为惊厥),
这种动作将很可能引发母亲的活动,移除障碍物,或者把婴儿转移到能够重新接触空气的地方。
由于我们不能像储存水或糖那样来储存大量的氧气,因此,对人性动物以及所有的高等动物来说,
为保证实际上能够与周围的空气不断接触而预备大量的保险措施具有重大的生存价值。

对许多婴儿来说,刚出生时,中耳和耳咽管道充满了羊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很难证实一个婴儿能否听得见约3米之外的钢琴声。
但是,尽管空气是一种能够很好传递声波的相对灵敏的媒介,而水、
含盐溶液等虽然也能很好地传递振动,但却是相对不灵敏的媒介。
由于哭泣时喉部附近会发生振动,并在咽喉的咽鼓管口周围得到反射和精炼,
因此,有关婴儿能否听到自己哭声的唯一问题在于:听觉神经在出生时是否具备足够的功能。
既然我们可以证实婴儿的听觉神经在出生之前便已具备足够的功能,那么,在我看来,
我们完全可以说,婴儿能够听到自己出生时的哭声;
在呼吸循环建立之后,婴儿当然能够听到他自己的哭声。

对婴儿期焦虑来说,哭泣通常是无效的,甚至有害。哭泣常常会增加母亲的焦虑,
并因而加剧婴儿的焦虑。其部分原因在于,母亲焦虑的上升会让婴儿直接感应到更多的焦虑,
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母亲的焦虑会影响她表现温柔的能力,
尤其是会妨碍她采取正确措施的能力,例如帮助婴儿逃避危险,等等。
除非母亲停止焦虑,不然没有任何正确的措施可以用来缓解婴儿期焦虑。
焦虑不仅干扰母亲的合作行为,而且还干扰婴儿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行为,
这种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引起恐惧;因此,如果婴儿在焦虑的同时,产生了某种需要,
那么,在这个婴儿身上就会出现双重不利,这是因为他不仅焦虑,
而且他的需要因为尚未满足而可能会增强。哭泣行为本身——也就是,
构成哭泣的听得见的震动——会减弱呼吸的自由度,而且事实上,当哭泣变得剧烈时,
还可能会出现呼吸障碍。因此,就像当哭泣既反映了需要导致的危险,
又反映了由于母亲的焦虑而引起的婴儿期焦虑时人们所预期的那样,
哭泣的加剧有可能会导致缺氧的危险。而这会使害怕迅速恶化为恐惧。
现在,就像我在前面曾说到过的,婴儿共存中这些特殊的制约形式——
以呼吸受到干扰为特征——引发婴儿做出一种剧烈的摩尔活动(molar activity),
这种活动表明了后来可以恰当地称其为狂怒的行为。
在儿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有时候,婴儿得不到满足的需求、焦虑,
以及相继而来的对呼吸自由的威胁结合到一起,会令婴儿身体发青变紫
(这意味着血液循环中供氧不足),还会使其出现大多数人称其为痉挛的一般性抽搐。
现在,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幅画面,我相信,
这幅画面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婴儿期行为在缓解焦虑方面的不适当性和不充分性。
在这个发展阶段,焦虑的唯一来源是母亲的焦虑——也就是,那个重要的、
人格相对成熟的、婴儿必须与其合作才能生存的人。

紧张首先是一种对食物的需要,然后,由于母亲的焦虑损害了孩子的进食,
最终导致一种既对食物又对氧气的需要。情感淡漠会降低这些需要的紧张;
不过,在情感淡漠的状态下,需要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仅仅只是明显减弱了而已,
通常情况下,这样的需要紧张足以维持有机体的生命。

情感淡漠是由于需要得不到满足或需要极度加剧而引起,
嗜睡分离则由于无法避免且长时间存在的焦虑而引起。
也就是说,既然焦虑是由于人际情境而导致,那么,嗜睡分离便是一种安全装置,
它可以减弱由于人际关系而引起之焦虑紧张的敏感性。在思考发展历程的这一阶段时,
我们只要观察到这一点就够了,即这些安全动力机制的干预似乎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缓解婴儿的紊乱状态,直至他的意识状态发生某个重要的改变,于是,婴儿便入睡了。

我已说过,生命有两种状态变化:睡眠和清醒。
但是,处于睡眠状态的生命并不是一种无紧张的欣快状态。
一个人越“需要睡眠”(needs sleep),特定的紧张状态(即存在状态的失衡,
这种状态可以通过睡眠来缓解或矫正)就会变得越强烈;
因此,睡眠和这种特定的紧张状态有关,我们可以说,对糖的需要的满足与对糖的需要有关。

睡眠是一种与清醒相对的状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虽然在某个生命时期,
一定量的睡眠对于人类以及(至少)一些高等动物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
但这种必要性显然不同于对氧气、糖、水、热量等的需要,
当然也不同于令人非常不安的焦虑紧张。

对于发展历程第一年,即婴儿期的思考,我相信我已表明,
婴儿有各种反复出现的受生化制约的需要,而这些需要——除呼吸之外——的满足需要人际合作,
我们可以称这种合作为温柔。这种用来满足婴儿需要的温柔合作的表现,
会由于母亲的焦虑而被打乱、干扰。母亲的焦虑不仅干扰了她与婴儿的温柔合作,
而且还会引发婴儿的焦虑。而婴儿的焦虑反过来会干扰他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合作,
如吮吸、吞咽等。这些未满足的需要所引起的持续紧张,与焦虑的紧张一起,
进而干扰了婴儿生理上所必需的睡眠,因此,婴儿不得不用大量额外的时间去睡眠,
否则就可能死亡。但是,从清醒到睡眠的状态变化通过婴儿自身变得情感淡漠而得到了保护,
这样需求和焦虑便不会堆积。

情感淡漠虽然可以挽救生命,但是,如果它被过分使用,
实际上就会令婴儿在各方面严重匮乏,最终会导致婴儿死亡。

就婴儿而言,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啼哭可以达到以下目的:
(1)通过开始呼吸循环而减轻缺氧症状;
(2)啼哭从某种意义上说使婴儿“获得”了乳头,他可以吮吸所需的物质,从而满足饥和渴的需要;
(3)通过防止过度的热量散失,以避免体温过低;
(4)排除有害的生理环境,例如对身体自由活动的限制、引起疼痛的局部压力,等等。
啼哭是婴儿的功能性活动,主要位于消化道的首端(除了呼吸循环以外)。
婴儿借吮吸和吞咽来缓解饥渴的活动也主要集中在这里。

这里涉及了复杂的感受器—效应器(receptor-effector)器官——听得见的、
制造声音的和听觉的器官,寻找乳头、抓到乳头和吮吸的器官,以及涉及呼吸、
啼哭和食物输送过程的神经—腺体—肌肉的复杂器官——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对婴儿
生存来说必需的共存中相互作用区(zone of interaction)的例子。
我们都很清楚,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实际交换发生在肺部的上皮(epithelium)内,
而水和食物的发生实际交换的地方根本不在口腔内;换句话说,
与物理化学环境的共存中实际涉及的组织只能开始于我们所谓的口部区(oral zone)——
或者,在氧气的例子中,只能开始并结束于口部区。但是,从生理学上考虑,
口部区是一个了不起的结构,为便于讨论,我们将该区分为三类器官:
(1)感受器,对此,我在前面已经略微谈到——它是具有特定感觉器官的组织,
例如视觉、特殊的触觉、味觉和嗅觉;(2)推断器(eductor),对此我尚未提及过;
(3)效应器,通常指的是肌肉和腺体。那么,什么是推断器呢?
该术语为斯皮尔曼所创注 ,指的是非常精致的器官,它主要位于脑部,
属于中枢和其他神经系统,而且——似乎以一种合理、
有效的方式——连接着感受器所接触的东西和效应器的活动。

这是吮吸和吞咽过程的最早步骤,最终会缓解或至少减轻饥饿。
这种嘴唇—乳头的经验(我们相信婴儿通常都有这样的经验),
通常会带来可以吮吸和吞咽的液体,
这种液体的获得与对水和食物之需要紧张的缓解或减轻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有人说whole(整体)和hole(空洞)这两个词时(这两个词的英语发音相同,
但词义完全不同),从物理声学上听好像是完全一样的。所谓的客观事实(两个词发音相同,
但实际含义不同),对于词义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对于讲话者来说也不具有任何意义。
讲话者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两个词是同形同音异义词或同音异义词。
我们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没有对这两个词的同音异义特征进行分化。
只要他对于这两个同音异义词中任何一个的使用,总体上证明符合他的需要,
那么,发现这两个词尽管发音相似但在词典含义上不同——在听者听来这两个词完全一样
——对他的生活来说就没有太大的意义。除非有某些事情引起了这种分化,否则,
这个人还很可能会以为他自己在说“whole”和“hole”时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呢。

同样,婴儿饥饿时的啼哭,不论从外部看与寒冷时的啼哭多么难以区分,
就婴儿和婴儿的经验而言,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行为。因此,一个人的行动,
不论它们给观察者留下了何种印象,最为重要的是,它们都受制于行为者的“意图”,
也就是说,它们都受制于所涉及的一般动机模式(general pattern of motivation),
受制于对当事人而言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与观察者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无关。

电灯神奇地亮了,因为你按压了开关——如果你对电和电路一窍不通,
那么一按开关灯就亮这件事情就似乎有点神奇了;但是,如果电灯不亮,那么,
这种异常就表明肯定是某个地方出了问题。不过,如果你很了解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那么,你就相当熟悉现实了。我还想补充一点——很可能与婴儿饥饿时啼哭和获得食物之间
的关系有点相似——有时候即使按压了开关,但电灯也不亮,但即便如此,
今后当你需要灯光时,你通常还是会去按压开关;而且,你依然深信,当你需要灯光时,
按压开关会产生很神奇的力量,尽管这并不一定总行得通。
在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例子有很多。

如果一份电报宣告了某件对母亲的声望有严重影响的事情,或者搅动了母亲的平静心境,
这份电报就会使母亲处于焦虑的状态,而母亲的焦虑又会引发婴儿的焦虑;
就她而言,婴儿的焦虑表现为他难以得到哺育,而这种困难是出乎意料且令人非常不满意的。
现在,从婴儿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断定,只有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
饥饿时通常适当且合宜的行为——也就是饥饿时啼哭——的结果,导致了错误的乳头,
也即一种让人讨厌的情境,结果让人十分不悦,不能令人满意。

在适当时间,最及时地给婴儿换尿布的,也是她。尽管我们凭借自己客观的优越性,
知道做这一切的就是这同一个母亲,但是,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可以确定地推断
出婴儿身上发生了哪些事情:最初,所有这些必须和母亲合作才能满足的需要,
以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区域为标志或特色,
而与需要及其满足相关之感觉的根源就在这种相互作用中;
于是,对于饥饿时啼哭或寒冷时啼哭等之间,我们便有了客观上不可见和不可察觉的差异。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婴儿的概括能力,即发现那个“合作”之人身上的共同因素
(对于这个人,无需多说,用那种精心的方式是感知不到的);
所有这些均是产生于不止一个相互作用区的概括经验,
且这些经验由于这不止一个的相互作用区而被区分开来。
此外,这种经验还被概括为反复发生的眼和耳,即距离感受器的感觉模式,
它们常由饥饿时啼哭或寒冷时啼哭引起,而这又会被进一步地概括为啼哭(crying)。

由于人们在生活中已经对交通标记、红绿灯、电话铃声等习以为常,
因此容易忽略对符号的绝对依赖,可是对符号的绝对依赖是人类经验的重要细节,
而人们也会这样来解释他们与相应的非签约物理事件之间的会心。

婴儿会通过一些活动来缓解自己的某种特定需要,
而他的母亲则会将他行为中听得见的部分体验为一种符号,表明婴儿需要温柔的合作,
以满足某种需要或减轻焦虑。现在,随着婴儿理解环境中可见部分的能力的增强,
他开始区分出这个方面的两种符号:即将满足的符号(好母亲的出现和接近)
和令人烦恼的符号(坏母亲的出现和接近)。随着婴儿经验结构的发展,他开始预见到,
他的哭声,一般情况下,会促使好母亲的出现、接近和令人满意的合作,
或者会导致坏母亲的出现和令人苦恼的接近;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会啼哭,
目的是为了赶走这个坏母亲,以及她所带来的焦虑。

我们都坚持认为,任何有机体都可以根据以下三个终极因素来考虑:
有机体与必要环境的共存(communal existence)、有机体的结构(organization),
以及有机体的功能活动。我们已经说过,人可以被视为一种有机体,
他在其必要环境中需要他人的合作(功能活动便是在这种与他人的合作中产生的),
他还需要文化世界的某个部分(这种文化是人格中所固有的,它会被组织进这个有机体的内心)。

我们已经指出,在婴儿出生后的早期生活阶段,紧张的减弱,
及其感觉到之成分的缓解——需要的缓解——需要温柔的合作,它是对婴儿饥饿时啼哭、
寒冷时啼哭等行为的补充。我们把婴儿的需要概括为对氧、水、食物、体温等的需要;
而且,可以更为笼统地概括为对身体完整与自由,以及适当生理过程的需要,
后面这些说法很可能容易被人们表述为避免痛苦的需要、摆脱对身体运动之限制的需要。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离题一会儿,先来考虑一下这个事实,
即自然增强之紧张(它会危及生命)的延迟缓解,会伴随着可以感觉到之恐惧紧张的出现,
它具有特定类型的啼哭,即害怕时啼哭(crying-when-afraid);
这种恐惧的紧张最高可以发展到所谓的恐怖(terror),
以及后来生活中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狂怒行为的那种活动。

从动力学上看,这些动力机制或亚动力机制在其生活中受到了控制,
要与整个有机体的生活保持一致。当恶性肿瘤、肉瘤或癌降临到某些有机体身上时,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有机体的某些细胞摆脱此种动力控制的例子,因为它们摆脱了这种控制,
因此就变成了具有破坏性的独立活细胞。可以说,它们成了具有破坏性的独立的动力机制,
会侵犯那些受到控制的细胞结构和寄助物[host organism,
或者说是寄助动力机制(host dynamism)]的组织。无数的亚动力机制,
即单个的细胞,被组织成了无数的动力机制系统,如肾脏、肠的排泄分泌结构、
肺、心脏、血液,等等;这些细胞动力机制的系统又进而被整合进了有机体的整个动力机制,
这样,从不再生生物学(unregenerated biology)的角度,我们可以说,
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单一系统。不过,若想一直作为生物有机体而存在,
有机体的整个动力机制就不可能与其必要的环境相分离。

我们不妨假设:第一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孩,按照惯例,长女一般都很难抚养,
且不管家里的事情。而排行第二的这个女孩是母亲的帮手,一直要做大量的事情,
但她却感到自己多年来遭受了很大的冷落和忽视,并渐渐地变得如她姑妈所说的那般顽皮、
喜欢恶作剧。现在,随着第七个宝宝的降生,
母亲的帮手承担着照料宝宝所必需的大量相对需要成人合作的工作。
这些工作中虽然不包括给宝宝喂奶,但肯定包括给宝宝盖被子、给宝宝换尿布,等等。
鉴于母亲的帮手怀着恶意——我们很快就能理解这一点——
温柔的定理不能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运用于她与宝宝之间的关系。
不论是经常的行为还是偶尔为之,在照顾婴儿的需要方面,母亲的帮手会有粗暴的举动,
语气很不好,伤害婴儿,常常会使婴儿不安。
但是,母亲的帮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情一点儿也不愉快、轻松,因为她很清楚,
如果她对婴儿的这些小恶作剧被母亲看到,或者被他人看到而告诉她的母亲,
她就会挨耳光或受到其他的惩罚。现在,母亲的帮手已经预期到她
很可能会由于这些小恶作剧行为而受罚,这种预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很快会变得非常清楚,
这相当于说她同时也处于焦虑和敌意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
婴儿所获得的包括焦虑和恐惧在内的体验,
(在婴儿初期)与婴儿在母亲焦虑时所产生的体验是一样的;
因此,在婴儿期对坏母亲的初步人格化过程中,便组织起了这样的经验。

 如果吮吸可以很容易地满足对食物的需要,婴儿就会大量吮吸别的东西;
 而且婴儿的嘴唇也可以碰触到上肢和下肢(upper and lower extremities,
 尤其是上肢),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婴儿提供可吮吸的东西。
 利维博士的基本研究将这一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拓展到了小鸡的啄食行为。
 通过实验设置,他发现,如果这些小鸡极易获得足够的食物,它们就会啄自己或互相对啄,
 而且,事实上,在某些情形下,它们几乎会互相啄光羽毛,为的是释出这种区域需要,
 也就是,为了转化能量,为口部区的活动提供食物保障,而这超出了对食物的需要。

 哺乳动物的躯体组织已经能够间歇地释放这些废物,
 尤其是在流体较少而黏稠物(粪便)较多的情况下,为这些废物分离空间,以与体壁隔离开来。

正如我前面所说,通过与母亲替代者合作而将大便拭去的过程,
包括清洗弄脏的区域,尤其是肛门的黏膜与皮肤联结之处。
在肛门区内,传导智力或智力基础的传入(即感受器)神经通路的终端器官,
提供了原始感觉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它被打上了肛门相互作用区的烙印,
或者被涂抹上了肛门相互作用区的色彩。

婴儿在满足排便需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恰当且合宜的活动包括:
肛门括约肌装置的放松,以及在肛道放空自己时,直肠道肌肉壁紧张的协调增强。
在生命很早的时候,很可能是在生命一开始时,与粪便相分离这个因素就开始变得很重要,
而且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婴儿人格化好母亲过程中所组织的温柔经验。

进化的变迁保护了我们,让我们免遭由于焦虑的存在而造成的完全压抑排便需要的可能性。
但是,焦虑的产生往往会延长大便滞留的时间;同时,直肠内的东西越多,
内括约肌所承受的正常压力就越大,排除直肠里这些东西的需要也就越强烈。
在尿尿、拉屎这两项排除废物的活动过程中,
焦虑到底如何干扰整个原始感觉领域的问题很快就会变得很明显。
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刻,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
即大便里的水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涉食物在肠胃道里逗留多长时间的问题,
水分是决定大便稠度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
滞留的时间越长,大便的稠度就越高,到了一定程度后,大便就可能会变得极其坚硬,
数量不断积累,直至合成一个团块,以至排便竟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这样,
粪便在通过肛道联结处时,可能真的让人非常痛苦。因此,就焦虑往往会引起便秘这一点而言,
与周期性排便需要相关联的焦虑可能逐渐地——比如,在婴儿期生活的第四、
五或第六个月——与正常满足排便需要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痛苦相联系。

婴儿在6个月大时,就会表现出来许多区域需要,
其中一些需要与符号过程(sign processes)相关。不断成熟的过程快速进行着,
例如,两只眼睛以双眼视觉和对距离的视觉判断所必需的方式会聚(converge)。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婴儿在6个月大时就特别擅长判断距离。
6个月大的婴儿,两只眼球的特定协调活动已经成熟,这样,中央凹(fovea centralis)
——每一个视网膜上最为敏感的视觉中心——就能够瞄准正在注视的特定物体。
此外,两个或多个相互作用区的协调活动也在这个时候频繁出现。
有一段时间,婴儿的两只眼睛便已经能够转向声源,而到了6个月大时,
婴儿的整个头就会经常朝着声音的方向转动。手和臂的运动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还能够把抓到的任何东西都塞到嘴里。
手和嘴的协调活动是这两个相互作用区早期协调的一个重要方面。
婴儿在早期数月期间,差不多就是以这种方式运动的,譬如,
他会把用手所能拿到的任何东西放进嘴里,而且,他通常会用嘴巴笨拙地舔、
吮吸、玩弄这些东西。所以,手指、脚趾,以及一切可以抓到的东西,
都是用嘴巴来加以探索和利用的。

这种手—口协调的结果,便是开始了对一种极其重要的经验模式的辨别——
将婴儿的身体从宇宙万物中分化了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一经验比作婴儿对乳头的分化
(即把乳头分化为好且令人满足的乳头、好但不能令人满足的乳头、坏的乳头),
那么上述观点很可能就会变得更清楚明晰一些;婴儿对乳头的这种分化主要是
一种区内辨别(intrazonal discrimination),也就是说,
主要是在口部区内产生的一种原始感觉组织;虽然双眼在一开始并未分化成一个重要的相互作用区,
但却逐渐地在发挥作用。不过,在手—口协调方面,
我们所讨论的是以一个以上区域的原始感觉为基础的分化。
既然婴儿在吮吸拇指时不能吸出奶水,那么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该拇指因此而被婴儿
归入坏的乳头一类——尽管它适合于满足吮吸这一区域需要;
但是,该拇指是独特的,不用于任何乳头,因为它实质上是区域原始感觉的一个源头。
拇指通常会感觉到被吮吸。

我也毫不怀疑,其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正确的——过多地将拇指或手放进嘴里,
会导致美学方面的不幸,甚至还很可能会导致消化功能方面的不幸、牙齿畸形等,
因此,如果不对这种行为做出干预,婴儿就可能会长出龅牙。
于是,为了美观而需要做正牙干预,而这又需要一笔昂贵的开销,而且还不受孩子的欢迎。
所以,对许多育儿者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采取措施干预婴儿最初的自足(self-sufficiency)冒险行为——吮吸拇指。

任何一个母亲都知道,婴儿会把摸过肛门的手直接放进嘴里;由于细菌学说的快速发展,
以及对生理纯洁和性纯洁的怀疑——这些均被写进了所谓的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中,
而这进而又成了犹太教的基础——因此,许多母亲觉得,一根手指在摸过阴部之后便放进嘴里,
将会带来很大的灾难。因此,对于婴儿用手碰触大便,或者用手摸弄肛门区的做法,
育儿者通常会感到极其厌恶。而且,即使育儿者并不这般看待这些事情,她也知道,
大多数他人都是这么看的。因此,育儿者越早制止她的孩子摆弄身体的那个部位,
她在社区中的地位就越高。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情况下,
母亲们在强行禁止婴儿吮吸拇指的同时,几乎总是强行禁止任何摸弄大便或肛门的行为。

到了婴儿中期,仅仅是因为与育儿者及其他重要他人的接触,
婴儿便已经习得了一些正确和错误的面部紧张模式。在所有这些学习中,
最为重要的是通常称之为微笑(smiling)的面部姿势的协调与姿势的变化,
也就是表情的运动。有人可能认为(事实上,我确信多年来人们也是这样教孩子的),
人生来就有微笑或诸如此类的本能,而我认为,除此之外,
人还有表达各种事情(从敬慕到厌恶等)的本能。

例如,一种固定的皱眉蹙额的方式,很快就会丧失其与任何人交流的能力,
而且会被视为一种脸部特征。

婴儿无需模仿他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在那里,而且一直都会在那里。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第一件事,便是出生时啼哭(birth cry),我曾提出,
这种啼哭是婴儿听得到的,但是,它也很可能是通过骨传导(bone conduction)
或其他固体传导(solid conduction)才听到的。
不过,我现在要谈论的是试误学习这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据此,
婴儿开始使他自己发出的声音接近于他所听到的声音。
这一发展(追本溯源,往往出自我们平常称之为咯咯声和咕咕声等颇为奇怪的噪声)
在之后数月里继续发展,经过牙牙学语的阶段,真正到达声音连续体上的那些特定站点
(particular stations),这些站点就是音素(phonemes),
婴儿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就是凭借这些音素来建构其语言的。如果婴儿失聪,那么,
这种发展就不可能出现;如果婴儿生活在一个完全寂然无声的环境里,那么,
这种发展也不可能出现。但是,除了这些情形之外,早在婴儿出生后8个月,
听觉感受器和发声器之间的协调便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事实上还获得了正确发音所需的初步能力,
不久之后,语言的整个结构便由此形成。

首先,人的能力总会成熟;其次,人必须拥有适当而有用的经验,这样,
能力(在致力于目标的活动中实际表现出的能量转化)才会出现;
我们称之为学习过程的这种经验与后者有很大的关系。

追求“观众反应”(audience response)的需要,在人类生活的早期就已非常明显。

[这种学习不仅在面部表情的模仿中得到了例证,而且]它无疑是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主要动因。
任何一种言语体系的音素都与文化需要有关。儿童会从其发出的大量难以确定的语音中,
学会逐渐地接近他身边的重要他人所使用的特定音区。
他还以同样的方式学会他们言语中的音律模式;
通常情况下,他能够在“使用”任何词语之前模仿讲话的音调、音律和序列。

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到了婴儿后期,我们发现,
这时的婴儿越来越屈从于父母的社会责任。当人们逐渐地认识到婴儿是可教育且有能力学习时,
育儿者便越来越减少对婴儿表示温柔或给予其温柔的次数。
早期认为要无条件(unqualified)与婴儿合作的感觉,现在则变成了这样一种感觉,
即婴儿应该要学习一些东西,而这就意味着育儿者在某些情形下要限制其温柔的合作。

对肛门相互作用区的机能活动所进行的成功训练,则强调了温柔的一个新的方面——
温柔(温柔是育儿者眼中的好行为所带来的结果)的附加作用。
事实上——不管婴儿对此作何理解——这是一种奖赏(reward)。
与排便相联系的被认可的社会仪式一旦发挥作用,奖赏就会增加肛门区的满足。
这就是具有奖赏性质的温柔,而之所以获得奖赏,
是因为学会了某些东西或表现出了某种正确的行为。

通过焦虑梯度来学习,是婴儿期和童年后期主要的学习方式,这样,
婴儿通过育儿者温柔的禁止姿势,或者通过育儿者适度的担心、
关注或伴有某种程度之焦虑的不赞同,学会了描画他自己的路线。
有人可能会说,婴儿选择不伴随不断增强之焦虑的行为单元时,
其实在玩一个变得越来越热还是越来越冷(getting hotter or colder)这个老游戏。
婴儿期之后,在人格发展的过程中,最为严重的焦虑是一种罕见的经验,
而焦虑(在一个没有特定危机且高度文明的社区里,焦虑是成年生活的一种功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算不上非常严重的事情。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焦虑正是人们大部分不当、失效、
过于刻板或其他不幸的表现的原因所在;就其基本意义而言,
焦虑也是精神病学家所关注的大量事情的原因所在。唯有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才能认识到,一个人是否变得焦虑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决定人际关系的基本影响,
也就是说,焦虑不是原动力,它并不产生人际关系,
但它或多或少指导着人际关系发展的进程。即使在婴儿后期,
也存在大量通过焦虑梯度而进行的学习,
尤其是在那些育儿者没有焦虑情绪但依然强烈地热衷于培养正常儿童的情况下,
更是如此;在阻止婴儿把不该放入嘴里的东西放入嘴里时,往往就会第一次出现这种学习。
这种学习适合于广泛的行为领域。不过,在这里,我试图要找到的是这些问题的起点。

并且,当回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时,人们便可以回想起在严重焦虑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当严重焦虑扰乱一切事情的时候,人们会产生一种表达其行动的感觉——
然后就会逐渐成为我们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禁忌”(uncanny taboo)的区域。

好我是这样一种最初的人格化:它组织着使得满足得以增强的经验,
也即育儿者对事情的进展感到愉悦,由此更多地给予婴儿具有奖赏性的温柔,
使得婴儿体验到满足感得到增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育儿者是自由的,
她往往会逐步地向婴儿表示其温柔慈爱。好我的终极发展,便是通常所讨论的“我”(I)这个主题。

另一方面,坏我则是组织不断增长的焦虑经验的最初人格化,
这种不断增长的焦虑在或多或少被明确理解的人际环境里,与育儿者的行为相联系。
也就是说,坏我是以不断增长的焦虑梯度为基础的,而且在生命的这一阶段,
进而有赖于能够诱发焦虑的某个人注对婴儿行为的观察(即使是误解)。
婴儿的某种行为与母亲不断增强的紧张以及日益明显的禁忌常常同时出现,
便是这种经验的根源,它通常会被组织成我们可用坏我来标志的尚未成熟的人格化。

如果个体不保护自己免遭严重的焦虑,他实际上就会一事无成,换句话说,
如果个体必须做某件事情,他就得花费不堪忍受的长时间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在生命的早期,焦虑也是自我动力机制功能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方面。
自我系统也是回忆和预见这两种经验功能的代名词。
既然在自我系统中组织起来的令人烦恼的经验是与日益增长的焦虑梯度相联系的经验,
那么,广泛发挥作用的回忆成分,会干预生活中相当于对焦虑之警告或预见的自我动力机制,
也就不足为奇了。对焦虑的警告意味着出现了明显的焦虑,
它确实是一种认为焦虑会变严重的警告。

在婴儿期快结束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婴儿对于这些无法获得之物的态度就好像它们不存在一样;
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唤起区域需要。这可能是对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个
极其重要的过程的最为简单的例证,
这个过程便是我所说的选择性忽视(selective inattention)。

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有一位老朋友(由于某种原因,我从未有空对他进行调查研究),
他在其职业生涯中很早就习得了一个习惯,即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微笑就像操作电钮一样,
按一下就能打开,按一下就能关上。我观察过他的一些同事,
他们在职业生活中都能在某种程度上习得这种让微笑瞬现即逝的技能。
因此,我提出,婴儿期最后阶段开始的有些东西并不会终止在那个时候。

通过对周围他人的试误学习,
那些构成家庭语言所需的语音小范型或亚范型就会变得更加精炼。

如果婴儿碰巧发出了一声“妈妈”的音,大人就会认为孩子已经学会叫妈妈了
(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并且会给予其一种强烈的温柔反应。
虽然我可以肯定这样的举动不会让我对那样的父母产生好感,
但是我想我所能做的也许只能就是这样了。因此,通过重复音节实验,
那些碰巧接近婴儿交谈时所应该发出之声音的实验,会让育儿者铭记于心,
并因而会得到育儿者更多的反应、重复和注意。当学习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
即当婴儿说出了不同的音节形式、不同的音素结合以及一些模糊的、
试图模仿所听到的声音时,事实上,声音、调型、节奏,
以及构成各种形式的世界语言(包括宝宝的私下语言等)的极其丰富的发展也已经开始了。
正是在婴儿不仅仅用dada、caca、mama这样的声音来指称事物时,
学习的要素通过奖赏而进入,这样,孩子通过试误学习,
对于自己所发出的声音以及发出所听到之声音而产生的满足感
随着育儿者的温柔反应而增强。

在婴儿1岁时,甚至刚出生时,所从事的大量事情都是高度象征性的。
我一开始就强调过,按詹宁斯(Jennings)的观点,
回忆和预见即使在变形虫的水平上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任何地方,只要回忆和预见现象在人类身上得以清晰显现,
并从而以交流的方式推断出某种东西,人们就能发现对某种与之相关的成就的明确预期。
我担心,出于实践的目的,一切人类行为都会非常纯粹而又毫无疑义地把经验的组织
表现为有效的标记——不论是信号还是符号——以至对人类行为方面什么是象征和什么是
非象征的分辨会产生更大的误解。因此,在不否定人类中可能存在纯属非象征操作的前提下,
我想说,出于精神病学理论的目的,我唯一关注的是外显的和内隐的象征活动,
也就是说,在满足或者回避、减少焦虑方面,受先前经验的信号组织所影响的活动。

很明显,由于母亲焦虑就会导致婴儿焦虑,
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婴儿能够充分理解产生焦虑的原因;有一点或许让人难以理解,
即在成年人身上,同样也存在不能发现引起焦虑之情境的情况。
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能够对一些事物加以命名,
或对其做出解释,而这导致我们(部分地)看不到引起焦虑之情境所具有的特征
(人类从来都不曾能够完全理解、把握这个特征)。有一则古老的故事,
说的是一个病人痛得十分厉害,他自觉病得很重,但是当医生说“哦,只不过是阑尾炎”时,
他觉得舒适多了。这便是当有人在言语上给我们贴一个标签,
我们便感觉好很多的一个小例子,这就好像是通过这个标签,
个体就熟悉了一组新的事实——要是对别人也能这样就好了。
我们经常做的很多无效而又不适当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毫不费力地说出一套词语的话,
就会感觉更舒适、更值得,通常情况下,这套词语就像传统妇女解释神秘事物时说
“我这样做是因为……”一样有效。事实上,在漫长的精神病治疗生涯中,我会说,
我已经对那种以“正是因为……”来结束的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越来越有感情;
后面跟的词语越多,就越难猜出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套话——诚如其名称所表明的,
文饰作用——而且,也就越难猜出人们本该看到的重要线索。

但是,在整个童年时代,合作的需要越来越强烈。
人们期望儿童去做那些引起他注意或给他留下印象的事情,
这些事情通常是权威环境向其提出的行为要求——通常是母亲的要求,
父亲的要求也会日益增加,很可能还包括同胞兄妹或仆人等的要求。

这种情形尤其可能出现在易怒、脾气暴躁的父母身上,
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被许多焦虑的情境所折磨,
往往相当明显地把这种情绪发泄在他们的爱犬或孩子等身上。

但是,当它逐渐将文化规范强加给儿童时,这些规范常常明显自相矛盾地出现在不同的场合,
因此他们需要对权威情境予以复杂的区分。而且,就这些规范可能具有的合理性而言,
儿童往往好多年都不能理解这些规范。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大量接受由于焦虑、
奖惩——温柔和恐惧——而引起的无理性的、冲动的教育类型的儿童,
很早就发展出了隐瞒内心真实想法的能力,隐瞒他们实际上已在某人背后所做的事情,
由此欺骗权威人物。在这种隐瞒和欺骗的能力中,有些实际上是权威人物教出来的,
有些则代表着对人类榜样进行的试误学习,也就是说,通过观察和分析兄弟、
姐妹、仆人等的表现、成功与失败进行学习。

现在,这些不断增强的隐瞒和欺骗的能力,往往很早就沦为——从广义上考虑——
不合宜行为和不适当行为这两种重要模式,这两种重要模式在后来的生活中会变得很麻烦,
由此称作心理障碍或心理障碍过程。我希望至此我已表达了一种非常坚定的信念,
即没有哪种心理障碍模式如人们所说是纯功能性的(purely functional)——
这种模式是一种与他人及他人的人格化不合宜、不适当的生活方式——
包括所有对人类禀赋而言的全新的东西。我们在这些非器质性——
没有缺陷——症状中所见到的一切,在我们每个人的发展史上都有其反映(尽管反映程度不一)。
因此,我们会发现,儿童到了童年中期,就会非常熟练地隐瞒可能会带来焦虑或惩罚的东西——
他们会根据权威人物或多或少认识到的其依从的程度或性质欺骗权威人物。

随着父亲的人格化变得越来越明显,儿童也以这种方式学习与父亲有关的东西;
这种对人类榜样的试误学习,我们可在儿童假装动作像(acting-like)
某个长辈和声音像(sounding-like)某个长辈的游戏过程中观察到,
实际上,这是儿童在扮演成为自己。事实上,这个进程很可能是这样的:
一个人首先试图让自己的动作像某个人,然后让这些动作就好像是他自己的。

我想提及的另一种好像表现,也许可以放在先入之见的标题之下加以考虑。
由于我养的一只长耳狗要比我现在所能想起的别的东西更能说明问题,
所以我就以它为例说上几句。这只狗在同窝六只狗中是最小的,
我一直将它与同窝的另外两只狗养在一起。另外两只狗,一只是相当大的公狗,
另一只是十分机灵而又专横的母狗。我想说的是,毫无疑问,这只小狗既是那只健壮公狗的捉弄对象,
也是那只机灵而又专横的母狗的捉弄对象。结果很可能是,
这只小狗确实开始与它的大哥大姐保持距离,而且,我们还可以观察到,
它在这种环境下十分勤快地挖掘大洞和大沟。其实,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表现,
因为小狗对从其两条后腿间刨出来的每一爪子泥土都加以认真的检查,
生怕泥中有什么可吃的或有趣的东西被漏掉了;它会在其中一个洞穴里猛挖,
绕圈奔跑,检查抛出的泥土,跳下洞穴又弄出满满的一爪子土——有一次,
它这样劳动的时间竟长达数小时。不知怎么的,似乎它们之间存在一种默契:
只要小狗这般勤快地工作,两只大狗就基本上不去管它。
但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现在,当小狗遇见两只大狗时,它不再害怕它们,
而且对它们十分粗暴。而清洁工的出现却成了一种刺激物,
引发了这些狗的恐惧——当清洁工出现时,它们全都十分不安,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惧怕那些巨大的载重汽车和汽车周围的嘈杂声等。
而当清洁工在附近时,这只小狗脱离了它的家人,独自跑了出来,对着清洁工狂叫。
但是,它每叫三声,就会停止狂吠,然后发狂似的挖起洞来,绕着洞穴奔跑,
检查挖出的泥土,然后又跑回来对清洁工狂叫。
我想,我们不能合理地由此就推断说这只小狗非常胆小,
虽然我们有极好的理由可以说明它过去曾是害怕的,
而只能说这意味着它已变得非常习惯于先入之见,即以为通过挖掘便可以幸免于难,
以至在这种情境下,过分的恐惧导致它再次出现了挖掘这一先入之见。

换句话说,在隐瞒怨恨的过程中,以及在阻碍人们认识其怨恨的自我系统发展过程中,
事实上,人们不得不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迄今所谈及的方式,来利用紧张的分配。
而这些过程(它们与诸如发脾气等活动毫不相干)被用来摆脱紧张,
以避免一些一旦出现、被注意就会带来惩罚的活动。

因此,所谓的胆小儿童(timid children),他们的恶意往往表现为害怕做任何事情,
以至总是做不成自己最渴望做的事情。这个庞大的群体是一批不加掩饰的捣蛋鬼,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潜在的恃强凌弱者,
他们常常将恶意发泄在家里弟弟妹妹或一些小动物等身上。

你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的儿童已经知道,对周围的权威人物表现出温柔合作的需要,
对自己极其不利,于是,他就会表现出其他的什么东西;
而这些其他的什么东西便是基本的恶意态度,
就好像一个人生活在敌人中间所持的态度——这种比喻很形象。
以此为基础,我们在后来的生活中可以见到这类态度的明显发展,
这时的少年实际上不可能感到别人是在温柔地对待他或善意地对待他;
可以说,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就让他人受到了打击。这是早期这一发现的发展,
即表现出任何对温柔等的需要,都会带来焦虑或痛苦。其他一些意匠作用——你们可能会说,
表现基本生活态度的恶意,表现为一个意义深远的人际关系问题的恶意——
也恰好是这种早期扭曲的意匠作用。

从儿童很小的时候起,母亲就说孩子的行为越来越令人厌烦,并把孩子的那些若无其事、
带有恶意的表现,说成像他的父亲或像他的叔叔,等等。
虽然这种最初的参照物很少提供相关的信息,但持续时间一长,
往往就会使儿童歪曲自己的人格化,朝着可憎的、让人回避的方向发展,
从而对他这样一种信念起了极其重要的强化作用,即他确信自己将一直受到不好的对待。

幼儿到青少年

父母在创作中塑造了想象的主人公,让其夜复一夜地经历新的历程,
借助这些长期不断的故事给儿童以特殊的印象。据我所知,
对这两类故事的影响从未有人做过十分精确的研究。
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对于幼儿(既包括处于童年早期的儿童,
很可能也包括整个童年期的儿童)的影响,常常出现在很多年后所做的有关人格的研究之中。

由此,儿童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应该受到我们称之为社会价值观、
判断或某些行为类型之道德价值的影响的支配。由于这些概念主要表现为不完善的反应方式,
所以它们并不一定与可观察到的父母行为或儿童有关父母的观念相关。
通常情况下,这些价值观脱离了儿童本身的实际生活体验,而持续存在于明显的神秘体验中。
但是,它们为言语化的产生提供了特别富饶的土壤;这些言语化,
正是因为它们出自道德故事或文化遗产,因而能产生这样一种影响,
即给他们留下相当神秘的印象。

儿童的年龄越大,这些我向成分就越接近实际所指事物的词语结合,因此,
儿童可能会很合理地、费尽心机地探究:
为什么父母早晨醒来总是忙这个忙那个而彼此不说一句话?
换句话说,他真正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他们都闷闷不乐的,除了准备早餐、
吃早餐这些事情外,好像彼此毫不相干?对于儿童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神秘的领域,
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在于:首先,由于儿童几乎不具备闷闷不乐的能力,
从而也就无力理解闷闷不乐是怎么回事;其次,由于他处于这样一个必须参与的游戏之中——
以父母等为观众的游戏——以至于对他来说几乎不可能花大量时间去模仿闷闷不乐的行为。
所以,这里存在着一些令儿童困惑不解和深感不安的事情;
但是,对这一领域的任何一种探索,
都会带来一种由于强烈的禁止态度而引起的焦虑或惩罚的实际威胁。
因此,儿童在试图弄懂难以理解的事物时,便会开始提出一些不相关的问题。
此时,这些问题对儿童来说并非不相关,但是,
焦虑因素使得儿童必须用一些词语来掩盖(conceal)他正在探究的内容
(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话)。因此,在儿童反复提出的显然不得要领的,
有时甚至让人生厌的问题中,真正的问题实际上是词语
(这些词语所指的是儿童想知道的东西)的我向结合,并非父母所设想的有关问题的内容。
到童年期末,随着发展的继续,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了。
为提问而提问的成分(可能是恶作剧的一种形式)可能真的会变得相当合理,
也就是说,儿童可能会就他真正在探究的事情提出一大堆问题,但是,
他可能依然还是会这么做,这是因为在他周围的人际关系中,存在某种令人困惑、
令人不安的成分,这使得他停止了探究,或者觉得探究受到了禁止。

权威人物知道了他试图掩盖的、不想表露出来的东西,他知道一旦表露出来就会非常危险。
在有些情形下,这种经验会在回忆和预见方面形成一组过程,事实上,
这组过程在后来的生活中相当于一种感觉,即一个人的心理活动能被解读,
或者至少可被奇妙而又精确地猜到。跟随着这种感觉——我认为完全是因为文化
方面的人为现象——儿童很容易就会获得这样一种概念,即不知怎么的,
这种能力与两只眼睛有关。就我所知道的而言,这种概念在后来的生活中会恶化为错误的想法,
即人的双眼以某种令人惊诧的方式成为人类心灵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
人们能够观察到一个人内心的邪恶,以及各种诸如此类的东西。
如果这种假设在你们看来有些怪异的话,那么你们是相当幸运的,
因为这是童年期经验的残留部分,当这些童年期的经验在后来生活中以精神失常的内容出现时,
就会被看做一种明显的幻觉。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一定要在此处的讨论中实现我的目标,
那么,非常根本的一点是,你们已经认识到,
你们所看到的非常明显属于精神失常内容的东西,恰恰正是你们没有放进自己发展史的东西。

在大量的情形下中,现实情境并不允许权威人物表现大量的观众行为,儿童实际上是孤单的。
这一阶段的孤单,就是我们后面即将讨论的孤独的预兆。“孤单的”儿童,
即无法获得年长他人在场和参与的儿童,虽然消极被动,
但却必定拥有非常丰富多彩的幻想生活,也就是说,
他通过夸大那个充满其心灵并影响其行为的所谓想象的人格化,来弥补现实的缺陷。

当然,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即幼儿很可能不是这样来认识幻想的。
幼儿知道大量关于一杯一匙或某些实际体验过的物体的“现实”。
但是,除了他实际体验过的一些物体之外,
他区分幻想之物体与我们通常称之为现实的物体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大量没有“现实性”可言但根据权威人物的榜样或根据儿童自身不断成熟的需要,
而在儿童心中构想而成的事物,具有与完全现实的事物几乎同样的真实性——
至少这些东西在内隐过程和游戏中会持续有效。

对非常年幼的儿童来说,摆弄玩具的目的在于激发新成熟的能力:
它们并不具有我们成人生活中关于汽车碰撞、损害保险等任何关系。
换句话说,在凡是人们认可为现实的东西和凡是属于儿童自己的东西之间进行区分,
并不是这一早期阶段的特定任务。

大家都知道,到了童年后期,言语不仅会成为游戏的主要工具,
而且也是儿童幻想生活的重要依靠。

随着童年期的继续,儿童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此时幻想的特征会发生迅速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隐藏、遗忘或修正那些在童年早期就已经存在的、
让人难以置信的、具有幻想性质的想象性游戏伙伴的东西,或对其丧失了兴趣;
其二,试图使游戏伙伴的人格化与自己的相像。凡是在与这种可能性不相矛盾的情境中,
儿童与同龄伙伴之间的真正合作活动便会开始。
不过,即使在不可能有机会与别的儿童一起玩耍的条件下长大的儿童
(他们出生在偏远的农场或其他远离都市的地方),也会出现游戏方面的变化或想象方面的变化。
儿童现在开始有了相当现实的想象性游戏伙伴,而在以前,
他大量想象性的游戏伙伴及其想象性的玩偶等,都属于明显的幻想。

青少年

找到一位知心朋友,便标志着少年时代的结束。在接下来的前青年期(preadolescence),
个体会发现,在知心朋友的陪伴下,他越来越能够谈论他曾经了解到的事情,
而这在少年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前青年期这个相对短暂的时期,一旦经历,
便会在使一个人摆脱遭遇过的不幸事件的影响方面,具有相当惊人的价值。

孩子在表述他所追求的目标时所遇到的任何晦涩难懂的东西,都会使他在夜间惊醒,
以试图期待和满足他所谓的需要。现在,让我们来描述一下当孩子去上学时所发生的事情。
或者,有这样一个“小皇帝”:父母完全听任孩子的摆布,而孩子则完全不顾父母的感受。
而另一方面,有的孩子则被教育成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凡事唯唯诺诺。
当然,这些例子仅仅是孩子在与权威打交道时所表现出来的许多非常不良之模式中的一些
(这许多非常不良的模式是家长所允许或强加在孩子身上的)。
所有这些孩子,如果他们在少年时代没有经历非常剧烈的变化,一旦他们长大成人,
在任何特定团体中都会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成员。

除了成人权威以外,几乎每所学校里都有一些恶少——恃强凌弱的学生。
生活能力方面有一部分令人难以置信的收获,正是来自少年能够在这些同伴不定期地、
破坏性地实施权威之下摆脱困境。

一个少年可以看看其他少年都在做什么——要么做了错事未被发觉,
要么因为做了错事而受到责备——而且,他还能注意到他从未想过的人们之间的一些差异,
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产生过任何与自身经验不同的想法。

我们经常会听到低年级儿童说:“我爸爸比你爸爸厉害。”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即少年会对自己父母相对的优缺点进行比较
(比较的次数令人吃惊),尤其是在这种优缺点对发展没有产生过任何重大影响的情况下,
更是如此。为什么一个少年不该在度过这个阶段以后深信几乎没有人能像他的父母
一样好——这种情况有可能存在,我们不知道其原因所在。
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度过少年时代以后,仍未能把自己的父母与其他人的父母、
老师等进行比较,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依然认为父母或老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人,那么,对少年时代的社会化来说最显著、
最为重要的促进因素就惨遭了流产。

我们会发现,有些人过了少年时代,竟然能够毫无怨言地让出任何东西,
只要得到安宁和太平,他们就会倾向于这样去做。这是少年社会化的另一种不幸结果。

个体往往忽视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由于他找不到妥善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
于是便尽可能长期地把它们排除在意识之外。无论如何,从少年时代起,
自我系统便控制了意识的内容——自我系统控制了我们知道自己正在考虑的事情
——就如同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这种控制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然,教育努力的一个部分,涉及获得死记硬背的资料和信息,从任何特定的意义上说,
这些资料和信息都不是个人的;因此,少年常常会被灌输大量看似与他们无关的知识,
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了解这些知识,以便得到老师的认可。

对于一名少年来说,在人际关系发展领域落后于他人,可能有着非常实际的原因,
例如,他在关键时期健康不佳,经常休学,或者有什么事情阻碍了他参加一些比赛,
而这些比赛在那个特定的学校群体生活中享有较高的声望。
这种情况也可能由于社会障碍(social handicaps)而发生;
这种社会障碍可能包括某个人的父亲由于是街坊中的一名酒鬼而声名狼藉,
诸如此类的情况还包括一个人十分不走运,莫名其妙便沾了社会障碍的边。
在以往的年代里,也许没有什么事情比你母亲离婚、再嫁这个事实更致命的了。
所有这些情况都可能实实在在地提供一大障碍,以至个体在社会适应方面发展得相当缓慢。
这些社会障碍中有一些是十分真实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
有一种情况在少年的成长史中是具有灾难性的,那就是父母的社会流动性,
它使得孩子每隔一段时间就得从一所学校转到另外一所学校,这样,
孩子常常就会作为一名陌生人被介绍给其他少年。
如果一个人在少年社会中不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很幸运,加之其他情况都相当,
那么,在整个少年时代能够一直待在某个少年团体之中便是一件十分好的事情了,
或者,一直待在那个少年团体内直到少年时代的尾声,也肯定是件好事。
不然的话,少年在获得人际交往的能力方面(这种人际交往的能力在少年时代处于最佳的状态)
就会处于相当的劣势。当然,如果一个人在少年团体内处于十分不幸的境地,
那么,摆脱这种处境便是十分幸运的事。

正如我已多次强调过的,向人类榜样学习极其重要;但是,每一个看似值得仿效、
能够从其身上学到东西的榜样,都被降至毫无重要性或价值可言。
那么,究竟谁将成为学习的榜样呢? 我认为,家长与少年相处的不适当、
不合宜和无效的行为很可能是最成问题的——对任何表现突出的人都持普遍的诋毁和轻视态度,
会妨碍对个人价值进行鉴别的健康发展。正是以这种方式,
父母有可能会非常显著地阻碍其子女个人价值标准的“健全”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包括其随后人格发展时期拥有极其好运的情况——
他们确实会使自己的孩子永远都超越不了别的儿童。

你们大家如果有孩子的话,都会肯定地说你们的孩子爱你;当你这样说的时候,
你正表达的是一种愉快的幻觉(pleasant illusion)。
但是,当你的孩子终于找到一名挚友——大约在他8岁半到10岁期间——这时,
如果你仔细观察你的孩子的话,你一定会发现这种关系中存在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开始发展出了一种对另一个重要他人的真实的感受性。
当然,这并不是从“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我想要的东西”这个意义上说的,
而是从“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我的挚友的幸福做贡献,
或者支持我的挚友所追求的声望和感情”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就我所能够发现的而言,在8岁半以前,这类情况不会出现,
有时候,这种情况的确出现得比较晚。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不论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他都能明显地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
即由仆人带大的特权阶层的孩子,长大后并不会成为像仆人一样的人。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要想调和这种对早期经验的着重强调,恐怕就有点儿困难了。

少年时代遗留下来的还有其他各种特征。例如,有的人在与他人相处时,
如果他人不喜欢他,就会认为对方有毛病,换句话说,
实际上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被所有人喜爱。
这种人在少年时代绝不会认识到这不是合理的生活态度。
在学校环境里,这种人常常通过自我贬低的文饰作用以及毁损他人,来处理自己的失望情绪。
为此,他通常在家里被树立为一个好榜样。这些儿童在进入前青年期的社会化后,
通常情况下能从挚友的亲密关系中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这使得他们能够真正地敞开自己的心扉,并讨论其他一些也同样令其不快的人
(这些人似乎并不喜欢他们),他们的讨论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
也就是既启发了其他人的实际价值,
又涉及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品质特征(这些品质特征可能并不十分惹人喜爱)。

少年中更为反常的一种人是长不大的人。这种人有时候受人欢迎,
但大多数时间是不受欢迎的。无论如何,随着少年时代的逐渐消逝,
这种人往往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我们可以恰当地把这种人称为不负责任的人。
他们不想承担任何事情,能避开则避开;如果你愿意的话,
他希望一直保持少年的状态。他们希望自己越小越好,
这是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愿意俯首帖耳地屈从于我们社会对他们的需要。
在这里,对亲密关系之需要的成熟,会产生非常明显的良效;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少年却不会以那种方式成长起来,
而很可能会陷入一个不负责任的团伙中。
当然,我并不是想让你们认为任何反社会团伙都是由那些不负责任的少年组成的。
不论团伙的活动与容纳它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
都与其中所涉及的人格反常类型没有任何关系,它更多的是一种功能,
一种作为领导(leadership)而可被接受的功能。

一个只要经历过孤独的人,都会很乐意谈论这种模糊、抽象的经验。
但是,若要他清楚地回忆当他感到特别孤独时,他有怎样的感觉,以及他都做了什么,
则是一种很难的治疗操作(therapeutic performance)。

我们常常会发现,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总会让家中的年长者很不满意。
在这样的情境里,我们往往会发现,家庭成员对于发展一种同性之间的挚友关系,
甚至是对这个青少年加入某个小团伙,都没有什么必须认真对待的戒律;
但此时,当这个少年将兴趣转向异性时,家庭成员就会对他施加强烈的压制性影响。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家庭成员所使用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便是奚落嘲弄;
事实上,有许多青少年由于父母的奚落嘲弄而产生严重的焦虑,
这些父母只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对性(sex)之类事情感兴趣的人
(当然,这是为人父母者的想法),父母的这种做法可能会使孩子生病,
也可能会导致孩子草率结婚和离家出走。对于刚刚步入青春期的青少年来说,
父母和其他年长者对他们的奚落嘲弄,是一种最为糟糕的做法。
有时候,一些父母(这些父母要么比较有修养而并不采用奚落嘲弄的方式,
要么还没有意识到奚落嘲弄这种方式的惊人力量)会采用一些修正过的奚落嘲弄方式;
这些修正过的方式往往表现为:在看到孩子表现出任何靠近某个异性的举动时,
父母便会干预、反对、批评,或者干脆加以阻止。这种情况可能会发展到病理性表现的程度,
我们称之为猜疑(jealousy),在出现这种猜疑表现时,
父母确实会令人难以置信地插足于青少年试图与某个异性建立起的两人团体。

他们仅仅依靠自己的学业成绩,但一旦他们专注于追求情欲对象,
便会发现自己作为学生的地位迅速下降了。于是,他们便成了严重焦虑的牺牲品,
因为他们唯一的荣誉已不复存在。

当情欲动力机制出现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在睡眠中得到发泄,不过,
这种情况本身并不表明人格的严重失调。如果我们有可能对这些孤独的人进行研究的话
——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他们尽管缺乏经验,但善于交流的话(这种情况以前是闻所未闻的)
——那么,了解一下夜间进行的内隐过程是如何与情欲之满足相联系的,
应该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有些处于青年早期的人,
之所以在用这种幻想活动去替代人际经验的过程中会遭遇特定的障碍,
是因为他们发展出了相当固定的人格化想象伴侣;而且,
理想化特征的个人根源在今后的生活中可能会成为严重的障碍,
会妨碍他们找到真正适合与其建立持久人际关系的人。

随着一个人进入青年早期,如果他不能克服人格中所遇到的一切障碍,
他在青年期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歪曲。由于从人格中排除情欲,就像去除饥饿一样,
因此,看到个体性行为中人格失常的数据,对精神病医生来讲必然是有益的;
我在这里所指的是性行为的广义概念,包括白日梦过程和分裂过程(我马上就会讨论这一点)
的任何证据。但是,如果认为通过随随便便地矫正性生活便可以纠正人格失常的话,
那就错了,即便这对于那些长期滞留在少年时期的精神病医生来说是十分便利实用的学说。
该学说可以为精神病医生提供奖赏,让他们尽情享受对色情文学的兴趣;
但是,如果他是一名严谨的精神病医生的话,这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最难以对付的问题。
当一名患者提出,他的性生活困难正是他前来求助精神病医生的原因所在时,
我的经验已经很有说服力地表明,患者正是通过挑选这一特殊问题来最佳地表现他在生活中的困难的。
换句话说,人们去看精神病医生,并不都是为了解决他们的性困难问题;
但是,人们有时候确实把它作为问题提出,当精神病医生正确地理解了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便会表明这个人在与他人相处时真正让他备受折磨的是什么。
只有很少的例外会把性生活作为主要的人际活动,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向精神病医生提出,
他生活中最大的困难是性问题。

只要一个人在青年晚期这段漫长的时期里是成功的,经验就会以综合的方式增长。
例如,假定有一个人来自组织严密的社区,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
而且他还幸运地获得了一种生殖行为的模式。如果接下来他上了大学,
那么他便有几年的时间可以去观察他的同伴,可以听到有关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情况,
可以与同伴一起讨论他所听到和观察到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找出他以往经验中形成的不适当的东西,
同时探索一个自然的出发点来掌握新的东西,这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换句话说,对于幸运者而言,大学生活会让他得到非常多的教育机会。

但是,人们也有不幸运的时候,或者说,也有一些人对进一步深造不感兴趣,
他们试图建立某种谋生的方式,例如赚取薪资、剥削同伴,或者这样那样的事情。
在一定范围内,借助这些方式获得的经验与大学里获得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
除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前者缺乏广泛的文化兴趣,而在我们看来,
广泛的文化兴趣是所有正规高等教育的特征。但是,如何谋生的教育、
如何在工作中与他人相处的教育,同样是大量观察素材的来源,
它不仅为思想交流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也为拓展一个人的视野、证实一个人的预感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如果一个心理没有严重失常的人通过相当合理的方法已经解决了性问题,
那么,无论他做什么,都必然会加深他对其他人生活态度的了解,
提高他们在生活中相互依存的程度,丰富他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问题的方式——
其中大多数都是通过对人类榜样的试误学习而习得的。换句话说,在青年晚期,
个体通常会把相对限于个人的经验加以精炼,使之成为双方认同的、可以依赖的经验,
这种经验的局限性要小得多。就像在前青年期,一种非常显著(但略显粗糙)
的社会组织会在人们实际上可资利用之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
到了青年晚期,每个人事实上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整合进社会之中。
那些拥有大量机会的人就有可能真正地与社会相整合,也就是去熟悉社会。
而例如那些在机械车间里做学徒的人,不论是从地理还是从文化上说,机会就都很少,
这一点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些人(从社会的视角看)现在却依然从各个方面关心
所要缴纳的所得税等——这是由公民权决定的。一般而言,从法律的角度看,
到了青年晚期就已经是成人了,而且已经具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因此,他们必须承担大量的责任,这些责任是他们所处的文化所规定的;
迄今为止,他们可能一直都在回避这些责任,但是,
现在他们必须想出一些方法来至少承担其中的一些责任。如果他们走运的话,
他们的成长会不断持续下去;他们会观察、阐释并证实越来越多的东西;
同时,他们的预见能力也会不断地扩展,这样,他们便能够预见自己的职业生涯——
这种职业生涯并不必定如此,而是根据期望和可能性来做出这种预见。

在一个人们常常为其意志而感到自豪并为之吵吵闹闹的社会里,我想告诫一下精神病学家,
他们语言中的唯意志论倾向越少,他们的思想就越不会受到意志信念的束缚,
他们也就越能够理解他们的患者,并对他们的患者产生有利的影响。
因此,当我谈到“面对”焦虑的问题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求患者振作起来,
去发挥他的意志力,以免他轻易地屈服于焦虑的威胁。
精神病医生所要做的事情(如果他想在这个特定的方面有所成就的话),
就是去培养患者对近期未来的正确预见,从而使他认识到,一个人无法逃避轻微的焦虑。
焦虑的出现与任何虚构的或真实的意志并不相关;焦虑与已经并入自我系统并已
成为自我系统一个组成部分的经验相关,而且这种经验能够预见与自我系统相关的不断增多的焦虑。
精神病医生的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给患者展示一个更大的背景;只要这种方法获得成功,
患者就会认识到,不论焦虑与否,目前的生活方式都不能令人满意,
而且从它不能使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无益的;
因此,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尽管存在焦虑,但自我系统仍有可能被改变。

但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像疯了一样地投入社交,
但却不知道该与他人在一起做些什么。他们凭借一些非常受限的规则生活着。

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去过一家理发店,
为我修剪头发的是一位曾目睹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富有经验的理发师,对于这位理发师,
我是十分尊重的,这不仅因为他是一名具有公益观念的公民,做了大量的福利工作,
而且还因为作为一名理发师,他喜欢保持沉默。说实话,我十分讨厌理发,
每当理发时总会打瞌睡,所以,我在理发时极不愿意交谈。但是,有一天,我在理发的时候,
广播里正喋喋不休地说着关于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新闻,
这位理发师随即说了几句谴责华莱士的话。我说我知道这个人,而且非常喜欢他。
像有些人一样,我也认为,虽然他并非一直是最具才华、最有远见的人,
但他偶尔会有一些惊人的好点子,而这足以让人支持他。
说完之后,我便把头靠在椅子上开始打瞌睡。五六个月之后,
当亨利·华莱士被商业部吹捧出来以后,我又去理发师那儿理发时,这个话题再次被提起;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不过,现在这位理发师并不想与我在任何问题上发生争议,
因为我关于华莱士的评论已经扰乱了他的一部分回避机制;
这种扰乱是与我联系在一起的,对他来说,他可以凭借良好的回忆知道我如何扰乱了他。
于是,这个话题仍在进一步发展。但是我们双方都因为上述原因而表现出了礼仪式回避。

所有这些礼仪式回避和礼仪式偏见都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
即一个人正在某个重要的生活领域里从事某种有意义的事。
事实上,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做任何有意义的事,因为他从中得不到任何信念。
除了政治方面以外,还有“社会”方面;这里,大部分生活再次被假设的理性定义所阻隔,
若对这些阻隔做仔细审视和研究的话,可以证明,所谓的理性定义也只不过是礼仪式回避而已。
在艺术世界中,情况也一样;那些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
也会在年会等场合发现同样的情况。而且,上帝也知道,
在宗教名义下,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礼仪式回避和偏见。

当然,我可能会因为某个人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或者对什么东西不感兴趣而对他表示尊敬。
例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应当对金钱理论如此感兴趣,
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应当努力发展对绘画或者其他无数我
只有一丁点儿兴趣的东西的美学鉴赏能力。我无法想象自己怎么会对内科医学的整个领域感兴趣。
但是,如果没有人向我谈论关于达达主义(Dadaism)、
基督教浸礼会教徒(Baptists)或者金钱理论的事情,那么,
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生活主要集中于在某个领域获得满足和安全感,恰恰相反,
是因为我的安全感有赖于回避某个特定的领域或某个特定的论题。
我认为,生活之于任何人,绝非同样有趣,也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及的。
我可以相当确信的是,在史前时期的原始人群中,必定存在某种特殊化;
当然在生育孩子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某种特殊化,而且,这种特殊化肯定会引起进一步的特殊化。
礼仪式回避和偏见从表面上看可能与特殊化相同,但是,它们实际上意味着你不能进入某个领域;
朝着该领域前进的任何兴趣都会立即引起焦虑,
而这种焦虑在你追求信息的过程中会阻碍进一步的行动。

当许多人第一次登上山顶俯视科罗拉多大峡谷时,都会产生一种惊呆的感觉,
这实际上仅仅只是一种引人入胜的体验,并不属于恐怖之列。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在这种情境之下,人们完全超脱了生活的现实,产生了敬畏的体验。

我无法告诉你们,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我的梦境意味着什么;
我刚刚告诉你们的只是我回忆起的内容。

不过,他母亲的行为总是会让他感到压抑和烦闷,并以某种含糊不清的方式让他感到很沮丧。
后来,这个患者梦见了一架荷兰风车。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一片平整的草地无边无际,
地平线上竖立着一架荷兰风车,微风轻轻吹着。突然,他到风车里面去了。
在那里,只见四处破败不堪,铁锈就有好几寸厚;很显然,这架风车已经有多年没有转动了。
当患者报告完他的梦,我便成功地从他的报告中整理出了一些重要的细节——
这是我所遇到过的为数不多的幸运例子之一。我说:“也就是说,外面看起来很漂亮,
充满了生机——里面却是死气沉沉的,破败不堪。这让你想到了什么?”
他说:“天哪!我的母亲。”你们看,这便是他的麻烦所在。
患者的母亲成了伏都教中的丧尸(zombi)——已经彻底被强加在她头上的生活重担所压垮。
她完全就像一台疲惫不堪的留声机,不停地播放着文化方面的陈词滥调,
而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尽管她还显示出生命的迹象,
但其内心的一切都已枯萎。我们获得了相当迅速的进展,对这位母亲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当然,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一直没有讨论这个梦的潜在内容;
不过,在心理治疗中,就像我已经开始考虑的那样,治疗师主要专注于让患者受益。

我的挚友萨丕尔在长期患重病期间,阅读了用亚拉姆语(Aramaic)写成的《圣经》,
从而读到了《巴拉姆和他的驴》这则神话。他向我详细叙述了这则神话,
而这惹恼了我,于是我就作了某种令人不快的评论,这是我平时被惹恼时常有的举动。
这则神话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巴拉姆是一个大好人,
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商人和慷慨的捐助人,但是,
他所居住的城市经常受到山上那些“野蛮人”的攻击。由于该城市的居民不想与“野蛮人”过不去,
于是就派巴拉姆作为使者前往谈判——就巴拉姆一个人。巴拉姆骑上他的驴朝山里走去。
走到一个地方,驴不走了,巴拉姆温和地让驴走,但驴就是不走。
巴拉姆动手打了驴,结果,驴开口说话了——这便是梦中或神话中惹恼我的地方——
它这样对巴拉姆说:“巴拉姆呀,巴拉姆,你为什么打我呢?一
直以来我难道不都是你忠诚的奴仆吗?我什么时候没有满足你,哪怕是最小的要求?
当你在我身上增加负担时,我难道还不够忍耐吗?”驴的话让巴拉姆很羞愧;
正当他感到羞愧的时候,他眼中的翳障掉了下来,他发现一名天使手执利剑站在他的面前。
而这正是驴畏缩不前的真正原因。就像我经常说的那样,这则神话惹恼了我;
但是,当我那天傍晚在等公交车的时候,
我想起了一位犹太学者曾以同样的方式向我描述过他做的一个梦,
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关我们骄傲的自我意识和我们对生活的接触之间关系的陈述。
巴拉姆和他的驴,代表的很可能是人类的人格,而人格中只有那个骄傲的追求自尊
(self-respect-pursuing)的部分会忽视正在逼近的危险——整个人格不会忽视危险。
精神病医生在其工作中会发现无数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
人们总是以某种强烈的狂热去坚持某种对生活的认识,而这会让他们陷入很多麻烦;
但是,他们坚持或依附的强度则表明了那头驴——人格中较为深层、古老的部分——知道,
这一切并非事实,知道事情并非如此。被患者呈现这些理想的强度吸引的精神病医生,
只不过是适应了患者的慢性病而已。如果精神病医生观察到了患者所选择的特定生活道路——
注意,患者有时候只是口头上说得好听,他对理想给予了狂热的有意注意,
并且通过其他一些人际操作而使它逐渐失效——那么,他们将会发现,
患者是依照一些标准来生活的,这些标准在童年期就被灌输给了他们,
而他从其他一些经验中了解到,这些标准并非总是有效。
但是,由于患者无法系统地阐述他所知道的内容,因此他只能继续以同样的方式生活。

让我简要地说一下,神话和梦都代表了相对有效的不完善操作,
以便从不可解决的生活问题中解脱出来。在神话中,生活问题常常涉及许多人,
而正是这一事实使得神话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了下来,并不断地得以精炼和润饰。
而梦对于某个即时情境中的某个个体来说,具有这样一种功能;
但是,只要他记得这个梦,并且就这个梦进行交流,那么,他就是在寻求其他某个人的确认。
精神分裂症(即以精神分裂的方式生活)所指的是个体所陷入的这样一种情况,
即个体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患上了严重的生活障碍,
致使他在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里必须用与处理梦—神话同样的方式来处理这种生活障碍。

许多儿童都已经认识到,愤怒会使情况愈加恶化,于是,
他们采取了怨恨(resentment)的态度来取而代之;怨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隐方面。
有时候,怨恨的情绪甚至在童年期也不得不加以掩盖,于是就逐渐导致了一个自我系统过程,
这个过程往往会让一个人认识不到自己的怨恨。我想再次讨论一下这样的事实,
即向周围某个重要他人表现出对温柔的需要,往往会使这个人处于不利地位,
感到焦虑,遭人取笑,等等。而这为对待生活的总体的恶意态度奠定了基础,
一旦持有这种生活态度,便会视他人为敌人,可以说,
这是童年期所发生的最大灾难,因为它很可能是继后发展阶段获取有益经验的巨大障碍。

在少年时代,对同伴的需要会带来遭排斥的威胁。少年之间在背景、能力、
成熟速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这有助于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建立。
在这种隔离影响之下,许多少年感到被排斥,并且遭受了自尊感的丧失。
大多数人在少年时期都曾有过与同伴之间极为痛苦的经历,对于这种经历,
用“害怕排斥”这个术语来形容,恐怕再恰当不过了——所谓“害怕排斥”,
指害怕不被他人(这些人是他在学习如何做人的过程中将其当作榜样的人)
接纳时所产生的一种恐惧。在这一时期,少年往往也会学习如何贬低他人,
并且伴有自尊缺陷的可能性。这种贬低的开端大部分来源于父母所施加的影响,
他们一直教育自己的孩子去注意别人的缺点。这种靠打击他人、
抬高自己来维持自尊的做法,如果在继后的发展阶段得不到纠正的话,就会产生不幸的结果。
在少年时代,这种类型346的安全操作显然会干预个体对个人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
由于一个人只能靠指出其他人毫无价值来保护自己的自尊感,
而这无法给他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自己的个人价值;
于是,他就会开始想:“我并不像那个家伙那样糟糕。”

他通过精心虚构的情节来隐蔽自我,这些虚构的情节后来就真的成为真实的,
也就是说,利用该虚构情节的人变得非常习惯于这些情节,
对这些情节的表达也非常熟练,以至他本人不再对这些情节持任何的怀疑态度。
因此,一般说来,具有习惯性低自尊的人身上往往都存在某种形式或程度的社会孤立,
也就是说,他在与其他人接触时有某种程度的限制或规定。

例如,我认识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他经常外出旅行,每次都会随身带着一只大小合适的箱子,
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药品,如果哪位乡村医生看到他竟然能够对各种疾病的防备做到这种程度,
一定会感到无地自容的。至于我,不用说,我也认为他这样做很浪费,
因为我有时候也实在不理解我的那个朋友为了应对不测,竟会做如此充分的准备,
他不仅带有治疗天花的药品,还有避孕药;而且,他还带了所有治疗他曾患过的各种大小疾病的药物。
顺便说一句,他是一个十分讲究效率的人;我喜欢作这样的思考:
如果他不去实施这些很危险的替代活动的话,那么,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但是,一次又一次,每当我感到厌烦时,就会看到他突然变得很专注,然后匆匆离我而去。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是想回家去对付某种所谓的“疾病”,因为他觉得,
在我感到厌烦的情境里,他那些所谓“疾病”的征象就会开始活跃起来。
不过,我的朋友是一个特例,因为一般情况下,患有疑病症的人不会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广泛的兴趣,或者诸如此类的现象。另一方面,他十分关注自己的脉搏和心率,
把它看做自己心脏是否出现严重问题的证据。有时,他可能也会十分关注自己的消化情况,
在我看来,这种关注要普遍得多。此外——我不确定这一点是否常见——
他还非常关注自己泌尿生殖系统的感觉或感觉缺失。

因此,在这些深刻而又专注的先入之见中,个体实际上丧失了接触外界事物的机会,
其意识的参照过程过分地集中于细小的征象
(这里所谓的征象是指人体组织某个地方进行着的某种现象)。
或许,我只要提供一个例子,便可以澄清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内容。
例如,许多年轻人有着非常不幸的经历,他们在社交方面极度孤立,已迈入精神分裂的病程,
他们对自己的生殖器十分敏感,常常表现出某种类型的疑病性先入之见。
这种先入之见具有下列性质:当他紧张时,他的膀胱壁就会紧张,
从而对尿道括约肌形成较强的压力。如果在那个时候分散他的注意力,按照一般的模式,
他的括约肌就可能会松弛下来。尿液就会从膀胱里面排出,进入前列腺尿道,
产生一种排尿的迫切感。但是,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具有特定类型的疑病症患者身上
(他怀疑自己的生殖器有病),上述一系列生理反应就不一定能完成。
尽管尿液从膀胱进入前列腺尿道,但由于那个人处在了一种新的紧张状态之中,
结果分散了需要排尿的注意力。过了一会儿,
这个人开始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这种在他看来非常可怕的经验之中,
他觉得有精液从尿道口泄出;事实上,他可能真的对阴茎进行过检查,
可能会看到一些湿润的物质黏附在阴茎的尿道口上。
在他看来,这就是他丧失活力的证据——因为精液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太过分心、太多专注,以至于注意不到自己的排尿行为。
现在,这种情形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它真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那个人经常处于焦虑状态之中,担心由于精液的流失而丧失活力;
无论何时,只要他在与别人接触时或思想上稍有分心,便可能散失活力,
因为思想上的分心会导致内部括约肌的松弛;于是随着尿液进入前列腺尿道,
又会引发那种深刻的先入之见,认为精液的流失将会丧失活力。
这是疑病症的一个例子。我对它十分感兴趣,以至于不厌其烦地去计算它的发生频率。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与其他一些疑病症的例子相比,上述病例在结构上并不复杂,
但它实际上却占据了那些垂头丧气的人们所有醒着的时间。

我想,通过提及我曾治疗过并且我觉得可能意味着最终康复了的唯一
一个偏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可以对疑病症和偏执狂之间相互交织的过程作些说明。
那个患者是一个男孩,他曾患上了十分严重的偏执狂精神分裂症,经过治疗后开始痊愈,
但仍抱怨他的喉咙不舒服。他的喉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
虽然没有发现任何表明喉咙病变的征象,但他还是十分关注自己的喉咙,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把这个男孩带到了一名喉科医生那里,
这名医生不仅业务精湛,而且非常关注精神病学方面的问题。
他对男孩的喉咙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并给了他一本精美的解剖学教科书看,
让他知道自己的喉咙与彩色解剖图上的图画完全一致。离开时,这个男孩深为感动;
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冒险。当我再次见到这个男孩时,他径直走进我的办公室,
并且说:“医生,你看,我现在一点都不在乎是什么东西使我的喉咙疼痛了;
我已经把某种东西分离出来了。”

由于任何一个参与观察的人只能研究一定数量的情境或场,
而这有限的情境或场绝不能代表人类生活整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因此,
他便无法揭示自己的所有人格,而且,“他对自己的了解”也将由于界定不清
的因素或实际上没有注意到的因素而始终有点不完整,且带有各种偶然性。
他对“他人”所作的概括也必然甚至更为不完整,更具偶然性。

让我们根据一些完全未经加工的例子来说明这些术语的含义。
一对恋人若显然是为了相互利用而结婚,那么,双方的朋友都会越来越不舒服地注意到,
这两个人在朋友面前似乎越来越多地相互羞辱对方。
这个例子就说明了一种日益增加的憎恨的整合。

另一个例子:一位母亲从护士手里接过了照料她第一个孩子的工作,
她感到心烦意乱——头晕,脸色苍白,颤抖得厉害,而且全身淌汗——原因在于,
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弄脏了的尿布。显然,她正在经历一种不可思议的厌恶情绪,
这主要是她的生活训练问题。

不管在意识到身体感觉状况变差之后会发生什么,意识始终都是存在着的。
它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中使人们“尽可能不去注意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并想方设法“忘掉它”。但是,如果一个人意欲对其做参与性观察,
就需要付出极大的注意力了,或者至少回顾一下这些短暂的焦虑活动。

《成人圣经》

律法书

他为万事特定适当的时间;他使我们有永恒的意识,却不使我们完全明白他一切的作为。

犹太人称创、出、利、民、申这五卷书为妥拉(Torah)

简单来说,创世记是讲开始,包括万物的起源。出埃及记是讲救赎,利未记讲敬拜,
民数记讲旷野飘流,申命记则是预备进入应许之地。

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在于误用摩西律法,来定别人的罪,却一点也不反省自己的罪, 
所以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结果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个开溜了。 
福音书中还有许多地方记载法利赛人跟耶稣辩论律法的事(注 6),
都可看见他们十分重视律法。

第一日:光        
第二日:空气〈天〉 
第三日:地露出植物  
第四日:光体
第五日:鸟和鱼   
第六日:陆上动物和人


本来人受造时已经照上帝形像而造,已经是像上帝了,魔鬼却用这点来迷惑夏娃,
要她自订善恶标准,才能像上帝。事实上善恶标准是上帝所订的, 
当一个人要取代上帝的地位,自己决定善恶时,他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落在罪恶当中。

摩西一生的岁数是一百廿岁,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三段:

第一个四十年,他在埃及皇宫渡过,「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徒 7:22)那时他真是志得意满,满腔热忱,
要救自己的同胞。用一句英文来形容, 就像 I am something,
我什么都行、可以做很多事。

第二个四十年,摩西是在米甸的旷野牧羊,接受磨链,消磨锐气。
他那时的体会是「我不能」(I am nothing)。
所以当上帝呼召他时,他以自己不行来推托。

第三个四十年,上帝使用摩西拯救以色列百姓,摩西所经历到的是
「上帝能」(God is everything)。上帝向摩西启示他的圣名,
就已经显示他全能永在的特性。

《2020戒糖:改变一生的科学饮食法》

然而只有极少数时候,我会去思索: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平衡?
是不是我们开始制造一些身体并不能很好地承受的食物?
是不是我们的餐盘被高度改变自然形态的食物填满?
是不是我们已经忘记了天然食物带来的美好与满足?
与过去相比,真正改变的是物质的充足,
我们学会高效率地从自然界提取高度富集的能量来满足疲于奔命的身躯;
尽管我们不再需要为了吃饱而奔波,
但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忙碌和疲惫——物质的丰盛如同潮水,
上涨的浪潮反而会让我们不得不筑起更加高耸的建筑用以保护生存质量。

寿命延长后的生活质量并没有那么理想,
而无助又受限的老年生活反而成了很多人心中的梦魇:一种被社会和健全抛弃的生活。

工业化之前,我们为了吃饱穿暖而劳作,如今我们为了吃得更加体面,
穿得更加“彰显地位”而加倍劳作,却始终没有发觉让我们更加辛苦的是一种“推力”而非“动力”。
而正是这种并非我们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推力”把我们推向了慢性病,
它让我们的饮食越来越偏离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和营养素,
我们渐渐地习惯于让身体服从欲望与口感,而不是真正的需求。

比如,真正能让人长期保持优越健康状态的,必然是健康生活节奏已经深入骨髓的自然状态,
而绝对不是每天需要靠照镜子“打鸡血”,
或把社交账号头像换成“不瘦十斤不换头像”那种非常刻意而吃力的状态。

像所有物质上的欲望一样,让我们失去控制而纵欲伤身的往往不是脆弱的意志力,
而是那些推着我们沉溺不可自拔的力量。深度加工食品因为技术而诞生,
却止步于诱惑与金钱,最终招致我们对自我的怀疑和对食品的焦虑与抗拒。
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从源头上明白错误的饮食模式和营养失衡都是因为加工食品的错误引导,
我们才能打心底里与自己和解,与食物和解,重新用爱与连接对待食物与营养,
最后获得身心的健康与自在。

比如,来自糖的热量可以维持血糖稳定,帮助节约蛋白质,防止肌肉和其他蛋白质流失。
想象一下人体燃烧热量的优先度,如果能烧燃油(碳水化合物)和木炭(脂肪),
谁也不会没事靠烧自己的家具(蛋白质)来取暖。
这就保护了我们肌体重要的结构组成——以蛋白质为主的肌肉,
让身体更加稳健而不至于枯瘦。所以在总体能量不足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是空热量。

随着食物的高效生产,食品工业把食物的热量不断富集,
比如一块小小的巧克力夹心饼干的热量远比一个天然的番茄高得多,
因此食品加工就是我们通过科技人为地制造诱惑口感的过程。

正如坊间长久流传的一句俗话:人一生能吃的食物是有限的,谁先吃完谁先走。
这句话并不严谨,因为食物的数量与热量没有绝对关系。但是它的逻辑却很精准地指出,
如果我们在生命早期对饮食不加节制的话,就会过早患上慢性病,
用后半生的“被迫节制”为之前的挥霍付出惨重的代价。

糖的过度摄入正是源于这种工业化食品的变迁,它迫使我们的饮食习惯发生改变,
最后影响了身体在这个环境中的适应力——身体对血糖的调节跟不上饮食对它的冲击。

而反观如今工业化后的饮食,早餐中最常见的面包、面条、馒头、花卷、
白粥都是由脱糠又精细打磨过的谷物粉末制成。

他们的职业如此光鲜而且要求严苛,因此他们才需要用异于常人的方式去控制某些事情,
比如体重,比如饮食(包括我们说的“戒糖”)。所以有的时候,
明星的生活确有励志的一面,但是不懂知识就盲目跟风追随,
往往会落得既没达到效果,还伤了身体或心情的下场。

除了自身的才艺外,明星最要紧的大概就是颜值和身材了,所以与“戒糖”的关系较为紧密。

首先,紫外线会对皮肤造成氧化和加温的双重破坏,
而我们的皮肤老化也来源于日光造成的光老化和细胞自然衰老两部分,
因此防晒是保护皮肤最基础的一步,也是最可控的那一部分。
其次,空气中的污染物和灰尘也会给皮肤带来挑战,造成皮肤表面的角质层代谢不畅,
从而堵塞毛孔,造成痤疮、闭口粉刺等问题,因此适度清洁就是维护皮肤健康的第二步。
最后,空气温湿度也会直接影响皮脂腺的油脂分泌和皮肤天然保湿因子对水分的驻留能力,
对空气温湿度不适应可能会造成所谓的水油不平衡,因此做好皮肤屏障的辅助修护——
适时给皮肤补充水分,然后再用油包水质地的乳霜锁住水分的护肤程序,
是我们力所能及的部分。

如果血液本身携带的营养物质不够“给力”,甚至携带了很多有害物质,
皮肤很快就会表现出干燥、暗沉、脆弱、敏感、长痘痘、起皱纹、
下垂等你能想到的拉低颜值的特征。这与我们的饮食、运动还有情绪有着直接关系。
抗糖饮食能与颜值扯上关系,正是缘于皮肤这个最大屏障对高血糖的反馈如此明显。

无论你处于生命的哪个阶段,心灵成熟与否,不可控的身材、
过早褪色的容颜和早衰而多病的身躯都是负面的信息。
这些身体信息反映出,你的生活习惯、饮食模式、精神压力处理方式、人际和亲密关系,
以及对人生的态度或多或少出了问题。年龄不可逆,衰老也是必然的,
但是每个人都会期待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以温和的方式老去——肢体迟钝但是依然能听使唤,
步伐渐缓但是依然可以自由行走,代谢活力减弱但是依然健康而且能自理。
我们期待的是一种没有慢性病,心志依然健全的身心自在的状态。
而这个好状态并不是依靠好运气得来的,而是既有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积累的结果。

打个比方,身体里的糖化反应就如同烘焙时,白花花的面团逐渐变成香喷喷的棕褐色面包,
或者煎牛排时本来鲜红色的肉在高温作用下变成褐色的牛排,
并且散发出略带焦香的独特气味。无论是颜色还是气味,其实都是糖化反应的结果。

中国的2型糖尿病病人多数体重较轻,BMI(身体质量指数)平均只有23.7,
而美国2型糖尿病病人的平均BMI达到了27;同时中国患者虽然BMI较低,但是腰围普遍超标。
这就意味着,相比于白种人,中国人更容易在不那么胖但是腰腹赘肉多的情况下罹患糖尿病。
这就直接指向了一个事实:中国人一旦肥胖,会倾向于是这种很不利的“向心性”肥胖,
即肥肉主要囤积在腰腹,而不是四肢和皮下。这种肥胖人士就非常吃亏,
因为很可能只胖了一点点,但是罹患糖尿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骤增!
这也非常清楚地解释了很多国人看上去并不胖,却依然得了糖尿病的原因。

你知道别人的基因是什么样的吗?他们是不是天生就对某些疾病易感?
你知道他们表现的健康生活的背后执行程度如何吗?他们的心情是愉悦的吗?
他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其他很艰难的时刻你并没有看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营养不良、熬夜、情绪不佳,甚至生病的时候,皮肤很难保持美丽。
“熬最晚的夜,用最贵的眼霜”并不能帮我们完全平复肌肤深层的不满,
那是因为护肤品的作用仅仅停留在表皮层,
而深层皮肤和肌体的健康则是整体生活状态的反映。

带着高糖的血液如同酸雨,浸润着土地,不停地酸化土地。而我们的血液与土地非常相似,
有一套复杂的缓冲系统,在少量酸雨的侵袭下还能顶住压力,保持基本的生态系统不受影响,
养分也基本能供应上;而当酸雨下得没完没了的时候,土壤的缓冲系统就会因超出负荷而罢工,
最后的结果就是土壤过度酸化,很多对植物有利的离子被冲刷走,从而形成了贫瘠的土地。
肌肤也是一样的道理,血液中的葡萄糖太多,就会侵蚀血液流经的身体部位
(比如真皮层中的胶原网络),与胶原蛋白结合形成新的“顽固分子”,
让这个网络的弹性结构失去外形,保留不住该有的水分和形态,对应的是皮肤干燥、
塌陷,以及真性皱纹的出现。同时由于“顽固分子”的残留,
皮肤也会在真皮层积累带有色素的斑点,
这就是很多人年纪大了有斑点的原因。老年斑就是这种很难去除的痕迹,
不仅会在身体表面的皮肤上产生,还会出现在内脏上。

要想获得更为年轻和富有健康光彩的好肌肤,拥有健康而富有活力的血液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而饮食,就是其中可控的方式之一。

血糖像是血红蛋白身上的负载,如果你时刻通过进食快消化碳水化合物,
甚至直接吃游离糖让其常年负重前行,它们自然会把身上的重担沿路卸下,
而卸下的就是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被扔在哪里,就会破坏哪里的组织——
要么是血管壁,要么是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要么是大脑的神经细胞,要么是肾脏。
而负累重重的身体自然会陷入一种积重难返的境地——衰老和慢性病。

所以想要年轻,第一步就是用食物滋养你的血液。

如果我们暴饮暴食或者饮食结构不对,吃了太多糖和淀粉,导致血糖太高,
就可能激活这种蛋白质,给生命按下一个“快进键”,加速生命跑向终点的进程。
而相反,虽然生命没有“倒退键”,但是有节制和稳定血糖的饮食可以避免生命的快进,
相当于维护了本来的生命节奏,从而达到保护原有寿命长度的目的。
这也恰恰符合东方的智慧,维护健康和修身养性为的是恢复生命本初的活力与探寻生命的意义,
而不是抱有返老还童或者比同龄人年轻20岁这类过于浮夸的期望。

因此无论是想保持曼妙身材——纤细的腰围、稳定的健康体重,
还是希望那种不能自理的衰老状态来得更慢一点,我们都至少需要做到不过量进食
(热量摄入不过量)以及保持较小的血糖波动这两点。
对于更加热衷于进一步健康延长寿命的读者来说,
尝试“饭吃七分饱”这种既印证古老智慧又符合“卡路里限制饮食”法则的做法也非常可取。
当然,即使是在限制卡路里的情况下,保持较少的快消化碳水化合物摄入也是不变的规律,
因为我们这么做的核心依然是平衡饮食。

戒糖是在备孕期间就应该着手养成的良好营养习惯之一。
真正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往往是妈妈的饮食和身体素质。

糖的盛行就是“富贵病”的原因之一。西方制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
阿拉伯人入侵波斯后,发现当地人种植甘蔗并利用甘蔗汁获取结晶的糖。
在此之前,人们认为自然中的糖只有蜂蜜这种形式,而蜂蜜需要蜜蜂的劳作才能使糖富集。
波斯人种植甘蔗并且使糖富集的这种做法,无疑打破了人们对“甜”的想象界限——
原来甜还能这么操作!所以随着阿拉伯人对版图的扩张,
他们也把这个甜蜜的秘密带向了他们所到之地,包括北非和南欧。

约11世纪,利用甘蔗制糖的秘密才被西欧的十字军发现,
并被当作一种珍贵香料带回了西欧各国,从此给欧洲的饮食添加了一抹重要的甜蜜。
而在那几百年间,粗制的砂糖在欧洲被称成“白色金子”,也只会出现在富人的餐桌上,
那时候的甜的的确确是力量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小孩子眼里不可多得的快乐滋味。
15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进一步精制糖,那时的糖比较接近我们如今吃的白砂糖,
而由于那时制糖工艺主要靠人力,白糖在英国依然被视为奢侈品。
当时白糖的地位之高,与现代加工食品和饮料中白糖被用来充体积的廉价感相比,
实在是云泥之别。

打个比方,一个工地需要用砖头砌墙,工头需要向砖厂购买,
而此时工头觉得房子盖得太快不安全,又懒得研究如何做质量管理,
就企图用不供应砖头的办法来逼迫工人大幅降低砌墙速度;而对于砌砖的工人来说,
活儿是必须完成的,于是他们非常无奈地利用手头的水泥和沙子自己“造砖”,
然后把造出来的砖用于砌墙。

人类自古以来都以谷物和植物根茎类食物作为“主食”,首先是因为植物更好“捕捉”,
来源更稳定;其次是因为植物中的淀粉能更高效地在我们体内转化成快速释放能量的糖原,
同时维持血糖,更有利于我们恢复体力和保持精力。
所以淀粉含量多的植物当仁不让地成了最受人类欢迎的主食。

短时间储存还能够缓过来,慢慢地等交通工具来接甘油三酯并运走就行,
导致的脂肪肝是可逆的;一旦每天把含果糖的饮料当水喝,
相当于给了肝细胞永远接不完的甘油三酯原料,那脂肪肝就变成“永久性脂肪肝”了。
这提示我们:果糖过量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热量过剩本身。

在高温的时候,淀粉也更加热衷于互相交联,所以热乎乎的红薯那么软糯,
刚烤出来的面包口感如此蓬松;然而一旦温度降下去,淀粉会迅速失去社交的兴趣,
蜷缩起来,重新回到自己坚固的外壳里。这就是为什么寿司饭团(通常是冷的)吃起来有弹性,
冷却后的面包不再蓬松而是变硬、变韧。在温度降低的过程中原本打得火热的淀粉重新“回生”,
所以与热乎的淀粉相比,重回“高冷”状态的淀粉更加不容易消化,热量也会相对低一些。

碳酸饮料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添加了碳酸的气泡水,所以才有轻盈而丰富的口感,
这也是碳酸饮料吸引全世界目光的首要原因。而在其配料表中位列第二的必然是糖,
可能是蔗糖,而更多的则是前面说的在饮料中应用最多的果葡糖浆。
这也是这类碳酸饮料最受诟病之处,它们本质上就是加了糖的碳酸水,
完全是一种标准的“空热量”。而在这两个主要成分之后就是各种食品添加剂,
常见的有色素、香精、磷酸(对牙齿有腐蚀作用)。
可以说,除了让我们开心点,给我们点“空热量”,碳酸饮料几乎没有任何营养学上的意义。

仍以苹果为例,苹果是一种饱腹感非常强的水果,质地密实,
而且富含果胶和很多不溶性膳食纤维,不太甜,也不太软。

控制食欲几乎是每一个人的必修课。注意,
这里的“控制”是指我们对自己行为后果的一种理性预知以及觉察,而不是压抑欲望。
如果还不明白觉察与压抑欲望的区别,建议先不要开始对当前饮食进行大幅度调整,
而是厘清自己当前的生活价值排序以及对饮食的要求。而明白生活习惯需要觉察的读者,
就可以开始管理口腹之欲,这会大幅度降低在人生后半场收拾身体健康残局的概率。

如果没有自己制作烘焙食品的习惯,而是更倾向于购买现成的烘焙食品,
那么在进食的时候尽量丰富食物的种类就是应对之策。比如不要饿了就抓起两块夹心饼干啃,
而是泡上一杯茶,吃一点坚果,然后再来一块小饼干。
这样的小心思也更能让我们养成“对食物用心,对身体觉察”的多元化进食好习惯,
不仅仅是生活习惯上的一小步,更是健康意识上的一大步。

糖化和氧化往往不分家,这也是人体复杂性的体现之一——某一种东西过量和不平衡,
带来的是对全身的负面作用,而不仅仅是该物质本身的代谢异常。

对于亚洲人来说,减少体重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合理的目的。
不知道读者有没有这样一个疑问,即为什么全世界超重和肥胖率较高的地方,
几乎都是白种人国家,比如美国就有着高达70%的超重率(超重是指BMI>25,
而肥胖是BMI>30),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分别有着高达60%的超重率。
而在绝大多数非白种人国家(比如亚洲国家),普遍超重率为30%甚至更低。
这难道真的仅仅是饮食习惯引起的吗?

显然没有那么简单,移民流行病学进一步发现,在体重超重的问题上,
非白种人即使从小在以白种人为主的国家长大,饮食和生活习惯都已经变成居住地模式,
他们的超重率也依然没那么高,这就证明饮食仅仅是超重率高的一个因素,
而基因本身很可能起了另外的作用。

白种人虽然更重,但主要是因为肌肉和脂肪都多;
而亚洲人的增重更倾向于体脂的大幅度上升,脂肪的密度比肌肉小。
所以很多亚洲人的体重数字变化没那么大,但是体脂率却显著升高,
甚至最糟糕的是内脏脂肪率升高。

选择食物完全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你选择什么食物去滋养你的身体,
就在每一个当下兑现这种选择,并接受这个结果,而这才是真正的“正念饮食”。

因此霍金博士在学习正念思想时,用西方人的“实用主义”把正念直接简化成了三个要点:
有主动的意识,不带任何评判,聚焦当下。正念不仅是种修行之道,
放在日常生活中更是被心理学广泛应用在减压和处理各类复杂的人际关系上。
显然,我们同样也可以把“正念”这个看似不搭界的方法融入对戒糖饮食的指导之中。

我们在馋的时候,应觉察到身体真正的需求大概率是来一点“娱乐性”食物,
而不是用甜对味觉过度刺激,更不是因为缺能量而对食物有刚性需求。

在这样一番看似人生管理的思考下,隐藏的其实是一层又一层伪装好的负面情绪。
归根结底,这是对自我形象和对他人的莫名否定——大妈的腰围,腿粗与丑的关联,
吃面与身材差的不合理联系,以及错误管理身材与人生的关系,看似很平常的感言,
其实折射了一个个扭曲的价值观。说实话,在现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
很多不合理的舆论都会用“戳痛点”的办法刺激消费者最在意的点,以此博取大众的关注,
激发购买欲。“管不住嘴的人管不住人生”这样过度标签化的话语就成为操纵人心的话语,
然而它支配的却只是消费者的负面情绪带来的购买欲(买了产品就会摆脱这种失败感),
是制造焦虑,然后贩卖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缓解焦虑的商品的恶性商业循环,
最后消费者往往被这种焦虑和掏空口袋的消费主义折磨得身心俱疲。

早餐质量对全天的充沛精力意义非常大,尤其是对于脑力活动者来说,
早餐基本上可以决定一整个上午工作和学习的效率。而午餐承上启下,
不仅要补充上午消耗掉的能量和消除饥饿感,还要负担下午4~6小时的活动,
尤其还有下午非常容易困倦的问题,所以吃得饱(并不是吃得撑和多)就显得非常重要,
而且可以非常有效地减少晚餐时的过量进食问题。“晚餐吃得少”,
几乎是全世界公认的好习惯,却也是大家最难执行的一点,
毕竟晚餐才是时间最宽裕的那一顿。而之所以要提倡晚餐吃得少(七分饱最佳),
是因为晚餐也是唯一承接睡眠时间的特殊一餐,在晚餐后的4个小时内,
我们基本上就要进入一种能量消耗最低的长时间活动——睡眠中。

因此要对血糖进行系统的控制,就要在总体热量固定的前提下,
让早餐质量和热量变得更高,而晚餐相对热量降低。
我们可以巧妙地把含有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放在早餐食用,而晚餐则以蔬菜、
杂豆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为主。这样的饮食方式,
已经被一些流行病学的随机对照试验证明对糖尿病病人控制餐后血糖有更好的效果。
而不吃早餐的后果也远比想象的严重,它会加重2型糖尿病患者在午餐和晚餐后的血糖升高幅度,
原理很可能是根据身体节律早上对营养和能量的代谢明显强于晚上。
因此在身体代谢最旺盛的时间没有进食,而是把所有能量堆积到代谢开始减弱的时候,
就会损伤身体的运行机制,从而造成控糖不力的状况,
这个问题在患有2型糖尿病的人身上尤为严重。因为我建议大家想进行轻断食时,
要找到自己的生物钟,再选择哪段时间保持空腹,而不是生搬硬套本书的推荐。

因为当下要做的是给身体补充营养和能量,而不是在赶工之时随便糊弄自己的胃。
或许你也不再沉溺于每天必点的那杯甜饮料,因为你知道身体对糖的诚实反应,
知道血糖飙升和热量激增后的伤害。当下你唯一能改变的是,选择不买甜饮料,
喝一杯现泡的绿茶,享受抗氧化剂带来的身心安慰。这都是当下能获得的快乐。

全身心信任当下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自由,
而这也是健康饮食的起点,以及终点。

《2021饮食真相》

人们渐渐习惯于被告知自己应该如何吃、何时吃、吃什么。
这些信息的来源不同:国家指导方针、大众传媒、广告甚至食品标签和谷物外包装,
就如同医院的海报和传单以及医生的外科手术一样。

面对五花八门的饮食选择与误导性信息的汹涌浪潮,
大多数人希望得到一个简单又快速的解决方案。
就连最为激进的人也发现他们在过于简化的信息中听取着毫无根据的建议。

我写此书的一个目的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这个情况——这些公司养活了不断增长的人口,
制造出品类繁多的低成本食品,这些食品人们很喜欢吃、不易腐败、
有较长的保质期,当我们需要肯定这一点时,这些公司也快速获得了过大的权力。

不过最终的结论是,没有一种正确的饮食方法能适合所有人,
不管这些方法是来自那些迷人的社交媒体专家,还是政府指导方针。

早餐在历史与文化中偶然出现而不是普遍的人类习俗的一个原因,
可能与储存过夜食物遇到的问题以及早上准备食物的烦琐与费时相关。
这意味着在现代化的冰箱发明之前,你必须富有且有仆人伺候才能享受上早餐。
所有这些情况都随着廉价加工食品的发明而发生了改变,这些食品可以长期储存,
并且不需要准备多长时间便可食用。

关于早餐的一些确定观念已被人们广泛接受,大部分人从来没有想过要提出质疑。
例如,早餐是在早晨“启动”我们新陈代谢的某种方式,
让我们在之后的一天里可以更有效地进食,
不吃早餐会让你在当天随后的时间里更饥饿,因此会暴饮暴食、体重上升。

这些研究表明,在对普通人群的研究中,不吃早餐的人更容易超重。
这不是原因,只是偏见的结果。与吃早餐的人相比,不吃早餐者普遍来看可能收入较低,
受教育程度较低,健康状况较差,饮食结构普遍比较糟糕。
所有这些社会因素都与超重独立相关,与吃不吃早餐无关。
研究表明,超重的人也更有可能去尝试和节食,在暴饮暴食后,
他们更有可能因感到内疚而免掉一顿饭。

例如不吃早餐。在断食4~6个小时后,某些物种开始复制并以肠壁黏液中的碳水化合物为食,
有效地清理肠道,使肠道屏障更有效、更健康。微生物群落像我们一样可能也需要休息和调养,
作为其每日生理节律的一部分,这对我们的肠道健康可能相当重要。
例如不吃早餐。在断食4~6个小时后,某些物种开始复制并以肠壁黏液中的碳水化合物为食,
有效地清理肠道,使肠道屏障更有效、更健康。
微生物群落像我们一样可能也需要休息和调养,
作为其每日生理节律的一部分,这对我们的肠道健康可能相当重要。

不吃早餐肯定没有什么害处,我建议大家自己尝试一下不吃早餐感觉如何,
一个月之后看看无论是短期的情绪和精力,还是长期的体重变化如何。

我们亦知道,食物的烹调方式改变了食物的结构,因而也影响了提供能量的多少。
所以生的鞑靼牛排比汉堡中带血半熟的牛排提供的热量要少,
后者的热量又少于全熟烤焦的牛排。这是我们的祖先发现火的原因,因它可以煮饭,
热量摄入的增加使得我们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在吃饭上、更多的精力在捕猎和思考上,
从而推动了人类进化的指数级进展。吃熟食而非生食也改变了我们的肠道微生物,
让其在人体内的进化不同于其他动物。

在英国和美国,经常吃煎炸食品被视为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
吃含有大量饱和脂肪的油炸海鲜很常见,但通常会搭配沙拉。
沙拉中的化学物质可能与脂肪相互作用,产生其他对心脏有保护作用的化学物质(被称为消退素)。

儿童经常接触人工甜味剂,这可能会鼓励他们吃更甜的食物,
这种习惯会让他们在成年后对甜味剂轻度上瘾且一直保持这个习惯。
企业使用人工甜味剂不仅仅是为了降低卡路里,更是以此来策略性地改变消费者的行为。
当加入人工甜味剂后,香烟、小雪茄和新的无烟烟草会更流行和引人上瘾。
这种在烟草产业持续了几十年的成瘾实践,同样运用在了食品产业中。
在消费者市场中定位未来客户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对食品产业而言,
儿童就是他们的核心客户群。

澳大利亚使用了一个更随意、更简单的“包装正面健康星级评分系统”,
它以0.5~5星级的标准来评定食品的整体健康水平,
这是基于食品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进行总体评分的一种算法。
食品生产商和零售商要对算法的精确使用负责,因为它可以被操纵,使其产品看起来更健康。
但即使是这种“简明”的评分系统也会迷惑消费者,与更基本的“颜色编码系统”——
如法国的营养评分系统相比。或许我们应该向智利学习,那里1/4的在校生被归类为肥胖。
2016年,智利政府推出了一套非常简单的垃圾食品监管系统,在所有精加工、
不健康和含糖的食品包装袋的前面,都会有一个黑色的警告标志。
这是一种使消费者区分健康和不健康食品的简单而直接的方法。
这些产品既不能在学校售卖或推广,也不能向14岁以下的儿童做广告。
早期迹象表明,这正积极地改变母亲为孩子购买的食品。但食品产业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它们认为这些包装袋上的咄咄逼人的警告太过严厉,削弱了消费者对食品选择的控制权。
然而调查结果显示,
88%的消费者赞同且认为包装正面标签的警告有助于增强他们对食品选择的控制,
信息越简明,食品产业对它们的控制就越少,它们越有效。

几乎所有的垃圾食品都依赖于糖、盐和廉价的脂肪,
再加上添加了化学物质和复杂的加工过程,使其口感更好、保存期更长。

如果一种食品含有几十种化学物质和添加剂,你可能需要慎重考虑是否要经常吃它;
如果有更好的关于食品的公共教育,那我们根本不需要食品标签。

不过,英国人的饮食习惯还没有赶上美国人。在美国,近2/3的食品是经过精加工的,
每年美国人花在快餐上的费用超过了2500亿美元。
许多人完全依靠这些高热量且没营养的食品生存。
对此类食品的过度消费与肥胖水平、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

鱼是最容易欺骗消费者的肉类之一,由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鱼类名称有所差异,
错贴标签是一个主要的全球性问题。一些鱼的名称完全是为了更好听和销量更好而编造的,
包括太平洋岩鱼,这是一种未分类的、一度被人们丢弃的鱼;外观丑陋的南极银鳕鱼,
曾经一度被市场拒绝,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重新命名为上等智利海鲈鱼
进入市场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泥蟹和安康鱼也在美国成功改头换面、重被命名。
一方面,将鱼重新命名如果能让那些人们以前不吃的鱼变得可食用,这是好事;
但另一方面,蓄意欺诈则另当别论。

2.质疑科学,不要相信快速、单一的解决方案
3.不要被食品标签或市场营销愚弄
4.要明白你在食物方面不是普通人
5.不要恪守食物的成规:要多样化和勇于尝试
6.尝试对吃饭的时间加以控制,尝试偶尔不吃早餐或正餐
7.食用真正的食物,而不是补充剂

《2015浅论精神病学》

如果家里有人患了关节炎,我们不会感到羞耻或自责,
那为什么他们患了抑郁症,我们就会有这种感受呢?

欢迎来到这样一种活动,即虽然有各种扫描仪和策划药,它仍然基于建立信任的人际关系。
欢迎来到这样一种追求,它不断挑战我们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人,
不断提醒我们未解决的哲学问题(自由意志、心智-大脑二元论、
个人自主和社会义务的矛盾),而我们通常为了生活将这些哲学问题抛在脑后。

唯一正常的人,是你不太了解的人。

实验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来探索心理功能(知觉、记忆、唤醒、冒险等)的基础。
实际上,实验心理学家并不局限于专门研究人类,他们也研究动物心理本身,
或将其作为了解人类行为的模型。实验心理学一般被认为是“硬科学”,
它遵循的是与物理或化学研究相同的科学准则。

精神分析是19世纪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维也纳创立的治疗神经症的方法。
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师鼓励病人放松,并说出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件事(“自由联想”);
病人还被要求留意自己的梦及思维的非理智方面。弗洛伊德认为,病人感到痛苦的原因,
是他们试图将自己无法接受的思维和情感保持在无意识状态(即潜抑它们),
这种做法导致其出现神经症的症状。分析师仔细倾听病人的讲述,
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些“冲突”的模式和线索。通过与病人分享这些认识(顿悟),
可以帮助病人面对和解决这些冲突。精神分析花费精力较大,时间很长,
病人通常每天需要就诊1个小时,每周5天,持续数年。病人躺在长榻上、
大胡子精神科医生坐在长榻后面的漫画形象,就来源于精神分析。

拼凑出他人的体验及当前感受的能力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能力。
了解他人如何从他们自身的角度看待世界(常称作拥有一套“心理理论”)是如此重要,
以至于缺乏这种能力属于严重的缺陷,如自闭症或阿斯波哥尔综合征。
精神科医生对这种技能进行培养,再加上日益熟悉此类病症,
就可以主动地使用这种技能来理解病人描述的令其烦恼也让他人困惑的体验。

以一个严重抑郁的老人为例,他有可能不会诉说自己感到抑郁,而是主诉自己疲倦、
身上疼痛、睡眠不好和感到内疚。病情加重时,他可能整天躺着不动,甚至一句话不说。
精神科医生也许会将其不动解释为抑郁症的特征。在作这种解释时
(通常还有其他线索的支持),医生假定不动现象是失望和绝望的结果。
对于不动现象(或者最严重时的“木僵”),有许多其他可能的原因;
精神科医生通过构造病人精神状态的整体情况,即为什么他不动或不说话,
将抑郁性木僵与激素或神经问题造成的木僵区别开来。

人类的差异性是我们所珍惜的。若世界上每个人的人格都相同,没有敏感的人,
没有喜怒无常的人,没有勇敢而莽撞的人,等等,这个世界将是可憎的。
与此类似,没有情绪变化的生活将是无法忍受的。

在荷兰的研究发现,相当数量的健康人经常“听见说话声音”;
丧偶者经常很清楚地听见已故配偶的说话声音(而且往往发现这种声音让自己感到欣慰)。
那么,精神科医生怎么能声称幻觉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呢?

作出的判断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差异。北欧人通常远远不像南欧人那样情绪外露,
因此痛苦表现到什么程度才令人担心就存在着不同,如在芬兰人和意大利人之间。

精神病的决定性特征是对奇异体验的个人起源丧失自知力。
病人没有能力进行“现实检验”——将自己可怕或忧郁的想法和感受与
外部现实进行对照并作出判断。他不会认为“我什么事都责备自己,
看不到前途,因为我情绪沮丧。”相反,他认为“我情绪沮丧是对我做过的事情的惩罚,
我没有将来。”他可能极力否认自己病了,不接受周围人为消除这些误解而做出的努力。
如此固执于内心体验,无法因相反的证据而对其作出改变,
这常常被称为“失去了与现实的接触”。他否认自己有病,
看不出家人或精神卫生人员想帮助他。精神病会是伴有高度焦虑和痛苦的可怕体验。
前述两种主要精神病清晰地勾勒出精神病学的发展,
因此现在值得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详细了解它们。

幻觉是“没有刺激的感觉体验”。
最为常见的是幻听——病人听见与自己讲话或谈论自己的声音。
幻视也并不罕见(但是极少像幻听那样完整和持久);
许多病人还会有体内发生变化的奇异身体感觉。
幻觉不是单纯地把我们的思想想象成脑子里的一种声音——我们大多数人都这么做。
对幻觉的体验强度等同于对外界事件的体验,并且是在大白天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发生的;
幻觉没有“好像”的性质,病人认为这些感觉完全是真实的。

妄想是“与病人所处文化不一致的、稳定而牢固的错误观念”。
与识别幻觉相比,确定某事为妄想需要更多地了解背景。
妄想引人注目之处是其被坚持的强度,以及面对合理论辩或相反证据时不受影响的强度。
病人对妄想的真实性或重要性都丝毫没有怀疑。

思维障碍往往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最具特征性的症状。
精神分裂症与其他精神障碍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其思维内容不同寻常
(由于它受到幻觉和妄想的影响,所以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
而且其逻辑和语法形式也出现紊乱。发生思维障碍时,尽管病人的单个词语都可以理解,
但有时却完全不能明白他们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在最极端的病例中,
病人的谈话内容中夹杂许多自己创造的词语和混乱的句子,完全无法让人理解。
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病人的句子似乎有逻辑性,但是不知走向哪里,或者无法回忆起。
对于可以回忆起的部分,即使重复和探讨之,也还是无法理解。

在抑郁期,病人严重抑郁,并可能有自杀倾向。在躁狂期,病人过度活跃,信心和精力爆满。
轻躁狂病人可能会对自己具有极大破坏性——他们过度挥霍,
行为不受抑制(酗酒、性生活过度活跃且不计后果、超速驾驶等)。
他们的精神病性症状反映了心境。若病人抑郁,则幻觉是批评和迫害性的;
若情绪高涨,则幻觉是赞美和鼓励性的。抑郁性的妄想通常是自责和自我贬低;
轻躁狂性的妄想是膨胀的、夸大的:“我会应邀在外交政策方面为总统提建议”,
“我的绘画作品价值数百万元”。

在穷困、失业、独居、朋友极少以及患有痛苦的或致残性的躯体疾病的人群中,
抑郁症要常见得多。早年丧母和童年困苦会使成年期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升高。
抑郁症还更容易在发生严重的个人问题(分手、考试未能通过、丢掉工作等)之后发病。

社会网络和友谊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这些,几乎没有人能生存。

焦虑
焦虑是拉薄了的恐惧。我们都体验过焦虑,而且焦虑无疑是有益的——
一定程度的焦虑使我们保持警觉,有利于更好的行为表现;
例如,对不及格的恐惧促使我们为考试埋头苦读。然而,心理学研究发现,
随着焦虑水平上升,行为表现只能提高到某一点,而当焦虑超过某一水平以后,
行为表现会急骤下降。焦虑障碍或许和抑郁症一样常见,但是焦虑障碍的病人中寻求帮助者较少。
“广泛焦虑障碍”的病人持续地过度焦虑。我们大多数人时不时地会体验到类似的焦虑水平,
但在焦虑障碍中,焦虑水平不会下降。广泛焦虑障碍令人筋疲力尽,病人不能睡眠,
体重下降,并且常常无法集中注意力。若持续时间很长,病人可能会转为抑郁状态。

对此的治疗通常采用行为治疗,即教会病人如何度过惊恐发作,从而减少发作。
治疗过程常比治疗单纯恐怖症复杂一些。社交恐怖是对见人的过度焦虑。
至于它究竟是一个合理的诊断,还是单纯的严重害羞,尤其是对此是否应进行药物治疗,
还存有一些切实的争议(第六章)。在社交恐怖中,问题通常在于躲避,而不是惊恐;
治疗方法是通过咨询帮助病人建立应对社交情景的技能。

强迫障碍
大多数人小时候都有过强迫行为——最常见的是竭力避开人行道上的缝隙,
似乎不这样做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运动员和演员更是出了名的多有如此——
某位网球运动员发球之前必须要颠三次球,某位主演的女明星戏服上没有一点绿色就不能表演。
这些迷信行为与强迫障碍有很多相似之处。强迫症病人必须以某一固定的次数
或某种特定的顺序重复一些活动或想法(经典的有洗手,以及检查和计数仪式),
以避免焦虑或所害怕的后果。当强迫尚处于思维阶段时(常没有外显的仪式),
问题在于重复的想法,其内容常常关乎可怕的后果(沾染到污物或细菌,
或害怕冲口而出亵渎或冒犯性的言语)。强迫障碍的特征在于思维或行为是重复的、
被病人抵制的、令病人痛苦的。强迫障碍不是无害的迷信或怪癖,而是能够主导和破坏生活。
例如,强迫清洁者最后会筋疲力尽,因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清洁,永无终止。
强迫思维者不能保住工作,因为他们受重复想法或计数的干扰,
还可能因为就担心的事情不断寻求确认而使同事厌烦。

强迫障碍倾向于与特定的人格特质相关——整洁、谨慎。
我们大多数人在自己身上都能找到强迫的特征,然而真正的强迫障碍看起来还是那样的古怪。
实际上,病人常常并不很快寻求帮助,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非常奇怪、
不可理解——他们为之尴尬。一直以来,强迫障碍为心理学所过度解释(第四章),
直到最近才发展出有效的治疗(对轻度病例可采用行为治疗和抗抑郁药)。

在重大应激时,转换和分离机制十分常见(而且往往暂时地大有帮助)。
战场上士兵常常貌似镇静地在枪林弹雨中作战,但事后完全不记得这些经历。
我们大多数人曾有过严重头疼或无法解释地感到不适,
过后才意识到那是逃避不能面对的某些事情的一种途径。
有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怀疑其机制是否真是无意识的,
如将这一机制用作司法辩护时(例如谋杀案中的自动症)。

在相对“心理成熟”的社会里,成年人中癔症越来越不常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难以承认自己感到恐惧的士兵发生了炮弹休克(双手粗大颤动,易受惊吓),
这无疑是癔症性的。这些士兵确实不知道是对战斗的恐惧引起了他们的症状
(“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们已经充分理解士兵会被战斗吓倒。
那些不能应对的士兵不再发生炮弹休克,而是发生了“战斗应激”。
他们感觉到了恐惧,无法发挥自己的功能,但是能认识到这种情况并寻求帮助。
他们不必否认恐惧,不必将其转换为“可接受的”症状,如震颤或瘫痪。
尽管现在转换症状在精神科病房已经相对罕见,但在其他医学专科它们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不过这些专科使用的是一个更中性的术语——“躯体化”。
治疗通常基于识别应激,以及帮助病人找到其他应对方法。

我们都有人格。人格是使我们不同于他人的相对持久的特征之集成。
它概括来说就是我们对个体的第一想法或描述。精神科医生不可避免地会对人格产生兴趣。
这首先是因为精神科医生必须区分疾病和人格
(这个人是患了抑郁症,还是他一直就郁闷悲观?)。
但是他们很快就注意到,有些人格类型更多地与他们治疗的某些精神障碍相伴随,
因此他们使用了相同或类似的术语。分裂型人格相当冷漠古怪,而偏执型人格过度敏感多疑。
癔症型人格倾向于情绪的强烈波动,需要充满激情的关系及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强迫型人格则谨慎、僵化。病态人格(有时称为社会病态人格或反社会型人格)
不但犯有违法行为,而且以对周围人没有感情或缺乏悔恨自责之心为特征。
他们与一般的罪犯是如此不同,以至于监狱和精神病院一样,
在如何对待他们的问题上存在困难。

成瘾
精神病学在酒、药滥用治疗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一点非常不明确。
大部分滥用者并没有精神疾病。然而,对于精神病学为什么要介入,
有许多令人信服的理由。有精神卫生问题的人使用酒、药的风险要高得多,
这或许是为了减轻生活中的痛苦(尤其是抑郁症和人格障碍)。
另一方面,酒、药滥用使精神卫生问题的好转变得更为困难。
若过度饮酒,抑郁症几乎不可能完全康复;
滥用药物的年轻精神分裂症病人则很难控制自己的疾病。

成瘾也有可能导致精神疾病。严重酒滥用可导致偏执性精神病、震颤谵妄、
抑郁症,最终更可导致痴呆。苯丙胺和可卡因与相当严重的偏执性精神障碍有关,
可导致暴力;LSD〔2〕和摇头丸使用者常见急性精神病性反应。
此外,与吸毒如影随形的贫穷和社会动乱可导致抑郁症和绝望。

自杀
自杀是悲剧,但在精神病学实践中并不少见。自杀者中约四分之一当时在看精神科医生;
在英国,自杀者中三分之二在自杀前一个月内曾咨询过全科医师
(40%是在自杀前一个星期内)。自杀风险最高的精神障碍是酒依赖和抑郁症,
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精神病性障碍和神经性厌食患者中,自杀是一个长期的风险。
虽然自杀行为在年轻人和女性中比较常见,但是成功自杀的男性是女性的3倍,
并且随着年龄增大自杀成功率持续升高。因为自杀总是伴随着痛苦和歧视
(自杀未遂在许多社会里被当作犯罪来进行惩罚;
在英国,20世纪60年代以前自杀一直是非法的),
一些人试图证明几乎所有自杀者都有某种形式的精神疾病。
这种说法不太令人信服,却可以理解,因为自杀者的心理状态过去曾牵涉到许多重要问题
(例如失去埋葬在神圣处所的权利)。

世界范围内年轻男性自杀率稳步升高,而且某些高风险群体(小农场主、年轻南亚女性)
自杀率仍然高得令人沮丧。这其中部分原因是致死手段容易获得
(对农民来说是杀虫剂和猎枪,使用汽车废气自杀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或许在于家庭纽带的弱化、无能为力感的增强以及酒、药滥用引发的问题。

精神科医生不会识透你的心思,也不会问你带有陷阱的问题。有时似乎看起来是这样的,
因为他好像知道的东西比你告诉他的要多。这并不是魔术——而是仅仅因为他曾听到过类似的故事,
从而能够理解你的情况。毕竟这是他的工作——理解抑郁、焦虑是什么样的感受,
知道人们怎样应对生活中的困难。很多人发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安慰——他们的问题不是独有的;
别人有过类似的困难,并且将其克服了。同样,
精神科医生不是要通过带有陷阱的问题“把你抓出来”。
他们想知道你的情况,想告诉你应对这些情况的建议。他们也不会违背你的意愿突然让你住院。
没有什么精神疾病诊断是需要立即强制住院的。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大量证据显示真正有风险的时候,
而且通常要经过许多讨论以及家人和全科医师的参与。

想要了解精神病学的历史不算困难,因为它比较短——只不过200年。
精神错乱者的存在是人们早已认识到的,而当家庭内部无法照料他们的时候,
一些权宜之计就出现了——对富人设有私立疯人院和疗养所,对穷人则设有济贫院。
济贫院里住着所有不能照顾自己的人——智力低弱者、病人、游手好闲者以及失业的人。
那里的条件严酷(这是故意的,以减小公共财政的负担),
而且其他同住者常常对精神病人没有耐心,或是占他们的便宜,
因此他们的生活过得很糟。私立疯人院也好不到哪里去。
开设或运营疯人院没有任何培训要求。其主要目的似乎是把富有家族的疯人藏起来避人耳目,
或为保护家族声誉,或为侵吞他们的财产。

收容院运动
19世纪20年代,收容院运动发展起来;在此后的70年间,
数百家收容院建立于英格兰的每个郡、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以及全美国,
它们的目的是收容穷困的“疯子”。这一投资的规模放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从其可以容纳数百病人、设备良好的巨型建筑可见一斑。
收容院的硬件(空间、供暖、食物、娱乐)要大大好于大部分病人家里的条件,
因为道德治疗的原则要求收容院拥有开敞的空间和广阔的面积,位于远离拥挤城镇的乡下。
至于它们常常选址于高处通风的位置,
则是因为当时的理论认为薄雾或“瘴气”影响到疾病的发生。

收容院一开始运作良好,它们常常接收新发病的病例——其中很多人康复了。
但是很快地,收容院里住满了那些没有康复的病人,变得十分拥挤。
从整个19世纪后半期直到20世纪初,精神病院里病人的康复率持续下降,
原因就在于这些较严重的病例越来越多。逐渐地,对治疗的乐观态度消退了,
收容院的条件恶化了(虽然比济贫院还是强得多)。

布洛伊勒出生于瑞士苏黎世州并在那里长大,他不想搬迁。
他的妹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亲近。
因此,回到她所在的伯格尔斯利医院工作看起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正是这三个人塑造了现代精神病学。

克雷佩林(1856—1926)
克雷佩林与他的新婚妻子于1886年搬到了多尔帕特(现属于爱沙尼亚)做收容院医生。
当时的专业人士阶层讲的是德语,但他的病人却不会——
结果是他一点也不明白他们说了些什么,无法有效地与之会谈。
他于是研究他们的病例记录,观察他们的病情波动。
由此他作出了精神分裂症(他称之“早发性痴呆”)和躁狂抑郁症之间的区分。
虽然这两种病症在急性期的时候难以辨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重要的差异便显现出来。
(他认为)早发性痴呆病人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康复,
并且随着每次急性发病残疾程度越来越重。基于疾病的病程,
他确立了两种主要的功能性精神病的分类,这一分类直至今天还在沿用。

克雷佩林一生到处周游,并且声誉渐隆,影响日增。他还是一位禁酒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在他到意大利的一次演讲中,他激进的诊断理念还不及他拒绝饮酒
这一事实更令他的意大利同行感到惊异。实际上,他认为倡导禁酒是自己为人类做出的主要贡献。

金·布洛伊勒(1857—1939)
布洛伊勒于1911年首先提出了精神分裂症这个术语。
此前他在苏黎世的伯格尔斯利医院进行过多年的认真研究。
布洛伊勒的状况可以说和克雷佩林天差地别。他从小时起所讲的方言就与他的病人一样;
他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妹妹住在同一家医院里;他晚上常常和病人聊天。
他通过各种方式试图理解和弄懂他们的内部世界,而不是像克雷佩林那样仅仅进行观察。
他对精神分裂症的定义基于病人体验的内容。
这种途径使他在疾病结局良好的情况下也能下诊断(假定特征存在的话)。
当然,很多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结局较差,但布洛伊勒确认了有些病人可以是结局良好的。

布洛伊勒认为,精神分裂症主要的紊乱是从亲密关系中的退缩,以及思维和心境的紊乱。
他认为幻觉和妄想是病人试图弄明白这些紊乱体验的努力。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
和克雷佩林一样,弗洛伊德也不得不为了婚姻放弃自己喜欢的职业。
作为一个犹太医生,他当时可能的选择就只有一条路——私人执业。
弗洛伊德没有在收容院工作的经历,所接触病人的几乎都是神经症患者;
他对自己的方法在治疗严重病人时的局限性一直都有着清醒的认识。
但是,在仔细阅读他记录的病史后会发现,他无疑治疗了一些紊乱情况相当严重的病人。
他的探索将他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即精神分析的建立(第三章)。
他认为自己既是一个治疗精神问题的医生,又是一个探索精神世界的科学家。
他始终相信,躯体治疗(即通过药物治疗)最终能治愈精神疾病。

20世纪20年代起,真正有效的治疗才被发现并得到推行。
这些治疗引起了态度的普遍转变,恢复了人们的乐观情绪。“精神错乱者”代之以“精神病人”,
“收容院”代之以“精神病院”,“对精神病患者出具正式证明”为“非自愿住院”所取代,
而自愿住院更是第一次成为寻常之事:这是在观念上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性变化。

哲学家尼采(Nietzsche)就是一个例子;
他不明原因地抱住了在都灵街头受到虐待的一匹马,几天之内就被禁闭在了精神病院里。
尼采11年后去世,从未能够康复。恶化是悲剧性的,且令人感到羞辱。
它常伴随夸大妄想(所有那些在漫画中确信自己是拿破仑的病人就是这么来的),
并最终发展为痴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有关虐待精神病人的丑闻浮出水面。
对几所精神病院的调查不断揭发出辱及病人人格和对病人疏于照料的事实。
报告所述内容从对病人尊严的蔑视到赤裸裸的虐待和殴打,不一而足。
这类丑闻为公众反复描绘了孤立隔绝的大型机构的状况(规模似乎是一个关键性因素,
在400个病人以上的机构中,风险急速上升);这些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受过的培训很少,
但是关系紧密,很多人选择这个职业都是追随父母的脚步。
大量的证据证实了戈夫曼所描述的医院的种种做法确实存在,它们根本不关心个性化的治疗或照料。

社会共识和后现代社会
有人提出,担心风险和规避风险是后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当共同的核心价值消退时,
保护自身的生存和福祉成为压倒一切的关注。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令人信服,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社会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社会共识越来越少,对风险的意识越来越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强调的是共享社会资产,例如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等,
现在它已经不同程度地让位于强调个人化照料的消费主义。
这一点由大幅增加的区域性和国际性社会流动反映出来,
而社会流动又反过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在我们作为成年人的活动中,
家庭的核心地位已经受到削弱,而且家庭本身也不再如从前般稳固。

现代工业社会很少是“同质的”——社会被切割为大块的部分,在出身、宗教、
价值观和种族上差异甚大。虽然这种现象有显著的益处,却可能给精神病学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只要不侵犯到他人的自由,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就能作为个人选择被接受,
并为人们所容忍。我们大多数人都高度珍视这些自由。
然而,对不同生活方式选择的容忍度增加了,却可能意味着对精神疾病敏感度的下降。
当人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着装和行事时,想要分辨某人古怪的着装和行为并不是单纯的自我表现、
而是疾病的一部分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躁狂病人过度活跃和脱抑制的行为就常常被误解为只是不负责任或喜欢自我表现。

酒和娱乐性药物的使用在西方社会的大量增多,令社会规范的不确定性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
醉酒通常使得精神疾病恶化,并使其治疗更加困难。
这也显著增加了识别精神疾病的难度——经常遇到这种不幸的情况,
即在评估某个年轻学生时发现,他已经患病数月,
但他的室友却将其症状归因为药物的使用,结果延迟了治疗。

讲到心理治疗,就不可能不提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不论对他是爱是憎,都不可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心理治疗,
而且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方式。我们在第二章提到过他。
当时的他不得不离开研究生涯,在维也纳通过私人执业谋生。
他的病人大部分是“神经症”患者,并且大多数都是女性。
他所见最多的问题不是“神经衰弱”(缺乏动力、轻度抑郁),
就是找不到躯体原因的明显躯体症状(瘫痪、疼痛、癫痫发作等)。
在见弗洛伊德之前,这些病人都经过了全面彻底的医学检查和治疗,但却丝毫不起作用。

弗洛伊德提出,男孩在大约3岁的时候开始渴望自己的母亲,
并将父亲看作是争夺母亲感情的竞争者(基于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
弗洛伊德对他理论的表达令人难以接受,然而这确实是一种深刻的见解,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某些人为什么永远学不会分享重要的关系。
在追求排他性的亲密关系的过程中,他们破坏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弗洛伊德的病人通常知道家庭和社会对自己的期望,并且因为不能达到这些期望而痛苦。
但在21世纪初,人们更倾向于体验到的是无目的和空虚,而不是无法实现期望的内疚。
情感疏远和意识错乱现在已成为病人主要的症状,
因此心理治疗正变得越来越结构化,以为病人提供界限和包容。

他的方法强调“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苏格拉底认为,
传授真理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提出合适的问题,人们自然会从中找到答案。

精神分析牢固地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早年生活的经历,以及对这些经历的记忆,
是很多疾病的起因。更令人信服的是,弗洛伊德向我们表明,
解决这些记忆问题能够治愈一些精神疾病。
因此,一个病人的个人史(即他们的“叙述”)不仅可作为理解其疾病的背景,
还可能是其疾病的源头。

自伤的盛行(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服药过量和自我割伤)显然受到群体规范和期望的影响。
区域性的爆发常常可以与电视肥皂剧中的自杀情节等特定事件联系起来。

当灵长类动物在主导其生活的尊卑等级中移上落下时,
可以明显地见到其类似抑郁和轻躁狂的行为变化。

邪恶精神科医生的形象在电影中频频出现:他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操纵受害者的心智,
并以把精神痛苦者和易受暗示者握在手心为乐。
《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莱克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非常善于洞察受害者的思想,
并运用这种力量引他们入套、利用他们。在另外一些电影里,
精神科医生生出了用自己的力量统治世界的夸大妄想。

创造欺骗性的健康需求来销售产品,这一诱惑力在心理学领域尤其强大,
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能“感觉好一点”。

《1964分裂的自我》

精神病学可以走向超越,走向真正的自由,走向人的真正的发展;
某些精神病学家做到了这一点。但精神病学也很容易通过(说得好折点)
非伤害性折磨而沦为洗脑术、行为诱导调整术。

把图形看作杯子或面孔侧影,奏"出不同的描述.与此相似,把人看作生物体或人,
也会得出不同的描述,进而得出两种相去甚远的理论,最后导致两种不同的行动。
人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它从人与他人的关系出发,最终得出对他人的描述;
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人始终被看作人而非生物体。

在诸多现象中,克雷佩林注意到了患者的“不可接近性。

我们承认有自己的隐秘和需要,我们或许能忆起自己的童年,那时,
父母最初能看透我们的心思。但终于有一天,我们怀着恐惧与颤栗撒了第一次谎,
并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陷入了无可救药的孤独,同时也明白了,
我们能在自己的生活中留下的,只是一些足迹而已。
这种真实的隐私为真实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然而,并非人人都能充分实现自己,达到我们所达到的状态。
那些被我们称为“精神分裂性个体”的人,在他人面前会觉得比我们暴露,
比我们脆弱,比我们孤独。正因为如此,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说,
他是玻璃做的,透明而空虚,苍白而脆弱,无力承受他人的注视。
他人的眼光会把他看穿,将他粉碎。可以说,
精神分裂症患者正是这样体验自身的。

他对外部的顺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

假自我有着这样一种倾向:
它会从所顺从的人身上袭取越来越多的性格特征。
当这种人格扮演变得可笑时,对人格扮演的厌恨就会显露出来。

小男孩不仅是在扮演妈妈消失的游戏,也在扮演自己消失的游戏,
弗洛伊德猜想,两种游戏都应理解为这样的企图:
通过不断重复对危险情境的焦虑去把握这种焦虑。

希望被感知的需要,当然并非单纯视觉上的问题。它还包括为他人所赞美、
所鼓励的普遍性的需要,自身整个生存被人认可的需要,以及被爱的需要。
生活中有些人无法在自身内部支撑起自己的身分感,或者就像卡夫卡笔下那位恳求者,
无法从内心相信自己活着。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只有当他们被别人所感知,
他们才会感到自己是真实的活人—— 就像R女士,当她得不到别人(充分了解她的人)
的认可或不能幻想自己得到这种认可时,当她得不到别人(可以对她作出重要反应的人)
的反应时,她就会感到非人化的威胁。她希望被注视的需要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
“我是他人所知和所认可之所是。”她需要使自己确信了解自己的人在场。
这样的人在场,会暂时减轻她关于自己是谁的不确定性焦虑。

隐姓埋名、不为人知、在陌生的世界里作一名陌生的过客,
彼得这种见诸行动的幻想,在具有自我意识倾向的人身上是常见的。
他们想象,如果能离开同事,离开家乡,重新开始生活,
就会没有烦恼。他们常常变换工作,搬家迁徙。然而,这种策略只有暂时的效果,
一旦他们与环境彼此熟悉,效果就化为乌有。

彼得弃职后便四方漫游,居无定处。他不属于任何既定的地方。
他老是从一个地方漂泊到不同的地方。他没有过
去,没有未来,没有财产,也没有朋友。他什么也不是,谁也不认识,也没有谁认识他。
他就这样为自己创造条件,使自己易于相信自己是无人。

彼得的罪感主要并非由于他的各种欲望、驱力,或冲动本身,
而是因为他没有勇气与现实中现实的人们一道从事现实的事情,从而成为一个现实的人。
彼得之罪并非在其愿望,而在于这些愿望始终只是愿望。
他的一无是处之感产生于这样的事实:他的愿望只能在幻想中而无法在现实中实现。
手淫使他得以用他与幻象的无生命力的关系,成功地取代与真实他人的创造性关系。
他的罪感在于,他的欲望只是幻想的欲望,并非来自真实的人,并非真实的欲望。
而本来,他可能拥有这种真实的欲望。

琼的这番话为荣格的一个论断提供了惊人的证明。荣格认为,
当精神分裂症患者遇上某个他觉得能够理解他的人,他就不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了。
他那些稀奇古怪、不可思议的行为原本是他的“病征”,现在却烟消云散了。

《2001沈渔邨精神病学》

在古代欧洲,希腊是精神病学发展较快的国家。公元前5世纪起,
被欧洲人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最伟大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认为身体由四种体液所组成:痰液、黄胆汁、黑胆汁、血液,痰液过多就会造成痴呆,
黄胆汁造成癫狂,黑胆汁造成忧郁。他创造了“癔症”一词,意为“游走的子宫”,
认为沐浴、膳食调养、改善卫生条件是保持良好健康的要素,
他开给精神障碍患者的药方通常是放血和通便。希波克拉底认识到脑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他说“脑是人类喜悦、欢笑和热情的发源地,也是痛苦、悲伤和眼泪的起源,脑同时也是意识的载体。”
希波克拉底建立了第一个精神障碍分类:癫痫、躁狂、忧郁、偏执,并试图描述各类人格特点。
在古罗马时代,医学继承了希腊医学的传统,医生开给患者的处方通常是沐浴、锻炼、
按摩和饮用葡萄酒,古罗马人认为情欲是导致癫狂的主要原因,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理智和行为恢复心神平静。古罗马最伟大的医生是盖伦
(Claudius Galenus,129~199),他在希波克拉底的学说基础上发展了热、
冷、干、湿的概念,并认为精神障碍也可导致躯体疾病。

到了中世纪(公元476年至17世纪),由于医学被神学和宗教所掌控,
精神病患者被视为魔鬼附体,采用拷问、烙烧、坑害等苦刑来处罚,
使精神病患者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精神病学不但没有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
在文艺复兴时期,精神疾病患者的境遇稍有一些好转,
驱逐和禁闭是最普遍被采用的对待精神疾病患者的方式,
例如有些国家通过“愚人船”将患者送上海洋上的孤岛。

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比奈尔(Pinel,1754~1826)被认为是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
提出解除患者的枷锁和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精神病患者,故被称为精神疾病患者的解放者。
此外,比奈尔还建立了巡视患者和记录病情制度,并试图分析和归纳精神疾病的症状,
对患者实施人道主义治疗,他把精神病分为忧郁症(智力功能障碍)、
躁狂症(伴有或不伴有谵妄的神经兴奋过度)、痴呆(思维过程的障碍)、
白痴(智力及情感的消失)四类。在治疗方面,比奈尔提出医师要理解患者的感情,
并组织患者参加医院内各项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