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精神》
献给多丽丝·菲尔丁·里德
不知道这几位是谁
东方和西方
希腊取得的所有成就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留存了下来，
而我们却无从知道这一部分是否就是希腊文明中最优秀的部分。如果真的是最优秀的留存了下来，
那倒有些奇怪。因为在很久以前那个纷繁混乱的世界中，没有任何律法能够保障适者生存。
但侥幸留存下来的那很小的一部分就足以证明希腊人在他们所涉及的思想、
艺术领域无不有惊人的成就。他们的雕塑无与伦比，他们的建筑精美绝伦，
他们的文章作品空前绝后。散文总是最后才发展起来，希腊人于此只是稍有涉足，
却也留下了许多精品。在历史学上再没有人比得上修昔底德；除圣经之外，
在诗体散文上，没有人可与柏拉图媲美；在诗歌领域，希腊更是无与争锋；
说起史诗，没有人可以与荷马相提并论；品达的颂歌无出其右；
有史以来的四个悲剧大师中有三个是希腊人。这份丰富的艺术宝藏留存到今天的实在太少了：
他们的雕塑，凋损破碎，化为灰尘了；他们的建筑物早已倾圮；他们的绘画永远不会再为我们所见；
除了极少数之外，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已散轶不存。我们所有的只不过是旧日的一些残迹；
而两千年来，我们所有的也只有这些。但就是这些鸿篇巨制的残迹，
从来都是对世人的激励和挑战，也是我们今天最为珍视的财富。
希腊的天才们绝无可能不得到我们现代人的极力推崇。他们的伟大成就尽人皆知。
所有人都同意希腊属于古代世界。任何历史学家，无论他怎样划分古代和现代，
希腊人都无可争辩地属于古代。但只是就时间的先后而言，他们是在古代社会的时间段中；
希腊人身上没有任何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标志。
我们所能重新构建的古代社会都带有同样的标志。在埃及，在克里特，
在美索不达米亚，只要我们能读到些史料，我们都会发现同样的情况：
每个国家都由一个专制的君主所统治，他的一时兴致和感情好恶决定了国家的命运；
一群悲惨的、慑服的民众；教士或僧侣组织控制着国家的知识领域。
我们所了解的东方国家到现在仍是如此。这种情况从远古时代起，沿袭几千年至今，
本质上没有丝毫改变。只有在过去的几百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才出现了一些改变的迹象，
做出要与现代社会的需要合拍的姿态。但是其精神仍旧是亘古不变的东方精神。
这种精神从远古流传至今，永远和一切现代的事物不相调和。
这种状况和这种精神却与希腊人格格不入。希腊人既没有去仿效他们之前的文明，
也没有去仿效他们同时代的文明。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些全新的东西。
他们是最早的西方人；西方精神，也就是现代精神，
是希腊人的创建，希腊人是属于现代社会的。
我们却不能这样评定罗马。罗马在很多方面更像古代世界和遥远的东方，君主像是神明，
他们使人民饱受欺凌、充满恐惧，并把这作为他们最大的乐趣，
这和古代和东方国家别无二致。并不是说罗马精神具有东方的印记。
罗马产生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务实之人，对他们来说，
东方圣哲的玄思冥想不过是最闲极无聊的举动。“真理是什么？”比拉多曾轻蔑地问。
但罗马精神距希腊精神和东方精神同样地遥远。当希腊的领袖地位传到罗马的时候，
作为希腊最显著标志的思想、科学、数学、
哲学等等对世界本质及其种种形式的热切追求中断了许多个世纪。
如果我们坚持古典世界具有同样的特点，那么古典世界就变得神秘难解了。
很难找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同之处。区分古代和现代、
东方和西方的惟一标准是人在处理一切事物中的至上的理性，
它产生于希腊并在所有古代社会中仅存于希腊。希腊人是最早的理智论者。
在非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古代世界中，希腊人成为理性的首倡者。
我们发现希腊人因为运用理性来了解世界的缘故，他们也生活在一个合乎理性的世界之中，
我们把这个成就当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接受下来，觉得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
但事实上，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观点也只是在某个严格限定的范围之内才是正确的。
在广袤千里、人口众多的东方就不是这样。在东方，
外在世界的万物递变相对来说就显得无足轻重，当然更不值得大智者们的注意。
我们西方人所谓的对现实世界的事物的观察与思考，在东方不受任何重视。
这种价值观源自远古时代。在希腊人诞生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中，理性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那个世界中所有重要的事物都属于那不可见的领域、那只有精神才能了解的领域。
在埃及，人们注意的中心是死去的人。在这个曾经统治世界的辉煌的帝国中，
死亡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一代一代无数的埃及人都认为死亡是他们最切近、
最熟悉的东西。埃及遗留下来的不可胜数的以死亡为主题的艺术作品
最好地说明了这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对埃及人来说，
永恒的实在的世界不是他们身处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
而是他们随时都会通过死亡之门到达的那个世界。
埃及的这种情况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人生的苦难。在古代社会中，
普通百姓的生活一定悲惨之极。那些历经几千年的沧桑而留存下来的惊人的劳动成果，
是以无数人的辛勤劳作甚至生命换来的，
而普通人的心血和生命从来都不会被认为是有任何价值的东西。在埃及和尼尼微，
没有什么东西比人命更不值钱了。甚至一般的殷实富庶之家、达官显贵和经时济事之人，
也不免终日惴惴不安。现存的一个埃及显贵的墓志铭中记载了
他因一生未遭地方官员的鞭笞而致人艳羡。
任何人生命财产的安危取决于口含天宪的君王的一时兴致。
只要读一读塔西陀的著作中记载的早期罗马皇帝专制统治下的社会情况，
就可以知道在古代世界里普通百姓的安全是怎样地毫无保障。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在此世中看不到任何获得幸福的希望，
便很本能地想在彼世中寻求慰藉。人们毕生追求的安宁、
和平和欢乐只有在死者麇集的冥世才能得到。相比之下，他们对任何现世的生活没有留恋之情，
也没有什么让他们觉得比冥世更实实在在。即使他们殚精竭虑地运用他们的思辨能力，
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他们的脑力与思辨的能力对于他们最为关切的问题，
也就是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地位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毫无用处。
脑力与思辨不能给他们无望的生活带来希望，
也不能给他们任何力量去忍受那些无法忍受的苦难。心怀恐惧、
饱经苦难的人们不会去寻求理性的帮助。他们本能地从外界现实退却，
而埃及的僧侣宣扬死亡、贬抑理性的做法，更极大地助推了老百姓这种倾向。
在希腊之前，思想领域的控制权掌握在僧侣们的手中。他们是埃及的知识阶级，
权倾天下，连国王也受制于他们。这个庞大的组织一定是由一些当时非常杰出的人物建立起来的，
他们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但他们的旧学新知是否有价值，要看它是否会增强这个组织的影响力。
真理是一个行事谨慎的女郎，不见到毫无偏见的人绝不露出自己的面目。
随着僧侣势力的日益强大，任何对他们不利的想法都被打入冷宫，
所以这些僧侣很快变成了可悲的知识分子，只会墨守前辈探索者的成果，不再去自由地思考。
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
他们所掌握的所有知识都只限于让这个组织之内的人知道。因为教导人们学会自己思考，
无异于自毁他们自己权力的根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必要有知识，
因为无知即是敬畏，而在黑暗未知的迷境中没有人能独自找到自己的道路。
他们必定需要一个权威的人来指引他们。僧侣的权力正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之上。
实际上，神秘和制造神秘的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僧侣的权力源于无知所产生的神秘，
他们自然就尽力使这神秘更加神秘，并压制想要探求这神秘的任何行动。
理性在古代世界中所扮演的可怜的角色是由一个绝对的最高权威分配的。
它同样也以无可争辩的绝对性限定了思想和艺术的范围。
的确，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敢于起来反对这种绝对权威。有几年法老和僧侣产生了争端，
最后法老获得了胜利。阿肯纳顿的故事是人所熟知的，他敢于独立思考，
并建造了一座城来供奉那惟一的神，而且对其极力宣扬。
他的所作所为好像正触到了强大的僧侣阶级的痛处，但实际上却是另一种情形。
那些僧侣们都是些饱学之士，对人性有深深的了解。他们等待着。
这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只能得一时之势。人们不禁要问：他和僧侣们的斗争是否耗尽了他的生命？
——他死去之后，他所倡导的一切无一得以幸存。僧侣们控制了他的继承者。
他们从纪念碑上磨去了他的名字。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地触动僧侣们的权力。
但无论僧侣阶级对某个个别的统治者的态度如何，从总体上来说，
他们历来都一心一意地忠于当时的独裁政权。他们从来都是王位和更高权力的支持者。
他们的本能没有错：民众的不幸正是僧侣的机会。民众不仅应该是无知的，
更应该是慑服的、悲惨的，这样才会使他们的权力更有保障。
人们的思想朝着未知世界的方向走得越远，那个世界的钥匙就越来越紧地掌握在他们手中，
他们令人恐惧的权力就更加稳固了。
当埃及衰亡之后，东方人朝着埃及指向的方向走得更远了。
亚洲各国的悲惨境况是人类历史上可怕的一页。对于无法逃避的现实，
东方人便否定这些现实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这样，他们就获得了能使他们忍受下去的力量。
死人们行走、酣睡和宴饮的埃及世界转而变成了在它的各种象征主义作品中
早就隐隐约约地存在的鬼神的世界。印度多少世纪以来都是东方的思想领袖，在那里，
很久以前理性世界就和精神世界分道扬镳，而整个宇宙落入后者的掌控之中。
现实——我们耳闻、目睹、触手可及的现实，
那现实生活之道——被看成没有任何意义的虚构的东西，
和道毫无关系。我们两耳所闻、双目所见、伸手所及的一切全都是模糊的、不实在的、
不断消逝的梦影；只有神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当现实生活过于艰辛、过于黑暗的时候，
那是人们惟一的出路。当人们在尘世生活中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希望的时候，
他们必定会去寻求一个避难所。这时人们就从恐怖的外在世界逃到了那饥馑、瘟疫、
烈火和利剑不能触动的内心的城堡中。这就是歌德所称的内心的宇宙，当外在世界的
冲突不能解决的时候，它能够靠其本身的律法生存，
创造自己的安全机制，形成自足的体系。
这样，东方人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忍受那些本来无法忍受的事情，
他们千百年来一直在不懈地追寻着这种方法，并情愿按照这种方法最牵强的暗示去做。
在印度，真理的概念和外部现实已经完全脱离；所有外物都是虚幻；真理是内心的意向。
在这样的世界中思辨之理性与善察之明目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因为既然除了神灵之外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
那么再去关心比幻影犹不及的外物就是愚蠢之极的举动了。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思想领域中最为发达的学科会是数学。
没有什么比通过数学想象出来的理想世界能更少地对生活带来任何实质的影响，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学科能更少地给整个神学领域带来任何触动。
纯数学思维使人们遨游于苦难生活之外的天空，
而且也没有一个僧侣对自由地进行数学思考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个问题有任何兴趣。
在这个领域中，人们的思维可以随意驰骋。柏拉图曾经这样说过：
“和埃及人比起来，我们只是些幼稚的数学家。”印度在数学领域也有突出的贡献。
但是，只要人的思想活动在某个方面受到限制，那么它即使在不受限制的方面迟早也将无以为继。
在当今的印度，精神已经绝对战胜了理智，佛教作为印度精神的伟大产物，
不管它盛行于何处，
这种信仰的宗旨都认为此世万物都是幻灭而对其本质进行的一切探求都归虚无。
像在埃及一样，印度的僧侣们也看到了他们的机会。
地位如同僧侣的婆罗门和强大的佛教集团拥有的力量实在是太惊人了。
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境遇悲惨的民众除了在那不可见的世界里再没有一点希望，
而僧侣阶级的权力正是和此世无足轻重这样一种信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他们也尽力维护这种信仰。这个循环过程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完整的：
栖身荒屋以求一夜之安的旅人不会去修葺漏雨的屋顶，
而居于此等悲惨境地的人的惟一的快乐就是否定尘世生活的重要性，
也不会再试图去改善现实生活。印度走上了一条万物皆为人所未见的道路，
直到那可见的事物也不再可见。这就是人们世世代代因循一事的后果。
我们是灵魂与肉体、理智与精神相结合的动物。
当人们的注意力过于集中于一物而不及其余的时候，他们就只能畸形发展，
变成一明一眇，对生活赋予我们的以及这个广阔的世界所包含的一切，
他们都只能看见一半。但在古埃及世界和早期亚细亚文明中，
在那个钟摆越来越远离一切现实的世界里，一种崭新的东西出现了。
希腊人诞生了，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开始了。理智与精神
快乐地生活、认识到世界的美好和生于其中的无限乐趣，
是希腊迥然不同于以前所有的社会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至关重要。
希腊留给我们的所有事物中都铭刻着生的快乐，忽视这一点，
就忽视了理解希腊如何在古代社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
然而这一点却并非彰明较著，因为希腊的文学作品中同样也充满了悲哀。
希腊人深知生的苦涩如同他们深知生的甘甜。欢乐与悲哀、喜悦和苦痛在希腊文学中携手并存，
却没有引起冲突。不懂得欢乐的人也必然不懂得苦痛。
那些精神消沉抑郁的人们不懂得欢乐一如他们不懂得悲伤。希腊人和消沉抑郁无缘。
他们的文学作品从不会基调灰暗、情绪低沉，而总是黑白分明的，或是深黑的、
血红的、金黄的。希腊人深切地、无比深切地知道生之无常和死之切近。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所有人类的种种努力都是短暂的、无用的，一切美好的、
使人快乐的事物都会转瞬即逝。甚至当品达在赞颂竞赛胜利者的时候，
生活对他来说也只是“幻影之虚梦”。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
他们也从来没有失去生活的品味。生活永远是奇妙的、令人欣喜的，
世界永远是美好的，而他们，永远为生于其中而欢歌。
甚至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乐趣，在希腊人看来也是真切的享受。荷马这样写道：
“盛筵、琴音、舞蹈、更衣、沐浴、爱和酣睡，这些对我们来说永远弥足珍贵。”
再也没有什么时候像早期希腊的抒情诗中描写的那样，一食一饮，友朋相聚，
或者冬夜里温暖的炉火，会给人们带来那么大的乐趣——“寒风怒吼的冬夜，晚宴之后，
端一杯香醇的美酒，摆上一些干果点心，偎着温暖的炉火，坐在舒适的卧榻上”；
春天“闲暇的时候，在忍冬的芳香轻飏的白杨树林中，在梧桐和榆树的轻声私语之中”的一次慢跑；
在一次欢宴中“穿行于酒席之间，聊发少年之狂，携一架竖琴，
在云集一处的智者们中间静静地轻弹奏一曲”。这些在希腊人看来都是无上的乐趣。
他们发明喜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古典喜剧中那种疯狂、喧闹、恣肆的寻欢作乐，
那种激情的、充沛的、丰盈的生命活力最是他们的特点。埃及的坟墓，希腊的剧院，
我们想到前者就像想到后者一样自然。将近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世界在雅典开始改变。
《波斯人》一剧是埃斯库罗斯为了庆祝希腊人在萨拉米斯大败波斯人而作的，
剧中有许多地方表明希腊和东方的不同之处。波斯人禀告他们的女王说，
希腊人都是自由人，他们参加战斗是为了保卫他们所珍视的东西。他们没有主人吗？
女王问道。回答说，没有。没有人把希腊人称作奴隶或家奴。
希罗多德在他的史书中也写道：“他们只服从法律。”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看到一种全新的东西。
自由的信念开始萌生了。个人对于城邦来说全然无足轻重，这个从早期氏族社会流传下来，
在古代社会中一直被广为接受的信念，在希腊被一种崭新的信念所代替，那就是：
个人在城邦中是自由人，他出于自愿来保卫城邦。
仅仅靠昂扬的精神和强健的体魄不足以带来这种变化。
在希腊，另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开始独立思考。
希腊人把庄严的宗教信念和那些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利益放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上。
他们从不去向祭司寻求指导和忠告。如果他们想知道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
或者他们想知道“真理”是什么，他们会去问苏格拉底，或者去问杰出的智术师普罗塔哥拉，
或者去问某位饱学的语法学家。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去问祭司。祭司能告诉他们在什么时间、
以什么方式进行祭祀，那才是他们的职责，此外无它。柏拉图晚年所著的《法律篇》，
其主旨和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离经叛道颇相反照，他在书中详尽地论述了宗教这个主题，
但对祭司却只字未提。也许应该指出的是，和《理想国》的写作目的不同，
柏拉图写《法律篇》不是为了描述一个理想的、天堂般的国度，
而是直接面对当时希腊人的思想和感情进行探讨。书中的主要谈话者，那个雅典人，
当他提出一些新的看法的时候，经常遭到另外两个对话者的反对，但他们却毫不意外、
毫无异议地同意：那些随意谈论神明、牺牲和神谕的人，应该由议会成员对其提出警告！
议会成员“应该和他们进行交谈，以改善其精神健康”。
而这三个谈话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这应该是祭司的职责。此外，
“当一个人因为亵渎神明而被起诉的时候，
执法官应该查明他这样做是故意所为还是幼稚的轻慢无礼。”
很显然，如果事涉希腊人的生命和自由，祭司没有任何发言权。在争论接近尾声的时候，
他们简短地提到了祭司应有的职权范围：“当一个人要进献牺牲的时候，
让他把他的供品交到一个祭司的手中，来进行这神圣的仪式。”
这就是对话者们认为祭司在宗教中的地位，而他们在宗教之外没有别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例子，最能表明希腊人的观点：
雅典人把那些自称“能降魔驱鬼并能通过祭祀和祈祷沟通鬼神的人”——
也就是那些我们现在在最文明的地方仍能看到的那些利用巫术或其他诡秘的办法来祈求天恩的人
——归结为具有“邪恶本性”。
但是，如果只看到希腊人这方面的聪明才智，我们看到的只是问题的一半。
即使在希腊，科学和哲学也有着庄严的面孔，但希腊人却不认为运用智力有多么庄严。
有一位希腊作家把“思想和观念”称作“头脑美丽永生的孩童”，因为那是他们最喜欢的事物。
即使在文艺复兴运动最为辉煌的年代，
学识也从来没有像它在伟大的雅典的年轻人心目中那样光彩四射。来听听这段谈话吧。
黎明的时候，苏格拉底被一个年轻人急促持久的砸门声惊醒，“是谁？”苏格拉底迷迷糊糊地问道，
“啊，苏格拉底，”是他很熟悉的一个年轻人，“好消息，好消息！”
“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好了，说吧。”年轻人已经进来了：“啊，苏格拉底，普罗塔哥拉来了，
我昨晚听说的，当时我想马上来告诉你，可天实在太晚了。”“怎么回事——普罗塔哥拉？
他偷了你什么东西了吗？”“没错，没错，是这么回事，”年轻人大笑道，“他偷走了我的智慧。
智慧在他那里，他能给把他的智慧分给我，跟我一起去见他吧，现在就走。”
几乎在柏拉图的每个对话集中都能找到和这个热情、欢快、好学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的人。
只要苏格拉底走进竞技场，人们就忘了锻炼、比赛，一群热切的年轻人围着他。
告诉我们这个，教给我们那个，他们喊叫着。友谊是什么？正义是什么？
我们不会让你走，苏格拉底。真理——我们要真理。他们说：“我们喜欢听智者们谈话。”
柏拉图在一次谈起国与国之间的不同之处的时候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只喜欢金钱，
我们的特点则是我们热爱知识。”圣路加说：“雅典人和旅居雅典的异乡人，
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谈论或倾听新鲜事情上。”甚至外邦人也受到了感染。
耳濡目染希腊人对知识的热切爱好和对世上万物的强烈的好奇心，他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奔波于小亚细亚海岸的圣保罗曾遭暴徒袭击，然后被关在监狱中并遭到毒打。
而在雅典，“他们把他带到最高执法官那里，
问他：‘我们能不能知道你这种新教义的内容是什么？’”
热爱理性、热爱生活，喜欢思考、喜欢运动，这是希腊与众不同的特点。
埃及和东方通过苦难的生活和对理性的否定将精神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希腊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道路。他们的天性以及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同这条路永相隔绝，
但他们对精神的了解同样深刻。他们的艺术表明正是在精神世界中他们的天才才得以最充分地表现，
这足以说明一切。实际上，正因为他们的那些杰出的艺术成就，他们的智力才显得有些相形见绌。
希腊对我们来说就是希腊的艺术，而这个领域不是理性统治的领域。
希腊精神的繁荣发展带来的累累的艺术硕果正说明了精神力量在希腊的存在。
希腊与印度和埃及的不同之处不是其精神的羸弱，而是其思想的高度发达。
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思想在他们那里珠联璧合。对他们来说，
精神世界不是自然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而是与他们所知的这个世界毫无二致。
美和理性在其中同时显现。他们发现精神的结论和理性的结论并不是互相冲突的。
理性和感情不是对立的。诗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都是真理。
毋庸置疑，研究天体比研究地上的东西要给我们更多的乐趣。但因为天空如此高远，
我们的感官给予我们的关于天上万物的知识就稀少而模糊。而那些活生生的东西则正相反，
它们就在我们的门外，如果我们真的感兴趣，我们就能够对其中任何一种有全面而确定的认识。
我们能够欣赏一具雕塑的美，难道我们就不能感觉到生命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吗？
特别是当我们因为热爱知识的缘故去寻找万物的起因并展示意义的存在的时候，
自然的意图和深藏的规律就会在所有事物中显现出来，所有的作品都呈现出美的某种形态。
苏格拉底死前和朋友的最后一次谈话，极准确地说明了希腊人是怎样用理智来控制情感，
并取得了精神与理智之间的平衡。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来陪伴他度过生命的最后片刻的朋友们谈起了灵魂的不朽。在那样的时刻，
只去寻求安慰或者鼓励、丧失冷静的思考和判断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苏格拉底身上的希腊品质没有使他失去冷静。他是这样说的：
此刻我很清楚，我没有一个追求知识的人应有的品性；像平常人一样，
我只不过是一个好争之徒。一个好争之徒在争论的时候并不在意问题的正确与否，
而只是急于说服他的听众。此刻我和这种人惟一的不同仅仅是——
他想使他的听众相信他所说的都是正确的，而我想说服的是我自己；
说服我的听众对于我来说是次要的。你们一定要看看我这样做能有什么收获。
因为如果我说的是正确的，我必须要相信我所说的；如果人死后万事皆休，
那么我仍旧应该在我有生的这片刻使我的朋友摆脱痛苦，我的无知也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害处。
这就是我讨论这个问题的精神状态。我请你们思考的是真理而不是苏格拉底。
如果你们相信我是在说实话，那么请相信我；如果不是，那么请倾尽你们的全力反对我，
以免让我故意地欺骗了你们同时也欺骗了我自己，
使我就像蜜蜂一样在临死之前把毒刺刺进了你们的身体。现在我们开始吧。
东西方的艺术
王权复辟之初，一群饱学之士在国王面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争论的问题是，
为什么把一条活鱼放进满满的一桶水里面，水不会溢出来，而如果把一条死鱼放进去，
水就会溢出来？学者们提出许多和生死的内在意义有关的、
牵强附会的原因来证明水或鱼的精神特性。国王命令人拿来两只同样的桶，
看着他们把鱼放进桶里。当学者们看到放死鱼的桶和放活鱼的桶里的水同样溢出来的时候，
他们得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教训，那就是不要让理智完全走上精神的道路，
并自我封闭起来不受任何干扰地进行纯理性的思考，思想应该接受外在世界的制约。
尊重事实是理智应严守的金科玉律；对事实保持敏感是它鲜明的特点。
如果精神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对事实的这种敏感就会消失。所以在中世纪，
当西方越来越注重精神活动的时候，
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只能把他们的聪明才智耗费在诸如一个针尖上能同时站立多少天使这样的问题上。
如果把对待现实的这种态度再向前发展一下的话，那就会如同一个佛教信徒在佛像前晃悠着，
成千上万次地持诵阿弥陀佛，直到他忘记了佛像，忘了阿弥陀佛，也忘了他自己。
所有的思维活动都进入休眠状态，而精神则完全沉浸在其本身之中寻找真理。
婆罗门教最重要的经文《奥义书》中这样说：“让一个人来深思‘唵’这个音节，这
是一个永不消亡的音节，任何人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大声地重复它，就会走进它并获永生。”
爱默生说：“神给了每个人机会来选择真理和安宁，我们可任取其一但不能全有。”
这是西方的说法和思维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真理意味着发现事物本身的性质，
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活动。
据说当时波力诺塔斯准备为特洛伊的海伦画一幅像，
于是他就去了以美女而闻名的克罗特纳，去求见那些人们认为最美貌的女人。
他在动笔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这些女人，但当画完成的时候，
画中的人不是任何一个他见过的美女的样子，但却比他此前见过的任何女人都要美丽。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希腊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佛教徒同行们相比，
也不能说是以画得逼真为标准的；他最后同样也是将视线从他眼前的女人们身上移开，
然后在他的内心中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美的形象；
但这个故事也同样说明了这两种画家的不同之处。
希腊艺术家的画室不是供其面壁沉思的静室，而是活生生的世界。
他的画像来自于他研究过的女人；画中的形象取决于她们真实的体态，
它是超乎个人的却不是超乎自然的。
因为印度艺术家从一开始就认为现实世界完全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象征主义。他们最不善于抽象思维。数学家和哲学家能够思考纯粹的概念；
对艺术家来说抽象概念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可资一用的东西。
象征主义的方法使他对某些东西有实在的把握，
哪怕他仍坚持这些实在的东西和感官感觉到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象征符号是带有虚幻色彩的实在，是我们通过镜子看到的影像，哪怕是昏暗模糊的影像。
在象征主义中，现实是重要的，哪怕它们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代表了其自身之外的其他东西。
神秘派的艺术家可以对之随意取舍。他们还可以随时创造自己所需的简单的象征符号：
用很多手臂来象征多种力量；用很多乳房来象征精神滋养。这是一种精炼的象形文字。
惟一的节制来自他自己的内心，但是，因为他们轻视外在的世界，对事物总有一种偏见，
不承认它们是美丽的，因此在他们的内心中必须要找到精神的意义，
那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被推向一种他们能够符号化的模式，也正因为他们将模式符号化了，
这些模式才具有了意义。
一个著名的希腊画家向人展示他的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串葡萄，
那串葡萄画得如此逼真，竟引得鸟儿来啄食，人们因此称他为艺术大师。
而他说：“如果我真是一个大师的话，画上的小孩儿应该吓得鸟不敢下来。”
这个小故事中对鸟的智力的这种有趣的假设完全是希腊风格的。
葡萄应该画得像葡萄而男孩应该画得像男孩，因为人不可能想象出比现实事物更美好、
更有意义的东西。“不要说谁上天堂，谁下地狱，因为道（Word）离你那么切近，
它就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中。”希腊艺术家既不去幻想天堂，也不去幻想地狱；
道离他们如此切近；他们发现现实世界已经完全能够满足精神的需要。
他们不希望给神的形象增添任何非人的特征来使他们显得神秘。
而既然他们认为他们周围的人体就是最美丽的，
他们自然也就不去想把神的形象变得与人有什么不同。
一尊婆罗门湿婆的青铜雕像，塑造出了一个动感强烈的舞蹈姿势，
他的身体上伸出许多手臂，表现出连绵的有节奏感的动作。他的轻盈纤巧的体态，
也修饰得与凡人不同。他的身上围绕、装点着许多奇异却有象征意义的东西，
一条盘卷的毒蛇，一个骷髅，一个美人鱼一样的东西，头发上和耳朵上戴着长长的饰物，
脚下还踏着一个身形扭曲的怪物。
这尊雕像表现出来的美是世上任何原有的美好的事物所不具备的。
在希腊，灵魂与肉体之间无尽的争斗结束了。
希腊的艺术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斗争的存在。他们是精神唯物论者，
他们从来没有否定肉体的重要性，也从来都能在肉体中看到精神的重要性。
神秘主义对希腊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为他们是会思想的人。
思想和神秘主义从来都是无法调和的，希腊艺术中也很少使用象征的手法。
雅典娜不是智慧的象征，而是智慧的化身，她被雕塑成美丽的女性，
她严肃的神情表明她富于智慧，除此之外她身上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标志了。
梵蒂冈望楼的阿波罗不是太阳的象征，凡尔赛的阿尔忒弥斯也不是月亮的象征。
他们表现出的美以及普遍人性与象征主义的手法毫不相干。
希腊人对装饰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在他们所有的艺术中，他们首先想的是要表达什么，
不是怎样去表达，而仅仅是模样动人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
希腊的艺术是智性的艺术，因为它是思维清晰的思想者们创造出来的，
所以也是朴素的艺术。世界上从未有过像希腊人那样伟大的艺术家，
因为精神把最好的礼物馈赠给了他们，澄明的思想又赋予他们简洁、明晰、
自然的表达方式。他们能够抛开所有纷繁琐碎的细枝末节，从而清晰、朴素、
不加雕琢地把握他们要表达的东西。希腊的格言“凡事勿过度”，就是他们追求的标准。
在艺术上，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的产物，而结构设计是希腊人最优秀的标志。
那种将希腊悲剧三部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力量，以及促生希腊雕塑简洁刚毅的造型的东西，
在希腊的建筑中都有非常明显的痕迹。
希腊神庙是杰出的思想和同样杰出的精神紧密结合的产物。
印度的寺庙是很多装饰物堆砌起来的。建筑物的线条已经完全淹没在那些装饰物之中。
满墙满壁的形体雕塑和花饰，纷繁突兀，
把墙壁变成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毫无规则的堆砌物。这不是有机结合的整体，
而是堆砌；丰富，但是繁乱。这些寺庙好像不是有计划地建造起来的，
而是根据装饰的需要东一下西一下拼凑起来的。我们从其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信念：
每个精雕细刻的细微之处都有着某种神秘的意义，
而整个庙宇的外观在艺术家看来只是用来雕刻那些真理的符号的地方。
这是装饰，不是建筑。再说埃及的庙宇，
那些好像只有能引起地震的力量才能创造出来巨大的花岗岩石料，
却也不是出自几何学和美感之间的平衡，科学和精神是有的，但最重要的是力量，
是那种沉静而恢弘，令人自感尘微的超人的力量。和它比起来，
人所有的一切简直什么都算不上。人被比没了。埃及的建筑师被可怕的、主宰一切的、
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所震慑，从没想到过如芥子之微的人。
希腊鼎盛时期的建筑的设计者和建造者都是有思想的艺术家，
理智使他们只去思考这个可见的自然世界，但仅次于此，他们也热爱人性的世界。
希腊的神庙是在精神力量照耀下的理性活动的完美创造物。
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建筑像他们的建筑那样简洁。
帕台农神殿的笔直的柱子上面就是朴素的柱头；山墙上雕刻着一些浮雕，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但是——这正是希腊创造的奇迹——就是这些绝对简单的结构比起世界上任何庙宇、
教堂或宫殿来都更加庄严、典雅。庄严，但有人性，这是希腊真正的特点。
没有像埃及那样的超人力量；没有像印度那样奇异的超自然的形象；
帕台农神殿是人性的家园，轻松、平静、有序，既肯定自我也肯定世界。
充满欢乐的希腊人向自然全力挑战。他们把他们的神庙建在山巅，映着苍穹，
俯瞰着汪洋大海。他们能建造比群山、比大海、比天空更完美、更伟大的建筑。
神庙的规模并不重要，没有人会想到规模。
真的，即使留下来的只是残垣断壁也没有什么关系。修尼翁几处残垣断壁俯视着这座小山，
正像帕台农神殿俯视着雅典周围的海洋和大地。
在希腊的建筑师看来，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人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规律，人的精神能感受这个世界的美丽。
希腊的文学风格
希腊的文学艺术却独为翘楚，这与他们的雕塑和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希腊的思想渗透到了每个角落；而他们的文章风格，他们的写作方式，却为他们所独有。
在这方面，他们没有仿效者，也没有追随者。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因为只有当一个人非常精通一门外语的时候，这种语言才会对他的写作风格产生影响。
实际上，只有当他能领悟到这种语言的精髓和神韵之后，这种语言才可能对他的写作产生影响，
而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希腊语是一种非常精妙的语言，
有大量词义精微的修饰词汇，能区分最细微的意义上的差别。
即使只是粗通这种语言也要人们花上几年的时间。这样看来，
其他国家的作家们没有像雕塑家那样模仿希腊的艺术手法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英国诗歌走的是和希腊完全不同的道路，就像其他根源于欧洲而非仿效他人的艺术一样。
所以，一个对希腊的写作风格完全不熟悉的喜欢文学的人，
当他第一次读希腊文学的时候一定也同样会感到非常讶异，甚至会感到隔膜。
希腊人对待写作就像他们对待其他任何事一样。希腊文学和希腊雕塑一样都不尚雕琢，
行文素朴、率直，实话实说。如果直译的话，译文往往会显得非常直白干瘪，
和我们熟悉的风格大相径庭，甚至让人难以接受。所有希腊文学的译者都曾感到过这种困难，
当原文的风格和英语的表达方式相距较大的时候，
为了能给他们所喜爱和熟知的伟大作品争取一些读者，他们往往去重写而不是去翻译。
G·墨雷教授最是如此，他翻译的方法是这样的：
我经常会使用一些比欧里庇得斯的原文要华丽的词，
因为我发现希腊语非常朴素庄严而英语则比较华丽。如果直译的话，
译文就会显得非常单调乏味，从而和原文的风格大相径庭。
朴素不是英语的风格。英语诗歌是哥特式大教堂，是文艺复兴的绘画，
被装点得尽可能地精致华丽。诗中的辞藻像是精美的刺绣。
我们的诗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修饰他们的诗歌，他们不必拘泥于事实，
而希腊诗人却完全不能脱离事实。兰多曾这样说过：“希腊人翱翔于天空，
而他们的脚却仍踏在地面上。”我们的诗人把世界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凭借着奔放不羁的诗歌获得了自由。希腊人极少这么做，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词汇。
我们的诗人心中充满着这样的景象：“无底的深渊，直到暗无天日的海底”，
“美丽的花朵难以描绘”，“石头上的昭示，奔流的溪水中的书籍”，
“开窗面向大海险恶的浪涛”，
“天堂的地板上铺满了闪亮的黄金祭碟……还在向明眸的天使歌唱”。
而荷马说：“明月当空，星星闪烁可见，因为没有风搅动空气，
所以群峰显现，还有高高的海岬。”索福克勒斯写道：“白色的科洛诺斯，
林中深处的绿地上长满长青藤，夜莺在那里清晰的啼鸣，那里阳光晒不到，风也吹不着。”
欧里庇得斯写道：“他们说，潮水会在岸边的石壁下留下一个深深的小池，
妇人们正好去那个干净的地方汲水。”他们的词句是这样朴实，这样严肃，这样平淡，
几乎不能引我们注意到其中的美。在我们的印象中几乎要把希腊人归为冷漠。
表达要简明，这是希腊思想家的座右铭，也同样是诗人的座右铭。
希腊人从不会为平凡的花开花落而思绪万千、感伤落泪，
因为他们的这种感情通常深深埋藏在心底，不轻易流露。
河边的樱草花永远只是简简单单的樱草花。
云雀像露谷间的发光的萤火虫或像隐藏在思想光芒之中的诗人，
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真是纯粹的废话。云雀就是云雀。鸟就是鸟，
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但鸟是多么美的东西啊，
“随意地飞过咆哮的海面，像海面一样紫色的春天的群鸟！”
品达
Πίνδαρος - Βικιπαίδεια (wikipedia.org)
品达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他们有幸，解脱了生活的劳苦。
再也不必用他们粗粝的双手
为了一些甚至不能果腹的食物
去搅扰大地和海洋。
他们和上帝钟爱的神灵生活在一起，
生活中再也没有泪水。
温柔的海风轻轻吹拂着他们神圣的岛屿，
金黄的花朵开满树梢，
开满宽阔的水面之上。
在品达所有的颂歌中，有一首十分严肃的颂歌，诗中叙述了一个古代英雄的故事。
品达希望他歌颂的这位当代的英雄，也就是那位比赛中的优胜者，
去了解前人所成就的事业，并通过了解过去而预知未来的岁月里人们能做到的事情。
品达为这位英雄塑造了一个榜样，使他可以根据这个榜样来塑造他自己，
使他能够有资格加入那些业已作古的高贵的人群中去。品达心目中有这样一个高尚的目标，
那就是要发挥他的天才和对得起他高贵的出身。上天使他成为一名布道者，一名教师，
要他来颂扬辉煌的过去，并要他号召那些出身高贵、地位显赫的人都来生活在这种辉煌之中。
这是他的伟大使命，世上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有多么强大，都不能使品达觉得自己是渺小的。
他没有丝毫的卑微之感。他总是以平等的口气和他的恩主讲话。在他的心目中他们是平等的。
按出身来说，他们同样都是贵族；按成就来说，
奥林匹克的胜利者获得的荣誉和他的诗歌获得的荣誉没有高下之分。
当他被召去西西里，为那里经常参加体育比赛的独裁君主作颂歌的时候，
他同样给他们警告与劝诫，如同对那些身份没有那个君王那般高贵的人们一样。
他有很多颂歌是写给叙拉古的僭主的，但这些诗甚至比他其他的诗还要朴素。
他对这位君王说：“你要如你所是。”品达将他真正的自我向他本人展示出来，
并激励他所作所为要合乎高贵的身份。“口如其心”，这是一个贵族的传统，
这个传统要求人们永远“与神保持和谐，并要肩负神加在你身上的重轭。”
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比这些献给威严的君王的庄严的、
劝诫性的赞歌和献给体育运动中获胜的受众人景仰的英雄的赞歌更为风格独特的了。
其写作的风格和我们通常的习惯完全背道而驰，从不屈尊俯就作一字虚赞之辞：
“既有这许多观众蜂拥前来观看我们比赛，那就让我们耐心跑完我们面前的这段赛程。”
品达对他赞颂的体育比赛的胜利者说的就是这样的话，任何一首为体育比赛的优胜者，
或凯旋的将士，或为任何其他盛举所作的颂歌，和品达的这种颂歌都毫无相似之处。
所有桂冠诗人的诗歌都可以拿来作证。柏拉图眼中的雅典人
显然，希腊人的价值观念和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很不一样。
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地、前后一致地、整体地理解希腊人看待生活的态度。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们好像有些自相矛盾。人们竟然如此热衷于诗歌，
甚至把它当作一种非常重要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觉得他们一定缺乏对重要的、
实在的东西的感觉，是耽于梦想的人，对生活中严酷的事实缺乏感触。
但事实正好与此相反。希腊人是最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的雕塑雕刻的是他们周围的人物，
他们的绘画描绘的也是他们周围的人物，他们的诗歌囿于可能的现实的界限之内，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头脑冷静的人，所有的这一切皆是他们的心性使然。
他们不会受到任何诱惑而脱离实际。我们自己才是多愁善感的人。
对我们来说，诗歌，以及所有的艺术，只是生活中的浮泛的点缀，
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因为我们只能通过感情化的东西才能直面严酷的现实世界。
希腊人全然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为自己的国家而死是愉快的，这是一个罗马人说的话。
希腊人没有说过为任何东西去死是愉快的。事关生死，他们没有谎言。
大多数现代人都习惯并且热衷于权威的、武断的话语，对他们来说，
一个像苏格拉底这样毫不教条的教师会让他们感到震惊，甚至会感到无法接受。
但是，在雅典，起码在柏拉图时代的雅典，一个人如果要是想掌握一些真理，
那他自己就必须是一个研究者，这样的想法是吸引人的，而绝不会是令人反感的。
我们完全可以承认柏拉图在这些方面对希腊的方式有一定的了解。
苏格拉底嗣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在世界上第一所学院里教育雅典人，
而我们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任何东西说明他的教学方法不受人欢迎。
如果柏拉图的对话录在某些结论之外还能推导出别的什么结论的话，
那就是雅典人不希望有任何人来替他们思考。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尽管苏格拉底远非凡俗，他还是充分说明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普遍情况。
那是一个文明的时代，那个时代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那些曾被人触及的、
尝试过的或是处理过的东西，那个时代的伟人们都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那就是诚意求知、求真，那个时代的人们敢作敢为、能忍受艰苦，
并且能够作出像他们的时代之前的若干年里出现的那种英雄业绩。
理智和精神的平衡是希腊艺术最显著的特点。理智和精致的品位，
以及无尽的生命力是这个民族最显著的标志──这就是柏拉图眼中的希腊。
阿里斯托芬和旧喜剧
阿里斯托芬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Αριστοφάνης - Βικιπαίδεια (wikipedia.org)
当阿里斯托芬开始写作的时候，希腊的戏剧正处在盛极将衰的时期。
那些旧喜剧，正如其名所示，几乎无一留传下来；和他齐名的同辈作家的戏剧无一幸存，
而在他自己创作的大量的作品中，也只有十一部得以传世；然而，我们从这十一部作品中，
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戏剧形式的风格。剧中只有三个演员。
一个合唱队用歌唱和舞蹈把演员的表演分割开来（舞台上没有幕布），合唱队经常参加剧中的对话。
剧中的情节最好的时候也通常是非常松散的，演到一半的时候，剧中的情节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合唱队开始对观众作大段的演说，通常是陈述作者自己的看法，多数情况下与剧情没有任何关系。
在此之后会有一些和剧情多少相关的场景。这种戏剧表面上非常沉闷乏味，实际上却格外赏心悦目。
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事情能逃脱旧喜剧的嘲弄。甚至天上的诸神也不例外；
还有希腊人最珍视的制度；还有那些最有名望，最有权势的人们，通常都是用的真名实姓。
他们的言论自由会让我们感到非常吃惊。
这就是柏拉图笔下的绅士，也就是阿里斯托芬戏剧的观众。
去观看喜剧是他们宣泄他们旺盛的生命力的一种方法。喜剧可以触及任何主题，
人们对喜剧处理这些主题的方法也没有任何限制。
因此，我们很难援引一些例证来说明旧喜剧的独特之处。那些最典型的章节是无法刊登出来的。
一些完全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则可以经过大胆的夸张的漫画手法，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
无一不荒唐之极、粗俗透顶。旧喜剧中有些笑话确实非常可笑。
一口气读完阿里斯托芬的一部作品，感觉就像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束缚。
他是那么直言不讳、那么大胆、那么无耻，读完他的作品，
你会觉得粗俗不过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是最可能产生幽默的一部分。
阿里斯托芬的剧中没有下流的偷窥者，也没有捂着嘴说坏话的人。
他用最平常、最直白的话毫无羞耻地表达所有的事情。
建立在原始的自然需求的基础上的生活看上去是粗鄙、俚俗的，但却从来也不肮脏、腐朽。
他的剧中从来没有堕落、颓废的气息。这是一个雄武的时代，
身强体健的希腊人可以为任何滑稽与幽默开怀大笑，无论那是高雅的还是粗俗的，
当然，主要是粗俗的。
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从远古开始，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对待奴隶的态度都是如此。
任何一个梦想家，无论他多么大胆、多么浪漫，也很难会想象出没有奴隶的生活。
最崇高的思想家、理想主义者和伦理家从来也没有觉得奴隶制是罪恶的。
在《旧约》中，奴隶制未经任何论证就被接受下来了，这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史料中也是一样。
甚至连以色列的预言家对此也没有一句微词，在这一点上，圣保罗也不例外。
所以，真正令人诧异的事情不是希腊人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都认为奴隶制是理所当然的，
而是他们最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疑问。
这个荣誉应该属于欧里庇得斯，他是第一个对奴隶制提出责难的人。他说：
那罪恶的东西，本质上就是罪恶的，
强迫一个人屈服于
任何人都不应屈服的东西。
在很多问题上，他都走在时代的前面，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如此。
甚至一代人之后的柏拉图，也没有能跟上他的脚步。柏拉图从来没有任何反对奴隶制的言论；
晚年的时候，他甚至提倡奴隶制。尽管如此，有迹象表明他曾经被这个问题所困扰。
他说：“奴隶是令人尴尬的财产。”他的思想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奴隶制已经让他产生了不安的感觉，而且在他的理想国中，他没有推行奴隶制。
这是希腊人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达到的思想高度，而不到一百年前，为了废除奴隶制度，
美国人还不得不进行一场激烈的内战。这里值得人们思考的，
不是希罗多德为什么没有觉得为自由而战斗的战士们本身却是奴隶主是件奇怪的事情，
而是为什么在所有古代史和大部分现代史的历史进程中，
只有在希腊才出现了许多既有真知灼见又英勇果敢的伟人，
他们能够看透掩盖着传统奴隶制社会的面纱，并揭露出它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嗣后的几年内，斯多噶学派的人就开始谴责奴隶制，
认为它是人与人之间最无可容忍的关系。
有人把聪敏出众的年轻人泰阿泰德介绍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对他说，
我敢肯定你一定思考了许多问题。这个年轻人回答说，啊，不——不是这样的，
但至少他对很多问题都感到困惑。“啊，那就能说明你是一个爱智慧的人，”
苏格拉底说，“因为智慧源自困惑。”
几乎从来没有人像希罗多德那样有那么多的困惑。他写下了很多这样的话：
“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告诉我”，“在那片土地上有无数令人困惑的事情”，
“那些都是令人困惑的事情”，“这件令人困惑的事值得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是他那个时代——希腊最伟大时代的真正的时代之子。他在世的时候，
他的同胞们正运用他们通过战胜波斯获得的自由来思考各种问题。
他们不需要再把他们的主要精力花在战争上。虽然有些地方间或还有一些摩擦，
但都是些零星的战火。从整体上来说，希腊和平、繁荣；
他们有时间坐在家中来探索宇宙间的神秘、来与苏格拉底进行争论，或到国外旅行，
去探索这个世界。无论怎样，他们都积极地找些事来做。在那个时代，
闲暇就意味着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没有人再需要别的东西。充沛的精力、
昂扬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的标志。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希腊人思考问题的方式。
曾经说过大海像河一样围绕着大地流动的人有可敬的、甚至是神圣的权威人物荷马，
还有仅次于荷马的伟大人物赫西奥德，希罗多德没有怕对他们失敬而不安，
他对他们同样付之一笑。他曾经发表的一份直率的声明最可以说明他的性格，
在那份声明中，他指出德尔菲的女祭司在处理纠纷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地收取贿赂，
宣布偏袒一方的神谕。这是对希腊最高神职人员的攻击——就像我们今天指责教皇受贿一样。
希罗多德对德尔菲的神谕非常尊敬，但对他来说，既然他曾经做过调查并且他相信情况属实，
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能阻止他进行指责，也绝对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他放弃调查。
当权威和事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不管这个权威在传统上多么神圣不可侵犯，
希腊人都会选择事实。他们没有任何要保护“先哲古训”的想法。
希腊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股新的力量，那就是个人倾向和成见必须要服从于真理的观念。
希腊人总是热心于考察、求证、批驳，希罗多德则是希腊人最杰出的代表。
他有一种强烈的去发现的欲望。他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不啻是要去发现这个世上的一切。
人们总是称他为“历史之父”，但他也称得上是地理学之父、考古学之父、
人类学之父、社会学之父，或是其他任何和人类本身以及他们的生存环境有关的科学之父。
他的毫无偏见已臻极致。希腊人轻视外国人——他们称外国人为“野蛮人”，
但希罗多德从来不这样。希腊和波斯争战的时候，他坚定地站在希腊这一边，
但他也钦佩波斯人，也赞美他们。他认为波斯人都很勇敢、侠义、诚实。
他在腓尼基和埃及的见闻对他来说都是很值得赞叹的，
即使在野蛮的赛西亚和利比亚他也能找到值得赞美的东西。
他到国外去不是为了发现希腊的优越之处，偶尔低人一等的感觉让他感到很高兴。
他曾戏引居鲁士的一段话，说希腊集市是“人们用誓言互相欺骗的地方”。
希罗多德这样写道：“人们如果有机会去选择最好的生活方式，他们会选择自己的方式。”
有一次，大流士问几个希腊人，什么会使他们生食他们父母的尸体，
他们都心怀恐惧地说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做出这样残酷的事情，
然后大流士就叫人带进来几个印度人——吃掉父母的尸体正是他们那里的习俗，
然后大流士问他们怎样才能劝服他们把死去的亲人用火焚化而不是把他们吃掉，
那几个印度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厌恶的表情，请求大流士再也不要说出这样令人恶心的话来。
希罗多德得出结论说；“正像品达所说的那样，习俗高于一切。”
这个故事说明了他对别人生活方式的宽容态度——不管这种生活方式有多么古怪。
他是一个罕见的人，他热爱人类。他喜欢人、所有的人，他从不把他们理想化。
普鲁塔克甚至指责他虽然善良和公正，但这种善良和公正实际上却是有害的，
因为英雄在他的笔下并不总显得那么英雄。他确实生活在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
而他却从来没有真正地相信英雄。但是他温和的怀疑精神在两方面都起作用。
他从不裁判，也从不谴责。人类的弱点和愚昧只会引起他的怜悯。
诚然，他笔下的立下丰功伟绩的英雄并不尽善尽美，他笔下的恶棍也从来不怙恶不悛；
他用同样的、冷静的、平等的眼光看待他们。
他对人世间任何地方的任何事物都有浓厚的兴趣。
他告诉我们伊利里亚的相貌平庸的姑娘们怎样赢得丈夫，
居住在湖边的人们怎样防止他们的孩子失足落水，埃及的蚊帐是什么样子的，
波斯国王旅行的时候只喝开水，阿杜尔玛奇达伊人驱除跳蚤的方法，阿拉伯人怎样理发，
多瑙河岛上的居民闻到某种味道就会醉倒，赛西亚人怎样给母马挤奶，
在利比亚情人越多的女人越光荣，巴比伦城的街道是怎样分布的，
埃及的医生各有擅长的专科，等等，等等。这种零零碎碎的见闻和他的主题往往毫无关系，
却不断在他笔下涌现出来；但他对这些于主题无关的东西是如此兴味盎然，
因此读者也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对我们说，难道那不是太离奇了吗？
那不是太有趣了吗？那不是太合情合理了吗？于是我们就跟随着他感到吃惊、
感到愉悦、感到契合。当然这只是说他具有一个作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他从来不令人感到枯燥乏味；而不枯燥乏味对一本导游书来说就是非常成功的了。
他的著作让人读起来觉得生动有趣，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那完美独特、
轻松自然的写作风格。他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没有丝毫的个人意识；
他永远是那么简朴、那么直率、那么明晰、那么简单明了。
他的同乡——哈利卡那苏斯的狄奥尼索斯说，
他是第一个让人认识到散文和诗同样可贵的希腊作家。
人们常常指责他过于轻信，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人们说他像孩子那样幼稚单纯，
相信人们告诉他的任何事情，包括很多非常荒诞不经的东西。这种指责毫无根据。
事实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生性怀疑的人；一个天生喜欢考证的人。
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历史这个词，是他首先使用的，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原意就是考察。
他的著作是这样开始的：“这是哈利卡那苏斯的希罗多德所作的考察记录。”
在这些记录中，他对他听到的每一件事都作了详细的考察。当一件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记述，
而两种记述都同样可信的时候，他就把这两种记述都写下来，留给读者自己去做判断。
这时候他总是说：“我不能确定事情到底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他在很有名的一段话中这样说：
“对我自己来说，我的责任就是把我所听到的事情记录下来，
但这不等于说我相信所有的这些事，这对我这整整一部《历史》都是适用的。”
甚至通过这寥寥的几段引语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他作为一个记录者的责任感，
以及他在斟酌证据时候的小心谨慎。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还不了解的东西太多，
而真正了解的东西则太少，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尚无明确的界限。
如果我们仅仅把事情是否真的可能发生作为依据来推断希罗多德接受一件事情
而否定另一件事情的原因，往往会一无所得。他坚定地认为鸽子不会说话，
虽然多铎纳的圣女告诉他鸽子会说话，他仍坚信自己的观点，
但他却毫不怀疑母马会生兔子。埃及的僧侣说，长生鸟会把它们父母的死尸包裹在没药里，
然后从阿拉伯运到太阳城的太阳神庙埋葬起来，无论他们怎么说，
希罗多德都坚信这断然不可能。
可是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在利比亚确实存在着一种眼睛长在胸前的无头动物，
埃及的猫有爱往火里跳的古怪习性。他有一个标准来确定什么事情会发生，
什么事情不会发生，但他的标准和我们现在的标准非常不一样，
而我们对他的那些标准已经无从了解。他在他走过的所有地方都看到了许多奇异的事物，
这就使他相信在他还没有到过的地方一定还有更加奇异的事物。
历史学家经常会忘记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原本应当是人。
条理清楚的事实和理性的分析倾向于掩盖人的本性。可是希罗多德并非如此。
在他的作品中，人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应该感到幸运的是，马拉松、温泉关、
萨拉米斯战役是由他记述下来的，
这些名字和历史中的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比起来就像天上闪烁的星星。
在希罗多德的笔下，这些战争变成了一部用最朴素的文字写成的宏大的戏剧中的一幕幕场景。
引起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傲慢和征服的欲望，另外一方面则是人们要抵御强敌，
保卫一切他们所珍视的东西。
希罗多德这样说：“暴君破坏古老的法律，奸淫妇女，不经审判就杀人。
而人民统治——首先，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这样的动听；第二，人民从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在东方各地，人们只知道暴君的声名。有一次，大流士率领部队进军希腊，在路上，
一个豪富的吕底亚贵族不但盛宴款待了他和他的群臣，还有他那大队的人马。
希罗多德记述，这个贵族准备了极为丰盛的酒宴，然后他谦卑地对大流士说，
他的五个儿子都在军中服役，他希望留一个在身边，而大流士说：
“你敢提出这样的请求？你是我的奴仆，应该把你的一切都献给我，甚至你的妻子。”
他下令把富豪的大儿子腰斩，然后把尸体放在他的大军路过的道路两旁。
波斯人都是奴隶，他们有奴隶之名，也有奴隶之实；
权倾一时和富甲天下的人也还是什么权利都没有，他们所有的一切都要听凭君王的处置。
希罗多德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一个享皇恩多年而后又失宠的朝臣应邀去赴皇宴，
他吃完了摆在他面前的肉，然后有人将一只盖着盖儿的篮子放到他的面前，
他揭开盖子一看，篮子里放着的是他的独生子的头颅和双手双足。
国王愉快地问他：“你现在知道你刚才吃的是什么东西的肉了吗？”
这位父亲深知作为一个奴隶他必须要能控制自我。于是他泰然地说：
“是的，我知道了——只要陛下感到高兴，我就感到高兴。”
这就是始自远古时代的东方的精神，希罗多德第一个将其书之于文，留传后世。
希腊疆域狭小、生活穷困、土地贫瘠，但希腊是自由的。
希罗多德在书中记述了一位波斯官员劝说几个希腊人归降薛西斯，
希腊人对他说：“你很清楚做一个奴隶是什么滋味，可你还没有尝过自由的滋味，
不知道自由是多么美好。如果你知道的话，你现在就会激励我们拿起长矛，
甚至拿起斧头，去为自由而战。”在希罗多德的书中，随着波希战争越来越近，
我们就越感到这场战争不是血肉之争，而是两种不相调和的精神力量之间的较量。
有一个人说他听说波斯的士兵不计其数，他们射出的箭遮天蔽日。
另一个人说：“好啊，那我们就可以在荫凉下战斗了。”
为了自由，希腊的子孙们，
为了国家、子女、妻子的自由，
为了信仰自由，为了祖先的陵墓。
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Θουκυδίδης - Βικιπαίδεια (wikipedia.org)
当今的历史学家通常会反对历史是重复的、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借鉴和指导的说法。
现代的科学历史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看法和地质学家颇有相似之处。
历史是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下来的一些分立的事实。
时间这部织机编织出来的历史长绢没有一定的花式，除了可以从中取得一些信息之外，
研究历史没有其他的意义。但这位记述雅典和斯巴达之战的希腊历史学家不是这样看待问题的，
但他辉煌的巨著仍是历史学的经典作品。
假如修昔底德对研究历史所持的态度和现代历史学家一样，那他绝对不会写他的历史。
希腊人对知识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是注重实际的人。
他们渴求知识是因为知识对生活有价值；它能指引人们避歧途而入正轨。
修昔底德撰写他的历史著作，因为他相信人们可以通过了解那场毁灭性的战争的起因而获益，
正如人们可以从知道什么东西能使人得上致命的疾病之中获益一样。
他推断说，既然在本质上人思想的变化不比人身体的变化大，
那么人能够支配的环境就会不断重复，而且在同样的条件下人们也必然会采取同样的举措，
除非他们能够知道此前曾采取同样的举措但以灾难而告终。当人们知道了灾难的起因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设法避免这种灾难。他说：“人们可能会因为这本书缺乏故事性而觉得它不能引人入胜，
但是如果它能对那些想知道那些曾经发生过、
而且根据人的本性来说还会再次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最朴素的事实的人能有裨益的话，
我就感到满足了。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此时片刻，而是为了将来永远。”
大约两百年后，另有一位名叫波里比亚的希腊历史学家简明扼要地归纳出了修昔底德的主要观点。
他说人类历史就是过分强大的权力的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轮回过程。
这个轮回从远古的专制君王的时代就开始了。他们的权力越大，就越想获得更大的权力，
他们同时不断滥用自己的权力，直到人们无可避免地起来反抗，而总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团结起来就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推翻暴君，自己掌握权力。但他们也同样不知满足。
他们也同样不断地侵蚀别人的利益，直到他们自己也被人推翻。然后人民起来反抗他们，
民主制度代替了寡头统治。可是所有的权力还是一样邪恶。权力引起腐败和对法律的不屑，
直到最后国家已无法再正常运转，而这时就会有一个强人起来，声称他能够恢复秩序。
独裁统治、寡头统治、民主统治依次遭到推翻，因为它们都具有一种不变的邪恶本质——
那就是对权力的贪恋——这些制度之中没有任何一种是必然有道德的。
修昔底德看到的这次权力的轮回造成了如此可怕的后果，他相信他应当书之于文，以警后世。
强权将会导致其本身的毁灭，这个人们首先应该注意到的事实，
通过伯罗奔尼撒之战更加清晰地表现了出来。雅典人试图建立的辉煌帝国最后化为一片废墟。
她富有的海上帝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看做是强权政治的典范。
实际上她却是变得过于强大了。她走上了她必然要走的道路，
这条道路也给她带来了必然的后果；她滥用了她的权力，也遭受了覆灭性的失败。
修昔底德看到了这么远。
城邦不对雅典公民个人负责；个人须对城邦负责。
因此，雅典人的城邦概念和斯巴达人显然不一样。雅典人从来不认为城邦是一个什么神秘的实体，
也不认为它与组成城邦的公民有什么不同，或是比它的公民要高出一等。
雅典人的现实精神使他们绝对不会这样认为。雅典的城邦概念是一个联合体，
在这个联合体中，所有的公民自由地去发挥他们自己的能力，按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
他们惟一需要服从的只是他们自己通过的并可以自由修订的法律。
但是，在这种对法律很不稳定的看法下面蕴藏的雅典独有的信念，
主宰着公元前五世纪的思想和艺术领域——雅典认为那些无规制、无约束、
不合法律的东西是野蛮、丑恶、不理性的。由自制来严格约束的自由是雅典鼎盛时期的信念。
雅典的艺术家体现出了这种信念，它的民主体制却没有。
雅典的艺术和雅典的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雅典的民主制度却蜕变成了君主统治，
最后流于失败。
事实证明，独裁统治在战争中表现得更为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不断深入，
雅典的民主政府和纪律严明、目标明确的斯巴达的政权比较起来就越发显得软弱无力。
雅典的策略随着当政者的更替而摇摆不定。亚西比德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人虽无操守，
却足智多谋，苏格拉底曾对他寄予厚望，他说服了雅典人派一支远征军去征服西西里。
他有出类拔萃的领导能力，这次远征在他的领导之下本来有可能成功，可是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其中的原因当然是由于这次行动执行得非常糟糕。雅典的舰队刚刚抵达西西里，
亚西比德就被召回雅典，因为当时他的政敌指责他亵渎神明，因此民众对他的指责也甚嚣尘上。
他深知一群狂热的卫教士对一个典型的不信教的人会如何处置，
便索性转而效忠斯巴达，并屡建功绩。
色诺芬
他还有另一篇记述雅典人日常生活的文章非常引人注目，
不仅是因为这篇文章反映了雅典人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因为文中记述了古希腊妇女的一些情况，
而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文章中妇女都是很少出现的。一个新婚的小伙子在谈论他的妻子。
他说，她结婚时还不到十五岁，从小就受到了令人羡慕的教育，
她受的教育要她“尽可能地少看、少听、少问”。新娘纯洁得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新郎很得意，因为他可以在纸上画任何东西。他心中清楚地知道该怎样开始。
据色诺芬的记述，他是这样说的：“当然，我先得给她时间来逐渐地习惯我；
然后，到了我们能够轻松交谈的时候，我告诉她怎样才能做一个很好地管理家务的主妇，
说她负有很大的责任。可她很疑惑地对我说：‘可是，我的母亲告诉我，我自己是无足轻重的，
只有你才是重要的。母亲对我说，我惟一要做的就是要通情达理，要小心谨慎。’”
她的丈夫抓住了这句话，因势利导，
和蔼而郑重地向他的妻子解释她的生活从此都要小心和通情达理。
她应该把家里收入的东西都妥善地保管起来；要注意监督每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
监管仆人纺线、织布、做衣服；训练新的仆人，照顾病人。听到这儿，
这位新娘的精神好像活跃了一些，她懦懦地说她想她喜欢照看生病的人。
年轻的丈夫接着往下说。当然她得待在家里，他自己则喜欢早晨起来骑马到乡间去遛一圈——
这项活动既健体又很令人愉快。但是一个女人到处乱跑则实在是不成体统。
可是，她可以通过织布，或是铺床叠被，或是监督女仆们工作来得到身体锻炼。
和面做面包据说是最好的运动。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增进她的健康，
使她保持很好的气色——这样就可以使她对丈夫具有吸引力。化妆品一点好处也没有：
当妻子涂涂抹抹的时候丈夫总是会觉察到，而他们却永远不会喜欢；
妻子们脸上的红红白白的东西如果让丈夫觉察到的话，那是最令他们讨厌的，
而他们是肯定会觉察到的。文章以一句欢快的话结了尾：
“从那时起，我的妻子在每一方面都严格遵照我的话去做。”
在战争时期到过很远的地方，看到了广阔的世界。他也得到了足够的钱来供他度过余生，
因为他俘虏了一个波斯贵族，得到了一大笔赎金。然后他就回到了希腊——不过是去了斯巴达，
而不是雅典。奇怪的是，他在《长征记》一书中描绘出了民主理想的伟大成就，
但他自己却绝不是一个民主派。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的一生都保持着他的阶级信念。
他一直都热爱斯巴达，从不信任雅典。即便如此，在他生命中最危难的时刻，
当他和他的同伴们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刻，他的行为却像是一个真正的雅典人，
他知道自由是什么，自由的人能够创造出怎样的功绩。当万人大军推举他为将军，
让他率领大家走出困境的时候，他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任何斯巴达人的措施。
他成了一个民主的领袖，像一个我们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民主政体的领袖一样。
他们获得了伟大胜利，但这并没有对他的思想观点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改变阶级信仰的贵族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色诺芬再也没有回到雅典；实际上，回到希腊之后没几年，他就站在斯巴达一方与雅典为敌，
因此被雅典宣布为流放者。斯巴达人在离奥林匹亚不远的地方给了他一块风景优美的地产，
他在那里生活了许多年，每天骑马、打猎、经营农田，成了一个典型的乡村绅士。
他在此间多有著述，内容涉及苏格拉底应邀参加的那些酒会、雅典的税收合理管理办法等等。
除了两三篇之外，他所有的文章都很单调乏味；他的文章思路清晰、直截了当、明白晓畅，
如此而已。然而散见于他的文章各处的一些句子仍旧显示出他有令人惊奇的思考能力和远见卓识。
虽然他曾经多次被迫卷入战争，或者毋宁说因为这一点，所以他相信所有国家的目标应该是和平。
他说，解决争端应该靠外交活动，而不是战争。他督促雅典利用其影响来维护和平，
还建议把德尔菲作为各个城邦的集会地点，以讨论彼此间的分歧。他说：
“以武力征服别人的人会以为人们会长期屈从于他们的威力，
但真正长期的征服靠的是人们自愿地服从比他们自己强的人。
征服一个国家的惟一方式是宽大仁厚。”这个世界还没有达到色诺芬的思想高度。
然而色诺芬最好的书，也就是真正使他声名远播的著作则是关于战争的。
我们指的当然是《长征记》，这本书记述的是“万人雇佣军大撤退”的故事。
这是一本伟大的书，也是我们藉以了解希腊的重要历史文献。
没有任何其他著作如此生动地描绘了希腊的个人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古希腊人的最显著的特征，
也是希腊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原因。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这既可以说是希腊人热爱自由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他们热爱自由的结果。
希腊人都执着于不受其他人干涉的独立的生活方式。
去向别人寻求指引在他们看来是很不正常的；他们靠自己来判断是非真假。
的确如此，除了既令人难以接近又让人难以理解的神谕之外，
在希腊没有任何指引者能得到大家的一致遵从。雅典人没有任何权威的教会、
也没有任何权力机构来决定一个人应该信仰什么，应该怎样去生活。
没有任何机构或部门会干涉希腊人对任何东西做任何形式的思考。
至于统治机构，希腊人从来没有觉得它应该干涉个人生活；比方说，
它不应该规定一个人是否教他的孩子爱国，不应该限制一个人应该买多少酒，
也不应该强迫一个人存钱防老。所有这样的事情都要靠雅典公民自己决定，
并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考虑到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现在的人大概都会认为他们只有严格地遵守纪律，
坚持他们优良的军事传统，不爽毫厘地遵从军官的命令，才会有惟一的生存机会。
然而他们的总指挥早已经死了；和野蛮人进行山地作战不是他们传统的军事训练项目；
更要紧的是，因为他们是希腊人，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他们不愿意盲目地遵守命令。
实际来看，他们只有抛弃在他们头脑中已经牢牢扎根的那些规定和限制，
才能面对当时的危险处境。他们需要做的是尽力挖掘每个人身上所有的智慧和创造力。
他们只是一支雇佣军，但他们是希腊的雇佣军，每个人都有很高的智力水平。
在某种情况下，这一万名将军的纪律当然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是，这些希腊人就像我们开发西部的祖先一样，
他们知道集体行动的必要性。所有士兵都很清楚，在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处境中，
如果再加上纪律混乱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纪律完全是出于自觉的，
可这居然很奏效。当苫着帆布的四轮车穿过美洲大陆向西挺进的时候，
每一个这样挺身而出的人都是因为有着超凡的能力，其他面临危险的人都会随之而行。
万人军团的将领们也就是这样得到了他们的职位。
军队生活能很快地考察一个人的素质的高低，不久之后，
年轻的平民色诺芬实际上已经是这支军队的指挥者了。
然而，每个人都负有一定的责任。有一次色诺芬派一个侦查队去寻找一条过山的路，
他对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是指挥者。”无论碰到什么危险，他们都马上召开一次会议，
向大家说明当时的情况，请大家展开讨论。“无论谁有任何更好的想法，都请说出来。
我们的目的是要保证所有人的安全，这也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他们经过反复讨论之后进行表决，然后按大多数人的意见行动。
不称职的指挥官受到公开审查。军中所有的人都是法官，他们决定是惩罚受审者，
还是将其无罪开释。这看起来像是一幅漫画，可是对受到审判的普通人来说，
从古到今没有比这样的判决更公正的了。根据色诺芬的记载，
这一万名将军临时变成的一万名法官从来没有通过一条不公正的判决。
有一次色诺芬因为鞭打一名士兵而需要对大家作出解释，
他说：“我承认我确实打了他，我告诉他把一名受伤的士兵背回军营来，
可我发现他居然将他活埋了。我还鞭打了其他的人，因为我发现他们蜷缩在雪堆里等死，
还有那些落在后面的筋疲力尽的可能被敌人追上的士兵。打他们一下，
他们就可能爬起来快点儿走。我得罪过的那些人现在来责难我了。
可我在战斗中、在行军途中、在寒冷中、在疾病中帮助过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说话，
他们不记得了。可是记住一个人的好处比记住他的坏处要好得多，而且也要愉快的多。”
听完了色诺芬的解释，参加会议的人记起了色诺芬过去的行为，
他们站起来走开了，色诺芬没有获罪。
色诺芬的辩词完全消除了所有人的不满情绪，这充分说明了他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看到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他没有生气，没有憎恨，最重要的是，
他没有自以为是。他的那些听众信服了他诚恳、直率的话；
他毫无自我吹嘘的发言使他们想起了他为大家作出的巨大贡献；
他们也理解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毫无瑕疵的，他只是要他们记得他的过失，
也记得他的好处。他理解他的听众，也知道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品质，
至少知道怎样领导希腊人。在他的一本关于大居鲁士的著作中，
他描绘了一名理想的将军的形象，显然，要一个东方的君主符合这样的形象是非常荒唐的，
但它却完美地体现了希腊人如何设想使那些最独立、最自主的人愿意追随另外一个人的办法。
他说：“一个领导者自己必须相信自愿的服从一定胜过强迫的服从，
而且他只有真正清楚应该做什么，才能获得别人自愿的服从。
这样他才能获得别人的服从，因为他使他们相信他知道最好的方法，
就像一个医生使他的病人服从自己一样。而且他忍受的艰险、疲劳、
严寒酷暑要比他要求他的士兵应该做到的还要多。居鲁士说：
‘不能身先士卒的人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指挥官。’”不管事实是否真的是这样，
缺乏经验的平民色诺芬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来赢得万人大军的信任。
他使他们相信他知道最好的方法，他们也愿意放弃自己的想法，欣然去追随他。
悲剧的概念
埃斯库罗斯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Αισχύλος - Βικιπαίδεια (wikipedia.org)
索福克勒斯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欧里庇得斯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痛苦、悲伤、灾难，我们认为这些词都是使人感到压抑、使人情绪低沉的——
我们常说痛苦的深渊、悲伤得肝肠寸断、灭顶之灾。但谈到悲剧的时候，
这些比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说它们把我们推上了悲剧的高度，
而不再说别的什么了。我们说某种情绪给我们带来深深的忧伤，
但我们不说悲剧给我们带来深深的忧伤。我们总是说悲剧的高度。
词语不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真实的话语曾被人们叫做诗歌的化石，就是说，
每句这样的话语都是创造性思维的标志。人类本性的哲学都清晰地表现在人类的语言之中。
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人本能地感觉到悲剧的痛苦和所有其他的痛苦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不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是类别上的不同。
悲剧中有某种东西使它与其他的灾难之间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区别，
这种区别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之中。
悲剧是通过痛苦给人们带来快乐，所有注意到这个奇怪的矛盾的人都看到了这种区别，
世上很多鸿儒大哲也都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们，悲剧的快感自成一类。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怜悯和畏惧，以及一种被清洁净化了的情感”。
黑格尔认为悲剧是一种“调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生活中产生的不谐和融入了永恒的谐和之中。
叔本华说：“心灵的激情会说：事情非如此不可，而悲剧就是对这种激情的接纳。”
尼采说：“重新肯定向死而生的意志，而在这重新肯定之际为意志的不可穷尽而欣喜。”
罗马历史中有着黑暗的一页，其中记载着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她的父亲犯了死罪，
她受到株连，也必须去陪死，她走过的时候，围观的人们一边哭，
一边问：“她做了什么错事？如果他们告诉她的话，她绝对不会再做第二次了。”
——然后她就被送进监狱，随即上了刑场。这个故事令人心碎，可它不是悲剧，
这只是一个凄惨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让我们的灵魂去攀登的高峰，
只有无尽的黑暗，只有令我们伤心落泪的故事。无辜的人遭受苦难本身不是悲剧。
死亡本身也不是悲剧，甚至那些年轻的、那些美丽的、那些可爱的和那些被爱的人，
他们的死亡也不是悲剧。像麦克白感觉和遭受死亡那样感觉和遭受的才是悲剧。
像李尔王感受考狄莉娅的死亡那样感受到的死亡才是悲剧。莪菲丽亚的死不是悲剧。
她只是她自己，只有当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的悲伤是悲剧性的悲伤的时候，它才是悲剧。
《安提戈涅》是一部悲剧，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和凡人的律法的要求之间产生的冲突。
使这部戏成为悲剧的正是安提戈涅本人，她那么伟大，遭受了那么大的折磨。
哈姆雷特为杀死他的叔叔而犹豫不决，这不是悲剧。真正的悲剧在于他的感受力。
把这部戏中所有的情节都改换成其他的情节，哈姆雷特无论陷于任何灾难中都可能是一个悲剧；
而不管剧中的灾难有多么深重，波洛涅斯绝不会是一个悲剧人物。
能忍受巨大的苦难的灵魂在忍受苦难——这个，只有这个，才成其为悲剧。
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都出自于法国人或俄国人之手。读完一本法国小说，
我们感觉到的是对人类的一种绝望和厌恶，我们感到人类是那么的卑劣、琐碎和可怜。
但是读俄国小说的时候我们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
我们在俄国人的小说中也会看到法国小说常有的那种描写人本性中的卑劣、野蛮、生活的不幸，
但是我们读完之后感觉到的不是绝望和厌恶，而是怜悯和好奇，人竟然能忍受如此深重的苦难。
俄国人是这样看待生活的，因为俄国的天才们都是非常诗人化的作家；而法国的天才们不是。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悲剧；《包法利夫人》却不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或是不同程度的现实主义与此都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渺小的心灵与伟大的心灵的问题，
是具有敏锐观察能力的作家和诗人的天赋之间的问题。
埃斯库罗斯
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之间另外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是：他们能笑。
其他的悲剧作家则不能。不管我们怎样描述诗人们，我们总不会说他们笑；
他们都是严肃的。只有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能证实苏格拉底的“一个戏剧作家既应该能够写悲剧、
也应该能够写喜剧”的说法。
一般人会觉得在悲剧的气氛中插入一段喜剧会破坏整个戏剧优雅的品位，
有些评论家对《麦克白》中的看门人颇有微词便是一个例证。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这两位伟大的剧作家不在乎品位的高低。他们高兴怎样写就怎样写。在所有悲剧中，
最扣人心弦的一个情节是当阿伽门农的宫殿的大门关上，以防奥瑞斯忒斯来杀他亲生母亲的时候，
奥瑞斯忒斯却装作报告自己的死讯的信使骗开了宫门。他走进宫去，
一心想的就是要成就这件可怕的事情，这时候有一个老妇人上场了，
歌队唱道，她是奥瑞斯忒斯的保姆。
希腊人有这样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繁荣会遭到上天的嫉妒，而且最终会以灾难告终，
这可能也是希腊人最基本的信念，埃斯库罗斯用一句非常简短的话否定了这种信念：
“我的看法与其他人不同，可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将会带来灾难的是罪恶而不是繁荣。”
人们通常都认为狂热和宗教性情是对立的，但是实际上伟大的宗教领袖都是狂热的人。
埃斯库罗斯是对宗教非常虔诚、狂热，所以他能够抛弃宗教表层上的许多陷阱，去探讨它的实质。
诸神在他的戏里面进进出出，令人眼花缭乱，因为这些神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些影子，
他对他们之间的矛盾不一和不相调和不感兴趣。他的眼光已经越过了他们而直接看到了那惟一的神：
“父，在很久以前，他用他的双手创造了我们人类。”他相信，人类生活的苦难，
尤其是无缘无故地遭受苦难这一神秘莫测的事情在惟一的神明那里有一个终极的、完美的解释。
无辜的人遭受苦难——如果上帝是公正的，那么怎么会如此？这不仅仅是悲剧的中心问题，
而且只要人们开始思考，这就是一个首要的、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在不同的地方，
只要人们处在同一个思想水平上，他们就会得出同样的解释，罪恶导致的惩罚会一直延续几代人，
他们都会得到神给他们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不得安宁的家庭，遭天罚的同族，
这样的主题在文学作品里比比皆是。“父致其罪，子获其罚。”
俄狄浦斯和阿伽门农必须为祖先的恶行承担罪责。偷来的黄金最终毁灭了沃儿森家族。
但这只是一种折中的说法而已，那些道德观念正在觉醒的人们会对这种说法感到满意，
但这却不能使埃斯库罗斯感到满意。
当他开始思考“那些穿越永恒的思想”的时候，他是孤独的。
和他大约同时代的希伯来人以西结意识到靠这个办法来实现神的公正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他强烈反对子孙来承担父辈的罪恶造成的恶果这种决不可容忍的荒谬的做法，
但他的办法是否认父辈的人有罪。犹太人总是满足于“神这样说”，
这种态度根本就没有给悲剧留下立足之地。他们可以接受完全非理性的行为，
而且他们也心安理得地承认这种行为；
他们并不像希腊人那样认为他们所面对的现实是无可逃避的。
埃斯库罗斯的探索比常人所接受的那种解释深入了许多，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
他说：“只有我自己不相信事情本该如此。”他总是把这个问题推向极致，妻被迫去杀夫，
子被迫去弑母，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是那世世代代冤冤相报的观念。
他不能满足于任何“浮皮潦草地医治”这个世界的“重创”的解决办法。
他看到一种无情的力量发出了诅咒；他知道父辈们犯下的罪恶的后果正由他们的子孙们来承担；
他相信神是公正的。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人类的经验比其他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有更多的了解，
而他在这些经验中发现了和这些事实相互调和的事实，那就是，
痛苦和错误也有其自身的目的和用途——它们是知识的阶梯：
是宙斯引导凡人走上智慧的道路。因为他立下了这条有效的法则：智慧自苦难中得来。
回想起从前的灾难，痛苦会在梦寐中，一滴滴滴在心上，甚至一个顽固的人也会从此小心谨慎。
这就是坐在那庄严的艄公凳上的神强行赠送的恩惠。索福克勒斯
只有卑贱的人才会希望长寿
永远走在这从来离不开邪恶的生活之路。
这一天又一天的日子有什么乐趣，
时而快，时而慢，死才是惟一的目的。
那些感到内心燃起虚幻的希望的人们
在我看来毫无价值。
埃斯库罗斯的绝望又是多么的浪漫：
在神明的云朵的旁侧，
我愿是一缕黑烟。
全身隐没，向高空翱翔。
如无翅的尘埃，我将消亡。
啊，周围的云朵落而为白雪，
给我在这高空中找一把坐椅，
一处悬崖绝壁，向四处眺望，
独自在高处沉思。
我要纵身跃下，直落到底，
只有鹰才能看见。
索福克勒斯和米尔顿同样出类拔萃。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古希腊语已经不再是一门活的语言，
索福克勒斯的完美也因此完全无法为人们所体会了。
伟大的思想可以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而不会损失什么，
但伟大的风格只存在于一种语言之中。在所有的英语诗人中，
米尔顿的非英语民族的读者最少。莎士比亚是英语风格的，
可人们也一样可以称他为德语风格的，但是米尔顿只能是英语风格的。
索福克勒斯和米尔顿是两位罕有其匹的风格作家。他们的作品总是有鲜明的艺术风格，
总能表现出一种字词、语句和音乐的抑扬顿挫的美感。和他们比起来，
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都是舛讹多出的艺匠，在后者的作品中，有极为精妙的语言，
也有许多拙劣的词句。米尔顿的诗歌在语言特征上是典型的英语风格的；
他的诗歌辉煌绮丽、词工句整、语出惊人，但有的时候却变得平静、简单、明晰、
直率，完全像是一位古典作家，
一个不能流畅地阅读古希腊文的人如果想要了解索福克勒斯的那种毫无瑕疵的语言风格，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读米尔顿：
美丽的萨勃列娜，
请在你坐着的地方静静地聆听
在那波光如镜、清凉明澈的水面下……
灰蒙蒙的檀香树迎来宁静的早晨……
这就是索福克勒斯的写作风格。
下面这首诗在本质和风格上都完全是索福克勒斯风格的：
好了，好了；不要再哀悼哭泣，
也不要再说什么道理。参孙已经死去
他无愧于自己的名字
一个英雄就这样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必流泪，不必哭泣，
也不必捶胸顿足，不要脆弱，
不要轻视，不要看不起，
不要非难、责怪；只有公平、合理，
还有高贵的死带给我们平静的东西。
这完全可以说是索福克勒斯的文笔。
欧里庇得斯
相传欧里庇得斯是个郁郁寡欢的人。
他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世界，在他的书斋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古书上有人描述他“阴郁、面无笑容、不喜与人为伍。”他们说他是个厌恶与别人交往的人，
与人比起来，他更喜欢与书打交道。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真实的了。他之所以息交绝游，
是因为他太关心人类了。他不能忍受他心中那种强烈的悲天悯人的感情带来的压力。
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令人悲哀的时代。雅典最后的失败已不可避免，雅典人开始变得恐惧、
凶狠、残忍。而欧里庇得斯必须要肩负两副重担，一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的那种敏感，
还有就是一个现代的思想者所有的那种揪心的怜悯之情。
一个这样的人怎么会允许自己与他的城邦逐渐容忍和赞美的那些东西发生关系？
为了帮助他的城邦，他只有一件事情可做：
他只能靠他这种写作方式来向人们昭示他们的凶狠和残忍的罪恶，以及柔弱、
邪恶的人们忍受苦难的可怜之处，藉此唤醒人们记起他们现在正设法去抛弃的那种恻隐之心。
欧里庇得斯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很受人欢迎，可在他死后不久，却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赏识，
乍看起来，这颇为费解，可等我们了解了这两点，这个问题就不难解释了。
他只有五部剧作获得了最高奖赏，而索福克勒斯则足足有二十部。
阿里斯托芬对埃斯库罗斯称赞有加，对索福克勒斯则给予了最高的赞誉，
但对欧里庇得斯却极尽褒贬。现代的思想者从来不会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广泛赞赏。
人们不喜欢被人逼着去思考，至少不喜欢被人逼着去思考那些最基本的问题。
索福克勒斯用诗歌的笔触描写了古代诸神的辉煌的形象，观众们在看完了他的戏之后回到家里，
心里会坚信过去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但是欧里庇得斯却是一个异教徒，
他会严重地搅乱人的内心，他从不愿意让人轻松地满足于他们自己最喜欢的信念和偏见。
奖赏不是为他这样的人准备的。虽然如此，在他死后不久，人们对他的评判转而一变，
那些关于他如何受人喜爱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也得以流传了下来。
每一个时代中的教条性信念都会被时间的洪流涤荡干净。绝对真理的陈述会变得越来越单薄、
陈旧，最终被人们抛弃。一个时代的异端邪说会成为另一个时代的正统信念。
纯粹理性的批评者所得出的结论不会长久不变。
欧里庇得斯对宗教的上层结构的批判很快就为人们所忘记了；人们还记得他，
还去读他的原因，是他对那些在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中忍受苦难的人们的深切理解，
是他勇于疑古灭旧的那种无畏的精神，还有他追求有可能是善的新生事物的那种执著的精神。
而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都把他和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相提并论，他们同样都：
感到世上的深重的痛苦，
尤其是他们如同可怜的人类的奴仆，
一心一意为人类造福。希腊人的宗教
希腊宗教的方式和其他宗教方式必然是不同的，
因为其他的宗教里并非每个人都像诗人或艺术家那样自己去寻求真理，
而是每个人都必须遵从一个绝对权威。希腊没有占主导地位的教会和信条，
但是有一种只要一个人看到了就想追求的占主导地位的理想。每个人看到的理想都是不一样的。
一个艺术家的理想是一个样子，而一个勇士的理想是另外一个样子。
“卓越”这个词是我们的语言中和希腊人所用的词最相近的词，但是原词的含义要更丰富一些。
原词的意思是最高程度的完美，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的境界，而一旦了解了这个境界，
它总是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一个人必须努力争取达到这种境界。
当我们看到了最高的境界之后我们必然会喜欢它。苏格拉底说：
“没有任何人愿意自己的善的东西被人剥夺。”
任何人想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要付出全部的努力。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分不开的。柏拉图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苏格拉底的言行录，
他像一个忠实的学生那样记下老师说过的话；不可能分清哪些话是谁说的了。
他们一起创造了卓越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古典世界几百年间的生活基础，
也是现代世界从来不曾忘却的概念。
苏格拉底相信真和善是最基本的存在，而且人们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真与善的境界。
只要人们看到了真和善，他们必将对其孜孜以求。没有人会去追求恶，除非是因为无知。
苏格拉底相信他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人们看到自己的无知，
并且带领他们透过生活表面的迷茫混乱和无谓奔波看到永恒的真和善，
然后他们就无可避免地、无可抗拒地去寻求一种完美的、更加完美的生活。
他没有任何教条，没有一套信仰要灌输到人们心中。他要让人们意识到自己不辨善恶，
并进一步在人们的心中唤起对善的渴望。他相信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亲自去寻求善。
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过谁的向导。“虽然我自己还谈不上智慧，”他说，
“但一些来找我的人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他们是为自己，
而不是为我去发现——但我是神手中的工具。”
他是一个永远的探索者，他只是提出问题，从不进行灌输；
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动摇了人们的自信以及所有使他们感到舒服的生活常规。
他的做法最初只造成迷乱，甚至是极端的压抑。
亚西比德参加阿伽同的晚宴时曾对所有的宾客说：
亚里士多德说，幸福就是心灵的活动。这句话准确地道出了苏格拉底让人感到幸福的方式。
他相信，那些没有认真去思考生活、对自己没有任何了解、也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的人，
他们的生活毫无价值。所以他就紧紧盯住人们的心灵活动，来检验他们的生活，
他坚信，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去追求能令自己满意的生活。
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话语那样在人们心中激起了神圣的不满足感。
他感觉到自己的内心中有一个顾问，这个顾问指导他的日常事务，
并使他的灵魂能够保持恒久的平静。当他因为腐蚀年轻人而被带上法庭进行生死判决的时候——
苏格拉底的学生没有一个相信当时还是国教的荷马的神话——他满怀善意地调笑起诉他的人，
非常有礼地拒绝承诺为换取自己的生命而不再教授学生——
最后使审判他的法官很坦然地判他死刑！他对他们说：“高兴吧，而且你们应该确信，
一个好人绝对不会遭到恶报，不管是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死后。
我很清楚地看到我死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而且起诉我的人不会给我带来任何伤害。
但是，他们也不是为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就为这个，我要对他们稍有责备。
现在就让我们各走各的路吧，你们接着活下去，而我则将去赴死。
哪一种更好，只有神明才知道。”
亚里士多德说，幸福就是心灵的活动。这句话准确地道出了苏格拉底让人感到幸福的方式。
他相信，那些没有认真去思考生活、对自己没有任何了解、也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的人，
他们的生活毫无价值。所以他就紧紧盯住人们的心灵活动，来检验他们的生活，
他坚信，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的话，
那么他们就应该去追求能令自己满意的生活。
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话语那样在人们心中激起了神圣的不满足感。
他感觉到自己的内心中有一个顾问，这个顾问指导他的日常事务，
并使他的灵魂能够保持恒久的平静。
当他因为腐蚀年轻人而被带上法庭进行生死判决的时候——
苏格拉底的学生没有一个相信当时还是国教的荷马的神话——他满怀善意地调笑起诉他的人，
非常有礼地拒绝承诺为换取自己的生命而不再教授学生——
最后使审判他的法官很坦然地判他死刑！他对他们说：“高兴吧，而且你们应该确信，
一个好人绝对不会遭到恶报，不管是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死后。
我很清楚地看到我死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而且起诉我的人不会给我带来任何伤害。
但是，他们也不是为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就为这个，我要对他们稍有责备。
现在就让我们各走各的路吧，你们接着活下去，而我则将去赴死。
哪一种更好，只有神明才知道。”
没有哪个了解苏格拉底的人会不相信“善使人感觉到最真实的存在”。
他通过自身证明了希腊人从一开始就希望拥有的那种卓越的概念。耶稣诞生前四百年，
这个世界从他的身上、从支持他的一言一行的信念中汲取了一种勇气，
人们凭借这种勇气，透过这个混乱、黑暗、无益的生活，真的发现生活有一个善良的目的，
人们能够找到这个目的并将其展现出来。苏格拉底死后五十多年，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可以说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写下了这样的话：
有一种生活，远非人性的尺度可以衡量：人达到这种生活境界，靠的不是人性，
而是他们心中一种神圣的力量。有人说，我们作为人要去思考人的东西，
我们不应该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而要依照我们内心中那种更高尚的东西的要求来生活，
虽然这种东西曦微渺茫，但是，其力量和价值远胜其余。
希腊人的方式
个性（character）这个词源于希腊语，
但是它在希腊语中的意义和我们现在英语中的意义并不一样。对希腊人来说，
这个词首先指的是压在硬币上的印记，其次指的是一个人具有的某种品质，
欧里庇得斯说这种印记——个性——就像赫尔克里斯的勇气，他这个人就是硬币，
勇气就是压在他身上的印记。对我们来说，一个人的个性就是为其所独有的某种东西，
使其区别于他人。而对希腊人来说，它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所有人都部分地具备的品质；
它使一个人与其他人融为一体。我们对人们身上与其他人不同的特殊品质感兴趣。
与此相反，希腊人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他与所有其他人都共同具备的那些品质。
这个区别至关重要。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去考虑每一件独立的事物本身；
希腊人则总是把事情看作整体的一部分，这种思维习惯在他们做的所有事情上都留下了烙印。
希腊艺术和我们的艺术之所以不同，也正是由于这个最基本的原因。
最能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的，恐怕莫过于建筑了。
希腊之后最伟大的建筑应该说是中世纪的大教堂，人们在修建这些教堂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它的位置，
总是随意地将其建在任何方便的地方。我们几乎总能看到一座大教堂矗立在一群矮小的房子中间，
几乎同这些矮小的房子一样古旧，甚至比他们还要古旧，和周围的景物非常不协调，
因此显得特别扎眼。这些教堂的建筑师们从来没有去考虑教堂的位置问题。
他们只关心教堂本身。他们从来没有把教堂与周围的景物联系起来考虑。
但对希腊的建筑师来说，神庙的位置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们在设计建造神庙的时候，
就清楚地看到神庙在天空或大海的映衬下清晰的轮廓，
然后他们要弄清建筑位置是选在平缓的山坡上，还是选在卫城外的高地上，
并以此来决定它的规模。它实际上成了它所处的那个地方的中心建筑；
借着设计建造它的那些天才成为整个环境中的特征建筑，但它永远只是整个环境的一部分。
建筑师们从来不从神庙本身考虑，也从不为神庙本身考虑，他的心中想的不仅仅是他要建筑的神庙；
他总是把神庙与其周围的山坡、大海和苍穹联系起来考虑。
把一件事物和其他的事物联系起来考虑，是一种简化问题的方法。
如果只从事物本身来考虑，一幢房子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东西：设计、装饰、陈设，等等；
每一间屋子都是有很多因素组成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个街区或者一个城市中来看的话，
那些细节就不见了。就像一座城市本身是非常复杂的，
但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来考虑的话，那它也就只剩下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了。
整个地球是纷繁复杂的，但如果把它和整个宇宙联系起来看的话，
它也只不过是太空中一个旋转的天体而已。
因为希腊的神庙是作为整个布局的一部分来设计的，所以它的形式非常简单，
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建筑中最简单的，而哥特式的大教堂是完全从其自身来设计的，
和其周围的事物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它是所有的建筑中细节最繁复的。
希腊人这种将所有事物都看作某个整体的一部分的思维习惯，使得希腊的戏剧与其建筑十分相似。
希腊戏剧中的人物和其他任何时代的戏剧中的人物都不一样。
希腊悲剧家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也有与其他所有戏剧作家不同的方式。就像他们对神庙一样，
他们将剧中人物简化，因为他们同样把这些人物看作一个整体的一部分。
就如同他们从不认为人是人类生活中的主要角色，他们戏剧中的主要角色也不是人；
希腊戏剧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永远是世界之谜底层的那种将我们带到世界上，
而且从此主宰我们的那种给一个人以善却给另一个人以恶，那种使子承父过，
那种用烈火、瘟疫和地震将无辜的人与罪恶的人同时毁灭的必然力。
“被造物可否去问造物主，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难道陶工不能摆布泥土，
把一个陶器做成高贵的，把另一个做成卑贱的么？”对圣保罗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对希腊的悲剧家们来说，这是永远也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而且他们认为和这个谜有关系的因素中，
人是首要的也是最主要的因素。因此他们把人间的纷繁复杂放到一个“无限的背景”之中，
作为一个无法衡量的整体的一部分，这样，这种纷繁复杂就简单了。
当我们从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那些偶然的、无足轻重的事物就从视野中消失了，
就像在一片空旷的田野中，我们只能看见一个人身体的轮廓，
或者说那就像伦勃朗画的老妇人的画像，但把这幅画像放到一个比较宽敞的空间内来看的时候，
老妇人脸上的无数的皱纹就全然看不清楚了。
我们却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占满了整幅画面。我们将所有命定的东西、
那些把事物串联在一起的线索排除在事物的整个布局之外。人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谜；
生活之谜就是一个人的自身之谜，我们所关心的冲突也就是内心中的冲突。
当我们去了解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看外界的事物对他做了什么，
而是去看他自己对自己做了些什么，问题从不在于天命，而总在于我们自己，
在某个舞台上，我们自己是惟一的演员。
我们和希腊人的最大的不同之处莫过于我们看待个人的方式，我们总是孤立地、
只从其本身、也只为其本身来看待个人。我们的戏剧，我们所有的艺术，
都正好和简单相对立，都是最细微的个人化的作品。
一座希腊的神庙使人感觉到大海、天空、群山的辽阔和奇美壮丽，
但要不是有神庙洁白闪亮的大理石相映衬的话，人们不会特别注意到神庙周围的这些景物。
同样，一部希腊悲剧通过一个伟大的灵魂忍受的苦难，
简单而又有力地将我们周围异乎寻常的事物摆到了我们面前，这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
然而却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的黑暗现实，我们知道了人类的无奈和痛苦的神秘意义都尽在其中。
但是简单地刻画和刻画得不充分并不是一回事。
的确，简单地刻画出来的人物形象几乎从来都不具有鲜明的个性，
可是希腊的悲剧却最完美地体现了如何通过简单的刻画使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
希腊戏剧中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赫卡柏和克吕泰涅斯特拉都各有各的特点；她们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来面对命中注定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她们的处境对换一下的话，赫卡柏绝不会为自己的女儿报仇而杀死自己的丈夫；
如果克吕泰涅斯特拉处在赫卡柏的位置上，希腊的士兵可能会发现完成他们的任务没那么容易。
她们的形象被简单化了；其中省却了不少东西，
然而使她们成为鲜活的生命的那些东西一点也未曾缺漏，她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绝不雷同。
一位艺术家可以只勾画出一个面庞的轮廓，
这个轮廓却能够和一幅描画得细致入微的画像起到相同的效果，
希腊的悲剧家们在将人物简单化的同时也能够使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
现代世界的方式
当希腊城邦消失以后，在随后而来的迷茫和危难之中，人们从理智的、
可见的世界转向了禁欲主义和那不可动摇的、精神世界的坚实堡垒之中。
同样，在耶稣诞生之后最初的几个世纪中，教会也由于贫穷、
弱小和迫害而倾向于尽力逃离这可见的世界。这个时候出现了沙漠隐士，
也出现了居住在柱顶上的圣人，他们以自我折磨和自我残伤为乐事。
可见的事物不仅逐渐被人们看成是可以忽视的，甚至是罪恶的，
它使人们完全脱离对不可见的事物的思考。后来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僧侣阶层，
这种极端倾向才得到遏制。知识和艺术取得了一席之地，苦行受到了约束，
但是中世纪时代的美好的上层建筑背后的那种苦难像任何苦难造成的后果一样，
它使人们全力去应付生活的苦难，而全然不知道思想自由为何物，
就像他们从来不知道希腊曾存在过一样。
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以及希腊的重新被发现又使这个大钟摆摆到了另一个极端。
在意大利的城市中已经完全看不到极端悲惨的景象了。人们开始快乐地生活，
并且开始运用他们的理智来进行思考。他们需要自由去思考、去热爱生活和人世之美，
但是到了后来，他们同样也认为不可见的事物都是可以忽视的，
他们的成就也是以道德和伦理为代价换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同时强调道德和人们为自己思考的权利，
但是他们拒绝了美和享受的权利。这个大钟摆的最后一次摆动是在十九世纪后期，
人们为科学真理而战的时候，科学获得了胜利，而宗教、艺术和精神的呼声却都被轻视或者抛弃了。
事情在古代要简单得多，因为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
任何公共利益都可能要求个人献出他们的生命，甚至为了获得更好的收成，
就要用他们的鲜血去肥沃土地。然后，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震撼人心的想法萌生了，
那就是——人人都有权利。人们开始对父权、君权、
奴隶主的权威这些有史始以来从未有人怀疑过的事情产生了怀疑。
原来清楚、简单的东西变得纷繁复杂。个体的观念出现了，于是没有任何东西再是清楚、
简单的了；正义和非正义之间再也没有明显的界限。虽然我们仍是偶尔、隐约地，
但已经比以前明确、清楚地看到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那些人——那些煤矿工人、
那些死囚牢里的罪犯。反对为公众利益牺牲个人的呼声到处可闻。
圣保罗说：“对我们来说，战争不是为了杀人流血，而是为了对抗霸权和暴力。”
那些使人们势不两立、使家族相争、使兄弟反目的最残酷的斗争从来不是为了皇帝和国王，
而是为了用真理的一方面压倒另一种方面。虽然如此，我们当前的斗争再一次证明，
我们的心中有某种东西使我们不能安于接受被分割开来的真理。
虽然自希腊之后西方世界一直都存在理智和精神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把握好人性的这两个方面，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把我们自己全部交给其中一个，而将另一个从我们的意识中完全除去。
每一代人都尽力将精神的真理和理智的真理协调起来，
并借此使内心世界的图画适合于这变动不居的外在世界的画框。单独对每一代人来说，
这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他们或者选择了图画，或者选择了画框，二者始终一去一存，
但是为获得这种平衡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因为我们的本性就要获得这种平衡。
东方人能够舍弃画框从而放弃斗争。可是我们西方人是理智的仆从，我们不可能那样做。
曾经有几段不长的时间时，我们觉得可以舍弃图画，
但是这种对人人都熟知的事物的否定从来都是片面的，持续的时间也都不长。
我们目前努力寻求的平衡对我们来说不仅看上去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得多，
而且实际上也确实要困难得多，因为我们意识到了更多的东西，
我们觉得值得去思考人类在过去取得的那些平衡。在所有的平衡之中，
希腊人获得的是最完全的平衡。希腊人没有将外在世界抽象、淡化而专顾内心世界的呼声；
他们也从来没有拒绝精神而偏爱其物化的形体。对他们来说，图画和画框是契合的；
可见的事物和不可见的事物获得了和谐。
